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培安：自由對一個城市很重要
文：趙曉彤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在港居住，替香港報章撰寫專欄；回到新加坡定居前後，一直把香港文學帶到新加坡。他從事文學創作，他開辦書店，卻曾因書店被拘捕。本版記者訪問英培安，談談他的經歷；訪問書店的工作伙伴，談談英培安這些年的書店生活；邀請香港作家許迪鏘，談談他所認識的英培安。
如果不是那麼渴望自由，或許，他不會喜歡香港。他是英培安，新加坡作家，生於一九四七年。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新加坡仍是英國殖民地，中國仍在內戰。不是因為漫長的戰爭，也不會有那麼多華人逃難來到南洋，千里迢迢，只為一線生機。他的父親本來住在廣州，有妻有兒，聞說日軍即將攻打廣州，連忙逃到新加坡，打算安頓好後，再把妻兒接過來。沒料，日軍迅速攻陷整個東南亞，太平洋戰爭爆發，他父親與家人相隔一個大海，直至日軍投降，父親知道妻兒死於戰亂，陰陽相隔。中國仍在打仗，他父親回不去了，在新加坡另外娶妻，生了英培安與他的妹妹。
他記得新加坡曾經很窮。小時候，他與家人住在板間房裏，幾家人合住一層樓。新加坡像香港一樣要制水。他住的地方是小坡大馬路，即現在的北橋路，他的家就在現在Bugis Junction地鐵站對面。當年，整條街都是戰前騎樓，現在全部拆了。當年，小坡俗稱白沙浮，廣東人叫它做黑街，是非常興旺的華人區，晚上整條街都擺滿桌子，外國水手在那裏喝酒、唱歌、鬧事……男扮女裝的人妖在黑街出沒，他叫他們做「阿瓜」。那是一條徹夜不眠的街，後來所有舊建築都被徹底清拆。他慨嘆香港可以因為一部電影《歲月神偷》而令政府保留永利街，這在新加坡不可能，新加坡的民間力量太弱了。
讀劉以鬯《酒徒》之後
當年的小坡大馬路，是書店集中地。他在這裏接觸很多台灣、香港出版的書，讀到劉以鬯的《酒徒》，覺得用意識流手法寫小說很新潮，他又模仿力匡的十四行詩來寫詩。他喜歡寫詩，老師要同學交散文功課，他心血來潮寫了一首詩，老師不但沒有責備，還給了高分；他把詩投稿到《南洋商報》，報紙立即刊登，還付稿費。「後來我又投了幾首詩，幾篇文章，全部刊登。我當時想，如果我可以靠寫作維生也不錯。」
學生歲月，他常常投稿，偶爾寫文章批評政府。他在義安學院讀中文系時，曾為了爭取學生權益而參與學生運動，不知道政府當時已很留意他們。畢業後，他希望到《南洋商報》工作，卻一直吃閉門羹。他回到北橋路，開了一間草根書室，專賣文史哲書，當年從香港運來的政治雜誌《七十年代》賣得火紅。他又與幾個朋友一起辦雜誌，把投稿到報社而被退回的批評政府的文章，全部刊在這本雜誌。雜誌只有他一個人用真名，沒有其他朋友的名字，「係得我唔識死」。
書室開業不久，他與太太結婚，來到香港度蜜月。那是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到香港，看見這個城市霓虹處處，深夜，整個城市都在發亮，他才恍然「發現」新加坡的夜晚是漆黑的、沒有顏色的。白天，他推門走進一間間書店，發現不同立場、不同種類的報紙、雜誌、書籍，原來如此唾手可得。
他發現了自由，出版與創作的自由，香港因為自由而多采多姿；新加坡不是這樣的，它有很多規條與禁令，限制市民的言論與行動。
從香港回到新加坡，兩年後，他突然在一個晚上被警察逮捕。原來，草根書室有一個讀者是地下分子，他受牽連而被捕。當晚總共拘捕了五十多人，審訊持續了整個晚上，沒有證據顯示他與地下組織有關，但政府仍是決定拘留他，希望借此警告與他一起辦雜誌的朋友。
根據當時新加坡內政部的法令，如果拘留了三十天仍是找不到任何顛覆國家的證據，就得放人。三十天過去了，他把囚衣脫下來，換回自己的衣服，乘警車來到監獄門口，坐在他旁邊的警察卻說：「我們的上級不想放你走。」然後把警車掉頭，再用《內部安全法》重新把他逮捕。
三十天，又再重新倒數。
最初三個月，他單獨囚禁在一個大概一百至一百五十英呎的囚室，裏面有一張水泥做的牀，上面鋪了木板，沒有枕頭和被鋪。一個月後，他再被盤問，順勢向警員投訴，才有枕頭，但沒有被子。整個囚室都塗上了深灰色的石灰水，他抬頭，只見刺眼的白光燈管一直亮着。囚室的門有個小眼洞，外面看守的「辜加兵」可以隨時看見他在做什麼，而他看不到外面。囚室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澡間，他上廁所要用力拍門通知看守員，而洗澡也是由看守員押到洗澡間。他忘記了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洗澡。
他被盤問的地方，是一個非常陰暗、非常寒冷的小房間，他只穿着單薄的囚衣，沒有內衣褲，不必潑水，只要桌上的燈光對着他照，他就曲線畢露了。女囚犯的穿着也是如此。他一個人在囚室度過聖誕，直至三個月後、農曆新年前，他被押到一個較大的牢房，與三個已被定罪的人住在一起。這裏有洗手間，也有一個運動的空間，每個人都有一張鐵牀，牀上有牀褥、被單、枕頭。他在這裏住了一個月，終於獲釋。他沒有被定罪，但不能出國，也不能參加政黨，搬家也要通知警局，直至他被告知可以解除禁令。
一段不自由的日子，令他感受到：「個人的名譽財富其實並不重要，只要有人把你關起來，使你在這社會上消失，你便什麼都沒有了，所以自由很重要。有自由才能做你想做的事，做一些你認為有意義的事。」
「以前，我只是個抒發個人情感的現代派詩人，被關了一次之後，我開始關心那些曾經因自己的政治理想犧牲了青春與自由的人。這些素材都有在我的小說中出現。我認為，好的政治，是盡量可讓人民自由選擇他期望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所以，自由、民主、正義很重要，否則，政治家們標榜的幸福生活，只是欺騙老百姓的謊言。」
在香港寫專欄的日子
八Ｏ年代，他終於可以出國，每隔兩、三個月便到香港一趟，認識了不少文人朋友。許迪鏘常常帶他逛書店，「我買書就佢找數，真係好感動」。他又認識了舒巷城，兩人常常談粵劇，舒巷城又帶他到鯉魚門看霧。他仍記得，自己在獄中最強烈的想法是，如果有機會出獄，一定要離開新加坡。他有一些留港工作的機會，可是他父母患病，孩子也小，思前想後，他還是回到新加坡。
直至一九九四年，他母親已經過身，女兒也長大了，他沒有太多牽掛，便來香港住了一年。他在屯門租了一間三百多呎的公寓，那時屯門還沒有直接到達的交通工具，像一個遺世獨立的小鎮。他靠《星島日報》寫專欄及《香港聯合報》寫小說的稿費交租、生活、購買每三個月來回新加坡的機票。每天清晨，他吃過早餐，便到附近逛逛，接着到圖書館看看報紙，想想有什麼可以寫，然後回家寫作，一寫便是一整個下午。每隔一、兩個星期，他都會到港島找找朋友，與舒巷城在北角的茶餐廳聊天。「老人家喜歡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個下午。」
一個人住，他覺得很悶，常常打電話回家。他的妻子不太喜歡香港，女兒仍在新加坡讀書。一年後，他還是回國了。他的草根書室，在他出獄後，因為無心打理而結束。從香港回來後，他立即重開草根，這次經營了二十年。
二ＯＯ八年，他患上前列腺癌，病情嚴重，一個叫陳婉菁的讀者主動到草根幫忙，她一直待到二Ｏ一四年草根結業──他身體差，生意也差，撐不住了。很及時地，又有三位讀者主動接手經營草根，英培安就帶他們到香港逛逛樓上書店取經。現在的草根，搬到北橋路一個更大的空間，裏面有咖啡廳、展覽、有賣精品與明信片，裝潢美麗。而婉菁也在草根舊址附近開了城市書房。她告訴我：「英先生有香港情意結。有朋友在香港來，他就會講一些以前在香港的東西，他在香港的時光。」
他的情意結，是一個城市的自由。
近年，他愈來愈少來香港，他自覺沒有那麼喜歡香港了。「我總是覺得香港跟從前很不一樣，從前滿街都是廣東話，現在常常聽到華語（普通話）。」而回歸後的廿三條、反國教科、傳媒歸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每一天，香港的自由都受威脅。
他慨嘆：「共產黨沒有口齒，回歸前說五十年不變，但五十年還未過一半，香港已不斷受到干擾。我看着香港慢慢失去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很心痛。一個這麼好的地方，被中國搞得烏煙瘴氣。」
溫水煮蛙的狀態
「香港真是不容易。香港人唯有影響大陸人的價值觀……但怎樣令大陸人改變呢？你要獨立嗎？如何獨立？人道立場，中國不可以攻打香港，但中國會不會鎮壓？我不知道。」不少人把香港與新加坡比較，認為新加坡面積比香港小，也可以獨立，可是當年新加坡的經濟很差，它是被馬來西亞踢走的，「馬來西亞覺得你死定了，一定會回來求我，沒料新加坡會愈來愈好……可是，中國不會踢走香港」。
時勢真惡。但在這樣的時勢裏，他覺得香港作家更易寫出好作品。不像新加坡，一種溫水煮蛙的狀態，絕大部分年輕人不敢表態，不敢犧牲，樂於接受政府所有升學就業的安排。相較之下，香港仍然有很多年輕人敢站出來，敢向政府爭取，也確有可以爭取的空間。香港仍有很多可能性。
「一個好作家必須要有信仰，就是真心真意相信、喜歡一樣東西；然後加上耿直的性格，耿直就是固執，堅持自己的信仰。這兩樣東西加起來，你會很慘，你有自己想做的事，但你又很耿直，現實生活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的，所以當你在生活裏實踐你喜歡的東西，你會遇上很多波折，這些波折會激發出你的真實、自我的感受，寫成文字，就是你真正了解生活裏某些東西，你就能夠寫作。」
「堅持信仰是很辛苦的，不堅持就沒有了，也不會那麼辛苦。但寫作本來就要有很多堅持，你要有那份勇氣。我很固執，所以也會受到一些挫折，會有一些對生活、對人、對事的感覺。」
訪問那夜，他着我陪他說說廣東話，「這次以後，不知幾時再有機會講」。他記得從前新加坡很多人會說廣東話。自一九七九年李光耀發起「華人講華語運動」，廣東話在電台、電視、公營機構消失，不過三四十年，一種方言已在一個城市式微。
而一個城市的自由，如果沒有強大的民間力量守護，恐怕會比方言更易消失。
回港後，我在電郵問英培安：「你認為什麼是自由？自由對一個城市來說很重要嗎？寫作是你獲得自由的窗口嗎？」我想知道，一個耿直的作家，如何在不自由的城市活得自在。以下是他的答覆：「大概是二十年前，報館的主編是我的朋友，約我寫專欄，我嘗試在專欄裏寫對本地社會政治的評論文章，但不能刊登，我就從此不再在報章上寫文章了，二十年來只刊登過兩篇類似閱讀心得的文字（也是報館約稿的）。一是關於弗洛姆的，一是關於盧梭的，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多年，除了經營書局，就是專注寫小說，小說都在台灣出版。」
「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常用《內部安全法》把反對政府的人當共產黨一樣抓起來，現在（除了對付恐怖分子）不可能再用這條法令了，看來似乎比六七十年代開放，其實不然，批評政府或在競選時支持反對黨的人，不小心就會犯法，被罰款坐牢，或被告譭謗。最近的補選就有兩個人在冷靜日（選舉前的一天，不能做競選的宣傳）於互聯網的社交平台上呼籲人們投票支持反對黨徐順全，遭到提控。」
「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其實是指心靈活動的自由與思想實踐的自由，所謂心靈活動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自由思考、認識真理，思想實踐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用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用行動來實踐我們的思想。如果不能，我們是不自由的。」
「心靈活動的自由，也包括了我們不受自身以外的任何權威思想控制，包括政治權威與宗教權威的思想。」
「自由是和責任在一起的。正如沙特說的：『人有選擇行動的自由，但是他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如果他選擇錯誤，他會懊惱、後悔、即使有上帝也幫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承擔他的懊惱與後悔。』」
「個人的自由也和其他人的自由連在一起，他所需要的自由，其實也是其他人所需要的自由，所以當一個人在爭取他的自由時，意義上也是為其他的人爭取自由。但是，另一點是，一個人在自由選擇他的行動時，也牽涉到他人的自由行動，所以，自由並不是任意實踐個人的欲望。因為，自由並不是指你能隨意行動，也是指你能控制自己，因為自由是你能做，也能不做，你覺得不應該做的，你能控制自己不做，舉個例子，上癮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因為他們控制不了自己。」
自由與良知
「自由也和良知在一起。如你能作弊而你不作弊，你能撒謊而你不撒謊；自由也和勇氣在一起，你認為在良知上你應該做的，即使做了會損害你的利益，失去肉體上的自由，甚至生命。不怕死，這就需要極大極大的勇氣了，但也是你精神最自由的時候，那是最難實踐的自由。」
「當然我們不要陳義過高，高唱一些不容易做到的自由，但是爭取心靈的自由（如能自由獲取資訊，自由思考），言論的自由，聚會的自由（自由表達對社會、政治的意見與意願，爭取你與其他人的共同利益）也就差不多了。」
「自由對一個城市當然很重要，人民不能自由獲取資訊，不能自由思考，發表意見，人民便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他們怎麼可能愛這個城市，認同這個城市，建設這個城市？這城市很快就會落後、衰敗。」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寫作的自由的，只是本地媒體已完全受官方控制，不合官方的言論，根本沒辦法在本地發表，但是世界很大，只要有點勇氣，你還是會找到發表你意見的空間的。」
「是的，寫作是我獲得自由的視窗。」
「不要陳義過高，不要頹喪退卻，也不要做無意義的犧牲，時刻記住自己爭取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理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書友：英培安讀者 在新加坡開書店
文．趙曉彤
城市書房；地址：420 North Bridge Road, #03-10, North Bridge Centre 188727；電話：+65 6901 1583
從二ＯＯ八年到二Ｏ一四年八月，新老闆承接草根書室，這段日子，陳婉菁一直在書室裏幫忙。
她在大學念中文系時，知道了英培安與草根書室，慕名來訪，認識了英培安，成為書店的常客。畢業後幾年，她在出版社工作，常常到訪不同書店，隔了一段時間再來草根，英培安見她就像見到老朋友，告訴她自己患了前列腺癌，健康頗差，她便主動請纓到書店幫忙，替他處理訂單、帳目、電腦文件等工作。
最初，她一星期到草根工作一天。二Ｏ一一年，英培安的長篇小說《畫室》出版，她替他辦了一個新書發表會，就在離草根不遠處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對面，這是他第一個新書發表會，反應很好。他問她：「有沒有興趣到書店幫忙？」她想，他是年紀大了，真是需要一個幫手，而她在出版社工作四年，也有點厭倦，想轉換工作模式，便一口答應。
在草根工作的日子，英培安常常問她：「你的理想是什麼？」她有時仔細回答，有時笑而不語。她心裏卻很是感動。「因為新加坡其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沒有人會跟你談理想，每個人都說要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追求很多物質的東西，所以英先生跟我講理想，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思考，他真是讓我感到我們是要趁着年輕，去做一些真是想做、很有意義的事情。」兩年過去，草根快要結業了，她不敢貿然提出接手。幸好有三個有心讀者接手草根，她幫忙處理舊草根與新草根的過渡期。現在新的草根書店已搬到北橋路的另一端，一個更大的空間，裝潢非常美麗。
人閒下來，她更確切感受到自己不想離開書業界，怕離開後就很難再回來。於是她嘗試自己做出版工作，便有了城市書房，從二Ｏ一四年十二月開始出版本地作品。第一本出版物是前老闆英培安的舊作《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不足一年已經再版。「英先生的書一直非常好賣。」
她把城市書房的書帶到不同書店寄售，而書都存放在她的家裏，像個小型書庫。後來，家裏實在放不下那麼多書，而她也覺得城市書房需要一個門市，讀者、作者要找她聊天或是商談合作也較方便。於是，她開始籌備實體書店，機緣巧合下，竟在舊草根附近租到了舖位。同一個地方，同一間商場，附近的商戶鄰居仍在，「是緣分吧」。今年六月，書店開幕，她把舊草根用了二十年的書架放在門口兩邊，客人進店時，都說好像回到舊草根。
在新加坡開獨立書店，不少朋友擔心她會不會太冒險，而同時，她的很多朋友、前輩，甚至是不相識的人，竟主動無條件幫忙，令她十分感動。「可能是磁石效應吧？吸引磁場相近的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回饋這些幫助，唯有努力做好書店，因為每個人都說你可以這樣做，我可以怎樣怎樣幫你。所以為什麼草根後期虧蝕很多，英先生好像不關心營業額，就是因為有一群人在支持他，他不捨得。我現在也有一點點這樣的感受了。」
城市書房主要售賣本地出版的文史哲、社會科學書籍，同時主力出版本地文學、雜文作品。婉菁認為本地出版對於一個城市非常重要，而城市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她知道很多本地人都可以寫作，也希望更多人把新加坡的重要事情寫出來。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對話：彼邦的涼風秋月
文．許迪鏘
大約八Ｏ年代初，不記得從什麼地方讀到英培安的文章，又知道他的作品被禁，我在報紙專欄上略加提及，卻也給英培安看到，寫了一封信到報館轉交給我。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通訊，他來香港，也相約會面。
那時的英培安留一撮小鬍子，個子不高，很溫文的樣子。雖然，這很難說明他不會是激進的共產黨，而共產黨在新加坡是一大忌諱。聽他講過「坐牢」的故事：因被懷疑是共產黨，給拉進警察廳關押，新加坡是有法治的，關押疑犯超過幾多幾多小時不提起訴，就得放人。當局自然查不出這小鬍子和共產黨的關係，放人，可他這條腿踏出警局，另一條腿又給拉回去，繼續協助調查，這樣子「擒擒縱縱」，就給關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幾年前他來香港書展演講，一班朋友和他喝咖啡，聽他說被新加坡某知名作家控告誹謗的故事。他講得氣憤，我們聽得也同樣氣憤，但也只能感嘆，當我們說公理與正義，我們到底在說什麼？
對，當年他是在《南洋商報》寫的專欄，對時事世情多所月旦。文字不太辛辣，但有魯迅風，會螫得人哭笑不得。依稀記得常拿「孔家店」開笑玩，而我們知道，新加坡自稱以儒治國，不見容於當道，不難理解。
後來他辦了草根書室，問我要了些素葉文學叢書和雜誌寄賣，每次來香港，總要結算書款，我說錢就不收了，用來吃頓飯吧。我常說，做素葉沒拿過一分錢，現在不得不趁此招認，類似的飯倒是吃過幾回的。在新加坡經營獨立書店，景况可想而知，他一直撐着，到近年才轉手他人。許多年前Page One在九龍塘又一城開店，在那兒看到許多素葉，我們手頭上有的，幾乎都有。聽行家說，負責入書的店長，就是英培安。不知為什麼，這我一直沒有向他求證，但相信也沒這個需要。
在新加坡，英培安應沒有我想像的寂寞，至少千禧年以來，他得過些看來是官方的獎項，去年出了小說《戲服》，在網上看新書座談會，出席的人相當多，氣氛很溫馨，他還即場唱了一段《客途秋恨》。他有點老態，不再小鬍子，精神倒仍矍鑠，教人欣慰。「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不大配合熱帶城市的氣候環境，然則那涼風秋月，是心中有感而發的嗎？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info：英培安
二ＯＯ三年新加坡文化獎得主，二Ｏ一三年任南洋理工大學首屆駐校作家，同年十月，獲頒亞細安文學獎（S. EA. WRITE AWARD）。已出版作品有二十六種：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獲1987/88年新加坡書籍獎，一九九三年出版英譯本；《騷動》獲二ＯＯ四年新加坡文學獎，二Ｏ一二年出版英譯本；《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獲《亞洲週刊》選為二ＯＯ六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ＯＯ八年新加坡文學獎，二Ｏ一四年出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譯本；《畫室》獲《亞洲週刊》選為二Ｏ一一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Ｏ一二年新加坡文學獎，二Ｏ一三年出版意大利文譯本，二Ｏ一四年出版英譯本。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文：趙曉彤
統籌：冼偉強、袁兆昌
編輯：袁兆昌
編按：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在港居住，替香港報章撰寫專欄；回到新加坡定居前後，一直把香港文學帶到新加坡。他從事文學創作，他開辦書店，卻曾因書店被拘捕。本版記者訪問英培安，談談他的經歷；訪問書店的工作伙伴，談談英培安這些年的書店生活；邀請香港作家許迪鏘，談談他所認識的英培安。
（圖：tong）
如果不是那麼渴望自由，或許，他不會喜歡香港。他是英培安，新加坡作家，生於一九四七年。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新加坡仍是英國殖民地，中國仍在內戰。不是因為漫長的戰爭，也不會有那麼多華人逃難來到南洋，千里迢迢，只為一線生機。他的父親本來住在廣州，有妻有兒，聞說日軍即將攻打廣州，連忙逃到新加坡，打算安頓好後，再把妻兒接過來。沒料，日軍迅速攻陷整個東南亞，太平洋戰爭爆發，他父親與家人相隔一個大海，直至日軍投降，父親知道妻兒死於戰亂，陰陽相隔。中國仍在打仗，他父親回不去了，在新加坡另外娶妻，生了英培安與他的妹妹。
他記得新加坡曾經很窮。小時候，他與家人住在板間房裏，幾家人合住一層樓。新加坡像香港一樣要制水。他住的地方是小坡大馬路，即現在的北橋路，他的家就在現在Bugis Junction地鐵站對面。當年，整條街都是戰前騎樓，現在全部拆了。當年，小坡俗稱白沙浮，廣東人叫它做黑街，是非常興旺的華人區，晚上整條街都擺滿桌子，外國水手在那裏喝酒、唱歌、鬧事……男扮女裝的人妖在黑街出沒，他叫他們做「阿瓜」。那是一條徹夜不眠的街，後來所有舊建築都被徹底清拆。他慨嘆香港可以因為一部電影《歲月神偷》而令政府保留永利街，這在新加坡不可能，新加坡的民間力量太弱了。
讀劉以鬯《酒徒》之後
當年的小坡大馬路，是書店集中地。他在這裏接觸很多台灣、香港出版的書，讀到劉以鬯的《酒徒》，覺得用意識流手法寫小說很新潮，他又模仿力匡的十四行詩來寫詩。他喜歡寫詩，老師要同學交散文功課，他心血來潮寫了一首詩，老師不但沒有責備，還給了高分；他把詩投稿到《南洋商報》，報紙立即刊登，還付稿費。「後來我又投了幾首詩，幾篇文章，全部刊登。我當時想，如果我可以靠寫作維生也不錯。」
學生歲月，他常常投稿，偶爾寫文章批評政府。他在義安學院讀中文系時，曾為了爭取學生權益而參與學生運動，不知道政府當時已很留意他們。畢業後，他希望到《南洋商報》工作，卻一直吃閉門羹。他回到北橋路，開了一間草根書室，專賣文史哲書，當年從香港運來的政治雜誌《七十年代》賣得火紅。他又與幾個朋友一起辦雜誌，把投稿到報社而被退回的批評政府的文章，全部刊在這本雜誌。雜誌只有他一個人用真名，沒有其他朋友的名字，「係得我唔識死」。
書室開業不久，他與太太結婚，來到香港度蜜月。那是一九七六年，他第一次到香港，看見這個城市霓虹處處，深夜，整個城市都在發亮，他才恍然「發現」新加坡的夜晚是漆黑的、沒有顏色的。白天，他推門走進一間間書店，發現不同立場、不同種類的報紙、雜誌、書籍，原來如此唾手可得。
他發現了自由，出版與創作的自由，香港因為自由而多采多姿；新加坡不是這樣的，它有很多規條與禁令，限制市民的言論與行動。
從香港回到新加坡，兩年後，他突然在一個晚上被警察逮捕。原來，草根書室有一個讀者是地下分子，他受牽連而被捕。當晚總共拘捕了五十多人，審訊持續了整個晚上，沒有證據顯示他與地下組織有關，但政府仍是決定拘留他，希望借此警告與他一起辦雜誌的朋友。
根據當時新加坡內政部的法令，如果拘留了三十天仍是找不到任何顛覆國家的證據，就得放人。三十天過去了，他把囚衣脫下來，換回自己的衣服，乘警車來到監獄門口，坐在他旁邊的警察卻說：「我們的上級不想放你走。」然後把警車掉頭，再用《內部安全法》重新把他逮捕。
三十天，又再重新倒數。
最初三個月，他單獨囚禁在一個大概一百至一百五十英呎的囚室，裏面有一張水泥做的牀，上面鋪了木板，沒有枕頭和被鋪。一個月後，他再被盤問，順勢向警員投訴，才有枕頭，但沒有被子。整個囚室都塗上了深灰色的石灰水，他抬頭，只見刺眼的白光燈管一直亮着。囚室的門有個小眼洞，外面看守的「辜加兵」可以隨時看見他在做什麼，而他看不到外面。囚室沒有廁所，也沒有洗澡間，他上廁所要用力拍門通知看守員，而洗澡也是由看守員押到洗澡間。他忘記了是不是每天都可以洗澡。
他被盤問的地方，是一個非常陰暗、非常寒冷的小房間，他只穿着單薄的囚衣，沒有內衣褲，不必潑水，只要桌上的燈光對着他照，他就曲線畢露了。女囚犯的穿着也是如此。他一個人在囚室度過聖誕，直至三個月後、農曆新年前，他被押到一個較大的牢房，與三個已被定罪的人住在一起。這裏有洗手間，也有一個運動的空間，每個人都有一張鐵牀，牀上有牀褥、被單、枕頭。他在這裏住了一個月，終於獲釋。他沒有被定罪，但不能出國，也不能參加政黨，搬家也要通知警局，直至他被告知可以解除禁令。
一段不自由的日子，令他感受到：「個人的名譽財富其實並不重要，只要有人把你關起來，使你在這社會上消失，你便什麼都沒有了，所以自由很重要。有自由才能做你想做的事，做一些你認為有意義的事。」
「以前，我只是個抒發個人情感的現代派詩人，被關了一次之後，我開始關心那些曾經因自己的政治理想犧牲了青春與自由的人。這些素材都有在我的小說中出現。我認為，好的政治，是盡量可讓人民自由選擇他期望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所以，自由、民主、正義很重要，否則，政治家們標榜的幸福生活，只是欺騙老百姓的謊言。」
在香港寫專欄的日子
八Ｏ年代，他終於可以出國，每隔兩、三個月便到香港一趟，認識了不少文人朋友。許迪鏘常常帶他逛書店，「我買書就佢找數，真係好感動」。他又認識了舒巷城，兩人常常談粵劇，舒巷城又帶他到鯉魚門看霧。他仍記得，自己在獄中最強烈的想法是，如果有機會出獄，一定要離開新加坡。他有一些留港工作的機會，可是他父母患病，孩子也小，思前想後，他還是回到新加坡。
直至一九九四年，他母親已經過身，女兒也長大了，他沒有太多牽掛，便來香港住了一年。他在屯門租了一間三百多呎的公寓，那時屯門還沒有直接到達的交通工具，像一個遺世獨立的小鎮。他靠《星島日報》寫專欄及《香港聯合報》寫小說的稿費交租、生活、購買每三個月來回新加坡的機票。每天清晨，他吃過早餐，便到附近逛逛，接着到圖書館看看報紙，想想有什麼可以寫，然後回家寫作，一寫便是一整個下午。每隔一、兩個星期，他都會到港島找找朋友，與舒巷城在北角的茶餐廳聊天。「老人家喜歡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個下午。」
一個人住，他覺得很悶，常常打電話回家。他的妻子不太喜歡香港，女兒仍在新加坡讀書。一年後，他還是回國了。他的草根書室，在他出獄後，因為無心打理而結束。從香港回來後，他立即重開草根，這次經營了二十年。
二ＯＯ八年，他患上前列腺癌，病情嚴重，一個叫陳婉菁的讀者主動到草根幫忙，她一直待到二Ｏ一四年草根結業──他身體差，生意也差，撐不住了。很及時地，又有三位讀者主動接手經營草根，英培安就帶他們到香港逛逛樓上書店取經。現在的草根，搬到北橋路一個更大的空間，裏面有咖啡廳、展覽、有賣精品與明信片，裝潢美麗。而婉菁也在草根舊址附近開了城市書房。她告訴我：「英先生有香港情意結。有朋友在香港來，他就會講一些以前在香港的東西，他在香港的時光。」
他的情意結，是一個城市的自由。
近年，他愈來愈少來香港，他自覺沒有那麼喜歡香港了。「我總是覺得香港跟從前很不一樣，從前滿街都是廣東話，現在常常聽到華語（普通話）。」而回歸後的廿三條、反國教科、傳媒歸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每一天，香港的自由都受威脅。
他慨嘆：「共產黨沒有口齒，回歸前說五十年不變，但五十年還未過一半，香港已不斷受到干擾。我看着香港慢慢失去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很心痛。一個這麼好的地方，被中國搞得烏煙瘴氣。」
溫水煮蛙的狀態
「香港真是不容易。香港人唯有影響大陸人的價值觀……但怎樣令大陸人改變呢？你要獨立嗎？如何獨立？人道立場，中國不可以攻打香港，但中國會不會鎮壓？我不知道。」不少人把香港與新加坡比較，認為新加坡面積比香港小，也可以獨立，可是當年新加坡的經濟很差，它是被馬來西亞踢走的，「馬來西亞覺得你死定了，一定會回來求我，沒料新加坡會愈來愈好……可是，中國不會踢走香港」。
時勢真惡。但在這樣的時勢裏，他覺得香港作家更易寫出好作品。不像新加坡，一種溫水煮蛙的狀態，絕大部分年輕人不敢表態，不敢犧牲，樂於接受政府所有升學就業的安排。相較之下，香港仍然有很多年輕人敢站出來，敢向政府爭取，也確有可以爭取的空間。香港仍有很多可能性。
「一個好作家必須要有信仰，就是真心真意相信、喜歡一樣東西；然後加上耿直的性格，耿直就是固執，堅持自己的信仰。這兩樣東西加起來，你會很慘，你有自己想做的事，但你又很耿直，現實生活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的，所以當你在生活裏實踐你喜歡的東西，你會遇上很多波折，這些波折會激發出你的真實、自我的感受，寫成文字，就是你真正了解生活裏某些東西，你就能夠寫作。」
「堅持信仰是很辛苦的，不堅持就沒有了，也不會那麼辛苦。但寫作本來就要有很多堅持，你要有那份勇氣。我很固執，所以也會受到一些挫折，會有一些對生活、對人、對事的感覺。」
訪問那夜，他着我陪他說說廣東話，「這次以後，不知幾時再有機會講」。他記得從前新加坡很多人會說廣東話。自一九七九年李光耀發起「華人講華語運動」，廣東話在電台、電視、公營機構消失，不過三四十年，一種方言已在一個城市式微。
而一個城市的自由，如果沒有強大的民間力量守護，恐怕會比方言更易消失。
回港後，我在電郵問英培安：「你認為什麼是自由？自由對一個城市來說很重要嗎？寫作是你獲得自由的窗口嗎？」我想知道，一個耿直的作家，如何在不自由的城市活得自在。以下是他的答覆：「大概是二十年前，報館的主編是我的朋友，約我寫專欄，我嘗試在專欄裏寫對本地社會政治的評論文章，但不能刊登，我就從此不再在報章上寫文章了，二十年來只刊登過兩篇類似閱讀心得的文字（也是報館約稿的）。一是關於弗洛姆的，一是關於盧梭的，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二十多年，除了經營書局，就是專注寫小說，小說都在台灣出版。」
「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常用《內部安全法》把反對政府的人當共產黨一樣抓起來，現在（除了對付恐怖分子）不可能再用這條法令了，看來似乎比六七十年代開放，其實不然，批評政府或在競選時支持反對黨的人，不小心就會犯法，被罰款坐牢，或被告譭謗。最近的補選就有兩個人在冷靜日（選舉前的一天，不能做競選的宣傳）於互聯網的社交平台上呼籲人們投票支持反對黨徐順全，遭到提控。」
「我們談到自由的時候，其實是指心靈活動的自由與思想實踐的自由，所謂心靈活動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自由思考、認識真理，思想實踐的自由是：我們是否能用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思想，用行動來實踐我們的思想。如果不能，我們是不自由的。」
「心靈活動的自由，也包括了我們不受自身以外的任何權威思想控制，包括政治權威與宗教權威的思想。」
「自由是和責任在一起的。正如沙特說的：『人有選擇行動的自由，但是他要對自己的行動負責，如果他選擇錯誤，他會懊惱、後悔、即使有上帝也幫不了他，只有他自己承擔他的懊惱與後悔。』」
「個人的自由也和其他人的自由連在一起，他所需要的自由，其實也是其他人所需要的自由，所以當一個人在爭取他的自由時，意義上也是為其他的人爭取自由。但是，另一點是，一個人在自由選擇他的行動時，也牽涉到他人的自由行動，所以，自由並不是任意實踐個人的欲望。因為，自由並不是指你能隨意行動，也是指你能控制自己，因為自由是你能做，也能不做，你覺得不應該做的，你能控制自己不做，舉個例子，上癮的人，就是不自由的人，因為他們控制不了自己。」
自由與良知
「自由也和良知在一起。如你能作弊而你不作弊，你能撒謊而你不撒謊；自由也和勇氣在一起，你認為在良知上你應該做的，即使做了會損害你的利益，失去肉體上的自由，甚至生命。不怕死，這就需要極大極大的勇氣了，但也是你精神最自由的時候，那是最難實踐的自由。」
「當然我們不要陳義過高，高唱一些不容易做到的自由，但是爭取心靈的自由（如能自由獲取資訊，自由思考），言論的自由，聚會的自由（自由表達對社會、政治的意見與意願，爭取你與其他人的共同利益）也就差不多了。」
「自由對一個城市當然很重要，人民不能自由獲取資訊，不能自由思考，發表意見，人民便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他們怎麼可能愛這個城市，認同這個城市，建設這個城市？這城市很快就會落後、衰敗。」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寫作的自由的，只是本地媒體已完全受官方控制，不合官方的言論，根本沒辦法在本地發表，但是世界很大，只要有點勇氣，你還是會找到發表你意見的空間的。」
「是的，寫作是我獲得自由的視窗。」
「不要陳義過高，不要頹喪退卻，也不要做無意義的犧牲，時刻記住自己爭取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理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書友：英培安讀者 在新加坡開書店
文．趙曉彤
英培安（圖左）、陳婉菁（圖右）
英培安（左一）在草根書室舊址留影
從二ＯＯ八年到二Ｏ一四年八月，新老闆承接草根書室，這段日子，陳婉菁一直在書室裏幫忙。
她在大學念中文系時，知道了英培安與草根書室，慕名來訪，認識了英培安，成為書店的常客。畢業後幾年，她在出版社工作，常常到訪不同書店，隔了一段時間再來草根，英培安見她就像見到老朋友，告訴她自己患了前列腺癌，健康頗差，她便主動請纓到書店幫忙，替他處理訂單、帳目、電腦文件等工作。
最初，她一星期到草根工作一天。二Ｏ一一年，英培安的長篇小說《畫室》出版，她替他辦了一個新書發表會，就在離草根不遠處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對面，這是他第一個新書發表會，反應很好。他問她：「有沒有興趣到書店幫忙？」她想，他是年紀大了，真是需要一個幫手，而她在出版社工作四年，也有點厭倦，想轉換工作模式，便一口答應。
在草根工作的日子，英培安常常問她：「你的理想是什麼？」她有時仔細回答，有時笑而不語。她心裏卻很是感動。「因為新加坡其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沒有人會跟你談理想，每個人都說要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追求很多物質的東西，所以英先生跟我講理想，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思考，他真是讓我感到我們是要趁着年輕，去做一些真是想做、很有意義的事情。」兩年過去，草根快要結業了，她不敢貿然提出接手。幸好有三個有心讀者接手草根，她幫忙處理舊草根與新草根的過渡期。現在新的草根書店已搬到北橋路的另一端，一個更大的空間，裝潢非常美麗。
人閒下來，她更確切感受到自己不想離開書業界，怕離開後就很難再回來。於是她嘗試自己做出版工作，便有了城市書房，從二Ｏ一四年十二月開始出版本地作品。第一本出版物是前老闆英培安的舊作《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不足一年已經再版。「英先生的書一直非常好賣。」
她把城市書房的書帶到不同書店寄售，而書都存放在她的家裏，像個小型書庫。後來，家裏實在放不下那麼多書，而她也覺得城市書房需要一個門市，讀者、作者要找她聊天或是商談合作也較方便。於是，她開始籌備實體書店，機緣巧合下，竟在舊草根附近租到了舖位。同一個地方，同一間商場，附近的商戶鄰居仍在，「是緣分吧」。今年六月，書店開幕，她把舊草根用了二十年的書架放在門口兩邊，客人進店時，都說好像回到舊草根。
在新加坡開獨立書店，不少朋友擔心她會不會太冒險，而同時，她的很多朋友、前輩，甚至是不相識的人，竟主動無條件幫忙，令她十分感動。「可能是磁石效應吧？吸引磁場相近的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回饋這些幫助，唯有努力做好書店，因為每個人都說你可以這樣做，我可以怎樣怎樣幫你。所以為什麼草根後期虧蝕很多，英先生好像不關心營業額，就是因為有一群人在支持他，他不捨得。我現在也有一點點這樣的感受了。」
城市書房主要售賣本地出版的文史哲、社會科學書籍，同時主力出版本地文學、雜文作品。婉菁認為本地出版對於一個城市非常重要，而城市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聲音，她知道很多本地人都可以寫作，也希望更多人把新加坡的重要事情寫出來。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對話：彼邦的涼風秋月
文．許迪鏘
大約八Ｏ年代初，不記得從什麼地方讀到英培安的文章，又知道他的作品被禁，我在報紙專欄上略加提及，卻也給英培安看到，寫了一封信到報館轉交給我。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通訊，他來香港，也相約會面。
那時的英培安留一撮小鬍子，個子不高，很溫文的樣子。雖然，這很難說明他不會是激進的共產黨，而共產黨在新加坡是一大忌諱。聽他講過「坐牢」的故事：因被懷疑是共產黨，給拉進警察廳關押，新加坡是有法治的，關押疑犯超過幾多幾多小時不提起訴，就得放人。當局自然查不出這小鬍子和共產黨的關係，放人，可他這條腿踏出警局，另一條腿又給拉回去，繼續協助調查，這樣子「擒擒縱縱」，就給關了一段不長不短的日子。幾年前他來香港書展演講，一班朋友和他喝咖啡，聽他說被新加坡某知名作家控告誹謗的故事。他講得氣憤，我們聽得也同樣氣憤，但也只能感嘆，當我們說公理與正義，我們到底在說什麼？
對，當年他是在《南洋商報》寫的專欄，對時事世情多所月旦。文字不太辛辣，但有魯迅風，會螫得人哭笑不得。依稀記得常拿「孔家店」開笑玩，而我們知道，新加坡自稱以儒治國，不見容於當道，不難理解。
後來他辦了草根書室，問我要了些素葉文學叢書和雜誌寄賣，每次來香港，總要結算書款，我說錢就不收了，用來吃頓飯吧。我常說，做素葉沒拿過一分錢，現在不得不趁此招認，類似的飯倒是吃過幾回的。在新加坡經營獨立書店，景况可想而知，他一直撐着，到近年才轉手他人。許多年前Page One在九龍塘又一城開店，在那兒看到許多素葉，我們手頭上有的，幾乎都有。聽行家說，負責入書的店長，就是英培安。不知為什麼，這我一直沒有向他求證，但相信也沒這個需要。
在新加坡，英培安應沒有我想像的寂寞，至少千禧年以來，他得過些看來是官方的獎項，去年出了小說《戲服》，在網上看新書座談會，出席的人相當多，氣氛很溫馨，他還即場唱了一段《客途秋恨》。他有點老態，不再小鬍子，精神倒仍矍鑠，教人欣慰。「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不大配合熱帶城市的氣候環境，然則那涼風秋月，是心中有感而發的嗎？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info：英培安
二ＯＯ三年新加坡文化獎得主，二Ｏ一三年任南洋理工大學首屆駐校作家，同年十月，獲頒亞細安文學獎（S. EA. WRITE AWARD）。已出版作品有二十六種：小說《一個像我這樣的男人》獲1987/88年新加坡書籍獎，一九九三年出版英譯本；《騷動》獲二ＯＯ四年新加坡文學獎，二Ｏ一二年出版英譯本；《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獲《亞洲週刊》選為二ＯＯ六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ＯＯ八年新加坡文學獎，二Ｏ一四年出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譯本；《畫室》獲《亞洲週刊》選為二Ｏ一一年中文十大小說，並獲二Ｏ一二年新加坡文學獎，二Ｏ一三年出版意大利文譯本，二Ｏ一四年出版英譯本。
（《明報》二Ｏ一六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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