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Ｏ年代初開始學習寫作時，我曾是現代主義的信徒，因出道太遲，《詩朶》、《文藝新潮》、《新思潮》、《香港時報．淺水灣》等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對於當時出版的《好望角》和《文藝》則非常喜愛，期期追讀。
《好望角》初期是報型，後來改成三十二開本，頁數不多，看似非常單薄，加上此刊重視翻譯及前衛學術理論，發表創作的篇幅自然不理想，對一個全力追求創作的中學生來說，雖然覺得它深奧，卻是追隨、學習的好領域。
《文藝》則是十六開本的雜誌，頁數不少，每期可刊好幾萬字，頗能滿足少年人「貪多」的欲望。加上它發表的作品既有前衛的現代主義，也有傳統的現實主義，而且重創作而少談理論，較容易為大多數人接受。
《好望角》創刊於一九六三年三月，至是年十二月止，共十三期，歷時不足一年，據說每期的銷量是一千本左右；《文藝》一九六三年七月創刊，出至一九六五年一月的第十四期止，再加上前期創刊於一九六二年六月的《華僑文藝》，前後出版共二十六期，歷時近三年，每期印三千本，能銷二千多。
《文藝》的出版時空及銷量均遠較《好望角》為多，然而，在讀者及研究者的領域中，知道《好望角》的卻遠遠多於《文藝》，這正正是馬輝洪整理《遺忘與記憶—丁平及其時代訪談錄》要探討的原因之一。
我一九八六年一月發表於《香港文學》第十三期的〈從《華僑文藝》到《文藝》〉，應該是較早提到《文藝》的文章，其後雖零零星星都有人談《華僑文藝》和《文藝》，卻一直沒有人全面整理及研究這本文藝期刊。
直到二Ｏ一二年的某天，馬輝洪來找我，商借我手上的《華僑文藝》及《文藝》，說是想透過整理這種期刊，從而探討臺灣與香港的文化交流。馬輝洪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人，他向我借《華僑文藝》及《文藝》，說明此刊十分珍貴，我手上的那批，應該比圖書館要多，希望他在研究完他的專題後，把它們留在中大的圖書館珍藏，讓後來者繼續使用。
二Ｏ一二年六月我接受馬輝洪訪問的〈文學路上的良師〉，應該是這個計畫的第一篇。我在那次訪問中提出了：如果要全面了解丁平和《文藝》，必須訪問盧文敏。此人是我的前輩，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熱愛文藝的熱忱遠超於我。據說他是中學教師，原本可以過優裕的生活，偏偏因對文藝的出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辭去教職以後，全身投入寫作與出版的大洪流，後來更跑到臺灣的文藝界去發展，正是港臺兩邊走，了解港臺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物。我說盧文敏是了解《文藝》的鑰匙，是因為他在港奮鬥期間曾是《文藝》的編委之一，作為內部人的盧文敏，自然非常清楚《文藝》的來龍去脈。
可惜的是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我聯繫了他的「師傅」慕容羽軍，仍見不到他。最後還是柯振中有辦法，他在洛杉磯師大的同學會中找盧文敏，卻是無人知道；最後用了他的原名盧澤漢，終於找到了他的電話。柯振中、盧文敏和我隨即見面歡聚，馬輝洪順勢也訪問他，寫成了〈文學理想的追尋〉，對丁平和《文藝》的了解才跨進了一大步。
經過了這次訪問，勾起了盧文敏的出版欲與創作魂，其後他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陸沉》（香港：練習文化實驗室，2017）和《悶雷》（香港：初文出版社，2018），又不停創作新詩，幾乎天天有新作面世，再度活躍於中港詩壇……，雖然這只是題外話，其實也算是馬輝洪探討丁平的副產品。
自二Ｏ一二年六月我接受馬輝洪的訪問起，其後他訪問了夏傳才、辛鬱、張健、司馬中原、盧文敏……等十四人，這些人物包括了丁平的朋友和學生，可以從各個角度去了解丁平在文學國度的努力及奉獻。一篇篇訪問稿陸陸續續出現，至二Ｏ一八年十一月訪問張默的〈詩人的願望〉止，這十餘篇訪問共花了七年時間，飛臺灣的次數也不少，可見馬輝洪的恆心與韌力實在令人佩服！
在本書訪問的這批人中，夏傳才是國內的，是唯一談丁平早年在內地生活的史實，其餘臺灣的有向明、綠蒂、涂靜怡……等七人，香港的有古兆申、李學銘、草川……等六人，比例接近，正好符合了他「探討臺灣與香港文化交流」的主題。這批訪問除了問及被訪問者與丁平交往的經過，還問到他們怎樣與文學結緣的史實，很可以作為他們個人勇叩文壇大門之歷史來看。
這十多篇文章中，我特別重視的是訪問辛鬱的〈覃子豪、丁平與《華僑文藝》〉和附錄中馬輝洪的〈一九六Ｏ年代港臺文學交流的場域—以《華僑文藝》為考察中心〉。
辛鬱是覃子豪的得意弟子，他是最早透過覃子豪投稿給《華僑文藝》的臺灣詩人。覃子豪病逝，辛鬱組織了追悼特輯以外，還負起《文藝》與臺灣作家的「橋樑」重擔，是最了解《文藝》臺灣部分的人物，資料珍貴且可信性高。
《華僑文藝》和《文藝》一直少人談及，其港臺現代文學交流的作用是大眾未曾發現的。馬輝洪花了七年時間東奔西跑、左問右問，閱讀了全套雜誌，最後寫成的這篇〈一九六Ｏ年代港臺文學交流的場域――以《華僑文藝》為考察中心〉，不僅是研究丁平與《文藝》的重點成果，還是港臺現代文學交流的引子，是另一本鉅著的起點，我們拭目以待！
二Ｏ一九年六月
（按：這是為馬輝洪編著《遺忘與記憶──丁平及其時代訪談集》所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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