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0日 星期五

音樂家李明(李一帆)訃聞


《香港吟誦學會》臉書專頁2018年11月21日)


驚聞李明教授的噩耗已數天,
但實在不懂得怎樣處理自己的情緒。
想起自2013年年尾結緣以來,
常參加他主持的吟誦雅集聚會,
得他點評小弟許多譜古詩歌拙作,有彈有讚,獲益良多!
而今高人一去,是痛失良師!能不悲哀?

現貼上李教授遺作一闋,以寄哀思。

猶記是李教授見小弟譜了辛棄疾這闋詞,
點評之餘,也出示他這首大作,
始見思路是極不相同,李教授此作甚有激揚之一面,甚至也投射了他個人的情思,
而小弟之作,就只是吟吟沉沉,間有振起之句而已。

同一首詞,不約之下,曲調可謂全然不似,
這完全不像一般所見:不同的人譜同一首詞為粵語歌,往往不約而似,
原因或者會是,
譜的是篇幅較長的詞,
而彼此都容許一字唱多音,變數自然多了;
小弟用的是傳統粵樂粵曲中常見的乙反音階,只在其中兩處轉回正線,
李教授用的是一般的七聲音階,
風格因此殊異,樂音亦不易類近。

重閱這手稿,如見李教授親自用鋼琴自彈自唱這首歌……

留言:

Linda Pun:他逝世前一周才得悉他60年代英勇偷渡來港之事,可惜約訪時他已入院,無緣識荊。


Wong Chi Wah臉書2018年11月26日)

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許定銘:如何欣賞城堡內的藝術──讀陳永康的《香港詩賞》

年輕的時候我是一頭初生之犢,在創作的草原上任意奔馳,詩、散文、小說都認真地嘗試過。想甚麼就寫甚麼,散文寫的是個人思維,我手寫我心,最易寫,亦最持久,寫了五六十年猶未放棄;小說字數多,構思久,得花長時間去磨,缺少恆心或事忙,幹不好;詩字數最少,表面上看,最易寫。然而,易寫難精,一首好詩,除了有內涵,還得要有意境、含蓄,和節奏感,有時為了一句短語,或詞句,往往要花長時間去思考、琢磨,猶不知如何下筆、取捨,放棄得最早。

雖然我放棄寫詩多年,卻仍然愛詩,愛讀別人的詩篇,陷入美的詩境,享受詩意的歡樂。那些能寫詩數十年,沉醉詩國的同好,是真真正正的詩人。

年輕人見我愛詩,常要求我「解詩」。我的答案是:詩,是不能解的,只可以感受。能感受一首詩,即是能讀懂一首詩。不過,同一首詩,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這就是讀詩深奧之處。如陳永康般,不停地指導年輕人欣賞詩、解說詩,其實也只是指出了詩的切入點,得要讀者親自去觀摩,去鑽研,去理解、感受,才能有所得著。面對這麼困難的高山,像陳先生這樣還孜孜不倦的老師,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令人佩服!

陳永康新近出版的《香港詩賞》不是一般的詩選,那是一部刻意塑造的詩歌藝術城堡,而他則是位口若懸河的導遊,引導讀者走進城堡,向大家解說城堡中每件陳列品的藝術性,企圖把那批單一的藝術品,組成一座座藝術聖殿。

《香港詩賞》分《印象》、《舊戲》、《童話》、《家常》、《親愛》、《房子》、《位置》、《書香》、《維港》等九個章節殿堂,組成了「香港」這座域堡。每個殿堂又用好幾首不同類型的詩歌,組成一串串藝術珠串,再用編者精明獨到的分析、解說,企圖把讀者們領進優美的詩境中。

舉個例:在《印象》中,他引了葉輝的〈我們活在迷官那樣的大世界〉和胡燕青的〈三日店〉去說明他們對香港的印象是一座「迷宮」;用洛夫的〈香港的月光〉和陳李才的〈桌燈與月亮〉寫香港在月光下的多種生活;又用潘步釗的〈高樓對海〉、余光中的〈高樓對海〉和鍾國強的〈華田〉,來寫多種多樣的香港街景、生活……。於是,從各種各類的䢖築、人事的感慨,香港的印象就變得立體而形象化,深深地印在過客的腦袋裡,欣賞寫香港的詩,在不知不覺間就把讀者和香港合而為一體了!

我只輕輕地引導大家探索了香港城堡的其中一個殿堂,如果大家想一觀全豹,我䢖議大家耐心地去翻翻《香港詩賞》,那裡還有全香港城堡的各區殿堂,陳列了各種不同的藝術品,在你慢慢欣賞的同時,不妨也感謝編者陳永康刻意編排的心思!

──2018年7月

(馬吉按:陳永康於2016年出版過一本《愛情詩賞》(見圖),《香港詩賞》尚未出版。)

阿濃:醉於書

除了酒能醉人,能醉人的還有美貌、美景、美聲,醉於書者當代香港首推許定銘。他畢生與書結緣,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集於一身。我亦愛書人,但輸他一樣:賣。而所寫的書,也不像他以書話為主。

其實許定銘的書事還有一種,就是研究。他知道書籍浩瀚如海,要藏得有成績,須為自己設限。所以他集中在中國現代文學和香港新文學,藏量之豐之專精我相信香港公立圖書館亦遠遠不及。

定銘兄多次以書話著作贈我,剛收到的是《醉書小站》。一打開目錄,光是那些作家:葉鼎洛、胡山源、湯雪華、鄭家璦、沈寂、羅洪、華瑞、朱企霞……連聽都未聽過。原來他們當年(上世紀二O至四O年代)不但出過書,那印數還不少於當今作家。但如今都淹沒無聞,文學史上也罕見他們的名字。對這批作者來說,泉下有知,對定銘的介紹定感欣慰和感謝。

定銘兄的書話曾在《大公報》專欄發表,字數所限,只能擇其要,一篇容不下,才分為數篇,包括簡短介紹作者生平和內容摘要,再加上書的最重要特色。看似簡單,對一個個名氣不大的作家,要正確寫出他們的出生和背景資料已非易事。每篇均附書影,包括封面和版權頁,部分加上扉頁,等於一本書的護照。封面設計雖處於技術缺乏年代,不少出於藝術家之手,別有高雅風味。

(2018年9月22日刊《大公報.小公園》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雜憶金庸︰張五常、沈西城、何良懋、古德明

日暮黃昏話金庸
張五常

金庸謝世,追悼、評論的文字無數。是應該的。十八年前,為了回應北京寫手王朔對金庸的批評,我發表《我也看金庸》,提到「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總銷量達一億,看來毛語錄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今天看真的是破了:一個英語電台報道,查先生小說的總銷量達三億!

一位廣州的同學說她沒有看過金庸。我促她趕緊買些看。過了一天,她說新版有售,但舊版被搶購一空,問我何解。我說自己喜歡舊的,認為新的有些地方改得不好。我歷來認為可能自己以先入為主,看到新版有異,就看不慣,但今天的市場搶舊棄新,可能真的是改差了。不能說最原始的完全不要改。例如《碧血劍》初出現時,袁承志的大師兄名為林大可,到後來卻變作黃真。

一九五四年,《書劍恩仇錄》在《新晚報》出現,我和西灣河太寧街的朋友就開始跟進了。查老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深遠。約十年前一位朋友要求我替他的馬匹起個名字,我問他該馬是怎麼樣子的。他說有灰白色的毛,我就建議用「雪山飛狐」這個名。不久前該友買了新馬,再要求起名,指定要與航空有關,我想兩分鐘就建議用「天池怪俠」。建議與接受皆容易,可見查老小說的普及,自成一家。

說起來,我算不上是個受過正規中文教育的人。皇仁書院最低的第三級也沒有過關。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林山木邀請我寫專欄,我勉為其難地嘗試,雖然初時有朋友代為修改一下,但過了不久就寫成今天這個樣子。來得那麼容易,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抗日戰爭在廣西逃難時,有一位跟着一起逃的是國文老師。他帶着幾本詩詞古文的書,在夜間要我給他用樹枝生火,他就着火光朗誦,我在聽。年幼時過耳不忘是母親傳給我的。其二是開始用中文動筆時,先有林山木後有舒巷城替我修改一下文字。其三,最重要的,是當年多讀金庸的武俠小說。我是從香港讀到加拿大讀到美國那邊去。

說金庸的中語文字上佳當然沒有疑問。但他是浙江人,對平仄的音律處理得不夠好。例如在《碧血劍》中有一個回目,起為「懷舊鬥五老,仗義奪千金。」二四六分明,上下聯的第二個字皆仄音,違反了中國的文字規格。不單是對聯回目,文章內也往往有平仄規格的要求。這方面,浙江、上海一帶的人是比不上廣東或四川的了。

我見過金庸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九O年的春夏之交,凌晨二時多,我正在睡,收到梁鳳儀的電話,說查先生要見我。起初我以為是查濟民,但聽下去卻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查良鏞。我當然樂意,叫梁鳳儀替我安排時間。殊不知鳳儀說:「查先生要你現在去,在山頂道一號,他在家等你。」

那麼奇怪。約凌晨三時我駕車到查宅,是一間獨立房子,進門後見到一排一排的線裝書,在書架上放得很整齊,彷彿沒有人翻過。有女傭款待上佳的茶。我遊目四顧,什麼都很整齊,一塵不染,跟我自己的書桌歷來亂七八糟,只餘約兩平方呎的空位寫文章,要找什麼則大聲求救,差太遠了。

查先生出現,給我看一封英文信,記得是《南華早報》的信箋,內容是說要購買《明報》,出價可觀。查先生說,他老了,要退下來,因為見到我的中語文章寫得生動可讀,希望我能轉到《明報》去替代他。這麼突如其來,我不知怎樣回應。他知道我是港大的經濟系主任,不容易離職。大家傾談了約一個小時,約好日後再談。

大約過了兩個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他在比利時看牙醫,回港後會再跟我討論過檔《明報》的事。後來遇到一位熟知比利時的人,問他該國是否精於牙術,他說不知道。

再過幾個月,我邀請了剛來香港的劉詩昆到港大的一間音樂室演奏琴技,請了數十位知音人,查老也來了。詩昆演奏後我見到查老小心地扶着胡菊人下梯級,心想,外間傳說查、胡兩人有過節,應該不嚴重。前幾天查老謝世後,想起故交,我掛個電話給蔣芸,問她菊人與戴天怎樣了。蔣芸說,兩位皆在加拿大,生活寫意。我囑蔣小姐向胡、戴二兄問好,也要說我常想念他們。

詩昆演奏後,在香港大學特別為我們安排的自助餐晚宴中,我見不到查老,想來他是先行離去了。跟我同桌的當然有詩昆,也有我第一次見面的林燕妮。我這個人永遠是本性難移,美人一定記得,何況燕妮是個才女。香港的確是奇人雲集,以人口的比例算,內地輸了幾條街。才女是一回事,她的弟弟林振強是另一回事的天才了。若干年前在台灣跟振強同桌晚宴,我直對他說他是個天才。

查先生再沒有跟我聯絡關於任職《明報》的事,而過了不久大家知道于品海接手了該報。二OOO年一月,為了回應北京作家王朔寫《我看金庸》對查先生的嚴厲文字批評,我發表了《我也看金庸》。《明報》的朋友說,查老當時在英國,讀到我的文章很高興。

大約二OO二年,在杭州的一次晚宴中,查老跟我坐在一起。他提到我寫的《也看金庸》,要求我讓他放進一本文章結集中。我當然同意。該文結尾時我寫道: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併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着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金庸舞罷歌臺;我自己日暮黃昏。回想二十八年前跟他的簡短交談,感受上是在跟他對弈,因為他感染着我要推敲他是在想什麼。不是舒適的感受。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只他一個給我那樣要推敲的不舒適的奇異感。從我的視名頭如糞土的個性選擇,查先生是個不容易交為朋友的人。

《信報》臉書專頁2018年11月6日)

金庸就是金庸
沈西城

金庸逝世,萬眾同哀,我忝為其一,惟哀者非其年老去世,而係文豪不再。人人說金庸了不起,怎的了不起?一句話,雅俗共賞,達官貴人,林下名士,販夫走卒,讀之皆不忍釋卷。世上有華人之處,必有金庸小說,流傳至廣,柳永不逮也。年來,分析金庸小說專著亦復不少,倪匡、陳墨、嚴家炎,楊興安等,各陳其說,卓然成家。珠玉在前,不敢掠美,毋妨說說身邊瑣事以饗讀者。金庸三段婚姻,前二段均以失敗告終,獨有中年後的那一段,維繫至今情不變,因兩人年齡差距頗大,事前無人看好,倪老爺一瓢冷水澆頭淋,呱呱大叫:「老查格段婚姻我弗看好,老夫少妻難長久。」天下事,無絕對,慧黠如倪匡,也有漏眼時。查太阿May十六歲遇金庸,今逾花甲,恩愛逾恒。倪老爺子今回眼鏡砸爛,滿地碎片矣。芸芸諸友中,《明報》大掌櫃戴茂生慧眼別具:「我覺得查先生跟阿May會長遠,他倆的關係很有趣,既是夫妻,亦似父女。夫勤妻賢,父慈女嬌,打風不掉。」當時無人信服,如今戴公墓木已拱,不得不佩服他看人測事之明。阿May未識金庸前,是北角金舫酒店七樓蜜月酒吧的女侍應,芳齡十六,攢錢留學而當臨時工。某夕金庸上酒吧寫稿,阿May上前招呼,日久,成了忘年戀(註:有關阿May出身,傳言頗多,大多係穿鑿杜撰,伊非風塵中人而係兼職求學的乖乖女)。今年十月一日,我重遇老同學陳冠生,他是七十年代阿May的同事。在WhatsApp裏這樣說:「金庸現任妻子Julia是我七十年代的同事。老闆是美國人,他擁有Jeans East、假髮廠、泛亞電影公司、廣告公司等等。那時我們一班同事經常出來玩,很開心。她在公司是出名靚女,很多人追她,唯獨她只喜歡金庸。她說金庸很細心,品格高。」重品格,輕金錢,幾十年來阿May都緊守。貴為查夫人,她低調自處,從不揄揚,傳媒邀訪,都會以金庸所創凌波微步,偷偷溜掉。陶傑見她勞碌,勸她旅行散散心,婉聲推拒,並說:「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一心一意照顧金庸。」以金著喻之,活脫脫便是小龍女。

有人以為金庸拙於辭令,實則非也,江浙人土,粵語多不靈光,一講,準吃螺絲;若然易以上海話,當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可沒亂說,實有明證。七十年代初訪渣甸山查宅,用滬語採訪,說話順溜,沒半點兒拖沓。上海老大哥周清霖早年來港訪金庸於山頂道大宅,滬語交談。回憶道:「人家講金庸閑話弗靈光,啥格事體,流利得弗得了格哉!」非獨不拙於辭令,還口舌便給哪!七十年代《明報》獨樹一幟,作家爭為副刊撰稿而不得。蔡瀾亦係其一,結果由倪匡施計賺得查先生青睞,得償所願。可明報稿費其實不高,以我為例,一千字六百五十,他報八百字,一千大元,可見差距。男作家心寬皮薄,不便作聲。女作家不同了,亦舒、林燕妮不服,雙雙要求加價不果,寫文章怒責金庸刻薄吝嗇、編輯大驚,請示查老闆。金庸回道:「罵由他們罵,稿子照登。惟稿費一個子兒都不加。」二姝不服,口誅筆伐。查大俠嘻嘻笑:「林姑娘,你有了錢亂花,加了也花掉,加啥!」又對倪小妹說「呀!倪小姐,你工作忙,沒時間花錢,加了不用,加啥!」兩大辣妹子啞言無語,乖乖,稿子照寫。金庸一生喜讀書,求學問。董橋悼他云:「金庸先生一生讀書,晚年還去英國讀博士,那是他的抱負他的心願。其實,金庸坐在那裏不說一句話依然是金庸,不必任何光環的護持。」正合我意。查老一去,文壇寂然,萬丈光芒何時重現,我問誰去!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4日)

誰為獨立傳媒呼號
何良懋

查良鏞(金庸)先生上周逝世,香港文人辦報的「教主」大去,從此載入史冊,只是蓋棺尚難論定,尤其他對香港新聞傳播界的貢獻,誰能定奪?他在傳媒行業表現並非沒有可詬病之處。

金庸上世紀80年代末擔任《基本法》草委所提出「雙查方案」爭議不休,就是他的報社編輯部同事也不齊心,非指編採人員的政治取態,而係報業主被抨擊沒有把編輯自主落實。

金庸似忘了新聞行規中,最不欲業者也成為報道對象。那表示報界不能既是班主又是球員,甚至兼做球證。根據行業準則,新聞從業人員須釐清角色衝突和利益衝突。金庸以報業主身分包攬「雙查方案」在自己報紙的報道手法,那是明顯掉進「家族報紙」盲點,純粹倚靠有錢(出錢辦報)的話事,未放權予前線人員按傳媒規律處理。

歷史真弔詭。金庸沒有履行他曾服務《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所揭櫫「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不私者,不可公器私用也。金庸在80年代末或急於爭取北京讓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在所辦的報紙推廣他那套香港前途設想,以時間換取直選。連老闆也來「阿王賣瓜」,就引發大學生走到明報大廈火燒報紙。

新聞傳媒與權力中心的對弈是個永恆習題。金庸以文人辦報,取得香港在左右派政治對立下的獨立聲音,難能可貴。或許金庸報國心太強烈,當年以為中國大陸明君當世,亟待外力「勤王」,堅信「明教一出誰與爭鋒」,卻在傳媒操守上滑一跤。與強權「行得太埋」絕非書生辦報的終極關懷所在,傳媒天職正是要監察權貴!

結果,一場八九六四的轟天血雷,驚醒多少傳媒人,在淚影中不斷沉思,今天中國何時才有真正的獨立媒體,恆以守護公眾利益為己任?

(加拿大《星島日報》2018年11月5日)

憶查良鏞
古德明

十月三十日,《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去世,社會響起一片頌揚聲,我無以加焉,不妨談談當年在他手下任職的經歷。

我加入《明報月刊》,任總編輯,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事。上任第一天,查良鏞召我到他辦公室短敍,說創辦月刊,旨在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國民主,而要促進民主,與其對中共不留情面大張撻伐,不如多進諍言,善加獎借,誘其走上正道。這方針我當時絕對贊同。當時正值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人人都滿懷希望。

但是,六四槍聲響起,希望一時都變成絕望。查良鏞親撰《明報》社評,說對中共不必再存幻想,什麼諍言獎借,都不會有用,這些話我當然也贊同,隨即廣邀健筆,對中共口誅筆伐,略無顧忌。這樣過了將近半年,其間我工作非常用心,讀者反應也很不錯。到了年底,卻傳來風聲,說查良鏞要恢復諍言獎借的方針。我最初不大相信,認為他在六四之後既然說得那麼清楚,立場不可能幾個月就改變。我繼續打鼓罵曹。

於是,一九九零年初,一年一度加薪的時候,我是月刊同事之中唯一不獲加薪者。查良鏞向下屬傳達意旨,習慣不落言筌。雖然他從來不炒人魷魚,我也不能逆其意行事。

一九九一年初,我辭職他去,在《明報月刊》前後只工作了二十個月。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8日)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四方讀者懷金庸:「金庸茶館」版主們、毛尖、茶本、廖志峯、傅月庵

訪尋經典金迷論壇「金庸茶館」 茶館裏的戀愛與追夢
撰文:黃雅婷


陳廣隆︰金庸辭世,各大報刊也出版回顧專輯。相熟的記者知道我曾是台灣遠流出版社「金庸茶館」的義務版主,想了解昔日這個唯一的官方金庸網上論壇的熱鬧盛況,也想訪問我們幾位熱情的書迷的心聲,於是就有了此篇。「大俠走了,茶館凋零;金迷退隱,知音永在」,嗯,對我們來說,金庸的作品、茶館的回憶,確是永不會忘記。這位傳媒朋友一直很值得信賴,我在電話講得一片混亂,她整理得比自己寫的更好,感激;文中有些關於金庸小說的論點,說得顯然不太準確,包括好些概念和數字,責任全在於我。昨晚開始寫自己的金庸回憶,結果寫著寫著就成了廿年人生自述(也許晚上再貼),很多醜事蠢事無聊事,哈哈,這篇報道裏的自己,比現實中的我正經太多了。

Horace Chan(陳廣隆)臉書2018年11月5日)


金庸離世的消息播出,正好是人來人往的下班時分。冬日的太陽下了山,許競思在歸途的巴士上如常打開電話,報道彈出,說大俠已經告別江湖。

她回想自己青春燦爛的十五、六歲,金庸是自己的首個偶像。因為查良鏞,她天天讀《明報》;他的武俠世界叫她愛上文字,不時在公園拾樹枝回家練打狗棒法;又因為凌波微步,決定自學艱澀的《易經》,大學選讀比較文學。喧鬧的時光過去,許競思離開學校,不再天真,在28歲的這年,金庸走了。人生如走馬燈閃過,如許多金迷一般,她無法憶起為什麼再沒有讀金庸,沒有成為作家,又變成普通上班族,而那個聚集金庸書迷的「金庸茶館」為什麼凋零,茶客走光,荒廢至今。

仗青春論劍 長大歸紅塵

在網上搜尋「金庸茶館」,仍會連接到台灣遠流出版社於1998年時開通網頁。茶館十多年如一日,網頁編程已不合時宜,頁面設計簡陋卻古雅,以書法字體寫着:「金庸之最,獨有茶館領銜金字招牌。茶館已開,敬邀四方豪傑仗劍而來!」這個曾被踏破門檻的茶館,如今像虛擬的數碼遺蹟,剩下斑駁的圍牆,裏面的人語很多凝止在十多年以前,昔日沉迷江湖的俠女俠士俱往已,成了追巴士抗通脹,煩惱柴米油鹽,陷入中年危機的叔叔與中女。

金庸茶館:網絡上最悠久且被官方授權的金庸網站,因使用繁體字,故為港台金迷的集中地,站內設有論壇、線上書店、聊天室等內容,但已不再更新。

(金庸茶館網站截圖)

陳廣隆、許競思與田方澤都是「金庸茶館」的老會員。

金庸過身那晚,田方澤收到通訊羣組裏老茶客的訊息,大家留下哭泣與震驚的表情公仔就相對無語。後來有人說,剛剛過身的是辦報業、對社會有影響力的查良鏞,身為作家的金庸其實早已不在。田方澤說,茶客都知金庸已達高齡,近十年已少有出現公開場合,他們對金庸之死已有準備,「我們暗地還是會慨嘆青春之逝,金庸筆下角色陪着我們幾代人成長,他走了,書迷心中或多或少有感慨。」

初中時,田方澤在「金庸茶館」上開了帳號,取名「企鵝小俠」,大家後來都叫他企鵝或阿企。他說,茶館與內地同樣著名的金庸論壇「金庸江湖」不同,茶館年代更早,界面更簡單,版內不設貼圖,只限文字交流,人和人的相識只憑着一個網名。人們總會在書裏找靈感,女書迷的網名多數夢幻如詩,叫苡若,叫語櫻;男書迷的網名則多帶幻想,叫鑄劍匠神,叫終南古墓傳人。

然而,他說網名回想起來總是令人尷尬,「青春就是尷尬癌。」

在某些讀者心中,金庸代表着青春的回憶。(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金庸茶館」分四個版面:「正宗金庸」討論金庸原著小說內容;「歷史金庸」討論金庸小說的歷史舞台;「情愛金庸」討論小說的愛情佳偶;「另類金庸」討論小說外的流行文化,如電影、電視、遊戲與漫畫。「企鵝小俠」最常在「正宗金庸」和「另類金庸」留言。田方澤說,「正宗金庸」的人都是正經派,版上有學術討論的風氣,喜歡引經據典,一個帖子動不動就是幾千字;而在「另類金庸」裏,人們會討論影視明星,也會改寫小說,幻想現代人穿越金庸江湖世界的奇事,或把金庸的角色現代化,想像他們來到現代世界後的互動。

田方澤也認真地為過一些原著沒有細寫的配角去創作個人故事,當中包括陽頂天與獨孤求敗等。「我在中學那幾年沒有幾個朋友,在現實世界裏,是那種被無視與欺負的邊緣人,因為沒有玩伴便沉迷書海,後來在茶館裏開始寫小說,找到人生往後的志業與共同興趣的朋友,為我捱過了那段既寂寞又無助、十分孤獨的青春期。當時一回家馬上就會上茶館去看討論、寫小說,很有滿足感,因為有人追看自己的小說,有人會讚你是少年天才。後來小說不寫了,轉陣到即時聊天室去找人吹水,那時相熟的網友都會有默契地等大家上線。」

田方澤認為金庸筆下角色陪着幾代人成長。(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茶館辦過幾次香港網聚,他也有參加,出席的書迷有二、三十人,有老有嫩,真正五湖四海,他們人手一支燒烤叉談金庸,後來成為了莫逆之交。田方澤說,他在茶館也認識了初戀女友,金庸代表了他的青春,後來他們分了手,成長以後,連帶小說裏的細節也被忘得七七八八。

嘆世代變遷 憶最好年代

2004年後,他再沒有上茶館,但仍會約認識的茶客出來喝茶。陳廣隆就是其中一人,他比田方澤年長幾歲,大學時曾是「正宗金庸」的版主,網名「阿寶」,是田方澤口裏那些廢寢忘食翻看小說原文,之後把幾個人物不停比較的正經派。

陳廣隆說,他那一代人大概是香港最後人人都會去讀金庸的一代。「那時,同學上課時都偷偷在櫃桶底看金庸的書,人們找話題不時就會拉到金庸作品上。九十年代末到千禧年頭是茶館的高峰期,那時茶館的茶客什麼年紀都有,不像現在的臉書,看似開放,其實圍爐。在舊網絡年代,茶館裏人人彼此只是一個網名,連照片也沒有,沒有人看出身,只看你是否言之成理,大家不會打一大堆表情,看法不同就互相攻擊,而更重視認真的討論。可是,那已經過去了。」陳廣隆感嘆。

金庸小說衍生出來的電視劇,亦是當年「金庸茶館」茶客討論的內容。(資料圖片/美聯社)

世代變遷,也許世上並沒有一個最好的年代與一個最壞的年代,好是因為那是自己的年代,壞不過是因為自己的年代已經過去。

「未看金庸之前,我是一個理科人,後來喜歡文字而去讀文科,現在在中學教中文,寫文章,我覺得自己並沒有走錯路。然而,茶館大部分人自大學畢業後就再沒有沉迷金庸,大家各自有新的興趣,可能因為金庸小說有它的局限。我們常說韋小寶很代表到香港人,因為我們都善於鑽營,在不同的勢力間找到生存的法則,但在小說裏,再聰明的角色也脫離不到體制。就算我們做到楊過和令狐沖,到了最後還是退隱江湖,無法改變世界──你再聰明也只能去扶助帝王,令他成為一個明君。什麼大俠也只能在完成使命之後退隱江湖。對於後來在現實世界中汲汲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我們而言,小說慢慢有了局限,價值觀也有了落差。」陳廣隆說道。

影評人陳廣隆說自己從未離開過金庸的武俠世界。(資料圖片/黃寶瑩攝)

「他的小說無疑打破了當時通俗文化的傳統,深入地回應局勢轉變,但一晃眼四十年,小說的局限變得明顯,我們後來只能把它當是文學作品去回望,看看裏面精彩的人物、好看的段落,以及五十年代香港人對於自身身份的思考。但回到近十年,金庸的小說其實無法回應我們的生活和香港的變遷。」陳廣隆後來迷上電影,現在多寫影評,金庸離世那晚,他突然想起某年暑假寫好了一本有關金庸的書,決定要找出版社刊行,他說自己始終沒有完全離開金庸的武俠世界。成長之後,他在課上教中文,不時仍會介紹同學去看金庸,讀碩士那年,畢業論文也是研究金庸小說各個版本。

江湖依舊在 文字永留存

許競思這幾天在家裏翻箱倒櫃找那些封塵了的金庸小說,準備重讀她最愛的《天龍八部》。她在茶館裏叫「水蛋」,她沒有留下幾多痕迹,每每只是看帖。許競思是90後,在她的年代已不再是人人都愛讀金庸,她試過向全班發電郵分享喜歡《倚天屠龍記》裏敢愛敢恨的趙敏的原因,又試過用心地寫了《神鵰俠侶》的讀後感千字文,但班上看過金庸小說的仍是小貓三數隻。

金庸看完他們的訪問文章後,親筆寫了評語,鼓勵新一代多加閱讀,鍛鍊文筆。(許競思提供)

「那時,女同學喜歡看亦舒,男同學喜歡看衛斯理,喜歡金庸的人較少,因為身邊沒有伴,只能依靠網上的慰藉,但在茶館見到大家的討論,又覺得自己好廢,不敢留言。走在金庸小說迷的這段路上,我應該比其他人孤獨。」許競思說,愛看金庸的人都想像過寫一本好看的武俠小說,然而,她把寫好的小說收在櫃桶底,不敢與人分享。她雖然內斂卻幸運,她見過金庸。

「初中的時候,擔任了學校的校報記者,那時開會談到人訪對象,我不知天高地厚說想訪問金庸,於是老師便和校報主編在金庸的講座上,把擬好的邀請信交給金庸。過了一段時間,老師就收到了查先生秘書的電話,說請小朋友到他的辦公室做訪問。」那是十多年前發生的事,許競思還是覺得魔幻得令人難以置信。

還記得金庸先生像一個慈祥的老爺爺,與她談笑風生。「因為我一早看過許多金庸的資料,一早知道他的長相,但因為當時仍未流行影片,於是想不到原來他有一口濃濃的浙江口音,訪問時,只聽到他說一種由廣東話、浙江話和普通話混合的語言。」

初中那年,她拿着她最愛的《天龍八部》,到金庸的辦公室訪問他。(許競思提供)

「但金庸很好,大概想到我們會聽不明,於是他一邊說,一邊找來紙,在上面寫下他說過的關鍵字,讓我們看,好了解他在說什麼。不過,現在回想覺得慚愧,因為我們問他的問題不太特別,問他封筆之後會不會再有新作品,他的創作靈感從何而來──但面對這種問題他仍很有耐性,一邊答一邊微笑。後來我們把寫好的人訪寄過去,他看完我們的文章後又發了親筆的傳真過來,寫下了對我們的評語。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感動,因為其實他原可以當沒有收過我們的信,無必要做這麼多的,但他還是見了我們,跟我們談天,鼓勵我們多看書和寫作。」

許競思感嘆,這些東西原本已隨着青春過去,不再想起,但在那程巴士上,她知道金庸過身,那道走馬燈在腦海放映着,令她感觸尤深,「那時小說裏一些人情世故的事,我以為自己都看明了,讀懂了,但現在回想才知道自己其實不明。」其實他們都不過在30歲的關口徘徊,青春剛謝幕,剛剛有了一點社會閱歷,但代表着童年和青春的大俠走了,心中的小孩又突然回歸心裏。

一代武俠小說大師金庸於10月底離世,享年94歲。(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然而茶館已經隨人成長而荒廢,成為數碼遺蹟,但白紙黑字寫成的小說到底比青春與網絡實在,金庸的江湖仍然向無數人展開。在翻書與合書之間,武當飛雪,少林落葉,掃地僧依舊自在地掃着面前碎葉,雖無茶館留客,但書架上仍招徠許多黃毛小子初步紅塵。

上文節錄自第13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5日)《每個人心底裏都藏着一個大俠念茲在茲念金庸》。

《香港01》周報2018年11月5日)

就此別過
毛尖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離世。當天晚上,重看郭襄告別楊過和小龍女章節,重看《天龍八部》中,蕭峰段譽虛竹三人,在天下英雄面前義結金蘭共赴生死章節,看到半夜,返回去再看一遍《神雕俠侶》結尾,一夜無眠。

從來沒有成為金庸小說主人公的郭襄很有風骨,甚至可以說,郭襄這個角色拯救了整部《神雕俠侶》,楊過和小龍女的故事,在郭襄面前,幾乎降維。《神雕》最後──

郭襄回頭過來,見張君寶頭上傷口兀自汨汨流血,於是從懷中取出手帕,替他包扎。張君寶好生感激,欲待出言道謝,卻見郭襄眼中淚光瑩瑩,心下大是奇怪,不知她為甚麼傷心,道謝的言辭竟此便說不出口。

卻聽得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說着袍袖一拂,攜着小龍女之手,與神雕並肩下山。

其時明月在天,清風吹葉,樹巔烏鴉啊啊而鳴,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淚珠奪眶而出。

《神雕俠侶》結尾《華山之巔》插圖

十六歲郭襄,風陵渡口遇楊過,從此心裡沒有過別人。楊過給她三枚金針可以救她危厄,她三枚都用在了楊過身上。第一枚請他摘下面具讓她看看真面貌;第二求楊過在她十六歲生日時候去看她;第三次楊過試圖殉情小龍女她請他不要尋短見。楊過遵守然諾,「力之所及,無不從命」,郭襄生日,他為她打掃亂世戰場送出三戰功,天下英雄面前,夜空煙花放出「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剎那用光她一生歡愉,當代文學史里最浪漫的生日成為最荒涼的起點,從此她天涯漂泊無終點,雖然最後成為一代峨眉宗師,給嫡傳弟子取的名字還是「風陵」。

十六歲的我們看着十六歲的郭襄,沒有經歷過愛情的少年其實不能完全體會楊過小龍女攜手離開後的秋風秋月秋鴉,不過,在那個年紀讀到這樣的片段,卻莫名其妙讓我們理解了一個物理定律,所謂能量守恆,我們無師自通地明白,在故事中提前幸福了的人,最後都會被命運懲罰。襄陽城煙花有多燦爛,郭襄的一生就有多寂寥,但是,多麼好的郭襄啊,就算一生沒法幸福,還是要祝福神雕俠找到小龍女。這樣的姑娘,今天沒有了,但是在八十年代,我們相信郭襄,我們不僅相信她,而且相信自己也會這麼做。

基本上,金庸一邊在我們身上植入浪漫主義一邊開出青少年修養課,而回頭想想,我們這一代可以算是新中國最精神分裂又最有包容力的一代。《神雕俠侶》中,壞了小龍女清白的人叫尹志平,班上姓尹的男生一整年都抬不起頭,下了課,姓楊的男生們就壓着姓尹的,一邊亂喊「淫賊」,而楊過風流,引得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和郭襄寂滅一生,卻沒人會像今天的很多精明人一樣罵他渣男。楊過離開,程英安慰無雙,「三妹,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有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這段話,也被用來安慰我們自己。英雄就可以為所欲為,英雄就可以離開我們,告別六七十年代無懈可擊的人頭馬後,金庸的大俠填補進來,用似乎更加人性的方式把我們弄得經脈亂轉。

我們自己的青春期遇到新中國的青春期,那確乎是一個神采飛揚又兵荒馬亂的時辰。我們跋扈又顛沛,有時候帝王般出發一人拿一把掃帚準備跟隔壁弄堂的小幫派火拼,結果被人家的神仙姐姐兩句話就拿下,然後商量一起上少林寺尋掃地僧,籌備了一個星期,也就我表弟從外婆那裡偷了點全國糧票,不過走不成也不算打擊,反正心在江湖人在江湖,我們用各種方式和金庸發生關係,我抄過白皮書版的《射雕英雄傳》,我表弟抄過缺頁的《笑傲江湖》,而為了配得上內容的豪闊,我們剪了白床單用漿糊和封面貼在一起,深深覺得最高等級的《葵花寶典》也不過如此。

人類歷史長河裡,沒有一個作家像金庸那樣,天南地北在我們的肉身上蓋下印記,我們這一代的近視,集體可以怪到金庸頭上,我們在課桌下看被窩里看披星戴月看嘔心瀝血看,我們不是用眼睛看,我們用身體填入蕭峰阿朱令狐沖任盈盈郭靖黃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難滿足的觀眾就是金庸迷,因為我們曾經把自己的臉龐給他們,我們曾經把戀人的眼神給他們。

終於讀書熱來了,一夜之間看金庸莫名地顯得版本有點低。我們把《鹿鼎記》推入書架深處,買來很多一輩子沒有打開過的海德格爾尼釆和弗洛伊德,學習高冷技術,亂動感情的少年時代突然被收納起來,我們學習不煽情不失控不哭不鬧不出走,但事實上,我們只不過好奇尼釆瘋狂的人生着迷海德格爾的情人,這是一個狼奔豕突各種碎片來不及整理的時代,但所有的碎片都在我們的磁盤里。如此走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

說不清是裝逼還是已經過盡千帆,我們遇到小津安二郎的時候,確實在他的不動聲色前繳械,《東京物語》後半程,相伴一輩子的老伴去世,笠智眾走到戶外,一天地的白日太陽,一世界的生生不息,老頭站在一塊可以俯瞰大海和市區的平地上,用家常的語調說了句,「多麼美麗的早晨啊」,然後一個空鏡,艷陽。河流。船隻。燈籠。他媽的我們立馬被小津打得腎虛,如此進入中年。

如此,我們進入自以為版本升級了的中年,中產階級冷淡美學把我們訓練得人模狗樣。好像相思已經成灰,好像已經鐵心石腸。然後,他們說,這一次,金庸,你,真的死了。

你死了。

久未檢視的生活排山倒海回到眼前,此起彼伏的金庸迷在網上應聲而起,這是八十年代的最後一次集結號,我們把你灌溉在我們身上的淚水還給你。千里茫茫若夢,雙眸粲粲如星。塞上牛羊空許約,燭畔鬢雲有舊盟。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大家在網上接龍金庸,我們拾起少年時代沒有被彎曲過的動詞,沒有被折扣過的形容詞,我們拿掉這些年的面具,最後一次,我們暴雨般把自己甩出去,我們向你奔騰而去,每個詞都不願落後,我們曾經慌張退場的抒情能力在這一刻,突圍而出掙脫自己的墓誌銘。在這一刻,我們重新回到童年身體,世界白雲蒼狗,但是我們的初歌還能繼續彈唱,甚至可以更放肆地彈唱。去你的聲色不動,去你的溫潤如玉,這一刻,我們重新成為八十年代之子。

江山笑煙雨遙,讓世界嘲諷我們只剩一襟晚照的豪情吧,說到底,不是金庸寫得有多好,是我們在最好的年紀撞上他,就算我們郭襄一樣集體出了家,四十年後練的也是黑沼靈狐,一招關乎楊過的武功。這是我們這一代和金庸的相遇,因為對方的存在,「一棵樹已經生長得超出他自己」。本質上,我們是新中國最後一代民間抒情強人,我們借着少年時代的這口氣,穿山越嶺,三十年後還有眼淚奪眶而出,這個,可能是這個乾燥時代的最後的風陵渡。

就此別過。

《上海書評》2018年11月5日)

香港讀者回應毛尖(見周保松臉書2018年11月5日)

周保松︰這是到目前為止,最打動我的一篇。只有那個時代的金庸迷,才寫得出這樣的文字吧。一本書,在什麼年紀什麼時代遇上,真的很關鍵。

Ho Chi Kwan︰周保松,same here。

Ng Sum Chun︰周保松,超級感動。

張玿于︰本人,在什麼年紀什麼時代遇上,真的很關鍵。

Gwyneth Ho︰關於文中講郭襄的段落,忍不住說幾句。作者說「渣男」是「精明人」罵的,這樣的邏輯令人頗感不安。

喜歡郭襄的人設但不喜歡她的故事被書寫的方式。文中提到:「郭襄生日,他為她打掃亂世戰場送出三戰功,天下英雄面前,夜空煙花放出『恭祝郭二姑娘多福多壽』,剎那用光她一生歡愉。」

個人認為這完全是誤讀,郭襄的心願是要楊過在生日當天到襄陽「陪她說一會話」,而不是要他搞到滿城風雨最後施施然露個臉,話沒半句又離去──那不過是楊過借機在天下英雄次再次揚名之舉,而「只是為郭二小姐祝壽」成了他維持「淡泊名譽」形象的借口。楊過在營造超高期待值後露一下臉, 跟郭襄 say 個 hi 就走了, 根本沒有完成郭襄「說一會話」的願望. 楊過對郭襄好嗎?一點也不,甚至有利用的成份在,這樣的故事被視為「浪漫」, 頗令人無語.

如果是16歲少女郭襄的視角,這也許合理,可是開通了上帝視角的讀者呢?畢生念念不忘一人,所謂「四十歲突然大徹大悟」出家創立峨嵋後又將弟子命名風陵之類的設定,這都能說成是大徹大悟,對佛門也太不誠心了,之後峨嵋派沒甚麼指導性思想掌門都心術不正也就不奇怪。「一見楊過誤終身」的形象被視為可取,背後是否潛藏了「守貞」的傳統意識?

是啊,郭襄多麼好,所以我更為她在懵懂年紀遇上楊過這樣的渣男而扼腕。

周保松︰Gwyneth Ho,他們確實是完全不對等的。不過,楊過必須保持和郭襄的距離,所以郭襄傷心難過,也是必然的。

张淼︰周保松,真要保持距離楊過就不會借郭襄的由頭大出自己的風頭了,保持距離那已經是後話。因為要保持距離郭襄才傷心難過未免倒果為因了。如果沒有這場轟動的祝壽郭襄最多是一般性的仰慕而已,尤其這樣小的年紀又一貫在家庭里被冷落,楊過這時候已經是熟諳人情世故的中年人不可能預計不到。來這麼一出根本是他少年時代自戀的延續而已。

周保松︰张淼,如果我沒記錯,書中好像在這部份,有提過那麼一句,楊過就是少年心性的人。當然,大家有不同的解讀和判斷,也是正常的。

张淼︰周保松,熟諳人情世故只是中性表述,準確說楊過從小就擅長觀察和共情,體察到郭襄的感受一點不難,何況還有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蕪的前車之鑒。當然可以說楊過就是少年心性,只不過對不同人來說少年心性的含義很不同,楊過的少年心性實在是關注自我、想被注意、不服氣遠多於其他

Gwyneth Ho︰少年心性沒問題, 郭襄要傾心楊過一輩子也不關楊過的事, 只是從這一件事而言, 滅兩隊蒙軍非得大出風頭把自己的人脈手段智計全部高調炫耀一遍然後在萬眾期待中浮上水說鄙人不想留名就此別過, 還借郭襄來「過橋」,說是「少年心性」恐怕委屈了少年……

周保松︰Gwyneth Ho,好的。你們都那麼熟金庸,又有這麼多想法,應該好好藉此機會寫些文章才是。

Gwyneth Ho︰周保松,不要學錦源…

周保松︰Gwyneth Ho,好東西,應該留下來。

Wenyi Ji︰我觉得毛尖这边用「渣男」一词,是批评当下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文艺作品自发的、严苛的「三观审查」︰https://mp.weixin.qq.com/s/DkpKL-Izsxdeg319OU9A_Q?fbclid=IwAR0W71sduRH8tCV0qdkmdro1_gzvxsPEXz-11w5Ls7jzmoOv-QzKFLXNl1A

Gwyneth Ho︰Wenyi Ji,意思不是說小說家不能寫渣男,渣男必須在小說中被批判,只是讀者可以對角色有不同判斷,上文將一種解讀寫成一整個年代的共識, 想提出另一角度的觀點而已。

不過有點看不出來「楊過風流,引得程英陸無雙公孫綠萼和郭襄寂滅一生,卻沒人會像今天的很多精明人一樣罵他渣男」是在批評這種現象,在成書的時間以至上文作者所處的八十年代,也許男性英雄被眾多美貌少女仰慕到終身不嫁的程度才是普及的「三觀」(因此不認同郭襄的故事並非出於「政治正確」),而「精明」一詞想來亦不會是指道德審判的意思,還望詳解。

张淼︰Gwyneth Ho,我覺得她說「精明」要麼是指把感情得失算計太清楚故而讓年少悸動莽撞不求結果都變得無味的精明,要麼是認為批評「渣男」是當下一種取悅年輕女讀者的投機方式。前者其實同樣有問題,因為忽略某些隱性的不對等和有意識的操控;後者在毛尖這個年齡又被眾星捧月的女性學者中不少見,當然我不知道她性別觀如何就不妄加揣測了。但我完全同意「一種解讀寫成一整個年代的共識」非常能反映點什麼。

Gwyneth Ho︰张淼,我本來就不是在說感情計算,而是「罵渣男=精明」這種說法,隱然是在抗衡一種在關係中重視兩性平等的觀點。「精明」背後的計算味道,既可理解為取悅年輕女讀者的投機,也可以理解為將傳統兩性關係視為真摯、並將對這種關係的不滿視為一種並非出於感情需求而是政治性表態的揶揄。

完全無意討論感情得失哈哈哈…

张淼︰Gwyneth Ho,我自己完全同意你的分析,不過對有些人來說有童年/青少年光環加持,對這些啟蒙讀物別有情結看待角度會不同,這篇不就隱隱然浪漫的「八十年代之子」vs精明的xxx嘛。我有個朋友批評金庸的性別觀寫得特別好但她自己最喜歡的角色竟然是楊過,在我看來神雕根本只是金庸的二三流作品而已……

Gwyneth Ho︰张淼,well,童年光環嘅嘢,既然上面行文矜持有理有節地說了這麼多,我決定在此放肆一句:我小學看神鵰已經好撚憎楊過,楊過呢條絕世中二病食屎啦。

张淼︰Gwyneth Ho,哈哈the same。

Gwyneth Ho︰张淼,所以我說神鵰是gal game就是這個意思,一提郭襄我更加把鬼火。

张淼︰Gwyneth Ho,我對金庸的整體歸類就是爽文,當然部分作品不在此列。

张淼︰Gwyneth Ho,其實童年光環不取決於閱讀年齡,而取決於有沒有其他可替代的讀物或者消遣品,放在中國大陸來說,大多數七零八零後在青少年時期精神生活真的是非常貧乏的。

舊事驚心憶夢中──紀念金庸
茶本

我曾經有兩次專注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一本連一本,一部接一部,看完之後,淚流滿面地喝酒。

最後一次距今也有將近二十年了,此後的歲月裏,再也沒有完整地看過,都是浮光掠影地溫故某個情節,我已經不在意書中的那個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事了拂衣去,不問來路,不問去向,我只是要看一個瞬間。

第一次是我十六七歲的時候,換個說法,就是我還不懂愛情的時候。

那時候看射雕,是看煙雨樓大戰,是看華山論劍;看神雕,是看英雄大宴,是看襄陽鏖兵;看倚天屠龍,是看光明頂羣雄歸心,是看屠獅大會天下英雄莫能當;看笑傲江湖,是看刺殺東方不敗,是看封禪台比劍奪帥;看天龍八部,是看赤手屠熊搏虎,金戈蕩寇鏖兵,是看燕雲十八飛騎揮灑縛豪英……是看青春,看熱血,看英雄,看張狂,看荷爾蒙,看腎上腺激素……

我走遍家鄉山村的前山後山,希望在山溝裏意外撿到一本失傳的武林秘笈,或者在山洞裏遇到一位武林異人傳授我一身蓋世武功,可惜的是我從未遇到,除了黃土和風沙,一無所有,我還是那個瘦弱孤單的少年,還是打不過同齡的孩子,還是經常滾一身土回家。回首少年的夢,仿佛是個笑話,但我卻在成年以至成家以後,還會想起當年那個遙遠而又清晰的夢。

第二次是我二十八九歲的時候,同樣換個說法,就是我失戀的時候。

不是所有的分手,都可以叫做失戀。只有一種離開,才能稱為失戀,讀過金庸的小說就會明白。那時讀入心中的文字,卻再也沒有了俠之大者。

──阿九乍見袁承志,霎時間臉上全無血色,身子顫動,伸手扶住椅背,似欲暈倒,隨即一陣紅雲,罩上雙頰。

──郭靖奔過去握住黃蓉雙手,叫道:「蓉兒,真想死我了!」心中激動,不由得全身發顫。

──忽覺得一隻柔軟的手輕輕撫著他的頭髮,柔聲問道:「過兒,甚麼事不痛快了?」

──那人聽到腳步聲,霍地站起,燭影搖晃,映在那人臉上,竟然便是趙敏。她和張無忌都沒料到居然會在此地相見,不禁都「啊」的一聲叫了出來。趙敏低聲道:「你……你怎麼會來?」語聲顫抖,顯是心中極為激動。張無忌道:「我閒步經過,便進來瞧瞧,哪知道……」

──令狐沖心中一陣酸楚,微微側頭,向嶽靈珊瞧去,只見她已改作了少婦打扮,衣飾頗為華麗,但容顏一如往昔,並無新嫁娘那種容光煥發的神情。她目光和令狐沖一觸,突然間滿臉通紅,低下頭去。令狐沖胸口便如給大鐵錘重重打了一下,霎時間眼前金星亂冒,身子搖晃,站立不定。

──狄雲走到香爐之旁,瞧著那三根閃閃發著微光的香頭,不由得癡了。他怔怔地站著,三根香燒到了盡頭,都化了灰燼,他還是一動不動地站著。

一幅幅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刻難為情的畫面在腦中在眼前在心上舒捲,合上書,就像關閉了過去,把書束之高閣,就像和過去做了決絕。塞上牛羊空許約,燭畔鬢雲有舊盟,既然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再好的記憶最終也會在時光的隧道裏消失。

金庸寫的最後一部是鹿鼎記,我最後看的也是此書,無論評價多麼高,我只是認為有趣,卻再也沒有心動的感覺。他寫累了封筆收山,我讀累了移情別戀,江湖再見,已是另一番模樣。我淪落翻版自製,卻從未對他的作品起心動念,因為那些文字裏有我的情長計短。

而我最愛的一部,不是射雕三部曲,也不是笑傲天龍超長篇,而是連城訣,這是一部符合善惡到頭終有報傳統觀念的小說,我更認為是作者拋開童話回歸現實的作品。我曾經替狄雲設想過許多人生發展,如果不去赴宴會怎麼樣,如果不救人會如何,如果沒有學會神功又如何,如果沒有破譯唐詩選輯又如何等等,這大概是我看諸多武俠小說,對一本書做過的唯一一件最無聊的事情。不是因為心中有愛,誰會在意有聊無聊呢?

此後數年,對金庸小說,我從未放棄,卻也從未親近,它照進我心,我沒有直面的勇氣。

也許有一天我還會再讀,青春和愛情也許都變成過眼雲煙,世事茫茫難自料,誰又會知道呢?

如今金庸離開凡塵的羈絆,但他筆下的俠士還留在俗世裏,不過遺憾的是,這個時代早已不是俠士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時代了。

很多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懷念金庸,紀念金庸,其實,無論什麼樣的文字,都是借金庸的酒杯,澆自己心中的塊壘,與其說是懷念金庸,不如說是懷念我們自己讀武俠的歲月,懷念那一段時光,懷念遺忘在某個小酒館裏的一場糊塗醉……

很多人喜歡神雕俠侶的結尾,楊過說的那句話「今番良晤,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

其實,人生是有諸多良晤,卻未必有那麼多豪興,生活繁冗紛遝而來,由不得豪興,但無論豪興在還是不在,每個人都終將在一場場一幕幕的聚散離合之中,走過人生。

至於說他日江湖相逢,能否杯酒言歡,借用呼延雲作品中的一句,就是:假如能夠再見,最好視而不見。

對某些書,對某些人,均可作如是觀。

2018年10月31日衣上征塵雜酒痕紀念金庸,更是紀念我自己並不如煙的往事。

後擬的標題出自朱淑真《元夜》,全詩如下:

火樹銀花觸目紅,
揭天鼓吹鬧春風。
新歡入手愁忙裏,
舊事驚心憶夢中。
但願暫成人繾綣,
不妨常任月朦朧。
賞燈那得工夫醉,
未必明年此會同。

《美篇》2018年11月1日)

匣劍終宵鳴未息──再憶金庸
茶本

倪匡有一個分辨小說好壞的標準,就是好看還是不好看,好看的就是好小說,不好看的就是不好的小說。乍一聽,真是簡單粗暴,但仔細一想,還真是很有道理,尤其更適合武俠小說。但什麼樣的才能劃入好看的呢?

一代武俠宗師金庸過世,又激起了全國人民對武俠小說大討論,這種自發的羣眾運動也是很多年沒有出現了。專業人士主要探討金庸的報業生涯和家國情懷,一手倚天,心懷廟堂之高,一手屠龍,縱橫江湖之遠;至於更多的普通讀者則更在意金庸的哪部書寫得最好,應該排在第一位,郭靖和喬峰究竟誰的武功高,黃蓉和趙敏誰更可愛,小昭和雙兒誰更適合做情人等等,俗世中人熱衷紅塵中事,誰都會有話說,在各個留言板插上一嘴,以自己的真理掌控辯論的方向盤,倘遇一言不合的,火氣暴躁者甚至想隔著螢幕插上一腿。

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說到一個金庸作品裏的人名,哪怕不是主角,也都有人知道,甚至說出這個人的前世今生,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其實根本不是襄陽城頭,不是絕情谷底,也不是鐵廳烈火,不是茶花滿路,而是你說一個名字,我知道是誰!

所以,真正的好看的武俠小說,是正能量提倡的以人為本,以主人公為本,每一個人物都紮根在讀者心中,每一個人都知道郭靖、胡斐、楊過、張無忌、狄雲等等那些人是虛構的,但每一個人都覺得那些人曾經在過去的歲月裏存在過,曾經活生生地在江湖中笑傲過。這就是倪匡所劃分的好看的小說的唯一標準!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說法,但我也會堅持我的意見。

同樣,說到天山七劍、白髮魔女、金世遺,我們知道是梁羽生的;說到小李飛刀、楚留香、陸小鳳、蕭十一郎,我們知道是古龍的;說到四大名捕,也知道是溫瑞安的,這些人物身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作者的烙印,就像父母不會認錯自己家的孩子一樣。

而我們認識最多的,是金庸家的孩子,無論漂亮的,還是難看的,也無論是有能耐成材的,還是沒有出息墮落的,甚至最普通的那個,我們也會認出。金庸武俠小說的魅力就在於此。

倪匡所說的好看,其實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曾經說過,藏書到最後,拼的不是內容,拼的只是封面是否好看,好看的小說,拼到最後,也是拼小說裏塑造的人物是否更被廣為熟知。倪匡雖然寫了上百部武俠小說,但估計讀者所知的,恐怕也僅是六指琴魔,所以倪匡不寫武俠小說了,自承既寫不過金庸,也寫不過古龍,但是,要提到衛斯理、原振俠、木蘭花等人,則又膾炙人口,倪匡以科幻小說一紙風行,棄武從幻,大放異彩,也是異數。

好看的標準,也不僅僅適用在武俠小說,可說是通俗小說世界裏的金科玉律,說賈寶玉林黛玉,那是紅樓夢,說宋江武松林沖,那是水滸傳,說劉備關羽張飛曹操諸葛亮,那是三國演義,說唐僧孫悟空豬八戒白骨精,那是西遊記,說薑子牙哪吒楊戩,那是封神演義,絕不會錯;甚至說基督山伯爵、說達達尼昂,那是大仲馬,說宮本武藏,那是吉川英治,說阪本龍馬,那是司馬遼太郎,那些世界名著,同樣也沒有例外,也就不用舉例了吧。

絕大多數紀念金庸的文字,都是梳理金庸的生平,或者說是光輝燦爛的一生,也有少數文字在探討金庸的武俠小說為什麼如此受歡迎,其實這個話題在金庸小說出現之時,就已經伴隨而來,所謂電影電視的推介,僅是錦上添花推波助瀾。

我個人認為,武俠小說本身就是讓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無法得到滿足的東西得到滿足,無法實現的願望得到實現。我們既要在生活中表現善良誠信等人類美德,又要時刻壓制貪婪殘忍等動物本性,讓人類自己都感到很為難,對那些好人,我們無法歌頌,對那些壞人,我們又無可奈何,所以,我們希望出現書中的大俠,對那些道德不能約束、法律不能制裁的人給以懲治,所謂大俠,無非也是倚仗自身能力行俠仗義鋤強扶弱,游走在道德和法律邊緣的人而已。

就算金庸沒有遠去,他也早已封筆,但他塑造的無數人物,都永遠活在讀者心中,就像金庸一樣,也同樣永遠活在讀者心中,金庸的魅力在此,武俠小說的魅力也在此。

標題出自褚問鵑《憶江南》五闋中的最後一闋:

同仇意,何以慰英靈?匣劍終宵鳴未息,莫教辜負等閒身。肝膽憶輪囷。

《美篇》2018年11月4日)

謝謝金庸,豐富我青春歲月的浪漫夢想
廖志峯(允晨文化發行人)


打開預購的書才知道,我買的《笑傲江湖》其實就是已讀過《獨孤九劍》。

我讀武俠小說很早,約略國中時期開始,從古龍的《絕代雙驕》改編成電視劇起,就一路追着古龍的所有作品讀,間雜着臥龍生,諸葛青雲,柳殘陽,東方玉等人的作品。讀到金庸的作品其實是必然的,只是那時以為自己讀的是司馬翎,但印象不深,像是《小白龍》、《懺情記》、《獨孤九劍》這些作品,書名普通,讀時的情感也一般。等到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先生開始在報紙大幅刊登金庸全集的預售廣告,重新編輯推出,讓人十分心動,一個金庸狂潮就此風起雲湧,當時的兩大報副刊也分別刊登《倚天屠龍記》和《連城訣》的書摘(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套原本重新編制的書,讓書的分量,內裏和厚度,瞬間拔高了,提到殿堂般的地位,把其他的武俠作家遠遠地隔開了位置;古龍例外,古龍有另一個位置。我不曾想過躲在棉被裏或租書店偷偷看着的武俠小說,有一天會這樣大幅刊登廣告,大搖大擺地走入每個家庭,機關團體和圖書館裏。從這則廣告起,金庸的武俠俠小說就像當時盛極一時的錦繡出版社所出版中國系列圖書,深入家庭之中,家中裝潢氣派的書櫃不再空泛,有一陣子,書櫃的確取代了酒櫃。

看了廣告的我,也去劃撥了,但拿到預購的書,卻經過一番小奮鬥。書劃撥了很久,卻一直沒收到,打電話去問才知書早就寄出,於是趁着父母不在家時,在家翻箱倒櫃找了起來,最後在父母親的牀下找到一包形跡可疑的包裹,警總原來無處不在。我打開預購的書才知道,我買的《笑傲江湖》其實就是已讀過《獨孤九劍》,就像《小白龍》是《鹿鼎記》,《懺情記》是《倚天屠龍記》,搞甚麼啊。我聽到金庸的名字差不多也在同一時候,高一暑假在一間五金工廠打工,工廠放着收音機裏流出的音樂,下午的時段會有一段說書,我一開始沒認真聽,後來才發現主持人用台語唸的內容竟然是金庸的作品,《射雕英雄傳》,有一天聽到男主持人捏着嗓子模擬少女黃蓉的聲音,叫着「靖哥哥」「靖哥哥」時很想笑,天啊!這是怎樣的黃蓉。而且,你很難想像一個來自遙遠朝代的北方故事,在南方的島嶼以台語播送。

我其實很高興很遲才讀到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金庸之後,我不再看武俠小說了,他形成一種標竿,拉出了標高,就閱讀的情感上來說,你被養大的胃口很難超越,就好像寫了《達文西密碼》的丹.布朗,養大了你的胃口,之後,你所看的每一本,就會以這本為標的,然後發現沒有更精彩的了,類型的極致,你開始慢慢離開這個作家。從這個角度看,《鹿鼎記》之後,告別金庸是必然的,但從來也沒離開過,他小說中所創作無數的主角,不管性情、形象,有血有肉,讓人深深地移入,同情,情感隨之跌宕起伏,難以自已;而這些早已深深烙印在心版中。或許對早年以林歡筆名創作電影劇本的金庸來說,寫起這些武俠故事,駕馭故事和讀者的情感,本就不是難事。

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作品是《笑傲江湖》,喜歡主角的深情和瀟灑,喜歡他自在又落拓的個性,喜歡那有所師承卻又不墨守成規,揮灑自如的劍法,我真希望我自己是他。但在所有作品之中,《天龍八部》更是神作,它超出了武俠小說制式敘述的窠臼,以三條線,三個主角,等量敘述,又交互穿插,有如進入大觀世界,滿奇花異卉,各自精彩,讓人目不暇給。書中人物的形塑,不管男女老少,多樣生動,雜揉豐富的歷史文化文本,我想這真是頂峰了,接下來,可能要寫到外太空去了。

作為報業家和政論家的武俠小說家金庸,把政治人物寫入每天的連載小說中,也開了武俠小說的書寫新局,成了先行者,不過,這或許也有來自《西遊記》或《紅樓夢》的文學傳承。一代大俠過世了,照理我應該感傷,不過,我卻感覺他只是飄然遠去,並在華山頂上,插着一柄古劍,劍穗隨風飄揚,獨立天地蒼茫,昭示着永遠的大俠風範。

《鏡週刊》2018年11月1日)

奧克蘭的金庸
傅月庵

初版本《天龍八部》書影。

年輕氣盛,搜書當成打獵,去到哪裏總想逛舊書店,希望能找到些珍稀古怪的版本。也不是什麼「善本古籍」,也沒特別目的,就是愛逛愛看愛找,喜歡的、買得起的,統統帶回家,搞到母親老憂心追問:「買這麼多看得完嗎?留點當『某本』(娶妻本錢)吧!?」

那年,飄洋過海到花旗國西岸灣區,舊金山晃蕩數日,有名的電報街、北灘、華埠新舊中西書店都看過,遂動念到對岸奧克蘭走走,經驗告訴我:「海外華文書店大有可觀!」原因是買者有限,識者不多,很多罕本都成了庫存堆在架上。此回在新華書店找到「魯迅百年誕辰紀念」限量發行的覆刻本魯迅《引玉集》即是一例。

相較舊金山,奧克蘭華埠似乎蕭索稀微許多,街闊人稀,冷風時起,幾個塑膠袋在風中飛呀飛。繞街三匝,一間書店也看不到,「我記得有,好像在這附近,小小的⋯⋯」友人邊開邊碎碎念,又繞過一區,還是沒有。「那裏有一間!」另一友人眼尖,指着遠處鐵門半掩的小店,「關門了?」「管他,看了再說。」彎腰進了門,原來是家生意清淡的租書店。老闆開亮燈,要我們自己看,邊看邊聽他抱怨:「大家都看電視不看書了,以前生意好啊,新書到了,一通電話馬上來拿,倪匡啊、瓊瑤啊、三毛啊,尤其金庸,排隊排很長,還要吵架啊⋯⋯」

架上書不少,卻泰半老舊,有些更翻得破爛了。言情、偵探、武俠,偶爾插幾本皇冠版張愛玲、司馬中原、章君穀、朱羽⋯⋯。「也可以買啦,很便宜,沒人接手,我想關門大吉了。」老闆繼續說。然後,我便在書架最角落處看到那套《天龍八部》,小本一大摞,鄺拾記,彩色封面,樸素可喜的插圖本。翻翻封底版權頁,心中大喜,急忙問:「老闆,這個賣嗎?」「賣啊,怎麼不賣?現在沒人租這種薄本,都要大的,按本計價嘛~這套賠錢貨沒幾人租過⋯⋯」

於是花了10塊美元買到一套最早結集印成書的金庸《天龍八部》,真正初版本!回家路上,翻了又翻,夜裏,跟友人激聊金庸,從射鵰三部曲一直說到《鹿鼎記》;從小龍女的「矯情」講到陳家洛的「假仙」,講到最後,兩位不支去睡了,獨剩我一人翻翻讀讀那套《天龍八部》。翻着讀着,眼前竟彷彿看到1970年代華埠熟食鋪後的一盞小燈下,穿着髒汙白廚衣,叼着菸,邊顧着燒鴨烤爐邊翻看租來的薄本金庸,長相酷似小馬哥,一句英語不會卻很認真很樂觀的粵籍跳機男子⋯⋯。

幾天後,告別返家,臨行我堅持把書送給友人,不僅她也愛這版本而不言,更重要的,這書似乎更適合留在這裏。帶到台灣,怕水土不服了。

世緣流轉,金庸云逝。想起這往事,跟友人聊起,隔着太平洋,她寄了一張「奧克蘭的金庸」書影給我。「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有華人處就有金庸」,信然。

《讀.書.人》2018年11月7日)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各家評金庸︰吳靄儀、安徒、劉進圖、洛楓、霍驚覺、盧斯達、李怡、蘇賡哲

從「四大金庸小說」探索兩個查良鏞
吳靄儀


1967年1月24日《明報》社評

從小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到年長,不知看過凡幾十遍甚至百遍,金庸筆下創造的那個奇幻而又文化色彩濃厚的世界,為我這一代人提供了豐富無比的精神食糧。但我並不崇拜金庸。事實上,談論金庸小說,最令人煩厭的,就是那些排山倒海的吹捧文章,而這些文章,不幸又影響金庸對自己作品的看法和不住的修飾和演繹,以致破壞了原著的真面目。我始終認為,有瑕疵的真,遠勝於完美的假。

文學的金庸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每天在報上連載寫成的,初時在《新晚報》、《香港商報》,創辦《明報》之後,就在《明報》連載,主要目標當然是為吸引廣大讀者,內容與風格,也自然需生動有趣而且能製造懸疑,吸引讀者一天一天的追看。這個方式無疑有其限制,但無損真正有天才的作品的質素,許多世界名著都是這樣寫成的。到了結集成書,有機會從頭至尾翻閱,總會修改一番,盡量減少前後矛盾等毛病,令讀者看得暢順一點,但要將原著改頭換面,大肆修改,效果卻未必理想。

一般來說,我認為金庸小說舊版勝於新版,最顯著的例子是改動得最大的《射鵰英雄傳》。金庸以加強結構及刪減枝節為理由,刪掉了南琴的故事,將這個人物與穆念慈合併為一,連帶刪去了血鳥、蛙蛇大戰等離奇場面。我不贊同,不單是因為南琴這個人物和故事寫得極好,刪掉了太可惜,而是從文學角度,南琴的遭遇與黃蓉的對比,加深了小說的層次。將南琴被楊康姦污成孕的故事,移接到穆念慈身上,破壞了穆念慈這個人物的個性完整,破壞了穆念慈與楊康戀情的淒迷,還換掉了楊過的親生媽媽!

修改為了更高雅?


《射鵰》的修改,還有很多我認為是畫蛇添足的地方,例如將黃蓉燒給洪七公吃的菜變得更風雅、添了曲靈風隱居牛家村的楔子等等。但我最大的反感是,金庸要將自己的小說,不只《射鵰》,改寫和包裝得更高深博雅,刻意刪除可能被視為庸俗無聊的部分,將整套金庸小說全集變得更高格調,是為了配合那些吹捧文章力求把金庸小說提升至殿堂文學的地位,令其更符合金庸建立了的文化及社會地位。原本的金庸小說,已能令金庸的地位在創作文學上並世無雙,何必刻意改變自己去追求某些權威的認許?

我無意低估查先生的社會文化地位,事實上他創辦《明報周刊》,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創辦《明報月刊》,敢言無懼,得到了香港知識分子的尊重推許與認同,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不認為金庸需要改變自己的原著去配合他的與日俱升的社會地位。舉世稱雄的大文豪莎士比亞從來不需要刪掉他的戲劇裏的粗言穢語和低俗笑話。高級知識的口味不限於高深博雅的作品。眾所周知,大哲學家羅素,是雅嘉莎.基利絲汀偵探小說的忠實讀者,誰也不相信這些精采絕倫的偵探小說要爭取文學地位。我認為,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在於它的真;雅與俗,任何格式,感動我們的也是真誠,愈是為觀念、品味正確而修改,就愈會削減原著的真,改得多完美也不能彌補。

政治的金庸


1986年,我在《明報》辦事,每天在副刊發表論金庸小說的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旨在娛樂讀者,也在提出自己對金庸小說的不同體會和批評,寫到後來,漸漸變得認真甚至沉重,那是受了當時香港局勢的影響。1981年至84年,中英談判期間,《明報》發表了多篇由查良鏞親自執筆,很有分量的社評。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中共正式展開了草擬基本法的工程,而查先生是受委任為起草委員會的港方委員之一,他的參與直接影響到香港九七後的前途以及過渡時期的香港狀況,他的個人觀點和決斷,就成了左右大局的因素,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表露的思想,也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其實十分自然。例如《笑傲江湖》就普遍被認為是隱喻文革的政治小說,其中東方不敗是影射毛澤東。但從廣義的政治,我看的是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的人,在亂世之中如何面對自己的個人理想與責任。金庸從1955年開始寫武俠小說,直至1970年左右共十五年,然後從頭修訂,又費了十年工夫,至1980年完工。這個年代,中國內地經歷了重大的變化,旅港的文人大多對政治噤若寒蟬,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有很深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強烈地流露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1995年10月25日,同為基本法起草委員的查良鏞跟雷潔瓊和周南聚首一堂,從各人笑容可知感情熟稔。(中新社)

我在結束整個金庸評論系列的部分,介紹了我挑選的「四大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從這四大小說,可以看到金庸的政治觀的發展。我認為這個發展,是從單純到複雜,同時也是從樂觀走向悲觀。

《射鵰英雄傳》是以漢人的宋朝為中心,是個外族入侵、朝廷積弱的局面,英雄俠士的責任就是拚死保衞國土百姓,雖然最後犧牲也是值得的。

在《天龍八部》,漢族王朝已不再是中心,天下四分五裂,多民族的局面,忠奸正邪已變得隨身份觀點而異,蓋世英雄如喬峰,也逃避不過這個命運,最後天地之大,無容身處。世間災難無了期,只能在佛法的慈悲裏尋求個人的解脫。

《笑傲江湖》沒有朝代歷史背景,主題是政治鬥爭,再沒有救世的英雄;武林泰斗,不是野心家就是偽君子,真正的性情中人,最後只有拋棄社會一途。但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也是金庸小說中最高貴的道德典範,他的道德情操,表現於他在正邪善惡、真誠與虛假之間良知的抉擇。

我的結論是,比起《鹿鼎記》,《笑傲江湖》的政治觀還要顯得單純而天真,因為政治這個骯髒的問題,不會因個人退隱而消失。只要有人統治,這人就要面對複雜的政治問題,他不能靠武功、理想、個人品德去解決問題。

英雄可以殺身成仁,但統治者卻要盡力維持長治久安。

我說:「表面上,《鹿鼎記》表揚了康熙的成功有為,但這部小說的悲觀,是道出世上原無乾淨的成功,理想必須屈服於現實之下,要得到積極的成就,就必須懂得妥協。到此,金庸從政,也差不多是時候了。」

金庸的死結

查良鏞政治的死結,在於他無法接受民主。他推許人權、自由、法治,主張中國收回主權、成立特區、港人治港,但他深信不能在香港實施民主政治。他在1984年1月9 日《明報》的社評說: 因為實施民主政治,會令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他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是以協商方式,產生各行各業的議會代表,然後再由議會代表協商,推舉「市長」。

我要討論的不是究竟這個政制行不行得通,而是在這樣的構想之下,有分量的文化人如金庸所扮演的角色。這個角色,不是英雄俠士的角色,而是幕僚、說客、甚至「國師」的角色,向當權者提意見,力求這些意見得到接納、實施,從而對施政有良好的效果。

然而,這個角色的先決條件是要找到一位英明的領導人,然後爭取這位領導人的信任和重用。世上沒有道德完美的統治者,《鹿鼎記》把康熙寫得那麼英明偉大,也不隱瞞他必須用奸詐而殘忍的手段,而要爭取他的信任,可能就難免要做韋小寶那樣的人。跟皇帝做朋友不是那麼容易的,未當權之際可以做朋友,但要懂得分寸,說話要中聽,知道最終也是主子跟奴才的關係,而到了最後,即使機智世故如韋小寶也吃不消,只能認輸:「老子不幹了!」

查良鏞的角色遠遠不是韋小寶,他得的尊敬,和地位的尊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韋小寶這個角色,勾劃出極權下領導人的諍友最終可能所處的位置,而在過程中,遠遠在抵達最終位置之前,變化已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發生。我們可以看到,金庸在修訂新版《鹿鼎記》的過程中,甚至在其後的評論解讀,把韋小寶寫得愈來愈容易接受,甚至可愛,在文學上在政治觀上都令人遺憾。

在政治觀上,美化韋小寶的角色是不道德的,寫實就是寫實,即使出於政治需要有時要作出違反原則的事情,也不必將它說成無傷大雅,甚至值得欣賞。

從文學上,我更加認為美化韋小寶是敗筆。雖然基於主觀理由我最不喜歡《鹿鼎記》,但我認為這是金庸最成熟,寫得最好的作品。這是金庸突破自己之作,初出版的時候引起了「金庸迷」極大的爭議,正因為韋小寶一反金庸主角的常態,是個低俗粗鄙的小人。但金庸俠士已寫到盡頭,《鹿鼎記》是一部諷世小說,所以主人公恰如其分,也是個市井之徒。《鹿鼎記》寫得好,因為它熱鬧、有趣、從反諷的角度看傳統的仁人俠士的世界。它的成功,在於它的疏離、玩世和嬉笑怒罵,視禁地如無物。但一旦對某些人物變得認真甚至認同,小說便不再疏離了,變成宣揚新的道德標準,為之辯護,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結論


金庸在香港文學政治與文化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無人能質疑。無可否認,他的某些政治立場與做法備受爭議,但他的小說為一整代人帶來了無可比擬的啟發和享受,塑造了一整代人的思想與民族文化認同,金庸,或查良鏞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也不能抹殺這些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為此我們應衷心感謝。

《明周文化》2018年10月31日)

金庸.查良鏞 1924-2018
文︰吳靄儀 編輯︰馮少榮


1988年11月30日,反對雙查方案的學生到明報大廈外焚燒《明報》報章副本表達抗議。(資料圖片)

查良鏞(金庸)一生兩大成就,一是1955至1970年著作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有華人處有金庸」,風靡散居全球各地幾代人;一是1959年創辦了《明報》,在歷史關頭主導輿論。

金庸小說的讀者遍及社會各階層,令「金庸」成為神話,亦增強了《明報》在廣大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在1967年反抗暴動、在文革狂潮席捲大陸時創辦《明報月刊》立意維護中國文化承傳、在中英談判期間發表大量社評投入討論,表達意見,為《明報》贏得「香港知識分子的報紙」的美譽。

查先生抱負宏遠。然而無論在小說領域或政治範疇,他的成就都有不能掩蓋的缺陷,而身後論功過,也就不是三言兩語或一片歌頌讚揚所能道盡。

我從小愛看武俠小說,金庸小說全部看到爛熟。1982年間與查先生相識也是由此起。當時查先生是廉政公署一個社區諮詢委員會的召集人,據他憶述,一次會議上談論盧景文改編自《天龍八部》的一齣舞台劇,我發表了一些意見,令查先生詫異為何我對金庸小說那麼熟悉。後來,我去了劍橋念法律,寒假回港,他就託董橋約會午飯,表示有意邀請我到明報工作。1984年初夏,中英談判接近尾聲,我放下學業告假回港一年,就在明報兼職,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返回劍橋,至1986年完成學業回港,全職在明報工作,至1990年辭職。那段日子,是《明報》改革的重要時期,更是爭奪香港政治前途風起雲湧的重大階段﹕港府展開代議政制改革、民主派政治團體應運而生、北京展開基本法草擬工程,然後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然後1990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都在這段日子裏發生。我離開明報之後一年,明報上市。再過兩年,查先生出售明報給于品海集團。很多我任職時的同事仍留在明報,但除了有重大事故,我與明報的接觸已經很少,與查先生亦沒有保持聯絡了。

金庸武俠世界的理想主義

金庸的武俠小說令人迷醉,固然因為情節引人入勝而人物多姿多采,金庸的文筆流暢優美,讓讀者如置身現場,但同時金庸小說為懷念及渴慕中國傳統文化的讀者,創造了一個充滿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浪漫理想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英雄俠士,有情有義,為國為民,表達了中國人崇高的道德精神。江湖風波險惡,但江湖規矩秩序鮮明;強權武力不是一切,最終邪不勝正,縱然在鬥爭過程中不幸犧牲,犧牲也有價值。在戰後流徙的中國人族群中,金庸小說大大滿足了不少人超越政治的民族文化認同。

從《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到《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金庸小說的理想主義和民族主義是相對清晰而單純的。寫於1963年的《天龍八部》充滿佛家憐憫眾生的出世觀,什麼是對國家民族的忠誠,大英雄喬峰的下場提供了希臘悲劇式的答案。1967年,文革陰影籠罩下寫成的《笑傲江湖》,查先生承認是一部「政治小說」,但其實寫的是權力鬥爭多於政治鬥爭,以東方不敗影射毛澤東、日月神教影射共產黨,並不影響本書的性質。《笑傲江湖》基本上仍是一脈相承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真正有道德原則的君子如令狐沖,不能改變骯髒的派系權鬥,只能飄然退隱,獨善其身。

真正走向「政治小說」的是《鹿鼎記》。金庸自己的解釋是他要求自己的寫作經常創新,這是絕對可信的。英雄俠義寫到盡頭,改變風格改寫歷史諷刺小說,武林百態亦是諷刺對象,韋小寶無疑是精采絕倫的創作。後來查先生不住美化這個角色爭取公眾接受,實在令人遺憾。《鹿鼎記》是一部大英雄與小流氓的故事,只不過其中的大英雄不是什麼武林大俠而是「明君」康熙。書中的大俠縱有高尚情操,都是空添擾攘,無助挽救蒼生苦難,唯有為國為民的明君才能令國泰民安,四海昇平。在這個制度之下,小流氓奉承大明君比大俠士反清復明更有價值。金庸一反過去風格和宣揚的道德倫理,無怪長期讀者即時激烈反對。要過得20多年,社會變化,查先生再三解說,韋小寶終於不但廣為接受,甚至成了香港人的偶像。

其實,骨子裏,《鹿鼎記》仍然是理想主義﹕康熙不無缺陷,但無減他的明君魅力,寄望「明君」,也是傳統中國思想的核心理念。

查良鏞的政治是非常現實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理想主義的,查良鏞的政治則是非常現實。最直接的矛盾是關於民主制度。1975年金庸寫成《袁崇煥傳》作為《碧血劍》的補篇,因為袁崇煥才是真正的主角,也是民族大英雄。金庸認為袁崇煥被凌遲處死,不是由於崇禎的一時被蒙蔽,而是兩人的性格衝突注定如此,而一天沒有民主制度,赤膽忠肝衛國保民的大英雄就一天會有此下場。但《明報》的查良鏞極力反對香港實行民主,立場從來沒有改變過。

最清楚的論述見於1984年1月9日,題為〈能不能實施民主政治?〉的社評。他反對實施民主的基本理由是,香港如果實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社評指出香港不少講師、專業人士、學生、作家、活動家嚮往民主,以為民主前途大好,但「我們的看法卻頗為現實,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即今後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無可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為條件不具備……現實是﹕香港不是獨立國家,並無真正的自主權,當對中國能作出重大而積極的貢獻時,中國可以容忍我們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但當我們成為中國的負累時,中國必定不可能長期容忍,勢必會結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種『特別而無益』的行政狀態。」因此,社評主張由各行各業互推代表組成立法議會,再由立法會選舉「市長」,相信這種制度才能長期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生活方式。

查先生在1981年獲愛看金庸小說的鄧小平熱情接見,由此對中國共產黨的開明路線信心大增;這是事實。但我對於林林總總「反共」、「投共」、六四之後又「反共」,後來又「投共」的說法很有保留。查先生自始至終不信任民主,真正相信民主政治對香港有害無益,上述社評是他堅決的看法,而這個看法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認同。他再三強調,民主作為理想是可以的,現實就不可能。現實政治只容許我們盡力以配合當權者的利益的方法爭取生存空間,所以碰上鄧小平這位走開明路線的領導人,就更值得全力支持。查先生曾經說過,共產黨統治之下,中國大陸起碼穩定;推翻了共產黨,誰可保證取而代之的政權會比它做得更好?動盪比專制可怕,這是查先生深信不疑的理念。

從不信民主 查先生有盲點

查先生的盲點是,他在一篇又一篇社評中極力推薦的香港「八大支柱」——自由、法治、穩定、繁榮——作為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必要條件,又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大量印行附錄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英聯合聲明雙語文本,以為沒有民主制度,只要遵守人權公約便可以保持自由、法治,這是個根本性的錯誤,今天我們知道,沒有民主,法治難以持久。但聰明如查先生卻沒有認真思考過。

1985年,查先生受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1988年11月,他與大商家查濟民聯名提出了極其保守的「雙查方案」長期押後行政長官普選,令民主派大大失望,大學生到明報大廈怒焚方案抗議。至少對我來說,最大問題還不在方案是否過分保守,不在於查先生是否忽然「投共」,而在聯名提案的背後原因是查先生以為得到可靠的北京消息,欽點這個模式為符合中央的意願,會得到通過,成功「協調」了保守派和民主派。這種掩人耳目的表面獨立而背後配合,我認為是不榮譽的行為,背棄《明報》應表現的風骨。查先生完全沒有料到公眾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感到他的好意被人誤解,寫了很多篇文章解釋,但畢竟已不能挽回公眾對《明報》的觀感了。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明報》的立場已是十分飄忽,查先生極度重視與北京的友好關係,時時提起《明報》是唯一一份可以進入大陸、直達國家領導高層的香港報章,能對他們有影響作用。他十分在意若《明報》立場「過激」,會令我們失去這個特權。這個情况,在八九民運時猝然改變。《明報》支持學生,全天候守着北京的消息,大篇幅報道,並且越過封鎖,將香港各大報章的報道,天天傳真送達大陸各處。6月初的一個午夜,查先生親身到9樓編輯部跟我們商量,要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我們可說是如釋重負。他的辭任,得到香港人的敬重,一起辭職的還有李柱銘和司徒華。《明報》又與民主派站在一起。

但正如「雙查方案」並非「投共」,辭去草委職務也非「反共」。六四屠城,證實是鄧小平下令開槍之後,查先生公開表示他不能再信任鄧小平了。但是對於香港不能實行民主、必須尋求與配合中國利益求全的信念沒有改變。1992年2月25日,他在《明報》發表中英對照的特稿,題為〈香港和中國﹕一九九七及其後五年〉,再次警告香港人不要追求民主﹕「任何民主要求都會威脅到那些領導人的權力。要求民主在中國成了瀰天大罪,正如從前有人膽敢挑戰皇帝權力、覬覦皇位一樣。」

如果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

所以,說查良鏞努力為香港爭取普選是完全錯誤的。查先生從頭到尾都反對爭取民主,警告人這對香港大大不利。他分析共產黨政權的說話,今日重看,正確之極,令人凛然。幾十年來,中共沒有進步。無論夾雜了多少複雜的動機意圖,可以相信,他的警告是出自真心的。

事實分析儘管如此,但行動策略不是必須如此。歷史固然沒有「如果」,但當年正是香港人決心爭取唯一可以抗拒「兩制」消失、保障自由和法治的民主制度之際,如果查良鏞的《明報》站在民主世代的一邊,共同智取力敵,誰知歷史不會改寫?「知其不可而為之」,不也是歷史偉大的精神嗎?明報人最痛,就是在最激戰的關頭,《明報》不與香港市民大眾站在一起。

我記得,當年大陸要在大亞灣建核電廠,查先生指揮《明報》堅决反對,因為威脅香港安全。他連連親筆寫社評奮力抨擊設廠計劃,有人問他,假如反對不成功怎麼辦?《明報》豈非碰一鼻子灰?查先生即時回應﹕失敗就失敗好了!為香港應要做的就要做,不計成敗。這不也是查良鏞精神麼?

不念江湖豪傑 念點破執迷老僧

見盡歷史變遷,查先生對身後褒貶應看得很淡了,然而他在世之日,令我最迷惑的卻是為何他那麼在意世俗的認可?無論是否列為「文學」,金庸小說已是並世無雙;無論有沒有名學府頒以名譽學位虛銜,他的博學多才已有目共睹;無論有沒有權貴引為知己委以重任,查良鏞的地位已不能從歷史抹去。一切歸於沉寂,我想念的不是笑傲江湖的英雄豪傑,而是那名看守藏經閣等候點破執迷,超度冤孽的無名老僧。

《明報》2018年11月4日)

笑傲江湖,江湖尚在?
文︰安徒 編輯︰何敏慧

(明報製圖)

查良鏞日前離世,引起熱議。

惋惜者悼香港失去武俠小說奇才,批評者着眼於查氏之保守政見。

評價可謂南轅北轍,恍似有兩位查良鏞。

但其實,查良鏞具有三重身分:一為武俠小說作家、一為報人、一為政治人物。

以武俠小說作家知名的是「金庸」,世界上很多華人首先是透過接觸金庸武俠小說,或者相關的一系列武俠文化產品,包括電視、電影、漫畫等,才知道有金庸這位作者。這些來自大陸、台灣及海外的金庸小說迷,當中有些甚至寫過金庸小說的文學評論,也不一定認識查良鏞這個「政治報人」。只有長居於香港的香港人才會有機會認識這位《明報》社評的長期主筆,以及對香港政治曾經有深遠影響的查良鏞。他以政治人物出現的時候,其實已經封筆不再寫武俠小說,但留下的影響卻一點不亞於身為小說作家的金庸。

其反民主強辯助建制派30年

筆者有幸在中英談判前後讀大學,在還沒有機會成為金庸小說迷之前,首先已是《明報》社評的忠實讀者,對《明報》社評曾經在六七暴動和文革期間堅定的「批判中共」立場印象猶深。不過在八十年代初,《明報》社評已經慢慢修正為擁護鄧小平的改革派。可是當時的大學生,卻更關心魏京生對鄧小平將會成為新獨裁者的批判,並且頗為一廂情願地,期待《基本法》可以給未來的香港特區,可以為她「後殖民」的未來開放民主發展的契機。所以,大學生並不那麼喜歡《明報》,因為《明報》縱然較有編輯水準,也不屬傳統的左右兩派,但隨着香港前途問題的變化,社評已逐漸變成一個保守派言論的平台,矛頭不時直指還在幼芽階段的民主派。

其實,作為政論寫手的查良鏞,一點都不比武俠小說作家的金庸弱。他在強辯「古往今來,從無一個國家曾以普及的直接選舉選出行政長官」(〈沒有一國的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1988.11.25)時所用上的歪理,是千言萬語、連篇累牘地來,令人招架不住。三十年來這些論據已經成了「經典」,建制派反覆吟誦,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沒有一天不是和這套查氏反民主論的幽靈打架。

他所總結出的「主流方案」,倡議以「大選舉團」方式選出特首,今天已成現實,但公告當日尚會引起全城嘩然,反對者遍及各界人士與團體:當中包括民建聯的程介南、工聯會的鄭耀棠、還在《明報》任職的吳靄儀、港大學生會前會長張家敏,還有人大代表廖瑤珠,以及當時聲色俱厲的譚惠珠。她說:「如果等到九七後三十年才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這太保守了,我不能接受。」(見冷夏《金庸傳》)

可見,當天雖然「民主派」動員不了多少羣眾,但搶着要用支持民主訴求來作裝點的各門各派還是不少。能夠用妙筆把江湖描寫得淋漓盡致的查氏,以知識分子報人身分問政,卻扮演了本土最保守一翼的代言人。今日回想起來,還是令人擲筆三嘆。

倡議遭更保守的保守派修訂

這場發生在一九八八年末,香港體制內爭取民主政制最關鍵,影響最深遠的一役,最後演變為數十名大學生在報社前火燒《明報》抗議,民主派的絕食和遊行,以及派代表赴廣州遞交十五萬人要求全民投票的簽名。請願被拒絕是意料中事,等同宣布「民主回歸」提前夭折。以「雙查」為號的主流方案被草委內更保守的保守派再修訂,為政制發展設下重重關卡。查良鏞大選舉團的建議,尚有第二或三屆以「全民投票」決定接着下來如何落實普選的成分,但隨後卻被更保守派拿走。李柱銘今天竟然緬懷查氏也曾扮演「半個民主派」的角色,聽起來還是覺得帶點諷刺。

可是,畢竟方案是以查良鏞帶頭敲定的,他自然也被視為香港保守政制的設計師,一度也盛傳他將會是未來的特首人選。可是未幾,一九八九年初北京就爆發了民主運動,五月李鵬宣布戒嚴,查良鏞立即辭任草委,《明報》社論讚揚學生運動,查良鏞暫時沒有再以「反民主論者」的形象出現。民主派抗議的「雙查」方案只有幾百市民參與遊行,但北京民運一起,卻有數以百萬人計的人上街,焦點從此再也沒有集中在查氏身上。人們只會在武俠小說和電影上記起作者是金庸。隨後的九十年代,也是金庸小說在大陸風行的年代。

查氏政治身分 大陸文化界沒興趣

在那個國度,金庸不單只是作家,也搖身一變為「學者」,甚至在浙江大學當過人文學院院長以及博士導師。他也曾赴牛津大學遊學,但回來後卻向記者聲稱發覺自己不適合學術工作。不過,這一切都不減金庸小說在大陸成為熱議的對象,皆因為金庸武俠小說既非大陸一般所接受的文學正統,也是「香港地區」的文化象徵。所以,無論是褒揚還是劣評金庸小說,都間接成大陸文化界對香港文化表達其不同取態的媒介,但不管是哪一種立場,共通點就是對金庸背後的真身(作為報人、政治人)的查良鏞,沒有興趣。香港方面,文化界雖然少有介入內地這些爭論,但香港的文化工業,也仍樂此不疲地繼續以金庸武俠小說作為「本地的」文化創作資源。當然,經過重重改編和演繹的金庸武俠作品(主要是電影)還有多少是「忠於」金庸「原著」「原意」,乃是另一個問題。

嶺大曾經有一位研究生陳碩以〈經典製造〉為題寫過一篇碩士論文,比較兩岸三地如何對金庸作品加以「典律化」的狀况,發現只有大陸和台灣熱中於把金庸塑造成具「文學地位」的「經典作家」,香港雖然仍是金庸小說的重要市場,但對於把金庸作品學術化和納入文學體制卻不大熱中。只有金庸本人汲汲於修訂自己的作品,不單要讓它們具有文學分量,更加要渴慕要成為地位神聖的「歷史小說」,擺脫它們作為報章連載的通俗文學的出身。

與港人同成長的「化外」文化

武俠小說始源於游俠文化,在法律蕩然、正義稀缺的時代,以想像的方式滿足人們對公道的渴求,夢想「俠客」可以訴諸私人武力來維護某種低度的正義。但一向以服務朝廷為目的的士大夫階層,對武俠文化大都輕視和排斥,甚至施行查禁,以為這些天馬行空,鼓吹神怪與暴力的作品難登大雅之堂,而且危險及不健康。所以,「江湖—武俠」一直是一種帶顛覆性的「化外」文化。武俠小說的讀者能夠享受的其實是一種「化外」想像的愉悅。

可是,擱了筆的金庸,無論是其政治活動還是退出了政治江湖後所展露的,其實都是「回歸」正溯,尋求體制承認其地位,換句話說就是「自願招安」,自然使其粉絲產生失落和尷尬。香港人長期浸浴過在武俠文化,也不自覺地與金庸式政治話語遺產糾纏,今天值得反思的,既是究竟能否區分金庸與查良鏞的問題,也是與香港一同成長的「化外」文化,究竟還可以往何處去?

與金庸的「經典化」一起到來的不是武俠小說的盛世,而是武俠小說自金庸而絕的憂慮。這個又是否一個關於香港的武俠(歷史的?)小說的題材?

《明報》2018年11月4日)

憶金庸:獨裁乃中國災難根源
劉進圖

查良鏞先生離世,所有金庸迷都痛心懷念,只能藉着重溫他的作品,稍抒胸臆。我從小看金庸小說長大,由此培養出對中文寫作的興趣,後來投身新聞行業,有幸加入查先生創辦的《明報》,一晃眼便20多年,可說與查先生的文字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得悉查先生仙遊,心情波動不已,唯有重溫他的舊作,從中稍得慰藉。

《袁崇煥評傳》道德境界最高

個人認為,查先生的作品中,道德境界最高、時代氣息最厚的一部,並不是那15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而是附錄於小說《碧血劍》書末、寫於1975年中的《袁崇煥評傳》。這部短篇著作解開了一個歷史謎團:為何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冤枉忠臣,錯殺大將袁崇煥,自毁長城斷送江山。

金庸指出:「崇禎所以殺袁崇煥,並不只是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那麼簡單……崇禎於十二月初一將袁崇煥下獄,到明年八月十六才處死,中間有八個半月時間深思熟慮。他曾幾次想放了袁崇煥,要他再去守遼,因此有『守遼非蠻子不可』的話,從宮中傳到外朝來。既然有這樣的話,當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極的反間計。」

「然而為什麼終於殺了他?顯然,崇禎不肯認錯,不肯承認當時誤中反間計的愚蠢。殺袁崇煥,並不是心中真的懷疑他叛逆,只不過要隱瞞自己的愚蠢。以永遠的卑鄙來掩飾一時的愚蠢!」

「只要專制獨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運氣。袁崇煥和億萬中國人民運氣不好,遇上了崇禎。崇禎運氣不好,做上了皇帝。他倉皇出宮那一晚,提起劍來向女兒長平公主斬落時,淒然說道:『你為什麼生在我家?』正是說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齡,都不配做掌握全國軍政大權的皇帝。歸根結底,是專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民。」

「袁崇煥死後二百三十六年,那時清朝也已腐爛得不可收拾了,在離開袁崇煥家鄉不遠的地方,誕生了孫中山先生。他向中國人指明:必須由見識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幹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

「袁崇煥和崇禎的悲劇,明末中國億萬人民的悲劇,不會發生於一個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把決定千千萬萬人民生死禍福的大權交在一個人手裏,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一切災難的基本根源。過去我們不知道如何避免這種災難,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聖主賢君,這願望經常落空……孫中山先生不但說明了這個道理,更畢生為了剷除這個災禍根源而努力。」

「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為了人羣而獻出自己的一生……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歷史的道路。」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明報》2018年11月6日)

愛恨金庸的分裂閱讀
洛楓

這是我小時候儲存的明星小卡,全是TVB金庸武俠電視劇的角色造型!奇怪的是:祗有女角,沒有男角,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那年頭的TVB真好,會為劇集宣傳出版這種小冊子,裏面還有拉頁,非常壯觀!然後,又出版了劇集主題曲的專有唱片,有射雕、神雕和天龍八部,當然也收藏了!

【寫在前面】感謝《虛詞》上載我的金庸論述。這篇文章,沒有寫進去一個小故事:劉以鬯生前很不喜歡金庸,那是他仍然擔任《香港文學》總編的時候,自此我沒有再在他的面前提及金庸的作品;如今二人都先後仙遊了,一切江湖恩怨自當付諸水流……如果有人問我如何評價兩人的成就,我會說:1)金庸開拓的是類型小說,劉以鬯開拓的是小說類型,兩人的文學版圖比例很清晰!2)金庸作品給予遼闊的想像界面和閱讀快感,而劉以鬯卻建構了小說技法與時代的穿透力,就是這樣!

我是金庸的讀者,但不算書迷,因為我也看古龍和梁羽生的作品;我開過金庸武俠小說的專題課,但不是專家,因為有比我寫得透徹的學者,例如馬國明先生的碩士論文給我許多詮釋的啟發;我見過金庸,但沒有找他簽名或合照,因為書比人好得太多了!對於金庸的理解,是碎片的分裂,無法縫補許多解釋不清的事理!

第一當然是他的武俠小說,我全部看過和儲存,而且收藏的都是明河版,不是後來畫蛇添足的修改版。其實,我是先看TVB 改編的武俠電視劇,慢慢才讀原著,因此沒有太多人物與演員之間的落差——我的年代,黃蓉是翁美玲、郭靖是黃日華、楊過是劉德華、小龍女是陳玉蓮、段譽是湯鎮業、喬峰是梁家仁……相反的,數十年來香港和大陸的改編歷史裏,真正給我震撼的落差來自一代一代演員選角的美學崩壞,由陳玉蓮、李若彤的小龍女變成小籠包的陳妍希,仿若地獄的驚慄版!原著小說的內容比電視劇容納更多,除了愛情、家國,還有更多政治與人性的諷喻,我常常在課堂上跟學生玩「金庸心理測驗遊戲」,要學生選出最喜愛的男女故事人物,便可以窺見自我的認同與欲望的對象,而結果是大部份男學生都潛意識幻想自己是令狐沖或韋小寶,he-he 的同學會喜歡劉正風與曲洋,有自虐傾向的會選擇李莫愁或天山童姥!

第二是關於「金學」問題,我相信金庸是唯一在世時候已經成為一個「系統」的自我創造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金庸投資巨額金錢,在各處大學設立金庸學術講座、金庸學術研討會,甚至開辦「金庸宴」,那是將小說裏面的菜式烹調出來,例如黃蓉煮給洪七公的菜餚「二十四橋明月夜」等等,橫跨香港和大陸各地城市,他自己本人就是「金學」的推動者,要與「紅學」並駕齊驅,自我「造王」的壯舉!上面說我見過他一次,那是他捐助100萬給某大學設立「金庸學術講座」的典禮上,他帶着年輕30年的妻子出席,我是研究生,負責茶水!

第三是作為知識份子一生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分裂人格,金庸以武俠類型諷刺文化大革命及中共權力鬥爭,曾在《明報》社論批評中共政治,上世紀八十年代卻單獨上京跟鄧小平見面,然後擔任基本法的起草委員,曾與查濟民一起推出保守的「雙查方案」,1989年「六四事件」後又辭退職務,九十年代再任特區籌委會委員、領受大紫荊勳章和支持董建華連任。金庸的生平江湖,比他筆下書寫的世界還要波譎雲詭、兩面三刀,時而是義正嚴詞的喬峰或郭靖,時而是投機的岳不群或韋小寶,搖擺不定,體認了那處有風,那處便有草的搖動!

第四是關於電影的爭議,金庸生平最痛恨的導演是徐克與王家衛,當年《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和《東邪西毒》一出,他曾在《明報月刊》點名批判,徐克日後討論林青霞的演出時,也不避諱提及。金庸的不滿來自兩個導演對他的故事人物做了天馬行空的改動,尤其是將極度厭惡的「東方不敗」搖身一變而成美艷的女人,最令他難以釋懷和深惡痛絕!究其原因,是極度恐同的金庸無法接受「變性人」的銀幕風情,金庸曾說:「在小說的人物描繪中,我把男性與女性的不同特點區分開來,不喜歡男人的女性化,也不喜歡女人的男性化……東方不敗等傾向於女人,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說他們不像男人。」他的性別意識相當明確,所以,不要說金庸開創了「東方不敗」的性別易裝,那是徐克的功勞,祗要翻開《笑傲江湖》的原文,細看形容「東方不敗」的字詞,像「不男不女的妖異模樣、老妖怪、男扮女裝的老旦」,便會發現金庸的恐同情結,當然要殺之而後快,怎能像徐克那樣,拍完續集再續集!

馬國明的碩士論文有一個極厲害的逆反思維:假如「欲練寶典,必先自宮」,那麼證明「葵花寶典」不適宜男人修煉,假如給不需自宮的女人來練,是否沒有走火入魔問題呢?!讀到馬國明這個論述,我簡直如雷貫耳、如夢初醒,差點想找一本葵花寶典來修煉一下!

(洛楓臉書2018年11月1日;另見《虛詞》2018年10月31日)


其龍乎!──論金庸武俠小說版本之多變
霍驚覺(岑朗天)

金庸(查良鏞)逝世,友人在臉書上貼文四個大字:「晚節不保。」隨即有留言謂:「前期中期又何嘗保過?」誠哉斯言。

唯死者已矣,此際全城悼念金庸,若再為文討論其文格人格,實屬不當。我們不宜重提他在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期間的種種言行,不宜重讀他對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的各各建議,不必記起當年學生為何要火燒《明報》;至於其如何從反共走上親共之路,在政治正確的標準下,即使檢顧回溯,結論也自該歸結為:大大的一個「好」字。

「識時務者為俊傑」,假如要為金庸平生下一輓語,這七個字大抵是我的選擇。《周易》乾卦《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金庸是很能看準時勢,乘雲氣上天的豪傑,甚至以「龍」喻之,也未必過態。蓋龍是善於變化之物——在陸為虺,在海為蛟,在天為龍。金庸對待其武俠小說和自我形象的態度,直如龍之變化多端。

金庸1955年始於《新晚報》連載其武俠小說處女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於《明報》連載《鹿鼎記》完畢,歷時十七年,共創作十五部作品(下文稱為一版)。喜歡優雅文化的他後來以一副對聯總結其中十四部作品(減去最短篇的《越女劍》),即那傳誦一時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1970年金庸開始大規模修訂舊作,至1980年全部修畢並出版,歷時十年。(下文稱為二版)然後到1999年,金庸再次大幅修訂其二版作品,至2006年新修版《鹿鼎記》面世,歷時七年。(下文稱為三版)金庸這不斷「自我修正」的工程橫跨半個世紀有餘,以三十二年時間戮力經營三大版本,修訂增刪的,不只涉及字句文筆之糾正,凡內容情節人物角色以至寄意,出入差別甚多;封其為「最喜歡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金庸該當之無愧。

如此反覆變更自己作品,部分更幾可說是二度創作,固然可理解為作者創作態度認真,盡量追求完美,但也同時反映了作者對身後評價之重視。無論如何,其舉措已令後人在討論金庸武俠小說時,不得不先旨聲明,講的是哪一個版本才成。而比較不同版本的異同,體會金庸變化之神技及用心,亦打開了「金學研究」一條康莊大路。

《水滸傳》有「水學」,《紅樓夢》有「紅學」,金庸武俠小說為甚麼不可以有「金學」呢?

對此一思路,以及圍繞金庸作品出現的文化情狀和操作,我曾以「金庸現象」稱謂,並研探其機制,寫入《金學大沉澱:金庸武俠小說之另類剖析(總論)》一書。金庸逝世,「金庸現象」不見得會隨之消失,反而會有再掀高潮的可能。不過如果真的出現下一波「金庸現象」,金庸作品版本之變化,肯定須佔據重要研討位置。何以故?下文即約略交代箇中緣由。

老實說,友儕間近年每論及金庸「版本學」,仍時有情緒反應過大者。很多人不滿意《射鵰英雄傳》新版裡黃藥師和梅超風的曖昧關係,更多人對《天龍八部》新版書末王語嫣追求長春不老並離開段譽,最終留在已瘋掉的慕容復身邊大惑不解。一些女性讀者傾向以金庸「仇恨女人」(或起碼歧視女人)作為解釋。例如金庸筆下的男主角都是他的大男人性幻想投射,故此故事裡的主要女角,幾乎都要愛上男主角(由楊過、張無忌、段譽、韋小寶以至胡斐、袁承志),女角的武功不斷被弱化(例如一版《神鵰俠侶》的陸無雙、一版《倚天屠龍記》的殷素素;一版《天龍八部》的王語嫣叫王玉燕,本來武功比慕容復還要高,二版之後變成不懂武功,只能依附男人),且每每要為男角犧牲。後者例子太多不能盡數,但最慘烈的犧牲情景之一正好就是梅超風替黃藥師擋去歐陽鋒的偷襲;《射鵰英雄傳》新版改動只是合理化她的行為。《天龍八部》新版安排王語嫣最後為慕容復「犧牲」,更可能是金庸不喜歡那個令男主角神魂癲倒的角色,於是既把段譽對她的迷戀程度減弱,再令她莫名奇妙地「港女化」起來,自掘墳墓。

過去用女性主義角度批評金庸作品的大不乏人,較著名的如吳靄儀(尤其在《金庸小說的女子》和《金庸小說的情》裡)、黃碧雲等,因為這是最明晰的一面鏡子。金庸不斷修改其作品時沒有在這方面「改善」多少,顯得對這類批評不太介意。

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金庸在他處是有因應讀者的反應和要求改動內容的。較著名的例子是《神鵰俠侶》的小龍女,根據倪匡說法她本就該在絕情谷跳崖死去,後來可能怕讀者接受不來而續寫為重逢;《倚天屠龍記》的周芷若在一版裡要削髮為尼,太淒涼,所以二版之後改為與趙敏共事張無忌,大團圓結局;第三版更完全倒向張無忌角度,感情不作最終選擇而暗示可同收四女;《神鵰》原本強暴小龍女的尹志平,因為讀者的反對而在最新版改為甄志丙等等。

必須指出,金庸的「自我修正」工程並不向女性主義批評「屈服」,卻每每走向道德主義的窄門。其筆下的男主角,形象往往愈來愈道德。例如《笑傲江湖》的浪子令狐沖,一版原本與藍鳳凰有一段曖昧關係,二版的藍鳯凰往救令狐沖,變了完全是賣任盈盈的人情。一版《鹿鼎記》韋小寶曾掌摑虐待小郡主沐劍屏,二版改為僅捏鼻臉提耳戲弄她,大大減弱其粗野殘暴的流氓性格。

修訂的道德化傾向不止限於個人。有些道德指向更與政治正確靠攏。舊版《書劍恩仇錄》結局是陳家洛在香香公主墓前憑弔,生起一摟香魂化為蝴蝶之慨。然而三版增寫了著名的「魂歸何處」片段,安排香香公主逝後,於雲端示現,對陳家洛大談《可蘭經》以及諸民族一體平等的道理!

至於《倚天屠龍記》六大派圍攻光明頂情節,明教各人面臨失敗,圍座齊頌聖歌,原本的版本是這樣的:「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唯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多,焚我殘軀歸聖火。」

來到三版,金庸先安排張無忌在故教主陽頂天屍身旁發現新教規(三大令五小令),這些新教規規定教眾不能出仕當官,禁制了教民的政治欲望,於是聖歌的內容也得變了,在「喜樂悲愁,皆歸塵土」之後,加入「萬事為民,不圖私我」兩句,表面上是成全大我,利他主義,比之前的明教形象更見聖潔、道德。

確然,金庸刻意在三版增添的,不少是他對道德、哲理的看法,透過角色的「領悟」、「自忖」和對話而表達。前面提到的《天龍八部》新版結尾,王語嫣忽然「港女化」追求保住青春,便觸發了段譽對佛理的「領悟」。人生無常,生老病死不可免,永保青春根本不可能,只是一種妄念;王語嫣既為執念女,乃不能和段譽這佛教帝王匹配,「回到」瘋子身邊便「合情合理」。與此同時,段譽更悟出他對王語嫣的癡迷只是對「神仙姐姐」肖像的移情作用,當下便「清醒」了。相比之下,王語嫣那一聲聲「我不要無常」,固然令她智商大減,也讓金庸借對她的無形判斷,同時彰顯了自己對佛學的權威認識。

與此相類,三版《笑傲江湖》結尾中的令狐沖,也被刻意安排對人生有所啟悟,而且同樣跟佛理有關。金庸如此寫道:

「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遙自在,笑傲江湖,自與盈盈結褵,雖償了平生宿願,喜樂無已,但不免受到嬌妻的管束,真要逍遙自在,無所拘束,卻做不到了。突然之間,心中響起了〈笑傲江湖之曲〉的曲調,忽想:『我奏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個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須依照譜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縱,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這才說得上和諧合拍。佛家講求涅槃,首先得做到無欲無求,這才能無拘無束。但人生在世,要吃飯,要穿衣,告顧到別人,豈能真能無欲無求?涅槃是無為境界,我們做人是有為境界。在有為境界中,只要沒有不當的欲求,就不會受不當的束縛,那便是逍遙自在了。』」

逍遙是道家境界,有為無為也是道家概念,姑不論以佛解道是否適當,金庸筆下的令狐沖至此已由浪子走上人生修行者之途。有為亦可逍遙,或幾可與郭象的「大小亦逍遙」相提並論?

不過,相較三版《射雕英雄傳》裏金庸對郭靖思考所得的改動,段譽和令狐沖也不算甚麼。因為在新版中的郭靖,已儼然由原來腦筋有點遲鈍的憨厚青年,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思有所成的潛在哲人。

相關情節同樣來到尾聲,郭靖拒絕幫助成吉思汗攻宋,隻身離開蒙古南下時,金庸加入了他一大段人生思考。

二版裡的郭靖其實也已有思考練武所為何事,人生目標為何,怎辨正邪,公義為何等,但三版卻加多了兩頁篇幅,由郭靖想到自己請求成吉思汗饒恕撒麻爾罕城的百姓開始,想到撒麻爾罕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跟自己不同種族的外國人,救了他們是對呢還是錯?是不是親人才該救,不相干的人大可見死不救。這個問題本來不是書中郭靖的智商所能輕易回答的,但三版的他卻幾乎馬上想出了答案——通過憶起洪七公曾在海上救了歐陽鋒,郭靖推出做人要講「義」的結論。注意,金庸寫的是「義」,不是江湖中人慣常掛在口邊的「義氣」,並且隨即作出說明,所謂「義」就是:中國人有危難該救助,外國人有危難也該救,應做就去做,不該以自己的利益多寡,作為衡量是否行動的標準。

看出來了吧,這完全是義務論和功利主義的衝突,三版郭靖進行了一次嚴肅的道德思考,並且作了捨利取義的選擇。

還不止此,三版郭靖的思考竟又觸及古希臘的靈魂概念;他想到黃蓉掉入沼澤,自己要救她卻救不到,但不要緊的,重要的是動機。自己對黃蓉只消出於真愛,即使黃蓉不幸身死,不管之後上天堂還是下地府,靈魂都已脫離肉身,不受障蔽限制,便可擁有全知,自會明瞭自己的愛意。一念及此,心情也就稍為好轉,不致憂鬱症發作了。

金庸不斷「自我修正」,旨在提升作品的「級數」,動機非常明顯。不過這級數不止於語言文字以至文學上的意義。一版《鹿鼎記》的韋小寶,原是廣東人,懂武功(而且不俗),二版改成地道的揚州人(不再是南蠻),武功差強人意,全憑機靈腦袋和耍流氓戲敵致勝。論者評其為「反類型」的傑作,因為武俠小說的主角竟然不太懂武功,而且不是傳統的正人君子,殊堪稱許。然而,金庸其實早在《鹿鼎記》後記明言,鹿鼎記不太像武俠小說,勿寧說是一部歷史小說(當然還有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諷喻)。歷史小說一向較武俠小說雅正,換言之,由武俠小說到歷史小說,是一種「升格」。三版大量加入佛學知識、哲理思考,增強角色道德水平、政治正確程度,大抵是再進一步的「升格」,因為哲理小說似乎又比歷史小說更能登上大雅之堂。

金庸武俠小說版本之多變,反映了金庸積極向上的自我經營。如乾卦由初九爻動而上騰,見龍在田,夕惕若,或躍在淵,終望飛龍在天。其如龍乎?能戰於野,亢龍未悔,吾輩豈及之?是為悼。

《虛詞》2018年11月2日)

金庸求做穩建制派的一生
盧斯達

金庸死了。

也許金庸最大的好處和壞處,都在他會寫東西這一點。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辦報寫社評。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個文人,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寫文章,做一個好作家就了事的。因為士大夫人格講儒家,講經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徑是「致物致知,誠意正心」,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後來的中國皇帝為了獨攬大權,排斥功臣和貴族集團,創造了科舉制以考試取士,將一部份平民提升為官僚階級。其實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為的皇帝要將權力集中,不願再與父祖一輩的功臣和皇族成員分享權力。但這畢竟促成了階級流動,新貴的士大夫,產生了帝制也能夠開明的想像。這便是延續至今的魯迅猛烈批評過的折衷主義。近世新儒家在帝制文化中求開明,金庸也說過中國最好是行「開明的社會主義」。

中國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師情結,由此而生。每一個士大夫最終服侍的對象都是皇帝和統治者,希望向統治當局反映意見,甚至分享權力。金庸寫小說受歡迎,旗下的報紙有影響力,所以在主權移交前的談判時期,成為中方其中一個重點拉攏對象。之後的事情成為金庸的污點。然而這並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門望族,書香世代,恐怕「經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輕時金庸考入國民黨的學校打算報效國家,中共建國後又去過外交部求職,都沒有成功。後來逃到香港辦報,因為在議論大力反對文革,成為親共派追殺命令的對象。但大亂過後,國家還是國家,81年鄧小平邀請金庸見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顧,可見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接受皇帝召見是多大的榮寵。以前各種陣營變換,也都值得了。

屈原宮怨不受楚王寵幸,但金庸幸運得多,馬上受到統戰,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談判,成為當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國立場的「雙查方案」,將政制民主化急凍在非常保守的狀態。

一年之後,六四鎮壓,北京的民主運動流血了,而且是鄧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憫人起來,表示對鄧小平失望,並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的職位。殺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次呵護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發作,便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又從了。

1999年,金庸在中國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親切的叫着「毛澤東主席」、「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跟寫小說的金庸,是兩套話語。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遠不要墮進去全盤相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他的演講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議,金庸也因此與發表批評的《蘋果日報》交手。現在找到的演講全稿,也是因為金庸認為《蘋果》斷章取義而自行提供。

但作為後人也得感謝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比小說更離奇。韋小寶在清人面前,也沒有金庸的入戲。金庸自此再沒有和皇帝鬧翻了,自在故國如魚得水。而後《明報》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歷史。

文學和小說,只是文學和小說。作者是存在於實際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人,而中國傳統又從來是講求權力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中國士大夫文化很徹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可以用「一世做穩建制派」來概括。他年輕時投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建制派,中國的唯一統治者;後來他從了中國共產黨、從了社會主義,因為這也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就算文革殺了多少人,六四殘害了一代年輕人,那又如何,國家還要過日子。沒有這國家,他們就沒有國家了。

這並不是隨風擺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權力階層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來就應該分享權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會有甚麼陣營之見的心障,津津回味與統治者的親切見面,大概也是真的。

間或有一些過度簡化的意見,將金庸受到的非議定性為「大中華與本土」之爭,或當年雙查方案是「出賣民主」。不,你得從中國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在侵華時期長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擁抱着富國強兵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這也不是很壞。很多人都是大中華主義的。但令金庸在談判桌上對香港反戈一擊的,並不是大中華情結,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華文人對皇帝的召命,毫無抵抗力,很多鬧劇和悲劇都是這樣發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說: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我們仍然能夠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學成就,然而,金庸的一生仍是中華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譜中,經世之用,拜倒在統治者腳下成為「建制派」,成為當然的勝利者,才是主流;隱士、流浪者、狂士,崇尚無用之用的,是隱埋的支流。

中國士人或廣義中國人是不做隱士的,他們都有文化基因種下的權力飢渴。而權力只能臣服而問皇上索要。在取得權力和虛榮的過程,旁人他地故鄉或者避難所的事情,自然變得不再重要。在特殊的過渡時勢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壞事;何況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靈巧如蛇的金庸?

中國下層人民永遠要做穩奴隸,而士人階層則永遠要做穩建制派,這是中國。相比很多前清遺老、南來文人,想做帝師而終一生沒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些經世致用的幻覺、見過聖上一面、摸過軍機處外面的一塊,在香港也擔過一些權力的虛銜,對士大夫文化的末裔來說,也算是死無遺憾。

《方格子》2018年10月31日)

金庸與我
李怡


死者為大。一位蜚聲華人世界的名作家之逝,這兩天可說頌揚之聲響徹香江,各類相識的、不相識的或近年才攀關係的,都發聲了。我本不擬再湊熱鬧,但昨天年輕朋友Nora轉來網絡年輕作家盧斯達一篇文章,Nora附言說:「金庸先生和你是好友嗎?希望不要介意我share這篇文章,今天看完後反思良多。我事前都不清楚這些事,如果屬實的話,我覺得他在不同階段選的路,好像是你的完全相反。」

我看了這篇文章,並回覆她:「算是認識很久。盧斯達說的都是事實,我了解更多。你的想法也恰當。」她再覆我:「我覺得真是可惜呢,這麼有才華的人,後世(特別是年輕人)提到他時總避不了要提起這些觀點,他一路寫作遠離政治就好了。」

盧斯達的文章開頭說:「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接下來就講到金庸在1981年與鄧小平見面後的保守言行,其中特別提到他1999年所說的:「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

我同金庸認識數十年,雖交往甚少,受他的影響卻甚多。中學時期就讀他以姚馥蘭筆名寫的「影話」專欄,溫馨好看又知識豐厚,其後讀他以姚嘉衣筆名在《大公報》的專欄,追讀他在報上的武俠小說連載,看《明報》社評。我的中文基礎,從他的通俗流暢充滿文字魅力的文章中得益不淺。他的作品改編電影的第一波粵語片熱潮,是我建議我父親李化的峨嵋公司開始的。

60年代在難民潮、「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中共國策,特別是文革和67暴動中,《明報》的報道和金庸的社評,與當時的左派輿論是對立的。我站在他的對立面,稍稍參與論戰,但他的文章顯然更有說服力。我當時與《大公報》有獨立思想的編輯私下談論,也覺得他以一人之筆,可以說是橫掃千軍。

1981年與鄧小平會見,是金庸在政治上向中共回歸,而我正是那一年與中共關係割離。二人走了相反的路。其後他在反對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上,寫的社評還是很有份量的。直到中英簽署了《聯合聲明》。次年,他受邀參加中共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記得他第一次去北京開會後回港,寫了「參草漫談」,大意是:香港97後只要維持法治、自由就好,民主非必要且有害。這是否他從北京得到的訊息?我在《信報》回應,大意是:香港的法治自由,是源於宗主國英國的民主的保障;97後換了沒有民主的宗主國,香港的法治自由如何保障?金庸沒有回應,卻突然邀我為《明報》寫專欄。我婉拒。從那時起,到他退出《明報》後的言論,民主都不是他的選項。我的評論一直與他意見相左,但無礙見面仍是朋友。

金庸回歸中國政治後的轉變,太多讓人皺眉的事,「雙查方案」、「解放軍頌」只是其中一二。他的轉變對我後半生的影響也很大。因為我看到,一個寫一手好文章的人,論政就好了,參政真是不適宜,政治醬缸不是給書生們混的。至於辦傳媒,因參政而讓媒體這公器變成私用,亦有違媒體道德。我多次拒絕「政治找上門」的機會,永遠選擇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並永遠採取對權力置疑的理念。這不能不說是從金庸的行事帶來的警覺。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2日)

管窺金庸的內心世界
文、圖:蘇賡哲

1967年暴動後,左派報章出動文宣機器對付查良鏞先生,此剪報為前 《明報月刊》編輯黃俊東先生輔以說明後收藏,後經新亞書店拍賣。(圖片由蘇賡哲先生提供)

去年,一位《明報》的退休長者,交託金庸《天龍八部》手稿一張給我拍賣。只不過一張很普通的原稿紙,拍出的成交價連佣金是十九萬五千五百元。這可能是香港在世作家最值錢的單張手稿。拍賣結果雖然有報紙報道,但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多少人注意,似乎大家都覺得是理所當然,就是應該值這麼多。

此外,還有友人交來兩套明河社版金庸著作,表示如果請得作者簽名,願付酬金二萬元。以前恭維文人,常用「一字千金」這濫調,對金庸來說倒是看不起他的貶義了,他是一字五千金。

曾聽過一個關於這位富豪一毛不拔的軼事:他小時讀過書的中學,有位學生病急乏醫藥費,同學們想起這位老學長,聯名致信求助。金庸的援手是贈以簽了名著作全套。於是人皆譏其吝嗇。其實,如果是全套小說每一部都簽了名,市值數十萬,可能足以應付醫藥費了。而金庸只不過簽簽名而已,此所謂雙贏也。

金庸處理金錢的方式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倘若能理解,人人都是億萬富翁了。

倪家兩兄妹,妹妹苦求加稿費,答覆令人失笑,「吝嗇」、「摳門」、「孤寒」什麼形容詞都適宜; 但金庸一知道她兄長喜歡一張價錢相當駭人的書桌,立即不動聲色送上門。難測歸難測,坐擁巨資總是事實,而且看來絕對保證不會像蓋茨他們那樣裸捐。這就不能不提老掉牙的往 事:李敖當面嘲笑他是偽善者。金庸自稱佛教徒,李敖質問說,佛經講「七財法」等捨棄錢財的佛理,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

質問之餘,李敖還說:「金庸所謂信佛, 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其實信佛與否、真信或假信、迷信,無所謂善惡,只能說是虔誠或虛偽,而不是真善或偽善。金庸確實是「選擇法」的信。我常覺得,像弘一法師那種捨棄塵世一切的信,在智慧之外,還要有一份傻氣。金庸這種聰明人,則只能做到「佛教為我所用」。他是用佛教來減輕精神上的痛苦。

金庸熟知各大宗教教義,佛教對人世之苦的解釋最能引起他的共鳴。李敖沒有讀過 《天龍八部》,不知道此書是金庸對人世諸種悲苦最淋漓盡致的傾訴。以前,人們常說《金瓶梅》是一部苦書,寫盡人被慾望所苦的眾生相,《天龍八部》一出,論藝術氣魄之宏博精深,堪稱絕然迥出《金瓶梅》之上。

綜觀金庸生平,相信在精神上最大的痛苦,是愛兒在美國自殺。

喪父和喪子都是喪失至親,但喪子的悲痛,素來稱為失明之痛,其苦在喪父之上,因為做父親的會在傷痛中不斷追憶兒子小時何等可愛可親,但對死去的父親之小時,根本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感覺。我還認為,一個大腦愈發達,想像力愈豐富的人,喪子之痛會特別强烈,因為他會不由自主,不斷去想像孩子辭世前的悲苦絕望。一位同樣有此遭遇的寫作人告訴我,他在兒子輕生後,憶子近狂,走在街道上看到近似兒子背影的年輕人,會苦苦跟在後面,希望前面回過頭來的是自己的兒子,當然最後是一次又一次絕望的醒覺。

臨牀心理學家指出,喪子的父親,經常會非理性地去想像自己在兒子悲劇中的責任,甚至會想像出虛構的責任使自己更痛苦。傳俠如果因失戀而自盡,已足使父親陷入痛苦深淵,假如真的是為了父親要離婚,那種負疚感自更難承擔。所以,金庸利用佛學來減輕痛苦,沒有什麼可嘲笑。未經此苦而質難,可稱涼薄。當然,在真正以虔信要求來衡量,這種佛學的利用有機會主義、實用主義意味,這是金庸性格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明白,他為什麼在寫出《天龍八部》這本武俠小說的頂峰之作後,還要以反武俠的《鹿鼎記》作為封筆。

因為他在傾訴盡人世之苦後,必須為自己寫一部心靈自傳、性格自傳。韋小寶就是他性格的投射。

出身海寧世家的金庸,安排韋小寶在妓院長大,是對自己因士大夫身份飽受形象壓抑的倒戈一擊,是一種自我解脫。不過,因身份而來的個性壓抑,有時是不自覺,自己給自己製造壓抑的,韋小寶如是今人,只願和他七個老婆胡天胡帝老去,決不會在風燭之年還要去牛津劍橋讀個博士學位。

金庸以無原則有底線的性格通吃民主和專制兩陣營。在香港和台灣,他有很多茅十八和陳近南這種好朋友,但當他遇上鄧小平, 做了中南海座上賓,就是韋小寶在深宮遇上小玄子。1967年港共反英抗暴,他以天地會堂主的凜然正氣備受左派痛斥為「豺狼鏞」, 1989年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則是他的底線。但小玄子一招手,他膝蓋立即又軟下去, 在「喳」的一聲後,看着小玄子的臉色,重新荒腔走板地頌聖,叫新聞工作者要學解放軍那樣聽黨指揮。韋小寶比較幸運,他對小玄子肉麻到荒唐地步的面諛,傳不到宮外天地會朋友耳中,金庸的謬論,很快就由現代媒體傳遍天下。其實這種兩邊逢迎的人,香港多的是,台灣也不少。很多台商在大陸做生意,滿口統派言論,實際投的是民進黨的票。不過金庸令人嘖嘖稱奇的地方,在於他上了香港富豪榜後, 沒有像韋小寶遠走他方,而是繼續奔走權門和「名門」。當然,韋小寶之遠走是不能見容於朝廷,而北京始終對金庸予以禮遇。

我相信金庸到創作韋小寶的年紀,心中那團對浪漫愛情的憧憬之火已經熄滅了。雖然他喜歡讓人知道他是徐志摩的表弟,但他那表兄的終身浪漫並因而家破人亡,在他眼中應屬愚蠢無可藥救。

他與俱進的「情退慾猶存」,在人世間可以說是正常現象,而這又是韋小寶無愛有慾,樂於和七個老婆大被同眠的靈感由來。

在上文我曾說過,大腦發達,創作力豐富的人遇上喪子不幸,應會比其他更痛苦, 但上帝是公平的,他的補償是讓這種人也因為豐富的想像力在性愛想像方面得到更大的樂趣。

生物學家指出,人最重要的性器官不是下體,而是大腦。下體的性歡樂只是原始本能,大腦發達者對性的想像和敏銳的感應,會替人帶來較強烈的歡愉,尤其在得手與未得手之間,更是性想像自由飛翔的廣闊天地。韋小寶不會寫武俠小說,但他機靈善變,當然也就是大腦發達的人,所以他能從女色得到較大歡悅,歡悅一大,胃口就更好,慾望亦就愈熾熱。

《天龍八部》第二十四回「燭畔鬢雲有舊盟」馬夫人頸中的扣子鬆開了,露出雪白的項頸和一條 紅緞子的抹胸邊緣,站起身來,慢慢打開了綁着頭髮的白頭繩,長髮直垂到腰間,柔絲如漆,嬌媚無限的膩聲道:「段郎,你來抱我!」

金庸的愛情觀和情愛歷程,很多人談論過。我特別注意他在《天龍八部》中所創作的馬夫人。這使我聯想起「民國第一才女」,梁啟超的兒媳林徽音。這種美女不一定淫蕩,不一定紅杏出牆,但她覺得上天令她降生於世的唯一任務就是令男人流鼻血。所以天生麗質難自棄的她每天的功課是向不同的男人「放電」,用男人的垂涎證實自己的生命價值。金庸曾在美女如雲的電影公司工作過,大有機會碰上這種女明星。不過,金庸其實是男版馬夫人,他放的電是男女老幼通吃的文字電,而且不以武俠小說的文字為滿足,還要加上「博士」、「博士導」這些化妝品。你不難想像, 如果聽見有人說「從不看金庸小說」,他會怎樣想。

蘇賡哲

文學博士,1968年創辦新亞書店,曾任珠海學院文史系副教授,前作家協會秘書長。從事寫 作數十年。單行本著作有《郁達夫研究》,《文學、世態、情》、《百劫蒼茫閱世心》、《聽我說愛憎》、 《嘉芙蓮是一頭貓》、《風流消費 學》及大學預科教科書《中國文學常識》等。

《明周文化》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11月6日 星期二

舊友懷金庸:張圭陽、李廣榮、許禮平、陶傑、陳子善、閔福德

金庸與《明報》 第一個15年(1959-1973)
張圭陽


35歲國字口臉的窮小子金庸在1959年5月20日出版第一號《明報》的時候,他怎樣也無法想像,他與同鄉兼中學同學沈寶生合資10萬元創辦這份武俠小說報,經過32年的經營,會變成了有6億資產的上市公司;他更不會預見,一位窮編劇、窮編輯,在風雲際會的八九十年代,會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人、香港未來政制的設計者……金庸和明報在現實世界上的種種際遇,比起武俠小說江湖上的主角,更見傳奇。篇幅有限,我們先看金庸與明報第一個15年(1959-1973年)的傳奇。

1981年加入《明報》,曾任金庸私人助理,其後轉任明報高級記者兼靜態組組長、《明報晚報》採訪主任等,1989年六四事件後再度加盟明報出任副總編輯兼社評主筆,1991年離職。1995年在金庸支持下寫成《金庸與報業》。

明報的第一個15年,國內國際環境動盪不安:西藏有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外逃(1959年);內地3年大躍進後又有旱災饑荒(1958-1962年);地區熱戰不斷,古巴有導彈危機(1962年);中、印、巴軍事衝突;美國在中南半島軍事行動擴大;毛澤東發出「五一六通知」,開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蘇關係惡化,邊境發生多次武裝流血衝突(1964-69年);60年代亞、非、拉丁美洲脫離殖民地管治獨立的國家多達50個。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大致安穩,經濟全面轉型,成為工業製造城市,只是受文革波及,發生了1966、67年的短暫暴動。1962年中國大陸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至於50年代打算暫居香港的大陸難民,到了60年代已打消返回家鄉的念頭。新增加的人口,為報刊提供了讀者來源。

1991年,查良鏞先生在聯交所明報上市酒會中,手持香檳展笑容。(資料圖片)

1960年代,金庸小說《笑傲江湖》在副刊連載。(資料圖片)

1967年5月26日《明報》報頭及頭條。(資料圖片)

明報第一號是一張四開一張紙共4個版的小型報,全份是副刊文字,沒有新聞,印了8000份,沒有賣個滿堂紅,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報社在尖沙嘴彌敦道文遜大廈408室,面積200多平方呎,職工數目:4人。創刊號頭版頭條轉譯自美國《展望》雜誌一篇介紹紅色中國的文章,主題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內文對共產主義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篇文章是《大公報》名記者潘思勉提供。

潘思勉憶記草創時期

2015年底,92歲的潘思勉(今年仙歸,1923-2018)在西灣河住所對筆者說,金庸籌辦明報的時候,就想力邀他離開大公報為明報工作。潘思勉與金庸在大公報做了10年同事,大家坐在一起,公餘經常去做運動。潘思勉說,當年明報是小報,只有三四人,「隨時執笠」,不敢棄大報去做小報。潘思勉於是介紹了自己的弟弟潘粵生去明報做編輯。「潘粵生培正中學剛畢業不久,去明報做沒有損失。」

潘思勉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新報紙不斷湧現,在整個60年代中,香港共有108份報紙創刊,這當中極大部分屬於「同仁報」。「同仁報」就是三數報社同仁集資自行辦報,以每份售價1角的報紙計算,出版1萬份一張紙共4頁的報紙每天成本800多元,每天可賺近200元,一個月賺五六千元,三四名合伙人分帳,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數月後仍不賺錢就馬上關閉報社,所以小型報時開時關,明報草創初期也是其中趕潮流的一份「同仁」小報。

明報出版後銷路不理想,報販也認為,一份報紙沒有新聞很難推銷,在出版的第十八天,明報由「小變大」,成了一張對開的報紙,報社又決定搬家,從九龍搬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租用一商人寫字樓的晚間時段編輯明報,靠近有香港艦隊街之稱的利源東、西街,那裏是字房與機房集中地,方便報紙生產流程及分發。由於娛樂行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兩個月後,明報又再搬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大中華餐廳樓上,面積有800平方呎,用作編輯部、寫字樓。

明報出紙大小既與其他報章無異,自然也要有香港新聞,要組建港聞採訪組,需要一名港聞採訪主任,金庸就上演了一幕「劉備借荊州」。

金庸屬意請《晶報》的名記者雷煒坡(今年仙歸,1935-2018)過檔明報,晶報當時屬於左派外圍陣營報紙,銷量上數萬份。雷煒坡為晶報才子陳霞子一手提攜出身,不敢貿然過檔明報。金庸向晶報社長王以達修書,要求暫時借雷煒坡一用,待明報基業稍為穩固後,再行把雷煒坡歸還。金庸書函中還說:「貴報人才濟濟,少一個不為少……」當時晶報總編輯陳霞子與社長不和,故此同意雷煒坡暫去明報工作。雷煒坡在晶報月賺300元,明報以月薪400元聘請,引起哄動,金庸身為老闆也只是月支400元。當時明報資本有限,雖然能夠出高薪請來雷煒坡,卻沒有太多經費繼續去挖角,只好全部請新人。當時的文藝青年記者有:韓中旋、張君默、王若谷、龍國雲等人。一幕港式「劉備借荊州」,為明報引入了不可缺乏的人才,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港聞採訪組在雷煒坡率領下,以發掘社會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注重特寫,雷煒坡也從此沒有再返回晶報。

文革時期的明報

金庸曾把明報的早期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1962年難民潮,一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兩個關鍵階段,明報銷量有飛躍式的增長,明報也逐漸由一份以市井市民為讀者對象的小型報,發展成為知識分子擁戴的大報,這與金庸的膽識和學養分不開。

1962年4月,由於內地邊防警戒鬆弛,由內地湧入香港的難民不斷增加,香港報章以極大篇幅報道難民潮,左派報章對此隻字不提。5月8日明報開始大規模跟進報道,頭版頭條標題:「爺孃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5月15日,明報社評首次就難民問題發表立場,社評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社評以人道立場,向大陸政府及港英政府發出呼籲,社評說:「……一個偷渡的中年婦女因體力不濟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攜帶的孩子坐在母親身旁啼哭,每個人經過孩子身旁,沒有一個人敢抱了他走,因為誰都感到自身難保。我們熱切希望,這個孩子現在還沒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香港其他非左派中文報紙雖然也有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但是沒有一份報紙像金庸那樣,向讀者明確發出呼籲,要求讀者採取相應行動,救援難民。金庸的呼籲,在眾多中文報紙中,突顯了人道主義和個性,也從而與讀者建立了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政治漩渦

明報遲遲不報道難民消息,主要是金庸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金庸創辦明報,走的是「非政治」的路線,金庸知道要是報道難民消息就會開罪中共,日後也會遭左派朋友算舊帳。事實上,金庸最終同意並大事報道5月難民潮,既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報人應有的決定,也是與前線記者角力後達成的一種妥協(說也奇怪,明報經常發生新聞人員與老闆及管理層對立的事件,1962年5月是第一回,往後的每一個10年,都有發生類似事件,由於不在本文範疇,略而不論)。

自此之後,歷史的發展,一步一步的把明報推到了最激烈的政治漩渦之中,明報也最終走上了「政治報章」的不歸路。

明報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銷量有了突破發展,打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局面。明報5月份銷量,平均達到3萬多份。報社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800平方呎的辦公地方實在不敷應用,1963年明報搬到灣仔謝斐道339號,租用了地下、閣樓、二樓、三樓及四樓,每層樓面積約有1000平方呎。地下是機房,閣樓是資料室,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供員工吃飯的廚房。金庸滿足地說,明報已經是一份中型報紙。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亂。1971年9月13日被欽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由於政變陰謀敗露,匆匆乘飛機出走摔死蒙古。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政務,撥亂反正,但是江青與「四人幫」集團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向周恩來奪權。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大陸向外封鎖消息,外界渴求知道真相,香港的新聞媒體就扮演了提供最新局勢發展、分析時局、預測政局及人事迭換的角色。明報能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是依賴對「文革」的獨家新聞、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加上新聞版位靈活調度、布置得宜,因此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明報銷量也從1963年的5萬份,躍升至1973年接近10萬份。

金庸筆下的社評文字

明報在文革期間進一步引起知識分子關注和興趣的,倒不是明報如何報道、分析文革局勢,而是香港激進左派人士對明報展開了攻擊,包括向金庸寄炸彈郵包、偷換明報出版內容等。金庸也在香港1966年、67年騷亂期間,在社評上向香港居民發出感性呼籲,充分展現金庸這支筆的魅力:「……5月22日下午,當局宣布港島方面自六時半起宵禁,人們紛紛趕着回家,這時巴士卻也停駛了。自中環至北角的路上,只見人湧如潮,個個急步向東,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十分鄭重,千千萬萬人的臉上,看不到半點笑容,當真是一副大難將臨的光景。到得晚間,從高樓的窗中望出去,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使人不禁想起:似乎香港剛經過原子彈的轟炸,整個城市都滅了……」(1967年5月25日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隨着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1970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左派及右派卻因此攻擊金庸,說他是風派、牆頭草。

金庸在六七十年代的國事取態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接納,加上明報擁有大量華人知識分子讀者,金庸成了領導人與民眾對話的橋樑。1973年4月,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見面。1998年金庸憶述當時的情景,蔣經國見面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金庸返港後於6月7日起一連18天在明報刊登「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這系列文章中,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持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多了點溫情,多了點中國文化。

1966年至1992年明報安身在北角英皇道651號南康大廈四層單位,1967年暴動後,以640萬元買下整幢大廈,改名為「明報大廈」。

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十五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後宣布封筆,準備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分,活躍在海峽兩岸的政壇上,充分享用過去15年在明報辛勤耕耘的成果。

《明報》2018年11月1日)

明報舊臣憶拍膊頭歲月   查良鏞包容 唱反調記者加人工
文:曾錦雯、冼韻姬、羅嘉凝

1984年的銀禧報慶上,一眾明報員工簇擁查良鏞(中)索簽名。(明報前員工提供)

明報在1971年發出第一代職員證,少數人的證件獲查良鏞親筆簽署Louis Cha,花仔當然沒例外。歷經40多年,花仔髮型依舊,只是兩鬢微白,眼袋大了,昔日老闆亦已告別人間。(曾錦雯攝)

在《明報》1984年銀禧報慶上,倪匡(中)、胡菊人(右二)等人與查良鏞(右一)舉杯慶祝。(明報前員工提供)

查良鏞過年時會派利市,利市封印有查字,內裏的鈔票早就花掉了,員工至今留着利市封作紀念。(鄧宗弘攝)

查良鏞於1993年明報周年晚宴上與于品海言談甚歡,同年查改任明報董事會名譽主席,于擔任主席。(《明報》員工提供)

查良鏞35歲創辦《明報》,領導報館員工打天下,續以上市置(致)富,成為一代傳奇。(資料圖片)


酒樓電視播着查良鏞(金庸)離世的新聞,退下新聞火線16年的《明報》老臣子花仔呷一口茶問:「幾時出殯?」記者說查家希望辦私人喪禮,花仔點點頭說,若辦公祭難以想像人潮情况。談起昔日老闆,他徐徐在銀包掏出舊記者證,「我的記者證是查生簽名」,證上「社長簽署」一欄,果真簽上Louis Cha。花仔娓娓道出查先生跟編輯室員工拍膊頭的那些年,以至如何對待唱反調員工的故事。

跑新聞時行家叫他花仔,後輩則尊稱他花哥,明報前副總編輯李廣榮1963年加入明報,往後31年,見證查良鏞在編輯室的歲月。

在79歲花仔的回憶中,查先生創辦明報初年運作簡單,員工沒職員證,搬到北角才有。他仍記得首9名員工的編號,「1號是老細查生,2號是第二老細沈寶新,3號是總編輯潘粵生,4號是採訪主任雷坡,5號是戴茂生(經理部),6號是劉國柱(會計部),7號是副採訪主任「陳非」龍國雲,8號是體育版編輯劉兆基」,9號便是花仔。

蒐文革故事被稱「火車怪客」

花仔說,查生日常不太理會新聞操作,只在個別情况提方向。1967年文革期間內地封閉消息,他建議訪問內地來的人,催生了「火車怪客」。當年包括花仔在內的明報記者,每日乘火車來回尖沙嘴和上水採訪,被行家戲稱為「火車怪客」,那些故事反應佳,同行爭相仿效,後來連港英政府政治部警察也加入做「怪客」,「我們問,他們在旁聽」。

倪匡:九流老闆 舊臣:很隨和

對於查良鏞被指是獨裁老闆、不支持民主發展,並會將個人政見加入社評及編輯部。查良鏞的知心友、作家倪匡指查是「一流朋友,九流老闆」,因他太計較形式、金錢,各方面都太過認真,令伙記未必開心。

人性本身複雜,有不同面向。花仔說,他所接觸的查先生「很隨和」。

他說,查任社長時每晚7至8時才回公司,「先寫小說,再寫社評」,當年員工負責將文稿交去「執字房」,再剪成一段段,分工執字粒,因此推斷金庸武俠小說「都不是預先寫好」。


對於編輯室內不同意見,花仔記得1960年代《大公報》與《明報》就「要核子還是褲子」筆戰,贊成不要核子的查在編輯部會議問各人意見,「我發言,認為要核子」,是唯一反對者,結果「散會時,他(查)拍拍我膊頭,同事以為他『鬧鬼我』,原來不是,他跟我說下月要調整調整,原來是加人工」,花仔說可見查有容人之量。

尊子漫畫諷雙查方案 查:哎吔

後來查良鏞提出具爭議的「雙查方案」,尊子在漫畫專欄內諷刺查處事太保守,如今尊子說:「後來聽聞他(查)跟人說『哎吔,尊子都諷刺我』,但他沒有炒我魷魚。」

對人的包容,花仔說到曾有雜誌高級職員向查先生借了一批傅抱石、齊白石名畫,結果有借無還,那次可說是花仔見過查「最嬲一次」,「那批畫的價值,夠一家人食一世都有剩!」

花仔說,查先生關注編採人員的「品質」,尤其貪污盛行的六七十年代,「明報規定記者不能在外收污糟錢,貪污那些,如知道,即炒」,曾有主管疑收了利益將不重要的罪案新聞放頭條,查知悉後,那主管終自行請辭。

六七暴動 字房煮鉛水防左仔

那個年代,明報曾陷險境,花仔指六七暴動時「好恐怖,左仔用報紙包西瓜刀,通街劈友,明報當年好危險,左仔由灣仔一路巡下來,要找明報燒」。他說當時查先生身在法國,員工自設保衛方案。

「當年字房工友煮晒鉛水,好熱的,百幾二百度,想着如果左仔攻上來,在樓梯倒(鉛水)下去」,幸這場面沒有發生;到查再返報館時,已有兩名政治部人員「傍住」上班。

接林彪死訊 未能求證堅拒刊登

回看與查先生共事的歲月,在編採處理上記憶最深刻的,花仔說是林彪的死訊,當年因無法查證,查決定不刊登。「當年常有內地人來電報料,那一次,有人來電具體說出當年為國防部長的林彪飛機在外蒙古墜毁,一千多字稿件我也寫好了。」花仔說,一年後內地正式公布林彪死訊,現在回看,雖失了一條天大獨家新聞,但尊重有關決定,一來這則資訊當年確無法查證,風險太大,如消息不準,直接影響明報的權威及公信力。

回首多樂事:人工不夠 自豪感搭夠

「人工不夠,自豪感搭夠,因為《明報》新聞權威,大陸、台灣、國際有什麼事,通訊社、日本報紙都引述明報報道。」 回首逾半世紀前的「家庭式」報館,兩鬚微白的花仔說明報記者曾經很快樂。

加薪最多30% 想更多


「那時(1960年代)300元人工,加薪(分)10%、20%、30%,現在來說是天方夜譚。」花仔說那時吃碗雲吞才3毫子,加幅已不錯,但他們想加更多,笑說「加人工Do Re Me」,豈料有「鬼頭」告訴查良鏞,翌年查拍拍花仔肩膀,說「今年不會Do Re Me」,即會加多一點。

明報創辦初期出手闊綽,與查惺惺相惜的作家倪匡憶述,1961年稿費市價每千字3至6元,查給他10元。不過,據《金庸與報業》,在1970年代,明報那些格子名氣漸大,稿費卻不是業內最高,許多人多年沒加稿費。

上市後給老臣子大額支票

然而,老臣子口中的查良鏞始終沒待薄伙記。「上市後,(查)給高級職員一人一張支票,幾錢不要說了,最少六個位,他私人給的,與公司無關,是給老臣子的。」花仔說查從不炒人,有記者拿報館的相機去典當也不炒,只叫經理部批錢再買。

廣東話半鹹淡遭整蠱

那時北角的報館有社長室,查良鏞常在房裏寫社評,不理報館操作。花仔說後來查要戒煙,「有時走出來,借頭借路,笑笑口,(問)今日有乜新聞?還不識做!即拿包煙出來啦!」煙放案頭,查先拿一口,再拿一口,然後走回社長室。

外表嚴肅的查良鏞說話不多,員工對他又敬又畏。有不時接近他的員工說,其實查人很好,在升降機碰上同事,會先打開話匣子,有時會問人住哪裏,但那些被問住處的員工未必聽得懂老闆不鹹不淡的廣東話。嘴角微揚的花仔此時未說先笑:「有時會整蠱他,『查生,你諗掂未?』佢話:『未×掂』」

報館包伙食 新年「開賭檔」

花仔說舊日的報館無壓力,曾在《明報晚報》任採訪主任的第二任查太會帶記者去旅行,上午遊新界,下午上班,過年又會上查家把酒談歡,年初二則在報館「開檔」賭啤牌牌九。平日報館則「三餐無憂」,午飯晚飯消夜有專人煮。明報遷至灣仔時,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有廚房,廚房供員工開餐。這傳統保留至北角報館,那時每晚10幾圍,每圍8人,四餸一湯出自肥伯的手。

後來明報遷入柴灣,廚房變外判飯堂,包伙食換了資助光顧飯堂的飯票,家庭式報館已是上市企業。花仔說不喜歡外判飯堂,始終回味舊時伙食。那美味大概不是加了味精,而是歲月過濾了回憶,只留下甜美。

曾欲低調報民運 編委會不聽

有員工珍藏1989年《明報》30周年報慶酒會的菲林,經電腦軟件還原正像,可見創辦人查良鏞(後右)與沈寶新(後左)。該年報慶先後因打風及北京民運延期至7月初,沒按原計劃邀請明星,只有員工聚餐。(明報員工提供)

談起六四,查良鏞為人所知是他當年辭去基本法草委,還有他在電視鏡頭前落淚談六四。原來在北京爆發學運初期,報館內另有故事,查良鏞一度希望報館保持低調,惟編輯委員會不贊成。

怕過分刺激領導人

在民運報道上,查良鏞與編輯部意見不盡相同。據《金庸與報業》一書,1989年5月北京學運初期,查良鏞在編輯委員會表達希望明報低調處理學運,勿過分刺激北京領導人,但編委會成員不贊成,當中吳靄儀、董橋、夏泰寧的反對聲最響,查良鏞對下屬集體反抗頗為無奈,報館亦跟隨其他港媒大幅報道。至6月4日後發生流血事件,編輯部更加沒顧忌,傾全力報道,明報銷量暴升一倍多,查良鏞也無法再向編輯部下達任何低調處理的指示。

報慶逢學運 停辦宴會

早在當年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首都戒嚴令」,查良鏞便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職務,結束從政生涯。在同一日,明報舉辦30周年報慶宴會,因打風延至同月30日,後來學運升溫,報館出啟事指「國家劇變,國家多難」而停辦報慶。查良鏞於5月31日在明報大廈8樓辦茶會,宣布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其後,查於6月中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談及六四事件時,一邊拭淚一邊說:「在電視機上看到這些屠殺的情况,現在想起來很難過,個人感受……我想是跟每個香港人一樣。」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雜說三劍俠
許禮平

2009年,金庸離開《大公報》後第一次回來,參觀報史室(照片由時為《大公報》副刊編輯、在金庸身後陪同參觀的馬海甸先生提供)。

韓非子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但《史記》有《遊俠列傳》作為讚頌。唐後則有「劍俠」之稱,是把「劍」作為行動的特徵了。像鑒湖女俠秋瑾的小照就是拿着小刀的。她把革命精神和「劍俠「精神合一了。而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開始,更流行一種以「劍俠」為題材的「武俠小說「。

但回視建國之初,大陸武俠小說無立足之點。在香港,武俠文化因題材和手法的陳陳相因,亦不太受歡迎。但到1954年,卻因發生了陳克夫與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當時更由何賢為公證。這事令羅孚靈機一動,立約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撰《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連載,出奇地銷量頓升。次年查良鏞以「金庸「筆名撰《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連載,由此,武俠小說和電影蔚然成風,經六十多年而未見頹勢。

這六十年中,金庸是足為武俠文化的代表的。金庸1948 年由上海《大公報》派來香港。1952年籌辦《新晚報》並任副刊編輯。1953年為長城電影公司撰《絕代佳人》及歌詞。1955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1956年為《商報》撰《碧血劍》。1957年離《大公報》入長城電影公司。1958年撰《射雕英雄傳》。

武俠文化在羅孚的催生之初,香港《大公報》有稱「三劍」,是陳凡、梁羽生、金庸。陳凡以《大公報》副總編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梁羽生則是他手下的副刊編輯,後來三人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從1956年10月開始,但不足百日便結束,後來曾結集成書。而所謂「三劍」看來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三人均以寫劍俠小說而見稱於當時。這雖是小事,也足見當時的作者自矜和社會風尚,也可以說是金庸武俠小說事業起點的氛圍。

後來金庸自己辦《明報》,創刊的第三版就設小說版,該版的第一段通欄就是金庸的《神雕俠侶》,佔位一千字。跟着的是宋玉《赤眉女傑》,白祺英《劍馬縱橫記》,另有圖式武俠小說《雙雄爭霸》。這樣更掀起武俠小說的聲勢。在《明報》出版的第六天,其頭版更出現這樣的廣告:「金庸名著《射雕英雄傳》,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台廣播。」從小說到電影、電台,這足令香港興起武俠文化的高潮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武俠文化泯滅于大陸,卻興盛於香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武俠文化的始發點在於中共香港工委領導的左派新聞機構。但也悄然出現過危機。是五十年代末,吳南生招待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夢、傅奇等。金庸在會上提出,能不能將武俠小說拍成電影,當時就有人反對,且對金庸的提議有所責難。幸得吳南生發聲遏止。是吳南生一錘定音,令香港的武俠文化的高潮再延續多年。

吳南生與他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的北宋《羣峰晴雪圖》

就在吳南生「論劍」之後,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勢創辦峨嵋影片公司,改編製作金庸《射雕英雄傳》(上下集,1958、1959)、《碧血劍》(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髮魔女傳》(上下集,1959),風行一時。嗣後長城的《雲海玉弓緣》,邵氏等相繼出品的許多武俠電影,雄霸一方,影響深遠。追本溯源,是吳南生一語,帶出了六十年的興旺。

揆諸歷史,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四季社」(法國的秘密革命團體,宗旨是以暴力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活躍於1837年至1839年)、「正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法國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組織)都是富於俠義精神的組織,帶有民粹主義的味道,如「均貧富」、「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就很有水泊梁山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實馬克思也認可過民粹黨人的綱領。馬克思主義之能傳入俄國,更是民粹者的功勞。當然,「俠義精神」絕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相比,但兩者的出發點和基礎是相近的。

明乎此,老一輩共產黨人熱衷武俠小說就可以理解了。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書去蘇聯,給毛岸英毛岸青,當中就有《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俠義江湖》等。賀龍睡的牀做得很大,以便把書擺滿半張牀,就中即有許多武俠小說。而鄧小平更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習慣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尤喜《射雕英雄傳》,所以1981年鄧在北京接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年三劍俠最早故去的是陳凡,那是1997年。到2009年梁羽生也故去了。2014年去的是羅孚,半年前逝去了吳南生,昨天,查大俠也大歸了。「三劍俠」都已成了歷史。

(本文部分內容節取自舊作《吳南生一語護持香港武俠文化》)

《上海書評》2018年10月31日)

書劍蒼茫
陶傑


查先生是很博大的人,如湖如海,多年往來的友好舊部如倪匡、李純恩、張敏儀、蔡瀾等諸君,各取弱水一瓢,皆各有諸般法相,一人之說,眾人之思,時有見山是山、見水非水的觀感。

其實他更喜歡玩,私下言笑不喜太嚴肅的話題。或大半生凡眾折射的道德要求太沉重,或早已看破世界,某國將往何處去之類,這類談資他寧願留給黑壓壓一大片觀眾的論壇。中國人壓在查先生身上的擔子多:知識份子、作家、報人,因此你該如何堅持你的風骨。但他的祖先曾蒙文字獄,家宅曾遭屠戮。他寫袁崇煥評傳,用英國史學家的筆法,敘事引據,析理釋疑,講到袁崇煥愛國落得個凌遲處死的下場,不忘提醒讀者:北京的市民,撲上去用錢買他碎割的肉來吃,這位袁大英雄,正是出頭保衛他們性命的將領。

所以一切實不必再闡說。他的小說,不同的主角和人物,由青年寫到中年:家國千愁,人生百感,情仇激揚之處,生死踟躕之間,名利與道義的交界,光明與黑暗的邊緣。作家和他筆下的主角,一樣是凡人,除了娛己娛人,還是不斷如哈姆雷特之To be or not to be的獨白,觀世劫於途邊之傾,不免一次又一次的藏天問於胸臆,也是紀錄悲苦探索真理的自語。

金庸不需要寫自傳,其心路歷程早就折射在小說裏。有如中國其實並無、也不需西方意義的哲學體系,詩人和散文家蘇軾夜遊赤壁,一舟遊江賞月,除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文字視覺美學,由景入情,以情繫思,論定「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哲學了。查先生一生業績,與其代表的價值觀,或須辨其小說與現實之別。加上既為文人,亦為報老闆,感性與理性並發;小說在大陸發刊,權衡利弊之傾,本我與角色相易,「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個寫得出「天龍八部」的人,當可時時將自己置於吉凶變幻的不同處境之中,有時是真言以警世,有時是台詞以戲世,有時則套話以酬世,一般人不易明白。

查先生一生筆耕而勤業,也很勞累了。他還沒有說出來的故事太多,說不出來的淒酸更多。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當年讀他的倚天屠龍記,見此頌歌,幾許有情人當曾怦然悲慟。然而他是學佛的人,如錢塘潮起,靈飈轉處,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參悟端詳。民國傳下來的參天一炬,他也終淡幻為一隻紙船上的燭光,在雲水迷茫處漸遠去了。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1日)

瑣憶查先生
陳子善

左起:金庸、饒宗頤與陳子善於1999年留影。(圖:陳子善)

1999年4月,我在香港。那天到天地圖書公司拜訪時任「天地」副總編輯的孫立川兄,他說你來得正好,明天「天地」尖沙嘴門市部開張,你能參加開幕式否?他還告訴我,查先生(金庸)和饒宗頤先生都會到場。這對我當然是個大好消息,饒先生已經拜訪過,查先生還無緣拜見,借此機會正可請益。第二天上午10時半,我就趕到尖沙嘴門市部,過了一會,立川兄也到了。近11時,查先生和饒先生同時到達。饒先生記憶力真好,一眼就認出了我。立川兄向查先生介紹:這位是上海來的陳子善。查先生笑了,說:噢,陳子善,我知道,董橋文章中提到過你,我也讀過你的文章。我想,這後一句,應是指《明報月刊》發表的拙作。我們四人聊了一會天,立川兄不失時機地拍下了我與兩位前輩難得的一瞬間。可惜我當時忘了找一本查先生的武俠小說請他簽名,事後懊悔不已。直到數年後加拿大一位查先生老友檢出他所藏的查先生簽名本贈我,才稍稍彌補了這個缺憾。

我與查先生僅此一面,卻難忘。我寫過一篇小文,介紹查先生早年以林歡筆名出版的《中國民間藝術漫談》。此書1956年10月由香港長城畫報社初版。感謝董橋先生送我這本小書,讓我知道了查先生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和政論社評之外,還有另外一副同樣也是了不起的散文筆墨。書中對1956年6、7月間「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港演出的歌舞和京劇節目,對1954至56年間在香港上映的中國傳統戲曲電影,都作了精彩的點評。不妨再次引用查先生評論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文的起首:「在我的故鄉杭州一帶,有一種黑色的身上有花紋的大蝴蝶。這種蝴蝶飛翔的時候一定成雙作對,沒有一刻分離。在我們故鄉,就叫這種蝴蝶作『梁山伯、祝英台』。這種蝴蝶雌雄之間的感情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小孩子如果抓住了一隻,另外一隻一定在他手邊繞來繞去,無論怎樣也趕它不走。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家裏人看着這對在花間雙雙飛舞的美麗的蝴蝶,給我講了梁祝的故事。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間有哀傷和不幸。」寫的多麼細緻、平實而又生動,引人遐思。我這篇小文在南京《東方文化周刊》刊出後,引起了南通一位「金迷」的注意,他託人找到我,希望得到《中國民間藝術漫談》的影印本,我滿足了他的要求,我們從此訂交。而他後來也找到機會,請查先生在這冊影印本上簽名留念。這一切,不都是源於查先生文字的魅力嗎?

查先生曾巧妙地將其十四部武俠小說每部書名中選出一個字集成七言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我一直認為,查先生執20世紀中國武俠小說之牛耳,他的武俠小說不僅是香港文學史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史中不可或缺的燦爛篇章。然而,在查先生所營造的、使無數人入迷的武俠世界之外,像《中國民間藝術漫談》這樣抒發真情的散文集,在全面評估查先生的文學歷程時,也是不應遺忘的。

查先生以94歲高齡謝世,世間再無金大俠。但我相信,他在文學、政論和新聞出版等眾多領域裏劃時代的傑出建樹,一定會不斷被後人研讀和探討。書比人長壽!

作者簡介:教授、文史研究者,近著有《從魯迅到張愛玲》等。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鹿鼎記》英譯者:筆下故事永饗讀者 查良鏞英文名Louis 源自《金銀島》作者
明報記者 羅嘉凝



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金庸」的著作被譯成多國語言,其中《鹿鼎記》英文版譯者、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說,金庸筆下的韋小寶絕對是其中一個最令人難忘的中文小說角色,而金庸小說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形容金庸離世屬華語文壇一大損失,但相信他筆下的故事將流傳下去,為讀者帶來快樂。

早在80年代已認識查良鏞、現居新西蘭的漢學家和翻譯家閔福德,聽聞金庸死訊後,回應本報查詢時特撰文以悼念查的去世,形容為華語世界的一大損失,但相信金庸著作將一直流傳,讀者翻閱其著作,即可窺探到中華文化,得到快樂。他指金庸武俠小說有傳統中國歷史文化,配合電影生動敘事模式,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因此被比擬為法國小說家大仲馬。

閔福德過去曾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教授,現屬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語言學院榮休教授。他過去與老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譯過全套124回《紅樓夢》英譯,被視為有關《紅樓夢》英譯的最佳版本,其他英譯本包括《孫子兵法》、《聊齋志異》、《鹿鼎記》、《易經》等(見表)。

80年代相識 充當查傳譯公關

早於80年代,閔福德經朋友宋淇介紹認識金庸,他透露金庸英文名字Louis,是因其仰慕英小說家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有《金銀島》)而來。由於閔福德的老師柳存仁與金庸份屬好友,柳存仁提議由閔福德翻譯金庸其中一本小說,金庸遂授權閔翻譯,隨後二人經常會面。至1994年1月,金庸出席澳洲悉尼作者節,閔福德更曾充當其傳譯及公關。

閔福德其後與妻子與外父3人,花近10年翻譯《鹿鼎記》,用了不少時間蒐集康熙時代的歷史背景,英譯本的《鹿鼎記》只有3卷本,有別中文原著的5冊,於1997年陸續出版。他表示,金庸對他們刪減了他的作品不太高興,但他與外父均覺得已把握到原著精粹。他欣賞主角韋小寶,是其中一個最難忘的中國小說人物,認為韋小寶是個樂天、懶惰、是非難分卻異常討人喜歡的流氓。

英譯本刪至3卷 金庸不太高興

早前有人問閔福德為何沒全譯金庸作品,他曾表示金庸小說裏的招式很難以英語來表達,硬譯出來,讀者也不懂。而《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則曾表明,在英譯者之中,金庸似乎對閔福德的譯本最感滿意。

《明報》201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