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1日 星期三

有朋自遠方來

有朋自遠方來
許定銘





今日我有朋自遠方來,張錯和柯振中驅車近小時到寒舍,三個加起來超過二百歲的老頭握着手久久不放,是認識超過五十年的老友哩!

我們圍坐枱前,只靠一壺普洱,天南地北的閑扯,從大家認識的友人到文壇趨勢,從自家的生活近況到社會大環境……

忽爾望出窗外,才知道天已黑了,想不到我們這龍門陣竟然擺了三小時有多。張錯說他女兒今日從聖地牙哥來,他要回家晚飯去了,不然,我們茶局仍未完哩!

(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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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萱人:苗痕翱翱小清江,猶記當時春衫薄。



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

向河居讀書錄之七

向河居讀書錄之七
許定銘

林適存及其少作

我原先對小說家林適存(一九一四~一九九七)所知甚微,只知道他一九五O年以過客心態來港,像寫《半下流社會》的趙滋蕃般,以創作謀生,後與李輝英、慕容羽軍辦《文藝新地》,曾在亞洲出版社出過長篇小說《鴕鳥》,不久即赴台定居。近得上海藏書家李為民賜贈林適存短篇小說集《寡婦之春》,始知他早於一九三O年代已開始寫小說,細心搜尋之後,才知道林適存是位對現代文壇貢獻頗大的前輩。

筆名南郭及白芷的林適存,是湖南湘鄉人,出身望族,是同盟會元老林今鑑的兒子。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二十歲時即主編《中國日報》副刊,並在《流露月刊》寫稿,開始其小說創作生涯,後轉入新聞界工作,抗戰期間任重慶某劇團的負責人。一九五O年到香港後,為卜少夫主辦的《新聞天地》及易文主編的《香港時報》副刊撰寫雜文。其後於《香港時報》副刊上連載長篇小說《紅朝魔影》,轟動文壇。一九五四年林適存自港赴台定居,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十二年,並任文藝刊物《幼獅天地》、《幼獅文藝》、《作品》等編輯。

林適存熱愛小說創作,在居港的幾年中,曾出版長篇小說《駝鳥》(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第一戀曲》(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五)和短篇小說集《瘋女奇緣》(香港新世紀出版社,一九五三) 、《無字天書》(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赴台後,又陸續寫了《無情海》、《龍女》、《加色的故事》、《夜來風雨聲》、《神木》、《還鄉吟》、《水龍吟》、《細說人生》、《文藝的履痕》……等二十多部作品。他的長篇小說《第一戀曲》,還獲一九五五年中華文藝獎;一九五九年再以長篇小說《巧婦》獲教育部學術文藝獎。一九九O年代,林適存罹患老人癡呆症,於一九九四年由家人送回武漢定居休養,直至一九九七年離世。

以上有關林適存的生平,是參照他女兒林維的文章寫成,資料可靠,不過,有關他一九五O年以前所出的書,及參加《西風》雜誌徵文比賽得獎的事卻隻字不提,深感奇怪!

一九四O年,上海《西風》雜誌社以「我的……」為主題,辦三周年紀念徵文比賽,參加者非常踴躍,應徵稿件達六百八十五篇,得獎者原只有十名,後因為佳作甚多,在第十名以外,另加「名譽獎」三名。此中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就讀於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後來以《未央歌》名震台灣文壇的吳納孫(鹿橋),以〈結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名列第八;而當時就讀香港大學的張愛玲,則以〈我的天才夢〉得「名譽獎」第三名。其實那次徵文,當時在貴州遵義從軍的林適存也有參加,用筆名南郭南山,以〈黃昏的傳奇──我的第一篇小說〉勇奪「名譽獎」第二名,排名猶在張愛玲之前。這次同台競技是一篇文章定高下,完全不能評定誰的創作能力較強,但透過這件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林適存的創作年代甚早,而且早已得到肯定的地位。

事實上,林適存創作的年代要較這次參加徵文比賽早得多。王景山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在介紹林適存時,說他的處女作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現代書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春在窗外》(頁三四四)。但我翻查過賈植芳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未見此條目。即使《春在窗外》真的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也不是林適存的處女作,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寡婦之春》,副題為《林適存小說集》,是上海中國文化書局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初版的,這才是他真正的第一本書。此書由段平右裝幀,初版僅印二千冊的小說集,收〈寡婦之春〉、〈進城〉、〈潘巧雲〉、〈吵人命的人〉、〈經緯線〉、〈囚〉、〈男子漢〉和〈亡國恨〉八個短篇。

在《寡婦之春》中有一段推薦林適存《女探芳吉》的廣告,說:

本書為長篇創作集,以東北抗日事件為題材,描寫敵軍一女探名芳吉者的故事,凡熟悉義勇軍及滿變事件者,當知此事的底蘊,全書都十萬言,半月後可出版。(頁六十八)

但我查了多部工具書,均未見此冊,不知是否曾出?

林適存在《寡婦之春》的序裡說:在年齡和創作歷程上說,當時都沒有出書的必要,但因為見到人家都有一兩本書,一時衝動,便把刊於報刊上的舊作編一個集子。但,當初校的稿件到手時,他已有點後悔,說:

文章寫得不好固不必說,有時,簡直不像是在創作,愛美的淺薄的句子,淺近輕俏的諷刺,無聊的做作的模仿,以及貧弱而又不太現實的內容,假如印出的話,那不但沒有給我以寫作的鼓勵,也許我將如一個醜的女人,在鏡子裡照見自己的臉容而感到身世的悲哀……

但,結果書還是照樣出版了。一個對自己要求甚高的作家,在出版處女作的時候,常有不滿意的地方,出這樣的書常會覺得臉紅,有些日後成了名家的人,甚至鄙視及不認少作,我覺得這完全是不必要的,沒有當年的幼稚,如何反映日後的成熟?沒有少年時的苦苦磨練,又豈能有日後鋒利的刀筆?

讀一個名家的少作,可以了解他的創作歷程,明白他思想脈絡的進展,尤其像林適存般,投身文藝超過半世紀,著作等身,全力扶掖後進的老文化人,他的少作是極需要發掘並公之於世的。現在且讓我談談他的處女小說集:

從《寡婦之春》的八個短篇看,林適存是擅長描寫女性性心理的,書中的〈寡婦之春〉、〈潘巧雲〉和〈男子漢〉都以女子的性心理作題材,描寫細膩而掌握得恰到好處。〈寡婦之春〉寫丈夫因從軍殉國而獨守空幃的芷英,每每在春滿枝頭,雀鳥雙雙對對在樹上互唱時,思春之情特別難耐,總會自怨自艾,甚至想把貞節之名拋諸腦後,以換取偷情的刺激。〈潘巧雲〉取材《水滸傳》,這位風流的美女,周旋於楊雄、石秀這對拜把兄弟和師兄裴如海之間,她的生命中甚麼也沒有,只有無盡的享樂和性慾。〈男子漢〉的小說名卻與故事不同,全篇著墨於因甘心養活沉醉於藝術的丈夫,而自己去當舞小姐甚至賣淫的安妮。她既愛丈夫,卻又痛苦地把身軀及蠻腰賣給陌生人的苦惱充斥字裡行間,賺得同情。

這三篇描寫女性心理變化的小說應該是集中最好的幾篇,但我則比較喜歡〈進城〉。故事說大毛頭、小三子、小七和我,四個人組成的街頭賣武戲班,各人都有自己的本領,他們沿途「跑江湖」,從小鄉鎮一直表演進城去。豈料進城後發覺城變了,平日耀武揚威的軍警個個垂頭喪氣,受制於趾高氣揚的日本軍。這幾個跑江湖的義氣小子,終於在衝突中和日本鬼子動手了……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的結局雖然平凡,但跑江湖賣武者的細節,一舉手、一投足,都寫得真切動人,尤其表演過程的描述,完全超越了一個文藝青年應有的水平。

〈吵人命的人〉寫鄉鎮土豪惡霸強佔良家婦女,最後弄出人命,鄉人聯合起來追討賠償的故事;〈經緯線〉寫文藝青在文藝界力求往上爬的悲哀;〈囚〉寫幾個賣報紙的少年人在戰亂的大時代中垂死的掙扎,雖然不見突出,總算是不過不失。但,寫「王子復仇記故事」的〈亡國恨〉,卻是書中的大敗筆,完全像給孩子們看的故事而非小說。林適存說校稿時感到羞愧、臉紅,大概即因為此篇。我奇怪他為甚麼不删掉?

林適存出版《寡婦之春》時才剛滿二十歲,欠成熟是必然的。不過,在讀完全書後,我認為他其實很謙遜,除了〈亡國恨〉,集中其他的小說已是相當不錯,極具大將風度的了!

──寫於二OO九年六月

十月刊於《香港文學》

懷念詩人尚木


六十年代文社潮最洶湧的那幾年,香港青年文壇曾湧現過不少詩人,有些是堅定方向,多年來仍默默創作的,如西西、也斯、羈魂等;有些是走到半途,就叫種種原因拖住,把繆斯的種子埋在心園裡,不知何日才再萌芽復長的,如蘆荻、草川、馬覺、尚木、溫乃堅等;有些是遠赴異域,再無詩興的,如金炳興、冒君石、盧頤等;有些則是天妒英才,少年夭折的,如童常、于梵等。

而詩人尚木的不再寫詩,大概是被生活扼殺了詩意,硬把繆斯變成了稿匠。

尚木原名陳禮棠﹙一九四四~二OO五﹚,是六十年代初期從《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冒出來的。他和同學徐夜郊﹙關秉盛﹚以草木社的名義在〈學生園地〉寫詩和散文,是「園地」上辛勤且出色的園丁。他曾參與當年「現代詩」的論戰,結識了金炳興、李英豪、蘆荻等的現代派,被吸引到《好望角》與《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作品。

尚木還曾以陳窮的筆名寫散文,以伊曲寫小說。他發表於《周報》的一個短篇〈棚架上的漆匠〉,和西西、亦舒、崑南等人的小說,被合選輯出版了《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六O年代﹚,全篇以內心獨白的方式,寫髹漆匠和弟弟相依為命的故事。那時候我們都醉心意識流,經常以嶄新的技巧和手法寫小說。〈棚架上的漆匠〉把漆匠的思維和現實交織,摒棄平面的敘述,擴展了故事的空間;向讀者展示了人生的追求,生命的脆弱、無奈,哀痛生活「只不過是起床,工作,休息,這一個無意義的循環」,是篇很出色的作品。

尚木畢業於羅富國教育學院,正職是位教師,可是,由於生活擔子重,他必需在業餘努力兼職及以寫作謀生。一九七O至八O年代他工作甚勤,每天早上四時左右起床,約寫兩個半小時稿,六時半出門上班。中午放學後,到補習社兼職。一直捱到黃昏,才疲乏地踏上歸家之途。這段日子,尚木是重蹈了「漆匠」的覆轍,可幸他能從現實中抽離,找到人生的新理想、新意義。那時候,他為我編的《青年良友》月刊寫雜文和少年人科幻及推理小說;在報上寫專欄,用安宇寫科幻小說,用南宮宇寫武俠小說,頗為多產。

尚木早期的詩和現代文學作品從未出過單行本,從我珍藏的舊報刊,撿出來幾篇,只是他創作中的一小部分,僅錄如下,供大家參考:

〈現代詩之真偽及路向〉(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星島》)
〈一個島〉(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星島》)
〈路燈下〉(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星島》)
〈於琴弦上〉(外一章)(詩‧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星島》)
〈北極星與沈默的手槍〉上(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星島》)
〈北極星與沈默的手槍〉下(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星島》)
〈持傘的〉(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好望角》)
〈起伏的〉(詩‧一九六三年七月五日《好望角》)
伊曲〈過橋的人〉(一九六四年八月七日《星島》)

他年輕時寫的這些詩文,很多都與名家的作品同時刊出,大有名家風範。尚木不再走現代文學之路,我覺得是文學界的損失!

至於他出版了的流行小說,我見過的是安宇寫的《一飛沖天》(香港博益,一九八二)和《我若為王》(香港博益,一九八三),另外還有新生出版社兩部未標明出版日期的《完人》和《第二次生命》,這四本書都是以安宇為主角的長篇科幻小說。

據說南宮宇也出過五本單行本,但我只見到三部,它們是:《龍虎驚變》(武林,一九八一)、《夜泣雙刀》(武林,一九八二)和《雲疆之旅》(武林,一九八二)。這三本書都是短篇創作,每本包括兩三個故事,分別為《龍虎驚變》和《鴛鴦刦》,《劍飛星月絕妖魑》、《英雄、美人、長白參》和《夜泣雙刀》,《天堂地獄緣》和《雲疆之旅》等。這些短篇都是先刊於本港著名的武俠雜誌《武俠與歷史》,然後才出單行本的。書的銷售情況頗佳,迅即絕版,如今已難得一見。


流行小說多是奇俠的連續故事,如倪匡筆下的衛斯里、原振俠,馮嘉筆下的司馬洛,都是膾炙人口的奇俠。尚木的流行小說走的也是這條路,他的科幻小說以奇俠安宇作中心人物,武俠小說寫的則是浪俠翟天星的故事。安宇和翟天星都是面向穹蒼而想出來的名字,可見銀河以外的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詩人的潛意識裡徘徊。

一九六O年代的前衛詩人、作家尚木,是在甚麼情況下變成流行小說作家的呢?在《我若為王》的自序上,尚木有這樣一段獨白:

回想以前年輕時,作文藝青年狀,整日是左手「普魯斯特」,右手「喬哀斯」;人前說「意識流」創作手法,人後又論「內心獨白」……每次的寫作,都沉緬於絕望、夢幻、孤寂、空虛等空洞的詞彙上,那種為賦新詞強作愁的感覺,而今回想起來,也覺汗毛直豎!

漸漸,閱讀的範圍增廣了,才明白文學範疇並不是囿於某一方面,只要是好的作品,無論是武俠、文藝、偵探、推理、科幻等,都可以踏進文學的殿堂。

人在成長的歷程中,思想會不停改變,創作方向自會隨年紀改變而轉向。象徵派詩怪李金髮在我國一九二、三O年代的詩壇上擁有崇高的地位,但到了六十歲以後,他竟然說自己早期寫的詩「沒有中心思想,不講究技巧,全憑直覺,不加修改,雜亂無章」,甚至沒有保留價值。尚木放棄「現代詩」、「現代文學」,走進流行的行列裡重新出發,沒有對與不對,其評價只待讀者作出公平的論斷。其實,尚木這番話真是深得我心,而這亦是我自70年代起,不再寫現代詩的原因。

近年尚木已很少寫流行作品,潛心鑽研心理學,得碩士學位,出版過一些有關心理問題的小冊子,經常到中小學去開講座,為有問題的學生輔導。沒想到今年新春後不久,忽然噩耗傳來,詩人因患癌溘然而逝,天妬英才,不禁為早逝的詩人黯然神傷!

──寫於二OO五年六月

十月刊於《詩網絡》

2014年12月22日 星期一

向河居讀書錄之六

向河居讀書錄之六
許定銘

副刊的合訂本

整理舊書撿出來一份《大公報》的副刊合訂本《文采》。《文采》是《大公報》其中的一版,佔半張報紙版位﹙即八開位﹚,逢星期六見報。我手上的這份,是一九六九年的合訂本,由一月四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共五十一期。七八千字的版位,每期約刊六七篇文,內容以語文和文學為主。其中以石峻專談舊詩的專欄《詩歌淺析》最為長壽,幾乎登足一年。其他的主要作者有:徐蔚霞、仲堂、東方、牧齋、宋然……等幾十個,大概全是隨手拈來的化名,沒有一個是響噹噹的名字。他們的文章,若不是談舊文學和古人的,便是談語文和寫作的,如果你想看有關新文學的文章,註定失望,全年只有三兩篇是講魯迅的。大勢所趨,無可奈何。

雖然我對這份合訂本的《文采》沒有好感,不過,我很欣賞把報紙副刊出合訂本的做法。我這份《文采》每期都只印了單面,背面是沒有印東西的,很明顯主事人早有出合訂本的構想。可惜我翻遍這份《文采》的封面、封底和內外頁,都不見有版權頁或定價之類,不知當時這份東西是發售的,還是供內部參考或藏閱的?

其實,報紙上的每一個專版,必然有一班擁護者,他們很可能會剪存某類個人鍾愛的專版,但,往往會因某些原因而不能齊全,有所缺失。假若報館肯出合訂本,那該多好!近年研究香港文學已成熱門課題,很多舊日的報紙副刊,如《星座》、《淺水灣》、《大會堂》……都成為研究者極渴望得到的資料,然而,若今天要找全它們,談何容易!

過去的已無法追回,有能力的主事者們,是否可考慮效法合訂本的《文采》,為他們報刊上有份量的副刊出合訂本?

──二零零零年六月

刊於《香港文學》186期

補記:

〈副刊的合訂本〉刊出後不久,有機會和杜漸閒談。他告訴我,後期的《文采》,雖然曾由他主編過,但最光輝的時刻,則是由陳凡編的。

陳凡﹙1915~1997﹚字百庸,廣東三水人,較為常用的筆名是周為和阿甲。四十年代入《大公報》,「他是大公報當年的名記者,走南闖北,寫下了名篇巨章,三十四萬餘字的《一個記者的經歷》只是通訊的一部分。」﹙見唐振常的〈聞陳凡逝〉,載他的《輕俗集》。﹚來港後,陳凡歷任《大公報》副編輯主任、副總編輯多年。五十年代與金庸、梁羽生合稱「三劍俠」,《三劍樓隨筆》中的百劍堂主即是他。陳凡多才多藝,除了詩、散文、報告外,還與金、梁同時代寫過武俠小說,我藏的一至四冊《風虎雲龍傳》﹙一九五七‧三育圖書﹚就是百劍堂主的傑作。

六十年代的《文采》很受讀者歡迎。據說一些右派機構人仕﹙尤其是居住在調景嶺的國民黨老兵﹚為了看《文采》,往往是買了份《大公報》將全份報紙丟了,單留下《文采》來讀。報館方面有見及此,乃為《文采》特別抽印,合訂出售。想不到我這冊《文采》的合訂本,有這麼一段幕後故事。

──寫於二千年七月

任畢明及其《龍虎集》

提起任畢明﹙1904~1982﹚,大家都只記得他是名報人,是《星島晚報》副刊《閒花集》的專欄作者,主要作品有《閒花集》和《閒花二集》。而不知道任畢明其實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

任畢明原名任大任,較常用的筆名有南蠻和任不名,是廣東鶴山人。一九二五年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來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東征、北伐。一九二七年前後,曾在廣州和福州辦報。二八年任廣東省政府建設廳編譯室主任,同年十一月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其後於一九三四年間主持《大眾報》。抗日期間,曾先後任廣東省及湖南省政府參議。抗戰勝利後回粵,任廣州市市立師範學校校長。四九年後,定居香港,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專欄。一九六二年創辦《中國評論》周刊,自任社長和督印人。用筆名「南蠻」為《快報》撰稿。重要著述除了《閒花集》和《閒花二集》外,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

任畢明的《龍虎集》﹙一九六六‧集成圖書公司﹚大三十二開,凡二九二頁,是一本讀史評講。他認為古代的王霸英雄豪傑之所以成功,「智術」是最主要的條件。於是,他在古籍中選了三百一十則古代龍爭虎鬥的故事,此中包括〈鴻門宴〉、〈班超在鄯善之傑作〉、〈呂不韋之政治投資〉……分為變、高、妙、勝、辯、深、明、銳八編,每則先引述故事原文,再行評講。李樸生在其書前的〈再版李序〉中說:

《龍虎集》是任先生搜集了歷代有名的、第一流的政治與軍事人物,憑他們的智慧、勇敢、豪邁、辯才、不拘滯于規格,不計較一般的小節,而使出非常的一招,迅速的、新鮮的解決了一個當時嚴重的、緊急的、困擾的大問題。他並于每一事件紀錄之後,加以畫龍點睛的注釋,使讀者有充分的瞭解。……《龍虎集》所提供的材料,是活的材料,是政治藝術最佳的參考材料。

集成版的《龍虎集》並非初版本,此書能在香港再版,有一段曲折感人的經過。任畢明在書後的〈再版附誌〉中說「此書於抗戰時在湘南耒陽寫成,稿寄桂林出版,未付印而桂林失陷,友人帶往昆明,途中失落,為不知名之汽車司機撿得,輾轉寄還。抗戰勝利後,回廣州付印初版,三千本不數月售磬」。四九年任畢明匆匆來港,未帶此書。後李樸生重提此書,乃登報徵求,先後得陳紹俊、車月峰兩人提供原書,才能再版。

今日任畢明之書已全成絕響,讀者如想再看,大概要求諸圖書館了。

──寫於二千年四月八日

六月刊於《香港筆薈》第十五期

雜家任畢明


原名任大任的廣東鶴山人任畢明(1904~1982),是本港的名報人和雜文家。他曾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日日見報的專欄,而以《星島晚報》副刊的《閒花集》最長久,每天凡千字的專欄,竟寫了超過十七年,粗略統計達六千多篇,六百多萬字的文章,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的歷史人物及社會動態均收諸筆下,如非才智驚人,怎能寫出如斯雜記?《閒花集》的文章後來由香港正文出版社選出二百餘篇精品,在一九六七年編成《閒花集》和《閒花二集》出版,很受歡迎。

一九七O年代,我開始用心訪尋民國版舊書,視野擴大,才知道任畢明一九二五年已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談話術》,是一九四三年桂林實學書店出版的,封面上註明是「一九四三年六版」增訂的新本,在烽火歲月的火紅年代,生活困苦的知識分子們,竟肯付錢買這本土紙《談話術》,使書能銷到六版,實在不簡單。

一個人能辦報、寫社論、雜文,冷靜地分析歷史事件,對社會有深入的認識,任畢明是個「周身刀、把把利」的奇才雜家!

杜格靈和他的《秋之草紙》

最近在上海以高價搶購得杜格靈的《秋之草紙》(廣州:金鵲書店,1930),非常高興!

賣書的人說:「我不知道杜格靈是誰,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只知道他是廣東作家,而這本書必然能賣個好價,那就夠了!」

真的!杜格靈是誰?

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所知也極有限,本文志在拋磚引玉,望有識之士不吝指正,為這位曾在廣州及香港盡過力的文藝工作者,得以留存於香港的文學史冊上。

以現時微薄的資料,我們只知道杜格靈(?~1992)原名陳廷,又名陳小蘋,曾用過的筆名有羅波密,孟津等。1930年前後在廣州一帶生活,曾在鄰近的地方教書,熱愛文學藝術,寫過不少隨筆、雜文。當時廣州有一個文學團體叫「荔社」的,出過《荔支叢書》、《浮漚叢書》和《荔支周報》,我不知道杜格靈有沒有加入荔社,但他早期的文章和書多見於此,起碼知道他和荔社成員關係密切。

杜格靈1930年代初移居香港,任《珠江日報》經理、副編輯,活躍於香港文壇,經常在本港的報紙副刊與雜誌上發表小說和詩。他1933年在魯衡編的《小齒輪》上發表詩作〈悒鬱的琴〉;1934年,在《今日詩歌》上發表〈北風之歌〉;由詩人易椿年1935年編的《時代風景》創刊號上,也刊登過杜格靈的作品。又曾在《朝野公論》上發表小說〈火奴魯魯的藍天使〉。1935年他還在上海《文藝畫報》一卷三期發表了李金髮的訪問稿《詩問答》,顯示他是個熱愛寫詩的文藝青年。

1930年代的香港文壇是生機蓬勃的,很多報刊都附設文藝版,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南華日報的《勁草》。為了團結香港的文藝青年,南華日報的社長陳克文在1934年召開了一次「文藝茶話會」,定期「以茶會友」。會後決定把《勁草》改為文藝双周刊《新地》,並由杜格靈與侶倫合編。1936年,杜格靈與劉火子、李育中、李晨風等合組香港文藝協會。


戰後,杜格靈在香港開設慎記印刷公司,任《新生晚報》督印人。1992年在加拿大逝世。

回頭談談他的《秋之草紙》,那是本薄薄的毛邊本隨筆,32開96頁的小書。封面構圖簡單,一株在秋風中落葉且彎斜的枝幹上,一對愛侶小鳥在私語;紅色的,幼小的「秋之草紙」和「杜格靈著」兩行小字,從愛侶的尾部伸延過去,彷彿牠們兩顆熱血的心。單調卻深深吸引人。全書共收〈求永遠於剎那〉、〈時代的反動者〉、〈「天才」的饒舌〉、〈論藝術的發生及其効果〉、〈文藝的霸術〉、〈純凈的小說〉……等17篇。大多為作者於1928-29年間所作,內容多為含哲理的文藝隨筆。杜格靈談文藝喜歡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與日本的及中國的,互相比較、印證,可見他常讀外國文學作品,又熱愛中國新文學,且思想前衛。

在作為書名的那篇〈秋之草紙〉裡,杜格靈談本國作家中,他喜歡周作人的作品,喜歡他那「輕淡而味永」的作風,認為足可與夏目漱石相比。文中他也談到豐子愷的畫,他說動物中本來最討厭貓,偏偏豐子愷愛畫貓,他畫中的貓往往比主題中的人物更搶眼、更吸引人。杜格靈認為豐子愷的畫「隨處流出的是柔軟的線條。正像漫走的悠悠的漲的春水。他是淡淡的沒有一毫燥暴的筆觸,鈎出懶懶倦態的或者所謂怡然自得的哲學者貓來,(有時那貓也做出批評着主人的臉嘴,)那貓便成為世界上的另一珍物了。」(頁61)周作人的清淡加上豐子愷的佛性,大概就是當年的杜格靈了。

在〈秋之草紙〉的文末,有段頗有意思的話:「本篇原題為:『看着黃花和子愷的漫畫,讀作人先生的隨筆,在村舍裡過了一個秋天』。後來稍嫌冗長,姑用今名作表題。」(頁62)

大抵〈秋之草紙〉最能代表1930年代以前,杜格靈底文藝青年思維,而杜格靈也特別愛這篇。此所以用作書名!

在〈秋之草紙〉17篇文章中,我最愛的是〈厂樵君的筆〉,本文介紹了甚少人提及的作家——厲厂樵。我藏有一本厲厂樵極罕有的小說《囚徒》(上海:中央書局,1927),可是翻查了我手邊所藏的工具書,都無法知道厲厂樵是何許人。杜格靈的這篇〈厂樵君的筆〉,雖然也沒有厲厂樵的生平資料,但他卻告訴了我們:厲厂樵1920年代末在廣州生活,出過很受人注目的《我們的王冲》和雜感集《朝生暮死》。他告訴我們,厲厂樵是個率直粗豪的漢子,他的筆勇於戮破黑暗,勇於為不平發出呼喊……

和很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杜格靈也曾迷惘過、困惑過,在《秋之草紙》的序裡,他訴說自己一生都不被重視,受盡家庭及社會人士的白眼,本來很想以死作大解脫,但他深信文藝的國度是平等的天堂,只要你有才華,肯努力,一定會開出耀目的奇花異卉。於是,杜格靈給自己三年時間努力,讓自己的文藝細胞盡情發揮,終於結出了果。

《秋之草紙》是本非常罕見的小書,它原屬荔支叢書之一,而茘社主編的那兩套叢書更難得,兹就《秋之草紙》書後所見,僅列如下:

荔支叢書:

黃荼的《棕葉》(隨筆)
李散碧的《幻火集》(雜作)
杜格靈的《秋之草紙》(隨筆)
黃荼的《祭品》(小品)
杜格靈的《薩丹》(小說集)
杜格靈譯《快樂主義者瑪蕾絲》(W. Pater原著)

浮漚叢書:

李散碧的《逆流》(中篇小說)
杜格靈的《蛇與蛙》(小品)
李散碧的《蕉之妖》(戲劇)
黃荼《紅酒》(戲劇)
李散碧譯《天真的歌》(W. Blake原作)
書目下有廣州金鵲書店的啓示:以上各書或在編印中,或竟已在各埠發賣。這批書除了《秋之草紙》外,其餘全未見過。不知杜格靈其他的那幾本竟究有沒有出版?

讀完《秋之草紙》,我最感奇怪的是:1930年代以後,杜格靈居於香港,熱心文化活動,自由度更大,何以創作卻比前少了?也未見有單行本出版?

近得侶倫散文集《紅茶》(香港:島上社,1935),書後有一頁《島上社叢書》目錄,列出六本書:

謝晨光的《貞彌》(短篇小說集)
杜格靈的《秋之草紙》(隨筆短論集)
侶倫的《紅茶》(散文集)
哀淪女士的《婉梨死後》(短篇小說集)
侶倫的《秋的夢》(中篇小說集)
李林風《都會符號》(短篇小說集)

並說明前三種已出版,後三種將出版。這個《島上社叢書》目錄,反映出杜格靈與島上社關係密切,而且他又與侶倫合編過文藝双周刊《新地》,但,何以侶倫的文章中甚少提到他?《島上社叢書》中的《秋之草紙》未見過,是重新排印再版?還是將廣州金鵲書店版收入目錄內以壯聲勢,就不得而知了。

──2007年1月

2014年12月18日 星期四

2014年12月15日 星期一

三毫子小說

三毫子小說
關平

讀了前幾期《百家》雜誌的《三毫子小說》專輯,勾起了不少回憶,因為「三毫子小說」也是我的重要成長經驗。

粵語「三毫子」即是標準漢語的「三角錢」。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有出版商出版了不少廉價通俗小說,三十二開本,內文以新聞紙黑白印刷,配以彩色封面,每本六十四頁,售價三角錢。不少後來頗有名氣的本港作家都曾經投身成為寫作隊伍一員,如南來作家今天已成為文壇殿堂偶像的劉以鬯、以《三蘇怪論》著名的高雄、在上海時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潘柳黛、海派作家方龍驤;原在香港寫作編報刊的黃思聘、歐陽天、楊天成等;稍後是不少作品被改編成粵語電影的鄭慧。到六十年代,有曾經在香港通俗文壇名滿一時,現今已大量減產的浪漫小說作家依達、和至今仍受女讀者追捧,寫作不綴的言情小說作家亦舒,這時通俗小說已加價至四角,成為「四毫子小說」了。

《百家》雜誌的專輯刊出了新加坡大學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兩個「三毫子小說」的特點,過去都少見有人提及:一是「三毫子小說」與冷戰時代美元文化的關係,一是當時包括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華人市場其實是香港通俗出版讀物的重要市場,支持了這些印刷品的出版銷售。

根據我的認識,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通俗出版讀物的蓬勃,源於來自上海,解放前已出版著名偵探詭異雜誌《藍皮書》的羅斌先生。他來香港後繼續出版《藍皮書》,並將連載小說結集。我記得童年聽過電台節目改編自《藍皮書》連載小說,上海作家小平原著的偵探故事《女飛賊黃鶯》。羅斌後來擴展他的出版王國,成立環球出版社和新系報業,出版日報、雜誌和通俗小說,所謂「一雞三味」:付出稿費後先把小說放在報章副刊連載,然後再在雜誌刊出,最後出版「三毫子小說」結集。我了解這個關係,是因為八十年代在出版社工作,特別拜訪羅斌先生,希望收購環球出版社的小說版權,豈料他表示新系報業集團與作者的關係是現賣現買,作者交稿報社付稿費,貨銀兩迄,互不拖欠,沒有版權讓授合約,故無從轉授。我們惟有分別逐一約見個別作家商討,後來成功撬了不少環球出版社旗下作家過檔,如寫科幻小說的倪匡(魏力、原振俠)、靈異小說的周恆(張宇)、驚慄小說的潘粵生(余過)。也有挖角失敗的例子,如當時愛情小說天后岑凱倫,她始終如一效忠環球,和對天地不離不棄幾十年,至今不渝的亦舒。

容世誠教授在研討會的演講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不少文化人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執筆寫作是當時謀生的技術,著名文化人,國民黨大佬梁寒操的夫人黎劍虹也曾來港開辦霓虹出版社,出版「小說報」,也是「三毫子小說」的重要出版者。他們拿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出版了不少反共通俗小說,爭取到不少文化人效力。後來隨著韓戰結束,美國改變對華策略,霓虹出版社也結束了。

容世誠教授談話中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通俗文化產品行銷新加坡、馬來亞、越南、泰國、印尼等南洋市場。其實不單止雜誌期刊和通俗小說如是,香港生產的國語和粵語影片同樣依賴南洋市場,尤其是影片,開拍前拿到「戲軌」(故事大綱)和「卡士」(演員名單)便去「賣埠」,收取訂金作為製作拍攝的前期資金。可能因為當地華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生產不出通俗文化產品,所以很依賴香港。連當地不少華文報刊的副刊文章都只是靠剪貼香港報刊的副刊稿子,而且不付稿費。

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三毫子小說」主要是愛情小說,以女性讀者為對象,尤其受到中學女生歡迎,我們男生對這些情情愛愛的故事普遍不感興趣,很少閱讀。就算找課外讀物,都寧選比較粗獷男性化,學校嚴禁的武俠小說,所以說不上接觸太多。不過,當時也是上中學的姊姊倒是個愛情小說迷,時常與其他女同學分享依達和亦舒的作品,我耳濡目染,勉強算有點認識。有個中學同學還模仿依達,索性提筆仿作,投稿去環球出版社,間中得到採納,出版成書。另一中學同學杜杜也遊戲仿作了一個短篇,改個筆名叫瓊依,筆名根本就是愛情小說兩大名家,台灣的瓊瑤和香港的依達合稱。

書與人二O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2014年12月14日 星期日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向河居讀書錄之五
許定銘

記高伯雨先生

最近與友人作伴去了一趟深圳,目的是買書。雖然已經十分克己,不是很好的書,不會隨便買,到頭來還是塞滿一手提袋,吃力地抬回來。想到還要寄回加拿大,頭痛不已。雖是如此,仍覺十分興奮,因為得到高伯雨先生的《聽雨樓隨筆》厚厚的一巨冊。

高伯雨﹙1906~1992﹚原名高貞白,廣東澄海人,曾留學英國,其後一直居港,以賣文為生。四十年代曾編過《中國晚報》副刊;六十年代創辦《大華》雜誌。其作品多以文壇掌故為主。除了《聽雨樓隨筆》以外,還有《聽雨樓隨筆初集》和《聽雨樓叢談》等。

林道群稱:「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傳統,融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

這幾句話,對高氏文章的評價十分中肯。高伯雨除了喜寫掌故、人物外,也喜歡寫「補白」文章,這是深受鄭逸梅的影響。有一個時期,他模仿鄭的風格,寫了不少筆記小品,謙稱為仿「鄭公體」。文章刊出後,還剪報寄給鄭逸梅看。此事,鄭在他的〈鄭公體〉一文中,記之甚詳。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書店,高伯雨是常客之一。每週新書到貨日的下午,往往聽到店門外、走廊中有類似拖鞋擦地之聲,則必然是高伯雨到了。當時他喜歡穿唐裝衫,趿一對唐裝鞋,每每將鞋尾部分踏平,就像穿拖鞋似的「擦擦」聲而來。每進書店,必沉醉在新到書中左翻右看,流連個把小時,選幾本而去。可惜當時我只看新文學,與他的舊文學、人物傳記不大配合,傾談不多。

到八十年代,我的書店搬到北角,大抵因路途遙遠,高先生便甚少出現了。有一次我到灣仔青文書店看書,見高先生在新書檯前沉醉在書堆裏,不忍心打擾他,打算轉個圈,待他看完了,然後話舊。當年高伯雨已經八十出頭,仍可以日日賣文,一個人獨闖三樓書店看書,實在難得。

看了一會,我蹲到特價書架前看底層的書。忽見高先生在我旁邊也蹲下來,我以為他想要什麼書,正想叫他別蹲得那麼辛苦,要代他取時,卻原來他只是為了要小聲問我生意好不好,不是要找什麼書。當時不覺得什麼,事後想起來卻令我心裏不安,要一個八十出頭的老前輩「蹲下來」跟我談話、問好,心裏怎過意得去!

雖然事隔多年,這件小事一直令我耿耿於懷!

──寫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月八日

刊於《香港商報》的《文學周刊》

小記李勵文

逛舊書店,得李勵文《啼鳥曲》,此書由文壇出版社出版,版權頁既無出版日期,也沒有印量,對研究者做成不便,無奈這是一九五O、六O年代港版書的通病,惟盼日後得以改善。雖然書不列出版日期,我也記得是一九六O年代中期出版的。那時候我經常為《文壇》寫稿,李勵文也常有東西在那兒發表。我一直以為李勵文是和我同時代的香港作家,到今天才知道他原來是文壇前輩,而且還不是生活於本港的。《啼鳥曲》三十二開本,二八六頁,收〈別離書簡〉、〈峇眼行〉、〈日里河畔〉、〈籬下草〉、〈啼鳥曲〉、〈怎樣做才對人生有意義〉和〈落英篇〉等七篇,此中除了〈別離書簡〉外,其餘全是小說。書後還有篇後記,對李勵文寫作的歷史,有詳細的記載。

原來李勵文是印尼土生土長的華僑,一九三二年回祖國升學,在廣州市讀書時開始寫作的,處女作〈我眷念着南島〉是篇兩千字的散文,就刊在「當時廣州唯一文藝副刊《黃花》」上。後來他轉學上海,受當地濃厚的文化氣息影響,更熱心寫作,以散文寫得較好,被文壇前輩期許為「上海的都德」。

抗戰展開後,李勵文投身軍中,和敵人輾轉火併於江南、嶺東和粵北間,寫下了大批「像火一樣地在燃燒着」,熱情奔騰的散文。勝利後他又回到廣州生活,寫了不少具連貫性的小說和散文,到一九四九年才重返印尼耶加達。一直未見有人提及李勵文,如果還在,該九十出頭了。

李勵文在談及他的作品時,說抗戰前夕曾彙集早年的散文計劃出版,連紙型都造好了,剛好戰事發生,只好告吹。如今他最早結集的散文《湖畔草》,也是盧森整理,一九五三年由「文壇」出版的。如果不是《啼鳥曲》的這篇後記,我真想不到,與侶倫、望雲同時代,一九三O年代已在本港文學雜誌《紅豆》發表作品,一九五O、六O年代有大量散文小說刊於《文壇》,且在本港出了兩本單行本的李勵文,原來不是香港本土作家。

近讀范泉的回憶錄《文海硝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一九九八),裏面有篇〈我編《作品》半月刊〉,談的是一九三七年間,他在上海組織「作品社」,與同人出版《作品》半月刊及《遼原文學叢書》的舊事。一開始他即說:

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和我中學時的同學李勵文、劉爾俸等商議,準備組織一個文學社團,出版期刊和叢書。(頁二五五)

原來李勵文在上海讀中學時與范泉同學,他們組織的那個文學社團,就是「作品社」,成員還有馬良、邵子南、李雷、丘東平、葉紫、蕭琳等。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創刊的《作品》半月刊,共出過三期,還邀得郭沫若、李輝英、林娜(司馬文森)、白薇、孫陵、田漢……等人供稿支持。李勵文在這裏發表過〈雨〉和〈南國春秋〉兩篇散文。

至於「作品社」的叢書,他們起先計畫組織一個「燎原出版社」,以「燎原文學匯刊」的名稱推出叢書,但恐怕「燎原」二字在申請登記時難以通過,故改成「遼原」。范泉說:

「燎原文學匯刊」第一輯,包含作品社四個基本成員的四本「處女作」:一、邵子南的短篇小說集《青生》,二、李雷的詩集《陽光曲》,三、李勵文的散文集《尼德蘭人》,四、范泉的短篇童話集《江水》。(頁二六六)

最可惜的是這套叢書雖已打成紙型,印出了樣書,卻在「八一三」的戰火中灰飛煙沒,永遠無法重現了。

這本《尼德蘭人》,就是李勵文在《啼鳥曲》後記中提及的,那本被毀於炮火中的散文集,共收〈歌聲〉、〈爪哇草〉、〈從古卑到芝不棟〉、〈尼德蘭人〉……等十五篇散文,寫的都是南洋華僑的生活片斷。李勵文是應該不會忘記的,但,何以他自己不記下呢?

──寫於二OO七年二月

四月刊於《大公報》

關於方龍驤

從報上的訃聞,知道方龍驤過世了,然而,幾個月來,都沒有讀到悼念的文章,即使上網去尋找,不單見不到有關消息,連龍驤的資料也少得可憐。

龍驤和盧森堡都是方棠華的筆名,他曾任《新生晚報》及《天天日報》副刊編輯,同時也是本港著名的奇情小說作家,所撰驚險推理小說比倪匡的衛斯理出道更早,很受歡迎,是上世紀一九五O至七O年代的流行作家。但,極少人知道,他也是熱愛文學的,也曾寫過非偵探類的小說。

《綰不住的心》(香港企鵝,1953)是本三十二開的小書,只有一一四頁,內收〈綰不住的心〉、〈湖上悲歌〉和〈茉莉的回憶〉三個短篇,是龍驤偵探小說以外的唯一文藝作品。他在後記中表示很喜歡這些小說,還說:

這裏三個短篇,都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當時因應編者所需,所以故事結構,稍有不同。而在付排單行本之前,曾照自己原意予以改寫訂正。故事所述為三種不同女性的戀愛插曲,可謂絕無半點「偵探」氣息。(見頁一一四)

從這段短短的說明,可看出當年龍驤對遷就編輯意願而修改小說內容,是心有不甘的。故此,到出單行本時,便改回自己的原意。那是「文藝」與「通俗」之爭,可知年輕的龍驤是極有意於「文藝」的。然而此書出後,他的文藝作品自此停產,可見當年嚴肅的香港文學是無法立足的,這是作家必需靠寫流行小說才能過活的另一例證。

我自小愛讀武俠奇情驚險小說,泰山、大俠游龍、洪熙官、方世玉、中國殺人王之餘,也讀了不少龍驤寫的外號「貓頭鷹」的系列小說,當我見到龍驤的《綰不住的心》,知道我熱愛的驚險小說作家也熱衷文藝,非常高興,立即寫了篇有關的短文,刊於二OO四年九月,第二十七期的香港《作家》月刊。

一個月後的某天,從未見過面的龍驤前輩給我電話,說想見見我,並叫我把《綰不住的心》帶給他看看,因為他自己也沒有這本書了。我告訴他,書是從別人那兒借來讀的,但我留下了影印本,會再複印一本給他留念。

過兩天我們在「城市花園」見面,他請我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飯,魚、蟹之外,邊有魚翅,兩個人不飲酒也費近千。龍驤先生年近八旬,身材略胖,但精神很好。他非常興奮的告訴我,他已很久沒寫小說了,近十幾年住在台灣,常寫有關古董的文章,還在經營古董生意。

我則告訴他,自小學起已熱愛他的驚險小說,尤其是那種很早期的,十六開本的三亳子小說,「貓頭鷹」的系列,是我課餘愛不釋手的讀物。

那頓晚飯吃了近三小時,臨別時,龍驤告訴我,他正打算把一批古董出售,賣出後會用三百萬出本文學雜誌,並說一定要聘我出任編輯。

然而此後再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幾個月前意外地在報上讀到他的訃聞,一顆閃亮的星星殞落了!

──寫於2008年6月

7月刊於《大公報》

「丙公」:張向天


「丙公」即張向天。《毛主席詩詞箋註》、《魯迅日記書信詩稿札記》、《魯迅舊詩箋註》、《魯迅作品學習札記》……等專着,署名張向天;《東北風物漫憶》、《衙前集》、《嶺外集》等雜文,則署「丙公」。

丙公是東北人,畢業於掛「米」字旗的教會學校,一九三三年入關,居於北平。七七事變後,輾轉流亡南下香港,卜居九龍城,執教鞭謀生,以「張春風」筆名寫作。太平洋戰事爆發,丙公携家眷一家四口,旅居粵西化州、高州、信宜、中垌等地。戰後一九四六年回港,仍住九龍城寨側。丙公是熱愛舊詩詞的書生,無論是和平時期及戰時逃難,均以教書謀生,研究詩詞寫稿自尋樂趣。

一般中國文人談「嶺」,多指「秦嶺」。秦嶺橫亙於我國中部千多公里,是中國氣候和物產的分水嶺,秦嶺以北是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稱北方人;秦嶺以南是南方氣候,生長於當地的人是南方人。因此,以我們南方人的看法:秦嶺以北就叫嶺北或嶺外,秦嶺以南就叫嶺南或嶺內。

丙公的《嶺外集》寫於香港,是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很自然使人聯想到他寫的是北方的事物。然而,書內寫的卻是作者抗戰時期,自香港逃難粵西及在本地的生活情況,令人詫異。後來讀了本書的〈前記〉,才明白過來。原來他在香港住了大半生,雖然是老香港了,但,內心卻無時無刻不思念着家鄉,自覺是「北雁南飛」,甚至雕了一枚閑章「雁過樓」以自慰。用丙公的觀點看,他是飛過秦嶺南來的北雁,秦嶺以南之地,在他來說,自然就由我們南方人眼中的「嶺內」而變成「嶺外」了!

丙公的《嶺外集》收雜文近七十篇,主要寫他一九四二至四五那幾年在粵西教書的生活:無論記旅途跋涉、生活苦況、風俗、特產……,不單描述清晰,還愛引經據典考證,引用古人詩歌並用心注釋,足見他學識淵博,下筆細緻謹慎。


他在〈談吃生蒜〉一文中,說他初到南方時,經常聽到鄰居的兒童在他背後唱押韻的童歌:「撈鬆,撈鬆,不吃葱!」他研究過後,知道這是句反語,意思是嘲笑北方人喜歡吃葱之意。文章跟着大談北方人不但愛吃葱,還喜歡吃生蒜。全文對被稱為「撈鬆」,毫不介意,相當豁達。其實,「撈鬆」並非貶詞,也無惡意,實乃普通話之諧音「老兄」而已,北方人不知就裏發火,是自討苦吃。相對來說,比有些印度人一聽到人家叫他「阿差」,白種人被叫「鬼佬」,即大發雷霆,大方得多了!

丙公在粵西及香港生活超過半世紀,比他在老家東北的日子長得多,對南方某些慣用的字、詞大感興趣,曾下過工夫細心考究。比如粵西的鄉民,計算路程習慣用「塘」或者「鋪」作為單位,由中垌去化州是九「塘」或九「鋪」路。你可能會問:一「塘」有多少里?「塘」和「鋪」是不是同樣的距離?即使向當地人請教,也問不出確實的結果。經丙公考究後,搬出了《日知錄》、《塘兵行》和《粵西增兵記》等古書,才知道「塘」和「鋪」的距離都是十里,是舊時的軍事制度,用以計算駐兵多少的單位。

又如深水埗的「埗」字,他引任昉的《述異記》、柳宗元的《河東集》、韓愈的《柳州羅池廟碑》……等考究後,知道「埗」即是「步」,在舊日是埠頭、碼頭,可供停船泊舟,上落客貨之地也。

這種考究驟看似像鑽牛角尖的尋根問底,但,閑來無事,翻翻古書,一樂也!此外集中有〈九龍山下人家〉、〈九龍城懷古〉及〈九龍城懷古詩鈔〉數篇,資料翔實有趣,老香港必讀之。丙公另外的兩種:《東北風物漫憶》和《衙前集》,也是一九七O年代出版的,昔日我開書店時常見,如今已甚少遇到,不知圖書館是否還有?

我對丙公所知甚少,從書中所述一生經歷,及他一對子女比我年長十歲八歲,推算先生約出生於一九一O年前後,羅琅曾寫〈悼念一位前輩〉(見天地版《羅隼短調》)記他與丙公的交往,可惜沒註明日期,不知他是那年代走的。

──2013年6月

9月刊於《香港文學》

2014年12月6日 星期六

埋首書堆六十年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裏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O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裏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O及七O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裏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O至九O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O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O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O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O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O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O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O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裏,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O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裏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著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