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悼劉以鬯


黃淑嫻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黃勁輝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黃淑嫻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九日)

黃淑嫻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九日)

永遠懷念劉以鬯:文壇泰斗別江湖潮濕記憶一百年
黃勁輝


劉以鬯在寫作,案頭放置着自己心愛的模型玩具

劉太告知,我最尊敬的老師走了,百感交集。

這麼重要的一代宗師,在香港陰晴不定的下午,離開我們了。

劉以鬯文學,不單影響著香港戰後至今幾代文人,幾部蜚聲國際的香港電影亦受到啓發。可以說,他的文學魅力四射,涉透到香港不同階層之中,構成了香港藝術和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布拉格的代表是卡夫卡,香港的代表就是劉以鬯。

香港文化有一種價值,叫做「劉以鬯價值」。劉以鬯一百年的文學生涯,就是一種抗命的精神。他,代表着一種不屈服於權威,不聽命於潮流,不受制於時代的理想主義。

劉以鬯一生忠於藝術,堅持理想,毋懼大時代的起落變化,憑藉個人,改變世界。劉以鬯這麼迷人的奮鬥魅力,在文化藝術上的創新,伴隨着由漁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背景,譜寫成香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劉以鬯是出生於上海,但是我們奉他為香港作家。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融入了島的文化,摒棄了大陸文化。島,近於水,靈性,靈活,海納百川,川流不息,游刃自如,自由靈巧。香港之所以獨特,正具備島的特性。在地理上,香港遠離北京上海為核心的文化圈,是邊陲的小島。小島具有別於大片陸地的封閉文化,更傾向海洋式的包容文化;香港屬英治時期的殖民地,變成中西文化角力的重要場所。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序言中指出,實際上,香港有趣之處在於有不少作家是「腳踩兩家船」,有些文藝工作者吃兩家茶禮,或向政治靠攏,或向商業靠攏,卻沒有忘記追求藝術性。種種表面看似壁壘分明的對立面,在香港這種混雜文化與包容文化下,文藝工作者往往左右逢源,化矛盾於無形,通通都是島的靈活與智慧。劉以鬯走過他的一生,示範了如何運用島的智慧,在高度資本主義的香港城市,成為一位藝術家。

文學的傳承

其一,劉以鬯是一位超然於政治的藝術家。我訪問廣州學者許翼心得知,曾有人提議邀請劉以鬯先生做政協,但是劉先生一口拒絕。而劉先生接受《香港文學》擔任總編輯,只因為他想以香港為橋樑,連繫世界華文。為了文學,為了藝術,他才擔任這個工作。這種價值,就是香港的傲骨。

其二,劉以鬯從上海到香港,從中心走到邊緣,發現香港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發展文學頗困難。但是他一直純粹以寫作為職業,不靠攏任何機構生活,最高峰時期一天寫十三個專欄。大量生產下,他仍不放棄追求文學藝術的心,他發明了一種在寫作上精神分裂的方法:日間寫娛人作品,夜晚寫娛己作品,並以「商業文學」和「嚴肅文學」稱之,將謀生的寫作與藝術的創作分割開來。但是後來也斯發現,劉以鬯的嚴肅文學,其實都是先在報紙連載的商業文學,然後才大量刪改成藝術文學出版。所以他的作品,其實是娛人娛己,雅俗共賞。這種策略下的寫作,讓我們看到香港文學的靈活性。雅俗共賞,充分展現香港人靈活的性格,是香港文學的特色。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劉以鬯」這個主要筆名以外,還有藍瑙、葛里哥、林荷苓、太平山人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他雖然出生於上海,卻是一手將當時中國剛剛起步的現代主義文化,帶來香港。一九六O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盪,現代主義受到左翼文學思潮排擠的日子,華文現代主義借着劉以鬯的手,在香港落地開花。他扮演着一個承先啓後的重要角色,由上海摩登,發展為香港摩登。

劉以鬯的成長年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上海消費都會最繁盛的時代。三O至四O年代上海,是中國都會消費文化最發達的黃金時代。交通運輸、建築外貌、娛樂消閒、衣裝服飾、煙酒飲食……構成一種嶄新的華洋雜處的生活哲學和都市文化。其中鴛鴦蝴蝶派與現代派,可算是孕育自當時上海都會文化的新文學作品。過去對上海大都會文化與文學的各種分析研究不少,往往忽略了劉以鬯在上海時期的貢獻。僅在一本文化資料整理的書籍《上海的美麗時光》(2009)中,曾約略提及過劉以鬯和懷正文化社。經過細心考證,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正正孕育於上海。上海聖約翰大學(由外國教會所辦)就讀期間,劉以鬯早已深受西方文化薰陶,入學後上課第一本小說就是狄更斯的英文原著,其他有關意識流小說或西方文學經典諸如《尤利西斯》,都是在大學期間閱讀。少年時已接觸大量西方文化與生活,當時電影非常流行,他更經常出入上海的娛樂場所與電影院,對電影有濃厚的興趣。連一九四一年的大學畢業,都是在當時上海最大的大光明戲院舉行。一九四二年劉以鬯隻身到重慶避難,先後在《國民公報》及《掃蕩報》編副刊。一九四五年他返回上海,先在《和平日報》以主筆名義編副刊,然後開辦懷正文化社,在短短三年間,先後出版徐訏《風蕭蕭》(1946)、姚雪垠《姚雪垠創作集》(1947)、戴望舒所譯《惡之華掇英》(1947)、熊佛西《鐵花》(1947)及田濤《邊外》(1947)等書。上海的成長背景,使劉以鬯汲取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想與美學。

一九六二年,劉以鬯在香港寫作《酒徒》,是學術界公認的華文第一部意識流長篇小說,比大陸和台灣要早。五O年代戰後西方學術界回顧意識流小說發展成為潮流,《酒徒》可以說承接當時西方的文藝思潮,使華文發展與世界同步。但是西方運用意識流是跟拼音文字有關,而方塊字是重視覺多於聲音。《酒徒》主要克服的問題,是如何用華文寫作意識流小說。劉以鬯汲取上海新感覺派穆時英的方法,參考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意識流手法,重新研究華文語言的特性,最終他自創六種「語言模式」,發展了一套全新的華文語言系統,能準確表達人物內心由清醒的意識層到混亂的潛意識之間,層層複雜的變化,歎為觀止,成為華文文學經典。

推廣文學的另類方式


除了個人創作上的承先,劉以鬯作為編輯獨具慧眼,對於香港新一代的啓後,居功至偉。他曾經在〈從《淺水灣》到《大會堂》〉的文章,談到自己「認稿不認人」、「不問左中右」的選稿原則。開放的態度讓他發掘到當時年輕的也斯、西西,更竭力為他們開闢專欄。但是這種純文藝並不討好大眾,老闆更不高興見到。劉以鬯幾乎每期不斷畫版,老闆不注意時,將年輕作家的純文藝放在當眼位置。老闆不高興時,則偷偷放在掌相占卜旁邊,蒙混過關。依靠這種靈活手法,以弱勝強,為香港現代文學埋下種子。

多年來,劉以鬯一邊寫作現代文學,一邊在多間報館主編副刊,大量推介現代主義文學與理論,包括《香港時報》「淺水灣」、《香港快報》「快活谷」、《快報》的「快活林」與「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等。六十五歲時,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雜誌,提攜了六O後與七O後香港作家,可說一手促成了香港幾代本土作家的成長。劉以鬯承先啔後,是香港現代主義發展的基石。

察看香港電影與文學的互動

論劉以鬯文學的藝術魅力與價值,其中最為人樂道是香港導演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梁朝偉更憑該片獲得康城影帝的殊榮,蜚聲國際。劉以鬯文學作品《對倒》啔發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坊間很多人以為兩者關係是來自內容上的改編,實際上兩者的關係是來自音樂結構,是形式上的啔發。我們看到劉以鬯文學的特色,如何幫助香港電影,走向世界。

另一個較少人注意的是,我參與編寫杜琪峯導演的電影《奪命金》,當中何韻詩飾演的銀行客戶經理一節,形式上受劉以鬯《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的啔發。該電影先後榮獲台北金馬獎等中港台三地的「最佳編劇」殊榮,並且奪得亞太影展「最佳電影」。可見劉以鬯文學的力量,具有跨越媒體的藝術特性,更有跨越本土,走向世界的魅力。劉以鬯的作品同樣不限於香港,自一九八八年《對倒》翻譯成英語,他的作品先後翻成多種語言,包括日語、法語、意大利語、法蘭德斯語、葡萄牙語等。最近亦有《酒徒》英譯計劃。

如果香港文學有獨特的文化特色,能夠在世界佔一席位,電影跨文化的世界語言特性,可否幫助文學走出去呢?二OO九至二O一五年長達六年時間,我為劉以鬯拍攝文學家紀錄片《1918》,就是在這個語境底下。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界定這種跨媒體實驗的成功與否?一部成功的香港文學家紀錄片的定義,不僅可以為熟悉香港文學的讀者看得明白,連沒有看過該作品或不認識該作家的華人都能看得入神。最後,連完全不懂華文的人,甚至從未來過香港,不知香港文化的外國人,通過紀錄影片,可以認識香港文學,認識香港文化。

《劉以鬯:1918》和《也斯:東西》兩齣紀錄片,其實我是同期開拍,同期完成。二O一六年三月至六月期間在香港公映,公映期間的場次反應很好,《1918》更有多場全爆滿。其實影片最先在二O一五年十二月於台灣環島公映,頗獲好評。影院公映之後,台灣大專及文化界邀請我帶着兩部影片,環島巡迴演講,其間有的大學更斥資放映,先後遊歷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國立清華大學(新竹)、中興大學(台中)、靜宜大學(台中)、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同時應邀成為二O一六年台北文學季壓軸活動講者。同年四月在澳門有放映兩片,六月在新加坡舊國會大廈亦有放映兩片,設有映後談與公開講座。這些東南亞之行的經驗,讓我有一個好好反思香港文學與香港文化的前途和位置。

劉以鬯留給讀者的珍寶

香港觀眾的反應,是教我喜出望外的。以香港文學家為主角,用電影長片規格來拍攝及放映,在香港電影史上是很新的類型。很多觀眾反而鼓舞了我和團隊,這麼多年的堅持是得到欣慰的。不少觀眾因為這兩齣電影,更深入認識這兩位香港文學家和香港文學。透過電影推廣文學的策略,算是得到一點肯定。後來受到香港大學等不同大專院校邀請放映或講座,先後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文學節」、「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等活動邀請放映,其中亦有嶺南大學的長者包場。可見觀眾層面的廣泛,長幼不分,階層不一。文學在香港雖然邊緣,但是其內涵是豐富有趣,充滿本地思想和文化。通過紀錄片的推廣,有助向大眾市民推廣香港文學。隨着現今香港市民品味提升,觀眾更關心本地文化,這種有文化素質的電影可以吸納更廣泛的香港觀眾。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放映時,當地觀眾對香港歷史很感興趣。東南亞之行,讓我感到香港文學的邊緣性。很多台灣年輕一代,他們通過紀錄片,才認識原來香港有一位這麼厲害的作家。有些台灣影評人從來不知王家衛導演的一個重要靈感泉源是——劉以鬯。他們紛紛找劉以鬯的作品來讀,並翻看王家衛的《花樣年華》與《2046》,有不少新的發現。因應紀錄片在台灣公映,亦成功爭取行人出版社支持出版台版《酒徒》、《對倒》,讓更多台灣讀者認識劉以鬯。新加坡更有很多觀眾喜歡《1918》中新加坡片段,讓他們發現香港作家與新加坡的連繫。有些觀眾更直言,一直懷疑香港文化水平不高,影片令他們對香港有耳目一新的看法。

我們讀劉以鬯的作品會發現,愈後期的作品,劉以鬯的香港情感愈濃烈。中篇小說《過去的日子》以半自傳形式紀錄了一位作家從上海、星馬到香港輾轉奔波的前半生個人經歷,思考大時代變遷與文學家個人掙扎的關係,末處刻劃了劉以鬯面對定居香港的抉擇,躊躇滿志,患得患失。微型小說〈動亂〉(1968)以死物角度記述香港六O年代暴動,作家以新穎手法,回應時事變化,發人深省。中篇小說《鏡子裏的鏡子》(1969)運用多重意象互相重疊的手法,描寫一位在中環工作的小企業老闆內心世界。劉以鬯敏銳的目光,關心這些香港商業社會繁榮背後,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個人的孤獨。長篇小說《島與半島》(1973-75)受到美國作家杜斯.帕索斯《美國》三部曲的啔發,運用即興回應報紙時事的新聞體方式寫作。這本作品混合使用寫實與虛構手法處理新聞材料,勾勒香港的歷史面貌,是一部較少人注意的野心之作。用今日眼光重看劉以鬯小說,可以看到不少香港舊有的社會情懷,這些都是劉以鬯留給讀者的豐富而寶貴的香港資產。

劉以鬯文學研究其實不囿於香港本地,而是更多不同國家地方的學者參與。二OO九年,我當時與梁秉鈞教授召集之下,舉辦「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研討會,是歷來首次以劉以鬯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分別來自內地、香港及日本。大多數研究不再停留於單篇作品的藝術分析,而是傾向劉以鬯作品綜合性的研究與討論,研究方向有傳承與意義,藝術手法的轉化與創新,以及劉以鬯作品的影響與比較。二O一O年,會上發表的文章經修繕後輯成《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一書,是為劉以鬯學術研究重要專著。劉以鬯研究,逐漸成為一門超越香港文學範疇的學問。

航向世界

劉以鬯研究,在前人努力下,已對他經典作品的藝術元素,有頗深入的研究。展望劉以鬯研究,未來更需要着力的是媒體與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近年「出土」更多劉以鬯的作品,這些作品大多雅俗共賞,甚至有些是暢銷的流行小說或三毫子小說。在嚴肅的藝術規訓以外,我們需要更多香港歷史、文化意義上重看這批作品。例如二O一一年出版原刊於《快報》的《吧女》(1964),讓我們看到當時妓女的生活,她們受到各種虛偽鄰居的歧視與偷窺,都是社會看不到的陰暗一面。二O一六年出版原載於《星島晚報》的《香港居》(1960),深入描寫了當時香港的包租文化。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五O至六O年代業主、二房客與三房東之間的微妙關係與心態,「親密」居住環境下住客與住客之間,在生活上如何互相影響,互相容忍,互相吵架。香港居住環境下種種扭曲的生態,放諸由「籠民年代」過渡到今日的「劏房年代」,極具趣味和意義,是反思香港歷史與文化重要的材料。

劉以鬯一百年,代表着香港文學精神的不朽和傳承。我帶着不卑不亢的姿態,向海外介紹香港文學、香港電影、香港文化。劉以鬯作品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而是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種品味,可以作為世界認識香港文化的一個窗口。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一個文明的國際都會,更需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如果我們遊歷布拉格,會想起卡夫卡;我希望將來世界各地的遊人來香港,會知道我們有一位傑出作家──劉以鬯。

(作者寫於六月九日)

(原刊《明報》二O一八年六月十日。刊出時,題目被編輯改成〈一同尋回百載潮濕記憶〉,現恢復作者原題。)

劉以鬯的文學遺傳
文:董啟章
編輯:彭月

劉以鬯,《1918》劇照。(創意文化工作室提供)

《對倒》作者:劉以鬯 出版:獲益/香港,2000

我和劉以鬯先生只有數面之緣,全都是在文學活動上。每次知道前輩在場,也會主動上前打招呼。每次他都以懇切的神情,勉勵我要繼續努力創作。我跟先生的個人交接很少,但在精神上,他是我的香港文學啟蒙者,無論是閱讀上的還是創作上的。我是到了大學時代(八十年代下半)才知道有香港文學的存在,才認識到香港也有文學作家。當時接觸到的三大代表人物,就是劉以鬯、西西和也斯。《酒徒》、《我城》和《剪紙》,也就成為了我心目中香港文學的三座神山。

其中劉以鬯令我感到特別驚訝的,是他本來並不是香港人,而是來自上海。但是,讀他的作品卻完全不會懷疑那不是一個地道香港作家的文筆。雖然他的小說也常常提到童年和青年時代在內地的生活,甚至滲入一股強烈的南洋風情(他曾經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但這些異於香港的成分,卻和本地生活經驗毫無隔閡地並置和融合,形成了一種複雜的質感和多重的視覺。這絕不是今天簡化的「本土」標籤可以涵蓋和解釋的。

香港文學基因

劉以鬯作為「香港作家」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他雖然是南來文人,但完全融入地道文化和生活,以香港作家的身分寫作,並且在編輯的位置上竭力推廣香港文學。另一方面,他很有意識地以「香港」為他小說的描寫對象,從微觀的日常生活細節,到宏觀的城市發展,都有鮮活的刻劃和獨到的呈現。所以,到今天我們所有的文學後人,都會一致地把劉以鬯先生作為「我們的作家」去敬重、去懷念。但我認為,我們不要忘記他的特殊背景,因為這也是香港文學本身的特殊背景。甚至可以說,這當中藏有香港文學的基因。

這種香港文學基因,我們可以往劉以鬯的作品中追尋。《酒徒》固然是他最經典的長篇,但最鮮明地呈現出基因結構的,應該是一九七二年的《對倒》。《對倒》分為長篇和短篇兩個版本,兩者就創作意念來說沒有分別——以集郵學的「對倒」(兩枚郵票正反相連)為意念,以雙線交錯的手法,描寫互不相識的兩位主角某天生活的對照。在這部小說中,可以提取出來的對照點可謂層層遞進,揭之不盡。最表面的是男性(淳于白)與女性(亞杏)、長者與少年、衰老與青春、理性與感性、道德與欲望、外來(南來男主角)與本土(土生女主角)、過去與未來等。這些對立的特性分別派發在兩個主角身上。但是,另有一系列的對照點,卻是同時出現在兩位主角身上的,例如現實與理想(想像)、外在與內在、物質與心靈、集體(社會)與個人、他人與自我等。從更高的角度審視劉以鬯的書寫,又顯現出另一層次的對照點——嚴肅與通俗、傳統與現代、創新與繼承、西方與中國、大陸與海外(香港、南洋)、外來與本土、形式與內容、寫實與虛構、藝術與生活等。這三層的雙線結構,從單篇《對倒》中互相交纏,上升到劉以鬯書寫的整體,再而擴展至整個香港文學,形成了美妙的雙螺旋鍵結,也即是上面說的香港文學基因。

香港文學的特徵


我們不妨把劉以鬯的小說,讀成香港文學的基因圖譜。基因結構的根本形態,就是非單一的雙螺旋糾纏。永恆對照的二元線索,以多重組合的代碼互相配對,衍生出新的信息和意義,情况就像DNA雙螺旋通過不同的鹼基排序和鍵結,製造出複雜多變的有機物質、細胞、器官,甚至於整個身體。而男女染色體的結合,又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新個體。劉以鬯的作品說明了,創造力本身就是這樣的對照重組,而《對倒》非常精妙地演示出這個根本道理。所以,劉以鬯的非香港背景和經驗,不是可以忽視或者排除的偶然。不是「雖然他來自內地,但卻(全盤地)變得很香港」;而是,「他之所以很香港,(局部地)因為他來自內地」。劉以鬯文學的雙(多)重性和對倒性,建基於他的時空移動(遷徙)經驗,以及由此而來的開放和包容。而這就是香港文學的特徵。

雙城對倒的必然

我絕不是說,香港作家要有內地背景,或者香港作家都受到內地文學影響。只要看看也斯,看看西西,看看在香港成長的本地作家,我們也可以看到上面所說的香港文學特徵——雙螺旋基因的繼承——只是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是戰前的作家,香港文學開創期的一代,他們的文學基因也不可能是單一的、沒有對照結構的。侶倫、謝晨光、張吻冰那一代,立足的地方雖然是香港這個南方小島,但參照的卻是全國性的現代白話文文學,特別側重於上海的現代派,而上海的現代派又跟西方現代文學有所參照。由此觀之,劉以鬯之來自上海,是這個「雙城對倒」的必然了。

個人作品中的時代標記

劉以鬯先生接近百歲高壽,見證了同樣接近一個世紀的香港文學發展。遺傳基因的說法當然不只是強調繼承和不變的一面,也同時包含了演變甚至是突變的可能。所以,戰前一代、戰後至回歸一代(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期),以至回歸至今的一代,很明顯經歷了多番的變化。但是,無論是怎樣的變化,我們也要切記和警覺,不要輕率地切斷配對的鍵結。正如生命建基於基因的雙螺旋,「對倒」幾近文學的根本模式。「對倒」不是二元對立、黑白分明、互相排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鏡像相連。單一而固定的「本土」和「自我」是不成立的,反之(全然的「外來」和「他者」)亦然。

我曾經連續十八年,在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文學欣賞」,書目上包括劉以鬯的《對倒》。每個學期的第一次功課,也有一題《對倒》改寫,要求學生模仿《對倒》雙線對照的形式,創作一個當下的故事。十八年來,從回歸之初,千禧的到臨,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事件,以及種種科技用品、流行文化和生活風尚的改變,每一年的學生都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成長和時代,轉化為小說形式。金融海嘯、自由行、新移民、社區保育、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這些時代標記都進入他們的作品中,在當中有對立的思想、相異的立場。雖然到最終每人都有自己一面的見解,但至少這是個反思的過程,是個代入不同角度的嘗試。

產生屬於自己的事物

因為是通識科目,學生來自不同學系,大都沒有文學閱讀的背景,更不要說寫作了。但是,多年來我見過無數令人驚喜的功課,就算未能算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也至少是可讀、可思、可感的篇章。這是很多同學第一次寫小說,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這是他們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文學創作,而他們在這個獨一無二的創作經驗中跟劉以鬯相遇,實現了另一種的「對倒」。《對倒》是一個神奇匣子。任何人把自己的東西放進這個奇妙的結構中,都可以產生出屬於自己的事物。劉以鬯先生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不朽的作品,也是這些作品所代表的,創造世界的形式——雙螺旋黃金結構。

(《明報》二O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董橋悼劉以鬯

劉以鬯創作的《酒徒》成為中國意識流小說經典。

「劉先生一生為人耿直厚道,是當年南來作家之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我之所以走上傳媒、走上寫作的路途,劉先生的鼓勵太重要了,他給了我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帶了我結識許多前輩的緣份。

劉先生帶着早年上海文壇的經歷,來到香港開拓新的文學途徑。他的《酒徒》我最喜愛,也最受影響。那部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里程碑,運用意識流手法比許多西洋作家都成熟,都高妙!那部小說的文字真正為白話文學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是美好中文的範本,一定傳世。

在香港這個商業掛帥的地方,劉先生默默的努力終於給香港社會造就了一座精神上的後花園,讓我們有信心在功利主義的喧嘩中抱守一份堅持,一份執着,一份驕傲!」

《蘋果日報》二O一八年六月十日)

晚年劉以鬯印象記
鄭明仁

劉以鬯百歲高齡仙逝,傳媒以大篇幅報道,顯見劉公在香港文壇的重要性。我和劉以鬯夫婦相識於二〇一三年,是鑪峰雅集會長羅琅介紹給大家認識。其實,我早已認識劉公,只是不敢高攀。劉公比我早十年定居太古城,據說他是以稿費「一炮過」買下太古城單位,一住就是幾十年。劉公劉太經常結伴在太古城歎茶,歎完茶兩人便「分道揚鑣」,劉太到商場超市閒逛,劉公到商場的文具店賞「卡」,生日卡、聖誕卡、各種各樣的祝賀卡,看得心花怒放,劉公一直對圖案設計很有研究,從早年收集郵票,到後期的印刷品設計,他都有濃厚興趣。文具店店主許先生知他是大作家,也就任由他在店內細心欣賞,不敢騷擾他。

太古城附近康怡廣場的商務書店,也是劉公常到的地方,書架上有一行專放劉以鬯的著作,劉公像巡視店務一樣,每周總有三幾次在康怡商務出現,離開前不會忘記買一張卡帶回家。店員見有讀者買劉公的書,有時會溫馨提示:「劉先生常來這裏。」似在暗示下次可碰碰運氣來找劉公簽名。

太古城商場是劉公晚年的安樂天地,平安、快樂。酒樓有他喜歡吃的叉燒酥和沒有鮑魚的鮑魚雞粒酥,我見過他連盡三件叉燒酥,吃得很開心,一百歲的人瑞,像小孩子一樣。以後,再看不見劉以鬯的身影,我們只能從他的著作尋找他的文學內心世界,只能用記憶去留住他的流風餘韻。

劉以鬯伉儷於太古城Pacific Coffee。鄭明仁攝於2018年4月18日。

(《明報》二O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陶瓷》是劉以鬯先生1971年在《明報晚報》連載的小說,1979年由香港文學研究社結集成書。《陶瓷》通過描述香港陶瓷市場受文革影響所引起的波動,揭出慾望如何將人類當作玩具。題材創新,符合劉以鬯先生堅持的「與眾不同」寫作風格。

Ming Yan Cheng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我敬重的劉以鬯先生一路好走
吳卡密

曾有那樣的機會和您談話,謝謝您。

抗戰時劉以鬯先生在重慶編寫《掃蕩報》,由於搜集情報靈活,所以黃少谷對他很好,抗戰勝利後買機票給他回到上海,接著劉以鬯先生說:「我爸爸在抗戰期間的上海逝世。媽媽把爸爸剩下的錢分給我和哥哥,由於非常醉心於文學,我拿到錢便想辨間出版社。

抗戰期間,姚雪垠在茅盾主編的香港《文藝陣地》發表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稭》,我認為這是當時最好的一篇小說。

回到上海後聽說他常出現在上海虹口廿四層高的「國際飯店」,這是當時最高的建築物。三樓是咖啡廳,我就約了徐昌霖和姚雪垠在那裡見面。便邀請他住在我的出版社,他寫什麼我便出版什麼。

談及他所創辦的「懷正出版社」,描述當時情況栩栩如生,也談到當時出版的書就屬徐訏的《風瀟瀟》最賣座,讓出版社不至於虧損。

到了香港,他依舊想出版辦雜誌,他從小便有兩個理想:辦出版社跟辦文學雜誌。從1985年主編《香港文學》一編就是15年,他兩個理想都實現了。

吳卡密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十日)

劉先生逝世
關夢南

劉先生逝世,報紙邀我寫稿,我拒絕了。死者為大,說一些「不尊敬」的話,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但近周面對鋪天蓋地的讚譽,部分不盡不實,不得不在這裏說幾句話:1. 《酒徒》是以內心獨白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小說,並非意識流(見鄭樹森教授著作及何福仁先生前此刊於字花的文章),再說「內心獨白」,劉生也不是第一人。我這樣說,完全無損於酒徒的文學價值;2. 有人尊稱劉生為「文學巨匠」與「文學泰斗」,是過譽了,極其量是優秀的小說作家,何謂「泰斗」,大家比我清楚;3. 劉生六、七十年代生活中產,可以選擇寫或不寫,並非生存於生活的夾縫或如他所言「腳踏兩頭船」;4. 有人說他「提拔」了西西和也斯,也不是事實,西西於快報寫專欄時約三十歲,前此已發表不少作品,如三毫子小說,亦得過中周小說獎。至於也斯的情況也相近。故用「鼓勵」較恰當。再說一點:《香港文學》資金來自何處?近二十年虧蝕而不倒,是否海外華文統戰工具?此點或可存疑。

Kwan Muk Nam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酒徒》確是華文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馬家輝

劉以鬯先生離世,接受傳媒訪問的作家無論年輕與否,無不談及小說《酒徒》,無不依憑印象或自行判定「這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作品」;對此說,其實鄭樹森早於十七年前的《小說地圖》書裡已提過異議。

鄭樹森適時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據說是個「神秘人」,長期居於酒店房間,埋在房內研究著述。我偶爾想像酒房員工在清理房間時看見他的如山藏書,會否驚嚇得手足無措、通知經理,經理又會否要向鄭先生索取服務附加費。鄭是低調的學者,多年來於兩岸文壇發揮沉默而強勁的推動角色,五年前結集了《結緣兩地:台港文壇瑣憶》,是極有意義的個人回憶錄,更是極重要的當代華語文化史料,時代身影進出往來,以不同的方式共譜了一首又一首的悲喜曲目。

在《小》書裏,鄭先生指出:「過去一般論者均將內心獨白視為意識流,這其實不大正確。不少小說都有內心獨白。任何以第一人稱來敘的小說就可以有大量的內心獨白,甚至用『我』來寫日記,寫下『我』的思想與感受,一如自言自語,這些也是內心獨白,與戲劇在舞台上的個人獨白十分接近。而加上自由聯想才能算是識流的原因,是因為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裏,每當第三人稱的主角對外物心有所感、自言自語時,這些獨白式的描述,會以非常隨意的方式不斷跳躍。而這跳躍往往由各種外在刺淚或內在關聯而引起。」

鄭樹森以喬伊斯作品為例,指出西方文壇對意識流為界定是「內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加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 缺一不可。他具體說明:「例如,上一句可以是描述他正在想及的事情,而那事情涉及時鐘,就會立刻跳到童年時候對時鐘的回憶;而時鐘有數字,下一句可能就會跳到做數學習題的記憶,又由做數學習題跳到一位老師,想及年輕時老師如何教他。」

換句話說,鄭樹森認為:「中間的聯想沒有邏輯關係,因而是『自由』。而由於『自由』聯想是跳躍性的,只是由一物一事,隨腦海的內在邏輯引出另一事一物,於是那種大段落的內心活動便顯得頗難理解,欣賞時要連起前文後語、一整段地去看其間跳躍性的牽連與發揮,這與一般舞台上的、完整而有邏輯的內心獨白截然不同。」

劉以鬯《酒徒》常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好作家就是好作家,第一與否,無損也無添作品的文學價值和作家的藝術貢獻,但就文學史而言,擺定「第一部」的相對位置,倒不見得是一椿完全沒意義的事情。

如前述,鄭樹森《小說地圖》談意識流小說需有兩大元素:內心獨白,自由聯想。欠缺其一即跟文學界對意識流的一般定義有別。依此判準,鄭樹森指出:「由這角度來看,台灣小說家王文興《家變》很明顯是意識流的作品,當中的內心獨白就加上自由聯想的經營。而杳港小說家劉以鬯的《酒徒》,則只能說是一本內心獨白的作品。當然,廣義而言,兩者都是心理小說,只是對讀者有不同的挑戰而已。」

除了王文興,鄭樹森也談到白先勇的《遊園驚夢》:「他一開始時也用了類近珍奧斯汀及福樓拜的手法,即盡量以角色的觀感及角度來描述人物心理……可以說,1949後首次真正運用意識流的小說,以白先勇這篇最為明顯,雖然小說襲用《紅樓夢》的語言與筆法,所寫的也是《紅樓夢》式的興亡滄桑主題。《遊園驚夢》在處理錢夫人在台北竇夫人公館裡的一段回憶,明顯採用內心獨白加自由聯想的跳躍、非邏輯、割裂的描寫,可以說是當時極具開創性的實驗。然而,因為在整篇小說中所佔的篇幅比例不大,因而很多欣賞白先勇小說的讀者反而忽略,但,假如要找一個比較容易處理的意識流例子,白先勇《遊園驚夢》這個核心小部分,對一段讀者而言,可能比王文興的《家變》及《背海的人》來得更易理解。」

不管是否意識流,無論是否第一部,《酒徒》之於劉以鬯和之於華文創作,皆有關鍵位置,這便足夠。作家交出了作品,作品進入歷史領域任人論斷,再跟作家無涉,作家回頭察看文學史上的此說彼說,往往反而變成讀者/觀看者,另有一番陌生的趣意。我相信,唯有作家最懂自己的重量與輕盈,其他任何說法都只是颱風分析與報告,並非颱風本身。

我生平唯一發表的詩作,好多年前了,《蔡元培墓前》,刊於劉以鬯主編的《星島晚報》「大會堂」副刊上。因字跡潦草,刊出時把名字印成「馬永輝」,我寫信抱怨,劉先生親筆回復致歉並鼓勵,可惜找不回信函,一切只在腦海,化成一串深藏的意識,供我自個欣賞。

馬家輝臉書二O一八年六月十六日)

談情一世 百年不孤寂
劉以鬯最後訪問 只在意老婆

撰文:冼麗婷

今年4月18日,劉以鬯在妻子陪同下,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冼麗婷攝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百歲老報人作家劉以鬯,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

在十分鐘路程裏,走過馬路,經過紅綠燈,他坐在兩個滾動的巨輪上,後面是太太羅佩雲。還不過是兩年多前,他看見家裏買了輪椅,就叫太太快把它丟掉。

一百歲老作家是可以站起來的,但一生走很多了,十分鐘滾動時光便能到商場,那也是很好的一闋午間流動小品。

他停留在以黑色與白色方格作裝飾的法國年輕服裝店外牆前,等着身邊人的安排,安坐像個乖孩子。這一刻,到底是黑色裏的白色,還是白色裏的黑色,都不再重要。

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安排好五樓咖啡店一角。老作家與一生共度的人對坐,不明白為何要有幾個鏡頭對準他,沒耐性說:「影好啦!」這時候,他是一個權威的男主人,私人的空間是重要的,他還是有能力拒絕侵擾。

劉以鬯夫婦與為他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攝影隊伍合照留念。

劉以鬯說在家寫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酒徒》就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酒徒》劇照

不少讀者昨日在書店駐足翻閱劉以鬯的作品。何家達攝

作家的路:「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

喝一杯熱朱古力,吃一件美味蛋糕,都有太太送進嘴裏,這是最快樂的一百歲談情。好好享受人生,一世紀了,他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活一百年,朋友還剩幾多?劉太說,「這年紀,沒朋友的了。」劉以鬯清醒得很,無論走到那裏,最在意的,是身邊有沒有「老婆」。

今天,能跟劉先生握一下手,報上名字,已經是深度溝通。記者2013年訪問劉先生的時候,跟他談過如何鼓勵年輕人當作家,以及寫作之路,用當天的紀錄,回望百歲作家的想法,這是永恆的劉以鬯。

「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劉以鬯說。作家的路,他走了很遠。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他認為寫作是從小培養,從一年級開始,他寫的句子就被老師貼堂,他認為,做作家、寫東西,一定要與眾不同。因為讀二年級時資質已經超越同學,老師讓他跳升至五年級,所以只讀了四年小學。

編輯的路:「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

「香港是不是個創作好地方?」

「這個好難講,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劉先生說。劉太說他畫版樣很出色。「我在重慶已畫版樣,國內副刊版樣天天變的,他(香港)沒畫版樣,一年都是一樣的,這些不好。」他接手編《香港時報》副刊,天天版樣不同。

說到寫作空間,香港自由社會沒有限制,他每天在家裏寫作,不需要太寧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他喜歡模型,一路砌一路寫,我們家裏好多模型,他好喜歡小玩意。」劉太說。《酒徒》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

「《成報》老闆找我,覺得我特別,對白都分行的,但他都不反對,他都接受。」老作家五年前說。

寫作的路:「寫稿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

「香港生活環境,如何影響你寫好題材?」

「你寫稿,寫過的不會再寫,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idea」。Idea想是一個人寫作時的思想與精神,有idea,筆觸才有方向,如《對倒》是有一個原整的意念。為了尋找idea,他每天接觸新事物,看報是必然,多看英文書而少看英文報,因為看中文報章都看不完了。

「與香港文化界有深刻交往嗎?」

「他與香港文化圈沒有特別交往,反而年紀輕的文藝青年,可以用他的稿就盡量用。談文藝都有,但大家都沒空,朋友好少,大家都忙,獨立寫稿,不用應酬。」劉太說。

報人的日子,天天在紙裏行走一個世界。「我告訴你,我在上海報館做過老總、編輯,抗戰時,我在重慶,中國有七間大報,兩間副刊是我編的,來港差不多半世紀在報紙(和雜誌)裏,報館的情況,每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國人,對中文好重視,寫好多文章在報紙上。」

求學的路:「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

「那時每天要寫幾多稿幾多字?」

「不一定,但好多的,重慶《國民公報》,四川人自己辦的報紙,知我編副刊有特長;另一《掃蕩報》,請我入去,因為我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好,要我聽收音機,聽世界新聞,聽電訊然後寫成報道,因為打仗找radio好困難,一邊聽,一邊寫,專聽新聞,收音機收土耳其新聞容易,從土耳其的英文新聞,世界廣播,把好特別的新聞變成中文。有一宗國際新聞,英文報告,說日本艦隊總司令陣亡,我不懂日文,用一句寫日軍艦隊司令被打死、陣亡,重慶其他報紙沒此新聞,只有我有此新聞,我好擔憂,怕錯,後來發佈,證明我是對,老闆寫信讚揚。」

他在聖約翰大學讀主修哲學及政治,西方小說,從小就看了。

「讀政治哲學都是英文,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有好多作家作品不了解,海明威作品較易了解和接受。莫泊桑有一篇小說,也接受。在聖約翰時候讀了兩年法文,因為蠢,不能接收,和她(劉太)到巴黎,是幾十年前了,有人問『Parlez-vous francais?』我說:『 Je ne parle pas.』是一位法國官員問我識講法文嗎,我會說不會講,普普通通一兩句還可以。」

打仗時在重慶,勝利時去了上海,解放前來香港,劉以鬯四一年大學畢業,四八年來港。最初沒想過長住,因為在上海搞出版社,搞新文學叢書。「堂姐在港,她住灣仔,我在酒店租一個房,來港後,發覺海外發展做不了,北方書錢全部收不到,勝利後,香港發展不到,後來,跟着寫稿,做報館,入《星島》,國內人來港辦報,要收國內副刊編輯,《香港時報》副刊我編,到新加坡前入《香港時報》,到新加坡後,1957年後也是《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很出名,後來到了《快報》。」

如他筆下,海明威來到香港都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交租。在《酒徒》裏,劉以鬯寫過:為了生活,走過庸俗路線。在香港,撰寫商品固然可換取生活的安定,但終究是無聊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任《香港文學》總編輯。

記者對劉以鬯先生最遙遠的感覺,是一張報紙和一本雜誌。一個報人的影響力,從小到大,從遠到近。數十年滋養,那是曾經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時報》是小時候看的報紙,九十年代《快報》是曾工作的地方,但兩個時代劉先生都先後離開兩張報紙。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中學時爸爸買報紙,要他一併「加碼」多買一本《香港文學》,有時是自己花零用錢買,有時在學校圖書館看。當時看長文章不太理解,也出於本性,特別喜歡看裏面的新詩。雜誌的內容、編輯及設計對當時的我來說,悅目新鮮。不想讀書的時候,對着這樣的雜誌一個小時,就覺無愧於心。

尤其記得有一位作者的詩,寫到一個當時無法接觸的意境,大致是,久經等待,終於:一抹嫣紅灑在雪泉之上。那時候,心裏面開了一雙眼睛似的,沒有疑惑。純淨的美麗,人生要做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領略了。等待,其實是誠意,沒有人知道發生的時間。塵垢是外在的,包括顧忌話題,看你怎樣描述,看你如何想,如何對待。

文學的自主性,能賦予生活與生命意義,寫作的人,一切,要有idea,要與眾不同。報紙文章,百年不孤寂,走到一百歲的老作家劉以鬯,再走天堂新路。
撰文:冼麗婷

《蘋果日報》二O一八年六月十日)

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
──記《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


(馮偉才按:下文是1981年《新晚報•星海》主辦的「香港文學三十年」的硏討會一部份。一直想把這個座談會紀錄和一些討論文章出版一本小書,但苦無機會(自己也不積極)。前幾年得到一位畢了業的副學士同學Suki 的幫助,把報紙文章重新打字,在此向她致謝!

這個座談會有些論點看來已不新鮮,但當年則是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


馮偉才:今日上半部是介紹香港三十年來的文藝雜誌,但實際上三十年來的文藝雜誌當然不單是方才所說的那十多份。還有很多文藝雜誌我們沒有提到,大家只要看看那個年表便知道了。我們知道只提那十多份文藝雜誌是非常不足的,比如六十年代,就出現過所謂「文社潮」(大專界或在社會工作的文藝愛好者組織文社的風氣),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再說下去,但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中,如有熟悉的,也可提出來。這裏,我還要補充一下六O年由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劉以鬯先生是我們邀請了的,但他說不定來不來……現在,他坐在上面,我們就請劉以鬯先生介紹一下《淺水灣副刊》。

《淺水灣副刊》

劉以鬯:我在香港編了三十年副刊,大多是媚俗的,只有《淺水灣》另外。我趁這個機會講講,《淺水灣》對台灣的現代文學,是有過一點影響的。在台灣有一部份人認為我們香港沒有文學,這個我可不同意。以《淺水灣》為例,它出版於台灣《現代文學》之前;再前還有《文藝新潮》。它們都是先於台灣的《現代文學》鼓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五八年至六十年代初期,台灣的《筆匯》也深受

《文藝新潮》和《淺水灣》的影響。有一期《筆匯》還轉載了《文藝新潮》一篇翻譯紀德的作品。我編《淺水灣》時,有一個台灣讀者寫信來,他為了要看這個副刊,要乘腳踏車到老遠的圖書館找舊報紙看;這就說明了那時候香港是比台灣更早介紹現代文學。

說回《淺水灣》本身。它不能說培養了多少作家,不過,當時有些年輕作者,的確是受了《淺水灣》的影響,而對文學發生興趣的。像王無邪,他幫我寫了不少稿,有素描、有詩,還有其他文章。他現在是著名的畫家,還是大會堂博物館的館長。此外,十三妹也寫了一個專欄(她前幾年去世了)。還有崑南、盧因、戴天、西西、倪匡、黃敬羲等。所以,這個副刊對香港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多少起過一點作用的。但後來我因為和報館發生磨擦,離開了香港時報。

劉以鬯先生介紹了《淺水灣副刊》後,一位聽眾問:「香港還有一份《純文學》雜誌,為甚麼不見提及呢?」

馮:是的,本來是應該提一下的。但以我所知,《純文學》實際並不是正式在香港編輯出版的文學雜誌,六十年代中期,台灣有一份文學雜誌《純文學》,由林海音主編。它有一個香港版,由香港的黃敬羲編輯(他是台大畢業生),內容主要和台灣差不多,只是加進了一些香港作家的稿子,但大部份都是台灣作家的作品。

香港文學與中國大陸、台灣文學的關係

討論開始,一位朋友問:「香港的文學和大陸或台灣的文學如果是有關係的話,具體的表現在甚麼地方?比較起文學作品時,能否看出來?」

應邀出席座談的小思女士現正研究四九年以前大陸作家在香港的活動,她提出了她的看法:

小思:這位朋友的問題很大,但我只能夠簡單的講講。在四九年以前,香港確是沒有「香港文學」這個概念存在的。大概在一九三七年開始,中國大陸的作家一批批的來到了香港。從他們在香港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了的作品中,我做了一些輯錄的工作,最後的結果是令我相當失望的。本來我以為他們生活在香港,又在香港創作,應該有一些關於香港的作品,但看來他們只是在香港暫居,把香港作為宣傳文學的地方,而他們的心和眼都是向著中國大陸。尤其是當時是抗日時期,所以他們大部份作品都是宣傳抗日的,間有描寫到香港的作品,就令人非常驚訝。他們好像一個大國君臨小國的樣子,看不起香港,由於香港市民稱他們「外江佬」,部份作家也在文章中自稱「外江佬」。他們認為香港的文化、經濟、政治等都是不夠水準的,甚至覺得這裏的人生活腐化,沒有思想,在他們的作品裏面,提到的香港,都很令人失望。但另一方面,如果說他們對香港的文學有影響的話,也許就是他們當時在香港辦文藝雜誌和文藝活動,的確是栽培了一群年青的文藝愛好者吧。但很可惜到現在我仍找不到這些文藝愛好者去了那裏?

古兆申:正像劉以鬯先生說,香港文學早期是影響了台灣文學,但另一方面,台灣的現代文學後來也反過來影響了香港文學。基本上,以香港和台灣兩個地方來說,提倡現代主義的文學應該是香港先於台灣的,香港在五十年代已出現《文藝新潮》。但事實上,如果再追索下去,《文藝新潮》是承接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陸的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的;現代主義文學在三十年代或更早以前,便已介紹到中國來了。如李金髮,就是中國第一個象徵派詩人;創造社的馮乃超、王獨清等,都是中國現代主義的第一代。他們都是受了法國象徵主義(歐洲現代主義比較早的一個流派)的影響。在三十年代,施蟄存和戴望舒編輯的《現代》雜誌,便是提倡現代主義文藝創作的一份刊物。當時來說,比較有成就的現代主義作家,除戴望舒外,還有一部份雖然不是標榜現代主義,但是深受影響的作家如卞之琳、何其芳等。到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一批年青詩人,如穆旦、鄭敏、陳敬容、王申笛、唐祈等人的作品,都吸收了歐美的現代主義的技巧或思想。那時候,外國的現代詩人如燕卜蓀(W.Emption)和奧登(W.H.Audon)都到過中國,並發表了不少關於中國的詩作。所以,現代主義三、四十年代已在中國出現;被介紹、被吸收了。事實上,當時的左翼詩人艾青,也受了現代主義的影響。四九年以後,由於整個政治環境的變遷,國內對現代主義採取了批判的態度,而很多評論家則用簡單的評語如「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文藝理論」等,將整個現代主義的思潮否定了。直到最近才再在國內被介紹出來。但在香港,由於沒有這些政治因素的影響,在五十年代的《文藝新潮》上便繼續介紹。

至於說到台灣,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個三十年代的現代派詩人到了那邊,改了個筆名:紀弦。他出版了一份詩刊《現代詩》,它的風格很明顯的是繼承了三、四十年代的現代主義的傳統。以後,又有《創世紀》、《藍星》這些詩刊的出現。《藍星》有一個重要的詩人覃子豪,是四十年代的象徵主義詩人。他在六十年代的台灣很重要,影響力較大。他們的文藝思想,可能是受了早期的三、四十年代,或者後來香港的《文藝新潮》或「淺水灣」的影響,但到了六十年代中、後期的時候,香港年青的作者所接受的現代主義文藝,便反過來受台灣的影響了。

胡菊人: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文學三方面的關係,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三個地方因為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思想、社會環境的不同,所以就影響到文學創作的內容和技巧的不同。像劉以鬯先生的《酒徒》如果他不是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他便寫不出這部小說,就算寫了出來,文革時也難逃批判的命運。所以,香港文學是應該和大陸、台灣有所分別的。

蕭銅:我們常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事實上,香港現在仍然掛着英國旗。另一方面,香港文學所受的影響,也和台灣文學有相同的一面:一是本地的文學,一是外地的文學。在本港寫作的外來作家不一定像小思女士說的都是來作抗日宣傳。他們有逃難來的,有養病來的,如端本蕻良、蕭紅、駱賓基、葉靈鳳、穆時英等。此外,張愛玲與朱光潛都是在港大唸書;張愛玲還寫過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傾城之戀》。至於一些一直在香港寫作的,也有從戰前寫到現在的侶倫。到四九年間,郭沫若他們來香港避難時,也搞過不少文學活動,像司馬文森就在香港辦過《文化生活》雜誌。抗戰時期,解放區的作品也有在香港出版的,如《白毛女》與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四九年以後,也有很多作家到這裏來,已故的有曹聚仁、葉靈鳳等。我覺得這許多老作家在香港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他們如果在文革前的大陸、台灣,一定受到相當的重視。

討論中還談到香港左翼作家是否被忽視的問題,應邀出席的夏易女士和舒巷城先生都分別發了言,夏易認為,香港左翼作家由於向來埋首創作,很少想到批評或介紹同行的作品。另一方面,以前也由於左、右分裂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雙方也沒有互相介紹評論,像大家今日能夠融洽的商談,只是最近的歷史發展吧了。

此外,也有聽眾提到由於電視及港府漠視文學的政策的影響,做成了文學雜誌或文學作品被漠視;文學工作者的自我封閉及小圈子現象;在香港搞文學活動的推廣及策略問題;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學的關係等。由於篇幅所限,不能詳細記錄。

《我們的時代——香港資深文化人資料庫》臉書專頁二O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2018年6月9日 星期六

許定銘寫劉以鬯

以鬯先生與我

許定銘

劉以鬯先生(一九一八~)是香港文學泰斗,自一九四八年抵港,六十多年來都以編輯報刊及寫作謀生,與香港文壇關係極其密切。《香港時報‧淺水灣》、《星島晚報‧大會堂》、《快報》副刊和文學月刊《香港文學》……,不單水平甚高,對香港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難得的是劉先生編輯方針公開,接受任何方式的稿件,尤其在培育新人創作方面的努力,絕對不能漠視。近五十年來,從香港成長的作家,差不多都曾與劉先生結緣,受過他的栽培與訓練。我相信:這些受過劉先生薰陶的作家們,寫寫他們與先生結緣的經過,一定是本好看的大書,很可能成為香港文學史的一份重要材料。

我與劉先生結緣甚早:自懂得看報起,我家都是《星島晚報》的客戶。那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五年,我讀小學三、四年級左右,在《星島》副刊撰稿的作家:歐陽天、南宮搏、任畢名、劉以鬯、紫莉、上官寶倫、甘豐穗……都是香港的名家,但我對劉以鬯的連載特別有興趣,因為這個作家的名字,有一個很淺易的「以」字,和一個深奥得當時的小學生字典裏都查不到的「鬯」字,於是我叫他「劉以唔識」。而這位「劉以唔識」當年在副刊上連載的,是充滿馬來風味的奇情小說,亞答屋、山芭、甘榜、頭家、宋谷、腳車……等新奇的名詞,熱情而漂亮的少女,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深深地進駐我八、九歲的心靈。自此,不單認定了這位「劉以唔識」是我追看的作家,還受他的影響,搜尋及追讀過不少有關馬來風俗的書。

劉以鬯的《酒徒》一九六二年在《星島晚報》連載時,正是我剛開始寫作,熱衷「現代文學」的年代,每日黃昏都趕回家去看報紙。那時候在香港要看用意識流及內心獨白技巧寫的小說和散文很少,在報上連載的《酒徒》對我學習寫作影響甚深。而我也發現,原來,寫馬來風俗及愛情小說的「劉以唔識」,還是個文學愛好者,像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等熱愛用新手法創作。

我第一次與以鬯先生接觸,是我一九七O年成家後的事:那一年新婚,我們租住九龍城聯合道一幢戰後二樓的尾房。兩小口子從父親家的「牢籠」裏逃出來,首次接觸到自由的空氣,以為「天下之大,到處皆可容身」,可以有新的天地新的發展。豈料不足兩個月,某日放學回家,竟發現中門大開,全層樓三對年輕夫婦全遭洗劫了。妻堅持要換住處,每天放學後,周六及周日取消了所有娛樂,我們從深水埗走到旺角,從旺角走到尖沙咀……,希望能租到一間合意的房間安定下來。

時間一星期一星期的溜走,新家還沒有「着落」,那天走累了,到九龍公園的大樹下歇歇。其時正值黃昏,斜陽從樹隙流灑過來,在大地上劃上斑影,遊人在暮色四合的華燈下歸去了……,我們突然湧起了無家可歸的愁緒,相互間緊緊的握着手,悲從中來……。

後來我把這段經歷寫了篇叫〈九龍公園的黃昏〉的散文,投到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去。到報館取稿費時見到劉先生,他關心地問:「找到房子了嗎?」在他可能只是禮貌上隨意的問問,事後跟本不會記得這件事,但他那份長輩對後學的關心,四十年後想起仍覺感動!

見刊於《快報》副刊

劉以鬯談穆時英小說的〈雙重人格:矛盾的來源〉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四季》出現時,正值我從現代文學轉到研究中國一九三O年代作家,對穆時英的小說醉心得很。可惜,那年代要找本原版的三十年代創作讀讀,比「遇仙」還難。於是,我冒昧給劉先生寫信,告訴他坊間流行重印三十年代絕版書刊,好讓愛書人能重讀幾十年前那些精彩的傑作。不久,劉先生來了電話,無條件借給我他珍藏的原版穆時英《南北極》。我重印了一百本,由專門經營運書到各大圖書館的書商,售到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去。一九七O年代的海外讀書人,能讀到《南北極》,必須感謝在幕後提供協助的以鬯先生。

直到一九七O年代後期,我在灣仔開二樓書店,賣文史哲新舊書及冷門重印書刊,劉先生間中會來搜尋資料,見面的機會才多起來。一九八O年,業主拒絕續租約,書店要結束了,劉先生對我說:「不開書店了,開個專欄寫寫?」於是,在《快報》副刊我用筆名「午言」掛了塊招牌《香港小事》,每天用三百字,寫香港生活上所見所聞的小故事。連我自己也不相信,即使那年代我兼職多份,每天早上六時幹到晚上十時,忙得一頭煙,也不肯放棄那塊小專欄,居然很有恆心地一寫六、七年,磨利了我的筆鋒,直到劉先生離開《快報》,《香港小事》已寫了超過二千段才停止,大部分後來收進了我的《爬格子年代雜碎》(香港創作企業,二OO二)中。

一九八O年代我熱衷賽馬,不單每年幾十天賽事絕不錯過,還研究純種馬血統、訓練馬匹進度及拼搏的模式,圈內人的微妙關係,在馬報上寫每日見報的專欄,提供賽馬貼士,加入皇家香港賽馬會成為會員,是半個專業評馬人,自覺對馬事認識甚深,對投注人的心理有較深入的了解。某日讀報,說一位老人因輸馬過度,終於跳樓自盡。不禁對「博彩」這種遊戲產生了疑惑:

一個人是在甚麼情況下連自己的生命也輸掉了的?

於是,我用資深馬迷「財伯」作中心人物,寫了篇他以性命作賭注的短篇〈財滾滾來〉。 財伯因鄉間妻子患病入醫院,媳婦添了孫兒,需錢應急,於是把全部身家三千元投注到心水冷馬「財滾滾來」身上孤注一擲。財伯本來看得很準,可惜已經勝利在望的「財滾滾來」,最終在終點前搏斷了腳,遭人道毁滅了,而財伯就跑到天台跳了下去……。

1984年5月10日,〈財滾滾來〉刊於《星島晚報‧大會堂》

故事只是極普通的「太平山下」片段,但,財伯研究晨操的記錄,馬匹操練、搏殺及賠率升降的部署,沙圈評馬人與電台評馬人間的對話,投注站內的氣氛,財伯由懷疑到下注,到馬匹領出,最後斷腳時的心理變化……,甚至對話的「廣東話」語氣,都經過精心的策劃,小說寫好後重讀,自覺相當不錯。豈料寄到某報副刊後不久,卻收到無聲無息的退稿,心裏非常氣憤。後來把稿寄給劉先生,並說明是某報的退稿,請他評評理。劉先生笑笑口道:「別擔心,不是你的問題,是他看不懂!」稿很快就在《大會堂》見刊了。

這件事証明了劉先生見多識廣,選稿夠客觀,對每篇稿件都有全面的「視角」。〈財滾滾來〉只是件退稿小事,但在我的寫作生涯上不單起了漣漪,還增强了不少信心與動力。

劉以鬯先生在香港筆耕六十年,創作超過千萬字,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一面以流行小說娛樂他人,一面以創新手法寫實驗小說娛樂自己,並潛心學術研究,埋首寫了《酒徒》、《對倒》、《陶瓷》、《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暢談香港文學》……等擲地有聲的巨著,近年受各方重視,獲香港書展年度作家、銅紫荊勳章……等獎項,是實至名歸的!

──2011年11月

(轉貼自《文學評論》二O一二年六月)

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
許定銘

年近九十高齡的劉以鬯先生(1918—)是本港的文學泰斗,自1948年末抵港後,他大半生於本地從事編輯及寫作生涯,早年以通俗奇情小說為主,套句他自己的話,那是「娛樂他人」的產品;1960年後,劉先生不甘於單純「娛樂他人」,開始了「娛樂自己」,寫了《酒徒》(香港:海濱圖書,1963)、《寺內》(台灣:幼獅文化,1977)、《陶瓷》(香港:文學研究,1979)、《對倒》(香港:獲益,2000)、《打錯了》(香港:獲益,2001)……等極具創意的傑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奠基,樹立了一座座里程碑;自1970年代起,更着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寫下了《端木蕻良論》(香港:世界,1977)、《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1982)、《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2002)……等擲地有聲的學術巨著。

劉以鬯先生在本港的學術地位、文學貢獻,是無庸致疑的。這麼偉大的一位學者,是怎樣成長起來的?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哪本呢?

據劉先生自己說,他自幼喜愛文學,1933年已參加葉紫的「無名文學會」,接觸文學並開始學習寫作。1941年大學畢業,孤島陸沉,劉以鬯到了重慶,先後在《國民公報》、《掃蕩報》及《和平日報》任職,並從事寫作。1945年冬,回到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為徐訏、姚雪垠……等出了不少文學創作。1980年,香港《開卷》雜誌訪問劉以鬯:

問:你的處女作是哪一本作品,獲得成功嗎?

答:我第一篇小說是在讀初中時寫的,登在朱旭華先生編的《人生畫報》上,寫得很幼稚。

第一本單行本《失去的愛情》,於1948年10月出版,是一篇三萬多字的小說,靈感得自一本奧國小說,不能算是創作,雖曾搬上銀幕,卻是十分幼稚的。
易明善的《劉以鬯傳》(香港:明報,1997)更明確地指出:

1936年5月,十七歲的劉以鬯正在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寫了一篇短篇小說,他的同學,後來成為著名漫畫家的華君武,拿給朱血花(旭華)編的《人生畫報》上發表了。這篇題為《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的短篇小說,署名是他的原名劉同繹,有華君武的三幅插畫,這是劉以鬯在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頁5-6)
其後,易明善花了千多字,介紹並分析了這篇「通過描寫安娜‧芙洛斯基的流亡生活和特有心態,反映了一個白俄女子的遭遇和命運」的劉以鬯底少作,並認為這篇小說「在藝術上還是顯示了一定的特色」,「從這篇小說的某些藝術處理,還可以發現小說運用了近似新感覺派小說,在小說的人物描寫中,特別是對人物的感官、感覺和心理,寫得頗為細膩,並有某些不同於常規的帶有實驗性寫法的嘗試」。(頁7)

然而,肯定了《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創作水準非一般的易明善,在談到劉以鬯第一本單行本《失去的愛情》時,只簡單地說它曾刊於由沈寂主編的文藝性綜合雜誌《幸福》月刊上,並根據劉以鬯在接受《八方》雜誌訪問時所提供的資料,說此書「曾經在上海拍成了電影,由徐昌霖編劇、湯曉丹導演,金焰、秦怡主演」,完全沒介紹故事內容,分析及評價。這與他討論作品必詳細敘述的習慣不同,不禁令人懷疑易明善沒有見過,也未讀過《失去的愛情》,但他卻利用劉以鬯自己的看法,在沒有比較之下妄下斷語,認為:

《失去的愛情》確實還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由於當時的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致使這本小說沒有反映出作者實際的創作水準,甚至在某些方面,還不如他抗戰時期在重慶創作的比較好的作品。(頁46-47)
易明善寫《劉以鬯傳》肯定下過不少工夫搜集資料,沒找到《失去的愛情》不是他的過失,因此書實在罕見,我翻查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編的《唐弢藏書目錄》也不見,連現代文學藏書大家唐弢也缺藏的書,肯定是鳳毛麟角!

2006年9月,我在某舊書拍賣網站上,竟然發現了上拍價才100元的《失去的愛情》,大喜!花了個把小時狂叫價,大戰43回合,終於擊敗一眾對手,把書搶到手,連郵費、手績費共花掉700元,還是物有所值,因此書是我搜集舊書40年來所僅見的一冊。

在香港,談劉以鬯的文章很多,卻甚少人談及他1940年代的作品和辦懷正文化社的事,這是因為懷正文化社所出的書,及他所寫的束西都難得一見,故此,《劉以鬯研究專集》(成都:四川大學,1987)、《劉以鬯卷》(香港:三聯,1991),以及《暢談香港文學》(香港:獲益,2002)等書中,有關劉以鬯的作品年表,均以《天堂與地獄》(香港:海濱書屋,1951)列為第一本書,而忽畧了《失去的愛情》(上海:桐葉書屋,1948)。

《失去的愛情》是本三萬字的中篇小說,1947年9月刊於上海環球出版社的綜合性雜誌《幸福》第十一及十二期,是該期「掛頭牌」的第一篇小說,雙色印刷,版面設計非常漂亮。當時《幸福》由汪波(沈寂)主編,他在《編後記》中有這麼幾句:

這一期《幸福》的內容似乎比較更豐富,這是秋季攻勢。

小說方面,因為很多讀者要求,增多了不少,劉以鬯先生主編懷正文藝叢刊,編暇為我們寫《失去的愛情》,分兩期刊載,不用我們介紹,相信一定能得讀者們讚美的……(頁124)
可見劉以鬯當年在上海很受讀者歡迎,是位值得重視的作家,他的第一本單行本怎能忽視呢?

《失去的愛情》當然是一本「愛情小說」!「愛情」是人類繁衍下一代最美妙的兩性關係,是歷久不衰,永恆不滅的題材。尤其是「失去」的愛情悲劇,像《羅蜜歐與茱麗葉》,像《梁山伯與祝英台》……,更能引起讀者共鳴,也更加吸引人。

故事用的是第一身寫法,共十一節。因此書十分罕見,讀者多未讀過,故不厭其煩述如下:

1、秋末的遲暮,我守在她的墓前不肯離開,直到守夜人來催促。我告訴他:她是我的戀人,但,我是在她死後才認識她的。這樣的開始,有「傳奇」味,「懸疑」是吸引讀者的動力,你非追下去不可。

2、倒敘:不久前,我從外國帶回來了99幅油畫,想開畫展,但決意要完成第100幅,故此到郊野的小城來培養靈感。

3、第四夜做了個夢,夢見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少女,醒來後把她畫成第100幅畫。卻原來女人是真的,不是少女,是位三十歲左右的少婦,還問我是否認識她。後來她的丈夫找來了,說她一不開心就會走來這間房,回味過去在此與戀人共敘的日子。

4、我第二天醒來,在小城中漫步,在一間照相館前見到她的照片,覺得熟悉而親切,一問之下,知道是將軍巷富商徐達的太太裘旦。

5、為了好奇心,我到將軍巷去了,站在街角窺探那大宅,終於印證了裘旦和她的丈夫,就是前一天晚上的那對怪男女。之後還見到他們吵架,徐達離家到「湖濱酒樓」去玩女人。回住處後,我收到裘旦的留信。

6、那是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也是故事的主體,裘旦告訴我,十年前我們怎樣認識、相戀的經過。當時戰事正劇,我為了完「救亡漫畫隊」的夢,決意到前線去,不料出發前敵機來炸,裘旦趕到旅舍時,到處變成廢墟。雖然見不到我,但裘旦深信我吉人天相,一定能逃過噩運。十年後我終於回來了,可惜已認不出她了。

7、原來我那天雖未被炸死,但腦部卻受了震盪,失憶了。事後到外國留學,一轉眼十年。第二天依裘旦約,去到我們邂逅的咖啡室,卻等不到裘旦,因她涉嫌謀殺丈夫徐達而被捕了。

8、寫法庭上審徐達的情婦翠花和裘旦,原來當晚我與裘旦一夕纏綿,她竟懷了孩子,因怕受人歧視而被迫嫁給徐達,可惜後來孩子死了。

9、裘旦自認殺了丈夫,我多次要求去見她,不果,只好失意地離去。

10、裘旦送來了絕筆,寫自己最後那幾天的心理變化,並要求我把她和兒子葬在一起,把我繪她的畫收好,不要展出,不要賣。

11、第二天我到監獄去,遠遠的看了裘旦最後一面。回到旅舍收拾行李時,無意中發現她留下的,我們的孩子底照片,和我們邂逅時,我為她素描的,從一本叫《失去的愛情》的書撕下來的扉頁。

《失去的愛情》是涉及徐達、裘旦、翠花和我,四個人的愛情故事,並不太複雜。我十年前與裘旦相戀,一個畫家,一個音樂家,本該有美滿的結局,但戰爭令我失憶,十年後回來,愛情陷入迷茫與疑幻疑真中,那種傳奇色彩,心理矛盾,算是掌握得不錯。

裘旦的愛人失蹤了,自己又懷了孩子,在當年的社會環境中,下嫁粗鄙的商人,為自己和孩子謀一個好下場,亦不失為當日懦弱的女子底必然途徑。至於後來現出真我,為爭取自由,不顧一切憤而殺夫,則是知識份子的典型行為。

翠花則因為丈夫在徐達的藥房打工,在威迫利誘下成為他的情婦,則是用來襯托徐達的土豪惡霸行徑底配角。至於徐達本身,對兩個女人都沒有情意,她們都是這頭雄性動物的泄欲工具而已!

寫《失去的愛情》時,劉以鬯已有不少創作經驗,在情節的轉變及場面的控制上,已十分到家,小說中兩次用長信及多次以對話去代替平面的敘述,正是當時作家們不甘平凡所慣用的手法。

雖然這只是個普通的愛情故事,但我總覺得可以寫得更細膩一點,擴張至十萬八萬字。劉以鬯只把它寫成三萬字,細讀之下,感覺上有點急就章,像欠缺了些甚麼,不知是不是當日「懷正」的工作太忙,沒時間寫長篇,還是他故意留給讀者一些想像的空間?

至於劉以鬯認為「《失去的愛情》……靈感得自一本奧國小說,不能算是創作,雖曾搬上銀幕,卻是十分幼稚的」,那只是三四十年後,對自己少作的一些謙遜,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對自己的過度要求,正如劉先生1950年代寫的,他認為只是「娛樂他人」的作品,其實也是些極具份量的佳作,他不肯出書示人,實乃我等一眾「粉絲」的損失!

總的來說,《失去的愛情》的藝術成就當然遠遠比不上他後來的創作,但若與1940年代的流行小說,或他1950年代的「娛樂他人」的作品比,則是毫不遜色的!

《失去的愛情》僅三萬字,出單行本是單薄了點,因此出書時還請人加了七幅插圖,才湊成了這本32開95頁的小書,這七幅反白單線條畫,不着重形似,而着眼於神態,不僅勾勒出畫中人的心境,且極具誇張的漫畫藝術,令人一看立即萌生好感,可惜書中畫內均沒指出為誰的佳作。後來有人告訴我,為本書插圖的是郭建英。我找出郭建英的畫冊來對,果然是他的插畫!

郭建英(1907-1979),193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經系,是劉以鬯的學長,他早年已熱愛文學,與「新感覺派」小說家劉呐鷗、穆時英等友好。1930-40年代,他一面編《婦人畫報》,繪畫一些充滿着現代新鮮感覺,富於魅力的線畫,也寫了不少好文章。陳子善在《摩登上海的線條版──郭建英其人其畫》中,說郭建英其實也是「新感覺派」中的一員,他的漫畫是現代都市生活素描,不以色彩而以線條取勝,是豐富的想像與鮮活的具像的結合,是三十年代上海為文學作品插圖最多,最具個性的漫畫家之一。

劉以鬯自1960年開始,以創新手法寫實驗小說並非偶然的,原來1930年代,「新感覺派」的小說和藝術早已進駐他年輕的心坎裏!

——2007年8月

(原刊香港《文學研究》秋季卷﹝第七期﹞二OO七年九月;轉貼自布衣論壇二OO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劉以鬯的詩

翻舊《星島週報》,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第三十九期,居然發現劉以鬯先生的新詩組,總題《峇里風情及其他》,內收《峇里風情》、《夜遊星加坡皇家山》、《勿洛之戀》、《西濱園的誘惑》和《黑燈舞》五首。

劉以鬯的新詩甚少見,素描一份給劉太,她說見過,不知有沒有。劉先生著述以千萬字算,結集成單行本的,只有三聯版的《劉以鬯卷》收新詩,可惜書不在手邊,不知是否有收進這組?

《星島週報》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時,劉先生是執行編輯,早期在刊內發表過不少文章。後來於一九五二年受新加坡《益世報》邀作主筆及編副刊,匆匆離港接任,之後甚少在《星島週報》發表文章,除了這組《峇里風情及其他》,第四十期至一七二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我都存有合訂本,百多期都查過,未發現有劉以鬯的其他作品。

五首詩作中,《峇里風情》、《勿洛之戀》和《西濱園的誘惑》均有註釋。

註一:

初到星加坡,在歌壇聽到了一曲名叫《峇里島》的歌,曲極佳,但詞頗俗,經友人一再慫恿,按譜填詞,成《峇里風情》一首。

劉先生按譜填詞,應該僅見?好事者不妨拿原《峇里島》的歌詞,跟《峇里風情》比較比較,看如何俗!如何雅!

註二:

勿洛原名Bedok,在星島之東端,為宵夜的好去處,幾個吃食檔並排在海邊,專售沙爹及福建麵之類的食品,以地處郊外,景色動人,故入夜後,賓客皆自遠道來「吃風」。

五首詩中我最喜歡《勿洛之戀》,寫詩時劉先生才三十三歲,充滿激情與詩意的年輕人,在優美的旅遊勝地,在清風明月之下,在雙雙把臂的情侶叢中……他悠然地吟哦:

聽說海邊芭蕉最能領略風雨的瘋狂與嬌痴
可惜遠來的風雨祇會在蕉葉上寫一首小詩

註三:

西濱園位于星洲西端,離市區七條石半,是一所營業性的夜花園,有酒,有歌,情調別具,適宜於情侶們Rendezvous。

劉先生寫文章,喜歡用當地語,寫新加坡貧民烏九和蝦姑戀愛悲劇,不足一萬字的短篇《土橋頭》,就用了十七個需要註釋的當地語詞。「七條石半」有多遠?

此詩最短,僅錄下供大家欣賞:

熱帶風摸索芭蕉手掌上的闃寂
月亮總愛偷聽情侶第一句耳語
有流星悄悄墮海恰像夢中嘆息
但野貓仍在花架嗅探異性足跡

劉以鬯伉儷。許定銘(2015年8月)。

劉以鬯與許定銘(2015年8月)

與高齡九十七的劉先生茶聚時,讓他看素描出來的《峇里風情及其他》,他說:「沒帶眼鏡,看不到!」

──2015年8月

9月13日刊《大公報‧文學》

劉以鬯的《看樹看林》
許定銘

《看樹看林》(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一九八二)是劉以鬯第一部中國新文學研究專集,他在《後記》中提出了他研究中國新文學的觀點:要還新文學原來的面目,不應該將猜想當作事實,必須求真,求確。不能以記憶寫憶舊文字,因為記憶最不可靠。研究者還得要盡可能掌握第一手資料,「看樹看林」,即是巨細無遺,要宏觀地去看,細心地研究。 《看樹看林》中收文二十五篇,以性質分成四輯,記人的如豐子愷、陸晶清、葉靈鳳、趙清閣均為他的舊交,所記均以交往書信之複印本支持,其真確性非常可靠;記事者如《關於〈雪垠創作集〉》、《約靳以寫長篇》、《關於〈歸舟返舊京〉》、《葉紫與「無名文學會」》……等篇,都是劉以鬯親身接觸的事,可見《看樹看林》是部極重視史實的新文學文獻。 劉以鬯在《看樹看林》中如此強調史實的真確,是因為一九七O年代香港和台灣的文字工作者在研究新文學時太不認真,錯誤的資料經常相互引用,除貽笑大方以外,還遺禍甚大。最大的「胡鬧」是當年有人肯定孫毓棠的《寶馬》曾獲一九三六年《大公報》的文藝詩獎。此事雖經劉以鬯一九七八年寫《〈寶馬〉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看樹看林》的首篇文章)證實了,想不到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出書,談《寶馬》之得獎。唉!

大公網二O一O年七月廿三日)

娛樂他人的小說
許定銘

劉以鬯把他所寫的小說分成「娛樂他人」和「娛樂自己」的兩類。「娛樂自己」指的是《酒徒》、《寺內》、《對倒》、《打錯了》……等,不理會有無讀者,用實驗方法去自我娛樂的創作。相信他自己也想不到,這些原以為少人愛讀的作品,不停再版又再版,為他贏來崇高的榮譽。反而早年為謀生而寫,數以千萬字計,「娛樂他人」的流行小說,卻漸漸隱藏在歲月背後,變成收藏家鳳毛麟角的珍品了。

劉以鬯今年奪香港書展首屆年度作家獎,在書展的「文藝廊」內展出了他數十年來不肯示人的珍藏物品,此中就有大量他一九五O及六O年代出版的流行小說單行本,像《第二春》、《龍女》、《雪晴》、《星加坡的故事》、《私戀》、《天堂一角》……等,都是相當罕見的。

此中有一冊《蕉風椰雨》(香港鼎足出版社,一九六一)只見封面書影,不見「書肉」,奇怪!此書是本約五萬字的中篇,寫少女花蒂瑪周旋於丈夫張乃豬和情人梁亞扁之間的悲劇。一邊是愛情,一邊是飯票,十八歲的山村少女如何抉擇?《蕉風椰雨》的故事背景是馬來西亞的偏遠山芭,馬來人對唱的情歌,當地的用語:亞答屋、甘榜、宋谷、腳車……反映出即使是寫流行小說,劉以鬯也經過資料搜集才動筆,絕不馬虎。

大公網二O一O年八月六日)

劉以鬯的翻譯
許定銘

劉以鬯(一九一八~)是本港著名作家。他著作等身,小說以《酒徒》和《對倒》為代表,論述中我最喜歡的是《論端木蕻良》。他的著述極受推崇,卻甚少人提到他的翻譯;而事實上,他翻譯的書也不多,好像只有喬也斯.卡洛兒.奥茨的《人間樂園》(一九七四)、積琦蓮.蘇珊的《娃娃谷》(一九八O)和以撒.辛格的《莊園》(一九八二)等三種。 喬也斯.卡洛兒.奥茨(Joyce Carol Oates 一九三八──)是美國現代著名的作家,加拿大溫莎大學的副教授,她的小說寫得相當出色,曾多次獲獎。《人間樂園》是她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於一九六七年,寫一九二O年代誕生在一輛卡車裡,流動工人的女兒克蕾拉一生的故事,反映了那年代的生活。書後的推介頁說「作者用凝鍊筆觸刻畫人類的痛苦以及隱藏在這些痛苦裡邊的慾望,獲致很高的成就,使這部小說充滿文學的華美」。 這本劉譯的《人間樂園》有三十多萬字,經詩人戴天約稿,一九七四年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不知何故竟要在馬尼拉的「中菲文化出版社」承印,然後運回本港發售。封面的構圖以粗獷的筆調,刻畫一對男女在種滿花卉和植物的園地起舞……這是作家兼畫家蔡浩泉的作品。不知是他酒後還是醉醒時的傑作。這就是他的「樂園」?

大公網二O一O年七月十七日)

2018年6月3日 星期日

古劍與《體育周報》

古劍與《體育周報》
葉輝

話說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這一年一如記憶中的任何一年,合該尋常無事,可一些事情偏偏在這一年陸續發生,比如董必武、蔣介石、康生先後逝世,比如蓋茨成立微軟,比如英女皇訪港,比如中國第一次核試成功,等等。也沒有什麼,只是想說,世界在變,誰的小世界也在變。

那一年我一直待業,有些工作做不了幾天便做不下去了,不斷辭職,然後又不斷寫信求職,漸覺人浮於事,如是者過了半年,有一天,決定到《體育周報》上班去了。這報社很細小,在彌敦道萬隆大廈,那天我接收了前輩的工作崗位,就得不知天高地厚而單打獨鬥—這報社只有五、六百呎,工作人員也不多,除了我,只有一名攝影師和一名植字員,如此這般出版了兩期,一名生力軍才姍姍來遲,此人就是本書的作者古劍。

古劍姓辜,是馬來西亞華僑,他比我年長十二歲,膽子比我大何止十二倍,例子太多太多了,有些事情在我聽來,真有點驚天動地,可也不便在此披露。此人愛書,閒來談的,都是書人書事,記憶所及,他曾給我推介艾蕪的《漂泊散記》和《南行記》、黃裳的《金陵五記》和《榆下說書》,等等,這些書籍都像一扇又一扇堪可透光的天窗,我一一細讀,從中窺見另一種人生,另一種書寫態度。

其後《體育周報》還加入了陶然,三個人一起共事兩年多,似無遠慮,但時有近憂—很多年後才明白,那是人生的常態;那時我與古劍一度沉迷於下棋,想來也不過是由於活得浮浮泛泛庸庸碌碌,只好自編自導自演若干貌似刺激的情節,讓自己暫且忘記無色無臭無味的無聊浮生。

我在這小小的報社工作了三年零兩個月,算來僅僅比古劍和陶然兩位都只是稍微「資深」,工作關係倒是滿有小報社的特色,他們都各有固定的負責欄目,其餘工作(由跑腿到翻譯,由催稿到拍攝底面)都由我「一腳踢」—老闆不大管我們,我們也不大管老闆,由是各取所需,相安無事,唯一例外是時而過了月中還沒有發薪,都得要為房租與柴米油鹽光着急。

古劍其時負責的其中一個專欄叫「想當年」,每周訪問一位退役足球名將,由古劍執筆記錄,附有大量珍貴照片(由受訪者借出),此欄很受讀者歡迎,記憶中,受訪者都赫赫有名:姚卓然、何應芬、黃志強、劉建中、莫振華、梁金耀、高保強、劉儀、朱永強、羅國泰、劉添、陳輝洪、陳鴻平、郭德先、曾鏡洪、區彭年、鄺演英、龔華傑、黃文偉、張子岱、張子慧、劉志霖、佛儉、林尚義、梁偉雄、李育德、司徒堯、周少雄等……他們要不是「國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華民國」國家隊成員),就是「港腳」(香港代表隊成員)。

如今想來,這批圖文並茂的訪談錄,無疑是非常寶貴的「口述歷史」,古劍的文字固然好,照片更是無價之寶—如此說來,恐怕就是香港這個「亞洲足球王國」的最後見證。

文匯報二O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梁慕嫻: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梁慕嫻


《青年樂園》又名《青樂》,是香港的一份周報,創刊於1956年4 月,在「六七暴動」期間被英國當局控以煽動罪,勒令於1967年11月停刊,共出版十一年半。

筆者早己慢慢地忘記了這個「戰友組織」,直至2014年8 月朋友傳來左丁山文章,文中提起因他另有一篇關於《青年樂園》拿北京資助的文章,金文泰中學學生,《青年樂園》派報員石中英給他電郵說:「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瞭解不足」,並附上他於2013年7 月在理工大學講座上的演講辭:「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似乎是為了說明他的講話就是事實。誰知左丁山看後並不買賬,反詰石中英:「《青年樂園》是否拿北京的錢?《青年樂園》刻意招攬官校學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羅士,有無政治性?石中英沒有正面回答。」《青年樂園》影響所及的人物,如曾鈺成、曾德成、梁錦松、陳坤耀等,現在都成了政權的高官名人,左丁山認為自己對《青年樂園》有合理懷疑。

這一來,便挑起了筆者的回憶,我曾去過《青年樂園》社址,見過兩個人。事緣1967年初,我所在的地下共產黨組織領導人梁煥然(又名大姐)曾與我有一番談話。她說:「《青年樂園》是由地下黨所創辦的刊物,一直由黨所領導,社長李廣明,督印人及總編輯陳序臻都是黨員(幕後策劃人是黨員吳康民,我後來才知道)。」她又說:「《青年樂園》的工作和「學友社」一樣,以官立、津貼、補助和私立(簡稱官津補私)學校學生為對象,團結教育他們愛國愛黨。「學友社」利用舞蹈,戲劇,音樂等藝術形式作為工具吸引學生,而《青年樂園》則利用文藝寫作,目的相同,都是為了發展青年學生成為黨員幹部。」從此,我確認〈青樂〉就是黨的外圍組織,從沒懷疑。

大姐曾囑我去《青樂》找大菱,我去了灣仔駱克道四五二號十三樓,見到了大菱。記得是通知一些事項,具體細節己經忘記,總之,我見過一個人叫大菱。隔一段時間後,大姐又告訴我,大菱因情緒低落己經離開《青樂》,我有點掛念她。大姐又曾囑我去《青樂》找羊咩,我見到他,主要是請他介紹「課本出讓站」的情況,我參觀了他們收書、分類、定價、出讓、退書、 退款等運作過程。我特別深刻地記着大菱和羊咩這兩個名字,是因為心中有一份「同志情」。當時的我,在地下環境為黨工作,看到《青樂》的同志,自然欣喜無限。

於是,我開始找尋大菱和羊咩的下落,也可以說是追尋地下黨在《青樂》的線索。我看到許禮平的文章〈曾氏一門軼聞〉和〈記『青年樂園』周刊〉,也看到石中英的〈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和他在羅孚先生追思會上的講話。從這些文章或講話中,只見一群編輯、作家、學者、教授又開同學會,又開研討講座,組織飯局聚餐,赴穗探訪老社長。舊人聚舊,圍爐取暖,玩得很開心似的,卻看不見地下黨的影子。

直至2017年6 月《明報月刊》附冊《明月》刊出專題「回望『青年樂園』」,其中作者舒韻,原名李秋瑩又名李玉菱,1964年中投稿《青年樂園》後,逐漸被培養成為義工編輯,估計她就是我記掛的大菱了。在專題內我又看到石中英的文章〈我是『青年樂園』的派報員〉,他在文中自認叫阿咩。這才真相大白,他就是羊咩,真名楊宇杰。那一刻,羊咩在我腦海中的容貎與現在照片上的吻合了,石中英就是羊咩,我不禁興奮萬分。

另外,我又在《明月》七月號專題〈「六七」刊物與文化思潮〉中看到石中英的口述文章〈我的「六七」文化之旅 〉,文中看到當年是《青樂》英文及功課版編輯傅柏林這個名字。想起以前「學友社」文藝組的一位地下黨員,名叫宋樹材,在葉國華領導下主編《學藝週刊》。他於2005年來訪,讓我記下他口述的經歷,後於2008年因車禍去世,我於2009年發表了這篇遺言(請參閱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62),在遺言中他告訴我,他一共發展了十五位地下黨員,並讓我記下了全部名字。他又揭露了地下黨曾組成一個六人特別黨組,專門計劃滲透「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六人中除宋樹材外,還包括張綺玲、羅平、黎鳯娟、趙善炬和傅柏年。後來宋樹材因脫黨沒有參與行動,羅平和趙善炬當上教協副會長,黎鳯娟是羅平的太太,張綺玲是地下黨員,曾參加「學友社」戲劇組,後又出現在教協的活動中,名單中只有傅柏年一人我無從稽考。現在看到傅柏林這名字,估計就是傅柏年了。

此外,宋樹材的太太甘玉珍畢業於寶覺中學,1965年參加「學友社」文藝組活動,曾是文藝組組長,在「六七暴動」期間加入地下共產黨。曾考取中大入學資格,但領導人葉國華不同意讓她就讀,說是對革命無用。2005 年她隨宋樹材來訪,也讓我記下她的經歷。她說:

『六七暴動』後的1969年,我被調動組織關係,由「學友社系統」轉至「青樂系統」,改由張綺玲領導,即與宋樹材分別在不同系統的黨組織中。我同時被派去「青樂系統」出版的《青春週報》工作,就是《青樂》被迫停刊後重新出版,代替《青樂》的刊物。月薪一百八十 元。我負責編輯,探訪及組織讀者活動。因為外形老實,黨組織指派我出面負責租賃社址事宜。有一負責人叫鄺太,庇理羅士中學畢業,是葉國華的秘書。1971年結婚後,領導人通知我要上廣州開學習班,宋樹材為送我一程上了火車。我在火車上告訴他,這次學習班是專門為批判他而設,《青樂》方面黨組織認為他思想落後,要我與他劃清界線,不要被他拖後腿,無形中是勸我離婚。宋樹材非常憤怒,隨我上了廣州,領導人宣佈取消學習班。回港後,宋樹材質問「學友系統」領導人葉國華,要求解釋,葉推說不知情。兩年後,我離開《青春》並脫黨。報社公開負責人姓李,因四人幫下台解散《青春》後,他回廣州暨南大學任教。他曾向大家道歉,說是上級領導路線錯誤。我於1972年後入讀師訓班,從此當上教師。

以上資料,足夠證明《青年樂園》不單是有左派背景,不單是拿左派資金,對其神秘面紗的政治猜測也不是誤會,而是徹頭徹尾由中共在港地下黨所創立,所領導控制的外圍組織。有人說:「其內容迴避政治,左派色彩並不鮮明。」「這份刊物從編寫內容到工作人員未顯示有鮮明的政治觀點,鼓吹政治。」石中英轉述李廣明及陳序臻的叮囑:「他們管理下的《青年樂園》絕對不是一份政治宣傳刊物。」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公開講政治不是他們的任務,暗中培養地下干部才是他們的目的。如果刊物文章充滿政治性,還能吸引學生來參加嗎?我是過來人,我知道其中的秘密。

港英政府應該知道這個秘密,只是苦無機會。《青年樂園》出版副刊《新青年》,正中港英下懷,藉以取締。這個錯誤的形成,無論是陳序臻所說的是讀者要求,或是李廣明所說的是贊助人要求,都是謊話。實情是他們的上級領導,當時的地下港澳工委領導人梁威林和祁烽頭腦發熱,緊跟文革推行極左路線,違背「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這黨的地下工作方針及「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對港政策,誤以為人造花廠工潮就是時機。吳康民說是暴露了。

然則,我的高高在上的領導人梁煥然,如何知曉當年的小編輯和一個只當了近三年派報員的名字,大菱和羊咩?這裏需要說明一下:

當時的港澳工作委員會(現為香港工委)即「新華社」屬下的教育戰線,又分紅線和灰線。紅線是指由工委直接創立及領導的紅校,如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灰線包括「學友社」和《青樂》以及其系統在官津補私學校內所組成的學生秘密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期間,這些讀書會轉為「鬥委會」,被我們稱為「單位」。教育戰線有一個最高領導會議,灰線的「學友」和《青樂》領導人都會參加。大姐在這個會議上聽到《青樂》方面匯報培養干部的成積,自然知道這兩個名字了。看來歷史的真相就在這裏,《青樂》的「黨印」,無論如何水洗不清。

如果你看過石中英的文章或講話,你會發現他非常着力於撇除兩個關係。一個是《青樂》與地下黨的關係,他甚至對理工大學講座的宣傳單張上有「左派刊物」字句,也批評是不平等不公允。另一個是他與《青樂》的關係。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派報員」一詞使用頻率之高令人驚訝且煩厭。我沒有認真數過,至少有幾十次以上。這樣的矯揉作態,太着痕跡了,無非是要讓大家知道,他這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與《青樂》的關係極淺。

現在,根據石中英提供的資料,我可以為他補上隱瞞了的部份。他參加了《青樂》黨組織在金文泰中學所組織的讀書會,由讀書會的同學帶他去《青樂》。做完派報員後沒有再上《青樂》並不說明他己離開「青樂系統」的黨組織,因為他仍然參加讀書會,成為金文泰三劍俠之一。這個讀書會在「六七暴動」時轉為金文泰中學「鬥委會」,印製「愛國無罪,抗暴有理」小報。他被港英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罪」而入獄。他何必隱瞞這些經歷呢?

《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主編陳偉中在專題文章中說:「不管它創立的真正目的和背後真正隸屬的組織為何,它在協助學生成長,倡導文學創作所作的貢献和發揮的作用,不應因刊物的政治背景,或是因「六七暴動」禁刊而被一併抺殺。當《中國學生周報》早己能夠超脫美元資助的政治目的,而被反覆審視,回顧甚或推崇的時候,《青年樂 園》為甚麼不能超脫左派資金,中共機構等刻板的政治定位,而被重新回顧和檢視,找回它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呢?」

筆者的意見是:《青年樂園》的出版是香港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記載和研究。但是既然是歷史,就應該還原歷史的真相。地下黨在這個刊物中存在和所起的作用的歷史事實應同時記載,讓曾參與的人知悉真相,是我們的責任。我認為刻意隱瞞地下黨部份的歷史,只是殘缺的歷史。人們可以對歷史不作評價,但必需呈現真實完整的歷史。如要超脫的話也應該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去超脫。

為了填補歷史的空白,我寫下這篇文章。

2017年12月5日

(本文原刊於《明報月刊》五月號 )

(轉載自《立場新聞》二O一八年四月廿八日)

讀者談青年樂園
左丁山

八月十日本欄講美國錢有文化貢獻,文末提及:「拿北京錢嘅『青年樂園』,邊有得比呀」,因此而引來一位「長期的忠實讀者」石中英先生嘅電郵,石先生仲有心到附上一篇好詳細嘅演講辭,係佢在2013年7月17日在理工大學一個講座發表嘅,講題係「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

石先生話:「誤解往往由不溝通開始,偏頗往往來自事實了解的不足。」說的也是,左丁山對「青年樂園」從來只有「印象」,沒有「了解」,讀完石先生嘅講辭之後,知多好多嘢,也發覺自己嘅印象,原來唔錯得去邊。

(一)青年樂園是否拿北京的錢?石先生冇講到,但佢引述吳康民之「口述歷史」,就知道吳康民呢位左派大老,係幕後策劃人,吳康民講到明為了抗衡「中國學生周報」呢份國民黨在美國新聞處支持嘅受歡迎刊物,策劃出版「青年樂園」,1956年4月14日創刊,督印人黃穗華就是吳康民的小姨,總經理洪新就是吳康民的襟弟,社長兼總編輯汪澄是漢華中學美術教師、畫家,創刊社址設在黃穗華家中的一個房間。如此說來,以1956年的左派陣營僱員的微薄薪水,怎樣創辦一份周刊?即使唔收編採人工,排版印刷都要錢嘅啫,拿北京(泛指中共駐港機構)的錢,算是合理的懷疑。

(二)「青年樂園」有無政治性?石先生在演辭中話「中國學生周報」用中華民國年號、在台灣註冊、內容有相當政局評述、政治理念討論,更具政治性。50年代,本港絕大部份報刊以「中華民國」為正朔,三大報章華僑、星島、工商皆用民國年號,「中國學生周報」要在台灣發售,用民國年號不足為奇,「青年樂園」用公元若干年(如1962,不用民國五十一年),內容多講知識、文藝,好似唔講政治,但實際上就刻意招攬官校學生(按:據石先生講,1967年8月開始,有官校學生,如巴富街、金文泰、庇理羅士,陸續因在街頭發表言論或藏有標語被港英警察拘捕),全面與「中國學生周報」競爭讀者,降低「中國學生周報」嘅影響力,從這角度睇「青年樂園」嘅創立,根本就係一個政治決定。如果唔係,吳康民點解要在幕後策劃,不走到台前,講明抗衡「中國學生周報」?

(三)青年樂園有無影響力?石先生在演辭透露「青年樂園」之派報員、作者、編者之中,後來成名嘅,有陳坤耀、黃玉山、徐碧美、曾鈺成、曾德成、梁錦松、小思、陳毓祥、李國強等等,陣容又係幾勁嘅,回歸後在政壇更有影響力㖭!呢方面「中國學生周報」班人似乎冇得比。

《蘋果日報》二O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青年樂園》憶昔
吳康民

老年人喜歡懷舊,偶然翻起一本新書,不知什麼時候由一位校友送來的,書名是《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翻開一看,竟撩起60年前的一段歷史回望。

該書的開篇第3頁,便點出《青年樂園》的來龍去脈:「一九五六年四月,刊物由吳康民在幕後推動創辦,並由其小姨黃穗華擔任督印人,襟弟洪新擔任經理,陳樂群和陳序臻擔任編輯,汪澄為首任社長和總編輯。社址最初設於灣仔吳康民岳父的家中。可見,刊物的初創階段,和吳康民及其親友實在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五八年八月,吳康民在接任培僑中學的校長後,慢慢淡出《青年樂園》的事務,汪澄也在一九五九年離開……」

60年前,由美國新聞署在港資助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在香港中學生中,頗有市場。我當年雖任教於培僑中學,但年輕力壯,總想在香港青年工作中有所作為。眼看美國人插手香港青年活動,頗有與他們一爭短長的雄心壯志。所以毅然負起一個對抗《中國學生周報》責任,純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一股勇氣,並不是受到什麼指示而為的。

當然也沒有什麼經費,於是只有借岳父的家中作為辦公地點,把小姨黃穗華拉來擔任督印人。另由友人介紹一位青年人洪新前來幫忙,這樣便幹起來了。

但主幹卻是我的學姊諸兆庚的丈夫汪潛(又名為汪澄)。他原本在廣州工作,為照顧他們夫妻關係,爭取調來香港。汪潛是一位畫家,能畫能寫,便由他主持編務。

由於創刊是針對《中國學生周報》的,「中周」報頭是深綠色,我們的《青年樂園》便用淺綠色。出版以後,由於走娛樂趣味路線,編排也較為活潑生動,比「中周」的呆板頗勝一籌。同時內容避免政治說教,真正走中間路線,辦成一張「樂園」的周報,內容有「語文樂園」、「小說樂園」、「科學樂園」、「讀者樂園」等等。

後來我因為港英當局無理遞解培僑中學前校長杜伯奎出境,臨危受命,擔任校長,只好淡出《青年樂園》的事務,由陳序臻接任。同時小姨黃穗華也與洪新結婚後移居泰國,汪潛則離妻別子走赴夏威夷。以後《青年樂園》的事務我便沒有過問。很可惜,「反英抗暴」開始,原本「灰色」的《青年樂園》,竟走上抗暴第一線,終於由港英當局封掉了事。

「左」的錯誤總是一犯再犯

港英當局當然知道《青年樂園》的背景,也許早已打聽到我與該刊的關係。但是如果不是「反英抗暴」時期香港「左」的領導層,不顧一切把一些「灰色」面目的單位都作為孤注一擲的武器投入鬥爭,損失也許不至於這麼大。由此可見鄧小平的名言:「『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歷史上這樣的教訓比比皆是。但是「左」的錯誤總是一犯再犯,原因是一些不知就裏的群眾,總以為「左」的就是進步的、革命的。

後來的《青年樂園》如何發展,我沒有過問,也沒有權利去過問。現在看這一本《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也只是像了解別人的創業故事般的瀏覽一下。送給我這本書的陳偉中,也是這本書的主編,他說是培僑的學生,但因為近年的畢業生,我大都不認識,只有多謝他的一番盛意了。

我原本藏有從《青年樂園》創刊號到我離開該刊時的一份報紙,但現在已經不知放在哪裏,遍尋不獲。今天看到書前的影印本,如同碰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也憶起已逝去的老伴,她當年也曾參加該刊出版的若干事務工作。

至於妻姨黃穗華和她的丈夫洪新,仍僑居泰國,但聽說身體衰弱,只能靠他們的女兒侍奉。泰國與香港距離不遠,來往方便,但彼此都年老力衰,未能互相探訪。年前我擬要小兒子陪同前赴泰國曼谷一行,目的是見見小姨黃穗華,回憶老伴容顏,可惜未能成行。今生未能偕妻終老,來世再續前緣吧。

《明報》二O一七年三月廿五日)

YP為歷史補白 左右不是人
■記者呂麗嬋

■石中英的公司掛有某YP所寫的「為了忘卻而回憶,冀盼放下而求索」,是石過去數年心路歷程。

「因為有昔日嘅雞蛋變咗高牆,你就否定晒當年所有嘅雞蛋?」在飄着米字旗的殖民地香港,讀番書、一度以為自己是「小英國人」的六七少年犯(YP)石中英(筆名),當年因身懷「愛國無罪」單張入獄。今日已屆花甲,這個早移居澳洲的工業家,卻在港成立「六七見證」,又出版六七系列、拉攏電影人籌拍電影,甚至找中大教授為少年犯口述歷史存檔。他說只為歷史補白:「唔好叫我幕後金主,你唔做佢唔做,到有人做,你就懷疑點解做,香港幾時變成咁?」他帶點火的反問。

■講述六七暴動的電影《五月》由石中英任出品人;左圖為電影劇照。

今年後退出 真正放下

石中英的公司位於灣仔對正電車路,會議室內掛着大幅題字。「中央圖書館牆上面嗰幾隻大字,都係我呢位YP朋友寫」。「為了忘卻而回憶,冀盼放下而求索」,他謂是過去數年的心路歷程,短短5年間,由他一手創立的「火石文化」及「石中英工作坊」,共出版了6本有關六七暴動的專書,包括屈穎妍撰寫的《火樹飛花》,由人物訪問、散文到劇本和繪本;又資助劇團籌辦紀錄劇場及音樂劇,而即將煞科的電影《五月》,他更是出品人。

「做埋今年我會退出,唔會再掂六七,真正放下」。沉默了45年,5年前突然出錢出力重塑敏感歷史,有人驚嘆天降金主,但更多是質疑他的動機,和他保持距離,本名楊向杰的石中英自言受屈。「左派問:你係咪想對抗中央、係咪想平反六七?」不喜歡左派的人則懷疑他漂白歷史,為共產黨塗脂抹粉。

不容於左報,到早兩月被指「挖阿爺瘡疤」的《消失的檔案》公映,石一度全力協助導演羅恩惠找YP接受訪問,甚至以金錢資助她製作。石中英指早前也有「中央政策研究組」的人找上門,「邊個就唔好講,佢話呢啲話就話係民間活動,但都要注意吓立場」,「我點解要混呢趟渾水?」像自問又像反問。

只是,一段歷史,影響香港前途,亦讓他捲進漩渦,他謂想在黃昏之年,弄清楚來龍去脈,強調這是初心。「以前做生意,成日唔喺香港,幾年前60歲開始諗退休,慢落嚟會諗:16歲時點解會做YP?到處搵書睇,發現咁多年,香港只有3本半書講呢段歷史」。年輕時是文藝青年的他認定,文字與研究是最好的紀錄:「好多YP已經係老人家,一係走咗被遺忘,一係放唔低,一時要求向人大委員求助,一時又話要去信北京同英國政府,要求平反。」

■石中英(右)與當年同樣被囚赤柱的曾德成(左)是世交,石結婚時曾亦有到賀。受訪者提供圖片。

石的辦公室有一幅「悼念牆」,「每次有YP走咗,我都貼出嚟,提醒我要喺有生之年記錄歷史,講佢哋嘅故事。有人覺得冤屈、有人覺得光榮、有人覺得被出賣,咁咪由每個人講佢哋嘅故事,你睇完,話暴徒好、英雄好,由外面嘅人、由歷史去評價就好」。

「近幾年最大感受係,每個人都只睇到自己認定嘅真相,但我仍然相信,真相喺時間裏,只係我哋呢一、兩代仍未睇得清」。都說戰爭之下,首先被犧牲的一定是真相,那真相是否真的存在?石中英引述李怡專欄所寫:「歷史除了年代和人名是真,其他都是假;小說除了年代和人名是假,其他都是真的」。縱然每個人的視點會受成長背景、自身經歷,甚至記憶影響,但由碎片拼湊,他說真相也就不遠。

《蘋果日報》二O一七年五月二日)

少年犯石中英 走進走過走出六七 資助相關研究創作多年 今後停止
明報記者葉真真、張家偉


近10年來,楊向杰以筆名「石中英」資助多項與六七暴動有關的文化項目,被外界形容為「金主」,要「漂白」左派六七暴動期間的舉動,他一笑置之。六七暴動踏入50周年,他說,「我們走進六七、走過六七,最重要是走

今天是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50年,這宗事件是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改變了眾多年輕人包括楊向杰的一生。

「我們走進六七、走過六七,最重要是走出六七。」楊向杰背負少年犯之名半世紀,近10年以筆名「石中英」名義出資逾千萬元,資助多個機構、劇場及學者,做與六七暴動有關的研究及文藝作品,希望社會關注及討論這段歷史。外界稱他是金主,要「漂白」左派當年的行為和為暴動翻案,亦有指他要趁香港回歸20周年令中央政府難堪、破壞和諧,楊向杰反問社會,「為何10年前香港只有3本關於六七的書?」50年過去,他決定停止贊助任何六七研究的新項目,期望歷史的真相轉為政府牽頭發掘。

「我永遠是YP(young prisoner),走唔甩,但YP是小眾,為何社會仍有未解的結?」楊向杰16歲時,因印製寫有反英抗暴標語的傳單被捕,結果入獄18個月,成為一生不能磨滅的印記。出獄後,他在左派報章《新晚報》工作了數年,後來從商,生產及售賣電視顯像器,亦是涉及六七暴動的左派少年犯中,少數名成利就的「過來人」。

原已忘記 10年前受訪重新追尋

2007年適值六七暴動40年,有媒體邀請楊向杰接受訪問,也有學者登報呼籲少年犯參加研討會。他說考慮了很久,「我已經忘記了六七數十年,但傷疤仍在,今天我有一定的名、一定的利,我已躋身上流社會,為何仍要與那班人一起?我拷問自己的良心,我認為我應該『出櫃』,再見他們(少年犯)」。

2010年,楊向杰踏進60歲,為了回顧一生、追尋自己的身分,他創辦火石文化,以筆名「石中英」出資贊助有關六七暴動的研究及文化項目,文宣喚起大眾對六七問題的關注,目的亦很明確,不介入現實政治,尋找當年事件的真相,同時縫合社會裂痕。

楊向杰不同意1967年左派群眾以暴易暴,呼籲「不要仇恨,埋葬仇恨」。訪問期間,他一直以「六七」形容六七暴動,未有為事件定調。

「少年犯三階段 走進 走過 走出」

「YP28171(楊當年囚犯編號)在我心中盤旋50年了。我們(少年犯)經過3個階段,我們走進六七、走過六七,最重要是走出六七。」現年67歲的楊強調,這是最後一次就六七問題接受訪問,今後亦不會再贊助六七研究的新項目。

撇除兩齣拍攝中的電影,他至今投放了約500萬元,包括資助出版4本以六七暴動為主題的書(包括屈穎妍的《火樹飛花》)及一套紀錄片《六七回望》,另與當年的見習督察林占士(James Elms)等成立旨在推動左派與主流社會和解的組織「六七見證」。他稱2013年曾參與出資10萬元,資助傳媒人羅恩惠監製的六七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去年亦投資兩齣以六七為題材的電影。《中英街一號》導演趙崇基及《五月》導演黎文卓說,兩部電影獲資助的拍攝費分別約300萬元。

笑對「壞和諧」指控 稱不干預創作

楊向杰說自己近月亦受到「壓力」,外界稱他是金主,要漂白左派在六七的行為,另亦有指他要趁香港回歸20周年令中央政府難堪、破壞和諧,他說自己出資已近10年,對指控一笑置之,又反問社會,「為何50年間,沒有以六七為題材的電影、小說,為何10年前香港只有3本關於六七的書?」

楊稱出資後就不會干預創作者。他贊助的《六七回望》曾引起風波,他說試映後,有學者認為紀錄片偏向左派,社會難以接受,後與最初製作人、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商討後,劉同意讓監製黎文卓接手,事後楊同意播放權無償贈予左派少年犯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

劉銳紹表示,不認同以「接手」形容兩者關係,因為紀錄片最初由他訪問,訪問了學者、當年參與暴動的左派及民主派,但紀錄片剪輯後的結論與其認知不同,「我的結論是鬥爭有三把火,包括港英高壓、北京支持,及港共領導,燒着一隻香港傳統左派的鑊,鑊上的肉則是香港市民,最無辜」,但紀錄片的結論卻扭曲為「反英抗暴是香港繁榮安定的前奏」,他不同意,基於同情左派,不追究他們用了自己採訪得來的材料,但要求作品不可以使用其名義,而紀錄片的最後成品與他無關。

(六七暴動50年系列五)

《明報》二O一七年五月六日)

楊宇杰


生於1950年殖民地的香港。一個真光小學的女校男生,參加了全港第一屆升中試,被派去了昔日的「官立中文中學」──金文泰中學。「赤柱年華」過後,又曾勤工儉學於現稱為樹仁大學的樹仁書院夜校部,研讀文史。

一個13歲便當上了「青年樂園」週刊的派報員,有幸於17歲之齡便當上了「新晚報」的「小編輯」,主編及主理「學生樂園」的版面及社團;更藉此機緣,以「石中英」為筆名,在「新晚報」的「風華」版,發表了不少政治論文,尤其是一力掀起當年劃時代的有關托洛斯基主義及其派別在香港的評論。與此同時,亦應邀在「文匯報」副刊寫作了具時代背景的散文,這些散文部份日後結集成書──一本名為「我愛秋風勁」的散文集,於1975年初版,時維25歲。「我愛秋風勁」後於1983年三版。歲月流金,現存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及各區公共圖書館供大眾借閱。除香港中文大學「錢穆圖書館」外,更有幸被收藏於「中大圖書館」內的「香港文學特藏」。

一個在30歲前,曾執教於私立英文中學經年的數學老師──楊 SIR,同時擔當着一些青年社團的義務導師,啟迪三千,春風化雨。35歲則倡議並邀請旅港日本友人一道創辦了90年代全港學生人數最多的日本語學校──朝日日本文化學校,並出任校董。50歲後,除向母校金文泰中學捐贈校舍新翼的「楊宇杰綜合活動中心」外,還設立多個長期的獎學金,包括「楊宇杰(石中英)散文創作獎」。在「5‧12」四川地震後,更一力促成了金文泰中學與災區的北川中學結對而成姊妹學校,並成立了專門的「北川基金」,持續贊助北川中學的師生訪港團,每年赴港與金文泰中學進行交流學習。

80年代,以30歲之齡,就職當時「香港工會聯合會」轄下企業──華南旅行社,出任公司董事兼副總經理,對個人來說,實是70年代工餘參與安排香港中學及大專學生前赴中國大陸旅遊參觀及推動「認識祖國」風氣的一種延續及在新情勢下的專業化行為──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及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協定的簽署,讓各階層的香港居民前赴大陸的「中國旅遊熱」,得以從70年代的「暗湧」變成80年代的「潮流」。有幸能借勢於「華南旅行社」受到香港工會、社團、市民大眾的信任和支持,並獲大陸接待單位──如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屬下各省市工會國際部及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屬下全國及各地中國旅行社對服務質量和信心的保証。華南旅行社的大陸旅行團,年參加人數在80年代中葉為香港諸旅行社中之冠,為推動香港市民「中國旅遊熱」的主要推手之一。更有幸參與的是,在香港未有任何飛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桂林的班機服務之前,「華南」為第一家香港旅行社率先長期租用「中國民航」的客機進行定期包機以開展「直飛團」業務,其上座率的成功,大大鼓勵了日後「中國民航」開拓到上述幾個城市的定期航班服務。這創舉的成功,不但為中港旅遊業,亦為中港航空業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同期,還主力參與從規劃設計、融資興建的幾個酒店項目,這包括了粵北第一個「遊樂場」加「渡假酒店」──韶關「翠湖山莊」,並出任董事總經理;中國(廣東)第一個在法國的酒店項目──巴黎中國城,出任中港法三方合資在法註冊的首任董事;雲南昆明第一個五星標準酒店「金龍飯店」的「白武士」和董事。在「華南」的七年,有幸參與籌組「香港中國旅遊業協會」,並曾多次代表「協會」出席了「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會議。

1998年的「下海」,一手創建,並歷任總經理、 董事、主席的香港新駿公司,過去22年來,實際上有幸參與了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個人和公司都成為了中國資訊產業,尤其是電視機上下遊產業鏈發展史上曾經不可或缺的角色。

當然是機緣巧合,亦是各企業的自主決策,相關政府的批准同意,但沒有「新駿」和個人的介入和參與,策劃和設計,努力和執行,協調和推廣,以下事情在過去20年的中國和世界將不會發生,這包括了:

•1988年,中國廣東省佛山市在購買法國THOMSON公司的彩色電視(CTV)最關鍵件的彩色顯像管(CRT)生產線和技術後,得以建設「佛山彩色顯像管廠」;與此同時,亦是全球彩管的發明者和專利擁有者──美國RCA的技術首次進入中國;

•1992年,佛山再度引進THOMSON轄下RCA的29英吋CRT技術,成為全國唯一可抗衡北京市松下廠29英吋CRT的生產商;

•1993年至1998年,義大利製造的THOMSON牌29英吋CRT和美國製造RCA牌29”/34”/38”CRT,在中國市場連續6年成為銷售冠軍,不單以質高價高,壓倒了韓國、日本製造的同類型產品,還協助一批國產品牌彩電──如長虹、TCL、康佳,創維用進口CRT配國產機芯,中國製造的大及特大螢幕CTV逐步「壓倒」了外國品牌的進口彩電,國產品牌彩電成為市場的主流;

•1999年,佛山市成功引資,法國THOMSON成為其在華第一個合資控股企業──湯姆遜佛山彩色顯像管公司(2000人);並乘勢在廣東省發展其在東莞市專門生產供歐美市場的音響廠(5000人)和在深圳市佔當時全球供應量1/4的DVD光頭廠(10000人),另加在惠州外發加工的電話機廠(3000人);至此,法國THOMSON成為廣東省內最大的法國企業;

•2003年,THOMSON成功以「湯姆遜佛山」併購了國營的東莞「福地彩管廠」,合併而成「湯姆遜廣東顯示器件公司」──一間公司,兩個基地,五條生產線,5000工人,50億產值,成為廣東第一/中國第三大彩管企業;

•2004年1月,法國總理府內,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時任法國總理賴法蘭的見証下,兩國企業簽署協議。中國企業TCL兼併了法國THOMSON的彩電部門,打造成世界第一間由中國人控制的全球最大彩電企業(年產銷2000萬台/20000員工/300億產值)。半年後,中國聯想集團併購美國IBM的PC業務時,亦沿用TCL-THOMSON模式;

•2008年,在中國數碼電視廣播中佔主力的數碼有線廣播(DBV-C)新增的2000萬台機頂盒(STB)中,有1500萬台安裝了「新駿」提供的THOMSON牌的數碼高頻頭(TUNER),這已是在中國市場上從「零」開始,並連續8年取得2/3以上的市佔率了。

20年來的「商旅」,有幸參與/經歷了中國工業化之路的不同階段──從上游的關鍵元件/技術設備引進,到國產化終端產品取代「舶來品」,從國營引進外資而成中外合資企業,以至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及進行「全球化」的M&A,若曾作出一點貢獻,並目睹中國的成功,這才是最大的得着。至於期間所取得名與利,倒是其次的了。

《3俠》網站)


Linda Pun臉書二O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2018年5月6日 星期日

周保松:夜闌風靜人歸時──悼念陳特先生


陳特先生在12月29日走了,享年69歲。我想很多認識他的人,和我一樣,會十分懷念他。

陳特先生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老師,崇基學院的宿舍舍監。哲學系的人,都會叫他陳生,崇基的宿生,則喜歡稱他為特叔。陳生幾年前退休後,還一直為哲學系兼課,也一直繼續擔任舍監。可以說,他的一生,完全奉獻給了中大的教育事業。過去三十多年,在崇基和他朝夕相處,受他言傳身教的學生,不知凡幾。而上過他的〈哲學概論〉、〈倫理學〉、〈存在主義〉等課,獲益良多,從而改變對人生看法的人,一定也很多。我是其中之一。

1991年九月的某一天,新亞書院人文館115室,坐滿了哲學系、宗教系及其他系的學生。我們等著上〈哲學概論〉的第一課。然後陳生進來,手上一本書也沒有,也沒有筆記本,人穿得極為樸素,面容清瘦而慈祥。然後他拿起粉筆,開始講。第一講是蘇格拉底,談蘇格拉底如何追尋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審判,如何從容就死。

陳生還告訴我們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陳生講課清楚易明,深入淺出,沒有太多的哲學術語,特別適合初入門者。教到得意處,他自己會情不自禁的笑起來。陳生那種帶點天真的獨特的笑聲,上過他課的人,相信會印象深刻。蘇格拉底之後,是柏拉圖的理型論,是伊璧鳩魯(Epicurus)的快樂主義……

那真是一片新天地。我自小被很多人生問題困擾,但從來不知有一門學科叫哲學,專門討論這些問題──而我當時是工商管理學院的一年級新生。陳生的課,將我帶進一個美麗新世界,知道哲學原來如此好玩。那種震撼陶醉的感覺,不是我一人獨有。我同班很多同學,都有類似感受。記憶最深的是和我極為投契,高我兩屆的劉旭東。他當時是新亞學生會副會長,讀的是化學系三年級。上完陳生的課後,他便決定轉系。但他擔心化學系不肯放人,於是故意將成績考得很差,讓化學系覺得他實在沒法讀下去,不得不放。

我本也決定在二年級轉系,但由於種種原因,轉不成。我於是再修了陳生的〈倫理學〉,並下定決心升三年級時一定要轉過去。那時工商管理是顯學,哲學卻冷得不能再冷。負責面試的又是陳生。細節不記得了,只記得他最後問我:會不會後悔?我答不會。然後他哈哈的大笑起來。我當時有點義無反顧的樣子,轉系前沒有告訴家人,工管那邊雖已讀了五十多學分,但連副修也不要了。

陳生後來不止一次告訴我,他自己的哲學啟蒙老師,是唐君毅先生。陳生四九年後從廣州來港,讀的是珠海書院。那時唐先生在珠海兼課,陳生有一天偶然打課室走過,聽到唐先生的課,大為震撼:「他講的,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於是畢業後,他便去了新亞書院,讀的是第二屆新亞研究所,指導他的是唐君毅和錢穆先生。陳生一生受唐先生影響至深,每次憶起這段經歷,總有不勝感激之情。而我總是笑,卻沒告訴他,我很能明白他的心情。

九一年的秋天,陽光和暖而燦爛,我們三五成群的,要麼徜徉在新亞草地,要麼沉浸在錢穆圖書館,享受陳生帶給我們的無窮樂趣。而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當時他正承受癌症的第一次襲擊,開始他持續十多年對抗癌魔的艱苦旅程。想起當時他那朗朗的笑聲,真有點不可思議。陳生最近告訴我,說他當年初知道患癌的一剎那,真是天昏地暗,全身無力,完全體會到海德格所說的「無」(nothingness)的感覺。

經過多年治療,陳生本以為病情會逐步得到控制。可惜年半前再度復發,且來得更為兇猛,身體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身體虛弱,令得人的心靈也虛弱。最虛弱的時候,真是覺得人一無所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驕傲。很多人以為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可以把握人生一切,其實那只是幸運而已。人真的面對大壓力時,便會發覺自己是多麼的軟弱無助。」

陳生相信基督教,但卻常笑稱和一般教徒不太一樣。他覺得基督教最精髓之處,是要人承認一己的渺小無力,勇於放下俗世的一切,包括名譽地位,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眾多存在主義哲學家中,陳生特別欣賞祈克果,尤其是他那有關「信仰的跳躍」的說法,我想道理也在此。

而在過去一年中,陳生對死亡有了更深一層的看法。「重病過後,有天清早一個人在校園散步。那天天氣很好,晨曦之下,草木翠綠,鳥鳴山幽,大地充滿生機。我忽然領悟,世界沒有因我的病而有絲毫改變,依然如此欣欣向榮。萬物有生有死,有起有落,是大自然的規律。沒有一朵花的凋謝,便沒有另一條花的盛開。人是宇宙的一部份,宇宙成就了我,我亦成就了宇宙,人與世界合而為一。人的死亡,不是歸於虛無,而是成就了這一規律。」

陳生說,道理一旦想通,生命驟然開朗,對死亡再沒恐懼。「存在主義將人生,將死亡看得過於消極灰暗。其實不一定是這樣。這一年多來,我一點也不覺得寂寞無助,因為很多人和我並肩作戰,尤其我太太和女兒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在病中倍感溫暖。」

在剛過去的十月和十一月,我和我的朋友,陳生的另一個學生陳日東,和陳生進行了一系列的對談。我們每次討論一個題目,先後討論了死亡、人生的意義、罪與惡、師友雜憶,最後一次談的是愛。我們每次見面時,才告訴他當天想談的問題,然後陳生一如以往,不用多想,便可以將哲學結合他的人生經驗,娓娓道來。這樣的對話,和當年第一次上他課時的感受,完全不同。

十二年後,我們對人生的體會多了一些底蘊,也多讀了一點書。每次對談,不再只是陳生講我們聽,而多了雙向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說到會心處,大家更是相視而笑,無所拘束。我們真切感受到,陳生很享受這樣的聊天。每次兩小時的對話,他總是妙語如珠,倦意全無。即使去到生命最後的階段,對於一些嚴肅的人生哲學問題,陳生依然孜孜不倦,求之索之。只是我們實在不知道陳生病情的嚴重程度,因為每次見他,他總是談笑風生,愁容不露。死亡的陰影,好像和他完全沾不上邊似的。

我們一直以為,這樣的對話,可以延續下去──我們實在還有很多話題未談。即使上月他進了醫院,我們心裡也暗暗盼望,他會很快出來。

陳生一生大抵是無憾的。他常說,人生最幸福的,是可以敬業樂業,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陳生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和社長,那是他最為懷念的青春歲月。「那時一群年輕人,為了理想而努力辦報,什麼也不計較。大家住在一起,互相批評砥礪,共同進步,每天都是新的一天。」

而陳生自六九年從美國取得博士回來後,便畢生投入中大的教育工作。陳生對崇基學院(尤其是通識教育及學生輔導方面)及哲學系的貢獻,我想崇基的師生及老一輩的師長,一定比我更為清楚。崇基前院長沈宣仁教授便曾對我提過,他多年來最覺得意的一件事,是可以請得勞思光、何秀煌及陳特三位先生來崇基宗哲系任教。

陳生是第二代新亞人,受錢唐諸先生影響,篤信學問與生命必須融為一體。無論在課堂上或生活上,他那自然流露的人文關懷,不知感染了多少學生。從陳生身上,我體會到,教育真正的理想,不僅僅是知識技能的傳授,還要有生命的交流。一個老師,如果他的學問人格修養,能夠改變學生看人生看世界的方式,增加他們對文化對人的關切關懷,刺激他們對真理對美善的追求,其中的大貢獻,又豈是各種學術指標可以衡量得了?!

我讀書的時候,陳生以外,沈宣仁、盧瑋鑾、黃繼持諸先生都是這樣的好老師。我漸漸覺得,他們才是中大精神的真正守護者。當他們一一或退休或已故,中大的人文風景便顯得日益蒼白,難以為繼──儘管新的大廈接踵而起,國際化全球化高唱入雲。

我和陳生十二年的師生緣,如今想來,一一如昨。中大草木依然,山水依然,只是陳生的笑聲,陳生的話語,陳生在黃昏下一個人散步的身影,卻於一夕之間,遠於千里之外,怎不教人懷念。

陳生十分喜歡蘇東坡,喜歡他的豁達灑脫,屢折不倒。身體最受折磨的時候,一讀再讀的是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人生大抵如此!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收於《相遇》。

周保松臉書二O一八年五月四日)

2018年4月6日 星期五

一張值得回憶的相片

一張值得回憶的相片
K.k. Wong

攝於1982年,圓圓抱着的是胡家公主。

因為79年新婚上京度蜜月,結識了幾位尚未出名的中年畫家,畫得都很有個性,可是,海內外華文傳媒全部被「平反」後的老畫家、名家佔去了,於是,我回港做了介紹,斗膽投稿去《明報月刊》,被胡菊人說比介紹名家更有意思。去年在北京,已經成為名家多年的劉秉江,還保留着這期的《明報月刊》,他說,因為意義非凡。證實了胡菊人當年的評說。

不久,胡菊人和陸鏗創辦《中報》,因王司馬的建議(他光臨過我的個展),胡菊人請我去《中報》當美編。同時,也是《中報月刊》的美編,還要顧插圖、報頭、刊頭的設計,新報刊,常常改版面,從籌備開始,一直忙得不亦樂乎。

因美編的工作,認識了文化、影視界的前輩翁靈文先生,因他年紀與我父親相近,我喊他翁叔叔。下圖中謙虛地躲在後面的長者就是他。他也真是個謙謙君子,從四十年代起,就活躍於香港文化娛樂圈,可是,他從來不說任何人的短,連一般的八卦都沒有。可是,因為他博學多才,經歷豐富,幽默風趣,年輕的朋友都喜歡與他交朋友,沒有隔膜。因此,八十過後,他仍被被傳媒機構請做公關顧問。他雖然自己不書不畫,可是,鑒賞能力非同一般。畫展相遇,我必定跟在他身後,每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他的批評準確到位,可是不帶刻薄。他介紹來我們月刊的畫家,眼光獨到,雅俗共賞。王子武、韓羽等的傑作,就是他介紹來《中報月刊》美術版。胡菊人完全放手讓我主編美術,從未干涉。某次,北京來港的畫家通過他父親的老友,打電話給胡菊人,希望能介紹他的畫,胡菊人請他直接找我。報館日子,黑白顛倒,畫家來電話,我正在睡覺,於是,請他來報館,或者寄來我社。想不到,他又給胡菊人打電話投訴,說我歧視大陸人,擺架子。胡菊人說:KK不是這樣的人。

專欄作家圓圓是《中報》副刊主編,我的辦公桌與她的連在一起,我的工作與她的工作聯繫也最多,因此,受益匪淺。圓圓有敏銳的新聞直覺,也有寬容的心態,觀察細膩,卻有男子爽朗氣。對我的提攜和幫助,感激之心,非筆墨可以形容。她離開《中報》、離開香港,都教我依依不捨。如今在溫哥華,依然寫着,文筆、思路還是健朗。

明星畫家唐乙鳳小姐(圖左三者)將自己的繪畫佳作讓我們發表,使我們的新雜誌添了不少風采。她曾以「唐紋」的藝名進入鳳凰電影公司,製作不多,尤其是文革後,她演出的機會也不多。刻薄的朋友說她是「丫鬟命」,因為幾出電影中,她演的都是主角小姐身邊的丫鬟。然而,在自己的繪畫藝術領域,她可是個獨當一面,神韻無比的一個女將領。

唐乙鳳的工筆劃,國畫老前輩錢松巖看了也提筆稱讚:「化機天趣,入妙通神」。

秋風起,上海「大閘蟹」到港,為了答謝各位對我這個大陸鄉下小子的提攜和賜教──我臨時充當上海大閘蟹專家,將他們請到我30平方米的寒舍,有了他們的光臨,有太座的支持,「寒舍」自然變得溫馨、歡快、難……

──難忘胡菊人酒後在我的吉他假作古琴下醉唱「陽關三疊」,連胡太太(右一)都驚歎說古板嚴肅的胡先生「前所未有」的鬆弛……

──難忘唐小姐溫柔斯文談書論畫,不談影畫……

──難忘圓圓堅決抿嘴微笑,不肯曝露任何有關她的前任老闆金庸大俠的任何八卦(她曾是金大俠八年的私人秘書)……

──最難忘酒後的翁叔叔紅着臉回憶年輕往事:……當年,剛到香港港……周璿她……要是我……今晚就可以帶她一起來吃大閘蟹了---她喜歡!……

於是,我的夏威夷吉他彈起了《四季調》……

翁叔叔2002年走了,高齡九十一,臨走前他說:我有很多好朋友,這一生我過得很開心。

唐乙鳳小姐也突然也走了,那是前幾年的事,享年六十九歲,沒聽說她的婚姻。她的靈堂上,不知誰寫的挽聯:

「消香月夜梅花寂,韻冷蒼天鶴夢寒。」

我不是太了解唐小姐的私生活,她是唐紹儀的曾孫女,我才知道不久。

翁靈文叔叔是翁同龢的後人,我們也很少談起,只有一次,談到閒章,他謙虛地笑着說,友人贈他一枚閒章「狀元後人」,他一直「羞於示人」。

K.k. Wong臉書二O一八年三月廿九日)

2018年3月18日 星期日

周奕:國共爭奪編輯部 考證香港報業

國共爭奪編輯部 考證香港報業
文:周奕 編輯:彭月

《大公報》所刊啟事

1950年1月6日和1月7日兩天的《星島》第一版

編按:早前,鄭明仁在本版撰文討論特殊時期國共雙方在香港報界的角力,同為資深傳媒人的周奕認為前文有三個問題值得商榷,今日他撰文回應鄭明仁文章中的問題。

2月21日世紀版刊出鄭明仁先生的《國共在香港報紙的內戰》(以下簡稱「鄭文」),其中談到國共爭奪香港《星島日報》編輯部,若干事實與論點均有值得商榷之處,現將之歸納為3個問題:一,共黨是否主動打入《星島日報》?二,所謂「接管編輯部的共產黨幹部」是否「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行事太張揚」,導致《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三,最後是否「由港英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聯手,逼令《星島》大老闆胡文虎家族『清黨』」?

值得商榷的三個問題

本人在2013年初曾對上述事件進行探討,得到此事之主要人物之一張問強(又名張思健)的兒子張新峰(已故)的答覆,並向我提交一份書面材料,我根據這份材料撰寫了一段文字刊登在拙作《香港工運史簡篇.附錄二》(利訊出版社,2013年7月,頁308)。該份材料說,林靄民主持《星島日報》之後,深知編輯部沒有自己的人是難以辦得好的,適逢他的同鄉世交、原汕頭《星華日報》(星系報之一)總編輯張問強回到香港,林請張問強出任主筆,同時通過張延攬了一批思想左傾的採編人員。鄭文指這個行動是共黨主動,但是我的材料說張問強是被動而順水推舟,鄭文列舉的採編名單共計10人(特約及周刊主編不計在內),就可以「接管編輯部」,熟悉報社運作的人恐怕不會同意。而且這批人並不能「接管」星島編輯部,其實應列為林靄民的班底。

第二個問題是這批人是否「行事太張揚」,導致《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首先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這批人何時暴露行徑?解放前我曾經在《文匯報》上看過一則啟事,幾位報人宣布「退出星島日報」,一直將之記在心裏。我在2013年向張新峰查問,他告訴我確實的年份和大約月份,於是翻查舊報,果然給我找到了,1949年4月26日在《華商報》、《文匯報》和《大公報》同日刊登(《大公報》所刊啟事)。張新峰的資料說,當時的決定是退出七人,其中五人在報上刊登啟事,此舉是讓林靄民交差,用以保護其餘人留下來,並不是所有人全部撤退。正因如此,才有《星島日報》在1949年10月15日那則「廣州天亮了」的大字標題。

鄭文說「1949年5月,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黃翠微約見林靄民,逼迫他開除主筆張問強和外電編譯曹綿之」,但不果;「兩個月後,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任高信,傳召《星島》董事長胡好(胡文虎之子)到廣州面談,要他開除要聞版編輯潘朗和華南版主編司徒丙鶴」。文中所說「1949年5月」,這個日期不對,因為潘朗和司徒丙鶴已於4月26日「退出星島日晚報」,該則辭職聲明是鐵證。據此事的發展日期推算,國民黨穗市黨部傳召胡好應是1949年4月20日或以前,而「黃翠微約見林靄民」應是2月中旬左右,這是國民黨作出要求星島「清理門戶」之最早時刻。

一九四九年的轉折點

1949年2月中旬發生什麼事情?這個時期恰恰是中國內戰的關鍵時刻,從1948年12月算起:平津戰役開展、淮海戰役結束,跟着是天津和北平的解放。到1949年2月,出現國共和談,到底是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全中國抑或是劃江而治?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那麼,打入《星島日報》的共黨分子定然欣喜若狂,會在報紙上大肆宣傳共黨的路線了。沒有!本人查閱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的《星島日報》,在這段關鍵時刻,《星島》版面表現,一言以蔽之曰小心翼翼。淮海戰役國軍55萬人被殲,《星島》的版面上隻字全無;天津、北平這兩座名城於一月先後解放,《星島》並沒有醒目的標題,甚至連「易手」的字眼亦欠奉,只是以平和的筆調報道這兩座城市在解放軍進城前或後的市況,平淡得彷彿這些事情發生在外國似的。上面指的是從《星島日報》的版面表現和標題來分析,至於報道的內容或者社論中間有否塞入「私貨」,我不能擔保,即或偶有出現,總不能算是「行事太張揚」了罷。

第三個問題,所謂「由港英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聯手」,這個說法我不敢苟同,原因是港英對國共之爭是從不介入的。鄭文的論據是「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黃翠微」要林靄民開除兩個人,難道一個警方人員出面就可以說是港英出手嗎?再說,黃翠微這個人能否稱之為警官也是一個問題。請注意,那是1949年,政治部主任這麼敏感部門的職位不可能由華人出任。那麼黃翠微是什麼人?我曾經看過的一些文章指黃翠微是政治部的探目,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且偶爾代國民黨出面辦事。在那個年代,只要有關係,私人都可以找熟悉的警員代為辦事,當時港英警方的規管並不嚴,林靄民給黃翠微一個不瞅不睬就是最好的答案,而黃翠微的干預亦戛然而止。可以說,黃翠微把這件事退回給國民黨,讓廣州黨部出面去辦。由此可證明所謂「聯手」連絲毫有力的論據都欠奉。倘若仍有人堅持港英干預的說法,那麼,此說足以證明這個「港英」是窩囊廢,連一點小事都辦不成。

評論《星島日報》的「左傾」,論者大都把注意力投向那則「廣州天亮了」的大字標題,忽視了當時大老闆胡文虎的態度。個人認為,做大生意的人是要看政治風向的,其中一個轉折點值得留意:1950年1月7日,《星島日報》「投共」了。

與中共的蜜月期

眾所周知,所有報紙每一版都印上當天的日期,中文報紙都是冠以「中華民國」的年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公元取代了「中華民國」的年號,於是香港的親共報紙都照此辦理,想不到《星島日報》在適當時刻作出重大的改變。我找到1950年1月6日和1月7日兩天的《星島》第一版,報頭的年號由「中華民國」改為公元了。這樣更改恐怕不是總編輯或社長能作主的,不過《星島》選擇了英國承認北京政府這一天來作出這個重大決定,下注得恰到好處。值得留意的是:1月6日報頭側有兩行字,而1月7日只留下「香港政府特許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至於另外一行「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發給登記證文字第三號」被剷走了,即是說,《星島日報》連國民政府的護身符也不要了。這個轉變,從來未被人們給予足夠的注視!

香港的人口不多,報紙銷量有限,一直以來報紙的生存主要靠銷數(廣告的收入是次要的),所以要爭取外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可以引伸到二戰前)國內的政局動盪,香港的報紙內容有一定的自由度,因而內銷有市場,所以1949年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以停止《星島日報》的進口威脅胡好而奏效。解放初期一段期間,《華僑》、《星島》均可以內銷廣州。《星島日報》這次「投共」,很可能與爭取內銷有關。

不過胡文虎跟中共的蜜月很快就完結。大概是1950年中,廣州禁止「反動刊物」進口,《星島》及《華僑》兩報均在內。這個時候,輪到國民黨向這兩報招手了,容許他們的報紙進口台灣,條件是報刊必須冠上「中華民國」的年號。這件事對《華僑日報》沒有問題,該報從未改變年號。《星島》怎麼辦呢?很簡單,在公元之後加「中華民國」的年號,例如:「一九五一年(中華民國四十年)╳月╳日」。如此這般,國民黨總算把胡文虎「統戰」回去了。

應該怎樣寫歷史

胡文虎跟中共的決裂恐怕是廣州市的追稅事件,市府藉口永安堂瞞稅沒收了永安堂在廣州的物業,林靄民大概是這段期間離開了《星島日報》。至於林「與親共人士籌備復刊《循環日報》」則是1959年,而不是1952年。林靄民應是「大報」《循環日報》的社長,而不是「小報」《正午報》的社長(《正午報》的創辦遲於《循環日報》)。

鄭文還有一些主觀臆測的推論,不打算在這裏臚列了。個人認為,歷史研究不應過於主觀,否則面對鳳毛麟角的資料,容易推斷失誤。

順帶交代一下,大約在1975年間,當時我在《文匯報》任要聞副主任,有一次,老總交來一本簡字小冊子,內容是香港各報的概況,沒有編著名單和出版單位,大概是僅供國內有關單位參閱的資料,老總要求我和另一位同事對此作出修訂補充,第二年再辦一次。因此本人對香港報紙的沿革發展略知一二。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六十年前的星島事件考證)

作者簡介:資深傳媒人,知名攝影家。1959年進入香港《文匯報》任記者兼攝影記者,1987年任副總經理至退休。著作:《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工運史》等。

(《明報》二O一八年三月十七日)

水橫舟回應:

鄭明仁那篇文章主要根據司徒丙鶴的說法,過於單薄,老左的回憶失真率頗高,周奕這篇文也不夠深入考證,容若早於2011年8月的明報月刊就也寫過胡文虎由親共轉反共的原因。根本在於中共胃口太大太霸道太殘忍,這些周奕就將之輕描淡寫,中共在1949年底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凡工商界(指為資本家)都要「定額認購」,胡文虎更是一個大目標。由於「定額」過高,胡氏無法全部「認購」,這就觸怒了當局,將胡氏在內地的產業全部沒收,其中廣州長堤的虎標永安堂,成了廣東省總工會的會所。永安堂藥物及星系報紙,一律禁止內銷。到了1950年12月,更有多名《星島日報》記者在在陸被指為文化特務,遭處決和判刑。手段咁殘酷,原本對中共有過幻想和寄望的胡老闆點會唔反共??????

共產黨事先張揚的殺記者事件: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800#.WrTNgC5uaM9

另外,林靄民是在1959年與曹聚仁等、獲中共幕後支持,復辦《循環日報》,林出任社長及至1960年停刊,1961年轉而出版《正午報》。林出任《正午報》社長,他1964年去世時的頭銜就係《正午報》社長。據司徒鶴回憶,林是1952年離開星島,1952至1959年期間做了什麼??不詳。

2018年3月15日 星期四

許定銘:侶倫手稿珍貴且罕見

《紅茶》贈鷗外鷗

《都市曲》贈紫莉(江河)

《新綠集》贈林真

《永久之歌》贈六哥、碧姊

〈劇本《窮巷》的發現〉和〈侶倫的《欲曙天》及其本事〉發表後,有研究侶倫的專家來郵,盼我轉讓整批珍品。我婉拒,因為這麼珍貴的文物,是應該留在圖書館的閉架庫,而不是藏在私人手裡的。

侶倫畢生筆耕,創作了過千萬字,手稿理應易見。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二O一四年,我受命編天地版「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侶倫卷》,此中有一體制:書前要提供他的照片、書影及手稿若干。要編《侶倫卷》,當然要通讀他的創作,經過幾個月的尋找、發掘,侶倫的創作幾乎全到手,編選亦差不多完成,但,照片與手稿卻相當棘手。其時兆輝兄已提供了好幾張侶倫的生活照,以為可以隨時交稿。不過,到細讀網上及坊間有關侶倫的書文後,才發現手上的那些生活照,竟是早已發表過的二手貨式,毫無特色。心有不甘的情形下,向中學同學鄭中堅求救。他是侶倫的外甥,心想:他們甥舅之間應多交往,說不定會有生活照留下吧。起先也是毫無音訊,幸好交稿前夕,中堅卻傳來好消息,交給我一組我估計是一九六O年代,侶倫與兩位妹妹的郊遊照,說是整理舊物時,忽地從一叠舊書中掉出來的。《侶倫卷》中的照片才能有點與眾不同!

至於手稿,可憐我遍尋不獲,最後決定以侶倫贈與友人的書中題簽替代。侶倫書扉頁的題簽,最著名的是他為温燦昌題的那些。據温燦昌〈侶倫創作年表〉中所錄,這些題箋每種均如一兩百字的短文,寫下侶倫當時的感慨,可視為簡短的手稿,可惜當時我連一種也沒有。

侶倫書扉頁的題簽,我見得最多是他送給杜漸的。我在他多倫多的地庫書房裡見到約五六種,順手借回香港去。前兩年他回港旅遊,我完璧歸趙,杜漸即把它們送到中大的香港文學資料庫去。而我手邊的幾種:《紅茶》內送給鷗外鷗的,題「敬贈鷗外鷗好朋友,永久的憶念」、《都市曲》內送給江河的題「紫莉兄正之」、《新綠集》內送給林真的題「國柱兄正之」、《永久之歌》內的「敬呈六哥碧姊留念」,都是非常簡單,是聊勝於無而已。

新近得到的《窮巷》劇本《人間何世》和《欲曙天》本事《猶是雲英未嫁身》是完完整整的手稿,其珍貴可知!

我細心檢閱《人間何世》的夾層,除了那張用「李鐵稿紙」寫的《人間何世》人物名單,其實我還發現了一片書頁般大小的札記:

告訴你一件事情:前星期我去參加了星島報十週年紀念的雞尾酒會(我收到了請柬),看到上官寄給星座的一篇題名〈侶倫和永久之歌〉的書評,根據了我以前通信中的私話寫了進去,同時把我捧得太過份,編者覺得不便,没有讓它發表。我覺得不發表是好的,把我捧得太高了,會摔下來跌死的。

侶倫手稿

侶倫戰前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在〈我的日記〉(見《侶倫卷》頁308~311)提過他在十三年中所寫的二十多本日記,「是在日寇開進九龍之前一天的下午,連同我的許多寫作的稿件一齊燒燬的」。

戰後侶倫不知有没有再寫日記?

一個慣寫日記的人,即使不再寫日記,在遇上一些小事件,或有小感慨的時候,總會提起筆來,寫它一兩段。上面那篇小札記,大概就是這樣記下來的。我很相信,在侶倫生活的周邊,應該還有不少這樣的短札,可惜……。

──2018年,寫於侶倫逝世三十周年的三月




2018年3月10日 星期六

許定銘:侶倫的《欲曙天》及其本事

侶倫手寫的便條及《欲曙天》完結篇

《欲曙天》第1至89日是侶倫自己裁剪的,每日分別各貼在一張白紙上,我嫌素描麻煩,把它們重新表貼。

《欲曙天》的連載式樣

《欲曙天》連載的式樣二

《欲曙天》連載的式樣三

《猶是雲英未嫁身》之首頁

《猶是雲英未嫁身》之末頁

《猶是雲英未嫁身》之附頁

《猶是雲英未嫁身》之人物表

李兆輝兄送我《窮巷》電影劇本手稿孤本的同時,其實還贈我另一種手稿,及一大叠剪報。

這叠剪報是侶倫另一本長篇連載小說《欲曙天》的,此中有一便條,手寫:「這部小說由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起開始在大公報“小說林”連載」字樣。小說由一九五八年的七月起,連載至次年四月止,共二九五天,以每日九百字算,全書約二十六萬字。

我先把剪報順序排好,再把它們依次貼在A4紙上,發現缺了第九十和九十一頁,是不是因為缺了兩頁,此所以《欲曙天》一直沒法出單行本?

好友鄭明仁近年非常努力,常跑圖書館,我請他到大學藏微型菲林庫找找,可幸如今大圖書館的文學史料已較完備,明仁很快就替我補上了,如今我手上《欲曙天》的剪報,二九五天全部收齊,我把它們完整素描保存,不會再散佚,且看何時可交有心人重排出版,乃讀者之福。

温燦昌的〈侶倫創作年表〉及許定銘的〈侶倫著述史料編年〉第一九五七年欄,均有「長篇小說《欲曙天》在香港《大公報》開始連載」一項,如今可以肯定的移到「一九五八」年一欄內了。

至於手稿《猶是雲英未嫁身》,寫於九張五百字的原稿紙上,另加前後各一附頁,對摺,用藍色卡紙作封面,合釘成一册二十餘頁的小書。侶倫在附頁上註明:這部「社會倫理愛情悲劇」《猶是雲英未嫁身》,是根據他所作的長篇小說《欲曙天》改寫的「詳細本事」,主題:

以被迫害女性的悲慘遭遇,暴露都市社會的罪惡面。
打破婚姻的地位觀念,强調真正愛情的神聖與崇高。

另有空白處標明:原著侶倫,編劇及導演處則留空。這明顯看到,侶倫是想把《欲曙天》改成劇本《猶是雲英未嫁身》的。雖然時間急速未曾完稿,但他已在《猶是雲英未嫁身》的末頁附了〈主要演員表〉,表列了畢肖仁、張思明、阮碧華……等十三位主要人物性格的說明,可說是設計完善,只差動筆而已。

長篇小說《欲曙天》,或者是電影劇本《猶是雲英未嫁身》,主要是寫純潔少女 阮碧華的不幸遭遇:

生活於小城的無知少女阮碧華,在勢利的姑母家遇到調情老手畢肖仁,被騙懷孕,產女小如留下給包租婆帶養,自己出城打工。可憐小如給暗中賣掉,碧華悲痛地到他鄉打住家工,卻遇上了暗戀她的張思明。

凑巧張家與畢肖仁有親戚關係,正打算合作做生意。碧華某日在街上遇到女兒小如,知道她被附近人家收為養女,但對她不好。碧華回家暗自飲泣,被思明發現,兩人互吐心聲,愛戀加深。

畢肖仁知道張思明與阮碧華相戀,便多方設計想拆散他們,幾經波折,最後是奸計被揭破,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社會仍很落後,社會大眾很喜歡看大團圓結局的倫理悲情小說,侶倫的連載《欲曙天》應該很受歡迎,可惜事隔過久,想找一些讀後感或評論,相當困難。

今次我喜獲長篇小說《窮巷》的電影劇本《人間何世》,又得未結集的長篇小說《欲曙天》,及其本事《猶是雲英未嫁身》,除了幸運,還冥冥中連成一線「緣」,明白到侶倫不單單是個小說家,而且是個編劇家,絕對不是他自謙的「越界築路」,他是「雙軌並行」的大家!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