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9日 星期四

陳麗汶:反思本土性:劉以鬯的南洋經驗與小說創作

劉以鬯曾於1952年至1957年之間旅居新馬編報,並且在五十年代末書寫了大量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刊登於新馬與香港的報紙與通俗雜誌上。不過,相對於劉以鬯的上海背景以及其香港經典作品如《酒徒》與《對倒》等,劉以鬯的南洋小說與編報經歷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

劉以鬯旅居南洋時逢新馬獨立運動與東南亞冷戰的關鍵歷史時刻,而此時的報業與文學等文化領域也成為各種意識型態較勁的重要場域。作為文人與報人身份重疊的南來文人,劉以鬯與其南洋作品不但能讓研究者一窺五十年代末新馬華文文學本土化的發展軌跡,同時亦能提供一個反思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品中的本土性的歷史視角。

南洋足跡

劉以鬯早在1948年時就已有面向海外華人讀者群的願景。他離開上海到香港闖蕩,原先希望延續其懷正文化社的理想,發展以海外華人為對象的出版生意。但他後來因資源問題而作罷,隨後加入《香港時報》、《星島晚報》等報紙的編輯行列,直到1952年接受劉益之的邀請,南下新加坡擔任《益世報》的副刊主編。

戰後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報業興盛,需要大量有經驗的報人主持大局,因此吸引許多文人南下辦報。天主教報紙《益世報》是當時中國四大報刊之一。新加坡版的創刊不但得到于斌主教支持,劉益之還成功聘請到當時香港報界的「五虎將」──劉以鬯、劉文渠、張冰之、鍾文苓、趙世洵──前往當地辦報。不過,縱使該報創刊時聲勢浩大,《益世報》後來卻因為資金與管理問題而在四個月後迅速倒閉,該報曇花一現,似乎預示了劉以鬯南洋事業的坎坷。

《益世報》倒閉後,劉以鬯輾轉於不同的新馬報刊擔任總編輯或主筆。他曾出任馬來亞吉隆坡《聯邦日報》的總編輯,但該報也在幾個月後停刊,不久又回到新加坡加入反共立場鮮明的《中興日報》。其後,劉以鬯又先後加入不同的小報如《新力報》、《鋼報》、《獅報》、《鐵報》和《鋒報》等,但他在各報的任職時間亦不長。[1]

相比起劉以鬯早期在重慶與香港的辦報經驗,他在新馬的事業可謂不盡順心。劉以鬯作為一個南洋報人雖然鬱鬱不得志,但他在南洋的編報經歷,卻恰恰給予作為文人的他深入了解五十年代新馬文學、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契機,成為其小說創作的靈感來源。

新馬的文學活動與南洋小說

劉以鬯南下新馬時已頗有名氣,除了參與當地的文學活動、鼓勵當地的年輕作家以外,他也經常以劉以鬯、令狐冷、葛里哥(該筆名受到劉以鬯喜歡的美國荷里活演員Gregory Peck啟發)等筆名在南洋報紙的副刊發表作品。不論是《南方晚報》、《益世報》的《語林》與《別墅》、《新力報.新草》,《鋒報.芒刺》或是《鐵報.副葉》,都能閱讀到劉以鬯的作品。除此之外,他在旅居新馬期間也出版了三本小說──《第二春》、《龍女》和《雪晴》,而《龍女》和《雪晴》曾在新加坡的《南方晚報》上連載。不過,這三部小說都不是以南洋為背景。

劉以鬯另外兩部關於南洋的中篇小說《星嘉坡故事》與《蕉風椰雨》(原名《椰樹下之慾》)則該是他回港後才完成的作品。這兩部作品先刊登於具有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新聞處(簡稱「美新處」)背景的香港虹霓出版社所發行的小說雜誌《小說報》,後來才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版單行本。[2]

劉以鬯1957年回港後仍繼續為新加坡的副刊供稿。1958年至1959年期間,他應《南洋商報》總編輯李微塵邀稿,書寫了一系列具有豐富南洋色彩的短篇小說,發表於此報的副刊《商餘》。這些短篇小說經由劉以鬯太太羅佩雲女士整理後,收錄於2010年香港獲益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熱帶風雨》。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李微塵除了選用劉以鬯的作品以外,也大量採用其他作家如曹聚仁、李輝英以及已從香港移居新加坡的力匡等香港南來文人的作品,由此可見新馬與香港文壇五十年代的互動以及淵源關係。

劉以鬯的南洋色彩

馬來西亞作家馬漢回憶劉以鬯五十年代刊登在《南洋商報》的短篇小說時表示,劉以鬯的南洋小說之所以能吸引讀者,主要是因為他曉得如何準確地使用當地的語言與讀者熟諳的主題來反映馬來亞人民的生活,而這也構成了其小說的「南洋色彩」。[3]雖然這些作品主要刊登於面向南洋大眾讀者的副刊裡,或許會被視為具有商業考量的「娛人」作品,但我們也應該從戰後新馬華文文學本土化的脈絡下,考慮此時劉以鬯如何在作品中經營南洋色彩。

二戰結束後,新馬的華族社群逐漸視其居住地為家鄉,而新加坡與馬來亞政府也自五十年代中期開始與英殖民政府展開「默迪卡」(即馬來文merdeka的譯文,意指獨立)談判。1957年,新加坡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允許新加坡成為自治邦,而馬來亞聯合邦也在同年正式脫離英國獨立。為配合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獨立運動,新馬文壇的作品也逐漸從面向中國的「僑民文藝」轉型為着眼本土的「馬來亞華文文學」。

與此同時,新馬也正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下。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Malayan Emergency,1948-1960年),政府為了阻止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頒佈了不同法令。例如,1958年領佈了禁書,使新馬市面上中文讀物嚴重短缺,促使當地書商必須另闢中國以外的貨源,也須自行為新馬讀者出版書籍。這間接造就了新馬與香港文化界與出版業之間的緊密關係。由於本地中文讀物短缺,加上華社的不滿,政府呼籲本地作者把目光轉向本土,配合自治與獨立建國的發展趨勢,努力生產屬於馬來亞人的馬來亞文學,以建立馬來亞族群想像的共同體。對當時執政者而言,培養馬來亞華人的國家認同尤其重要,因為這將有助以減少華人族群面向祖國中國的意願,從而防止共產主義滲入與傳播。

這股本土化趨勢當然不限於文學。除了文壇以外,像當時南洋市場的三大電影巨頭邵氏兄弟、光藝和國泰電懋也在這段期間積極拍攝有關新馬題材的電影,以迎合當地的觀眾口味。像邵氏的《獨立橋之戀》(1959年)以及光藝的「南洋三部曲」《血染相思谷》(1957年)、《唐山阿嫂》(1957年)和《椰林月》(1957年)等,電影不只以南洋為背景,各電影公司的攝影隊還在新馬實地取景。

值得注意的是,劉以鬯的短篇「電影小說」〈熱帶風雨〉(1959年)便刊於邵氏雜誌《南國電影》的文學欄目內。這篇小說描述來自新加坡的華族城市少年「我」與馬來少女蘇里瑪的淒美異族戀愛故事。小說場景設立在遠離新加坡都市的馬來亞「甘榜」(即馬來Kampung的譯文,意指鄉村),其中更還以類似民族志(ethnography)手法,仔細描寫馬來婚禮傳統、馬來舞蹈音樂、回教習俗、娘惹(即土生華人)的生活習慣和南洋獨特的建築物如「奎籠」(即建在水面的屋子)等,敘事的手法極具電影畫面感。

異族婚戀:劉以鬯南洋小說的性別政治

像〈熱帶風雨〉這類型的異族戀愛是劉以鬯南洋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之一。同期的許多新馬作家通過異族戀愛或異族友誼的故事,探討當地華族與其他異族之間的關係,以表示各種族齊心建設多元文化的獨立馬來亞的憧憬。不過,劉以鬯的異族戀愛小說則似乎更有意地探索新馬華人社群如何通過異族婚戀落地生根。

早期「過番」(閩粵方言,即下南洋)華人,以男性居多。劉以鬯或許為了呼應新馬華人社群這個集體經驗,小說中經常出現漂泊南洋的離散華族男性──像是以自己經驗為原型的苦悶南來文人、南下謀生的「新客」(泛指十八世紀末以後移民到新馬的中國人)、或是常年四處奔波而居無定所的男性。這些男性經常與當地的馬來女性譜出戀情,而這些女性往往被刻畫為沉默被動的「他者」。

例如,〈巴生河邊〉(1958年),講述馬來少女莎樂瑪的戀愛故事,她在巴生河邊等候華族男友鄭亞瓜歸來,但整篇小說卻以鄭亞瓜與一位司機間的對話為敘事結構,讀者也僅能從對話中拼湊出莎樂瑪的形象。鄭亞瓜在歌舞團解散以後,乘搭順風車回巴生,尋找闊別三年的女友莎樂瑪。一路上,他向同行的司機描述莎樂瑪的單純與沉默的性格。莎樂瑪直到結尾才出場,而讀者也只能透過兩位男人的視角,遙望靜靜佇立在巴生河邊的莎樂瑪,還有她懷中的孩子。劉以鬯異族婚戀小說中這些穿着甲峇耶(即馬來文kebaya的譯文)或爪哇沙籠(即馬來文Javanese sarong的譯文)等傳統服飾的馬來女性,不僅成為其「南洋色彩」的承載體,她們在固定地點守候與等待男人歸來的身體,也給予這些漂泊南洋的華族男性建立家庭與落地生根的可能性。

若進一步推論,劉以鬯南洋小說中的異族戀愛或許能成為這段時期馬來亞文學發展其本土性的比喻。劉以鬯小說描寫了漂泊在外的男性希望依靠馬來女性落地生根,也刻畫了一群充滿熱帶風韻的馬來女性,並構成其作品的「南洋色」,並以此參與了馬來亞華文文學主體性與本土性的的建構。劉以鬯南洋小說中的馬來女性形象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揭露了南來文人一種東方主義式的南洋想象(Nanyang Orientalism),但這也同時說明了馬來亞文學本土性與新馬華人的離散經驗、性別政治以及文化認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結語:何謂本土?

劉以鬯從新加坡回港後,以遠距離的方式繼續參與五十年代末馬來亞文學本土化的運動。他抓緊時代脈搏與社會趨勢,創造出一批富有「南洋色彩」的文學作品,足見劉以鬯掌握當地文化與讀者需求。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有趣的文學現像或有助我們反思當下文學論述中所謂「本土意識」或「本土化」的含義──我們該如何考慮那些並非在「本土」創作的作者的文學作品?另外,劉以鬯在小說創作中認真對待五十年代末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意識的需求,是否也能看作他其後關懷香港文學「本土性」的預習?

相對於徐訏、李輝英等其他定居香港的南來文人,劉以鬯實屬那一代文人中從「南來」過渡到「香港」作家最成功的例子。這是因為自六十年代開始,劉以鬯以他介於現實與現代主義之間的獨特敘事手法,開創了許多面向香港歷史與本土現實的佳作,成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劉以鬯曾在《島與半島》的自序中,形容自己想通過小說為香港歷史作註釋的文學企圖:

小說不僅是「虛構」的同義詞,而且大部分是基於模仿現實這個假設寫成的。因此試圖為歷史加一個「註釋」時,就要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將濃厚的地方色彩塗在歷史性的社會現實上,讓虛構穿上真實的外衣。[4]

劉以鬯認為以小說介入歷史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即是將「濃厚的地方色彩」融入創作。我們若以此對照劉以鬯五十年代的南洋經驗,或許能夠通過他的南洋小說,從另一個嶄新的角度看待他對於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貢獻,並從中建立起香港與新馬華文文學之間對話「本土」的可能性。

注釋

[1] 《鋒報》1953年創刊,劉以鬯擔任主筆,後來1955年馬來亞政府禁止入口而宣告停刊。劉以鬯隨後加入1955年創刊的《鐵報》為主筆,內容頗佳,但銷路未見增廣。劉以鬯離開《鐵報》後,於1956年11月發刊的《鋼報》任主編,但報紙僅出版三期,劉以鬯便離職。有關更多新加坡小報的歷史,可參見鄭文輝:〈小報的興衰〉,《新加坡華文報業史》(新加坡:新馬出版社,1973年),頁76-80。

[2] 王梅香:〈譯書計劃下的「共同創作」(collaboration)〉,《隱蔽權力:美元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台灣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頁286。

[3]馬漢:〈劉以鬯印象記〉,《文學因緣》(雪蘭莪:雪蘭莪烏魯冷岳興安會館,1995年),頁8。

[4] 劉以鬯:〈《島與半島》自序〉,《大公報》文學版,第52期,1993年6月23日。

(《微批》二O一八年七月十五日:http://paratext.hk/?p=1163)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小思專訪

小思專訪(上)︰與文學最恰切的距離



小思老師誨人不倦,退休之後,對教育的關懷更是有增無減。縴夫將一個地方的人事物運送到第二個地方去,小思自比縴夫,多年來藉著教育將對文學與香港的愛傳承下來。小思接受訪問,最早談的就是推廣閱讀,她的大絕地圖炮。別人看小思老師是嚴師,但她卻「發明」了一些怪招,讓閱讀與學習變得輕易而有趣。

(虛=虛詞;小=小思老師)

推廣閱讀靠怪招

虛:現在的學制變得很複雜,即使是不同學校的老師,把握的程度都各有不同。你為文學奮鬥多年,那背後最大的動力又是甚麼?

小︰不是說我為文學奮鬥了多年,應該說,我為推動文學閱讀奮鬥了多年。歷來閱讀這項活動都是需要推動的,而現在更需要大力推動,因為閱讀已變成了自礙於人的行為。很多人都說現在教文學的老師很吃力,我承認我是比較幸福的,我很感恩,因為在我從事教學的過程中,我遇到的多數是喜歡閱讀的人,他們喜歡閱讀,路就較易走,也走得更廣更遠。現在最困難的是甚麼呢?就是要適應年輕人的愛好和興趣,要思考如何切入才能引起他們閱讀的能量。網上的能量比實體閱讀要大,但我始終覺得,人總會在某個時期,希望讓文字進入其生命,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他開始。這不是我的力量能夠做到的,反而要從家庭培養開始,到小學到中學,以老師的能量去影響他們。

虛︰老師可以怎麼做呢?

小︰你不能迫他們讀書。我最怕一件事,你想「害死」一位作家,最好就是叫中學生讀他的作品並撰寫讀書報告。這關乎選書的問題,選的書跟他們的生活經驗距離太遠了,他們都沒興趣讀,因此最重要的是理解學生的個性,然後介紹適當的書讓他們去讀,有時我甚至用怪招去吸引他們閱讀。我不喜歡別人叫我介紹十本好書,因為我喜歡的書不等於學生們會喜歡的書。

虛︰怪招有哪些?

小︰我在中學教書時,學生都愛讀亦舒,亦舒的作品不是不好,但只讀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很危險的。我教的是一間天主教學校,修女做校長,她說不要讓學生讀愛情小說,其實愛情才是最好的切入點;我就跟校長商量,請她給我一個學期時間,准許我讓所有學生讀亦舒,這算是怪招吧?我又請她不要管我,也不要讓學生寫讀書報告。校長很好,她答應了我的請求。於是我將全班分成多組,所有人這學期讀一百本亦舒小說,她們很開心……假設有四組人,第一組人在書中找出專門描寫男主角的作品,第二組專找女主角,第三組專找地點、人物活動的場景,第四組專找情節,然後將有關句子抄下來。四組一起做,初時都很開心,後來要報告了,她們才發現糟糕,因為所有男主角就只有那麼幾句,所有女主角也只得幾句,如何報告呢?果然到報告時,發現在所有小說中,描寫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差不多的形容詞,情感發展也差不多,我又問地點呢?好像哪裡都可以發生。於是報告完成後我問她們,你讀一本跟讀十本,有何分別?我不是要批評,但這做法向學生證明了作家的風格。

虛:教育局現在重提範文,我們見到書中(《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下)》)有討論過這議題,你知道這件事嗎?

小:我已經遠離了中學學制,沒甚麼發言權。老師們如何教範文?他們沒有機會在中學讀過,現在作為老師了,他們會怎麼教呢?這也是我們所擔心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只要是在大學讀過中文系的人,一定都讀過那些文章。範文其實沒甚麼所謂的,我們小時候也不會的,但熟讀了之後自然就會了,因此我覺得這不是很難的事。

像大家覺得《出師表》那麼古老、那麼封建,但我覺得這視乎你如何教。《出師表》的觀點就是,「忠於你愛的某人、事、物」,學生就容易聯想與接受。

嚴厲,也給你選擇的權利

虛:剛才留意你經過文具店時,很留意那些玩具和擺設。

小:我喜歡逛街,小時爸爸也喜歡逛街,他往往走著走著就站著不走了,原來他在看東西,我當然要知道他在看甚麼,便一起停住看。到我教中學的時候,跟著魯金先生,他是名記者,喜歡看古靈精怪的東西,也教我看看周圍的事物,講給我聽,自然而然,我變得留意周遭一切。

虛:那你教書的時候,是不是也會留意學生?

小:有學生說我「陰濕」,因為他們有甚麼細微動作,我都看得很清楚,從全景到特寫。我想所有寫作的人都會這樣,比如寫小說的人,他們都喜歡觀察人,同時想像對方會如何如何,這樣才掌握到人物的特徵。

虛︰學生都覺得你很嚴厲,對嗎?

小︰「冇大冇細」也要保持距離,正如我攬住你,我就看不到你、你也見不到我。喜歡我也好、討厭我也好,我相信要有距離才能看見到我。我以前很嚴厲,上課不容許學生遲到,也不准講英文。我在中大中文系從來不教主修科,只教選修科,是讓學生自己選擇:我這麼嚴厲又挑剔,你可以不選我的科,而你選擇讀的話,就不要埋怨。其實如今我依然嚴厲,但包裝可能不同了──以前的學生見到我跟你們有說有笑,一定覺得你們很幸福。我嚴厲,但我想向學生傳達知識,於是要想辦法吸引他們來,我的教法跟傳統中文系有些不同,最後一年我教電影與文本選讀,請了張國榮來解讀《霸王別姬》、《胭脂扣》小說與電影的異同,傳統中文系老師是不會這樣做的。

虛︰你是如何感染學生的?

小:不能總想著如何去感染他人,只要你自己相信那件事,你講出來,別人有同感,他自然就會跟著那個方向去走;如果那個人沒有那樣東西,我是如何都感染不到他的。舉例來說,那天講座(「情書像曲水一樣長──小思給香港的情書是如何寫成的」)上有位老師跟我說起多年以前的事,我自己都不記得了──因為我的話讓她覺得「原來也同樣有人這麼想」,我不是影響她,只是加強了她的信念而已。

文學,不大也不小

虛︰眾所周知,你的筆名叫「小思」,是因為你想要一個筆劃少的筆名,不像「盧瑋鑾」筆劃這麼多。而古人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相反亦舒則寫微小瑣碎的日常生活。那你認為文學是大,還是小?

小︰文學無所謂大或小。細微的文學作品,在善讀者的合理閱讀當中,會變得巨大;所謂「經國之大業」,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承受。當你讀到很大的題目時,可能也是回歸內心,回歸你所處環境的思維,所以我一向不喜歡定義文學是小還是大,這需要視乎時代、環境,以及人物的心理狀態來決定。有些人一直細眉細眼,你強要他「大」,他進入不到語境之中;但如果是喜歡看大問題的人,你要他看細眉細眼的事,他也覺得煩瑣。最好的讀者是在大之中能夠見小,看小的又可以放大,跟時代及生命節奏吻合。

所有文學作品都可以產生一定的效應,所以不要這麼快定義這本書是好是壞,有時很壞的書,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生;又有一些很好的書,如果讀者是知識層面很膚淺、人生經驗很單薄的人,再好的書也不會明白。你說《紅樓夢》真的很好,但如果一開始讀了第一二回不知道說甚麼,過不了第一關的話,就扼殺了那人讀《紅樓夢》的機會,可能他以後都不會再讀了。以前我在大學會搶著教外系的大一國文,有次我跟他們說白先勇,台灣人的「流離」這樣大的命題,細眉細眼的香港學生很難切入;加上他們本身又不是讀文學出身。如何叫他們讀呢?我用了白先勇的《孽子》作切入教材。那時同性戀在香港還未算張揚,於是我說,你們知道這些犯忌的問題也有人敢寫嗎?這就引起他們好奇,最後是四個女學生對住全班男同學分析《孽子》,引起討論文學寫作技巧,效果不錯。那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呀。

所以關於推廣閱讀,我想說的是,第一我教書沒有顧忌,第二我要針對對象、要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然後用他們最感興趣之處作為切入點來教。(編:所以是說閱讀必須度身訂造,沒有地圖炮嗎……)

《虛詞‧無形》二O一八年七月五日)

小思專訪(中)︰拾荒拾芳香港情



(虛=虛詞;小=小思老師)

虛︰剛才提到,你教書時會考慮對象、因材施教。而你寫作的時候也是這樣,譬如之前《路上談》的對象是學生,《七好文集》則是普羅大眾,這一次出版的《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下)》,對象又是甚麼人?整個出版過程,對你來說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小:我一向不喜歡談自己,但這兩三年受到很大的衝擊。譬如四個人講同一件事,竟然會有完全不同的說法,那麼將來看這件事的人,如何得到一個最接近真相的版本呢?再者,我自小生活在香港,接受香港教育,已經分不到哪一些叫「中國人」、哪一些叫「香港人」,所以我想,如果我有機會,或者也可以留下一些信息,將來的人可以看另一些人怎樣說香港,也可以看我怎樣說香港,眾聲喧譁,沒有問題的。

本來共有二十二次訪談,這兩本書刊載了不到兩成。最初我有話要說,又有人願意聽,可是出書就要選擇,結果跟我的初衷略顯不同;我甚麼都想說,但書本有篇幅限制,不可能甚麼都寫,於是最後變成了上、下兩冊。

生於斯、長於斯 動情於斯

虛:香港為甚麼讓你如此動情?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我很幸福,在香港左右兩邊的說法都能讀到;我最怕政治,但要研究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今的香港文化現象,你就不應該有政治潔癖、不應該恐懼,因為你沒有辦法避過不看。在此前提下,在香港生活就有好處,同一天能讀到左派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然後與《香港時報》一對讀,你就看到所謂中立其實都不是中立,《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又一起來對讀,你就學習得到,同一件事,誰是誰非。此其一,其二在香港我可以去搜集舊資料。內地現在的管制很嚴,很多東西都看不到,但早期我買到南方局的資料記錄,周恩來下面執行者就是廖承志,下面還有個來香港管統戰和報紙的羅孚……

虛:小思老師在口述歷史這方面貫徹得很好,做了很多口述歷史的工作,例如這本訪談錄,之前出版的《香港文化眾聲道》,以至訪談古蒼梧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等,都強調交流及對話,這種事近年已經變得很難,我們都不是太懂了。那麼,小思老師為甚麼傾向口述史的形式?我們常說「著書立說」,文人一般較重「寫」,但小思老師卻從事了很多關於口語、口述,以及對話、記錄的工作,為甚麼會選用這種方法?

小:其實口述歷史不是現在才流行的,很早以前,例如胡適跟唐德剛,他們花了幾年時間一起生活,同起同臥訪問彼此。書寫需要深思熟慮,從中可以有很多偽裝,但口述的過程有個特點,如果你是個善問的人,可以「撬」到很多東西出來。這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你做訪問跟人談話,其實你應該知得多而說得少。

我和熊志琴三訪羅卡,第一次的時候我當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聽他講述與歷任社長的關係,講完就此別過。第二次到他訪問我,訪問結束後我們在聯合書院並排而走,他說我這樣關心社會,有沒有參與過社會運動呢?我倒過來問他又有沒有呢?他「唉」了一聲──這一聲「唉」很重要,我打算飯後追問,我問他做過甚麼,他又說多了一點,他從澳門來港,考過公務員,連崇基院長都覺得他勢在必得,誰知那時投考公務員要查三代,最後就做不成了。於是第二次訪問,他分享了如何參與社會運動。不久後,我在舊書攤買了一套雜誌,那套雜誌竟然由羅卡做編輯,編委會還有蘇守忠、阮兆輝等等,為甚麼呢?於是我們第三次訪問羅卡,問他為甚麼要做這本雜誌……所以你要做訪談,想真正「到肉」的話,需要深入。

虛︰如何做到這麼深入呢?

小︰為甚麼可以這樣深入?因為是鑽礦,向下深入的。例如我現在做葉靈鳳日記,就是他做漢奸那時期的,怎樣做呢?我做的是箋和加張詠梅的註釋,書中提到的人名我就去查,我是查那個人,不是查葉靈鳳,然後再理出一條路來,很艱難的,但細心的話一定做得到。

垃圾堆中的拾「芳」者

虛︰(訪談期間,小思老師提及章立凡發現父親章乃器四十年代在香港活動時的地址簿,小思老師認為這本地址簿,實在是文學散步的寶庫。)

小︰例如夏衍在香港住過英皇道、山林道,山林道的確住了不少左派人士。英皇道,我倒不知道。

虛︰收集舊書是否其中「不放過當下」的一種方法?

小︰我喜歡收集東西,實體的東西增值能力最好。誰想發達,馬上去收藏一個作家的手稿吧!虛擬世界衝擊實體?才不怕。所有事物,虛到盡頭還是會變成實的,你穿長裙、然後短裙,短到無可再短,還是要穿長的。這是很重要的循環。但關鍵是,你要記得。現在大家都不再記得,以前我們還記得所有朋友的電話號碼,現在連自己的都記不得了。記憶力怠惰。但要大家記得很難,所以各人就記自己喜歡的東西吧。我常常說,寫詩就寫詩,記住自己喜歡的詩,生命中有了實質的東西,再做研究就寫詩史。年輕人為甚麼分辨得到五月天成員、甚至是韓星樣子呢?因為他們愛啊!我就覺得個個差不多。我收集舊書,本本都有個性、特點,我記得,就是因為我愛。

虛︰你是從垃圾堆中搶救歷史的。

小︰對,我真的是從垃圾站搶救了一堆珍貴東西。話說有一年的有一天,我行過我家附近的垃圾站,見到一個大紙箱,因為我也是用紙箱搬運書的,所以一見到大紙箱我就過去看看啦。一看就看到一大疊金庸最早期的薄冊武俠小說,再翻下去,嘩!舊書刊多得很。估計那家人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來港,在港住了一段時間,子女都開始讀書、會讀香港流行小說了,所以那裡從三十年代上海流行小說,到六、七十年代香港小說都有,我就將所有都拿回家。很多我們珍惜的東西,別人都當垃圾丟掉了,但又有不少人願意用高價買垃圾,我曾被迫用五千元買了本香港淪陷時期的香港公民教科書,為甚麼?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日本人是如何洗我們腦的。

小思的反抗︰掌握當下

虛(樺)︰我想起讀書的時候,有很多反抗都沒有後果。這很重要,讓我可以一直大膽。現在的學生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反抗,很可能會有後果……

小:會有甚麼後果?

虛(樺):直接退學吧,譬如浸大「佔領語文中心」事件裡就有學生被停學了。他們要是反抗,全部都會有後果。

小:所有的反抗都會有後果的。你不知道我們的反抗,我們的反抗……也有人要被開除學籍的,五十年也有反抗的人被政府逮解出境的。我們算是軟弱的反抗。

虛︰我們如何借鑑歷史?

小︰大家都應該好好掌握當下,因為我們正活在歷史之中。你們幸運,我們從前只是「一嚿飯」,英國政府管得很好,彷彿甚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但現在呢?早上和下午已經兩個樣子,你看美國總統如何對待金正恩就知道,一時說對方是世上最壞的人,現在又好得不得了,面不改容。我們以前不會那麼快看到誰是壞人,但現在只要瞪大眼,很容易就分辨得到了。

現在從事教育工作變得很艱難,學生會問為甚麼說謊的人可以平步青雲,你叫學生不要學?他會反問你為甚麼。那要如何說服他呢?現在世事竟太多真假難分了,我們面對的困難是生活多了很多虛象:維基百科都可以改,現在不用整容了,用手機點兩下就成……現在我們的掙扎更多,但正因如此,我們知道要用力的地方多了不少。我們有時也會站不穩,怎可以怪責年輕人站不穩呢?但歷史會很有力的記住無數例證,好好讀透歷史事件,有困惑時,某些史實,會叮一聲觸動我們,尋出前路。

《虛詞‧無形》二O一八年七月九日)

小思專訪(下)︰漂泊、反抗、青春



(虛=虛詞;小=小思老師)

虛(洪)︰身為年輕人,我有一半的生命都花在網絡世界上,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緣故,總覺得自己一直在真實與虛假之間漂浮,一直在網絡世界中漂泊。

小:這是一定的過程,新舊交替,必然造成這種漂泊的感覺。因此你要尋出一條自己的路來。我寫過一篇論文,〈哪裡走?──從四個文學家的惶惑看五四知識份子的出路〉。我讀過很多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作家的尋找人生出路心聲,你看魯迅、周作人、許地山、朱自清他們,幾乎個個都在亂世中艱難尋思想出路。更多人出外漂泊過了。中國民族本來講落地生根,但偏偏在這段時間,中國人要四方漂泊。何以、至此呢?這個問題只有歷史能給我們答案。你說為甚麼要漂泊呢?三十年代的漂泊,他們是真的要周圍去「搵路」,現在的漂泊,是因為他們要離開自己的鄉土。

一樣的撕裂 不一樣的漂泊

虛:你覺得年輕一代有沒有這種想法,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

小:沒辦法,現在流行講全球化,許多年輕人以為漂泊是浪漫的。(沉吟)又或者我這樣的說法太簡單了,其實每一個時代,人們的漂泊感都不同;為甚麼漂泊?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有很多錢,我喜歡坐大郵輪去環遊世界、喝紅酒,你說這是漂泊也是可以的,但這種漂泊終究是要回去的。漂泊和流離是不同的,有家歸不得的才是流離的漂泊,那些才是慘,一定都跟政治與歷史有關。

虛:那在文學之路上,你又有沒有漂泊感?

小:我自己是沒有的,因為我很「穩陣」。實質我一直沒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連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陷日時期,都沒離開過。虛一點說,從小媽媽就教我讀《唐詩三百首》,讀完了不需要消化,我只要記住。到有天我在杭州見到柳樹,「翠拂行人首」,便能立刻記起這句詩來。媽媽還教我中國歷史。文學路上,我很踏實。

虛︰觀察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你會如何形容他們的精神狀態呢?

小:現在很多人表面看來都是瘋瘋癲癲的。我很明白,現實環境使他們沒有辦法平衡,也找不到我輩當年的理想人生目標。但其實年輕人總有一股生命力,所以我覺得你們同輩之間要有一種正能量氣場,互相牽引。我不可以用一個長輩的身份去影響你們,因為我們似乎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我沒有足夠的理解和說服力。很多中學老師想帶學生來跟我見面,我知道自己沒有甚麼作用,但是我仍願意見他們,因為我想在他們身上尋找能量。那天在講座(沙田培英中學「情書像曲水一樣長」講座)見到這麼多年輕人,我很開心。你問我究竟是甚麼能量令我這麼喜歡文學,其實這種能量就是來自見見有朝氣的年輕人。我的能量是年輕人給予的,是文學給予的,並非來自我自己的。文學影響了我,我信文學也可以影響更多人。

虛:小思老師以守護傳統價值見稱,這麼多年來,會不會有一些年輕人對你表現出比較拒絕的態度呢?

小:那種拒絕是很明顯的,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們說的價值,他們不信。因此不管你是誰,他們都要挑戰,並且抗拒。這種感覺,我也習慣了。現在很多人都說九十後、OO後的不是,我回想自己年輕時,老師也常說我們「一代不如一代」,其實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困境、困惑和反叛。

「雨傘運動」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

我常說,我也年輕過,我知道年輕人是怎樣的,我們要原諒和包容他們;但他們沒有老過,他們罵我們,因為他們不知道前面會有甚麼,所以我會原諒他們,原諒了就舒服得多。

虛:他們的拒絕是反抗心理居多,還是漠不關心?

小:心理很複雜,不一定只有一條路。他們還沒長大,長大之後……你看小樺都變了很多。大家整天說我縱容她,問我為甚麼不罵她,我說你放心,除非是很蠢的人,到她出到社會,經歷了社會的磨煉,她必定會變、會調節自己。只要不忘初衷,這種變不是變壞,而是調節別人和自己之間的差距,調節之後,你是屈從、包容,或是運用適當策略把事做好去影響別人?這三者可能都有。若是屈從,你就沒有骨氣;但如果有人正在尋找一條路,行不通再去轉彎一下,我覺得還是不壞的。所以我常說,不要覺得別人轉軚了就是變壞,難道你駕車,明明撞到牆還不轉向嗎?只要千萬別忘初衷。

虛:有些詞語意義有點接近,但漸行漸遠又驚心動魄:轉彎/改變/墮落/腐化/失節。

小:一線之差,一墮落差不多就是失節了。當中的關鍵就得看人,人性在哪裡呢?就在道德觀、價值觀,所以這些還是要講的,我們不可以不講。我講一段說話,一百人聽,可能只有一人記得我講了甚麼,這還好啊。我們不能要求自己是一個聖人,不是當自己一出來就是光,況且這個時代已經再沒甚麼權威了。

虛︰那年輕人應否及早妥協?

小:不應該,但那也不叫妥協,尤其有些時候我們應該先保住自己的東西,你站得穩了,才能走出第一步。

虛:那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之間你有甚麼看法?

小:又是只差一點點。民族情感歪了一點點的話,會變成很恐怖的一回事。

虛:可以用一些例子來說明嗎?

小:每個人都一樣,利用這理由來做一些平時不敢做的事。例如說為民族,於是打爛日本車,表現愛國,但明天就到日本買一塊廁所板。如果我真的很愛我的民族,我就不會令她蒙污。

重新認識 不一樣的小思

虛︰小思老師有一種氣場,你的名字從前聽得多,但這次接觸過之後,覺得有種重新認識你的感覺。

小:傳聞失實。我的嚴厲名聲太重,對我來說是有阻礙的。有一次我回中大,中文系在范克廉樓擺檔賣書,我一走過去,看檔的人都走開了。後來才知道,他們暗地想跟我合照,卻為聽說我很嚴厲,不敢過來。對於一個想向大家傳播某些資訊的人來說,這很吃虧。但既然已成定局,難道要跟人說,其實我並不如此?我是在工作的時候才嚴厲,如果我遞東西給你,或者開門讓你通過,這已經不是嚴不嚴厲的問題,這是態度的問題。

虛:你如何利用時間,為何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做這麼多事情?

小:很多人都這樣問我,你們問問黃念欣便知道了。有一天她在我家做事,我和她一起在書房裡工作,突然之間我說開飯,開枱啦,就端出幾盤菜,還有湯,她對此全不知情,問我甚麼時候做的。很多學生幫我做事,有時候電話來了,我便一邊講電話、一邊又吩咐學生做事,同時做多件事,所以我的時間比其他人多。

虛:我們以為做事快,一是集中精神,一是「一心多用」(multi tasking),所以你是後者?

小:我要麼不做,要做就集中精神。我是家中最小那個,姊姊比我年長十一年,雖然大家都很疼惜我,但常常要跟爸爸工作當小助手,譬如他拎起螺絲批,我就要識看眉頭眼額,即刻找些螺絲釘出來,否則會被他責罵。他常說人有兩隻手,應該可以同時做兩件事。

虛:小思老師一早便經歷了這種挑戰,所以心思百轉,看人看到骨子裡。

小:現在的人只在乎自己,他們都不看別人,不知道別人在做甚麼。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你幫一幫人,被幫的人就有了溫馨的感覺。你習慣了為他人設想、幫助別人,令別人快樂一點,那是很好的事。

《虛詞‧無形》二O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2018年7月17日 星期二

懷念劉以鬯

《劉以鬯卷》兩種
許定銘



  我手邊有兩種《劉以鬯卷》:一是出版於一九九一年,由劉以鬯自己編選的三聯香港文叢版;另一種是出版於二O一四年,由梅子編選的天地版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本,兩者出版之間相差二十三年,而編纂手法亦各有不同,颇值一談。
  三聯版《劉以鬯卷》是大三十二開本,厚四二四頁,排得很密,約四十萬字。全書不分文章性質,無論散文、小說還是論文,只按寫作年代,以編年手法組成:
  第一組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O,其餘順序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九、一九五O至一九五九、一九六O至一九六九、一九七O至一九七九及一九八O至一九八九,另有附錄五題,書前有圖片若干,及劉以鬯自撰的序。
  此中最有用、最感人的,是劉先生寫於一九九O的序,用四千餘字概括了他創作的歷程,從讀中學時加入「無名文藝社」及「狂流文藝會」學習創作寫起,談到他戰後辦懷正文化社的出版抱負,及輾轉流落星洲及香港,靠搖筆桿謀生……,其後筆鋒一轉,談他在創作上的探索及嘗試,最後說:
  
我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崎嶇曲折的、長滿荆棘的道路,而且仍在朝前走。

  在這裡,我們讀到一位年逾古稀文學前輩的肺腑之言,謙遜而沉實,是了解劉先生創作的門檻,值得一讀再讀。
  從上面的分組可以看到劉先生意圖以每十年作一組,但第一組只有三八至四O年,他首篇短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一九三六年五月發表於朱血花的《人生畫報》,但他覺得這個短篇寫得很壞,故此並未收入,只收了詩組〈沙粒與羽片〉和短篇〈七里嶴的風雨〉兩篇。事實上劉先生這個年代發表的作品,當然不止這些,但他覺得那時候的東西十分幼稚,寧棄勿濫,僅選兩種而已。之後的一九四一及一九五O那兩組,劉先生也選得很嚴謹,同樣各取兩篇:〈露薏莎〉、〈讀《蝴蝶與坦克》〉及〈天堂與地獄〉、〈賽馬〉;到一九六O年以後,才放心鬆手,可見劉先生認為:他的作品,要到六O年以後才成熟,可見他對自己作品的要求相當高。
  一九六O組選十一篇,全是小說,一九七O組,選小說六篇,另記人及新文學論文九篇,此中特別要提的是:指出司馬長風謬誤的〈《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發掘出〈蕭紅的《馬伯樂續稿》〉和〈評《渾河的急流》〉,這些都是先生對中國新文學的重大貢獻。
  至於一九八O組,則只收小說〈一九九七〉〈打錯了〉和〈為甚麼坐在街邊哭〉,其餘九篇都是論文。
  從這三個十年的劉以鬯自選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小說家劉以鬯逐漸變成學者劉以鬯,這應該是他多年來前進的目標。
  三聯版《劉以鬯卷》是自選的,他把重點放在一九六O、一九七O及一九八O這三組,很可能有人會問:然則,研究劉以鬯,是不是把重點放在這三十年就可以了呢?
  我看未必!且再看另一種《劉以鬯卷》。

  天地版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本的《劉以鬯卷》是梅子編的。梅子是研究劉以鬯專家,他曾經和易明善合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劉以鬯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而三聯版的《劉以鬯卷》雖說是劉以鬯自選的,其實執行編輯也是梅子,他可以說是編纂劉以鬯作品的最佳人選,單看天地版內的〈導讀:悦讀劉以鬯〉及書後的附錄:〈劉以鬯著譯編繫年〉、〈編者已見到的劉以鬯研究書目〉已可見其功力。
  這種《劉以鬯卷》是十六開本,五O四頁,驟看比前者巨型很多,但因為字略大,排得疏,亦約為四十萬字,不過,重了很多,捧讀一個下午,十分吃力!
  書內的主體分小說、微型小說、散文和文學評論四部分。除了選進劉先生一九八九年以後的作品外,難得的是還加插了些一九四O年代散佚後重新找到的精品。此中我特別留意的是微型小說中的〈我與我的對話〉。
  一九六O年以後,劉先生寫小說都特意創新,用別人未嘗試過的手法來「娛己」,但這篇寫於二OOO年,既似小說,又像散文的〈我與我的對話〉,卻透露了他想寫一部似《隨風而逝》般故事動人的長篇戀愛小說,因為可以此贏得大量讀者,他想寫的是:蕭紅、蕭軍、端木蕻良和駱賓基之間,一女三男的故事。
  其實他寫這篇文章以前,已有不少人用蕭紅的身世寫過小說,何以劉先生會想到也寫一部?
  如果像梅子一樣,把〈我與我的對話〉視為小說,可以說劉先生不喜歡那批用蕭紅的身世來賺稿費的寫手,諷刺他們寫糟了一個動人的愛戀故事。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我與我的對話〉視為散文,劉先生喜歡蕭紅和端木,很想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娛己」。然而,故事呢?至今未見,我個人是失望的!
  梅子在小說組中選了中篇〈寺内〉和〈對倒〉,另有短篇十五,大部分與劉先生的自選相同,不同的是寫於一九四O年代的〈迷樓〉和〈北京城的最後一章〉,選自柯靈編的《迷樓》(上海書店,2002),同樣是一九四七年的作品,前者寫隋煬帝的故事,後者寫的是袁世凱。我二OO九年寫過一篇〈沈寂和他的《巨型》〉(見天地版拙著《舊書刊摭拾》),內文有如下的一段:
  
《巨型》的創刊號上,有劉以鬯的〈迷樓〉,寫隋煬帝寢宮迷樓上的荒淫片段,僅佔三頁,才二千多字的短篇,前面八成的篇幅用來寫煬帝生活的腐化,從內侍臣的衣著、動態,到裸體宮女的體態舞姿,均描述得相當細膩,使人慢慢地融入古代帝皇的豪華享受,正陶醉於那美好的環境中……突然奔過來一位宮女,大叫「侯夫人自盡了!」筆鋒一轉,他給我們看她的遺言:「宰我夫,姦我身,雖作鬼,猶不甘」。
  短短的一句,即把讀者從歡樂的境界抽離,拋到帝制的罪惡深淵去。這結局相當精彩,是劉以鬯一九四O年代出色的短篇!

  何以這麼精彩的短篇劉先生編「三聯版」時沒有選進去?我想:劉先生當時手上應該沒有〈迷樓〉,而梅子也是在二OO二年柯靈編了選本《迷樓》後才讀到的。
  再舉個例:劉先生也寫過新詩,「三聯版」就收了一九三九年寫的詩組〈沙粒與羽片〉。我二O一五年讀舊《星島週報》,在一九五二年的刊物中,發現了劉先生的新詩組〈峇里風情及其他〉,當然比〈沙粒與羽片〉內的詩篇出色得多。我寫了篇〈劉以鬯的詩〉,並掃描了那組新詩給劉先生,他十分高興,因為他也不存這組詩。
  其實,像劉先生那樣畢生從事創作的作家,尤其是曾經戰亂的一代,很難可以收齊自己的作品,到編自選集時,遺漏也是無可奈何的。上面提到的只是九牛一毛,劉先生那些散佚了的傑作,正待有心人及學者們去發掘,為我們找到那些遺落的明珠!
  回應前面一個問題:研究劉先生的作品,把重點放在一九六O、一九七O及一九八O年代,甚至再研讀兩種《劉以鬯卷》都是不足夠的。據說內地有些出版社正籌備着《劉以鬯文集》或《劉以鬯全集》等的巨著,如今劉先生已走完了他那「條長長的、崎嶇曲折的、長滿荆棘的道路」,我期待着那些《文集》或《全集》們要盡快出版,好讓世人得覩大師的風采!

──2018年6月
      7月收進香港文學出版社,周潔茹主編《期頤的風采──懷念劉以鬯先生》

我所認識的劉以鬯先生
馮偉才


  與劉以鬯先生相識,緣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那時我們一群朋友,正以「民間」的力量做了一件前人沒做過的事:編選一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香港短篇小說選集。後來因為拖得太久,便打算先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小說選編出來後,由最後留下來的幾個編輯集資印刷。當時考慮到,要賣書,得找一些名家寫一篇前言後記。最後我們「選中」了劉以鬯先生寫「前言」和黃繼持先生寫「後記」。他們兩人我們當時都不熟識,劉先生我在1976年向《快報》副刊投稿時有過書信往還,黄繼持則記不起如何找上他的。劉先生和黃繼持先生都很爽快地答應了,並且以「勉勵」的方式批評了一下選本的不足。
  對於劉以鬯先生,我一向視之為長輩和前輩。雖然交往不多,但在接觸香港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我讀過了他的大部份作品。前面說,我在1976年曾投稿快報副刊,那是也斯告訴我的。他說,《快報》要開一個公開投稿的短篇小說欄,叫我有稿可寄給劉先生。我前後為《快報》寫了六個短篇,劉先生都沒有退過稿,甚至也沒有怎麼修改。對當時初學寫作的我,無疑是很大的鼓舞。那時候,我和劉先生還止於作者與編者之間的接觸,也沒有見過面。
  1978年,當時我在一山書屋任職。「一山」是當年陳冠中等創辦的《號外》的大本營,《號外》一群作者都是大學同學和好朋友,其中黎則奮、曾澍基等人後來出來創辦《文化新潮》雜誌。他們當時是以「新文化人出來了」為口號,存心挑戰胡菊人等舊文化人。我在第一期為他們寫的一篇文章,竟是有意無意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篇文章就是後來引起了香港文壇小小爭論的《劉以鬯與作家對社會的責任》。那是回應《明報月刊》辦的有關作家社會責任的座談會。當時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德國作家根德.格拉斯訪港,《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邀請了劉以鬯、戴天、也斯、余光中等參與座談。我這篇評論是針對劉以鬯先生的發言,反駁他「社會要負起對作家的責任,才能要求作家對社會負責」的論點。
  那篇評論發表後,聽說劉先生有點不高興,他的一些文壇朋友也在專欄中替他辯解和指責我太過於理想主義,而他自己卻沒有寫過一句話為自己申辯,也沒有公開指責我。此事發生後,我在後來接觸他時,他都沒有一次提到過,態度上也沒有甚麼不滿的表示,後來,廣州花城出版社邀請他編選《外國短篇小說選》時,他還邀請我為他翻譯一篇小說。他的大度,讓我汗顏。後來1985年,我第一本文學評論集《文學、作家、社會》由波文書局出版,我在1983年寫的前言中又特別提到,在作家的社會責任的小風波中,也有點衝動和幼稚。
  和劉先生比較熟絡,是我進了《新晚報》之後。1979年9月,我接手編《新晚報•星海》後,就發刊過劉先生的一篇講稿:《關於「小說會不會死亡」的問題》。我跟劉先生接觸越多,越感受到他扶掖後進的赤子之心。1980年9月,《新晚報》三十周年報慶,《星海》主辦「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我邀請劉先生主講《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的經驗,他一口答應了。他在座談會上指出,「台灣有一部份人認為我們沒有文學,這個我可不同意。以《淺水灣》為例,它出版於台灣的《現代文學》之前,再前還有《文藝新潮》。它們都是先於台灣的《現代文學》鼓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一九五八年至六十年代初期,台灣的《筆匯》也深受《文藝新潮》和《淺水灣》的影響……我編《淺水灣》時,有一個台灣讀者寫信來,他為了要看這個副刊,要乘腳踏車到老遠的圖書館找舊報紙看,這說明了那時候香港比台灣更早介紹現代文學。」
  他的看法印證了後來許多研究香港文學思潮的結論(當年還沒有多少訮究香港文學的專著),也反駁了當時一種流行的說法:香港現代主義思潮受台灣影響。後來《新晚報》出版《書話》副刊,也由我主編,第一期「書人書事」欄便便是由我訪問劉先生,談他剛剛編選的一套「中國新文學叢書」。訪問中我們都沒有提到作家社會責任的那場小風波,他談的主要是他的編選體會。從編選的名單中包括了白先勇、夏志清、葉維廉、也斯等,可以看出他對文學和政治的包容性。這套叢書也重新發掘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作家與作品。正如他說的:「這套叢書看上去好像很雜,但其實內裏很有價值,有些作品還是第一次發表的。」一如既往,他是那種言簡意賅的人,在訪問中,他話不多,也少修飾的癈話。之後,《星海》開始組織每月一期的香港文學作家專號,1981年7月28日出版的一期,便是劉以鬯專輯。由當時在新晚報任翻譯的王仁芸去採訪他,寫成劉以鬯訪問記,專輯其他文章還包括李維陵的〈劉以鬯的小說藝術──從《廣州文藝》兩篇文章說起〉和東瑞的〈略談劉以鬯的小說──《劉以鬯選集》讀後〉等。
  1982年初,傳聰和丁玲夫婦訪問香港,由羅孚先生做東請飯,我代約請了劉以鬯、小思、舒巷城、葉維廉、黃繼持、施叔淸、黃俊東等。和劉先生同桌飯聚的次數不多,但印象中他都比較寡言。
  1985年《香港文學》月刊出版,劉先生被邀擔任主編。他好像沒有公開承認過那是左派機構的刊物,我想,在他心目中,誰出錢不要緊,最主要還是交出來的水準吧。據我所知,邀請劉先生主編《香港文學》這件事,其實也有一種歷史的偶然性在內。早在1982年間,左派方面就有出版一本文學刊物的打算,那時的《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曾經和我探討過,如果出一本文學雜誌,誰最適合?按他當時的人選,似乎屬意於古兆申。也許後來羅先生因間諜案出事,邀請總編輯的事才落到曾敏之的頭上。
  1986年,不記得是誰主催的,由劉先生和小思等成立了一個香港文學研究會,我也是被邀參加的一分子。成員分別為劉以鬯(會長),黃繼持(副會長),小思(秘書),古兆申,黃俊東,李文健(杜漸),楊國雄和我。那是我和劉先生唯一一次的在同一個文學組織(我雖然也參加作聯,但只是眾多普通會員之一,而劉先生则是會長)。相隔三十多年,我已記不起當年開會談的是什麼,但大概不離宗旨計劃之類,而我印象中劉先生則很少發言。據小思的回憶:「研究會成立的目的,是想自己落實做點功夫,我們基於關懷香港文學身世,希望從個人記憶與認識做起,先留下一點一滴文字紀錄。……」(小思:楊國雄著,《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序言)
  「香港文學研究會」開了一次會之後,基本上沒有甚麼活動,但各人還是在香港文學研究的崗位上發揮作用。劉先生為天地編了《香港小說選——五十年代》(我編七十年代),也編了《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上下兩冊。而小思和黃繼持也在香港文學的發掘和整理方面,做了許多令人佩服和甚具價值的工作。
  作為橫跨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香港文學的作家,劉先生在文學創作和培育新人的崗位上,也做出了許多有意義和具有深遠影響的工作。在他一百歲壽辰來臨之際撒手西去,殊為可惜,但他生前對香港文學的貢獻,卻是永留人間!

(本文刊於《期頤的風采──懷念劉以鬯先生》)

Wai Choi Fung臉書二O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Linda Pun:關於《大人》、《大成》的英文名稱


維基百科同大陸何姓藏書人都搞錯七十年代文史雜誌《大人》月刊的英文名,根據《大人》的目錄資料,創刊於1970年5月的《大人》,一直都沒有採用英文名稱,到第26期開始,在目錄加印了出版社的英文名:The Chancellor Publishing Company Ltd.。《大人》於1973年10月,辦到第42期便停刊。《大人》月刊的老闆是當年「大人」百貨公司的老闆楊撫生。據沈西城的文章指,因楊與主編沈葦窗兩位在編務和廣告業務上出現一些分歧,導致《大人》停刊。沈葦窗其後自家籌資於1973年12月出版同類型月刊,名為《大成》。創刊目錄印上英文名稱:Panorama Magazine,內有一篇文章「大成小語」,提到此英文名是著名報人吳嘉棠的譯作。《大成》雜誌於1995年9月因沈葦窗病逝而停刊,出了262期。所以Panorama Magazine,係《大成》的英文名,不是《大人》的。

Linder Pun臉書二O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2018年7月8日 星期日

許定銘:悼沈甸.左殘.張拓蕪

悼沈甸.左殘.張拓蕪


沈甸走了,左殘走了,張拓蕪走了。

其實沈甸、左殘、張拓蕪都是台灣作家張時雄的筆名。沈甸是一九五○及六○年代當大兵寫詩時用的;左殘是一九七三年中風,左邊身體癱瘓,咬著牙爬起床來寫作時用的;張拓蕪則是他畢生傑作「《代馬輸卒》五書」時專用的。

前些年我寫過〈殘而不廢張拓蕪〉、〈《代馬輸卒》五書〉和〈重讀《五月狩》〉等三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月末,張拓蕪第二次中風走了(2018年6月29日),馬吉傳給我看,《文訊》為紀念他而貼出的書圖中,竟然有《五月狩》平裝本,我十分喜歡的封面赫然在目,特意轉載,又重刊蕪文,讓愛好者重讀,也算是種記念。

(上圖來自《文訊》臉書專頁二O一八年六月廿九日)

殘而不廢張拓蕪

 

安徽涇縣人張拓蕪(一九二八~二O一八)只讀過六年書,十四歲離家參軍,在軍隊中度過大半生。一九七三年退役,不幸中風,左邊身體癱瘓,仗親友救濟過活。這位憑自學愛上文藝的鐵漢老兵,咬緊牙關,慢慢爬起床,靠身邊友人的鼓勵及協助,掙扎着用他僅餘的右手及半邊身,奮鬥數十年,寫下了數百萬字,出了十多冊書,本本都是一再重印的暢銷書,是真真正正的「殘而不廢」!

張拓蕪一九五O年代初登文壇時,以筆名沈甸為人注意,且出過詩集《五月狩》(香港五月出版社,一九六二),後來則轉到軍人電台任編撰,寫職業稿而疏於文藝。出事後,張拓蕪在病床上卧病超過一年,得司馬中原、鄧文來、羊令野等友好支持,終於伏到案上爬格子,起初每天只能寫三至五百字,但日日如是,愈寫愈起勁。一九七五年以散文《代馬輸卒手記》為題,長期在《中華文藝》月刊上發表。這些以他個人當軍幾十年所見所聞的材料寫成的散文,發表時大受歡迎,給張拓蕪打了强心針。一九七六年,《代馬輸卒手記》由爾雅出版社出單行本,一紙風行。我手邊的這本,已是一九八九年的第二十八印,可見其暢銷程度,而張拓蕪也因此書得「警總」的金筆銀環獎。

張拓蕪成名後,還以筆名「左殘」在其他報刊上寫專欄,出過《左殘閑話》、《坎坷歲月》、《坐對一山愁》……等書。

《代馬輸卒》五書


《代馬輸卒手記》一舉成名後,張拓蕪鍥而不捨的在原稿紙上埋頭苦幹「刻字」。由一九七六至八一年間,一連出了《代馬輸卒手記》、《代馬輸卒續記》、《代馬輸卒餘記》、《代馬輸卒補記》和《代馬輸卒外記》等五本書,銷幾十萬冊,轟動台灣文壇。要明白這幾本書的內容,先要了解甚麼是「代馬輸卒」。

話說抗戰勝利後,某部隊從日本人手上接收了六百匹用來運輸迫擊砲的戰馬。豈料當時軍中貪污剝削馬糧的風氣極盛,馬糧被高層「吃掉」後,馬兒很快便死光了,運迫擊砲的工作,得由軍中低層小卒負責。張拓蕪當年正是代替馬兒運輸的軍人之一,因此自嘲為「代馬輸卒」這種沒有人知的「兵種」。

《代馬輸卒》五書都是散文集,內容主要分為「老兵話舊」和「細說故鄉」兩部分,寫的是這位有三十年軍齡的老兵,在軍中所見的人物,和遊子浪跡天涯後的思鄉情懷。論者以為他那充滿感情的筆端,寫的「雖是大時代的小插曲,卻小插曲中窺見一個大時代的風貌;他寫的是過去軍中的小人物,卻描繪出那個時代真實感人的生活面」,是台灣大兵文學的代表。

我則認為《代馬輸卒》五書的成功,不單反映出過去幾十年低層軍人的悲哀,還流露出張拓蕪那率直的真情,把小鄉鎮的民風活呈紙上,是一幅幅活的人物風情畫!

重讀《五月狩》


我在一篇題為〈五月出版社的書刊〉(見拙著《舊書刊摭拾》)舊文中,有如下的一番話:

五月出版社的那批書中,我最喜歡的,是印得很漂亮的,沈甸的《五月狩》。那是本三十二開薄薄的詩集,封面用白底,黑、紫雙色的構圖,有一幅粗線條柴枝人形樂手在吹小號,佔去三分二版面,極具抽象的動感。四十多年後記憶猶新的小書,是由秦松裝幀、楚戈插圖的,而那位名不經傳的詩人「沈甸」,亦即是日後非常著名的散文家,寫《代馬輸卒手記》系列的張拓蕪。
那年代文壇上當然還未有張拓蕪,沈甸也只是個大兵,與五月出版社主人慕容羽軍夫婦私交甚篤,故此為這位初露頭角的軍人出了他的處女詩集。書不知何時丟失了,每次整理藏書都記起這本小書,心有戚戚焉。

與新認識的文壇前輩盧文敏會面,他居然為我帶來了久違的《五月狩》(香港五月出版社,1962),不過,不是當年我擁有的封面構圖極漂亮的平裝本,而是燙金硬皮綠色的精裝本。捧着書,如見分別了半世紀的故人,激動異常!

《五月狩》書分《結局》、《沉落季》和《消息》三輯,九十八頁收小詩五十首,以秦松的三幅同名版畫分輯,楚戈則為〈歲末〉、〈故事〉、〈魚〉、〈冬象〉、〈冬的長街〉和〈碑〉等幾首創作,配上他風格獨特的單線條插圖,叫人愛不釋手。沈甸在後記中說這是他的第一本書,其實也是他唯一的詩集。說他把十多年來與時代的關聯,都投影在詩篇裡,說這些都是時代和個人的呼喊:

這呼喊充塞着整個東方的峽谷,我們便從峽谷的陰影裡走出來。而我的詩想就從那些呼喊裡,那些陰影裡擠迫而出。……

慕容羽軍為《五月狩》寫的序〈詩人之欲〉,對沈甸的詩有高度的評價,認為他的詩「有量、有質、有性」,是形而上的有道之詩。

初讀《五月狩》時是個熱衷新詩的十六歲少年,如今年近古稀,久已不沉溺現代詩的我,重讀沈甸這些少作,居然霍地墮入時光隧道,陶醉在昔日動盪迷茫的意識裡,詩中對渴求女神的呼喚、失落季節的尋覓、女海盜的浪漫、藍鬍子的暴虐、蕭瑟的冬象……竟全是我少年時代夢中的詩篇,是我繆斯歲月的鏡中影,想不到當年沈甸對我的影響竟如斯深遠!

沈甸(1928~)本名張時雄,安徽涇縣人,只讀過六年書,十四歲離家參軍,在軍隊中度過大半生,一九五O年代在台灣開始詩創作。一九七三年退役,不幸中風,左邊身體癱瘓,這位憑自學愛上文藝的鐵漢老兵,咬緊牙關,慢慢爬起床,掙扎着用他僅餘的右手及半邊身,奮鬥十幾年,寫下了過百萬字,出了十多冊書。一九七五年,他以筆名張拓蕪長期在《中華文藝》月刊上用《代馬輸卒手記》為題發表散文,這些以他個人當軍幾十年所見所聞的材料寫成的散文,大受歡迎。一九七六年,《代馬輸卒手記》由爾雅出版社出單行本,一紙風行,此後「代馬輸卒」糸列共出五種,而張拓蕪也因此書得「警總」的金筆銀環獎。

除了「沈甸」,張拓蕪還以筆名「左殘」在其他報刊上寫專欄,出過《左殘閑話》、《坎坷歲月》、《坐對一山愁》……等十多種書,卻只有這本記錄他青葱歲月的《五月狩》是詩集,彌足珍貴!




——2013年6月
9月刊於《香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