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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7日 星期日

悼英培安

許迪鏘:一個旅人在冬夜

我最初讀到的應是英培安的匕首式散文,針砭時弊,尤其喜歡嘲諷孔夫子(用的筆名是孔大山),而我們知道,新加坡自詡以儒治國。在統治者的蛋裡挑骨頭,難免招來當局不滿。那年代新加坡政府要整人,最簡單的莫如說你是共產黨。培安當然不是共產黨,但說你疑似,也就夠了。

培安就曾給抓進警局關柙,說涉嫌受查。按大英帝國老規矩,治安部門可以不用任何理由把人拘禁四十八小時,四十八小時內如不提罪名起訴,就要放人。培安當然不會給查出甚麼把柄,四十八小時後依法釋放,放出警局,走不了幾步,又給抓了回去,繼續調查。我們可以想像:他左腳剛踏出警局,右腳就給拖住,說英先生對不起,請你回來繼續協助調查。就這樣,他放了又關,關了又放,出出入入,算是蹲過兩三個月的牢房。

通信若干年後,我們終在香港會面。他每次來香港,大都是住佐敦附近的一家旅社,我就和他到佐敦商務(當時還未開,現在已結業)隔鄰的一家齋鋪吃飯。這幾年每經過商務,也作興到那兒吃個齋,依依稀稀緬懷當時我們坐過的位置。培安後來開了草根書室,Grassroots Book Room——算不算有點新加坡味的英文?他問我要了點素葉的書,這以後他來港,總是說要給我結書賬。

我知道,書室的生意不怎麼好,素葉出的又是冷門書,哪有甚麼賬可結?但賬我照收,只能堅持請他吃飯。他後來辦《接觸》雜誌,《素葉文學》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三十期英培安〈官僚還是壓制——記一次申請出版雜誌的經驗〉一文所寫,也許就是開辦《接觸》的經驗,這雜誌後來刊用了不少素葉的文章,我可以想見他獨力支撐的吃力。

《素葉文學》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三十期英培安〈官僚還是壓制——記一次申請出版雜誌的經驗〉

培安後期的主力應在小說。長篇先是《畫室》,繼而是分量同樣重的《戲服》,想不到他對粵劇也有研究。最後的一部是《黃昏的顏色》。《戲服》新書座談會上,他徇眾要求唱了一段〈客途秋恨〉,唱腔是戲台南音,而不是地水南音,相當配合書的內容。讀培安的小說,我感覺到文字背後的那顆心,很有巴金式的熾熱。

我還是喜歡他散文那種魯迅式的冷銳。小思老師一位學生二OO六年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任教,常去草根,和培安很熟。她說培安對人坦率熱情,直話直說,從來不加保留,自然也從不阿附權貴。正是這種文風和個性,先讓他吃了「牢獄」之苦,後來又給某文人控告誹謗。原來在新加坡要整人,最方便的就是告人誹謗。

左起:英培安、許迪鏘。攝於2017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作者提供)

有一位培安支持的反對派,給政府這個那個部長控告誹謗不下六七次,用我們香港俗話說,就是被「告到甩褲」。提到被控告,培安還是很氣,雖然,這類打壓人的伎倆,從沒讓他洩氣。他在創作上的努力,對推動文學的熱情,這十多年來終也獲得社會的確認和國外文學界的重視。

大概是O六、O七年,培安發現有前列腺癌,這種癌發展得較慢,吃的藥含有荷爾蒙,也許這樣,他唇上原先留的那兩撇鬍子沒有了。現在才想到,怎麼沒問一問他留鬍子是不是想學魯迅。而留在我的記憶中的,將永遠是那小鬍子英培安。

【標題為編輯撰寫。文章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作者簡介|許迪鏘,廣東開平人。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畢業。從事編輯工作;曾任《香港文學》美編,星島日報《詩之頁》、《讀書》、《文學周刊》等主編,並與友人合辦《大拇指》雜誌及素葉出版社。曾任職出版社編輯,工餘亦參與出版素葉文學叢書。作品有《南村集》、《形勢比人強》、《中國語文不難學,為甚麼我總是學不好》等。

(《香港01》2021年1月12日)

沈旭暉:悼念新加坡文人英培安先生

剛看到新聞,新加坡文壇前輩英培安先生病逝。和他曾有數面之緣,也做過訪問,非常懷念。

每次在新加坡,都會到草根書店一走。從到它的老店獵奇似的搜羅那些年的反對派文獻,到現在的新店感受新加坡少有類似台灣誠品書店的文化氣息,都是一種心靈慰籍,而那地方的傳奇,更是值得廣傳。

草根書局的創辦人正是英培安,祖籍廣東,幼年在新加坡接受華文教育,學生時代是一個「真‧文青」,經常在各類報刊雜誌發表文學作品,創作詩歌、小說和戲劇,讀者群體以新加坡華人為主,也傳至兩岸三地。英培安的小說常常登上(公信力還存在時的)「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年度排行榜,更三度榮獲「新加坡文學獎」,可謂當代新加坡華人作家代表。

英培安也和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一樣,有一種「知識分子作家」的身份認同,將「關懷社會」作為文學創作的信條。1970年,他初涉出版界,參與新加坡「左翼」出版社和書店的運作,直言新加坡政府不民主,乃至因此短暫被捕,反映了一代人的辛酸。隨後英培安的批評文字常常見諸香港、馬來西亞媒體,他本人亦一度旅居香港,從事專職文學創作。

正是這段香港的淵源,催生了「草根書室」的出現。英培安在香港期間,對本土文化特色「二樓書店」深感興趣,對偏離商業核心區、租金低廉、為特定顧客群體服務的經營模式頗為稱道,加上在旅港期間常往返台灣,認為文史哲書籍能在台灣流行、也可以在新加坡生存,便再度萌生出回新加坡開獨立書店的念頭。「草根書局」在1995年正式創辦,引進的書目都由英培安把關,以保文化品位與個人志趣相符,首批書籍就批發自香港三聯書店,還有一些自家印刷的星馬革命經典。我全屋的那系列藏品,包括那些年的星馬革命歌曲CD,幾乎全部都是購自草根。

然而,書室一直經營艱難,英培安以稿費和出版社兼職收入補貼,才能勉強維持。這裏有結構性原因,也有其他因素:在六、七十年代,新加坡政府高調打擊共產黨時,也衝擊了新加坡的中文書店,不少書店因為和馬共有疑似聯繫,被禁止營業,令「華文書店」有了一種「地下」色彩。加上新加坡的語言和教育政策傾向英文,導致華文閱讀市場不振,不少新一代都喜愛英文閱讀多於中文,而這涉及新加坡根本身份認同的問題。至於文青路線就是在香港,也不是能容易營運的窄路,文人的浪漫經營書店,往往出現市場錯配悲劇。

兩年前,隨著運營壓力增大,加上英培安一度身患重病,令他決定不再續租鋪面。草根書室前途未卜的消息一傳出,震動東南亞文化圈,最終三位「熱心讀者」出手合資,把書店接手過來,這幾位我都有數面之緣。其中林仁余、林永心都是媒體工作者,也是草根的老主顧,早與英培安熟識,情願辭掉工作,全職經營書室。第三位林韋地醫生是馬來西亞新生代,剛從英國學醫歸來,在本地診所工作,從前業餘也有寫作出版,據說是將作品送至草根寄賣時,與英培安一見如故,遂加入當「白武士」。這種情懷,在務實的星馬年輕專業人士當中,極不容易。

草根本來針對的顧客群體是教師、作家,但實際上,竟有九成顧客來自外地,如慕名而來的兩岸三地遊客、作家,還有馬來西亞華人,本地華人的消費意欲,可見一斑。近年來新加坡出現了較多來自兩岸三地的新移民,順理成章成了草根新的目標群組,但究竟是華人書店的佳音,還是沖淡原來東南亞華裔特色的死亡之吻,就要時間才能判斷了。假如草根能真正成為新加坡的誠品,不但是文化界的大事,對新加坡怎樣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會產生微妙影響。而這種改變,比單單觀察選舉議席得失,更潛移默化,是為水滴石穿。但假如有天草根要靠售賣「中國禁書」生存,不談政治風險,這也是品味庸俗化的開端,我們自然希望這一天不會到來。

小詞典:草根書店新店

草根書室舊店在橋北中心舊商場二樓,新店搬至武吉巴梳路,與「湘靈音樂社」等富於文化氣息的地標接近。新店採取多元化的經營方式,在實體書籍之外,添加講座展覽、烘焙館、咖啡廳等多種元素;書籍的選擇範圍也從文史哲類拓展到美食、繪本等,明顯借鑒了台灣誠品書店的經營模式,希望加強對文青社群的吸引力。

(文章轉載自作者 Patreon)

(《虛詞》2021年1月15日)

在星加坡見過幾次英培安,也聽過他講了許多他的際遇和牢獄之災,以及晚年莫名其妙的官司。他為創作所付出的一切和多年苦苦支撐的草根書店,讓人感動。可惜,他是生在新加坡(但至少比在馬來西亞好很多)。知道他近這幾年的病體,因此驟然聽到他過世的訊息,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驚異。只是想說,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更糟糕)從事中文創作,都是很歹命的志業(英培安是真的把它當志業來經營)。

重繕十年前見到他的情景:

2011.12.22

前兩天在新加坡,整座島嶼被籠罩在陰濕的飄潑大雨之中.我躲向百勝樓斜對面的草根書局,適巧遇到白髮蒼蒼的英培安守在店內。

這書局可謂是目前新加坡售賣港台學術性書籍最多的地方,開張了十七年,但顧客越來越少,書局的生意幾近慘淡經營.而且十七年來,租金翻漲了一倍多,營收壓根兒支撐不住支出,每年虧損累累,因此明年極有可能會終止營業。

可以看出書局主人身體的孱弱,書局已無力顧請工人看店,所以他只能親力而為.櫃臺上擺著書局主人的小說著作,"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騷動",以及剛出版的"畫室".兩個空間擺滿的書,寂寞的等待顧客前來購走。

"你是今天唯一上門的顧客".我原是為了躲雨的,經他一說,就真的成了顧客,把書局主人的一本小說與三本詩集買了下來.而窗外仍然風狂雨暴,窗內書局主人卻話頭正興,然而一些辛酸靜靜的被壓在腔調之下,並被雨聲完全掩蓋掉了。

當我從書局走出去,回頭轉顧,只見白髮與寂寂的書影,在時間裡凝固成了無根的弦,無聲的唱著一個新加坡文學裡,哀哀而無聲的故事。

2012.5.26

昨天下午在草根書屋跟英培安聊他的創作,從寫詩到小說,從他辦"前衛"雜誌到"蝸牛"期刊,最後被內政部捉進牢內吃了幾個月的咖哩飯,到出獄後,再以孔大山寫起雜文,依舊堅持著批評政府政策的文人本色.及至雜文專欄被停掉,工作也被阻擾,他依舊樂觀的不改其志,寫他的廣播喜劇與寫小說。

他說寫文章,並不具有甚麼偉大理想,只是為生活所迫,尋求溫飽而已。

而開創草根書屋,十八年,幾乎承擔不住店租每兩年漲一次的負擔,尤其從2005年,租金從新幣2400漲到2011年的4600元.原本打算草根書屋只經營到今年八月就收檔了.後來因有心人的幫忙,讓草根書屋在種種考量下,仍決定再繼續經營下去.但仍然是邊戰邊走,走到哪裡是哪裡."就以一年為觀察期吧!"精神漸好的他,在官司的種種打擊下,仍是樂觀的面對著未來。

而他的一頭白髮,在多災多難的歲月裡,有著一種不屈不撓的象徵意志。

(辛金順臉書2021年1月10日)

悼英培安先生

英培安是著名的華文作家,更是新加坡草根書室的始創人。草根書室是新加坡少有的華文書書店,於1995 年創辦,2014年結業,及後由後繼人搬遷重生。新加坡書業以英文書為主,不是個重視華文書的地方,讀者很少。為了書店的生存,英先生早年需在Pageone當全職店員,薪水補貼到草根書室才能勉強維持,雖然辛苦卻樂在其中。其後雖因為經濟及健康問題結業,但英先生的堅持,已孕育了無數新加坡華文文化的種子。

序言開店早期,英先生曾經光臨本店互相鼓勵。惜2015年店員有空到新加坡旅行時,英先生的草根已結業,無緣到訪,幸好草根已有數位有心的後繼人,於是到了當時仍在裝修的新草根書室參觀,雖見不到英先生,但認識了後繼人林仁余和林韋地先生,及之前一直在草根書室打工的婉菁。傾談間了解到英先生的草根書室,對他們的啟蒙甚大,對當地的華文書也有極大影響,甚至必須要繼承草根;與英先生情同父女的婉菁還告訴我,她要再開一間華文書店!結果不久後果然城市書房就出現了。

及後序言與草根及城市書房一直有連絡,有些坊間少有的東南亞研究和南洋文學都是看他們書店介紹然後引入,序言亦偶有郵寄本地的出版到新加坡的書店。英先生無意中做了兩地書店的橋樑,豐富了兩地讀者眼界。

感謝英先生對華文世界的貢獻,你種下的種子,已漸漸開出漂亮的花,希望將來還會結果成林,成為城市中最美麗的風景。

圖:擷取自Youtube "草根橋北中心的最後一夜"

2016年8月26日 星期五

英培安:自由對一個城市很重要

英培安:自由對一個城市很重要
文:趙曉彤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在港居住,替香港報章撰寫專欄;回到新加坡定居前後,一直把香港文學帶到新加坡。他從事文學創作,他開辦書店,卻曾因書店被拘捕。本版記者訪問英培安,談談他的經歷;訪問書店的工作伙伴,談談英培安這些年的書店生活;邀請香港作家許迪鏘,談談他所認識的英培安。

(圖:tong)




如果不是那麼渴望自由,或許,他不會喜歡香港。他是英培安,新加坡作家,生於一九四七年。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新加坡仍是英國殖民地,中國仍在內戰。不是因為漫長的戰爭,也不會有那麼多華人逃難來到南洋,千里迢迢,只為一線生機。他的父親本來住在廣州,有妻有兒,聞說日軍即將攻打廣州,連忙逃到新加坡,打算安頓好後,再把妻兒接過來。沒料,日軍迅速攻陷整個東南亞,太平洋戰爭爆發,他父親與家人相隔一個大海,直至日軍投降,父親知道妻兒死於戰亂,陰陽相隔。中國仍在打仗,他父親回不去了,在新加坡另外娶妻,生了英培安與他的妹妹。

他記得新加坡曾經很窮。小時候,他與家人住在板間房裏,幾家人合住一層樓。新加坡像香港一樣要制水。他住的地方是小坡大馬路,即現在的北橋路,他的家就在現在Bugis Junction地鐵站對面。當年,整條街都是戰前騎樓,現在全部拆了。當年,小坡俗稱白沙浮,廣東人叫它做黑街,是非常興旺的華人區,晚上整條街都擺滿桌子,外國水手在那裏喝酒、唱歌、鬧事……男扮女裝的人妖在黑街出沒,他叫他們做「阿瓜」。那是一條徹夜不眠的街,後來所有舊建築都被徹底清拆。他慨嘆香港可以因為一部電影《歲月神偷》而令政府保留永利街,這在新加坡不可能,新加坡的民間力量太弱了。

讀劉以鬯《酒徒》之後

當年的小坡大馬路,是書店集中地。他在這裏接觸很多台灣、香港出版的書,讀到劉以鬯的《酒徒》,覺得用意識流手法寫小說很新潮,他又模仿力匡的十四行詩來寫詩。他喜歡寫詩,老師要同學交散文功課,他心血來潮寫了一首詩,老師不但沒有責備,還給了高分;他把詩投稿到《南洋商報》,報紙立即刊登,還付稿費。「後來我又投了幾首詩,幾篇文章,全部刊登。我當時想,如果我可以靠寫作維生也不錯。」

學生歲月,他常常投稿,偶爾寫文章批評政府。他在義安學院讀中文系時,曾為了爭取學生權益而參與學生運動,不知道政府當時已很留意他們。畢業後,他希望到《南洋商報》工作,卻一直吃閉門羹。他回到北橋路,開了一間草根書室,專賣文史哲書,當年從香港運來的政治雜誌《七十年代》賣得火紅。他又與幾個朋友一起辦雜誌,把投稿到報社而被退回的批評政府的文章,全部刊在這本雜誌。雜誌只有他一個人用真名,沒有其他朋友的名字,「係得我唔識死」。

書室開業不久,他與太太結婚,來到香港度蜜月。那是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到香港,看見這個城市霓虹處處,深夜,整個城市都在發亮,他才恍然「發現」新加坡的夜晚是漆黑的、沒有顏色的。白天,他推門走進一間間書店,發現不同立場、不同種類的報紙、雜誌、書籍,原來如此唾手可得。

他發現了自由,出版與創作的自由,香港因為自由而多采多姿;新加坡不是這樣的,它有很多規條與禁令,限制市民的言論與行動。

從香港回到新加坡,兩年後,他突然在一個晚上被警察逮捕。原來,草根書室有一個讀者是地下分子,他受牽連而被捕。當晚總共拘捕了五十多人,審訊持續了整個晚上,沒有證據顯示他與地下組織有關,但政府仍是決定拘留他,希望借此警告與他一起辦雜誌的朋友。

根據當時新加坡內政部的法令,如果拘留了三十天仍是找不到任何顛覆國家的證據,就得放人。三十天過去了,他把囚衣脫下來,換回自己的衣服,乘警車來到監獄門口,坐在他旁邊的警察卻說:「我們的上級不想放你走。」然後把警車掉頭,再用《內部安全法》重新把他逮捕。

三十天,又再重新倒數。

最初三個月,他單獨囚禁在一個大概一百至一百五十英呎的囚室,裏面有一張水泥做的牀,上面鋪了木板,沒有枕頭和被鋪。一個月後,他再被盤問,順勢向警員投訴,才有枕頭,但沒有被子。整個囚室都塗上了深灰色的石灰水,他抬頭,只見刺眼的白光燈管一直亮着。囚室的門有個小眼洞,外面看守的「辜加兵」可以隨時看見他在做什麼,而他看不到外面。囚室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澡間,他上廁所要用力拍門通知看守員,而洗澡也是由看守員押到洗澡間。他忘記了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洗澡。

他被盤問的地方,是一個非常陰暗、非常寒冷的小房間,他只穿着單薄的囚衣,沒有內衣褲,不必潑水,只要桌上的燈光對着他照,他就曲線畢露了。女囚犯的穿着也是如此。他一個人在囚室度過聖誕,直至三個月後、農曆新年前,他被押到一個較大的牢房,與三個已被定罪的人住在一起。這裏有洗手間,也有一個運動的空間,每個人都有一張鐵牀,牀上有牀褥、被單、枕頭。他在這裏住了一個月,終於獲釋。他沒有被定罪,但不能出國,也不能參加政黨,搬家也要通知警局,直至他被告知可以解除禁令。

一段不自由的日子,令他感受到:「個人的名譽財富其實並不重要,只要有人把你關起來,使你在這社會上消失,你便什麼都沒有了,所以自由很重要。有自由才能做你想做的事,做一些你認為有意義的事。」

「以前,我只是個抒發個人情感的現代派詩人,被關了一次之後,我開始關心那些曾經因自己的政治理想犧牲了青春與自由的人。這些素材都有在我的小說中出現。我認為,好的政治,是盡量可讓人民自由選擇他期望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所以,自由、民主、正義很重要,否則,政治家們標榜的幸福生活,只是欺騙老百姓的謊言。」

在香港寫專欄的日子

八O年代,他終於可以出國,每隔兩、三個月便到香港一趟,認識了不少文人朋友。許迪鏘常常帶他逛書店,「我買書就佢找數,真係好感動」。他又認識了舒巷城,兩人常常談粵劇,舒巷城又帶他到鯉魚門看霧。他仍記得,自己在獄中最強烈的想法是,如果有機會出獄,一定要離開新加坡。他有一些留港工作的機會,可是他父母患病,孩子也小,思前想後,他還是回到新加坡。

直至一九九四年,他母親已經過身,女兒也長大了,他沒有太多牽掛,便來香港住了一年。他在屯門租了一間三百多呎的公寓,那時屯門還沒有直接到達的交通工具,像一個遺世獨立的小鎮。他靠《星島日報》寫專欄及《香港聯合報》寫小說的稿費交租、生活、購買每三個月來回新加坡的機票。每天清晨,他吃過早餐,便到附近逛逛,接着到圖書館看看報紙,想想有什麼可以寫,然後回家寫作,一寫便是一整個下午。每隔一、兩個星期,他都會到港島找找朋友,與舒巷城在北角的茶餐廳聊天。「老人家喜歡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個下午。」

一個人住,他覺得很悶,常常打電話回家。他的妻子不太喜歡香港,女兒仍在新加坡讀書。一年後,他還是回國了。他的草根書室,在他出獄後,因為無心打理而結束。從香港回來後,他立即重開草根,這次經營了二十年。

二OO八年,他患上前列腺癌,病情嚴重,一個叫陳婉菁的讀者主動到草根幫忙,她一直待到二O一四年草根結業──他身體差,生意也差,撐不住了。很及時地,又有三位讀者主動接手經營草根,英培安就帶他們到香港逛逛樓上書店取經。現在的草根,搬到北橋路一個更大的空間,裏面有咖啡廳、展覽、有賣精品與明信片,裝潢美麗。而婉菁也在草根舊址附近開了城市書房。她告訴我:「英先生有香港情意結。有朋友在香港來,他就會講一些以前在香港的東西,他在香港的時光。」

他的情意結,是一個城市的自由。

近年,他愈來愈少來香港,他自覺沒有那麼喜歡香港了。「我總是覺得香港跟從前很不一樣,從前滿街都是廣東話,現在常常聽到華語(普通話)。」而回歸後的廿三條、反國教科、傳媒歸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每一天,香港的自由都受威脅。

他慨嘆:「共產黨沒有口齒,回歸前說五十年不變,但五十年還未過一半,香港已不斷受到干擾。我看着香港慢慢失去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很心痛。一個這麼好的地方,被中國搞得烏煙瘴氣。」

溫水煮蛙的狀態

「香港真是不容易。香港人唯有影響大陸人的價值觀……但怎樣令大陸人改變呢?你要獨立嗎?如何獨立?人道立場,中國不可以攻打香港,但中國會不會鎮壓?我不知道。」不少人把香港與新加坡比較,認為新加坡面積比香港小,也可以獨立,可是當年新加坡的經濟很差,它是被馬來西亞踢走的,「馬來西亞覺得你死定了,一定會回來求我,沒料新加坡會愈來愈好……可是,中國不會踢走香港」。

時勢真惡。但在這樣的時勢裏,他覺得香港作家更易寫出好作品。不像新加坡,一種溫水煮蛙的狀態,絕大部分年輕人不敢表態,不敢犧牲,樂於接受政府所有升學就業的安排。相較之下,香港仍然有很多年輕人敢站出來,敢向政府爭取,也確有可以爭取的空間。香港仍有很多可能性。

「一個好作家必須要有信仰,就是真心真意相信、喜歡一樣東西;然後加上耿直的性格,耿直就是固執,堅持自己的信仰。這兩樣東西加起來,你會很慘,你有自己想做的事,但你又很耿直,現實生活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的,所以當你在生活裏實踐你喜歡的東西,你會遇上很多波折,這些波折會激發出你的真實、自我的感受,寫成文字,就是你真正了解生活裏某些東西,你就能夠寫作。」

「堅持信仰是很辛苦的,不堅持就沒有了,也不會那麼辛苦。但寫作本來就要有很多堅持,你要有那份勇氣。我很固執,所以也會受到一些挫折,會有一些對生活、對人、對事的感覺。」

訪問那夜,他着我陪他說說廣東話,「這次以後,不知幾時再有機會講」。他記得從前新加坡很多人會說廣東話。自一九七九年李光耀發起「華人講華語運動」,廣東話在電台、電視、公營機構消失,不過三四十年,一種方言已在一個城市式微。

而一個城市的自由,如果沒有強大的民間力量守護,恐怕會比方言更易消失。

回港後,我在電郵問英培安:「你認為什麼是自由?自由對一個城市來說很重要嗎?寫作是你獲得自由的窗口嗎?」我想知道,一個耿直的作家,如何在不自由的城市活得自在。以下是他的答覆:「大概是二十年前,報館的主編是我的朋友,約我寫專欄,我嘗試在專欄裏寫對本地社會政治的評論文章,但不能刊登,我就從此不再在報章上寫文章了,二十年來只刊登過兩篇類似閱讀心得的文字(也是報館約稿的)。一是關於弗洛姆的,一是關於盧梭的,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多年,除了經營書局,就是專注寫小說,小說都在台灣出版。」

「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常用《內部安全法》把反對政府的人當共產黨一樣抓起來,現在(除了對付恐怖分子)不可能再用這條法令了,看來似乎比六七十年代開放,其實不然,批評政府或在競選時支持反對黨的人,不小心就會犯法,被罰款坐牢,或被告譭謗。最近的補選就有兩個人在冷靜日(選舉前的一天,不能做競選的宣傳)於互聯網的社交平台上呼籲人們投票支持反對黨徐順全,遭到提控。」

「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其實是指心靈活動的自由與思想實踐的自由,所謂心靈活動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自由思考、認識真理,思想實踐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用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用行動來實踐我們的思想。如果不能,我們是不自由的。」

「心靈活動的自由,也包括了我們不受自身以外的任何權威思想控制,包括政治權威與宗教權威的思想。」

「自由是和責任在一起的。正如沙特說的:『人有選擇行動的自由,但是他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如果他選擇錯誤,他會懊惱、後悔、即使有上帝也幫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承擔他的懊惱與後悔。』」

「個人的自由也和其他人的自由連在一起,他所需要的自由,其實也是其他人所需要的自由,所以當一個人在爭取他的自由時,意義上也是為其他的人爭取自由。但是,另一點是,一個人在自由選擇他的行動時,也牽涉到他人的自由行動,所以,自由並不是任意實踐個人的欲望。因為,自由並不是指你能隨意行動,也是指你能控制自己,因為自由是你能做,也能不做,你覺得不應該做的,你能控制自己不做,舉個例子,上癮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因為他們控制不了自己。」

自由與良知

「自由也和良知在一起。如你能作弊而你不作弊,你能撒謊而你不撒謊;自由也和勇氣在一起,你認為在良知上你應該做的,即使做了會損害你的利益,失去肉體上的自由,甚至生命。不怕死,這就需要極大極大的勇氣了,但也是你精神最自由的時候,那是最難實踐的自由。」

「當然我們不要陳義過高,高唱一些不容易做到的自由,但是爭取心靈的自由(如能自由獲取資訊,自由思考),言論的自由,聚會的自由(自由表達對社會、政治的意見與意願,爭取你與其他人的共同利益)也就差不多了。」

「自由對一個城市當然很重要,人民不能自由獲取資訊,不能自由思考,發表意見,人民便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他們怎麼可能愛這個城市,認同這個城市,建設這個城市?這城市很快就會落後、衰敗。」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寫作的自由的,只是本地媒體已完全受官方控制,不合官方的言論,根本沒辦法在本地發表,但是世界很大,只要有點勇氣,你還是會找到發表你意見的空間的。」

「是的,寫作是我獲得自由的視窗。」

「不要陳義過高,不要頹喪退卻,也不要做無意義的犧牲,時刻記住自己爭取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理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書友:英培安讀者 在新加坡開書店
文.趙曉彤

英培安(圖左)、陳婉菁(圖右)

英培安(左一)在草根書室舊址留影

城市書房;地址:420 North Bridge Road, #03-10, North Bridge Centre 188727;電話:+65 6901 1583

從二OO八年到二O一四年八月,新老闆承接草根書室,這段日子,陳婉菁一直在書室裏幫忙。

她在大學念中文系時,知道了英培安與草根書室,慕名來訪,認識了英培安,成為書店的常客。畢業後幾年,她在出版社工作,常常到訪不同書店,隔了一段時間再來草根,英培安見她就像見到老朋友,告訴她自己患了前列腺癌,健康頗差,她便主動請纓到書店幫忙,替他處理訂單、帳目、電腦文件等工作。

最初,她一星期到草根工作一天。二O一一年,英培安的長篇小說《畫室》出版,她替他辦了一個新書發表會,就在離草根不遠處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對面,這是他第一個新書發表會,反應很好。他問她:「有沒有興趣到書店幫忙?」她想,他是年紀大了,真是需要一個幫手,而她在出版社工作四年,也有點厭倦,想轉換工作模式,便一口答應。

在草根工作的日子,英培安常常問她:「你的理想是什麼?」她有時仔細回答,有時笑而不語。她心裏卻很是感動。「因為新加坡其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沒有人會跟你談理想,每個人都說要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追求很多物質的東西,所以英先生跟我講理想,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思考,他真是讓我感到我們是要趁着年輕,去做一些真是想做、很有意義的事情。」兩年過去,草根快要結業了,她不敢貿然提出接手。幸好有三個有心讀者接手草根,她幫忙處理舊草根與新草根的過渡期。現在新的草根書店已搬到北橋路的另一端,一個更大的空間,裝潢非常美麗。

人閒下來,她更確切感受到自己不想離開書業界,怕離開後就很難再回來。於是她嘗試自己做出版工作,便有了城市書房,從二O一四年十二月開始出版本地作品。第一本出版物是前老闆英培安的舊作《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不足一年已經再版。「英先生的書一直非常好賣。」

她把城市書房的書帶到不同書店寄售,而書都存放在她的家裏,像個小型書庫。後來,家裏實在放不下那麼多書,而她也覺得城市書房需要一個門市,讀者、作者要找她聊天或是商談合作也較方便。於是,她開始籌備實體書店,機緣巧合下,竟在舊草根附近租到了舖位。同一個地方,同一間商場,附近的商戶鄰居仍在,「是緣分吧」。今年六月,書店開幕,她把舊草根用了二十年的書架放在門口兩邊,客人進店時,都說好像回到舊草根。

在新加坡開獨立書店,不少朋友擔心她會不會太冒險,而同時,她的很多朋友、前輩,甚至是不相識的人,竟主動無條件幫忙,令她十分感動。「可能是磁石效應吧?吸引磁場相近的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回饋這些幫助,唯有努力做好書店,因為每個人都說你可以這樣做,我可以怎樣怎樣幫你。所以為什麼草根後期虧蝕很多,英先生好像不關心營業額,就是因為有一群人在支持他,他不捨得。我現在也有一點點這樣的感受了。」

城市書房主要售賣本地出版的文史哲、社會科學書籍,同時主力出版本地文學、雜文作品。婉菁認為本地出版對於一個城市非常重要,而城市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她知道很多本地人都可以寫作,也希望更多人把新加坡的重要事情寫出來。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對話:彼邦的涼風秋月
文.許迪鏘


大約八O年代初,不記得從什麼地方讀到英培安的文章,又知道他的作品被禁,我在報紙專欄上略加提及,卻也給英培安看到,寫了一封信到報館轉交給我。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通訊,他來香港,也相約會面。

那時的英培安留一撮小鬍子,個子不高,很溫文的樣子。雖然,這很難說明他不會是激進的共產黨,而共產黨在新加坡是一大忌諱。聽他講過「坐牢」的故事:因被懷疑是共產黨,給拉進警察廳關押,新加坡是有法治的,關押疑犯超過幾多幾多小時不提起訴,就得放人。當局自然查不出這小鬍子和共產黨的關係,放人,可他這條腿踏出警局,另一條腿又給拉回去,繼續協助調查,這樣子「擒擒縱縱」,就給關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幾年前他來香港書展演講,一班朋友和他喝咖啡,聽他說被新加坡某知名作家控告誹謗的故事。他講得氣憤,我們聽得也同樣氣憤,但也只能感嘆,當我們說公理與正義,我們到底在說什麼?

對,當年他是在《南洋商報》寫的專欄,對時事世情多所月旦。文字不太辛辣,但有魯迅風,會螫得人哭笑不得。依稀記得常拿「孔家店」開笑玩,而我們知道,新加坡自稱以儒治國,不見容於當道,不難理解。

後來他辦了草根書室,問我要了些素葉文學叢書和雜誌寄賣,每次來香港,總要結算書款,我說錢就不收了,用來吃頓飯吧。我常說,做素葉沒拿過一分錢,現在不得不趁此招認,類似的飯倒是吃過幾回的。在新加坡經營獨立書店,景况可想而知,他一直撐着,到近年才轉手他人。許多年前Page One在九龍塘又一城開店,在那兒看到許多素葉,我們手頭上有的,幾乎都有。聽行家說,負責入書的店長,就是英培安。不知為什麼,這我一直沒有向他求證,但相信也沒這個需要。

在新加坡,英培安應沒有我想像的寂寞,至少千禧年以來,他得過些看來是官方的獎項,去年出了小說《戲服》,在網上看新書座談會,出席的人相當多,氣氛很溫馨,他還即場唱了一段《客途秋恨》。他有點老態,不再小鬍子,精神倒仍矍鑠,教人欣慰。「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不大配合熱帶城市的氣候環境,然則那涼風秋月,是心中有感而發的嗎?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info:英培安


二OO三年新加坡文化獎得主,二O一三年任南洋理工大學首屆駐校作家,同年十月,獲頒亞細安文學獎(S. EA. WRITE AWARD)。已出版作品有二十六種: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獲1987/88年新加坡書籍獎,一九九三年出版英譯本;《騷動》獲二OO四年新加坡文學獎,二O一二年出版英譯本;《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獲《亞洲週刊》選為二OO六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OO八年新加坡文學獎,二O一四年出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譯本;《畫室》獲《亞洲週刊》選為二O一一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O一二年新加坡文學獎,二O一三年出版意大利文譯本,二O一四年出版英譯本。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