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興先生受訪時攝
回憶舒巷城──蔡振興談《香港文學》及「舒巷城專輯」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蔡振興先生，一九五三年生於香港。中學語文教師，現已退休。業餘寫作包括散文、雜文、影評、文藝評論及小說等，著作有小說集《夜行單車》、散文集《啤酒罐與花生殼》等。曾參與《時代青年》、《香港文學》（雙月刊）等編輯工作；「香港青年作者協會」第二屆主席；多屆「工人文學獎」、「青年文學獎」、「職青文藝獎」評判。蔡先生擔任《香港文學》主編期間，在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編製了「舒巷城專輯」。本訪問稿經蔡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地點：中大鄭裕彤樓The Stage Cafe
蔡： 蔡振興生
沈：沈舒
沈： 首先感謝蔡先生在疫情期間接受訪問，談談一九七九年五月創刊的《香港文學》（雙月刊）（以下簡稱《香港文學》），尤其是第三期「舒巷城專輯」的往事。王仁芸先生在〈談《香港文學》〉一文中指出《香港文學》的前身是《時代青年》， 可否談談兩者的關係？
蔡： 一九六九年四月創刊的《時代青年》由尹雅白神父創瓣，出版至第一Ｏ二期（一九七八年四月）停刊。《時代青年》雖然由天主教教友傳教總會資助出版，但對編委會成員並無宗教信仰的要求，只要有志於編輯工作就可以參加，因此《時代青年》越到後期宗教的意味越淡。《時代青年》的停刊，其中一個原因大概與宗教內容不足有關。
《時代青年》停刊後，餘下幾千元的出版經費，最後撥給編委會成員繼續從事出版工作。我們編《時代青年》第一百期（一九七八年二月）時，出版了「十年來的香港文藝」專輯，透過訪問、整理和討論，介紹香港文學。編委會同仁鄭佩芸、黃玉堂、姜耀明等有意繼續探討香港文學這個方向，於是利用《時代青年》餘下的經費創辦《香港文學》。因此，從出版經費和編輯方向兩方面來說，《時代青年》和《香港文學》的關係密切。雖然我們起用「香港文學」作為新刊物的名稱，並不表示只有我們才代表「香港文學」，它只代表我們的興趣、研究、學習和寫作的範圍都是圍繞香港文學而已。《香港文學》的編輯成員包括鄭佩芸、唐大江、姜耀明、黃玉堂、林新園、梁蒲生（陳煦堂）、江瓊珠和張月鳳。
沈：當時有沒有人對《香港文學》這個刊名提出過意見？
蔡： 我們忙於出版工作，沒有聽過這方面的意見。其實，我們當時與文學界的接觸不多，只有在訪問前輩或接觸年青作家時才增進一些了解。劉以鬯、舒巷城和司馬長風三位前輩都願意接受我們訪問，可能表示他們喜歡《香港文學》這份刊物的方針。
沈： 《香港文學》〈創刊辭〉強調：「『香港文學』雖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但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自然出現特殊的題材，和現實內容，作家若在文學技巧加以發展，深挖這一代的心態和探索，無論在藝術上，或者在民族利益上，都會有更大的貢獻。這樣的文學作品，也是我們喜見樂聞的。」 這種文學主張在當時的文化脈絡中的意義是甚麼？
蔡： 我們既然標榜「香港文學」，必須列舉我們的理據，而〈創刊辭〉正正反映了我們研究、學習和理解的香港文學，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香港文學與內地或台灣的文學創作不同，受到環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形成自己獨特的面貌。其實，這些想法在當時的文學界頗為普遍，我們只不過把這些主張正式提出來而已。一九七Ｏ、八Ｏ年代香港作家的創作例如西西、也斯、黃國彬、羈魂等，與我們以前讀到的作品例如徐訏、徐速、李輝英等，頗為不同。
我們強調「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表示「香港文學」會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與今天強調「本土文學」的觀念不同。《香港文學》封底有一句口號：「『香港文學』就是香港的文學。」借用陳智德的說法，我們以寬容的態度理解香港文學， 但焦點仍然是在香港創作的作品。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句口號是我提出來的，各位編委亦同意刊用。
沈： 《香港文學》的「編輯方針希望評介和創作並重，一方面提供創作園地，另方面盡量介紹成熟作家的成果和新進作家的努力……」。 當時如何擬定這項篇輯方針？
蔡： 我們希望除了評介香港文學之外，亦鼓勵文學創作。我們認識一些新進作家，無論作品的質素和數量都有一定水平，值得向讀者介紹，對這些年青作家來說也是一種鼓勵和肯定，譬如曹捷、迅清等。所以，我們同樣重視成熟作家和新進作家，至於篇幅則相應配合。
沈： 〈創刊辭〉出自何人手筆？
蔡： 〈創刊辭〉的內容是編委討論的結果，最後由我執筆。另外，每期〈編者的話〉都是由我撰寫的。其實，《香港文學》的通訊處是我以前住所的地址，也是我們開會工作的地方。
沈： 《香港文學》從創刊號開始設立作家專輯，先後推出了「劉以鬯專輯」（第一期）、「新風集──迅清小輯」（第一期）、「劉以鬯專輯」（第一期）、「青年作家選介」（第二期）、「舒巷城專輯」（第三期）、「新風集──曹捷小輯」（第三期）、「司馬長風專輯」（第四期）、「新風集──王曉堤小輯」（第四期）。請問選擇作家的準則是甚麼？
蔡： 前輩作家是我們的學習對象，籌備他們的專輯就是我們的學習過程。我們既透過訪問了解他們的寫作歷程，又大量閱讀他們的作品，然後經過反覆討論，再執筆介紹作家的創作特色。此外，每個專輯都會選刊他們的作品。我們希望透過作家專輯，讓讀者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認識這些作家。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編製三個作家專輯，編委大致都感到滿意。話說回來，籌備這些專輯所需的時間很多，亦造成日後難以持續下去的局面。
我們製作新進作家的小輯，固然是鼓勵和肯定這些年青作家的創作，亦因為他們的作品和資料散落四處，不易蒐集。透過這些小輯，讀者更容易接觸和認識這些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將來研究這些新進作家就更加方便。
總的來說，我們介紹的作家要具有相當的文學成就，而且願意接受訪問，然後經過編委集體討論，最後才確定人選。
沈： 編製作家專輯有哪些難忘的印象？
蔡： 我們編製作家專輯，除了介紹他們的生平、作品和評論外，亦希望提出我們的想法，尤其是作品中的不足之處。儘管我們在作家專輯中提出批評的意見，但劉以鬯、舒巷城兩位前輩對這些意見相當寬宏大量，毫不介意。他們的態度令我們更加佩服這些作家。司馬長風先生更加在《明報》專欄「集思錄」以《香港文學》第三期的內容撰文〈文化市場傲霜花〉，為我們打氣。
沈： 《香港文學》第三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刊登了「舒巷城專輯」。請問蔡先生籌備專輯前與舒巷城先生有交往嗎？
蔡： 我們與舒巷城先生沒有交往，直至籌備專輯才接觸他。我現在已記不清楚怎樣聯絡他，大概是某位編委找到聯絡方法吧。
沈： 籌辦這個專輯是否與《舒巷城選集》（一九七九年）的出版有關？
蔡： 我也記不清楚是否與此有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參考了選集的資料來整理專輯。當然，《舒巷城選集》的出版反映了舒巷城在文學界的地位。除了《舒巷城選集》外，我們亦有讀舒巷城其他作品如《太陽下山了》、《艱苦的行程》、《都市詩鈔》等，能找到的都讀。
沈： 「舒巷城專輯」的內容是如何構思出來的？
蔡： 我們編「劉以鬯專輯」已經用類似的方法，包括作家介紹、年表、訪問、作品選刊、作品分析、評論輯錄、編委意見等，不同的是劉先生的專輯集中討論他的小說，而「舒巷城專輯」既有小說亦有新詩。唐大江記得有些作家專輯的資料是作家自己提供給我們刊用的，所以專輯內容才如此豐富，實在要感謝幾位前輩作家的幫助。
沈：請問〈跟舒巷城先生聊天〉的作者是誰？
蔡： 我們是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六）訪問舒巷城先生，出席者包括我、唐大江、江瓊珠和鄭佩芸，訪問稿由江瓊珠執筆。我們每次整理好訪問稿，都會給受訪作家過目，舒巷城的訪問稿亦不例外。舒巷城仔細修改過訪問稿，所以文字特別流暢。
唐大江還記得訪問時，舒巷城談到在小說中應該適當運用單一觀點與全知觀點的意見，回應了當時文學界對小說創作強調單一觀點的說法。
沈：蔡先生在〈香港的鄉土作家──舒巷城〉一文中曾說：「舒巷城已經在香港的鄉土上，默默耕耘了三十多年。」另，該期〈編者的話〉亦說：「他作品風格素樸，主題明朗，內容現實，堪稱香港的鄉土作家。」何謂「香港的鄉土」？
蔡： 這個說法是受到當時台灣鄉土文學論爭的影響。我對「香港的鄉土」中「鄉土」二字的理解，相當於英文的‘homeland’，即「自己的家」，而非「城鄉」對立中所表達的「鄉土」觀念。「香港的鄉土」作品與平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所呈現的內容是很「貼地」的。換作今天的話，我可能會用「本土作家」來形容舒巷城。
陳智德在《根著我城》中解讀《香港文學》的創刊辭，我認為是相當準確的。當時我們並沒有這種自覺，卻理所當然地這樣思考和理解香港文學的意義。打從編輯《時代青年》開始，文學和香港社會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那時《時代青年》每期都以社會版為主力，必有專題探討香港社會的各種問題，跟七十年代香港學界所提的「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一脈相承。我雖然初是電影版，後來文藝版的編輯，但社會版也有點參與。而個人從幾乎只讀中、台文學作品到驚覺對香港文學創作幾近一無所知，再到研讀香港作者的作品，更察覺這些作品，從題材、內容、語言、風格和技巧，都與「別」不同。從幾期《香港文學》介紹的新舊作家，已經清楚不過了。
至於當時提出「香港的鄉土作家──舒巷城」的論斷，誠如之前所說，這「鄉」是「家鄉」的「鄉」，「土」當然是香港這塊土地，而作品呈現出來的精神面貌，跟台灣鄉土作家的作品可以呼應。另方面，我們也希望以簡明的標示突顯舒巷城作品的特質和價值。如今看來，當年是說得不夠清楚呢！
沈：請問〈舒巷城的小說〉的作者「雲」是誰？
蔡： 「雲」就是鄭佩芸。
沈：〈大家談舒巷城〉的資料是如何蒐集的？
蔡： 舒巷城提供了不少文章給我們參考，加上我們搜集的資料輯錄而成，因此內容比較豐富。
沈：該期封面的設計者是誰？
蔡： 設計者是梁蒲生。她是美術教師，從《時代青年》開始參與美術製作的工作。《香港文學》四期封面都是由她設計的。
沈： 舒巷城先生對這個專輯有甚麼意見？
蔡： 「舒巷城專輯」出版後，舒巷城寫信給我，對專輯有正面的評價，亦分享了他對文學的意見。
沈： 讀者對「舒巷城專輯」有甚麼反應？
蔡： 我們未能直接掌握到讀者的反應，但從第三期不俗的銷售量來說，應該頗受讀者歡迎。第三期只印了五百本，售出四百多本，現在我只剩下手上的孤本。
沈： 《香港文學》第四期〈編者的話，還有……〉表示你們「希望通過對香港文學的了解，進一步探討中國和香港在文學上、甚至其他方面的關係」，並揭示「香港文學的現況和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請問這些主張回應的對象是誰？
蔡： 我已經忘記了具體的情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此事與停刊無關。
沈： 《香港文學》出版了四期後停刊，原因何在？
蔡： 我剛才提到籌備專輯需要大量時間，但各編委的工餘時間越來越少，難以兼顧出版工作。《香港文學》的停刊，與出版經費不足無關。
沈： 蔡先生認為《香港文學》與同期的文藝刊物有哪些主要的分別？
蔡： 從刊物的內容結構來說，《香港文學》代表了我們學習的方向與成果，尤其是三個全面而深入的作家專輯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一點與同期的刊物頗有不同。
沈： 謝謝蔡先生分享了《香港文學》的出版緣起及經過，以及「舒巷城專輯」的編製情況。謝謝！
註：
1. 王仁芸〈談《香港文學》〉，《大拇指》 第111期（1980年2月），版8-9。
2. 〈創刊辭〉，《香港文學》第一期（1979年5月），頁2。
3. 陳智德〈寬容的「本土」：從《香港文學（雙月刊）》到《香港文學（月刊）》〉，《根著我城：戰後至二ＯＯＯ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二Ｏ一九年），頁四七八至四八四。
4. 〈創刊辭〉，《香港文學》第一期（1979年5月），頁2。
5. 司馬長風〈文化市場傲霜花〉，《明報》副刊「集思錄」，一九八Ｏ年二月十四日。
6. 《舒巷城選集》。香港：香港文學硏究社，一九七九年。
（《週末飲茶》第三期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