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鄭明仁: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辦報差點賠命 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
鄭明仁

皇甫河旺教授一九八一年七月訪問了《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休先生,由岑先生憶述他於日佔時期辦報的遭遇,道出報人在日敵環伺下是那麼的無奈。皇甫教授於同年十月亦訪問了另一位香港資深報人賈納夫先生。賈納夫受訪時七十二歲,在《星島日報》服務逾四十年。

一九三八年他參與創辦《星島日報》,歷任《星島》總編輯、主筆、星系報業有限公司秘書。香港淪陷時他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二年六月,《星島》改名《香島》繼續出版,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底香港光復後恢復使用《星島》名稱),他的遭遇和岑維休有類同也有不同,兩人同被日本憲兵召見審查,賈納夫更遭恐嚇會被槍斃,他因此辭職不幹。賈納夫後來與社長胡好(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兒子)戲劇性逃離香港,最後因日本人向胡文虎施壓,胡好和賈納夫無奈只好返港「重操故業」。今天刊登的內容,是由賈納夫口述當年日寇如何佔領《星島》報社,再以胡文虎作人質迫令《星島》恢復出版。賈納夫亦憶述了他本人因新聞內容「泄露軍事秘密」被憲兵關進牢裏嚇至半死的經過。

抗日的日報 我們都得逃命

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當時是國民政府參政會的參政員。一九四一年,他在重慶開完會於十二月六日回到香港,那時香港已經很緊張。八日就打仗了。從八日到廿五日,全香港九龍炮火連天。我們《星島日報》在炮火中繼續出版,沒有電發動滾輪印刷機的時候,我們用平板機印刷,報道戰爭的情况,一直支持到廿五日英軍投降前一天。那個時候報館一團糟,避難的難民來了,糧食也沒有了,水也沒有。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們年輕,什麼也不怕。

香港淪陷後,胡文虎先生連同重慶來的要人一齊被拘留集中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即現在畢打街的中建大廈,是香港頂有名的一個酒店)。香港那個時候社交,富商大賈、大官都住在香港大酒店。香港大酒店旁邊就是告羅士打酒店,即現在置地廣場。那時香港連半島酒店只有三家酒店。日本人把香港大酒店闢作拘留所,重慶那些要人包括陳友仁(很有名的外交官,曾經做過外交部長)、顏惠慶(外交家,民國初年曾任外交總長)、周作民(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錢新之(江浙財閥代表人物之一,和杜月笙合組中華實業信託公司)以及胡文虎先生都關在裏面。

日本人來了第一個前哨站,就是佔領我們《星島日報》。因為他們從北角登岸,一直從天后廟道打到銅鑼灣,再打到灣仔,一直是遇到抵抗的。最後在中環還沒有投降以前,就佔領星島報做前哨。那時候,報社把門封起來,裏面已經是亂糟糟了,銅模呀什麼都打爛了。我們的董事長胡文虎先生家住虎豹別墅,虎豹別墅沒有什麼事,沒有給日本人佔去,保存得很好。

《星島日報》是抗日的日報,所以我們都得逃命。但什麼地方也逃不了,我還有母親、父親、太太、三個小孩,只好逃到《星島日報》隔壁樓上一個醫生家裏躲着,我們是老朋友。

日軍到處去找人,先把胡好社長(胡文虎兒子)找到了,日本人無論如何要我們馬上出報紙,胡好說,沒有紙沒有人,怎麼出報紙呢?他們說你去找啦!結果把我和幾個同事找到了。電、水沒有,鉛字也沒有,連字盤都亂了,只好收拾起來。

十二月廿五日英國人投降了。這天是聖誕,投降了以後,市面還是很亂,日軍到處搶東西,到處殺人。日軍的馬夫到處強姦人,好像世界末日。過了幾天,秩序稍微恢復了一點,日軍成立了報道部,同時搬到滙豐銀行做香港佔領地總部。那時,胡老先生已經給關起來。日軍要我們恢復出版,我們說沒有紙,他們搬紙來。經過一段時間,《星島》、《華僑》,還有好幾家都照常出版了。那時候,內容也無所謂了,報道部配給米、油當作是工資。

星島變香島

過了一段時間,胡文虎先生被放出來了。其他被抓的重慶要人都用飛機送到上海去,上海是淪陷區。到一九四二年,好像是五月底,日本軍報道部說《星島日報》不要出了,要改組為《香島》,因為香港應該是重新來過,可是《華僑日報》還可以保持。《星島》於是從六月一日改為《香島日報》。(鄭明仁註:由於白報紙供應短缺,也為更容易控制輿論起見,日本軍政府強迫把當時的十一家報紙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合併變為五家:《香港日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東亞晚報》。加上隔日出版的《大成報》,就是六家)那時候報紙都在軍事控制下,所有的報紙都要送去檢查。檢查的時候,每篇稿子都要蓋印,蓋了印之後才可以發表。他們蓋的人叫做「檢閱濟」。廣告可以不檢查,不過那時候沒有什麼廣告。

香港以外的消息全部來自同盟社和海通社,德國是用英文發稿的。《香島日報》因為紙張不夠,最初是一張半,後來是一張四版。那時候的工作人員差得太遠了。《香島日報》第一任總編輯是從前我們晚報的主筆,他叫傅鏡冰,也是老前輩。從日軍攻打香港以來,《星島》的總編輯便是他。傅鏡冰是大近視眼,《香島》開始不久,他就不幹了。於是,就由我來代。

我做總編輯,有一天,憲兵隊傳我去。去到那兒一看,全香港各報的總編輯都在。這個隊長全副武裝,佩着槍,進來。經過翻譯說:「你們都來齊了,以後,你們發的新聞稿要當心。」我們不知道什麼事。後來,他說你們可以走了。「你不能走。」他對着我說:「這段新聞是從哪裏來的?」他打開《香島日報》。我一看,是灣仔一個貨倉失火的新聞。「這個稿是我們記者訪問回來的囉。」我答。

「你的記者呢?」「在報館裏。」我答。「這個新聞你看過了沒有?」「我沒看過。」我說。「你做什麼總編輯呀?」「我們港聞版的編輯做完,給我看看大樣就算啦。」我答。

「不行,我不認識港聞版的編輯,我只認識你一個人。你存心發表這個新聞的,讓重慶的知道。你知不知道這貨倉是什麼貨倉?」我說:「我不知道。」「哼,你知道,這是海軍的貨倉。」「海軍貨倉怎麽樣呢?」我說。「哈哈,泄露軍事秘密了。你不能走,我現在要扣留你,查清楚你。你要是喜歡回到鯊魚涌去,我就送你回鯊魚涌去。」

辭職不幹了

鯊魚涌就是香港邊境,到自由內地必經的地方。他意思就是說把你槍斃。我帶了一個翻譯去,他是個老頭,已經嚇了個半死。我不懂日本話,聽不懂他說什麼,當然我不怕啦。後來,那個翻譯把話翻譯給我,他就走了。他們把我拉進牢子裏,這簡直是地獄,已經關了很多人,半死的都有。他派了一個人看守我,還派了一條狼狗監視我,動也不許動。哎,這次真是無妄之災了。

下午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八點鐘,有一個中國的「憲查」(鄭明仁註:香港淪陷後,部分華人警察被邀請繼續當差,職稱改為憲查)來了。「你為什麼不吃飯呢?」我說我吃不下,就是一點飯一點梅菜,我吃不了。我說:「你可以不可以幫我一個忙,替我到報館去告訴我的老闆?」他說:「用不着了,你老闆已經知道了,你放心好了。看這個情景不怎麼嚴重,要是嚴重,老早打你半死了。」下大雨,正無聊的看着窗門,我們那個牢子正靠着窗門。「賈先生,怎麼還沒走?」一個人問我(就是那當翻譯的老頭)。我說這真是笑話,我連動也不能動,我站起來那狼狗就起來了,我怎麼走?他說胡好先生已經保了你出來了。我說,你去跟那個守衛的說吧。

他們日本憲兵隊是四個守衛,排排坐,守衛隊中一個士官囉囉嗦嗦的不知說什麼。這個「翻譯」告訴我,「是叫你回去寫一個悔過書,有事情傳你來,隨傳隨到,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後來,我跟胡好先生說我再也不幹了。錯了一個字我要坐牢,還要賠命。我說:「我不幹了,我走了。」結果,我真的是辭職不幹了,幹不下去嘛!我經過兩次差一點就死了。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退休後研究歷史,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

(賈納夫口述歷史二之一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淪陷時期的《香島日報》——賈納夫口述歷史)

(《明報》二O一七年九月廿九日)

既辦報也救命 賈納夫口述歷史
鄭明仁、皇甫河旺

作者按:今日繼續摘錄皇甫河旺教授的「香港資深報人口述歷史」。皇甫教授一九八一年訪問了《星島日報》前總編輯賈納夫,由他概述其任職《星島》四十多年的所見所聞。上一篇刊登了賈納夫憶述他在香港淪陷初期出任《香島日報》總編輯時遭日本憲兵欺凌的親身經歷。今日則選錄了他跟《香島》社長胡好「逃亡」的經過。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和胡好藉口帶領足球隊到澳門出賽,瞞過日本人順利抵澳,輾轉去了桂林抗戰大後方。然而,沒多久,日本人以胡好父親胡文虎作人質,逼令交人,賈納夫無奈返回香港重操故業;同時也摘錄了賈納夫憶述一九四三年香港因為糧荒導致死人無數的慘况,以及胡文虎和香港幾位名流合組公司到外地辦米回港救濟災民的過程──

我代了一個月總編輯,胡好先生就計劃要逃出這個淪陷區,到大後方去(作者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桂林成為華南抗戰大後方,大批文化人在該地辦報、演劇宣傳抗日),跟我商議,我說我也跟你一道去。這件事是很秘密的,不讓胡老先生(作者按:胡文虎)知道。那個時候很難出去,香港人要是出去的話,要領一種叫「渡航證」。「渡航證」是要通過憲兵批准才可以買船票。那時候唯一的交通只有船,由香港到澳門,鐵路還沒有恢復。「渡航證」領了以後,還要去檢驗大便。日本人的管理很嚴,檢驗大便是看你有沒有傳染病,還要打防疫針。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跟胡好先生藉口帶一個足球隊到澳門去比賽。我們的足球隊是很有名的,騙過了日本人,溜到澳門去。在澳門,白天我們不敢出來,澳門雖然是中立國家葡萄牙的地方,但佈滿很多日本軍隊的特務,日本人的勢力很大。也有重慶的特務和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在那裏。我們幾個人到了那邊就消聲匿迹,到晚上才出來。在那兒等交通工具進內地自由區去。結果等到中秋節前後(我記得九一八紀念是在澳門度過的)才坐了小船,從澳門經廣東肇慶到西江,然後到廣西梧州,由梧州上桂林,到桂林就是大後方了。

向着自由 逃到革命大後方

我和胡好溜去澳門的時候,副總編輯是何建章(作者按:何建章戰後出任《華僑日報》總編輯),我就請他代。那時報紙規模很小,《香島日報》出紙一張,不過是應付日本人罷了。同時,捲筒紙最缺乏。捲筒紙是由日本軍部報道部配給的。每一個報館都配給定量的紙。所以每天出紙幾版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內部的工作人員減少了很多,不過十個八個。當時的記者有李才藻、周鈺宏、張明溪、程寶琦。雖然日本人把胡老先生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他生病,就准許他回到虎豹別墅去休養,並到養和醫院就醫,可還是受監視。

社長和總編輯都逃了,在香港的日本人就向胡文虎先生施壓力了,「你趕快叫他們回來,不回來不行呀,面子過不去」。老先生說:「他們走了關我什麼事,我也不知道嘛。」真的,他不知道。日本人說,你看看怎麼辦。結果,他派人到梧州找到我們。胡好說:「老賈,你敢不敢回去?」我說:「無所謂。我回去,他們不會怎麼樣為難我。你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啦。」他說,還是你回去幫幫老先生好。因為那時候,我兼老先生的私人秘書。結果,我又從澳門回來了。

再回香港辦報

一回來,日本憲兵隊就抓我去問話,那時的憲兵總部就在跑馬地。那個憲兵隊長說:「你們在澳門什麼活動我們都曉得,你老老實實的招認出來好一點,到底你們去幹什麼?踢什麼足球?」我說我根本是好玩兒,我也不是國民黨員。「你當心呀,你回來後每天的工作、行動,我們都知道,你不要亂來。」我說:「我沒有什麼,你不要警告我,我的父母、妻兒都在香港,有戶籍的。」於是我又回到工作崗位。

胡老先生倒沒因胡好的事受到什麼壓力。因為胡老先生一輩子是以做萬金油的生意為主。他平生捐很多錢做善事,香港很多慈善機關受他捐助。那時候香港鬧糧荒了,沒有米吃,港幣四元才換得一塊錢軍票。胡文虎先生的永安堂萬金油成了貴重物資,甚至有人拿萬金油當貨幣使用。儘管是這樣,港幣不值錢,軍票也是不值錢。物價高漲,米少,所以窮人很多。初時還可以支持下去,到了一九四三年初,餓死很多人,大家都回鄉去了。那個時候,香港只剩下不到三十萬人(作者按:淪陷前香港人口約一百六十萬)。經濟蕭條,報紙的銷量當然也不好,所有的新聞不過是些官式新聞。

我們每人只靠每天配六両四的米,六両四很少,兩頓飯也吃不飽,有的時候,沒有米配,就配給糧票,要到米站去輪。油呢,一個月只配四両。我們拿回來軍票的薪水,不夠養兒女。每一個人都沒有營養,瘦的瘦,病的病,我差不多病死了,因為得了瘧疾。而且日本人喜歡就殺人。我們有個編輯叫周鈺宏,他是編國際版電訊的,上海人,他也逃不出去,因為有兒女在這裏。他案頭上有一張照片,是一個日本軍人的槍上了刺刀。我問他為什麼把照片放在這兒,他說:「這個照片警告我,隨時可以給日本人這樣一槍刺死的。」又說:「我們幹這一行呀,登錯一個字就要命了。」

當時很多香港的慈善機構像孤兒院、保良局、東華三院等還是繼續地辦,可是缺乏經費、糧食及油、糖、雜糧等。於是胡老先生就跟香港幾個名流發起組織一個公司,到外地去辦米回來,救濟災民。當時香港幾個大米商也沒有生意做,因為交通中斷,米唯一的來源就是泰國、印尼等都沒有船來。只有向中國大陸買米,最近的就是廣州。胡文虎先生等人成立的公司叫中僑公司,唯一的任務就是到廣東去辦米來香港。不加運費,不賺錢,照原價賣給或免費送給慈善機構——老人院、保良局、醫院、東華三院、孤兒院等。

用萬金油買米做慈善

胡老先生去買這些米不是用現金,而用萬金油的廠價(沒出廠的價錢)去換米回來。這樣做首先要通過香港的總督(日本人總督),那時候是磯谷廉介,這人很有中國文化,他是日本佔領香港後第一任總督。他對胡老先生是相當尊重,他說,買米的事情,我原則上是支持你,但是,你要去廣東買。

我們就陪胡老先生上廣州,與那個時候的汪精衛政府的廣東省政府省長接洽,請他賣米給我們。省長說,米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民間出產米的是在三角洲(順德、南海、番禺、中山)一帶。那省長還說,除非得到那時候偽政府一個軍長的合作。他叫李朗溪,是一個土霸,所有三角洲的交通、米、出口、進口都是他控制的。於是,胡老先生就與李朗溪洽商,他一口答應。他說,你們做好事情,我幫你們忙。頭一批米用三條船運出來,一出珠江口,就被土匪連米帶人統統綁去了。我們沒辦法,又找這個姓李的。他說,我無論如何給你辦好。事隔三個月,才放這些米來到香港。

那時候,盟軍開始空襲香港,重慶差不多三兩天就來空襲香港。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看這個情况是沒法子待下去,所以就帶了家眷,經過澳門回到廣州。一方面,我們在廣州還有中僑公司。胡老先生當時去了澳門,日本人准許他到澳門去,他一直到香港光復才回來。

重光之後恢復《星島日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我仍在廣州,胡好先生從重慶坐船坐車回到廣州,接收廣州永安堂,以及《星粵日報》的產業。《星粵日報》本來規模很大,但還沒有出版就抗戰了,所以《星粵日報》社址還在那個地方,可是一部分機器都運來香港辦了《星島日報》。《星粵日報》後來始終沒有出版。

我們見了面,胡好就派我坐「鄉渡」到澳門,於九月三十日坐「電扒」(作者按:噪音很大的電船仔)回到香港,那時候香港跟廣州陸上交通還沒有恢復。香港當時簡直是一個荒島,馬路上都是難民,沒有糧食,也沒有電力供應,只有幾部人力車。

我是跟在淪陷時退到澳門去的那些義勇軍復員回來,乘坐他們的船。我一回來就馬上見胡老先生,他已經從澳門回來。我請示他將來怎麼樣,他說,你留在這個地方準備恢復《星島日報》好了。不久,胡好先生也回來了,在灣仔原來的灣仔道恢復《星島日報》。

(二之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 圖片來源:胡文虎基金會)

(《明報》二O一七年十月廿五日)

2017年10月7日 星期六

沈西城:書影飄香一學人

在許定銘的《書鄉夢影》一書裏,讀到〈書是我的生命〉,提起馬國亮和《良友畫報》,回憶無窮。馬國亮廣東人,活躍於上海,是《良友畫報》第四代編輯。《良友畫報》創刊於一九二六年二月,八開本,老闆伍聯德兼任第一代總編輯,戮力拓展編務,畫報大受歡迎。後因私務繁重,編務交與周瘦鵑,周為鴛鴦蝴蝶派作家,寫小說拿手,畫報不在行,只好付託大學生梁得所。接任後,勵精圖治,大事革新,銷路上升至四萬份,發行全球,遍及華人足跡所至之所。後梁得所雄圖大志,另起爐灶,《良友》由馬國亮接任,業務雖穩,因戰亂影響,銷路回落。五四年伍聯德在香港復辦《良友》,六八年停刊,余友陳潞此時接手編務,承上海餘風,再添香港色彩,頗受士林歡迎。陳潞又名陳泰來,廣東順德人,博覽群書,精通詞學,畢生鍾情於《紅樓夢》和《金瓶梅》,專文輯錄成書,多所發明。我於八十年代初遘陳潞,年紀長於我,尊稱為陳大哥,閒時啜茗,多齒及舊文學,他屢勸我讀明清筆記以求文字簡潔而有餘韻。陳大哥長相敦厚,心意卻雜,絕不冬烘,於中國性學,所知甚豐,示我《醉翻風月鑑》、《金瓶梅演繹》,才人吐屬,言論透闢,非常人之作,作家甘豐穗奉之為不出世的大才子。

〈書是我的生命〉說到馬國亮的「生活之味精」,許定銘作如是介紹──「馬國亮說『煙、茶、糖、酒、咖啡』是生活之味精,即是平淡的生活中,若加上了這些元素,便會產生可口的滋味,使我們的生活更添姿采,生活得更愉快。羅孚說『書是生活的鹽』,即是說生活上若加上了閱讀,生活得以調劑,便不會淡而無味,豐富了生命。」馬、羅二位先生皆讀書人也,嗜書如命,許君更進一步──「不僅是我『生活的鹽』,簡直是我的生命!」這是事實,定銘早陷書鄉,一醉五十年,闡釋書影,紹介好書,無遠弗屆,輯錄成書者已有《港內的浮標》、《醉書閑話》、《醉書隨筆》、《醉書札記》等十餘部,雖是小書,有容乃大,在在體現識見博聞。《書》文短短幾百字,短小精悍,附以書影,清雅淡逸有甘香。文末又附兩組書影,皆為「生活之味精」,版本不同,內容無異,其一寫有:「定銘兄存念 俊東 二OO八年五月四日」,當為朋友餽贈。俊東即黃俊東,筆名克亮,六七十年代香港著名藏書家,他在《明報周刊》裏所寫的書畫集,當年成為我等小輩攝取五四文化營養的蜂巢,不少名不經傳的作家像聶紺弩、施蟄存、李劼人等,都係克亮一手介紹。克亮那時棲居道風山,兩椽石屋,其一是書室,藏書數千,周日有暇,克亮坐在書桌前看書,夕陽西下,意猶未闌。九十年代移民澳洲後,僅見過一面,贈我《獵書小記》一冊,長伴我側。《書鄉夢影》收文一百三十餘則,多為不知名作家,如段可情、周全平、畢樹棠、吳曙天、徐仲年者,今日識者有多少?定銘在「後記」中云──「名家很多人都知道了,他們的書毋須我在此喋喋不休,反而這些只出過三幾本書的『隱世』作家,雖也曾貢獻過一瓦一石,卻為大眾遺忘而湮滅,實在可惜,如今就讓我下點心思,把他們推給讀者們。」正是本晉書之旨。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十月七日)

2017年10月2日 星期一

張浚華親解叮噹風魔香港之源


張浚華經過戲院,看到新片《Stand By Me︰多啦A夢3D》,按捺不住激情,上前跟「舊友」叮噹、大雄、靜宜、技安與牙擦仔合照,從港產叮噹之母化身小粉絲。

多年前,《叮噹》曾流傳一個傷感之極的終極結局,說大雄原來患有自閉症,叮噹只是他幻想出來的!

傳言一出,登時議論紛紛,很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雖云叮噹如聖誕老人,從來活在虛擬世界,我們卻寧願相信,善良、可靠、萬能的叮噹,是確確實實的存活過!

林保全無聲告別,觸發一股「思叮潮」,七三年將《叮噹》帶到香港、前《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慨嘆:「之所以大家這樣難過,是悲哀一個時代、美好日子的過去。」在那個「人人期望可達到」的美好歲月,中四學生(七六年)盧子英本着一腔熱誠,冒昧赴日拜訪藤子不二雄等偶像,「在香港寫信過去,大部分日本漫畫家都有回音,很歡迎我們前來,結果也得到很熱情的款待。」

想尋獲美好,唯有跳進美夢裏。

六九年十二月,《叮噹》初見於《幼稚園》、《小學一年生》、《小學二年生》等日本兒童雜誌,七三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八九期《兒童樂園》,《叮噹》正式登陸香港,由社長張浚華引進。「《兒童樂園》創刊於五三年,當時未有同類刊物,第一任社長楊望江在東北長大,第一語言是日文,故訂了很多日本小學生雜誌如《幼稚園》、《一年生》、《二年生》等用以改編。」六三年,張浚華投身《樂園》,親身感受日本漫畫的魅力:「日本很重視兒童教育,認為應從小打好基礎,要小朋友注重衞生、禮貌。」她曾想過學習日文,令工作更為方便,「以前返夜學不會是一間學校,通常是借家庭福利會之類的教室上課,幾堂後再返教室,同學們赫然不知所終,坐着的全是盲人,此後我沒再上課。」

歷十年光景,她已熟習環境,並被委以重任。「羅冠樵(漫畫家)畫三分一,我照顧其餘三分二,仆心仆命去做;初看《叮噹》,我已經覺得好吸引,故事充滿幻想性,每個角色性格鮮明,大雄很懶、不想讀書,遇事就有叮噹出動各種法寶打救,很易惹起共鳴。」

第二任社長戚鈞傑知道張浚華不諳日語,便派「過埠新娘」周道子負責翻譯,但碰着《叮噹》,連日本人都束手無策,張浚華笑言:「她不知道怎樣翻譯『多啦夢』,又不知如何稱呼『野比太』(大雄),我叫她只譯對白便可以,反正我一直有改名,看見那個啷啷便想到『叮噹』,『野比太』是『大雄』,『靜宜』好像因為有個朋友讀靜宜女子中學,肥仔原本叫『阿廣』,後來電視版改為『技安』,『牙擦仔』叫『阿昭』,十全十美、人見人愛的好學生叫『德仔』……」為什麼牙擦仔是阿昭?「你不覺得,但凡叫阿昭的人都特別牙擦的嗎?」

一萬本兩日沽清

七三年,《叮噹》在《兒童樂園》初登場,故事叫《隱形漆》,只得四頁二十格。「很多小朋友打電話來說喜歡看《叮噹》,便開始增加頁數,最多試過八頁;當時《兒童樂園》銷量不俗,高峰期多達六萬,可是公司其他刊物蝕本,我們一直沒有人工加,羅冠樵甚至要在晚上畫外稿幫補,我便向公司提議,不如出《叮噹》單行本,既可付房租、燈油火蠟,撥十分一作花紅分給大家都好呀!」

顧名思義,首部單行本就叫《叮噹出世》(七六年),跟《兒童樂園》同售六毫,兩日間一萬本全數沽清,隨着電視播出動畫版,叮噹熱更一發不可收拾。「我弟弟是做生意的,他說,為什麼我不去將『叮噹』之名註冊?我沒有這個意識,反而當電視用同一個名,我還想,讀者不會混淆,真好啊!」單行本出版六年,一天發行公司來電,說版權已賣給一個叫林查理的人,張浚華只好叫停。「我一直有叫公司派人取版權,回覆說對方不想賣又條件多多,何以別人又拿到?後來發現,原來公司根本沒人去過(接洽)!」

慧眼有功,對獲封「港產叮噹之母」,她大感欣喜:「好榮幸,其實我本身都是叮噹迷,雖然我不太懂電腦,但出現叮噹粉絲網時,我都好想參加!香港是個需要靈活變通的社會,有沒有發覺?但凡頭腦靈活的香港人,都是叮噹迷!」

盧子英拜見大師

眾所周知,藤子不二雄曾是兩位漫畫家藤本弘(藤子••不二雄)與安孫子素雄(藤子不二雄)共用的筆名(《叮噹》由前者主筆),他倆早於七十年代已畫出彩虹,第一位登門拜訪的香港人,是動漫評論家盧子英。「我很早已喜歡日本漫畫,試過投稿到當地,拿過一些獎;七十年代飛日本不是一件平常事,我還只是一個中學生,求了家人好久,一方面看到我成績不錯,我亦為此事籌備一年,期間不斷寫信給自己心儀的漫畫家如手塚治虫、藤子不二雄等,大多都有回音,很歡迎我們去探訪。」盧子英沒有任何人事關係,純粹靠一腔熱誠搭通天地線,「當時所有雜誌都有附上地址,要寫信給漫畫家很容易。」

七六年,十六歲的他偕年幼兩歲的妹妹,一起赴日開展為期七天的英雄會。「藤子不二雄的studio在高田馬場,我攜來幾幅自己畫的太郎,他們看來很欣賞,即場叫助手影印;之後,他們介紹工作程序,共八位助手分別負責畫景、勾線等,彼此用簡單英文溝通,因曾到過中國,兩人懂講幾句中文如『謝謝』等。」兩位「藤子」很好客,問盧子英要不要喝咖啡,「我十六歲人,從未喝過咖啡,他們這麼一問,我儘管試試。」逗留大半個鐘方盡興而回。

意猶未盡,三年後他再赴日,這次同伴換上紀陶。「藤子知道我已成專業動畫師,很開心,這時我的日文有小小進步,可作有限度溝通,最難得的是回港後,我竟然收到他們全用中文所寫的致謝信!因為他們說,我的日文有進步,他們的中文也進步了,所以寫了這封信給我。」他也收過叮噹、太郎、忍者小靈精等藤子親筆畫,「我不會很緊張,主動開口叫他們畫畫給我,當時的漫畫家會預先畫好一些作為紀念品,見過幾次後開始熟落,他們會問我想得到哪些畫,通常我會要些較冷門的角色。」

在盧子英眼中,兩位漫畫家皆很健談,但興趣有所不同:「藤子不二雄 比較看重人,常問我香港人怎樣生活,會留意我們的飲食習慣,反觀愛科幻與電影,會叫我介紹一些好的香港電影給他,但一致的是,他倆均很投入於漫畫世界。」九六年藤子••不二雄猝逝,他亦有專程參與告別式,「畢竟在讀書年代已認識,只是盡一點心意,在最後機會向他道別而已。」



《明報周刊》2015年1月10日第24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