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八方尋訪談《文藝》

一九六Ｏ年代初開始學習寫作時，我曾是現代主義的信徒，因出道太遲，《詩朶》、《文藝新潮》、《新思潮》、《香港時報．淺水灣》等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對於當時出版的《好望角》和《文藝》則非常喜愛，期期追讀。

《好望角》初期是報型，後來改成三十二開本，頁數不多，看似非常單薄，加上此刊重視翻譯及前衛學術理論，發表創作的篇幅自然不理想，對一個全力追求創作的中學生來說，雖然覺得它深奧，卻是追隨、學習的好領域。

《文藝》則是十六開本的雜誌，頁數不少，每期可刊好幾萬字，頗能滿足少年人「貪多」的欲望。加上它發表的作品既有前衛的現代主義，也有傳統的現實主義，而且重創作而少談理論，較容易為大多數人接受。

《好望角》創刊於一九六三年三月，至是年十二月止，共十三期，歷時不足一年，據說每期的銷量是一千本左右；《文藝》一九六三年七月創刊，出至一九六五年一月的第十四期止，再加上前期創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華僑文藝》，前後出版共二十六期，歷時近三年，每期印三千本，能銷二千多。

《文藝》的出版時空及銷量均遠較《好望角》為多，然而，在讀者及研究者的領域中，知道《好望角》的卻遠遠多於《文藝》，這正正是馬輝洪整理《遺忘與記憶—丁平及其時代訪談錄》要探討的原因之一。

我一九八六年一月發表於《香港文學》第十三期的〈從《華僑文藝》到《文藝》〉，應該是較早提到《文藝》的文章，其後雖零零星星都有人談《華僑文藝》和《文藝》，卻一直沒有人全面整理及研究這本文藝期刊。

直到二Ｏ一二年的某天，馬輝洪來找我，商借我手上的《華僑文藝》及《文藝》，說是想透過整理這種期刊，從而探討臺灣與香港的文化交流。馬輝洪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人，他向我借《華僑文藝》及《文藝》，說明此刊十分珍貴，我手上的那批，應該比圖書館要多，希望他在研究完他的專題後，把它們留在中大的圖書館珍藏，讓後來者繼續使用。

二Ｏ一二年六月我接受馬輝洪訪問的〈文學路上的良師〉，應該是這個計畫的第一篇。我在那次訪問中提出了：如果要全面了解丁平和《文藝》，必須訪問盧文敏。此人是我的前輩，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熱愛文藝的熱忱遠超於我。據說他是中學教師，原本可以過優裕的生活，偏偏因對文藝的出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辭去教職以後，全身投入寫作與出版的大洪流，後來更跑到臺灣的文藝界去發展，正是港臺兩邊走，了解港臺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物。我說盧文敏是了解《文藝》的鑰匙，是因為他在港奮鬥期間曾是《文藝》的編委之一，作為內部人的盧文敏，自然非常清楚《文藝》的來龍去脈。

可惜的是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我聯繫了他的「師傅」慕容羽軍，仍見不到他。最後還是柯振中有辦法，他在洛杉磯師大的同學會中找盧文敏，卻是無人知道；最後用了他的原名盧澤漢，終於找到了他的電話。柯振中、盧文敏和我隨即見面歡聚，馬輝洪順勢也訪問他，寫成了〈文學理想的追尋〉，對丁平和《文藝》的了解才跨進了一大步。

經過了這次訪問，勾起了盧文敏的出版欲與創作魂，其後他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陸沉》（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2017）和《悶雷》（香港：初文出版社，2018），又不停創作新詩，幾乎天天有新作面世，再度活躍於中港詩壇……，雖然這只是題外話，其實也算是馬輝洪探討丁平的副產品。

自二Ｏ一二年六月我接受馬輝洪的訪問起，其後他訪問了夏傳才、辛鬱、張健、司馬中原、盧文敏……等十四人，這些人物包括了丁平的朋友和學生，可以從各個角度去了解丁平在文學國度的努力及奉獻。一篇篇訪問稿陸陸續續出現，至二Ｏ一八年十一月訪問張默的〈詩人的願望〉止，這十餘篇訪問共花了七年時間，飛臺灣的次數也不少，可見馬輝洪的恆心與韌力實在令人佩服！

在本書訪問的這批人中，夏傳才是國內的，是唯一談丁平早年在內地生活的史實，其餘臺灣的有向明、綠蒂、涂靜怡……等七人，香港的有古兆申、李學銘、草川……等六人，比例接近，正好符合了他「探討臺灣與香港文化交流」的主題。這批訪問除了問及被訪問者與丁平交往的經過，還問到他們怎樣與文學結緣的史實，很可以作為他們個人勇叩文壇大門之歷史來看。

這十多篇文章中，我特別重視的是訪問辛鬱的〈覃子豪、丁平與《華僑文藝》〉和附錄中馬輝洪的〈一九六Ｏ年代港臺文學交流的場域—以《華僑文藝》為考察中心〉。

辛鬱是覃子豪的得意弟子，他是最早透過覃子豪投稿給《華僑文藝》的臺灣詩人。覃子豪病逝，辛鬱組織了追悼特輯以外，還負起《文藝》與臺灣作家的「橋樑」重擔，是最了解《文藝》臺灣部分的人物，資料珍貴且可信性高。

《華僑文藝》和《文藝》一直少人談及，其港臺現代文學交流的作用是大眾未曾發現的。馬輝洪花了七年時間東奔西跑、左問右問，閱讀了全套雜誌，最後寫成的這篇〈一九六Ｏ年代港臺文學交流的場域――以《華僑文藝》為考察中心〉，不僅是研究丁平與《文藝》的重點成果，還是港臺現代文學交流的引子，是另一本鉅著的起點，我們拭目以待！

二Ｏ一九年六月

（按：這是為馬輝洪編著《遺忘與記憶──丁平及其時代訪談集》所寫的序言。）

許定銘：《蕉風》四題

柏雄在《蕉風》

半年前與詩人柏雄茶聚，暢談一九六Ｏ年代文壇舊事。柏雄告訴我他當年在《蕉風》發表的詩文剪報全失了踪，我口輕輕保證替他找回來。然而，事後卻完全忘記了，到他最近問我，才猛然記起。人老了，記憶最不可靠，得要趁舊事還依稀記得，找機會認認真真的記下來。

我藏有全套黃崖主編時期的《蕉風》，由一九六四年九月至六七年三月的總第一四三至一七三期，是《蕉風》的黃金時代，香港很多年輕作家都為此刊寫稿。我仔細的翻了一遍，為柏雄找到了詩創作〈赤涇〉、〈昂平〉、〈桃源洞〉和〈沉寂之前〉，散文〈暗雨行〉，都是一九六五年的作品。年輕的詩人彳亍獨行，倘佯於山水晨昏之間，感念溶入天地，意境深遠……

此中特別要談談的，是他發表於第一五七期，《蕉風》創刊十周年紀念號的〈文章千古事‧回首十春秋〉。這篇近七千字的文章，主要在寫香港一九五五至六五這十年來的文壇實況。他認為「十年來的香港文壇，是未開的花，未熟的果」。他以〈推動文運的先驅〉、〈成名作家的影響〉、〈新一代的朝氣〉、〈舊文學的衰頹〉、〈《蕉風》與《文藝新潮》〉、〈發展的種種障礙〉、〈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等十三個副題，概述了香港十年來文壇的演變，雖然未算特別深入，但也談到香港新詩的成就、影評的趨向和文社的湧現。他介紹了大批當時的年輕作家，也談到了《海瀾》、《人人文學》、《文壇》、《中國學生周報》、《學友》、《華僑文藝》、《好望角》……等重要的文學期刊，甚至連《新民報》及《新生晚報》內戴天、李英豪、劉方和陸離四人輪寫的《四方談》也有介紹，是我見過最翔實的單篇文章。由親歷其境的人來寫，不單資料正確，還帶有親切的情感，很值得那些有志寫香港文學史，卻又苦無資料，只會人云亦云，輾轉錯抄的「史家」們參考！

《蕉風》裏的馬覺

馬覺給《蕉風》編輯的公開信

在《蕉風》裏尋找柏雄作品的同時，發現很多朋友都在那裏發表文章，我順手把馬覺和盧文敏的整理一下。

馬覺當年在《蕉風》發表的詩作有〈藏匿〉、〈事件〉、〈閃耀〉和〈異象〉，是一九六五至六六年間的創作，特別是二百多行長詩〈異象〉，詩人以其獨特的視角透視人間的異象，是《馬覺詩選》（自印本，一九六七）的壓卷之作。

馬覺是香港連續發表新詩創作超過五十年的少數詩人之一，我一九六二年初涉文壇已不時讀到他的現代詩，卻很少讀到他詩創作以外的作品。但一九六七年三月的《蕉風》總第一七三期，卻發現了馬覺繙譯A.E.W. 糜純的短篇小說〈鎖匙〉，那是篇以西班牙作背景的推理小說，情節離奇曲折而吸引，譯得不錯。

《蕉風》自第一七四期起，由十六開本縮至三十二開本，篇幅少了百分之三十，同時亦少用了香港方面的稿件。詩人馬覺於一七七期給編者寄了公開信〈不要劃分界線〉。他覺得：自從《蕉風》改版後，港台作者的文章多被擯棄於門外，大部分刊用星馬方面作家的作品，在此世界大同的時代，此舉實在是開倒車。「互相歧視和狹隘的地方主義思想實不應在文藝的國度中出現，文藝國度中亦根本沒有種族、階級和利害的觀念。對於一塊待耕的文藝園地，我們實不應劃分界線而應大家一同合力耕耘，收獲的美好則是意料中事……」

對於馬覺義正嚴詞的指責，編者隨即在信邊回應說：《蕉風》是馬來西亞刊物，應以本地作者為重心，在鼓勵本地作者創作之餘，其實也很歡迎外地優秀的作品……。其後的一七八期，再刊出作家梁園的〈致馬覺先生〉，强調《蕉風》中的作品能「馬來西亞化」是非常正確的……。

關於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的論戰，我僅讀到這幾篇，不知以後還有沒有續論？不過，這以後，《蕉風》上的港台作品少了很多卻是事實。

盧文敏‧《蕉風》

盧文敏在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文壇非常活躍，他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參加《文藝》的編輯工作……。其實當年他的創作慾也非常旺盛，不僅在《中國學生周報》、《小說文藝》、《文壇》……發表作品，就連馬來西亞的《蕉風》和菲律賓的《劇與藝》也見他的稿件。他曾與文友合著《靜靜的流水》、《五月花號》、《新人小說選》、《遲來的春天》和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可惜一直未見他的小說專集，如果不盡快收集出版，散佚的可能性甚高。

翻閱黃崖主編時期的《蕉風》，見到盧文敏的詩〈渡口〉、〈白沙灣之慾〉、〈陌生人‧刺客〉和小說〈山洞〉、〈親愛的貓〉，都是一九六六年發表的。〈渡口〉等幾首詩，抒發的是年輕人心中的傷感和淡淡的情意，〈親愛的貓〉寫的是要愛就愛的精神病醫生，令我久久不能釋懷的則是那黝黑無盡的〈山洞〉。

年輕女教師楊依伊讀大學三年級時，在馬料水火車站結識鐵路工作人員，讓他誘進山洞裏强暴並懷孕了。孩子流產，她畢業後當了教師，但「山洞」的陰影卻像噩夢般纏繞着她不散，無論走到哪裏：課室、教員室、生活圈……，全是她的「山洞」。她把人分成兩個極端：校長莫神父是神，誘姦她的鐵路漢子是魔，生活上接觸的其他人，包括她自己，都是多餘的人……。最後，楊依伊鑽進牛角尖去，躺到「山洞」內的鐵路軌道上，探索這無盡的人生「山洞」，是否另有光明的一面？

盧文敏的〈山洞〉摒棄了一般順序的寫法，他先從楊依伊在教室內受學生的私語竊笑，到教員室內被同事冷嘲熱諷老姑婆，然後跳接到多年前的馬料水，然後又回到現實的操場，再轉到……。整篇小說除了時空轉換，可以說全是楊依伊的心理活動，這在一九六Ｏ年代中，算是較新的寫作手法。

〈山洞〉比得起他享譽盛名的〈泥鰍〉和〈陸沉〉，是盧文敏的傑作之一。

《蕉風》與香港……

《蕉風》改革號和改革終結號

小說家黃崖（1932～1992）一九五Ｏ年代在香港曾任《大學生活》編委，及《中國學生周報》副社長，一九五Ｏ年代末移居馬來西亞，其後任純文藝雜誌《蕉風》的編輯。《蕉風》在一九六四年九月號的第一四三期起革新，每期擴展至七十六頁，能刊十多萬字，成為大型的文藝期刊，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之第一七三期止。黄崖居港時已從事創作，與台灣及香港文化界熟悉，故他轉任《蕉風》主編後，兩地的寫作人均大力支持，使《蕉風》的水平忽地提高甚多。

翻閱此時期的《蕉風》，香港作家在此發表作品的甚多，老一輩的易君左、徐訏、劉以鬯、李輝英、沙千夢、丁平、王敬羲……均有供稿，難得的是黃崖有心培植香港的新生代，提供了不少篇幅，供詩人柏雄、馬覺、羊城、蔡炎培、張牧……及寫小說的雨萍、盧文敏、張雪軍……等發表作品。

《蕉風》第一六Ｏ期（一九六六年二月），香港詩人方蘆荻發表了〈獨思〉，此詩有副題〈寄懷《文藝》月刊的朋友們〉。其時由丁平主編、方蘆荻當編委的〈文藝〉已結束，詩人久久不能釋懷，故詩以記之。方蘆荻（1940～2010）是香港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詩人，踏足新聞界後已甚少寫詩，早幾年騎鶴西去，其作品又無結集，日久必散佚無存，傑出的詩人不應被時代巨輪輾碎，特意錄下為故友留下足跡，算是一份文學史料：

很多鬱鬱的顏面／都塗在污牆之上／羞愧之上／囚室很靜，友善着奥登的童年／從四月的紫色季到九月的黄落／然後輪轉着十月／子豪先生逝世的十月

蜘網鋪滿的牆角／除了午後造就的塵埃／甚麼都開始虛空／然後是一陣突降的夏雨／倦慵於窗外／去梳洗風塵滿臉的浪子嘛心／梳洗淤積胸臆的滿懷／以及那些無所遁形的解禁

唯獨讓矛盾在矛盾裏／去解釋他的一切／想想那些日子吧，那些歡樂過的時光／當一個詩人得意與失意時的遭遇／當他談笑風生時所給出的聲調／當他飲泣時緊握雙拳揮出的一擊

我們也曾聚首而又分散／城市的忙碌城市的現象／是這樣的可怕，這樣的繁悶／在風砂與風砂揚起的國度裏／拖着我們寞落的影子／一種無所適從的噪音與壓力逼近／一種世紀末的生與死的顧盼／在濃縮與濃縮裏隱定自己

──2016年6月

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遺忘與記憶
──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盧文敏，原名盧澤漢，一九六Ｏ年代初曾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等刊物，一九六三年七月加入《文藝》編委會，與丁平先生和韋陀先生共事，有親身接觸。曾出版詩集《燃燒的荊棘》（一九六一年），以及大批通俗小說。其作品曾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一九六七年）、 香港中國筆會《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年）、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小說選》（一九九七年）； 一九六一年以新詩〈昇起我們的藍旗〉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新詩創作比賽」第四名， 一九六六年更以小說〈陸沉〉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第十五屆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本訪問稿經盧文敏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半
地點：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大堂餐廳

盧：盧文敏先生
沈：沈舒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踏上寫作道路？期間，有沒有得到前輩啟發？

盧：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報販鄰居，經常讓我到他報攤拿報紙來看，譬如《晶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等。我在報紙上見到很多人投稿，自己也躍躍欲試。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投稿，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電影日報‧大家樂》版（崔魏主編）發表。高三時，我一位中學同學祝康彥（其後成為台灣研究老子哲學的學者）知道我喜歡寫作，把我的作品交到他爸爸編的《香港時報》上發表。其後我也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學生園地版。後來，我接觸到《自由陣線》、《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等刊物，喜歡自由主義的作品。我踏上寫作的道路，多少受到文藝界前輩慕容羽軍（李影）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其後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及《星島晚報‧大會堂》版主編）的啟發，尤其「師傅」慕容羽軍多加指導。此外香港的女作家孟君、雲碧琳，台灣的名作家王藍、余光中等也多加啟導。而孟瑤、謝冰瑩等作家更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老師。

沈：請談談五十年代末赴台進修的始末？期間參與了哪些文學活動？

盧：我在一九五七年於九龍東方中學畢業後，沒有想過到外地進修，因為父親盧登的木箱生意失敗，家庭環境欠佳。後來，祝康彥告訴我，只要考到入學試，就可以免費到師大讀書，每星期還有二百元台幣零用錢。其後我考入師大讀國文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回港從事文教事業。在台攻讀期間曾參加「青年作家協會」、「文訊」、台大「海洋詩社」、師大「縱橫詩社」及「文藝營」等藝文活動。當時，僑委會有一筆經費資助僑生出版著作，王藍推薦我和其他香港僑生余玉書、朱韻成（人木）、胡振海（野火）、鍾柏榆、張俊英等出版《五月花號》，更蒙李樸生（僑委會長）、作家徐速與王藍賜序；後來，經覃子豪和余光中推薦，我獲僑委會資助出版了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我在台除繼續投稿香港之報刊外，也投寄台灣《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時代青年》及《台灣文藝》等雜誌。此外，也參加過「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及「中國筆會」等文學活動，結交同一代之作家文友王憲陽、桑品載、歐陽惕、周伯乃、李藍、蔡文甫、段彩華、魏子雲、張默等。至於個人寫作範疇甚廣，除熱心詩作外，也愛寫小說、散文、評論等，更常與蘆荻、羊城、馬覺等切磋。還有盧因、桑白、蔡炎培等，尤其是蔡浩泉，最多勉勵。蔡浩泉是我在師大的學弟，讀藝術系。

留學台灣期間，我曾經在國際學社聽過胡適的演講，受到他對自由民主、中國前途看法的影響，也經常讀殷海光的著作，對學術和人生的課題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我當時發表的文章，除了抒發感情之外還有學術的探討。另外，我參與《師大學生》、《海洋》（余玉書和張俊英主編）、《縱橫》（劉國全主編）等刊物的編寫工作。海洋詩社是台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余玉書、鍾柏榆、張俊英等；縱橫詩社是師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羊城。我有一段時期徘徊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但最終選擇了文學的道路。

沈：《學生生活報》甚麼時候創刊和停刊，共出版了多少期？

盧：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從台灣回港，九月開始在元朗崇德英文書院任職中文高中教師，直至一九六四年離開為止；其後轉任李求恩紀念中學，直至一九七七年離職。回港後，經常在《大晚報》發表散文和小說，因而認識《大晚報》總編輯李一丹先生。一九六一年底蒙李先生邀約主持《學生生活報》，在慕容羽軍與雲碧琳之指導及協助下，主持編務約半年，逢星期六、日上班編稿。《學生生活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結束，逢星期五出版，每期三張紙共十二版，開度與《中國學生周報》相同。《學生生活報》是在大乘佛學社社長劉銳之及其在土瓜灣之小型印刷廠資助下艱苦出版，內容大致參考當時十分暢銷的《中國學生周報》與《青年樂園》。我當時只想在一般接受美援（如友聯機構屬下之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及左派資助（如《青年樂園》、《伴侶》、《知識》、《青年文友》等），走出一條純獨立性之綜合文藝，知識與思想之青年學生刊物道路。當時我很年輕，政治思想欠成熟，不僅對大陸極權政治（包括「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煉鋼」政策等）不滿，而且對香港憑美援企圖搞「第三势力」（如支持李宗仁做總統）分裂國共另組織第三政黨（包括「青年黨」）勾結美國分離主義势力，也持反對態度。我比較同情及支持「自由中國」──台灣的「國策」及以民生為主的大部份政見。至於香港雖無民主，却有充足自由的殖民政府，大致無可奈何贊同，但却非常反對其歧視台灣畢業生的政策，教師待遇有所謂甲、乙級之別。

《學生生活報》作者除慕容羽軍、雲碧琳、凌麥思（司馬靈）、林蔭、李一丹及我（也是編委）之外，更難得發掘了現在譽滿文藝界之作家柯振中與許定銘先生，當時都是他倆自由投稿該刊而獲刊登與鼓勵的；而柯振中早期一篇長五千字小說就是刊登在《學生生活報》的「原野版」，發表後他很高興。由於當時太忙，加上年代久遠，又缺刊物在手，記憶已十分模糊，依稀記得曾主持一次文學講座及若干次讀者文藝活動。一九六二年《學生生活報》曾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作者有盧文敏、梓人、司馬靈、桑品載、歐陽惕等十多篇，書評家許定銘曾作推介。由於當時志趣是不大想教書，只希望一心從事寫作專業與出版工作，所以不計個人酬勞，也全力推動生平第一樁出版與寫作之志業，可惜當時市場不景氣，加上同類刊物競爭劇烈，終接受失敗收場，但卻獲得寶貴之經驗，為日後在台、港長期從事出版與職業寫作鋪路。

沈：《文藝沙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出版了多少期？又如何邀請到著名作家如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撰稿？

盧：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有意全力進軍文壇，獨資創辦《文藝沙龍》，主要蒙師傅慕容羽軍之指導及約稿，刊登了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作家的作品；此外，我也結交了青年作家陳其滔、梓人、李海眉、夕陽、盧柏棠、張雪軍等（至於台灣也有以上提及之文友作家），並親自向他們約稿，所以應不乏稿源。當時發覺一般雜誌售價太昂貴，才決定以較新形式之八開型出現（只售三角），當時參考最暢銷的雜誌都擺在搶眼位置，只有大度刊物才能吸引讀者，《文藝沙龍》無論內容、風格、編排都有意創新，除了售價最便宜外，還取消一般封面浮誇風習，封面除醒目設計之刊頭外，更刊登名家作品（配名畫家丁崗插圖），結合較嚴肅之純文學與通俗文藝，提倡「雅俗派」合流之始（至今本人仍極力提倡及支持雅俗「活文學」，不同意過於曲高和寡、脫離群眾讀者之「呆文學」或「死文學」），並且有意搞作者與讀者之「沙龍式派對」、「沙龍式研習互動」，結合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惜力有不逮，欠缺宣傳，銷路未符理想，財力不繼，未克功成，前後只出版了三期左右，但對辦刊物之志向仍未平息。後來，出現了很暢銷的《小說報》，風格與《文藝沙龍》相似，但並非雜誌，每期只刊登一位作者的小說，却非常受歡迎。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和韋陀二位先生，以及怎樣認識《華僑文藝》這份文學雜誌？

盧：由於慕容先生介紹，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後認識韋陀（黃國仁）與丁平（寗靖），一九六三年加入《文藝》擔任編委。丁平先生不只是編委好友，其後更是李求恩中學的同事。一九六四年我離開元朗崇德中學，經韋陀先生介紹我轉進聖公會屬下之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丁平先生大概在一九七二年任教李求恩紀念中學，離職日期是一九八三年，他經常在我主編每月出版一次的《淬鋒》校刊撰稿。現時活躍藝文界的邱立本、卓伯棠、鄭明仁是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時的學生、而朱珺是在崇德英文書院任教時的學生。丁兄為人豪爽、熱情，風趣幽默，聲如洪鐘，成名於大陸詩壇。活動力甚強，交遊廣闊，與大陸、台灣及南洋藝文界均有聯繫，經常書信往還，又熱心藝文，寫作頗勤，著有長詩《在珠江的西岸線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二ＯＯ九年「香港中國文學學會」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紀念詩集）等，更涉獵學術性之著作，多才多藝，兼任大專教職，桃李滿門，乃不可多得之人才。至於韋陀先生，他是一位沉實而忠厚的人，在諸聖中學任李守慧校長秘書（該校長其後即成為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很熱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較為內斂，與丁平的性格互相補足。

記憶中，我首先在報攤上看到《華僑文藝》這份雜誌，後來經慕容羽軍先生介紹才認識丁平和韋陀。他們邀請我撰稿，我才開始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其後應韋陀及丁平兄的邀請更加入《文藝》編委會，對早期《文藝》前身之《華僑文藝》只知其為偏重台灣文壇。

沈：丁、韋二位先生為甚麼邀請盧先生加入《華僑文藝》的編委會？當時的編委會由四人大幅增至九人，原因何在？

盧：他們知道我很有興趣搞出版，大概覺得我們志同道合，而且可以介紹一些台灣的稿件。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正式加入編委會。《華僑文藝》的編務工作主要由丁、韋二位負責，其他編委沒有實務工作，只偶爾茶敍，討論有關文藝寫作及編務方針，主要是介紹一些稿件。

《華僑文藝》的作者群中不少是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李金髮、覃子豪、謝冰瑩等。當時擴大編委會，加入一些年青的編委，我猜想他們想吸納一些青年作者，充實版面內容，以及增加年青讀者。其實，上世紀五、六Ｏ年代，左右兩派的刊物都爭取年青人參加，《華僑文藝》也不例外。

沈：盧先生知道《華僑文藝》出版經費的來源嗎？又韋陀先生與丁平先生如何分工？

盧：《華僑文藝》沒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後沒有資金支持，我推測主要是由韋陀先生出資，至於丁平先生有沒有出資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帶的作家，《華僑文藝》在當地也有一些銷路。印量大約是二千本，據說主要銷南洋約一千本，香港則有少量發行，其他送贈台港作者及文化機構。當時親台的集成圖書公司、友聯書店及特約報攤也有寄售。其後聞說因為南洋發行欠帳，不得已之下停刊。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丁、韋二位的工作分配大致是丁管編務與約稿、發行、聯絡，韋則管帳目與編務（畫版）。

沈：《華僑文藝》的「讀者‧作者‧編者」和「作家動態」由誰執筆？

盧：「讀者‧作者‧編者」應該是由丁平執筆，而「作家動態」由大家合寫，我也寫過「作家動態」的報導。

沈：《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與香港當時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如《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等有甚麼分別？

盧：我認為《華僑文藝》沒有特別的文學主張，主要發表水準較高的文藝作品，一般評論是比當時頗為暢銷的《文壇》水準較高，既有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有現代主義的新詩及評論。從風格上來看，《華僑文藝》與黃崖主編的《蕉風》很相似。

《華僑文藝》雖然刊登現代主義的作品，但也不排斥寫實主義的作品，兼容並蓄，與香港其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刊物不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的好壞，而非文學的主張。

沈：《華僑文藝》發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否與丁平先生有關？

盧：台灣作家主要由丁先生約稿，我也有介紹桑品載、歐陽惕等人的作品在《華僑文藝》發表。

沈：《華僑文藝》的銷路如何？後來為甚麼停刊？

盧：《華僑文藝》雖然在香港報攤發售，但銷路不高。至於南洋一帶的銷路應該不俗。後來，《華僑文藝》受到南洋排華的影響，被逼放棄「華僑」二字，改為《文藝》，我覺得此刊名太平淡，建議索性改名為《新文藝》，可惜被否決。《文藝》銷路大跌，無法經營下去，不得不停刊。

沈：《華僑文藝》被人遺忘的原因何在？對香港文學有哪些影響？

盧：《華僑文藝》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關、宣傳及藝文活動，編輯工作太忙，只是兼職，難以發揮影響力。停刊後亦少人談起這份雜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如此，《華僑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作品，而且是早期推介台灣作家和作品的香港雜誌，其貢獻應予肯定。多年後，老朋友桑品載、歐陽惕、張默、蔡文甫等台灣作家仍會談起這份刊物。

沈：從一九七Ｏ年代末開始，盧先生很少發表嚴肅的文學作品，有甚麼原因嗎？

盧：一九七七年離開李求恩中學後，工作太忙，全力搞出版和寫作。我在香港辦過的雜誌包括《醜聞》、《風雲》、《電視台》、《生理衛生》、《黑皮書》等。在香港靠寫作為生絕不客易，我分別用孟浪、老偈、貝品清，白水晶、霍愛迪、艾迪等多個筆名在《天天日報》、《新報》、《新夜報》、《新知》、《藍皮書》等報刊寫流行作品，包括偵探、靈異、愛情、魔幻、科幻小說等，每天忙於寫七、八個專欄，由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完全沒有時間參加文學活動，漸漸遠離嚴肅的文學創作，但我不同意流行小說必然缺乏文學成份，名作家沈西城就批評我的作品特色：「通俗中有文學，文學中有通俗」。我寫了幾百萬字這類通俗作品，部份以孟浪筆名發表的作品已經結集出版如《閻王令》（一九八七）、《變色幽靈》（一九八七）、《通靈怪嬰》（一九八八）、《靈體》（一九八九）、《黑狐仙》（一九八九）、《攝魄亡魂》（一九九Ｏ）、《驚魂夜》（一九九Ｏ）、《奪魄情花》（一九九一）、《鬼鈎魂》（一九九一）、《靈魂賭局》（一九九二）、《魔域翡翠》（一九九二）等。我曾以老偈筆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包括《隧道亡魂》、《魔宮怪客》。我覺得小說應具有「電影感」、創造性及想像力，尤其是恐怖、靈慾、推理及荒誕題材缺乏，我較為偏重。當時很想寫出類似「ＯＯ七」及後期紅絕一時的「哈利波特」之類的小說。期間，我雖然以寫通俗作品為主，偶然仍然會寫嚴肅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與新詩，在《中華日報》發表。其他在《劇與藝》、《蕉風》和台灣的文學雜誌《小說族》上發表，都是用盧文敏、白水晶、孟浪等筆名。

一九八五年，我離開香港。當時我覺得香港文化市場缺乏文藝，而流向財團化的通俗及八卦，難以競爭，我反而發覺台灣文化出版界過於嚴肅、單調、乏味（尤其是主流報紙刊登高級文學作品），與香港報紙通俗化大相違背。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以商業角度在台灣先搞通俗刊物，賺夠錢再搞虧本的文藝雜誌。我到台灣，認識了林德川先生。他有意辦雜誌，於是出資搞出版社，分別成立「金文」、「美麗」與「追星族」三間出版社，主要是將台灣通俗雜誌「香港化」（比黎智英搞《壹週刊》及《蘋果日報》早幾年吧？），當時先後出版最早報導兩岸三地資訊及內幕的《接觸》、《兩岸》與及《靈異》、《人鬼神》、《偶像》、《星心》、《蒐奇》、《新生活報》及大量的香港流行漫畫與小說（購買版權再修改為「台灣版）。我負責具體編務，最高記錄是每月出版十二本雜誌，銷售最多的雜誌是《靈異》雜誌，四開大度，內容包括靈異、科幻、宗教、神秘等題材，每期銷有二、三萬冊。另外，我還購買香港作家著作和漫畫的版權，把這些書引進台灣，前者如慕容羽軍、雲碧琳、依達、馮嘉（石崗）、林蔭、沈西城等作家的作品，後者如文化傳訊黃玉郎的《龍虎門》（舊版）、上官小寶的《李小龍》、張萬有的《如來神掌》、牛佬、邱瑞新的江湖黑白道連載漫畫及甘小文的幽默諷刺漫畫等。直到二ＯＯ五年我離開台灣，回港為止。

我認為文學不應該太狹窄，除了嚴肅的作品外，也應該包括流行和通俗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壞，並不在於它是嚴肅還是通俗，最重要是看作品本身有沒有特色，能否表現人性與社會的面貌。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呈現正面、健康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但為甚麼不可以反映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可惜，當時的文學界不大能夠接受這類題材，認為這類創作不是文學作品。文學界過去一直輕視通俗作品，其實通俗作品中也有好作品，譬如金庸、倪匡、亦舒、李碧華、馮嘉、林蔭等也有出色的小說。這些作家雖然不為當時文學界接受，但他們的作品為文學作品開創了新局面，無論在武俠、科幻、愛情的題材都有新突破，今天已為人肯定。我認為通俗作品可以接觸更多讀者，透過提升作品水平，同樣可以引起讀者對文學的興趣。很多人將報刊連載的小說視為通俗，其實公認為文學泰斗的小說名家劉以鬯的《酒徒》，最先就發表在星島晚報副刊，金庸、倪匡、小生姓高（三蘇）、梁羽生及李碧華的作品均發表在報刊副刊。究竟作者之作品是否有文學價值，主要是看他寫作動機、構思、取材、藝術表現手法與個人風格。本人未出版之文學短、中篇約二、三十萬字，在報刊連載之長篇約七、八百萬字，其中涉及恐怖、推理、科幻、魔幻、情色題材，少不免有顧及市場與讀者口味，但以當時得令的高行健、莫言、黃碧雲及台灣的陳雪均有涉及人性與情色描寫，只要真正是作者深刻表達人性衝突與內心掙扎，我們應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派小說。目前一般文學讀者日漸缺乏和疏離，造成作者比讀者多的怪異現象（尤其是新詩），反觀日本及外國小說對性與情色衝突描寫，跟電影同步，說不定是重新爭取廣大讀者的靈丹妙藥。我曾寫過很多作者沒曾寫過的題材的長篇小說連載多年，如《神珠‧魔手‧外星人》、《恐怖殺人窩》、《藍戀紫情》（同性戀畸情）、《一代神女女神自白書》……等，很想整理出版或上網留存，但目前出版市場太差勁，如何適應、改革或創新，值得有心人士研議。

沈：可否介紹《73週刊》這份刊物？

盧：香港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叫「73劇場」，內容以諷刺社會為主，我於是想到辦一份《73週刊》的趣味性綜合雜誌，刊登較具諷刺及爭論性的社會雜文、怪論及反映現實衝突的通俗的愛情小說，由我與何潮光合作出版，但只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了。後來，我們還共同集資辦了一份叫《電視台》的雜誌，請方亮先生主編，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青霞。

沈：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的盧文敏介紹，是否盧先生執筆撰寫的？

盧：這篇介紹不是我寫的，也不知道是誰人執筆的，也許是早期認識的文友提供，較缺乏我八十年代後的資料。

沈：今天十分感謝盧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從事文學工作的種種經歷，對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看法，以及《華僑文藝》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謝謝！

盧文敏先生受訪時攝

《學生生活報》「原野」副刊（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沈舒其他訪問請到：香港文學資料庫

向河居讀書錄之八

向河居讀書錄之八
許定銘

送甘老遠行

接羅琅電話，他告訴我老報人甘豐穗（一九一九～二ＯＯ五）十二月末已騎鶴西去了，不禁愕然。個多月前，甘老還乘巴士從深水埗蘇屋邨遠赴北角參加「鑪峰雅集」的茶聚。聚後我說送他回去，他拒絕了，還說大江南北都跑遍，這短短的路程難不到他。我約了放聖誕新年假時找機會去看看他，沒想到事情一忙，抽不到空，而他竟不再等待，匆匆撒手歸去了，今後再也見不到他慈祥、誠懇的笑臉，緩慢而龐大的背影了，懊悔不已！

我知道作家甘豐穗，是讀小學的一九五Ｏ年代。那時候我喜歡讀報上的連載小說，印象深刻的作家是劉以鬯、紫莉（即江河）和甘豐穗，想不到若干年後和劉以鬯、甘豐穗成了朋友，紫莉卻始終未謀面。

第一次和甘老見面是一九九三年初，那次我到《華僑日報》交稿，碰巧甘豐穗剛來上班，編輯友人給我們介紹。我們交談了十多分鐘，他給我的印象是位慈祥的長者，言談非常客套且老於世故。當年我已覺得他年事不輕，可幸行動尚未緩慢，若是換作別人，早就退休享兒女福了，但他還到報館上班，可見他熱愛編寫工作，視創作如第二生命。

之後我移居加拿大，到二ＯＯＯ年回歸後，在香港作家協會的理事會內，才再次碰到甘豐穗，當時還不過是點頭朋友而已。後來因為要寫馬靈殊的《昆明之戀》，我到處搜集資料，連並不熟落的甘豐穗都請教了，難得他老人家不見外，把我當作後輩，詳細介紹馬靈殊的為人，還告訴我一九五Ｏ年代，他和馬靈殊、舒巷城三人經常聚面交往的經過。我寫好〈馬靈殊的《昆明之戀》〉後，親送到甘豐穗府上請他指導，我們才有了較多的交往，年中學校放長假，我總會找機會到蘇屋邨，聽甘老講報界的舊事，和他津津樂道的親歷文壇往事。

甘豐穗獨居於約二百方呎，僅一廳房的廉租屋裡，除了簡單的生活家具，到處是書架和堆得亂七八糟的書！書！書！每次拜訪，我都想仔細看看他的書，但搬得十叠八叠書後，次次都叫塵埃弄得我的鼻敏感發作，噴嚏不止。但，我還是借到了姚雪垠的《記盧鎔軒》（上海懷正文化社，一九四七），和甘老一九五Ｏ年代為青少年人寫的，絕版多時的書。

除了書，甘老的小居室裡堆滿了參考資料，和歷年來在報章上連載小說而未出版的剪報，我還為他影印了部分以備不時之需。這些作品未能出版，實在是香港文壇的損失。

跟甘老談天，很多時他都會談起戰時在江西寧都加入開明書店，學到不少出版竅門的事；談到他的書時，他會告訴你一九五Ｏ年代為僑光書店編的那本《學生作文四用手冊》非常暢銷，印了好幾版；他也會非常遺憾：第一本小說集《空門遺恨》（香港萬千出版社，一九五五）一本也沒留下。

甘老一生之路是迂迴曲折的，他跑過了大半個中國，曾進入多個與教育、出版有關的行業，有着文學、寫作、音樂、繪畫多方面興趣的老人，常說自己是個「雜家」；雜家不一定是「周身刀、無把利」，其實也可能是「周身刀、把把利」的。我常跟他說：「你幾十年來和文學結了不解之緣，如今大家都關心香港的文學史，你即使不寫，也該寫寫自傳，你簡直就是本活的文學史哩！」他總是笑笑口：「不忙，不忙！有的是時間，我一定會寫的！」但如今他匆匆離去，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吧！

在甘老六七十年文學生涯中，究竟寫過、編過多少書，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由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文藝選集》，和國光圖書公司出版的《現代文藝叢書》，都是一九三Ｏ年代作家的選集。

前者有多少種我不清楚，而我現存的有：屈曲夫等的《三月天》（一九五七年三月）、陸蠡等的《江南春》、阿湛等的《夏夜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靳以等的《秋花》（一九五七年三月）、蓬子等的《雨後》（一九五七年四月）、凌淑華等的《小草》和黃葯眠等的《小城夜話》（一九六一年九月）、魏金枝等的《野火》等八種。

這套《新文藝選集》後來一再改版，愈出愈多，在一九七Ｏ至八Ｏ年代已出到五六十種，一九三Ｏ年代稍有名氣的作家作品，全收集內，是本港出版現代文學最巨型的叢書，如今圖書館中大多齊備。這套叢書後來的雖非甘老所編，但還是因他帶頭而來的。

我特別喜愛早期由甘老編的《新文藝選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每本選集前，總有一篇編者寫的代序，為他選的作家作品有詳細的分析、介紹，使讀者能更容易融入書中的世界，尤其對初涉文學的讀者，更具導讀的作用。其二是你會發現編者故意略去大作家的作品，刻意選名氣不大的作家底好作品，這是我最欣賞的。因名家的作品一般讀者大都很容易找到，但沒有名氣的作家的東西，往往會因找不到而失諸交臂，那就太可惜了。（詳見拙著〈五十年代的《新文藝選集》〉，刊《香港文學》總二三七期）

《現代文藝叢書》是一九五Ｏ年代末至六Ｏ年代初出版的，全套出過多少冊已難知道，根據我所藏書目及印象，最少應有以下各冊：何家槐的《湖上》、艾蕪的《春天》、蕭乾的《籬下》、靳以的《小花》、朱光潛的《我與文學》、莊瑞源的《孤獨者的靈魂》、葉紹鈞《平常的故事》、悄吟的《橋》、魯彥的《旅人的心》、茅盾的《春蠶》和《委屈》。

這些書我都見過或藏有，它們與當時其他出版社的選集，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一律三十二開、厚一百頁多些的橫排本，都有一個設計幽雅的封面，和《新文藝選集》一樣，每本書前都有編者的序，對作者和他的作品作了簡單的評述，製作非常認真，可惜的是全都沒有出版日期，為研究者帶來不便。據知當年的「國光」、「文學」與「世界」出版社關係密切，這套書的編者雖然有些不署名，或隨意用些少見的筆名，但，研究者應該知道實際上是甘豐穗和譚秀牧編的。

某次我和甘老談他編過的書時，他隨手遞過來幾本書，說：「這也是我的，你見過嗎？」

司馬鳴《怎樣閱讀課外書》（香港萬千出版社，一九五五）三十二開七十五頁
慶元《簡易語法入門》（星加坡星洲世界）四十開五十六頁
慶元《簡易語法入門》（香港華風書局，一九五六）四十開五十六頁
甘豐穗《和中學生談古典小說》（香港世界書局，一九五六）四十開九十兴頁
馬鳴《閱讀的目的和方法》（香港僑光書店，一九五六）三十二開七十六頁
高仰止編《文藝作品的分析》（香港世界書局，一九五六）三十二開九十二頁

這些書都有半個世紀歷史，即使見過也忘掉了。不過，高仰止編的《文藝作品的分析》卻印象深刻，因為我見過多次，而且編得很不錯，手上還留有一冊。本書先選刊了十多位名家的作品，然後在每篇文章後附上一篇「包括主題思想、人物雕塑、環境描寫、故事結構，還涉及散文、報告文學和詩的寫作解說」的分析，好讓讀者容易吸收，這樣有水準的青年自學書，在一九五Ｏ年代是不多見的。

選輯的作品有郭沫若的〈菩提樹下〉、沙汀的〈兇手〉、黃藥眠的〈車窗──奇妙的鏡框〉、何其芳的〈生活是多麽廣闊〉……等十一篇，分析者則是李茵、甘豐穗、葉君健、葉聖陶、何家槐……等，是本很有水準的青少年指導讀物。

（網上圖片，謹此致謝。）

八十多歲的甘老身體一向不錯，只是頗為肥胖，行動不大方便，早幾年走路已要靠枴杖支撐，但老人卻熱愛晨運，據說天未亮就往外跑，不幸跌倒過兩次。近年行動更緩慢了，出來茶聚多由照顧他的親人攙扶，我心裡早覺不妥，但見他還可經常執筆為文，仍可寫不少東西，略覺心安，想不到話去就去，令人唏噓！

──寫於二ＯＯ六年一月

二月刊於《作家》

林蔭早期的文學活動

林蔭（1936～2011）原名林志英，是廣東台山人。他一九五七年從廣州來香港，從事建築行業工作，餘暇開始寫作。後因經商甚忙而淡出寫作行列，到一九八Ｏ年代重操故業，在報章連載都市傳奇小說大受歡迎，寫作甚勤，部分小說還被改編為播音劇及電視單元劇。一九九Ｏ年代有部分作品為內地《羊城晚報》、《深圳特區報》、《特區文學》……等報刊轉載，並出版不少單行本，還有出品長篇連續劇的公司向他購買版權拍劇集，可惜商討期間告吹。即使如此，亦可見林蔭的小說在一九八Ｏ及九Ｏ年代是極受重視的。

厭倦了都市奇情小說後，林蔭開始構思他的「香港地方故事」，先後寫出了長篇《九龍城寨煙雲》（香港獲益出版社，一九九六）、《日落調景嶺》（香港天地圖書，二ＯＯ七）和《硝煙歲月》（香港天地圖書，二ＯＯ九）等擲地有聲的巨著。本來他還想寫一部以「水上人」生活作題材的小說，反映香港百年來某些「區域」的演變，可惜天不假年，實在遺憾！

林蔭的「著作目錄」一般多列《鍍金鳥》（香港藝苑出版社，一九八九）至《硝煙歲月》的三十餘種，論述他的文章，也大多集中在晚年的作品，而少有談到他早年的文學活動。事實上林蔭到港不久，即開始寫作，且相當活躍。他不單參與過一九六Ｏ年代流行的青年合集出版，還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出過三本《環球文庫》的四亳子小說：《昨夜的星辰》、《能言鳥》和《晴朗的一天》。這些書因出版年代久遠，又不被重視，甚少人知道和存有。前些日子林蔭在舊書的拍賣網站上發現了一本《昨夜的星辰》，立即拍下。我正想向他借閱，可惜……。

一九五Ｏ年代，香港左右派文壇壁壘分明，水火不容，聰明的寫作人會以不同筆名向兩方投稿。其時，「林蔭」即為投稿《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及《文壇》時常用的筆名；至於《青年樂園》和《文藝世紀》等，則用「雪山櫻」作筆名。這時候他寫了不少東西，參加過不少文學活動。比較少人知道的，是林蔭一九六Ｏ年左右，曾加入附屬於《中國學生周報》通訊員組織內的「阡陌文社」，還經常在社刊《阡陌》上發表作品。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集體文集《綠夢》，那是本詩、散文及小說的合集，收集了「阡陌文社」社友及當時活躍於《中國學生周報》上的年輕人作品，他們是：岑仲良、野望、于翎、童常、黃懷雲、蘆荻、徐夜郊、羊城、王憲陽、畢靈……等。林蔭在此發表了已先在《文壇》發刊過的短篇小說〈復仇者〉，這是個蒙古青年尋找殺父仇人的故事。文末最後的一句是：

父親，仇人已死了。我找到仇人的兒子。想殺他，但，仇人的兒子是你兒子的救命恩人。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報仇故事的「橋段」本來很俗套，但在林蔭的筆下卻提出了疑問，戲劇性且懸疑的結局提昇了小說的文藝味。

一九五Ｏ及六Ｏ年代的文藝青年喜歡科款出版合集，像《靜靜的流水》、《棠棣》、《沙漠的綠洲》等都是。林蔭早在《綠夢》之前，已參加過《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一九六Ｏ）的出版。我一九七Ｏ年曾經寫過一篇短文〈一面里程碑——《向日葵》〉（見拙著《書人書事》），認為此書是一九五Ｏ年代青年文集中水平最高的。《向日葵》的作者是：潘兆賢、盧柏棠、滄海、林蔭、陳其滔、玉笛子、鐵輝、吳天寶、新潮、羅匯靈、蘆荻、古樸、諸兆培、子匡等十四人。三百多頁的書內，每人各有獨立小輯，等於十四本小書合釘一起。

書中每輯組合之前，會用淺藍色紙分隔，刊作者個人照片及作品。林蔭還在他那輯前寫了篇短短的前言，用了幀半身玉照：他坐在書枱前，烏潤的曲髮前掛一串小小劉海，輕咬着右手所握的筆端，左手則托腮，斜斜的望向遠方沉思……。最有趣的是此照竟然是穿着睡衣而拍的，每次跟他談起《向日葵》時，我都戲稱他為「穿睡衣的俊男」。林蔭則懊惱地說：「臨到校稿時盧柏棠才說要照片，那時候很少拍照，就只有這一張，無法啦！」他頓了頓：「最寃枉的是把書送給倪匡時，他竟然說我以睡衣照示人是『未紅先驕』！」

林蔭的那輯叫《老人與笛子》，包括了一萬二千字的短篇小說〈老人與笛子〉，和題為〈生命之歌〉的散文組：〈生命〉、〈老人〉、〈愛絮集〉三題。〈老人與笛子〉是林蔭早期最重要的作品，故事說一個留學英國回港探望寡母的年輕人，為夜半飄來的笛子聲所吸引，追聲探源到大宅外一所簡陋的小樓裡，結識了斷腿而歷盡滄桑的老人，聽他說故事，欣賞他造詣高深的笛子……。次日醒來與母親閑談，從誤會中得知，原來守候在大宅外、小樓上，夜夜吹着幽怨、蒼涼笛子的殘廢老人，竟然是母親的初戀情人，自己的生父。然而，當他趕到小樓去要相認時，小樓早已人去樓空……。

〈老人與笛子〉傳奇味甚濃，雖屬於流行小說，但行文流暢自然，佈局精巧，充份表現出林蔭的寫作才華，在年輕時已閃出劃空的光芒。

我一九七Ｏ年寫〈一面里程碑──《向日葵》〉後，不知何故竟把《向日葵》丟失了，直到二ＯＯ七年，我才從舊書網站上拍回一本。當我把《向日葵》帶給林蔭看時，他撫摸良久，不肯放手，最後在書內留言：

驟見此書，彷如隔世，驚喜莫名，感觸良多。今此書落戶書神定銘老弟手中珍藏，深慶得人，可喜可賀，草此留念。林蔭二ＯＯ七年十一月四日。

後來我在報上寫了篇短文記念此事，竟聯絡上《向日葵》的另一作者新潮，跟他見面後，也讓他在我的《向日葵》上題了字，並結成好友。

另一本青年文集《荒原喬木》（香港同文文學社，一九六三）是緊接着《綠夢》出版的，此書是本僅七十四頁的小冊子，書分小說、散文和新詩三部，收陳馳騁、林蔭、于翎、野望、李廬頤、許定銘、童常、草川、馬覺、羊城……等十九篇作品。

林蔭在該書中有短篇〈影子之戀〉，這是篇約三千字的小說，故事寫充滿幻想的年輕人李夢文，每日黃昏散文時，為山中古宅傳來的琴聲所吸引，透過紗窗的影子，他相信彈琴的是個貌美如花的少女，便給她寫了封傾慕的信。

終於有一天，古宅出來了位老人，把他引進幽暗的房間裡，聽完一曲《無言之歌》後，房子裡的燈光突然亮起來，才知道一直是寂寞的老人對着維納斯塑像彈琴，而李夢文所傾慕的，不過是維納斯投射在紗窗上的影子。

這個故事趣味性濃，初看有喜劇的味道，細嚼之下，發現整篇小說的重點在老人對年輕人所說的一句話「孩子，當你對人世感到失望時，我歡迎你到這裡來作客。」（頁二十三）

林蔭這篇小說寫於一九六二年末，雖然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還很年輕，對將來還可以有幻想、期望，然而，在小說裡卻隱隱透出了避世之意。

一九六三年，「座標現代文學社」曾出過一本《軌跡第一象限》的雜誌式文集，書印好後，同仁取去幾本樣書後，卻沒有錢付印刷費，結果書給運到廢紙站去了。我不知從誰的手裡借到樣品書一本閱讀，清楚地記得書中收有林蔭的作品。不過，到底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無法記得他寫的是甚麼。

四五十年前的《文壇》、《青年樂園》和《文藝世紀》等，如今已成了鳳毛麟角，難以得見，如果有心人能從這些報刊中找出林蔭早年的作品編一本書，應該是件很有意義的事！

──2011年5月

7月刊於《大公報》

讀林蔭的《今夜又有雨》

林蔭是本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自1958年起，便在本港的報章及雜誌上發表各類作品。他的創作以小說為主，重要的作品有《九龍城寨煙雲》、《大豪門》、《煩惱，十七歲》等，結集的有數十種，他的書不僅在本港出版，在國內出版的也不少，據說還很暢銷，甚受歡迎呢！林蔭擅寫極短篇，結集了好幾冊，而以《今夜又有雨》（香港：明窗，1991）最受歡迎。

《今夜又有雨》分五輯，共收77個極短篇，都是一千幾百字的小說，只要花十分八鐘即可讀完，在這個節奏急促的大都會裡，乘一趟地下鐵，歇一會的歡樂時光，都可輕鬆地讀完，極受上班一族的歡迎。他的極短篇內容多姿多采，題材是多方面的，這裡有鶼鰈的深情、癡癡的迷戀、畸型的變態……各種不同類型的愛戀，為我們揭開了社會的千奇百怪與悲歡離合。

倪匡在《今夜又有雨》的序中說：「林蔭的作品，絕大多數，都可以看得出，他在下筆之前，有過通盤的籌劃。短短的幾百字，開始的鋪排，中間的敍述，結尾的高潮，都不是信筆所至，可以看出作者寫作歷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倪匡這番話真是一語中的，概括了林蔭幾十年來的努力，他的成就是讀者與評論家所肯定的！

在《今夜又有雨》的幾輯中，我比較喜愛第二輯有關老人底「遲暮的情愛」的小說，如〈再見紫微天〉、〈永遠在一起〉、〈故人〉、〈鶼鰈〉、〈最後的黃昏〉等幾篇，都令人回味，掩卷嘆息。人生總有不少逝去的日子與人物，值得老來回憶，或至死不能忘懷的。

我特別愛的〈鶼鰈〉，寫一對老夫婦的故事：

康老先生握着太太的手溘然而逝了。康老太在大殮那天親自為丈夫化妝，在靈堂裡焚燒他喜愛的《罪與罰》及《笑傲江湖》，好讓他旅途上不會寂寞……

之後她回到家，關上房門，低聲飲泣，輕聲傾訴。媳婦趁她去洗手間時，走進房內發現一隻深灰色的飛蛾，便開窗讓牠飛出去。

康老太這時剛進來，大嚷：「你別走！你別走！」跟著飛蛾從窗口躍出去……

年老一輩都相信人死後會化成飛蛾或甚麼的，回老家去跟家人相聚。這就是康老太日日傾訴的對象，這也是康老太發狂的飛出窗去，要留下飛蛾的原因。

康氏夫婦那份恩情深深地打動了我！

老夫婦們最能體會對方的一舉手、一投足：為他化妝、更衣，給他送上旅途上排遣寂寞的書籍……林蔭在每個細微的動作中，傳給我們夫婦倆共同生活數十年的恩情。上了年紀的老讀者感受特深，會使他們產生憂思：如果我先去了，他該怎樣活下去？這個震撼性的憂慮，在現今老人特多的香港社會，是個嚴肅且值得關注的問題！

太平山頂是香港人常去的地方，大多數的戀人或多或少在這兒留下不少足跡，尤其那有近百年歷史的餐廳，不知演繹了多少愛情故事，在〈最後的黃昏〉中，女主人翁和九根在這兒緬懷逝去的青春與情愛，他們的久別重逢而又認不出來，正好反映出年輕人的「愛」，有時只是陶醉在一些虛無縹緲的雲霧中而已！

〈嫖客〉中的老妓女，發現眼前的客人，原來是30年前被自己拒絕造愛而遠走他方的愛人；〈聽來的故事〉中，一直被戀人視為至寶的「第一次」，本來想保存到新婚夜的，竟然給截劫的歹徒「初嚐」了。說出了有時我們認為珍貴的東西，很可能隨時失去，或者因時移勢易而變質，其實人生中很多事物都是如此，不單單是我國人特別注重的「貞操」！

〈這一天〉是《今夜又有雨》的壓卷之作，故事中的六姑是半山周公館的傭人，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眼見這個小島親歷了數次浩劫。主人在每次劫難時，都逃到外地去避難，只有六姑默默的留下，與周公館及香港共存亡。當然這不單是六姑的故事，這是所有六七十歲以上香港人的故事，是一齣活生生的歷史。這篇小說的延伸力最強，最令人唏噓！如果把它寫成反映香港史實的長篇，成就可能更高！

讀小說各有所愛，我的所愛不一定是你的所愛，不過，《今夜又有雨》中有七十多個小說，相信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2005年10月

懷恩師「萍居」主人

恩師「萍居」主人丁平（一九二二～一九九九）自一九五Ｏ年代抵港後，曾任教官立文商、華僑書院、香港清華學院、廣大學院……等大專院校，作育英才數十年；其著述《中國文學史》、《散文、小說寫作研究》、《現代小說寫作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等，均為與文學寫作有關的專著，很容易使人忽略他其實也是位現代詩人。丁老師抗戰時期已在韶關及桂林等地追隨李金髮及胡風等前輩詩人學習創作，以筆名艾莎及沙莎發表新詩，在桂林出版了一萬三千行長詩單行本《在珠江的西岸線上》，及散文集《漓江曲》。

丁平老師在香港除了教學，最重要的文學貢獻是一九六二至六五年間，主編了二十六期《華僑文藝》（後改稱《文藝》）。這本純文學雜誌是本地首本大量引入台灣現代文學作品的月刊，編輯手法新穎，與馬來西亞出版、香港印刷、黃崖主編時期的《蕉風》，同是香港一九六Ｏ年代兩種水平甚高、影響甚大的文學雜誌。

我一九七一年插班入華僑書院修文學，受業恩師丁平門下。他語重心長的訓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有文學研究。在丁老師的指導下，花了近年時間，我終於以《論蕭紅及其作品》完成學業，自此由純創作轉向文學研究及書話的寫作。

近得丁平詩集《萍之歌》（香港中國文學學會，二ＯＯ九），收代表詩作數十首，尤其一九五五年在澳門青年書局出版過的近千行長詩《南陲線上》，也全篇收入，是他在本地出版的唯一結集，不容錯失！

埋首書堆六十年

埋首書堆六十年
許定銘

小引：2014年7月，受香港公共圖書館邀請，參與第十屆香港文學節，主題「個人閱讀史：記憶的回訪與再現」講座，我寫了約五千字的講稿〈埋首書堆六十年〉在講座上派發並供日後出版單行本。講座後，《明報月刊》編者索稿，但只提供三千字版位，我把該稿修訂削減重寫，與原稿颇有出入，因此〈埋首書堆六十年〉便有了兩種不同的版本。近日心境平和、清閑，將兩稿揉合修訂，便成了如今大家讀到的七千字版〈埋首書堆六十年〉。

我在香港生活六十多年，在本地受教育、成長、工作直到退休。一九六二年開始寫作，與少年文友組織文社，寫報紙專欄，編青年文藝刊物；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專，做過圖書館主任；還編寫課本、教師手冊、假期作業等與學校有關的書籍近二百種；在旺角、灣仔和北角開書店前後二十年；出版文學書籍，買小型印刷機，親自落手落腳印刷、裝釘、發行……，幾十年來與書結緣，集：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於一身，是個捧書能醉的愛書人，此所以我的幾本書話，像《醉書閑話》（香港三聯，1990）、《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2002）、《醉書隨筆》（濟南山東畫報，2006）和《醉書札記》（台北秀威資訊，2011）均以「醉書」冠名，說明「醉書室主人」是個以書而非酒自醉的人。

我和書的關係那麼密切，可以說是由父親一手促成的。有幾件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時候我們租住在旺角一處有前後樓梯的，戰後新樓的一個中間房裏，一家五口擠在不滿百呎，密不通風的房子裏，不單活動的空間小，同樓的孩子又多，連讀書也無法集中精神。我是因為家貧，遲了入學，雖然才讀小三，好像已有八、九歲光景，父親對我管教甚嚴，每日放學回來，做完了家課，必把我關到後樓梯去，溫習當日所教的書，到識背了，才放我進屋來。

那種後樓梯，是廁所和垃圾的集中地，一個幾歲大的孩子，日日得在那兒捱「臭」，哪能定性？於是，一知道父親外出，或因有事幹，無暇理會我之時，便在四層高的後樓梯奔上跑落嬉戲。然而，一個人玩甚麼都乏趣味，終於發展到留意人家丟棄的垃圾，看看有甚麼可玩的情況下，發現了一籐篋的書。坐下一看，便害我「上癮」幾十年的，並不是甚麼世界名著，也不是三國水滸的舊小說，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蹄風的大俠游龍底故事。這是我和書的第一次結緣。

有一個時期，我是和父親一同上學放學的。在同一間學校裏，他教中學，我讀小學。小學放學的時間要較中學早個把兩個小時，父親劃定範圍，那段時間限定我在圖書館裏度過。圖書館內不得嬉戲，又沒友伴，我是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向書堆發展，陶醉在閱讀的天地裏，然後知道，除了「殺人王」，除了「人猿泰山」之外，還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作品、希臘神話故事和當時很受青年學生喜愛的《青年文友》。這段日子培養了我愛閱讀的習慣，《青年文友》的徵文比賽也刺激了我學習寫作的念頭，一有空就會隨意寫些抒發感情的小段落。

升上中學那年，我的英文糟透了，父親除了自己迫我讀外，每個晚上還要我到附近一個街坊那兒補習英文。學習正規的課本，大家都有無形壓力的抗拒，便有同學帶回來了武俠小說，趁老師不在意的時候，不讀英文，讀武俠小說。武俠小說很吸引人，一旦上了癮，很難放得下。老師也因順手拿來讀幾頁而上了癮，無法戒掉。到得後來，我們的零用錢租光了，竟是老師拿錢出來租書大家齊齊讀。於是一個英文補習班，就變了刨武俠小說班。

每晚兩小時，一星期五晚的苦讀。最初是金庸，跟着是梁羽生，然後是高峯。六十年代初，本港的武俠小說名家，似乎就只得這三位最多讀者。那時候我們全體同學大概都是十二、三歲，某次卻突然來了個十七八歲的大哥哥，他不加入我們的武俠行列，下苦功讀英文。後來他鼓勵我在讀武俠外，還要讀些文藝小說，便借給我沈從文的《邊城》和《月下小景》。這以後我的讀武俠生涯就暫停下來，而轉到文藝作品去。

初中那三年，因為熱衷於課外書和寫作，英文始終沒有改善，父親命令我晚間去夜英專讀英文。那時候的夜英專很多，但大部份辦得不好，教師質素低，學生大部份是日間有工作的成年人，根本無時間讀書，讀夜校目的不過是打發日子和交朋友，水準比我還差了一皮，愈讀愈悶，終於開小差，逃到附近一間屋邨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去，讀我愛讀的文學書。徐速、黃思騁、齊桓、徐訏、秋貞理……等人的書，都是在那兒讀到的。

社區中心圖書館在六十年代初期是剛起步，很少人知道，更少人利用，晚晚七點至九點，差不多成了我私人的書房一樣，我在那裏閱讀、寫作。自那時起，我知道書和我結了不解緣，永遠不能分開了。

說到我會學習寫稿，最終成為一個畢生搖筆桿的寫作人，得要感謝中三那年，教我國文的林老師。那年代的中學生，每星期都要交篇周記。記得那一年春雨綿綿，梅雨下得人心煩意亂，多愁善感的少年總愛無病呻吟，我在周記裏寫了篇懷念留在家鄉，失散多年的三弟的短文。周記派回來了，林老師寫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不是抄的，就寫得很不錯了！

少年人怎吞得下這口氣！

於是立即買來了原稿紙，把文章謄好，寄到《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去。真幸運，〈這是夢嗎〉第三天就刊出來了。首次投稿，迅即成功，對少年人的鼓舞和推動，是無法想像的。就這樣，我和閱讀與寫作，結了不解之緣！

開始了投稿，我才有餘錢買書。起先是放在書枱上，或是堆在床角裏，後來愈積愈多，迫得親自動手胡亂釘了個書架，擺在我睡的碌架床靠牆的那面。把半張床讓給書後，得以晚晚靠床挑燈夜讀，常常在夜裏讀到沒有熄燈就睡去，又經常在半夜裏嚇醒，以為書連着架塌下來了。

離開了老家以後，這個小小的書架一直跟着我，從元朗跑到銅鑼灣，又從銅鑼灣跑到九龍城、旺角、香港島……，愈跑愈大，書架變成了四面由牆腳頂到天花的書房，又由書房發展為四五百呎的小書店……。

讀書和寫作表面上是兩件事，事實上這兩件事是合而為一的因果。譬如商家的「買賣」，要「賣」貨，得先要「買」進貨才能賣；愛上了書，買回來讀了，自然產生了要介紹給同好，或是學習創作的念頭，很自然的便提起筆來……。

我一九六二年涉足文壇，先是叩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文學觀點相同的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當年的現代風以台灣為主流，想買前衛文學的書，就只有旺角的友聯書店。後來《文藝》月刊在丁平的策劃下，也訂過不少這類創作，放在出版社內賣給現代文學發燒友。

要數專售文藝書的樓上書店，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是老大哥。一九六Ｏ年代初，王敬羲從台灣回來，把書店開到「六樓」，那真是破天荒。不過，他利用書店的地點，既辦「正文出版社」，又編《南北極》、《純文學》期刊，更得台灣「文星」大力支持，運來大量文學新書之外，還允許他在本港重印暢銷的品種；即使普通讀者嫌六樓高，那些交稿或取稿費的作者們，往來的學者們，總要追上時勢多看、多買點書，生意也就有了保障。何況當年專賣台版文學書的書店甚少，除了旺角「友聯」的門市部，「文藝書屋」像得獨市之利，要看台版書的愛書人自然不怕高爬上去，也就興旺了一段不短的時日，開了總有一二十年，究竟「文藝書屋」是何時結束的，一時想不起來。

那時候我喜歡瘂弦、鄭愁予、周夢蝶、管管……的詩，也讀了不少司馬中原、朱西寧、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也認真的寫了不少。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但，何以後來我卻專門收藏三十年代作品呢？好友古蒼梧第一個改變了我。他對我說：你愛現代文學，三十年代作家施蟄存的小說一定要看！於是我到坊間找了本《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後來又讀了端木蕻良、穆時英、鷗外鷗，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原本我只搞創作，一九七一年到華僑書院修文學時，重遇《華僑文藝》的編輯丁平老師，他鼓勵我：一個完整的文學家，除了創作，還要懂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他的指導下，我以〈論蕭紅及其作品〉為畢業論文。寫這篇文章的當年，我只有機會讀到香港坊間重印的蕭紅作品，這些港版重印書，與原版頗有出入：長篇往往删掉序文及後記以節省篇幅，短篇則多數隨意重組，甚至胡亂改名重版，令研究者困難重重，誤走不少寃枉路。

事後我深深領略到，要做作家研究，一定要讀原版書，要讀原版書，不是跑圖書館，而是逛舊書店，往書堆裏鑽，因為那些珍貴的絕版書，是圖書館也沒有的！

香港一九六Ｏ及七Ｏ年代售賣非課本的舊書店着實不少，一般人只懂逛旺角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解放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無事可幹，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但到賣慣古董的康記和三益，他們會鑑貌辨色，因人定價。他心裏會想：你是識貨之人，選的一定是好東西，錯不了！有時想買些普通的書，往往會讓他們漫天叫價，弄得啼笑皆非。師傅教落，對付這些店主，你要胡亂選一批貨，最好包含各種不同的書，讓他摸不着你的心頭好，而且書多了，銀碼漲到一定的數目（他心裏想你買的數目），他便會讓步，不再「斬你」。那一定的銀碼，原本只可買三幾本心頭好的，便變成買了幾十本書。至於多出來的書，你得自己想辦法，一是轉賣出去，一是像我一樣，也開間舊書店玩玩。

上世紀的一九七Ｏ至九Ｏ年代，我斷斷續續的開了二十年每日只營業五小時（下午2時至7時）的「半日」書店。你會奇怪的問：書店怎麼只開半日？開半日的書店能維持嗎？

我坦白的告訴你，這樣的書店肯定不能賺錢，只要不賠大本，已是萬幸了。不賺錢的生意，只有傻子才會幹。對啦，我就是那位傻子，而且一傻二十多年！

自升上中學培養了閱讀與寫作的興趣後，我開始愛書、買書、藏書。台灣的現代派新書，一九三Ｏ年代的民國絕版舊書都是我的閱讀範圍，隨着時間的流逝，藏書愈來愈多，書架也由小小的幾格變成一排排「頂天立地」的「書架牆」。這些書中，部分是溺愛至終生收藏的，但更多的是因興趣轉變而受冷落的，或是不知如何買入的，堆得一屋滿滿的，卻又捨不得丟棄。最後終於變成了半個書商，把愛書的友人，或友人的友人招呼到家中買書，實行「以書養書」。然而，愛書這「壞習慣」一直改不了，最終是開了間書店，才能把部分書掃出家門。

「創作書社」是「創作類書」加「出版社」的結合，一九七Ｏ年代初期出現於旺角通菜街上，亞皆老街與快富街中間，馬健記圖書公司對面的大厦閣樓，那是樓下鋪的自由閣仔，二百餘呎實用，門口有一兩呎高的巨石屎門檻，門檻兩邊要各放兩級樓梯，出入十分不便，這樣的小「豆腐店」，當年也要六佰元月租，賣的是本地純文學創作外，還直接批訂台版冷門出版社的文學書。不久「創作書社」搬到灣仔軒尼詩道去，那時候是一九七Ｏ年代中後期，內地改革開放，大批文史哲書湧港，被「餓」了十多年的香港讀書人見書就搶，每逢星期二、四新書到的日子，港大、中大的學子，大多捧着盈呎厚的新書滿載而歸，印象最深刻的，是錢鍾書的新書《舊文四篇》抵港，我要了四百本，不用一星期即賣光；我為司馬長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輯要》，初版二千冊，半個月已要再版，那真是書業的黃金時代……。

由於書店地點適中，全部書七折或八折，不單書賣得多，還因為很近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舊書店「三益」，我每日可以去進貨，「創作書社」自然賣起舊書來。這就吸引了更多搜尋絕版書刊的專家，學者高伯雨、王亭之、林真、盧瑋鑾，港大的趙令揚、單周堯、黎活仁，中大的黃繼持、王晉光，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作家舒巷城、杜漸、海辛、林蔭、許禮平、劉健威……都是到我處買書認識的常客。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八Ｏ年初業主忽然說要賣樓，不跟我續約，多年的奮鬥最後以一萬二千元，叫「收買佬」領五條大漢花了一個上午，用兩輛密斗貨車搬走了。

灣仔「創作書社」關門的幾年後，我心有不甘，在北角「七海商場」覓得兩個打通的鋪位，一九八Ｏ年代中再展旗鼓，賣的同樣是文史哲和舊書，但，一九七Ｏ年代的搶書熱潮已冷卻了，生意也就變成僅可維持，終於到一九九二年我的生活起了大變化，「創作書社」又一次關門大吉。

愛書是壞習慣，開書店則是「破費」的娛樂。賣書的收入只夠雜項支出，絕對不足以交租及請伙計，每個月賠出去的，只好當娛樂費了。我的本職是位半日制的教師，下午不用上課，每天放學後，便匆匆買了飯盒，趕回去看我的「半日書店」。

我開書店來解决家中書海泛濫，但愛書人們另有他法：一九八Ｏ年代開始，本港很多工業北移，工廠大厦空置量激增，一些比我更愛書的朋友看準這個形勢，投資買下千餘呎的單位，設計成私人圖書館，配上音響設備，工餘陶醉在私人的天地裏，一來作投資待樓價升，二來又可滿足個人的愛書慾，何樂不為？

其時北角鬧市有一個大跌價的商場，地庫一百呎的單位才二三萬塊，有愛書人買了單位，裝修成書房，日日放工待在那兒，啃書數小時才回家，比起新界的工廠大厦地方小得多，卻交通方便，隨時可去哩！

一九九Ｏ年代中期，我把近百箱藏書打包移居加拿大，把千多呎的地庫設計成私人圖書館，作個人養老消遣的準備。但，在加拿大和美國流浪五年後，思鄉情切，我又回到香港來了。幾十箱回流的老書，把幾百呎的房子塞爆了，成了負累。我以為自己以後也不會再買書了，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見到、買到罕見的珍本，買書的「毒癮」忽地復活了！

二千年最初的那幾年，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裏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著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自走一趟，再行決定。

雖然我仍保着過去的宗旨：看完、用完的書一定要轉讓出去，然而，十年八年過去了，我的書仍然愈積愈多，除了住家書海泛濫以外，我還在灣仔某商業大厦找了層四百餘呎單位，裝修間隔成書店形式，再來一次私人圖書館，閑時過來讀書寫稿，那間「十八樓C座」的「醉書室」，將來會變成怎樣？我不知道！

公元二千年後，香港連小學也開始有圖書館了。我申請從教師轉當圖書館主任，開發並管理校內圖書館，作了兩項大膽的嘗試：一是大量購入簡體字兒童文學作品，鼓勵學生「繁簡並用」，以備將來社會的演變；一是推動「從閱讀到寫作」，培養學生可隨時執筆寫文。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後者。我向校方爭取得資源，出版一本校內的《學生園地》雙月刊供學生投稿，雖然只是薄薄的小冊子，但每期也能選刊約二十篇稿，給他們爭取了一些練筆的機會。起初很少學生投稿，他們大多覺得生活沉悶，沒有甚麼可寫的。後來有些同學漸漸明白了堂上的命題作文只是學習的一種，不是自我抒發內心感受的好方法，終於懂得留意身邊的事物，從日常生活去找題材，稿件便愈來愈多。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課堂上還在學寫句、段的一二年級學生，竟也提起筆來寫作投稿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這本原意專為三至六年級同學編印的《學生園地》，要被迫多印不少，好讓愛讀書的一二年級學生索閱。這證明了要推動寫作，只要供給環境和條件，連一二年級學生也能做到！

我這個望七的老人，今日跟大家談談過去幾十年的個人書事，目的在讓大家知道：一直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其實不是沒有文化的，是可以孕育出愛書人的，希望我的故事能引起大家愛書的熱誠，也開始多讀書，隨時拿起筆來抒發心中所想！

──2014年11月修訂

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馬吉按：沈舒先生曾訪問許定銘、盧文敏、辛鬱和張健，從多個角度探討丁平與《華僑文藝》，非常精采。感謝沈舒先生同意訪問稿在本網轉載，現先刊登三篇，以饗書友。

遺忘與記憶──許定銘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香港著名藏書家、作家許定銘先生年青時是丁平先生的學生，曾修讀他的「寫作」課，與他有直接的接觸。許先生先後寫過〈從《華僑文藝》到《文藝》〉及〈很「現代」的《文藝》〉二文，(2)對《華僑文藝》有深刻的認識。本訪問稿經許定銘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二年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木球會

許：許定銘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許定銘先生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現先請許先生談談開始寫作的經過。

許：我開始寫作與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有關。由六十年代初開始，文社風氣盛行，喜愛文學的年青人紛紛組織文社，其中一個是「阡陌文社」，主要由《中國學生周報》的通訊員組織「文學組」的成員組成，包括羊城（即楊熾均）馬覺、林蔭、子燕（即趙國雄）、吳平等，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了文集《綠夢》，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等作品，(3)受年青人歡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也可以結集出書，給我的創作慾打了強心針，刺激很大。

初中時，我在德明中學唸書，因為父親在那裏任教，所以免收學費。一九六二年底，我只有十五、六歲，唸中三，剛剛開始寫作。同校的同學李仕俊（筆名廬頤）比我高一年級，組織了一個叫「同學文集社」的文社。(4)「同學文集社」的成員中，不少同時也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至今，我仍不明為甚麼要同時成立兩個成員大致相同的文社。那時候，我參加了由《中國學生周報》「文學組」出版《學生之家》主辦的第二次徵文比賽，由蕭輝楷任評判。我僥倖得第四名，獲頒優異獎。(5)李仕俊知道我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而且是他的師弟；後來，他們籌備出版一本與《綠夢》性質相同的文集，找我寫稿。於是，我寫了一篇散文〈沉思走筆〉，收入一九六三年底出版的《荒原喬木》。(6)這篇散文是我第一篇在單行本書籍發表的文章。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同學文集社」和「阡陌文社」的成員，自始對文社的興趣越來越大。同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版很熱鬧，有很多學生投稿，每星期出刊三、四天，每次半版，我亦經常在那裏發表作品。除《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外，我也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在學生文壇中略受注意。當時有種風氣，就是在學生版發表的文章，通常都會附上文社的名字，方便大家互相聯絡。

一九六三年中，父親離開德明中學，要我轉校。那一年，我剛剛初中畢業，考進九龍仔大坑東路德會協同中學升讀高中。我與同校但高我一年級的黃韶生經常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發表作品，互相慕名而久。後來，他主動來找我，說：「我是黃韶生，筆名白勺。」我說：「我很早就認識你。」他說：「我們準備組織一個文社，想邀請你參加。」我說：「好呀！」於是，他和他的同班同學黃維波、楊懷曾及我和我的同級同學郭朝南一起組織了「芷蘭社」（後改稱「芷蘭文藝社」），後來還加入了游之夏（黃維樑）、陳炳藻等新成員，共約有十多位成員。我們曾經借用幼稚園的課室舉辦講座，吸引到二、三十人參加。以學生活動來說，反應算是不俗了。

我在協同中學讀了兩星期後，父親又要我轉校，改到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上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距離協同中學很近，步行只需十餘分鐘。所以我與「芷蘭社」的文友保持聯繫，尤其是黃韶生，因為他住李鄭屋邨，而我住蘇屋邨，他經常過來找我閒聊，以及一起到李鄭屋邨的社區圖書館看書。期間，父親要我晚上進修英文，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出於反叛的性格，我經常缺課，每晚到那所圖書館看書，讀畢那裏所有新文藝書籍。我對齊桓、秋貞理（司馬長風）、黃思騁、徐速等新文學作家的認識，都是那段日子「浸」出來的。順帶一提，我與當時住在李鄭屋邨的吳萱人都是在那所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每次進入圖書館時，都要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一次，吳萱人從簽名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拍拍我的肩膀，說：「原來你就是許定銘，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我們因而認識。

因為搞文社的關係，我認識的人漸多，我後來聯絡了幾位青年文友，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模仿《綠夢》出版文集，於是合資出版了《戮象》這本書。編書時，其他人正忙應付會考，這本書最後由我一手一腳包辦，包括校對、版面設計等，而插圖則由我一位德明中學的同學宗汝明負責，模仿楚戈的風格而畫的。《戮象》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特別有紀念價值。

沈：許先生是怎樣認識楚戈的繪畫風格？

許：我是從《文藝》認識到楚戈的繪畫。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出版《藍馬季》這份季刊，由我主編，而每期的〈編後話〉都是由我寫的。當時仍然以「執字粒」的方法出版，每期的製作費需百多元。後來，吳昊、藍山居（即古蒼梧）、震鳴（即吳振明，吳昊的哥哥）、路雅、康潔薇、龍人等陸續加入。期間得到吳昊、藍山居等朋友合資，才有經費繼續出版了三期《藍馬季》。

沈： 請許先生談談認識《華僑文藝》的經過。

許：其實，我是首先認識《文藝》，然後才知道它以前叫《華僑文藝》。當時，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文友，一位是經常寫文章的黃韶生，另一位是讀書很多但甚少寫作的古兆申。古兆申在諸聖中學讀書，比我高兩年級。我們《戮象》的一班朋友很沉迷現代主義，喜歡在作品中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有一次，古兆申對我說：「如果你們喜歡現代主義，除了看目前在港台流行的作品外，還可以看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因為當時已經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他第一位介紹給我看的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就是施蟄存。另外，我們都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古兆申說他的老師黃國仁（筆名韋陀）出版了一本很現代的《華僑文藝》，有不少台灣作家在這裏發表作品，值得一看。我們看後都很喜歡這份刊物，但無法在香港買到這本雜誌，因為它主要銷往南洋地區。後來，他帶我去位於諸聖中學對面的《華僑文藝》社址，與黃國仁和丁平見面。抵達時，我除了見到他們兩位外，還買到《華僑文藝》合訂本，這說明了《華僑文藝》已出版了一段日子，而且已改名為《文藝》了。我亦留意到社內有很多台灣詩人的詩集發售，譬如曹抄（即辛鬱）的《軍曹手記》、張默的《紫的邊陲》、覃子豪的《向日葵》、葉珊的《花季》……

古兆申在最近出版的《雙程路》(7)，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華僑文藝》和《文藝》，不過沒有提及的東西也有不少，包括他與我們這群文友的交往，曾經出版過《蒲公英》這份報刊，曾經寫過一篇七、八千字的長文〈新詩沒有根嗎？〉等。(8)

沈：許先生當時經常發表作品，為甚麼沒有投稿到《華僑文藝》？

許：我認識這份雜誌時已經改名為《文藝》了，當然沒有投稿給改名前的《華僑文藝》。我雖然認識了黃國仁和丁平二位先生，但畢竟是中學生，初學寫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夠，不敢投稿到高水平的《文藝》。後來，到我有意投稿到《文藝》時，它就停刊了。因此我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沈：無論是早期的《華僑文藝》還是後期的《文藝》，我發覺它很少刊登青年作者的新書出版消息。請許先生談談《文藝》刊登《戮象》出版廣告的緣起。

許：《文藝》出版到後期時，我們也出版了《戮象》，於是送了這本新書給黃國仁和丁平兩位。我猜想是因為古兆申的關係，他們在《文藝》免費幫我們刊登廣告，刊發《戮象》的出版消息。他們這樣做，大概有鼓勵年青作者的意思吧。

沈：《文藝》停刊是因為資金還是銷路不足？

許：《文藝》停刊是與資金不足有關。我曾經向丁平老師問過停刊的原因，他說《華僑文藝》改名《文藝》，是因為南洋排華，刊名有「華僑」二字就無法入口。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書刊當時主要銷售到南洋地區。後來，發行到南洋的《文藝》給人拖數，最後無法支持下去，只好停刊。

一般來說，出版社結業時，會將剩下來的舊書刊全數賣給舊書攤。譬如亞洲出版社結束時，我們很容易在乃路臣街的舊書攤找到他們的書刊，每本五毛。《蕉風》改版時，我曾經在乃路臣街買到幾乎完整的一套。不過，《文藝》停刊後，書市上很難找到它的舊刊。一九七Ｏ年代，我曾經直接問過丁平這件事，他說：「我們沒有賣給舊書攤，全數燒掉了。因為不想那麼好的東西，變成舊書攤的垃圾。」而且，香港的讀者不多，現存的《華僑文藝》就更加罕見，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曾經出版過這份文學雜誌。由文社潮開始，我一直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經常閱讀書報，也只是透過古兆申的介紹才認識到《華僑文藝》，由此說明這份雜誌在香港的流通量不多。

沈：我相信雜誌社將刊物定名為《華僑文藝》的時候，已經有意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的市場。

許：對，所以他們創刊時以「華僑」為刊名。因此，早期的《華僑文藝》甚少香港作家，到了後期的《文藝》時才有較多香港作家。其中，香港作家盧文敏、蘆荻、草川、陳馳騁等與韋陀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成為《華僑文藝》的編委，並且在刊物上經常發表作品。

沈：請許先生與我們分享到香港官立文商學院及華僑書院進修的經過。

許：一九七Ｏ年代我和太太二人都是教書的，收入不多，所以我要做多份兼職，完全沒有時間寫稿。我是柏立基師範學院一年制體育組畢業的，任職文憑教師。如果不繼續進修的話，我是沒有機會升職的，不能夠由CM升至AM。所以，一年制的文憑教師都會去讀由香港政府官立文商學院的三年夜間兼讀課程，畢業後等同師範學院二年制畢業。官立文商學院等於政府的專上學院，早期設立在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亦設立於葛量洪師範學院。我讀了三年官立文商，畢業後幾年才升職。有部分文商學生畢業後到浸會書院，進修兩年就等同大專畢業。我當時很窮，沒有錢到浸會當全日制學生，於是到華僑書院讀第四年，畢業後拿了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大學畢業證書。我入讀華僑書院前，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入讀後，才知道我認識的蕭輝楷、丁平等老師都在那裏任教。

沈：許先生在華僑書院修讀哪一學系？

許：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讀「社會系」，因為不用讀書都可以畢業。這也難怪，大家平日教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進修，實在不能苛求。一九七二年，我讀華僑書院中文系，有十多位同學。由於我很早就讀文學書籍，課程內容對我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經常不上課。當時，丁平老師開了一門「寫作」課指導學生創作，他知道我有多年寫詩的經驗，上課時會叫我出來，在黑板上寫詩給同學賞析。另外，我也有修蕭輝楷老師的哲學課。

我修讀丁平老師的課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既然你喜歡讀書，不要只顧創作，應該做些學術研究的工作。」他說我平日可以不用上他的課，但要交一篇畢業論文。我當時對蕭紅甚感興趣，與丁平老師商量後，決定以蕭紅的小說為論文的題目。市面上，蕭紅的著作不多，完全沒有內地的原版書，只有小量香港版的書。在丁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論蕭紅及其作品〉，首先在《文壇》發表，(9)後來收入《醉書閑話》。(10)當時，《文壇》的編輯是盧森，他見這篇文章是丁平交來的，所以沒有發稿費。我後來寫信給盧森追稿費，他很快就發來了。〈論蕭紅及其作品〉發表後，我更喜歡寫評論文章了。於是，在丁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李廣田的論文〈論李廣田的創作〉，都是在《文壇》上發表。(11) 因此，丁老師開啟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沈：許先生可否談談丁平老師與學生相處的情況？

許：丁老師為人隨和，曾經對我們說：「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教授，你們叫我老師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丁平老師，而不是丁平教授。他善於因材施教，例如我已經懂得教學的內容，他只要求我交功課即可，不必上課。而且，他亦樂意把我的文章發給同學討論、學習。丁老師經常把修改好的學生作業，投給雜誌發表。丁老師為人容易相處，無論別人說甚麼意見，他都樂於應和；而且，他亦善於讚賞別人的優點，善於與人為友。

畢業後，我忙於應付生活，未能與丁老師保持聯絡。除了教書外，我要照顧父母和六個弟妹的生活，還要兼顧書局的工作。最高記錄時，我同時有多份兼職：日間教小學，下午看書店，晚上教官立文商及官立夜中學，每天寫見報的專欄，在出版社編文藝月刊，為雜誌寫稿……忙得不可開交。自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見過丁平老師。

沈：許先生後來也在官立文商學院教書，可否說說當時的情況？

許：約一九八Ｏ年代初，曾經在師範教過我的江潤勲老師繼任官立文商學院的院長，他想開設「現代文學」課，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教師。一九七二年畢業後，我發表了大量創作和評論作品。期間，得到李學銘先生賞識，認為我對現代文學有相當認識，向江潤勲院長推薦我任教「現代文學」。江潤勲院長對他說：「許定銘是我的學生，請他來見我。」他的記性真好，我於一九六五讀了一年師範，到了八十年代他仍然記得我是他的學生。由八十年代開始，我到官立文商教書，最初教「現代小說」，後來還教「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前後教了八年左右就沒有再教了。在官立文商這段教學日子對我很有好處，我一方面有機會認真讀書，加深對現當代文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亦不斷寫稿，與學生討論我的文章。《醉書閑話》大部分文章都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沈：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文學界逐漸興起一股現代主義思潮，《華僑文藝》與其他現代主義雜誌《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新思潮》等有哪些不同之處？

許：《詩朶》和《文藝新潮》刊行時，我還在讀小學，是事後才讀到這些期刊的。到我開始寫作時，主要看《好望角》和台灣的《創世紀》。如果要比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我認為《華僑文藝》最不同之處是較為「開放」，能夠容納各種體裁的稿件。《華僑文藝》重視創作多於理論，發表大量小說、散文、新詩等不同類型的作品，與着重介紹文學理論和西方學術思想的《詩朶》、《文藝新潮》等不同。《文藝新潮》亦介紹過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來說是較為罕見的。

香港的文學雜誌雖然都有刊登台灣的作品，但從來沒有一份像《華僑文藝》般，大量刊登台灣的來稿。《華僑文藝》在詩創作方面尤其出色，不但數量較小說和散文為多，而且丁平老師是覃子豪的老友，發表了很多台灣優秀詩人的作品。其中，《文藝》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詩人覃子豪紀念特輯」編得十分好，我讀後很感動，印象亦很深刻。我相信丁老師辦這個大型專輯，固然因為他是覃子豪的老朋友，而且這個專輯的作者大部分是覃子豪的學生或朋友，在一呼百應之下，丁老師很快就可以編好了。其實，這個紀念特輯亦有助提升《文藝》的地位。

另外，丁平老師在《華僑文藝》開闢了「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在當時來說是首創了，因為香港的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這類欄目。「讀者‧作者‧編者」的作用主要在於加強讀者、作者和編者的溝通，讓編者能夠掌握讀者的需要，以至解答年青人在寫作上的疑難。

相對而言，我較為喜歡閱讀《華僑文藝》，因為我當時醉心新詩，最喜歡看楚戈的詩和插圖。另外，我亦喜歡李金髮，所以我一直留意他在《華僑文藝》的作品。其他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管管、畢加等，都是我當時喜歡閱讀的作家。

沈：李金髮在《華僑文藝》發表了多篇作品。當時還有哪些報刊發表他的作品？

許：據我所知，《蕉風》也有李金髮的作品，寫過一篇傳記〈浮生總記〉。當時，香港寫詩的人知道李金髮這位作家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他，更加談不上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李金髮當時沒有受到香港人的重視。

《蕉風》雖然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但編者黃崖是從香港去的，因此，約稿的作者多為台港兩地的作家。《華僑文藝》和《蕉風》都是在香港印刷的文學雜誌，而《華僑文藝》之於台灣的關係與《蕉風》之於香港的有些相似。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

許：我不覺得《華僑文藝》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它是一份開放的、容納各家各派的，而且以創作為主的文學雜誌。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備受忽略的原因是甚麼？

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流通量不多，所以認識這份雜誌的人也不多。

沈：感謝許先生接受訪問，談到與丁平先生的師生情誼，亦回顧了《華僑文藝》的出版及流通情況，有助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學家和這份文學雜誌。謝謝！

許定銘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參見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藝》〉，《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頁六七至六九；許定銘〈很「現代」的《文藝》〉，《大公報》，二Ｏ一Ｏ年九月二日。
(3)　參見許定銘〈《綠夢》和《荒原喬木》〉，《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一九九八），頁一九二至一九四。
(4)　參見許定銘〈歷史悠久的「同學文集社」〉，《書人書事》，頁一九○至一九一。
(5)　這次徵文比賽的得獎者依次為伍清泉、黃文初（黃德偉）、陳政元、許定銘、李仕俊、陳龍健、黃龍生（黃韶生、白勺）等。參見許定銘〈《阡陌》‧《學生之家》‧《學園》〉，《書人書事》，頁一九五至一九七。
(6)　同註3。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一九六三─二ＯＯ三）──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Ｏ一Ｏ。
(8)　有關《金線》的出版情況，參見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一八五至一八九。
(9)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文壇》，第三二九期，一九七二年八月，頁五九至六四。
(10)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許著《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Ｏ），頁七四至八三。
(11) 見許定銘〈論李廣田的創作〉，《文壇》，第三三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一九一至一九四。

臉書回應

Chelton HO：丁平先生在九十年代仍於港大校外課程敎文學創作，朋友Ｔ和其他同期的學生在課程仍後一直和丁平先生聚會，在丁平先生病重至離世期間，他的學生們一直在旁幫忙照顧／打點，而到現在，學生們仍定期拜祭丁平先生。


遺忘與記憶──辛鬱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辛鬱先生為台灣著名軍中作家、詩人，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曾加入《現代派》及《南北笛》詩刊，曾任《前衛月刊》、《創世紀》詩刊、《人與社會》等刊物編委，十月出版社總編輯、《科學月刊》社長、《國中生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辛鬱先生雖然不是藍星詩刊同仁，但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在覃先生患病晚期貼身照料，並受託負責《華僑文藝》台灣稿件的發稿工作。在《華僑文藝》發表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中，以辛鬱先生的作品最多。本訪問稿經辛鬱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台北辛鬱先生家中

辛：辛鬱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在台北與辛鬱先生見面，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辛鬱先生與我們分享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辛：我們軍中寫作的，因為環境比較閉塞，與外界聯繫不易，所以多半靠自己摸索，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偶而讀《中央日報》副刊及軍中發行的雜誌。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五Ｏ年代初期，是在《野風》半月刊上的一首短詩，內容已完全忘記；隨後，經由詩人沙牧（我軍中的長官）提擕鼓勵，開始給紀弦老師的《現代詩》投稿。《野風》上那首詩，用的筆名叫「雪舫」。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與覃子豪先生的交往？

辛：一九五二年三月，覃老師在台灣糧食局任職督導員，經常視察台灣各地糧食生產的狀況。有一段日子，他先後在台灣南部、花蓮、台東等地區工作。昔日的交通沒有現在的方便，由台北到台東沒有火車，只能坐大巴，但路不好走，非常辛苦。雖然可以坐飛機，但大家都不太放心坐那些C四十六、四十七型發動式老飛機，因為這些飛機的安全度與今天噴射機的相差很遠。覃老師談及這段日子時，經常跟我們說：「儘管我這麼忙碌、這麼勞累、這麼困難，我還是要堅持辦《藍星詩刊》。」我們都知道，《藍星詩刊》的編輯和行政工作都由覃老師負責。我、楚戈、商禽、管管等本來是《現代詩》的，後來是《創世紀》的，卻不是藍星的成員。話雖如此，覃老師仍然很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作者，與我們的關係很好。我非常尊敬覃老師，所以經常寫稿給《藍星詩刊》發表。

沈：具體來說，覃子豪先生如何鼓勵你們寫作？

辛：覃老師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仍然惦念我們在文學上的發展，一方面在寫作上指導我們，例如用字遣句，語言的結構等，另一方面幫我們發稿到外地，爭取更多稿費。那個年頭，台灣太窮了，寫文章只能拿到一點點稿費；於是，他想到可以投稿到香港及別的地方去。他每次發稿到外地後，往往告訴我們甚麼時候寄稿子出去，投到哪一份期刊等。那時候，《華僑文藝》還沒有創刊，他就發稿子到《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年代，這些刊物統稱為「第三勢力」，得不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任。因為我們是軍人，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上司知道下屬在香港發表作品，就會作出干涉。要不然，他們也會受到牽連，影響日後的發展。因此，我們會盡量避開軍中的郵政通訊系統，以免被人發現。覃老師為了我們，甘冒政治風險，把我們的稿子夾雜在他的稿子裏寄到香港去，以圖避人耳目。覃老師藉此減少我們承受的政治壓力，讓我們可以放開包袱，盡情創作。所以，我們這一群軍中作家都非常感謝他對後輩無私的照顧。

為了掩人耳目，除了辛鬱外，我還用過許多筆名，包括古渡、向邇、雪舫、白步、白涉、丁望、經楓、盛乃承等來躲避身份，以免令軍隊中的政工主管為難。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吧，我寫了一首詩，內容說頭髮受之父母，儘管服役時要剪掉，至少讓我留一點吧，因為剪光了就好像切斷了與父母的關係。這首詩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後，我遭到警告，並記錄在案，影響了日後的升遷。

沈：辛鬱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先生？

辛：我最初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都是覃老師幫我寄去的，有些作品在香港刊登了也不知道。你剛才給我看《華僑文藝》的目錄，勾起了許多昔日的片段。大概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透過覃子豪老師認識丁先生。那時候覃老師還沒有生病。我在《華僑文藝》創刊號的作品，也是他幫我寄過去的。大概丁先生認為我有些作品還可以，所以他跟覃老師說希望我跟他直接聯絡。於是，覃老師囑我直接寄信給丁先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丁先生，後來刊登在《華僑文藝》。我這樣做固然是出於覃老師的鼓勵，同時也為了省卻覃老師幫我寄稿子的麻煩。覃老師的收入不多，還經常要幫很多後輩發稿子，負擔很重。我可以自己發稿子的話，就盡量自己做好了。我想丁先生顧念到覃老師的情況，所以要我直接寄稿子給他。從這時候開始，我跟丁先生就直接交往了。

一九六三年六三月三十一日，覃老師生病入院，他把轉稿子的任務交託給我，還叮囑我說：「台灣有很多軍中作家值得鼓勵，你盡量連繫海外的刊物，把他們的稿子介紹到外面去。」當時，丁先生在一所學校教書，我都是把稿子寄到學校去的。後來，我不僅寄詩人的稿子到《華僑文藝》，也寄小說家鄧文來等人的稿子。除了《華僑文藝》外，我沒有發過稿子到其他香港雜誌。

本來，向明是藍星詩社的同仁，跟覃老師更親近一點，但他當時在外島服役，無法照顧覃老師。我與覃老師住在台北，他生病後，我前往醫院也很方便，所以負起照顧覃老師的責任。覃老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逝世，儘管我們都很傷心，仍籌辦了大型的葬禮。現在每逢覃老師的忌日，包括向明、麥穗、曹介直等人仍會到墳前去看看他。

覃老師逝世後，我繼續做轉稿子的工作，直至一九六四年中我患肺結核病為止。我是在工作單位感染到肺結核病的，有一天忽然大量吐血，部隊本來要送我到隔離療養院，但我拒絕了，因為我聽說療養院的設備很糟糕，醫療條件也很差，凡是送進去的病人都出不來。當時，我恰好從《華僑文藝》、《中國學生周報》拿了一些稿費，足夠我在台北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療養身體。

軍方為了向大陸廣播，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了光華電台，由著名的小說家尼洛任台長。他很喜歡現代詩，所以特別照顧軍中的詩人，包括楚戈、張拓蕪、依穗和我。電台每天都需要大量廣播稿，所以我在患病期間為他們寫稿。

沈：我統計過《華僑文藝》的作家及作品數量，在台灣作家中發表最多作品的是辛鬱先生，包括古渡、向邇兩個筆名共二十六篇。

辛：那段日子我還在軍隊服役，生活很窮困。我在《華僑文藝》發表了這些作品，的確賺了一點稿費。

沈：稿費是否由丁平先生寄來的？

辛：丁先生不管稿費，是《華僑文藝》一位姓黃的先生負責的，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楚了。在六Ｏ年代來說，《華僑文藝》的稿費是蠻好的。我現在可以透露一件舊事：當年，所有從香港寄來給我的信都會經軍方審查，所以我收到香港的信件、稿費是很麻煩的事情。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告訴我從香港寄到圖書館的信件並不需要審查，他可以幫我代收香港的來信、稿費等。於是，我通知香港雜誌的編輯把稿費寄到政治大學圖書館去，繞過審查的機關，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干擾。當時，我收到的稿費是最多的，因為我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發表的作品也是最多的。值得一提，大荒、張拓蕪、張默等在那段日子也有作品在香港發表。

沈：辛鬱先生在《華僑文藝》發表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辛：有些收進我的詩集，其餘的我都沒有保存下來。那些年，我曾經有少數作品一稿兩投，同時在台灣和香港發表；在台灣發表的作品我都保存下來，也有結集出版。

沈：一九六五年《華僑文藝》停刊後，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的交往如何？

辛：《華僑文藝》停刊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稿子給他，他會提一些意見寄回來。除了我，楚戈、管管、大荒、鄧文來等跟丁先生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丁先生喜歡玉，經常託人帶一些小玉器送給我們，並附有小卡片註明玉器的品種、出土年代等詳細資料。我已把他送給我的玉器收在保險箱，留為紀念。我知道台灣很多朋友都收過丁先生這些禮物。

沈：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甚麼時候見面？

辛：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九七六、七七年吧，菲律賓華僑詩人平凡出面，邀請我們台灣作家到那裏訪問，包括張默、管管、蕭蕭等八位。回程途經香港，我們就跟丁先生見了面。我們這次在香港逗留四天，除了丁先生外，我們還見到馬博良、蔣芸、藍海文等作家。其實，很多台灣作家到香港去，都會跟馬博良聯繫，因為他是美國領事館代表，台灣政府就不會懷疑了。平常的日子，我跟丁先生都是書信往來，互相問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在一九七Ｏ年代發生的。我不曉得丁先生從哪裏知道軍方有一個規定，就是軍人外出時可以穿便服。於是他想盡辦法寄一批衣服過來，最後透過鄭愁予在基隆海關工作的方便，不用打稅就能把衣服寄給我們。丁先生寄來的衣服蠻多，我、楚戈、商禽、張拓蕪、大荒和許多相熟的朋友到鄭愁予家裏拿衣服。丁先生在包裹裏還附有一封短信，說這些衣服已經買了很久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發胖了，這些衣服就不合穿了！我拿了一套完整的西裝，剛好趕上在楚戈與西蒙的婚禮上穿著。丁先生還同時寄了一些餅過來，鄭愁予拆開包裹看到後想：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餅會不會壞掉呢？他嚐過後說這些餅非常好吃，還叫我們一起吃。我曾經在雜文裏，提及丁先生寄衣服給我們的軼事。

一九九Ｏ年代以後，丁先生帶團到台灣來，我們在台灣見面，書信就少起來了。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談過他與丁平先生的交情？

辛：他沒有特別跟我們談過這些事，但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的稿子將來肯定有出路，因為可以在丁先生的雜誌上發表。覃老師說丁先生在香港文藝圈的人面是蠻廣的，他會把我們的稿子推薦到其他香港雜誌上發表。大概覃老師發了幾次稿以後，我的作品就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第一篇文章是〈古寺外〉（一九六Ｏ年二月）。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提到過他對《華僑文藝》的意見？

辛：覃老師很贊賞這份刊物。我們在《華僑文藝》發稿的台灣作家認為，這份雜誌有幾個特點：第一、在版面處理上做得很好，「天地」留得很大，給讀者很寬闊、很大方的感覺；第二、在文章開頭附上作者的簽名樣式；第三、連載文章的處理安排恰當；第四、附上大量插圖，令版面更活潑。

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覃子豪先生逝世，《華僑文藝》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辦了他逝世的特輯。這特輯在台灣有沒有產生影響？

辛：《華僑文藝》雖然沒有被禁止入口，但亦沒有公開發行，所以台灣作家不能夠接觸到這份刊物，知道這個紀念專輯的人不多，影響力也很有限。

沈：辛鬱先生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有甚麼看法？

辛：總體來說，丁先生的創作是非常穩健的，但有時候難免保守一點。他為了維護文學的傳統，費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丁先生對現代文學的態度有兩點：首先，他對現代詩有很強、很銳利的鑑賞能力，無論是怎樣創新的詩作，他都能夠品味到這些作品的意旨，但他基本上從來不寫這類現代詩；其次，他願意在《華僑文藝》推廣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洛夫、瘂絃、張默，這說明他的鑑賞力很強。

沈：辛鬱先生認為丁平先生對台灣做了哪些文學工作？

辛：丁先生在《華僑文藝》介紹了這麼多台灣作家，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雖然《華僑文藝》出版的時間不長，但有這麼多篇幅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說明了他重視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華僑文藝》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肯定是對台灣作家的鼓勵。

沈：除了港台外，《華僑文藝》也發行到南洋一帶，佔三分之二的發行量。所以，南洋地區的讀者可以透過《華僑文藝》讀到台灣作家的作品。

辛：另外，丁先生總是很熱心的接待到香港的台灣作家，尤其是詩人朋友，讓大家了解香港最新的狀況，也介紹香港的作家朋友給我們認識，擴大兩地的互動交流。這些工作絕對是丁先生對港台文學交流的貢獻。

沈：據辛鬱先生了解，《華僑文藝》有沒有對台灣文學產生過影響？

辛：這一點倒很難說。覃老師透過與丁先生的交情，把我們的作品投到一份陌生的刊物，把我們介紹到一個陌生的地區。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很興奮，也很樂意向台灣的朋友推介香港這一份文藝雜誌。因此從第三期開始，《華僑文藝》的台灣來稿顯然比較廣，已經不僅僅是覃老師的管道了。從總體來說，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個是軍中作家，另外一個是大學老師，反而社會大眾對新文學都很陌生。由此可知，《華僑文藝》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說有限，因為《華僑文藝》不能伸入民間，少為社會上喜愛文藝的青年人所知。我相信沒有多少台灣學者引用過《華僑文藝》的材料來討論台港文學的關係，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份刊物。其實，台灣過去比較多人看的刊物如《文壇》也不過是兩、三千份而已，而且讀者群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地區，很少可以到高雄。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對丁平先生的印象？

辛：丁先生為人敦厚、誠懇、謙虛，是一位很值得人尊敬的前輩。他為文學的推廣，在一九六Ｏ年代的政治環境閉鎖、民智未開、新事物尚未衍生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份精神，應列入華人文學發展史上。

沈：感謝辛鬱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與覃子豪先生和丁平先生的交往，讓我們看到兩位前輩扶掖後進的苦心，也披露了台灣作家投稿到《華僑文藝》的過程。謝謝！

辛鬱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由丁平先生主編，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為了行文方便，《華僑文藝》概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及後期的《文藝》。

遺忘與記憶──張健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張健先生為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大學、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等多所院校的教授，同時為藍星詩社同仁，曾任藍星詩頁及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委。本訪問稿經張健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台北張健先生家中

張：張健先生
沈：沈舒

沈：十分感謝張健先生接受我訪問，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張先生談談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張：我十歲開始寫作，早期曾受余光中、紀弦影響。第一篇作品在《新生報》發表，此後經常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發表作品。

沈：張健先生甚麼時候認識丁平先生？

張：根據我的回憶，是丁先生首先寫信給我，說他是覃子豪先生的老朋友。雖然我當時覺得他的來信有點唐突，但仍然把他當成朋友，後來就開始跟他通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華僑文藝》的主編，也沒有在信中提過他在《華僑文藝》上發表我的作品，直至你現在寄這些作品給我，我才知道他當年在《華僑文藝》轉載我的作品。(2)

沈：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寄給張健先生的？

張：這一點我記不得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Ｏ年代初吧。我隱約記得《華僑文藝》裏有一篇小品文有可能是他索稿的，就是以筆名「汶津」發表的〈微悟〉。(3)除了這篇作品是我寄去香港的，其他都是轉載藍星詩刊的作品。其實，丁先生當年如果跟我說要轉載我的作品，我當然會同意。丁先生後來也沒有寄《華僑文藝》給我，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份刊物，不知道有這一份雜誌。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如果我當時看過這份刊物上有謝冰瑩、覃子豪、墨人等的文章，我一定記得的。

沈：《華僑文藝》刊登張健先生作品時為甚麼會有「張健」的簽名？

張：有可能是丁先生從我的書信上剪出來，然後貼到作品上去的。我為甚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發表創作一般是用「汶津」，而不是用「張健」的。據我的判斷，只有〈微悟〉這篇作品有可能是我寄給丁先生的，其他都不是我寄給他的。

沈：張健先生與丁平先生其後的交往如何？

張：我們後來有通信，但次數不多，大概只有兩、三次吧。

沈：兩位到甚麼時候才見面？

張：一九九Ｏ年，我在台大中文系休假，十一月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教授。我到研究所報到時，剛巧碰見牟宗三教授，我跟他認識，所以就聊上了，日後亦偶然見面。大概在一九九一年年初，藍海文和我的同學野火（即胡振海）帶我去見丁先生。那時候，丁太太病重昏迷，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我跟丁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所醫院裏。丁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每天到醫院照顧太太，我們親眼看到他怎樣為太太擦拭這裏那裏，我心裏面覺得很感動。丁先生當時忙於照顧太太，我也問候了他太太的情況，此外我們稍為談了一下別的甚麼，但聊得不多，前後大概只有一個小時。很可惜，現在已記不起來當時談過了甚麼。除了工作以外，丁先生每天都要去醫院，照顧太太，非常忙碌，所以我後來沒有想過再找他見面。現在想起來也很遺憾，如果當時有機會拜訪他，跟他談兩、三小時，我一定記得住一些事情。話雖如此，這一次見面已經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為人熱情、認真，而且坦率、誠懇，對文學的熱愛更沒有話講，我對丁先生的印象一直很好。多年來，我們偶然有一些通信，他後來寄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給我，(4)我也寄了一些散文、詩集給他。一九九八年七月，丁先生與他多位學生到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古玉展，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但當時人太多，只談了幾句而已。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沈：在文學上，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有哪些主張？

張：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很有限，丁先生大概主張以人為本、情理並重的文學。畢竟，丁先生是一位詩人，比較感性。如果說他推崇現代文學，我不會反對，但我同時認為他也很喜歡一些較為傳統的作家如謝冰瑩、胡品清等。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兼容並包的文學人，他的文學趣味是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

沈：《華僑文藝》既發表現代作家的作品，也發表傳統作家的作品。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台灣文學雜誌普遍嗎？

張：在台灣主流的文學雜誌中肯定沒有這種情況，至於其他文學雜誌我就不太清楚。由這一點可以說明，現代與傳統並重是《華僑文藝》的特色。我相信《華僑文藝》同時發表兩類作品，與丁先生是覃子豪的老朋友有關係。丁先生曾經在信中跟我說，他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沈：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選刊你的作品時有沒有某些原則？

張：我覺得他刊登的都是一些不太晦澀、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作品，譬如〈澎湖詩抄〉是一首我很重視的作品，讀者可以讀懂之餘，也覺得很親切，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時候我寫了不少較為晦澀的作品，不見得丁先生會欣賞。不過，我現在的詩風跟以前的不同，比較平易近人。其實，我在報上用筆名「汶津」發表的作品，與我其他前衛、晦澀作品的風格完全不同，讀者根本不會想到「汶津」就是張健。

沈：總的來說，張健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是一份怎樣的雜誌？

張：過去我沒有看到這份刊物，剛才翻過目錄一遍，對《華僑文藝》有兩點印象：一、雖然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兼重，但主要以台港為主，其中有些台灣作家的作品甚至比香港作家的還要多，辛鬱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雖然形式與內容並重，但似乎較為偏重內容一些，對技巧的要求反而不是那麼嚴格。

沈：現在台灣還有人談起這份雜誌嗎？

張：沒有，真的沒有。

沈：據張健先生了解，丁平先生為台灣做過哪些文學工作？

張：丁先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文學愛好者、評論家。他為台灣做的文學工作，主要都是從他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延伸出來的，譬如丁先生與辛鬱、楚戈的關係，都是因為辛、楚二人都是覃先生的學生。除了在《華僑文藝》發表大量台灣作家的作品外，丁先生還寫了一些賞析台灣作家的文章，的確推介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但也介紹了一些未必那麼優秀的作家，貫徹了他兼容並包的作風。我猜想他這樣做可能與他教書有關，因為他要兼顧學習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所以他選了不同水平的作家來介紹。如果每次談台灣作家都只拿商禽、洛夫的作品來討論，對學生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一定教不下去。儘管我與他的文學觀不同，而且不大認同他評價作家的標準，但我還是很佩服他。總的來說，丁先生作為文學人、文化人，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沈：張健先生有沒有投稿到香港其他刊物？

張：有的，我大學時代曾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後來偶然看到《好望角》，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寫的小說。那時候，我發給《現代文學》和《筆匯》的小說都很「現代」，於是也投稿到《好望角》，其中〈孤獨之後〉是一篇非常前衛的作品。(5)另外，我寫〈開往嘉義的吉普〉這篇小說時，(6)正與三毛談戀愛，她十九歲我廿三歲，但大半年後我們就分手了。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她的男朋友中有一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她這位男朋友就是我，別人不大知道。另外，我也投稿到《自由人》和《自由報》這些報刊。

沈：為甚麼會投稿到香港去？

張：一方面，我在台灣的圖書館看到這些刊物如《中國學生周報》，就投稿去；另一方面野火幫我把作品寄到這些刊物發表。

沈：覃子豪先生先後在《皇冠》及《文藝》發表了〈麥堅利堡〉一詩，(7)而張健先生曾撰文〈評三首「麥堅利堡」〉，(8)評論余光中、覃子豪及羅門的同題詩。張先生可否談談評論覃子豪〈麥堅利堡〉的部分？

張：覃先生在詩的開篇運用了象徵手法，把「麥堅利堡」當成信仰來處理，所以才有前面兩句：「聚信仰於此，信仰就在此」，一開始就把詩題的意境提高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後面能夠配合，真正能夠把信仰這個主題，用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比喻、具體的結構把它表達出來。

沈：丁平先生在〈「詩的播種者」覃子豪〉一文中論及覃子豪〈麥堅利堡〉，(9)引用張健先生的分析之餘，亦作了一些補充。丁先生此文定稿於一九八二年，事隔三十年，未知張先生有甚麼回應？

張：總體而言，丁先生認為覃子豪的〈麥堅利堡〉不遜色於羅門的〈麥堅利堡〉。丁先生跟覃子豪的友誼很深厚，難免影響了他的判斷。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羅門的比覃子豪的寫得好，這不僅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我的文章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受到大家認同，在當時是蠻有影響力的。由此可知，丁先生寫評論時，偶而會放了些個人情感進去。

沈：丁平先生每天在香港都看台灣報紙的副刊，其中包括《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副刊，或因此看到張健先生的文章吧。

張：我當時跟丁先生沒有那麼熟，所以我出版《中國現代詩論評》後，也沒有寄給他。他很可能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在評覃子豪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觀點。

沈：張健先生可以談談一九九Ｏ年到香港教書的那段日子嗎？

張：我是在一九九Ｏ年十月份應台灣教育部的邀請，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的專任教授，開了一門「文學批評研究」的課；另外，我還要負責教育部聯教中心的國文和文學史兩門課，教幾所小書院如清華書院、廣大書院等一起上課的學生。換句話說，我每星期要教三門課，每門課兩小時，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教六小時的課，工作量不太繁重。我當時還有到珠海書院兼課，多拿一份薪水。在港期間，我住在馬頭圍道，每天的生活過得蠻愜意的，尤其是在天光道散步的時光。但是，香港有些學生聽國語有點困難，要慢慢適應我的課。我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裏，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國文班上有一位女生的態度囂張，甚至冒犯了我，我當時很惱火，拍了桌子一下，後來其他老師來勸開了。還有，香港有些人喜歡欺負外人，我在《九Ｏ年代心情》裏面提到了一些遭遇，(10)這裏不重複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挺愉快的。一九九一年回台後，除了轉飛機到大陸以外，沒有機會再到香港了。

沈：張健先生認為這次到香港教書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張：我覺得到外地生活，總有一種「異地感覺」。對寫作人來講，長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總是不太理想；「異地感覺」可以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經歷。所以，我常常懷念那一年在香港的生活。

沈：感謝張健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你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和文學工作的認識，以及一九九Ｏ年至九一年間你在香港生活的往事。謝謝！

張健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華僑文藝》先後發表張健先生的作品包括〈詩三首：掠過一池企昐、如果陽光依然泛溘、聖母峰的雪在呼喚〉（《華僑文藝》，第一卷第一期，頁十六）、〈澎湖組曲（之一）〉（《華僑文藝》，第二卷第二期，頁六二）、〈澎湖組曲（之二）〉（《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四期，頁一七Ｏ）、〈澎湖組曲（之三）〉（《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六期，頁二七五）、〈春問〉（《文藝》，第三期，頁一一四）、〈微悟〉（《文藝》，第七期，頁三Ｏ）。
(3)　見汶津〈微悟〉，《文藝》，第七期，一九六四年二月，頁三十。
(4)　丁平《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
(5)　見汶津〈孤獨之後〉，《好望角》，第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
(6)　見汶津〈開往嘉義的吉普〉，《好望角》，第六期，一九六三年五月。
(7)　見覃子豪〈麥堅利堡〉，《皇冠》，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七；又見覃子豪〈麥堅利堡〉，《文藝》，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頁一Ｏ八。
(8)　見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收入張著《中國現代詩論評》（台北：純文學月刊社，一九六八），頁一三七至一四Ｏ。
(9)　見丁平〈「詩的播種者」覃子豪」〉，收入丁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至五九。
(10) 張健《九Ｏ年代心情》。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6/06/blog-post_18.html

盧文敏和他的報刊

盧文敏和他的報刊
許定銘



讀劉以鬯先生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畧》（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一九九六），看刊一些久違了的名字：幻影、朱韻成、余玉書、雲碧琳、盧文敏、盧柏棠……。他們都是一九六Ｏ年代初期，香港文壇上極負盛名的年青作家，然而，時至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他們？雖然他們只是一閃即逝的流星，在漆黑的天空中只留下過點點光芒，但在香港文學史的長河中，實應有其肯定的位置。

此中值得一再提起的，是盧文敏。

首先聲明，我與盧文敏從未相識，而我對他的所知，全是從報刊雜誌所得資料。劉著《香港文學作家傳畧》中，盧文敏一欄十分簡單，相信亦非其本人執筆。

我所知道的盧文敏，原名盧澤漢，是位熱心寫作和搞出版的文藝青年，很早就開始學習寫作，一九五Ｏ年代末赴台升學時，其作品已被收入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年文集《靜靜的流水》中。在台攻讀期間，曾出過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又曾與胡振梅（野火）、朱韻成（人木）、余玉書、鍾柏榆和張俊英等出過一本合集《五月花號》（一九五九）。在這次處女航中，盧文敏的個人部分題為《憂鬱，遠了》，有詩、散文，也有小說。

一九六Ｏ年代初期，盧文敏回港任中學教師，教餘熱心搞文化工作，曾先後編過《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和《文藝》等刊物。

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學生報，經常被談及的只有《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卻從未見有人提過《學生生活報》，大抵出版的時間太短，影響力弱，知道的人不多吧！記憶所及，這份《學生生活報》是盧文敏主編的，也是周報，其形式、格調與《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近似，其社址好像是在土瓜灣海心廟附近。

《學生生活報》究竟是何時出版與停刊的？事隔三十多年，難以記起。不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以《夜之歌》為題，用筆名陶俊和子雲，分別寫了兩篇短文，刊於《學生生活報》第十八期的「新地版」上，那是為初學者提供創作的園地。這兩篇短文，是我第三次在報刊上刊登的習作，印象非常深刻。以日期推算，則《學生生活報》應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尾創刊的。這份周刊只出了二十多期，前後大約半年左右，就因經濟困難而停刊了。《學生生活報》也像《周報》一樣，每期有一篇佔整版篇幅，約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執筆者多為當時稍有名氣的文藝青年，後來還結集出版了一本《遲來的春天》（香港學生生活報社，一九六二）哩！

《學生生活報》停刊以後，盧文敏辮過《文藝沙龍》。這件事，慕容羽軍曾有這樣的記載：

……那時一位文藝青年盧文敏由台灣讀完大學回港當教師，醉心文藝，不斷和我商討，想辦一份文藝刊物，慫恿我來支持。……這位文藝青年說出了真正的要求，用我的居所為社址，每期寫三兩篇稿，指導他作實際編輯工作，可能還幫他拉些稿。……(見慕容羽軍的〈我與文藝刊物〉，刊一九八六年一月，《香港文學》第十三期，頁五十七。）

在慕容羽軍的協助下，盧文敏編的《文藝沙龍》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了。那是一份十六開，僅十六頁的純文藝刊物，只售三角而已。為了增加篇幅，《文藝沙龍》的封面和封底也採用同一種紙張，全部用來發表作品。第一頁刊出的，是代替發刊辭的〈文藝沙龍開卷語〉，標示了這群「沙龍文人」的立場，「……我們站在文藝立場上既不能盲從，亦不能偏激，所以，我們有必要出現一個並不嚴重的而可以白由揮發不同見解的沙龍（Salon），表示了他們「我們沒有功利，我們只有熱忱！」的沙龍精神。

這一期以小說佔大多數，慕容羽軍的〈沙龍飄在夜的曠野〉、盧文敏的〈秋底淚〉、梓人的〈列車〉和雲碧琳的中篇連載〈空白的夢〉，可讀性甚高，水準亦在當時一眾文藝青年之上。散文方面，有李輝英的〈夜與充實〉和趙滋藩的〈美與醜〉，作家群像專欄，由巫非士（慕容羽軍）介紹〈沙龍式文人——徐訏〉；此外，還有辛鬱的詩作，諸家的〈文藝之窗〉，編輯人的手記……真想不到一本薄薄的，只有十六頁的雜誌，居然能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由一位初出道的文藝青年作編輯的雜誌，能邀到名家助陣，是難能可貴的。

據慕容羽軍說，《文藝沙龍》曾出過六期左右，可惜我手上就只有創刊號這一期，無法窺其全豹。

一九六三年七月，丁平編的《華僑文藝》改名《文藝》，盧文敏加入成為編委，有無實際執行編輯工作則不知道，但盧文敏此時期用心寫小說，在《文藝》上發表過〈愛與罪〉、〈婚筵上〉、〈鬱鬱園中柳〉、〈微波〉和〈爽約的高潮〉等小說。可惜，自《文藝》第十四期（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後，就很少再見到盧文敏的新作品了。

我認為研究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學，值得提起盧文敏，除了他持續創作了不短的時日外，難得的是，在當時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他肯自掏腰包，不計功利，出版了《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和《文藝》這樣的純文學報刊。

──一九九七年七月刊於《讀書人》

《華僑文藝》與《文藝》

《華僑文藝》與《文藝》

1962年6月在香港創刊的《華僑文藝》，是一份每月出版的純文藝雜誌，由丁平和韋陀合辦和主編，碧原、北野和方羊擔任編委。1963年7月，《華僑文藝》改名《文藝》，繼續以月刊形式出版至第十二期，由第十三期開始，《文藝》改為雙月刊，1965年1月出版了第十四期，也是最後一期後便告停刊。

據丁平表示，《華僑文藝》改名為《文藝》是因為「華僑文藝每期印三千本，南洋方面銷去二千本，是主要的出路。一九六三年，南洋很多地方排華，認為《華僑文藝》有煽動華僑之嫌，故此，最後一期《華僑文藝》全部不准入口，退了回來。我們不能不被迫改名了。」其後，《文藝》加入了一批新作家，例如江葦、盧文敏、陳其滔、方蘆狄（按：荻）、張牧和馬漢等任雜誌編委。

內容方面，《華僑文藝》刊登的作品以創作為主，包括長篇連載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其中以小說佔最多篇幅。許定銘認為《華僑文藝》「是個肯給大量篇幅刊登詩作和年輕作者作品的刊物」，丁平曾告訴他：「我們每期都刊出三分一名家的作品，其餘的則撥給年輕新人，盡量給他們發表作品的機會。」《華僑文藝》的作者大多來自海外地區，例如星洲的黃崖、美國的李金髮、澳門的方羊、台灣的鄭愁予、洛夫、覃子豪等，都在此發表過作品。《華僑文藝》創刊時，主編之一的韋陀是古兆申的中文老師，古兆申曾在訪問裏談及他對這位老師和《華僑文藝》的印象：「當時我的中文老師和台灣的軍中作家很熟，老師筆名叫韋陀，他和他的朋友丁平一起搞了本雜誌叫《華僑文藝》，出來的樣子很專業」；「老師的刊物中最多是台灣軍中詩人的現代詩」，「《華僑文藝》上有很多逃難到台灣的軍中詩人的作品。」另外，許定銘也提到「由於編者與台灣藍星詩社創辦人覃子豪深交，故此藍星諸人大力供稿」，由此可見，六十年代的《華僑文藝》與台灣現代派詩人的關係十分密切。

另外，許定銘認為《華僑文藝》最值得一提的特色是每期都設有「作家動態」和「讀者．作者．編者」兩個專欄。前者主要「報道港台、東南亞各地作家們的動態」，後者「代替了一般編後話，介紹該期的文章，下期的重要作品以外，更作了三方面的聯絡站」。

（轉貼自《香港文學通訊》二０一一年四月第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