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司馬長風先生──一位聞名中外的政論家、歷史家、散文家
許定銘
移居多倫多近年，逾百箱藏書仍未能上架。最近把地庫裝修成書房，才有機會一箱箱地拆封，一面整理，一面翻閱。無意中檢出來一本薄薄的《司馬長風先生紀念集》（覺新，一九八Ｏ）。這是司馬死後，本港文化界悼念他而出的一本文集。百一頁的小書，收胡菊人等的悼念文章凡二十餘篇，對司馬長風先生的生平事跡有詳盡的記載，不僅列出了他生平的重要著作，還附有他生前的圖片多幀。此書屬紀念性質，並未大量印行，頗為珍貴。
屈指算來，司馬長風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十七年了，不知大家還記得這位一九六Ｏ、七Ｏ年代名聞中外的政論家、歷史家和散文家？
司馬長風（一九二Ｏ～一九八Ｏ）原籍瀋陽，成名於香港，卻死在紐約。他名胡若谷、胡永祥、胡欣平、胡越和胡靈語；較為聞名的筆名則有秋貞理和嚴靜文。無論真名也好，筆名也好，一九六Ｏ年代的秋貞理，七Ｏ年代的司馬長風，都是香港文化界中無人不識的。
先生自一九五Ｏ年代移居香港後，即全力寫作，三十年來著書五十一種，堪稱著作等身。此中政論十種，比較重要的是《明天的中國》（明報出版社，一九六五）和《中國民主之路》（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四）；有關歷史方面的有十一種，成就最大。《中國現代史綱》（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五）、《中國近代史輯要（香港創作書社，一九七七）被當時很多大專院校選為教材，大學樂生多奉為至寶，入手一本。《文革始末》（香港百葉書舍，一九七一）、《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毛澤東評傳》一至三卷（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四）等書，更是洛陽紙貴，好評如潮。散文方面寫得最多，結集二十餘種，比較重要的是《段老師的眼淚》（中國學生周報，一九五六）和《鄉愁集》（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二）。此外，還有小說和雜文多種。在新文學史的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國新文學史》三卷（昭明出版社，一九七五）。
先生在寫作之餘，亦從事不少文化活動。先是於一九五Ｏ年代與友人創辦「友聯出版社」，出版《祖國週刊》、《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和《兒童樂園》等刊物。其後曾任《明報月刊》編輯；又先後任教於「浸會書院」和「樹仁學院」。一九八Ｏ年五月赴美探望妻兒，甫抵甘迺迪機場即中風送院，延至六月二十五日與世長辭，實在可惜。
我最先認識的，是秋貞理而不是司馬長風。一九六一年我讀中學二年級，開始訂閱《中國學生周報》，獲贈秋貞理先生的著作《段老師的眼淚》和《北國的春天》。一讀之下，愛不釋手，深受作者的感染，從而踏上文藝之途。三十多年來，醉心於閱讀和寫作，可以說是由秋貞理先生所引發的。
我自一九六二年起學習寫作，到處投稿之外，還搞文社、辦刊物、搞出版，一直與文學纏糾不清，可是，沒有和胡先生接觸過。直到一九七三年，我到「良友之聲出版社」任職，負責編《新天地》月刊，才真真正正的認識了他。
「良友之聲出版社」是天主教慈幼會辦的出版社。他們出有《良友之聲畫報》、《樂鋒報》和《新天地》等三種刊物。《新天地》是一份知識性的中學生讀物，十六開、三十二頁的月刊。我接手編的已是第六十八期，約稿的作家中，較為重要的，是司馬長風的散文和雨萍的小說。雨萍的稿件每月均準時收到，但司馬長風先生因稿約甚多，每到付排的日子，稿還是未到。很多時都要我到繼園台他的家去催稿。每次到訪，他都吩咐我先坐坐，然後自己坐到書桌前伏案疾筆，看着他龐大的背影，忽而仰望沉思，忽而筆落蠶聲，往往二十來分鐘，千多字的散文已完成，送到字房，真是墨都未乾，文思敏捷，令人佩服。
當時他正埋首《中國新文學史》的寫作，只靠着兩套《中國新文學大系》和零碎的史料，資料極之貧乏，寫得非常辛苦。他知道我手頭上有不少絕版的新文學書，對這方面接觸得比較多，經常要我替他找些資料，可惜當時我自己要教書、編刊物，還在打理一間書店，忙得要死，也幫不了甚麼。前前後後忙了四五年，《中國新文學史》整套三卷出齊，雖然錯漏在所難免，還是叫香港的新文學研究者佩服得五體投地，到底是洋洋大觀的三大冊，少一點毅力和氣魄都寫不了。
司馬長風先生除了熱愛寫作，全情投入文化事業以外，還很關心並扶助熱愛文藝的青年。一九七八年，我把過去發表的作品，結集《港內的浮標》出版，邀請他寫序，他一口答應，很快就交了稿。在該序文裏，他勉勵我，說「希望這本書不是過去的結果，而是新的開始。」至今仍牢牢地記在我的腦海裏。
一九七Ｏ年代後期，我夫婦倆一面教書，一面苦苦經營「創作書社」。以前香港流行一句話──「如果你想害某人，鼓勵他辦一份文學雜誌就行了」。其實，在香港不僅辦雜誌要虧大本，開書店也好不到哪裏。書的批發價是六五折，二樓書店一般賣八折，熱朋友很多時還低至七折售出，十個八個巴仙利潤，還要包賣不出的書尾，連蠅頭小利也說不上，簡直不是生意。每個月賠上人工，能賺回租已是上上大吉。但為了鼓吹讀書風氣，讓愛書人能買到廉價書，傻事總得有書呆子去幹。司馬長風知道我境況不好，一九七七年交了一本書稿叫我出版。我戰戰兢兢，東拉西扯湊來萬多塊，印了初版二千本《中國近代史輯要》。豈料書出來以後，反應相當好，半個月已經賣完，匆匆再版。這使我們的書店又支撐了好一段日子。
一九八Ｏ年初，司馬長風到書店來找我，說快要赴美探望妻兒，要我結算版稅。因為他說要很長一段日子才會回來，我見書好賣，不怕賣不完，便連未賣的書也一起付給他版稅。當時我見他氣色已不大好，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會面了。
這次整理藏書，翻出故人的紀念集，感觸甚深。司馬英年早逝，見不到六四，看不到九七回歸，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一九九七年七月刊於《星島日報》
散文家秋貞理
許定銘
一九六一年我讀中學二年級，加入《中國學生周報》通訊員組織，因在學校裏向同學推銷徵訂《周報》成績出眾，獲贈秋貞理的散文集《段老師的眼淚》（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1956）和《多少夢想變成真》（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1958）。秋貞理是當時很有名氣的散文家，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甚多，除了抒情散文，多是鼓勵年輕人發憤向上的勵志散文。後來我還找到了他的《北國的春天》（香港友聯出版社，1959）和《苦中苦與人上人》（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1961），這幾本散文集就是我最初擁有的幾本書。
然而，這以後秋貞理好像人間蒸發了，沒有再寫甚麼，直到我找到他的第五本散文集《心影集》（香港高原出版社，1963）。《心影集》也是徐速編的《中國當代文藝叢書》之一，書分三輯，收散文十九篇，書前還有徐速的〈談秋貞理的散文〉和作者的〈自序〉。徐速說他欣賞秋貞理的散文，是他的風格「誠摯、樸實、熱情。最可貴的，從文字裏可以嗅到時代脈搏的跳動，以及我們親身經歷的這個苦難時代中的烙印」。
署名秋貞理的散文家出過五本書後不再出現，絕對不是放棄了寫作，他只是以另一面目示人。我和他後來成了忘年交，甚至我的處女作《港內的浮標》，也是由他寫序，他就是司馬長風！
（大公報二Ｏ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我出版的暢銷書
許定銘
我出版的書中，最暢銷的是司馬長風（1920～1980）的《中國近代史輯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版兩千冊，才半個月已全部售罄，隨即再版，但因印刷廠放農曆新年假，到書印好時，已是七八年三月的事，前後兩印共四千冊。
一九七七年，司馬長風在樹仁學院教近現代史，因坊間現成的這類書籍甚少，他便著手自編教材成書。此書為十四篇獨立的紀事，以史評及史論的形式，寫辛亥革命後之數十年史實。其後更附四組相關的史論：《近代史通論》、《近代人物簡論》、《蘇俄與近代中國》和《北伐及其它》。
司馬長風是位很有史識及分析力甚强的學者，《中國近代史輯要》一出，好評如潮，作家沙翁(倪匡)在他報刊上的專欄連評多日，能在半個月內銷完初版，也不算奇事！
一九八Ｏ年，司馬長風赴美，不幸逝世，小店亦因業主迫遷結業，未賣完的《中國近代史輯要》以賤價售給某同業，我亦隱居三年，不問書事。新近買到這本由蕭輝楷（陳虹）題箋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外觀與我印的二版無異，但書脊連書名都印漏了，如此粗製濫造，肯定是盜印本。一九九Ｏ年代，我從北美回港旅遊，曾見過一版封面大紅大綠，花斑斑而庸俗不堪的《中國近代史輯要》，當是另一盜印本。無可奈何！
（見另文補充）
讀評論集憶司馬
許定銘
讀林曼叔編的《司馬長風作品評論集》（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二ＯＯ九）勾起不少回憶。司馬長風（一九二Ｏ至一九八Ｏ）是一九五Ｏ至七Ｏ年代活躍於香港，很有史識及分析力甚强的學者，除了史學著述，他以筆名秋貞理寫散文極受香港文壇重視。我一九七Ｏ年代常到繼園台他的家去催稿，每次到訪，他都吩咐我先坐坐，然後自己坐到書桌前伏案疾筆，看他龐大的背影，忽而仰望沉思，忽而筆落蠶聲，往往十來分鐘，千多字的散文已完成，送到字房，真是墨都未乾，文思敏捷，令人佩服。不過，司馬的字寫得急，是出了名潦草難懂的。幸好每個字房總有一個執字專家能看懂他的字，不會弄錯。翻《文藝風雲》，扉頁有他的題字，倒也端正清楚，可作手迹留念。
司馬長風散文集甚多，雜文則以《捋龍鬚的人》（香港文藝書屋，一九六九）（馬吉按：書影來自孔網）及《文藝風雲》（台北時報，一九七七）可作代表。《文藝風雲》約十四萬字，收雜寫四十篇，書分四輯，大致可分兩類：一是有關外國文學家如索忍尼辛、三島由紀夫、史坦培克、福樓拜……的雜寫；一是他開始着手寫《中國新文學史》初時的散篇，這些散篇多是由香港昭明版的《新文學叢談》選出來的。司馬的《中國新文學史》雖然在資料上有不少錯誤，但他在評論上確實下過不少深思與苦功，也有可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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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長風」鬧三胞胎
許定銘
從舊書店裏買到兩本屬於「幽默文學」的舊書，那是李嵐翻譯的《藝術家》（台北：錦德圖書，1900）和馮翊綱著的《蘭花傳奇》（台北：錦德圖書，1991）。這兩本書是《世界幽默文學叢書》的其中兩冊，前者排名第五，後者已排十六，可見這套叢書規模不少，銷量不俗。所謂「幽默文學」，其實即是「笑話」的美名，由三歲到八十歲，誰不愛聽笑話，這套書暢銷是必然的。
買這兩本書有另一個原因：書脊和封面都印着「司馬長風主編」。
我第一個念頭：怎麼司馬會搞「幽默文學」？
買回去一看，此書原來由一間叫「林鬱工作室」企劃製作的。主編者司馬長風沒寫序，也沒有推介的短語。倒是策劃者林鬱在書的摺邊有短文講述「甚麼是幽默文學」。
我認識的司馬長風（1920-1980）是香港著名作家，1950年代起，以秋貞理、司馬長風、嚴靜文……等多個筆名寫政治、學術論著及小說散文等各種文學體裁作品，著作等身，重要的作品有《中國新文學史》、《毛澤東評傳》、《周恩來評傳》、《中國近代史輯要》……等數十種，可惜70年代末移居美國客死異鄉。1970、80年代，他的書不少在台灣出版發行，作為一間出版企劃主持人的林鬱是應該知道的。那麼，為他主編《世界幽默文學叢書》的司馬長風應該是另有其人了，何其「巧合」！
當然，有了香港司馬長風後，我們不能禁止別人也叫「司馬長風」，為了怕別人誤會，若是筆名，似乎不該再用；若是原名，何妨加多少少，叫：台北司馬長風，就不會被人誤會為「叨光」或「冒名」了！
其實也不單台北這位「司馬長風」，國內也另有一位司馬長風！
某次我讀成都毛邊書局主辦的《毛邊書訊》，那是本32開，僅28頁的小書，是本以書話及出版消息為主的民間讀書報，2004年4月試刊一號，目錄頁上即見有司馬長風的〈飽蠹樓日記〉，翻開一看，那是篇愛書人的買書、讀書日記，著者司馬長風前註明是「青島」的，那就不會讓讀者誤會了。
司馬離開25年了，他那北方大漢的大嗓門，他那高大的背影還留在我的腦海裏，但，香港還有多少人記得他？
──2005年3月
許定銘
移居多倫多近年，逾百箱藏書仍未能上架。最近把地庫裝修成書房，才有機會一箱箱地拆封，一面整理，一面翻閱。無意中檢出來一本薄薄的《司馬長風先生紀念集》（覺新，一九八Ｏ）。這是司馬死後，本港文化界悼念他而出的一本文集。百一頁的小書，收胡菊人等的悼念文章凡二十餘篇，對司馬長風先生的生平事跡有詳盡的記載，不僅列出了他生平的重要著作，還附有他生前的圖片多幀。此書屬紀念性質，並未大量印行，頗為珍貴。
屈指算來，司馬長風先生已經離開我們十七年了，不知大家還記得這位一九六Ｏ、七Ｏ年代名聞中外的政論家、歷史家和散文家？
司馬長風（一九二Ｏ～一九八Ｏ）原籍瀋陽，成名於香港，卻死在紐約。他名胡若谷、胡永祥、胡欣平、胡越和胡靈語；較為聞名的筆名則有秋貞理和嚴靜文。無論真名也好，筆名也好，一九六Ｏ年代的秋貞理，七Ｏ年代的司馬長風，都是香港文化界中無人不識的。
先生自一九五Ｏ年代移居香港後，即全力寫作，三十年來著書五十一種，堪稱著作等身。此中政論十種，比較重要的是《明天的中國》（明報出版社，一九六五）和《中國民主之路》（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四）；有關歷史方面的有十一種，成就最大。《中國現代史綱》（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五）、《中國近代史輯要（香港創作書社，一九七七）被當時很多大專院校選為教材，大學樂生多奉為至寶，入手一本。《文革始末》（香港百葉書舍，一九七一）、《周恩來評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毛澤東評傳》一至三卷（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四）等書，更是洛陽紙貴，好評如潮。散文方面寫得最多，結集二十餘種，比較重要的是《段老師的眼淚》（中國學生周報，一九五六）和《鄉愁集》（香港文藝書屋，一九七二）。此外，還有小說和雜文多種。在新文學史的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國新文學史》三卷（昭明出版社，一九七五）。
先生在寫作之餘，亦從事不少文化活動。先是於一九五Ｏ年代與友人創辦「友聯出版社」，出版《祖國週刊》、《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和《兒童樂園》等刊物。其後曾任《明報月刊》編輯；又先後任教於「浸會書院」和「樹仁學院」。一九八Ｏ年五月赴美探望妻兒，甫抵甘迺迪機場即中風送院，延至六月二十五日與世長辭，實在可惜。
我最先認識的，是秋貞理而不是司馬長風。一九六一年我讀中學二年級，開始訂閱《中國學生周報》，獲贈秋貞理先生的著作《段老師的眼淚》和《北國的春天》。一讀之下，愛不釋手，深受作者的感染，從而踏上文藝之途。三十多年來，醉心於閱讀和寫作，可以說是由秋貞理先生所引發的。
我自一九六二年起學習寫作，到處投稿之外，還搞文社、辦刊物、搞出版，一直與文學纏糾不清，可是，沒有和胡先生接觸過。直到一九七三年，我到「良友之聲出版社」任職，負責編《新天地》月刊，才真真正正的認識了他。
「良友之聲出版社」是天主教慈幼會辦的出版社。他們出有《良友之聲畫報》、《樂鋒報》和《新天地》等三種刊物。《新天地》是一份知識性的中學生讀物，十六開、三十二頁的月刊。我接手編的已是第六十八期，約稿的作家中，較為重要的，是司馬長風的散文和雨萍的小說。雨萍的稿件每月均準時收到，但司馬長風先生因稿約甚多，每到付排的日子，稿還是未到。很多時都要我到繼園台他的家去催稿。每次到訪，他都吩咐我先坐坐，然後自己坐到書桌前伏案疾筆，看着他龐大的背影，忽而仰望沉思，忽而筆落蠶聲，往往二十來分鐘，千多字的散文已完成，送到字房，真是墨都未乾，文思敏捷，令人佩服。
司馬長風先生除了熱愛寫作，全情投入文化事業以外，還很關心並扶助熱愛文藝的青年。一九七八年，我把過去發表的作品，結集《港內的浮標》出版，邀請他寫序，他一口答應，很快就交了稿。在該序文裏，他勉勵我，說「希望這本書不是過去的結果，而是新的開始。」至今仍牢牢地記在我的腦海裏。
一九七Ｏ年代後期，我夫婦倆一面教書，一面苦苦經營「創作書社」。以前香港流行一句話──「如果你想害某人，鼓勵他辦一份文學雜誌就行了」。其實，在香港不僅辦雜誌要虧大本，開書店也好不到哪裏。書的批發價是六五折，二樓書店一般賣八折，熱朋友很多時還低至七折售出，十個八個巴仙利潤，還要包賣不出的書尾，連蠅頭小利也說不上，簡直不是生意。每個月賠上人工，能賺回租已是上上大吉。但為了鼓吹讀書風氣，讓愛書人能買到廉價書，傻事總得有書呆子去幹。司馬長風知道我境況不好，一九七七年交了一本書稿叫我出版。我戰戰兢兢，東拉西扯湊來萬多塊，印了初版二千本《中國近代史輯要》。豈料書出來以後，反應相當好，半個月已經賣完，匆匆再版。這使我們的書店又支撐了好一段日子。
一九八Ｏ年初，司馬長風到書店來找我，說快要赴美探望妻兒，要我結算版稅。因為他說要很長一段日子才會回來，我見書好賣，不怕賣不完，便連未賣的書也一起付給他版稅。當時我見他氣色已不大好，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會面了。
這次整理藏書，翻出故人的紀念集，感觸甚深。司馬英年早逝，見不到六四，看不到九七回歸，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一九九七年七月刊於《星島日報》
散文家秋貞理
許定銘
一九六一年我讀中學二年級，加入《中國學生周報》通訊員組織，因在學校裏向同學推銷徵訂《周報》成績出眾，獲贈秋貞理的散文集《段老師的眼淚》（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1956）和《多少夢想變成真》（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1958）。秋貞理是當時很有名氣的散文家，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甚多，除了抒情散文，多是鼓勵年輕人發憤向上的勵志散文。後來我還找到了他的《北國的春天》（香港友聯出版社，1959）和《苦中苦與人上人》（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1961），這幾本散文集就是我最初擁有的幾本書。
然而，這以後秋貞理好像人間蒸發了，沒有再寫甚麼，直到我找到他的第五本散文集《心影集》（香港高原出版社，1963）。《心影集》也是徐速編的《中國當代文藝叢書》之一，書分三輯，收散文十九篇，書前還有徐速的〈談秋貞理的散文〉和作者的〈自序〉。徐速說他欣賞秋貞理的散文，是他的風格「誠摯、樸實、熱情。最可貴的，從文字裏可以嗅到時代脈搏的跳動，以及我們親身經歷的這個苦難時代中的烙印」。
署名秋貞理的散文家出過五本書後不再出現，絕對不是放棄了寫作，他只是以另一面目示人。我和他後來成了忘年交，甚至我的處女作《港內的浮標》，也是由他寫序，他就是司馬長風！
（大公報二Ｏ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我出版的暢銷書
許定銘
我出版的書中，最暢銷的是司馬長風（1920～1980）的《中國近代史輯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版兩千冊，才半個月已全部售罄，隨即再版，但因印刷廠放農曆新年假，到書印好時，已是七八年三月的事，前後兩印共四千冊。
司馬長風是位很有史識及分析力甚强的學者，《中國近代史輯要》一出，好評如潮，作家沙翁(倪匡)在他報刊上的專欄連評多日，能在半個月內銷完初版，也不算奇事！
一九八Ｏ年，司馬長風赴美，不幸逝世，小店亦因業主迫遷結業，未賣完的《中國近代史輯要》以賤價售給某同業，我亦隱居三年，不問書事。新近買到這本由蕭輝楷（陳虹）題箋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外觀與我印的二版無異，但書脊連書名都印漏了，如此粗製濫造，肯定是盜印本。一九九Ｏ年代，我從北美回港旅遊，曾見過一版封面大紅大綠，花斑斑而庸俗不堪的《中國近代史輯要》，當是另一盜印本。無可奈何！
（見另文補充）
讀評論集憶司馬
許定銘
司馬長風散文集甚多，雜文則以《捋龍鬚的人》（香港文藝書屋，一九六九）（馬吉按：書影來自孔網）及《文藝風雲》（台北時報，一九七七）可作代表。《文藝風雲》約十四萬字，收雜寫四十篇，書分四輯，大致可分兩類：一是有關外國文學家如索忍尼辛、三島由紀夫、史坦培克、福樓拜……的雜寫；一是他開始着手寫《中國新文學史》初時的散篇，這些散篇多是由香港昭明版的《新文學叢談》選出來的。司馬的《中國新文學史》雖然在資料上有不少錯誤，但他在評論上確實下過不少深思與苦功，也有可取之道。
.jpg)
「司馬長風」鬧三胞胎
許定銘
買這兩本書有另一個原因：書脊和封面都印着「司馬長風主編」。
我第一個念頭：怎麼司馬會搞「幽默文學」？
買回去一看，此書原來由一間叫「林鬱工作室」企劃製作的。主編者司馬長風沒寫序，也沒有推介的短語。倒是策劃者林鬱在書的摺邊有短文講述「甚麼是幽默文學」。
我認識的司馬長風（1920-1980）是香港著名作家，1950年代起，以秋貞理、司馬長風、嚴靜文……等多個筆名寫政治、學術論著及小說散文等各種文學體裁作品，著作等身，重要的作品有《中國新文學史》、《毛澤東評傳》、《周恩來評傳》、《中國近代史輯要》……等數十種，可惜70年代末移居美國客死異鄉。1970、80年代，他的書不少在台灣出版發行，作為一間出版企劃主持人的林鬱是應該知道的。那麼，為他主編《世界幽默文學叢書》的司馬長風應該是另有其人了，何其「巧合」！
當然，有了香港司馬長風後，我們不能禁止別人也叫「司馬長風」，為了怕別人誤會，若是筆名，似乎不該再用；若是原名，何妨加多少少，叫：台北司馬長風，就不會被人誤會為「叨光」或「冒名」了！
其實也不單台北這位「司馬長風」，國內也另有一位司馬長風！
某次我讀成都毛邊書局主辦的《毛邊書訊》，那是本32開，僅28頁的小書，是本以書話及出版消息為主的民間讀書報，2004年4月試刊一號，目錄頁上即見有司馬長風的〈飽蠹樓日記〉，翻開一看，那是篇愛書人的買書、讀書日記，著者司馬長風前註明是「青島」的，那就不會讓讀者誤會了。
司馬離開25年了，他那北方大漢的大嗓門，他那高大的背影還留在我的腦海裏，但，香港還有多少人記得他？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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