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司馬桑敦

司馬桑敦
許定銘

東北作家司馬桑敦(1918~1981)從東北到台灣,到日本,到洛杉磯,一生從未在香港居停過,不是香港作家,但他一九五O年代與司馬長風交往,在香港發表作品,甚至其畢生傑作《野馬傳》(長篇小說,香港友聯出版社,1959)也是在香港連載並初版的,與香港關係密切。

司馬桑敦著作

《野馬傳》(長篇小說,香港友聯出版社,1959。台北文星書店,1967)
《扶桑漫步》(散文集,台北文星書店,1964)
《江户十年》(報導文學,台北聯合報社,1964)
《山洪暴發的時候》(短篇小說集,台北文星書店,1967)
《從日本到台灣》(報導文學,台北雲天出版社,1970)
《愛荷華秋深了》(散文集,台北爾雅出版社,1977)
《中日關係二十五年》(報導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
《張學良評傳》(傳記,美國長青文化公司,1986)
《人生行腳》(散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野馬停蹄了


《野馬停蹄》(台北爾雅出版社,一九八二)是原名王光逖的遼寧人司馬桑敦(一九一八至一九八一)的紀念集,由他的夫人金仲達主編,全書近十萬字,收他的好友韓道誠、紀剛、崔萬秋、鍾鼎文、莊因、謝冰瑩、喻麗清……等的紀念文章二十餘篇。此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夫人所撰的年表──《王光逖先生雪嶺鴻印》,記述司馬桑敦從遼寧到上海,從台北轉到日本,任《聯合報》駐日本特派員,後獲東京大學碩士;其後定居洛杉磯創辦《加州日報》,最終積勞成疾病逝的歷程。

讀司馬桑敦的年表,覺得他的經歷與香港的司馬長風極其相似:他們都是很年輕就開始寫作的東北人,雖然一個長居日本,一個以香港為家,最終卻同在美國離世,都僅僅是六十出頭未幾。而事實上,兩位司馬還是知心的好友,據年表記載:一九五七年,國際筆會在日本開會,他們一見如故,相逢恨晚,長風不單邀桑敦加入「香港中國筆會」,還特意邀請他為自己主編的《祖國周刊》寫稿。司馬桑敦最重要的作品《野馬傳》就是在司馬長風的協助下在《祖國周刊》連載,刊完後即由友聯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一九五九),不知就裡的還以為他是香港作家哩!

司馬桑敦的《野馬傳》、鹿橋的《未央歌》(香港人生出版社,一九五九)都是在香港初版的,至今未見,怪哉!

──2013年12月23日
刊《大公報‧大公園》

「野馬」的前世今生


司馬桑敦的《野馬傳》是本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以女戲子女兒綽號「野馬」的牟小霞為第一身主角,寫「九一八」前夕到抗战勝利那個風雨飄搖的歷史災難中,一個女人挣扎求存的不幸遭遇。其實是作者的夫子自道,他在自序中說:這是他在歷史巨流中的個人反省。

《野馬傳》是一九四九年開始構思,到一九五四年才動筆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在香港的《祖國周刊》開始連載,到五九年三月,分三十六期載完,隨即由友聯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但因為書是用連載時的字粒拆版改排的,錯字不少,卻又無法大量修改,加上第一位讀者胡適的意見,使司馬桑敦下決心大刀闊斧修改《野馬傳》。直到一九六七年,修訂本《野馬傳》終於脫稿,自費在台北出版,並交蕭孟能的文星書店發行。豈料完美的《野馬傳》只賣了幾個月,在一九六七年底即為台灣當局查禁,罪名是「挑撥階級仇恨,暗示顛覆策略」。應鳳凰認為這次查禁留給研究者一個探討「文藝政策與文學生產」的議題。

這本僅發行了半年即被查禁的改寫本《野馬傳》相當罕見,從拍賣網站搶拍回來,打開一看,竟然是司馬桑敦以本名王光逖簽赠友人「獻勵」的,如果不是這位獻勵先生割愛,恐怕在下也難以讀到這本出版於四十多年前的傑作。


讀司馬桑敦兩題

◆從文字緣到人緣

生於北平的莊因(一九三三一一)一九四九年移居台灣,一九六四年得台大中文系碩士,隨即受聘到澳洲墨爾本大學教授中文,後轉加州史丹福大學執教,曾出版《話本楔子彙說》、《杏莊小品》、《八千里路雲和月》……等著述。

筆名司馬桑敦的東北遼寧金縣人王光逖(一九一八至一九八一),十八歲開始以筆名金明寫作,終身與文字結緣,一九五四年起任《聯合報》駐日本特派員二十多年,長期寫通訊稿發表於該報,後因病辭世於美國洛杉磯,其重要著述為《野馬傳》、《江戶十年》、《扶桑漫步》、《愛荷華秋深了》……等。

這兩位文人的生活軌跡原沒有交接點,卻從文字結緣終成為忘年至交。

莊因在台大讀書時已很喜歡讀王光逖在日本所寫的通訊稿,一九六四年赴墨爾本任教,沒有《聯合報》可讀,頗為失落,聞王光逖通訊集《江戶十年》出版,即央其四弟莊靈以航空郵寄《江戶十年》一册以解渴思。想不到竟花掉郵費一百一十二元五角新台幣,是莊靈月薪的八分之一。莊因收書後,感慨郵費之高昂,在異國要讀中文書之不容易,因此在書後寫了幾個字以記此事。

及一九七七年,王光逖離開日本移居三藩市,與莊因結交,兩人年齡相距十五歲,卻是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一九八一年王光逖決意去洛杉磯辦《加州日報》,往莊因的酒蟹居辭行,閑談間莊因提到購《江戶十年》的事並出示該書,王光逖大受感動,即取筆在莊因所記側,感慨題下「我受到了鼓勵,更其感到不安」之語,其後更在酒蟹居的嘉賓留言簿上題了兩人友好的肺腑之言。

莊王的忘年交僅短短的三年多,不算長,但文字及書缘卻悠長深厚。王光逖辭世後,他的夫人金仲達編紀念集《野馬停蹄》(台北爾雅出版社,一九八二),莊因寫〈匣中寶劍夜有聲〉,記他們之間的交往及這段在異域讀好書的故事,並以:

匣者,地下也;寶劍者,司馬桑敦之筆也;夜者,冥域也;有聲者,猶有萬語千言欲吐露,發而為文也。(頁131)

記念這位從北國來的忘年至交!

◆亂世情傷

司馬桑敦和金仲達是一對亂世鴛鴦。

一九四六年,那時還叫金明、淳于清的文藝青年王光逖在長春辦《論壇報》,長春大學的女學生金琦加入鬥爭行列,以筆名金仲達發表文章筆伐時局。這對年輕愛侶一九四八年結褵,携手衝出當時被稱為「孤島」的長春,至瀋陽、北平、台北、日本……而至三藩市,一九七九年定居洛杉磯。經過半生勞碌,以為可以安享晚年,以二人世界共享天年,豈料才不過兩年,勞累過度的司馬桑敦王光逖終於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得病辭世,享年僅六十三。

喪夫後的金仲達含淚完成司馬桑敦的遺願,創辦了《加州日報》,並编好司馬桑敦紀念集《野馬停蹄》。她在書內編了〈王光逖先生雪嶺鴻印〉,以年表形式簡單地介紹司馬桑敦短促而苦難的人生,又寫了〈終生跟從你的指引〉,記述她與夫婿的生活歷程,此中最吸引我的,是他倆筆名間的微妙連繫:

金琦在長春大學時給自己取了筆名「仲達」,凑巧與三國時司馬懿的別號相同。不久,王光逖在天津《益世報》發表了報告文學〈爬!爬!爬!爬出了長春封鎖線〉,第一次署名「司馬桑敦」。金仲達認為:他採取了特別喜愛的傑克‧倫敦小說《馬丁‧伊登》中一位哲學家「布里森敦」中「森敦」的音韻,再配以司馬懿的姓氏,含蓄地把兩個人的筆名連結一起,以表達永不分離的心意。

這一對亂世情鴛經常活在只有今天沒有明天,朝不保夕的環境中,不知誰會突然先走一步,也不知誰會突然遇到變故而分隔兩地,甚至不知對方會流落何方……。

王光逖在發表了〈爬!爬!爬!爬出了長春封鎖線〉後,就對金仲達說:

這麼兵荒馬亂的,說不定我們會走散失了,不過我一定會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我今後就用「司馬桑敦」這個筆名,你看到這個筆名,就來找我!(頁182)

筆者有幸生於戰後,長於和平世代,完全想不到亂世情鴛的這種辛酸苦楚和牽掛,雖已年近古稀,心波不盪,讀之,仍受感動!

──2013年12月
2014年3日23日刊《大公報‧文學》

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力匡

力匡的《海瀾》
許定銘

詩人力匡(一九二七至一九九一)一九五O年代在香港編過文藝雜誌《人人文學》和《海瀾》。《人人文學》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共出三十六期;《海瀾》則由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五七年二月止,共出十六期。力匡在這兩份期刊中均大力扶植新人,對香港文壇貢獻甚力,蔡炎培、區惠本、梓人、陸離……等當年都曾在此寫稿。

《海瀾》是十六開本,每期約三十頁,一九五O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思果、黃思騁、齊桓、姚拓、黃崖、力匡 ……等作家均大力支持供稿。此中最特別的:黃思騁在此發表小說時,每每署名「黃思村」,甚至短篇小說集《獨身者的喜劇》在此賣廣告時,也署名「黃思村」,他這個筆名少見,很多傳記也未提及。我未見此書,不知一九五六年友聯出版時,究竟署何名?


一般談《海瀾》,都會說是由力匡編,徐速的「高原」出版。事實上,翻開《海瀾》的版權頁,我們會發現:鄭力匡督印、海瀾雜誌社出版、高原出版社發行的字樣,此中關係微妙。

力匡念念不忘編《人人文學》時「學生文壇」的成功,在《海瀾》中,他也撥出大量篇幅,設「學苑」專刊供年輕學生發表創作,後來甚至成立「學生通訊組」出版附刊《新帆》,可惜《海瀾》最終仍逃避不了厄運,出十六期即壽終正寢!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力匡與徐速
許定銘

一九五O年代初,力匡與徐速非常友好。《人人文學》停刊後,徐速不單邀力匡到高原出版社主編文學月刊《海瀾》,還為他出版詩集《高原的牧鈴》(香港高原出版社,一九五五)。

此書是力匡繼《燕語》(香港人人出版社,一九五二)後的第二本詩集,書分四輯,收力匡慣寫的十四行詩創作共四十多首。其時力匡的詩深受年輕人歡迎,文藝青年爭相仿效,形成風氣,甚至有人稱那年代的詩歌為「力匡體」。著名小說家盧因在他的《記詩人鄭力匡》(見他的華漢文化事業版《一指禪》一九九九)中,說他當年也很喜歡力匡的詩,買了詩集去請他簽名,見出版社前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簡直視力匡為文壇巨星。徐速在書前替《高原的牧鈴》寫了篇近四千字的長序,發表了他的新詩觀之餘,還把力匡的詩與蘇曼殊、陸游的詩相比,推崇備至!

一九八六年,旅居新加坡多年的力匡,在劉以鬯的《香港文學》發表了回憶性質的文章《〈人人文學〉、〈海瀾〉和我》,在談到他和徐速的交往時,說《海瀾》停刊後,他十分不滿徐速,直到多年後徐速到新加坡旅遊時,在餐廳巧遇力匡,徐速使人邀力匡過枱叙舊,詩人仍拒不同桌。表面看來,力匡是氣量褊狹,但兩人之間的過節又豈是外人所能理解?如今兩位名家俱已成為過去式人物,在另一空間再偶遇時,不知會否握手言和?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江思蓓

言情而不色情
許定鉻

香港的流行書中,我最不喜歡讀的是鬼故事和借科學為名的所謂科幻小說,這些東西多為憑空想像,天馬行空的自由發揮,只要符合讀者需求,即可暢銷有顧客,可是賺不到我的錢。我喜歡讀的是構思慎密,佈局精彩的推理小說,可惜香港這類書的水平遠遜日本,還未見到出色的作品。此中易寫難精的,當推言情小說,一般作者,一涉情愛,很容易就不知不覺地陷入色情,要寫到言情而不色情頗有難度。

「江思蓓」是香港環球出版社一九八O年代的重要作家,他在那年代寫了《雲想衣裳花想容》、《夜未央》、《錯愛》、《琴緣》、《嚴冬》、《霧裡情》、《留在心間》……等二十多種流行小說,他自己說很喜歡《蝴蝶》。

《蝴蝶》是個約八萬字的中篇:江柳外號「蝴蝶」,是個既有學問又擅長運動的帥哥,是大學裡到處採花的蝴蝶,經常出入眾美女同學的感情生活中。周見冰是冷艷而高傲的富家才女,她彈琴、繪畫、雕塑……還是蝴蝶標本專家和醫科生。他把她作一般美女般玩弄,她卻把他騙到私人古老別墅的地下室裡用鐵鍊鎖着,變成活的標本,佔有他一生一世。他們的愛情是私慾的無限擴張,至生命終結仍不肯放手的。雖然是「禁室培慾」式的故事,但江思蓓在結構上花了心思,達到言情而不色情的高境。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江思蓓是男作家
許定鉻

「江思蓓」名字中有個「蓓」字,不少讀者喜歡把他與蓓蕾連在一起,主觀認定他是女作家,出版社也因女作家的小說較有銷路,因此在宣傳廣告上就有:女作家江思蓓新作面世的字樣。事實上 江思蓓擺明是:老江思念他底蓓蕾之意,當然是男的!

江思蓓也叫江思岸和新潮,他原名龔森泉,一九五O年代的少年時期已熱愛寫作,頻向報刊投稿,與盧因、金炳興、崑南、西西、王無邪……等人交往,是集體文集《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一九五九)的十四個作者之一。他一九八O年代的那二十多種流行小說是先連載於《新報》,其後由星馬的友報轉載才出單行本的,是少有一稿能收三份稿酬的作家。

除了寫流行小說,龔森泉還有多方面的才華,相熟作家想放假,報上的專欄多請他代筆,續得頭頭是道,讀者多看不出來。此外他還有倚馬可待之急才,認識新朋友總喜歡立即用對方的姓名作對,我初次見他,才三分鐘,他即贈我金句「許諾一言定,銘記九鼎金」。退休後的龔森泉專研甲骨文及佛學,所有這類專書多有收藏,要用六七百呎的一層樓二十多個書櫃來藏書。

他的那些小說中,除了《蝴蝶》,他最喜歡是如今大家見到的《夜未央》(香港環球,一九八八),這本二十萬字的長篇,寫幾個人生軌跡不同的人互訴心聲,說出他們一生所追尋的……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梓人的《四個夏天》

梓人的《四個夏天》
許定銘


原名錢梓祥的梓人,是本港的小說家,他是和崑南、盧因、蔡炎培、盧文敏等,從一九五O年代成長的文藝青年。我初學寫作的年代,就很喜歡讀梓人的小說,他的作品常見刊於《中學生》、《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好望角》等文藝刊物上。

梓人的小說集有《沉落的情箋》、《離情》和《四個夏天》三種。處女集《沉落的情箋》,是一九六O年代初,由香港五月出版社出的,書前有雲碧琳的序,說梓人的小說,有淡遠的散文味,屬於藝術創造的範圍。

《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一九六五),收〈願她永遠青春〉、〈高攀不到的玫瑰〉、〈我願做你的朋友〉、〈四個夏天〉、〈生辰憂愁〉、〈一朶年輕的花〉和〈表哥表妹〉等七個短篇,寫的大多是極具時代感,充滿少男少女情懷的愛戀故事。

作為書名的〈四個夏天〉,應該是他最喜歡的。梓人透過男女主角在海灘上:邂逅、分手、參加愛人的婚禮和重遇她一家,四個夏天,四個片段,寫一段失落的戀事。故事雖然平淡,但創作手法新穎、前衛,七千字的小說只有四個段落,一氣呵成的文字初看與人有壓迫感,但文字優美而富詩意,讀來像好友在你耳邊細細地訴說他一段失去的愛情……。

(大公報二OO九年三月十六日)

梓人和他的書
許定銘

梓人是活躍於本港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小說家,和崑南、盧因、蔡炎培、雲碧琳、桑白……等同期,年紀相若,也是好友。我初學寫作的年代,就很喜歡讀梓人的小說,當年的文藝期刊《六十年代》、《文藝季》、《文壇》、《海瀾》、《文藝沙龍》、《好望角》……都經常讀到他的小說。

梓人寫得多,但結集少。他的處女小說集應該是一九六O年代初,由香港五月出版社出的《沉落的情箋》,雖然我曾在《文藝季》上讀過雲碧琳為他寫的序文,可惜原書一直未見,最近有機會問雲碧琳,才知道《沉落的情箋》雖已排好版、做了宣傳,最終還是因出版社的經濟有問題未出書,難怪幾十年未見。

梓人的單行本,我以前讀過小說集《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一九六五),新近得太陽出版社主人陳克寬贈收集五個短篇的《離情》,是《四個夏天》同期出版的姊妹篇,相當難得。一九六六、六七年,桑白和蔡浩泉合編的「星期小說文庫」也出過梓人的四毫子小說《我不再哭泣》、《姊妹情》、《盜面的人》和《變幻》,可惜也未見。除了寫小說,因梓人任職律師樓,對香港法律認識很深,曾在報刊上開專欄為讀者解答疑難,甚受歡迎,可惜他個人生活並不愉快,幾年前自我了斷,約七十歲。聞他的好友詩人柏雄有意編一冊梓人的精選集,盼早日面世!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幾種青年文藝刊物

幾種青年文藝刊物
許定銘



談香港一九六O年代的文學雜誌,一般會談到夏果的《文藝世紀》、盧森的《文壇》、傑克的《文學世界》、徐速的《當代文藝》、絲韋的《海光文藝》;深入一點的會提到《純文學》、《華僑文藝》、《南洋文藝》、《新語》、《文藝季》、《文藝伴侶》、《伴侶》、《好望角》等,這些雜誌多有强大的經濟後盾,此所出版的時日較長,影響較大。其實,一九六O年代的文學雜誌絕對不止這些,像《南燕》、《水星》、《盤古》、《小說世界》、《藍馬季》、《軌跡》……等,或因資金不足,或因發行不善,出版的期數不多,容易受人忽略,甚至一些當事人,或本身有作品刊出的作者,也因年代久遠而忘記了。可幸手邊還有些資料,即使不齊全或所欠甚多,仍大膽記下,供有興趣的研究者參考。

從「三毫子小說」談起

一九五O及六O年代,香港的書市上流行出版「三毫子小說」,這是種以驚險或愛情包裝的商品書,起先是薄薄的十六開本,後來則改為三十二開本,每冊連封面底裏共五十二頁,都是一些約四萬字的故事,另加若干插圖,很快即可看完;不過三份報紙的售價,讀完即棄也不覺可惜,故此銷甚佳,動輒可銷數千冊。後來雖然漲價至四角,但一般愛好者仍慣舊稱「三毫子小說」。

那年代從事文化工作者薪酬微薄,很多文人都在本業以外,靠寫「三毫子小說」幫補家計。前輩們告訴我,寫一本這樣的小說,可得稿酬二百五至三百元,接近他們本業一個月的薪金,對生活補助甚大。因此人人埋頭苦幹,即使粗製濫造也在所不惜。故此,大部分「三毫子小說」都是「換湯不換藥」的愛情故事,但一樣銷,尤其南洋各地,賣得相當不錯!

雖說「三毫子小說」大都是文人混飯吃的庸俗商品行貨,但也有不少嚴肅的文藝工作者,認真的寫了些文藝作品,希望透過廉價銷售來推動文學。我手上還有十來本,由「明明出版社」出版於一九六三至六七年間,售價四角,由藝術家蔡浩泉(一九三九~二OOO)主編並插圖的《星期小說文庫》,從所藏及書目,我整理出這套文庫的作者及作品列如下:
杜紅﹙蔡炎培﹚:《斑妞》、《鵑血》、《迴夢曲》、《萊茵夜喚》、《心魔》、《日落的玫瑰》、《風孃》。
桑白﹙馮兆榮﹚:《日落時分》、《二分一的愛情》、《拜拜LOVE》。
梓人:《我不再哭泣》、《姊妹情》、《盜面的人》、《變幻》。
亦舒:《繡綃》、《情結》、《夢淺紫》。
張續良:《靈慾的苦果》、《追兇記》、《人海奇葩》。
馬婁﹙盧因﹚:《十七歲》、《藍色星期六》、《暮色蒼茫》。
周石:《情囚》。
沙里:《科西嘉之手》。
西西:《東城故事》
雨季﹙蔡浩泉﹚:《啡或茶》、《天邊一朵雲》、《丁香結》、《成年人的神話》。

這批作家後來都成為本港文壇的支柱,對香港文化作出過不少貢獻。此中亦舒是近四十年流行小說的長青樹,歷久不衰,自不必介紹。西西則是本港實驗小說的頂尖級人馬。杜紅的詩肯定影響近五十年現代詩壇。梓人和盧因是五六十年代的文藝青年,梓人在當時寫過很多出色的短篇小說,可惜自七十年代起淡出文壇;盧因得過《文藝新潮》的小說獎,用多個筆名寫作,創作、評論均有沾手,是個文化多面手。馮兆榮、張續良和周石,都是報界社長、總編輯級高層;周石在五十年代曾撰新派武俠小說《剌客》,居然見刊於純文學雜誌《文藝新潮》,且有極高的評價。除了以上的名家,這套《文庫》的作者,肯定還有不少我們熟悉的作家,不過,他們都用了我們不知道的筆名,這便有待有心人去發掘了。

我所舉列的《星期小說文庫》,不過是眾多「三毫子小說」的一條支流,在滔滔主流的大河上,當然也會有不少好東西,可惜一般人對「三毫子小說」有偏見,這種「即讀即棄」的流行商品,坊間絕迹,圖書館不存,看來要發掘殊不容易!

《青年文叢》



一九六O年代初,一些有志於辦文藝雜誌的青年,因沒有足夠的資本註冊,又見「三毫子小說」非常暢銷,於是靈機一動,便計劃出版形式類似「三毫子小說」的非定期文學叢刊,這種文學叢刊我們可視為「變格的期刊」。他們先組織了「青年文叢出版社」,並於一九六二年九月出版了文叢的第一種《原野的呼喚》,此書為三十二開本,連封面底裏僅二十頁,比一般的「三毫子小說」薄得多,也賣三亳。

此書我早年存有,可惜現在只餘下一篇介紹該叢刊的文章。據介紹說本書有夕陽的小說〈萊蒂〉,人木(朱韻成)和林蔭的散文,蘆荻的散文詩和蔡炎培、草川、于梵、紅葉等人的詩。

用作書名的,是人木的散文〈原野的呼喚〉,朱韻成(1938~)是江蘇吳縣人,在香港嶺英中學就讀時已開始寫作,後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一九五八年以短篇小說《橋》奪亞洲出版社舉辦的亞洲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學生組第一名,得徐訏及徐速讚賞,被譽為一九五O年代香港最傑出的青年小說家,曾與盧文敏、余玉書、胡振海等人在台灣出過合集《五月花號》(一九五九),很有點號召力。不過,我還是喜歡他的小說多於散文。

《青年文叢》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藝刊物,他們計劃每十五日至二十日出版一冊,第二期《白花之歌》出版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用作書名的〈白花之歌〉是幻影的力作,據說是一個長篇小說的縮影。一九六O年代初的幻影,已是頗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他當時已出版過小說散文集《永恆的迷夢》和長篇小說《世紀末的幽情》,而且頗為暢銷;可是,這篇〈白花之歌〉只是一般,並不見突出。這期還有貝娜婷(楊際光)、諸兆培、方山、蘆荻和于梵的散文,崖歌、麥畔的散文詩和草川、夕陽、雋星等的新詩。

《青年文叢》不署編者姓名,我從作者羣及書內贈送麗虹出版社詩集給訂購讀者的動態看,相信《文叢》是由經常透過麗虹出版社出詩集的「擷星社」詩人們:夕陽、紅葉、于梵等主持的。從出版兩期的《青年文叢》看,作者們的水平已遠在一般大專學生之上,更絕非當時流行的文社刊物可比。可惜在商業社會裏,文學始終是不受重視的,《青年文叢》好像沒有第三集了。

盧文敏的《文藝沙龍》

盧文敏(一九三九~)原名盧澤漢,像朱韻成一樣,也是在中學時期開始寫作,後到台灣師範大學升學的文藝青年,只是他比朱韻成更熱衷寫作,一九六O年代回港後辦過《學生生活報》和《文藝沙龍》,並參加由丁平主編的《文藝》月刊的編委。關於盧文敏主編《文藝沙龍》,慕容羽軍曾有這樣的記載:
……那時一位文藝青年盧文敏由台灣讀完大學回港當教師,醉心文藝,不斷和我商討,想辦一份文藝刊物,慫恿我來支持。……這位文藝青年說出了真正的要求 ,用我的居所為社址,每期寫三兩篇稿,指導他作實際的編輯工作,可能還幫他拉些稿。……(見慕容羽軍的〈我與文藝刊物〉,刊一九八六年一月,《香港文學》第十三期,頁五十七。)

在慕容羽軍的協助下,盧文敏編的《文藝沙龍》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了。那是一份十六開僅十六頁的純文藝刊物,只售三角而已。為了善用篇幅,《文藝沙龍》的封面和封底也採用同一種紙張,全部用來發表作品。第一頁刊出的,是代替發刊辭的〈文藝沙龍開卷語〉,標示了這羣「沙龍文人」的立場:
我們站在文藝立場上既不能盲從,亦不能偏激,所以,我們有必要出現一個並不嚴重的而可以自由揮發不同見解的沙龍(Salon) 。……我們沒有功利,我們只有熱忱!我們以為什麼繼絕起衰,什麼筆槍墨劍,都是荒謬而空洞的,惟有平實行其所是,才是實在的課題。(見〈文藝沙龍開卷語〉)

創刊號的《文藝沙龍》以小說佔大多數,慕容羽軍的〈沙龍飄在夜的曠野〉,寫南洋某地華巫異族間一段充滿神秘的愛戀,羅曼蒂克的情意,配上濃厚蕉風椰雨色彩,頗為吸引;盧文敏的〈秋底淚〉、梓人的〈列車〉和雲碧琳的中篇連載〈空白的夢〉,都是當時文藝青年高水平之作。散文方面,有李輝英的〈夜與充實〉和趙滋蕃的〈美與醜〉,作家羣像專欄,由巫非士介紹〈沙龍式文人──徐訏〉;此外還有辛鬱的詩作,諸家的〈文藝之窗〉,報導文化動態的〈文訊〉,編輯人的手記……真想不到這本薄薄的,只有十六頁的雜誌,居然能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由一位初出道的文藝青年作編輯的雜誌,能邀到以《半下流社會》一舉成名的趙滋蕃及李輝英等名家助陣,看來慕容羽軍是功不可沒的。

據慕容羽軍說,《文藝沙龍》曾出過六期左右,可惜我手上就只有創刊號這一期,無法窺其全豹!

幻影的《小說文藝》



創刊於一九六五年七月的《小說文藝》有別於《青年文叢》及《文藝沙龍》,其最突出之處是十六開本,厚五十頁,份量特重之外,而且要賣到一元。

顧名思義《小說文藝》以小說為主,創刊號連載了彗心的中篇《女兒心事》和幻影的長篇《綠色門外》,其餘則是五個短篇,全刊不載雜說與散文,間以新詩穿插其中作補白,但也不弱,七首詩作中,有西西、楚戈、徐柏雄、夕陽、幻影等人的作品。

我認為最值得一談的,是在本刊發表短篇的那幾位作者:

寫〈夏日情〉的何森,即是一九五八年,以〈私生子〉奪《文藝新潮》短篇小說獎第二名的盧因(一九三五~),他一向只用「何森」寫影評,不知何故今次用來寫小說?

寫〈花瓶怨〉的梓人,友儕戲稱「師爺錢」,是在律師樓辦公的文藝青年錢梓祥,中學時已開始寫作,活躍於青年文壇,曾出版小說集《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一九六五) 和《離情》。

寫〈娜嘉〉的林蔭(一九三六~二O一一)是著名的小說家,一九五O年代起在本港開始寫作直到現在,稿齡長達五十年,曾出小說數十種,近年以極具本地色彩的巨著《九龍城寨煙雲》及《日落調景嶺》享譽文壇!

寫〈青春的枷鎖〉的陳其滔,是一九五O年代青年文壇傑出的作者,曾參加水平甚高的青年合集《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一九六O)的出版工作,後來還和盧柏棠合出短篇小說集《黎明的星輝》(香港柏樹出版社,一九六O)

寫〈別時〉的綠歌,編者說他是位很年輕的大學畢業生,還說〈別時〉「全篇是一首令人感傷的抒情詩」,其實這只是編者故弄玄虛,綠歌不過是幻影的另一個筆名而已!

談《小說文藝》,絕對不能不提它的編者幻影(一九四二~),他原名陳克寬,讀培英中學時已開始寫作,一九六O年入讀崇基學院化學系時,已在香港文壇初露頭角,辦太陽出版社,透過長興書局出版其少作《永恆的迷夢》和《世紀末的幽情》,到一九六五年編《小說文藝》時,才不過二十三歲,已出版了《落日之歌》、《彩虹上的記憶》、《逝水東流》、《寸草心》、《遲來的鹿車》和《晚鐘》等多部長短篇小說,是香港一九六O年代極負盛名的青年作家,可惜後來赴美升學、謀生,任跨國大公司的重要人物,身負重任才疏於創作,只在一九八六年出了本小說集《別時》。

《小說文藝》出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共出五期,它的廣告頁上有這樣的話:
東南亞唯一以愛情故事為主題的巨型文藝刊物《小說文藝》,內容豐富,舉凡年青男女戀愛故事,皆在網羅之列,特聘東南亞一流最年青作家執筆,故事描寫動人,淋漓盡致,可作文藝小說觀,亦可作戀愛經典讀。

還列出經常執筆的作者有俊人、依達、碧侶、梅夢雅、龍驤、馬雲、上官寶倫……等人,都是當時的名家,可惜因發行不善,像我這樣投身文藝四十多年,十分關注青年刊物的愛書人,居然也從未見過,連這本創刊號也是林蔭新近贈我的多年珍藏,其他人可能根本未聽過,這真是文藝的悲哀!

——寫於二OO八年十一月

二OO九年六月刊於《城市文藝》

《小說文藝》
許定銘



幻影除了自己寫小說,還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出版及主編《小說文藝》,這是本十六開,厚五十頁,份量特重,而且要賣到一元的純文藝雜誌。此刊出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停刊,十個月內共出五期,勉强維持了雙月刊的頻率,事實上是斷斷續續的出版。幻影以原名陳克寬主編《小說文藝》到第四期,改由他的好友詩人徐柏雄編輯,並改為三十二開一二八頁厚的書型出版,可惜最終還是不能逃離厄運,因經濟關係停刊。

第五期《小說文藝》的封面是李沛鏜的木刻《玫瑰願》──斷裂的黑暗中,綻放了鮮紅的玫瑰,配以代表强烈生命力的綠葉,本來已很有吸引力;打開摺頁,原來還有垂淚少女的祈求……,用以配合本期重點連載的中篇小說《玫瑰願》。編者在後記中說,《玫瑰願》原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望雲(一九一O至一九五九)的遺作,寫少女韓萊離開家庭爭取自由的故事,由長興書局主人提供連載,可惜《小說文藝》這期已是終刊號,我們只讀到故事的開端,不知原稿流落何方?

除了望雲的小說,《小說文藝》還有幻影的長篇連載《綠色門外》,短篇有桑白的《那個影子》、梓人的《茜茜和東尼》、綠歌的《失落》和張韻的《太陽旗下》都寫得相當不錯。此外,還有蔡炎培、夕陽和浪子菁的詩,徐柏雄的散文,頗為可觀。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一月二日)

2014年3月15日 星期六

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中共治下刀筆難展光芒 版畫家黃新波的局限與坎坷
水橫舟

黃新波作品:《怒吼》

香港文化博物館近期舉辦了題為「深刻人間」的黃新波(1916-1980)藝術歷程展覽,展出這位已故左翼版畫家不同階段的作品,但對於黃新波的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於四十年代在香港開展的秘密任務,就語焉不詳。他像當時眾多左傾的文化人一樣,天真地以為中共會帶領人民走向烏托邦,四九年回去大陸後,只能跟隨中共的指揮捧,創作迎合中共需求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批判精神,即使如此,他在文革時亦難逃迫害,曾經深刻人間的刀和筆都無法再現光芒!


黃新波原名黃裕祥,廣東台山人。一九三三年由家鄉轉往上海升讀高中,先後在新亞學藝傳習所繪畫木刻系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進修,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並與劉峴組織未名木刻社,在魯迅指導下推動新興木刻運動。一九三五年他東渡日本留學,致力美術和文學創作。翌年回上海參與「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出版第一本木刻作品集《路碑》。

左二為黃新波

他於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輾轉到過桂林、香港、昆明等地工作。一九四六年,他奉黨命到香港親共的《華商報》任記者,並與一批左翼畫家發起「人間畫會」。他在香港的地下工作,公開的資料不多,另一位同是中共地下黨員,從大陸到香港的廣東左翼畫家譚雪生在回憶錄中有以下記載──

譚雪生夫婦

四七年到港後,「父親介紹我到深水埗一間中學教美術。黨組織派喬冠華親自來找我,單線聯繫,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誰,是陳明寫信來告訴我,說會有人到中學宿舍來找我。他晚上來找我的,瞭解我的情況和家庭,我就告訴他,我父親以前是友邦人壽保險公司,後來在永安人壽任職,他知道我父親在香港有些人事關係,認識司徒美堂。就叫我説明統戰。我和父親去看過司徒美堂,也向組織彙報。他們也知道我認識新波(通過在重慶認識的王崎去見新波),就叫我去參加人間畫會。

畫會是邵荃麟、夏衍等香港文委領導的周邊組織。我也不能講我已經入黨的事。後來組織上告訴新波,新波就叫我從工委(喬冠華領導的)轉過來到文委。喬還來找過我幾次,後來我轉到文委就沒有和喬聯繫了。但是我和工委還有些關係:組織上讓我做一個國民黨海軍馮某(因為他認識越南華僑李根祥,而李是我舊日同學)的統戰工作,他想離開海軍到香港商船工作,我就讓他不要離開海軍,後來他還是上了商船。我要去廣州之前,還把他的關係轉到別人哪里去繼續統戰。上海組織還要我幫來港買藥的人,我上課沒空,就讓姐夫洪哥帶著。組織上來香港辦事的人被安排在筲箕灣我家住,因為偏僻。有一次一來幾個人住在家裡,父親就問,我就跟組織上說,我父親對共產黨不是很好感的,組織上馬上就把這些人叫走了。

我那時的任務很雜,什麼都做。後來關山月到香港,我也招呼他,他知道我和新波和人間畫會的關係,所以對我很好,還有楊秋人,陽太陽在廣州都待不住,因為他們參加要「和平不要內戰」的遊行和支持學生,被國民黨懷疑威脅,所以他們都到香港來了。我又介紹了我的同學陳隆田,他參加過國民黨軍隊,也住在關山月他們住的文委。領導批評我警惕性不高,也不讓他參加人間畫會。陳後來到武昌藝專去了。

我父親覺察出我的政治傾向,跟我說,『你加入第三國際要慎重考慮,毛澤東是歧視排斥知識份子的。』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的黨員朋友都是知識份子,他們就沒有這些顧慮。何況我已經決定獻身革命,還怕什麼歧視排斥?就如當年母親責備我不應該背叛耶穌,我不屈服,我也不把父親的話當回事。現在回想父親的話,他從政出身,到退出第一屆民國政府,可能更懂得中國人的政治和黨派。但是因為他不喜歡共產黨,我和他沒有交流,我的活動和思想都不讓他知道。」

譚雪生和他的畫家太太徐堅白回到大陸後,同樣命運坎坷,那是又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譚雪生去年在美國逝世前,由女兒譚加東寫下他的口述回憶,收錄在譚加東早前在香港出版的新書《我的美術世界:私人記憶中的嶺南美術家》中,對中共上台前後如何利用和打擊文化人有頗細緻的描述。

回說黃新波在香港期間,創作了大批反映民間痴苦的作品,在他筆下,香港是腐敗不堪的資本主義殖民地,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對專制政權了解不深的黃新波當時並未體會到香港的自由可貴,懵然不知香港成就了他另一個藝術高峰,待他一九四九年回到大陸後,才領略到在中共治下,「自由不是多少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


五零年起,黃新波歷任廣東省美術工作室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畫院院長。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可是作品就淪為歌頌黨國偉光正的宣傳工具,即使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被迫害。他的美術界朋友如陽太陽、徐堅白、王道源、王益倫、羅展新、梁錫鴻、周大集、廖冰兄等都被打成右派,黃新波仍沒有反省過來,站穩官方場組織《反右漫畫展覽》及編製《反右漫畫集》。


到了六十年代初,大躍進等連串錯誤政策導致大饑荒和廣東人民逃港潮,身處廣州的黃新波對此應有深刻體會,然而他在這期間的作品,竟是有關香港人生活貧困,面臨制水之苦,意在勸止大陸人民不要逃往香港這個「人間地獄」。已變得順服的黃新波,在文革爆發後同樣難逃審查和批鬥,他因抗日期間曾在英國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特務」,遭關進「牛棚」,其後又下放到三水農場勞改。至七一年因身體狀況欠佳而被安排返回廣州。

七二至七五年間,黃新波創作了《魯迅詩意》組畫九幅,看得出他經歷文革的慘痛教訓後,已對政治和人生有了較多的反思,希望重拾年青時的抗爭精神,尋找思想的出路,但此時他的精神和健康已受到嚴重摧殘,一九八零年三月,黃新波溘然長逝,終年六十四歲。

假如他能多活十多年,會否如他的畫家朋友廖冰兄一樣,敢於創作一些自我反思和反映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又假如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一生痛恨的「舊社會」貪腐歪風在中國大地變本加厲,惡勢力盤根錯結,這位版畫大師不知有何感想?


2012/03

水橫舟二O一三年五月四日)

2014年3月14日 星期五

亞洲出版社

亞洲出版社

1952年9月,報人張國興獲自由亞洲協會和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創立亞洲出版社。五十年代期間,亞洲出版社出版的書籍超過二百多種,共分十大類:「報告文學」、「翻譯名著」、「學術著作」、「人物評傳」、「專題研究」、「文藝創作」、「童話故事」、「連環圖叢」及「兒童叢書」,其規模之龐大、數量之繁多,難怪柯振中認為亞洲出版社是「執香港出版業的牛耳」。此外,亞洲出版社每月出版贈閱刊《亞洲通訊》,為讀者提供「自由文化界」的作家動態及出版消息。亞洲出版社設有門市,早年位於香港銅鑼灣怡和街八十八號地下,除了售賣該社及其他本地出版物,兼營外文書籍、文具及體育用品,另設免費閱覽室,據悉每日讀者達四五十人。

亞洲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當代知識份子所撰的哲學、政治論著,例如唐君毅《心物與人生》(1953)、南宮搏《郭沫若批判》(1954)、羅香林《歷史之認識》(1955)、殷海光《邏輯新引》(1955)、余英時《民主制度的發展》(1955)、勞思光《存在主義哲學》(1959)。「文藝創作」方面,主要以長篇小說為主,亦有短篇小說、劇本、遊記等。本地作品有林適存《鴕鳥》(1953)、張一帆 《 春到調景嶺》(1954)、趙滋蕃《半下流社會》(1954)、易君左《祖國山河》(1954)、徐訏《風蕭蕭》(1956)、沙千夢《長巷》(1956)、傑克《亂世風情》(1959)、慕容羽軍《海濱姑娘》(1960)、倪匡《呼倫池的微波》(1961)等。亞洲出版社更一度受徐訏所託,代理他全部的著作。




1953年,張國興組織亞洲影業公司,將不少小說改編成電影,包括徐訏的《傳統》(1953),以及亞洲出版社印行的沙千夢《長巷》和趙滋蕃《半下流社會》等。同年5月,亞洲出版社創辦《亞洲畫報》,介紹西方文化、政治評論、國際大事以及娛樂消息,「適合任何年齡職業之口味」,宣稱為「全球銷數最廣之中文刊物」。古前在〈六年來的亞洲出版社〉指出,「《亞洲畫報》每期銷二萬餘份,佔遠東同型畫報銷數的第一位」。1955年,《亞洲畫報》兩周年紀念,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比賽分普通組與學生組,投稿者包括香港、台灣以及東南亞一帶的華文作者。比賽共舉辦了六屆,得獎作品合共一百二十篇, 按組別結集為《亞洲短篇小說選》,每屆兩本,合共出版了十二集。歷屆得獎者以台灣作者為主,因此柯振中認為香港的亞洲出版社發揮了「哺育台灣作家」的作用。


文藝創作叢書

《亞洲畫報》與《亞洲短篇小說選》

香港文學通訊二O一四年二月第127期)

臉書回應


Linda Pun(水橫舟):此張銅鑼灣老照片就清楚看到亞洲出版社,通訊社,影業公司三位一體的辦公地點,門外有中國民族真理幾個大字,外牆掛着當時1955年亞洲影業公司製作的兩部國語片的廣告──「傳統」及「楊娥」。「傳統」將於4月6日在電影資料館放映,係香港黑幫電影類型情結專題的選映電影之一,唐煌導演,王豪主演,另外還可看到著名中醫師陳存仁,以及陳非儂1952年創辦的香江粵劇學院的招牌,乃反共愛國人士聚集地!

石泓《維多利亞海的迷霧》


石泓《維多利亞海的迷霧》
紙上極樂

《維多利亞海的迷霧》石泓著 香港亞洲出版 1954年

作者石泓,四川大學畢業,老民國南京時代人物,石泓生於小康之家,父親是政府小職員,石泓後來成了桂系政客程思遠的夫人。

程思遠育有一男四女,他的長女是著名影星林黛(大太太蔣秀華所生)。

《維多利亞海的迷霧》全書以40年代香港為背景,把一位女性的真摰感情融入文學作品裡,全書戀愁哀怨,盡情奔放,內容透過一位少婦的半生遭遇,寫出時代的悲憤。書中像娜拉般邁向新生的女主人,似乎就是作者的化身。

程思遠是李宗仁的貼身秘書,向來以風流傳名於世,1948年國共大戰如火如荼,程思遠在南京追求一位有婚約的少婦也是如火如荼,因為程思遠搶女人鬧得太兇太離譜了,結果醜聞外溢,使得全國皆知,淪為笑談。

1949年,程思遠與新妻石泓帶著女兒林黛與舊妻蔣秀華抵達香港,並在香港購得一處洋樓作為住所。

林黛原名程月如,後來在香江影壇紅得發紫,聲譽直逼李麗華,大名甚至蓋過父母親。可惜,人紅是非多,名滿天下,謗也隨之,1964年,一代紅顏,六尺銅棺,數以萬計影迷列對送行。

林黛後母石泓女士除了這本《維多利亞海的迷霧》之外,是否還其他著作,我就不清楚了。

紙上極樂臉書二O一四年二月七日)

2014年3月11日 星期二

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

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
莊華興


1948年,劉以鬯在寒風料峭中告別父母,離開上海到香港闖蕩,入《香港時報》擔任編輯。因種種不如意,他選擇於1952年南渡新加坡,先後在新加坡與吉隆坡兩地多家報社任編輯,1957年在新加坡與紅顏知己羅佩雲結識重歸香港。

從1941年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至1957年返港,劉以鬯先後輾轉於上海、重慶、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凡17年,是戰後中國大分裂時期的典型中國離散文人。

他在星加坡五年期間(1952-57),正是東南亞冷戰進入白熱化階段之際,而五十年代正是美國政治、經濟、軍事達到最高峰時期,在東南亞與東亞政治秩序的介入亦更為明顯。印尼左傾蘇卡諾政權於1967年政變被推翻,幕後黑手便是美國。

50年代,美國新聞處也在馬來亞和婆羅洲推動美援政策,經援各語文出版界,以圍堵左翼勢力在星馬的滲透與擴張,《蕉風》、《學生週報》都有美援的背景,這是公開的秘密,至今學界對此未有關注。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劉以鬯南下新加坡,首先出任《益世報•別墅》副刊主編。《益世報》有親國民黨的背景,原在天津出版,是中國四大報之一。

根據臺灣黃辰濤的研究指出:「1949年南京被共產黨所佔後,中國主教于斌便準備在海外重新開辦報紙,鼓勵華僑繼續與共產黨對抗。1951年6月7日,牛若望副主教即派劉益之到新加坡創立《益世報》。劉益之為天津《益世報》經理,有豐富的辦報經驗,加上新加坡的《益世報》初期由中國和香港招聘大批優秀人才,使得《益世報》初期聲勢相當浩大。但《益世報》不久卻因管理不善,發行網路差、資金告短缺等問題,報業逐陷入財務危機,雖然8月15日,麻六甲國民黨領袖陳期岳曾借出數萬叻幣供《益世報》周轉,經濟難關仍難以突破,10月12日,新加坡《益世報》無法維持報務,便宣告關閉,從創立到關閉僅短短四個月。」

戰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與星馬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走得最近,東西冷戰是促成50至70年代馬華現代主義風潮的重要背景。面對當時星馬的左翼環境,劉以鬯巧妙地以小說《晚禮服》宣洩他的感受與看法。


小說敘述一個在時裝公司任銷售員的女職員蓮絲,因期望擁有剛上架的新式樣藍色晚禮服,婉轉向男友阿峇透露心事。但阿峇聽了只是笑笑,並不感覺興趣。見阿峇愛理不理,蓮絲便佯嗔薄怒的對阿峇說:「你只曉得一套晚裝便是一套晚裝,你永遠不會瞭解一套晚裝對於一個女孩子是如何的重要。」

不久,店裡來了一對男女顧客看晚禮服,男方看中蓮絲喜歡的那一套,於是要買下來,但蓮絲不肯賣,佯稱有其他顧客先下了定金。情急之下,蓮絲於是向阿峇借錢買下了晚禮服。不久,阿峇向蓮絲索回那筆錢應急。在這關頭,蓮絲發現那個要買藍色晚禮服的男人多日跟着她,不得已之下,蓮絲忍痛讓出禮服套現,並央求男人買下來。在兩人的交談中,男人告知那天一起來看晚禮服的女人並非他的未婚妻,而是妹妹,「昨天已到吉隆坡去結婚了」。男人答應向蓮絲買下禮服,在掏錢時,掏出了一個訂婚戒指給蓮絲,比喻他倆的結合。

作者透過小說描述蓮絲的為人,間接對當時的左派人士作出抨擊:蓮絲通常把男人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唯心主義」者,把女人看作一首詩;第二類是「唯物主義」者,把女人視作在黑暗處被接吻的工具。這篇作品發表於1958年8月4日《南洋商報》,其時正是新加坡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勢力膨脹的時期。

《益世報》關閉以後,劉以鬯任《鋒報》主筆,董事長為劉西蝶,即目前吉隆坡電腦市場彙聚中心劉西蝶大廈(Low Yat Plaza)和聯邦酒店建立人。1953年7月,受馬來亞霹靂州《建國日報》出版人梁偉華之聘,到吉隆坡出任新創刊的《聯邦日報》代總編輯,未幾升任總編輯兼副刊編輯,幾個月後停刊。

過後劉以鬯回到新加坡,出任《中興日報》編輯主任,《鐵報》主筆,也先後擔任《新力報》和《鋼報》兩份小型報章的主編。在星馬期間,他曾以葛里哥和令狐玲等筆名在《益世報•別墅》、《益世報•語林》、《南洋商報•世紀路》、《南方晚報•綠洲》、《鐵報•副葉》副刊寫稿,一直到1957年回港。



香港文化人馬吉曾寫道:劉以鬯到新加坡後,便出版了《第二春》、《龍女》、《雪晴》三部小說集,後兩者由新加坡桐業書屋出版,《第二春》在新加坡報紙刊載,卻是由香港桐業書屋出版。然而,馬漢先生另有說法,劉以鬯「發佈的作品,不但不曾記上二十多歲至三十歲它在國內出版的作品,就是『去國』以後的作品,也刪掉某些書目,譬如我收藏的一本叫做《雪晴》的中篇小說,在1952年10月14日由當時的《南方晚報》出版,由《南洋商報》發行的,也被他刪除了。(可能他認為不滿意)」。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篇小說《蕉風椰雨》一書。該書於1961年8月由香港鼎足出版社出版,亦未見於羅佩雲最新整理的「劉以鬯作品年表」。劉以鬯的南洋小說收集不易,除了《南方晚報•綠洲》,還有其他副刊待查找。這也是評論者無從談起他在星發表作品的原因之一。

劉以鬯在星馬期間的作品以及以星馬為背景的作品都收入《星嘉坡故事》、《蕉風椰雨》和《熱帶風雨》,部分收入《甘榜》。前兩部為中篇小說,後兩者為短篇小說集。下文將圍繞在此四部著作進行討論。

劉以鬯在星馬雖短短五年,但在馬華現代主義文學的寫作上扮演了開拓者或先驅的角色。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臺灣現代詩傳入新馬之前,劉以鬯已經更早在《南方晚報•綠州》和《南洋商報•世紀路》等副刊發表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其時,《南方晚報•綠洲》由姚紫主編,這位編者集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創作於一身,在現實主義寫作氛圍的圍繞下,可謂獨樹一幟。由此,馬華現代主義創作的起源理應追溯到劉以鬯在新馬的年代,即介於1952-57年之間。

《蕉風》雜誌雖創刊於1955年,惟一直到1959年出版了兩本隨該刊附送的現代詩集《美的V型》和《郊遊》,方正式掀開了臺灣影響下的現代主義詩風。馬華文史家李錦宗認為「現代詩」的理念與創作是通過這二本新詩選引進馬華文壇。由於人們把注意焦點集中在參與者更眾的詩歌,劉以鬯稍早的現代主義小說創作反而被忽略。

然而,臺灣的現代派追求晦澀和難懂的背景是源於政治上的白色恐怖,而劉以鬯在星馬的現代主義寫作的背景顯然和當時殖民地-冷戰的氛圍有關。下文即針對他的現代主義特徵進一步作討論。

收在《熱帶風雨》和《甘榜》中三篇以星馬為背景的作品都以輕短取勝。在篇幅上,都是不過五千字的短篇,有些甚至可以視作微型小說。即便在中篇小說《蕉風椰雨》和《星嘉坡故事》,也是以離奇的情節取勝。這裡的「輕」非關作品思想內容,而是指小說情節轉變之快,有時結局出乎意料之外,但作者欲傳達的訊息卻在輕快的敘事節奏之中,這是劉以鬯小說的輕短性的真正意義所在。


此外,劉以鬯的小說虛構性強,但一切事物的發展又在情理之中。輕短性和虛構性符合現代都市人的生活節奏、情感追求與心理結構。即便以甘榜(馬來村莊)為題材的小說,也沒有脫離作者熟悉的都市場域。

主題篇《熱帶風雨》中的主人翁「我」跟住在偏郊的馬來女孩蘇裡瑪得以相識和相戀,是因為「我」應母親吩咐,向嫁給馬來漁夫的堂姐道喜而離開都會中心場域,經新加坡西區的巴絲班讓乘坐摩托小船才得以進入陌生的馬來甘榜。

另一篇作品《兩男一女》中有這麼一句:「『世界是一座大劇場』,但是我卻認為『劇場是一個小世界』。在這個『小世界』中,我們如果肯留意一點的話,當不難發現許多有趣的故事。」無論大世界還是小世界,始終不脫劇場之本質,這是作者對虛構性與現代性的最佳注解。

在《十萬叻幣》中,劉以鬯有更深刻的揭示:「其實,人生本來沒有結構的,沒有結尾的故事可能比向壁虛構者更動人。」這樣的創作觀是創新技巧的一種體現,也是他的現代性寫作風格之一。綜而論之,他的說故事風格始終脫離不了懸疑性、虛構性、反結構,有時給人以戲劇性、巧合、突兀的感覺,卻不無引人深思。他的小說雖重情節、給人強烈的鏡頭感(如《惹蘭勿刹之夜》),重視人物動作多過對人物內心的深描。

上世紀50年代新加坡都市的場景(如馬場、別墅、俱樂部、歌台、舞廳、遊藝場、酒吧、娛樂場、半夜場、紅燈碼頭等)、器物(啤酒、鈔票/老虎紙、手槍等)、人物(如餐廳僕歐、沙特狂精神病患者、私家偵探、歌女等)與都市男女的情與愛成為劉以鬯筆下常見的現代人生活的內容與物象。

然而,更多的是星加坡都市中下層或社會邊緣人的處境,除了寫黑暗面也寫光明面,《榴槤糕與皮鞋》便是對兩個世代人(一老一少)相互關懷的描寫,是《熱帶風雨〉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劉擅長書寫大都市中的小市民生活與習性。在《阿嬸》中,作者把老女工寫得活靈活現,如阿嬸喜歡聽「麗的呼聲」節目、每星期必吃五餐咖喱。劉以鬯的《阿嬸》成功塑造南洋華人典型人物,這是他在星馬文壇的最大收穫。

劉以鬯在星馬時期的小說,馬來亞化色彩/傾向非常濃厚。一是他的作品以星馬社會底層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為主,寫他們的喜怒哀樂,有從事黑行的、有草根民眾(如《街戲》)、有富家子女,甚至有馬來角色。這類作品最具星馬本土色彩,如短篇《伊斯邁》、中篇《蕉風椰雨》。除了地域與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戰後50年代末星加坡馬來人的貧窮。

在《伊斯邁》中,主角伊斯邁因貧窮所迫而讓妻子操醜業。星加坡大都會的陰暗面在小說中表露無遺。另一篇《過番謀生記》是一篇唐山伯在南洋落單,最後與馬來女人結婚而離棄身在唐山童養媳的故事。這篇小說揭示了作為離散者的華僑不得不然的抉擇,也象徵着南洋華人文化混血的歷程。

《巴生河邊》則寫華巫戀的故事(莎樂瑪和鄭亞瓜)。鄭是歌舞班玩藝的,四海為家。他與莎樂瑪生了一個孩子,歌舞班解散之後,他無錢回巴生與莎樂瑪生活,走路兼搭順風車回家。小說揭示了社會底層人們辛酸的生活,側面批判繁華都市背後的幽暗。

其二,劉以鬯大量運用了星馬本土華語詞彙,凡以星馬味小說題材者皆大量出現當地慣用詞彙,而且屢試不爽。譬如戰後星加坡人的常用詞彙五塊六/五扣六(指下等妓女)、人工(工資)、老虎紙(舊時叻幣泛稱)、霸王特士(無照計程車)、吃不到頭路(找不到工作)、下禮拜(下星期)、烏龜婆、九八行、紅毛商行、紅毛厝等。

這些詞彙也包括華語中廣泛通行的外語借詞與各方言借詞,前者如:羔呸(kopi/coffee,意指咖啡)、囉知(roti,切片麵包)、烏必斯(opis/office,辦公樓)、估俚(kuli/collie,苦力)、萬蘭池(brandy,一種洋酒)、馬打(mata-mata,員警)、吉埃(kedai,小鋪子)、浪吟(ronggeng,馬來交際舞)、鐳(duit,泛指錢)、葛巴拉(kepala,管工)、打限房(kamar tahanan,拘留所,粵音)、特示(teksi/taxi,計程車)、甘榜(kampong,馬來村莊)、班盾(pantun,馬來古體韻文)、亞答(atap,一種熱帶植物的葉子編成的屋頂)、依葛(ekar/acre,測量土地的單位)、則知(chetti/chetty,印裔高利貸商)、哥送(kosong,空乏)、隆幫(tumpang,搭夥或搭順風車)、娘惹(nyonya,土生華人女人或泛稱婦女);方言借詞的例子如:扣(意指銀元單位「塊」,粵音)、暗牌(暗探)、大狗(員警)、頭家(老闆)、打波(打球)、吃烏頭飯(坐牢)等等,可謂洋洋大觀,把星馬華人的語言習慣學得唯俏微妙,同時華土/華洋聲腔混雜,本土性雜糅着現代性,充分揭示了典型的星馬人文社會風貌。

不可否認,書寫題材和詞彙運用的在地化傾向使劉以鬯上述四部著作對外地讀者形成一定程度的閱讀困難,因此漢語學界一直少人討論並不令人意外。這些排斥感也不一定來自語言自身形成的障礙,其中或許因中文讀書界一直以來所存有的純粹性要求。

無論如何,在當下語境,它不失為華語語系文本的範例之一,它結合了地方人文習俗、語言習慣和思想觀念,同時也保留了中文的普遍性和文學語言的精純性要求。華語語系文學中有關離散──在地與認同之間的糾葛,在劉以鬯作品中一時之間不容易厘清。

在現實層面,作為一位南來作家(相對於上海與香港),劉以鬯在星馬的寫作(或有關星馬題材的寫作)不無顯示他對星馬認同之一斑,他以吉隆坡開埠者葉亞來為題材寫成小說《瞬息吉隆坡》,他接受東瑞訪問時透露於1952年南渡星加坡時已入籍星馬。

劉以鬯的南洋小說,對他饒富意義。作為20世紀後半葉的離散中國文人,遠離故園家國,躑足於南方之南,讓他在大陸政權易幟之初,有更適合的環境持續他的現代主義寫作。1959年返港後交出的佳作與他前期的寫作不會沒有關係。

其次,在他個人的婚姻上,劉以鬯與羅佩雲的結識發生於星加坡,說星加坡奠定的他個人的人生際遇,並決定了他往後的寫作。他返港後筆耕不輟,最高紀錄同時寫13個專欄,除了為稻粱謀,也讓他實踐了所謂的娛人娛己的寫作事業。

劉以鬯在這方面的在地化寫作反映了他的作品的現代特性,尤其是從個人漂泊身世角度出發的離散現代性(diasporic modernity)最為顯着。他這時期的作品,表現了中國文人在離亂時代的離散特質。在國共分裂與戰後冷戰的氛圍中,它是中國新感覺派作家離散海外的文人的代表,他的作品,造就了馬華文壇一個有異於臺灣影響的現代主義文學淵源。

其次,作為上世紀戰後中國離散作家,但在回歸香港以後,他是站在超越香港作家的高度。他創辦與主編《香港文學》15年(1984-1999),始終關懷各國華文文學的發展,並時有華文文學專輯,東瑞說他不因被人責難「不夠香港」而鬆弛下來,這並不難理喻。這是否為馬華離散者提供一個很好的借鑒?

劉以鬯的超越性視野從離散中國性開始,確也造就了他的現代性內容,他把文學視為沒有國境線的藝術,與目前所流行的「跨國行旅」話語不謀而合,這是劉以鬯的離散現代性的超越性一面。

當今大馬二O一四年三月六日)

(馬吉按:謝謝東山兄提供此文和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