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不悔的烈火青春

不悔的烈火青春
陳文發


我們依然約在初次見面的紫藤廬門口碰頭,十點前我先抵達巷口旁的騎樓下躲雨,我的頭像是來回轉動的監視器,以半圓形弧度左顧右盼,不知他會從哪個方向出現,紫藤廬已陸續有幾位外國訪客,在門外以手掌遮擋眼前的雨滴,眼巴巴地等待鐵雕鏤空的大門被推開。

記得那年與劉大任見面,我們坐在紫藤廬庭院中紫藤下的石桌石椅上,閒聊他寫作的近況,他談起正在寫「枯山水」系列作品,預計要寫二十二篇可以成書,我說:上禮拜在人間副刊看到您發表的散文〈孤鴻影〉,他說:那篇不是散文,是「枯山水」短篇小說系列中的一篇,當時我相當尷尬的拿起相機,將眼睛遮掩於相機鏡頭後方,他解釋的說:開始寫作因受秀陶、商禽等朋友的影響,基本採用散文詩形式,不久就發現自己跟他們不同,他們包餃子,最好吃的裹在最裏層,而我生性像攤餅,核心越攤越大,小說散文化,從一開始便決定了。我邊聽邊透過鏡頭捕捉他當下神情,突然有一位女侍在我後方叫着:先生,先生你不知道紫藤廬未經申請不得拍照嗎?我轉頭回她說:我真不知市定古蹟不能拍照?紫藤廬不消費不是也能免費參觀嗎?何況我們是在屋外庭院裏,為什麼不能拍照?劉大任起身緩頰對她說:我同你們老闆是老朋友,我們拍幾張照片就走人,那女侍才塌卸臉上猙獰的線條,轉身離開。

監視器鏡頭偵查了好一會兒,終於鎖定左前方那人,一隻手撐傘另隻手叼根香菸裊裊,在雨中邊走邊吃菸朝紫藤廬走來。淡紫毛衣、淺咖啡絨質長褲,顏色愈走來愈清晰,走近前他已將手上的菸捻熄,我向他走來灰黑天然挑染的頭髮、金邊的鏡框、灰黑的短鬍,揮手。雙方招呼微笑握手後,他說:文發好久不見,我們找間咖啡店坐坐聊聊。

我帶他走向泰順街和平東路口的咖啡店,沿途一縷香菸游離氣息散發於空氣中緊緊跟隨。一路上我告訴他,駱以軍就住那條巷子裏、羅門蓉子住對街路口、王渝的老家就是這條巷子裏那塊正蓋起高樓的工地,他邊走也邊憶起,年輕時也到過王渝老家。

他折開奶精球封口,緩緩沁入黑咖啡中,我說起邱剛健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他說:接到你的訊息之前,邱的太太已從北京給我發信告知噩耗,幾個月前還與邱聯繫,知道他近來心臟不好,沒想到他走得那麼快。

邱剛健病逝的消息在網路上流竄同時,直覺「邱剛健」這名字好熟悉,想了許久,才記起劉大任曾說過,因邱剛健的一句話,讓他決定從香港返臺,投入《劇場》的行列。劉大任談起邱剛健,想到他幾個月前在人間副刊上發表的〈《劇場》那兩年〉,他說原與邱在臺灣並不相識,1962年他們兩人都獲得美國國務院獎學金,先後抵達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就讀,他讀哲學而邱讀戲劇,剛好邱的課程作業需要製作一齣戲劇,他便被邱拉去幫忙而成為莫逆之交。

1964年劉大任離開夏大回臺前夕,經同學介紹轉往香港,在熊式一創辦的「清華書院」任職註冊主任並兼文學批評教師,劉大任的外祖父胡浩與熊式一是年輕時的朋友,而得以在香港受到熊式一的照顧,借宿其辦公室中。有一天邱剛健忽然來到香港敲他辦公室大門,邱見到劉大任就說:你們這裏怎會有人說標準的京片子?原來是邱找錯樓層,按錯了門鈴,出來應門的正是左翼長城電影公司老闆的女兒夏夢。他與邱在香港相聚幾天,邱提出回臺計畫,邱說:臺灣實在太落後了,落後國外幾十年都不止,正準備回臺招兵買馬,為臺灣引進西方思潮,創辦《劇場》。邱問他說:你留在香港幹甚麼呢?不如回臺灣加入《劇場》。劉大任說:我後來因無法忘情臺灣文藝圈的朋友,而放棄香港的工作決定回臺,也辜負了熊式一的栽培。

回臺後,邱拿了貝克特在1953年轟動整個巴黎戲劇界的成名之作《WAITING FOR GODOT》給劉大任翻譯,他動筆翻譯時也將自己內心對臺灣當時的感覺以及兩岸冷戰對峙的情境給譯進劇裏,他舉例說,比如「GODOT」按音譯的話是「戈多」,他仿「佛陀」推敲譯成「果陀」,最後他將劇名譯成《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幾十年來在臺灣陸續出現各種中譯本,劇名《等待果陀》仍被沿用至今。劉大任說:當時為了把自己的理念譯進劇裏,使得翻譯進度緩慢,邱急着將《等待果陀》推上《劇場》,邱遂決定自己動手翻譯第二幕。

《等待果陀》刊出後,由邱剛健導演、黃華城舞臺設計、李至善策畫,莊靈攝影、劉大任負責前臺事務。劉大任說:《等待果陀》上演之前,先由黃華成的《先知》一劇開場,那位將銅鑼敲得粉碎的人就是陳映真。演出前後,他寫了〈演出之前〉、〈演出之後〉,而陳映真寫了〈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三篇文章反映了當時同仁間的意見紛爭。《果陀》一劇演出後,《劇場》成員間形成對立,各持己見最後決裂。邱剛健與黃華成主張全盤西化、顛覆傳統,而陳映真與劉大任則認為臺灣的現實環境上有其關懷存在的必要性。劉大任記起黃華成為自己在中華商場展出而寫的〈大臺北畫會宣言〉,宣言中有一條:反對共產黨、更反對假共產黨,他說:「假共產黨」,暗指的就是陳映真和我。

1966年劉大任與陳映真離開《劇場》,加入尉天驄與姚一葦籌劃的《文學季刊》。劉大任記得陳映真在《文季》創刊號上發表的〈最後的夏日〉,是陳發展現實主義創作的第一篇。他離開臺灣之前,也交出了一篇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落日照大旗〉。

劉大任談起最早接觸到所謂的現代主義,是五零年代後期,小圈圈中互相傳閱,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可能是香港僑生帶進來的,他約看過七、八本。《文藝新潮》推崇現代主義,以小說與詩創作為主,期刊中大量使用現代主義畫家布拉克、馬諦斯、畢卡索、克利等畫作來配文章。他透過閱讀《文藝新潮》,才自己去找書來讀。之前他讀的多是舊俄小說、日本小說、紀德、約翰•克里斯多夫、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國三十年代作品以茅盾、魯迅讀的最多,他至今都還能感受當時讀到吳組緗的幾篇短篇小說的震撼。他說:《現代文學》譯介卡夫卡作品,就比《文藝新潮》晚了兩年。

劉大任談起《現文》,我問:您當年認識白先勇、陳若曦嗎?他說:我比他們大一屆,我讀哲學系、他們讀外文系,我知道他們但不熟識也沒接觸,我始終是《文季》的成員,當時《文季》小集團與《現文》小集團是不太往來的,雙方之間幾乎是有點不太尊重的感覺,但我也曾將第一篇散文式小說〈大落袋〉投稿給《現文》。我說:兩個小集團不太相往來,為何還投稿給《現文》?他回說:當時天驄說下一期交一篇小說,我就交一篇給《文季》,有多寫的小說稿就投給外刊,當時倒是沒有那麼清楚的界限。

劉大任於1966年離開臺灣,前往柏克萊就讀政治研究所,1968年陳映真等人因『民主臺灣同盟案』被捕入獄七年。劉大任談到這段黨政高壓控制思想年代的往事,他說:讀書會事件我也牽涉在內,要不是我早兩年去了美國,可能也跟陳映真等人一起被捕入獄,那時我已上了黑名單。劉大任當時並非讀書會核心成員,只參與外圍活動,他仍清晰地記得,很早就在讀書會中,親眼目睹彭明敏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

我問:陳映真出獄後您們有聯繫嗎?他說:有地。陳映真1975年被釋放後,劉大任在美聽說陳映真比從前更左、更黨派化,他認為可能是陳映真在獄中與難友間的患難之交,覺得應對他們有所責任,所以出獄後繼續搞政治這條路,以統派的面目出現。他說:我對陳映真為人了解,他搞文學絕對是第一流人才,搞政治絕對是末流,他不適合搞政治,政治把他給毀掉了。

劉大任為了勸陳映真冷靜下來,寫了〈長廊三號〉,故事開頭由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結尾接起,當時他因黑名單的關係無法在臺發表,而間接請張系國將文章帶回臺交給白先勇,以筆名「屠藤」在《現文》復刊第四期上發表,發表時加了副題「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他解釋的說:陳映真發表〈康雄〉是以筆名「然而」發表,現應少有人知。他說:「長廊」與「蟑螂」當時在海外的英語拼音都是「Chang Lang」,他希望陳映真了解,「外表看上去很漂亮的東西,也有它骯髒的一面」。我問:陳映真有看到嗎?他回說:有地,陳映真看到了,還託人帶給我一張便條紙,上寫「你的思想太灰色了」,發表〈長廊三號〉後,海外的左派,很多人對我很不諒解,李黎甚至還寫文章公開罵我。

三年前在臺大旁的7-11喝咖啡,我問他是否有寫作回憶錄的計畫,尤其是七零年代全球華人響應的保釣運動,當時他回應說:保釣運動的確是有很多值得寫的,但有些事情現階段還不好公開,但曾在《蜉蝣羣落》中,以小說形式處理了一小部分。這次我再度詢問他是那些內容還不能公開呢?他說:很多人都還在世,不好寫。他記憶起那個年頭,全美的校園反越戰氣氛濃厚,天天都有人示威遊行,各種各樣的團體,互相討論與辯論,簡直是熱火朝天,那時候不只是海外華人連美國大學生也都認為美國是邪惡帝國,根據當時的訊息,美國在越南投下的子彈、炸彈不說,光使用水泥數量就足以將整個越南糊成一個巨大的籃球場,你看有多厲害,臺灣就是當時水泥工業發展起來的。

劉大任說:保釣現在看來有它的正面與負面,他認為正面的影響很大,歸納為三點,一,保持釣魚臺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它的爭議性,七零年代如不吵的話,美國將釣魚臺交給日本就變成定論,二、至少先從海外的知識份子做起,不要怕威權統治,要打破白色恐怖對人類的威脅。敢站出來示威,反對不合理現象,保釣也有其貢獻。三、正面提醒,不管海峽兩岸哪一個政權,只要是執政的領導人都不可在主權與領土的問題上,軟弱、掉以輕心。

但也有它的負面,劉大任說:知識份子只要牽扯到一點權力,就會形成小圈圈,意見不合就互相排斥、攻擊,有時還採取不光明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地,特別是在保釣後期,左派與右派,大家都好像要與某一個政權認同,分成兩邊水不容火,彼此污衊了,就像今天臺灣的藍綠對立一樣,因為在海外沒人管,可能更過之而無不及。我問:您那時是靠左?他說我們是最早被扣上紅帽子的人,保釣當時我們出了油印刊物《戰報》,主張:不管釣魚臺是屬於臺灣、中國或宜蘭的,就是要爭主權、要打破白色恐怖,這點就得罪了臺灣的執政黨,所以那時壓力非常大,但我們的立場是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活動,成員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黨員。

他回想當年保釣運動,還是相當純潔的學生運動,全都是自掏腰包,有的人搞到失業、失學,像他在校外搞了一年多,最後連工作都丟了,博士學位也沒拿到,保釣改變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

我問:您年輕時有左的思想,沒想過也跟陳若曦段世堯一樣回中國?他說:我年輕時認為中國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雖然有左的思想,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臺灣,我對臺灣有深厚情感,從沒想過要回中國,那時的想法,如果要搞革命、要搞社會活動、搞文化事業,我也是要回到臺灣,但我卻整整十七年被流放海外有家歸不得。談到陳若曦他記起,1966年剛到美國就聽說段氏夫婦從法國回到了中國,那時他在地下讀書會的組織中看到陳若曦從上海、北京寄來美國的兩封信,信中夫妻倆還相當興奮,後來就再沒有消息出來了。

十多年後,劉大任在美國見到了陳若曦,從陳的口中得知,他們抵達北京後住在外交部的華僑大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開,外交部也正鬧革命內鬥中,老早把他們倆給忘了,談到這段我聽的正盡興時,劉大任的手機響起,前一通接起就斷了,他回臺有很多老朋友要見,怕漏接訊息,他猜想可能是初安民方面打來的,這次他接通了手機:是地、是地,麥可,好不容易都在臺北,我們約個時間,你說,老張牛肉麵,是永康街公園旁那家嗎?好地,他從上衣口袋抽出一張排得滿滿的行程表,我看一下,明天不行,我太太同學會,禮拜四可以,那就中午一點見,好地、好地。

通話結束,他看了手錶說:已十二點半,得離開了。最後我再提出臺灣目前吵得火熱的散文真實與虛構的議題,他說:我覺得散文必要時可以虛構,否則《桃花源記》豈不是變成小說了。當然,目前臺灣的討論涉及「文學獎」的問題,我覺得,辦理這種活動的單位,應該先宣布遊戲規則以減少糾紛。我中午還跟親戚有約,下回再聊吧!

離開咖啡店,在巷口轉彎處與他道別,見他背後再度燃起菸霧,隨他漸行漸遠的背影,灰黑、淡紫、淺咖啡、折進巷裏深處,只剩一縷菸霧在空中等待退散。

(中華日報副刊二O一四年一月廿七日;陳文發臉書二O一四年一月廿七日)

2014年4月22日 星期二

從《華僑文藝》到《文藝》

從《華僑文藝》到《文藝》
許定銘

近年來研究香港文學的風氣很蓬勃,可是,在談到六十年代的文學時,大多忽略了《文藝》這個純文藝刊物。我以為《文藝》在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上,是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而且,也確曾推動過文學的主流,實在不容忽略。

《文藝》原稱《華僑文藝》,創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是一份十六開本的純文藝刊物,每期約有四十餘頁,主編是丁平和韋陀(黃國仁),編委還有碧原、北野和方羊。

丁平(1922~1999)廣東人,中山大學碩士。年輕時已醉心文學,對新詩尤其有興趣。四十年代得胡風指導,寫成處女詩作《帶花的馬》,發表於一九四O年代桂林版的《七月》上,以後便開始了寫作,重要的作品是一萬三千行長詩《在珠江的兩岸綫上》(1942,桂林,詩生活出版社)和《灕江曲》,胡風極為推許,據說「丁平」這個筆名,也是胡風起的哩!

《文藝》非常着重創作。創刊號只刊出墨人的《論人物描寫》一篇文藝理論。創作則有:碧原的長篇連載《伊甸園外》,短篇有黃崖的《裁判》、北野的《羅網》、方羊的《春霧》等。散文有謝冰瑩的《種花的啟示》、思果的《關於〈夢溪筆談〉》和韋陀的《陋巷雜記》。至於詩方面,則有張健的《詩三首》、余華的《出塞》、覃子豪的《髮》、辛鬱的《賦別二首》和莫若英的《失落了的夢》等。

這以後,它的內容,都是每期刊理論一至兩篇,其餘全部創作,尤以小說刊得最多,每期約五六篇。同時,它也是個肯給大量篇幅刊登詩作和年輕作者作品的刊物之一。丁平告訴我:「我們每期都刊出三分一名家的作品,共餘的則撥給年輕新人,盡量給他們發表作品的機會。」

《華僑文藝》的作者,大多以海外的為主。如星洲的黃崖、美國的李金髮、台灣的墨人、覃子豪、管管、王平陵、謝冰瑩、澳門的方羊等,都是長期支持這個刊物的重要作家。此外,由於編者與台灣藍星詩社的創辦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藍星諸人大力供稿,每期均有作品發表。

《華僑文藝》月刊出版一年後,到一九六三年七月改為《文藝》出版,編委加進了江葦、盧文敏、陳其滔、方蘆荻、張牧(草川)和馬漢等文壇新人。其中大部份為本港的年輕作家。與此同時,他們亦有大量作品在這裏發表。

《華僑文藝》何以要改名《文藝》呢?丁平說:「我們這個刊物,每期印三千本,南洋方面銷去二千本,是主要的出路。一九六三年,南洋很多地方排華,認為《華僑文藝》有煽動華僑之嫌,故此,最後一期《華僑文藝》全部不准入口,退了回來。我們不能不被迫改名了。」

《文藝》出至第十二期,已不能維持月刊,第十三期改為雙月刊,終於出了一九六五年一月的第十四期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代理批往南洋的批發商欠賬不付,至經濟困難,而無法支持下去。由《華僑文藝》到《文藝》,這個純文藝刊物共出了二十六期。

《文藝》這個刊物值得懷念,是它的特色甚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動態》和《讀者‧作者‧編者》兩欄。每期它都各用一頁,在《作家動態》中,報道港台、東南亞各地作家們的動態。如作家們到哪裏旅行去了,誰正埋首作什麼,誰有什麼書出版了,誰參加了座談會,發表了什麼言論等等。譬如《華僑文藝》二卷一期,就有這樣的報道:

司馬中原、段彩華、朱西寧三位先生同時入伍,十多年來也是打在一起,而創作觀點以至作法,又大都相同,故人稱之為「鳳山三怪傑」。據說他們聽了,總是一笑置之,不以為忤。

人稱管管先生為「海盜詩人」,不料最近這個「海盜詩人」忽然看破紅塵,準備削髮三千丈,入山做和尚云。

這種文字幽默而具趣昧性,對欲知道作家生活實况及行踪的讀者來說,實在頗能滿足他們的渴求,極具吸引力。

《讀者‧作者‧編者》代替了一般的編後話,介紹了該期的文章,下期的重要作品以外,更作了三方面的聯絡站。這個欄名,也給人一種關係緊密的親切感。

此外,還設有《作家書簡》一欄,發表作家來往的書信,使讀者對作家更了解以外,還明瞭到創作的甘苦。《作家寫作家》一欄,是由名家執筆的作家專訪,介紹過墨人、王藍、壬平陵、馮馮……等人。

還有一點與別不同的,是發表在《文藝》上,文章作者的名字,都是簽名式,而不是排字的。《文藝》最為我喜愛的,除了實質的內容外,就是它的插畫。前幾期用的是馬蒂斯、畢加索和壬無邪的作品,後來則全出自楚戈(袁德星)的手筆。楚戈能畫能詩,配了畫的詩和小說中的插畫,經常出現,都使人愛不釋手。楚戈那種單線條的抽象畫是我所熱愛的,這也是我不能忘記《文藝》的原因之一。在活版印刷的當時,每個簽名,每幅插畫,都得製成電版,《文藝》肯為此出手闊綽,確實是難得的。

《華僑文藝》一卷六期出了個「小說專號」,發表了:謝冰瑩的《北伐時代的女兵》、張漱菡的《長夜》、司馬中原的《野市》、王敬羲的《一個囚徒》、王平陵的《望子成龍》、墨人的《遠地的和尚》、劉燦的《問題學生》、鄧文來的《塔里木河上之月》、宣建人的《街頭小景》、吳痴的《機緣》、盧柏棠的《母親的心事》和黃崖的《一個夢的解剖》等十餘篇小說,都頗具水準。原本還計劃有「新詩專號」、「散文專號」、「文藝理論專號」的,可惜未見實行。

一九六三年十月,詩人覃子豪逝世。《文藝》一卷六期(1964年1月號)出版了紀念專號,詩文十餘篇,詳載覃子豪的生平,及死前臥病的經過,插以楚戈的畫及照片,內容充實,為研究覃子豪所不能缺少的第一手資料。一九六四年一月,壬平陵逝世,《文藝》三月號亦有幾篇追悼文章,但陣容就不及前者了。

「文藝月刊社」除了出版《文藝》,還代售台灣出版的文藝書,種類不多,但質素卻不差,主要是藍星社的詩集。筆者藏的一本張默的處女作《紫的邊陲》,似線裝書長長的開度,印刷精美,即購自那兒。此書還是只印了五百本的紀念本哩!此外他們還和《音樂生活》月刊社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在「紅寶石餐廳」合辦過一次「文藝沙龍」的聚會。

《華僑文藝》和《文藝》雖然在本港出版,停刊至今也不過二十年,但流傳於市面的卻少之又少。

(寫於一九八五年十月,一九八六年一月刊於《香港文學》第十三期。)

古楚國來的戰士
許定銘

 
楚戈的插圖

原名袁德星,從「古楚國來的戰士」楚戈(1931~2011)是湖南汨羅人,他今天已成為國際知名的藝評家和藝術家,深受藝術界的推崇。而一九六二年為《文藝》繪插圖時的楚戈,其實只是位軍中的小兵。石慢在談楚戈作品的〈邁向「現代中國繪畫」之路〉(見采詩藝術事業版《楚戈作品集》,1991)中說:楚戈的作品深受西班牙畫家米羅(1893~1983)及保羅克利(1879~1940)的影響。「光是最簡單的線條本身,便有充份的表現張力,放手施為,便可完足地創造出具有自我內在意義的世界……楚戈自己所著迷的克利風格時色,原來也正是他自己的藝術中最根本的要素──綿延不斷的線條」。

楚戈當年的這些速寫線條畫,據說都是在軍中聽訓話或開會時隨手繪畫的,而且隨畫隨發表,大多沒留底稿,而他近年所出的畫冊中,多是色彩鮮艷斑斕的水墨,則《文藝》中所載的近百幅線條素描便更為可貴了。

我欣賞圖畫的三大要點是:色彩、構圖和動感。大家請看附文這幅畫:一位身形瘦削的男子,背握雙手垂頭喪氣的朝向落日慢走,他的失意、沮喪,盡在垂頭、彎背中表露無遺,從不斷的「之」字路中傳遞給讀者,令讀者也為他歎息。這是袁德星為碧原的小說〈代罪的羔羊〉而繪的。

愛玩耍的「火鳥」
許定銘


原名袁德星的楚戈(1931~2011)是湖南汨羅人,他是國際知名的藝評家和藝術家,同時也是以詩聞名的台灣文人。楚戈的第一本創作是詩集《青菓》(台北駝峰出版社,1966),跟着是藝術評論集《視覺生活》(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和紀錄文藝座談會的《紀錄文學》(台北十月出版社,1969)。第一本散文創作集,則是大家如今見到的《再生的火鳥》(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封面畫和題字,都是他自己的手筆。

一九八O年楚戈罹患鼻咽癌,經過三年放射治療的折磨,從鬼門關轉了一圈回來。朋友們為了慶賀他重生,替他搜集過往多年來發表的散文,編了這本《再生的火鳥》。楚戈則認為:文章發表後,得以結集存放一起,是另一種「重生」。

《再生的火鳥》有三百多頁,分《生死之間》、《玩耍人生》、《自然的召喚》、《交遊與見證》、《牧歌》、《拾零集》和《故事》七輯,收散文近三十篇,是本藝術論文以外的純散文集。最難得的是書後還附有由他自己撰寫的〈楚戈寫作年表〉,紀錄了他一九八五年前的寫作活動和生命歷史。

以漢字寫作的韓國文人許世旭是楚戈的好友,為他寫序時,强調了他一生「玩寫字、玩水墨、玩詩文、玩煙雨、玩溪流……」,都玩得盡興且投入,是愛玩耍的「火鳥」。

楚戈在香港
許定銘


楚戈很早就在香港的文藝期刊上出現。一九六O年代初期,丁平主編《華僑文藝》(後改稱《文藝》),楚戈已在此寫詩和散文,還繪了不少單線條的抽象素描插畫,估計近百幅。我就是在這本期刊上知道楚戈,並立即愛上他的詩和畫。

一九八三年楚戈病癒後,得畫家好友李錫奇之助,到香港「大一設計學院」作短期講學,住在銅鑼灣利園大厦,目的是邀請闊別三十四年的母親到港短聚,後來他還出了本散文集《如火的傳奇》(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

《如火的傳奇》是三十六開本袋裝書,一七六頁,收《迂迴的路》、《母親的手》、《純真的世界》、《生死之間》和《如火的傳奇》等五輯,共十九篇,大部分都是從《再生的火鳥》再選用的。其中〈生死之間〉寫他治病期間的掙扎,〈母親的手〉寫他永不能忘懷的慈母,是楚戈一生中難以釋懷的兩件事。〈如火的傳奇〉則寫陶瓷界苦行僧孫超苦學的傳奇。楚戈書最大的特色是常加入插畫,《如火的傳奇》則除了插畫外,書前還有一組楚戈與家人及友朋共攝的生活照。

出《再生的火鳥》時,楚戈以為生命已接近尾聲,此所以附錄了有總結意味的《楚戈寫作年表》,想不到他的生命力超乎尋常,再多玩二十幾年,才於二O一一年三月大去。

楚戈的水墨《鴻圖》

很「現代」的《文藝》
許定銘


《文藝》是香港一九六O年代初出版,歷史不太短的純文學期刊,由丁平(1922~1999)主編,創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這份刊物創刊時原稱《華僑文藝》,主銷南洋各地,因受當地政治壓力,出了十二期後改為《文藝》繼續,共出二十六期。

《文藝》以創作為主,與《文藝新潮》和《好望角》一樣,走的是「現代主義」路線,丁平與覃子豪友好,透過他的關係,供稿的台灣作家甚多:司馬中原、墨人、管管、王平陵、辛鬱 、謝冰瑩……與海外的李金髮和黄崖等,都是《文藝》的長期作者,本地的作家則有陳其滔、方蘆荻、盧文敏、張牧等人。

《文藝》的特色是每期均有〈作家動態〉專欄,報導海內外作者的活動情況,代替〈編後話〉的〈讀者‧作者‧編者〉欄,更有親切感,能使讀者產生歸屬感,穩定雜誌的銷數。

除了水平甚高的創作,《文藝》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插圖。自第七期起,它的封面都採附圖同一形式設計:雜誌名放在上端,下面是該期的作者,中間全是如今大家見到的單線條抽象素描。雖然每期的插圖不同,卻來自同一作者:用筆名楚戈寫詩,用原名繪圖的袁德星,是《文藝》成功的功臣。除封面外,袁德星在期刊內的插圖,估計近百幅,可出本畫冊。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馬吉按:沈舒先生曾訪問許定銘、盧文敏、辛鬱和張健,從多個角度探討丁平與《華僑文藝》,非常精采。感謝沈舒先生同意訪問稿在本網轉載,現先刊登三篇,以饗書友。

遺忘與記憶──許定銘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香港著名藏書家、作家許定銘先生年青時是丁平先生的學生,曾修讀他的「寫作」課,與他有直接的接觸。許先生先後寫過〈從《華僑文藝》到《文藝》〉〈很「現代」的《文藝》〉二文,(2)對《華僑文藝》有深刻的認識。本訪問稿經許定銘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二年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木球會

許:許定銘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許定銘先生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現先請許先生談談開始寫作的經過。

許:我開始寫作與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有關。由六十年代初開始,文社風氣盛行,喜愛文學的年青人紛紛組織文社,其中一個是「阡陌文社」,主要由《中國學生周報》的通訊員組織「文學組」的成員組成,包括羊城(即楊熾均)馬覺、林蔭、子燕(即趙國雄)、吳平等,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了文集《綠夢》,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等作品,(3)受年青人歡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也可以結集出書,給我的創作慾打了強心針,刺激很大。

初中時,我在德明中學唸書,因為父親在那裏任教,所以免收學費。一九六二年底,我只有十五、六歲,唸中三,剛剛開始寫作。同校的同學李仕俊(筆名廬頤)比我高一年級,組織了一個叫「同學文集社」的文社。(4)「同學文集社」的成員中,不少同時也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至今,我仍不明為甚麼要同時成立兩個成員大致相同的文社。那時候,我參加了由《中國學生周報》「文學組」出版《學生之家》主辦的第二次徵文比賽,由蕭輝楷任評判。我僥倖得第四名,獲頒優異獎。(5)李仕俊知道我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而且是他的師弟;後來,他們籌備出版一本與《綠夢》性質相同的文集,找我寫稿。於是,我寫了一篇散文〈沉思走筆〉,收入一九六三年底出版的《荒原喬木》。(6)這篇散文是我第一篇在單行本書籍發表的文章。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同學文集社」和「阡陌文社」的成員,自始對文社的興趣越來越大。同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版很熱鬧,有很多學生投稿,每星期出刊三、四天,每次半版,我亦經常在那裏發表作品。除《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外,我也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在學生文壇中略受注意。當時有種風氣,就是在學生版發表的文章,通常都會附上文社的名字,方便大家互相聯絡。

一九六三年中,父親離開德明中學,要我轉校。那一年,我剛剛初中畢業,考進九龍仔大坑東路德會協同中學升讀高中。我與同校但高我一年級的黃韶生經常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發表作品,互相慕名而久。後來,他主動來找我,說:「我是黃韶生,筆名白勺。」我說:「我很早就認識你。」他說:「我們準備組織一個文社,想邀請你參加。」我說:「好呀!」於是,他和他的同班同學黃維波、楊懷曾及我和我的同級同學郭朝南一起組織了「芷蘭社」(後改稱「芷蘭文藝社」),後來還加入了游之夏(黃維樑)、陳炳藻等新成員,共約有十多位成員。我們曾經借用幼稚園的課室舉辦講座,吸引到二、三十人參加。以學生活動來說,反應算是不俗了。

我在協同中學讀了兩星期後,父親又要我轉校,改到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上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距離協同中學很近,步行只需十餘分鐘。所以我與「芷蘭社」的文友保持聯繫,尤其是黃韶生,因為他住李鄭屋邨,而我住蘇屋邨,他經常過來找我閒聊,以及一起到李鄭屋邨的社區圖書館看書。期間,父親要我晚上進修英文,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出於反叛的性格,我經常缺課,每晚到那所圖書館看書,讀畢那裏所有新文藝書籍。我對齊桓、秋貞理(司馬長風)、黃思騁、徐速等新文學作家的認識,都是那段日子「浸」出來的。順帶一提,我與當時住在李鄭屋邨的吳萱人都是在那所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每次進入圖書館時,都要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一次,吳萱人從簽名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拍拍我的肩膀,說:「原來你就是許定銘,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我們因而認識。

因為搞文社的關係,我認識的人漸多,我後來聯絡了幾位青年文友,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模仿《綠夢》出版文集,於是合資出版了《戮象》這本書。編書時,其他人正忙應付會考,這本書最後由我一手一腳包辦,包括校對、版面設計等,而插圖則由我一位德明中學的同學宗汝明負責,模仿楚戈的風格而畫的。《戮象》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特別有紀念價值。

沈:許先生是怎樣認識楚戈的繪畫風格?

許:我是從《文藝》認識到楚戈的繪畫。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出版《藍馬季》這份季刊,由我主編,而每期的〈編後話〉都是由我寫的。當時仍然以「執字粒」的方法出版,每期的製作費需百多元。後來,吳昊、藍山居(即古蒼梧)、震鳴(即吳振明,吳昊的哥哥)、路雅、康潔薇、龍人等陸續加入。期間得到吳昊、藍山居等朋友合資,才有經費繼續出版了三期《藍馬季》。

沈: 請許先生談談認識《華僑文藝》的經過。

許:其實,我是首先認識《文藝》,然後才知道它以前叫《華僑文藝》。當時,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文友,一位是經常寫文章的黃韶生,另一位是讀書很多但甚少寫作的古兆申。古兆申在諸聖中學讀書,比我高兩年級。我們《戮象》的一班朋友很沉迷現代主義,喜歡在作品中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有一次,古兆申對我說:「如果你們喜歡現代主義,除了看目前在港台流行的作品外,還可以看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因為當時已經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他第一位介紹給我看的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就是施蟄存。另外,我們都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古兆申說他的老師黃國仁(筆名韋陀)出版了一本很現代的《華僑文藝》,有不少台灣作家在這裏發表作品,值得一看。我們看後都很喜歡這份刊物,但無法在香港買到這本雜誌,因為它主要銷往南洋地區。後來,他帶我去位於諸聖中學對面的《華僑文藝》社址,與黃國仁和丁平見面。抵達時,我除了見到他們兩位外,還買到《華僑文藝》合訂本,這說明了《華僑文藝》已出版了一段日子,而且已改名為《文藝》了。我亦留意到社內有很多台灣詩人的詩集發售,譬如曹抄(即辛鬱)的《軍曹手記》、張默的《紫的邊陲》、覃子豪的《向日葵》、葉珊的《花季》……

古兆申在最近出版的《雙程路》(7),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華僑文藝》和《文藝》,不過沒有提及的東西也有不少,包括他與我們這群文友的交往,曾經出版過《蒲公英》這份報刊,曾經寫過一篇七、八千字的長文〈新詩沒有根嗎?〉等。(8)

沈:許先生當時經常發表作品,為甚麼沒有投稿到《華僑文藝》?

許:我認識這份雜誌時已經改名為《文藝》了,當然沒有投稿給改名前的《華僑文藝》。我雖然認識了黃國仁和丁平二位先生,但畢竟是中學生,初學寫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夠,不敢投稿到高水平的《文藝》。後來,到我有意投稿到《文藝》時,它就停刊了。因此我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沈:無論是早期的《華僑文藝》還是後期的《文藝》,我發覺它很少刊登青年作者的新書出版消息。請許先生談談《文藝》刊登《戮象》出版廣告的緣起。

許:《文藝》出版到後期時,我們也出版了《戮象》,於是送了這本新書給黃國仁和丁平兩位。我猜想是因為古兆申的關係,他們在《文藝》免費幫我們刊登廣告,刊發《戮象》的出版消息。他們這樣做,大概有鼓勵年青作者的意思吧。

沈:《文藝》停刊是因為資金還是銷路不足?

許:《文藝》停刊是與資金不足有關。我曾經向丁平老師問過停刊的原因,他說《華僑文藝》改名《文藝》,是因為南洋排華,刊名有「華僑」二字就無法入口。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書刊當時主要銷售到南洋地區。後來,發行到南洋的《文藝》給人拖數,最後無法支持下去,只好停刊。

一般來說,出版社結業時,會將剩下來的舊書刊全數賣給舊書攤。譬如亞洲出版社結束時,我們很容易在乃路臣街的舊書攤找到他們的書刊,每本五毛。《蕉風》改版時,我曾經在乃路臣街買到幾乎完整的一套。不過,《文藝》停刊後,書市上很難找到它的舊刊。一九七O年代,我曾經直接問過丁平這件事,他說:「我們沒有賣給舊書攤,全數燒掉了。因為不想那麼好的東西,變成舊書攤的垃圾。」而且,香港的讀者不多,現存的《華僑文藝》就更加罕見,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曾經出版過這份文學雜誌。由文社潮開始,我一直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經常閱讀書報,也只是透過古兆申的介紹才認識到《華僑文藝》,由此說明這份雜誌在香港的流通量不多。

沈:我相信雜誌社將刊物定名為《華僑文藝》的時候,已經有意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的市場。

許:對,所以他們創刊時以「華僑」為刊名。因此,早期的《華僑文藝》甚少香港作家,到了後期的《文藝》時才有較多香港作家。其中,香港作家盧文敏、蘆荻、草川、陳馳騁等與韋陀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成為《華僑文藝》的編委,並且在刊物上經常發表作品。


沈:請許先生與我們分享到香港官立文商學院及華僑書院進修的經過。

許:一九七O年代我和太太二人都是教書的,收入不多,所以我要做多份兼職,完全沒有時間寫稿。我是柏立基師範學院一年制體育組畢業的,任職文憑教師。如果不繼續進修的話,我是沒有機會升職的,不能夠由CM升至AM。所以,一年制的文憑教師都會去讀由香港政府官立文商學院的三年夜間兼讀課程,畢業後等同師範學院二年制畢業。官立文商學院等於政府的專上學院,早期設立在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亦設立於葛量洪師範學院。我讀了三年官立文商,畢業後幾年才升職。有部分文商學生畢業後到浸會書院,進修兩年就等同大專畢業。我當時很窮,沒有錢到浸會當全日制學生,於是到華僑書院讀第四年,畢業後拿了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大學畢業證書。我入讀華僑書院前,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入讀後,才知道我認識的蕭輝楷、丁平等老師都在那裏任教。

沈:許先生在華僑書院修讀哪一學系?

許: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讀「社會系」,因為不用讀書都可以畢業。這也難怪,大家平日教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進修,實在不能苛求。一九七二年,我讀華僑書院中文系,有十多位同學。由於我很早就讀文學書籍,課程內容對我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經常不上課。當時,丁平老師開了一門「寫作」課指導學生創作,他知道我有多年寫詩的經驗,上課時會叫我出來,在黑板上寫詩給同學賞析。另外,我也有修蕭輝楷老師的哲學課。

我修讀丁平老師的課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既然你喜歡讀書,不要只顧創作,應該做些學術研究的工作。」他說我平日可以不用上他的課,但要交一篇畢業論文。我當時對蕭紅甚感興趣,與丁平老師商量後,決定以蕭紅的小說為論文的題目。市面上,蕭紅的著作不多,完全沒有內地的原版書,只有小量香港版的書。在丁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論蕭紅及其作品〉,首先在《文壇》發表,(9)後來收入《醉書閑話》。(10)當時,《文壇》的編輯是盧森,他見這篇文章是丁平交來的,所以沒有發稿費。我後來寫信給盧森追稿費,他很快就發來了。〈論蕭紅及其作品〉發表後,我更喜歡寫評論文章了。於是,在丁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李廣田的論文〈論李廣田的創作〉,都是在《文壇》上發表。(11) 因此,丁老師開啟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沈:許先生可否談談丁平老師與學生相處的情況?

許:丁老師為人隨和,曾經對我們說:「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教授,你們叫我老師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丁平老師,而不是丁平教授。他善於因材施教,例如我已經懂得教學的內容,他只要求我交功課即可,不必上課。而且,他亦樂意把我的文章發給同學討論、學習。丁老師經常把修改好的學生作業,投給雜誌發表。丁老師為人容易相處,無論別人說甚麼意見,他都樂於應和;而且,他亦善於讚賞別人的優點,善於與人為友。

畢業後,我忙於應付生活,未能與丁老師保持聯絡。除了教書外,我要照顧父母和六個弟妹的生活,還要兼顧書局的工作。最高記錄時,我同時有多份兼職:日間教小學,下午看書店,晚上教官立文商及官立夜中學,每天寫見報的專欄,在出版社編文藝月刊,為雜誌寫稿……忙得不可開交。自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見過丁平老師。

沈:許先生後來也在官立文商學院教書,可否說說當時的情況?

許:約一九八O年代初,曾經在師範教過我的江潤勲老師繼任官立文商學院的院長,他想開設「現代文學」課,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教師。一九七二年畢業後,我發表了大量創作和評論作品。期間,得到李學銘先生賞識,認為我對現代文學有相當認識,向江潤勲院長推薦我任教「現代文學」。江潤勲院長對他說:「許定銘是我的學生,請他來見我。」他的記性真好,我於一九六五讀了一年師範,到了八十年代他仍然記得我是他的學生。由八十年代開始,我到官立文商教書,最初教「現代小說」,後來還教「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前後教了八年左右就沒有再教了。在官立文商這段教學日子對我很有好處,我一方面有機會認真讀書,加深對現當代文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亦不斷寫稿,與學生討論我的文章。《醉書閑話》大部分文章都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沈: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文學界逐漸興起一股現代主義思潮,《華僑文藝》與其他現代主義雜誌《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新思潮》等有哪些不同之處?

許:《詩朶》和《文藝新潮》刊行時,我還在讀小學,是事後才讀到這些期刊的。到我開始寫作時,主要看《好望角》和台灣的《創世紀》。如果要比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我認為《華僑文藝》最不同之處是較為「開放」,能夠容納各種體裁的稿件。《華僑文藝》重視創作多於理論,發表大量小說、散文、新詩等不同類型的作品,與着重介紹文學理論和西方學術思想的《詩朶》、《文藝新潮》等不同。《文藝新潮》亦介紹過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來說是較為罕見的。

香港的文學雜誌雖然都有刊登台灣的作品,但從來沒有一份像《華僑文藝》般,大量刊登台灣的來稿。《華僑文藝》在詩創作方面尤其出色,不但數量較小說和散文為多,而且丁平老師是覃子豪的老友,發表了很多台灣優秀詩人的作品。其中,《文藝》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詩人覃子豪紀念特輯」編得十分好,我讀後很感動,印象亦很深刻。我相信丁老師辦這個大型專輯,固然因為他是覃子豪的老朋友,而且這個專輯的作者大部分是覃子豪的學生或朋友,在一呼百應之下,丁老師很快就可以編好了。其實,這個紀念特輯亦有助提升《文藝》的地位。

另外,丁平老師在《華僑文藝》開闢了「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在當時來說是首創了,因為香港的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這類欄目。「讀者‧作者‧編者」的作用主要在於加強讀者、作者和編者的溝通,讓編者能夠掌握讀者的需要,以至解答年青人在寫作上的疑難。

相對而言,我較為喜歡閱讀《華僑文藝》,因為我當時醉心新詩,最喜歡看楚戈的詩和插圖。另外,我亦喜歡李金髮,所以我一直留意他在《華僑文藝》的作品。其他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管管、畢加等,都是我當時喜歡閱讀的作家。

沈:李金髮在《華僑文藝》發表了多篇作品。當時還有哪些報刊發表他的作品?

許:據我所知,《蕉風》也有李金髮的作品,寫過一篇傳記〈浮生總記〉。當時,香港寫詩的人知道李金髮這位作家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他,更加談不上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李金髮當時沒有受到香港人的重視。

《蕉風》雖然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但編者黃崖是從香港去的,因此,約稿的作者多為台港兩地的作家。《華僑文藝》和《蕉風》都是在香港印刷的文學雜誌,而《華僑文藝》之於台灣的關係與《蕉風》之於香港的有些相似。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

許:我不覺得《華僑文藝》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它是一份開放的、容納各家各派的,而且以創作為主的文學雜誌。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備受忽略的原因是甚麼?

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流通量不多,所以認識這份雜誌的人也不多。

沈:感謝許先生接受訪問,談到與丁平先生的師生情誼,亦回顧了《華僑文藝》的出版及流通情況,有助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學家和這份文學雜誌。謝謝!

許定銘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參見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藝》〉,《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頁六七至六九;許定銘〈很「現代」的《文藝》〉,《大公報》,二O一O年九月二日。
(3) 參見許定銘〈《綠夢》和《荒原喬木》〉,《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一九九八),頁一九二至一九四。
(4) 參見許定銘〈歷史悠久的「同學文集社」〉,《書人書事》,頁一九○至一九一。
(5) 這次徵文比賽的得獎者依次為伍清泉、黃文初(黃德偉)、陳政元、許定銘、李仕俊、陳龍健、黃龍生(黃韶生、白勺)等。參見許定銘〈《阡陌》‧《學生之家》‧《學園》〉,《書人書事》,頁一九五至一九七。
(6) 同註3。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一九六三─二OO三)──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O一O。
(8) 有關《金線》的出版情況,參見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一八五至一八九。
(9)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文壇》,第三二九期,一九七二年八月,頁五九至六四。
(10)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許著《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O),頁七四至八三。
(11) 見許定銘〈論李廣田的創作〉,《文壇》,第三三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一九一至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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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ton HO:丁平先生在九十年代仍於港大校外課程敎文學創作,朋友T和其他同期的學生在課程仍後一直和丁平先生聚會,在丁平先生病重至離世期間,他的學生們一直在旁幫忙照顧/打點,而到現在,學生們仍定期拜祭丁平先生。


遺忘與記憶──辛鬱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辛鬱先生為台灣著名軍中作家、詩人,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曾加入《現代派》及《南北笛》詩刊,曾任《前衛月刊》、《創世紀》詩刊、《人與社會》等刊物編委,十月出版社總編輯、《科學月刊》社長、《國中生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辛鬱先生雖然不是藍星詩刊同仁,但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在覃先生患病晚期貼身照料,並受託負責《華僑文藝》台灣稿件的發稿工作。在《華僑文藝》發表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中,以辛鬱先生的作品最多。本訪問稿經辛鬱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台北辛鬱先生家中

辛:辛鬱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在台北與辛鬱先生見面,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辛鬱先生與我們分享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辛:我們軍中寫作的,因為環境比較閉塞,與外界聯繫不易,所以多半靠自己摸索,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偶而讀《中央日報》副刊及軍中發行的雜誌。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五O年代初期,是在《野風》半月刊上的一首短詩,內容已完全忘記;隨後,經由詩人沙牧(我軍中的長官)提擕鼓勵,開始給紀弦老師的《現代詩》投稿。《野風》上那首詩,用的筆名叫「雪舫」。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與覃子豪先生的交往?

辛:一九五二年三月,覃老師在台灣糧食局任職督導員,經常視察台灣各地糧食生產的狀況。有一段日子,他先後在台灣南部、花蓮、台東等地區工作。昔日的交通沒有現在的方便,由台北到台東沒有火車,只能坐大巴,但路不好走,非常辛苦。雖然可以坐飛機,但大家都不太放心坐那些C四十六、四十七型發動式老飛機,因為這些飛機的安全度與今天噴射機的相差很遠。覃老師談及這段日子時,經常跟我們說:「儘管我這麼忙碌、這麼勞累、這麼困難,我還是要堅持辦《藍星詩刊》。」我們都知道,《藍星詩刊》的編輯和行政工作都由覃老師負責。我、楚戈、商禽、管管等本來是《現代詩》的,後來是《創世紀》的,卻不是藍星的成員。話雖如此,覃老師仍然很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作者,與我們的關係很好。我非常尊敬覃老師,所以經常寫稿給《藍星詩刊》發表。

沈:具體來說,覃子豪先生如何鼓勵你們寫作?

辛:覃老師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仍然惦念我們在文學上的發展,一方面在寫作上指導我們,例如用字遣句,語言的結構等,另一方面幫我們發稿到外地,爭取更多稿費。那個年頭,台灣太窮了,寫文章只能拿到一點點稿費;於是,他想到可以投稿到香港及別的地方去。他每次發稿到外地後,往往告訴我們甚麼時候寄稿子出去,投到哪一份期刊等。那時候,《華僑文藝》還沒有創刊,他就發稿子到《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年代,這些刊物統稱為「第三勢力」,得不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任。因為我們是軍人,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上司知道下屬在香港發表作品,就會作出干涉。要不然,他們也會受到牽連,影響日後的發展。因此,我們會盡量避開軍中的郵政通訊系統,以免被人發現。覃老師為了我們,甘冒政治風險,把我們的稿子夾雜在他的稿子裏寄到香港去,以圖避人耳目。覃老師藉此減少我們承受的政治壓力,讓我們可以放開包袱,盡情創作。所以,我們這一群軍中作家都非常感謝他對後輩無私的照顧。

為了掩人耳目,除了辛鬱外,我還用過許多筆名,包括古渡、向邇、雪舫、白步、白涉、丁望、經楓、盛乃承等來躲避身份,以免令軍隊中的政工主管為難。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吧,我寫了一首詩,內容說頭髮受之父母,儘管服役時要剪掉,至少讓我留一點吧,因為剪光了就好像切斷了與父母的關係。這首詩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後,我遭到警告,並記錄在案,影響了日後的升遷。

沈:辛鬱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先生?

辛:我最初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都是覃老師幫我寄去的,有些作品在香港刊登了也不知道。你剛才給我看《華僑文藝》的目錄,勾起了許多昔日的片段。大概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透過覃子豪老師認識丁先生。那時候覃老師還沒有生病。我在《華僑文藝》創刊號的作品,也是他幫我寄過去的。大概丁先生認為我有些作品還可以,所以他跟覃老師說希望我跟他直接聯絡。於是,覃老師囑我直接寄信給丁先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丁先生,後來刊登在《華僑文藝》。我這樣做固然是出於覃老師的鼓勵,同時也為了省卻覃老師幫我寄稿子的麻煩。覃老師的收入不多,還經常要幫很多後輩發稿子,負擔很重。我可以自己發稿子的話,就盡量自己做好了。我想丁先生顧念到覃老師的情況,所以要我直接寄稿子給他。從這時候開始,我跟丁先生就直接交往了。

一九六三年六三月三十一日,覃老師生病入院,他把轉稿子的任務交託給我,還叮囑我說:「台灣有很多軍中作家值得鼓勵,你盡量連繫海外的刊物,把他們的稿子介紹到外面去。」當時,丁先生在一所學校教書,我都是把稿子寄到學校去的。後來,我不僅寄詩人的稿子到《華僑文藝》,也寄小說家鄧文來等人的稿子。除了《華僑文藝》外,我沒有發過稿子到其他香港雜誌。

本來,向明是藍星詩社的同仁,跟覃老師更親近一點,但他當時在外島服役,無法照顧覃老師。我與覃老師住在台北,他生病後,我前往醫院也很方便,所以負起照顧覃老師的責任。覃老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逝世,儘管我們都很傷心,仍籌辦了大型的葬禮。現在每逢覃老師的忌日,包括向明、麥穗、曹介直等人仍會到墳前去看看他。

覃老師逝世後,我繼續做轉稿子的工作,直至一九六四年中我患肺結核病為止。我是在工作單位感染到肺結核病的,有一天忽然大量吐血,部隊本來要送我到隔離療養院,但我拒絕了,因為我聽說療養院的設備很糟糕,醫療條件也很差,凡是送進去的病人都出不來。當時,我恰好從《華僑文藝》、《中國學生周報》拿了一些稿費,足夠我在台北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療養身體。

軍方為了向大陸廣播,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了光華電台,由著名的小說家尼洛任台長。他很喜歡現代詩,所以特別照顧軍中的詩人,包括楚戈、張拓蕪、依穗和我。電台每天都需要大量廣播稿,所以我在患病期間為他們寫稿。

沈:我統計過《華僑文藝》的作家及作品數量,在台灣作家中發表最多作品的是辛鬱先生,包括古渡、向邇兩個筆名共二十六篇。

辛:那段日子我還在軍隊服役,生活很窮困。我在《華僑文藝》發表了這些作品,的確賺了一點稿費。

沈:稿費是否由丁平先生寄來的?

辛:丁先生不管稿費,是《華僑文藝》一位姓黃的先生負責的,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楚了。在六O年代來說,《華僑文藝》的稿費是蠻好的。我現在可以透露一件舊事:當年,所有從香港寄來給我的信都會經軍方審查,所以我收到香港的信件、稿費是很麻煩的事情。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告訴我從香港寄到圖書館的信件並不需要審查,他可以幫我代收香港的來信、稿費等。於是,我通知香港雜誌的編輯把稿費寄到政治大學圖書館去,繞過審查的機關,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干擾。當時,我收到的稿費是最多的,因為我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發表的作品也是最多的。值得一提,大荒、張拓蕪、張默等在那段日子也有作品在香港發表。

沈:辛鬱先生在《華僑文藝》發表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辛:有些收進我的詩集,其餘的我都沒有保存下來。那些年,我曾經有少數作品一稿兩投,同時在台灣和香港發表;在台灣發表的作品我都保存下來,也有結集出版。

沈:一九六五年《華僑文藝》停刊後,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的交往如何?

辛:《華僑文藝》停刊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稿子給他,他會提一些意見寄回來。除了我,楚戈、管管、大荒、鄧文來等跟丁先生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丁先生喜歡玉,經常託人帶一些小玉器送給我們,並附有小卡片註明玉器的品種、出土年代等詳細資料。我已把他送給我的玉器收在保險箱,留為紀念。我知道台灣很多朋友都收過丁先生這些禮物。

沈: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甚麼時候見面?

辛: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九七六、七七年吧,菲律賓華僑詩人平凡出面,邀請我們台灣作家到那裏訪問,包括張默、管管、蕭蕭等八位。回程途經香港,我們就跟丁先生見了面。我們這次在香港逗留四天,除了丁先生外,我們還見到馬博良、蔣芸、藍海文等作家。其實,很多台灣作家到香港去,都會跟馬博良聯繫,因為他是美國領事館代表,台灣政府就不會懷疑了。平常的日子,我跟丁先生都是書信往來,互相問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在一九七O年代發生的。我不曉得丁先生從哪裏知道軍方有一個規定,就是軍人外出時可以穿便服。於是他想盡辦法寄一批衣服過來,最後透過鄭愁予在基隆海關工作的方便,不用打稅就能把衣服寄給我們。丁先生寄來的衣服蠻多,我、楚戈、商禽、張拓蕪、大荒和許多相熟的朋友到鄭愁予家裏拿衣服。丁先生在包裹裏還附有一封短信,說這些衣服已經買了很久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發胖了,這些衣服就不合穿了!我拿了一套完整的西裝,剛好趕上在楚戈與西蒙的婚禮上穿著。丁先生還同時寄了一些餅過來,鄭愁予拆開包裹看到後想: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餅會不會壞掉呢?他嚐過後說這些餅非常好吃,還叫我們一起吃。我曾經在雜文裏,提及丁先生寄衣服給我們的軼事。

一九九O年代以後,丁先生帶團到台灣來,我們在台灣見面,書信就少起來了。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談過他與丁平先生的交情?

辛:他沒有特別跟我們談過這些事,但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的稿子將來肯定有出路,因為可以在丁先生的雜誌上發表。覃老師說丁先生在香港文藝圈的人面是蠻廣的,他會把我們的稿子推薦到其他香港雜誌上發表。大概覃老師發了幾次稿以後,我的作品就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第一篇文章是〈古寺外〉(一九六O年二月)。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提到過他對《華僑文藝》的意見?

辛:覃老師很贊賞這份刊物。我們在《華僑文藝》發稿的台灣作家認為,這份雜誌有幾個特點:第一、在版面處理上做得很好,「天地」留得很大,給讀者很寬闊、很大方的感覺;第二、在文章開頭附上作者的簽名樣式;第三、連載文章的處理安排恰當;第四、附上大量插圖,令版面更活潑。

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覃子豪先生逝世,《華僑文藝》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辦了他逝世的特輯。這特輯在台灣有沒有產生影響?

辛:《華僑文藝》雖然沒有被禁止入口,但亦沒有公開發行,所以台灣作家不能夠接觸到這份刊物,知道這個紀念專輯的人不多,影響力也很有限。

沈:辛鬱先生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有甚麼看法?

辛:總體來說,丁先生的創作是非常穩健的,但有時候難免保守一點。他為了維護文學的傳統,費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丁先生對現代文學的態度有兩點:首先,他對現代詩有很強、很銳利的鑑賞能力,無論是怎樣創新的詩作,他都能夠品味到這些作品的意旨,但他基本上從來不寫這類現代詩;其次,他願意在《華僑文藝》推廣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洛夫、瘂絃、張默,這說明他的鑑賞力很強。

沈:辛鬱先生認為丁平先生對台灣做了哪些文學工作?

辛:丁先生在《華僑文藝》介紹了這麼多台灣作家,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雖然《華僑文藝》出版的時間不長,但有這麼多篇幅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說明了他重視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華僑文藝》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肯定是對台灣作家的鼓勵。

沈:除了港台外,《華僑文藝》也發行到南洋一帶,佔三分之二的發行量。所以,南洋地區的讀者可以透過《華僑文藝》讀到台灣作家的作品。

辛:另外,丁先生總是很熱心的接待到香港的台灣作家,尤其是詩人朋友,讓大家了解香港最新的狀況,也介紹香港的作家朋友給我們認識,擴大兩地的互動交流。這些工作絕對是丁先生對港台文學交流的貢獻。

沈:據辛鬱先生了解,《華僑文藝》有沒有對台灣文學產生過影響?

辛:這一點倒很難說。覃老師透過與丁先生的交情,把我們的作品投到一份陌生的刊物,把我們介紹到一個陌生的地區。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很興奮,也很樂意向台灣的朋友推介香港這一份文藝雜誌。因此從第三期開始,《華僑文藝》的台灣來稿顯然比較廣,已經不僅僅是覃老師的管道了。從總體來說,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個是軍中作家,另外一個是大學老師,反而社會大眾對新文學都很陌生。由此可知,《華僑文藝》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說有限,因為《華僑文藝》不能伸入民間,少為社會上喜愛文藝的青年人所知。我相信沒有多少台灣學者引用過《華僑文藝》的材料來討論台港文學的關係,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份刊物。其實,台灣過去比較多人看的刊物如《文壇》也不過是兩、三千份而已,而且讀者群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地區,很少可以到高雄。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對丁平先生的印象?

辛:丁先生為人敦厚、誠懇、謙虛,是一位很值得人尊敬的前輩。他為文學的推廣,在一九六O年代的政治環境閉鎖、民智未開、新事物尚未衍生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份精神,應列入華人文學發展史上。

沈:感謝辛鬱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與覃子豪先生和丁平先生的交往,讓我們看到兩位前輩扶掖後進的苦心,也披露了台灣作家投稿到《華僑文藝》的過程。謝謝!

辛鬱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由丁平先生主編,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為了行文方便,《華僑文藝》概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及後期的《文藝》。

遺忘與記憶──張健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張健先生為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大學、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等多所院校的教授,同時為藍星詩社同仁,曾任藍星詩頁及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委。本訪問稿經張健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台北張健先生家中

張:張健先生
沈:沈舒

沈:十分感謝張健先生接受我訪問,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張先生談談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張:我十歲開始寫作,早期曾受余光中、紀弦影響。第一篇作品在《新生報》發表,此後經常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發表作品。

沈:張健先生甚麼時候認識丁平先生?

張:根據我的回憶,是丁先生首先寫信給我,說他是覃子豪先生的老朋友。雖然我當時覺得他的來信有點唐突,但仍然把他當成朋友,後來就開始跟他通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華僑文藝》的主編,也沒有在信中提過他在《華僑文藝》上發表我的作品,直至你現在寄這些作品給我,我才知道他當年在《華僑文藝》轉載我的作品。(2)

沈: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寄給張健先生的?

張:這一點我記不得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O年代初吧。我隱約記得《華僑文藝》裏有一篇小品文有可能是他索稿的,就是以筆名「汶津」發表的〈微悟〉。(3)除了這篇作品是我寄去香港的,其他都是轉載藍星詩刊的作品。其實,丁先生當年如果跟我說要轉載我的作品,我當然會同意。丁先生後來也沒有寄《華僑文藝》給我,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份刊物,不知道有這一份雜誌。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如果我當時看過這份刊物上有謝冰瑩、覃子豪、墨人等的文章,我一定記得的。

沈:《華僑文藝》刊登張健先生作品時為甚麼會有「張健」的簽名?

張:有可能是丁先生從我的書信上剪出來,然後貼到作品上去的。我為甚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發表創作一般是用「汶津」,而不是用「張健」的。據我的判斷,只有〈微悟〉這篇作品有可能是我寄給丁先生的,其他都不是我寄給他的。

沈:張健先生與丁平先生其後的交往如何?

張:我們後來有通信,但次數不多,大概只有兩、三次吧。

沈:兩位到甚麼時候才見面?

張:一九九O年,我在台大中文系休假,十一月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教授。我到研究所報到時,剛巧碰見牟宗三教授,我跟他認識,所以就聊上了,日後亦偶然見面。大概在一九九一年年初,藍海文和我的同學野火(即胡振海)帶我去見丁先生。那時候,丁太太病重昏迷,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我跟丁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所醫院裏。丁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每天到醫院照顧太太,我們親眼看到他怎樣為太太擦拭這裏那裏,我心裏面覺得很感動。丁先生當時忙於照顧太太,我也問候了他太太的情況,此外我們稍為談了一下別的甚麼,但聊得不多,前後大概只有一個小時。很可惜,現在已記不起來當時談過了甚麼。除了工作以外,丁先生每天都要去醫院,照顧太太,非常忙碌,所以我後來沒有想過再找他見面。現在想起來也很遺憾,如果當時有機會拜訪他,跟他談兩、三小時,我一定記得住一些事情。話雖如此,這一次見面已經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為人熱情、認真,而且坦率、誠懇,對文學的熱愛更沒有話講,我對丁先生的印象一直很好。多年來,我們偶然有一些通信,他後來寄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給我,(4)我也寄了一些散文、詩集給他。一九九八年七月,丁先生與他多位學生到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古玉展,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但當時人太多,只談了幾句而已。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沈:在文學上,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有哪些主張?

張: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很有限,丁先生大概主張以人為本、情理並重的文學。畢竟,丁先生是一位詩人,比較感性。如果說他推崇現代文學,我不會反對,但我同時認為他也很喜歡一些較為傳統的作家如謝冰瑩、胡品清等。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兼容並包的文學人,他的文學趣味是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

沈:《華僑文藝》既發表現代作家的作品,也發表傳統作家的作品。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台灣文學雜誌普遍嗎?

張:在台灣主流的文學雜誌中肯定沒有這種情況,至於其他文學雜誌我就不太清楚。由這一點可以說明,現代與傳統並重是《華僑文藝》的特色。我相信《華僑文藝》同時發表兩類作品,與丁先生是覃子豪的老朋友有關係。丁先生曾經在信中跟我說,他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沈: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選刊你的作品時有沒有某些原則?

張:我覺得他刊登的都是一些不太晦澀、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作品,譬如〈澎湖詩抄〉是一首我很重視的作品,讀者可以讀懂之餘,也覺得很親切,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時候我寫了不少較為晦澀的作品,不見得丁先生會欣賞。不過,我現在的詩風跟以前的不同,比較平易近人。其實,我在報上用筆名「汶津」發表的作品,與我其他前衛、晦澀作品的風格完全不同,讀者根本不會想到「汶津」就是張健。

沈:總的來說,張健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是一份怎樣的雜誌?

張:過去我沒有看到這份刊物,剛才翻過目錄一遍,對《華僑文藝》有兩點印象:一、雖然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兼重,但主要以台港為主,其中有些台灣作家的作品甚至比香港作家的還要多,辛鬱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雖然形式與內容並重,但似乎較為偏重內容一些,對技巧的要求反而不是那麼嚴格。

沈:現在台灣還有人談起這份雜誌嗎?

張:沒有,真的沒有。

沈:據張健先生了解,丁平先生為台灣做過哪些文學工作?

張:丁先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文學愛好者、評論家。他為台灣做的文學工作,主要都是從他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延伸出來的,譬如丁先生與辛鬱、楚戈的關係,都是因為辛、楚二人都是覃先生的學生。除了在《華僑文藝》發表大量台灣作家的作品外,丁先生還寫了一些賞析台灣作家的文章,的確推介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但也介紹了一些未必那麼優秀的作家,貫徹了他兼容並包的作風。我猜想他這樣做可能與他教書有關,因為他要兼顧學習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所以他選了不同水平的作家來介紹。如果每次談台灣作家都只拿商禽、洛夫的作品來討論,對學生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一定教不下去。儘管我與他的文學觀不同,而且不大認同他評價作家的標準,但我還是很佩服他。總的來說,丁先生作為文學人、文化人,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沈:張健先生有沒有投稿到香港其他刊物?

張:有的,我大學時代曾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後來偶然看到《好望角》,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寫的小說。那時候,我發給《現代文學》和《筆匯》的小說都很「現代」,於是也投稿到《好望角》,其中〈孤獨之後〉是一篇非常前衛的作品。(5)另外,我寫〈開往嘉義的吉普〉這篇小說時,(6)正與三毛談戀愛,她十九歲我廿三歲,但大半年後我們就分手了。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她的男朋友中有一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她這位男朋友就是我,別人不大知道。另外,我也投稿到《自由人》和《自由報》這些報刊。

沈:為甚麼會投稿到香港去?

張:一方面,我在台灣的圖書館看到這些刊物如《中國學生周報》,就投稿去;另一方面野火幫我把作品寄到這些刊物發表。

沈:覃子豪先生先後在《皇冠》及《文藝》發表了〈麥堅利堡〉一詩,(7)而張健先生曾撰文〈評三首「麥堅利堡」〉,(8)評論余光中、覃子豪及羅門的同題詩。張先生可否談談評論覃子豪〈麥堅利堡〉的部分?

張:覃先生在詩的開篇運用了象徵手法,把「麥堅利堡」當成信仰來處理,所以才有前面兩句:「聚信仰於此,信仰就在此」,一開始就把詩題的意境提高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後面能夠配合,真正能夠把信仰這個主題,用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比喻、具體的結構把它表達出來。

沈:丁平先生在〈「詩的播種者」覃子豪〉一文中論及覃子豪〈麥堅利堡〉,(9)引用張健先生的分析之餘,亦作了一些補充。丁先生此文定稿於一九八二年,事隔三十年,未知張先生有甚麼回應?

張:總體而言,丁先生認為覃子豪的〈麥堅利堡〉不遜色於羅門的〈麥堅利堡〉。丁先生跟覃子豪的友誼很深厚,難免影響了他的判斷。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羅門的比覃子豪的寫得好,這不僅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我的文章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受到大家認同,在當時是蠻有影響力的。由此可知,丁先生寫評論時,偶而會放了些個人情感進去。

沈:丁平先生每天在香港都看台灣報紙的副刊,其中包括《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副刊,或因此看到張健先生的文章吧。

張:我當時跟丁先生沒有那麼熟,所以我出版《中國現代詩論評》後,也沒有寄給他。他很可能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在評覃子豪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觀點。

沈:張健先生可以談談一九九O年到香港教書的那段日子嗎?

張:我是在一九九O年十月份應台灣教育部的邀請,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的專任教授,開了一門「文學批評研究」的課;另外,我還要負責教育部聯教中心的國文和文學史兩門課,教幾所小書院如清華書院、廣大書院等一起上課的學生。換句話說,我每星期要教三門課,每門課兩小時,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教六小時的課,工作量不太繁重。我當時還有到珠海書院兼課,多拿一份薪水。在港期間,我住在馬頭圍道,每天的生活過得蠻愜意的,尤其是在天光道散步的時光。但是,香港有些學生聽國語有點困難,要慢慢適應我的課。我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裏,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國文班上有一位女生的態度囂張,甚至冒犯了我,我當時很惱火,拍了桌子一下,後來其他老師來勸開了。還有,香港有些人喜歡欺負外人,我在《九O年代心情》裏面提到了一些遭遇,(10)這裏不重複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挺愉快的。一九九一年回台後,除了轉飛機到大陸以外,沒有機會再到香港了。

沈:張健先生認為這次到香港教書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張:我覺得到外地生活,總有一種「異地感覺」。對寫作人來講,長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總是不太理想;「異地感覺」可以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經歷。所以,我常常懷念那一年在香港的生活。

沈:感謝張健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你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和文學工作的認識,以及一九九O年至九一年間你在香港生活的往事。謝謝!

張健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華僑文藝》先後發表張健先生的作品包括〈詩三首:掠過一池企昐、如果陽光依然泛溘、聖母峰的雪在呼喚〉(《華僑文藝》,第一卷第一期,頁十六)、〈澎湖組曲(之一)〉(《華僑文藝》,第二卷第二期,頁六二)、〈澎湖組曲(之二)〉(《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四期,頁一七O)、〈澎湖組曲(之三)〉(《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六期,頁二七五)、〈春問〉(《文藝》,第三期,頁一一四)、〈微悟〉(《文藝》,第七期,頁三O)。
(3) 見汶津〈微悟〉,《文藝》,第七期,一九六四年二月,頁三十。
(4) 丁平《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
(5) 見汶津〈孤獨之後〉,《好望角》,第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
(6) 見汶津〈開往嘉義的吉普〉,《好望角》,第六期,一九六三年五月。
(7) 見覃子豪〈麥堅利堡〉,《皇冠》,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七;又見覃子豪〈麥堅利堡〉,《文藝》,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頁一O八。
(8) 見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收入張著《中國現代詩論評》(台北:純文學月刊社,一九六八),頁一三七至一四O。
(9) 見丁平〈「詩的播種者」覃子豪」〉,收入丁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至五九。
(10) 張健《九O年代心情》。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6/06/blog-post_18.html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我的馬蓋斯回憶

我的馬蓋斯回憶
李孝聰

 

1972年,《四季》第一期刊出香港(甚至是中國)的第一個加西亞馬蓋斯專輯。第一次正式接觸加西亞馬蓋斯,自此,我的小說世界不同了。

1976年11月26日,《大拇指》第48期刊登了吳煦斌所譯的〈大翼老人〉(同一期的文藝版有西西的〈在通霄〉、鍾玲玲的〈成長〉、小藍的〈生活〉,係咪使人嘩嘩嘩呢),這個住在雞籠中潦倒落泊,遭人嘲笑、戲弄的天使,完全顛覆了傳統天使的形象,大大擴闊了我的天使想像。我想我開始迷上老馬。

1977年7月15日,在尖沙咀辰衝書店買了我的第一本《百年孤寂》,英文企鵝平裝本,已忘了港幣價格,但書後印的定價是90便士。讀後,「若受電然」(借梁啟超語)。後來,陸續買了楊耐冬、宋碧雲的譯本,得閒便重讀,津津有味。除了時常搞亂小說中人物名字使我較煩惱外,這本書三十多年來一直是我的至愛。最近買了國內出的正式授權中譯版,未看。

馬蓋斯以魔幻寫實聞名,但他不魔幻時同樣迷人,八十年代讀到〈我只是來借電話〉和〈一件事先張揚的命案〉,前者使我有很長時間都不敢亂借電話。老馬以平靜的文字,帶我們看着人物步入無法擺脫的結局,縱使預知結局,但又無可奈何,看得我膽戰心驚。

97年,在洛杉磯書店看到News of a Kidnapping一書,想起他曾是記者,於是買來一看。此書記述的是一宗真人真事的綁架事件,原來哥倫比亞的現實比魔幻小說更荒謬。這是我的第一本非小說類的馬蓋斯作品,所以印象特別深。

然後便是Living to Tell the Tale了。2003年,在Page One見到此書,一見便立即買,因為封面的小馬實在太可愛,成個女仔咁。內容當然精彩,由馬蓋斯這樣的說故事高手將他的生平娓娓道來,又怎會不動聽?況且,馬蓋斯的作品和他的生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百年孤寂》當然就是他的家族史,而《霍亂時間的愛情》(或譯《愛在瘟疫蔓延時》)是他父母親的戀愛故事,愛馬蓋斯的讀者又怎能不讀?

這本書後,我一直在等待它的第二部、第三部,特別想更多了解他創作全盛時期的壯年歲月。我甚至拒絕閱讀其他馬蓋斯的傳記,因為我想留待聽他親口敍述他的故事。可惜,隨着時間過去,和他患上阿茲海默氏症的消息傳出後,這個機會漸漸消失。我想像他發現自己的記憶像牆上的油漆般逐漸剝落時會有甚麼感覺,我幻想(或希望)他會以想像填補空白,真實與不真實並不重要,反正我就是喜歡他的魔幻與真實交織。然而,到了《我不是來演講的》出版時,我知道這大概會是他的最後一本書了,故事講完。

今天醒來,看到他離世的消息,於是將家中的作品捧出來逐一翻一翻,重溫記憶,以作悼念。

原載https://www.facebook.com/howchunglee posted on 2014-04-18 --(MM)

大拇指臉書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2014年4月19日 星期六

侯榕生

從《年表》到記侯榕生
許定銘

讀鄭樹森、黃繼持和盧瑋鑾的《香港新文學年表》勾起不少回憶,很多早年曾擁有過、讀過,如今卻失去了的書,霍地從記憶裏跳出來,徘徊不去。經常在腦海中閃動的是《八排傜之戀》和《道南橋下》,兩本都是六十年代初,我開始接觸文學,學習寫作時讀過,印象比較深刻的書。

記得《八排傜之戀》,純因為書名吸引;發生在蠻荒之地的戀愛故事,對十三四歲的少年人,自有其無法抗拒的魔力。事隔四十年,作者和故事內容已全記不起,甚至書名是否這樣寫,也很懷疑。當年我讀過不少黃思騁和齊桓的小說,在《年表》中,有一本黃思騁的《落月湖》,也是我很喜歡的。我曾想過:《八排傜之戀》會不會是黃思騁寫的呢?我翻過幾本作家傳記,查過不少資料,黃思騁的欄下都沒有這本書。後來,我又覺得這本書似是齊桓的;不過,資料顯示,齊桓的著作書目中亦無此書。人的記憶真靠不住!(銘按:後來向齊桓求證,書果然是他的。)

對《道南橋下》的印象就比較清晰得多,那是中外畫報社在六十年代初出的一本短篇小說集,作者有彭歌、墨人、郭衣洞、公孫嬿、徐速……等人。用作書名的《道南橋下》好像是彭歌寫的,印象模糊;反而徐速的《十誡》,寫一個犯齊了十誡的男人去做告解的故事,雖事隔多年,記憶猶新。

中外畫報社出版《道南橋下》時,是以叢書的形式出版的,應該還有好幾本,可是我只記得侯榕生的《酒後》,因為這本書還在手上。一直以來很少人談侯榕生,有關她的資料也不多。如今我有書在手,不做點劄記,將來書丟了,甚麼都記不起,到時又會後悔莫及了。我先翻查手上幾本台版作家傳記資料,卻找不到有關侯榕生的。後來又翻了王晉民、鄺白曼的《台灣與海外華人作家小傳》﹙1983‧福建人民﹚、潘亞暾、汪義生的《海外華文文學名家》﹙1994‧暨南大學﹚和王景生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1992‧人民文學﹚等三本有關的工具書,僅後者有侯榕生的欄目,所記亦很簡單,甚至不知有《酒後》此書。

侯榕生﹙1926—1990﹚筆名吳瑛,原籍河北武清,卻出生於福州。福州簡稱榕城,故得名。她的父親曾任福建鹽運使兼煙酒公賣局長和熱河省政府秘書長,退休後居於天津。一九三零年寄居通縣外祖母家,度過美好的童年。父母辭世後,侯榕生隨乳娘移居北平﹙北京﹚,入讀慕貞高中,她自稱北平人。侯榕生畢業於輔仁大學史學系,後嫁給一位空軍,四八年後居於台灣。五十年代開始寫作,以小說、散文為主,多在港、台發表。一九六一至六三年,侯榕生旅居菲律賓,入讀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社會系,得碩士學位。六四年後移居美國,長住華盛頓桓灰墩鎮。曾任國防部中文講師、電腦打卡員及郵政局分信員等。晚年長期與貓為伴,居處且稱「貓廬」。

除了寫作,侯榕生還熱愛平劇。她不但愛看、愛學,還登台串演。據說「她在台灣票界中的地位,在作家中不只是難得,即以內行水準衡量,亦鮮能望其項背。」﹙見《酒後》的〈本書作者〉﹚。她自己亦在《酒後》的〈序〉中說:

……至於票戲,有人是以講究唱腔字韻為主,我呢,卻是以自娛為目的。好像不演戲,人生一片灰色,黯無情趣。所以,我的生活好像離不開舞台,鑼鼓喧聲充實生命空虛,儘管傍觀者笑我瘋傻,我卻我行我素。

她如此熱衷演戲,不知有無有關著述呢?

我藏有侯榕生的《酒後》和《留菲小品》,都是她作品中較難見到的。前者收〈六表哥〉、〈靜安禪林的故事〉、〈酒後〉……等九個短篇;書前有作者的〈序〉,書內有高寶的插圖,書後還有一幀作者的玉照和簡介,是了解侯榕生的寶貴資料。後者出版於菲律賓,能流傳到香港,實屬異藪。這本才一一四頁的小書,收〈紅條的煩惱〉和〈民主等三篇〉兩篇散文,另加〈耀眼的陽光〉、〈孫彼得故事〉和〈黑衣人〉三個短篇。侯榕生對後篇特別鍾愛,她在〈後記〉裏說:

《留菲小品》中的最後一篇〈黑衣人〉,是以北平為背景的一篇小說,離家鄉更遠,思家之日更切,願以拙筆簡介家鄉風土;北平是個好地方。

侯榕生是個有情人,此所以在美國定居多年後,一有機會,就回到北京去,緬懷逝去的時光,從記憶中看昔日的北平。她曾於一九七二及一九八三年回國觀光,並因此寫了《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和《隴西行》兩書;晚年則專心續寫江南未完成的《龍雲傳》。

寫到這裏,隨手為侯榕生編了個著作簡目初稿作結:

《侯榕生短篇小說集》﹙一九五六‧大業出版社﹚
《病中吟》﹙散文‧一九五七‧大業出版社﹚
《酒後》﹙小說集‧一九六一‧香港中外畫報社﹚
《留菲小品》﹙散文及小說集‧一九六三‧菲律賓僑報出版社﹚
《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一九七三‧香港文藝書屋﹚
《侯榕生選集》﹙散文及小說集‧一九七五‧台北水芙蓉出版社﹚
《家在永和》﹙散文及小說集‧一九七六‧台北純文學出版社﹚
《談貓廬》﹙散文‧一九八一‧台北大地出版社﹚
《侯榕生自選集》﹙雜文‧一九八二‧黎明出版社﹚
《貓廬雜碎》﹙散文‧一九八四‧時報﹚
《隴西行》﹙遊記‧一九八七‧香港三聯﹚
《又見北平》﹙時報﹚
《龍雲傳》

後記:

寫《從〈年表〉到記侯榕生》,由開始到收筆,是一個下午的事。事後逛「三聯」,得《隴西行》;書後有〈侯榕生小傳〉和〈侯榕生的著作〉兩個附錄,是所見有關侯榕生最完備的資料。想不到這位出生、成長於中國,住過台灣、菲律賓和美國的作家,其最詳盡的資料,竟然只在香港版的書中出現。從筆法推斷,〈小傳〉乃係自傳,著作目照理亦經作者本人過目,奇怪亦不見列出《酒後》和《留菲小品》。

──寫於二千年五月初
八月刊於《當代文藝》

後記之後:

寫完《從〈年表〉到記侯榕生》後,從圖書館借到《侯榕生選集》與《家在永和》。

從《侯榕生選集》的〈序〉中得知,原來侯榕生七二年往北京探親,回來在《明報月刊》發表了她的〈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後,深受台灣讀者歡迎;故此,當她七四年回台灣時,因聯合報記者鍾榮吉的一篇〈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報導,掀起了一片熱情洋溢的歡迎。出版社乘機要求她重印舊作,幾經辛苦,作者才從圖書館中借到出版於五十年代的《侯榕生短篇小說集》和《病中吟》,經去蕪存菁,重新組織成這本散文小說集《侯榕生選集》。此書共收散文及小說凡二十六篇;《酒後》的九篇中,有〈寡婦〉、〈寂寞〉、〈酒後〉和〈靜安禪林的故事〉等四篇,亦見收入於此。書前的〈序〉後,還有鍾榮吉的〈京華煙雲訪「侯爺」〉,所記全是《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的內容,看過該書後,便無可觀之處。

至於《家在永和》,作者在〈自序〉中第一句即說「《家在永和》是我居美十年來在香港陸續發表的東西」;這使我產生一個疑問:侯榕生雖未曾長住過香港,但她曾經到過香港不止一次,很多作品都在本港發表,筆下也有香港,而且不少書﹙起碼有三本,佔她全部作品的四分一﹚在港出版;她算不算香港作家?寫香港文學史時,是否該提到她?

本書共收十一篇文章,除了散文和小說外,還有〈談張恨水的初期作品〉和〈談《品花寶鑑》〉兩篇評論。她在〈自序〉中說「拙文由〈紀念我的表姐〉開始至〈聖誕夜〉,等於是我的一篇自傳,由童年直到中年,而我居美近十年的生活,在〈聖誕夜〉中有個概敘。」此中夾在兩篇之間的是〈家在永和〉、〈迎神賽會〉和〈梨園舊事〉,對侯榕生有興趣者,切勿錯過。

──二千年十月補記

《侯榕生選集》
許定銘


侯榕生在台灣出版的散文、小說集有好幾種,一九七O及八O年代出的《家在永和》、《談猫廬》、《又見北平》等,舊書市場上間中還可得見,但早年出版的《侯榕生短篇小說集》(高雄大業書店,一九五六)和《病中吟》(高雄大業書店,一九五七),則是相當罕見,連她自己也沒有。

一九七四年,侯榕生從華盛頓回台北探親,原意是悄悄回去會會老友,吃點北方小食和聽幾場平劇。沒想到她在台北的「粉絲」不少,《聯合報》的記者鍾榮吉抓到她作訪問,以《似曾相識燕歸來》作報導,掀起一陣熱潮,「水芙蓉」出版社還邀請她把《侯榕生短篇小說集》和《病中吟》重新出版。她幾經波折,終於在圖書館裡找到此兩書,合成了這本《侯榕生選集》(水芙蓉出版社,一九七五)。

《侯榕生選集》是本散文小說集,所收二十六篇文章,都是她學習寫作首五年的作品,其中的《三十歲與寫作》,寫她之所以會走上寫作的路,是深受在北平讀高中時的作家老師雷妍和哲西所影響的。但,透過這篇短文,我卻看到一個生活不穩定,到處奔波而倔強的女性在命途上的掙扎。書內也有篇《酒後》,我以為與香港版的《酒後》是同一篇,打開一看,卻是另一個故事。用同樣的命題去寫兩個故事,是比較少見的。

侯榕生的《留菲小品》


侯榕生﹙1926~1990﹚雖然生於榕城福州,但她一直以成長的北平為家鄉。侯榕生少年時隨乳娘移居北平,入讀慕貞高中,後畢業於輔仁大學史學系。一九四八年後居於台灣,一九五O年代開始寫作,以小說、散文為主。一九六一至六三年,侯榕生旅居菲律賓,入讀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社會系,得碩士學位。一九六四年後移居美國,長住華盛頓桓灰墩鎮。

她的作品不少,主要在台灣出版,在香港出版的有《酒後》(香港中外畫報社,1961)、《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香港文藝書屋,1973﹚和《隴西行》﹙香港三聯,1987﹚。此外,她還有一本出版於菲律賓的《留菲小品》(菲律賓僑報出版社,1963)。

《留菲小品》收〈紅條的煩惱〉和〈民主等三篇〉兩篇散文,另加〈耀眼的陽光〉、〈孫彼得故事〉和〈黑衣人〉三個短篇。侯榕生對後篇特別鍾愛,她在〈後記〉裡說:

《留菲小品》中的最後一篇〈黑衣人〉,是以北平為背景的一篇小說,離家鄉更遠,思家之日更切,願以拙筆簡介家鄉風土;北平是個好地方。

〈黑衣人〉是個飛賊,寫綠林好漢與富家小姐的愛情故事,不見得出色,卻蒙作者個人青睞,可見她思鄉情濃!

侯榕生的《酒後》


女作家侯榕生(一九二六至一九九O)生於榕城福州,成長於北平,後來住過台灣,留學菲律賓,一九六四年後移居美國,長住華盛頓,退休後回到台北。她一九五O年代初開始寫作,以小說、散文較多,主要在台灣出版,在香港出版的有《酒後》(香港中外文化,一九六一)、《北京歸來與自我檢討》(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三)和《隴西行》(香港三聯,一九八七)。

出版《酒後》的香港中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由蘇錫文主持,一九五O年代出版中外畫報雜誌,其時住在台北的侯榕生在此寫稿,及後收集所刊小說《六表哥》、《靜安禪林的故事》、《寡婦》、《寂寞》、《爐邊閑話》……等九篇結集成書。壓卷的《酒後》,寫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她,戀上了成熟穩重且英俊的他。無奈他卻熱愛妻子與家庭,男女雙方雖有情意,卻不想「喜劇開始,悲劇結尾」而臨崖勒馬。侯榕生在自序中說她的小說「不是親身經歷的,即是親眼所目睹的」;《酒後》中的女主角描寫細膩,心理矛盾衝突有獨到的刻劃,信焉!

《酒後》的九篇小說,每篇均附高寶的插圖一幅。高寶是流行小說家三蘇、小生姓高(高雄)的妹妹,一九五O及六O年代本港報刊插圖炙手可熱的人物,所繪女性尤其漂亮、性感,可惜她已退休多年,畫作難得一見了。

侯榕生寫蕭銅


寫完《侯榕生的〈酒後〉》和《侯榕生選集》,覺得應該停筆了,但侯榕生的散文實在吸引,於是又讀了她的《談貓廬》(台北大地出版社,一九八一)。這本書收散文十五篇,主要寫她在華盛頓灰墩鎮(Wheaton)家養貓,及一九七O年代來去台北的奔波故事。寫的雖然瑣碎,但在如行雲流水的細語中,經常滲入北平的小食、天氣和家庭情味,縷縷思鄉情懷力透紙背。

侯榕生說她的生活大致可分:上班、逗貓、寫作、飲酒和演戲幾部分。如果你曾細讀侯榕生,一定知道她是個京劇的「超級戲迷」。她不單愛看戲,愛組戲班,還可粉墨登場,無論青衣、花旦、刀馬、小生,都是她的拿手好戲。《談貓廬》內的一篇《戲迷》,也就絕對不能錯過。

《戲迷》寫的是她和蕭銅的故事。她們倆年紀相若,一九五O年代蕭銅在台灣當編輯時早已認識。蕭銅因思念北平及京劇,一九六一年遷居香港,就是為了看戲和思鄉。這種愛好和情懷兩人如出一轍。一九六三年,馬連良、張君秋來香港演戲,一張短簡幾十字,在菲律賓留學的侯榕生即飛香港看戲十多日。一九七二年,侯榕生到香港申請回北平旅遊,辦手續出麻煩,逗留兩個月。臭味相投的戲迷倆,看戲、灌酒、思鄉……。

寫蕭銅的文章不少,以侯榕生的這篇《戲迷》寫得最好!

附錄:

高寶
Ken Ng


您還記得60年代香港業餘女畫家高寶嗎?我從小就很喜歡高寶畫的人物,當年看到她為瓊瑤的小說《寒煙翠》畫的插圖,我就開始注意她了。據她哥哥三蘇說高寶的長處是她可以把女人消失的舊日青春重現於畫像上,最重要的一點是往往畫的比真人還要美,難怪有許多女人要找她畫像。您是不是對三蘇有點印象?對啦!此三蘇就是那個在早期皇冠寫專欄的三蘇,當年買皇冠就是為了要看他,丹扉和顏元叔的文章。

60年代初的幾張十吋黑膠唱片的封面也是高寶女士的作品,這是其中的三張 :


Ken Ng臉書二O一四年三月十六日)

高寶的插圖

馬吉按:香港天地圖書二O一一年一月出版的《新粵謳解心》有不少高寶的插圖:


臉書回應

Christopher Leung:60年代看「海光文藝」,有篇文章講到侯榕生丈夫對她不好,打到佢豬頭炳咁。書不在了,沒法翻查。

Ken Ng:除了林海音與琦君,侯榕生也是我很喜愛的女作家。在我書架上的書有以下幾本 :

1. 家在永和 侯榕生 純文學(1976)
2. 又見北平 侯榕生 時報 (1981)
3. 隴西行 侯榕生 三聯(1987)
4. 談貓廬 侯榕生 大地(1981)
5. 北京歸來的自我檢討 侯榕生 黎明文化(1974)
6. 候榕生選集 侯榕生 水芙蓉

靈素:侯榕生還有本貓廬雜碎。

馬吉臉書二O一四年四月十九日)

2014年4月14日 星期一

南宮搏

南宮搏
董橋


南宮搏一九八三年五十九歲故世。本名馬彬,字漢嶽,餘姚人。浙江大學畢業,當過《掃蕩報》和重慶《和平日報》編輯,也當過上海《和平時報》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來香港創辦出版社,寫歷史小說,寫專題著述。六十年代尾應余紀忠邀請到台灣主持余先生的《徵信新聞報》,不久出任余先生《中國時報》社長。我一九六六年在張紉詩女史宜樓結識南宮搏,四十多歲,儀表堂堂,粗眉鷹鼻,國語微帶滬腔,我從此稱他馬先生,他叫我橋兄。張先生是嶺南才女,大詩家,她說南宮搏的詩不輸易君左,易先生寫得多,很嫻熟,南宮搏不多寫,下筆氣韻偏偏清貴。馬先生在宜樓看到我父親寫的齋匾說八分書比何紹基高妙。翌年我父親來香港小住,張先生家宴接風,馬先生也來了,我父親告訴馬先生說讀了他的《觀燈海樓詩鈔》,馬先生拱手稱謝,有點靦覥。隔了幾天父親給馬先生寫「觀燈海樓」橫匾,馬先生說再出詩集可以做封面。南宮搏的律詩絕詩我喜歡,元氣很足,用典儘管多了讀來還是清亮。他在沈葦窗先生編的月刊上也發表過一些律詩,寫他養蛇玩蛇寫得好,可惜不再出詩集了。馬先生跟張大千相熟,張大千的畫我在馬先生家裏見過幾幅,有一幅裱好了馬先生拍照寄給張大千,大千看了回信說「吝裱畫金一至於此」,嫌馬先生省錢,裱出來天地太狹窄了。馬先生其實懂畫愛畫,只是裱畫要求沒有張大千講究。收到友人寄給他看的國畫照片他常常轉寄給我參考,有一回美國寄來張善子畫老虎的彩照馬先生也轉來給我,信上說:「寄照片來的友人劉君筆名江南,一個在經商的作者,以前是美新處的,兄或知其人」。那是後來江南案裏的江南先生了。那陣子我偶爾去《大成》編輯室看望沈先生,有一回正巧樓下碰到馬先生,我們三人一起出去喝下午茶。好像是沈先生談到郭沫若的一些事,我想起五十年代尾讀過馬先生一本《郭沫若批判》,書留在老家,問他可不可以給我一本。馬先生說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書,家裏找一找。馬先生寓所寬大極了,書房書真多,恐怕不容易找,彼此忘了也就過去了。記得《郭沫若批判》署名不是南宮搏不是馬彬,是史劍。署名馬彬的是《轉形期的知識份子》,一九五六年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我讀中學的時候讀過,一九六六年在香港又買了一本。那本書寫得真好看,寫中國知識份子在治、亂、興、衰國步裏的命運,戊戌政變,庚子拳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全寫了,寫到國共兩黨之爭與大地山河之變。徐東濱先生說馬先生這部書和胡秋原那部《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都很值得參考,中學生大學生都應該讀。馬先生小說以外的著述不多,聽說有一本《脊樑挺立的人生》我沒見過。七十年代還有一本《陋窗小品》我也沒見過,也許都是在台灣寫的,香港難得一見。南宮搏歷史小說我十四五歲開始看,每出一本老家大人們看完了我看,看多了學着他的文筆寫文章,「於是」兩字用得格外多。南宮搏愛用「於是」,情節一轉不想再費筆墨總是一段一個「於是」,每段只寫一行,全用「於是」開段。南宮搏小說文字好,舒放自如,纏綿清麗,我中學裏的老師都愛讀,都不說,也許是描寫男女情慾他們看了臉紅。南宮搏落筆其實很婉約,點染一下過去了。舊社會保守,南宮搏那些年又大紅,胡適還給他的小說寫序言,看不順眼的人喜歡笑他是「專替古人脫褲子的小說家」。南宮搏掌握史料多,看書快,記性好,一些史書上的事他引述原文,順口議論,輕易作結,清楚極了。學術著作替古人翻案一板一眼,釘牢釘死;歷史小說替古人翻案海濶天空,可進可退,橫豎是虛構。南宮搏的歷史小說都有獨到之見。寫《貂蟬》他給董卓王允翻案,刻劃王允滿心權慾糟踐董卓締造的太平局面。寫《武則天》他讓上官婉兒又俏皮又矜持又嫵媚,惹人神魂顛倒。寫西施寫妲己寫王昭君寫蔡文姬,南宮搏寫出了他百般呵護下的西施和妲己和王昭君和蔡文姬。南宮搏精詩詞,懂女人,讀完他的《李清照的後半生》改變了我心中的李清照。他的魚玄機他的李香君他的董小宛也成了我少年夢中的情人。沈茵讀了南宮搏經營潘金蓮和武松的嫂叔情慾先是拍案痛駡,繼而悄悄沉吟:「情慾不至於,情愫也許有。」南宮搏在《楊貴妃》的〈前記〉裏說:

我處理中國歷史,以夏禹為有史之起點,以前自然有,但只是一些傳說,完全不能稱為史。此後,我的大劃分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南北朝的大混亂;唐玄宗天寶之亂;蒙古人統治中國;孫文創中華民國。這個大劃分,以唐玄宗天寶之後為中國命運之轉折點。自天寶之亂以後,中國就長期向衰了,這是從文治教化整體的輝煌而言,一時的武功或疆土擴大,是不足道的。

於是,南宮搏重視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寫了《楊貴妃》再寫這位貴妃的《外傳》、《新傳》和《天寶貴婦》。在我,南宮搏筆下那麼多歷史人物最討人厭的是楊貴妃。我跟南宮搏說了,他一聽微微一笑點了點頭說:「也許真是寫多了!」南宮搏寫的現代小說我只記得《蔦蘿》和《江南的憂鬱》,老早絕版斷市了,故事我也記不清了,一說,南宮搏似乎也不很滿意這些作品。南宮搏的書坊間漸漸稀罕,新一代知道南宮搏的人也許不多了。七十年代我住英倫八年,跟馬先生只通過幾封信,他去巴黎途經倫敦也錯過了見面的機緣。八十年代我編《明月》的頭三年我們交往頻仍,他的幾篇論政文章都交給我發表,小說好像已經不太寫了。寄來那篇〈相持局面的新階級〉馬先生附信說「大致為台灣這邊立場的思維,小分題勞兄代擬」。還說我們上回見面說起「雖有父子無君臣」的構想,也許可以用到香港問題上,「想想,或者能在他日繼為發揮」。父子君臣那篇文章依稀記得馬先生寫了,我也登了。馬先生還有一封信說他想寫香港一九九七問題:

…友人董浩雲先生曾經有一個中國聯邦的私人構想,他和美國好些人談,包括季辛吉在內,去年和新加坡的副總理也談得很深。董昨日自紐約返,弟明後日與之見面時,徵求他是否能同意將他的構想供我引用,倘若能借用,則可以發揮。董名氣大,引用他的名字影響必大,否則一個泛泛的意見耳…

馬先生是舊派文士,論政講究人脈的敷設和事脈的索隱,一篇圓通的政論少不了棉絮裏的藏針和進取中的轉圜,加上文字駕馭高妙,引起朝野幾分省悟似乎不難。余紀忠禮聘馬先生掌理報紙筆政,馬先生這方面的傳統素養應該也在余先生的考量之中。時代翻新,像金庸像徐復觀像勞思光像馬彬像徐東濱董千里那樣的論政家如今沒有了,我這個老讀者注定寂寞,連台灣老報紙裏的新筆桿都嫌浮躁粗疏。幸虧兩岸三地政要政客政棍素質已然凋敝,殺雞可以不必用牛刀了。五十開外不算晚年,馬先生精神氣色尤其像極了壯年,沒想到倫敦大英博物館塌磚頭壓傷了脊骨好運從此拋棄了他:「承賜書慰問,謝謝。中國人昔時說運氣,有時亦甚可說得過去。弟在英受傷,分秒之差,當時自西藏館出,如早出或遲出一分鐘,即無事,剛好碰到,無以自解。」他信上說脊骨有一節削去了少許,英國醫生說三個月會好,香港醫生斷定半年才平復。「仍有酸痛,能平地步行數百或千呎,起、坐皆較難,但現在已能坐下寫字,前數日是站着寫的。」那段日子我快要放假去英國,他信上囑我行前和他晤談:「英、法均窮厄,但有一種氣概,非美國人所能及。美國人濶時有暴發戶相,窮時有浮囂相,英法則俱有耐性,或亦新國家老國家之別歟?」一年不到馬先生得了肝癌,原稿紙上寫了五六百字長信告訴我發病、檢驗、醫治的經過。那段日子我在美國,信是回來才看到的。我去慰問馬先生,精神不錯,消瘦了些,談興很濃,沒想到他闖不過五十九這一關。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張大千在台北逝世,我邀馬先生寫文章,他回信說「忘年之交,以為隨時可見,不料竟逝。文章週一可寄奉,約三千字」。那篇〈憶大千居士〉引用張大千題畫的兩句詩做題目:「花到夷方無晚節,仰人顏色四時開」,縷述他和大千先生從一九四七年上海初見到港台交往的一些瑣事,清醇淡古,大好文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馬先生辭世,觀燈海樓燈火微茫,縹緗寥落,到今年,九十冥壽了。

蘋果日報二O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2014年4月4日 星期五

羈魂的《藍色獸》

《藍色獸》羈魂
許定銘

原名胡國賢的羈魂,是我一九六O年代初涉足香港文壇認識的第一批文友。當年我們都是中學生,在組織「藍馬現代文學社」,出版《戮象》和《藍馬季》之前,羈魂早已與也斯等人組織「文秀文社」,從事文學活動。幾十年來,羈魂熱愛他的詩人身份,辦《詩風》、《詩雙月刊》、《詩網絡》;出版詩集《三面》、《折戟》、《趁風未起時》……直到最近,還以新集《這一個晌午》(香港紙藝軒出版社,二O一一)和大家見面。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羈魂的第一本詩集,是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藍色獸》(台北環宇出版社,一九七O)。

羈魂中學畢業後入讀香港大學,《藍色獸》是我輩詩人中,不到台灣升學而能在台北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此書收現代詩三十餘首,是他十八至二十三歲間的選集,以天干地支的配合,分為《澱藍的構思》、《天真的押票》、《廣額的徘徊》、《剝落的感性》、《鏜鎝的鬼雨》和《鹽焗的熱鬧》六輯,這種編年體的結集,最能顯示出詩人成長的歷程。羈魂早期的詩,愛用「近音字」展示複雜的意象與心念,作為書名的長詩《藍色獸》是一九六五的作品,末句「只因我是一頭很秀很瘦的獸/亦是個很藍很婪的男」可作代表。蔡炎培在代序《幾句話》中說,當年羈魂的詩「很諷刺」、「很洛夫」!

大公網二O一O年二月五日)

藍色獸
李孝聰


藍色獸是羈魂(胡國賢)的第一本詩集,1970年臺北環宇出版社出版,封面由阮義忠設計,蔡炎培序,是香港詩壇非常重要的作品。以上幾點可能大家都知,但關於我手上這本藍色獸的故事卻沒人知。

此書是我多年前購於二手書店,原價新臺幣14元、港幣3.5、美金1元,如此有歷史意義的好書,只賣3.5,當然抵到爛!但超值的還不止此──這更是一本作者的親筆簽名本呢!

薄薄的詩集放在書堆中,並不起眼,書已頗破舊,還有點污漬,故初時我沒有留意。發現時,一邊翻看,一邊仍在猶豫是否要買(因為隨時很貴),但翻到扉頁,竟然看到用墨水筆寫着:「某某兄雅正/弟國賢敬贈/七一.三.三」,下面還蓋上胡國賢印。嘩!執到寶啦!望真吓,更有趣的是,這位某某,莫不就是某某?(一位文藝青年,說出來,很多人可能都識佢)。立即問價,吓,三個半?保持鎮靜,快手俾錢,出門大喜。自此,這本書便放在我的書架上。

故事還未完呢。事隔多年,這本書如同我的很多書一樣,漸漸不知迷失了在那個角落,我也忘記此事。直至九八年,羈魂回流香港,還成為同事,記憶回帶,急急翻箱倒籠,找出此書拿給他看。翻到扉頁,相視大笑,羈魂說:「依個衰仔aa!」當然,羈魂的語氣並無責備之意,大家做了幾十年人都明白人有人緣,書有書緣,一本書的流轉,自有它的命運。這本書既然今天落在我的手中,於是我就請羈魂為我在書上寫幾個字留念。

孝聰兄:

從「贈」到「購」,從「藍馬」到「教院」,二十多年的輾轉,「此『書』幸落在才人手也」!(改自「紫釵記」)(一笑)

羈魂
九八年十一月

有朋友說現在已不再買書,看電子書更方便,但如讀電子書又怎會有以上的故事?所以我還是喜歡拿着書在手的感覺,閒來翻翻,一唔覺意,一個個故事便走出來。

The Thumb臉書專頁二O一三年五月廿六日)


《藍色獸》的出版
羈魂

說起來,我第一本詩集《藍色獸》,也是在台灣出版的。不過,當時我既不在台灣唸書,也和當地的詩人沒有任何交往(余光中先生只是在六九年《文社線》的茶聚會上初遇,根本談不上認識),怎的會在遙遠的彼岸出版詩集呢?

這倒要多謝何步正兄的賞識了!他和我雖屬不同文社(他是華菁文社的成員),卻一見如故。他負笈到台灣唸書時,我還親到西環碼頭道別。後來,他和幾位年輕文友在台灣創立了環宇出版社,其中的《萬年青書廊》叢書,便是以文學、歷史,以至思想性的作品為主的
。不知怎的,某次通信中,他忽然提及希望出版一些年輕作者的創作集,還邀請我合作,為該系列叢書出版第一本詩集(不也是我的第一本詩集?)。坦白說,從六五年正式闖進現代文學大門,到七零年中,六年來也總算寫過數十首不像樣的東西,能有機會結集面世,自然求之不得,何況更在當時現代詩風行的台灣出版呢!就這樣,「藍色獸」竟比牠的主人更早一步闖出了香港這彈丸之地,跨洋越海去領受不知何時何處而來的風風雨雨……

不過,由於相隔兩地,設計、校對,以至印刷等問題始終難以照應,因此集子在製作上也有一些瑕疵,例如文句的錯漏、插圖效果欠佳,以至「出版日期」的遺漏等;但,令我最為失望的,卻是莫國泉兄為我精心繪製的封面,竟變成該系列叢書的「樣板」設計,顏色也由我心儀的「藍」改成平淡的「灰」。外地出版,鞭長莫及,奈何!

(《詩路花雨》一百零四)

Woo Kwok Yin:台灣一年輕詩友偶然發現此書,甚喜歡,卻不明白怎的香港詩人的詩集會跑到台北出版。為此,借即將出版的《詩路花雨》一節回應,並對各方詩友之關注致謝。

Woo Kwok Yin臉書二O一四年四月一日)

(圖片來自吳卡密臉書二O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