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6日 星期五

英培安:自由對一個城市很重要

英培安:自由對一個城市很重要
文:趙曉彤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在港居住,替香港報章撰寫專欄;回到新加坡定居前後,一直把香港文學帶到新加坡。他從事文學創作,他開辦書店,卻曾因書店被拘捕。本版記者訪問英培安,談談他的經歷;訪問書店的工作伙伴,談談英培安這些年的書店生活;邀請香港作家許迪鏘,談談他所認識的英培安。

(圖:tong)




如果不是那麼渴望自由,或許,他不會喜歡香港。他是英培安,新加坡作家,生於一九四七年。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新加坡仍是英國殖民地,中國仍在內戰。不是因為漫長的戰爭,也不會有那麼多華人逃難來到南洋,千里迢迢,只為一線生機。他的父親本來住在廣州,有妻有兒,聞說日軍即將攻打廣州,連忙逃到新加坡,打算安頓好後,再把妻兒接過來。沒料,日軍迅速攻陷整個東南亞,太平洋戰爭爆發,他父親與家人相隔一個大海,直至日軍投降,父親知道妻兒死於戰亂,陰陽相隔。中國仍在打仗,他父親回不去了,在新加坡另外娶妻,生了英培安與他的妹妹。

他記得新加坡曾經很窮。小時候,他與家人住在板間房裏,幾家人合住一層樓。新加坡像香港一樣要制水。他住的地方是小坡大馬路,即現在的北橋路,他的家就在現在Bugis Junction地鐵站對面。當年,整條街都是戰前騎樓,現在全部拆了。當年,小坡俗稱白沙浮,廣東人叫它做黑街,是非常興旺的華人區,晚上整條街都擺滿桌子,外國水手在那裏喝酒、唱歌、鬧事……男扮女裝的人妖在黑街出沒,他叫他們做「阿瓜」。那是一條徹夜不眠的街,後來所有舊建築都被徹底清拆。他慨嘆香港可以因為一部電影《歲月神偷》而令政府保留永利街,這在新加坡不可能,新加坡的民間力量太弱了。

讀劉以鬯《酒徒》之後

當年的小坡大馬路,是書店集中地。他在這裏接觸很多台灣、香港出版的書,讀到劉以鬯的《酒徒》,覺得用意識流手法寫小說很新潮,他又模仿力匡的十四行詩來寫詩。他喜歡寫詩,老師要同學交散文功課,他心血來潮寫了一首詩,老師不但沒有責備,還給了高分;他把詩投稿到《南洋商報》,報紙立即刊登,還付稿費。「後來我又投了幾首詩,幾篇文章,全部刊登。我當時想,如果我可以靠寫作維生也不錯。」

學生歲月,他常常投稿,偶爾寫文章批評政府。他在義安學院讀中文系時,曾為了爭取學生權益而參與學生運動,不知道政府當時已很留意他們。畢業後,他希望到《南洋商報》工作,卻一直吃閉門羹。他回到北橋路,開了一間草根書室,專賣文史哲書,當年從香港運來的政治雜誌《七十年代》賣得火紅。他又與幾個朋友一起辦雜誌,把投稿到報社而被退回的批評政府的文章,全部刊在這本雜誌。雜誌只有他一個人用真名,沒有其他朋友的名字,「係得我唔識死」。

書室開業不久,他與太太結婚,來到香港度蜜月。那是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到香港,看見這個城市霓虹處處,深夜,整個城市都在發亮,他才恍然「發現」新加坡的夜晚是漆黑的、沒有顏色的。白天,他推門走進一間間書店,發現不同立場、不同種類的報紙、雜誌、書籍,原來如此唾手可得。

他發現了自由,出版與創作的自由,香港因為自由而多采多姿;新加坡不是這樣的,它有很多規條與禁令,限制市民的言論與行動。

從香港回到新加坡,兩年後,他突然在一個晚上被警察逮捕。原來,草根書室有一個讀者是地下分子,他受牽連而被捕。當晚總共拘捕了五十多人,審訊持續了整個晚上,沒有證據顯示他與地下組織有關,但政府仍是決定拘留他,希望借此警告與他一起辦雜誌的朋友。

根據當時新加坡內政部的法令,如果拘留了三十天仍是找不到任何顛覆國家的證據,就得放人。三十天過去了,他把囚衣脫下來,換回自己的衣服,乘警車來到監獄門口,坐在他旁邊的警察卻說:「我們的上級不想放你走。」然後把警車掉頭,再用《內部安全法》重新把他逮捕。

三十天,又再重新倒數。

最初三個月,他單獨囚禁在一個大概一百至一百五十英呎的囚室,裏面有一張水泥做的牀,上面鋪了木板,沒有枕頭和被鋪。一個月後,他再被盤問,順勢向警員投訴,才有枕頭,但沒有被子。整個囚室都塗上了深灰色的石灰水,他抬頭,只見刺眼的白光燈管一直亮着。囚室的門有個小眼洞,外面看守的「辜加兵」可以隨時看見他在做什麼,而他看不到外面。囚室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澡間,他上廁所要用力拍門通知看守員,而洗澡也是由看守員押到洗澡間。他忘記了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洗澡。

他被盤問的地方,是一個非常陰暗、非常寒冷的小房間,他只穿着單薄的囚衣,沒有內衣褲,不必潑水,只要桌上的燈光對着他照,他就曲線畢露了。女囚犯的穿着也是如此。他一個人在囚室度過聖誕,直至三個月後、農曆新年前,他被押到一個較大的牢房,與三個已被定罪的人住在一起。這裏有洗手間,也有一個運動的空間,每個人都有一張鐵牀,牀上有牀褥、被單、枕頭。他在這裏住了一個月,終於獲釋。他沒有被定罪,但不能出國,也不能參加政黨,搬家也要通知警局,直至他被告知可以解除禁令。

一段不自由的日子,令他感受到:「個人的名譽財富其實並不重要,只要有人把你關起來,使你在這社會上消失,你便什麼都沒有了,所以自由很重要。有自由才能做你想做的事,做一些你認為有意義的事。」

「以前,我只是個抒發個人情感的現代派詩人,被關了一次之後,我開始關心那些曾經因自己的政治理想犧牲了青春與自由的人。這些素材都有在我的小說中出現。我認為,好的政治,是盡量可讓人民自由選擇他期望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所以,自由、民主、正義很重要,否則,政治家們標榜的幸福生活,只是欺騙老百姓的謊言。」

在香港寫專欄的日子

八O年代,他終於可以出國,每隔兩、三個月便到香港一趟,認識了不少文人朋友。許迪鏘常常帶他逛書店,「我買書就佢找數,真係好感動」。他又認識了舒巷城,兩人常常談粵劇,舒巷城又帶他到鯉魚門看霧。他仍記得,自己在獄中最強烈的想法是,如果有機會出獄,一定要離開新加坡。他有一些留港工作的機會,可是他父母患病,孩子也小,思前想後,他還是回到新加坡。

直至一九九四年,他母親已經過身,女兒也長大了,他沒有太多牽掛,便來香港住了一年。他在屯門租了一間三百多呎的公寓,那時屯門還沒有直接到達的交通工具,像一個遺世獨立的小鎮。他靠《星島日報》寫專欄及《香港聯合報》寫小說的稿費交租、生活、購買每三個月來回新加坡的機票。每天清晨,他吃過早餐,便到附近逛逛,接着到圖書館看看報紙,想想有什麼可以寫,然後回家寫作,一寫便是一整個下午。每隔一、兩個星期,他都會到港島找找朋友,與舒巷城在北角的茶餐廳聊天。「老人家喜歡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個下午。」

一個人住,他覺得很悶,常常打電話回家。他的妻子不太喜歡香港,女兒仍在新加坡讀書。一年後,他還是回國了。他的草根書室,在他出獄後,因為無心打理而結束。從香港回來後,他立即重開草根,這次經營了二十年。

二OO八年,他患上前列腺癌,病情嚴重,一個叫陳婉菁的讀者主動到草根幫忙,她一直待到二O一四年草根結業──他身體差,生意也差,撐不住了。很及時地,又有三位讀者主動接手經營草根,英培安就帶他們到香港逛逛樓上書店取經。現在的草根,搬到北橋路一個更大的空間,裏面有咖啡廳、展覽、有賣精品與明信片,裝潢美麗。而婉菁也在草根舊址附近開了城市書房。她告訴我:「英先生有香港情意結。有朋友在香港來,他就會講一些以前在香港的東西,他在香港的時光。」

他的情意結,是一個城市的自由。

近年,他愈來愈少來香港,他自覺沒有那麼喜歡香港了。「我總是覺得香港跟從前很不一樣,從前滿街都是廣東話,現在常常聽到華語(普通話)。」而回歸後的廿三條、反國教科、傳媒歸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每一天,香港的自由都受威脅。

他慨嘆:「共產黨沒有口齒,回歸前說五十年不變,但五十年還未過一半,香港已不斷受到干擾。我看着香港慢慢失去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很心痛。一個這麼好的地方,被中國搞得烏煙瘴氣。」

溫水煮蛙的狀態

「香港真是不容易。香港人唯有影響大陸人的價值觀……但怎樣令大陸人改變呢?你要獨立嗎?如何獨立?人道立場,中國不可以攻打香港,但中國會不會鎮壓?我不知道。」不少人把香港與新加坡比較,認為新加坡面積比香港小,也可以獨立,可是當年新加坡的經濟很差,它是被馬來西亞踢走的,「馬來西亞覺得你死定了,一定會回來求我,沒料新加坡會愈來愈好……可是,中國不會踢走香港」。

時勢真惡。但在這樣的時勢裏,他覺得香港作家更易寫出好作品。不像新加坡,一種溫水煮蛙的狀態,絕大部分年輕人不敢表態,不敢犧牲,樂於接受政府所有升學就業的安排。相較之下,香港仍然有很多年輕人敢站出來,敢向政府爭取,也確有可以爭取的空間。香港仍有很多可能性。

「一個好作家必須要有信仰,就是真心真意相信、喜歡一樣東西;然後加上耿直的性格,耿直就是固執,堅持自己的信仰。這兩樣東西加起來,你會很慘,你有自己想做的事,但你又很耿直,現實生活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的,所以當你在生活裏實踐你喜歡的東西,你會遇上很多波折,這些波折會激發出你的真實、自我的感受,寫成文字,就是你真正了解生活裏某些東西,你就能夠寫作。」

「堅持信仰是很辛苦的,不堅持就沒有了,也不會那麼辛苦。但寫作本來就要有很多堅持,你要有那份勇氣。我很固執,所以也會受到一些挫折,會有一些對生活、對人、對事的感覺。」

訪問那夜,他着我陪他說說廣東話,「這次以後,不知幾時再有機會講」。他記得從前新加坡很多人會說廣東話。自一九七九年李光耀發起「華人講華語運動」,廣東話在電台、電視、公營機構消失,不過三四十年,一種方言已在一個城市式微。

而一個城市的自由,如果沒有強大的民間力量守護,恐怕會比方言更易消失。

回港後,我在電郵問英培安:「你認為什麼是自由?自由對一個城市來說很重要嗎?寫作是你獲得自由的窗口嗎?」我想知道,一個耿直的作家,如何在不自由的城市活得自在。以下是他的答覆:「大概是二十年前,報館的主編是我的朋友,約我寫專欄,我嘗試在專欄裏寫對本地社會政治的評論文章,但不能刊登,我就從此不再在報章上寫文章了,二十年來只刊登過兩篇類似閱讀心得的文字(也是報館約稿的)。一是關於弗洛姆的,一是關於盧梭的,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多年,除了經營書局,就是專注寫小說,小說都在台灣出版。」

「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常用《內部安全法》把反對政府的人當共產黨一樣抓起來,現在(除了對付恐怖分子)不可能再用這條法令了,看來似乎比六七十年代開放,其實不然,批評政府或在競選時支持反對黨的人,不小心就會犯法,被罰款坐牢,或被告譭謗。最近的補選就有兩個人在冷靜日(選舉前的一天,不能做競選的宣傳)於互聯網的社交平台上呼籲人們投票支持反對黨徐順全,遭到提控。」

「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其實是指心靈活動的自由與思想實踐的自由,所謂心靈活動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自由思考、認識真理,思想實踐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用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用行動來實踐我們的思想。如果不能,我們是不自由的。」

「心靈活動的自由,也包括了我們不受自身以外的任何權威思想控制,包括政治權威與宗教權威的思想。」

「自由是和責任在一起的。正如沙特說的:『人有選擇行動的自由,但是他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如果他選擇錯誤,他會懊惱、後悔、即使有上帝也幫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承擔他的懊惱與後悔。』」

「個人的自由也和其他人的自由連在一起,他所需要的自由,其實也是其他人所需要的自由,所以當一個人在爭取他的自由時,意義上也是為其他的人爭取自由。但是,另一點是,一個人在自由選擇他的行動時,也牽涉到他人的自由行動,所以,自由並不是任意實踐個人的欲望。因為,自由並不是指你能隨意行動,也是指你能控制自己,因為自由是你能做,也能不做,你覺得不應該做的,你能控制自己不做,舉個例子,上癮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因為他們控制不了自己。」

自由與良知

「自由也和良知在一起。如你能作弊而你不作弊,你能撒謊而你不撒謊;自由也和勇氣在一起,你認為在良知上你應該做的,即使做了會損害你的利益,失去肉體上的自由,甚至生命。不怕死,這就需要極大極大的勇氣了,但也是你精神最自由的時候,那是最難實踐的自由。」

「當然我們不要陳義過高,高唱一些不容易做到的自由,但是爭取心靈的自由(如能自由獲取資訊,自由思考),言論的自由,聚會的自由(自由表達對社會、政治的意見與意願,爭取你與其他人的共同利益)也就差不多了。」

「自由對一個城市當然很重要,人民不能自由獲取資訊,不能自由思考,發表意見,人民便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他們怎麼可能愛這個城市,認同這個城市,建設這個城市?這城市很快就會落後、衰敗。」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寫作的自由的,只是本地媒體已完全受官方控制,不合官方的言論,根本沒辦法在本地發表,但是世界很大,只要有點勇氣,你還是會找到發表你意見的空間的。」

「是的,寫作是我獲得自由的視窗。」

「不要陳義過高,不要頹喪退卻,也不要做無意義的犧牲,時刻記住自己爭取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理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書友:英培安讀者 在新加坡開書店
文.趙曉彤

英培安(圖左)、陳婉菁(圖右)

英培安(左一)在草根書室舊址留影

城市書房;地址:420 North Bridge Road, #03-10, North Bridge Centre 188727;電話:+65 6901 1583

從二OO八年到二O一四年八月,新老闆承接草根書室,這段日子,陳婉菁一直在書室裏幫忙。

她在大學念中文系時,知道了英培安與草根書室,慕名來訪,認識了英培安,成為書店的常客。畢業後幾年,她在出版社工作,常常到訪不同書店,隔了一段時間再來草根,英培安見她就像見到老朋友,告訴她自己患了前列腺癌,健康頗差,她便主動請纓到書店幫忙,替他處理訂單、帳目、電腦文件等工作。

最初,她一星期到草根工作一天。二O一一年,英培安的長篇小說《畫室》出版,她替他辦了一個新書發表會,就在離草根不遠處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對面,這是他第一個新書發表會,反應很好。他問她:「有沒有興趣到書店幫忙?」她想,他是年紀大了,真是需要一個幫手,而她在出版社工作四年,也有點厭倦,想轉換工作模式,便一口答應。

在草根工作的日子,英培安常常問她:「你的理想是什麼?」她有時仔細回答,有時笑而不語。她心裏卻很是感動。「因為新加坡其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沒有人會跟你談理想,每個人都說要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追求很多物質的東西,所以英先生跟我講理想,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思考,他真是讓我感到我們是要趁着年輕,去做一些真是想做、很有意義的事情。」兩年過去,草根快要結業了,她不敢貿然提出接手。幸好有三個有心讀者接手草根,她幫忙處理舊草根與新草根的過渡期。現在新的草根書店已搬到北橋路的另一端,一個更大的空間,裝潢非常美麗。

人閒下來,她更確切感受到自己不想離開書業界,怕離開後就很難再回來。於是她嘗試自己做出版工作,便有了城市書房,從二O一四年十二月開始出版本地作品。第一本出版物是前老闆英培安的舊作《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不足一年已經再版。「英先生的書一直非常好賣。」

她把城市書房的書帶到不同書店寄售,而書都存放在她的家裏,像個小型書庫。後來,家裏實在放不下那麼多書,而她也覺得城市書房需要一個門市,讀者、作者要找她聊天或是商談合作也較方便。於是,她開始籌備實體書店,機緣巧合下,竟在舊草根附近租到了舖位。同一個地方,同一間商場,附近的商戶鄰居仍在,「是緣分吧」。今年六月,書店開幕,她把舊草根用了二十年的書架放在門口兩邊,客人進店時,都說好像回到舊草根。

在新加坡開獨立書店,不少朋友擔心她會不會太冒險,而同時,她的很多朋友、前輩,甚至是不相識的人,竟主動無條件幫忙,令她十分感動。「可能是磁石效應吧?吸引磁場相近的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回饋這些幫助,唯有努力做好書店,因為每個人都說你可以這樣做,我可以怎樣怎樣幫你。所以為什麼草根後期虧蝕很多,英先生好像不關心營業額,就是因為有一群人在支持他,他不捨得。我現在也有一點點這樣的感受了。」

城市書房主要售賣本地出版的文史哲、社會科學書籍,同時主力出版本地文學、雜文作品。婉菁認為本地出版對於一個城市非常重要,而城市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她知道很多本地人都可以寫作,也希望更多人把新加坡的重要事情寫出來。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對話:彼邦的涼風秋月
文.許迪鏘


大約八O年代初,不記得從什麼地方讀到英培安的文章,又知道他的作品被禁,我在報紙專欄上略加提及,卻也給英培安看到,寫了一封信到報館轉交給我。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通訊,他來香港,也相約會面。

那時的英培安留一撮小鬍子,個子不高,很溫文的樣子。雖然,這很難說明他不會是激進的共產黨,而共產黨在新加坡是一大忌諱。聽他講過「坐牢」的故事:因被懷疑是共產黨,給拉進警察廳關押,新加坡是有法治的,關押疑犯超過幾多幾多小時不提起訴,就得放人。當局自然查不出這小鬍子和共產黨的關係,放人,可他這條腿踏出警局,另一條腿又給拉回去,繼續協助調查,這樣子「擒擒縱縱」,就給關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幾年前他來香港書展演講,一班朋友和他喝咖啡,聽他說被新加坡某知名作家控告誹謗的故事。他講得氣憤,我們聽得也同樣氣憤,但也只能感嘆,當我們說公理與正義,我們到底在說什麼?

對,當年他是在《南洋商報》寫的專欄,對時事世情多所月旦。文字不太辛辣,但有魯迅風,會螫得人哭笑不得。依稀記得常拿「孔家店」開笑玩,而我們知道,新加坡自稱以儒治國,不見容於當道,不難理解。

後來他辦了草根書室,問我要了些素葉文學叢書和雜誌寄賣,每次來香港,總要結算書款,我說錢就不收了,用來吃頓飯吧。我常說,做素葉沒拿過一分錢,現在不得不趁此招認,類似的飯倒是吃過幾回的。在新加坡經營獨立書店,景况可想而知,他一直撐着,到近年才轉手他人。許多年前Page One在九龍塘又一城開店,在那兒看到許多素葉,我們手頭上有的,幾乎都有。聽行家說,負責入書的店長,就是英培安。不知為什麼,這我一直沒有向他求證,但相信也沒這個需要。

在新加坡,英培安應沒有我想像的寂寞,至少千禧年以來,他得過些看來是官方的獎項,去年出了小說《戲服》,在網上看新書座談會,出席的人相當多,氣氛很溫馨,他還即場唱了一段《客途秋恨》。他有點老態,不再小鬍子,精神倒仍矍鑠,教人欣慰。「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不大配合熱帶城市的氣候環境,然則那涼風秋月,是心中有感而發的嗎?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info:英培安


二OO三年新加坡文化獎得主,二O一三年任南洋理工大學首屆駐校作家,同年十月,獲頒亞細安文學獎(S. EA. WRITE AWARD)。已出版作品有二十六種: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獲1987/88年新加坡書籍獎,一九九三年出版英譯本;《騷動》獲二OO四年新加坡文學獎,二O一二年出版英譯本;《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獲《亞洲週刊》選為二OO六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OO八年新加坡文學獎,二O一四年出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譯本;《畫室》獲《亞洲週刊》選為二O一一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O一二年新加坡文學獎,二O一三年出版意大利文譯本,二O一四年出版英譯本。

《明報》二O一六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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