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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3日 星期一

董橋 花間笑讀未完書

■75歲的董橋輕嘆紙媒變質,但必須保存香港多元聲音。他人退筆不退,沒有了死線牽絆,寫作全看心情,戲墨也只討好自己,坦然自在。

今朝風日好。踏進董橋位於麥當勞道半山的「舊時月色樓」,有種似曾相識的既視感。迷戀文玩的他連載過自己無數收藏故事,鋼琴上溥心畬的《池塘生春草》、偏廳牆上錢君匋舊藏張大千的《游魚圖》,還有Thomas Moore《穆爾、隋伯爾尼詩集》桑科斯基的手抄手繪特別版,董橋在專欄都提過。如今實物在眼前,我似跟神交的網友初遇,無間loop着祖師奶奶的經典對白:「原來你也在這裏。」

千姿百態的老葫蘆點綴每個角落,歲月令它們的包漿像一件份外光亮的外衣。75歲的董橋坐在偌大的真皮梳化,背倚一室書香,談玩物、說榮休後從心所欲的不踰矩。「人書俱老。」董橋優雅地吐出四字,低沉而親和的繼續:「人到古稀,有資格做我喜歡的事。脾性之不合時宜一覽無遺,我不在乎。」2014年晚春董橋退出導火新聞線,由報人轉型閒人,專職「討好自己」。浮沉書海,翛然笑看風雲變,周末在陸羽開龍門陣,水月鏡花與老普洱齊吞。但我還是跟很多人一樣,仍改不了口稱他為「社長」。

■卡羅的《艾麗思漫遊仙境》全犢皮豪華版,限量12部,1920年Kelliegram裝幀。不同顏色的Patchwork皮革裝幀技藝如今已幾乎失傳,是次也會展出。

■華美的西洋書《魯拜集》(Rubaiyat),孔雀開屏處嵌上了紅寶石,是董橋的得意收藏。此裝潢初版孤本原作由著名裝幀家桑科基斯所做,已隨藏家伴鐵達尼號葬身海底。

發掘林青霞 打造紙上派對

來訪當天,特首選戰仍紅紅火火,我問社長有沒有看三位候選人的辯論直播?當事人搖頭:「香港未到程度,與外國政客比尚差很多丈,退休後我反而更留意國際新聞,瞄瞄娛樂版。」一代有一代的公共知識分子。1980年董橋從倫敦回港,最早就被金庸請去《明報月刊》做總編輯,那聘書我有幸在董宅看過。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關鍵之秋,他邀請余英時來寫暮鼓晨鐘的文章,自此兩人信件來往頻密。風雨飄搖的香港將改朝換代(但願不是梁朝2.0),我問董橋若尚在位,會找誰寫審時度勢的夠薑文章?他想了想,露出為難之情回話。

「在生的不多,余英時在美國,金耀基先生在香港。書生之見或偏於學術層面,但也是一種聲音,一種有歷史感的聲音。」董橋認為《信報》創辦人林行止、練乙錚、安裕與梁文道的政論都寫得好,縱然觀點他未必全同意。「現在香港最大問題是缺少在社會有影響力的健筆,昔日查良鏞的聲音會令香港人留意,林行止之後,誰還有識見與地位,引發大家討論?」我驀地想起台北故宮姚文瀚的《宋人文會圖》,18位文官參謀大晒冷,那無疑只是宣傳唐太宗重視文人的古代propaganda,至少政府肯擺出重才的姿態,香港漠視知識分子的看法,所謂才子的意見也大都被視為抽水。

董橋祖籍福建,1942年出生於印尼,父親和舅舅是商務印書館的南洋代理商,從小他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都很富足,最迷《水滸傳》。六歲開始每天苦練書法,每天更有外籍老師到董家庭院教董橋英語。1958年,印尼排華,次年17歲的董橋往台灣念書,畢業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研究好多年。1995年《蘋果日報》誕生,兩年後董橋加入擔任社長,文壇引起騷動,董橋卻興致高昂。

「我想學習。一份新的報章憑甚麼一開始就有高銷量?我真的很好奇。」減暴力、血腥、色情之餘,他把星期日的副刊變成文人的雅集,請劉紹銘、陳之藩、龍應台等撰寫專欄,又發掘林青霞、劉若英寫散文,打造熱鬧的紙上派對。

16年蘋果歲月,滿足了「好奇心」之外,好玩不?我問。「哈哈,幾好玩。」說到興起,社長兩頰泛紅,一對兜風耳微動和應。

■近年董橋的墨寶有價,但他抗拒被稱書法家,稱自己只是閒來寫寫文人字。今年元旦他隨手拿起花箋,把周夢蝶的《善哉十行》書於紙上。

■溥心畬的小手卷董橋一直求之不得。八十年代對這件馮康侯題引首的《瞿塘歸櫂》一見鍾情,但藏家無意割愛,輾轉到藏家第二代把作品放到拍賣場,2011年董橋越洋在紐約把它拍下,一圓夙願。

■董橋獨愛秀雅小品,申石伽的《唐人詩意》小冊頁,氣韻悠然,他愛不釋手。

煮字燉文 寫作要有新學問

董橋形容自己文字是肉做的,愛「煮字燉文」。一篇文章,死線前修改七八稿還未滿意,御用專員還得站在電腦前替他人肉雕琢,如此服侍是報紙賣字人望塵莫及的。他說過文字高低在於學問,討厭寫不外如是的東西,不忍辜負簽上他名字的每一篇文章,他的文字總滲透濃濃的董式Glamour。「寫作其實是在不斷耗竭一個人積累的學問,再寫下去必須有新的學問。」

老派人捨不得老派事。今年適逢董橋翰墨生涯歷時半世紀,香港蘇富比將於本月18日至29日在「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辦「讀書人家──董橋書房剪影」展覽,首度公開董橋珍藏逾百件,種類包括書畫信札、文房雅玩、西洋古籍、藏書票等;同場展出其書法近作、手稿,以及著作之特別版本,我有幸先睹為快。

大廳牆上掛着的書畫,基本就是展品,這樣才切合新聞工作者追求的傳真。收藏界愛鬥大,董橋從來獨愛秀雅小品,除小如杯墊大小的溥伒一對圓光山水外,溥心畬自是他那杯茶,那小手卷《瞿塘歸櫂》得來蘊藏故事。話說董橋八十年代已對這件馮康侯題引首的手卷一見鍾情,但藏家無意割愛,故求之不得。輾轉到藏家第二代把作品放到拍賣場,2011年董橋越洋在紐約把它拍下,一圓夙願。果然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錢穆入室弟子余英時送他的錢穆書法、張大千畫給紅顏知己李秋君的成扇、齊白石的《白菜草菇》、胡適的書法、張充和《牡丹亭》手抄工尺譜,都各自有故事。「胡適很值得我尊敬,他是一位有骨氣,非常乾乾淨淨的知識分子典範。梁實秋《雅舍小品》我讀了很多年,後來收藏了他的一副對聯。」社長把與許多友輩文人信札珍而重之地展現我眼前,金庸、白先勇、吳魯芹、林文月、楊絳、余光中、余英時、宋淇、陳蝶衣、南宮搏、胡金銓等等的字變成了有溫度的人物傳記。當年胡金銓寫《老舍傳》期間,偶然去英國逗留,每次董橋總要陪他上倫大亞非學院圖書館看書找資料,二人成好友。「那時許鞍華在倫敦讀電影學院,她也請我們幾位老友當男妓。」

「男妓?」吳魯芹寫給董橋的書信中,形容少年董橋那三個毛筆字「美少年」浮現我左腦,正想追問香艷情節,右腦校正了社長的福建口音,恍然大悟,他應該在說「臨記」。社長續說:「許鞍華的鞍字也是我改的,原本是平安的安,沒有革命旁的。」注入革命思維,許鞍華從此不一樣。

得到的多,得不到的更多。董橋仍記掛忘年故交魯二叔台北舊居廳堂上掛溥心畬小橫匾題《閑心依舊》。還有,多年前與陸小曼作畫的成扇《秋山圖》也失之交臂。

社長所藏的西方舊書藏量很多,特別裝潢如藝術品的特別版數以百計,在歐美更有書探替他尋寶。他從收藏悟到一套處世哲學:「隨緣」,然後說了個故事。天下間原有一部初版《魯拜集》(Rubaiyat)最貴重,孔雀裝潢,是著名書籍裝幀家桑科斯基1909年裝幀,倫敦老書店索瑟蘭資助,材料繁複,用上五千塊切片皮革,一百平方英呎赤金金箔,1,050顆寶石,最後卻跟藏家一起搭鐵達尼郵輪去美國時,一起沉亡。多年後書商替他找到1910年裝幀的另一版本,董橋有緣入藏。他還足足花了十多年,收齊傅勒銘(Ian Fleming)的《007小說全集》初版共十四冊,還是作者簽名本,大家經將有緣一睹此書風采。

■據說李秋君是張大千「恨不相逢未娶時」的紅顏知己,大千還刻過一個「遲秋」印章明志。難得大千把伊人性感地畫在扇上,字也題得有趣,董橋多年前在內地拍賣行拿下。

■台灣作家林文月寫給董橋的書信,有溫度的文字。

■董橋是最後一代以筆墨通信的文人,這封吳魯芹寫給董橋的信,就曾以「美少年」(紅圈)形容年輕董橋。

和尚贈言 與字與書結緣

讀董橋的《清白家風》,有一篇散文〈書香〉,記載了他兒事一件軼事,似乎又概括了他一生。小時候大人帶他去一家破廟探望一位江浙的老和尚,都說老和尚相術高明,隨便批兩句嚇得一眾信徒。那天和尚摸摸董橋的頭說:「17歲出外漂泊,23歲與字與書結緣,一生不渝。」大人們半信半疑,半喜半憂,溜到嘴邊的一句話只好吞下肚子:「靠字靠書,這孩子將來愁不愁衣食?」一生自是悠悠者,最能貼切形容董橋的人生,特別是他雅緣不淺,何愁之有?精緻的小日子過得像窗外的景色,雲淡風輕。溥心畬小品中的蒼松傲雪,最能描這抹心境。

自小看毛姆的書,董橋退休後不時重看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方作家作品,例如Lytton Strachey的傳記文學,Virginia Woolf的書他也從頭看一次。「不是太好看,但我覺得很重要。」中文書他愛重看清朝、老民國的筆記文學,下本著作正計劃寫他曾經忽略、未看完、重看有所領悟的蒼海遺「書」,暫名《讀書人間》。

榮休是董橋,不榮休的是文字。

董橋有本書叫《中年是下午茶》,形容中年是只會感慨不會感動的年齡。翩翩走過耳順、古稀之年,晚年是甚麼?連感慨都省下,難道像一場淡而無味的齋菜?我問。「哈哈,不會的。到某個年紀你會覺得自己喜歡的東西跟往時不同,晚年是吃得越清越健康,品味也該如此。」

滿桌墨迹留痕,人走情常在。董橋又可曾睹物思故人?「有時也會很惋惜。他們在我的生活有很多寄託,他們不在,現在找人用毛筆寫信都沒人了。」董橋感慨地說,「我是結識這種人的最後一代,我之後一代再沒這些人了。」對我們這些撳着滑鼠長大、看臉書多過看書的一代,社長的情懷,應該是Woody Allen拍《情迷午夜巴黎》相同的情懷。我們怎能理解那個美好的時代?他所追慕的舊時月色飄渺朦朧,像此際窗外的濃霧,冉冉飄起如一股輕紗。

記者:鄭天儀
攝影:伍慶泉、王國輝

■董橋在《蘋果日報》主理的星期日副刊發掘過不少作家,是他首先看見大美人林青霞的文學素養。

■蘋果十周年晚宴,董橋(右二)以社長身份出席。

■2014年,72歲的董橋離開工作16年的《蘋果日報》榮休,由報人切換為閒人。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四月二日)

珍重
董橋

小慶的父親是我的老學長。今年一月裏我寫〈懂得〉,收尾引了老學長寫給兒子的八個字:「因為懂得,所以無語」。文章刊出兩個月,江西琴劍樓居士來電郵說,他的老舅舅看了〈懂得〉影印本一再感喟:「這麼熟悉的老文字」。說文字老說的也許是舊民國的舊文字,隱隱透着線裝紙墨的暗香,配上窗紗疏影離離,雨痕斑斑,盡是舊夢。老舅舅說難怪他想起老宅院裏的舊字畫,想起那股樟木香,想起破門抄家的紅魔鬼,想起冒險接濟的女同學:「女同學成份好,我哪敢接近她。風波結束,她主動追求我,溫溫吞吞我始終沒答應,也就過去了。幾年前在步行街遇見她,快六十了,發福了,本想請她吃飯,話到嘴邊咽下了。都是命,都是緣。」琴劍樓居士信上說他們晚輩聽了急急勸老舅舅寫下那段歲月,老舅舅凝望窗外沉默了好久悄聲唸出「因為懂得,所以無語」,釋然一笑。老文字裏浸淫了幾十年委實疲累,我退休的消息一經傳開,相識和不相識的人紛紛囑我珍重,相約再見。珍重二字最珍貴。一九七九年年尾我從倫敦搬回香港的前幾天,桑簡流先生送我一冊吉辛的《四季零墨》,書裏夾着一張小畫片寫上「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小字註明摘錄南朝王僧孺〈與何炯書〉。王僧孺南齊年間官治書侍御史,出為錢唐令。梁時任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史書上說他詩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他的《王左丞集》是明朝人補輯補印,六十年代我剛來香港買到一種,晚清線裝本,七十年代帶去倫敦,蕭老夫子一見拿走了。有一回,蕭家宴席上聊起王僧孺,桑簡流也在,多年過去他竟記得引了王左丞的話和我惜別。八十年代我接林太乙出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頭幾天林先生跟我一起上班辦交接,臨走的時候我送她一份禮物夾着一張小畫片,我寫的是楊萬里〈送劉覺之皈蜀〉十四個字:「相逢幾日又相別,珍重兩字不忍說」。日月如梭,職銜如寄,迎來送往的熙攘中,一聲珍重勝似千遍叮嚀。林先生想起她的父親林語堂說,「珍重」兩字英文其實很難翻譯得貼切,含意太細膩了。林太乙說她來回想了好多年越想越有趣。我查過辭書,往淺裏說那是道別之際勸人「保重」:「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元稹《鶯鶯傳》裏說的,裏頭分明還有護惜的心意。白居易〈初與元九別後忽夢見之悵然感懷〉還說「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那就珍貴了。「珍重」還指尊重,指慎重,指鄭重告誡:「珍重後來人,慎勿妄題字」,袁宏道這樣勸戒五老峰題石。范成大詞裏說的「珍重西風袪暑,輕衫早怯新涼」倒成了「難得」、「幸虧」的意思。珍重還是道謝之辭,朱熹一句「珍重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探香來」,說的是老朋友探梅得句垂示,且有領客攜壺之約。中國文字老得很,像青山那麼老,攀走一大片依然荊棘載途,崎嶇難平,難怪林太乙說中文真難,比英文還難。宋淇先生稱讚林太乙英文好到天上去了,中文沒有英文好不要緊:「搞通一門語文是一生事業,夠辛苦了!」宋先生是老燕京,聊天愛說中國古書讀得少,讀不深,看看上一輩人的功力不禁汗顏。陳之藩先生跟胡適交情深,常談天,常通信,常說胡先生古書讀得多,都記得,很奇怪。我讀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讀到胡先生隨口議論古人古文章,真好看:

…先生又說:「明朝有前後七子的關係,歸震川是以提倡古文運動而出名的。其實他的文章是很陋的,沒有東西,沒有見識,只是在那麼一個小地方的淺陋的見識。在他同時代的錢謙益、顧亭林、黃宗羲、袁氏三兄弟(袁宏道等),甚至以後的袁枚,都比他寫得好。錢牧齋書又讀得多,比他高明得多。像王陽明,他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好。崔述、王念孫、王引之父子都有東西,也不是有意做文章,而文章做得很好。他們都是有東西,有內容的。韓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學生皇甫湜、孫樵等,沒有一個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寫通了,元微之也寫通了。在唐宋八大家裏,只有歐陽修、蘇東坡兩人是寫通了。」

胡適之終究是胡適之:淵博而執着,溫煦而剛毅,誠摯而挑剔。我在台灣讀書頭幾年胡先生健在,報上常常看到他的消息,偶爾光臨學院講學,風采瀟灑,月明星稀,一笑一嗔皆文章。那些年老民國的新文士舊鴻儒都在台灣,葉公超梁實秋蔣夢麟董作賓臺靜農莊慕陵俞大綱都在,蘇雪林說起戰前大陸上的舊人舊事悲欣交集,眼神裏山川風物越飄越遠越牽念。報紙副刊上每每讀到蘇老師的文章覺得很親切。那時候台灣報紙副刊還很像老民國報紙的副刊,都帶點《晨報》裏徐志摩的影子。在限證、限張、限價、限印、限紙的報禁限制下,五十年代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泛黃了,圖書館裏找得到。孫如陵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我大三、大四天天讀。還有尹雪曼主編的《台灣新聞報西子灣》,蔡文甫主編的《中華日報》副刊,王鼎鈞、桑品載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到了瘂弦高信疆兩報副刊斯文相爭的年代,我不光是成了他們的作者,同時做了傳媒,先後進了美國新聞處和英國廣播電台工作,林海音蔡文甫王鼎鈞幾位前輩漸漸成了我的朋友我的師長。真正在母校課室裏教我新聞學的是朱約農老師,《中華日報》南部版總編輯。朱老師指點我寫文章也指導我做媒體。台南時代騎腳踏車上朱老師家討教的情景歷歷在目,朱師母豐盛的便飯尤其至今不忘。做報紙上夜班,老師中午才起床,他的課都排在午後,找他聊天也在午後,太陽下山了他上報館。人到中年做報紙,我也過着跟朱老師一樣的作息規律。轉眼幾十年了,先是朱老師在美國病逝,如今我也老了退休了。紙上媒體步步進化成網絡天下,英國美國許多跟我同輩的傳媒朋友都說我們是luddite,反對機械化自動化的辣歹分子。英文裏還有Luddism這個字:「以搗毀機器設備來防止失業的主張」。聽說這個字很老了,典出一七七九年一個叫Ned Lud的工人在英國累斯特郡搗毀兩台織襪機抗議失業。到了十九世紀初,辣歹分子在英國諾丁漢郊區發起反機械化運動,翌年蔓延各地,黑夜裏戴着面具示威抗爭。一八一二年有個僱主下令槍殺一個辣歹分子,辣歹派立刻報仇殺掉那個混賬老闆,政府嚴厲鎮壓,公開審判,有的判絞死,有的判流放,拖到一八一六年辣歹暴動漸漸平息,留下luddite這個字形容反機器的老頑固。老頑固我當不起,電腦最初階的操作我懂得,看書看報倒堅持看紙本,不上網,傳統這份情趣不捨得放棄。舊派人都說紙本書籍報刊十年八載死不了,銷路少了反倒成了精緻文化了,更稀罕,更金貴:「所以說紙本印刷品出版物包裝要向高檔次的設計邁進,」英國友人戴立克說,「連書籍報刊的一字一句都不可馬虎,要更考究,更體面,更好看,這樣才滿足得了中年老年文化精英的品味。」論調也許是書生之見。幸虧書生死不完,一代接一代一大群,書生之見也一大籮,紙本讀物靠這波人傳承。一輩子跟文字交往為媒體工作我邊做邊學,不計毀譽。畢竟是老民國千山萬水鴹過來的人,新舊媒體交替之際我告老回家,春樹暮雲,不盡依依。記得台南讀完書離開母校前夕,我們幾個同學在校門外的飯館裏喝掉十幾瓶啤酒,蹣跚踏月回校園老榕樹下高歌《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轉眼五十年,故人故事匆匆零落,老榕樹一向無恙,越發老了,校園改名叫「榕園」。《送別》是弘一法師李叔同填的詞,原曲聽說是美國約翰.奧德威譜的《夢見家和母親》,老電影《早春二月》和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都用做插曲。世味似水,壯懷闌珊,終於連紙上這株蘋果樹也要還給牛頓了。樹下歲月從來靜好,感謝這些年綠蔭裏和我一起喫茶談天的作者和讀者,落英像夢,芳草多情,縱然沒有長劍高樓的豪興,客子光陰都在詩裏字裏消磨掉,偶爾幾陣霏霏細雨,那是蘋果開花結子的消息。和林道群為《蘋果樹下》商量約稿組稿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從前在母校宿舍報架旁翻讀台灣報紙副刊的滋味。時代翻新,情懷依舊,那是三十多年前我讀余英時兄絕句聯想的中國情懷:「卧隱林巖夢久寒,麻姑橋下水湍湍。如今况是煙波盡,不許人間弄釣竿。」寫這篇隨筆是穀雨前夕,窗外遠處兵頭花園隱隱傳來幾聲鳥語,唐人詩裏說是「鳥弄桐花日,魚翻穀雨萍」。穀雨萍是穀雨時節的浮萍,萍聚萍散沒有定跡,今後只想補讀沒有讀完的舊書,補寫很想細寫的故事,不趕死線,只隨心興。琴劍樓居士的老舅舅說得好:「都是命,都是緣」。想想,曾經牽念也是福份,此去山青水綠,珍重千萬。

《蘋果日報》二O一四年四月廿七日)

2015年12月4日 星期五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二十一

傑克的《朋友之妻》


近年傑克(1898~1983)一九五O年以前的小說不容易找,像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朋友之妻》(香港大公書局,1940),在拍賣會上的成交價是二百五十,加上手續等雜費,三百塊少不了。此書為大公書局開店後不久出版的《現代小說叢刊》之一,九十四頁,是個四萬多字的中篇。

《朋友之妻》寫的是五個人,兩對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窮教師莊勝愛上售香水每月受薪十五元的女店員楊梨梨,每月支持她家用二十元,又按了祖屋拿五百元給她父親做生意,結果還是要失戀;魯伯敬教授和太太魯凌淑芳是老夫少妻,教授全力撰寫「元史」而冷落嬌妻,魯太太和百貨公司的主任瞿安之搞婚外情,教授揭破姦情後,竟然割愛,自己離開……。

奇情故事對一般讀者應有吸引力,我則覺得很普通,並無突出。不過,傑克為了強調楊梨梨售貨員之低下階層身份,每寫到她說話時,均用「口語」出之,頗覺特別。如莊勝問她何以多日不肯見面,她說:

「冇嘢!唔得閒啫。」(注:沒有什麼,太忙吧了。)

每次在她所說的本地口語之後,又以書面語重複一次,可見當時大作家用口語寫作並未普及,一般外省人難以瞭解。傑克此舉可說是為方言入小說邁前一步。

《追悼》最後的野草

《野草》重印合訂本

一九四O年八月,雜文家夏衍、宋雲彬、聶紺弩、孟超和秦似五人,在桂林成立野草社,出版小型雜文月刊《野草》,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五期停刊,共二十九期。至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以叢刊形式在香港復刊,初期僅署書名《野草》復刊號、新二號……,出至第六期起,每期以獨立書名出版,分別為《能言鸚鵡毒如蛇》、《天下大變》、《春日》、《論白俄》、《論怕老婆》和《血書》等幾本,歸納為《野草文叢》出版;其後又改稱《野草新集》,出過《論肚子》和《追悼》。這批野草社所出的單行本,無論稱「文叢」或「新集」,每本都只有幾十頁,其實都是變相的期刊。


《追悼》(香港智源書局,一九四九)是「野草們」最後的文集,全書九十六頁,收杜埃的〈春天的腳步〉、秋雲的〈歲尾年頭隨筆〉、秦牧的〈殺楊貴妃之說〉、雲彬的〈非所宜言〉、蔣牧良的〈「銀湖南,金湘鄉」〉、馬凡陀的〈甲級戰犯和甲級魔術〉……等雜文和新詩十六篇,〈追悼〉則是紺弩在陳佈雷死後,追悼他的一篇雜文,認為他是個悲劇人物。

印二千本的《追悼》出版後,翌年即要再版,字小了,排密了,把九十六頁縮成八十一頁,甚至改名《東北之春》,其實兩書均同一本,不過是用了書內第一篇,江洪的文章作書名而已!

巨型的小說選


由香港中國筆會於一九六八年出版,李輝英和黃思騁合編的《短篇小說選》,是香港最巨型的單一小說選集。全書六三四頁,二十五開本,收一九六O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作家五十二人的短篇小說各一篇,凡四十餘萬字,厚達三釐米,書前有羅香林的序,書後有編者的後記,對編選目的及經過有詳實的記述。

集中的作家,除了誤選的蔡文甫、司馬桑敦、廖汀等幾位台灣作家外,其餘的都是本港文壇的精英,是老中青三代的混合傑作。老一輩的作家有:黃思騁、李輝英、司馬長風、張贛萍、岳騫、盧森、沙千夢和慕容羽軍等;中年作家最多,有王敬羲、陳其滔、費立、朱韻成、欒復(蔡炎培)、雲碧琳、梓人、雨萍、盛紫娟……;年輕一代的新進有江詩呂、亦舒、陳炳藻、藍山居(古蒼梧)、張愛倫(西西)、盧文敏、蓬草和林琵琶等人。

從這張名單很容易知道編選者是由當年的「綠背文學」:《文學世界》、《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海瀾》及《文壇》等報刊選出來的作品。從政治立場看,沒選侶倫、舒巷城、阮朗、夏易、海辛……是一點不奇的。不過,沒選劉以鬯、徐訏、路易士(李雨生)、徐速、盧因、林蔭,就是缺失!

雖然《短篇小說選》並不完善,卻是如今瞭解一九六O年代「綠背文壇」小說的最佳選本。

很不風景的秦松



我是透過附文這幅版畫知道詩人畫家秦松的。一九六二年雲碧琳主編的純文學刊物《文藝季》創刊,封底用的就是秦松這幅題為〈沉落季〉的版畫,心裡不禁納悶:《文藝季》就等於《沉落季》?這句疑問和前衛的構圖,很快的深深地埋到那位「文藝少年」的心坎裏。後來知道〈沉落季〉又用作沈甸(張拓蕪)的詩集《五月狩》的插圖之一,於是又買了《五月狩》珍藏。然而,世事的滄桑豈是人所能預料,這些書已不知何時失去了,今天重獲《文藝季》,重覩〈沉落季〉,已是近半世紀後的事了!

秦松(1932~2007)是旅居紐約的詩人、畫家,我手邊有一冊他的《很不風景的人》(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是他畫冊和詩集以外的散文集,書分《很不風景的人》、《散記隨想印象》和《傲慢與偏見》三輯,共收七十篇抒情、記人、記事和隨想的雜記,是瞭解秦松最好的文集。秦松為人謙遜,他自稱「很不風景的人」,是人這種風景中最不好看的一員。但本書的推介頁卻認為「他的作品向來坦率、真誠、直抒胸臆……筆下都情韻飽滿,不受拘束,每每流露出詩人氣質」。

秦松還著有詩集《在中國的東南海上》、《唱一支共同的歌》、《無花之樹》和《秦松版畫集》、《秦松詩畫集——原始之黑》等,都是比較少見的書。

千金難求的《雙城》

自從柳蘇在一九八九年的《讀書》上發表了散文〈你一定要看董橋〉,陳子善編了本董橋的評論集《你一定要看董橋》(上海文匯出版社,一九九七)後,董橋的文名在內地聲名大噪,散文集一本接着一本面世,時至今日總有幾十冊了,他的簽名鈐印本,在拍賣會上拍到過千元一本也是常有的事。如今董橋已是內地讀書界無人不知的香港名家,陳子善說:

如果把台港和海外眾多散文名家比作武林高手,董橋無疑是其中身懷絕技,出招奇特,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見《你一定要看董橋》編後記)

董橋的散文集雖然隨時都可買到,但如今大家見到的,他這本處女集《雙城雜筆》,今天已是千金難求的了。《雙城雜筆》(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收散文五十餘篇,書分《在倫敦寫的》和《在香港寫的》兩輯,收的都是他一九七O年代初期的作品。慣讀董橋散文的朋友都深愛他「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的文風,而《雙城雜筆》中的散文和他後來散文不同之處在於多變,如:〈春日戲筆〉全文三頁不分段;〈有這樣一則廣告〉句句分行似詩;〈不是書話之一〉幾乎不用逗號,全部用句號分隔;〈那天晚上〉用括號跳接過去和現在……,年輕的董橋是很「意識流」、很「現代」的!



2015年1月11日 星期日

董生的「鬍鬚」

董生的「鬍鬚」
T K Chan


過去一段長時間,由於工作關係,較少留意香港出版的文學書籍,一些書籍出版時錯過了,現在卻已成絕版,欲購無從。而在大陸讀者需求增多等因素影響下,某些絕版書價格被搶高至不合理的程度。以董橋先生早期出版的書為例,在眾多大陸讀者甚至炒家的競買下,某幾冊之價格令人咋舌,其中以《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為最。

回想80年代初,我的工作地點在油麻地,因地利之便,順帶代素葉送一些《素葉文學》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店寄售。去了幾次,與經理接觸後,也送去一些素葉出版的書籍。某次送了幾個品種,每種兩三冊,包括董橋的《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隔一個月左右,我再送《素葉文學》去,經理見到我,有點埋怨地對我說,怎麼送來這樣的書呀?並說上次送來他也沒細看就交給同事上架,剛巧他朋友見到跟他說才知道,僅以書名來說已不適宜在他們書店出售。我只好連聲說抱歉,並將幾冊書取走。

以那個年代的政治氣候,像董橋那本書在中資書店出現確實不合適,不像現在,一些民主派作者談論政治、批評政府的書也可以在中資書店出現,甚至那冊紀念李旺陽的書也在三聯上架,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現在,董橋的《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叢外》價格炒高得不可理喻,大概是大陸經濟起飛,口袋裡鈔票多了,為買心頭好不惜腰間錢吧。

董先生熱衷收藏西洋善本書籍,版本流傳如數家珍。而董先生近年出版的書籍,也仿照西書的古典精裝裝幀,在大陸網站還有董先生精裝書的編號毛邊本拍賣,價格均上千元計,這等玩意非我玩得起。我甚至連董先生近年出版的書一本也沒買,前天在二手書店見到幾冊,由於價格相宜,品相也好,但只挑了一冊談西洋善本書的《絕色》,也算是對版本的一種玩賞吧。

T K Chan臉書二O一五年一月七日)

2013年8月10日 星期六

黃秋生與陶傑

黃秋生與陶傑
蔡炎培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每逢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在公仔箱出現,可就想起查先生來了。那天晚上,獨個兒在崖樓煲碟,一看《人肉叉燒包》,幾乎誤以為樓下的陶傑唔夠皮,要在娛樂圈秘撈一番。這,當然好過恩官(李純恩)在廣告拋頭露面,好學唔學「老而不」──頭白伴人書紙尾(放翁詩),以致豬八戒照鏡,「東方保羅紐曼」不是,「珍芳達之父」又不是。

說正經。

話說九七日近,移民的移民,回鄉的回鄉,我們的明報,反而平添許多人,編輯部大換血。「南書房行走」的小董,出掌老總;恩官打理娛樂版;大副刊的重託落在蔣一樵身上。蔣一樵是誰?海歸派陶傑是也。我的上面來了秘書處的邱先生。邱先生是中文大學周英雄的學生;周英雄是我少年朋友莎維豪的學生,傾談之下,頗投契。老是蔡老師前,蔡老師後。不敢當。泰山才有石敢當。

可是裏外流言,較諸「印度神油樂」之後更多了,特別是林洵先生,好像區區受了莫大的委屈。

史湘雲愛打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我說,沒甚麼。有甚麼呢?工夫還不是一樣。不同的是,以前交給編輯主任紫微楊看大版,老總潘公畫隻龜,一天都光。現在多了一重人手而已。邱先生看一遍,陶傑看一遍,最後小董朱砂筆一揚,冇有錯。錯還是有的。「老而不」「改」了社論,小董也不知。無他,社長指定我睇社論,快而準,有口皆碑。社論ok,字房下班。那晚神推鬼擁,稿插插在「世界性的大憂鬱」那個「大」字裏。我睇稿,例不睇原稿。大副刊健筆如林,文氣會告你字房有冇「打老虎」。好了,出街了,認真是「世界性的憂鬱」!「大惡人」問故。我說,查先生,「世界性的憂鬱」還不夠「大」麼?「大惡人」笑笑口步入社長室矣。

我不是楊修,無心之失反而「因禍得福」,事後每逢陳非跟「黑手黨」抬槓,領班潤他:「你陳乜嘢,全個明報只有『老而不』敢『改』社論!」

陶傑出掌副刊,還有一事可記。關於「民主必須的罪惡」,吳靄儀的框框,大家都認為冇問題呀,可是,執行老總阿波仔問難到我頭上。

我雙手一攤,喟然長歎,吳靄儀是我們的督印人呀。不准笑,絕對跟卸膊無關。可是,九七未至,走了一個,又走了一個,最後,查先生也走了。與其說是「雕欄玉砌應猶在」,無寧說是「簾捲西風」罷了,少不免「綠肥紅瘦」。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四月九日)

倪匡與無名氏

倪匡與無名氏
蔡炎培


■無名氏攝於杭州公園

沈西城的《跟無名氏跳舞》,怪只怪四哥卜寧,誤交「損友」倪匡。倪匡份屬豬輩,大才子談錫永(王亭之)是;黃俊東(小董對新文學的絕版書,全靠佢指引)是。有一年春節聯歡,「大惡人」(我實在想不出沈登恩稱之「查大俠」有什麼不同)金庸,笑言無妨組織「豬社」。

離開明報快二十年了,難忘的當然是人與事。一是陳非。陳非的口頭禪是「身家厚」,惹得林山木瞇着眼睛偷陰笑。一是農婦孫大姐,岳母大人跟她的良人馬老爺打聽我。大姐說,馬老爺話蔡炎培這個人沒什麼,就是窮一點。笑得我。一是長者司馬長風先生。先生嘗語我,編輯部常常有人篤我背脊。小心。小的笑而不語。自分有恃無恐!人家一夫當關,俺是三個人的工夫,可以蹺着左手做,樂在其中。一是少年朋友林燕妮,雖然痴長小妮子十多年,但不像崑南和我,歷盡文學青年之苦,十四歲即憑短篇《奔》,在《香港時報》掛牌。

大美人一聲「蔡詩人」,從此不脛而走。哪有現在的後生,「蔡爺」前、「蔡爺」後,想不認「老而不」也不行。一是死鬼三蘇,推舉我的招牌菜「客座隨筆」,由是,跟何錦玲這個「最佳副刊編輯」,在下也可攀攀車邊。

倪匡這個「小惡人」嘛,好在惡人自有惡人磨,大夥兒老是說他老哥寫得不夠他的妹妹亦舒好!害得亦舒私下要跟我解釋,匡哥他們笑我不懂寫傳奇。我說,你本身就是一個傳奇。

倪匡的妙語多着。徐克他們給他一個終身成就獎,他的謝詞「多謝。十分多謝。」十個字不夠。「你歡喜聽真話還是假話?」你說。

四哥卜寧,那話兒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塔裏的女人》、《北極風情畫》不過是「四毫子小說」,固然不公,《無名氏全書》下,所有民國小說都要減色。據我所知,已有後輩作為博論了。四哥的詩絕對差不到哪裏,像西西一樣,詩名讓位給小說罷了。四哥兄弟姊妹眾多,說也奇怪,單數的全是短命鬼,雙數的卻是壽比南山。四哥在港期間那幾天,妙事還有一樁。有人為他設宴洗塵,四哥欣然允諾,依時走進酒家,簽了名,一本正經坐在一角看書。宴請他的人,遲遲未見人影,原來我們的大小說家去了別人的婚筵,靜候埋位。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三月七日)

2013年7月21日 星期日

手邊的作家題贈本──董橋

手邊的作家題贈本──董橋
古劍

董橋的題贈本有:《雙城筆記》、《這一代的事》(臺灣圓神)、《從前》、《小風景》、《白描》、《記憶的註脚》、《甲申年紀事》、《故事》(六冊香港牛津,精裝);臺灣遠流版六冊,軟精裝)。

他的書缺一本《在馬克思的鬍鬚叢中和鬍鬚之外》,今年在好友葉輝書架上得見,討來佔為己有,不亦快哉。加上牛津出的《倫敦的夏天等你來》、《保住那一髮青山》、《沒有童謠的年代》、《回家的感覺真好》。大概都齊了。不,還缺一本《另一種心情》(臺灣遠景)。

他的隨筆我喜其精致,用詞運句之精巧雅馴,比喻之尖新。用散墨、眉批為輯名,有驚艷之喜,在在透露出書香。最為驚世的是以武俠小說筆法寫中英談判的編者話的獨創,更引來一片好評。

董橋與我或可稱有「二鄉」之誼,既南洋背景和福建泉州府人氏。大概認織於85或86年,他任《明報月刊》總編輯。一天相約於銅鑼灣一家印尼菜館午飯。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每篇文章最少改了七遍。」

還是錄幾段他贈書的題詞,第一本寫的是「XX兄不棄」。

有趣的是銅鑼灣一家二樓書店開業,上去見了數冊絕版的《雙城筆記》,購一冊,寫上「偶遇於小說精品店(今已易名為銅鑼灣書店),愛而購之。後來寄給董橋,要他寫幾個字。寄回來時,他用毛筆寫了如下數語:

「少作教人臉紅,深悔當年眼底手底;XX兄竟將之出土,不敢不認,聊題數語,以誌污點。」

《白描》題:「文似看山不喜平,友如作畫須求淡。上句說《白描》不足為貴,平平無山也;下句說文人要不相輕,交情應如淡墨,不漫不漶,千秋常新。XX以為然否?」

《小風景》題:「放翁詩云:人間萬事消磨盡,唯有清香似舊時。此書文字風華消磨盡,只有那幾十幅丹青堪供XX老兄消閑。」

不錄了,文人情味盡其中,多則無趣,粵語云:少食多滋味。

有人病其精致,世間哪有好東西不精致的?粗疏放浪者,豈有美可言?所幸天涯有不少董迷。

2007.3.31

天涯論壇二OO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2年8月17日 星期五

董橋:他們那一代人的風采

簡介:董橋的散文在台灣流行了幾十年,傳到大陸這邊的時候,讀者卻被一場「你一定要讀董橋」或「你一定不要讀董橋」的爭論帶向了極端。實際上,對於這位先是輔佐金庸先生辦《明報》,繼而為《蘋果日報》鎮守商業疆場的香港報人來說,那些在他的現實打拼之餘,在深夜或黎明,在他心靈的純文學沃土生出的情致美文,都是來自於一段無限美好的舊時光。古稀之年的董橋先生精神正好,沒有一點退隱江湖的意味,反而多了一份知天命後的瀟灑自在,優雅徜徉在媒體與文學兩相宜的雙行線上。本期訪談,我們請董橋先生追憶20世紀60年代台灣知識界的人文勝景,那段保存了民國遺韻的風流歲月。



《大師》:董先生,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文章,回憶南洋時代父親的書房,你小時候泡在父親書房,是一種自發的性情嗎?

董橋:自發的,都是自發的,有很多書我都看完了,我父親都忘了他有什麼書了,我就躲在裏面看,那時候看好多書,都是線裝的老書,那些明清筆記一大堆。

《大師》:後來您去台灣讀書,為什麼選擇當時以工科見長的成功大學?

董橋:那個時候沒得選擇。當時印尼排華,學校都關門了,學生沒有書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大批回到台灣去。我父親是國民黨,所以我當然回台灣了,我有很多同學到大陸,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到台灣去。

到了台灣之後要從頭考,考完之後再分發你到哪個學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虧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學去,當然不能去台大,因為那時候已經過了開學時間,我們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台灣,到考完試都10月了,學校都開學了,就分發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候是個理工科很有名的學校,文學很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個非常樸實的鄉下地方,沒有台北這麼繁華,我在那邊讀了四年,是我很開心的一段日子。

《大師》:有個傳說,五十年代在台灣的大學裏面看禁書的學生會神秘失蹤,有這麼緊張的氣氛嗎?

董橋:有,肯定有。那時候到處都是標語,「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你要舉報匪諜,你就有功勞了,學校裏面很嚴,有教官。有的學生亂講話,我們親眼看到的就有一兩個學長不見了,被抓去了,那個時候已經1960年了,還是那麼嚴。

《大師》:您曾經在《憶往》裏面寫,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了,融化成一個結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學同學?

董橋: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學。文章你也相信(笑),怎麼寫都可以。婚姻還是要碰運氣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遷就一點就成功了。

《大師》:當年成功大學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嗎?

董橋:也不見得,我們那時候畢業之後也糊裏糊塗,一下子就結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陣子,就跑來香港了,香港還是蠻好的,生活、找工作什麼的,還是比台灣好一點點,機會多一點吧。

《大師》:好像剛到香港的時候你也比較辛苦?

董橋:對啊,因為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那就做翻譯、教家教之類的,我什麼都做過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師》:小時候您家裏條件好像還不錯,那個時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橋:我不太喜歡靠家裏,而且那個時候要寄錢回大陸去,是南洋那邊寄來給我,我再轉到大陸給一些親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時候真是一個黑白電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種情況之下,你說你怎麼樣靠家裏養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師》:五六十年代在台灣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陸的親戚有聯繫,那時候對五六十年代的大陸瞭解嗎?

董橋:那時候他們苦得要命,也沒得吃,我們這裏要寄很多東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專門替你匯錢和東西回去。所謂東西就是糖、奶粉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給他錢,他幫你寄過去。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偷渡來香港,游水過來,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學同學不是去大陸念書的嘛,後來有偷渡跑出來的,有倆兄弟半路上游水過來,結果弟弟就死了,很多這種故事,很慘的。

《大師》: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國留學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董橋:對啊,因為那個時候要自己去留學的話,我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話很貴的。剛好英國廣播電台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僥倖考上,然後才可以帶全家人去,那是個機會。然後到了英國就是就半工半讀,一邊上班一邊到學生裏面去報名讀書。

《大師》:你很重視在英國八年的時間?

董橋:其實我很重視每一個地方,住過的地方,或者是去過的地方。因為我覺得寫文章的人,越是可以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對寫作我看是會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說南洋好幾個地方我都住過,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年輕時候我去了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我覺得要寫東西的人應該有機會爭取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看看,能住一段日子最好,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大師》:也是七十年代初的時候您對中國近代史、近代史人物傳記這塊感興趣,為什麼您在倫敦的時候,反而會對中國近代史這塊感興趣呢?

董橋:我看人總是這樣子,你在中國的時候覺得外國的東西好,你到了外國呢,又覺得中國的月亮大,每個人都會這樣想,到了英國之後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中國的東西。那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有個亞非學院,劍橋、牛津圖書館,太好的中文書都有,比台灣大學裏面的書都要多和齊,早年抗戰之前的,清末的,那些全部有,這很難得,我很奇怪怎麼會收這麼多書,那個時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書。

《大師》:那段時間你不光是系統地學英文,其實反過來也對中文下工夫。

董橋:學英文,我想是佔最多的時間。因為你在中國大學裏面,所謂的外文系學到的還是很有限。你要把英文弄好,要生活在他們的地方,跟他們的人交往,然後整個進入他們的狀態裏面去,那你就慢慢可以摸到那個語言真正的一些深邃。

那個時候我很用功,比如說所有18世紀、19世紀經典的書,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看不懂也要看,看不懂就看到懂為止,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反省機會,整個是另外一種文化的洗禮,那種震盪很大,你真正進到他們的世界裏面去,進到他們的文化裏面去,你就知道英文是什麼,然後你就會回過頭來看看你的中文是什麼,因為語言這種東西其實互相都會有一點關係在裏面。看英文、寫英文,你起初總是有中國人的味道,總是不像他們,慢慢你就會學到跟他們很像,你會跟他們的想法一樣了,整個邏輯也跟他們差不多,那你就慢慢懂了他們整個構思、整個思路是怎麼來的,然後你再回到中文世界裏面去,看這樣寫跟那樣寫有什麼分別,你那種感受不一樣,你的要求也不一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比較珍貴的一個經驗。

《大師》:那時候您那麼積極地融入西方文化,有想法說要留在那邊,還是知道遲早要回來?

董橋:沒有,我沒有想到要留那邊,我主要是對那個文化有興趣,我就一直在尋找一些東西,不會說想到有太長的計畫,都沒有,走一步算一步。

《大師》:當時也在給這邊的媒體寫一些文章?

董橋:對啊,你要生活要多一點錢呢,開專欄、做翻譯,那時候時間好像都不夠用。

《大師》:後來是怎麼樣回到香港來做《明報月刊》的?

董橋:因為小孩慢慢長大,整個跟英國人一樣的了,想來想去覺得這是個問題,你不讓他回來一下,整個就會變成洋人了,就決定回來,還是回到美國新聞處,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美國新聞處完全是一個統戰的機關,英國廣播電台也是,它屬於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這種經驗我看不是很多人有,我們那代人才會有的。

到《明報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幾年,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因為查先生是非常聰明、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邊,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榮幸,有機會跟他學做人,學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會教你什麼,總之是潛移默化,你天天跟他來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就知道查先生這個人怎麼會寫出那麼多書,武俠小說、社評會寫那麼好啊,慢慢你就會摸到一些東西。

《大師》:八十年代商業化媒體還沒起來,當時《明報》應該是文人辦報市場獨大的那種?

董橋:對,當然。《明報》是查先生一手創辦的文人報紙,是很正統的一個知識份子報紙,可以說我是搭最後一班車,在我之後就沒有像我那麼大的運氣,會跟查先生這樣的人,跟他學,跟他做,這個是比較難得的經驗。

《大師》:其實很多人驚訝,為什麼你在文人辦報的傳統裏面呆了那麼久,後來會去到風格完全不一樣的《蘋果日報》?

董橋:你要寫文章、要出書、要寫書的話,我看你沒有商業頭腦不行,很難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那麼成功,就是因為他有商業頭腦,查先生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文人,這種結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東西,只限制在一個文人的小圈子裏面,他就不會變成現在的金庸了,對不對?社評該怎麼寫才會有人看,小說該怎麼寫人家才會追,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為市場那麼大,你說你關門自我陶醉也沒有用啊,你還是要讓你的作品進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說要寫東西要賺大錢,而是說你的東西要有人看才行,沒人看的話孤芳自賞沒用啊,所以商業的頭腦還是要有的。

我那個時候在《明報》,我們做得很辛苦,銷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準,《蘋果日報》一出來馬上可以市場佔有率那麼大,總是有它的原因,我就很想知道是怎麼做才會使得報紙變成一個大眾化的東西。這對一個媒體人來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蠻重要的,應該要懂這些東西,懂得整個的趨勢你才會掌握到一些比較新的看法跟做法。媒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運作,你必須要慢慢去摸,慢慢去調整,慢慢去把它拉到一個平衡,既賺錢又可以建立地位的那種水準上面去。我看這個很不容易,到現在為止我做的一些報紙也好,雜誌也好,有時候會成功,有時候並不成功,你總是要不斷地調整。寫文章也是,你要怎麼樣變,才使人家看你的東西每一篇都有所得才可以,這很難的,我現在還在摸索。

《大師》:能談談「報人」和「作家」這兩個身份的互相影響嗎?

董橋:很好,對我寫東西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在報館裏面工作,光是世界各地的電訊就看得太多了,每天接觸世界各地的大事小事,什麼都有,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有太多東西是要學的。你暴露在那麼強大的一股媒體威力面前,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報館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比在大學裏面讀書、工作都要好,都要有趣,因為你跟整個時代的脈搏可以接上去。

《大師》:作為社長的董先生,管理風格上是怎樣的?

董橋:我做社長的話必須要投入,要參與,要介入,不然這個報紙就很難做好。當然記者、編輯他們的運作我必須要非常清楚才行,我未必會直接地提出我的看法,可是我靜靜地旁觀,對他們、對我個人,甚至對這個報紙、這個出版物,就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在裏頭。慢慢地他們知道,或者說我們大家知道將來的路要怎麼走才行,這個要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弄,所以介入還是很重要的,領導還是很重要的,你要給他們有一種啓發的作用才行,給不出一點啓示的話,你的存在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對不對。

《大師》:那您覺得您給《明報》和《蘋果日報》分別帶去了什麼?

董橋:我在《明報》的時候因為查先生在,他是馬首之瞻他說了算。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大家就看著一個報紙的主管,他每天寫社評,本身就已經是知識份子了,所以這個報紙不用偽裝也是一份知識份子報紙。查先生不在後,我也離開了,我就不再介入一個所謂知識份子報紙的東西,我覺得查先生不在了就沒什麼意思了。

在《蘋果日報》,黎智英先生非常開明,非常洋化,他接觸西方思想的薰陶我看是蠻深的。他的英文非常好,看的都是英文書,整個運作他的介入跟不介入是有分寸在那兒的。黎先生有黎先生不同的管理方法,換句話說他不是金庸,他給你的空間會更大。對我來講這兩個重要媒體的老闆給我的一些啓發蠻大的,而且很好。

《大師》:反之,「作家」身份對做您做報紙有什麼樣的影響?

董橋:報紙要有文化,報紙要傳播知識,要傳播品位,要傳播一些舊的或者新的、中的或者是西的東西。如果一個主管接觸面不廣、知識不廣的話,我看你很難坐穩那個位置,因為很快你就會被淘汰,所以這種一邊在學一邊在做一邊在發明一些東西,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很好的考驗,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做報紙、做雜誌跟寫文章其實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在裏面,講不清楚是怎麼樣共同的一些東西,你慢慢琢磨的話會覺得殊途同歸,最後你目的是一樣的,就是你的東西要人家看,你的東西要影響一些人,哪怕很少的幾個人也好過完全沒有影響。

《大師》:浸淫報業的這幾十年,您怎麼看香港媒體的變化和趨勢?

董橋:現在很多人講以後報紙是夕陽工業,沒有什麼前途。可是我覺得出版書也好,印報紙也好,不會那麼快就完蛋的吧。我看閱讀還是閱讀,還是傳統的一種運作,你要把它整個抹煞掉,消滅掉,我看不容易的。拿著一本書看,跟你在電腦上看感覺是不同的,對整個的趨勢我還是樂觀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生產者的素質要高才行,如果生產者的素質越來越低,你的產品就越來越差,畢竟是一種大眾媒體,你寫書也好,報紙也好,雜誌也好,你是大眾的東西,如果你本身的素質低,大眾也會低了,所以我現在只能鼓勵年輕人要多看書,多跟好的老師,必須要自己肯用功才行,你把自己充實得很好,你的事業和工作才有前途。

《大師》:艾畧特說過,「人生五十歲到七十歲這段時間是最難熬的,人家老愛讓你幹點事,你還不到七老八十,又不太好拒絕。」您的50歲到70歲這二十年的時間,一邊寫書一邊辦報,有沒有覺得很難捱的時候?

董橋:我儘量避免應酬,儘量避免跟太多我不認識或不喜歡的人來往,就可以把我的天地縮小到最合適的範圍裏面,這樣對我的影響就不會太大。到了七十,我可以為所欲為,不會那麼多顧慮,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你看不看我也不在意,因為我反正已經做了那麼久,我知道我在幹嗎。

《大師》:很少有作家被貼上這麼分裂的標籤:你一定要讀董橋,你一定不要讀董橋,你不一定要讀董橋。

董橋:這個我完全不管,完全不管。

《大師》:您自己覺得目標讀者是哪一個羣體?

董橋: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讀者,我自己這樣寫的話我也改變不了我自己,我的個性是這樣子。你說讓我去改變個性,去遷就某一方面的人,那我就做不到了,我也不願意做。所以我從來不會關心我的讀者會怎麼樣啊,有多少啊。所以林道羣給我出書,給我出多少我也不管了,反正他不能賣我也沒辦法,他賣得好我開心,很簡單。

《大師》:您的書在台灣、香港和內地受歡迎的程度有差別嗎?

董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關心,這個事就讓林道羣去關心吧。

《大師》:除了這些,您好像一直跟前輩有比較密切的聯繫。

董橋:對,我這代人比林道羣那一代還要幸運一點,就是我還可以接觸更多老一輩的人。現在他要接觸的是我這一輩的人了,一代一代下來,我們那個時候還有很多老先生,現在都不在了,那個時候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大師》:您是怎麼跟他們交往的?

董橋:跟他們交往總是要很謙虛吧,我想。他們都很凶的,都有脾氣的,就等於我現在也有脾氣一樣,我不喜歡的人就不讓他來了。人跟人之間我看要講緣分,有的人那麼成功、那麼大名家,我就沒興趣。像胡適之先生,因為我從小看他的東西,其實從小看的人也很多了,可是我就覺得他這個人很重要,對於中國整個的新文化,胡先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物,在台灣有機會看到他真人,我就覺得很感動。還有跟他很好的一個學生,蘇雪林,也是我的老師,蘇老師整天在講胡先生的事情,我們也聽很多了,蘇老師寫很多胡先生的故事,我們也都看了,你說在台灣可以看到那一代人的一個代表人物,你就覺得很震盪了。

那個時候還見過誰呢?比如說見過蔣夢麟,再下來看到新月派的一些人,比如梁實秋先生,在英國可以看到曾跟魯迅罵戰的陳西瀅,這些都是我們這一代人有機會看到他們那一代人的風采,我想是很好的一個經驗。他們真是比較老的一代了,然後再下來的一代也是我們的前輩,那已經是林海音這一輩人了,那又不一樣,那個時候胡先生已經六十幾歲,林海音先生才四十幾、五十歲,所以這樣一代一代下來,這個很有趣。來到香港後,我跟徐訏先生有來往,跟劉以鬯先生也有來往,那個時候很多都是南來作家,已經是五四之後新的一代人,所以一代一代人,想想看跟他們來往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大師》:所以您說民國的老人,要把他們重新捧出來,因為他們比現在的中國人更有價值,看到過另外一個世界,是因為有過這麼多的接觸?

董橋:對啊,我真的是這樣感覺,我覺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比他們那代又差了,我們沒有這個經歷,你說用功,我們也沒有他們那麼用功,我想是這樣。雖然我們已經很不錯了,已經很用功了,跟他們比在某一方面還是輸給他們。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他們跟舊文化的一種接觸完全是親身經歷,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已經是清朝快完民國起來了,那種交接的東西他們真的是親身經歷了,跟我們現在看書才知道的差別很大。

中國大陸如果有一個民國熱的話就很好,因為我總是覺得共產黨執政,前面幾十年浪費了很多東西,政治運動毀了太多東西,以前文革的時候四舊什麼都不要了,都砸掉了,破壞太大了,把那一代人也都毀了一半。現在要補救,要追回來,那只能回頭看,看歷史,看過去,趕快去惡補,可能會補回一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你不能斷掉,你斷掉的話再接上去就很麻煩了,現在是時候應該接一接。

《大師》:所以你覺得內地作者這幾十年來都很難再有好的作品出現,有這個原因在?

董橋:讓我覺得好看的不是那麼多,應該這麼說吧。我的所謂好看不好看當然是我的標準了,當然是我這個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所培養出來的一種品味,也很難籠統去說,就是代表我個人來說而已。

《大師》:您跟梁文道(微博)先生對話的時候,談到對香港有某種程度的幻滅,但是又會有希望,您覺得這塊土地本來應該會產生更多更好更有名的作家,但是這二十年來很少有讓您覺得很滿意的書?

董橋:凡是對一個地方都不能有太大的期望,也不能有太大的失望,可是就必須有一些希望,也必須有一些失望,這樣這個地方才有希望嘛,對不對。如果那個地方整個統一,都是形勢大好,都是陽光普照,那有什麼味道,一點味道都沒有,那就和諧了,是吧,太和諧就沒味道了。

《大師》:那香港要建文化局,這個事情你怎麼看?

董橋:我可以很直接跟你講,我對文化絕對不會去做評論,因為文化是不能評論的,文化是什麼地方都有文化,什麼環節都有文化,文化不能歸為理論去講,我不相信。文化是潛移默化,風花雪月也是文化,玩玩電腦也是文化,所以文化完全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或者文化局長會有什麼大的作用,我看不會有什麼太大作用,都是典章制度裏面需要的話你就做吧,一般的老百姓不用給太大的期望吧,反正你文化局就等於外交部,你總要有個外交部吧,你一定要有一個文化局,你就有文化局吧,無所謂了。

《大師》:香港回歸15年了,你覺得香港社會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董橋:最大的變化就是英國人不在了,英文沒那麼好了,對不對。英文就退步了,連英文報紙都不行了,《南華早報》也不是我們那個時候看的《南華早報》了,我有一個習慣,在英國的話每個星期天報紙是最好看的,禮拜天我們家裏都是訂各種不同的報紙,那時一個禮拜天大半天就消磨在看報紙上,我覺得很好很好。在香港我有一個習慣,我平常不訂《南華早報》,禮拜天的我訂,現在每個禮拜天我還是坐在那裏看《南華早報》,可是感覺已經不一樣了,沒有什麼東西好看,這個不能隨便講,可能會被人家告了。

《大師》:您對香港發展最期待和最焦慮的是什麼?

董橋:沒有,我沒有什麼焦慮,也沒有什麼期待。像我七十歲的人還期待什麼,我還焦慮什麼?天塌下來我都不會焦慮,焦慮就讓胡錦濤去焦慮吧,讓梁振英去焦慮吧,我焦慮什麼,我算老幾啊。

《大師》:您現在怎麼看兩岸三地文化的生態,跟您心目中的文化中國有差異嗎?

董橋:沒有,我心目中的文化中國我自己覺得有,那就行了,就在我心裏。而且你比如說大陸也好、台灣也好、香港也好,千般不是,還是有一些東西是好的,對不對,那你就專挑好的看就舒服了嘛,文化是在你身上,文化在你心裏,你心裏有、身上有就有了,對不對。

(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與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羣先生的大力協助)

騰訊大師訪談第80期二O一二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