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遺忘與記憶
──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盧文敏，原名盧澤漢，一九六Ｏ年代初曾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等刊物，一九六三年七月加入《文藝》編委會，與丁平先生和韋陀先生共事，有親身接觸。曾出版詩集《燃燒的荊棘》（一九六一年），以及大批通俗小說。其作品曾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一九六七年）、 香港中國筆會《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年）、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小說選》（一九九七年）； 一九六一年以新詩〈昇起我們的藍旗〉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新詩創作比賽」第四名， 一九六六年更以小說〈陸沉〉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第十五屆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本訪問稿經盧文敏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半
地點：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大堂餐廳

盧：盧文敏先生
沈：沈舒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踏上寫作道路？期間，有沒有得到前輩啟發？

盧：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報販鄰居，經常讓我到他報攤拿報紙來看，譬如《晶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等。我在報紙上見到很多人投稿，自己也躍躍欲試。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投稿，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電影日報‧大家樂》版（崔魏主編）發表。高三時，我一位中學同學祝康彥（其後成為台灣研究老子哲學的學者）知道我喜歡寫作，把我的作品交到他爸爸編的《香港時報》上發表。其後我也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學生園地版。後來，我接觸到《自由陣線》、《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等刊物，喜歡自由主義的作品。我踏上寫作的道路，多少受到文藝界前輩慕容羽軍（李影）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其後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及《星島晚報‧大會堂》版主編）的啟發，尤其「師傅」慕容羽軍多加指導。此外香港的女作家孟君、雲碧琳，台灣的名作家王藍、余光中等也多加啟導。而孟瑤、謝冰瑩等作家更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老師。

沈：請談談五十年代末赴台進修的始末？期間參與了哪些文學活動？

盧：我在一九五七年於九龍東方中學畢業後，沒有想過到外地進修，因為父親盧登的木箱生意失敗，家庭環境欠佳。後來，祝康彥告訴我，只要考到入學試，就可以免費到師大讀書，每星期還有二百元台幣零用錢。其後我考入師大讀國文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回港從事文教事業。在台攻讀期間曾參加「青年作家協會」、「文訊」、台大「海洋詩社」、師大「縱橫詩社」及「文藝營」等藝文活動。當時，僑委會有一筆經費資助僑生出版著作，王藍推薦我和其他香港僑生余玉書、朱韻成（人木）、胡振海（野火）、鍾柏榆、張俊英等出版《五月花號》，更蒙李樸生（僑委會長）、作家徐速與王藍賜序；後來，經覃子豪和余光中推薦，我獲僑委會資助出版了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我在台除繼續投稿香港之報刊外，也投寄台灣《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時代青年》及《台灣文藝》等雜誌。此外，也參加過「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及「中國筆會」等文學活動，結交同一代之作家文友王憲陽、桑品載、歐陽惕、周伯乃、李藍、蔡文甫、段彩華、魏子雲、張默等。至於個人寫作範疇甚廣，除熱心詩作外，也愛寫小說、散文、評論等，更常與蘆荻、羊城、馬覺等切磋。還有盧因、桑白、蔡炎培等，尤其是蔡浩泉，最多勉勵。蔡浩泉是我在師大的學弟，讀藝術系。

留學台灣期間，我曾經在國際學社聽過胡適的演講，受到他對自由民主、中國前途看法的影響，也經常讀殷海光的著作，對學術和人生的課題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我當時發表的文章，除了抒發感情之外還有學術的探討。另外，我參與《師大學生》、《海洋》（余玉書和張俊英主編）、《縱橫》（劉國全主編）等刊物的編寫工作。海洋詩社是台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余玉書、鍾柏榆、張俊英等；縱橫詩社是師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羊城。我有一段時期徘徊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但最終選擇了文學的道路。

沈：《學生生活報》甚麼時候創刊和停刊，共出版了多少期？

盧：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從台灣回港，九月開始在元朗崇德英文書院任職中文高中教師，直至一九六四年離開為止；其後轉任李求恩紀念中學，直至一九七七年離職。回港後，經常在《大晚報》發表散文和小說，因而認識《大晚報》總編輯李一丹先生。一九六一年底蒙李先生邀約主持《學生生活報》，在慕容羽軍與雲碧琳之指導及協助下，主持編務約半年，逢星期六、日上班編稿。《學生生活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結束，逢星期五出版，每期三張紙共十二版，開度與《中國學生周報》相同。《學生生活報》是在大乘佛學社社長劉銳之及其在土瓜灣之小型印刷廠資助下艱苦出版，內容大致參考當時十分暢銷的《中國學生周報》與《青年樂園》。我當時只想在一般接受美援（如友聯機構屬下之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及左派資助（如《青年樂園》、《伴侶》、《知識》、《青年文友》等），走出一條純獨立性之綜合文藝，知識與思想之青年學生刊物道路。當時我很年輕，政治思想欠成熟，不僅對大陸極權政治（包括「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煉鋼」政策等）不滿，而且對香港憑美援企圖搞「第三势力」（如支持李宗仁做總統）分裂國共另組織第三政黨（包括「青年黨」）勾結美國分離主義势力，也持反對態度。我比較同情及支持「自由中國」──台灣的「國策」及以民生為主的大部份政見。至於香港雖無民主，却有充足自由的殖民政府，大致無可奈何贊同，但却非常反對其歧視台灣畢業生的政策，教師待遇有所謂甲、乙級之別。

《學生生活報》作者除慕容羽軍、雲碧琳、凌麥思（司馬靈）、林蔭、李一丹及我（也是編委）之外，更難得發掘了現在譽滿文藝界之作家柯振中與許定銘先生，當時都是他倆自由投稿該刊而獲刊登與鼓勵的；而柯振中早期一篇長五千字小說就是刊登在《學生生活報》的「原野版」，發表後他很高興。由於當時太忙，加上年代久遠，又缺刊物在手，記憶已十分模糊，依稀記得曾主持一次文學講座及若干次讀者文藝活動。一九六二年《學生生活報》曾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作者有盧文敏、梓人、司馬靈、桑品載、歐陽惕等十多篇，書評家許定銘曾作推介。由於當時志趣是不大想教書，只希望一心從事寫作專業與出版工作，所以不計個人酬勞，也全力推動生平第一樁出版與寫作之志業，可惜當時市場不景氣，加上同類刊物競爭劇烈，終接受失敗收場，但卻獲得寶貴之經驗，為日後在台、港長期從事出版與職業寫作鋪路。

沈：《文藝沙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出版了多少期？又如何邀請到著名作家如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撰稿？

盧：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有意全力進軍文壇，獨資創辦《文藝沙龍》，主要蒙師傅慕容羽軍之指導及約稿，刊登了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作家的作品；此外，我也結交了青年作家陳其滔、梓人、李海眉、夕陽、盧柏棠、張雪軍等（至於台灣也有以上提及之文友作家），並親自向他們約稿，所以應不乏稿源。當時發覺一般雜誌售價太昂貴，才決定以較新形式之八開型出現（只售三角），當時參考最暢銷的雜誌都擺在搶眼位置，只有大度刊物才能吸引讀者，《文藝沙龍》無論內容、風格、編排都有意創新，除了售價最便宜外，還取消一般封面浮誇風習，封面除醒目設計之刊頭外，更刊登名家作品（配名畫家丁崗插圖），結合較嚴肅之純文學與通俗文藝，提倡「雅俗派」合流之始（至今本人仍極力提倡及支持雅俗「活文學」，不同意過於曲高和寡、脫離群眾讀者之「呆文學」或「死文學」），並且有意搞作者與讀者之「沙龍式派對」、「沙龍式研習互動」，結合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惜力有不逮，欠缺宣傳，銷路未符理想，財力不繼，未克功成，前後只出版了三期左右，但對辦刊物之志向仍未平息。後來，出現了很暢銷的《小說報》，風格與《文藝沙龍》相似，但並非雜誌，每期只刊登一位作者的小說，却非常受歡迎。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和韋陀二位先生，以及怎樣認識《華僑文藝》這份文學雜誌？

盧：由於慕容先生介紹，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後認識韋陀（黃國仁）與丁平（寗靖），一九六三年加入《文藝》擔任編委。丁平先生不只是編委好友，其後更是李求恩中學的同事。一九六四年我離開元朗崇德中學，經韋陀先生介紹我轉進聖公會屬下之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丁平先生大概在一九七二年任教李求恩紀念中學，離職日期是一九八三年，他經常在我主編每月出版一次的《淬鋒》校刊撰稿。現時活躍藝文界的邱立本、卓伯棠、鄭明仁是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時的學生、而朱珺是在崇德英文書院任教時的學生。丁兄為人豪爽、熱情，風趣幽默，聲如洪鐘，成名於大陸詩壇。活動力甚強，交遊廣闊，與大陸、台灣及南洋藝文界均有聯繫，經常書信往還，又熱心藝文，寫作頗勤，著有長詩《在珠江的西岸線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二ＯＯ九年「香港中國文學學會」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紀念詩集）等，更涉獵學術性之著作，多才多藝，兼任大專教職，桃李滿門，乃不可多得之人才。至於韋陀先生，他是一位沉實而忠厚的人，在諸聖中學任李守慧校長秘書（該校長其後即成為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很熱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較為內斂，與丁平的性格互相補足。

記憶中，我首先在報攤上看到《華僑文藝》這份雜誌，後來經慕容羽軍先生介紹才認識丁平和韋陀。他們邀請我撰稿，我才開始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其後應韋陀及丁平兄的邀請更加入《文藝》編委會，對早期《文藝》前身之《華僑文藝》只知其為偏重台灣文壇。

沈：丁、韋二位先生為甚麼邀請盧先生加入《華僑文藝》的編委會？當時的編委會由四人大幅增至九人，原因何在？

盧：他們知道我很有興趣搞出版，大概覺得我們志同道合，而且可以介紹一些台灣的稿件。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正式加入編委會。《華僑文藝》的編務工作主要由丁、韋二位負責，其他編委沒有實務工作，只偶爾茶敍，討論有關文藝寫作及編務方針，主要是介紹一些稿件。

《華僑文藝》的作者群中不少是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李金髮、覃子豪、謝冰瑩等。當時擴大編委會，加入一些年青的編委，我猜想他們想吸納一些青年作者，充實版面內容，以及增加年青讀者。其實，上世紀五、六Ｏ年代，左右兩派的刊物都爭取年青人參加，《華僑文藝》也不例外。

沈：盧先生知道《華僑文藝》出版經費的來源嗎？又韋陀先生與丁平先生如何分工？

盧：《華僑文藝》沒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後沒有資金支持，我推測主要是由韋陀先生出資，至於丁平先生有沒有出資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帶的作家，《華僑文藝》在當地也有一些銷路。印量大約是二千本，據說主要銷南洋約一千本，香港則有少量發行，其他送贈台港作者及文化機構。當時親台的集成圖書公司、友聯書店及特約報攤也有寄售。其後聞說因為南洋發行欠帳，不得已之下停刊。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丁、韋二位的工作分配大致是丁管編務與約稿、發行、聯絡，韋則管帳目與編務（畫版）。

沈：《華僑文藝》的「讀者‧作者‧編者」和「作家動態」由誰執筆？

盧：「讀者‧作者‧編者」應該是由丁平執筆，而「作家動態」由大家合寫，我也寫過「作家動態」的報導。

沈：《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與香港當時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如《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等有甚麼分別？

盧：我認為《華僑文藝》沒有特別的文學主張，主要發表水準較高的文藝作品，一般評論是比當時頗為暢銷的《文壇》水準較高，既有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有現代主義的新詩及評論。從風格上來看，《華僑文藝》與黃崖主編的《蕉風》很相似。

《華僑文藝》雖然刊登現代主義的作品，但也不排斥寫實主義的作品，兼容並蓄，與香港其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刊物不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的好壞，而非文學的主張。

沈：《華僑文藝》發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否與丁平先生有關？

盧：台灣作家主要由丁先生約稿，我也有介紹桑品載、歐陽惕等人的作品在《華僑文藝》發表。

沈：《華僑文藝》的銷路如何？後來為甚麼停刊？

盧：《華僑文藝》雖然在香港報攤發售，但銷路不高。至於南洋一帶的銷路應該不俗。後來，《華僑文藝》受到南洋排華的影響，被逼放棄「華僑」二字，改為《文藝》，我覺得此刊名太平淡，建議索性改名為《新文藝》，可惜被否決。《文藝》銷路大跌，無法經營下去，不得不停刊。

沈：《華僑文藝》被人遺忘的原因何在？對香港文學有哪些影響？

盧：《華僑文藝》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關、宣傳及藝文活動，編輯工作太忙，只是兼職，難以發揮影響力。停刊後亦少人談起這份雜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如此，《華僑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作品，而且是早期推介台灣作家和作品的香港雜誌，其貢獻應予肯定。多年後，老朋友桑品載、歐陽惕、張默、蔡文甫等台灣作家仍會談起這份刊物。

沈：從一九七Ｏ年代末開始，盧先生很少發表嚴肅的文學作品，有甚麼原因嗎？

盧：一九七七年離開李求恩中學後，工作太忙，全力搞出版和寫作。我在香港辦過的雜誌包括《醜聞》、《風雲》、《電視台》、《生理衛生》、《黑皮書》等。在香港靠寫作為生絕不客易，我分別用孟浪、老偈、貝品清，白水晶、霍愛迪、艾迪等多個筆名在《天天日報》、《新報》、《新夜報》、《新知》、《藍皮書》等報刊寫流行作品，包括偵探、靈異、愛情、魔幻、科幻小說等，每天忙於寫七、八個專欄，由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完全沒有時間參加文學活動，漸漸遠離嚴肅的文學創作，但我不同意流行小說必然缺乏文學成份，名作家沈西城就批評我的作品特色：「通俗中有文學，文學中有通俗」。我寫了幾百萬字這類通俗作品，部份以孟浪筆名發表的作品已經結集出版如《閻王令》（一九八七）、《變色幽靈》（一九八七）、《通靈怪嬰》（一九八八）、《靈體》（一九八九）、《黑狐仙》（一九八九）、《攝魄亡魂》（一九九Ｏ）、《驚魂夜》（一九九Ｏ）、《奪魄情花》（一九九一）、《鬼鈎魂》（一九九一）、《靈魂賭局》（一九九二）、《魔域翡翠》（一九九二）等。我曾以老偈筆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包括《隧道亡魂》、《魔宮怪客》。我覺得小說應具有「電影感」、創造性及想像力，尤其是恐怖、靈慾、推理及荒誕題材缺乏，我較為偏重。當時很想寫出類似「ＯＯ七」及後期紅絕一時的「哈利波特」之類的小說。期間，我雖然以寫通俗作品為主，偶然仍然會寫嚴肅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與新詩，在《中華日報》發表。其他在《劇與藝》、《蕉風》和台灣的文學雜誌《小說族》上發表，都是用盧文敏、白水晶、孟浪等筆名。

一九八五年，我離開香港。當時我覺得香港文化市場缺乏文藝，而流向財團化的通俗及八卦，難以競爭，我反而發覺台灣文化出版界過於嚴肅、單調、乏味（尤其是主流報紙刊登高級文學作品），與香港報紙通俗化大相違背。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以商業角度在台灣先搞通俗刊物，賺夠錢再搞虧本的文藝雜誌。我到台灣，認識了林德川先生。他有意辦雜誌，於是出資搞出版社，分別成立「金文」、「美麗」與「追星族」三間出版社，主要是將台灣通俗雜誌「香港化」（比黎智英搞《壹週刊》及《蘋果日報》早幾年吧？），當時先後出版最早報導兩岸三地資訊及內幕的《接觸》、《兩岸》與及《靈異》、《人鬼神》、《偶像》、《星心》、《蒐奇》、《新生活報》及大量的香港流行漫畫與小說（購買版權再修改為「台灣版）。我負責具體編務，最高記錄是每月出版十二本雜誌，銷售最多的雜誌是《靈異》雜誌，四開大度，內容包括靈異、科幻、宗教、神秘等題材，每期銷有二、三萬冊。另外，我還購買香港作家著作和漫畫的版權，把這些書引進台灣，前者如慕容羽軍、雲碧琳、依達、馮嘉（石崗）、林蔭、沈西城等作家的作品，後者如文化傳訊黃玉郎的《龍虎門》（舊版）、上官小寶的《李小龍》、張萬有的《如來神掌》、牛佬、邱瑞新的江湖黑白道連載漫畫及甘小文的幽默諷刺漫畫等。直到二ＯＯ五年我離開台灣，回港為止。

我認為文學不應該太狹窄，除了嚴肅的作品外，也應該包括流行和通俗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壞，並不在於它是嚴肅還是通俗，最重要是看作品本身有沒有特色，能否表現人性與社會的面貌。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呈現正面、健康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但為甚麼不可以反映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可惜，當時的文學界不大能夠接受這類題材，認為這類創作不是文學作品。文學界過去一直輕視通俗作品，其實通俗作品中也有好作品，譬如金庸、倪匡、亦舒、李碧華、馮嘉、林蔭等也有出色的小說。這些作家雖然不為當時文學界接受，但他們的作品為文學作品開創了新局面，無論在武俠、科幻、愛情的題材都有新突破，今天已為人肯定。我認為通俗作品可以接觸更多讀者，透過提升作品水平，同樣可以引起讀者對文學的興趣。很多人將報刊連載的小說視為通俗，其實公認為文學泰斗的小說名家劉以鬯的《酒徒》，最先就發表在星島晚報副刊，金庸、倪匡、小生姓高（三蘇）、梁羽生及李碧華的作品均發表在報刊副刊。究竟作者之作品是否有文學價值，主要是看他寫作動機、構思、取材、藝術表現手法與個人風格。本人未出版之文學短、中篇約二、三十萬字，在報刊連載之長篇約七、八百萬字，其中涉及恐怖、推理、科幻、魔幻、情色題材，少不免有顧及市場與讀者口味，但以當時得令的高行健、莫言、黃碧雲及台灣的陳雪均有涉及人性與情色描寫，只要真正是作者深刻表達人性衝突與內心掙扎，我們應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派小說。目前一般文學讀者日漸缺乏和疏離，造成作者比讀者多的怪異現象（尤其是新詩），反觀日本及外國小說對性與情色衝突描寫，跟電影同步，說不定是重新爭取廣大讀者的靈丹妙藥。我曾寫過很多作者沒曾寫過的題材的長篇小說連載多年，如《神珠‧魔手‧外星人》、《恐怖殺人窩》、《藍戀紫情》（同性戀畸情）、《一代神女女神自白書》……等，很想整理出版或上網留存，但目前出版市場太差勁，如何適應、改革或創新，值得有心人士研議。

沈：可否介紹《73週刊》這份刊物？

盧：香港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叫「73劇場」，內容以諷刺社會為主，我於是想到辦一份《73週刊》的趣味性綜合雜誌，刊登較具諷刺及爭論性的社會雜文、怪論及反映現實衝突的通俗的愛情小說，由我與何潮光合作出版，但只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了。後來，我們還共同集資辦了一份叫《電視台》的雜誌，請方亮先生主編，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青霞。

沈：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的盧文敏介紹，是否盧先生執筆撰寫的？

盧：這篇介紹不是我寫的，也不知道是誰人執筆的，也許是早期認識的文友提供，較缺乏我八十年代後的資料。

沈：今天十分感謝盧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從事文學工作的種種經歷，對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看法，以及《華僑文藝》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謝謝！

盧文敏先生受訪時攝

《學生生活報》「原野」副刊（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沈舒其他訪問請到：香港文學資料庫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五

他燃燒了荊棘

一九六Ｏ年代初，從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回港的文藝青年盧文敏（1939～），在教學之餘決心投入香港這塊「文藝沙漠」，開墾綠洲以惠後來的文藝「發燒友」。他不單自己努力創作小說以作典範，還出版期刊《文藝沙龍》，類似《中國學生周報》的《學生生活報》，後來還加入丁平主編的《文藝》月刊任編委……，可惜幾年後即偃旗息鼓涉海往寶島謀生。

盧文敏擅寫小說，他的短篇曾入選友聯的《新人小說選》和李輝英編的《短篇小說選》，又曾參與《靜靜的流水》和《五月花號》的出版，在《學生生活報》編過小說集《遲來的春天》……，是香港一九六Ｏ年代青年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可惜一直沒有他的消息。近日得好友小說家柯振中引見這位回港度假的文壇前輩，三人相談甚歡，他還贈我一冊《燃燒的荊棘》（台北縱橫詩社，1961），超過半世紀的詩集，珍貴異常。

盧文敏告訴我，除了文學小說，為了謀生他還用多個筆名創作及出版了數十本流行小說，而《燃燒的荊棘》則是他唯一的詩集，收創作四十多首，在書裏他用青春的歲月，唱出了生命的烈火，用詩歌熔解了西伯利亞的寒流，用烈火焚燬了滿途的荊棘，展示出新一代背負着時代的十字架，是一位熱血文藝青年，「以血去呼喊黎明，以淚去凝聚痛苦，以心去點燃火炬」的記錄！

《五月花號》的處女航

《五月花號》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於台灣的一本集體創作集。由於本書的六位作者：余祥麟、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鍾柏榆和張俊英，部是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文藝青年，他們當時在香港青年文壇上早佔有一定的地位。

《五月花號》是一本詩、散文、小說集。還有李樸生、王藍和徐速等人的序。本書裏的文字雖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但正如徐速所說：「在這書裏，你可以聽到純真的笑，純真的哭，你可以看到青春生命的活動力，在陽光下跳躍，在黑暗中吶喊。」《五月花號》的編排有點類似《向日葵》，亦是作者們各自選好作品，冠以總題目，再合成一本厚厚的二百六十餘頁的《五月花號》。

余玉書（祥麟）是台灣海洋詩社的創辦人之一，他在本書裏的總目是《寒漠的憂鬱》，共有詩作二十一首，以白描及抒情為主。如〈十二月的夜晚〉一首中：

長春籐的手足默默地伸長，
攀上妳院子裏的短牆，
窗外的霧該更濃了，
在這微帶着寒意的初冬晚上。

除了在詩的語言上不夠成熟外，意境已是頗美的了。此外〈蟲聲〉：

沒有星的晚上，
回憶像深秋的涼風，
冷漠地，飄落我心樹苦悶的黃葉。

於是，乃有往事的蟲聲，
從遠處的草叢中曳起。

也是一篇頗為可愛的小詩。至於他用作總目的那篇述蘇武牧羊故事的長詩──〈寒漠的憂鬱〉卻是較弱的一環。對於余玉書，我是喜歡他的散文較詩多些。

朱韻成（人木）曾經得過亞洲出版社亞洲小說徵文獎，曾參加過《靜靜的流水》的出版，同時也是本書裏水準最高的一位。他收在本書《秋月集》裏的有詩、散文、和小說。幾年前我讀《五月花號》時最喜歡他的小說〈狼群〉，那是一篇曾刊登於香港《文壇》月刊的短篇創作，述一位警官單獨到荒僻的雪地去追捕犯人，他捉到犯人回來時的一個晚上，被六、七十隻狼群襲擊，他們合力把狼擊退，而警官在極度疲勞中睡去，他以為犯人一定會趁機逃掉，然而當他醒來時，卻發現那個犯人仍和他在一起，使那位警官大感困惑「他為甚麼不逃呢？」我當時很欣賞他這篇小說，但漸漸發覺他這篇小說雖然含有一些哲理，卻與一些西部牛仔片太接近了，現在再讀，對其創作性不禁打了折扣。

此外，他的〈苦酒〉是一篇較為出色的短篇：主角是一個私生子，母親死了，他努力奮鬥而成了一位醫生，而撫育他的那位神父帶來了他那個窮愁潦倒而軟弱的父親。醫生以送錢給父親時欣賞他的難堪為樂，而父親則以酒精麻醉自己作為對昔往缺憾的補償。朱韻成處理這個故事，頗能扣人心弦，而且洶湧着兩代之間的暗流，寫得着實不錯。

胡振海（古月）的《野火集》以散文為主。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信仰平等，他同情窮人，同情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不幸的人們。在本集中，他討論平等，為甚麼人可以霸佔世界，老鼠吃一些他們也生活在的土地上的東西，就會受到人的捕殺，他揭發人的醜惡：

鱷魚在吃人之前，總是要流幾滴眼淚的，但人在吃人之前，卻猙獰地狂笑。
用右手殺人的人，不斷地讚美他左手的清白。

老虎在吞食人的時候，把骨頭棄置在地上，但人在吃人的時候，卻連骨頭也吞進肚子裏去。

他寫得非常激動，為人類伸不平，為小動物呼冤，正由於如此，含有太多的說教味，失去文藝性，不免有點枯燥。

盧澤漢（文敏）的《憂鬱，遠了》有詩、散文，也有小說。他的散文〈別了，香港〉敘述他離港返台升學，船要啓航時的情緒，寫來很真，很切。而〈接船〉一篇則是他回港渡假時，母親接船之情景，慈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由十二時一直等到晚飯時分，在碼頭的豪雨下等愛子的那份親情，感人甚深。至於其〈傳道者〉說傳教士不屈不撓的精神，亦使人起敬，較之那篇說愛的〈秋瑩姐〉要好多了。

鍾柏榆（星辰）的《追尋》主要的是詩和散文。我喜歡他的詩多於散文，有幾首短小精悍的小詩是我所喜受的，如〈爆竹〉

嘆一聲命運，喊一句不平
叫破喉嚨，叫掉生命

灑一地鮮紅的血，碎骨粉身

只聞笑謔，沒人憑弔

很有自由詩的味道。又如〈淚〉：

淚如舟子
自眼睛的港口駛出來

也是一些精鍊的詩句。

張俊英以小說為主，他的《靈泉集》裏除了小部分詩、散文，就是兩個短篇：〈艷遇〉、〈靜靜的愛河〉和中篇〈他鄉客〉。他選擇的題材趨近以適合大眾的社會小說為主，但卻因此而失了一種青春氣息及文藝調。〈艷遇〉是說一個捉狹的小故事，生動可愛而風趣。〈靜靜的愛河〉是一段傷感的愛情故事，或許可能是早期的作品，因此，在人物的安排及情節上實有可商榷的地方，如男女主角在戲院相遇，見過十次面，只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山盟海誓，共訂白頭，未免兒戲。〈他鄉客〉就朱自清的一句話：「你要光明，你自己去找」為中心，述一位女子在華僑家庭裏的悲劇，及一個青年奮鬥成功的經過，他在這裏只做到交待故事，若以小說衡之，則失掉重心，且〈他鄉客〉這個題目頗不切題。以張俊英的三篇小說來說，我還是較喜歡〈艷遇〉。

在《五月花號》的處女航中，我以為收穫最大的還是朱韻成和盧文敏。

──1970年12月

重讀《五月花號》

《五月花號》是一九五九年出版於台灣的詩、散文、小說合集。書中六位作者：余祥麟、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鍾柏榆和張俊英，部是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文藝青年。此書的編排是作者們自己選好作品，冠以各自的總目，再合成一冊厚厚的、二百六十餘頁的《五月花號》。書前還有李樸生、王藍和徐速的序。徐速說：「在這書裏，你可以聽到純真的笑，純真的哭，你可以看到青春生命的活動力，在陽光下跳躍，在黑暗中吶喊。」

六位作者中，鍾柏榆和張俊英沒有印象，其餘四位，我都知道或者認識：余祥麟即余玉書，台灣海洋詩社的創辦人，一九六Ｏ年代初從台灣回港，曾鼓吹「中國風文藝」，主編《文藝線》，如今居於温哥華。此中最有才華的是朱韻成（人木），一九五八年，以短篇小說《橋》奪亞洲出版社亞洲小說徵文獎，可惜一九六Ｏ年代赴美後，未見再寫作。胡振海（野火）回港後一直在學校裏教書，課餘熱心寫作，熱心推動香港中國筆會事務。

近年認識久已知道的盧澤漢（盧文敏），原來他的文藝生命最長也最燦爛，大學畢業後的四五十年，在香港教書、寫稿、出版，文藝一直在他的生命中燃燒，創作過千萬字小說。我的《五月花號》在一九七Ｏ年寫過《五月花號的處女航》（載拙著《書人書事》）後遺失了，今日得以重讀，是盧文敏所藏的珍本。

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

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學習寫作的文社人，能在短期內出版單行本小說集的，除了小清江﹙柯振中﹚外，就數到上官竹子。他們所不同的是柯振中其後不斷創作，出版單行本十多種，成為著名的海外華文作家；上官竹子結集出版其處女小說集《夢之圓舞曲》（台北儒林文社，1966）後，卻似曇花一現人間蒸發，希望只是我孤陋寡聞，他不再創作，卻在另一領域大發光芒，作出貢献。

上官竹子﹙1945～﹚原名朱國能，據說自十六歲開始，即從事寫作，其作品散見於《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文藝線》和《文壇》等報刊。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上官竹子寫作甚勤，經常冠以儒林文社的名號，為《星島》的學生園地撰稿，寫得很不錯。不過，我卻注意到儒林文社似是一人文社，因除了他以外，好像再沒有其他人用這個文社的名義刊登文稿。其後，上官竹子加入《文藝線》團體，鼓吹「中國風」文學。六三年竹子赴台大升學，入中國文學系，學習之餘仍不斷努力創作。到一九六六年元月，在台灣出版其處女小說集《夢之圓舞曲》，由學生書局總經銷，香港則交中國風出版社代理。

《夢之圓舞曲》厚一六二頁，共收十一個短篇創作，據說都是他赴台以後的作品。書前有洪炎秋的〈序〉和作者自撰的〈創作中國風的文學〉﹙代序﹚，書後還有篇〈後記〉，交待出版的始末。關於「中國風」的問題，在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期間，曾引起不小的論戰，我不想舊事重提，只想看看竹子的小說。

上官竹子的小說題材，大致可分成兩類：〈南風吻面輕輕〉、〈夢之圓舞曲〉、〈滑過唇邊的吻〉、〈最後一輪落日〉、〈杜鵑花開時〉、〈幽情〉和〈遙遠的呼喚〉等七篇，是談愛情的；〈耶和華的眼淚〉、〈父與子〉、〈長夜〉和〈真〉等四篇，是社會性較強的。

寫這些小說的時候，竹子大約二十歲左右，社會觀察不夠深入，多寫戀愛是必然的事。在幾篇愛情小說中，寫得較好的是〈滑過唇邊的吻〉，這個小說以十四封沉落的情箋組成，是一個年輕人寫給情人的信，從單方面去敘述一段戀情。由他們的邂逅、發展，其中受到挫折、阻撓，最後到女方家長索「高價賣女」為止，處處散發出淡淡的哀愁與無奈。正因為是單方面發出的信，沒有對方的回應，留給讀者思考與擴展的空間，使這篇小說更能引人。年輕人感情豐富，對情愛有不正常的幻想，寫小說濫情，也是無可厚非的事；然而，若透過談情而大發謬論，強讀者看主人翁為自己的理想而辯論，卻是短篇小說的大忌。上官竹子在〈杜鵑花開時〉、〈遙遠的呼喚〉和〈夢之圓舞曲〉中，都犯了這種錯誤。他利用小說中男女主角直接的對話，來討論了：胡適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充滿自由學術研究的學府缺乏寫作自由、中國教育的失敗、寫實主義好還是意識流好……等嚴肅問題，把戀愛的氣氛全搞垮了。談情說愛就談情說愛，何必把這些問題，一點也不婉轉地硬塞進去！

涉及社會問題的幾篇，上官竹子似乎偏愛〈真〉，而把它排在書的最前列。〈真〉寫年輕的周燦四九年由大陸落到香港，因失業而誤入黑社會，被訓練成地下賭場的「荷官」，卻在一次打鬥中受傷，且被關到牢中一月。出獄後，轉做正行；卻因妻子交通失事住院，需要一筆為數不少的醫藥費，被迫跟隨舊日「大佬」去爆竊。終於在得手之時為同黨所殺。

此篇寫得最長，幾佔全書的四分之一。雖然小說的最後，給人意外的結局，然而，年輕的竹子到底是閱歷不足，經驗尚淺，故事發展的環境描述欠缺，而周燦的面目也很糢糊。他給我們的，只是個社會故事而已，談不上具深度的文學作品。

反而，我比較欣賞他早期的〈耶和華的眼淚〉。

〈耶和華的眼淚〉的結尾處，註明「脫稿於五十二年（即一九六三）三月十二日。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晚重寫於竹子樓。」

一個作家為什麼會重寫一篇作品？理由很簡單：他不滿意以前所寫的，卻又偏愛那個題材，重寫是自然的事。很明顯，這是上官竹子在港讀中學時的最愛。故事很簡單：就讀教會中學的孝全，因家裏太窮困，無錢購買學校為擴建校舍而推出的換物券；為了不想在同學面前太難堪，終於從父親的錢包裏，偷了三十塊，以滿足班主任的最低要求。

我不知道上官竹子在港時讀的是哪間中學，但，孝全的遭遇普遍存在於我們那一代中學生的身上，讀來使人產生共鳴；不管是他親自目睹的，或者是聽來的故事，卻很能反映現實。竹子在這個小說裏已灌注了真切的感情，為它賦與了生命！

上官竹子是文社潮時期的代表人物，到台灣升學照道理會更豐富他的寫作生命，可是，我卻沒有再讀到他其他的作品。在〈南風吻面輕輕〉的最後，他有這樣的一段話：

這正像一陣夏天的驟雨，來得急促，也去得匆遽。雨終於會停止，就是下得最長久的雨，也有停止的時候。

只是我覺得：上官竹子的這場雨，是停得太快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刊於《文學世紀》第四期

書話一束

港版台灣詩人的詩集

許定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有不少詩人僑生到台灣升學，受當地熾熱的詩風影響，出版了不少詩集，隨手寫來便有余玉書《寒漠的憂鬱》、羊城《玲瓏的佇望》、盧文敏《燃燒的荊棘》、黃德偉《火鳳凰的預言》、翱翱《死亡的觸角》和《過渡》等，至於未赴台升學，而能在台灣出版詩集的，似乎只有羈魂的《藍色獸》。相反那時甚少台灣學生到本港升學，而在香港出版詩集的台灣學生詩人，似乎從未出現過。其時新詩或現代詩在本港雖然也很流行，大抵因市場狹窄，本地詩人出版的詩集也不見特別多，即使在台灣已成名的詩人，也很少在香港出版詩集，我記得的，只有沈甸的《五月狩》、瘂弦《苦苓林的一夜》、余光中的《鐘乳石》和夏菁的《石柱集》。

記憶中印得最漂亮的是沈甸的《五月狩》（五月出版社），因手邊無書，只記得是32開薄薄的小書，封面用黑、紫雙色，好像有一幅粗線條火柴枝人形樂手在吹小號的構圖，佔去三分二版面，極具抽象的動感。當年很喜歡這本書，不知何故竟失掉了。某次跟慕容羽軍（他是五月出版社的負責人，書是他出的）談起，他說《五月狩》平裝版早已沒有了，精裝版卻沒有我深愛的封面，而且也不容易找，至今未再見。

詩人瘂弦五十年代早已成名，是台灣詩壇的重量級人物，令人意外的，他底處女作《苦苓林的一夜》竟是在香港出版的。《苦苓林的一夜》（香港：國際圖書公司，1959）32開，98頁，共收詩作32首，既無序言，亦無編後，不知何故具盛名的瘂弦，處女詩集竟會跑到被嘲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來面世！

至於出版《苦苓林的一夜》的國際圖書公司也不是甚麼大出版社，他們所出的書也不多見，該書版權頁側有段小廣告，說他們出過的小說集有齊桓的《群像》、朱西寧的《賊》、黃崖的《秘密》、《彈琴的人》和詩集《敲醒千萬年的夢》等，都非常罕見，我好像只見過《群像》和《敲醒千萬年的夢》，但都未讀過。

最近讀王偉明訪問瘂弦的文章（見《詩人密語》頁126），才知道那時因香港的稿酬比台灣高很多（港台幣之比是1：7），瘂弦經常為《中國學生週報》寫詩，編輯黃崖同時任職國際圖書公司，因受黃崖之邀，《苦苓林的一夜》得以在香港出版。這段掌故若非瘂弦親述，外人難以知悉。

余光中的《鐘乳石》（香港：中外畫報社，1961再版）和夏菁的《石柱集》（香港：中外文化，1961），雖然不同出版社，其實是同一套書中的兩冊。其時蘇錫文在香港出《中外畫報》，邀覃子豪編「中外詩叢」，覃子豪在〈前言〉中說：

本詩叢的旨趣，是將最近幾年中國現代詩的佳作有計劃的呈獻於海外讀者之前，讓廣大的讀者有機會欣賞現代詩的風格。所選作品，各有其特徵，各有其新的探求與表現，這正代表了中國詩人多方面的感受與創造。（頁1-2）

《鐘乳石》是余光中第六本詩集，36開本，90頁，共收詩作43首，是他1957年4月至1958年9月間的作品，書後還有覃子豪的〈作者簡介〉和余光中的〈後記〉。覃子豪認為余光中的詩在最初的十二年中，表現了三種傾向：早期的是格律詩，風格清麗；第二期是轉變期，風格不明顯，曾作多方面的嘗試；第三期則是本集中的自由詩，多發掘中國古典精神，或反映二十世紀的感受，以〈羿射九日〉和〈杞人的悲歌〉寫得最出色。

《石柱集》是夏菁﹙1925──﹚的第三部詩作，36開115頁，收詩作65首，書後同樣有〈作者簡介〉和〈後記〉。夏菁在〈後記〉慨歎詩人之不易為，書名「石柱」，用以表達他的信心和寫作態度。同時把書內五輯的內容作簡單的介紹。他說：

第一輯〈雨中〉，主要寫時代與人生。第二輯〈圓頂〉，寫作者的藝術觀與對詩及其它的態度。第三輯〈動物園〉，大多為Light verse，是一些輕鬆的插曲。第四輯〈風景〉，為作者的記游，介紹一般人罕至的地區。第五輯〈感覺及其它〉，以寫感覺為主。（頁115）

夏菁是位嚴謹的新古典主義詩人，之前已出版過詩集《靜靜的林間》（1954）和《噴水池》（1957），是台灣「藍星詩社」的發起人之一。覃子豪這樣看他：

夏菁先生的詩，很富有東方的特色。簡潔、樸素、平衡、是他詩的外貌；冷靜、自信、理趣、是他詩的內涵。他的感情是蘊藉的、內藏的、不作野人的嘶喊；他的精神是樂觀的、曠達的、不涉頹廢的濁流。他尊重傳統，但主張批判的接受。（頁113）

覃子豪的這套「中外詩叢」既沒有編目，也沒有廣告，不知曾出過多少種，而我手上也只有這兩冊，未觀全豹，可惜！

──2004年3月

香港版舊書難求

許定銘

香港是個小地方，「據說」無文化，是「文化沙漠」，奇怪的是，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港版文學舊書難求，甚至比一九二Ｏ及三Ｏ年代內地的文藝書更少見。比如鹿橋的《未央歌》，是一九五八年香港人生出版社初版的，我至今未見；又如侶倫的代表作長篇小說《窮巷》，一九五Ｏ年曾印過幾版，也是無緣得見。這些老書是入了識貨人之手，藏於私閣？還是在沒有文化、金融掛帥的商業大都會中被淘汰？天曉得！

一九六Ｏ年左右，不知何故，有彭歌等著的短篇小說集《道南橋下》寄到家裡，當年我初上中學，對文藝甚感興趣，捧讀後印象深刻，不過，到底是五十年前的舊事了，如今只記得其中有徐速的〈十誡〉，寫一個「十誡」都犯齊的年輕人告解故事。其他的作者還有彭歌、墨人、郭衣洞……等台灣作家。五十年來我一直關注香港舊書，可惜從未再見失去了的《道南橋下》。

《道南橋下》是香港「中外」出版的，中外出版社有本《中外畫報》，叢書只有《道南橋下》和《酒後》（香港中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六一）兩種。侯榕生（1926～1990）畢業於輔仁大學史學系，留學菲律賓，是熱愛平劇的作家，她不但愛看、愛學，還可登台串演。侯榕生晚年居於美國華盛頓州桓灰墩鎮，著述不少，《酒後》是她最出色的短篇小說集。

（書影來源：茉莉二手書店）

（馬吉按：香港中外畫報社的書曾在臺灣拍賣，可參考這篇：〈香港中外畫報社幾種書的拍賣〉）

臉書回應：

Ldj Lin：彭歌的《道南橋下》我在緬甸曾有中外版的，早已不知去向，後來我買到台北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八（1989）年五月出版的。是彭歌擔任中央日報社長時，中央日報幫他重印的…。

紙上極樂：《五月狩》　張拓蕪（沈甸）詩集　香港五月出版社　1962年　精裝初版

剪輯的雜誌
許定銘

香港寸金尺土，居住環境擠迫，愛書人最大的煩惱是怎樣處理雜誌。通常一本雜誌中，合口味又需要保存的文章，可能只得幾頁，完整地留下全本，佔據空間不少，划不來；撕下來卻容易散失，有甚麼好辦法呢？

多年前我曾經收進過幾本舊雜誌，原書主的處理方法很巧妙，舉個例：他先用A雜誌作保留的底本，再把B、C、D……各種雜誌上有用的文章剪下，再貼到A雜誌中不需要的篇幅上……最後，整本A雜誌便變成了雜誌的「聯合國」，每頁都是有用的資料。

這種具「聯合國」性質的剪貼舊雜誌，所佔的空間不多，翻查容易，外人還可以摸索到藏書者的閱讀口味。當年買到的那幾本，賣書的人說：是葉靈鳳的！

我手上還有另一批「聯合國」雜誌：原書主把他需要的雜誌資料撕下，再把出自同一種，或開度相同的湊集一起，用線把雜誌釘成線裝本，然後在封面上寫上雜誌的性質及內容。大家見到的這本，書法如此工整、漂亮，不知是出自哪位愛書人的？

近年在雜誌上發表的東西多了，各種各類的雜誌也到了該處理的時候，終於下了決心：把自己的文章及需要的資料狠心地撕下，裝釘成冊，書架立即騰出空位不少！

俊東的舊藏
許定銘

黃俊東是香港的老藏書家，他自一九五Ｏ年代初開始，即經常蹓躂於港九各舊書店，搜尋絕版的民國版文史哲舊書，經半世紀搜尋，所藏舊書無論在質和量上說，都是全港之冠。無奈香港寸金尺土，即使你藏書之地大如貨倉，終有盡頭的一日。故此，藏書家的藏品，在歲月的流逝中，偶爾也會被淘汰，再次從舊書店流徙到另一些愛書人的手裡。俊東自一九六Ｏ年代起，住在沙田道風山的石屋裡，原藏書處是兩所小平房。後來因地產商有新發展，被迫搬到近千呎的大厦裡，那次大遷徙淘汰出來的絕版好書，據說要用兩輛大貨車才能搬完。

我搜尋絕版舊書比俊東晚近二十年，常在舊書店裡淘到俊東的舊藏。俊東的舊藏很容易分辨：一是蓋了私章，一是在書的空白處用毛筆題滿了極工整的小楷，記下閱讀心得，或者與該書有關的小故事……，有些還剪貼了不少與書或作者有關的剪報。

如今大家見到任畢明的《龍虎集》（廣州文建出版社，一九四六）是三十二開二百多頁的歷史人物龍爭虎鬥評論集。書出後不久即斷市，任畢明南下香港想重印，可惜連書稿也沒有，最後要登報徵求書稿才能重版。這些來龍去脈即從本書所附貼的剪報，任畢明署名南蠻的《談我的書》中得知，書中扉頁不單有俊東的私章，還有他手書「任大任（南蠻，一九Ｏ四至八二）」，難得！

香港中國筆會
許定銘

成立於一九五五年的「香港中國筆會」，是「國際筆會」的分支，香港受國際承認的文化團體之一。此會第一屆至第十屆的會長，都是黃天石（傑克），第十一屆（一九六六）起則由羅香林主持。我對羅教授以後的「香港中國筆會」所知甚少，好像現在還存在，不過，其活動似乎大不如前了。

「香港中國筆會」成立之始很重視出版，一九五六年起出版《文學世界》季刊，出了三十四期後，改為《文學天地》雙週刊，與《星島日報》合作，附於該報刊行。在一九六八年還由李輝英和黃思騁合編了四十多萬字的《短篇小說選》，多年來每月舉辦文學講座，對香港文化界貢獻良多。

在「香港中國筆會」出版的書刊中，我最有興趣的，是由黃天石和徐東濱合編的這本《香港中國筆會通訊錄》（香港中國筆會，一九六七）。這種通訊錄的目的是羅列會員資料，供會員間互相認識、交往，沒想到幾十年後竟成為撰寫香港文學史一份重要文獻。「香港中國筆會」有約二百名會員，都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香港右翼文壇上的中堅份子，他們的原名、籍貫、住址，及在香港出版的書目均一覽無遺，而且均為本人提供，十分可靠。

此外，冊子內還刊出了三十四期《文學世界》的分類目錄，查閱極方便，是研究者不應忽略的重要資料。

香港舊書貴得有理
許定銘

最近有某圖書館館長向我借書，借的是一九六Ｏ年代出版的月刊《華僑文藝》和《文藝》，令我驚訝莫名。朋友任職的圖書館，是本港資料極齊備的大學圖書館，想不到居然沒有這兩套才出版幾十年的雜誌！

由丁平（一九二二～一九九九）老師主編的純文藝月刊《華僑文藝》，創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出了十二期後改為《文藝》繼續，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二十六期。這套雜誌隨了本地作家的作品，還刊登了大量台灣作家的傑作，可作為港台兩地文化交流的一手資料。可惜的是這套雜誌極少在本地舊書市場上出現，三十年前我曾以此問過丁平老師，他告訴我，因為他不想雜誌在停刊後讓人當「廢紙」辦，故意不把存貨賣給舊書商，私自「處理」掉了。

最近聽一位年近百歲的書業老前輩講歷史，說他們一九六Ｏ年代處理出版物存貨的手法，是租艘小火船把書運出公海傾倒，保証不會流出市面，影響書的銷路。一九八Ｏ年代初，我的書店結束前，「詩風社」的朋友們到書店來，把寄存在我處，體積達兩三立方米的《詩風》，用貨車運到西環的焚化爐去！

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住人都已艱難，誰肯用房子去存書？舊書之珍罕價昂，道理明顯。

盧文敏和他的報刊

盧文敏和他的報刊
許定銘



讀劉以鬯先生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畧》（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一九九六），看刊一些久違了的名字：幻影、朱韻成、余玉書、雲碧琳、盧文敏、盧柏棠……。他們都是一九六Ｏ年代初期，香港文壇上極負盛名的年青作家，然而，時至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他們？雖然他們只是一閃即逝的流星，在漆黑的天空中只留下過點點光芒，但在香港文學史的長河中，實應有其肯定的位置。

此中值得一再提起的，是盧文敏。

首先聲明，我與盧文敏從未相識，而我對他的所知，全是從報刊雜誌所得資料。劉著《香港文學作家傳畧》中，盧文敏一欄十分簡單，相信亦非其本人執筆。

我所知道的盧文敏，原名盧澤漢，是位熱心寫作和搞出版的文藝青年，很早就開始學習寫作，一九五Ｏ年代末赴台升學時，其作品已被收入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年文集《靜靜的流水》中。在台攻讀期間，曾出過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又曾與胡振梅（野火）、朱韻成（人木）、余玉書、鍾柏榆和張俊英等出過一本合集《五月花號》（一九五九）。在這次處女航中，盧文敏的個人部分題為《憂鬱，遠了》，有詩、散文，也有小說。

一九六Ｏ年代初期，盧文敏回港任中學教師，教餘熱心搞文化工作，曾先後編過《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和《文藝》等刊物。

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學生報，經常被談及的只有《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卻從未見有人提過《學生生活報》，大抵出版的時間太短，影響力弱，知道的人不多吧！記憶所及，這份《學生生活報》是盧文敏主編的，也是周報，其形式、格調與《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近似，其社址好像是在土瓜灣海心廟附近。

《學生生活報》究竟是何時出版與停刊的？事隔三十多年，難以記起。不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以《夜之歌》為題，用筆名陶俊和子雲，分別寫了兩篇短文，刊於《學生生活報》第十八期的「新地版」上，那是為初學者提供創作的園地。這兩篇短文，是我第三次在報刊上刊登的習作，印象非常深刻。以日期推算，則《學生生活報》應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尾創刊的。這份周刊只出了二十多期，前後大約半年左右，就因經濟困難而停刊了。《學生生活報》也像《周報》一樣，每期有一篇佔整版篇幅，約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執筆者多為當時稍有名氣的文藝青年，後來還結集出版了一本《遲來的春天》（香港學生生活報社，一九六二）哩！

《學生生活報》停刊以後，盧文敏辮過《文藝沙龍》。這件事，慕容羽軍曾有這樣的記載：

……那時一位文藝青年盧文敏由台灣讀完大學回港當教師，醉心文藝，不斷和我商討，想辦一份文藝刊物，慫恿我來支持。……這位文藝青年說出了真正的要求，用我的居所為社址，每期寫三兩篇稿，指導他作實際編輯工作，可能還幫他拉些稿。……(見慕容羽軍的〈我與文藝刊物〉，刊一九八六年一月，《香港文學》第十三期，頁五十七。）

在慕容羽軍的協助下，盧文敏編的《文藝沙龍》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了。那是一份十六開，僅十六頁的純文藝刊物，只售三角而已。為了增加篇幅，《文藝沙龍》的封面和封底也採用同一種紙張，全部用來發表作品。第一頁刊出的，是代替發刊辭的〈文藝沙龍開卷語〉，標示了這群「沙龍文人」的立場，「……我們站在文藝立場上既不能盲從，亦不能偏激，所以，我們有必要出現一個並不嚴重的而可以白由揮發不同見解的沙龍（Salon），表示了他們「我們沒有功利，我們只有熱忱！」的沙龍精神。

這一期以小說佔大多數，慕容羽軍的〈沙龍飄在夜的曠野〉、盧文敏的〈秋底淚〉、梓人的〈列車〉和雲碧琳的中篇連載〈空白的夢〉，可讀性甚高，水準亦在當時一眾文藝青年之上。散文方面，有李輝英的〈夜與充實〉和趙滋藩的〈美與醜〉，作家群像專欄，由巫非士（慕容羽軍）介紹〈沙龍式文人——徐訏〉；此外，還有辛鬱的詩作，諸家的〈文藝之窗〉，編輯人的手記……真想不到一本薄薄的，只有十六頁的雜誌，居然能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由一位初出道的文藝青年作編輯的雜誌，能邀到名家助陣，是難能可貴的。

據慕容羽軍說，《文藝沙龍》曾出過六期左右，可惜我手上就只有創刊號這一期，無法窺其全豹。

一九六三年七月，丁平編的《華僑文藝》改名《文藝》，盧文敏加入成為編委，有無實際執行編輯工作則不知道，但盧文敏此時期用心寫小說，在《文藝》上發表過〈愛與罪〉、〈婚筵上〉、〈鬱鬱園中柳〉、〈微波〉和〈爽約的高潮〉等小說。可惜，自《文藝》第十四期（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後，就很少再見到盧文敏的新作品了。

我認為研究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學，值得提起盧文敏，除了他持續創作了不短的時日外，難得的是，在當時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他肯自掏腰包，不計功利，出版了《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和《文藝》這樣的純文學報刊。

──一九九七年七月刊於《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