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7日 星期三

小思心繫香港文學

小思心繫香港文學
文:洪捷 圖:蔡文豪



今天人均壽命延長了,人到七十也平常,但畢竟已屆退休年齡,弄孫為樂、優遊林下,對許多人來說是自然不過的晚年生活。小思卻不這樣,她忙於訪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人,忙着為後世留下口述歷史,忙着整理着作出版。只要是香港的文學愛好者,即使未上過她的課,也許已把她視為心中的老師,這位香港文學研究者,一直讓讀者們有所期待。

訪問那天,見到精神奕奕的小思,和記者十多年前跟隨着她「文學散步」時相比,樣子沒有什麼改變,不會察覺她已退休多年。

為文學史 累積資料

教學生涯的結束,不代表工作的結束,反而是重大任務的開始。小思要訪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化人,為當時的文化環境作口述歷史。她啜一口凍檸茶,淡定從容地說:「在採訪的過程,規模越做越龐大,開始有人『肯』接受我訪問,為何說『肯』?因我要訪問的對象包括左派右派甚至沒派別。有些人不樂意表達自己過去的歷史,我要運用交情、自己的工作態度去感動對方。這是一種學術性口述歷史訪問,在事前搜集被訪者無數資料,有些不敢接受訪問的人,看到我為他們專門搜集的資料,甚至他們本人也忘記曾做過的事,非常感動。」

小思這個工作也是為了將來的香港文學史累積資料,因此發揮她一向嚴謹認真的特質,確保資料不容有錯。有些被訪者年事已高,記憶上有誤差,小思的後期工作,就是查核被訪者所提的資料,涉及年份、人物、姓名、事件,重新由文獻材料中找出證明,甚至要訪問被訪者所提及的人,形成網狀式的研究範圍。

別以為小思這項浩瀚繁重的工作,是受到學術機構的委約,手下有一支團隊同心協力,原來她不僅單打獨鬥,更連助手也請不起。小思慨嘆說:「想不到現在『洗濕了頭』,一做便是近十年,最初幾年還有些研究費,可聘請一名助手,但退休後便沒有任何資助;向外邊申請要填表之餘,最不適合是要限定兩年內完成,這並非我研究的方法與方向。這幾年都是靠一位學生『捱義氣』,工作之餘幫我,他答應一直幫我直到完成。證明世界上有好多有心人,其實他也『洗濕了頭』,上了癮,沒法離開。」

孤軍作戰 不存偏見

樂觀積極的小思儘管孤軍作戰,憑着對香港文學的使命感,說做就做,她更懂得享受孤獨中所包含的自由:「其他地方是大學或一個團隊負責,我卻孤軍作戰。但好處是自由度大。當然,如果存有偏心偏見,這是很危險的事,我信自己不偏心,提醒自己必須抽離。同一件事,有時我會分別訪問不同人,得到不同版本的答案,讓資料說話,讓不同口供留給後代人參詳,我無權改變。所以當錄音變成文字後,我讓受訪者自行檢查,有些人講的時候好興奮,看到記錄後會有改變,我也尊重他的意欲;也有人看完口述文字,甚至拒絕出版,不過對方在訪問前已簽了授權書,有見證人。被訪者不喜歡公開,我也答應,將資料凍結三十年,便可為後代保留資料。」

數十年香港文學研究的經驗,小思心中早已有了一個客觀全面的展示藍圖,她希望這些口述歷史,可讓人們看到左、右及無派別人士的活動,怎樣建構起整個文化氛圍。歷史,是一面鏡子,不僅照出當時的面貌,亦能與當下作出對照,若在歷史中懂得反省深思,更能體驗小思的工作價值。

她若有所思地說:「五、六十年代香港,英國對這管治地的文化領域,騰出一定的自由度,讓本來對立的兩種思想,或游離的人,都有空間做想做的事,讓你自生自滅,只要做得別太過分,不是太激進,只會暗地監視。我心中有個大場景,知道左中右的關係。當時最影響中學生、年輕人的,是友聯體系,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及與之對着幹的《青年樂園》,兩張報紙外觀都差不多,報頭、顏色一樣,但內容有分別。」

在那個年代的熱血青年當中,有許多極端又有趣的人物,例如文化人古兆申,現在人們了解他推廣中國戲曲如崑劇,不遺餘力,卻不知他是參與保衛釣魚台的第一批人。小思娓娓道來:「我看着他成長,看着他的變化。他由一個愛飲紅酒的浪漫巴黎青年,忽然變成激進左派,有右派想聘請他,他卻說:『你用中華民國作紀年,我唔打你份工!』後來卻往台灣推廣民間工藝,然後又回內地推廣民間工藝,通過他這個人,便能知五、六十年代年輕人的變化。」

學術趣味 同時兼備

小思早前出版為古兆申而寫的《雙程路》,書中的資料本屬「口述歷史」的工作,因古兆申有重病,他想在世時看到屬於自己的傳記,央小思抽出來成為獨立的一本書。當《雙程路》出版後,古兆申卻奇跡地痊愈了。

對於小思來說,這意外的着作亦帶給她意外收穫:「這本書給好多人更大信心,書中的表現手法亦是將來出版的模式,註釋詳細清楚,既學術性又有趣味,通過個人生活帶讀者進入五、六十年代社會。我不是為被訪者樹碑立傳,而是呈現一個近乎真實的文化背景。一問一答形式。相信內地讀者也會有興趣,他們會發覺原來香港是這樣的。」

小思的公信力令不少人自動獻身接受訪問,有一位老前輩,看不過眼一些不忠於事實的報道,主動接受小思的訪問:「每個星期要去一次他的家,一問便是三四小時,由於那個年代我經歷過,提及的出版社、書店我都去過,他一提起,我的反應很快,馬上追問。」小思補充說,她的工作可說是一種搶救歷史,現在書未出版,有些被訪者已去世了,因此六十歲以上的率先採訪,「真的可以不停做下去,一直做,做到死。」她說。

本來是敬政治而遠之的小思,這三、四十年來對香港文化、文學的研究,過程中迴避不了政治,由無知到深知,小思的領悟是:「不識政治的微妙,不識文化怎樣發展。原來自己無法擺脫那麼大的網,便覺非知不可。了解幾個年代不同環境變遷,令我對長我育我的香港有更多了解,多了解就更關懷。英國人好聰明,香港靠近中國內地,又近台灣,以微妙方法處理這百分之九十九又不知其立場的中國人。我這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時不知,回頭一看,原來英國統治者是用巧妙方法令你不知歷史,令你以為好好地活着,就不需要關心社會政治。英國統治者的聰明處在於:『你玩啊,任你玩』。你大力反抗,他又放鬆些。」從港英政府的策畧,小思認為不必要把年輕人有點激進的事看得太緊張,要有一些疏導的方法。

回歸後因取得了香港特區護照而感動流淚的小思,希望人們珍惜香港能為國家做事的機會,她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小時候沒有廉政公署,我也目睹貪污事件,我們也窮過,但香港慢慢的進步了,這進步祖國也需要的,如有機會將我們學到的好概念、思想如做事認真,公正廉明,法治精神,系統工作態度等,帶給自己國家,相信香港會是好的通風口、南風窗。但願這過程不要拖得太長。否則真的好危險,現在國家強大了,全世界都在緊盯,美歐日齊齊畫了一個圈包圍中國,就算沒錯處也會找藉口針對,稍有錯處更不放過了。」

關懷諒解 學懂寬容

生於斯長於斯的小思,一直心繫祖國,她愛看巴金、冰心,尤其豐子愷的着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她即到內地與「文革」後第一批北京大學研究生交流,亦見證了內地學者的成長:「看着他們由朦朧初醒,接觸外面的世界,出來、回去。他們經歷了『文革』,知道怎樣朝目標努力,不像香港的年輕人,總是隨便、無所謂。」

因為關懷,所以了解,因為了解,所以諒解,小思對事物的深入研究精神令她胸襟更廣闊、洞察更透徹,她看胡風回憶「文革」、巴金《懷念蕭珊》、楊絳《幹校六記》等文章,發現:「明明大家曾互相批鬥,為何最後『攬頭攬頸』?他們答道:『別人在我面上吐口水,我也在別人面上吐口水』,那是為了生存。這羣與我血脈相連的人,卻過着一些我們不可想像的生活。」

小思覺得有機會與內地文學界及學者們交往,學懂了寬容:「接收別人信息,不要偏激。例如以前見到來中大上課的內地幹部,在課室外?地抽煙,本來感到很不雅。他們慣了?地,原因是舊時下放農村,在野外工作沒地方可坐,只能用這姿式。我們覺得難看,假若一直不問,他亦不講,便不知諒解。不斷有機會發問,並將得到的資料融進思維,作出調整,就會更易理解人,而不致出現憎恨或偏激的憤怒。」

閱歷豐富 擬寫自傳

小思慶幸活到今日,看到科技進步,也看到世間變化,接觸面擴大,生命的過程好豐富,可說是不枉此生。通過小思的眼睛、思維與筆觸,她生命中的閱歷一定很精彩、很具啟發性,作為後輩,真渴望看到她寫的自傳。原來她正有此意:「本來不想寫,因沒有什麼可寫,但這幾年有這想法,不是寫我,而是我閱歷過的生活,尤其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香港成為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我想把曾參與過的香港與內地文化活動作一個紀錄,讓資料來說話,也證明香港為祖國亦盡過力。而非像現在那樣等待救援。原來我們不是邊緣,但不爭氣就變成邊緣。」

七十二歲的小思,可說是香港文學的代言人,在她的筆下,香港文學、文化人一代又一代的蹤跡與脈絡,在時代的演進過程中清晰地得以保留、傳承。

「小思」筆名有來歷

小思,原名盧瑋鑾,一九三九年生於香港。小思這個筆名,是她在學生時期投稿時所改,本來她想用「夏颸」這名字,意即「夏天的微風」,但當時的印刷沒有「颸」這個鉛字,只好取「小思」而代之。

未上小學,小思已在媽媽的「強迫」下背誦唐詩,否則便不許吃飯,加上家裏藏書豐厚,她就在母親的薰陶下、一屋的書香裏種下了愛好中文、文學的種子。中學就讀於金文泰中學,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七三年曾往日本,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並於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中文大學中文系,八一年獲香港大學哲學碩士。0一年起在中大兼任文學研究中心主任,0二年退休,0三年獲傑出教育家獎。

小思把多年來蒐集的文學史料送贈中大圖書館,成立香港研究中心,建立香港文學網上資料庫,她於0九年轉而擔任該研究中心顧問。小思着作豐富,出版的作品有《承教小記》、《香港故事》、《香港家書》、《香港文學散步》、《豐子愷漫畫選譯》等近五十本。

獨來獨往 喜愛收藏

小思在工作上獨力承擔重任,生活上亦是獨來獨往,至今尚未組織自己的家庭,記者提問時,她率先作出澄清:「我沒有任何意圖去表達女性主義,或刻意獨身,純粹是緣分問題,有時我欣賞他他不愛我,他欣賞我我不愛他。」

她還很神氣地說:「你不讓我七十歲還結識一個伴侶嗎?我不拒絕的。彼此情感好自然進入生命中,想逃避也躲不過,想忘記也不行,以為忘記其實還在心裏。」

難道小思老師心中還有刻骨銘心的愛未能忘懷?她沒好氣地說:「多着呢!沒有是騙你。可是,無辦法忘記這杯檸檬茶,但遇到另一杯好喝的檸檬可樂,也會喝的。我只信一個人愛上了,是沒理由可言,沒解釋可說,便一生一世。」說着說着,語氣瀟灑的小思,臉上卻泛起了淡淡的紅暈。

不用記者說,很多人也知道,小思興趣多多、收藏多多,因此她覺得自己幸好沒有家庭,令她除了工作以外,還有一項「職業」,就是:「不務正業!」她笑言現在終可不必因備課而看書,而是以興趣為先,建築、藝術、美術、博物館等題材都是她鍾愛的書籍。

剛退休時春秋佳日她都去旅行,近兩年腳痛少出外,卻依然活躍於本地:「我喜歡逛街,不是逛商場,而是上半山的橫街、深水埗等舊區,帶着相機,腳痛也愛逛。」說着她拿出袋中的相機,與我們分享她的街頭「抓拍」。談攝影,小思與攝影師同事聊得不亦樂乎,由攝影談到她的收藏,「相信我是香港收藏舊版書唯一女性,好寂寞,通常是男孩子的嗜好。」說的時候亦顯現出她那男孩子般的豪氣爽直。

因以前從事教學,小思收藏香港學生成績表、學生手冊,她自豪地說:「一九二0年香港學生成績表我都有。」

她還收集車票,還有舊商店貨單收據、睡着的貓貓公仔等。無論多忙,小思覺得生活一定要有樂趣,否則「好易老到動不了。」



(大公報二0一一年四月廿七日)

2011年4月25日 星期一

邁克談香港專欄寫作

邁克談香港專欄寫作
石劍峰



邁克說,他會每天看很多香港報紙網路版,避免專欄和香港社會的距離有點遠。

豆瓣上有個香港專欄作家邁克的小組叫「採花賊邁克」,上面對邁克的介紹是這樣子的:邁克姓林,八0前生于新加坡,曾赴美國三藩市進修廣告平面設計,可惜學無所用,八0後回歸亞洲,在香港依賴原始本錢維生,通過對電影粗淺的認識和對文字畸形的愛慕,換取一日三餐經費。九0後成功轉型淪為長期遊客,基地設於巴黎,靠撰寫報刊專欄、翻譯電影字幕等等卑微工作,對抗歐元無止無休的躍升。

「採花賊邁克」幾乎同步轉載邁克在香港的專欄,但讀者還是年復一年等待邁克的書在內地出版,這次終於等來了兩部專欄集《狐狸尾巴》與《坦白說,親愛的》。這兩本書收集了邁克早幾年的專欄,邁克說,和他現在寫的六百字典型香港專欄還不一樣,相對更文藝些。身在巴黎,為香港報紙寫作,邁克說,他會每天看很多香港報紙網路版,避免專欄和香港社會的距離有點遠。邁克說,他是一個有着嚴格寫作紀律的專欄作者,按時做作業按時交稿,只是因為這是他喜歡的事情。


您還記得第一篇專欄是在什麼報紙上發表的嗎?寫的是什麼?

邁克:其實有點誤會。跟其他在日報寫了幾十年的專欄作者比,我在文字地盤工作的日子十分短,隨便發表意見會令方家訕笑的,你看人家蔡瀾李碧華,那才是老行尊。不過既然問起……第一次寫專欄在星馬的《學生週報》,週報嘛,當然是一星期一次,和天天寫性質完全不一樣。那時我十五六歲,還算童工哩,那種三腳貓水準,換了現在寫博客寫微博肯定門前冷落。編輯仁慈啊,大哥哥大姐姐們也很照顧,看這個毛頭寫得上氣不接下氣還在寫,不忍心直斥其非吧,哈哈哈。所以後來看田納西‧•威廉斯的《欲望號街車》,聽到女主角那句著名的「我仗賴的是陌生人的仁慈」,完全感同身受……她的語氣是過盡千帆的辛酸,我呢剛剛相反,初出茅廬就路遇貴人。

那專欄叫「Our Way」,兩人合寫,每次同一題目一人一篇,拍檔叫雅蒙,現在仍然在寫,是馬來西亞著名作家。為什麼起這麼一個專欄名字?當時有一首流行歌曲叫My Way,我行我素的意思,離經叛道呀,年輕人的目標呀!說起來倒有點三歲定八十,一路來我都與主流格格不入,被摒棄在旁門左道……而且越來越不上台盤!好笑的是直到近年住在巴黎,才發現那首歌本來是法語歌,翻譯成英文由Frank Sinatra唱到家喻戶曉。原名Comme d'habitude,直譯是《習慣上》,跟當初移花接木的境界南轅北轍,真是天大的誤會。

香港第一個專欄是《電影雙週刊》的「戲言」,寫五六十年代粵語片,有點尋根的況味──這「根」還是名副其實的「根」,別想歪了。在美國住了十年八年,回到亞洲重新認識童年的普及文化,絕對沒想到那麼豐富有趣,夾縫裏都是文章。破破爛爛的勞什子,我還期期跑上他們灣仔的編輯室校對,說多討厭有多討厭,誰要是想為成語「敝帚自珍」找示範例子,這個挺現成。

第一個日報專欄其實是騎劫的故事。那時舒琪──千萬別弄錯,是影評人舒琪,不是銀幕大美人舒淇──那時舒琪在《經濟日報》寫關於世界各地電影節的專欄,如果沒記錯應該是叫「影展登場」,他飛來飛去看電影,難免不能準時交稿,有一次找我頂替兩星期。一個人無賴起來什麼都做得出,一屁股坐下來舒服嘛,就不走了,他也就君子不與小人一般見識,乾脆拱手相讓──讓我什麼?讓我天天出醜!我當然沒本事單繞着影展打轉,改為寫一般電影,易名《影印本》。

香港的報章上幾乎每天都有您的專欄,對您而言,為交專欄是否也會常常趕最後交稿時間?

邁克:其實也不是,習慣了那個節奏就好。我覺得對我而言,一個星期寫一篇和一天寫一篇是沒有區別的,反而一個星期寫一篇對我更為困難。對我來說,每天起來都要吃早飯,每天寫一篇就像吃早飯一樣形成了習慣。而一個禮拜寫一篇,你就不知道哪天去動筆寫了,這種節奏比每天寫要困難。

這次在大陸出版的兩部專欄集,其實跟我現在寫的專欄還不太一樣,我以前寫八百字的專欄文章,而現在寫的六百字專欄其實更典型。香港看專欄的讀者都很草根,我的專欄已經很另類了。寫六百字專欄沒有想像的那麼困難,甚至有點容易。很多人寫微博或者博客,可能也會每天寫,只是沒有字數限制,有時候很長,有時候就幾句話。專欄唯一的限制和難度就是字數,比如六百字專欄,你可以寫五百九十字或者六百一十字,但再多或更少,就有點問題。對專欄作家來說,如何把握篇幅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您每天的寫作節奏是怎麼樣的?

邁克:我最晚九點多起床,中午把專欄寫好,然後整個下午都是自己的,這種感覺非常好。我在巴黎的時候有時差問題,那我一般是週三寫週五的稿件。時差的好處是,如果上午我不知道怎麼寫的話,我下午寫也是一樣的,反正香港這裏還是半夜。

一般說,星期五的稿件你星期三就要交的,但是你星期四早上交也是可以的,到最後發現就算星期四下午也還行。我自己通常是,星期三中午交星期四的稿子,雖然我知道下午兩點前交稿都可以。但對我最大的問題是如何保證旅行時準時交稿。一般旅行時,我都不會暫停寫稿,如果開個先河,你以後會找各種理由搪塞拖稿,自從給日報寫專欄以來我從來沒有拖過稿。旅行的時候,我要出去一周,能夠的話預先寫七篇稿子,或者我預先知道中午才出去玩,那麼我就上午把稿子寫掉。總之,一定說服自己,把這個事情做掉。

我聽說很多專欄作家,一次寫五篇或七篇,這樣一次寫好可以放假好幾天。我不大這樣子,除了旅行的時候不允許我每天寫,我才這麼考慮事先準備好。對我來說,寫專欄有點像寫日記的感覺,當然內容上跟寫日記還不太一樣。寫專欄對我個人來講很重要,很多東西你不寫就不會去想,那就會忘記。對我來講,那個寫專欄過程本身,是挺好的。

您長期住在國外,是否擔心自己的專欄會離香港社會有點遠?

邁克:我住在巴黎,但給香港寫專欄,有時候我也有點擔心這種距離,也擔心自己寫的是否跟香港當前的生活太遠。還好我在巴黎的時候每天都很關心香港發生什麼事情,有互聯網可以每天看到香港報紙網路版。寫專欄真的不能太脫離那個社會,我不想我的專欄成為一個巴黎旅行筆記,當然有些人專門寫旅行筆記或專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希望寫的還是真的跟香港有點關係。我從小看香港專欄,對那個文化本身,我就非常愛慕。那個形式本身,我一直很喜歡。當我開始寫的時候,我不想顛覆那個形式,儘量寫我喜歡的那種形式的專欄。

您每天寫,會擔心沒東西寫嗎?

邁克:有人擔心沒東西寫怎麼辦?不會啊,一天寫一篇怎麼會沒有東西寫?比如你每天起來跟朋友打電話,可能就會出現很多話題,還有外面互動的東西那麼多。而我最困擾的是太多東西想寫,當你一下子有五樣東西要寫的時候,有時候哪個題材都讓你左右為難。一般那個時候,我就寫最想寫的或者最容易寫的。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在路上走,看到很多東西都讓我有所反應,都可能是我很想寫的東西。我覺得這不是天賦問題,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唯一區別是,那些每天要上班的,每天走過那些街道,就會有些麻木,沒有那麼多感覺。而我很少過這樣的生活,所以刺激更加多元。

寫了那麼多年專欄了,有沒有想過嘗試寫其他東西,比如小說或者劇本?

邁克:編劇肯定不會,年輕的時候想過寫小說,但我現在覺得小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寫的。我其實是不能夠寫小說的。我寫專欄大多是寫真實的東西,但小說就要去虛構和創造,我到現在為止還不需要用虛構來講我想說的東西。如果我不寫專欄,我可能去寫博客或者微博,因為那種形式跟專欄有點相似。寫專欄也有點上癮的感覺,就像有人抽煙喝酒一樣,但我想要是某天不讓我寫專欄了,我可能到網路上去寫。這可能是一種習慣,習慣用文字思考,用文字看世界,文字某種意義上成了我的眼睛,成為表達工具。而且我真的是很喜歡寫字、寫中文字的人。我以前在美國有很短一段時間是用英文寫的,後來我發現我不是喜歡寫而是喜歡用中文寫,用英文寫和用中文寫完全不是一回事。

1980年代時,我想過寫劇本,但寫劇本是為導演服務,也是一個團隊工作,這個自由度和寫專欄完全不一樣。劇本會改來改去,拍出來的東西也是你不可控制的。我的樂趣是寫的過程,記錄我看到的東西,這些東西沒辦法放到電影裏,就算拍了出來,跟你的意思很可能完全不一樣。反而只有文字,就是自己的。

您僅靠專欄能夠活嗎?現在專門以寫專欄謀生的人還多嗎?

邁克:《蘋果日報》稿費是很高的,生活完全沒有問題,其他報紙我不知道。對我也有點意外,就是居然僅僅靠寫專欄就能生活。美國也有很多專職專欄作家,但美國好處在於它大,所以你寫一篇稿,你給紐約寫,但同時可以賣到西岸去,賣到其他城市去。

現在專門為賺稿費而寫專欄的作者開始少了,因為地盤少了市場窄了,所以對作者和文章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反而是很多專欄作家有其他職業,這樣跨界其實是比較好的事情,比如梁文道。但我個人還是一個很純粹的專欄作家,我對其他行當不是太有興趣,也覺得不一定能做得好。

專欄文化是香港文化的重要一部分,這些年香港的專欄文化比過去是否遜色很多?衰退跟互聯網有關嗎?

邁克:香港專欄文化多少跟上海三四十年代小報文化有比較大的關係,但多大程度上我不知道。我最近看到不少這幾年出土的張愛玲的幾百字小文章,我覺得非常有意思。這些張愛玲當年為上海小報寫的專欄,其實更接近於現在的香港專欄形式。我記得十多年前,衛慧棉棉也給香港報紙寫專欄,那個時候因為她倆太紅了,結果發現她們沒有能力和可能寫香港專欄,她們還是跟香港文化和社會有相當距離。現在香港專欄中,最成功的外來者反而是毛尖。她寫的香港專欄和她寫的長文章是並行不悖的,並沒有因為寫香港專欄而過多影響她其他更長更深刻文章。

在香港,所謂的專欄文化,這十多年來跟黃金時期已經相差相當遠了。比如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是專欄文化的黃金時期,那個時期每份報紙都有很多專欄。現在很多報紙都沒有專欄了,有些是專欄數量大幅度縮水,跟以前真的不可同日而語。在我看來,香港專欄文化走下坡路是在博客和微博之前,所以跟互聯網沒有直接關係。走下坡路最主要的原因是,好的專欄作家越來越少了。黃金時期的專欄作家,他們每天要寫五個專欄,但每天要寫五個的話,其實你能寫的東西也很有限,這種高強度寫作狀態對他們而言也就支撐五到十年,所以就算他們也衰退得很厲害。當然最主要的是,現在能寫的人少了,能寫的東西不多了,這是一個專欄資源的問題。

專欄寫多了、時間寫久了可能會把筆寫鈍掉?

邁克:一天寫五篇的話,那是一定的,這對我也是無法想像的。如果每天寫一篇的話,就不太會。有些人對自己要求不是很高,每天寫專欄就跟大家每天要工作一樣,每天把格子填滿就可以了,對文字和思想上要求也不是太高,這樣一種習慣,他們就算不寫專欄做其他事情,這個習慣還是在那。

在大陸,很多寫小說、寫詩的人都開始紛紛寫專欄。在您看來,寫小說的人是否能寫好專欄?

邁克:雖然都是寫字,但能寫得好的真不多。專欄是一個很奇怪的形式,它篇幅短,而且對同一個題材怎麼去變化,或者說你怎麼從一個很小的點散發出去,這些東西來了就來了,你不能像其他文體那樣先用五十個字去經營什麼,然後再開始,這樣的專欄就不太好看了。一個寫小說的人,可以用前面五千字來經營開頭,專欄就真的不可以,前面十個字就要直接進入你要寫的東西,那真是另外一種文學方式。好小說家不一定能寫好專欄。在我看來,寫專欄有點像拍廣告或者拍MV,MV可能沒有什麼內容,但你怎麼把它拍得吸引人?怎麼拍得有自己的風格?這是另外一種學問,跟拍電影是不一樣的。專欄跟其他文學樣式的差別也在於此。

在香港專欄作者圈裏,也有階層區分嗎?比如哪些人是超級巨星級別的?

邁克:比如說陶傑、蔡瀾等,屬於專欄圈天王級人物。寫專欄也有階層分化,比如超級巨星級別,稿費特別高,可以特別優待下午四點截稿。而一個新人,條件不會那麼豐厚,這跟其他行業一樣。在香港,某某在哪個報紙開專欄,就可能吸引到一批讀者去追隨。想起一個作者就會想起那份報紙,報紙也會珍惜這個作者。比如在以前,一想起李碧華就會想起《東方日報》,一講起亦舒就想起《明報》等等。後來那個界限不那麼明顯了,一個作者可能給幾家報紙寫專欄,不過還是會有一種感覺,某某是給哪個報紙寫的,有點像廣告代言人的意味。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二0一一年四月廿四日)
(另見豆瓣

2011年4月24日 星期日

從1986說起──《八方》復刊前一年的故事

從1986說起──《八方》復刊前一年的故事
小思

翻開泛起點點黃霉的紙張,讀一頁頁「香港文學藝術協會」的會議紀錄,不過二十五年罷了,出席人的簽名,龍飛鳳舞,他們的身影仍歷歷在目,可是林年同、黃繼持已天人相隔,有幾位也棲居海外,其他則各有行事去向。當年共聚故事,瞬已塵封。世事速變如此,真怕記憶有所閃失,憶憶復憶憶,就從 1986年說起。

1981年10月4日成立的「香港文學藝術協會」,為的是想以一個社團身份,設法為已出版了四輯卻欠經費無以為繼的《八方文藝叢刊》籌款。說來可笑,該協會甚麼事都沒做過, 10月 18日就在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中,有了如下決定:「由於尚無經費辦活動,決議暫定協會活動,待經費籌備有眉目再恢復協會活動。」書生論文尚可,找經費則一籌莫展。如此等眉目,一等就停了五年。



■左起:楊絳、小思、錢鍾書



■左起:劉再復、小思、董秀玉

到了1986年,協會得徐展堂贊助二十萬元支持《八方文藝叢刊》復刊計劃,於是 3月28日開會通過「恢復協會活動」。5月 14日的執行委員會紀錄中,有一段決議很重要:「執委同意在以下情形下,才接受捐款,即捐款人不干涉刊物之運作,不附帶任何條件,賦編務全權獨立行事,且捐款不得用作其他活動。」協會復活後,立刻籌備把停刊多年的《八方》復刊。

8月30日執委員決定復刊的編輯委員會人選,並聘古蒼梧為執行編輯,決定續出第五輯。由於停頓日久,必須從新向海內外作者約稿。海外有海外編委李黎及鄭樹森負責,台灣有戴天、鍾玲負責,內地文化人倒因沒太多直接聯繫,得有人去溝通及解釋《八方》是怎樣的「不拘流派,不限觀點」的「一個真正百花齊放的園地」。既要約稿,還要邀約新的顧問。這件重要而不易為的工作,協會指派了我去擔當,這並不是我能幹,而是只有我可得長假期,可以自由走動——當年中文大學可積存假期,隔幾年就可休假半年。 1986年10月,我遂承擔了重任,到北京去了。

儘管八十年代初,我個人已跟內地一些文化人接觸,但今回要聯繫的卻是我並不認識的。幸而戴天古蒼梧告訴我,已與出版界老前輩范用先生聯絡了,只要我去拜訪他,他就會好作安排。

1986年10月7日,我隻身到達北京,展開一趟新鮮、興奮,而又充滿患得患失的文化之旅。

第二天早上,我見到范先生,他親切地叫我安心,要見甚麼人都可安排。就在那天,他給我介紹了董秀玉大姐,說:「小董會帶妳去見妳要見的人,妳放心好了!」這是我與董姐第一次見面。她爽快利落寫下我要去拜訪的人名單,一一訂出日期來。在往後的一星期,她不辭奔走,每天帶着我挨家逐戶去探訪名單中的作家。在她暢朗笑談推介聲中,每位文化人都給我非常爽快的應允賜稿。就是我滿以為最大難題的:請錢鍾書楊絳兩位先生擔任《八方》顧問一事上,也因她與他們的稔熟,而輕易過關。據說當年兩位前輩已不太見陌生人的了,我的確是陌生人,且有事相求,太麻煩。但門開處,只見董姐與迎上來的楊絳先生熱烈招呼,還未坐定,錢鍾書先生已從屋子裏走出來,經介紹我這個陌生人後,他們三人就無拘束地聊起來。就在這種和諧氣氛下,董姐似在有點不經意的道出我的來意,我緊張得很承接講幾句懇邀的話,兩老遂無異議的點頭答應,我就毫不費力便完成了邀請任務。這是第一次看到董姐的處事待人方法,上了重要一課,往後對我影響極大。

整一星期,董姐帶我走北京城南城北。拜訪老作家如汪曾祺、端木蕻良、卞之琳、九葉詩人陳敬容、袁可嘉、曹辛之等。當年仍屬青年一輩作者的劉再復、劉心武、黃子平、陳平原,與她也十分老友,在他們談文論藝過程中,我進入一個陌生而活力充沛的文學世界。還有帶我去見官司纏身而仍努力不懈為民請命的劉賓雁,奠定了1988年8月他來港與陳映真對談的機緣。最奇妙的是往往談着談着,董姐就在不知不覺間,為我向他們約了稿,如斯輕易,我沒費一絲力,已經完成所有任務,《八方》第五輯的內地來稿,完全落實,毫無問題了。我把一切疑慮放下。

那一夜,跟董姐追隨一眾老前輩汪曾祺、范用、林斤瀾、羅孚、黃苗子諸先生,去「豆花飯莊」試菜。老人家興致勃勃,酒過三巡,其間,董姐又為三聯的雜誌約稿,輕鬆得很,大家都答應了。吃一頓飯,笑聲盈耳,對答神妙,對我來說,是從未遇過這種三十年代文藝風華,堪稱一場文化盛宴。汪老還即席揮毫,董姐為我討得一紙墨寶,果真難能可貴,真感謝她的處處關顧。

1986年10月尾,我就在董姐談笑用兵的協助下,完成為《八方》復刊組稿工作回港。

沒想到隔了不久,董姐就到香港來了。我與她重聚首,展開更深的認識,給我更多啓發,乃是後話,但一切燃點應始於1986年。

二0一一.三.八

蘋果日報二0一一年四月廿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