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2日 星期四

誕生於火,遊藝於水──古蒼梧

誕生於火,遊藝於水──古蒼梧
撰文:廖偉棠
攝影:冼偉強



最初知道古蒼梧先生,只道他是個詩人──那是十多年前,我在大陸買到他的一本詩集,成為他隱秘的讀者,那時我讀過的香港詩歌只有他和也斯先生。後來到了香港才陸續讀到古先生的散文、評論甚至崑曲劇本……方知道那是一個如斯多藝懷身的神秘人。直到如今認識了他,他說他已經很少寫詩了,但我卻在交談和觀察中認定了我最初的定義:他到底是個詩人。

魔幻的記憶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不是那麼簡單,古蒼梧自己也經歷了數十年的追問和求索,才到達今天的澄明。即使不問他,看他的作品也知道他曾有過激盪的歲月,比如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詩《銅蓮說》的結尾,他這樣寫文樓雕塑的一朵銅蓮人──其實是寫他們那一代人:「在我們的時代裏/你也一樣/不誕生於水/誕生於火」,那「不妖」、「不染」、「傳送着/古遠的芳香」的風骨行狀更像是他的自況,也許是他從青年便對自己的期許。這誕生於火的激情,最遠的呼應是他的散文名篇《備忘錄》,是一段懺情書、也是香港的悲情歲月,恍兮惚兮,糾纏不清。

但打開鐵門引我進來的古蒼梧卻是一個溫柔的長輩,又帶點頑皮人──就像他在系列散文《祖父的大宅》裏寫的遊戲者外祖父一樣。《祖父的大宅》是我極喜愛的回憶文字,淅淅瀝瀝的絮語就像古蒼梧翻譯過的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我還沒有問到,他就說起了童年往事,往事於他,像眠於身側,他也驚訝自己的記憶力之好。

最遙遠的記憶,往往混同於想像,而帶有魔幻色彩。比如這麼一個細節:炭火,古蒼梧1949年從粵西高州走難到香港,他只有四歲,印象最深的是他乘坐的汽車,竟然是用木炭做燃料的。燒炭的爐子就在司機旁邊,小古也坐在司機旁邊,被爐火轉移了對「走難」一事的注意力人──現在想來,簡直和《讓子彈飛》讓馬拉的列車一樣神奇。

古蒼梧出身於地主官僚家庭,走難來港,生活變化懸殊,從神話一樣的祖父的大宅、外祖母的花園到在香港李鄭屋村的菜地上一間僭建屋擠下數房人,用古的話說就是「從上層社會到貧苦大眾生活,來往的又都是曾經的達官貴人」,亦是另一種魔幻。唯一能夠保障延續的,竟然是精神生活──如聽戲。

戲曲的因子


《書想戲夢》

現在大家都知道,古蒼梧是崑曲專家,甚至是崑曲改編和創作者,但他最早卻是粵曲戲迷。「可能我在媽媽的肚子裏已經喜歡聽粵曲」,他媽媽是那時代的新女性,年紀小小就跟姑姐到廣州讀書;爸爸則在上海大夏大學讀書,訂親後爸爸在週末從上海坐船去廣州見媽媽,後來就在廣州結婚並生活了好些年。當時在廣州粵劇是最時髦的藝術,像馬師曾、薛覺先都有學習西方現代化戲劇概念融入粵劇裏。爸媽兩人的共同愛好就是粵曲,但是取向不同,「爸爸捧譚蘭卿,常在大新公司的天台聽她唱戲,媽媽現在提起譚蘭卿還會吃醋。媽媽卻喜歡聽清唱(平喉),那時有所謂四大天王小明星、張惠芳、張月兒及徐柳仙,他們會在茶樓裏唱而不是粉墨登場,百代公司還為他們灌唱片,後來媽媽回家鄉的時候就帶着徐柳仙的唱片」人──徐柳仙就成為了古蒼梧最初的偶像,據說小時候好哭的他,一聽徐柳仙的唱片就不哭了,他甚至自小就會唱,也許因為那就是他的胎教音樂。「再折長亭柳、熱血忠魂、一代藝人、夢覺紅樓……」說起徐柳仙的名曲他如數家珍,戰後徐柳仙在陸羽茶室唱曲、八十年代最後一次在荃灣大會堂公開演出古蒼梧都去捧場。

在香港上學後,他反而接觸到了更多各地的地方戲,口味益廣。來源是當時內地出產的大量戲曲電影,「當時我們住的李鄭屋村旁邊有兩間戲院,一間仙樂戲院一間新舞台,不演粵劇的時候他們就會放電影。越劇和黃梅調這兩種雖然不是廣東的戲曲,但因為上口容易而被當時的香港人接受。」還小的古蒼梧隨着各個姑媽、姐姐混進電影院聽免費戲,讀書之後不能看免費戲,就自己存錢買票看──「為了省錢每天走路上學,一星期能省下七毛錢車費,去看一場五點半的工餘場。」當時也看了大量京劇電影比如程硯秋的《荒山淚》,但他記憶最深刻的戲曲電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因為是彩色的,而且他還看了不止兩三次。

精誠所至,對戲曲的嗜好給他帶來的收穫是對文字的敏感,從古蒼梧那些文筆精緻的詩歌和小品文都可以見得。古蒼梧從小就有語言天賦,恰巧又能遇到天南地北的人,小時候家旁邊教會是河南人傳道,說的是河南口音,聽着聽着就聽懂了。大學的歷史老師李定一講的是四川國語,另一個老師講的是揚州國語,錢穆先生講的是無錫話……因此古蒼梧得以在各種語音之中浸淫。

沒停止過的詩歌創作


一瓶素花旁是古蒼杏老母親的近照


古蒼梧收藏的老瓷碗

喜歡文字,創作就理所當然。古蒼梧的第一首詩是中學的遊戲之作,內容他早就忘了,但該詩的發表卻成為一件逸事:他投稿給《中國學生週報》,當時的編輯是奇人蔡炎培,蔡詩人大筆一揮修改不少然後才發表,後者如今尚津津樂道:「改古蒼梧的詩他表示感激,改李天命的詩受到反駁」。雖然只寫了這一首,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繼續寫詩,但對詩的愛好從此奠下。他最難忘的啓蒙老師是高中代課老師韋陀(本名黃國仁,南來文人),後者創辦的《華僑文藝》在當時香港是一奇葩,有港台首屈一指的作者,韋陀把這本雜誌以及當時詩人覃子豪所著《詩的解剖》和《論現代詩》借給學生古蒼梧,讓他大開眼界。

正式與新詩發生嚴肅的關係,還要到讀研究院時隨黃繼持老師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使他縱觀這個新詩歷史,也喜歡上了卞之琳和辛笛。其後,「戴天在創建書院辦詩作坊,看見我參與編輯的《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覺得我對現代詩有獨特認識,於是邀請我去詩作坊給學生講詩」,一愛詩的學員充滿熱情,常嚷嚷着要看老師的詩,古蒼梧因此重燃寫作的慾望,開始認真創作現代詩,戴天也成為了他最投契的文學同道。

火的時代亦從那時開始,除了讀書時受老師姚克影響關注那些與時代脈搏貼緊的戲劇,古蒼梧開始給《中國學生週報》寫大量的劇評,「現在回想起來,評論倒是我一輩子沒有停止過的創作。」詩歌也不甘後塵,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是古蒼梧詩創作的高潮,後來漸漸淡泊,他的解釋是「創作應該發自內心,詩歌應該要有一個大的觸動才去寫」,那麼是否隨着年齡漸長觸動變少了?其實不然,只是詩人下筆變得更加慎重。「詩歌篇幅珍貴,地位也高,儒家政治哲學重視詩教,期許太高反而不敢輕易動筆。」

不要勉強為詩


古蒼梧的書桌,桌上的書都是他近期關心的國際問題。

寫作詩歌這一行為的意義,是否也隨年齡轉變?「觸動我的東西是不變的,但詩人必須知道自己的性情不要勉強為詩。」他回憶起自己左傾時期所作的詩,那些詩寫工人寫低下階層,在當時是非常驚世駭俗的,「那時我會為運動、為意識形態去寫一些長詩,但現在回想,我當時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和生命動力去寫好這些詩,這種反省也讓我如今執筆猶豫。我的性格並不是這樣的,這種詩還是毛澤東寫比較好(笑)」。但即使那些左傾的詩歌也都奠基於真情實感,他回憶起七十年代的兩次北上壯遊,白山黑水馬不停蹄的跋涉,去到撫順、鞍山的鐵礦深為震撼,就在歸程的火車上就寫了關於鞍鋼工人的詩。

如今古蒼梧還有寫詩,但可能會花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去寫一首詩,「有一首詩《汝窯枕》,寫了十多年,至今還在修改中,靈感來自很久之前一次參觀南越王墓博物館,這個汝窯枕出現在我眼前就像一朵雲向我飄來,從此縈繞腦海一直想把它寫好。」

頹廢與革命


古蒼梧在七十年代保釣運動時期寫的詩稿

回顧創作歷程,古蒼梧掂出兩個詞:「頹廢與革命」,兩者並不矛盾,「文化上的頹廢運動和政治上的革命運動,都是要推倒腐敗的、垂死的事物,建立鮮活的、新生的東西;但革命運動往往止於破壞,頹廢運動卻多有建設。」獨立於其間的詩人,要做到的是不為藝術潮流而寫作,「寫作應該是作家對生命體驗的深度和廣度的表現。」

後來古蒼梧說他會用寫律詩的要求、或者小說的方式來寫他的專欄,應屬有意識的鍛煉一種文體。在一般讀者的認知中他並非前,但看他對散文、戲劇的思考和嘗試都很有實驗成分在其中,前文提及的《祖父的大宅》和《備忘錄》都有此抱負和成就。詩歌、散文、戲曲、評論、編書……他涉獵之廣令人觀止,雖然古蒼梧自謙為淺嘗輒止,我卻覺得,那是古代君子那種「遊於藝」的灑脫態度所致,遊藝如水,不為什麼長留,但又會即興注滿一處。

秘密寫作


走難來港的古氏一家合照

讓我最想不到的,倒是古蒼梧自己提到他現在的「秘密寫作」。他的最新關注是國際金融海嘯與環境保護等宏大問題,他寫的一系列《重讀經典的想法》沒有公開發表,只在朋友間流傳,寫及他閱讀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出版了一本《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世界為何需要一次綠色革命》(Hot,Flat,and Crowded: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Revolution──And How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以及溫格‧戴爾(Gwynne Dyer)的《氣候戰爭》(Climate War)等著作所引起的對世界未來的深思,古蒼梧笑說這其實是中國傳統文人憂患意識的傳承。

我卻想起他的火紅時代,七十年代他作為愛荷華寫作計劃參與作家居留美國的時候,曾非常投入參加保釣運動,現在反思似乎不符合古蒼梧的氣質,但卻是他深處抱負所然,「這是一種DNA,無法自制的,雖然我現在年近古稀,理應不再有這樣的激情,但面對這世界仍想探求其真相,仍想就此發言。」古先生笑道。

探訪後一天,古蒼梧先生發來他幾首仍然在修改中的詩篇,有一首《山月》,其中有道:

「霓虹的喧囂漸隱
茫茫的山月照臨
誰探得:這沉寂的幽深?
誰看到:那天光與雲影的翻騰?」

我想這又是一番新的景象,可以視為經歷了火與水洗禮的人生的古蒼梧先生對自己最新的期許,寂靜與幽深,變幻與不變。


七十年代初,古蒼梧(前排右三)與友人第一次踏足北京。

Profile

古蒼梧,本名古兆申,廣東高州人,香港著名作家、文化工作者。早年學術活動著重於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和中國新詩的研究;七十至八十年代,對中國電影特別是戲曲電影產生極大興趣,先後撰寫論文多篇。近年熱心於崑曲推廣及研究,並習曲唱、曲笛。曾與友人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及《八方文藝叢刊》等刊物,曾任《大公報‧中華文化周刊》主編、《漢聲雜誌》主編、《明報月刊》總編輯。著有詩集《銅蓮》、隨筆散文《備忘錄》、《祖父的大宅》、評論集《一木一石》、《書想戲夢》、研究專著《今生此時今世此地──張愛玲蘇青胡蘭成的上海》等,與余丹合作翻譯注解《崑曲演唱理論叢書》。

(明報周刊2211期,二0一二年三月廿六日)

也斯:在黑夜裏吹口哨

也斯:在黑夜裏吹口哨
撰文:廖偉棠
攝影:譚志榮(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說話有時停頓
我與你彼此踏上不同的石塊
落下不同的沙礫地
天氣如此炎熱
我們在水邊停下
看苔蘚在水中開合

——也斯《浮藻》

1996年,我在大陸,讀到一本奇怪的書《浮藻》,它的封面難看,印着一朵金紫荊,明顯是準備作為香港回歸「獻禮」而出版的,但內容卻比我當時看到的任何一本華語文學都要前衞,這是我讀的第一本香港當代詩人的作品,它的結構、語調和對身份反思的敏感都震撼了我。沒想到日後我能認識它的作者也斯先生,並且與他一起面對這個後九七的香港、後九七的文學。

當然這個香港更屬於他、和他那一代為香港悸動和燃燒過的青年們,如果不是他們當年的種種大膽對陳舊價值的衝擊、種種對新美學建設的實驗,如果不是他們對香港人文化身份的自信,可以說沒有今天的香港──浮藻漸漸聚結、開合,原來也可以生化出繁盛的生態來。

少年心氣之勇


也斯創作多元化,出版著作包括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散文集《書與城市》、《城市筆記》等。

今日閱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作品,依舊驚艷於它們的大膽超越。就看彼時方才二十左右的也斯一人便可知,散文《灰鴿早晨的話》、詩集《雷聲與蟬鳴》、小說《養龍人師門》等等,均可媲美當時華語文學的最強,同時與世界前文學銜接,少年心氣之勇之銳,莫過於此。

常常想像,四十年代之後那個百廢待興的香港,是怎樣展露在這一未來的少年眼中的呢?也斯嚴格來說不是許多香港作家強調的「土生土長」香港人,1948年,他出生幾個月後隨父母遷居香港黃竹坑,但父親早逝,在他的記憶中,只有父親去世時額頭貼的黃紙,這頗有日後他喜歡的《百年孤寂》開頭的魔幻色彩。

他最記得的是一間鐵屋子的書──那是也斯的舅舅和阿姨們從大陸帶來的寶藏,其中竟然有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和朱湘翻譯的外國詩《番石榴集》,書本裏的魔幻與鄉村生活的素樸反差頗大。而對「文化」,他三歲時最早的記憶是西片《大樹嶺恩仇記》裏一棵大樹向他壓下來──就像鏡頭的快速剪接,下一個記得的意象已經是成班人一起去喝咖啡,再下一個鏡頭就是看《蘭閨玉女》(小婦人)中那牙醫招牌的牙在動,「那時小孩子覺得那些image很犀利,就記得牢牢的」,意象,而不是說教,日後也成為了他的新詩最新穎的部分。

人生的轉折點

相對於一般的詩人,也斯的經歷算比較豐富的,他人生有幾個轉折點。「六十年代經歷過那些不安和惶惑……七十年代通過寫作、工作、辦雜誌結識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因為香港小、這樣的人也少,所以無論喜歡音樂戲劇還是文學的人都能聚到一起互相溝通,令自己不再孤僻,去尋找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身不由己。七十年代給我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那是一個轉折點。」隨後八十年代赴美遊學,在學術和見識上大大拓展了他的眼界,「另外就是1989後,想要去看東歐的巨變,去非英美文化中尋找一些答案,也給自己帶來很多衝擊。」

但我始終惦記着也斯的六十年代,我記得他的處女作之一《樹之槍枝》,發表於1964年的《中國學生週報》,其時他才16歲,結尾決絕如此:「為了一對狂野的眼睛/春天遂答應留下來/這是佩槍的白楊/這是佩槍的基督/聲響在冷風與熱風之間/而鼴鼠的憤怒卻不知放在那裏……遠方一株古怪名字的樹/也急急的爆出芽來了/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吧/不管施栖佛斯的大石頭/不管存在與不存在/就這樣子的憤怒下去」。



不一樣的六十年代

看回他第一本結集的散文《灰鴿早晨的話》,1966年開始寫的實驗散文或劇評,寫秋與牙痛,寫伊安尼斯高,寫《斷夢與斷想》,到1970年,他寫了大量前的評論。其中一篇寫卜‧狄倫的《歌與餡餅》,透露了也斯異於同代人單純激進的那種成熟:「用到卜‧狄倫身上,微笑就是妥協的意思了。但真是這樣嗎?事實上,微笑是不容易的,當整個世界向你顰眉蹙額,你需要勇氣和寬容才可以微笑。」

這種寬容使他看到的六十年代與別人不一樣,「67年的時候我在一些社區中心接觸很多不同的人,感覺六七暴動令這個城市停頓了,很多地方你不能前往。而我有的朋友左一點、有的右一點,眾說紛紜,我則開始嘗試去理解這一切。現在大家有點美化六十年代,但六十年代其實是一個壓抑的年代,很多事情是你想做但做不到的。你是身不由己、被動甚至癱瘓的感覺,而七十年代好一點,感覺有的東西可以動彈一下了。」

「你現在要我來寫回六十年代,我還不一定能寫出來,因為裏面的東西太複雜了,有一次我和一個波蘭朋友說起,1968年我們在做什麼?當時的確很壓抑想衝開去,但同時又不是很認同關社認祖派的、《盤古》後期的立場,因為我從小就對『阿爺』的權力威勢很反感,通過和不同團體的接觸,慢慢更不能接受『我就是正義、大家要跟隨我』的態度。」

他相對理性的態度是由一些感性態度形成的,自小就不認同權威,不作聲但心裏默默反叛、反思權力的面具,「後來作文、投稿時遭遇編輯要改你的文字的時候,就覺得他並不是真的明白、而只是要行使一種權力而已。」「無論政治、文化,我很欣賞理想主義者,但當理想主義者成為教主的時候,我就自覺離他遠遠的了。比如說陳映真,本來我們很支持的,在香港常發表他的東西,但當他來演講的時候,發現他為了突出他的『真理』而刻意掩蓋了許多東西,這些都成為了我私人成長過程的困惑。」

行走異國


一九八一年與葉維廉(左三)及馬朗伉儷(右一、二)攝於美國聖地牙哥。


一九八七年與顧城夫婦(左三、二)及文化中心經理楊裕平合影。

也斯去美國留學,正好是八九前幾年,也是內地思想最激盪的一個時期,他在美國接觸到許多國內來的留學生,常常組織讀書會交流對國內文學文化的看法,「離開香港,也給我一個超然一些的角度看問題。」多了的不只是家國的反思,更是多了對人的認識。他的中篇《洛杉磯的除夕》就寫及這麼一段生活和一個國內來的女子,「她沒人收留,就借住在我和太太的公寓裏,她有很多內心的掙扎,內心問題又連接上了國家的問題,我看到這一切,就想把摩登的、沒深度的後現代洛杉磯與一個面對很多真實人生問題的人對照而寫。」日後也斯還打聽過她的情況,據說她有參與六四,但再無下文了。

行走異國的經驗對一個作家很重要,卻是他和妻子吳煦斌(另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艱苦爭取得來。他們1973年結婚,就已經有出國留學的計劃,但之間還經歷過失業、養育小孩等等,78年才成行。「但當時孩子已經準備上小學,我們只能做出艱難的決定,讓小孩和老母親一起留在香港──孩子後來還責怪我們這樣丟下他不管呢──第一年後我們回來香港,他已經不認得我們了。」

吳煦斌學生態學、海洋學,結果回來香港找不到工作,當時的香港還沒有環保這個概念,幸好也斯找到教職,一家才得以立足。接踵而來的就是一系列歷史大事,「1989年5月,我還在上海出席一個會議,那時已經很多學生在街上,所以覺得很親切,因此六四發生時受到很大打擊,也寫了很多東西。我有一篇小說《失憶的女人》就是寫那個時期的,可是至今都沒有改好,只是一個初稿,因為尚無法理清,這就像我的一個未了的心願,我想理解這些事情或明或隱對我們自己的影響,通過日常的人來看清背後的東西。」從八九到九七,大家都感到這一種焦慮,「當時在藝術中心做了一系列講座,當時有很多人擔心香港會失去一些什麼,但那是什麼呢,就是我想探討的。不是以一種大香港的心態來做,而是想藉此反思香港你想珍惜的是什麼?」

好玩就去做

九七,也斯的生活與香港同步發生變化,就在回歸前夕他離開港大,暑假過後就到嶺南大學任教,「所以我拍了一個錄像作品,就叫《搬家》,拍攝這種『歸隱』的過程──因為當時文化界有很多奇怪的爭執,其實對香港並無幫助,只像自己打自己一樣,令我心生厭倦。」

其實從也斯早期結集的書就能看出,七十年代的文化界更寬容和開放,七十年代的雜誌似乎更能容忍實驗性、詩性的寫作,嚴肅作家也可以靠在專欄寫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為生,而不須遷就讀者、市場,當時為什麼有這樣寬容的文化環境呢?

「我做過一本《六十年代剪貼冊》記錄了這一些雜誌。六十年代它既是一個壓抑的年代,但也醞釀了很多不同的東西,這些東西到了七十年代就以同仁雜誌的面貌出現,比如說《中國學生週報》,在羅卡和陸離的努力下就做了很多推動文化的事情。同時,雖然辰衝書店能買到不少Beat一代和外國的前作品,但很多東西仍然要很艱難才接觸得到,所以我們都特別珍惜。比如看了《去年在馬倫巴》的電影很震撼,我就去訂羅伯格里耶的小說看,繼而還嘗試把它翻譯出來。」

所以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們已經明白到以民間努力製造文化環境更重要。當時樸素的「文學活動」似乎比現在的種種文化節目和會議更有思想激盪和詩意。「公平地講,62年大會堂成立,倒是發揮了不少作用,比如他們搞過企鵝出版社的書展,那起碼令我第一次接觸到那麼多西方現代文學書籍。還有不少畫展、表演藝術,所以我們很早就看到簡寧漢的舞蹈,以至於後來林懷民來的時候我們都不覺得怎麼樣。當時民間的交往更好一些,後來卻是為了爭資源,大家各自為政卻少了串聯的能力。當時大家一起搞讀書會、小劇場,都沒有想到什麼跨界,只是覺得好玩就去做的。」


也斯編的《六十年代剪貼冊》,記錄了香港六十年代各具特色的雜誌。

如大嶼山,也斯和西西都寫過,也斯的是散文《爛頭東北》,西西則是《我城》中的一段,原來他們一起去過大嶼山。「當時我們叫行友,常常一起探索香港各處地方,其實也是為了重新書寫香港,對抗那種認為文學只可以寫阿爾卑斯山的陳見。」

文學其實可以這樣

這樣的一個香港,是也斯一直惦念的,「六十年代我在社區中心工作,一邊閱讀一本法國的新小說一邊看外面的香港,兩個現實反差遙遠,但正是這種反差令我想改變身處的現實,又因現實來調整閱讀中過高的文學理想,這兩者的來回,就像過海關偷渡一樣。」甚至他九十年代初對東歐文學的關心,也像此前對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關注和譯介,都是有聯想、針對香港其時處境的因素。

魔幻現實主義,是一種文學風格,更是一種面對我們現實的方法。「我最初是看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那是很巧合的,因為我首先產生興趣的是電影《Blow Up》,覺得非常新穎。我那時已經寫了一些東西,很想找到一種書寫自己、自己生活的世界的新方法,但從閱讀中找不到,當時左翼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台灣的瓊瑤和琦君,甚至余光中,都不是我想要的東西。」也斯覺得《Blow Up》有這種方法,就托人在外國買它的原著,沒想到是一個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寫的。

「在他那裏我看到了這種新方法,更通過他接觸到波赫士、馬克斯等,發現他們可以從個人愛情書寫到家族家國,不像華文文學當時的割裂。我翻譯了很多他們的作品,就像在黑夜裏吹口哨,翻譯與介紹就像文學宣言:你看,文學其實是可以這樣的!」

也許就是這種在黑夜裏吹口哨的信念,支撐這些實驗者從六十年代走到今天,把憤怒與壓抑鍛煉成未來成熟之種子。就像也斯1970年寫的《持著我的房子走路》中所說:「我記得自己曾在暴雨的荒山中奔跑。而現在,我卻比較喜歡持一把傘。」這把傘所撐起和遮護的非常珍貴,被暴雨揭示出來、被持傘人所撿拾。文章最後引的是Jack Kerouac名言:「加洛克下山時不是說過:『即使我們永遠憂傷,我們也永遠年輕』。這個也斯譯本與台灣譯本不一樣,台灣翻譯很煽情:「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屬於六十年代單純的自我感動,而也斯的譯本屬於七十年代的堅信和執着。

Profile

也斯,本名梁秉鈞,詩人、作家及文學研究學者,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也斯七十年代已開始在港、台翻譯文學、編輯書刊、發表創作,自成風格,出版的詩、散文、小說有二十多本,包括散文集《神話午餐》、《山水人物》、《書與城市》,詩集《雷聲與蟬鳴》、《游離的詩》、《博物館》、《衣想》,小說集《島與大陸》、《剪紙》、《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攝影集《也斯的香港》等。

(明報周刊2224期,二0一一年六月廿五日)

2011年9月20日 星期二

笑得出 也斯

笑得出 也斯
撰文:陳勝藍 
攝影:郭永強


李純恩將圖中新詩踩得一文不值。也斯言談雅馴,強調不會為了遷就記者扮「四川菜」,但他回應李先生辣味。

詩人也斯的肺癌去到第三期,本有充分理由呼天搶地,偏偏訪問在笑聲中進行,吹脹。

行年六十二,任職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打滾文壇幾十年,不料去年一月癌魔現身後不久,被後輩李純恩撰文寸爆,也斯有本事一笑置之,難怪他能從容面對絕症。

話說劉健威在天后開設飯店「留家廚房」,將友人也斯的新詩印在玻璃上,列明作者梁秉鈞,即是也斯真名。

李先生在《蘋果日報》專欄開拖:「在天后有一家餐廳門前的玻璃門上,印了一個『香港詩人』寫的讚美文章,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百十來個字就露了底。」

文中這名「香港詩人」也斯,對上述謾罵當作耳畔東風,訪問這天說:「我得啖笑,你可以期望李純恩什麼?」他甚至引為樂事,邊說邊笑:「但他蠢,五分鐘都睇唔明,即係佢有問題,哈哈!」

罵戰不給力,留力養病。天將降大任於「詩人」……



新作《人間滋味》。多年來寫食,卻不做食家,「一些餐廳見你是食家,弄得特別好吃,我不喜歡這樣。」

見面當天,也斯提到記者訪問過他的嶺大同事陳雲,他劈頭直說:「聽講你問得佢好尖銳,好似話好毒辣添!」毒辣咁嚴重?「你問佢有無叫雞。如果佢真係(有),又答得出,佢又高興,無問題。」

我認口味重,無辣不歡,也斯便說:「你要辣嘢,但我不是好辣的人。」最近他出書《人間滋味》,講飲講食,這刻便以菜式比喻:「等於你想食四川菜,結果食齋,這對你來說可能有點不公平。」

言下之意他不怕我,謝天謝地,「我不怕你,但你應該怕我,我跟你見慣的人不同,無辣嘢可寫。我知你好叻套人講嘢,(言重了!)但我無特別嘢俾你套,套出來的真相,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簡單。」第一,記者無意套他說話;第二,表面上從李純恩一事,可窺見他有老薑的辣。

李先生那篇文章題為《香港詩人》,寫道:「他們無法寫好一篇文章,因為連基本的字句連結都做不來,思緒總是斷片,要寫點東西,腦子裏東一句西一句聯不起來,有了上句無下句,結果就把這些句子一句一句分開來,美其名曰『新詩』……許多『新詩』就這麼誕生了,許多『新詩人』就這麼負起了『盛名』。」

李純恩擺明瞧他不順眼,又寫:「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說話說不全一遍,寫文寫不了一篇。」


劉健威兒子劉晉即場翻閱他的新書。

也斯:「我有一定數量讀者,但不是最暢銷的品牌,我安於這個位。」

好大的仇口!事隔年多也斯才回應:「我不想撩交嗌,所以一直不回應。可能他不是惡意針對我,可能他跟劉健威食家之間有些矛盾,想踩場,無嘢好踩,就踩我首詩。」

此刻他笑不攏嘴,也真難為他笑得出,「我就無辜,黑狗偷食,白狗當災,哈哈!他不好意思入來(飯店)踩場,在門口睇吓,連門面(首詩)都睇唔順眼。」

當時好友葉輝等幾名「香港詩人」出頭,大罵李先生是「文字撈家」。

也斯告訴記者:「後來他(李純恩)通過陶傑跟葉輝打招呼,說他沒有題材而已。我寫過八年專欄,未嘗脫稿,所以我明白,但無嘢寫就讀吓書,睇吓戲,唔好搵人嚟搞!」

患病


八十年代到洛杉磯唸書,拜訪中國著名詩人卞之琳。也斯妻子吳煦斌也是作家,一對子女目前在外國生活。

也斯可能比當災的白狗更無辜,他不抽煙卻患上肺癌。過往十多年未曾驗身,0九年底一驗,立即跟癌細胞打個照面。

他在訪問中說了句:「何必偏偏揀着我!」但別誤會,他可沒功夫悲哭,「喊苦喊忽都無用,我無喊過,也不挺胸做英雄,我只希望泰然處之,找個方法面對它。」
當初醫生懷疑他患腸癌,「初初醫生用胃鏡探腸,驗不到,打算用刺穿方法,我不接受,未見官先打八十。」及後PET scan證實肺癌作怪,「第三期,差不多接近第四期。」

就是素昧平生的讀者也介紹醫生給他,他看過台灣一名另類療法「神醫」,着他只喝果汁,服食營養素,其他食物碰也別碰,「我問何解,他說:『你不要問!』那我不能接受,我要理解,即使輸了也是自己選擇。」

眾裏尋醫,最後找上曾為霑叔、華叔醫治肺癌的莫樹錦,記者訪問過莫醫生,這天大讚他言談過癮,也斯承認:「醫生我也想找個有趣的,傾到偈。」

也斯一生遊走中國、西方文學之間,看病亦然,他也找了一名中醫主診醫生,「我做人好貫徹,毫不複雜,由唸書到治病都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我好尊重莫樹錦,他是這方面專家,但我又想知中醫可會幫到手。」

之前做過化療,現在服藥,下月再照PET scan,才決定往後的路怎麼走。可有信心痊癒?「我只能說一半一半,我態度樂觀,但不敢說處境樂觀。」

年半前他公開自己患病,記者找他訪問被拒,「大家見我病才訪問我,咁咪好衰?我常說詩人沒有人訪問,除非他自殺,或者殺了人,哈哈!」

絕症當前還說笑,真拿他沒法,「我不想dramatize這件事,好傷感,惹人同情可憐。病就是病,我不介意講,但我不想當作綽頭賣點,sensational。」


六四後寫過不少文章批評政局,未遭打壓,他自嘲:「我一路出不到名,所以沒有人理,你不要打破我這個保護膜!」九一年作品《失憶的女人》講六四,一直修改未出版。

臉上的表情不是憂傷也不是歡喜,
只是坐在那裡,好像真的在沉思什麼。
(散文《通宵咖啡店的老人》)


教書

四九年生,即所謂共和國同齡人,「沒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外祖父是國民黨書記長,中共建國,父母抱着五個月大的梁秉鈞從新會來港。

雙親都是知識分子,「父母不懂帶錢來港,只會帶書。」也斯四歲那年爸爸積勞成疾去世,「他找不到工作,想做陶淵明走去耕田,又適應不到,覺得人浮於事,抑鬱。」

他在過往訪問說過「也斯」二字沒意思,惟這天說:「我爸爸個名都有『斯』字。」嗯,「也」有「斯」字。

相反媽媽開朗,跟她的妹妹一邊貼火柴盒穿珠仔,一邊 jam《赤壁賦》、《李陵答蘇武書》、《長恨歌》,你唸一句我唸一句,「就像現時唱卡拉OK,我細細個覺得幾好聽。」對文學產生興趣,始於當時。

浸會英文系畢業,在報館工作八個年頭,正是寫專欄從不脫稿那八年,之後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修讀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寫過不少論文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例如卞之琳、戴望舒的新詩,「文革關係,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無名。」

先後在浸會、港大、嶺大教比較文學,這半年來養病,每週只上課一天。

記者有不少行家,甚至傳媒前輩是他門生。時至今日,他比學生年長四十多歲,我比較關心代溝問題,他說:「你可以高壓否定他們,這不好;倒轉頭矮化自己,美化他們,有些老師跟同學講潮語,其實最被人看不起!我覺得應該承認代溝問題,開放溝通渠道。」

香港地,記者還說學者易為,文人難做,「我倒轉跟你講,現在二0一一年,做作家幸福,做學者辛苦。八十年代我在港大教書,二年班不用考試,四月底學期完,今日港大也沒這回事。」


近年探討香港五十年代文學、文化、電影。九十年代他為方育平導演寫過兩個電影劇本,可惜老闆之前的片子蝕本,關水喉,拍不成。

沒有什麼比一杯熱騰騰的東西更好了,在這樣的天氣裡,當你從寒風中進來。
(散文《一杯熱騰騰的東西》)


寫作

反而作家易做,「現在年輕作者要出第一本書好容易,藝術發展局一定支持,你寫的東西好不好都可以出版,這對作者是否好事?放在書店,一個星期銷量不行便下架,可能永遠不見天日,你好似係一個作家,但又好似不能前進。」

有次到中學分享,學生問如何做個大作家,他答:「不如你先做一個好讀者。」

作品《半途》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獎,《布拉格的明信片》奪同一獎項小說組獎。自言過往鄙視文學獎,但見作家日益難做,終於認同,「但要將評審公開,令作者學到嘢,比起三尖八角的獎座或幾千元獎金更有意思。」

其他著作包括小說《剪紙》、《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散文集《昆明的除夕》。善寫人情,「我寫政論未必好過李怡、黎智英及林山木,我是寫小說的人,對人的觀察可能較好。」

筆下謝絕矯情,連累著作銷量,「有些電影你知道灑狗血,但你鍾意看,沒問題,但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寫,我自己找條路。我的路不好走,人家覺得平平無奇。」

即使被李純恩執了一劑,他仍然認為香港文人不相輕,「香港咁細,點輕?大陸就話可以一人一個省,各據一方,在港唔通你霸住銅鑼灣?」

香港新詩式微,反而歌詞精彩絕倫,就像唐詩發展成宋詞,近來也斯欣賞黃偉文的《苦瓜》,「夠具體,不是難明的詞,我覺得他在新詩裏面偷師學到嘢。」更重要是,也斯曾以苦瓜入詩。

認為新詩未過時,「林夕也是讀新詩出身,他也寫新詩,寫歌詞修養便好一點。現在的詞走向生活化,例如《囍帖街》,寫得好的詞我覺得也是詩,Bob Dylan的歌詞其實也是詩。」嗯,也是詩,也斯。


0九年法蘭克福書展,巧遇龍應台。(《蘋果日報》報片)


訪問過後返回銅鑼灣住所休息。過往每晚只睡四小時,患病後才加鐘,「以前通宵改卷,橡筋繃得太緊,斷了。」

(壹周刊二0一一年五月廿六日第一一0七期)

人面
也斯

青澀的表皮緊抓住自我
又總招引不相干的邂逅
不願被誤當橄欖或山稔
老想說清楚自己的味道

擁抱過仔碰傷留下黑斑
在盤中飽經文火的蒸熬
不再計較皮膚緩緩舒開
露出了核表滄桑的人面

柔和了又仍是夏日酸澀
感染千重菜餚還被感染
隱沒了還翻新眾人胃口
飽饜外再尋清新的開始

鴛鴦
也斯

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
香濃的奶茶,用布袋
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
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歷時間的長短
影響了茶味的濃淡,這分寸
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
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
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還是保留另外一種味道;街道的大牌檔
從日常的爐灶上累積情理與世故
混和了日常的八卦與通達,勤奮又帶點
散漫的……那些說不清楚的味道

香港詩人
李純恩

邁克在他的專欄裏形容許多「負盛名的詩人」:「一寫散文就露底」,真是一針見血。

在天后有一家餐廳門前的玻璃門上,印了一個「香港詩人」寫的讚美文章,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百十來個字就露了底。

這些「詩人」之所以成為「詩人」,關鍵就在這裏。他們無法寫好一篇文章,因為連基本的字句連結都做不來,思緒總是斷片,要寫點東西,腦子裏東一句西一句聯不起來,有了上句無下句,結果就把這些句子一句一句分開來,美其名曰「新詩」。

許多「新詩」就這麼誕生了,許多「新詩人」就這麼負起了「盛名」。

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說話說不全一遍,寫文寫不了一篇。有時,一些「詩人」會寄他們的「作品」給我,看他們的作品,我會生出憐憫之心:這麼多思緒紊亂的文藝愛好者,卻連一封通順的信都寫不出來,可見香港教育是多麼失敗,連封信都教不會人寫,弄得這些人只好去做「詩人」。

在香港,假「詩人」完全可以是無心之得,比如我們的特首先生,只要哪一天他手上沒有智囊們寫好的文稿,由他自由發揮,他的任何一次講話,無論是表示欣喜還是憤慨,都是一篇上佳的「新詩」。這大概是連他老人家自己都始料不及的,他以為自己是「政治家」,但一開口,不由得他不做「詩人」了。

香港的很多「詩人」,都是這麼誕生的。

(蘋果日報二0一0年一月三十日)

文字的囚徒
劉健威

李純恩罵也斯,罵得很狠很毒,事緣他看到兩首也斯的詩,「那一段文字,花了我五分鐘的生命,看了又看,每個字都認得,但放在一起就不知道他究竟在說什麼。還是個在大學教書的『學者』,這般水平,不過數十來個字就露了底」、「在香港,這類『詩人』特別多,因為語文根基太差,思維能力也有問題,所以講話和寫文章都有障礙……。」

的確夠惡,恃的是有地盤,你讀不懂,怎麼不是自己而是人家的問題?是不是你沒學過化學物理,就把這方面的學者都罵成是騙子?

他罵的是也斯的兩首詩《人面》和《鴛鴦》,兩首都是詠物詩,詠的是食物—人面,就是粵人常用作做菜的?棯,也斯借這首詩,寫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擁抱過也碰傷留下黑斑/在盤中飽經文火的蒸熬/不再計較皮膚緩緩舒開/露出了核上滄桑的人臉」;《鴛鴦》則是借港式飲品抒發對開放文化的期待和讚美,恰恰就是李純恩那種狹隘、粗暴文化態度的相反:「五種不同的茶葉沖出了/五種香濃的奶茶,用布袋/或傳說中的絲襪溫柔包容混雜/沖水倒進另一個茶壺,經過時間的長短/影響了茶的濃淡,這分寸/還能掌握得好嗎?若果把奶茶/混進另一杯咖啡?那濃烈的飲料/可是壓倒性的,抹煞了對方?……」

詩,有啥難懂?李純恩不懂,是一輩子躲在一個狹窄的文字牢籠中,沒有耐性和包容去接受、理解另一個更闊大的文字世界,他以為自己能掌握和讀得懂的,就是中國文字的至高標準,驕傲得去罵別人文字根基差,去「憐憫」寫現代詩的人。

他沒反省的是自己沒受過現代主義文化的洗禮,欠缺的正是那麼一根弦,連淺白的現代語言也讀不懂。這兩首詩,由一位外國學者一字一句地翻譯出來了,一個中國人卻讀不懂,說倒底,那是文化,而不是文字的問題。

(信報二0一0年二月四日)

妄想新詩人
李純恩

有個叫「也斯」的新詩人,接受「壹週刊」記者訪問時,提到我有一次在文章裏得罪了他,他的許多朋友圍剿我,我怕了,於是去找陶傑,去跟他的朋友葉輝打招呼,說寫那篇文字,實因沒有題材而已,見諒則個。

看「壹週刊」那段報道,起初以為在看文藝創作,繼而才明白,世上真有精神自瀆,妄想入腦的事情。

我不認識也斯這廝,只知是個文字不甚通順的新詩人,得罪了便得罪了,有甚好懼好怕,要託朋友去說情的?此事子虛烏有,葉輝先生陶傑老弟尚在人世,這廝竟也敢作這死無對證的「創作」,就不怕記者去找當事人問問真相?可見如非平時慣於說謊,便是妄想入腦。

世上如此多虛妄之人虛妄之事,寫專欄何愁沒有題材下筆?看「壹週刊」報道,才知道這廝的朋友們駡我是「文字撈家」,真是高興之極。「撈家」者,偏門也,那駡我的人,便是自認名門正派了。這就令人想到武俠小說中那些虛情偽意的名門正派,打不過人就稱人歪門邪道,拳腳不行,只好去搶口舌的便宜,以為就能駡死人了。卻不料,將我抬到了張無忌的地位,幸甚幸甚,文字撈家這廂有禮啦!

蘋果日報二0一一年五月廿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