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7日 星期日

路雅詩文

壞人

 

一個叫自己做壞人的人。

幾年前羅少文過身,他從台灣回來奔喪, 70年代初,是他把我拉進古典音樂的世界。

壞人拉得一手好提琴,「藍馬」在登龍街的日子;零零碎碎的往事中,還記得那夜他把自己的身世說成別人的故事。

其實我聽到的是和弦的低低泣訴,一截坎坷的生命。沒有甚麼值得交代,只要活得真實!

這幾年間,他偶然WhatsApp給我,都是一些有關時局的片語……


新世界交響曲


黑夜過去

收藏家的序幕

展開了一片遼闊的天空

 

沈沈的擂鼓在遠方響起

如遠古而龐大的爬蟲類出發

朋友們彼此相告

一個新世代已啟動

 

壁石的斷層

聽到霜雪和風聲

 

重新編排的秩序

如宏圖舒展

日出

只是一個樂章

簡短而明快!

 

註:新世界交響曲》是㨗克作曲家德弗札克的重要作品,此曲開始由低沉的大提琴揭序,之後由英國管所奏出「念故鄉」哀愁的抒情旋律,很多人都被這段優美的樂章迷倒,德弗扎克寫此交響曲時正旅居美國,有人誤以為此乃思鄉之作。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新世界」指的不是他的故鄉波希米亞,而是永恆的天國,無怪旋律如此美麗,風光如畫。



2020年9月21日 星期一

黎漢傑:捱出來的故事

本書選錄譚秀牧多年來的小說創作,大部份都曾收錄於不同的單行本,僅本書最後兩篇:〈沒有休止符的哀歌〉與〈阿爸風生水起記〉未曾結集,原刊於千禧年出版的《鑪峰文藝》。收錄的作品大致按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長篇創作只好割愛,内容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從時間的跨度來看,作者的創作差不多經歷五十年,如此長期堅持實屬難得。這些作品,作者坦言都是趁工餘時間,在深夜,一點一滴的「捱」出來。而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從人物折射歷史

  譚秀牧善於捕捉當時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片段,經過綜合、提煉、虛構,塑造一個又一個在窮苦生活下默默耕耘的人物。例如寫於五十年代的兩篇短篇〈夜工〉與〈母女倆〉均是以當年普遍的童工問題作為寫作的題材,創造出冒認成年去工廠上夜班的金華以及幫補家計到街市擺攤叫賣臭丸的小蘭。〈同情〉則寫因母親賣菜「阻街」被警察抓去,被逼一個人「揹著一個破舊的麻包,右手拿著鐵鉤子,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一邊走,一邊往四下裏窺望;發現路旁有垃圾堆,就走近前去用鐵鉤撥弄幾下,彎下腰去,看看有可換錢的破爛的東西沒有」的小牛。以上三篇的主角都是孩子,在故事裏,他們面對或大或小的挫折,但仍然堅忍地活下去。

至於〈艇家之子〉,雖然都是孩子,但作者則將重心轉移至側面描寫一個艇家之子,母親早逝,在父親的教導下,如何早熟小小年紀的孩子已經熟練划船、游泳這些海上生活的技能,而當敍事者想將打破了的杯子丟進海裏的時候,他立即如此反應:

 

「給我,給我,不要丟掉!」

我以為他留下來,準備賣給收買爛玻璃的人,便毫不猶疑的給他。他接了,輕捷地跳上岸,爬過那塊高大的岩石,走到山邊去。我望著他,真有些疑惑不解。

一會兒,他回到艇上來了,望望他的手,卻空著。

「你拿到哪兒去啦!」我詫異地問。他指一指荆棘叢生的山坡,映眨著小眼說:

「丟了。」

「丟在海裏,不是很便當嗎?」 「我們常在這裏捉魚,它會割傷我們的腳哩!」他拉一拉幾乎跌下來的褲子,揩了把鼻涕說。

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過來,原來他指的「我們」,不只是他父親,而是這個漁村裏所有的漁民;同時也包括了在這附近捉小魚的泳客們。這麼一想,我馬上疚愧起來了。

 

「我」的愚昧舉措反襯孩子對海的愛護、對處理垃圾後果的睿智。如果說在那個艱苦的五十年代,前述三篇的孩子是「勇」的例子,則〈艇家之子〉的主角就是既「勇」且「智」的代表了。

〈樓上人家〉寫那對被遺漏在家的子女,每晚吵鬧至深夜,弄得樓下的羅生羅太睡不得安寧,羅太經過明查暗訪之後發現他們本性不壞,不過是因沒有家人照料,缺乏關懷與愛護,才會「玩超人之類的粗野遊戲」。雖然這家孩子的父母有些與別不同,但在香港確實有不少家庭也因父母外出工作,導致子女獨留在家,而不少因此而生的安全問題至今亦時有所聞。

從際遇反映社會

  雖然譚秀牧的小說沒有炫目的技巧,亮麗的形式,但是卻善於製造或大或小的衝突與挫折,讓讀者體會身處其中的主角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如何在逆境中應對。〈夜工〉的金華上夜班卻突然患上感冒,在這個時候,領班看見他工作遲緩的樣子,被「領班高舉起來的拳頭,已隨著叫罵聲而閃電似的朝金華的腿上使勁打下去了。」金華的工友們都紛紛予以同情關懷,例如陳發就把他拉起來,責問打人的領班,護送金華回家,更好心以謊言:「工友們因為他年紀最小,便叫他早些回來休息。你讓他好好休息兩天再算吧!明天是糧期了,明早你拿他的工咭到廠裏來出糧好啦!」安慰金華的母親,減輕她的不安與疑慮。惡人禮讚〉更以幽默反諷的筆法,敍述「惡人」高洛在面對大廈的惡狗、住客的惡鄰居、街外來的惡匪徒,如何以棋高一著的「惡行」克服難關,最後更獲政府頒發好市民獎。閲畢本篇,更讓人發覺原來要做一個「好人」,倒要像高洛那樣夠「惡」才行,字裏行間充滿令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至於〈同道中人〉,透過「我」這個敍述者,刻劃福哥的形象。福哥是一個捉蟋蟀的專家,他對捉蟋蟀熱點的地理環境與人情風貌都非常熟悉:

 

「還要走多遠?」我問。

……

「本來,去雞冠山,半個鐘頭就可到達了。」福哥說,煙火在嘴角閃亮一下。「不過,今晚,我們不要到那邊去了,——」

「為甚麼?你前幾天不是說,那裏的蟋蟀多,又夠狠的麼?」

「今天早上,聽捉草蜢的王伯說,那裏近月來,時常有盜墳賊打劫陰司路,所以鄉民和當局都巡得緊。」福哥的聲音有些沙滯,但卻夠響亮。他燃起一根香煙,然後說:「為免誤會,還是避開好些。你或許不知道,給鄉下佬碰到了,把你打個半死,才再講道理!」


雞冠山雖然近,但是容易被人誤會為盜墓賊,於是這次捉蟋蟀就另找地點。稍後,到了目的地,「我」捉蟋蟀是:「我開始試著,前後左右都是吱咧咧,牠們似在大合唱,無法從混成一片的音響中分別出其個體的所在。只好自以為是地,不停開亮電筒尋找,偶然發現一隻,但牠那麼精靈地,兩三下子就不知跳到甚麼地方去了。」笨拙異常;至於福哥:「彎著腰,腳步輕得恍似駕風而行,毫無聲息。一邊細聽著蟀鳴。聽準了聲音,知道了蟀兒的所在,突然開亮電筒照射;蟀兒給突如其來的強光弄得頭昏目眩,舞動著觸鬚,茫然地打著轉,福哥拱起手指的手掌像輕巧的罩子,蓋下去,就把牠捉住了。」身手輕快敏捷,兩人表現的巨大差別就進一步烘托出福哥手藝的精湛。而福哥更通曉蟋蟀的習性:

 

「福哥,剛才蟋蟀忽然不叫,究竟將有甚麼事情發生?」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禁帶著餘悸問道。

「這是動物界的自衛現象,」福哥解釋道:「蟋蟀多的地方,蛇必多;因為蟋蟀是蛇的點心。凡是蟋蟀忽然停止鳴叫,必是蛇已出來活動;蜂兒聞到氣味,鑽回土洞去躲避,於是便沒了聲音了。」

 

這種知識,不可能單純從書本上學習而來,而是福哥透過多年捉蟋蟀經歷多番險境的經驗之談。

從幽默諷刺現實

  〈惡人禮讚〉以幽默的筆法描繪一個「惡人」如何「以惡治惡」,從而突出平日我們這些「好人」如何受到社會的不公對待,卻敢怒不敢言。高洛的出現,正正是做了我們日常生活想做卻不敢做的言行,反抗社會的一切不義。〈火辣辣的夏夜〉以之前喜歡打尖插隊的牛頸榮遇上剛剛出獄的崩耳才作為故事的主綫,故事從外形、語言、行為三方面詳細描繪了崩耳才的形象:

 

                外形:「說話的人約廿七、八歲。瘦削身材,方臉,左邊的耳朵缺了半片。他穿著長袖波恤,衫腳捲到肚皮上。」

                語言:「老友,你拿不拿到後面去?」、「老友,放開我的手!」、「面子是你自己掉的,怨得誰?」、「我才坐了兩年花廳,絕不介意多坐幾年!」

                行為:「崩耳才一手支著臉頰,另一隻手捏著香煙,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他瞟牛頸榮一眼,接著,快速地把手掌一轉,反過來把牛頸榮的手一搭,一撥;牛頸榮像觸了電,他的手給彈到櫃枱邊,撞在圍板上。」

 

崩耳才冷酷,坐過牢,說話簡單直接,身手功夫更遠在牛頸榮之上,是真正的「有料之人」。至於牛頸榮僅僅是外貌比較攝人,卻沒有真材實料,過招片刻就已經高下立見。因此,故事描述牛頸榮在不知道崩耳才底細之前,還咄咄逼人,要找人算賬,自然就讓讀者啼笑皆非!

而譚氏這種營造幽默的藝術形式,更普遍見於他的極短篇創作。例如〈夕陽正好〉裏,潘伯退休之後,無所事事,卻被子女輪番勸說

 

素蘭想起有位同學,在鄰邨的社區中心任職。對爸爸提議:「阿爸,隔鄰邨社區中心有個明光耆老小組,時常有節目,如老人旅行、老人象棋賽、耆英健康舞……不如我替你拿張表格,申請入會,參加活動吧……。」

這時,漢良忽然想起一件事,插嘴道:「阿爸,街坊會禮拜六,舉辦新春敬老百歲宴,吃齋又有抽獎,我買兩張餐券,你與阿媽……」

 

身體仍然健壯,卻被家人以為已經風燭殘年,不斷「老人」前、「老人」後,潘伯自然覺得討厭,難怪他要再重出江湖,另找新工,開始新生活了。

至於〈劫匪奇遇記〉以異性同名的偶然事故,最終導致劫匪被捕;〈誘惑〉以王愛琴自由自在吃乳鴿勸喻朋友不要盲目迷信崇拜表裏不一的偶像;〈聖誕奇遇拆良緣〉以新郎巧遇内地來港的表嫂一番話,捅破一樁騙人的「良緣」,原來大家眼中單身的老好人一早在内地已經結婚生子,卻還厚顔在香港結識異性重婚;〈巨獎的誘惑〉以爸爸投入十萬資金買六合彩,但僅僅換來彩金十萬零一百元,說明靠博彩發達的虛妄……以上都可見作者在各個極短篇的精巧構思。

結語:香港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

在六十年代以還,香港引入外國多種多樣的文學思潮與理論,此起彼伏。當中,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更曾成為不少香港作家實驗的寫作綱領。不過,在前衛寫作之外,同時期的香港仍有不少以傳統現實主義筆法筆耕的作家。譚秀牧的作品透視社會階層之深之廣,與同時代的作家比較,均有過之而無不及。觀看他的作品,除了繼承傳統小說出色的形象、對話、動作描寫之外,更有獨特的幽默感,日後研究者如要重寫香港小說史,譚秀牧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許定銘:代序:看非常風景的文學旅遊

認識詩人迅清是四十多年前的事。

一九七零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文史哲新舊書二樓書店,迅清常來。那時候他雖然只是個預科生,但已經是《大拇指》的編輯,香港詩壇上的新進翹楚。他不單常來買書,後來更半義務性質當了店員,搬書、上架,為顧客包書、影印,不分輕重,店中業務,靈活生巧。當時我心想:一個肯不計酬勞,不去當補習老師賺錢,整日磨在書店裡當義工的詩人,他日成就當非凡。

其後迅清上港大,畢業後當教師,幾年即越級升為中學校長……,成就有目共睹;之後移居悉尼,任職大學之餘,最難得的是不肯放下筆桿,多年來埋頭寫作,年前出《迅清詩集》(香港石磬文化,2015)及《悉尼隨想》(香港初文,2019),先是詩選,繼而隨想,今再推出旅遊《非常風景》,看來各種文體傑作陸續有來。

《非常風景》收旅遊文稿五十餘篇,此中遊南美馬丘比丘的超過二十篇,遊意大利的十餘篇,合起來超過全書的三分二,應是《非常風景》的主體;其餘還有遊北海道的、台北的、新西蘭的和冰島的,迅清似乎在環遊世界了。

此中遊冰島的只有〈冰島這個島〉一篇,但文中有幾句話十分精警:

……旅行是一個短暫離開工作或者煩惱的辦法。幹得倦了,生活太規律化了,需要一個短短的休息。可能再活得更起勁。當然每個人都會找一個旅行的特別理由。……我不是背包客,不想窮千山萬水,上山下鄕。我只是想在旅途上多認識一下平淡生活之外的點滴新鮮。每一趟的旅行,帶回許多珍貴的記憶,想多一點貪心,但也載不下很多。途中每日寫下的博客文字,儲存在相機的數碼照片,合成一份豐富的故事。

這是迅清寫旅遊文稿的目的,也是《非常風景》的風景和故事。其實我們做事的目的也不必偉大,找到中心,為自己生活找到情趣,為個人的生命擦出火花,足矣!

現在且讓我們看看本書的主體:迅清的「馬丘比丘」之行是個十多天的自由行,由於去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交通十分不便,他要先從悉尼搭十二小時飛機去智利的聖地牙哥,再轉到祕鲁的利馬、庫斯科、奧爾蘭泰坦博,才能去到馬丘比丘,行程不是一天內的事,於是順便遊了這些南美城市。

馬丘比丘原意為「古老的山」,是祕魯印加帝國時期的著名遺蹟,整個遺址高聳在海拔2350~2440米的山脊上,是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

美國歷史學者海勒姆·賓厄姆三世,在一九一一年由當地農民帶到此地,並寫了本《失落的印加城市》(The Lost City of the Incas),讓西方世界注意到了馬丘比丘的存在而馳名,一直是旅行家嚮往的朝聖地。

迅清懷着高山症的恐懼遊完馬丘比丘後,經普諾返回利馬,參加了利馬的徒步旅行團,見識了當地人的生活,嚐了平民美食,訪遊了周邊城市瓦爾帕萊索、波蒂略等,才回到悉尼去。這麼轉折的旅程,能参與的機會不大,看的真是「非常風景」呢!

近年知識份子到世界各地去旅遊,已不單單滿足於表面的名勝風景,大多希望深入探究當地歷史文化的深度旅遊。於是,旅遊書籍也不再是浮光掠影的層面,本來是娛樂的閑書,也成了深度的旅遊文學著述。像迅清的〈新西蘭基督城〉,甚少寫景色,卻長篇大論寫「一名恐怖分子手持機槍走入兩所回教寺院,擊斃五十名平民,瘋狂程度震驚全世界」的失常事件。「馬丘比丘之旅」所表達的,就是資料充足的當地歷史、文化、人物和社會動態;遊瓦爾帕萊索時,訪尋聶魯達住過的三幢房子等,在在反映了詩人在旅途中不忘文學,此書真是知識份子的旅遊手册,是一本出色的旅遊文學。

20209月)

路雅:俊男徵婚

路雅:我是新人

六十年代中我開始學習寫作,投籃多了,總有一些刊登出來。

寫新詩是受了冰心的《繁星》和《春水》影響,五六行短詩淺白易明,詞藻華美,跟着又讀到溫乃堅的新詩,遂仿效他們用雁影這筆名發表了十幾輯短詩,愛上寫詩就是這樣開始。

機緣巧合認識了許定銘,不久更加入他發起的藍馬現代文學社,直至文社漸漸式微,藍馬的招牌被我拿去做出版社,第一本書是我的散文集「但雲是沈默的」,第二本是羅少文的「絕響」,跟着是野農的「婚宴」。事隔十幾年後覊魂於八七年出版詩集「趁風未起時」。

七十年代初可以說是我生命的轉捩點,差不多同一時間很多事情齊齊發生,電台有人找我寫講播稿,台灣回來的何步正給我在明晩開了個專欄,同期創辦了第一個傷殘人士獨立行政的非某利機構,──「傷殘青年恊會」。

不久開始與友人踏上創業之路⋯⋯三個青年小伙子,一個喜歡音樂,兩個愛書,於是在新都戲院商場開了間賣書兼賣唱片的音樂書屋,不夠半年,因為不善經營便光榮結業。

鉛字粒還是排版主流的時候,日本人發明的打字機與柯式的出現,把印刷業來個翻天覆地大變天,從此諾大的字房便被一張小小寫字枱所取替。

遇上中文打字讓殘疾人士得到一份工作,是排版和印刷選擇了我們,不是我們選擇了印刷,沒料到一幹就是幾十年,成了終生職業,沒有喜不喜歡,像上一代的盲婚啞嫁。

早期的中文打字機

在灣仔昌業大廈是我活得最風流快活的日子,洪朝宗的「時代青年月刊」是藍馬柯式印刷公司承印,無異這雜誌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發表空間給我,最初是把稿件寄去明愛中心給他,審批過連同其他稿件才拿來排版,排好就付梓。我的稿後來他不看了,說拿來拿去覺得麻煩,我愛怎樣畫版隨我意。

當年很多文友的刊物都拿來給我們排印,焚風詩社第一期柯式刊物是我畫版,兩條粗黑綫中央夾着「焚風」兩個大大的行書是胡玉庭手筆!這破格設計吳萱人每次提起就豎起大拇指!

胡玉庭的行書 

給他人作嫁衣裳,往往比臨淵羨魚來得更真實,那些年新詩、散文小說甚麼都寫,偶爾也寫書評電影。化了很多筆名,分別用於不同類別的文章,慢慢就覺得對自己名字要負點責任,想到往後寫甚麼,不是比怎樣寫更重要麽?

自始覺得甚麽都寫很無聊。

有時工作累了,會問自己在紙張和油墨中打滾,有甚麼抱負呢?簡單的答案:只希望來到這世界,不要給別人帶來負累就夠了。

作為生意文化人,在銅臭和文字間打滾,沒有别人想像中的矛盾;如果醉生夢死都可以丟下,還有甚麼在乎?曾跟朋友說印刷比爬格仔實際,合乎經濟效益。

我不甘心不是寫過甚麼?在我來說,活着才明白創作是一種態度,做人有多誠懇或者就是我所追求的終極意義。

七十年代末工作愈來愈繁重,不僅僅不寫,更不聞不問,一停就是二十幾年。掇筆只是求生的需要,算不上找到甚麼存在價值。

復筆之後,希望認識我的人早已忘記了我,不認識我的就把我當新人吧!

(這段影片內的示範員,我們見到那穿着筆挺西服的男子,記得就是當年賣台灣造的中文打字機的張老闆,他是one man co.。那年代借貸不容易,他卻給我們做了私人分期付款:

https://m.facebook.com/watch/?v=232693510760812&_r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