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明報》 第一個15年（1959-1973）
張圭陽
35歲國字口臉的窮小子金庸在1959年5月20日出版第一號《明報》的時候，他怎樣也無法想像，他與同鄉兼中學同學沈寶生合資10萬元創辦這份武俠小說報，經過32年的經營，會變成了有6億資產的上市公司；他更不會預見，一位窮編劇、窮編輯，在風雲際會的八九十年代，會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人、香港未來政制的設計者……金庸和明報在現實世界上的種種際遇，比起武俠小說江湖上的主角，更見傳奇。篇幅有限，我們先看金庸與明報第一個15年（1959-1973年）的傳奇。
1981年加入《明報》，曾任金庸私人助理，其後轉任明報高級記者兼靜態組組長、《明報晚報》採訪主任等，1989年六四事件後再度加盟明報出任副總編輯兼社評主筆，1991年離職。1995年在金庸支持下寫成《金庸與報業》。
明報的第一個15年，國內國際環境動盪不安：西藏有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外逃（1959年）；內地3年大躍進後又有旱災饑荒（1958-1962年）；地區熱戰不斷，古巴有導彈危機（1962年）；中、印、巴軍事衝突；美國在中南半島軍事行動擴大；毛澤東發出「五一六通知」，開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蘇關係惡化，邊境發生多次武裝流血衝突（1964-69年）；60年代亞、非、拉丁美洲脫離殖民地管治獨立的國家多達50個。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大致安穩，經濟全面轉型，成為工業製造城市，只是受文革波及，發生了1966、67年的短暫暴動。1962年中國大陸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至於50年代打算暫居香港的大陸難民，到了60年代已打消返回家鄉的念頭。新增加的人口，為報刊提供了讀者來源。
1991年，查良鏞先生在聯交所明報上市酒會中，手持香檳展笑容。（資料圖片）
1960年代，金庸小說《笑傲江湖》在副刊連載。（資料圖片）
1967年5月26日《明報》報頭及頭條。（資料圖片）
明報第一號是一張四開一張紙共4個版的小型報，全份是副刊文字，沒有新聞，印了8000份，沒有賣個滿堂紅，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報社在尖沙嘴彌敦道文遜大廈408室，面積200多平方呎，職工數目：4人。創刊號頭版頭條轉譯自美國《展望》雜誌一篇介紹紅色中國的文章，主題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內文對共產主義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篇文章是《大公報》名記者潘思勉提供。
潘思勉憶記草創時期
2015年底，92歲的潘思勉（今年仙歸，1923-2018）在西灣河住所對筆者說，金庸籌辦明報的時候，就想力邀他離開大公報為明報工作。潘思勉與金庸在大公報做了10年同事，大家坐在一起，公餘經常去做運動。潘思勉說，當年明報是小報，只有三四人，「隨時執笠」，不敢棄大報去做小報。潘思勉於是介紹了自己的弟弟潘粵生去明報做編輯。「潘粵生培正中學剛畢業不久，去明報做沒有損失。」
潘思勉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新報紙不斷湧現，在整個60年代中，香港共有108份報紙創刊，這當中極大部分屬於「同仁報」。「同仁報」就是三數報社同仁集資自行辦報，以每份售價1角的報紙計算，出版1萬份一張紙共4頁的報紙每天成本800多元，每天可賺近200元，一個月賺五六千元，三四名合伙人分帳，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數月後仍不賺錢就馬上關閉報社，所以小型報時開時關，明報草創初期也是其中趕潮流的一份「同仁」小報。
明報出版後銷路不理想，報販也認為，一份報紙沒有新聞很難推銷，在出版的第十八天，明報由「小變大」，成了一張對開的報紙，報社又決定搬家，從九龍搬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租用一商人寫字樓的晚間時段編輯明報，靠近有香港艦隊街之稱的利源東、西街，那裏是字房與機房集中地，方便報紙生產流程及分發。由於娛樂行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兩個月後，明報又再搬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大中華餐廳樓上，面積有800平方呎，用作編輯部、寫字樓。
明報出紙大小既與其他報章無異，自然也要有香港新聞，要組建港聞採訪組，需要一名港聞採訪主任，金庸就上演了一幕「劉備借荊州」。
金庸屬意請《晶報》的名記者雷煒坡（今年仙歸，1935-2018）過檔明報，晶報當時屬於左派外圍陣營報紙，銷量上數萬份。雷煒坡為晶報才子陳霞子一手提攜出身，不敢貿然過檔明報。金庸向晶報社長王以達修書，要求暫時借雷煒坡一用，待明報基業稍為穩固後，再行把雷煒坡歸還。金庸書函中還說：「貴報人才濟濟，少一個不為少……」當時晶報總編輯陳霞子與社長不和，故此同意雷煒坡暫去明報工作。雷煒坡在晶報月賺300元，明報以月薪400元聘請，引起哄動，金庸身為老闆也只是月支400元。當時明報資本有限，雖然能夠出高薪請來雷煒坡，卻沒有太多經費繼續去挖角，只好全部請新人。當時的文藝青年記者有：韓中旋、張君默、王若谷、龍國雲等人。一幕港式「劉備借荊州」，為明報引入了不可缺乏的人才，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港聞採訪組在雷煒坡率領下，以發掘社會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注重特寫，雷煒坡也從此沒有再返回晶報。
文革時期的明報
金庸曾把明報的早期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1962年難民潮，一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兩個關鍵階段，明報銷量有飛躍式的增長，明報也逐漸由一份以市井市民為讀者對象的小型報，發展成為知識分子擁戴的大報，這與金庸的膽識和學養分不開。
1962年4月，由於內地邊防警戒鬆弛，由內地湧入香港的難民不斷增加，香港報章以極大篇幅報道難民潮，左派報章對此隻字不提。5月8日明報開始大規模跟進報道，頭版頭條標題：「爺孃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5月15日，明報社評首次就難民問題發表立場，社評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社評以人道立場，向大陸政府及港英政府發出呼籲，社評說：「……一個偷渡的中年婦女因體力不濟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攜帶的孩子坐在母親身旁啼哭，每個人經過孩子身旁，沒有一個人敢抱了他走，因為誰都感到自身難保。我們熱切希望，這個孩子現在還沒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香港其他非左派中文報紙雖然也有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但是沒有一份報紙像金庸那樣，向讀者明確發出呼籲，要求讀者採取相應行動，救援難民。金庸的呼籲，在眾多中文報紙中，突顯了人道主義和個性，也從而與讀者建立了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政治漩渦
明報遲遲不報道難民消息，主要是金庸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金庸創辦明報，走的是「非政治」的路線，金庸知道要是報道難民消息就會開罪中共，日後也會遭左派朋友算舊帳。事實上，金庸最終同意並大事報道5月難民潮，既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報人應有的決定，也是與前線記者角力後達成的一種妥協（說也奇怪，明報經常發生新聞人員與老闆及管理層對立的事件，1962年5月是第一回，往後的每一個10年，都有發生類似事件，由於不在本文範疇，略而不論）。
自此之後，歷史的發展，一步一步的把明報推到了最激烈的政治漩渦之中，明報也最終走上了「政治報章」的不歸路。
明報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銷量有了突破發展，打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局面。明報5月份銷量，平均達到3萬多份。報社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800平方呎的辦公地方實在不敷應用，1963年明報搬到灣仔謝斐道339號，租用了地下、閣樓、二樓、三樓及四樓，每層樓面積約有1000平方呎。地下是機房，閣樓是資料室，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供員工吃飯的廚房。金庸滿足地說，明報已經是一份中型報紙。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亂。1971年9月13日被欽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由於政變陰謀敗露，匆匆乘飛機出走摔死蒙古。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政務，撥亂反正，但是江青與「四人幫」集團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向周恩來奪權。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大陸向外封鎖消息，外界渴求知道真相，香港的新聞媒體就扮演了提供最新局勢發展、分析時局、預測政局及人事迭換的角色。明報能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是依賴對「文革」的獨家新聞、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加上新聞版位靈活調度、布置得宜，因此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明報銷量也從1963年的5萬份，躍升至1973年接近10萬份。
金庸筆下的社評文字
明報在文革期間進一步引起知識分子關注和興趣的，倒不是明報如何報道、分析文革局勢，而是香港激進左派人士對明報展開了攻擊，包括向金庸寄炸彈郵包、偷換明報出版內容等。金庸也在香港1966年、67年騷亂期間，在社評上向香港居民發出感性呼籲，充分展現金庸這支筆的魅力：「……5月22日下午，當局宣布港島方面自六時半起宵禁，人們紛紛趕着回家，這時巴士卻也停駛了。自中環至北角的路上，只見人湧如潮，個個急步向東，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十分鄭重，千千萬萬人的臉上，看不到半點笑容，當真是一副大難將臨的光景。到得晚間，從高樓的窗中望出去，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使人不禁想起：似乎香港剛經過原子彈的轟炸，整個城市都滅了……」（1967年5月25日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
「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
……」（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隨着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1970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左派及右派卻因此攻擊金庸，說他是風派、牆頭草。
金庸在六七十年代的國事取態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接納，加上明報擁有大量華人知識分子讀者，金庸成了領導人與民眾對話的橋樑。1973年4月，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見面。1998年金庸憶述當時的情景，蔣經國見面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金庸返港後於6月7日起一連18天在明報刊登「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這系列文章中，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持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多了點溫情，多了點中國文化。
1966年至1992年明報安身在北角英皇道651號南康大廈四層單位，1967年暴動後，以640萬元買下整幢大廈，改名為「明報大廈」。
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十五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後宣布封筆，準備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分，活躍在海峽兩岸的政壇上，充分享用過去15年在明報辛勤耕耘的成果。
（
《明報》2018年11月1日）
明報舊臣憶拍膊頭歲月 查良鏞包容 唱反調記者加人工
文：曾錦雯、冼韻姬、羅嘉凝
1984年的銀禧報慶上，一眾明報員工簇擁查良鏞（中）索簽名。（明報前員工提供）
明報在1971年發出第一代職員證，少數人的證件獲查良鏞親筆簽署Louis Cha，花仔當然沒例外。歷經40多年，花仔髮型依舊，只是兩鬢微白，眼袋大了，昔日老闆亦已告別人間。（曾錦雯攝）
在《明報》1984年銀禧報慶上，倪匡（中）、胡菊人（右二）等人與查良鏞（右一）舉杯慶祝。（明報前員工提供）
查良鏞過年時會派利市，利市封印有查字，內裏的鈔票早就花掉了，員工至今留着利市封作紀念。（鄧宗弘攝）
查良鏞於1993年明報周年晚宴上與于品海言談甚歡，同年查改任明報董事會名譽主席，于擔任主席。（《明報》員工提供）
查良鏞35歲創辦《明報》，領導報館員工打天下，續以上市置（致）富，成為一代傳奇。（資料圖片）
酒樓電視播着查良鏞（金庸）離世的新聞，退下新聞火線16年的《明報》老臣子花仔呷一口茶問：「幾時出殯？」記者說查家希望辦私人喪禮，花仔點點頭說，若辦公祭難以想像人潮情况。談起昔日老闆，他徐徐在銀包掏出舊記者證，「我的記者證是查生簽名」，證上「社長簽署」一欄，果真簽上Louis Cha。花仔娓娓道出查先生跟編輯室員工拍膊頭的那些年，以至如何對待唱反調員工的故事。
跑新聞時行家叫他花仔，後輩則尊稱他花哥，明報前副總編輯李廣榮1963年加入明報，往後31年，見證查良鏞在編輯室的歲月。
在79歲花仔的回憶中，查先生創辦明報初年運作簡單，員工沒職員證，搬到北角才有。他仍記得首9名員工的編號，「1號是老細查生，2號是第二老細沈寶新，3號是總編輯潘粵生，4號是採訪主任雷坡，5號是戴茂生（經理部），6號是劉國柱（會計部），7號是副採訪主任「陳非」龍國雲，8號是體育版編輯劉兆基」，9號便是花仔。
蒐文革故事被稱「火車怪客」
花仔說，查生日常不太理會新聞操作，只在個別情况提方向。1967年文革期間內地封閉消息，他建議訪問內地來的人，催生了「火車怪客」。當年包括花仔在內的明報記者，每日乘火車來回尖沙嘴和上水採訪，被行家戲稱為「火車怪客」，那些故事反應佳，同行爭相仿效，後來連港英政府政治部警察也加入做「怪客」，「我們問，他們在旁聽」。
倪匡：九流老闆 舊臣：很隨和
對於查良鏞被指是獨裁老闆、不支持民主發展，並會將個人政見加入社評及編輯部。查良鏞的知心友、作家倪匡指查是「一流朋友，九流老闆」，因他太計較形式、金錢，各方面都太過認真，令伙記未必開心。
人性本身複雜，有不同面向。花仔說，他所接觸的查先生「很隨和」。
他說，查任社長時每晚7至8時才回公司，「先寫小說，再寫社評」，當年員工負責將文稿交去「執字房」，再剪成一段段，分工執字粒，因此推斷金庸武俠小說「都不是預先寫好」。
對於編輯室內不同意見，花仔記得1960年代《大公報》與《明報》就「要核子還是褲子」筆戰，贊成不要核子的查在編輯部會議問各人意見，「我發言，認為要核子」，是唯一反對者，結果「散會時，他（查）拍拍我膊頭，同事以為他『鬧鬼我』，原來不是，他跟我說下月要調整調整，原來是加人工」，花仔說可見查有容人之量。
尊子漫畫諷雙查方案 查：哎吔
後來查良鏞提出具爭議的「雙查方案」，尊子在漫畫專欄內諷刺查處事太保守，如今尊子說：「後來聽聞他（查）跟人說『哎吔，尊子都諷刺我』，但他沒有炒我魷魚。」
對人的包容，花仔說到曾有雜誌高級職員向查先生借了一批傅抱石、齊白石名畫，結果有借無還，那次可說是花仔見過查「最嬲一次」，「那批畫的價值，夠一家人食一世都有剩！」
花仔說，查先生關注編採人員的「品質」，尤其貪污盛行的六七十年代，「明報規定記者不能在外收污糟錢，貪污那些，如知道，即炒」，曾有主管疑收了利益將不重要的罪案新聞放頭條，查知悉後，那主管終自行請辭。
六七暴動 字房煮鉛水防左仔
那個年代，明報曾陷險境，花仔指六七暴動時「好恐怖，左仔用報紙包西瓜刀，通街劈友，明報當年好危險，左仔由灣仔一路巡下來，要找明報燒」。他說當時查先生身在法國，員工自設保衛方案。
「當年字房工友煮晒鉛水，好熱的，百幾二百度，想着如果左仔攻上來，在樓梯倒（鉛水）下去」，幸這場面沒有發生；到查再返報館時，已有兩名政治部人員「傍住」上班。
接林彪死訊 未能求證堅拒刊登
回看與查先生共事的歲月，在編採處理上記憶最深刻的，花仔說是林彪的死訊，當年因無法查證，查決定不刊登。「當年常有內地人來電報料，那一次，有人來電具體說出當年為國防部長的林彪飛機在外蒙古墜毁，一千多字稿件我也寫好了。」花仔說，一年後內地正式公布林彪死訊，現在回看，雖失了一條天大獨家新聞，但尊重有關決定，一來這則資訊當年確無法查證，風險太大，如消息不準，直接影響明報的權威及公信力。
回首多樂事：人工不夠 自豪感搭夠
「人工不夠，自豪感搭夠，因為《明報》新聞權威，大陸、台灣、國際有什麼事，通訊社、日本報紙都引述明報報道。」 回首逾半世紀前的「家庭式」報館，兩鬚微白的花仔說明報記者曾經很快樂。
加薪最多30% 想更多
「那時（1960年代）300元人工，加薪（分）10%、20%、30%，現在來說是天方夜譚。」花仔說那時吃碗雲吞才3毫子，加幅已不錯，但他們想加更多，笑說「加人工Do Re Me」，豈料有「鬼頭」告訴查良鏞，翌年查拍拍花仔肩膀，說「今年不會Do Re Me」，即會加多一點。
明報創辦初期出手闊綽，與查惺惺相惜的作家倪匡憶述，1961年稿費市價每千字3至6元，查給他10元。不過，據《金庸與報業》，在1970年代，明報那些格子名氣漸大，稿費卻不是業內最高，許多人多年沒加稿費。
上市後給老臣子大額支票
然而，老臣子口中的查良鏞始終沒待薄伙記。「上市後，（查）給高級職員一人一張支票，幾錢不要說了，最少六個位，他私人給的，與公司無關，是給老臣子的。」花仔說查從不炒人，有記者拿報館的相機去典當也不炒，只叫經理部批錢再買。
廣東話半鹹淡遭整蠱
那時北角的報館有社長室，查良鏞常在房裏寫社評，不理報館操作。花仔說後來查要戒煙，「有時走出來，借頭借路，笑笑口，（問）今日有乜新聞？還不識做！即拿包煙出來啦！」煙放案頭，查先拿一口，再拿一口，然後走回社長室。
外表嚴肅的查良鏞說話不多，員工對他又敬又畏。有不時接近他的員工說，其實查人很好，在升降機碰上同事，會先打開話匣子，有時會問人住哪裏，但那些被問住處的員工未必聽得懂老闆不鹹不淡的廣東話。嘴角微揚的花仔此時未說先笑：「有時會整蠱他，『查生，你諗掂未？』佢話：『未×掂』」
報館包伙食 新年「開賭檔」
花仔說舊日的報館無壓力，曾在《明報晚報》任採訪主任的第二任查太會帶記者去旅行，上午遊新界，下午上班，過年又會上查家把酒談歡，年初二則在報館「開檔」賭啤牌牌九。平日報館則「三餐無憂」，午飯晚飯消夜有專人煮。明報遷至灣仔時，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有廚房，廚房供員工開餐。這傳統保留至北角報館，那時每晚10幾圍，每圍8人，四餸一湯出自肥伯的手。
後來明報遷入柴灣，廚房變外判飯堂，包伙食換了資助光顧飯堂的飯票，家庭式報館已是上市企業。花仔說不喜歡外判飯堂，始終回味舊時伙食。那美味大概不是加了味精，而是歲月過濾了回憶，只留下甜美。
曾欲低調報民運 編委會不聽
有員工珍藏1989年《明報》30周年報慶酒會的菲林，經電腦軟件還原正像，可見創辦人查良鏞（後右）與沈寶新（後左）。該年報慶先後因打風及北京民運延期至7月初，沒按原計劃邀請明星，只有員工聚餐。（明報員工提供）
談起六四，查良鏞為人所知是他當年辭去基本法草委，還有他在電視鏡頭前落淚談六四。原來在北京爆發學運初期，報館內另有故事，查良鏞一度希望報館保持低調，惟編輯委員會不贊成。
怕過分刺激領導人
在民運報道上，查良鏞與編輯部意見不盡相同。據《金庸與報業》一書，1989年5月北京學運初期，查良鏞在編輯委員會表達希望明報低調處理學運，勿過分刺激北京領導人，但編委會成員不贊成，當中吳靄儀、董橋、夏泰寧的反對聲最響，查良鏞對下屬集體反抗頗為無奈，報館亦跟隨其他港媒大幅報道。至6月4日後發生流血事件，編輯部更加沒顧忌，傾全力報道，明報銷量暴升一倍多，查良鏞也無法再向編輯部下達任何低調處理的指示。
報慶逢學運 停辦宴會
早在當年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首都戒嚴令」，查良鏞便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職務，結束從政生涯。在同一日，明報舉辦30周年報慶宴會，因打風延至同月30日，後來學運升溫，報館出啟事指「國家劇變，國家多難」而停辦報慶。查良鏞於5月31日在明報大廈8樓辦茶會，宣布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其後，查於6月中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談及六四事件時，一邊拭淚一邊說：「在電視機上看到這些屠殺的情况，現在想起來很難過，個人感受……我想是跟每個香港人一樣。」
（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雜說三劍俠
許禮平
2009年，金庸離開《大公報》後第一次回來，參觀報史室（照片由時為《大公報》副刊編輯、在金庸身後陪同參觀的馬海甸先生提供）。
韓非子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但《史記》有《遊俠列傳》作為讚頌。唐後則有「劍俠」之稱，是把「劍」作為行動的特徵了。像鑒湖女俠秋瑾的小照就是拿着小刀的。她把革命精神和「劍俠「精神合一了。而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開始，更流行一種以「劍俠」為題材的「武俠小說「。
但回視建國之初，大陸武俠小說無立足之點。在香港，武俠文化因題材和手法的陳陳相因，亦不太受歡迎。但到1954年，卻因發生了陳克夫與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當時更由何賢為公證。這事令羅孚靈機一動，立約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撰《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連載，出奇地銷量頓升。次年查良鏞以「金庸「筆名撰《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連載，由此，武俠小說和電影蔚然成風，經六十多年而未見頹勢。
這六十年中，金庸是足為武俠文化的代表的。金庸1948 年由上海《大公報》派來香港。1952年籌辦《新晚報》並任副刊編輯。1953年為長城電影公司撰《絕代佳人》及歌詞。1955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1956年為《商報》撰《碧血劍》。1957年離《大公報》入長城電影公司。1958年撰《射雕英雄傳》。
武俠文化在羅孚的催生之初，香港《大公報》有稱「三劍」，是陳凡、梁羽生、金庸。陳凡以《大公報》副總編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梁羽生則是他手下的副刊編輯，後來三人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從1956年10月開始，但不足百日便結束，後來曾結集成書。而所謂「三劍」看來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三人均以寫劍俠小說而見稱於當時。這雖是小事，也足見當時的作者自矜和社會風尚，也可以說是金庸武俠小說事業起點的氛圍。
後來金庸自己辦《明報》，創刊的第三版就設小說版，該版的第一段通欄就是金庸的《神雕俠侶》，佔位一千字。跟着的是宋玉《赤眉女傑》，白祺英《劍馬縱橫記》，另有圖式武俠小說《雙雄爭霸》。這樣更掀起武俠小說的聲勢。在《明報》出版的第六天，其頭版更出現這樣的廣告：「金庸名著《射雕英雄傳》，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台廣播。」從小說到電影、電台，這足令香港興起武俠文化的高潮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武俠文化泯滅于大陸，卻興盛於香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武俠文化的始發點在於中共香港工委領導的左派新聞機構。但也悄然出現過危機。是五十年代末，吳南生招待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夢、傅奇等。金庸在會上提出，能不能將武俠小說拍成電影，當時就有人反對，且對金庸的提議有所責難。幸得吳南生發聲遏止。是吳南生一錘定音，令香港的武俠文化的高潮再延續多年。
吳南生與他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的北宋《羣峰晴雪圖》
就在吳南生「論劍」之後，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勢創辦峨嵋影片公司，改編製作金庸《射雕英雄傳》（上下集，1958、1959）、《碧血劍》（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髮魔女傳》（上下集，1959），風行一時。嗣後長城的《雲海玉弓緣》，邵氏等相繼出品的許多武俠電影，雄霸一方，影響深遠。追本溯源，是吳南生一語，帶出了六十年的興旺。
揆諸歷史，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四季社」（法國的秘密革命團體，宗旨是以暴力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活躍於1837年至1839年）、「正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法國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組織）都是富於俠義精神的組織，帶有民粹主義的味道，如「均貧富」、「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就很有水泊梁山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實馬克思也認可過民粹黨人的綱領。馬克思主義之能傳入俄國，更是民粹者的功勞。當然，「俠義精神」絕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相比，但兩者的出發點和基礎是相近的。
明乎此，老一輩共產黨人熱衷武俠小說就可以理解了。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書去蘇聯，給毛岸英毛岸青，當中就有《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俠義江湖》等。賀龍睡的牀做得很大，以便把書擺滿半張牀，就中即有許多武俠小說。而鄧小平更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習慣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尤喜《射雕英雄傳》，所以1981年鄧在北京接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年三劍俠最早故去的是陳凡，那是1997年。到2009年梁羽生也故去了。2014年去的是羅孚，半年前逝去了吳南生，昨天，查大俠也大歸了。「三劍俠」都已成了歷史。
（本文部分內容節取自舊作《吳南生一語護持香港武俠文化》）
（
《上海書評》2018年10月31日）
書劍蒼茫
陶傑
查先生是很博大的人，如湖如海，多年往來的友好舊部如倪匡、李純恩、張敏儀、蔡瀾等諸君，各取弱水一瓢，皆各有諸般法相，一人之說，眾人之思，時有見山是山、見水非水的觀感。
其實他更喜歡玩，私下言笑不喜太嚴肅的話題。或大半生凡眾折射的道德要求太沉重，或早已看破世界，某國將往何處去之類，這類談資他寧願留給黑壓壓一大片觀眾的論壇。中國人壓在查先生身上的擔子多：知識份子、作家、報人，因此你該如何堅持你的風骨。但他的祖先曾蒙文字獄，家宅曾遭屠戮。他寫袁崇煥評傳，用英國史學家的筆法，敘事引據，析理釋疑，講到袁崇煥愛國落得個凌遲處死的下場，不忘提醒讀者：北京的市民，撲上去用錢買他碎割的肉來吃，這位袁大英雄，正是出頭保衛他們性命的將領。
所以一切實不必再闡說。他的小說，不同的主角和人物，由青年寫到中年：家國千愁，人生百感，情仇激揚之處，生死踟躕之間，名利與道義的交界，光明與黑暗的邊緣。作家和他筆下的主角，一樣是凡人，除了娛己娛人，還是不斷如哈姆雷特之To be or not to be的獨白，觀世劫於途邊之傾，不免一次又一次的藏天問於胸臆，也是紀錄悲苦探索真理的自語。
金庸不需要寫自傳，其心路歷程早就折射在小說裏。有如中國其實並無、也不需西方意義的哲學體系，詩人和散文家蘇軾夜遊赤壁，一舟遊江賞月，除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文字視覺美學，由景入情，以情繫思，論定「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哲學了。查先生一生業績，與其代表的價值觀，或須辨其小說與現實之別。加上既為文人，亦為報老闆，感性與理性並發；小說在大陸發刊，權衡利弊之傾，本我與角色相易，「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個寫得出「天龍八部」的人，當可時時將自己置於吉凶變幻的不同處境之中，有時是真言以警世，有時是台詞以戲世，有時則套話以酬世，一般人不易明白。
查先生一生筆耕而勤業，也很勞累了。他還沒有說出來的故事太多，說不出來的淒酸更多。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當年讀他的倚天屠龍記，見此頌歌，幾許有情人當曾怦然悲慟。然而他是學佛的人，如錢塘潮起，靈飈轉處，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參悟端詳。民國傳下來的參天一炬，他也終淡幻為一隻紙船上的燭光，在雲水迷茫處漸遠去了。
（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1日）
瑣憶查先生
陳子善
左起：金庸、饒宗頤與陳子善於1999年留影。（圖：陳子善）
1999年4月，我在香港。那天到天地圖書公司拜訪時任「天地」副總編輯的孫立川兄，他說你來得正好，明天「天地」尖沙嘴門市部開張，你能參加開幕式否？他還告訴我，查先生（金庸）和饒宗頤先生都會到場。這對我當然是個大好消息，饒先生已經拜訪過，查先生還無緣拜見，借此機會正可請益。第二天上午10時半，我就趕到尖沙嘴門市部，過了一會，立川兄也到了。近11時，查先生和饒先生同時到達。饒先生記憶力真好，一眼就認出了我。立川兄向查先生介紹：這位是上海來的陳子善。查先生笑了，說：噢，陳子善，我知道，董橋文章中提到過你，我也讀過你的文章。我想，這後一句，應是指《明報月刊》發表的拙作。我們四人聊了一會天，立川兄不失時機地拍下了我與兩位前輩難得的一瞬間。可惜我當時忘了找一本查先生的武俠小說請他簽名，事後懊悔不已。直到數年後加拿大一位查先生老友檢出他所藏的查先生簽名本贈我，才稍稍彌補了這個缺憾。
我與查先生僅此一面，卻難忘。我寫過一篇小文，介紹查先生早年以林歡筆名出版的《中國民間藝術漫談》。此書1956年10月由香港長城畫報社初版。感謝董橋先生送我這本小書，讓我知道了查先生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和政論社評之外，還有另外一副同樣也是了不起的散文筆墨。書中對1956年6、7月間「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港演出的歌舞和京劇節目，對1954至56年間在香港上映的中國傳統戲曲電影，都作了精彩的點評。不妨再次引用查先生評論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文的起首：「在我的故鄉杭州一帶，有一種黑色的身上有花紋的大蝴蝶。這種蝴蝶飛翔的時候一定成雙作對，沒有一刻分離。在我們故鄉，就叫這種蝴蝶作『梁山伯、祝英台』。這種蝴蝶雌雄之間的感情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小孩子如果抓住了一隻，另外一隻一定在他手邊繞來繞去，無論怎樣也趕它不走。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家裏人看着這對在花間雙雙飛舞的美麗的蝴蝶，給我講了梁祝的故事。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間有哀傷和不幸。」寫的多麼細緻、平實而又生動，引人遐思。我這篇小文在南京《東方文化周刊》刊出後，引起了南通一位「金迷」的注意，他託人找到我，希望得到《中國民間藝術漫談》的影印本，我滿足了他的要求，我們從此訂交。而他後來也找到機會，請查先生在這冊影印本上簽名留念。這一切，不都是源於查先生文字的魅力嗎？
查先生曾巧妙地將其十四部武俠小說每部書名中選出一個字集成七言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我一直認為，查先生執20世紀中國武俠小說之牛耳，他的武俠小說不僅是香港文學史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史中不可或缺的燦爛篇章。然而，在查先生所營造的、使無數人入迷的武俠世界之外，像《中國民間藝術漫談》這樣抒發真情的散文集，在全面評估查先生的文學歷程時，也是不應遺忘的。
查先生以94歲高齡謝世，世間再無金大俠。但我相信，他在文學、政論和新聞出版等眾多領域裏劃時代的傑出建樹，一定會不斷被後人研讀和探討。書比人長壽！
作者簡介：教授、文史研究者，近著有《從魯迅到張愛玲》等。
（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鹿鼎記》英譯者：筆下故事永饗讀者 查良鏞英文名Louis 源自《金銀島》作者
明報記者 羅嘉凝
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金庸」的著作被譯成多國語言，其中《鹿鼎記》英文版譯者、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說，金庸筆下的韋小寶絕對是其中一個最令人難忘的中文小說角色，而金庸小說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形容金庸離世屬華語文壇一大損失，但相信他筆下的故事將流傳下去，為讀者帶來快樂。
早在80年代已認識查良鏞、現居新西蘭的漢學家和翻譯家閔福德，聽聞金庸死訊後，回應本報查詢時特撰文以悼念查的去世，形容為華語世界的一大損失，但相信金庸著作將一直流傳，讀者翻閱其著作，即可窺探到中華文化，得到快樂。他指金庸武俠小說有傳統中國歷史文化，配合電影生動敘事模式，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因此被比擬為法國小說家大仲馬。
閔福德過去曾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教授，現屬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語言學院榮休教授。他過去與老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譯過全套124回《紅樓夢》英譯，被視為有關《紅樓夢》英譯的最佳版本，其他英譯本包括《孫子兵法》、《聊齋志異》、《鹿鼎記》、《易經》等（見表）。
80年代相識 充當查傳譯公關
早於80年代，閔福德經朋友宋淇介紹認識金庸，他透露金庸英文名字Louis，是因其仰慕英小說家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有《金銀島》）而來。由於閔福德的老師柳存仁與金庸份屬好友，柳存仁提議由閔福德翻譯金庸其中一本小說，金庸遂授權閔翻譯，隨後二人經常會面。至1994年1月，金庸出席澳洲悉尼作者節，閔福德更曾充當其傳譯及公關。
閔福德其後與妻子與外父3人，花近10年翻譯《鹿鼎記》，用了不少時間蒐集康熙時代的歷史背景，英譯本的《鹿鼎記》只有3卷本，有別中文原著的5冊，於1997年陸續出版。他表示，金庸對他們刪減了他的作品不太高興，但他與外父均覺得已把握到原著精粹。他欣賞主角韋小寶，是其中一個最難忘的中國小說人物，認為韋小寶是個樂天、懶惰、是非難分卻異常討人喜歡的流氓。
英譯本刪至3卷 金庸不太高興
早前有人問閔福德為何沒全譯金庸作品，他曾表示金庸小說裏的招式很難以英語來表達，硬譯出來，讀者也不懂。而《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則曾表明，在英譯者之中，金庸似乎對閔福德的譯本最感滿意。
（
《明報》2018年11月2日）
陳子善
香港研究張愛玲的吳邦謀兄在臉書中說：今早於內地某一拍賣行舉行的拍賣會中，富有爭議的拍賣品 :「張愛玲致林玉信札三通」，由起拍價30萬人民幣，經過32輪競價，終以人民幣100萬成交，連15%佣金，合共人民幣115萬，即約港幣125萬，打破張愛玲書信以往拍賣紀錄。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