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仁毅：魚頭記

魚頭記01：倪匡的絕技

倪匡先生喜歡食魚，大家都知道。但對魚的認識，就連他好友蔡瀾先生也自愧不如。

記得有次，我託上環一間相熟的酒樓，訂了一條「三刀魚」，大概兩千多元，之後接倪生倪太去吃晚飯。倪生到場後，立即去魚缸看那條三刀，夥計撈出後，倪生神色凝重，伸手摸一摸，轉頭向我說：

「仁哥，這是真的！」

之後哈哈大笑。

席間教我，真的海三刀，頭頂尖刺凸出云云，其實我都學不懂。還是相中的這條「日本佬」最安全，不會假，也是倪生至愛。

（施仁毅臉書專頁2026年4月2日）

魚頭記02：蔡瀾的三刀

上回說過，倪匡先生是個不折不扣的魚痴。

他憶起少時在上海，黃昏海邊，忽見一片金燦燦，如流雲般滾動翻騰，景象壯麗，原來是成群野生黃魚游過，那畫面，他記了一輩子。

從前野生黃魚，尋常人家飯桌也常見，如今被人吃得近乎絕跡。去新榮記，隨便一尾，動輒數千大洋，貴得嚇人。

這兩尾三刀，我尋覓多時，本想分予倪先生與蔡先生，一人一條，也算美事。誰知蔡先生遲到，結果全數入了倪生腹中。

照片這兩尾，倪先生一見，即刻笑成個小孩子，眼瞇成一線。這頓飯，其他菜他一概不碰，專心致志，將兩尾三刀吃得一乾二淨，連一點魚肉都不肯剩下。

（施仁毅臉書專頁2026年4月4日）

魚頭記03：金庸的魚頭

繼續回憶倪匡先生吃魚的故事：有一次朋友間聚餐，倪匡先生親口說起這件事。

他說，和查先生交往數十年，每次吃飯，都是查先生（金庸）埋單。有一回蔡先生（蔡瀾）想要結賬，被查先生阻止了，倪先生便開口說：「唔好爭，你有老查咁有錢咩？」

查先生知道倪先生喜歡吃魚，每次聚餐都會點一條石斑海魚，隨即叫夥計把魚頭夾給倪先生。倪先生吃得津津有味，查先生就笑着，滿意地看着他。

好多年後，有位富商請查生和倪生吃飯。那天，倪生當晚沒什麼胃口，吃到最後，查先生吩咐夥計把魚頭夾給自己。倪先生才恍然大悟，原來查先生和自己一樣，最愛吃魚頭，只是這數十年來，一直都讓給他罷了。

倪先生說這件事的時候，查先生已經仙遊。

當時在場不少人都聽到了，他們那一代男人之間的情誼，實在令人十分感動。

（施仁毅臉書專頁2026年4月4日）

潘耀明：金庸與《明報月刊》的文化傳奇

一九六六年的香港，電車在銅鑼灣禮頓道的彎道上噹噹駛過，車聲嘈雜中，那是舊唐樓一間三百多呎的小小編輯部裏，四個人的夢想正在靜靜萌芽。那時的查良鏞，決意要在狂飆的時代中，為中國文化點亮一盞不滅的燈。

誰能想到，這盞燈一亮就是大半個世紀。它不僅照亮了香江之畔，更照亮了全球華人的精神家園。

以性命相搏的宣言

「當年下決心出版這本雜誌的時候，我是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

多年後，金庸在《明報月刊》四十周年紀念號上寫下的這段話，迄今讀來仍讓人心頭震顫。一九六六年，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剛剛燃起，一股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風暴席捲神州。在這樣的歷史關口，一個香港文化人做出了驚人的決定──創辦一份純粹的文化雜誌，以「獨立、自由、寬容」為信條，與毀滅文化的狂潮「對着幹」。

「人總是要死的，為了中國文化而死，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這不是豪言壯語，而是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對自身使命的清醒認知。金庸深知，在那個特殊年代，這樣一份刊物意味着什麼。但他義無反顧。

早期《明月》的編輯部設在禮頓道二號A唐樓的二樓，簡陋而逼隘。總編輯金庸，編輯許冠三、丁望，助理編輯兼校對王世瑜，四張辦公桌擠在一起，每天伴隨着電車的噹噹聲埋首編務。倪匡是常客，每天下午從百德新街踱步而來，在靠牆的小桌上奮筆疾書，寫完私稿便嘻嘻哈哈地離去。就是這樣一個簡樸得近乎寒酸的團隊，卻開創了華文世界一份傳奇刊物的歷史。

這份決心，讓我想起金庸筆下的郭靖死守襄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是這一次，大俠堅守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中華文化的根脈！

名牌西裝背後的文化遠見

一九九一年，我第一天到《明報月刊》上班，懷着忐忑的心情走進金庸的辦公室，問了一個許多人都想問的問題：「為什麼要辦一本虧本的文化雜誌？」

金庸的回答簡潔而富有深意：「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這句話，令我當時似懂非懂。直到後來明報集團上市，有一次我陪金庸赴廣州，才有機會真正理解這位老闆的遠見。金庸告訴我：「明報上市前，實質資產只有大約每股兩毫錢──不過是北角那幢舊明報大廈。但上市招股價為二元九角，多了近十五倍的價值。這多出來的，就是文化的價值，品牌的價值。」

這就是金庸的過人之處。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文化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更有價值。他用一份虧本的雜誌，為整個報業集團注入了靈魂，賦予了品格。當其他報紙在商海中隨波逐流時，《明報》因為有《明月》這件「名牌西裝」，始終保持着知識分子的風骨，成為香港「公信第一」的報紙。

但《明月》的意義遠不止於此。金庸曾說，這本雜誌要成為海外華人文化精英溝通的橋樑。在那個兩岸三地隔絕的年代，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地方，身處邊緣的角落，《明月》以一己之力，維繫着中華文化的血脈。她發表兩岸作家無法在當地發表的作品——陳若曦的傷痕文學、聶華苓被台灣腰斬的《桑青與桃紅》，無名氏在內地無法發表的《金色的蛇夜．續集》等都在這裏得以完整呈現。她組織學者撰寫南海主權的論證文章，為國家利益提供學術支撐。她出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三百多萬字，六大卷，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紀錄。一本雜誌，承載的是一個民族的記憶與尊嚴。

群星燦爛的人文精神

「《明報月刊》的作者幾乎包括了與中國文化知識有關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說得上是『群星燦爛』。」這是金庸退出明報集團後所作出的評語，頗為剴切。翻開《明月》的顧問名單，就是一部當代華人文化名人錄：白先勇、余英時、李澤厚、李歐梵、余光中、金耀基、王蒙、高行健、夏志清、楊振寧、饒宗頤、劉再復、聶華苓……這一個個閃光的名字，構成了《明月》最寶貴的財富。

白先勇說，《明報月刊》「樹立了一種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現在，她的優良傳統都得以薪火相傳，一直是世界華文讀者的重要精神糧食」。余英時則深情回憶：「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始終覺得《明月》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

這份「中國情味」，正是《明月》的靈魂所在。她不是任何勢力的傳聲筒，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立場，只忠於文化本身，只服膺於真理與良知。正如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兼容不同的見解，還要表現客觀的立場。一九九三年，當中英關係緊張時，《明月》做了一個特輯，同時邀請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撰稿，讓讀者看到不同的見解，卻都指向同一個目標──不希望香港走向危險的邊緣。

這種中性的價值觀，這種兼容並蓄的胸懷，正是金庸武俠世界中「海納百川」的俠客精神的真實寫照。

一張手寫聘書的溫度

一九九一年的一天，我接到董橋的電話：「查先生要見你。」

我誠惶誠恐地走進北角舊明報大廈的辦公室，金庸與董橋已坐在那裏。寒暄過後，金庸讓我稍候，自己走到辦公桌前伏案書寫。空氣靜寂了約半小時，金庸起身走來，親手遞上一份墨香撲鼻的聘書──手寫的，從內容到簽名，一筆一劃都出自金庸之手。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這份聘書的特殊之處，還在於金庸特意寫明，除總編輯職務外，還要我兼任總經理。他知道我在紐約大學（NYU）曾攻讀出版管理和雜誌學。那時候《明報》剛好上市，我幡然醒悟：金庸是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這份細膩的用心，正是金庸作為卓越領導者的過人之處。

金庸退休後所寫的文章，幾乎都交給《明月》獨家發表。金庸未賣明報集團時，每期《明報月刊》出版，都會通讀一遍，發現錯字別字，便親自寫字條提醒。日理萬機的報業鉅子，對一份文化雜誌的用心之深，令人動容。

有一幕場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記憶中。世紀之交，我與曾敏之先生策劃了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合辦的「二ＯＯＯ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會議休息的間隙，金庸訕訕地走到我身邊，低聲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

金庸所指的「委屈」，說來話長，一九九四年金庸賣了明報集團。他寫的武俠小說於一九七五年已經告一段落。他當時雄心勃勃，想專心寫歷史小說。他讓我辭掉《明報月刊》，到他自己創辦的明河出版有限公司當總經理兼總編輯，讓我策劃一本歷史與文化雜誌，他創作的歷史小說得以在這本雜誌連載，並與我簽了五年合約。我於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上班，他卻於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因中風入了養和醫院。醫生發現他的血管嚴重阻塞。後來他動了心臟手術，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呆了大半年。他出院後再寫不出歷史小說，因為歷史小說要做大量歷史資料的考證，囿於精力所限，他已經無能為力。我處於尷尬時期，我只得辭職，重返明報集團。當時我主動的辭退，公司並沒有作出任何善後，有點不歡而散。

不善言辭的金庸，用最樸素的語言，表達了最真摯的情感。那一刻，我發現他不僅曾是我的上司、老闆，更是一位可敬的忘年交。

成功的秘訣：用人不疑的智慧

金庸的成功，絕非偶然。他是成功的作家、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企業家，這樣的三棲傳奇，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也很可能絕後，他的成功秘訣何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這八個字，是金庸用人的核心哲學。他深諳用人唯賢的道理，一旦找到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早年創辦《明報》，他大膽起用只有中學畢業的潘粵生做主編，只因欣賞他的幹練、文章和幽默感。金庸與潘粵生、沈寶新組成的鐵三角，合作無間，共同造就了一番傳媒事業。《明報》創刊三十周年時，金庸親筆撰文〈儒雅風趣的潘粵生〉，對這位老搭檔不吝讚美之詞。

但金庸的成功，遠不止於用人之道。他對新聞的理解，同樣獨到而深刻。他提出副刊「五字真言」：短、趣、近、物、圖。文章要短，像林語堂說的「演講要像少女的超短裙，越短越好」；要有趣，新奇輕鬆，妙趣橫生；要近，貼近新聞，貼近時代；要物，言之有物，讀之有所得；圖要少而精，活躍版面，畫龍點睛。這五字真言，至今仍是報紙副刊的金科玉律。

他還教導後輩：「要雜不要專，知道的事愈多愈好，『專』是不足夠做報紙的。」他深諳讀者需要，他既是文化人，也是「立體的新聞人」。但他最核心的理念，始終是傳媒要有文化理念，是社會公器，具有引導讀者的功能。這一點，從《明報》到《明月》，從未改變。

文化的價值  永恆的明月

今天的香港，媒體競爭激烈，庸俗化、功利化的傾向令人擔憂。甚至有人慨言「香港是文化沙漠」，相信只要包括《明報月刊》等刊物的存在，就沒有人會這樣說。

金庸已逝，但他留下的《明月》依然皎潔。六十年來，她見證了時代的風雲變幻，承載了幾代華人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情懷。從最初對抗文化浩劫的決絕，到後來探討學問、傳播思想的從容，她始終堅守着「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

金庸本身是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企業家、成功的作家。加上他有強烈的文化理念，他重視通過文化的品牌、文化的包裝來提升企業的影響和地位。這些成功的業績，是過去的人所沒有的，中國歷史上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我看也不會有。五百年內不會再有第二個金庸。

五百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尺度。但文化的傳承，本就是一場跨越世紀的接力。金庸用《明報月刊》點燃的火炬，無論媒介如何變化，無論時代如何更迭，相信那盞燈還亮着，中華文化的血脈就不會斷絕。

倪匡曾預言：「新金學」必將超越「舊金學」。這不只是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研究，更是對金庸所代表的一種文化精神的傳承。從《金瓶梅》到金庸，從「舊金學」到「新金學」，我們看到的是一部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歷史。

記得莫言訪港時，曾三度讚揚金庸的武俠小說。他說，幾乎有華人的地方、有井水的地方，都有金庸的讀者。他還說，金庸的作品是香港文學值得驕傲的地方，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以「純文學」的傲慢輕視大眾文學，反而真誠嘉許，這份胸襟，正是金庸作品能夠跨越雅俗、感動人心的最好註腳。

而《明報月刊》，則是金庸留給這個世界的另一份禮物。她不像武俠小說那樣擁有眾多讀者，不像《明報》那樣有廣泛的流量，但她承載的，是金庸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最深沉的文化情懷。

一九六六年的那個一月，當第一本《明報月刊》在香港面世時，沒有人能預見她的未來。如今，一個甲子過去了，她依然在那裏，每月如期而至，像一輪皎潔的明月，靜靜照耀着華人世界的文化天空。

金庸曾在發刊詞中寫道：「我們希望這本刊物，能夠成為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園地，成為溝通世界各地華人文化的橋樑。」這個願望，早已實現，相信也會傳承下去。

今夜，當我闔上手中的《明報月刊》，彷彿又看到那個在電車彎道旁的小小編輯部裏，四個身影埋頭編務，窗外傳來噹噹的車聲。他們不知道，自己正在創造歷史。他們只知道，為了中國文化，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

這份心安理得，正是金庸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

（作者為本刊榮譽總編輯）

（《明報月刊》臉書專頁2026年4月12日）

【訃告】

呂學章先生（厲河），於2026年3月23日早上安然離世，享壽六十有七。

先生曾任嘉禾電影公司及文化傳信有限公司要職，並於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擔任董事及總編輯，凡三十年，對香港電影及出版業界，貢獻卓著。

先生的影視翻譯及編劇作品無數，畢生致力推動香港電影文化。擔任漫畫雜誌總編輯時，悉心培育新一代漫畫人才，影響深遠。

先生曾策劃多部書刊，啟蒙無數孩童，惠澤深遠。其中以畢生心血編纂之全新兒童版《大偵探福爾摩斯》小說系列，尤為膾炙人口，屢獲殊榮，更成功打入中國內地市場，將寓教於樂精神，廣被全國。

今先生遽歸道山，香港痛失資深文化出版巨擘，本公司謹致最深哀悼，殊感痛惜。並向先生遺孀及家人，聊表深切慰問，伏祈節哀順變，善自珍重。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泣告

2026年3月25日

（《正文社 Rightman》臉書專頁2026年3月25日）

《大偵探福爾摩斯》作者、兒童漫畫雜誌《CO-CO!》創辦人厲河逝世 享年67歲

深受香港小學生及家長歡迎的兒童偵探小說《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作者厲河（本名呂學章），今月23日早上安然離世，享年67歲。其妻子著名導演黎妙雪與由厲河參與創辦的「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於25日發佈訃告，證實消息。在正文社訃告中指出他「畢生致力推動香港電影文化。擔任漫畫雜誌總編輯時，悉心培育新一代漫畫人才，影響深遠。」

厲河早年於香港完成中六學業後，於1982年負笈日本留學，1987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取得日本文學學士學位，其後亦曾赴紐約大學攻讀電影研究碩士課程。憑藉深厚的語文及文學根基，厲河學成回港後加入嘉禾電影公司，負責港產片在日本的發行及宣傳工作，同時為多部引進香港的日本經典電影擔任中文字幕翻譯。

在90年代錄影帶與鐳射影碟（LD）盛行的時期，厲河為黑澤明、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等日本電影大師的作品配上精煉的翻譯。其譯筆言簡意賅且不失韻味，在那個缺乏即時翻譯資源的年代，為影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橋樑。此外，他亦親身參與電影編劇工作，先後為妻子黎妙雪執導的《戀之風景》、《玻璃，少女。》、《情謎》，以及香港電台劇集《沒有牆的世界：視界良好》等作品撰寫劇本，致力推動本地影視文化發展。

除了對影視圈的貢獻外，厲河在香港出版界同樣舉足輕重。1992年，他加入文化傳信，專責將日本漫畫引入香港市場。1994年，他與鄧永雄共同創立「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初期以翻譯及出版日本漫畫和旅遊書為主。在擔任正文社董事及總編輯的三十年間，厲河於1997年策劃並創辦了經典兒童漫畫雜誌《CO-CO!》，隨後亦出版《兒童的科學》及《兒童的學習》等科普與通識刊物。

2010年，厲河親自編寫全新兒童版《大偵探福爾摩斯》故事系列，巧妙地將科學元素及創新情節融入柯南·道爾的經典推理故事中，成功激發小學生的閱讀興趣。該系列在香港屢獲殊榮，他更多次在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選舉中，獲小學生票選為「最愛作家」；其作品更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改編為動畫電影《大偵探福爾摩斯：逃獄大追捕》，將寓教於樂的精神發揚光大。

厲河離世的消息傳出後，本港多位文化界人士亦撰文悼念。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馮志豐回憶九十年代在影視店尋寶時，經常在錄影帶包裝上看見厲河的名字。他讚揚厲河當年為日本經典電影所作的翻譯：「那些翻譯，並不喧嘩，也不搶眼。但奇怪的是，它們讓那些陌生的電影，變得可以親近。」馮志豐形容厲河是那個時代文化流動的無名英雄：「在那個沒有串流平台、沒有即時字幕的年代，一部電影翻譯的好壞，往往決定了它在觀眾心中的深淺。厲河先生將日本的光影世界，一字一句，穩穩地搬到我們眼前……有些名字不在銀幕中央，卻一直默默發光。厲河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曾執導動畫電影「麥兜」系列、《大偵探福爾摩斯：逃獄大追捕》的導演袁建滔亦撰文悼念，憶述大學時觀賞黑澤明電影已對字幕監修「厲河」留下印象，直至合作動畫化才正式結緣。他讚揚厲河具備電影人與作家的專業，深明文字與影像改編的差異：「單單是福爾摩斯不能在片中抽煙便費煞思量。寫劇本過程雙方有來有往，甚至連配音稿逐隻字挑出來反覆研究那個字才是最準確。」袁建滔形容兩人合作如切如磋：「雖然我倆年齡相差十載，但聊起寫作創作，感覺似是互相砥礪的筆友，非常古典。」他感激厲河為無數兒童帶來閱讀樂趣，並在文末致敬：「能夠為千千萬萬的小讀友帶來無窮盡的閱讀樂趣，相信你已無憾。再見了。」

作家、資深文化評論人湯禎兆則稱厲河的作品對他影響深遠：「當年留學日本，厲河大哥的《私家版東京讀本》，肯定是啟蒙入坑之作。」他感謝厲河曾應邀在報章副刊撰寫專欄，以其深厚的學養惠及讀者：「借助大哥的結構主義底氣，在副刊上解釋氣球及插字等的運用，借不同名篇來闡述，應該極其過癮！」其後厲河主掌正文社時，亦大力支持並協助他出版著作，湯禎兆以「錯落無方非吾願，同途平行夢中尋。無言感激」作結，對其提攜之恩銘記於心。

資深電影評論人馮家明指出，「厲河先生監修字幕的日本電影錄影帶、他與黎妙雪合作的電影，正文社的高質旅遊書以至《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多少年來造福我輩到我們的子女。願先生安息。」

著名漫畫《森巴》作者姜智傑亦分享了當年在《CO-CO!》出道的點滴。他回憶當年厲河親自構思了一篇關於紙飛機的漫畫並撰寫首集劇本，引領他入行。姜智傑表示，厲河曾教導他畫漫畫最重要的是「體力」，因為創作需要長期在書桌前奮鬥，這番教誨至今仍讓他銘記在心。

在正文社訃告下，亦有大批網民留言，感激他「帶來coco 和引入其他漫畫作品，讓我們有一個快樂童年，永遠懷念！」亦有家長表示：「多謝厲河先生令我兒子喜歡閱讀中文書籍，改變他閱讀習慣，一路好走。」

（《虛詞》網站2026年3月26日）

我第一次見到「厲河」這個名字，不是在書頁上，也不是在戲院銀幕上，而是在九十年代中，「 快圖美影視店」(FOTOMAX)一次開倉大減價裡。

那時候，LD方興未艾，錄影帶還未完全退場。貨倉裡一箱一箱的錄影帶，被人翻來翻去，像在淘金。封面五花八門，有港產片，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一盒只售港幣二十元。我當然毫不吝嗇，大掃特掃，記得累積了不下四十多盒。這當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數字。

而我，就是在那些錄影帶的包裝上，一次又一次，看見同一個名字──字幕翻譯：厲河。

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凡是那些嘉禾發行的錄影帶、來自日本的電影──黑澤明、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那些名字旁邊，常常會出現他的翻譯。

那些翻譯，並不喧嘩，也不搶眼。但奇怪的是，它們讓那些陌生的電影，變得可以親近。

多得他的翻譯，我得以接觸日本電影黃金時代的許多作品：《七俠四義》、《用心棒》、《天國與地獄》、《雨月物語》、《斬虎屠龍劍》……文字簡潔，卻不失韻味。對當年如飢似渴吸收電影養分的我來說，這些字幕不只是理解內容的工具，更是一種引領，讓我一看再看，樂在其中。

我特別喜歡黑澤明大師的《沒有季節的小墟》(又名：電車狂)──這是大師第一部彩色電影，用豐富的色彩講述貧民窟裡的人生百態，承載著甘與辛、甜與酸、苦與辣。厲河先生言簡意賅的翻譯，讓片中那些帶點距離感的異國故事，忽然有了溫度，有了重量。

後來，厲河先生成為作家，創作出兒童版《大偵探福爾摩斯》系列，我的兒子也成為其中一個小讀者。我很欣慰，多虧他的改編，兒子得以親近柯南・道爾的魅力，對文字多了幾分喜愛。 在那個沒有串流平台、沒有即時字幕的年代，一部電影翻譯的好壞，往往決定了它在觀眾心中的深淺。厲河先生將日本的光影世界，一字一句，穩穩地搬到我們眼前。

如今回頭看，那些在貨倉裡被人翻動的錄影帶，那些被低價出售的LD，其實不只是商品。那是一整個時代的文化流動。而在這流動之中，有些名字不在銀幕中央，卻一直默默發光。

厲河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謝謝你，願你安息。

（馮志豐臉書2026年3月26日）

嚴瀚欽：關於我的第二本書：《錯覺與和解》

幾個月前，一場讀書會，我向在場的人展示一頁書稿。彼時，整本書都還只是雛形。我說，這大概就是我心目中，這個時代的文學該有的樣子──繁密、疊印、交織錯落，詞語像海一樣湧來。喧嘩交媾，卻又帶著各自的棱角。有時候，僅憑一塊小小的碎片，便足以認出誰的模樣。

距離我誇下海口的日子，這本書的出版，整整推遲了一年。但幸運（或也不幸）的是，我已經到了學會安慰自己的年紀；安慰自己，每本書都是一株無法歸類的植物，有自己獨特的花期；安慰自己，所有遲到，都是時間最友善的安排。

這幾年，我在一種極度重複的日子裡，歷經了巨大的位移。我時刻克制表達的慾望，收起多餘的幽默，迴避不必要的人際與社交，並且清楚地察覺這些克制帶來的轉變──一旦開始嘗試把嘴巴閉上，就會不由自主地，漸漸喜歡上沉默。就會開始想像自己是一個純粹的聆聽者，只在那些願意經過我的物事在我身上撥動和弦時，發出聲響。彷彿在無數個他者身上，找到嶄新的聲帶。

於是，在年輕稚嫩的《碎與拍打之間》之後，書寫不再只是對日常思緒的再現，它變成一種抽離，一種讓我騰空飛行的儀式。唯一不變的是，這種飛行，仍舊常常出現在夜間。我甚至感覺到，在這種減法與沉澱之後，生活本身，比起從前喋喋不休的抒情，更接近詩的本質。

一個悖論就此形成：我必須時時刻刻壓制那些吵著鬧著要生存下去的自己，才能讓最安靜的那個自己，繼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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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為了理解詩歌而借用類似的事情，以至於繞過了它。」整本書的開首，我借用了柯勒律治的這句話。而我時刻與自身的軟弱進行著，小小的巷戰。

是的這是一本充滿歉意的書。詩本無解，而這本一百來頁的書所做的，不過是「強而名之」──一種近乎違反詩意的行為，彷彿將流動的光，框定在固定的邊界裡。此外，因我的盲區、我的空白、我分身乏術而致的力不從心，以及在那些堅定自信的聲音前，仍會存在的窘迫與無底，致使我未能將更多優秀的作品納入其中。這些，便是圖二裡那些名字未能覆蓋的留白罷。而我也終於懂得：留白，本就是風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的，如文首所說，我已到了學會安慰自己的年紀。見諒。

結集出版從非易事。感謝編輯張軒誦師兄，幫我細心整理與校對；感謝設計師司徒芷珊小姐，將我渾沌的意念顯現成形；感謝為我撰寫推薦語的樊善標教授、張歷君教授、洛楓教授、楊佳嫻教授、陳子謙博士，以及好友宇軒。

謝謝R；謝謝我的學生；

謝謝所有為我減輕生命之重的師友與同道。

2026.3.17夜

（嚴瀚欽臉書2026年3月17日）

悼陳炳藻

悼炳藻

晨起，又收噩耗：陳炳藻騎鶴西去了。

摯友黃韶生1964年入中大聯合後，廣收文友入我和他創辦的芷蘭文藝社，此中後來廣為人知的是當時還叫「游之夏」的黄維樑和寫小說的陳炳藻，均多年沒有連繫。

今炳藻走了，特以舊作並附他的短訊以示悼念。

──2026年3月19日

定銘學弟，久違了。這麽多年來 ，今天才是第一次發現你在網上推揚了我的小説，非常感謝。最近我得到初文出版社漢傑仁弟的厚愛，爲我出版了《儒林鹿渡》一本諷刺的創作小説，描寫美國高等學府一些行政人員和教授的荒誕行為……炳藻

2025年1月12日

陳炳藻的小說

一九七Ｏ年代初，在威斯康辛大學得文學博士，一直在美國各大學任教的陳炳藻，是香港的留學生。雖然他以英文著述《電腦紅學：論紅樓夢作者》（香港三聯，1986）一書廣為人知，其實他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一九六四年已開始小說創作，並出版過短篇小說集《投影》(香港山邊社，1983) 和《就那麼一點黯紅》(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4)。

《投影》是他的處女集，收〈膿〉、〈狗種〉、〈拒〉、〈相煎〉、〈面譜以外〉……等十二個短篇，差不多全是一九六Ｏ年代發表於香港的少作。不過，水平已相當高，此中寫於一九六五年的〈潮的旋律〉，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徵文比賽中得過獎；寫流落香港白俄生活的〈籬邊的音樂〉，被收入與西西、亦舒、欒復（蔡炎培）等人合著的《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1968）中；而他自己最喜歡的，則是寫他大哥的〈投影〉。

我手上有份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芷蘭季刊》第三期，是我們「芷蘭文藝社」的社刊，陳炳藻以筆名「丙早」，在此發表了五千字的短篇〈裡外流〉，寫大學剛畢業的孟嘉麗思想流的矛盾：留在大學裡當助教好呢？還是到她嚮往的西方留學好？這是陳炳藻早期創作的成功作品之一，描寫細膩以外，矛盾與抉擇之間的忐忑不安尤其恰到好處，何以不選進《投影》裡？

──2012年5月16日

（許定銘臉書202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