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進權：西西牛眼和我專欄剪報存世考

（圖片來自《明報 世紀》臉書專頁，2026年6月6日）

「牛眼和我」是西西早年的《快報》副刊專欄，本來不大人所知，因近年有文化人公開私存剪報，才讀者是供零星的新閱讀喜悅。年前詩人小克（張景熊）去世，他的伴侶陳鳳珍從遺物中找到一輯共146篇的「牛眼和我」剪報，贈予西西。2021年7月，香港中華書局據此出版《牛眼和我》單行本。除悉數收小克剪報外，樊善標教授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特藏收藏的幾份《快報》中找到另兩篇，錄入書中，全書共148篇。我一直跟進「牛眼和我」的剪存情况，發現單行本未全部收錄已面世的專欄文章，書中所附的專欄版頭，排序也有問題。以下謹呈一得，希望陸續有更多發現，並解決專欄寫作日期的問題。

西西早期在報紙上的專欄，由於她自己没有剪存，故此事隔多年後不大有人知道，後來經朋友和讀者提供部分剪報，才陸續編輯出版，讀者才得以讀到。這些專欄目前除了最早1960年代初在《天天日報》發表的還没重現外，在《快報》3個最早的專欄均已陸續编輯出版單行本，包括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的「牛眼和我」，1970年1月至1970年6月6日的「我之試寫室」以及1973年10月16日至1974年2月28日的「剪贴册」。這些已面世的剪報雖然不完整，但能看到部分總比全部湮没令人欣慰。

剪報考證之難

單行本《牛眼和我》（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7月初版）的文章编排次序，是根據小克（原名張景熊，已去世）留下的剪報册為依據。小克的剪報册共剪存146篇，可惜全部没有標注日期，因此無從知道正確發表年日，帶來考證困難。另外樊善標教授在中大圖書館找到3份刊有該專欄的《快報》，其中一篇與小克剪報册重複，其餘兩篇錄入單行本，故此全書共收148篇。樊教授在序言裏，根據目前面世的剪報其中4篇有日期可查，從而肯定「牛眼和我」於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間見報，但確實的起訖時間無法考得。以此發表日期計算，單行本所收的，僅全部專欄的之40%而已。

《牛眼和我》書前「版頭插畫小輯」收錄的11個不同版頭，亦根據小克的剪報册排序。樊教授在序言説，於中大圖書館找到的1967年9月7日〈破衣服的芭鐸〉一篇。版頭是剪報册所缺，究竟版頭是什式樣，可惜無收錄在版頭小輯內。

早於陳鳳珍女士在小克去世後整理小克遺物，將「牛眼和我」剪報册轉增西西前，筆者同年於YouTube看到鄧小宇出席2018年香港書展講座時引述西西在「牛眼和我」的文章，大為驚訝，由此確定鄧先生存有該專欄的剪報。經與鄧先生聯繫後，鄧先生發給我11篇「牛眼和我」剪報圖片，隨後我已將圖片轉發給何福仁轉交西西。不久何福仁已有朋友交給他全份「牛眼和我」剪報，既然已有全份剪報，故此我没再聯絡鄧先生問有無找到其他剪報。後來單行本出版後，經核對過，僅4篇與鄧先生給我的相同，相信是與小克剪報册重複，非僅選用4篇，其餘7篇是小克剪報册所缺，可惜遺漏了。

2025年4月6日，九龍舊書店臉書專頁上傳一份1967年8月31日的《快報》，其中副刊「牛眼和我」的〈五瓣之椿〉為單行本所缺。一年後親臨該書店，除了該份《快報》仍在外，另外還見到1967年8月4日及1967年8月28日兩日的《快報》，其上西西專欄文章均為單行本所缺。這3篇專欄，8月4日及8月28日兩篇版頭與單行本版頭第2號相同；8月31日的則與單行本第1號相同。樊教授在序言小克剪報册僅一篇（即21頁〈披頭四如此説〉）的版頭與他在中大找到的《問他們去》（1967年8月18日）的版頭相同，也就是單行本第2號版頭，故此兩篇排序相連。除了單行本僅有兩篇的版頭是第2號版頭外，鄧小宇提供的剪報也有3篇是這個版頭，現在加上新發現的兩篇，那用第2號版頭的文章共面世7篇。

以目前面世剪報的版頭以及有日期可考的幾篇來看，單行本第2號版頭最早日期是1967年8月4日〈去文化一下〉，其次是樊教授找到的1967年8月18日〈問他們去〉，最遲是1967年8月28日〈要上班去啦〉；而第1號版頭所見唯一有日期可考則是1967年8月31日〈五瓣之椿〉，比前3篇還要遲。因而判斷，小克剪報册的黏贴次序非按日期先後。推測小克剪存專欄後一段時間才黏貼到册子上，先將較多同一版頭的貼上，然後再貼僅一篇的〈披頭四如此説〉。由此而確定，第2號版頭其實是最先採用。

如樊教授所推測「牛眼和我」於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間見報正確，而且是8月1日開欄，那目前發現最早日期1967年8月4日的一篇〈去文化一下〉是該專欄的第4篇，8月開欄用的版頭是「版頭插畫小輯」第2號，直到同年8月31日改用另一個版頭，即第1號版頭。以目前所知該專欄共有11個不同版頭，那差不多一個月一個版頭。如8月31日的〈五瓣之椿〉是首次更换新版頭，為何9月7日的〈破衣服的芭鐸〉第二次更換新版頭？更換的是什麼版頭，這麼重要的版頭為何不放在「版頭插畫小輯」裏？經朋友向樊教授取得1967年9月7日的剪報圖片，原來這篇採用的是第1號版頭，小克剪存的已有10篇是用這個版頭，鄧小宇的剪報也有4篇用這個版頭（另兩篇與小克的重複不計算），加上新發現的一篇，總共16篇用1號版頭。8月31日才第一次更换這個新版頭（相信是這個版頭第一天使用），至9月7日仍繼續用這個版頭很自然合理。如重新按發表日期排序，單行本21、23頁兩篇，鄧小宇3篇，加上筆者新發現兩篇應排前面，又以8月4日一篇最先，其後是8月18日，8月28日，隨後是4篇無日期的。緊接着是8月31日用新版頭一篇，然後是9月7日〈破衣服的芭鐸〉和單行本前10篇以及鄧小宇4篇無日期的。其餘的全部無日期，仍按小克剪報册次序排列。

樊教授最後在序言説：「再從各篇内容推斷，剪報册似乎非完全順序，中間有多少沒有剪存更無法估計。」如前文所説，目前從已知日期的剪報所見，版頭的順序非如剪報册的排列，因此樊教授的推斷剪報册非完全順序是正確的。若樊教授另一推斷該專欄的發表日期在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之間屬實，前後剛好一年時間，1968年2月為29日，減去報紙逢元旦，農曆年初一及初二共休假3天，實發表363篇，目前面世剪報共158篇，約僅全數之43%，不足一半，缺失仍多。

何福仁在《牛眼和我》後記説：「小克把『牛眼和我』每篇逐一剪貼在一本記事簿上，共一百四十六篇，保存得很好，欄目版頭經常變化，都是西西自己的設计。小克記下日期，應是順序剪存，也不會剪漏了吧。確實的年月，還待有心人追跡考訂，大抵是一九六七至六八年之間……」如果該書出版前何先生有看過樊教授的序言，就知道「牛眼和我」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發表於《快報》，小克的剪報册非完整，修正「也不會剪漏了吧」的説法。可惜連編輯也走漏眼，没有及時修正，成為該書一點小瑕疵。

（作者按：「存世考」通常指對某類文物，文獻，錢幣，珍罕郵票，書畫等具有歷史價值物品的現存數量，流傳络，版本特徵及定進行系統性研究。本文借用來查，研究西西專欄《牛眼和我》現存剪報，考證發表日期及版頭的先後见報次序。）

陳進權，已退休，曾任《大拇指》編輯，喜愛剪報，保存1970王80年代剪報近一萬篇。

（《明報‧世紀》2026年6月6日）

（以下留言見《明報 世紀》臉書專頁，2026年6月6日）

Kevin Yau：利用版頭來研究，非常有意思。我並沒有研究過這個專欄，純粹在資料推論上想補充一種看法以作參考，主要回應文中「若樊教授另一推斷該專欄的發表日期在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之間屬實，前後剛好一年時間，1968年2月為29日，減去報紙逢元旦、農曆年初一及初二共休假3天，實發表363篇，目前面世剪報共158篇，約僅佔全數之43%，不足一半，缺失仍多。」的說法。首先我查閱中大圖書館所藏資料的紀錄，這一時段的館藏共有六天《快報》，配合樊教授的發現，應可理解為有三天找到，也有三天沒有找到。列出如下：1967/8/8（二）未見；1967/8/18（五）找到〈問他們去〉；1967/8/19（六）未見；1967/8/20（日）未見；1967/9/7（四）找到〈破衣服的芭鐸〉；1967/11/30（四）找到〈杜魯福的烈火〉。（以上按館藏紀錄而言，特藏今天不開門，到下星期才能調閱實物）未見的三天應該可推論出兩點：一、此專欄不是每日見報。二、僅憑已有紀錄，均在星期一、四、五，而未見於二、六、日。減去前輩說的元旦、農曆年初一及初二共休假3天，可推算出此專欄總篇數在155至207篇之間（視乎星期三是否刊出），很接近於現存158篇的數目。這完全是按僅存有日期的幾篇以及未有刊出的日子來推算，參考價值有限，但應可為「不足一半」說法提供另一種理解角度。

Chan Tsun Kuen：

Kevin Yau，謝謝提供新資料！

由於樊教授沒提及該時期還有三天的《快報》無該專欄文章，我僅以前後一年時間計算發表日數，才得出總篇數。現在所見有日期的剪報，確實僅於逢星期一、四、五的三天，如星期二、六、日的三天無該專欄，那麼1967.8-1968.7月間，應有156篇，目前面世剪報158篇，已超出該數量，因此估計星期三也有該專欄。如該專欄逢星期一、三、四、五每星期見報四天，那麼應共發表208篇。（報紙元旦休息，1月1日仍有出版，1月2日才無報。）

現在研究困難，因為兩位剪存該專欄最多的小克及鄧小宇均無記下日期。

又，〈五瓣之椿〉於1967.8.31（四）發表， 1967/11/30（四）是〈杜魯福的烈火〉。

如能再發現該專欄帶日期的剪報，將有利進一步理清一些疑問。

（據知港大圖書館所藏《快報》最早由1976年10月開始，但未知有無1967.8.-1968.7間零散藏品，中央圖書館又有無該時期的零散館藏。）

Chan Tsun Kuen：

Kevin Yau 無「牛眼和我」專欄的三天，該位置是什麼文章，是否另一專欄？

西西後來在快報的專欄，包括「我之試寫室」、「剪貼册」及「閱讀筆記」均是每天見報，並非每周僅見報三、四天。因此，在未發現足夠數量帶日期之剪報佐證前，仍不能判斷該專欄每周僅見報三、四天。

約70代後期至80年代初，西西在《星島日報》星辰版，寫過多人合寫的專欄，也寫過有自己欄名的專欄，但與其他人的專欄輪流見報，但不固定在每星期哪天見報。合寫的作者，多屬素葉仝人。

Kevin Yau：

今天馬上到特藏調閱資料，終於看到實物，真相大白。先來結論：前輩說到每日見報的推斷應該是對的；樊老師的確找到三天，我說的「也有三天沒有找到」不對；我今天在特藏可能找到了三篇新見的「牛眼與我」文章。

具體情況：查中大圖書館紀錄，中大所藏的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快報》確有六天，但週末不開門，憑紀錄作出了以上推斷。今天到特藏終於看到這六天的報紙實物，紀錄如下：

「1967.8.8（星期二）〈很窮的時候〉，1967.8.18（星期五）〈問他們去〉，1967.8.19（星期六）〈放在額上〉，1967.8.20（星期日）〈開開心心〉，1967.9.7（星期四）〈破衣服的芭鐸〉，1967.11.30（星期四）〈杜魯福的烈火〉。」其中〈很窮的時候〉、〈放在額上〉、〈開開心心〉三篇未見於中華書局單行本《牛眼和我》，應為新見文章了。我向館員再仔細查詢才了解真相：這三天報紙都是2024年才收入特藏，樊教授文章寫於2021年（或更早），當時中大確實只有三天。新收入的三天報紙，都是盧瑋鑾教授贈予中大圖書館的。

關夢南：關於《詩潮》「預謀」一事──答廖偉棠

廖偉棠和彭礪青的過節，我不在場，不予置評。但文中以下這一節往事，與我有關，不能不澄清：

「但解釋過後，Y和K依然不允我編的內容付印，措詞嚴厲，三言兩語衝突之下，25歲的我年輕氣盛，主動提出辭職，編輯會議上，Y和K馬上表決通過。另一編輯陳智德表示反對……我辭職之後，N君替補我的編輯位置，然後沒多久，《詩潮》獲得藝術發展局資助，正式出版，編輯受薪。我是2002才得知這些（我任編輯時壓根不知道《詩潮》有申請藝術發展局計畫），恍然大悟為甚麼要我出局。其時N君要養一家子人、供樓，的確比年輕單身吊兒郎當的我更需要一份人工。我非常理解，你們要是坦白和我商量，我必定同意交棒。」

或者先說明：Y是葉輝，K是崑南，N是關夢南。《詩潮》是手工騎馬釘製作，青文羅志華一手包辦製作出版，經費由葉輝付出。我全程沒有參與。後來葉輝告訴我編輯出現爭拗，廖偉棠退出，邀請我加入。大概做了兩期後，才有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之議。實務工作由我一手包辦。獲批後編輯費四人平均分配，每人月薪約三、四千。所以廖說事前預謀，實屬推測。又說「其時N君要養一家子人、供樓，的確比年輕單身吊兒郎當的我更需要一份人工。我非常理解……」好像預謀者坐實是我。更令我生氣的是：廖扮晒受害者之餘，還反證自己明事理、懷讓利之義。至於葉輝任東方社長，月薪10多萬，更不會貪編輯費蠅頭小利，甚至預謀害友。

事隔多年，仝人雜誌編輯內部意見分歧，小事一碟，誰對誰錯，何需多言。想不到有人耿耿於懷，發文陷我們於不義。崑南老矣住院，葉輝失憶，幸我仍頭腦請晰，特此澄清。

（Kwan Muk Nam臉書2026年5月12日）

悼岑逸飛

【岑逸飛追思禮下月7日舉行】

外號「山今老人」、易經專家岑逸飛上周四(23日)離世，享年81歲。家屬今日公布追思禮將於5月7日上午10時至11時在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1樓聖堂舉行。 公眾弔唁時間為當日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敬邀至親好友出席，一起追思緬懷。敬辭花籃，帛金將悉數捐贈慈善機構。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臉書專頁2026年4月27日）

【悼念】易經通世事 博學照人心
81歲「山今老人」岑逸飛離世

. 「智慧不在高深，在於通達。」── #岑逸飛

. 他一生就是一部香港文化通識課。

. 香港文化界痛失一位博學通儒。資深文化工作者、著名電台主持及易經學者岑逸飛（人稱「飛哥」、外號「山今老人」）今早於家中逝世，享年81歲。

. 岑逸飛，原名岑嘉駟，1945年生於江西省興國縣，祖籍廣東順德。這位自稱「山今老人」的學者，一生游走於儒、釋、道思想之間，精通易經義理，熟讀諸子百家，其見解獨樹一幟，風格自成一家。他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哲學，取得碩士學位。他曾任編輯、翻譯、專欄作家及報章主筆，在電視及電台主持時事評論及清談節目長達數十載。

. 岑逸飛一生以「通才」聞名。他既在報章撰寫時評專欄，亦在香港理工大學出任兼職教授，開設「中國商管智慧課程」，講授《易經》、《孫子兵法》、儒學管理、道家管理、鬼谷子、法家思想及禪與人生等課程。他出版的著作涵蓋哲學、兵學、管理學及古典文學賞析，包括《觀天之道》、《孫子兵法與人生導航》、《儒家企管學》、《四兩撥千斤》及《李清照―千秋才女生活與詞作》等，貫通古今，涉獵極廣。

. 對普羅大眾而言，岑逸飛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在香港電台主持的節目。他主持時事節目《時事分析》長達十五年，又與劉天賜、馬鼎盛等輪流主持皇牌清談節目《講東講西》，以「輕輕鬆鬆論通識」為招徠，深得聽眾喜愛。他的節目風格溫潤而有智慧，從不故作高深，總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讀複雜的文化與社會現象。聽眾形容聽他講書、講古、講易經，如沐春風。

. 晚年的岑逸飛依然活躍，主持「山今養生智慧」影片系列，分享養生之道及易經智慧，亦在電台主持「一分鐘閱讀」節目，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推廣閱讀文化。即使年事已高，他從未放下對知識的追求與傳播。

. 岑逸飛一生與香港文化界結下不解之緣。他自1978年起活躍於傳媒界，歷經報章、電視、電台及新媒體多個時代。他曾說自己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單純的「傳媒人」，因為他追求的從來不只是資訊的傳遞，而是文化的傳承與思想的啟發。他對《易經》義理的鑽研尤其精深，以現代語言解讀古老智慧，讓易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天書，而是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與人生抉擇的實用哲學。

. 在同行與後輩眼中，岑逸飛是一位真正的「文化通人」。他既能談兵家權謀，亦能論禪宗空性；既能解構西方哲學，亦能賞析古典詩詞。這種跨越領域的通達，在今日學術日益專門化的時代，已越來越罕見。

. 岑逸飛的離去，象徵一個以博學為榮、以通識為尚的時代正在悄然遠去。他的電台聲音從此沉寂，但他留在書頁間的智慧、在廣播中的啟發，以及他對文化傳承的執著，將繼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香港文化人。

（《The Culturist 文化者》臉書專頁2026年4月23日）

占飛（《信報》專欄《忽然文化》）

山今留睿智 逸理壯思飛
81歲易經專家岑逸飛家中安詳逝

本港文化界傳出令人惋惜消息。被譽為「博學才子」、外號「山今老人」，人稱「飛哥」的資深傳媒人、專欄作家暨著名《易經》專家岑逸飛，昨晨6時許在住所安詳離世，享壽81歲；岑氏晚年豁達面對生死，堅持不入住醫院，最終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據知岑逸飛為人低調謙和，生前已對身後事有所交代，傳聞不會舉辦公開追思儀式，惟有待家屬證實。

妻子羅彤珊透露飛哥走得十分安詳，未受疾苦。岑的堂弟、天文台前台長岑智明在社交網發悼文，表示沉痛哀悼、永遠懷念堂兄，祝願對方一路走好，早登極樂；本港文化、傳媒及學術界紛表哀悼。

高燒患脊髓炎雙腳癱瘓

岑逸飛一生筆耕不輟，即使近年處於半退休狀態，仍對世事有深刻洞察。他今年3月在《信報》專欄「拾趣人生」發表最後一篇作品，題為〈福向淡中求〉。文中他以拆解「福」字字源為引，心靈剔透地寫道，「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來，淡然而去……看庭前花開花落，隨天上雲捲雲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不僅是他晚年心境的寫照，亦是他對讀者與世人留下的最後告別。其遺作《亂世下的易經生活智慧》（暫名），由信報出版社處理，將於今年7月出版。

至於岑逸飛這筆名來由，皆因他喜愛李白詩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故取當中的「逸」和「飛」二字，寓意精神與思想能超越肉身束縛。

對普羅大眾而言，岑逸飛最為人熟悉的是在大氣電波中的聲音。他自1978年起活躍於傳媒界，歷經報章、電視、電台及新媒體多個時代，曾主持時事節目《時事分析》長達15年，以客觀理性的角度剖析社會脈絡。

自幼學業成績優異的岑逸飛，中學順利進入名校皇仁書院，1962年首次參加香港英文中學會考，同屆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副主席譚萬鈞、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耀等。

1964年，他以自學形式考入剛成立不久的中文大學，初時修讀化學系，之後親自說服唐君毅教授，打破理學院不能轉文學院規定，轉讀哲社系。可是在1965年，20歲的他隨大學旅遊團到台灣，因淋雨致發高燒，確診患上罕有的「橫貫性脊髓炎」（Transverse Myelitis），導致雙腳永久癱瘓。

原讀化學 破格轉攻哲社系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命運激流」衝擊，岑逸飛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停學3年慢慢學習適應，到醫生告訴他一輩子也無法走路時，他已經看開很多，並且建立了自理能力。其後他重返中大，因輪椅出入不便，無法進行社會系的家訪，毅然轉讀哲學，成為當代儒家大師牟宗三學生，奠定他日後學術根基。1970年，岑逸飛以二級榮譽成績畢業，隨後繼續深造，1973年取得中大哲學碩士學位。 畢業後他打過不同的工，例如宗教刊物編輯、教師、書籍翻譯編輯，後來自己辦雜誌，虧錢離場。隨後他改開補習社，生意不錯，朋友在電台開時事分析節目，順道邀他參與，打響名堂，開始在《信報》及其他報刊撰寫專欄。岑逸飛不僅是文化大師，更是香港傷健權益的先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代表香港遠赴英國參加「英聯邦傷殘運動會」。

當年在九龍醫院接受康復治療期間，岑逸飛結識物理治療師楊家安，兩人於1971年共諧連理，育有一子一女。後來邂逅現任妻子羅彤珊。岑氏一門英傑，除堂弟天文台前台長岑智明外，已故胞兄岑嘉評是中文大學數學系前講座教授，被譽為「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之父」，終身致力數學教育。

在同行與後輩眼中，岑逸飛是位罕見的「文化通人」。在今日學術日益專門化的時代，已成絕響。

如今，這位看透卦象、參透禪機的老人已然仙逝，但他留下的著述，以及激盪多年的文化遺產，將繼續啟迪後輩。正如他在最後專欄中所言，真正的福氣不在於榮華富貴，而在於一份「淡然」的心境。

（黎則奮臉書2026年4月24日）

（👇此文兩日前上貼，今晨發現被Facebook神秘刪除，未知是否岑逸飛先生顯靈，笑而拂納輓聯、顯示法力、不露痕迹？涼風起天末，夫子意如何，我不太信邪，現再原文上載一次，讀過者可以忽略，𧫴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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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聞岑逸飛君仙逝。岑先生原名岑家駟，畢業於殖民地時代容啟東李卓敏為校長的香港中文大學，是我九十年代中回香港常見的當代文師藝友的碩果殘餘之士。當年日有戴天、李天命、劉天賜、薜興國等諸君茶話，夕每查先生邀宴，岑君或為常賓，或為過客。有岑君到處，無論儒道易卜、政經縱橫，他都能信手拈論，自成經緯。陳耀南教授文學為專，談笑間有歌吭悲調；岑逸飛則以哲學見長，說理處如水廻雲舒，俱各為剛柔風景。

我在2003年離開香港電台張敏儀發起的清談「講東講西」，轉赴商台另約，劉天賜兄留守，商議找何人來取代。都市才子丘世文不幸早逝，建築師何弢亦罹危疾不起，何人能將哲理二字，博通中西，深入淺出在午夜的電台分流說趣，劉兄提議岑逸飛。

此後十多年，我的「光明頂」播完，偶而過去Say Hello探班，看見文潔華教授、劉天賜、岑逸飛的三人搭檔，比我在時好聽得多。深夜時而驅車回家，趕聽「講東講西」的下半場，總聞得岑逸飛以「山今老人」（此號是略嫌老氣橫秋了）的藝名續說文化。因他行動不便，以後也聚少了。岑逸飛的修養極佳，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他的看法與我不同，他見面從來微笑而不異議。有一次，他在北角的住苑會所放映一部歐洲電影，打電話來叫我參与講評，說尚有知音三數在座，機緣難逢。我適逢有事而婉卻。今日想來，我懊悔沒有改彼期而赴約，不知原來是最後一面。

因為其後不久，維港也風雲變色，花果飄散，人事凋零。雲天俯仰之間，卜少夫和陳任最先走，阿樂和李天命也不在了，陳耀南隱逝南天，張敏儀也桴動四海。香港氣韻不再，面目全非，獅子石和太平山聳歭如昔，and the rest is history, 三十年過去，故人無數，相繼都融入了蒼茫。

岑先生舉殯，這一次我也無緣叨攀帷末，他的術數文友兼嶺南畫家陳七兄卻馳電囑撰一副輓聯。以岑夫子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的大去，是不能沒有輓聯的。遂未得岑先生俯允，中夜思廻而得此，祈家駟君不以唐突見哂：

逸興說玄論道 山河風物盪氣宇
飛觴繼學傳誼 今古哲思懷人間

（陶傑臉書專頁2026年4月27日）

《憶悼 岑逸飛老先生；記與他討論上古醫學》2026 梁公隼

「山今老人」岑逸飛以80多高齡在昨天辭世，是香港文化界的損失！岑老是一位通儒，什麼叫通呢？把各種文化知識一以貫之，抽出其相同處，尤其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明白其優秀處，不會如一些香蕉心學者以負面角度研究文史哲、看中國文化愈不順眼而貶斥，他是相反，對自己民族的古文化愈讀愈順眼、愈喜愛；和饒宗頤教授的相同處，都是愈老愈深入到釋道的心性學問中，但他不在學院中堆砌論文、遠離煙火，而是遊戲在人間、與民同樂。

閱歷廣博而繼續求知、財知富足而謙厚虛世、身負殘傷而遨遊天下、成人之美而誠悅分享、弘揚傳統而深入淺出，這五項，是岑老一生示範的優秀品格和在文化界的貢獻成就，自己以行為告訴人，怎樣做人處世、怎樣讀書，這是新一代的人應該學習和自勉的。

我在很多年前，大約有12、3年，見過岑老一次，他邀請我去其電台節目《講東講西》一次，分享道法（祝由、真氣）治怪病經驗，雖然在場不只我一人，但是，他坦言說，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疾病有氣味」及有人能辨別岀來，比化驗更快的，而且準確無誤；我見到一位有童心的長者，而求知慾極強，也謙虛、真誠，在節目後，他問我：「我有沒有病氣？」我也坦誠相告，「有一種屬金的病氣由骨內散出身外，這是肺經脈、大腸、肌肉、軟骨受困所成的病氣。」他立即不用我解釋，自己憑《易》理明白，說：「那麼我要小心血壓、中風、心肺，要多做肌肉舒展了。因為肺主降氣，氣下而不升，寒聚在下，頭和心臟便有些病痛了。」完全就是這個道理！這種不是近代中醫學，不是普通醫理，這個就是《易》理運用在古醫學的地方，立在「望聞問切」的「望察」和「聞氣」之上，必須要有修道的特異功能才能運用到的：先斷出病氣屬性。他聽了，立即知道這是古醫典《黃帝內經》指「（病）其味為香、為腥……」的道理，他說：「原來古人真有道理，而且失傳已久。」可見，岑老的智慧多高、讀書多廣，而且心胸廣闊，不會因為當時我只三十多歲而輕鄙，不恥下問，愈見他的品格高尚。

🍀很多當代中醫界都反對引《易》理用在診症上，原來全誤解了，不是用易卦卜筮，而是人先能辨出五行之病氣（如內經所述），再分十種，知曉其陰陽升降與清濁，辨析就是以元神觀看、以鼻通元神能聞到，所須必先「通竅」，所見，便不是常人所見（顏色）、常人所聞（氣味），這就是方外的、非三維空間的，所以純學術必被困住，不能通竅如古人。（身心靈非正道，便怎修也達不到。）曾經有一位中醫聽了我說，便以「前所知」誤以為一定要「得道」、「明心見性」，才能有「神通」、「特異功能」，否則就是「邪附體」，其實，不是的，那位見過太少奇人異士，八十九年代，中南海保護領導人的，非常多特異功能人士，他們都未得道、未明心見性，我們判斷一事不能非黑即白的，一下子說有異能便是要最高才有，如修道，不認識「在入道與得道之間，過程中，有些人會部分通竅而有特異功能」。黃玄真子的幾個弟子，都特異功能，因為修丹功通了竅，憑的是真氣充盈。真氣也分清純度。重點是，必須入道的是正脈，及有通天之傳，即是：正法難聞、仙蹤難覓。如古代，明成祖為什麼要見張三豐？見不到他，便抓他的弟子去北京，那位道長，未得道，但也是具異能的。他們的能力都不是附體，都是正而自生的。而岑逸飛對這些方外事最好奇，他真的明白有階段、有正邪、古代不簡單。正的，不為名為利，源頭是 天。（相反，法教巫術，不用明理通竅，便是附體了。很多人對這些宗教高深內容不認識。）

☀️聰明的人如明白了上述，便知道不是中醫學中的火神派或溫病派出了問題，而是「斷症準不準確」問題！斷症準確，開方便準確；斷症失誤，開方同誤。例如中大某前教授專攻火神派，用藥醫死了病人，就是犯此錯誤。不是中醫沒效，而是治法不夠上古。所以研究《內經》治法的中醫，一定要明白修道的定心通竅，為開啓醫術的鑰匙。所以為什麼說上古醫術都是方士、道士掌握，因為不是純物質學理的。怎樣定心？就是大乘佛經、道德經所述的核心內容，而入門就是儒家經典，尤其《中庸》和《論語》，其精縮者，《朱子家訓》、《了凡四訓》。簡括可謂人格道德上符合五常、十善，由行為至內心去做。原來由心先變，氣質才變。氣變則竅通，心通即神變。不管修儒釋道哪一門，捨此都非真道。

在場另一位年長嘉賓也說玄怪之事，但是，他沒去和他去討論，因為要「對應現實」，岑老才信的，他以實事，驗證在經典，古人都有，他才取信，這是科學精神。他知道宗教是方外的，不是學術所能了解全概，因為「世界浩大、天外有天，要常存一點智慮的不足，保持謙卑。」這才是真正的學術精神。

☀️另外，岑逸飛老先生可謂是易元觀的恩人，我在他的節目中，一時高興不慎講出了易元觀三字，收聽的人便查訪而至。一些人聽到了月圓觀，不到一週後，當年的治病日突然多了一百多人，把走廊也擠滿了。自此，便多了人來認識傳統道理，以及求聖水、治病。其中一位年長女士，更來過兩次均沒人。為什麼我記得她？因為這位女士有一種怪病，雙耳一到晚上十一二點便會耳鳴窿窿作響，一病便十一年，從未停止過。多年看遍中西均無效，連精神科也看過，每日如舊耳鳴。她和兄長同至，在壇前，得到 呂祖仙師 三個勝杯，可以以葫蘆法祝由治病，須以 唐密觀音手眼法加持為之。並由我親自處理。我在誦咒治病期間，元神見到一個明代服飾的男人，在山間溪中捕魚，之後拿到市場去賣，他有一次，把零碎銅錢布施了站在街上的一個和尚的鉢中。☀️之後，呂祖降示，此捕魚人就是此耳鳴女士幾百年前的宿世，因為施捨了有道行之人，與佛教結下了緣，幾百年後，殺業之果成病（業障病不是病，藥便不可治），終必遇佛教之大菩薩來拯救她（觀音今日降在三教之易元觀為其治病）。☀️重點，還要「對應現實」，才能信。我把上事告訴了那年長女士，她說：「我信！因為我最愛吃淡水魚！我每週都吃一條活的！活殺。海的都不吃！河的溪的吃最多。」（這就是宿習）如果明《易》理，魚就是屬水，水屬類器官，就是腎，腎開竅於耳！所以殺魚之業障病，發在耳！而子時，也是屬水。這個才是易理用在古醫學上，不是占卜、不是問方，而是在說明真是易理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氣相求」，亦榮格說的「同時性原理」。所以不是一些人所了解的那種醫、易情狀！而此女士，身真有一種水邪之病氣，是輕清的香水味，就是《內經》說的「其味為香」，而水邪再分陰陽，其為陰水。這個學理、能力、辨證，只能在易元觀學到，其他地方學不到。為什麼呢？就是 創建的願力不同。（結果，這位女士十一年不治的怪病，在診治兩次後，加上她每天唸《地藏經》及《大悲懺-懺悔文》，病突然消失！她們便在第二次法會後來拜謝 仙佛庇蔭。之後，知道易元觀的人便愈來愈多了。）

很多年前，我學了道術、真氣去免費為人治病，結果患上怪症，幸得先師 鄧立光教授（已故中大教授及教育部顧問）以元神法力驅邪，他說我介入了別人的因果、人家的冤親債主不服，便來整你，事後身心突然舒暢。之後，我再遇到 北京白雲觀來香港的 孟至嶺道長（今為主持），他說：「你心地善良，雖不為名利醫人，但是道門治病，都要牌照，即天庭批准的，如蓬瀛仙館，它的牌照就是科儀、天授的令以開壇……。只有 天才能赦免人，以及受人的懺悔，改革自新。修道就是應天而度人，自度度他。」我明白了，便發願建一道觀為人義診，以及宣講因果之理、三教經典。之後便承傳了嶺南 紫枏呂祖之法脈，另我亦在全真蓬瀛仙館入道、師公為建福宮全真 傅元天掌門、向南宗黃玄真子求學，可謂名門正派。凡有天傳人傳的，都有能力可助人，並不是如不明者所講要得道才有神異。我們都未得道、未明心見性，但是都在學習、𡚒進、勸人向上，「力雖不至，心嚮往之。」

☀️香港的易學家，分學理、養生和術數三類。而我敢說，先師 鄧立光教授，是學理上最通的，何以見得？就是他能憑明易而通竅，有特異功能，用元神能為人治病、驅邪，是我親見。通竅是神通的初階，不是什麼附身，是自力進境之憑證。學理其次者，為 陳湛銓教授，他也是先師 胡詠超教授的老師之一。陳公的易學是闡明乾坤二卦為主。最後便是 岑逸飛老先生，他是用人生經驗，理解易經，淺白說出大道理。這三人，都是香港的易學大師。而鄧老師和岑老的易學，均同師承於 牟宗三。因為我的行事近宗教，不喜搞學術研究的，而 鄧老師生前說，他的學術，傳予 謝向榮（今能仁書院的文學院主任）；他的方術，近之者就是梁某。 朋友 樊惟證道長，聽到 鄧立光教授原來有大法力能為人驅邪治病，覺得非常驚訝，真是真人不露相，惟恨未能在他生前一見。我回覆，真是真人不露相的，還有一位，就是幾十年前，一位由廣州來香港教書的校長，叫 盧家炳。唐健垣教授曾說：「我和盧家炳認識了三十年，彈古琴，也不知道他原來是個道長，一到假日便替人治病，原來日治千人，弄得廣州中西醫少了生意，共同狀告他，才南遷香港的。」香港真的在戰亂以前，承接了不少奇人異士、大學者南來，絕對不是文化沙漠，只是看你的福緣遇不遇到。

在我十七歲時，在電台節目中聽到岑逸飛講述遊覧秦嶺之高峯太白山，怎麼怪石清流、鳥語花香，而他是由人抬上山去遊賞的。他示範雖身有殘疾仍可做旅行家，就是後天的意志，克服先天的不足，精神可嘉。待到很多年後，我在三十五歲，終於可和四位朋友一起遊覽太白山，就是李白說的：「太白近天都」那個了。☀️人生在世，山遊不盡，可要知山外又有山更高，而山山之同處，就是「自然」二字；世有讀書人、醫人、僧道，而人人之同處，就是「古道」二字。明白了，便不以山比山、人比人，而是求其同處，而存異！這就是《易》理說的「君子以同而異」，天無同雲、地無同石、樹無同葉、史無同人，明白了，胸襟和知見便廣拓浩蕩，不會有井蛙之困了。做學術，千萬不能自困，令讀了死書，前賢先進，就是示範怎做得善達而明正了。

（Sun Leung臉書2026年4月25日）

施仁毅：魚頭記

魚頭記01：倪匡的絕技

倪匡先生喜歡食魚，大家都知道。但對魚的認識，就連他好友蔡瀾先生也自愧不如。

記得有次，我託上環一間相熟的酒樓，訂了一條「三刀魚」，大概兩千多元，之後接倪生倪太去吃晚飯。倪生到場後，立即去魚缸看那條三刀，夥計撈出後，倪生神色凝重，伸手摸一摸，轉頭向我說：

「仁哥，這是真的！」

之後哈哈大笑。

席間教我，真的海三刀，頭頂尖刺凸出云云，其實我都學不懂。還是相中的這條「日本佬」最安全，不會假，也是倪生至愛。

（施仁毅臉書專頁2026年4月2日）

魚頭記02：蔡瀾的三刀

上回說過，倪匡先生是個不折不扣的魚痴。

他憶起少時在上海，黃昏海邊，忽見一片金燦燦，如流雲般滾動翻騰，景象壯麗，原來是成群野生黃魚游過，那畫面，他記了一輩子。

從前野生黃魚，尋常人家飯桌也常見，如今被人吃得近乎絕跡。去新榮記，隨便一尾，動輒數千大洋，貴得嚇人。

這兩尾三刀，我尋覓多時，本想分予倪先生與蔡先生，一人一條，也算美事。誰知蔡先生遲到，結果全數入了倪生腹中。

照片這兩尾，倪先生一見，即刻笑成個小孩子，眼瞇成一線。這頓飯，其他菜他一概不碰，專心致志，將兩尾三刀吃得一乾二淨，連一點魚肉都不肯剩下。

（施仁毅臉書專頁2026年4月4日）

魚頭記03：金庸的魚頭

繼續回憶倪匡先生吃魚的故事：有一次朋友間聚餐，倪匡先生親口說起這件事。

他說，和查先生交往數十年，每次吃飯，都是查先生（金庸）埋單。有一回蔡先生（蔡瀾）想要結賬，被查先生阻止了，倪先生便開口說：「唔好爭，你有老查咁有錢咩？」

查先生知道倪先生喜歡吃魚，每次聚餐都會點一條石斑海魚，隨即叫夥計把魚頭夾給倪先生。倪先生吃得津津有味，查先生就笑着，滿意地看着他。

好多年後，有位富商請查生和倪生吃飯。那天，倪生當晚沒什麼胃口，吃到最後，查先生吩咐夥計把魚頭夾給自己。倪先生才恍然大悟，原來查先生和自己一樣，最愛吃魚頭，只是這數十年來，一直都讓給他罷了。

倪先生說這件事的時候，查先生已經仙遊。

當時在場不少人都聽到了，他們那一代男人之間的情誼，實在令人十分感動。

（施仁毅臉書專頁2026年4月4日）

潘耀明：金庸與《明報月刊》的文化傳奇

一九六六年的香港，電車在銅鑼灣禮頓道的彎道上噹噹駛過，車聲嘈雜中，那是舊唐樓一間三百多呎的小小編輯部裏，四個人的夢想正在靜靜萌芽。那時的查良鏞，決意要在狂飆的時代中，為中國文化點亮一盞不滅的燈。

誰能想到，這盞燈一亮就是大半個世紀。它不僅照亮了香江之畔，更照亮了全球華人的精神家園。

以性命相搏的宣言

「當年下決心出版這本雜誌的時候，我是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

多年後，金庸在《明報月刊》四十周年紀念號上寫下的這段話，迄今讀來仍讓人心頭震顫。一九六六年，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剛剛燃起，一股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風暴席捲神州。在這樣的歷史關口，一個香港文化人做出了驚人的決定──創辦一份純粹的文化雜誌，以「獨立、自由、寬容」為信條，與毀滅文化的狂潮「對着幹」。

「人總是要死的，為了中國文化而死，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這不是豪言壯語，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對自身使命的清醒認知。金庸深知，在那個特殊年代，這樣一份刊物意味着什麼。但他義無反顧。

早期《明月》的編輯部設在禮頓道二號A唐樓的二樓，簡陋而逼隘。總編輯金庸，編輯許冠三、丁望，助理編輯兼校對王世瑜，四張辦公桌擠在一起，每天伴隨着電車的噹噹聲埋首編務。倪匡是常客，每天下午從百德新街踱步而來，在靠牆的小桌上奮筆疾書，寫完私稿便嘻嘻哈哈地離去。就是這樣一個簡樸得近乎寒酸的團隊，卻開創了華文世界一份傳奇刊物的歷史。

這份決心，讓我想起金庸筆下的郭靖死守襄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是這一次，大俠堅守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中華文化的根脈！

名牌西裝背後的文化遠見

一九九一年，我第一天到《明報月刊》上班，懷着忐忑的心情走進金庸的辦公室，問了一個許多人都想問的問題：「為什麼要辦一本虧本的文化雜誌？」

金庸的回答簡潔而富有深意：「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這句話，令我當時似懂非懂。直到後來明報集團上市，有一次我陪金庸赴廣州，才有機會真正理解這位老闆的遠見。金庸告訴我：「明報上市前，實質資產只有大約每股兩毫錢──不過是北角那幢舊明報大廈。但上市招股價為二元九角，多了近十五倍的價值。這多出來的，就是文化的價值，品牌的價值。」

這就是金庸的過人之處。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更有價值。他用一份虧本的雜誌，為整個報業集團注入了靈魂，賦予了品格。當其他報紙在商海中隨波逐流時，《明報》因為有《明月》這件「名牌西裝」，始終保持着知識分子的風骨，成為香港「公信第一」的報紙。

但《明月》的意義遠不止於此。金庸曾說，這本雜誌要成為海外華人文化精英溝通的橋樑。在那個兩岸三地隔絕的年代，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地方，身處邊緣的角落，《明月》以一己之力，維繫着中華文化的血脈。她發表兩岸作家無法在當地發表的作品——陳若曦的傷痕文學、聶華苓被台灣腰斬的《桑青與桃紅》，無名氏在內地無法發表的《金色的蛇夜．續集》等都在這裏得以完整呈現。她組織學者撰寫南海主權的論證文章，為國家利益提供學術支撐。她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三百多萬字，六大卷，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紀錄。一本雜誌，承載的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與尊嚴。

群星燦爛的人文精神

「《明報月刊》的作者幾乎包括了與中國文化知識有關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說得上是『群星燦爛』。」這是金庸退出明報集團後所作出的評語，頗為剴切。翻開《明月》的顧問名單，就是一部當代華人文化名人錄：白先勇、余英時、李澤厚、李歐梵、余光中、金耀基、王蒙、高行健、夏志清、楊振寧、饒宗頤、劉再復、聶華苓……這一個個閃光的名字，構成了《明月》最寶貴的財富。

白先勇說，《明報月刊》「樹立了一種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現在，她的優良傳統都得以薪火相傳，一直是世界華文讀者的重要精神糧食」。余英時則深情回憶：「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始終覺得《明月》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

這份「中國情味」，正是《明月》的靈魂所在。她不是任何勢力的傳聲筒，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立場，只忠於文化本身，只服膺於真理與良知。正如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兼容不同的見解，還要表現客觀的立場。一九九三年，當中英關係緊張時，《明月》做了一個特輯，同時邀請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撰稿，讓讀者看到不同的見解，卻都指向同一個目標──不希望香港走向危險的邊緣。

這種中性的價值觀，這種兼容並蓄的胸懷，正是金庸武俠世界中「海納百川」的俠客精神的真實寫照。

一張手寫聘書的溫度

一九九一年的一天，我接到董橋的電話：「查先生要見你。」

我誠惶誠恐地走進北角舊明報大廈的辦公室，金庸與董橋已坐在那裏。寒暄過後，金庸讓我稍候，自己走到辦公桌前伏案書寫。空氣靜寂了約半小時，金庸起身走來，親手遞上一份墨香撲鼻的聘書──手寫的，從內容到簽名，一筆一劃都出自金庸之手。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這份聘書的特殊之處，還在於金庸特意寫明，除總編輯職務外，還要我兼任總經理。他知道我在紐約大學（NYU）曾攻讀出版管理和雜誌學。那時候《明報》剛好上市，我幡然醒悟：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這份細膩的用心，正是金庸作為卓越領導者的過人之處。

金庸退休後所寫的文章，幾乎都交給《明月》獨家發表。金庸未賣明報集團時，每期《明報月刊》出版，都會通讀一遍，發現錯字別字，便親自寫字條提醒。日理萬機的報業鉅子，對一份文化雜誌的用心之深，令人動容。

有一幕場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記憶中。世紀之交，我與曾敏之先生策劃了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合辦的「二ＯＯＯ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會議休息的間隙，金庸訕訕地走到我身邊，低聲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

金庸所指的「委屈」，說來話長，一九九四年金庸賣了明報集團。他寫的武俠小說於一九七五年已經告一段落。他當時雄心勃勃，想專心寫歷史小說。他讓我辭掉《明報月刊》，到他自己創辦的明河出版有限公司當總經理兼總編輯，讓我策劃一本歷史與文化雜誌，他創作的歷史小說得以在這本雜誌連載，並與我簽了五年合約。我於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上班，他卻於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因中風入了養和醫院。醫生發現他的血管嚴重阻塞。後來他動了心臟手術，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呆了大半年。他出院後再寫不出歷史小說，因為歷史小說要做大量歷史資料的考證，囿於精力所限，他已經無能為力。我處於尷尬時期，我只得辭職，重返明報集團。當時我主動的辭退，公司並沒有作出任何善後，有點不歡而散。

不善言辭的金庸，用最樸素的語言，表達了最真摯的情感。那一刻，我發現他不僅曾是我的上司、老闆，更是一位可敬的忘年交。

成功的秘訣：用人不疑的智慧

金庸的成功，絕非偶然。他是成功的作家、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企業家，這樣的三棲傳奇，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也很可能絕後，他的成功秘訣何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八個字，是金庸用人的核心哲學。他深諳用人唯賢的道理，一旦找到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早年創辦《明報》，他大膽起用只有中學畢業的潘粵生做主編，只因欣賞他的幹練、文章和幽默感。金庸與潘粵生、沈寶新組成的鐵三角，合作無間，共同造就了一番傳媒事業。《明報》創刊三十周年時，金庸親筆撰文〈儒雅風趣的潘粵生〉，對這位老搭檔不吝讚美之詞。

但金庸的成功，遠不止於用人之道。他對新聞的理解，同樣獨到而深刻。他提出副刊「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圖。文章要短，像林語堂說的「演講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要有趣，新奇輕鬆，妙趣橫生；要近，貼近新聞，貼近時代；要物，言之有物，讀之有所得；圖要少而精，活躍版面，畫龍點睛。這五字真言，至今仍是報紙副刊的金科玉律。

他還教導後輩：「要雜不要專，知道的事愈多愈好，『專』是不足夠做報紙的。」他深諳讀者需要，他既是文化人，也是「立體的新聞人」。但他最核心的理念，始終是傳媒要有文化理念，是社會公器，具有引導讀者的功能。這一點，從《明報》到《明月》，從未改變。

文化的價值  永恆的明月

今天的香港，媒體競爭激烈，庸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令人擔憂。甚至有人慨言「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只要包括《明報月刊》等刊物的存在，就沒有人會這樣說。

金庸已逝，但他留下的《明月》依然皎潔。六十年來，她見證了時代的風雲變幻，承載了幾代華人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情懷。從最初對抗文化浩劫的決絕，到後來探討學問、傳播思想的從容，她始終堅守着「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

金庸本身是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企業家、成功的作家。加上他有強烈的文化理念，他重視通過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裝來提升企業的影響和地位。這些成功的業績，是過去的人所沒有的，中國歷史上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我看也不會有。五百年內不會再有第二個金庸。

五百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尺度。但文化的傳承，本就是一場跨越世紀的接力。金庸用《明報月刊》點燃的火炬，無論媒介如何變化，無論時代如何更迭，相信那盞燈還亮着，中華文化的血脈就不會斷絕。

倪匡曾預言：「新金學」必將超越「舊金學」。這不只是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研究，更是對金庸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承。從《金瓶梅》到金庸，從「舊金學」到「新金學」，我們看到的是一部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歷史。

記得莫言訪港時，曾三度讚揚金庸的武俠小說。他說，幾乎有華人的地方、有井水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讀者。他還說，金庸的作品是香港文學值得驕傲的地方，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以「純文學」的傲慢輕視大眾文學，反而真誠嘉許，這份胸襟，正是金庸作品能夠跨越雅俗、感動人心的最好註腳。

而《明報月刊》，則是金庸留給這個世界的另一份禮物。她不像武俠小說那樣擁有眾多讀者，不像《明報》那樣有廣泛的流量，但她承載的，是金庸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最深沉的文化情懷。

一九六六年的那個一月，當第一本《明報月刊》在香港面世時，沒有人能預見她的未來。如今，一個甲子過去了，她依然在那裏，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輪皎潔的明月，靜靜照耀着華人世界的文化天空。

金庸曾在發刊詞中寫道：「我們希望這本刊物，能夠成為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園地，成為溝通世界各地華人文化的橋樑。」這個願望，早已實現，相信也會傳承下去。

今夜，當我闔上手中的《明報月刊》，彷彿又看到那個在電車彎道旁的小小編輯部裏，四個身影埋頭編務，窗外傳來噹噹的車聲。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歷史。他們只知道，為了中國文化，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

這份心安理得，正是金庸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

（作者為本刊榮譽總編輯）

（《明報月刊》臉書專頁2026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