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啓章
（照片．袁兆昌攝於台灣）
也斯的〈給苦瓜的頌詩〉是我最常銘記在心的一首詩。且引最後一節：
「在田畦甜膩的合唱裏
堅持另一種口味
你想為人間消除邪熱
解脫勞乏，你的言語是晦澀的
卻令我們清心明目
重新細細咀嚼這個世界
在這些不安定的日子裏還有誰呢？
不隨風擺動，不討好的瓜沉默面對
這個蜂蝶亂飛，花草雜生的世界」
多年來我也在寫作課上讀這首詩，不少年輕人因此而知道詩人如何以物喻人，對人對物都富有體會和情感。當中頌讚的樸實而堅執的特質，更是也斯自始至終竭力維護的理想人格。說也斯是當代最重要的詠物詩人，實不為過。當年我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念書，和幾個同學辦了一個梁秉鈞詠物詩座談會，提出了「物詠」的看法，意思是他甚至能拋開以人為中心的觀點，完全代入物的角度，讓物自己發聲，所以不只是人詠物，而同時是物詠物，甚至是物詠人了。人物相待，相知，相忘，不就是一種「齊物」的境界嗎？苦瓜與詩人，誰在撫慰誰，誰在感嘆誰呢？可想而知，也斯對我後來關於「物」的書寫，產生了如何深遠的影響。苦瓜是一個起點。
不言之教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也斯的學生，其實不是。也斯八十年代中從美國回來，在港大比較文學系任教。我一九八六年入港大，第一年念中文和英文，第二年才轉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第三年原本想選也斯的課，但他那個學期卻休假，結果沒修成。到了念碩士，我研究的是普魯斯特，跟的是洋人老師。所以，嚴格來說，我只是也斯的讀者。有時在本部大樓走廊碰到他，跟他點點頭，他報以微笑，只此而已。
也是念碩士的時候，幾個同學手癢癢的想寫作，便組了個討論會，定時分享大家的實驗品。不知是誰把我們的小說給也斯看了，他非常感興趣，主動把我們的拙作轉交給當時《星島日報》剛剛開辦的文學副刊「文藝氣象」。就這樣，我們的小說便刊登出來了，而我也因此有機會接連發表了好幾個短篇。那是一九九二年的事情。我一直不厭其煩地說，當年的「文藝氣象」對我這樣的一個新人是何其重要。沒有這一步，就沒有後來的寫小說的我。要感謝的除了副刊編輯關夢南先生，還有熱烈推介我們的也斯。而也斯當時並不認識我，大概只知道我是系內的一個研究生。
在這之後便可以直接走到也斯的辦公室找他了。同學們和他聊的除了小說和詩，還有學術方面的話題。對於我們的作品，他從不好為人師，指指點點。我們都感受到平等交流的氣氛，自信心也大大增強了。後來我們搞了一份文化研究雜誌，也斯也大力支持。他在銅鑼灣的家我們去過一次，一起看田壯壯的《藍風箏》影碟。他女兒也在，那時還很小，非常安靜，在摺紙。之後幾年，也斯有什麼發表機會也會推薦我，我們搞什麼文學活動也會邀請他。我不是也斯的「入室弟子」，但也斯其人其文是我認識香港文學的入門和典範，對於這種不言之教，我實在受益不淺。
《剪紙》與也斯
我一直認為，香港文學的三部最重要小說是劉以鬯的《酒徒》、西西的《我城》和也斯的《剪紙》。這三部橫跨六、七十年代的經典之作，直接促使在七、八十年代成長的我輩加入以文學書寫香港的行列。我在中文大學通識學部開香港文學課的十幾年來，一直在講《剪紙》。這部小說融合了魔幻寫實和拼貼的手法，探討現代和傳統價值的更替，商業和藝術價值的衝突，大眾媒體的興起和語言文字的濫用，以至於個人在其中受到的衝擊和作出的堅持。我認為，這些不單是也斯一生關注的主題，也是我們今天在香港這樣的都市所面對的種種。《剪紙》是具有超時代意義的一篇小說，至今依然同樣令人省思和感動。
也斯對年輕人非常寬厚，對朋友也熱情暢達，但他不是好好先生，不是那種面面俱圓的人。他堅持自己的觀點，絕不會迴避他不同意的事情。不知是誰封給也斯「對話王」的稱號，因為他在文章中每每呼籲不同立場的人應該互相包容，開放對話。這個美好的願望，就如他的〈漢拓〉最後兩行至為優美的詩句：「紙與石細語商量的對話／墨色烏黑至銀灰的變化」。不過，「對話」有時也會變得過於激烈。九七年底，因為一部小說的影射式寫法，我和也斯在報章上發生過一場「筆戰」。現在回看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是非對錯也說不清楚，甚至不再重要了。是否曾經「決裂」，是否需要「和好」，也沒有刻意去考慮。隔了幾年，也斯不計前嫌邀請我參與一個中法文學交流活動，大家就維持友善而淡然的關係，彼此並不多見，但見了總會互相問好。紙與石之間曾經的磨擦，最後留下來的是墨溫潤的印記。
一種感激
幾年前，我們一羣文學界朋友倡議興建香港文學館，也斯很慷慨地成為我們的顧問。那時候他已經發現患上肺癌，我每次以電話或電郵和他商事，也順帶問候他的情。他總是以尋常的語氣回答，好像生病只是另一件要認真處理的事務，既不必怨憤自傷，也毋須激昂奮鬥。拒絕濫情是也斯的本色。最後一次有機會跟他詳談，已經是前年的事情，在他家樓下的茶餐廳。當時還以為有條件可以請他搞一個攝影與詩的個人展覽，作為文學館的先導計劃。他很明顯對一個有公共機關色彩的大型文學館感到疑慮，主張較小規模的、民間的文學之家的模式。正如許多關於香港文學的大計一樣，當時談到的種種，結果也無疾而終。
「同桌可以有不同的方向」，也斯在〈青菜沙律〉裏是這樣說的。雖然大家都共同關心香港文學，但我知道他對我的寫作方向並不認同。有時看到他在文章中批評有些作者概念先行，賣弄知識，我便知道他在說我。但這已經沒緊要。正如黃碧雲所說，被罵到最終也變成了一種感激。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都願意他留下來多罵我們幾句。就算我們依然故我，死性不改，有這種觀點的衝擊，有這種批評的聲音，不是比大家互相稱來道去更來得真切，更令人懷念嗎？說到理解的困難，或見解的分歧，原也屬世情的常態，《剪紙》的作者不可能不知道的。
使合唱不至單調
那天大清早，接到友人的短訊，知道也斯離去的消息。感覺除了悲傷，也是茫然。有話想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報上有簡短的報道，說他臨別的遺言依然是關心香港文學，勉勵年輕作者。我從書架上拿下來最就手的一本書《新果自然來》。那是也斯一九七六年到台灣旅行的散文集，到二ＯＯ二年才第一次結集成書。書中的也斯是一個文學新人，背行囊，不願流俗走熱門的路線，堅持以笨拙的方式尋訪文學中的台灣，看七等生或黃春明等寫過的地方。年輕也斯的一趟旅行，就是他一生的文學之旅的寫照。他寫到在小鎮羅東的街頭攤子吃肉，雖然已經看不到黃春明筆下的「三明治人」，卻看到地方戲院宣傳《大白鯊》的廣告車。時代在變遷，但事物也在延續。作者一低頭，看見匙上寫：「新果自然來」。二ＯＯ二年，我和黃念欣的孩子出生。我們正苦苦思索名字，剛巧買了也斯新近出版的這本書，便想：叫做「新果」不是很好嗎？
不是太老的苦瓜，為疾病所折磨的苦瓜，帶自己不同於眾人的堅持，默默去了。不過，苦瓜不是終點。新的果子又要結出來了。結出來的不一定是另一些苦瓜，而是更多種多樣的蔬果，豐富這片貧瘠的田畦，使合唱不至單調，音韻不獨高昂，而有不同的姿態和口味，「包容種種破碎不知秩序」。
舊瓜已去，新果相傳。文章題目的對仗並不工整，但對於不喜歡墨守成規的也斯來說，也許更合他意。
謹此悼念我的啓蒙老師。
（明報二Ｏ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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