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森
我出世得早，沒有經歷過高錕做中大校長的年代。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是高校長對同學們不同意見的尊重。
大學改制，擔任港事顧問，高校長出席學生論壇，受盡發言同學的批評指摘諷刺揶揄，高校長始終面露笑容，氣定神閒回應。
在學校慶典中有同學抗議搶咪，遞上裝在安全套內的抗議信，不少人認定等於公然侮辱，但高校長還是欣然接受。
時任學生報記者的周保松在現場訪問高校長，會否處分學生，高校長反問，學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為何要受到處分？
高校長的取態，受盡大學管理層的質疑，指他過分縱容鬧事同學。高校長卻說，要容納不同意見，大學理應如此。
無論是說縱容學生還是包容異見，都是上下尊卑，但高教授自始至終，都用平等尊重的態度看待與自己不同意見的同學。
科學精神，不應區分上下尊卑。上世紀六十年代，高教授鑽研光纖理論，並預見光纖通訊會為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當時被科學界視為不切實際的天方夜譚。某種意義上，高教授何嘗不也是科學圈子內的異議分子。
經過十年二十年的鍥而不捨，一家玻璃器皿的公司，終於製成一條全無雜質的玻璃棒，用科學實證，證實了高錕教授嘔心瀝血的光纖理論，自此成為改變世界的科學革命。
平等對待，摒棄偏見，科學精神如是，大學教育當然更應當如此。
但今天的中文大學，香港的大學教育，以至整個香港每個領域，自設禁區，自我審查。有些問題不可以談，要講就要早下結論，爭相表態，稍越雷池，就會觸犯天條。保安干預學生活動，動輒召警進入校園，刑事檢控參與學生。主張兼容並蓄的高教授，如果今天仍是大學校長，不知有何感想？
悼念高錕教授，哀我大學教育，痛哭香港淪喪！
（《明報》二Ｏ一八年九月廿六日）
吃碟頭飯的高錕
纎纖
高錕走了。
這陣子，大家讚揚他對世界的貢獻、對太太的愛、對學生的好，而作為一個採訪過他的電視人，我很想作一點補充：他擁有高尚品格，謙厚、率真、善良，人前人後表現如一。
在電視圈工作多年，自問接觸過很多界別的名人（包括真名人、偽名人）。鏡頭前，名人們要多好、有多好；鏡頭後，未必就不好，但總有丁點落差。唯獨高教授──一個影響世界、本該就高高在上的巨人，卻竟是毫無架子，對我等small potatoes即所謂的小薯，也尊重、信任。
「這是我家的電話號碼」
2002年夏天，當年在亞洲電視工作，為籌備節目而搜集資料，其中一位目標人物，是光纖之父高錕。
話說當年，由於一直找不到他的聯絡電話，唯有用最土炮的方法──白撞。得悉他將會出席一個公開講座，於是我走去「聽Talk」，內容具體是什麼已沒印象，只記得講座結束，我就急步上前、非常唐突地把他攔下來，道明來意，然後，他就給我一個電話號碼，他家裏的電話號碼！
那刻，我真的很感動。
攔截名人，沒有保安、助手來留難，已經令人意外，問名人們要聯絡方法，對方亦大可用公司、助理來應付，高教授給我的卻是家裏的電話號碼！不會說是我的誠意打動他，因為有採訪經驗的人都明白，約名人訪問，誰不是滿懷希望，充滿誠意呢？就算找自己台的藝人，也得過五關斬六將，高錕的爽快和隨和，確是難得一見。
「一起吃碟頭飯吧」
取得聯絡，下一步是安排拍攝。
節目由籌備到完成，從來都是困難重重，若牽涉名人，唯恐「招呼不周」，更會添煩添亂。不過高錕這位名人，卻完全沒有為製作組帶來額外的煩惱。
由於節目講的是高教授的故事和成就，除了香港，我們還邀請他到英國拍攝。「十幾個小時的機程，坐經濟艙會否不習慣？」我厚着臉皮問。「可以呀！」他微笑着答。「因為要趕去下一個拍攝場地，未必夠時間好好地吃午餐。」我試探。「要快的話，我們去唐人街，一起吃碟頭飯吧！」他提議。簡單來說，他主動地和我們平起平坐，不像一般名人。
印象更深的一幕，發生在香港。因節目需要，我們約他在香港補拍一些鏡頭，要求他做一些如雙手在空中比畫的動作，供後期製作用。那天，在人來人往的路上，他沒哼半句，完全按指示做。事後，我忍不住問高教授，做一堆看似無謂、古怪的動作，為何他不問理由？難道他不質疑或奇怪嗎？他說信任我們的專業，尊重我們的設計畫面，自己又唔識，毋須多問。
面對巨人如高錕，但覺自己是「蛋散一件」，節目不夠特別，亞視更是一個霉台，才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卻表現友善，百分百信任，對每一個人，都是真誠地尊重。
這麼多年來，拍攝過的名人，在鏡頭後比鏡頭前更好、更感動我這小薯的，就只有他。
作者簡介：從事電子傳媒接近30年，先後任職無綫、有線及亞洲電視等
（《明報》二Ｏ一八年九月廿七日）
離不開玻璃的一生──念高錕教授
文：許迪鏘 編輯：袁兆昌
作者與高錕教授同行（於油麻地百老匯戲院側，照片由作者提供）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作者：高錕；譯者：許迪鏘；出版：三聯，香港：2005.07.01
編按：十數年前，香港作家許迪鏘為高錕翻譯傳記《潮平岸闊──高錕自述》，其間二人就出版事務交流。後來，書籍因高錕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而洛陽紙貴。高錕辭世，許迪鏘憶人談書，與讀者分享一二。
當然不會忘記那個遙遠的夏日午後，我來到灣仔高錕教授的辦公室和他商談他回憶錄的中譯細節。教授相當平和親切，說廣東話，尤其令人舒服。我們預先說好，回憶錄出版後，版稅全撥給我，直到某一個數目，才支付給教授。教授拿出紙筆給我計算，書銷售多少，我會得回多少報酬。計了一輪，他說：噢，這是用美元計，我用港元再算一次。算了兩算，我說，不用算了，無論得到多少，這工作我做定了。教授做簡單算術兢兢業業得像個小學生，很難令人相信他是個科學家、工程師。稍定過神來，他開始跟我簡介光纖理論和運作，他畫了一個圖，解釋說光從這邊射進去，這般如此由另一邊透出來。這幅圖，我日後反覆看了幾遍，都看不明白，就丟在一旁，也許最後流落到字紙簍裏。
編輯爭取的開筆費
教授長期擔任行政工作，做事有板有眼，絕不馬虎。他信任回憶錄準編輯余非就譯者的推薦，不一定就必然信任我。在我拜訪他之前，他的秘書Melody小姐給我傳了一小節文字，要我試譯。文章內容我仍記得，講的是現代科學進步，有一天，人類的壽命將達到一百五十歲，到時，人將花五十年讀書學習，五十年工作，然後五十年退休玩樂。我想，一個含着銀匙出世的二世祖，只需花五十年學習──不學習哪懂得玩樂？那就可以玩足一個世紀，啊，那將是一種怎樣的人生？一個怎樣的世界？試譯傳了過去，秘書小姐說會安排和教授見面。余非給我爭取，無論工作給不給我，都要支付五百元。我輕易就賺了幾百塊錢開筆費，算是有一個好開始。
一部「雙自傳」
許多年後教授的回憶錄出了英文版，教授太太黃美芸女士寫了一篇前言，那我才知道，高太當年也有意寫自己的回憶錄，她知道教授已動筆，決定放下自己的計劃，助教授完成寫作，並在書中融入與自己有關的部分。難怪我邊譯邊覺得，這其實是一部「雙自傳」，即高教授和高太的合傳，高太在書中的經歷，同樣精彩。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授向高太的母親提親，但因高太的兄長還沒結婚，按傳統弟妹在婚姻上不能「爬頭」，未來岳母大人果然斷然拒絕，最後，「美芸把鑰匙清脆的呯一聲拋到地上，就和我邁出家門」。我以為，這清脆的呯一聲就是現代女性主義最響亮的宣言。
我在二ＯＯ一年開始翻譯回憶錄，因手頭一直有別的工作，譯得很慢，有一次教授打電話來問進度，他是那麼溫和的人，就連我這樣的小蝦蟆也可以向他發脾氣說：我可以把譯好的全交給你，分文不收。教授趕忙說，沒問題，你繼續。我繼續到二ＯＯ五年初才把全部譯稿交出去，《潮平岸闊──高錕自述》二ＯＯ五年七月由香港三聯出版。一兩年間書賣了千來部便停下來，我拿了萬多元「版稅」，倒比想像中要好。沒有人可以預料，教授在二ＯＯ九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我也得到一筆意外的「獎金」。二Ｏ一Ｏ年，本來就應該出教授自述中文版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原文版，仍用教授的原題A Time and a Tide。
光纖之父或有多個
教授獲獎後，我問過香港大學出版社對教授自述英文本有沒有興趣，他們表示當然有。三聯時任總編輯陳翠玲（現任中和出版社總經理）認為，她們既出了中文，也很願意出英文版。一天早上，她和我同到中文大學見高太，這也是我頭一次認識Melody小姐，雖然接觸不多，仍可察覺出她是處事很有條理的人。教授身邊必然有許多能幹的人幫助他，才可以讓他安心處理自己的事業。我們提出要求，高太的思考十分敏銳，簡單的問幾下，便掌握了出版過程的細節，她問，書有編輯，即是可以有權改我們的文字？陳總說，是的。高太說，那可得再想一想。過了好一陣子沒消息，書終由中大出版。也許中大出版社答應忠於原文，教授敘事中一些微細的事實差誤我已在中文改正了的，在英文版保留下來。
教授立志改善通訊的效率，源於一次到電話公司打長途電話的痛苦經驗。上世紀六十年代以還，全球經濟起飛，通訊需要激增，必須解決電纜荷載不足及傳送緩慢的問題。光傳導理論在五十年代開始成形，光速自然比空氣傳導快得多，高教授通過實驗證實光傳導的可能，他在書中有解釋運作原理，比方：「在拋物線形的斜射下，不論光線是同軸射出還是以某一角度從同軸的方向射出，光線在光纖中會以同速前進。在發出開／關脈衝時，若脈衝用筆直的纖心傳送，會有一定程度的扭曲，但如果纖心呈拋物線狀，脈衝便不會有任何變化。這意念是受共聚焦鏡原理及其後的氣體鏡原理啟發，兩個原理都是在發展光纖傳訊初期提出的。」我對這些文字有多理解？零，只是硬譯。一個在電訊局任職的朋友讀過這部書，我問他明不明有關章節說的什麼，他說明，我才稍稍放心。
玻璃般的清澈透明
若真有「光纖之父」，讀教授的書，我相信光纖可能有幾個父親。那時他的同行都在做着相近的研究和實驗，彼此存在一種無形的競爭——鬥快。實驗證明光傳導可行，下一個棘手問題是解決光信號衰減，這需要一種純度極高的玻璃纖維。教授周遊列國，尋遍著名的玻璃製造廠，就是要找出無瑕的玻璃。後來Corning（康寧）以嶄新技術做出科學家夢寐以求的成品，不久商用光纖誕生，由是改變了整個世界。
二ＯＯ九年十月某夜高太接到來自瑞典的電話，告知教授獲獎。過去教授好幾次獲得重要獎項，都是在半夜得到消息，她聽完電話，大概說句That's fine，就上牀繼續睡覺。這次獲得諾獎，高太向他轉告，我嘗試用俗話演繹教授聽後的回應：諾貝爾？呢個獎好似幾勁。雖然幾年前他已確診患上認知障礙，這仍符合他一向處事的本色。他就是如此一個純粹清澈的人，能夠在中大校長九年任內完好無缺的出來，我認為才是一個奇蹟，注定他一生與玻璃打交道。當年他在國際大機構雖然任職高層，身為華人，他始終感覺到有一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妨礙他上進，因而毅然接受中大的委任。
光纖通訊的大潮不知翻過多少重波浪，教授早已淡出，今亦遠去，他的遺產，光纖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人的光明磊落，天真自然，那比玻璃更明淨的一種品質。
作者簡介：曾任《大拇指》、《素葉文學》、素葉出版社編輯。著有散文集《南村集》、《形勢比人強》等。《潮平岸濶──高錕自述》中譯者。
（《明報》二Ｏ一八年九月廿八日）
自由比容忍重要──懷念高錕校長
文：周保松 編輯：袁兆昌
高錕校長逝世後，我偶然在《壹週刊》網頁讀到一篇陳惜姿寫於1999年的高校長專訪，上面有一張一般讀者不會留意，但卻教我難以平靜的照片。
照片中的高校長，身穿深色西裝，雙手拿着一冊剛出版的《中大三十年》，眼睛卻盯着一位穿著黑色T恤的男同學遞過來的一隻吹脹了氣的透明避孕套，一臉尷尬。高校長身後不遠處，是面帶笑容的高太太黃美芸女士。高校長當時並沒有接過避孕套，不過如果他接過並打開的話，他將發現裏面裝着一張捲起的小紙，上面畫着一位象徵標準中大學生的卡通，旁邊還寫滿各種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的字句。以我理解，這些同學希望藉着他們的行動，刺激大家對大學教育有更深的反思。
相片攝於1993年11月13日下午4時多，地點是百萬大道，場景是中大建校30周年開放日。高校長當天早上剛經歷完開幕致辭遭學生衝上台搶咪，下午便又若無其事地回到百萬大道參觀學生團體的攤位，結果再次受到同一批學生的抗議。
為什麼我那麼清楚？因為我當時就在相片旁邊，並將學生報剛剛出版的《中大三十年》遞給高校長。雖然已是25年前的舊事，因為這張相片，高校長的音容身影，彷彿又在眼前。
兩件大事的是非對錯
高校長走了，歷史又被重提。1993年，我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的記者兼編輯，因此見證了和高錕校長相關的兩件大事，即3月的港事顧問事件和11月的開放日事件。由於年代久遠，今人對於事件發生的歷史脈絡，不甚了了也興趣不大，因此媒體在懷念高校長時，往往也就是大而化之地讚美高校長具有異於常人的涵養和氣量，卻甚少往前多問一句：高校長當年的應對和選擇，到底反映了怎樣的一種大學理念。
先說明一個事實。大家今天都在頌讚高校長，但當年高校長對開放日抗議學生不作任何處分的決定，在大學管理層和校友組織，幾乎得不到任何支持，甚至不少教師也認為他軟弱無能和治校無方，因此在他離任時對他評價甚低。
事情倘若發生在今天，我相信高校長承受的壓力一定會更大，得到的支持將更少。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許多關心中大的人看來，高校長這樣是做錯了，他的寬容其實是縱容，而自由必須要有限度和底線。越過了底線，便不應該再忍，否則只會壞了大學聲譽，同時害了學生。
這類言論並非那麼難以理解。看看中大和各書院的校訓，博文約禮也好，誠明也好，止於至善也好，都是要求培養學生成為有德之人。學生離德，便須教；不教而縱，便是師之過。從傳統儒家教育的觀點看，自由不是教育的最高目標，做個有德有禮的人才是。更何况，自私一點想，這些學生也在當年3月大力反對高校長出任港事顧問，如果校長利用這個機會懲誡一下他們，外界肯定不會非議，說不定還能提升他的管治威信。
這些道理，高校長一定聽過不少。他聽過了，認真考慮了，最後仍然頂着重重壓力不對學生作出處分，那麼他肯定是有自己一套對大學教育的想法，否則他難以向人交代。這套想法，和他最初提出的光纖理論一樣，曲高而和寡，大部分人覺得不可理喻。不同的是，今天人人在使用光纖且對他心存感激，但他的教育理念卻知者寥寥，雖然大家都說他是個好校長。
既然是好，那麼好在哪裏？好在高校長夠寬容，能有雅量容忍學生的異見怪行。也就是說，他有很好的個人涵養。我認識的高校長，確實是這樣一個人。跟隨了高校長10多年的私人秘書也說過，她從來未見過校長發脾氣。不過，如果我們理解容忍不僅是一種個人修養，更是一種治校理念的話，將會發覺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容忍或寬容（toleration）並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值得稱道。例如對許多反對高校長的人來說，學生的行為既然是錯的，那麼就不該容忍。容忍不值得被容忍的，不是美德，而是軟弱怕事，欠缺原則和承擔。
校園內外的主流意見
觀乎香港的大學近年各種爭議，校方往往選擇用相當不寬容的方式對待學生，他們辯解的理由，往往不是說寬容不重要，而是說學生的行為已經嚴重超出某些界線，因此必須強行制止。換言之，當我們稱道容忍作為一種美德時，必須對被容忍的人和事有個先在的價值判斷：他們至少在可接受的道德範圍之內。是故高校長當年的決定，是否值得肯定，便不能大而化之地抽離這個判斷來談。而根據當時校園內外的主流意見，學生的行為是不值得被容忍的。
其次，「容忍」作為西方思想史上一個重要政治概念，通常有兩重意涵。一、容忍者對被容忍者的思想和行為，有一種負面的，甚至厭惡性的道德評價；二、容忍者完全有能力去影響和懲罰被容忍者，因此雙方存在着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容忍作為一種美德，實際上是說：我雖然很不認同你的信念和行為，但卻有意識地約束自己對你不作出干預。
由此可見，容忍，和不在乎（indifference）、尊重及欣賞，是完全不同的態度。容忍者是既在乎自己也在乎對方的信念，同時既不尊重也不欣賞對方的信念，但卻基於某些理由，選擇了不干預對方的行動。這些理由，構成了容忍的基礎。不過，既然容忍與否的主動權在有權者手上，那麼容忍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往往相當脆弱和不穩定，因為它最終視乎容忍者的主觀意志。
胡適先生1959年寫過一篇有名的文章〈容忍與自由〉，發表在他有份創辦的雜誌《自由中國》，呼籲當權者要有容忍異己的雅量，而「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台灣當時的統治者是蔣介石，而《自由中國》在1960年即因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及嘗試籌組反對黨而遭停刊，主編雷震入獄10年。由此可見，將個人自由建立在當權者容忍的雅量上，確是極不穩固。與此同時，被容忍者由於處於弱勢一方，自己的信念和行為又受到強者的負面評價，因此往往會感到屈從、恥辱及難以肯定自己的尊嚴。也就是說，容忍雖然被視為美德，但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們對當權者仁慈的容忍過度肯定，有時反而會忽略了制度本身的不公義（例如這種權力關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又或被容忍的信念和行為本身就沒有問題），又或會助長不合理的權威崇拜（例如你本來理應受到懲罰，當權者卻大人有大量，故此你應該感恩戴德），又或將一所大學以至社會的自由建基在當權者的個人特許而非制度的保障上。
說了那麼多，我到底想說什麼？我想說，如果我們理解高錕校長對抗議學生的不處分是一種對學生的容忍，那麼他就得面對我在前面所說的問題。例如他的容忍要麼是道德上錯的，要麼是站在強者一方對學生的行為作出負面評價後的結果。如果是前者，高校長便不值得我們讚美；如果是後者，中大校園的多元開放便是高校長的個人仁慈所致，因此是不穩定的，同時那些被容忍的學生也不會因此而覺得受到真正的尊重。
科學精神管理大學 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如果不是容忍，我們是否有別的更好的方式來理解高校長的治校理念？
以我理解，高校長真正的想法是，這些同學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他必須尊重這種自由，因為這是同學應有的權利，而不是他的施捨和特許。既然是權利，即使高校長內心對學生的行為有多麼的不樂意不認同，他也沒有十分正當的理由去懲罰學生。不過，從高校長後來接受媒體採訪來看，他對這些同學敢於站出來表達對大學對社會的關心，其實是暗暗欣賞的──即使他們的手法相當出位。
尊重人的自由權利和容忍自己不喜的異見，是兩種不同的理念和態度。前者預設了對方是平等獨立的理性主體，有自己的自主性，因此也就完全可以有異於他人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權，那麼自由的實踐就毋須仰賴當權者的仁慈，也不應受到當權者負面評價的影響，而是該得到制度的充分保障。當然，擁有自由的權利，並不意味人可以為所欲為，以及不需要遵守一些行使自由的基本規範。
我的說法有道理嗎？很遺憾，我當時年紀輕，沒有能力和高校長討論這些問題。高校長作為一個科學家，估計也不會像我這般做這些細微的概念區分和道德考量。但就我當年的觀察和體會，高校長確實不是以一種容忍的心態對待學生。
校政與美德
我記得當年的學生報，每一期對大學都有不少尖銳批評，當然也包括高校長。高校長當然知道我們的立場和態度，但每次我們要求採訪，他都從不拒絕，而且總會誠懇認真地回答問題。我那時經常和學生報的同學說笑，只要見過高校長，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你沒法恨他，因為他的誠懇會很快感染你。
公關部職員也曾告訴過我，每期學生報一出來，校長就會叫校長室的人認真看一遍，然後將報道寄給相關部門跟進。經歷了1993年兩次大抗爭後，高校長也一如以往每年寫一封信給學生會和學生報，答謝我們的努力，同時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幫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這些事，高校長從來沒有公開講過。
說句老實話，我當時並不覺得高校長這些舉動有什麼特別。但我後來慢慢體會到，即使在和學生關係最差、受到最多批評的日子，他也從不視我們為敵，而是對我們有着基本的信任和尊重。今天的同學或許難以想像，當年港事顧問事件發生時，大字報多到貼滿范克廉門口數十塊流動宣傳板，甚至連地下都貼着批評他的文章。而在我和他的訪問中，高校長從來沒有投訴和抱怨，也從沒有流露過半分不被理解的委屈──而我在某次訪問後的新聞標題是「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
真箇是當時只道是尋常，現在人到中年，我才明白這實在不容易。
現在讓我們去到最核心的問題：既然不是容忍，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高校長如此尊重學生的自由權利，並將這個權利看得比個人榮辱和大學聲譽還要高？
我認為主要的原因，來自他的科學精神。高校長是一位科學家。科學的終極精神，是追求真理。要發現真理，就必須要有充分自由的學術環境，容許師生在沒有顧忌和恐懼下自由探索。在科學的世界，沒有權威是不能挑戰的。家長制、對主流的盲目服從、意識形態教育，和基於某些政治目的而限制人的思想，都是科學最大的敵人。要在學術上有突破和創新，就必須鼓勵異見，必須對常人眼中離經叛道的觀念給予最大的包容和尊重。
我認為，對高校長來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先生語）是科學之本，也是大學之本。他的科學精神和大學理念，一脈相承且一以貫之。正是這一點，使得高校長成為真正的教者。
這不是我的主觀臆測。例如在陳惜姿的訪問中，有以下對話：「要培養一個像你一樣出色的科學家，要有什麼條件？」「我讀科學最大的優勢，係待人處事都用開放的態度。」「最好的環境，就是父母沒有限制我們應該做什麼。」又例如高校長公開說過：「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
科學精神和大學理念
我有種感覺，高校長整個生命，都是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我們因此見到，無論在什麼時候，他總是那麼隨和謙遜和處之泰然。也正因為這樣，高校長在開放日當天被學生搶咪後，面對我以記者身分的提問，才會自然而然地回應：「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最教我震撼的，其實不是高校長說了什麼，而是他回答我時的那份神情和語氣。他好像是在說，事情本來就該這樣，即使他是光纖之父和中大校長，也該是這樣。而我們從高太太後來的回憶中知道，高校長回家後，和她說了句「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呢」。
除了科學精神，我想高校長也會同意，一個自由開放的大學環境，對培養學生的個性同樣重要。什麼是個性？就是每個學生都能通過生活的實驗，了解自己的性格和志趣，追求和實踐自己的理想，從而活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正如哲學家密爾（J. S. Mill）在《論自由》中所說，實現個性是活得幸福的重要條件。而人要有個性，社會主流就不能動輒以習俗和權威之名，扼殺人的自由發展，而是必須承認和尊重每個個體都有自己的獨特性，都有權活出自己喜歡的模樣。
高校長走後，我在網上看到不少昔日同窗都在緬懷當年中大的自由環境如何培育和陶冶了他們的心靈和個性。是的，自由像風，摸不着看不到，但卻實實在在滋潤我們的生命。我們用我們活着的人生，印證自由的美好。
如果我還有機會和高校長聊天，我相信他一定會同意，自由是大學的命脈。沒有自由，大學將什麼都不是。今天香港教育的主事者，以至我們每個人，如果看不到這點並共同努力守護大學搖搖欲墜的自由，那將是對校長最大的辜負。
最後，讓我說個小故事。
1994年，《中大學生報》刊登了一個同學的文章，投訴某位老師的課程檢討出了問題。這事引發軒然大波，甚至將我和學生報捲進官司之中。我大學生活最後一年，為此筋疲力竭。1995年5月，高校長叫我和幾個同學到大學行政樓，交代事件最新發展。臨離開時，校長拉我到一邊小聲說，此事大學有做得不妥之處，事情現已解決，你可以放心畢業。
那是我最後一次和高校長對話。
高校長，謝謝啊。再見。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明報》二Ｏ一八年十月二日）
真正的教者──側記高錕校長
周保松
「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
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1
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八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
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運動。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運動，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青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1]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及學運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著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這裏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
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唯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
中大學生會有很長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八九年剛過不久，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裏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莊」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干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張力。
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卻很少嘗試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2
1993年距九七主權移交，還有四年。那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
1992年7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報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發展步伐。這個方案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雙方關係陷於破裂，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其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佈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29日發出聲明，指港事顧問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導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月30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有五十多位同學帶著橫額，遊行到中環恆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裏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六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月31日早上11時，高校長踏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著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著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著長隊等著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著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
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着羣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就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對方「猜疑」及「弊多於利」。有學生批評高校長六十歲了還如此天真，竟以為港事顧問可以和政治無關。他回應說：「你們說我太天真了，我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2]
論壇去到最後，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製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作為中方的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相片在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發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月1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着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再次訪問高校長，問他一年來做過什麼，他說沒有參加過任何港顧的正式活動，也沒表達過什麼意見。我當時為這宗新聞起了個標題叫「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4]
報紙出來後，有個書院輔導長見到我，說你們這樣寫校長，難道不怕得罪大學嗎？我當時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真的沒想過。我那幾年辦學生報，雖然對學校有許多批評，但從來沒擔心言論會受到限制，也沒感受過來自學校的壓力。當時的中大，百花齊放。除了學生報和大字報，還有許多我們稱為小報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論大膽出位，放在范克廉樓任取。我們自己也知道，校內校外都有聲音，要求學校管制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終沒有行動。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來多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導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
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完。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過頭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
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1995年高校長宣佈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即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3
1993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1993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裏拿著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呆呆站著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
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著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哄，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辭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着。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
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醜相，讓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
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然後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
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4
我1995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
大約是2000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
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這些同學是我大學生活中見過的最有理想最獨立思考也最關心社會的人。他們許多畢業後一直堅持信念，在不同領域默默耕耘，推動社會改革，並取得不同成就。
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
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幾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
2009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
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
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
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所以能頂住重重壓力保護學生，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
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
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此，當年我們這羣最「不聽話」的學生，今天才會那麼懷念高錕時代的多元開放和有容乃大。
說來慚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體會這點道理。
5
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十五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
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
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所患的病，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
十八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著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著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1995年春天，高錕校長即將離任，出席中大學生會主辦的校長遴選論壇。
[1] 《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1993），頁15。
[2] 《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3]《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4]《中大學生》，第92期（1994年4月）。
*本文收在《在乎》一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周保松臉書二Ｏ一五年八月七日）
【高錕99年專訪】一直從事先知工作
陳惜姿
高錕一直以來都是個先知。三十三年前，他發明了一條頭髮般幼的光纖，傳送訊息量上速度等於一束飯桌面般粗大的銅線。今日一條電話線能傳送一套電影，就是因為他的發明。三十三年後的今天，光纖才鋪到你我家門，他已經開始為他的發明而不安。當年研究這東西，從沒想到會發展成今日的模樣，將來還有多大威力呢？他又不知道。他關切地問記者：「你覺得現時人類面對最大問題是什麼，你要回答我！」人類的難題，一直就是他的難題，六十六歲的身體，仍謙虛地肩負着這等重擔。
今年五月，「光纖之父」再得殊榮，是耶魯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一同得獎的，是美國聯邦儲備局局長格林斯潘。這已是高錕第九個國際著名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至於國際大獎，更是無數。
「要培養一個像你一樣出色的科學家，要有什麼條件？」記者問。
「我讀科學最大的優勢，係待人處事都用開放的態度。不要固執，想通一點就好。」高錕說。
「最好的環境，就是父母沒有限制我應該做什麼。」
童年
高錕的童年，是一個典型的科學家成長故事。他三三年在上海出生，住在法租界，小學讀世界學校（即今日的國際學校），要唸中、英、法文。父親是律師，家境算富裕，住在一間三層高的樓房裏。而三樓，就是他童年的實驗室。
開始的時候他對化學最有興趣，滅火筒、煙花、相紙都造過。但最經典就是造炸彈，他知道混和紅磷粉和氯酸鉀後，會燃燒起來。於是他混合兩種化學品時，加入水，形成糊狀，那就不會立刻着火。
他弄來一塊濕泥，把化學品放入泥內，像搓湯圓一樣。風乾以後，他就扔落街，果然發生爆炸！幸好沒傷及途人。
「有次做氯氣實驗，吸氯氣太多，幾乎中毒。」他笑說。
化學實驗之後，他就做無線電，用五六個真空管做無線電收音機。
他的弟弟高鋙，受哥哥感染，成為哥哥做實驗的最佳拍檔。今天高鋙在華盛頓的美國天主教大學研究流體力學，亦很有成就。
一九四八年，他就舉家移居來香港，「共產黨未到長江我哋就走咗！」
來港以後他入讀聖約瑟書院，之後曾考入港大，但當時港大還未有電機工程系，矢志讀這門學問的他，只有到倫敦大學去。
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了在英國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做工程師，由於表現好，被聘為研究實驗室研究員，同時在倫大攻讀博士學位，六五年畢業。
逐夢
從小都是發明家的他，終於來到一個轉捩點，六六年他提出用玻璃代替銅線，利用玻璃清徹透明的本質，使用光來傳輸訊息。比起傳統的銅線，玻璃傳輸的數量與速度優勝何止千萬倍？這種玻璃，就是改變了人類通訊模式的光纖。
高錕說，他當時研究光纖，只是想改善通訊系統：「我睇到將來通訊的需求好大，舊的系統好快不夠用。而且，如果打電話同時能看到對方的樣子，是不是好一點呢？」
他一提出用玻璃來傳送訊息，即被同僚視為痴人說夢，天方夜譚。
「佢哋話我黐線，話無可能做到，不過我覺得無問題。」他操着帶上海和英文口音的廣東話，慢慢的說。
「我當時覺得，我研究的理論很堅固，所有理論都是對的，科學計算下來，我只剩下玻璃這物質。」記者還以為發現玻璃的經過，是一個浪漫的故事，原來不是。
但人人都挑戰他，說世間上沒有無雜質的玻璃。
高錕於是像傳道一樣，到處推銷這種他相信，卻未有實際證據的東西。他去過玻璃公司，討論玻璃的製法，他去過美國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又去過日本、德國。對於自己相信的東西，他很執着。
「所有科學家都應該固執，都要覺得自己啱，否則不會成功。」
後來，他發現一種石英玻璃，第一次證明他理論上提出的東西真實地存在世上，令周圍的研究人員震驚。
他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的發明到底有多厲害。亦不知會造就了Internet。他說，就如愛迪生當初發明電燈，也不知以後發展出什麼來。
不安
他這個驚世發明，沒為他帶來很大財富，因為專利權是公司的。不過，高錕之名從此就蜚聲國際，幾乎每年都拿得國際大獎。
「我的發明影響力非常大，當時我如果沒做，或者沒有今日，或者今日的發展會遲二三十年。
「而家的發展太快，唔知點解啲人咁聰明，過咗一段時間，我都會過時。」
「但這是你的發明啊！」記者問。
「我的發明有成就，是我的運氣，我應該心滿意足。但不是說我開始的，別人就不能碰。我相當老了，不可能做得太長。而且我一個人的認識，亦不一定啱。」
這位老人家心裏，到底想什麼？
「我們彷彿進入了一個剛剛開始的世界，有很大的轉變，我有點不安。
「將來科技的發展成怎樣，我們不知道，科技會怎被人利用呢？訊息工程對生活的影響真是很大，將來的人是不是獨自在家對着電腦，就不用和別人打交道呢？人與人的關係又會變成怎樣呢？大家都用Internet，訊息暢通之後，生活的理想又是什麼呢？」這些發展，都在他意料之外。
他說話總是點到即止的，只以愛因斯坦的故事來說明。
「愛因斯坦做了相對論之後，有一日他看見月亮，他覺得月亮的美麗，好神秘，還想：月亮怎麼會在太空？
「其實，用他的理論，好容易解釋一切，但他沒以科學家身分去看，只是用凡人的眼睛，他就能欣賞月亮。」
那高錕的「月亮」又是什麼？
「人生的奧妙好難解釋，從灰塵來，將來又變成灰塵，所以人爭取幾多榮譽都是空的。」科學的盡頭，就是宗教，高錕沒有宗教信仰，卻相信宗教最終無非導人向善，而他已經盡力去做了對人類有利的事，宗教的目的，亦不過如此。
退休
在中大做了九年校長，九六年退休，在地球兜了一圈後，九七年回港，成立高科橋顧問公司，全公司只有三個人（只有他和兩個秘書）。他是香港電訊的特別顧問，所以科科橋的辦公室在電訊大廈。他也為不同公司做顧問，多為電訊公司。
工作之餘，他一星期會打兩小時網球，還會做陶瓷，他在美國已開始學陶瓷。為什麼是陶瓷呢？「好therapeutic（很有治療作用），一個人做，好寧靜。尤其是做研究之後要鬆弛一下。」
高太黃美芸是英國華僑，說一口四邑口音廣東話，是他在倫敦大學的同學，讀物理，當年那篇舉世知名的論文，她也幫助了設計電腦程式。九二年曾參加《南華早報》寫情詩比賽奪得冠軍，內容是當年如何認識高錕。原來他們同在ITT工作，是公司裏唯一的一對華人，雖不同部門，但在飯堂見得多，漸生情愫。
跟着丈夫跑過幾個國家，留在中大做了九年，到丈夫退休，她才喘了一口氣。訪問當天她靜靜坐着，在他做出來的小瓶底簽上高錕的名字。
他一子一女都在美國矽谷，兒子搞軟件，女兒搞通訊，太太跟着他說：Home is where he is.（他在哪裏，哪裏就是家。）既然哪裏都是家，為什麼高錕要留在香港？
「如果一個地方俾機會我，我會盡力將我有的貢獻出來，用各種方法報答這裏。如果而家走，好似拿走了什麼又不理這裏似的。」高教授說。
「做中大校長九年，接觸到好多知識分子，應該可以聯絡他們，做點對香港有利的事。」
他現在有五項公職，其中一項是創新科技委員會成員，專為特區政府獻計，如何發展高科技。
他常常說，自己快要變得很老了，什麼職位，他都不想做，為香港貢獻多兩三年，他應該會與太太離開香港去美國，真正退休了。
先知
高教授帶記者到山頂憑高遠眺，看見漫山都是發射站，南丫島又有三支討厭的大煙囱。記者問他，科學是不是都破壞自然的？他答得很決絕：不，通訊減低能源使用。他問記者：「現在人類面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你要回答我！」記者說：「是污染吧！」他像老師般點頭說：「是污染和人口太多。」但對於科技，他仍是看得很樂觀。
「訊息工程可減少污染。用電話電腦通話，人與人就可減少坐車坐飛機。」
他現在還與港大工程系合力研究電動車，他主張公共汽車用電動車來減低污染。
記者問，他喜歡做科學家還是做校長。
「我對人類認識不夠深，如果一世呆在實驗室，會對不起人類。
「科學家太有偏見，在科學上認為值得做的，可能對人類帶來很大的惡果。例如令一個人長生不老，科學家會覺得好值得做，但人不斷增加就會不堪設想。」
沒想到與這位國際知名又謙厚仁慈的學者，可以這樣談下去。
後記
「光纖之父，你的發明改變了世界通訊模式，為資訊高速公路奠下基石。將光與玻璃結合後，影像傳送，電話和電腦都有極大發展……我們很光榮地頒發這個榮譽科學博士學位給你。」
耶魯大學校長Richard Charles Levin在頒獎禮上說。
（《壹周刊》網站二Ｏ一八年九月廿四日）
三大學者憶故友 高錕國士無雙
撰文：冼麗婷
高錕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一生故事，可以讓人領悟的實在太多。上天給他智慧，幸好還給他善良，拿走了他的智慧，他還有善良。
高錕校長2018年9月23日辭世，享年84歲。
金耀基說高錕走了偉大的一生；丘成桐稱他國士無雙；徐立之今天還記得，七年前高錕腦退化病情開始嚴重，在香港大學上台領受榮譽博士學位時，儘管已經不太認得眼前人，但高校長還是讓徐立之握着他一隻手，一起聽讚詞。
智慧、榮譽、疾病、人生，三位學者說高錕，說出了香港科學研究與大學教育的足迹，甜酸苦辣。若說要從高錕一生悟道，患病以後獲諾貝爾獎（2009年），無論得到多少成果，最終還是忘記一切，包括身邊至愛的妻子，治學與人生，如何看透？如金耀基說：「人生如此，人生不可能沒有無奈。」在電話訪問裏，過了八十人生的金耀基，說出了最難說出口的真心話：「或者，也是一種解脫，他已不是（真正的）Charles。」
「公佈他獲諾貝爾獎時，我致電給他，他已不知道自己獲獎是甚麼事情。」高太黃美芸跟金耀基意有所指說：「Charles is gone」。真正的高錕已不存在，作為同事、朋友、人世間一個人，雖然知道高錕一直獲獎無數，若能早一年獲得諾貝爾獎，大家一起慶祝，本該是多難得的事情，可是，搞社會科學的，看着搞自然科學的，病裏不知人間，心裏難過，難見也怕見，「他自己未必知道（情況），但親人、朋友心裏是好難過的。」
吐露港半山姹紫嫣紅開遍，高錕與不少著名學人都走過一條很長的路。他70年代在中大創立電子工程系，後來，文筆瀟灑的著名電機工程學者陳之藩來出任榮譽教授，重情的高錕，2007年腦退化不久，為了聯合書院的活動，還特地跑去陳之藩辦公室與他合影。但到了2009年聯合書院教授們為他獲諾貝爾獎安排宴會之時，他退化的病情已加深，車子到達宴會現場以前，校長突感不安，下車要回家。參與宴會的陳之藩太太童元方，剛巧在路上遇到他，告訴他大家都來要見他了。校長卻一邊走，一邊用普通話說：「我知道啦，我知道啦。」黃美芸只能跟在後面，跟客人說對不起。2012年陳之藩去世，高錕與妻子黃美芸署名的花牌送到靈堂，但他其時可能已經不知故友之事，兩個大學者的最後情誼，只能由兩人的妻子代勞。強調自己是香港人的高錕，1987年至1996年出任中大校長，90年代初面對學制四改三風波，金耀基形容為中大創校以來最大的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高錕以他的眼界，想出以彈性學分制的方法，讓學生自由選擇三年內，或是三年半或更長時間，完成126學分。當時引起師生的對抗及抨擊，學生對他做過的過火行為，包括把抗議信放在吹脹了的「安全套」當眾呈給他，但寬容的高錕，都不介懷，金耀基說：「他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對任何行為都寬容。」
殖民地年代到回歸以後，在香港當大學校長從來不容易。2011年中國副總理李克強訪問香港大學，在8.18事件受過激烈批評的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在電郵跟記者談高錕印象，當過校長的人，還是難忘校政不平事。
「當年中大學制四年改為三年，高校長正是一校之長，成為中大罪人，備受師生校友責罵，還被認為是他出賣了中大，在工程學院，也受盡委屈。後來他獲頒諾貝爾獎，頓時又成為英雄，無論電子工程學系或工程學院周年慶祝時，都大大稱讚高校長的遠見。我自80年代底、90年代初開始與高校長不時會面，他從不提起過去的遭遇和折磨。」
高錕這個人，從70年代開始在英美科學界獲獎無數，會把獎盃放在家裏盛火柴盒，遲來的諾貝爾獎，當然沒能改變他，一個世界大獎能改變的，只是世人對他的眼光。偉大人物遇到的挫折比常人更多更大，一點不出奇，如果要細數委屈，只能變成是非。人生得失，賢愚千載，記者問也是科學學者的徐立之，看高錕的經歷，他能學到一點甚麼嗎？他回答說：
天才如常人，從來都有強弱兩面，徐立之評價高錕是有高度智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但不擅辭令，廣東話更不靈光。金耀基曾跟高錕說笑：「Charles，你對communications最大貢獻是光纖，但跟人的溝通上，是很一般。」說起來，有時候，很多人甚至不太明白高錕在說甚麼的，尤其當他說廣東話時候。可是，見了他，卻又很喜歡他，都很願意幫忙中大。如金耀基說，高錕說話是跳躍式的，但他不同意這是科學家的特性，比如，他所見的另一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說話好清楚，太清楚，就是別人對他說過的話，他都弄得很清楚。
另一個以往訪問時會主動提起高錕的人，是哈佛講座教授、中大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高校長患病時，我不知情。到他病深時，已難交流。高太和高校長一樣偉大，花了這麼多工夫照顧高校長。」丘成桐同樣透過電郵跟記者談了一點對高錕辭世的感受。「無論如何，我們香港人以他和崔琦得獎為傲。高校長可謂國士無雙，我們永遠懷念他！」
國士無雙，出自蕭何對韓信的評價。在一個聚集頂尖人物的圈子裏，到底是做大事做好事還是不成事，要看人心裏為公還是為私，服眾的領袖，要有方向而非跟人較高低。高錕的自傳，就記載了他早在半世紀前的想法：「我1966年便認為，要把光纖通訊系統發揚光大，非有大量人才投入不可」，他懂得找對的方向，而且心裏容得下賢才。
（《蘋果日報》二Ｏ一八年十月二日）
丘成桐
「他有深入遠見 謙讓而又堅持」
說過不想當香港的大學校長的丘成桐，每次提起高錕，都表現得很尊敬。數學權威說，高錕剛做校長不夠一年，就跑到波士頓邀請包括他在內的一羣哈佛和MIT的教授們吃晚飯，要他們幫忙中文大學發展科學。丘成桐說：「中文大學當年請了一批好教授，都是受到高校長的誠意感動。」
1991年丘成桐訪問香港，高錕再次邀請他幫忙發展數學系，聘請一流數學家，包括鄭紹遠等，並為中文大學籌款建立數學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即IMS）。當時馬會因為剛捐助香港科技大學，不願意動大手筆。於是他去找中學同學許晉義游說MIT同學陳斌先生（地產商人之子），高錕也親自出面，高、丘二人夜深還會周章事情通電話。可是，幾乎成功之時，還是節外生枝，功虧一簣。「結果高錕大刀闊斧，決定由大學撥出第一筆現金，作為成立數學科學研究所的運轉經費，在此基礎運作下，幾年後，終於得到郭鶴年捐助，成立國際級的IMS，培養大批數學人才，至今二十五年。」
籌備IMS過程也建立了人的感情，丘成桐認識了高錕彬彬君子的為人，但大學難免有小山頭主義，他看到高錕的容忍量度，極度佩服。「這些人不知道高校長在科技上有開創性的偉大工作，以他脾氣很好，在大學行政上，常有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得寸進尺。」
每一個地方，像人一樣，都有看利益與勢利的。高錕在科研與發展學術道路上，困難不會因為工作的偉大而減少，只會更大更多。「高校長有深入遠見，光纖成功，出類拔萃，使人景仰。但是真正認識他是他做校長時，謙讓而又堅持，使人佩服。在一些但求自我利益的中國人眼中，不見得能夠成事！」
丘成桐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時就見過數學家John Nash（電影《有你終身美麗》男主角原型）在校園苦思徘徊；很年輕便跟霍金對論廣義相對論，高錕能感動折服他，說明彼此的思維與心胸。但有大智慧的人都不大懂人情，有說高錕1996年希望延長任期，受過他大力支持的學者，不知甚麼原因沒支持校長延任。今天，故人聽來，實在認為是不重要的了。
智慧、科研、教育與患病的人生裏面，上天給高錕的，他一一歸還了。在無邊際的光纖速度上，他找到的「財富」，都盡量給予，讓所有人擁有。在研究登上最輝煌的殿堂之時，他已患腦退化症，與太太住在不起眼的大學教職員宿舍。世人看他為科學巨人之時，他平凡地活着，讓太太每天為他周章洗澡吃飯的事情。
記者2012年訪問高錕夫婦，在與高校長僅有的五分鐘會面，問他可不可以替他拍照，他穿西裝圍頸巾，一副英國紳士氣質，笑容燦爛地說：「隨你做甚麼都可以。」不會規管人的，也不會計較別人對自己做了甚麼，這樣的人，心思根本是另一種系統，看世界，也是另一個格局。
有病無病，有獎無獎，變與不變，都看你是甚麼人。若果上天拿走了你一切成就，你還會剩下一個怎樣的自己？
（《蘋果日報》二Ｏ一八年十月二日）
高錕下周日設靈 公眾可弔唁
記者謝明明
「光纖之父」高錕上月病逝，享年84歲。資料圖片
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光纖之父」高錕教授上月23日在醫管局旗下白普理寧養中心因肺炎病逝，享年84歲。高錕教授治喪委員會今日刊登訃告，將於10月7日在香港殯儀館為高錕設靈，同日下午3至5時供公眾人士弔唁，下午5時後供親友及各界團體公祭，並於翌日早上10時半舉行告別儀式，11時半辭靈隨即出殯，帛金全數撥捐中文大學高錕獎學金及高錕慈善基金。
中大人讚揚成就
高錕曾1987至1996年出任中大第三任校長，由中大籌組的高錕教授治喪委員會共有37人，成員以中大現任及前任高層為主，包括由現任中大校長段崇智擔任主任委員。9名副主任委員包括4名中大前校長金耀基、李國章、劉遵義及沈祖堯；現任中大校董會主席梁乃鵬、前主席鄭維健和鄭海泉；高錕慈善基金董事蒙德揚，以及教育局長楊潤雄。
27名委員則包括常務副校長華雲生、協理副校長王淑英、工程學院暫任院長任揚、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副校長吳基培、吳樹培、霍泰輝等。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震寧亦為治喪委員會成員之一。
治喪委員會訃告讚揚高錕為出類拔萃的學者，1966年首提出光纖在通訊上應用的基本原理，促成互聯網出現，他並無為此申請專利，而是將技術開放，其科研成就改變人類通訊模式，2009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訃告又稱讚高錕是高等教育界高瞻遠矚的領袖，指他在任中大校長9年間，積極籌建工程學院、教育學院等，並完成「逸夫書院」成立，亦帶領中大成為一所研究型綜合大學。
（《蘋果日報》二Ｏ一八年十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