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7日 星期六

路雅

樹生七葉花滿枝
許定銘




一九八九年底《詩雙月刊》創刊後不久,一班文友為鞏固詩刊的經濟,徵得《星島日報‧星辰版》編者的同意,在該版開專欄《雜思瑣語》,由羈魂、路雅、譚福基、王偉明、胡燕青、温明和吳美筠七人輪流執筆每日見報,並把稿費注入詩社作基金。這個專欄維持了半年多,終因各人本身事忙,又要兼顧《詩雙月刊》的編務,最後無疾而終。其後他們把專欄的稿件精挑細選,出版了散文集《七葉樹》(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一九九一)。

《七葉樹》的幾位作者,都是活躍於香港的詩人,是詩刊:《詩風》、《詩雙月刊》和《詩網絡》的主幹。詩齡最老的是羈魂和路雅,由一九六O年初寫詩至今不輟,每人均有詩集好幾冊;以作育英才為目標的中學校長譚福基和温明,為人比較低調,詩和文都寫得不錯;王偉明寫詩不多,但前後幾種詩刊,都由他執行編輯;胡燕青和吳美筠則是洶湧的後浪。這群詩人的詩作你可能讀過不少,但,合著的散文集,應該僅此一冊。羈魂在序中說:集中的幾十篇文章,是他們「探源於『詩』的理想國與『生活』的現實世界之間,種種深切的感受和體驗」!

詩人本來就是觸覺特別敏銳的靈魂,他們用詩引領讀者進入另一度空間,往往又能用散文傳遞內心深處的激情。《七葉樹》雖只是長出七葉的奇樹,卻開了滿樹不同的花卉!

路雅和他的「詩小說」──《風景習作》代序
許定銘

我最怕給別人的書寫序,但路雅的序是無法推的。我們是相交四十多年的文友,他底新書的序,我不寫,誰寫?而且我也很樂意寫!

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吧,透過友人認識了當時還叫「雁影」的路雅,他告訴我,他是個患過小兒麻痺症,行動不便而熱愛寫作的文藝少年,因見我時常在報刊上發表東西,想寄些稿件讓我提點意見。到熟絡了,我才知道他原名龐繼民(1947-),廣東吳川人,因自小患了「小兒麻痺症」,十歲還未能走路。到香港後住了兩年醫院,做了多次手術,才能站起來,靠兩枝枴杖,勉强用「四條腿」走路。他說:

我一開始學會走路的時候,便深深地愛上了路,在我眼中,任何一條路都是美麗的,因此我便取了路雅這個名字。(見路雅《但雲是沈默的》自序)

路雅愛走路,那是顯而易見的;走路是平常人與生俱來的本領,然而他卻花了長長的十二年,和手術刀拼搏多次,才能顫巍巍的站起來,一拐一拐的走,能不珍惜?能不喜愛?況且,他走的路的確很美,當年他住在麥當勞道東側,我時常伴着他慢慢的走去「半山樓」,走去「兵頭花園」(香港動植物公園),沿路都是風景優美,寧靜而雅潔的高尚社區。有一次,他還堅持跟我走完太平山頂一圈,那個把小時的行程,普通人都感吃力,雖然他的肩膀結實,臂力很好,但一定也很艱苦,肯定超出了殘疾人士體能的負荷。他的堅毅和倔強是值得佩服的!

由於幼年的殘疾,使路雅錯過了入學的機會,他到十二歲病情穩定後,家裡才請來了補習老師,從上大人、ABC學起,但他腦海中隱藏的藝術細胞與文學因子卻深深地刺激着他,引發他走向創作之路。

路雅熱愛寫作,1960年代出現於香港青年文壇後,曾創辦潮聲現代文學社,加入芷蘭文藝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對寫作,他有這樣的宏願:

寫作給我帶來不少樂趣,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寫幾本像樣的書;我將用我的筆,把傷殘者的心聲帶進每位讀者的心裡,文字不一定要美麗,但一定要真實,我會盡我的心力去寫出他們的痛苦,當然也要寫他們的快樂,他們本來就是一個人,也同樣地有着喜怒哀樂,只不過感受比別人要深刻些罷了。(見《但雲是沈默的》頁3)

這些年來他默默地創作,詩、散文和小說均有涉獵,與友朋出過合集《七葉樹》(香港:詩雙月刊社,1991),自己也寫過散文集《但雲是沈默的》(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1971),詩集《活》(香港:瑋業,2003)和《生之禁錮》(香港:瑋業,2005);《風景習作》則是他第一部短篇小說集。

從一開始,路雅就熱衷現代文學,無論何種文體,他都嘗試用新的手法,不同的角度去看和寫,尤其「內心獨白」,幾乎可見於他大部分的作品中,《但雲是沈默的》中的散文如是,《風景習作》中的小說亦如是。我深信他這種不斷創新,絕非出於盲目的模仿,實際出於他自少養成孤獨內向的自我世界底延續。路雅說:

我不願走別人走過的路,幾年來,我都是本着一個拓荒者的嚴肅態度,努力地去開創自己的路向,也許我走起來不及別人健步,但我不在乎……。(見《但雲是沈默的》頁4)

打開《風景習作》,吸引我們的是「形象的新」,他的段落很短,大部分都是一兩行一段,給人很「古龍味」。古龍的小說多一句一行,除了新,據說此法很快便能填滿報刊上連載的框框,字數少了,完工甚快。但路雅的短段落卻很不同,他是一個意象一段,而且不像傳統寫法的每段開始時空兩格。細心想想:原來詩人是用了寫詩的形式來寫小說,就稱之為「詩小說」好了!

用作書名的〈風景習作〉,應該是路雅最喜愛的一篇,其實也是運用新手法最多的一篇「習作」。他給我們看的,是現代城市中的幾張「風景」:

篇章甲是一宗車禍。詩人先用一大段沒標點符號的句子,以每句一空格的形式,砌出了一宗車禍發生的經過。衝過馬路的行人和風馳電掣而來的跑車相遇了,

剛巧就天造地設地在那一點撞上了 轟的一聲爆出了生命的血
轟的一聲 於是把畫面等份的分割

跟着他用一條實線把書頁橫切成上下兩等份,上半捕捉了被撞者的意外與無奈底最後思維的片斷,下半寫的則是車禍目擊者的惋惜與同情。兩段文字均沒有斷句,排得密麻麻的,推給我們的,是紊亂而不可分割的串串思維。

我覺得這篇小說的形式很有商禽(台灣著名詩人)詩的影子,卻又超越了商禽詩所能表達的意境。我們在這裡看到了電影中同時進行的分割畫面手法,或者是所謂「畫中畫」(Picture in picture)的境界。

之後,他又重複使用文首「每句一空格」代替標點的手法,抒發他對事件的看法,然後是淡淡的逸出,且看以下的一段:

下午又回復了原來的樣子 沒有髮毛的大廈 死透的城市 畫面一直自近而扯遠 最後成了一個高高的鳥瞰 重重叠叠的大廈 火柴盒子的汽車和蟻樣的行人 滙流成一條一條的川河 交流不息 城市漸遠 漸遠 飄浮得像棉花的雲層開始出現 終於把城市的面貌遮蓋 雲層漸遠 慢慢地 慢慢地溶進往事裡 (頁144)

車禍後的城市又回復原來一樣,像甚麼也沒發生過。城市在鏡頭下淡出、淡出、淡出……最後成了一團斑斕的色彩。你有沒有看電影片斷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城市風景!這就是我們的人生?

集中的十一篇小說,大多寫於1970年代初,除了實驗小說〈風景習作〉,還有寫親情的〈山城‧十月〉和〈星期日的早晨……〉,其餘則大部分與愛戀有關,無論是男棄女,或女棄男,路雅筆下的情愛,都是虛無、盲目、徬徨,變幻而無法掌握與適應的,路雅的愛情觀是灰暗的、絕望的……

由於長期的內向、孤獨,對生命失去信心,視成長為贖罪的苦痛,培養了路雅凡事深思,用另一種視覺去看人生的習慣。因此,在他的小說裡,經常用了大量的比喻,把自己的想法,透過小說中人物溜出來。請看以下的例子:

其實,死去是一件快活的事情,甚麼煩惱都隨着那空虛的軀殼埋在泥土。(頁4)
他忽然覺得好迷惘,不知道自己活在這世界裡有甚麼意義。(頁9)
他是被造物者突然掉到這個世界的,這是一件何其無奈的事啊!(頁10)
工作是枷鎖,對很多人來說,生命本身也是一種負累。(頁37)
家就像個枷鎖,結了婚就架在你頸上。(頁40)
理想在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度彩虹,美麗而短暫,甚至只能遠觀而永遠沒法得到。(頁41)
痛苦的偉大,只有活在痛苦裡的人,才知道它的意義!(頁83)
沉思像一個無底的潭,隨時可以把人淹死。(頁110)

書中充滿這樣頹廢的負面思想,路雅寫這些小說時才二十出頭,若叫老學究去評時,一定大聲疾呼「這是要不得的無病呻吟」!而事實上,我相信這確實是那位外貌樂觀,時常以歡笑去掩飾內心苦痛的青少年,躺在病榻上十多年的思想結晶。我不是說要贊成詩人的灰色人生,而是頌揚詩人在痛苦的煎熬後,顫巍巍地走向奮鬥的「雅路」!

《風景習作》即是人生觀察者的劄記,不過,那是三十年前路雅的思維結晶;我想看的,是年近花甲的詩人思緒,他為甚麼不寫了?

──2006年2月

2014年9月26日 星期五

無聲散落的膠片

無聲散落的膠片
劉紹銘

最近得鄭樹森教授贈書,伍淑賢著、許迪鏘編輯、素葉出版社出版的《山上來的人》。張楚勇序言提到了集內的文章,我特別欣賞的有〈今夕何夕〉,〈祭魚〉,還有〈父親之一〉。〈今夕何夕〉說的是一個農曆七月的晚上,「我」應約到銅鑼灣一餐館跟舊同學見面,一進門就聽到「呀她已結婚了呵他又升了級噢以前真熱鬧唉她原來移了民」。那天晚上「我」心中充滿哀愁,怕的是悠悠的生命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呀呀呵呵間流失。

離開餐廳那一刻,「我」驚覺她竟然和舊同學一起到了奈何橋畔,橋上有「魂歸離恨天」字樣。穿麻的孩子圍著它團團走,有尼姑在誦經。橋是紙造的。「我」說難得來到奈何橋,好歹要上去走一趟,看看風光可好。老同學說她醉了,擁著她跳過路邊的火盆,把她推上西行的電車。

「我」說自己的職業「奇特」。份內事是收集不同的人的聲音。譬如說一連三個月不見雨水,「我」便要揹著沉重的機器收集水務局官員的聲音。或者是一連十天淫雨不止,「我」又得揹同樣一部機器收錄水務局、或者是天文臺的官員和木屋居民的聲音。

「我」回到辦公室後,用剪刀、黃筆、膠紙,在另一部機器上替一餅餅深棕色的聲帶做接駁手術。「手術後」,你在收音機聽到水務局官員所說「我相信短期內仍未能放寬二級制水嘅政策」,原來不是本來面貌。剪輯前的話是:「我,唔我而家現在仲係相信,目前短期內仲係仍未能放寬二級制水呢個咁樣嘅政策」。

在工作上聽到這種冗詞廢話,剪接後站起來,「抖抖衣裙,一截截剪斷了的聲帶便無聲散落在我腳旁」。苦惱的是在日常交往中,包括跟老同學或男朋友的對話,卻不能剪接。「我」的工作還包括豬牛及漁農產品的報價。的確,悠悠的生命會在這些價格的起落間流逝。幸好農曆七月天這個晚上同樣會流逝,像一截截無聲散落在「我」衣裙上的膠片。

〈祭魚〉故事,細中帶粗,溫柔中帶暴力,幽微中亦見「魔幻」痕跡。雅文的父親,「民國長大的人。夏天,布長衫蓋西褲,從容上銀行的班」。小說以小孩的觀點看世事人情。在雅文眼中,她穿唐裝衫褲的母親很美。她可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媽媽背著爸爸交上男朋友。為了給女兒做生日,父親買了一條活鯉魚,先讓它吐淨肚裏的泥,還告訴雅文不要用手嚇它,要讓它開心舒服。到了女兒生日那天,父親溫柔的為魚按摩了幾分鐘,然後示意雅文把砧板平放,一面用左手把魚從水裏提出來,「右手馬上用白毛巾蓋住魚頭。魚微動一下,不過仍很順淑。他拿刀,在魚肚上一閃,漸現一道血線。魚猛然在毛巾下掙紮,但已太遲,幾秒後腸臟全失。」

「記住,到最後一刻,都要溫柔。」這是雅文七歲那天父親對她說的話。這句話,拿故事的紋理來看,其實充滿殺機。

蘋果日報二O一四年九月五日;東方早報二O一四年九月十四日)

(書影來自樂文書店

素葉餘韻
劉紹銘

最近讀了許迪鏘為伍淑賢小說集《山上來的人》寫的「編後」記,知道苦撐了35年的素葉出版社和《素葉文學》收爐了。《山上來的人》是這個招牌出版的最後一本書。許迪鏘承認,他們在1979年創辦素葉時,也心裏有數,知道結束是早晚的事,因此能拖延到今天,一共出了75本叢書後才認了命,不能不說是個意外。許迪鏘早前預先把這個決定告訴發行的朋友,得來的反應是:「早就應該啦。」

林海音在台灣創辦《純文學》雜誌,多少是有意跟內容「兒童不宜」的「俗文學」劃清界線的決心有關。文學要「純」,像曹禺《雷雨》這樣一個劇本高攀不上。父慈子孝兄弟友愛的倫常一概顛覆不說,狼虎年華的後母竟搭上家裏的少爺……。這類煽情的文字,西方叫melodrama,一個不易找到恰當中譯的名詞。我們電視台千年百代上映着的連續劇,要增加收視率,也只有不斷的泡製着melodramatic的橋段應市。

素葉出版社的宗旨人如其面。素是「素顏」,不施脂粉,頭髮清湯掛麵。只是文學創作,一旦成了印刷品後,就是商品,跟報導股市行情跑狗跑馬的資訊平起平坐。許迪鏘是個老實人。他在發行朋友不留餘地的告訴他及早關門後檢討自己,「不得不有一點慚愧。一位朋友說得對,我是個失敗主義者。我覺得文學沒有市場,因此從來沒有把推廣、推動放在心上,這些年來,只是get things printed, not published。」

會不會是許先生把「純文學」的作品看得太空靈高蹈,不忍當作出版社常稱為「出血大傾銷」的商品處理?其實文學本來就是商品。李白、杜甫名傳千古,就是因為他們有市場。「文學已死」的傳說,幾十年來時有所聞,以美國學界吵得最轟轟烈烈。單聽這些學者一面之詞,文學老早就一命嗚呼了。美國文學嬉皮教授Leslie A. Fiedler1964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Waiting For the E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Scene From Hemingway to Baldwin》。題目先聲奪人,是不是?我相信這是出版商市場推銷學的一個「絕招」。書已上市,「預言」會否實現,反正塵埃已定,一轉眼已成歷史。

許迪鏘先生無緣識荊。素葉結業後,諒他有獨立蒼茫的感覺。我不會天真得對他祝禱說,期望將來的出版市場,有利素葉東山復起。我只想感謝素葉出版了這麼多本高水準的「純文學」作品,讓我們可以摸着書背對自己說,「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山上來的人》全書519頁,因張楚勇和許迪鏘兩位曾在前言後語中道及,搶先讀了〈今夕何夕〉、〈祭魚〉、〈畫師之死〉和〈父親之一〉,果然是上品。我跟作者和出版人無私交,因此這不是「鱔稿」,寫得心安理得。

蘋果日報二O一四年九月廿五日)

2014年9月20日 星期六

《幸福》雜誌和它的終刊號

《幸福》雜誌和它的終刊號
城市里的候鳥



《幸福》雜誌是作家沈寂于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主辦的一本文學刊物。

幾年前,曾在滬上一民營舊書店,一下子得到十多冊《幸福》雜誌,之中還有幾冊《幸福世界》。那時在福州路一家書店的四樓,滬上的不少賣舊書的在裡面開店,有將近十幾個攤位,用玻璃櫃檯隔開,其中既有賣線裝書丶老畫冊丶舊平裝,也有賣老戲單丶連環畫丶老報刊等旳。國營書店引進民營小店,也算是一種嘗試。開業初十分的熱鬧,滬上的不少淘書者蜂擁而至,我也是其中之一。而首日便見有一堆上也紀四十年代的方型刊物,其中有《萬象》丶《大眾》丶《春秋》丶《茶話》等,品相有好有壞,均價二十五元一冊。便挑了大約十多冊,多選一些封面漂亮的,店主也熟,哈哈一笑,拉掉了一個零頭。

那時如《幸福》雜誌等民國期刊並不稀奇,遠不如線裝古籍和民國版圖書,但對於老期刊過於癡迷,反而錯過了不少的機會。後又去淘了十多冊,讓價二十元一冊,好的都挑完了。唯一冊《茶話》創刊號,要價五十,也值。怪了,上次怎麼會漏了!而這批老期刊買回來也沒當會事兒,做好書帳,便束之高閣。

一直到有次寫章西厓的封面畫,記得有好幾期的《幸福》雜誌封面為章西厓所繪,便又翻找出來,對第三卷第一期(總二十五期)所繪的封面特有印象,這幅名為「魚樂圖」的裝飾畫,構圖巧妙,有着中國古典戲曲和年畫的韻味。後查陳青生著《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其中專門有一章節,討論的是《幸福》作家群,包括沈寂丶劉以鬯丶施濟美丶湯雪華等,有一段寫到了《幸福》雜誌,「《幸福》(曾短期易名《幸福世界》)創刊於1946年4月,係以文學為主綜合性雙月刊,1947年出版第一卷第八期後改為月刊,1949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一期後停刊,前後歷時近三年,也是四十年代後半期上海的一份重要文學刊物。該刊初署由汪波丶汪本樸編輯,實際上始終由沈寂主編。沈寂在1949年春末離滬赴香港,是《幸福》停刊的主要原因……」。而我也未細察,就按此敘述寫進了文章,因要重點寫第三卷第一期的封面畫,就寫到了終刊號(總二十五期)。

文章發表不久,就有讀者來電指出,《幸福》雜誌應是出到總第二十六期終刊的。不會吧!我又重新看了《年輪》,沒錯啊,是第三卷第一期後停刊的!後再另一查《中文期刊大詞典》,才知果然出到第二十六期。羞愧呀!未及細查,匆忙中寫文,也算是一個教訓吧!今後寫文章得再仔細一點。

另有一點,《幸福》又稱《幸福世界》,《幸福世界》又出過幾期呢?按陳青生著《年輪》(四十年代後半期的上海文學)所敘:「據沈寂先生說:《幸福》出版最初的兩期後,被從大後方返滬的劉以鬯看到。劉以鬯早先在大後方也辦有同名期刊,有政府頒發的出版許可,並有意在抗戰結束後遷滬續出該刊,故托人告知沈寂。按當時政府的有關規定,劉以鬯的《幸福》獲准登記出版在前,如在滬續出,沈寂主編的刊物便不得使用該名。為此,沈寂便自第三期起將刊物易名為《幸福世界》。不久,劉以鬯認為沈寂的刊物辦得不錯,便打消了在滬續出《幸福》的念頭,且托人告知沈寂。沈寂遂從第六期起又恢復了《幸福》刊名。劉以鬯以後也成為《幸福》的主要作者。」但我在所得的幾本《幸福世界》,分明有第十六丶第十七期等。說明《年輪》敘述有誤,經查相關資料後,才知實際為雜誌的第一丶二期,第二十至二十六期叫《幸福》,三至十九期叫《幸福世界》。著者可能未見原刊的關係吧!

巧的是沒過多久,有次在舊書市場,竟然見到了一本第二十六期的《幸福》雜誌,封面是麥杆所繪的婦女圖,分明寫着第二十六期字樣,再一看版權頁,對呀,是1949年3月25日出版的。我的天!有這麼巧的事,但臉上還得裝冷靜,估計賣主不知是終刊號,品相還一般。但一問價還是覺得有些貴,就大膽地殺價,最後以百元成交。幸哉!心中那個高興呀!

《幸福》雜誌在民國期間名聲並不大,這本介於新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的刊物,雖然也刊登了一些小說,但是在那時文壇的影響力有限,遠不如同時期由鄭振鐸丶李健吾主編的《文藝復興》。但在《幸福》上刊登作品的有一群引人注目的青年女作家,如施濟美丶曾慶嘉丶湯雪華丶俞紹明丶鄭家瑗等,她們在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壇已嶄露頭角,到在《幸福》雜誌(《幸福世界》)上所刊作品,風格已日趨成熟。近年來有研究者稱其為「東吳派女作家」,指的就是她們。

一本幾十年前老期刊的終刊號,得來卻頗費周折,而如果不仔細查閱核對,還是容易出錯的。或許從《幸福》雜誌和它的終刊號中,會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注一:此文發表後,有次滬上某書友拜訪沈寂,沈寂也見過此文,說寫的不錯,問作者是誰?

注二:有次,淘到沈寂贈嚴華的簽名本《一代影星阮玲玉》,是為書緣。

城市里的候鳥的日記二O一四年二月一日)

2014年9月13日 星期六

俊東舊藏兩題

俊東舊藏兩題
許定銘

剪報

愛書人讀報,發現好文章或喜愛的專欄,總會把它們剪存,甚至貼成剪貼簿,以留作資料或他日重讀。這種剪貼簿大致可分兩類:一是同一作家的作品,經剪存後,就成了他的專著,方便研究;一是報上的專版,剪存後重讀,可以知道該版在某一時段內的風格,甚至可了解那段時日內文壇的走勢。

以往香港的報紙,得圖書館青睞,願意珍藏原本或微型膠片的不多,研究者只能靠前人的剪報以協助。不幸的是,這種剪報也甚少機會流到舊書店去,因為每當清理舊物時,剪報就會被當作廢紙處理掉。不過,近日讀書界已漸開始注意到剪報的價值,像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製作精美的剪報──《香港時報一九六O年的一個周刊〈讀書生活〉》合訂本,就是從拍賣會拍回來的!

這本剪報是藏書家黃俊東的舊物,保持了他一貫作風,製作認真以外,喜歡留下墨寶,內頁錄了綠原譯蘭多的詩句:「我不與人爭,勝負均不值。我愛大自然,藝術在其次,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它一熄,我起身就走。」俊東真豁達!

時報的《讀書生活》是半張報紙的版位,每周一次,以新舊作家的評介及新書評論為主,俊東以筆名克亮及新園在此寫了不少文章,後來多收進他的《書話集》中。其餘經常執筆的,有陳實、余非、靜園、余生晚、譚娉婷、顧樹型、孫煒……

三百拍得珍本




最近一次舊書拍賣會上有一本百木的小說《阿弘的童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標價一百元。

今次拍賣會的舊書有一千七百種,起拍價最低三百,以後每口價一百,直搶到拍賣員三叫,無人再加價,扑錘作實。但因為書太多,兩天都無法拍完。 主事者定下規矩:開價不足三百的書,全部不作正規叫價拍賣,而採「暗標」搶書:即是要買書者在「暗標」表格上自己定個價,投到標書箱內,由主事者另日揭封,再接觸最高價的中標者。

正規的拍賣很簡單,只要你財力雄厚,又覺得那本書有價值,舉高牌不停的搶,打低一眾對手,書就是你的了。「暗標」最難玩,像這本百木《阿弘的童年》,主事者標價一百,即是對它不寄厚望。你很可能只出一百即可因沒對手而搶到書,也或許你出價太高,拋離次標太遠而做了「羊牯」;不過,如果遇到識貨的對手,他可能出五百,甚至一千(曾試過「暗標」過萬的,主事者大嘆「跌眼鏡」)。因為大家都只能在「暗標」表格上出一次價,不中,便無法再追。

出多少?真是費煞思量!

「百木」是詩人力匡(1927~1991)寫小說時所用的筆名。力匡在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名氣響噹噹,曾編文藝雜誌《人人文學》和《海瀾》,他的詩集《燕語》和《高原的牧鈴》,年輕朋友爭相捧讀、模仿,當年甚至流行「力匡體」新詩。前輩好友小說家盧因,在《記詩人鄭力匡》中說,他和崑南都是力匡的「粉絲」,當年他的詩集《燕語》出版時,盧因買了三本,跑到出版社找力匡簽名,見門前排了條長長的人龍,可見其受歡迎,影響力之大。

力匡署名百木的小說不多,只有《聖城》(香港自由出版社)、《阿弘的童年》和《諸神的復活》(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都是一九五O年代出版的,距今近六十年,相當罕見,說來慚愧,我一本也沒有!

文藝書在拍賣會上一向不是寵兒,以前我搶拍「暗標」的書,一般出一兩百,大多得手;今次搶《阿弘的童年》,我最後出了三百,是標價的三倍,兵行險着是估計大部分人不會留意名氣不大的「百木」!

蒙幸運之神眷顧,我的「暗標」得手了。書到手時,更是喜出望外,封面上居然有手寫的「百木自存」。一般作者自存的書,可視為簽名本,而且書內多有作者親自修訂、改錯的痕跡,是舊書行內的珍本。打開這本珍品,發現原來是藏書家黃俊東的舊藏,鈐印以外,書名頁及版權頁密麻麻的寫了過百字的題記,提到書後另剪貼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外,還引述了力匡早年的一首詩作:

半途歇息於簡陋的客店,
店伴端上一盞黯淡的油燈。
正計算着沒有走完的旅程,
窗外又起了綿綿的細雨。

力匡的好友齊桓說,這是他晚年寂寞路途的寫照。

俊東的藏書,除了他的私章和手迹外,最難得的是他常收集與作者有關的剪報貼在書後,本書後即貼有百木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可惜並未註明是剪自哪本雜誌的。

《阿弘的童年》是本五萬字的中篇,以《蓓蕾》、《回鄉》、《跟祖父過年》、《蟋蟀》、《勇敢的小狼》、《別》、《灰色的屋子》、《姑姑》和《紅鞋子》九章,講述主人翁勞士弘的童年。阿弘忘不了生活在珠江之涯的日子,和他生活圈內的,有慈祥的爺爺,有愛護他的姑姑和素素老師,有他的童年摯交竹平和送他蟋蟀的大哥哥……。阿弘的童年原本是温暖而親切的,但他卻生活在錯誤的年代裡,他必須接受離別的打擊,再次站起來,邁向他另一個階段……。

百木在後記中說,他是在一九五四年初開始寫這個小說的:每當夜人靜的時候,他就抬張可折叠的桌子到厨房去,泡一杯濃茶,苦熬整整一夜爬格子,然後把小說拿到《人人文學》去發表,到一九五四年八月,《人人文學》第三十六期停刊時,小說剛完成了《紅鞋子》,足夠結集出版了。百木對他自己這篇小說的看法是:

……為了使讀者們閱讀方便,我把每一篇寫成了一個可以獨立的短篇小說,但連起來却是一個整體,雖然每篇的寫作隔了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的時間,然而對情節的安排,氣氛的感受是不會改變的,一拿起筆,一些熟悉的場面,一些熟悉的人就都出來了,那些色彩,那些聲音,是再過很久很久也不會矇矓暗晦了的。(見後記)

香港中文大學的張詠梅是力匡專家,她的《北窗下呢喃的燕語》(香港自印本,1997)是探討力匡的專著,在評論《阿弘的童年》時說:

……通篇由這些生活片段交織而成,雖有一定的敘事成份和人物描寫,但並沒有戲劇化的情節和結局……(頁47)

因此把《阿弘的童年》界定為難以區分為小說或散文的作品。後來她還發現百木在《阿弘的童年》以外,在《星島晚報》寫了:《爺爺和粽子》、《秋晨》、《在行散學禮時說的》、《搖籃曲》、《夏夜》、《爺爺的教訓》等一系列文章,文內的主人翁同樣是阿弘,還有竹平和爺爺,可視為《阿弘的童年》的補充(頁49)。這些文章全發表於一九五四年末至一九五五年《阿弘的童年》出版前,從《阿弘的童年後記》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文章是早就構思好的,只是《人人文學》停刊了,書也編好了,這批文章只好單獨發表。

《阿弘的童年》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但貼在我書後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卻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完稿的,其時書已出版,自然不能收進書內,而且,此書又未曾再版,眾多《阿弘的童年》中,相信只有我這本有《後記》,加上百木和黃俊東的手迹,珍本地位穩固!幸好拍賣前我沒有去看預展,否則,見到這樣的無價珍本,真不知該怎樣下「暗標」!

──2014年7月
8月刊《大公報‧文學》


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舊夢還需記

舊夢還需記
許定銘




海曼讀到〈舊事兩題〉回應了舊夢,時光猛然倒退半世紀,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事,青春多美好!

那時候《中國學生周報》有兩處社址:總社在彌敦道六六六號,正好與亞皆老街(多美好的街名)交界,樓宇早已拆掉重建了,就是恆生銀行對面的位置;港島分社在鰂魚涌英皇道,北角官小對面,叫麗池的地方,那幢大厦還矗立那兒不變!

兩處社址都有通訊員的學生組織,同樣出有文藝報刊,九龍的叫《學生之家》,港島的叫《學園》。我一直是總部的通訊員,一九六三年以〈湖畔閑居〉參加《學生之家》徵文比賽得獎,非常高興(請閱〈靖笙不是黃韶生〉)。次年,聞《學園》也舉辦徵文比賽,我隔海應徵挑戰。僥倖以小說〈瘋婦〉奪冠,藍馬社友易德傳(詩人易牧)亦得獎,不知是否他鼓勵我參賽的?年輕時我很喜歡〈瘋婦〉那個故事,後來重寫,易名〈相思河〉,發表於《文壇》月刊296期(1969年11月),後收入《港內的浮標》。

當年《學園》的總編輯是正在讀中學的海曼,頒獎的也是她,獎項是甚麼已無從記憶,或許就是一份真正的友誼罷。後來我邀請她加入芷蘭文藝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不久,海曼入香港大學,藍馬諸友各有事忙,文社名存實亡,社友各奔前程,想不到五十年後卻由網站再牽一線。海曼如今遠居多倫多,與現在還居香港的羈魂、路雅、定銘分處地球的兩面,晨昏日夜雖然顛倒,希望仍能憑網絡連繫,友情不變!

女作家李洛霞編撰資料翔實、擲地有聲的《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1960~1969)》時,曾訪問我,後來寫成〈許定銘:從寫小說到寫書話〉,是我喜歡的訪問稿之一。文內提到我的處女作散文〈這是夢嗎〉,那是讀中三時周記的功課,如果沒有林老師的刺激,我的寫作生涯大概不會那麼早起步。

趁今日回憶舊夢,把〈這是夢嗎〉也翻出來獻醜,是為一些不敢踏出第一步的少年人作後盾,請大膽嘗試!

(2014/9/11)

2014年9月10日 星期三

舊事兩題

舊事兩題
許定銘

半山樓的龍門陣


六七十年代間,我們一班文友經常在「半山樓」敘會。半山樓是路雅家族管理或擁有的,位於麥當奴道半山的一幢幾層高古舊樓宇。那裏有一層搭了棚架,種滿盆栽和攀懸植物的天台,我們很多時在那兒開會,擺「龍門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蔡炎培剛自台灣畢業回來,口沫橫飛地談他當巴士守閘員的事。可惜那次沒拍照,見不到詩人臉紅耳赤猶口若懸河的醉態。

我們迎着天風,站在半山樓天台的邊緣,背負整個九龍半島的舊照,是拍於一九七一年的。那一年,路雅和野農都出版了他們的處女作。路雅的是散文集《但雲是沉默的》﹙藍馬現代文學社,一九七一),野農的是詩集《婚宴》(藍馬音樂書屋,一九七一)。

站在最右邊的就是路雅,因行動不便,從未進過學校接受正常教育,他的一切全是從家庭教師和自學得來的。六十年代初學習寫作,叫雁影時辦過潮聲現代文學社,加入過芷蘭文藝社,後來成了「藍馬」。當《藍馬季》停刊,藍馬們漸漸退隱後,最不甘心的是他,憑個人的力量,開了間「藍馬音樂書屋」,後來更聯合了一群肢體有缺陷的友人,辦「藍馬印刷廠」,組織「香港傷殘協會」……,停筆已久的路雅,如今是「路雅集團」的主席,前幾年在《詩雙月刊》發表了不少詩作,又與友人合寫了《七葉樹》和好幾本詩集,又回來了!

「官仔骨骨」的詩人野農站在中間,他好像是六十年代末才開始寫詩的,他的創作大多發表於《青年良友》,兩三年間收穫豐厚,已能結集了。七二年赴加拿大滿地可升學,音訊全無多年,最近又聯繫上了,知道他已退休,住在卡加里。

認識吳萱人四十多年,很少見他結領呔,如此斯文靚仔的造型,不知他有沒有藏存?近年醉心文社史料,編完《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和《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後,又着手《香港文社史集﹙一九六一~一九八O﹚初編》的他,不知有無想過收集這些文友敘會的舊照呢?

康潔薇穿了一襲樽領的冷裙,想必是初冬時節。「亞米加」髮型配粗黑邊眼鏡,正是七十年代流行的樣式。這位「從風雨來的仙女」失去聯絡多年,不知近況可好?

那天我少有地穿上三件頭西裝,對平日慣於一身運動服的我,相當不自然,只好拘謹地疊着手向鏡頭微笑。

藍馬們在南丫島


藍馬現代文學社成立於一九六四年十月。由是年十月十九日,在《星島日報》「青年園地」發表創社辭〈藍馬‧藍馬〉,跟着出版七人文集《戮象》起,至六六年二月,出《藍馬季》第三期止;活躍期實際上只有年半左右。期間我們去了一次旅行。

一九六五年初夏,藍馬們造訪南丫島。甫上岸,眾人湧到碼頭邊的長椅上,留下青春倩影。


笑得最甜的小妮子海曼,那年才十六歲,她當時是《中國學生周報》港島部通訊員刊物《學園》的總編輯,寫文章跟人一樣,感情豐富且帶理性。雙手擺放身前,忘了帶甚麼?伊當日有一頂闊邊的遮陽帽,如果兩手輕攬着,會不會更上鏡?從風雨來的仙子康潔薇,交叉雙手,胸有成竹,充滿信心及笑意地凝望前方。喂,是誰替我們拍照的?哪位俊男吸引着我們的仙女?真的,不知是誰在給我們拍照,全日拍的照都沒有此人出現。想必是用腳架調校自動按鈕拍的。再過去是首次見面的康妹妹,落落大方地站在姊姊身旁;姊妹倆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半邊身躲在康妹妹身後,羞人答答的墨鏡姑娘,拍照當然要靠着男朋友啦!

坐在後排,頭戴白草帽,身穿花恤衫短褲,作南洋來客狀的是當時的藍雨、藍山居,今日的古蒼梧。側側身,笑容可掬,當然,還有雜亂短髭蓄於唇上的,是白勺、黃韶生;這個曾當過《中國學生周報》末代總編輯,編過《大學生活》和《中報周刊》的富壤書房主人,在八十年代人間蒸發,遠赴異域。希望這匹藍馬,在美洲的大地上,一樣可以自由馳騁。可惜最近傳來噩訊,據說他患了老人痴呆,早乘鶴西去了。躲在陰影裏的是詩人易牧,他是艾青的崇拜者,六三年即介紹我讀艾青的《詩論》。這位現代詩狂熱者停筆最早,是不是正躲在陰影裏,用詩人的視覺去冷觀人生?不過,也躲得太久了。何時才再次走到陽光下?戴着墨鏡的詩人蘆葦站得最高,可惜生命歷程最短。友人說:詩人不寫詩多年,如今連生活也不能過,叫病魔攫去了!我站得最後,笑得最狂。那一次旅行正是我參加中學會考前夕,是不是故意用狂笑去掩蓋內心的緊張?

那次旅行沒有路雅是合理的,因他那兩枝枴杖走不了山路;可是羈魂呢?那「羈馬背上的藍魂」到哪去了?

──修正於四十五年後的二O一O年初夏

臉書回應:

Woo Kwok Yin(羈魂):當年也不知為何沒有參與藍馬那次絕無僅有的郊遊。那位女士也不知是誰。如今,白勺、蘆葦作古;易牧、定銘、萱人、古仔在不同場合也偶有碰面;海曼遠在美洲,久無音問;康潔薇、潔瑜妹妹也近況不明。野農遠在加拿大反而偶在電郵通信,我的孔子粵劇他也曾助我在彼邦宣傳。唯一常見,更一直合作的,是路雅。《香港當代詩人選集》,便是他努力的成果,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許定銘:某女士是蘆葦當時的女朋友,只見過那次,姓甚麼,忘了!

吳萱人

又都舊時影

書話愈寫愈情隆/濃的定銘兄,把早年偶想念起的少年文事二則,送到網上虛擬的「資料館」寄存,首照之外,藏起另幅在下那年的「油頭粉面」,難怪說罕見區區打領帶的「斯文樣」──其實,那些年……總有三两條,備用。

定銘兄私藏豐厚,一出手便圈子內熱鬧心動:詩人校長,竟還記得康潔薇、潔瑜姊妹倆,而許兄則不忘「風雨來的仙子」。

去年出席中大五十校慶的香港文學特藏活動,巧逢風雨、藍馬要人,一於拖柯振中作證──把梁永棠與許兄的两手握貼,說從此和洽再無芥蒂了!梁永棠笑着,倒是許兄猛問「乜事乜事」。沒事沒事,就是「風雨仙子」騎上「藍馬」騁馳現代文學去了;《風雨藝林》上有行文怨怪,一怨五十年,如今銷案也罷。

……………………

風雨來的仙子,誰不中意?

詩人校長禮拜六肯定中意。不然的話,不會於初聞在下將婚消息,即急問:康潔薇呀?幸好不是。否則樹敵豈少!唉,都說禮拜六要小心。

康家姊妹衆多,最小的最討人愛──她會圍着大哥哥大姐姐們聊天的桌子,穿花蝴蝶,變換三四件衣裳,那怕大哥哥不看!康潔薇在風雨之前,組過青柏文社,留下一篇小史;有可能,就是「姊妹文社」。康騎「藍馬」時期,頗放懷於現代文學風格實驗,《野草。血》一作,竟是少男主角探視生命的迷惘。伊與在下最不計較的一回,是任由我在《中報周/週刊‧五人筆記》為伊另起了「邢少蘿」的筆名;最老友鬼鬼的一次,則是在大會堂音樂廳內,耳語我將嫁宋先生。嫁前,牛頭角茶敘,吐了心底話:真真怕了窮。我明白,坪石邨家的確擠了些。

世道天道,皆好還。有回,路雅說伊離婚後移民加國曾返港視察物業,似「富婆」矣。我聞之即安心,總是喜歡又聽到少一個人「憋翳」。

定銘兄睹舊照思人,細寫時髦套装奧米加髮型挽了手提包的女文友,便是命數早定;那時節,並不儘然擺擺龍門陣,是在謀「文化事業」,密密談開書店──他在我出示會議紀錄那發黄紙片之後,呀了一大聲:真的忘記了!忘記便是好,行到水窮處,都卸予茫茫煙水裡。

實情卻是,創作書社有小段前傳。

安穩了的康,最後/近消息,是約十三年前,盧因寄來小片加國《明報》專欄剪報,報知伊由多倫多寓温哥華,與女同活。

……………………

我們都曾在青春倩影中活過,未可忘的,大概是那曾怔忡的心罷。

……………………

(2014‧7‧21)

Woo Kwok Yin:說起來,生平寫的第一個專欄就是《五人筆記》(後易名《五人隨筆》),由老吳向當年《中報》的李金燁先生爭取來的,時維1969年。每周一篇,五人輪流執筆,平均一月不足一篇。五人為老吳,老許,路雅,康潔薇和我。除了我沿用羈魂外,其餘四人均用新的筆名。(伊藥?陶俊?雁影?邢少蘿?)可惜,只維持了一年多便停了,算起來,每人約各只寫了十篇左右。

吳萱人:嘻,「壞鬼小生多別號」。啟用「爾城」,非「伊藥」。──報告校長!(順向校長夫人請安。)另:似「君實」而非「雁影」。專欄並無改名,有一二次不見了版頭小電版件,黃天翎大意,塞上「隨筆」的兩鉛粒字而已。

海曼(二O一四年九月十日):

就是這個偶然,竟然在這網站上看到自己少女時代的照片。悲喜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下來。闊別多年的文社朋友,本來已音訊杳然,現在一下子彷彿又遇上,感覺很不真實。猜猜我是誰?就是那笑盈盈的小妮子海曼!!!

謝謝定銘兄把我的記憶找回來。羈魂兄,我四十年前定居多倫多後就只是聯絡上一段短時間。你現在身在何方?還有路雅兄,是否在溫哥華?得知你們數位仍在文壇馳騁,真替你們驕傲哩。可是照片中的兩位朋友已無緣再見,令人抱憾。

這些年來,只是斷斷續續在這邊的報章上寫一些散文,抒發情懷而已矣。但在十多年前靈感不再,已經封筆。

吳萱人:初識海曼大名於周報通訊部出版之《學園》;據定銘兄云,是編輯也。惜從未得見芳顏一面,蓋小輩也。伊回應的是《舊事二題》之另照。

海曼:那時少不更事,糊裡糊塗不知是怎樣的當了編輯。但是當時周報通訊部的確給了年青人很大的影響,日後在社會各界貢獻良多。如果我的記憶還未完全退化的話,李焯芬、何步正應該是我在周報那時認識的。羅卡先生亦為學園的後輩提供了很多的指導,日後如果找得着周報通訊員的合照,也許可供大家一起集體回憶一番。

羈魂:海曼當年還是中學生,好像與吳煦斌及吳英卉同校,亦同為中國學生周報港島區通訊員(?),只是她加入芷蘭與藍馬,而雙吳則入了文秀。

海曼:我不復記得是否與吳煦斌同校,但一定是同為中國學生周報港島區通訊員。後來就失去聯絡了。周報通訊員的日子,的確是我的流金歲月,當時同屆的通訊員, 至今仍有數位保持聯絡。友誼難能可貴。而芷蘭與藍馬的少女時代,雖然短暫,卻是刻骨鏤心的,至少它讓我奠定對中國文學的至誠追求。回眸一看,已走過半世紀。

2014年9月9日 星期二

許定銘:從寫小說到寫書話

許定銘:從寫小說到寫書話
李洛霞

走上文壇,緣於爭一口氣

許定銘短篇小說〈港內的浮標〉裡,作者借敘事主角苗痕發牢騷說:「很多老編連現代小說為何,根本不懂,更談不上欣賞了」,讀到這一句,筆者忍不住笑起來,想起許定銘曾經談過這篇小說,先是送往某月刊,卻被退稿,理由是這個小說不像小說。許定銘把稿轉送《文壇》,《文壇》旋即以「標題小說」名義刊出(見《文壇》月刊第277期,1968年4月1日),主編盧森還在第280期編後語裡稱之為「第一流的好作品」。可見「各花入各眼」這句說濫的套語不論古今中外都還適用,文藝刊物儘管聲稱園地開放,海納百川,但是編輯的審美觀念不同,文章的命運就有雲泥之別。幸好許定銘不服氣,再試,找到了欣賞他的編輯。

若非天生這副不認輸的脾性,許定銘未必走上文學這條路,這又是另一個有趣的故事:當年許定銘還是個初中學生,那一年的春天陰雨綿綿,連月不開,雨下得教人心煩,許定銘觸景生情,寫了一篇懷人文章,把它當作周記交給老師。這篇短文想必是感情豐沛,十分動人,以至國文老師在批閱周記時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這還了得,這口氣如何嚥得下!據許定銘回憶:「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第三天就刊出來了。」(許定銘《爬格子年代雜碎》後記,頁243)出了氣的得意之情難而名狀,更寶貴的是第一次投稿就成功,對少年人的鼓勵力量非同小可,許定銘就這樣與閱讀和書寫結下不解緣。

在電話不普及,一般家庭也沒有電視機的時代,青少年的興趣如果是閱讀和書寫,不難找到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許定銘在校內校外認識了許多文友,並且組織文社,1964年與龍人、白勺、卡門、羈魂、易牧、蘆葦出版合集《戮象》,又與文友創立芷蘭文藝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編同人刊物《芷蘭》和《藍馬季》等。

悲情與詩情

許定銘早期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或散文詩,都隱隱透出一種無法宣洩的苦悶,例如《戮象》裡的〈塑像〉和〈遲暮〉,以及刊於《文壇》的〈港內的浮標〉,內裡無法排遺的孤寂與壓抑,都不單單只是青少年的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是實實在在展示了難以承受的生活壓力,1964年的〈遲暮〉和1968年的〈港內的浮標〉都有相似的傾向——想離開「父親的家」,因為那個「家」只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密室,他想走,想飛,想開創自己的天地。就連比較詼諧的〈一萬二千字〉(收入短篇小說集《港內的浮標》),也是個屋漏偏逢夜雨,笑中有淚的故事,如果說一個作者早期的作品總會有太多自己的故事,我們不難想像許定銘早年的生活肩負了太多沉重。

事實的確如此,香港工業經濟剛剛起步的六十年代,大部分香港人的日子都過得拮据,所以許定銘中學剛畢業,父親的第一道口諭就是:讀完中學,快去找工作!

《爬格子年代雜碎》的作者簡介裡,許定銘寫道:

六十年代至今,任小學教師三十多年,現任圖書館主任。八十年代在政府夜官中教書,在官立文商、香港中文夜學院教現代小說、當代小說及現代戲劇多年。
七十至九十年代,開書店二十年;編《新天地》和《青年良友》月刊前後八年。
八十年代在《快報》「快趣」版寫每天見報的專欄凡六年餘。
八十至九十年代,編撰與學校有關書籍近二百冊。

作者雖然分段敘述生平,但是綜合統計,許定銘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移居北美前的三十年裡,他同時身兼數職,日裡教小學,放學後趕兩間夜校,同時兼職編輯工作;雖然開了書店,人在店裡坐鎮,卻埋頭埋腦的在原稿紙上爬格子(所以要蝕本,書都讓人偷走了),期間為了要取得一張認可的大學畢業證書(教職薪水可以藉此調升),還要抽空上課讀書……許定銘說:「我同時做七份工。」就算當時的體力和時間應付得來,可以想見精神也必然繃緊得到了極限,此所以文字裡的孤憤其來有自,可惜的是,就連這種能轉化為詩興的悲情也因為生活迫人而消磨殆盡,七十年代以後,許定銘已不寫詩了。

書海沉醉,不亦樂乎

沉重的經濟壓力到了九十年代以後,隨着兒女長大而逐漸減輕,許定銘在加拿大安頓下來後,第一件做的事是給自己一個長假期,在那半年的優遊日子裡,他駕車在北美洲兜了個圈,半流浪式地實現了自由飛翔的夢。然後是把自己的興趣發揚光大——看書、尋書、買書、寫書,在書海裡醉個不亦樂乎。

今天的許定銘,被稱為藏書家,愛書人,書評家,出版了多本書話,他浮遊書海,熱中於蒐羅、比對、介紹珍本的無限趣味中,他的書大部分貫以「醉書」名義,可見其狂。

許定銘謙稱自己不是藏書家(相對於海內外的真正藏書家),他固然愛書,否則也不會開書店,但是對搜尋珍本、原版書的興趣卻並非為了珍藏或待價而沽,最初的動機原來只為了求真。在自小而長累積的閱讀經驗裡,許定銘發現同一作者的同一本著作在初版、再版或以後的重印過程裡,都出現不同的面貎,例如蕭紅《生死場》(上海容光書局,1935)的初版有魯迅的序,可是後來看到的香港版,這個序沒有了;又有的書,再版、新版可能是個增訂本或減字本,類似的情況碰多了,觸發許定銘要找出原版書、善本書作對比的好奇心和決心(許定銘的犟脾性可以想見!),這個搜書行動在九十年代以後,因為人閒心也閒,忙乎得很積極。

最難得的是,許定銘十分慷慨,他尋得的好書,覓得的好材料,無論多麼珍貴,都毫不吝嗇地公開,並詳細介紹和評析,讓別人分享他喜悅的同時,也分享他發現的心得。而自1990年代在《開卷》寫第一篇書話開始,這二十年來,他在書海沉溺所得,是一屋子醉人的書香,計有《醉書閑話》(1990)、《書人書事》(1998)、《醉書室談書論人》(2002)、《醉書隨筆》(2006)、《愛書人手記》(2008)、《醉書札記》(2011)、《舊書刊摭拾》(2011)等。事實上,筆者編寫的《香港1960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許多人和書的資料就來自許定銘的書話,編罷該書,除了要多謝他的「指南書」,更由於他書話內容的吸引,竟也勾起筆者對版本研究的興趣來,這意外所得和意外之樂,說到底還是要多謝許定銘先生。

——2012.11.19
原載李洛霞、關夢南編《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

「友聯」的前因後果

「友聯」的前因後果
關平

由中文大學退休的盧瑋鑾教授(小思),和仍在浸會大學任教的熊志琴博士合作,投放超過十年時間,遍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收集口述歷史紀錄成書的《香港文化眾聲道》出版,確實為對該段歷史感到興趣的讀者開了眼界,讓讀者了解有關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正如書前介紹,這套書的目的是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如能成功,頗值得作者的一番苦心。

本系列的第一冊是直接訪問一家香港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友聯」機構的參與者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及戴天等當事人,聽他們親自口述當時的歷史事實,其中不少內情都是首次向外披露,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不過,聯絡「友聯」機構的當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第一代核心人物,老的老去,部分已經逝世,剩下的或遷移異國難以尋找,或拒絕接受訪問,就算願意接受訪問者,也可能因個人記憶不清,或因放不下心理包袱而語焉不詳,未有盡量透露所知。部分訪問對像,如孫述宇、胡菊人只是第二、三代「友聯」中人,並非組織核心,或如戴天,只算「友聯」之友,並非圈中人員,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友聯」的核心人物掌握一手資料,第二、三代中只有林悅恒因後來出任「友聯」要職,聽老一代懷舊覆述,才會知道較多早期的情況。能夠勉強算是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的,只得何振亞和奚會暲。

「友聯」機構的組織有其獨特之處,可能因為四、五十年代剛從內地來港,政治氣氛特別強,「友聯」仿如從事秘密活動政治團體,充滿神秘色彩,要深入了解其運作,需要如剝洋葱般逐層剝去才容易了解真相,因外面一層不可能知道內一層的運作。本書幾位受訪者都承認,友聯機構的核心是「友聯社」,成員並不公開,只是由幾個核心分子組成,卻是整個機構的決策中心,其他人員只能猜測誰是「友聯社」核心,但無從證實。向外公開的機構,有從事中國大陸資訊

(圖:60年代「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編輯和工作人員)

搜集和研究的友聯研究所,和從事出版業務,曾經出版對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的友聯出版社,但這些對外單位都不過是「友聯社」屬下的業務分枝。

本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很長,目標受訪者大多數離港,訪問確有困難。不過,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時,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如陳濯生(陳思明)、許冠三、邱然、姚拓等仍然在生,本書找不到他們接受訪問,是一大憾事。他們幾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友聯成立經過都有第一身接觸,甚至是主導角色,如果能夠接受訪問主動交代,當會有助揭開這頁歷史的隠秘。

這裡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不少都先後參與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如陳濯生、胡越(胡欣平、司馬長風)、許冠三等是「第三勢力」重要刊物《獨立評論》的編輯;徐東濱,燕雲(邱然、燕歸來、Maria Yen),余英時等是「第三勢力」刊物《自由陣線》的編輯;陳濯生是青年黨少壯派重要人物丁廷(庭)標的女婿;何振亞接受訪問時提到「友聯」所以跟提供美援的亞洲基金會接上頭,是因為何義均的關係,何義均是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濯生和何振亞的老師,跟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有關「第三勢力」早期活動的回憶,都指他是「美國駐廣州使館代辦克拉克的顧問」,第三勢力最早期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公布人員名單中,他位列政治組長。「友聯」始創時期的核心人物應該對這些人物關係和活動知之甚詳。上面提及的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對當時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目的絕對不會陌生,相信起碼沒有(像)接受訪問的何振亞、奚會暲般,連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弄不清楚。

四、五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積極組織「第三勢力」,是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活動,利用不同的美國機構和基金,接觸、組織和資助各個團體去推動「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這都已是一早披露的歷史資料。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包括扶植「第三勢力」政治團體,打算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奪統治中國的政權;組織人員去日本、菲律賓、沖繩島和塞班島接受軍事和情報訓練,派員潛入或空投大陸從事軍事破壞和特務活動;組織、資助和直接出版圖書刊物,宣揚親美反共反蔣反華宣傳又是另一項目。「友聯」的出現,其實是整體「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配合美國主導的反共反蔣反華宣傳的工作其中一環節。可能因作者盧瑋鑾和熊志琴的著眼點在香港文學和文化活動,對「第三勢力」政治活動的整體運作有所忽略。香港文學界有些老人家不時指摘某些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作品是「綠背文學」或「美元文學」,語帶不屑,指這些文學作品是拿美國資助,純粹為了聽命反共指揮棒寫成,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些指摘並非毫無根據。

前幾年何振亞在生時,我也曾經跟他談過幾次,勸他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好為四、五十年代「友聯」的活動留下第一手紀錄,他幾經考慮才下決定。我相信他猶疑的原因,正是因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的問題,他不想交代,也難釋眾疑。在本書中,何振亞和奚會暲都努力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辯護,反覆解釋「友聯」拿的美援資助只是勉強足夠維持文化活動,而且資助不帶條件,也不曉得亞洲基金會的錢來自中央情報局。言辭之間,明顯可見老一代「友聯」中人始終放不下中國知識份子包袱,對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一直耿耿於懷。

友聯的架構有如秘密組織,要瞭解實情,需要清楚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了解受訪者在這個組織內的位置,才會洞悉有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就這點來說,我認為本書的受訪者中,早期「友聯」核心人物太少,未夠深入,容易被對當時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歷史沒有認識者錯誤了解,忽視當時的幕後政治角力的重要性。更甚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借古寓今,竟然説拿美元資助沒有甚麼不妥,甚至說成拿美元有助發展本港的學術文化,完全漠視美國的情報機關為何突然大發善心,出錢去提倡發展學術文化的背後動機和策略。這些論調完全是倒果為因,為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塗脂抹粉,把他們情報工作無原則地美化。

《書與人》二O一四年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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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若:有沒找過白垚(http://zh.wikipedia.org/wiki/白垚)呢?姚拓先生幾年前過世了。

白垚(1934年-),原名劉國堅,另有筆名劉戈、林間、苗苗等。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1949年抵港,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赴馬來亞參與友聯機構的文化事業,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月刊》多年。1950年代末鼓吹新詩再革命,為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推手,1960年代末革新《蕉風月刊》,發揚在地化的現代主義馬華文學。1981年移居美國。著有五百餘頁大書《縷雲起於綠草》(吉隆坡:大夢書房,2007),收輯其五十餘年的散文、詩和劇本創作。被稱為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的作者。

馬吉:這書裏没有訪問白垚,他《縷雲起於綠草》一書有頗多友聯的回憶: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8/01/09/c_fanmacsa_cif_ccme_semma_fcpne_1

2014年9月5日 星期五

侶倫札記三題

侶倫札記三題
許定銘


侶倫在《海光文藝》

由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共出十三期的《海光文藝》是羅孚組稿,黃蒙田執行編輯的。侶倫是黃蒙田的好友,自然全力支持。他在《海光文藝》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約七千字的短篇小說〈醜事〉,第二期的則是由四個巧合故事組成〈狹窄的都市〉;其後更署名林下風,在第八、九、十期連載了萬多字的〈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內收〈混沌時期〉、〈新文藝副刊〉、〈新文壇第一燕〉、〈島上社及其出版刊物〉……等十二個小題,詳述了一九二O及三O年代香港新文學發展時的瑣事。此文後來再續寫了不少,收進他的《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1985)第一輯《文壇憶語》中,是香港新文學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醜事〉寫在洋行打工的「她」,在男朋友飽食遠颺後發現懷了三個月孽種,想到鄰埠去墮胎。到了一處舉目無親的陌生城市,懷着忐忑的心情閑逛時,遇到久未見面的舊同學「芷芬」,芷芬的幸福更剌痛了她的心。到她下定決心墮胎,卻又給無良的醫師濫收費用而超出預算。最後寫了遺書給芷芬,請她把身邊的錢帶回去給家人,自己則投海自殺。

因懷了男朋友的孩子而要去墮胎,甚至自殺,在到處都有奉子成婚或未婚媽媽的今天實在是奇聞;但,在半世紀前一九六O年代的香港,那的的確確是件「醜事」,此所以才會在侶倫的筆下出現。用社會新聞中的小故事,賦與藝術生命娓娓道來,頗具吸引力。侶倫用細膩的筆法,寫女性未婚懷孕的徨恐,不想讓人知道,但母性卻又想把孩子養下來的矛盾,不停在內心交戰。找墜胎醫生的閃閃縮縮,像偷了東西的小女孩,心理描述相當恰當。侶倫頗喜歡這篇〈醜事〉,十八年後的一九八四年,為北京友誼出版公司編短篇小說選集《阿美的奇遇》時,還把它選收進去哩!


短篇〈狹窄的都市〉有個副題──〈致高貴女人們〉,是由四個巧合故事組成的:

〈在巴士上〉寫他在擁迫,找不到座位的巴士上遇到認識但不熟絡的婦人,她把站在他身旁的女子誤會了是他的太太,不停地向他「夫婦倆」交談,其實只有她在說話,他和那女子都無法插口,尷尬異常!

〈在餐廳裏〉:他和她無意中在同一卡座搭枱,正是無巧不成書,他們要的都是凍咖啡、火腿燒牛肉和不加糖不加奶的紅茶。她以為他有意跟她叫同樣的食物;他卻覺得雖然巧合,卻無意更改……

〈兩張窗幃的戲劇〉寫他住家窗前,隔着天井的另一扇窗內的房間裡,新搬來了「她」。見她在書枱上擺了文藝書,以為大家既有同好,應該可以發展成朋友。可是她不想他見到她梳頭及活動,一發現他,便立即把窗幃放下來。而他也不甘示弱,兩張窗幃便不停拉拉開開,互相反以白眼。

〈聖誕節夜的電話〉說「差利」在平安夜收到她搖來一通找「差利」的電話。一聽到他是「差利」後,便口不停地傾訴她的心聲,他知道她搭錯線了,卻無法插嘴告訴她。

侶倫以這四個千餘字的極短篇組成〈狹窄的都市〉,目的在控訴這個城市太擠逼了:小小的香港,擠了四百多萬人(1960年代),搭巴士、上餐廳、開窗、聽電話……這種巧合的故事隨時都發生在我們的生活裡,本來是極平常的故事,但,侶倫信手拈來,用風趣幽默的語調,似向對方傾訴的筆法,老生常談的小故事,居然能吸引讀者,喜悅地讀畢,這是高手泡製的清涼喜劇小品,〈狹窄的都市〉是侶倫一九六O年代難得的精品!

後來讀侶倫的小說選集《無盡的愛》(北京友誼出版公司,1985),見也收了〈狹窄的都市〉,副題卻變了〈幾封給陌生人的信〉,引起我的好奇心,細心翻閱,發現竟與《海光文藝》中的〈狹窄的都市〉頗不相同:

先說小說名稱,〈在巴士上〉易名〈尷尬的時刻〉,〈在餐廳裏〉易名〈矛盾的權利〉,〈兩張窗幃的戲劇〉變成〈沉默的戲劇〉,〈聖誕節夜的電話〉成了〈電話的傳奇〉外,還多了篇〈銀幕前的控訴〉,故事說他去戲院看電影時,鄰座的一對不單遲了半小時入場,坐下不久又起來去洗手間,兩次騷擾專心看電影的他。

侶倫寫作認真,經常修改不滿意作品的習慣我是早已知道的,但,今次〈狹窄的都市〉不是修改,簡直是重寫(像寫到香港的人口時,說有五百多萬人。1980年代),故事情節略有删削以外,連叙述的語氣也不大相同,與《海光文藝》中的〈狹窄的都市〉比,頗覺遜色。我不禁懷疑:侶倫在編友誼版《無盡的愛》時,是否沒有〈狹窄的都市〉原稿在手,卻又不想漏收傑作而重寫?何以是五則而不是原來的四則呢?你不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侶倫一本未見的書

侶倫《殘渣》(香港星榮出版社,1952)書後的廣告頁中,有一頁長篇小說《遙夜》的宣傳廣告,說這本《窮巷》的姊妹篇正在著作中:

……這本《遙夜》是作者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亦即《窮巷》之姊妹篇。題材仍以小市民生活為中心,描寫他們苦難中的掙扎,以及對生存的信念。內容比《窮巷》更為複雜深刻。

可是,我從未見過此書,連侶倫的好友,專門收集他底創作單行本的温燦昌,在他的〈侶倫創作年表〉中,亦未見提及此書,差不多可以肯定:《遙夜》是未曾出版的!

作家在寫作中,或出版時更改書名是常見的事。

以侶倫為例:他的小說集《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在一九四八年三版時,即易名《永久之歌》;長篇小說《窮巷》(香港文苑書店,1952)初版時,即因地緣政治關係,分別以《窮巷》及《都市曲》兩種書名發行,其後更改成上下兩冊的《月兒彎彎照人間》(香港文淵書店,1962)再印了一版。在中篇小說《暗算》(香港文偉書店,1954)的書後廣告中,也有一頁「侶倫先生精心創作」的書目,羅列了侶倫的創作十四種,排頭的是註明印刷中的《二十歲》,此書我也未見過,但後來卻在〈侶倫創作年表〉中,一九五六年的條目內,見短篇小說集《錯誤的傳奇》(香港文偉書店,1956)的目錄中,有一短篇叫《二十歲》。侶倫的小說集,一般多以集內某篇作書名,由此可推算,本書在一九五四年的宣傳廣告中,本來想叫《二十歲》的,但到一九五六年出書時,不知何故卻用了另一篇《錯誤的傳奇》作書名。

以此推算,便產生了《遙夜》寫好以後會不會也改名出版的懷疑?

如果要說侶倫出版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那應該是《戀曲二重奏》(香港藝美圖書公司,1956),可惜的是《戀曲二重奏》亦未見,不知是否此即《遙夜》在完成後易名的創作?

在〈侶倫創作年表〉中,温燦昌還提到:侶倫一九五七年在香港《大公報》連載長篇小說《欲曙天》;一九七四年也連載了另一長篇小說《特殊家屋》,都是未曾出版的,或者此中會有一本就是《遙夜》?

侶倫與他的「粉絲」


侶倫「香港采風通訊社」的同事温燦昌是他的「頭號粉絲」。他十分喜歡侶倫的創作,盡量搜尋他的作品,並請他題字。侶倫也很樂意這樣做,不單常在書內簽名,有時還寫些短文以作留念。這些短文都是隨想隨寫,有感而發;發自內心的隨意,往往最真,最能代表個人的真情性。而侶倫的短文,是他與温燦昌交往的私人密件,外人不易讀到。難得的是:在侶倫往生後,温燦昌為他編了份〈侶倫創作年表〉,並把那些題字記錄在年表中。這些短文不單見證了侶倫與温燦昌的友情,透過這些文字,我們還可見到侶倫對自己作品的評價與偏愛,了解他的為人。如今大家不妨先讀讀他的這些短文:

◆作者在友人所藏《殘渣》一書的題字上說:「XX兄有個奇怪的念頭,要搜集所有我已出版的書,這是其中一本。他要求我在書上寫幾句話,我感到為難。這裏面的作品都是『吃飯文章』,除了戰時在內地寫成的《殘渣》較有意思之外,沒有甚麼值得吹牛的了。」(一九八三年四月,香港)

◆作者說:「『著書都為稻粱謀』。這裡面較有意思的作品,恐怕只有《迷霧》、《輝輝》和《私奔》三篇。」(一九八三年四月,為友人所藏《伉儷》一書題字)。

◆作者在為友人所藏《都會風塵》題字說:「八O年代初期,香港某電視台播出一個描述中國大陸來港青年的故事片集,它的主角名字叫阿燦,於是一般入就拿『阿燦』作為人物典型的代表性名字,XX兄說,我筆下的阿燦比電視片主角早出了三十年,云云。」(一九八三年五月)

◆作者又說:「每一個作者都有他不忍重讀的舊作,對於我來說,這本小書便是這一類。不過如果還有值得一提的話,這卷無聊的作品都是我踏入文學大門的階梯。」(一九八四年一月,為友人所藏《落花》題字。)

◆「在這一束消失了香味的枯草裡,保留著作者一部分生命歷程的記錄和一個寂寞的靈魂的心聲。它還算是有生命的。」(一九八四年八月,為友人所藏《無名草》一書題字)。

◆侶倫重感情、重友誼,他在退休前(一九八四年九月)給一同事所藏《無盡的愛》一書題字:此時此際,最適宜的題句是亞莉安娜(按:書中主角)的兩句話:人生有聚散,而友誼卻是永久的!

侶倫這些短文寫於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間,當時他已七十多歲,一個具五十多年稿齡的老作家,重讀自己年輕時的作品,自然有所不滿。他稱自己的作品是「吃飯文章」,是「著書都為稻粱謀」之作,我們可視之為謙遜,其實,也很可能是老作家在追悔年輕時為謀生而粗製濫造的無可奈何。他當然知道自己寫的那些是精品,那些是為勢所逼之下的急就章!因此,文中談到《伉儷》中的〈迷霧〉、〈輝輝〉和〈私奔〉,及寫於抗戰時的中篇〈殘渣〉,就絕對不能錯過了。

《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的三個短篇中,侶倫最喜歡的是〈私奔〉,後來還把它收進《新雨集》(香港上海書局,1961)和《阿美的奇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84)中。侶倫的短篇總有一百幾十篇,〈私奔〉在三本書中出現,可見作者的偏愛。這個寫貧賤夫妻因付不起欠租,半夜裡携了行李,背了孩子「走租」私逃的小故事,應該是一九四O年代末,香港低下階層常發生的事,在侶倫筆下心理描述細膩、深刻,東瑞認為此篇「有波瀾、有矛盾、有激化……呈現有血有肉的飽滿狀態」(見東瑞〈侶倫中短篇小說的特色〉)。

〈迷霧〉是侶倫早期的作品,和〈鬼火〉一樣,同收入他第一本小說集《黑麗拉》(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41)中。到一九四八年,《黑麗拉》在香港虹運出版社三版時,易名《永久之歌》,「為着減輕印刷成本」(見〈三版附記〉),〈迷霧〉和〈鬼火〉都被删去,後來卻同時出現在《伉儷》一書中。這篇寫舞小姐正枝,本着「賣藝不賣身」的態度去貨腰,對毛手毛腳,要出錢買她一夜的老鬼賞以一記耳光後被逐出舞廳。但為了情人的醫藥費和幾個月的欠租,最後還是硬着頭皮到酒店赴約……。雖然也寫得不錯,但與〈私奔〉比起來卻是略遜一籌,侶倫喜歡它,應該另有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其實在侶倫所提的三個短篇中,我最喜歡的是〈輝輝〉。輝輝是個還未懂事的小孩子,他和媽媽住在香港某幢樓宇樓梯底的角落裡。半夜裡,又冷又餓的輝輝被「乓乓」聲驚醒了,他想起在鄉下的大榕樹下土地公前,就是在這種「乓乓」聲中,他和媽媽都被那些穿草青衣服的大兵推倒了,他們拉走了爸爸,搶走了一切,搶走了輝輝幸福的家園……。輝輝大驚,推醒媽媽,說「乓乓」來了。媽媽叫他不用怕,說這是香港新年的爆仗聲……

四千多字的〈輝輝〉,在孩子半醒半睡的夜半中,以時空跳接的方法,把過去、現在與現在、過去揉合了,透過不同的空間,展現出兩種時地的「乓乓」,把戰爭與和平成了强烈的對比,這是侶倫早期短篇的極品!

一九八三年,侶倫在温燦昌的《殘渣》上題字時,是小說寫成和出書後的三四十年,他還認為這篇四萬字的中篇是「較有意思」,仍值得「吹牛」的,可見此篇在他心中的地位。

〈殘渣〉(香港星榮出版社,1952)有個副題叫〈一個戰時的家景〉,寫以收租過活的林伯章一家,在香港淪陷前一段時日的故事。他家中有大老婆、三姨太、岳母、兩個女兒、兒子、未過門的媳婦、姨甥女……近十人,大多是避難而聚居到他那兒的成年食客,林家便成了個戰時的小社區。因為戰事日緊,收租不容易,人人各懷鬼胎,爾詐我虞,談話帶嘲諷、小動作,無日無之。侶倫在香港淪陷前及失陷後,都住過一段不短日子,生活經驗豐富,寫得相當出色,比之他賴以成名,及有大量讀者的《黑麗拉》、《永久之歌》和《無盡的愛》更有藝術性,更具社會意義!

寫到這裡,我突然發覺:不知由何時起,我也變成了侶倫的「粉絲」。温燦昌在一九八O年代迷上侶倫,是頭號粉絲;我則是三十年後才入會,大概是第N號粉絲了!

──2014年7月
8月刊《城市文藝》

2014年9月4日 星期四

侶倫衝出香港之作

侶倫衝出香港之作
許定銘

在上海發表的作品

侶倫(一九一一至一九八八)是香港第一代新文學作家。據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顯示,他很年輕即從事寫作。一九二六年把平日所寫的新詩,以《睡獅集》為題,投到《大光報》副刊發表時,他才十五歲。後來他與文友組織「島上社」,在同人雜誌《鐵馬》上發表短篇小說《爐邊》,在《島上》發表散文《夜聲》,在《字紙簏》上寫《小手的創作》,在《伴侶》上發表《殿薇》和《O的日記》……等作品,都是他二十歲前的事,可見侶倫是位很有天份,且思想成熟的年輕作家!

年輕的侶倫不甘心單單在香港發展,只成為「香港作家」,很早他就嘗試衝出香港,把作品投到當時全國文藝中心的上海去,要成為全國知名的「中國作家」;只是年代久遠,他當年在上海發表的作品不多且不容易找到,侶倫的這些少作,才會為一般讀者疏忽,甚至遺忘。

一九二八年一月,葉靈鳳在上海主編文學期刊《現代小說》。侶倫覺得這份雜誌很有份量,便創作了短篇小說《以麗沙白》投到上海去。有幸他遇到了伯樂,葉靈鳳在《現代小說》第二卷一期發表了他的《以麗沙白》,這是他首次在上海有地位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十七歲的侶倫非常高興。不久,他又寫了《煙》寄去,在二卷四期也發表了,自此他與葉靈鳳通信,成了好友。一九二九年,葉靈鳳携愛妻訪港,侶倫與他相處逾月,十分融洽。侶倫認為葉靈鳳是他學習寫作的年代,在精神上給予他最大鼓舞力量的人。(見《故人之思》)

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海《北新》半月刊在第三卷五期刊出了《「新進作家特號」徵稿啟事》,向全國徵集文藝作品。曾投稿《現代小說》的侶倫,便寄去了近二萬字的短篇《伏爾加船夫》。是年十一月的三卷第二十及二十一號上,他的《伏爾加船夫》被選出發表了。雖然是次徵文不分名次,但侶倫的這篇小說卻順序排在第二位刊出而被受注視,成為享譽文壇的「中國作家」了。

在《伏爾加船夫》入選後,侶倫還為《北新》寄去了另一短篇《一條褲帶》,發表於一九三O年四月《北新》的第四卷第七期上。不知何故,此後侶倫甚少再為上海的期刊寫稿,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再在上海的《中華月報》上發表短篇小說《超吻甘》(Chewing Gum),此篇後來收入短篇小說集《伉儷》(香港萬國書社,1951)中,是他在上海發表的幾篇小說中,唯一收進書中的作品。

關於《以麗沙白》

《以麗沙白》寫於一九二八年七月,是侶倫十七歲時創作的短篇。一九二九年中,署名李霖發表於上海葉靈鳳主編的《現代小說》二卷一期上,此後從未收入侶倫的短篇小說集中。直到二OO三年,《香江文壇》編侶倫逝世十五周年專輯時,才由他的好友温燦昌重刊,這是小說面世七十五年後的事。至於另一篇《煙》,據說是刊於《現代小說》二卷四期上的,可惜該刊未能找到,也沒有在以後的報刊上重現,未見!

五千多字的《以麗沙白》,是「我」給英文名「以麗沙白」的謝絲天底長信,以綿綿情話,細細述說一段藕斷絲連的情事:我和絲天原是一對愛侶,可是,當我隨軍隊從外地回來後,卻發現絲天另有愛人,我大受刺激,病了一段時日後,便給她一封不甘示弱的長信,詳述昔日的情事,似乎想以此說服她回頭;後來又覺得她不會重投我的懷抱了,便又說如今表面上是絲天拋棄了他,而事實上他另有後備愛人綠茵,跟着描述他與綠茵的愛慾,還說自己早已想離開,只是不忍傷害絲天……

以書信的形式寫小說,在一九二O年代算是新鮮的,比一般的平鋪直敘要强得多,像侶倫這樣性格內向的作家,向設定的收信者傾訴心事,正是他的强項,此所以《以麗沙白》的綿綿情話,是帶有濃郁的情意而真情流露的!

但我卻發現這篇《以麗沙白》和侶倫其他的言情小說頗有不同:情濃處過度露骨了!比如他說:

我有時看看自己的手時,我想起這是曾擁抱過你,並且曾捏過你的雙乳和摸過你的軟滑的肉體,也曾探過你認為秘密的所在的。……處女的至寶,是足以自恃而且莊嚴的,然而你的值得嬌矜的私有的一部分我已探討過了……沙漠我已走盡,金字塔我鑒賞它偉大的藝術,雖然尼羅河底我不曾探過是蘊藏了什麼,但我已經滿足的了。

最後他還說:

不寫了,綠茵來了,她躺在床上等着我呢……

這樣的文字,這樣的意境,在今天的青年男女來說,是「小兒科」,但在一九二O年代侶倫的筆下出現,使我感到相當詫異,是甚麼驅使他這樣寫呢?

一九二六年,章衣萍的《情書一束》以雷霆萬鈞之勢成為中國現代文壇最著名的暢銷書,就是以書信形式表達,而略帶情色的小說,且看故事結束時的「我仔細的……從她的乳峰望到小腹下的黑毛,……我在她的小腹下親了一個吻……」幾句,當然要比侶倫的更活現,更現實,更色情。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以麗沙白》會不會受到《情書一束》的影響呢?

温燦昌在重刊《以麗沙白》後有一段《說明》,說他曾問過侶倫發表在《現代小說》上兩篇小說的篇名:

老先生沒有回答。我估計有兩個原因:作家在成名之後,悔其少作;二、篇名忘了。以後他在給我寫了《侶倫文藝生活概述》也沒有提到它們。

我看「篇名忘了」的機會不大,少年人的得意之作怎會忘記?我覺得「悔其少作」則是不必要的,侶倫寫《以麗沙白》時,的的確確是少年人,學習寫作之初,模仿是必經之途,作家成名後絕對不必刻意隱瞞少作;相反,把成名作家的全部作品鋪陳出來,讓研究者逐篇探索他步向成功之途,倒是必要的!

《伏爾加船夫》及其他


侶倫的《伏爾加船夫》和《一條褲帶》都寫於一九二九年,刊於上海《北新》半月刊後,從未收進他任何一本小說集中。直到二OO一年八至十月,香港《作家》雙月刊組合了一次《侶倫小輯》,才由上海陳子善發掘出來重刊,並寫了《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配合。

《伏爾加船夫》寫大都市中的男女「攻防術」,正是侶倫最擅長的題材:婚後的「他」對太太久了,便希望透過婚外情尋找刺激。碰巧有位他和太太都認識的女孩子綺芬對他假以辭色,他便乘機約她看電影《伏爾加船夫曲》,並發動攻勢……。豈料事機不密,讓太太知道了。她先不動聲色,故意出外製造機會給綺芬到家裡來,卻又在緊張關頭突然現身破壞,事後還帶他去看《伏爾加船夫曲》,讓他見到喜歡玩弄愛情的綺芬捲曲在另一名男子的懷中……

故事非常簡單,卻寫了近二萬字,大量筆墨都用在「他」的心理活動內:怎樣瞞騙妻子?如何令綺芬不留意,從她身上尋求觸覺的享受?一步成功了,怎樣進行第二步?A計劃失敗了,如何順利過渡到B計劃去……。他複雜的心理活動,在侶倫的筆下流動得自然暢順,是他早年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傑作。陳子善說:

這篇《伏爾加船夫》不但在《北新》「新進作家特號」中顯得突出,滿紅、嶺梅、李同愈諸家的作品都相形見絀……(見《北新半月刊與侶倫的佚作小說》)

《一條褲帶》寫侯王誕農村男女偷情的故事:康伯在村裡開雜貨店,生活穩定有成績,漸漸成了冒起的鄉紳,時常把希望寄託在兒子阿安身上,盼他能為家裡帶來「福祿壽」。而從城市放假回來的阿安,則趁神功戲期間,鄉下年輕男女互相調笑交往的機會,與一向愛慕的芹姐偷情。豈料東窗事發,芹姐被鄉民捉住,阿安則在逃跑時跌到橋下……,屍體被發現時,頸上掛着從芹姐身上除出來的一條褲帶。

侶倫時常說他的小說寫的都是身邊熟悉的事,題材多是都市男女的愛情故事,或發生在城市中各階層的典型事故為主。像《一條褲帶》這樣,寫農村中默默向上爬,把一生寄託給下一代的小人物康伯的很少。相信他在寫《一條褲帶》前,着實經過努力的資料搜尋:康伯抽水煙筒,打爛神枱杯想到將有不幸事件的迷信,生活好了便祈求「福祿壽」齊來,平日欠缺社交的年輕男女借神功戲的日子來交朋友,芹姐到康伯店裡買的那條褲帶,最後卻纏在阿安的頸上……,寫得真確且具戲劇性,它顯示了侶倫在慣用題材以外的擴張野心。

侶倫的好友黃蒙田在《悼念侶倫》時說:當他們同住在九龍城時,侶倫很喜歡泡咖啡店,他在那裡看書、寫稿、觀察茶客活動,尋找寫作題材,有時一天不止去一次。要找侶倫不必到他家裡去,到他常去的咖啡店即可。

侶倫的小說和咖啡店關係密切,他底名作《黑麗拉》中的女主人翁黑麗拉,就是「孔雀咖啡店」的女侍。至於寫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中華月報》發表的《超吻甘》(Chewing Gum),故事則是在「黑馬咖啡店」發生的。

「黑馬咖啡店」是執筆者陸先生和他的好友高子明、毛爾青的「蒲點」,在他們認識了歌舞女郎華都眉後,仍以此處作為故事發展的舞台。經常嚼香口膠的漂亮異族女郎華都眉,周旋於高子明、毛爾青和老陸三個男人之間,技巧圓滑,銀手法高明,她的愛情觀是「金錢」主宰一切,誰有錢,誰就有愛,這是非常現實的愛情交易,是一九三O年代香港社會某階層的寫照。

侶倫這幾篇寫於七八十年前,有意衝出香港發展的小說,在上海發表時相當年輕,雖然仍在創作的摸索階段,但已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可是後來卻安心留在本地當「香港作家」,是受了挫折,磨滑了錐角?還是受了生活磨練,定下心來接受現實?是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

──2014年7月
8月3日刊《大公報‧文學》

臉書回應

Matt Lee:最近USB手指失靈,重新收拾存檔,找到侶倫的小說,順道參考「大成老」和「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因為許生這篇文章,我留意到一些細節可以補充:

一、〈超吻甘〉似乎最早發表於《圖畫周刊》「小說二」一欄,比袁良駿所見的早一點,由1933年第12卷第24期連載至1934年第4卷第8期,暫時只見到十七回,可惜期刊網沒有收全。這篇在《中華月報》、《朝野公論》刊過以後,就收到《伉儷》去了;

二、在大成老上也找到一篇1933年的〈遊戲與義務〉,發表於《東方文藝》第1卷5至6期;

三、承一,如果侶倫在1935年《中華月報》刊出的〈超吻甘〉也不是新著,也就是說他在1934年至1936《朝野公論》中間,創作減少,這段時間他參與的編務反而大增,包括《南華日報‧勁草》、《時代風景》、《時代筆語》、《南風》,還出版了《紅茶》。

貼一下〈遊戲與義務〉,之前聽到許生在做侶倫,如果他有興趣,我可傳一個給他。


《京報圖畫周刊》上的〈超吻甘〉,刊於1934年4月8日~~~

2014年9月3日 星期三

由《邊城》引起的回憶

由《邊城》引起的回憶
許定銘

這陣子很多人在談沈從文的《邊城》。毫無疑問,《邊城》是部了不起的小說,對筆者來說,則更有特別的意義:它不僅是我第一本讀的三十年代作品,而且還附帶着一段朦朦朧朧的友情。

那是近三十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我還在讀小六或中一左右?我三年級才學ABC,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

補習老師是位老先生,大概身體並不好,工作到晚上已很勞累了,沒有甚麼精神教。上課的地方,是他的睡房,床前放了張長枱,十個八個學生各據一角各自溫習,很多時候他都是倚在床緣看顧我們的功課。漸漸有些較懶的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小說。

後來給老師發現了我們讀武俠小說,起先是指責兩三句,但大家沒理會,照樣把英文掉到一邊,埋頭苦刨武俠。

要知道武俠小說很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看。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五十年代後期,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個。以後我們又看了白羽和蹄風。

這個補習班上的武俠小說熱潮究竟是何時冷卻下來已無從記憶,我只記得一到那位大哥哥出現,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興趣就轉到文藝去。

那時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死下苦功讀英文。

有次他私下對我說:「武俠小說可以看,不過,文藝小說更好!」那時候我很好奇,便央他借書看。他當時住在花園街近亞皆老街二樓的一個小房間裏,一個人獨住,整房都是書,令我詫異極了。我從沒有想過:一個人可以自己住一間房,而且有那麼多書!

他借給我《邊城》和《月下小景》,都是沈從文的,這以後我們常有來往,跟他借了不少書看。

後來不知是他搬了,還是我不再補習了,我們的友情忽地中斷了,這許多年來,一看到《邊城》,我都想起這位姓黃的,寫稿的大哥哥。

補記:這篇收在拙著《書人書事》內的〈由《邊城》引起的回憶〉,記不起是甚麼時候寫的。如今再細讀一回,努力回憶,只記得刨武俠小說補習班這件事,應該發生於1959~60年,當年我剛升中一,閱讀興趣甚廣,容易中書毒。多年來,我一直很感謝那位借《邊城》給我讀的大哥哥,如果不是他引起我讀文藝的興趣,我未必會走上爬格子、寫書話這條路?

不知何故,在我心深處,時常都覺得這位大哥哥可能是「香山亞黃」,同樣姓黃,同樣愛畫漫畫,連年齡也相若。如果有人認識「香山亞黃」,請把這篇文傳給他看,問問他1960年前後,曾否到花園街及煙廠街交界閣樓陳老師那兒補習英文?無論如何,大哥哥,我衷心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