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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 星期五

許定銘:甘豐穗點滴

甘老的手迹

整理舊物,得甘豐穗手迹兩頁,此兩頁文字,乃係透過「傳真機」收到的古董,如今的年輕人多有不知「傳真機」為何物,似有解釋的必要:

在電腦還未普遍的一九八零及九零年代,有一種透過電話傳遞訊息的機器叫「傳真機」,我們這批寫稿佬,把稿寫好,放進機器,按好收件者的號數,接通後,即可把稿件傳到報館去,省卻奔波的麻煩。

我不知道是何時開始有「傳真」的,我使用得最頻密的年代是一九九零年代初的那幾年。其時我在某報有兩個每日見報的馬經專欄,就是靠它交稿的。杜漸九零年代初移居加拿大,我們也靠「傳真機」通訊,手上還存有一批這種「老古董」哩!

這種「傳真機」有個大缺點:如果用有格仔的原稿紙寫,收件者會為格仔影響而看得不清,我愛把原稿紙反轉,文字寫在稿紙的背面,就很清晰了。請看甘豐穗原件一就是。此件的內容說劉以鬯先生想找一九五七至五八年間,由源克平(夏果)主編的《茶點》雜誌。甘老沒有,問我,我也沒有,想來劉先生該很失望了。(其實劉先生早問過我了,大概他覺得甘豐穗和源克平是同代人,或許會藏有贈本。)

甘老的原件二,大意是說黃秀顏女士想讀我的書,給了我她的地址,囑我把書寄過去。

想不到整理舊物會找到這些「老古董」,也好,貼出來讓年青人了解一下我們當年的甘苦。

──2021年7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7月15日)

送甘老遠行

接羅琅電話,他告訴我老報人甘豐穗(1919~2005)12月末已騎鶴西去了,不禁愕然。個多月前,甘老還乘巴士從深水埗蘇屋邨遠赴北角參加「鑪峰雅集」的茶聚。聚後我說送他回去,他拒絕了,還說大江南北都跑遍,這短短的路程難不到他。我約了放聖誕新年假時找機會去看看他,沒想到事情一忙,抽不到空,而他竟不再等待,匆匆撒手歸去了,今後再也見不到他慈祥、誠懇的笑臉,緩慢而龐大的背影了,懊悔不已!

我知道作家甘豐穗,是讀小學的一九五O年代。那時候我喜歡讀報上的連載小說,印象深刻的作家是劉以鬯、紫莉(即江河)和甘豐穗,想不到若干年後和劉以鬯、甘豐穗成了朋友,紫莉卻始終未謀面。

第一次和甘老見面是一九九三年初,那次我到《華僑日報》交稿,碰巧甘豐穗剛來上班,編輯友人給我們介紹。我們交談了十多分鐘,他給我的印象是位慈祥的長者,言談非常客套且老於世故。當年我已覺得他年事不輕,可幸行動尚未緩慢,若是換作別人,早就退休享兒女福了,但他還到報館上班,可見他熱愛編寫工作,視創作如第二生命。

之後我移居加拿大,到二OOO年回歸後,在香港作家協會的理事會內,才再次碰到甘豐穗,當時還不過是點頭朋友而已。後來因為要寫馬靈殊的《昆明之戀》,我到處搜集資料,連並不熟絡的甘豐穗都請教了,難得他老人家不見外,把我當作後輩,詳細介紹馬靈殊的為人,還告訴我一九五O年代,他和馬靈殊、舒巷城三人經常聚面交往的經過。我寫好〈馬靈殊的《昆明之戀》〉後,親送到甘豐穗府上請他指導,我們才有了較多的交往,年中學校放長假,我總會找機會到蘇屋邨,聽甘老講報界的舊事,和他津津樂道的親歷文壇往事。

甘豐穗獨居於約二百呎,僅一廳房的廉租屋裡,除了簡單的生活家具,到處是書架和堆得亂七八糟的書!書!書!每次拜訪,我都想仔細看看他的書,但搬得十叠八叠書後,次次都叫塵埃弄得我的鼻敏感發作,噴嚏不止。但,我還是借到了姚雪垠的《記盧鎔軒》(上海:懷正文化社,1947),和甘老一九五O年代為青少年人寫的,絕版多時的書。

除了書,甘老的小居室裡堆滿了參考資料,和歷年來在報章上連載小說而未出版的剪報,我還為他影印了部分以備不時之需。這些作品未能出版,實在是香港文壇的損失。

跟甘老談天,很多時他都會談起戰時在江西寧都加入開明書店,學到不少出版竅門的事;談到他的書時,他會告訴你五十年代為僑光書店編的那本《學生作文四用手冊》非常暢銷,印了好幾版;他也會非常遺憾:第一本小說集《空門遺恨》(香港:萬千出版社,1955)一本也沒留下。

甘老一生之路是迂迴曲折的,他跑過了大半個中國,曾進入多個與教育、出版有關的行業,有着文學、寫作、音樂、繪畫多方面興趣的老人,常說自己是個「雜家」;雜家不一定是「周身刀、無把利」,其實也可能是「周身刀、把把利」的。我常跟他說:「你幾十年來和文學結了不解之緣,如今大家都關心香港的文學史,你即使不寫,也該寫寫自傳,你簡直就是本活的文學史哩!」他總是笑笑口:「不忙,不忙!有的是時間,我一定會寫的!」但如今他匆匆離去,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吧!

在甘老六七十年文學生涯中,究竟寫過、編過多少書,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九五O及一九六O年代,由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文藝選集》,和國光圖書公司出版的《現代文藝叢書》,都是三十年代作家的選集。

前者有多少種我不清楚,而我現存的有:屈曲夫等的《三月天》(1957年3月)、陸蠡等的《江南春》、阿湛等的《夏夜曲》(1957年12月)、靳以等的《秋花》(1957年3月)、蓬子等的《雨後》(1957年4月)、凌淑華等的《小草》和黃藥眠等的《小城夜話》(1961年9月)、魏金枝等的《野火》等八種。

這套《新文藝選集》後來一再改版,愈出愈多,在一九七O至八O年代已出到五六十種,三十年代稍有名氣的作家作品,全收集內,是本港出版現代文學最巨型的叢書,如今圖書館中大多齊備。這套叢書後來的雖非甘老所編,但還是因他帶頭而來的。

我特別喜愛早期由甘老編的《新文藝選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每本選集前,總有一篇編者寫的代序,為他選的作家作品有詳細的分析、介紹,使讀者能更容易融入書中的世界,尤其對初涉文學的讀者,更具導讀的作用。其二是你會發現編者故意略去大作家的作品,刻意選名氣不大的作家底好作品,這是我最欣賞的。因名家的作品一般讀者大都很容易找到,但沒有名氣的作家的東西,往往會因找不到而失諸交臂,那就太可惜了。(詳見拙著〈五十年代的《新文藝選集》〉,刊《香港文學》總237期)

《現代文藝叢書》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全套出過多少冊已難知道,根據我所藏書目及印象,最少應有以下各冊:何家槐的《湖上》、艾蕪的《春天》、蕭乾的《籬下》、靳以的《小花》、朱光潛的《我與文學》、莊瑞源的《孤獨者的靈魂》、葉紹鈞《平常的故事》、悄吟的《橋》、魯彥的《旅人的心》、茅盾的《春蠶》和《委屈》。

這些書我都見過或藏有,它們與當時其他出版社的選集,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一律三十二開、厚一百頁多些的橫排本,都有一個設計幽雅的封面,和《新文藝選集》一樣,每本書前都有編者的序,對作者和他的作品作了簡單的評述,製作非常認真,可惜的是全都沒有出版日期,為研究者帶來不便。據知當年的「國光」、「文學」與「世界」出版社關係密切,這套書的編者雖然有些不署名,或隨意用些少見的筆名,但,研究者應該知道實際上是甘豐穗和譚秀牧編的。

某次我和甘老談他編過的書時,他隨手遞過來幾本書,說:「這也是我的,你見過嗎?」

司馬鳴《怎樣閱讀課外書》(香港:萬千出版社,1955)32開75頁
慶元《簡易語法入門》(星加坡:星洲世界)40開56頁
慶元《簡易語法入門》(香港:華風書局,1956)40開56頁
甘豐穗《和中學生談古典小說》(香港:世界,1956)40開96頁
馬鳴《閱讀的目的和方法》(香港:僑光書店,1956)32開76頁
高仰止編《文藝作品的分析》(香港:世界,1956)32開92頁

這些書都有半個世紀歷史,即使見過也忘掉了。不過,高仰止編的《文藝作品的分析》卻印象深刻,因為我見過多次,而且編得很不錯,手上還留有一冊。本書先選刊了十多位名家的作品,然後在每篇文章後附上一篇「包括主題思想、人物雕塑、環境描寫、故事結構,還涉及散文、報告文學和詩的寫作解說」的分析,好讓讀者容易吸收,這樣有水準的青年自學書,在一九五O年代是不多見的。

選輯的作品有郭沫若的〈菩提樹下〉、沙汀的〈兇手〉、黃藥眠的〈車窗――奇妙的鏡框〉、何其芳的〈生活是多麽廣闊〉……等十一篇,分析者則是李茵、甘豐穗、葉君健、葉聖陶、何家槐……等,是本很有水準的青少年指導讀物。

八十多歲的甘老身體一向不錯,只是頗為肥胖,行動不大方便,早幾年走路已要靠枴杖支撐,但老人卻熱愛晨運,據說天未亮就往外跑,不幸跌倒過兩次。近年行動更緩慢了,出來茶聚多由照顧他的親人攙扶,我心裡早覺不妥,但見他還可經常執筆為文,仍可寫不少東西,略覺心安,想不到話去就去,令人唏噓!

──2006年1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7月14日) 一九五零年代的《新文藝選集》

一九五零及六零年代,南洋各地禁止中國文學作品直接入口,香港很多出版社趁機編印三十年代作家作品外銷,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文學出版社的《新文藝選集》。

這套《新文藝選集》我現時還藏的有:屈曲夫等的《三月天》(1957年3月)、陸蠡等的《江南春》、阿湛等的《夏夜曲》(1957年12月)、靳以等的《秋花》(1957年3月)、蓬子等的《雨後》(1957年4月)、凌淑華等的《小草》、黃藥眠等的《小城夜話》(1961年9月)和魏金枝等的《野火》等八種。以上我藏的幾冊,依叢書次序排列,但出版日期卻未見順序,且版權頁內亦無註明版次,不知是否有些已是再版?《江南春》和《小草》是六十年代後期的重印本,甚至沒印出版日期。《野火》也是後期的重印本,不單沒印出版日期,更未見有叢書編號,故排在最後。

這套選集都是大三十二開本,有統一的封面設計,具叢書形式。《三月天》書分三輯,有一三九頁,選了屈曲夫、宋樾(1909~1939)和羅淑(1903~1938)三人的〈三月天〉、〈魚汛〉、〈生人妻〉……等十個短篇,書前有豐穗(甘豐穗)寫的代序──〈一瞬的光芒〉,他說:

在我們的生活中,有許多事情是叫人難以淡忘的。

不管是什麼,一件事情也好,一個朋友也好,只要是迸發過一些火花,在我們眼前曾亮過一瞬的光明,那都是值得我們懷念的。(頁1)

甘老這段話正好為這三位似流星畫過,曾發過短暫光芒的作家作了最好的介紹。

《江南春》是本散文選集,有一五二頁,也分三輯,收陸蠡(1908~1942)的〈光陰〉、〈池影〉等九篇;繆崇群﹙1907~1945﹚的〈碑下隨筆〉、〈自供〉等十二篇;莊瑞源﹙1917~1977﹚的〈大海〉、〈歸客與鳥〉等五篇。書前另有未署名的編者〈江南春代序〉。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中,編輯部由甘豐穗﹙1919~2005﹚主理,他告訴我,無論署名也好,不署名也好,都是他寫的。他認為《江南春》是本有代表性,而又極為優美的散文,「陸蠡在這集子中的作品華麗得很,……充滿了繽紛的色彩。尤其語句的華麗,叫人特別容易接受他的作品,容易領略作品中的主題。」莊瑞源的作品和陸蠡的相近,繆崇群的作品雖然沒有華彩,「但他簡潔而有着凌厲的力量,對不合理的事物,不合理的環境,他用冷森森的筆調,把它烘托出來。」(見〈江南春代序〉頁2至3)編者把他們三位的風格都分析得很精細,使讀者更易理解。

他又覺得一篇成功的散文,絕不會在一首詩或一篇小說之下。他告訴躍躍欲試的年輕人:

……你們不必急急的想做詩人,大量的找詩來讀,也不必急急做小說作家,胡亂去啃那些只談風月愛情的小說。儘管你們要走這條路,在開始時還是從散文著手吧!(見〈江南春代序〉頁1)

《夏夜曲》一六二頁,是本短篇小說集,收李健吾(1906~1982)的〈死的影子〉、〈田原上〉等四篇,和阿湛的〈採松花〉、〈三望嶺〉、〈夏夜曲〉等八篇。

李健吾是著名的劇作家,亦即是文學評論家劉西渭,雖然他的小說寫得不多,還是讀者很留意的作家,但新人阿湛崛起文壇不久,編者能選他的作品,可見眼光敏銳。編者柳煙橋在代序〈藝術的生命力〉中,對這兩位作家有這樣的評價:

拿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來比較一下,我們會覺得阿湛的創作有濃郁的深刻的氣味,嚥下他的作品,過了許久,還感到齒頰留香。李健吾的創作剛好相反,它清冽的和形式的美(包括風格和技巧),有如驚鴻一瞥。(頁2至3)

看來編者的意思是阿湛還在李健吾之上呢!

《秋花》一八三頁,收白文﹙1923~﹚的〈山徑〉和靳以﹙1909~1959﹚的〈秋花〉兩個中篇。

〈山徑〉寫一群無法生活的莊稼漢挺而走險的故事,但他們卻有人性的優良品質,充分發揮了人類的友愛與同情。而〈秋花〉則寫一個青年短促的一生,他「背著十字架而死去,他熱愛這個世界,熱愛這個世界裡的人,然而他卻是一朵秋花——雖然沒有結出果實,但真真正正地開放了。」(見頁2)

《雨後》一五三頁,收廬隱﹙1898~1934﹚的〈父親〉、〈幽弦〉、〈何處是歸程〉、〈海濱故人〉和蓬子﹙1905~1969﹚的〈一個人的死〉、〈雨後〉和〈一幅剪影〉等七個短篇。編者寒秋雁在他的代序〈好一幅人世百態圖〉中,仔細分析、比較廬隱和蓬子的作品,他覺得廬隱是憂鬱的、傷感的,她困擾在情愛的圈子裡衝不出去;蓬子所表達的,卻是整個慘淡的社會情景,透過他的小說,能讓我們看到當時的人世百態圖。他這樣作總結:
廬隱在作品中表現的是悲哀憂鬱的,但也還有積極可取的地方。而蓬子則置身在現實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就流露著較濃厚的生活氣息。這就是他們之間不能相提並論的主要地方。(頁5)

《小草》一八七頁,收凌淑華﹙1904~1990﹚的〈小劉〉、〈送車〉、〈病〉,張天翼﹙1906~1985﹚的〈包氏父子〉、〈蜜蜂〉和許傑﹙1901~1993﹚的〈小草〉、〈醉人的湖風〉等七篇。本書的編者在〈代序〉中介紹凌淑華和許傑時,寫了一段頗有意思的文字:

人們在閱讀文藝作品當中,總希望找那些大名鼎鼎的作家的作品來讀。這麼一來,名氣小一點的作品,便不容易到讀者的手上。可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不一定篇篇作品都好,而名氣小一點的作家,也不見得完全不行,而事實上名氣小一點的作家,卻常常有一些很好的作品,或者是在某一方面作品很突出。人們這種成見,自不免「滄海遺珠」,使許許多多的文藝創作得不到欣賞者。(頁1)

編者這段話原本在解說他為何會選凌淑華和許傑,其實卻說出了他整套書的編選方針,一九五O年代的出版商大多在搶印名家的作品,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大行其道,但本選集的編者卻另闢新徑,大膽地推介白文、屈曲夫、宋樾、阿湛、梅林、……除了耳目一新外,足見編者的眼光、膽色均高人一等。

《小城夜話》一五O頁,收黃藥眠﹙1903~1987﹚的〈再見〉、〈小城夜話〉,田濤﹙1915~2002﹚的〈騾車上〉、〈荒〉、〈離〉、〈分出後〉和梅林﹙1908~1986﹚的〈嬰〉、〈三對夫婦〉等八個短篇。編者在〈從作者談到作品內容〉的代序中極推崇黃藥眠的小說,說「他的短篇小說特點是文字優美,意境新鮮,但又不脫離嚴謹」,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讀到的就是像詩一樣的句子,因而整個篇幅就充滿了羅曼蒂克的氣氛。」(頁1至2)而田濤的小說,「單調細緻而深刻,字裡行間充滿了作者的感情,充滿了新的藝術意境。」梅林則擅長寫抗日的題材及小市民的生活實况。

《野火》一六三頁,收許欽文﹙1897~1984﹚的〈父親的花園〉、〈理想的伴侶〉,魏金枝﹙1900~1972﹚的〈不想死的人〉、〈野火〉和蹇先艾﹙1906~1994﹚的〈映姊〉、〈鹽巴客〉等17篇。三位作家都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作者,走的都是現實主義方向,更難得的是他們本身的職業都是教師,利用課餘默默地耕耘,為文學埋頭苦幹,是本選集中少有的,把風格接近的作者底作品陳列在一起,供大家欣賞、比較。

我特別推許這套《新文藝選集》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每本選集前,總有一篇編者寫的代序,為他選的作家作品有詳細的分析、介紹,使讀者能更容易融入書中的世界,尤其對初涉文學的讀者,更具導讀的作用。其二是你會發現編者故意略去大作家的作品,刻意選名氣不大的作家底好作品,這是我最欣賞的。因名家的作品一般讀者大都很容易找到,但沒有名氣的作家的東西,往往會因找不到而失諸交臂,那就太可惜了。

這套書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初版的,距今已近半個世紀,當然不容易找,我手上幾本五十年代版的,封面設計非常典雅,文學味濃:淡色的框框內,書名、作者、出版社置於左下,右上配以不同的描素,樸實而絕不浮誇。這套書部分在六十、七十年代重印過,全改了大紅大綠的過膠封面,版權頁連出版日期都欠奉,已變成「商品」,文學味遜色得多了!

從我手上所藏八本看來:短篇小說六冊、中篇一冊、散文一冊,欠長篇小說、劇本、雜文和詩,是編制上的欠缺,還是我未見齊呢?

──2004年5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7月15日)

馬靈殊的《昆明之戀》

今日重貼〈馬靈殊的《昆明之戀》〉,先感謝甘豐穗為我提供馬靈殊的資料,否則,我絕對寫不出本文。(2021年7月)

逛舊書店,見馬靈殊的《昆明之戀》(香港信成書局,一九六一)。這本書在六十年代常見,不過當時對港版書沒有興趣,不曾收藏。但近年興起研究香港文學,很多舊版書都被搶空,已多年沒有見到這本書了。翻開來看看,見最後一頁失去,興趣索然。但翻到扉頁,卻見到有「陳琪先生正之‧作者敬贈」的字樣,而且還有洛美寫的代序,這倒勾起了我的興趣。

「洛美」即是詩人何達,他一向很少為別人寫序,《昆明之戀》居然能邀得他執筆,可見馬靈殊應是他好友。我忽然靈機一動:何達的筆名很多,莫非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馬靈殊,即是其中一個?

洛美在序中說:

馬靈殊的創作條件,比我們這一般職業文人好得多,他不必靠寫作為生,可以有充分的時間構思、觀察生活,及搜集材料。這條件很使我們羨慕。

處處充滿了「真材實料」,大概是馬靈殊的小說的特點。……在這些中篇短篇中,讀者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有些作品,極為樸素,有些作品極為辛辣,有些作品極為幽默,有些作品又極為抒情。

從這幾句話去看,馬靈殊似乎又不似是何達的另一個筆名。於是我打電話請教香港文學專家小思,她也說不知道,但她卻指點我去請教前輩羅琅。羅琅很快就給我回信說:

你問馬靈殊是否即何達,何達即使筆名多,但馬君原姓劉,大名為「錫祥」,他亦是鑪峰故友,年歲比我大,近年少見到他,可能已不在人世了。陳琪是萬里書店創辦人,現移民去澳洲,「信成」前身是大光出版社,大光前身是學文書店,是一家同人書店,前年已結束了,因創辦的一群都已七老八十,有的物故,認為他們的工作已完成歷史任務。

感謝羅琅為我提供了不少資料,可是,對於馬靈殊,我們知道得仍然非常之少。後來讀到老作家甘豐穗先生的一篇文章,裏面有提及到馬靈殊的。我便向他老人家請教。

他告訴我馬靈殊年紀比他還要大,如果還健在的話,總該有八十五以上了。馬靈殊、舒巷城和他三個人在五十年代有陣子經常來往,下班後常一起泡館子。馬靈殊原本是在銀行當職員的,後來加入了香港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當研究員,專教外國人學廣東話。他這個人很有語言天份,還翻譯和寫過不少有關語言的文章,在世界出版社出版過一兩冊有關的書籍。

馬靈殊的生活環境很不錯,不必為生活而寫稿,他搞創作純為興趣,寫作時對資料搜集非常認真。有一次他寫東西時,要寫到怎樣混成三合土,他便親自去訪問一個開建築公司的朋友,請他介紹混土的工人,調查混凝土中水份、英泥和沙石的比例,混土時的實際情況等等。其認真情況可見一斑。

平日無事,他喜歡跳茶舞,捧舞小姐場。你千萬別誤會他對那些舞小姐們有什麼企圖,而事實上他只是喜歡聽音樂、跳舞和同情舞小姐們的遭遇。一般人跟舞小姐來往,很多時都只在舞廳或者上館子、逛街之類,但他卻把舞小姐帶回家裏介紹給妻子,到附近的菜館叫幾個小菜回家招呼她們,把她們作朋友般看待。有一個時期他住在跑馬地,好像間中也跑跑馬。那時候他們走得很近,差不多隔天都會見面,可是後來因為工作太忙,漸漸少聚,已很多年沒有見面了。

《昆明之戀》內有:〈海角冤魂〉、〈杏林怨〉、〈海棉絮的愛情〉、〈賭徒〉和〈昆明之戀〉等五篇小說。洛美認為最具吸引力的是〈賭徒〉,他在代序中說:

馬靈殊兄的〈賭徒〉在報刊上連載時,我就被它吸引了,每日追著看。後來,我自己寫一部有關騙案的小說時,又借了馬靈殊兄的〈賭徒〉來參考。

一般來說,像我這樣以寫作為職業的人,報上的小說是不大看的,許多吸引讀者的手法,大家都會用,誰也騙不了誰。但馬靈殊的小說卻還是要看。

〈賭徒〉的故事從那一年馬季最後一次賽馬天開展:王志高是一間藥行的行街,在五十年代初期西藥禁運前,生意做得很好,曾經狠狠的一次過賺得兩萬塊。於是他頂了一層不錯的房子居住,又給母親和太太買了一些金器傍身,生活過得頗為舒適。

後來王志高認識了賭馬「貼士王」梁俊,他是個專門傍著老細跑馬抽佣的「磅友」,據說因為有馬房貼士,間中會贏大錢的。在一次賽馬中他替王志高贏了三千塊,使他沉迷了跑馬,每逢跑馬日都和梁俊一起到馬場去。這天梁俊告訴他說有特別貼士,要他帶一千元進馬場狠狠的博一手。對月薪只有三四百的王志高來說,一千元不是個小數目,他千方百計都籌不到賭本後,只好向大耳窿借錢去。

在那個馬季最後的賽天中,他們當然是洗袋出來了。後來,大耳窿替他把房子頂了出去,王志高一家就搬到鑽石山的小石屋去。過了不久,梁俊又帶他到俱樂部去玩「沙蟹」。「輸錢皆因贏錢起」,他又因第一次玩沙蟹大勝而沉迷下去,泥足愈陷愈深,最後連母親和妻子的金器也拿出來典當作孤注一擲。當他賭通宵,終於輸光了回到家裏時,兒子卻因急病進了醫院。頭頭碰著黑的王志高最終在友人的勸告下清醒過來了。

像王志高這樣沉迷於跑馬、玩沙蟹的賭徒,在香港比比皆是,甚至有不少連命也輸掉。這種賭徒生涯實在是不錯的寫作題材,相信有不少人也用過。但要像馬靈殊般寫得那麼深入,那麼精采,確實有些難度。由於馬靈殊精於搜集資料,馬迷怎樣落馬纜,磅友怎樣抽佣,開俱樂部者如何經營……他都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使不熟此道者看得津津有味,對於熟悉跑馬或者愛到俱樂部賭博的讀者來說,就感到很有親切感、代入感,讀起來也就更為投入。他不僅把馬場的百態,尤其像梁俊這樣的磅友,描寫得非常細緻,賭徒的心理,更揣摩得非常深刻。王志高在最後的賽馬日,從馬場洗袋出來後,身上只剩下兩塊錢。他走進小輪的三等艙,過海途中從褲袋中摸出那些彩票來,看著那些大部分是五十元和一百元,有些還是二百五十元的彩票時,心裏痛苦萬分:

「假如這些不是馬票而是鈔票,那該多好!」他苦笑了一聲,繼續對自己說,「可是幾個鐘頭以前,這些本來就是鈔票,而且是我的鈔票。我還要整天的站、拚命的擠,才可以拿我的鈔票去換了這些票子回來。可是現在,只要有人肯折價一成收買了去,我也願意給他叩一百個響頭,稱呼他做我的大恩人了……」﹙頁一二一﹚

「這些廢票子就值得我三個月的辛勤工作了嗎?」王志高繼續在說,「三個月工作的報酬,就在一睜眼一閉眼的功夫,憑馬兒一頸一鼻之差的快慢,就要全部化為烏有了?我說出來,人家也會笑我愚不可及呢!」﹙頁一二二﹚

如果你也是一個馬迷,請問每次輸錢之後,你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想法?我不知馬靈殊本身好不好跑馬,但他的這個想法卻是一個馬迷真實的心聲。

王志高最後把彩票撒向黑色的大海裏,在三等艙裏失魂落魄的走來走去,連水手也以為他要投海自盡,這實實在在是香港馬迷一個真實的寫照!馬靈殊把王志高這個馬迷寫活了。五十年代的馬迷如是,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的馬迷也是如此,原來賭徒的心態是恆久不變的。

在〈賭徒〉的前半部,馬靈殊用王志高和梁俊去反映香港馬迷的百態,到後半截,馬靈殊利用王志高帶我們到賭博俱樂部去看。那種小型的俱樂部不過是租用普通樓宇裏人家的一個客廳和走馬騎樓來進行,賭徒也只有十個八個的小型賭局。這裏除了王志高的故事,他還描述了豪賭的窮教員馬老二,在輸到一乾二淨,借無可借時,還要把口袋裏的零錢倒出來,湊足八塊錢也要人家換籌碼給他繼續搏殺;白領老文最後把太太嫁妝的鑽石別針也偷出來押作賭注……,都寫得很真確。賭徒贏了錢,便會覺得那是「街外錢」,於是大吃大喝,坐的士,包「嘩啦嘩啦」過海的亂花一通。輸了錢便乘電車,搭三等艙,買五毫子叉燒啃冷開水混白飯……都不停地在賭徒群中循迴上演。馬靈殊把賭徒的心態活靈活現的寫出來,實在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說。

除了〈賭徒〉,書中的〈海棉絮的愛情〉也是篇值得推薦的小說。

這篇小說用第一身寫法,故事中的「我」,是個喜歡上舞廳,而音樂造詣很高的會計文員。某次他在舞廳裏發現了一個既唱歌又伴舞的舞小姐,她有著一對和他死去的愛人一樣迷人的眼睛,使他對她有了好感。因為對那雙迷人的眼睛有好感,漸漸地他們便走近了。為了教她唱歌,他便走進了她舞廳以外的生活圈子裏。後來他發現自己愛上了她,本來「歡場無真愛」,但這對戀人因為真誠相對,在故事的結局裏似乎找到了他們的幸福。

同樣地,馬靈殊在這個小說裏充分發揮了他精於搜集資料的長處,他告訴我們跳茶舞和晚舞價錢的區別,舞小姐們是如何拿著條子轉檯的,舞小姐和舞小姐間,姊妹情如何深厚,怎樣講義氣,舞小姐們怎樣從一間舞廳跳到另一家舞廳去客串,她們怎樣被客人勸飲……,這些都是生活在舞廳以外的人不容易知道的。甚至在他教她唱歌時,指導她怎樣吸氣、呼氣和運氣,都很深入。馬靈殊肯定花費了一番功夫,才能蒐集到這些材料。從以上兩篇小說,我們知道他去跑馬,去泡茶舞,都有很好的收穫。只是不知道他是為了寫小說才去跳茶舞和跑馬,還是為了寫他最熟悉的題材和生活環境,才把這些環境搬到小說裏去。但無論如何,他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長處,寫成了出色的小說。

在〈海棉絮的愛情〉裏,有一幕寫得相當出色。他初見女主角藍施時,為了討好這個風趣而又有韻味的女人,他便為她看相,而藍施一邊讓他看相,一面:

用手翻開那塊脫了縫線的沙發手靠的套布,把裏面那些軟綿綿的海綿似的物質,從底下一塊一塊的拉出來,然後再一顆一顆的撕碎。她一面撕一面聽我談相。﹙頁三十五﹚

在這個片段裏,作者把藍斯這種無意識的小動作寫得非常細膩,可見作者對女性的觀察力十分強,她們一舉手、一投足,似乎都散發出特別的魅力。也正由於藍施這個小動作,最後她把那些撕碎了的小海綿,偷偷地放在他的口袋裏,到他回家後發現了這些小海棉,才會引發以下一段故事。這個小動作的伏線便來得更有意義,更具吸引力了。對於這個小動作,作者有這樣的看法:

一種無意的小動作,對於某一個人也許是毫無意義的,但同時對於另外一個人,極可能產生很微妙而又很特殊的感覺。藍施把撕碎了的海綿放在我口袋也是一樣,也許這對於別人是不值一笑的,但對於我,卻在我一向平靜的心情中產生很新鮮別緻的意境。﹙頁四十一﹚

對於戀愛的微妙心態,個人內心的矛盾,馬靈殊也掌握得很好。在故事中他說:

情感原是一種微妙的東西。當林南施﹙即藍施﹚堅持要我教她時,我找出許多理由來想拒絕她;當她在家裏等著我去見她時,我已想出些多餘的顧慮遲遲不願成行;而現在當我找她不著時,我的心中若有所失的卻非常渴望見到她了。﹙頁六十三﹚

小說發展到此處時,他仍未意識到自己已墮入愛河,但戀愛中男女那種患得患失,希望見到又不希望見到的矛盾心境活現紙上。

〈海角冤魂〉用鬼魂做主角,透過那些在日治時代餓死,或日軍進攻香港時被炸死、被殺掉的中國人鬼魂,來表達出他要抵制日貨,反對日本經濟入侵香港的情緒。〈杏林怨〉寫在國內畢業的醫生,在香港因為無牌而不能行醫的痛苦,到有機會參加執業醫生考試時,卻又因精神負擔過重而失常,最終以跳樓自盡來逃避。這兩篇小說雖然亦寫得不錯,但和〈賭徒〉、〈海棉絮的愛情〉比,卻相差很遠了。

至於作為書名的〈昆明之戀〉,則是一個淡淡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我」,是戰時聯大畢業的,在銀行裏辦事,喜愛文學、音樂和跳舞。整個故事主要敘述他在舞會中和一位少女一見鍾情,他們互不通姓名,只以浮士德和海倫來互稱對方。他們在這次舞會後,第二天她將會離去。雖然他苦苦哀求,她仍不肯以真姓名見告,和定下重敘的約會,只讓命運去作安排。可惜最終她卻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逝去了。

因為本書失去了最後一頁,這篇沒有明確的寫作日期,但從各小說排列的時序,及小說一開始時,有作者以粗黑邊悼念的形式,寫的:

今天,當我從報上讀到一篇哀悼她的文章,她墮機慘死的消息,再不是假的了。現在我把這個在她離昆明前夕才動筆寫的短篇送去發表,正如一個藉藉無名的樂匠要為她奏一支不為時尚的小曲,雖然此曲從沒機會向她彈奏過。這夠不上說是哀思,而是在我未焚的舊稿中,這不過是燼之餘,不過是一個象徵……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昆明。﹙頁一六六﹚

從這段文字推斷,〈昆明之戀〉應該是馬靈殊四十年代的作品。我們還可以大膽假設:這裏有馬靈殊的影子,有他忘不了的初戀,此所以把書命名為《昆明之戀》?

書中五個小說用寫作時間的倒序來排列,〈海角冤魂〉寫於一九六零年四月,〈杏林怨〉寫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海棉絮的愛情〉寫於一九五七年一月,〈賭徒〉寫一九五三年七月,而〈昆明之戀〉則肯定寫於五三年之前,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之後。從這幾個小說的寫作日期看,我們可以推斷馬靈殊的作品不多,因為他的作品都是講求「真材實料」,全部花長時間去構思,細心觀察生活,全面性的搜尋材料,才開始動筆的。

馬靈殊是個寫作態度非常認真,不可多得的作家。

──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

收入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

後記:若干年後我買到馬靈殊的《桃李劫》(香港上海書局,1978),這是本十六萬字的長篇,寫披了人皮的老師誘姦女學生的故事,是部反映現實的悲劇,可惜事忙,未讀!

──2015年8月

2018年8月1日 星期三

關夢南:文青今昔

小樺的《文學放得開》邀我作嘉賓,談談當年的文青面貌,並嘗試與今日做一個對比。文青姿態方面,昨今我看分別不大:抽煙、飲酒、旅遊、講粗口;外形長髮、偏瘦;酷愛西方文學(當年是存在主義,卡繆的《異鄉人》、齊魯克的謊謬劇《等待果佗》是熱談;愛看文藝電影(安東尼奧尼《春光乍洩》、黑澤明《羅生門》、波蘭斯基《天師捉妖》、《魔鬼怪嬰》,杜魯福《奪命佳人》,費里尼《八部半》等戲,常見的討論。)

但細心梳理資料,又發現六、七十年代文青,確有某些不同於今日:我們當時除了追求文藝外,還喜歡結社,出版油印和鉛印的刊物,互相交流。最熱鬧時文社逾百間,中學生佔大多數,大學生佔少數,成為香港文學一方獨特的風景。風景之構成,查實與報業蓬勃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為了吸引文青,大部分報紙都有學生園地,部分甚至有「詩之頁」。當時文青的作品內容主要有三個:一是愛情,二是鄉愁,三是孤獨。至七十年代初,因為釣魚台事件影響,文青開始介入政治。而70年代雙周刊的出版,更推動了保釣運動。猶記雙周刊公開呼籲維園集會示威,我與阿藍都去了,最後導致威利警司指揮血腥鎮壓,鍾玲玲便成為香港第一個被捕的著名文青女詩人。提到鍾玲玲,不能不提創建學院旗下的「詩作坊」。「詩作坊」的創辦人是戴天和古蒼梧,一個長於西學,另一個關注傳統,兩人成為導師,真是絕配。「詩作坊」奉行平行教學,打破師生的隔膜,開創了香港民間詩教的先河,功不可抹。受到「詩作坊」啟發的詩人有:李國威、鍾玲玲、淮遠、癌石(張國毅)、麥繼安……而我也算半個「詩作坊」人吧,明朗口語化的流風還影響了還包括李金鳳等一大群的詩作者。

回說文青的社會身份,並不被主流接受,很多時更被視為不事生產者,「頹廢」是詩人的代名詞,星島同事也曾詢問我:「你就是那個頹廢的詩人關夢南嗎?」部分不堪受壓,馬覺失常、詩人童常(趙國雄)自殺,雖是一些例子,卻不常見。查實六、七十年代文青,很大部分不如外界所言,是一群孤高的離群者。正正相反,他們好讀書、視野寬闊,前衛、並帶有濃厚文人的氣質。他們的戰鬥力和生存意志普遍都很強烈,不容易被現實擊倒。這主要因為文青的團體十分龐大,人數估計成千上萬,所以能夠自成風氣,且有蓬勃的報業副刊搖旗吶喊。另一個有利陣地是電媒及文教界,予文青提供了不少工作的機會。故當時文藝精英,不少是報紙編輯、專欄作家和中文教師,我自己最忙時,一日跑三間私校,教了12年,文藝精英日後晉身商界管理層的更不在少數。

另一點與今日不同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青,有很大的一個版塊是失學或與大學無緣的青年,如:江詩呂、阿藍、馬若、葉輝、李家昇、李國威、鍾玲玲、李金鳳、關夢南……我記憶中有兩個例子很是有趣:一個是就讀聖保祿的李家昇,中二、三開始獨力辦一份油印詩刊,名叫《火鍔》,及後離家出走住在我的天台……另一個是李金鳳,也大概是十四歲左右吧,有一日跑上我天台銅器雕刻工作間,發覺所謂的「秋螢詩社」,不過是一個空中樓閣,有點失望地撤退了。以上兩位文友後來都寫出了個人風格的文學作品,李家昇更二十歲左右與同時文青的女詩人黃楚喬創立了自己的攝影公司。

社會富裕了,如今文青,絕大部分是大學生吧!早熟如李家昇及李金鳳者甚少,此其一;其二是今日文青再無自掏腰包結社的習慣。「文社」也許轉化成網的形式,實體刊物可由手機替代,此其二;報紙平台消失,文學雜誌不多,且多為月刊、甚至雙月刊,難以吸引急於發表的文青練筆,致今日文青質素相對低落,此其三;六十年代文青喜讀書,更愛買書,支持了純文學的出版。今日文學書,尤其詩集,的的確確成了票房毒藥,此其四。

這並不是說今日文青比昔日不如,只是想點出,今日之文青起步維艱,必需要有更大的勇氣,承受更大的壓力。但無論如何,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青是一種很好的浸淫與生活歷練,如果不急攻近利,沉得住氣,未嘗沒有發揮才華之一日。留意:是「發揮」,不是「發達」。故我常說:「不文藝,日子同樣過。既如此,還是文藝快樂些!」

Kwan Muk Nam臉書二O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洛楓:認得的有也斯、顧城夫婦、關夢南、鍾玲、黃繼持、胡燕青、戴天!

Derek Chung:還有古蒼梧、何達、白樺。

Kwan Muk Nam:今日應邀談文青,翻查古物跌出這一張相片,小樺僅識二三。洛楓好眼力,認得我身旁的顧城夫婦。當年顧城夫婦經港赴紐西蘭定居,我敬陪末座送行。其他前輩文友,亦有三位(黃繼持、何達及也斯)作古,不勝唏噓。

(圖片、留言見《學生文藝》臉書專頁二O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Kwan Muk Nam臉書二O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許定銘:在香港編印的《南洋文藝》




從刊物名稱來看,《南洋文藝》是專為南洋而出版的文藝刊物,事實上這個期刊在香港編輯、出版,由香港畫家兼作家譚秀牧(藝莎)主編,刊內大部分稿件均由香港作家供稿,與香港關係十分密切。可惜出版之初早已定性為「南洋」之文藝,因此多年來不受重視,再加上當年印好刊物之後,大部分運往南洋發售,留在本港的少之又少,以至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家均不注意,舊書市場上甚少遇到,也就為大眾忽略。

《南洋文藝》創刊於一九六一年正月,出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止,共出二十四期的月刊。初為十六開一百頁,每期可容近二十萬字的巨型文藝刊物,因銷售情況不理想,第二年則減到六十頁,仍相當有份量。

《南洋文藝》在〈創刊的話〉中說明他們的出版目的:

一、刊載反映南洋社會現實生活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
二、有系統地介紹世界文學名著及作家生平。
三、培養南洋各地青年文藝工作者。
四、提供文藝愛好者批評、討論、觀摩學習的園地。

這四大項目是堂而皇之的,是辦出版事業的崇高理想。但,出了二十四期的《南洋文藝》究竟做到了多少?在刊物出了五十多年後去回顧,實在有多少困難,我們只能從手邊的資料及小量可見的實物去摸索,希望能撥開她模糊的臉貌,讓大家看到她的輪廓。

先說說這個刊物是如何出版,怎樣運作的:

譚秀牧在他的〈我與《南洋文藝》月刊〉(見《譚秀牧散文小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1990)中說:一九五O年代他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做編輯,老闆周星衢是星洲的出版家,有龐大的文化業務,很關心星馬的青年文藝,計劃出一種文藝雜誌以鼓吹寫作風氣,但因那邊文藝水平不高,指定由當地的林晨和郭史翼協助為星馬的作者組稿,再交譚秀牧整理主編,並約香港作家撰稿,希望藉這些稿件帶起星馬的寫作水平。

《南洋文藝》在香港編輯出版,運作兩年,成績不如理想,譚秀牧自我檢討:

因為內容與刊物的名稱不大相符,有兩方面不討好之感;在香港,因它是《南洋文藝》,香港除了在本出版社門市售賣之外,沒有發行出去;在南洋,因它又不純是《南洋文藝》,自然也銷售不廣。(頁280)

《南洋文藝》雖然不是一種水平很高的文藝刊物,但我覺得它仍值得探討,是它有一群水平不弱的香港作家,很能代表當年的香港青年文壇。譚秀牧是一九五O年代成長的本土作家,與大部分本地文藝青年熟悉,是成立於一九五九年「鑪峰雅集」的創辦人之一,他們每星期均有聚會,談文說藝以外,還常展示大家的近作互相觀摩。這群文藝青年創作力旺盛,今次難得好友主編一份純文學月刊,當然大力支持。

「鑪峰雅集」另一創辦人羅琅在他的〈香港刊物掇拾續篇〉(見《香港文化腳印》,天地圖書,1994)中談到《南洋文藝》時說:

因二十四期中,發表了許多香港作家的作品──小說、散文、評論等文章,這些人包括有舒巷城(秦西寧)、譚秀牧(藝莎)、韓思莽(韓中旋)、呂達(李陽)、洛美(何達)、半園(梁蔭本)、徐亮(鄧中燊)及羅琅、潘肇等人的作品。如果把《南洋文藝》看成與香港文藝無關,那就不妥當了。(頁16)

雖然羅琅很早就提到《南洋文藝》與香港關係密切,但多年來都沒有人研究或推介它,我相信與《南洋文藝》罕見有關。我曾問過譚秀牧借《南洋文藝》,可惜連編者自己都不存,真是欲叩無門。

前些日子某舊書刊拍賣網站上,突然標出拍品《南洋文藝》創刊號,起拍價六十元人民幣,幾經辛苦,叫價五十餘次,最終以三三O元搶得,加上手續費、郵費,再折算成港幣,價值不菲,但終於讓我讀到這本期望已久的文藝期刊。

十六開的《南洋文藝》厚一百頁,比當時左翼文化重鎮的《文藝世紀》要厚得多,創刊號除前言後語外,分:文學創作、評論.知識.筆記、東南亞文學遺產、南洋民間文學及美術創作等欄目,表面很重視南洋的文學,實際上三十餘篇文章中,大部分為香港作家的作品,如:蕭鳴(何達)的〈讀《凌叔華選集》〉、洛美(何達)的〈談徐志摩詩作中的節奏〉、舒巷城的〈太陽下山了〉(長篇連載)、藝莎(譚秀牧)的〈寂寞的山村〉(中篇連載)、范劍(海辛)的〈夜歌〉、呂達的〈兔〉、羅玉良(羅琅)的〈波光月色,槳聲燈影〉、韓思莽(韓中旋)的〈美麗的女郎(外一首)〉等,全是香港文藝青年的創作,頗有點「客家佔地主」的味道。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舒巷城的力作〈太陽下山了〉,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連載後還以南洋出版社的名義出了單行本,是〈太陽下山了〉最早的版本(1962)。《南洋文藝》刊香港青年作者文章的事實,據說一直到二十四期的終刊號亦改變不大,這得要等有人讀完了全刊才能証實,這本掛着「南洋」旗號的文藝雜誌,其實是香港文藝的分店!

──2016年8月
 10月發表於《文學評論》第46期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許定銘:馬靈殊的《昆明之戀》


逛舊書店,見馬靈殊的《昆明之戀》(香港信成書局,一九六一)。這本書在六十年代常見,不過當時對港版書沒有興趣,不曾收藏。但近年興起研究香港文學,很多舊版書都被搶空,已多年沒有見到這本書了。翻開來看看,見最後一頁失去,興趣索然。但翻到扉頁,卻見到有「陳琪先生正之‧作者敬贈」的字樣,而且還有洛美寫的代序,這倒勾起了我的興趣。

「洛美」即是詩人何達,他一向很少為別人寫序,《昆明之戀》居然能邀得他執筆,可見馬靈殊應是他好友。我忽然靈機一動:何達的筆名很多,莫非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馬靈殊,即是其中一個?

洛美在序中說:

馬靈殊的創作條件,比我們這一般職業文人好得多,他不必靠寫作為生,可以有充分的時間構思、觀察生活,及搜集材料。這條件很使我們羨慕。

處處充滿了「真材實料」,大概是馬靈殊的小說的特點。……在這些中篇短篇中,讀者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有些作品,極為樸素,有些作品極為辛辣,有些作品極為幽默,有些作品又極為抒情。

從這幾句話去看,馬靈殊似乎又不似是何達的另一個筆名。於是我打電話請教香港文學專家小思,她也說不知道,但她卻指點我去請教前輩羅琅。羅琅很快就給我回信說:

你問馬靈殊是否即何達,何達即使筆名多,但馬君原姓劉,大名為「錫祥」,他亦是鑪峰故友,年歲比我大,近年少見到他,可能已不在人世了。陳琪是萬里書店創辦人,現移民去澳洲,「信成」前身是大光出版社,大光前身是學文書店,是一家同人書店,前年已結束了,因創辦的一群都已七老八十,有的物故,認為他們的工作已完成歷史任務。

感謝羅琅為我提供了不少資料,可是,對於馬靈殊,我們知道得仍然非常之少。後來讀到老作家甘豐穗先生的一篇文章,裏面有提及到馬靈殊的。我便向他老人家請教。

他告訴我馬靈殊年紀比他還要大,如果還健在的話,總該有八十五以上了。馬靈殊、舒巷城和他三個人在五十年代有陣子經常來往,下班後常一起泡館子。馬靈殊原本是在銀行當職員的,後來加入了香港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當研究員,專教外國人學廣東話。他這個人很有語言天份,還翻譯和寫過不少有關語言的文章,在世界出版社出版過一兩冊有關的書籍。

馬靈殊的生活環境很不錯,不必為生活而寫稿,他搞創作純為興趣,寫作時對資料搜集非常認真。有一次他寫東西時,要寫到怎樣混成三合土,他便親自去訪問一個開建築公司的朋友,請他介紹混土的工人,調查混凝土中水份、英泥和沙石的比例,混土時的實際情況等等。其認真情況可見一斑。

平日無事,他喜歡跳茶舞,捧舞小姐場。你千萬別誤會他對那些舞小姐們有什麼企圖,而事實上他只是喜歡聽音樂、跳舞和同情舞小姐們的遭遇。一般人跟舞小姐來往,很多時都只在舞廳或者上館子、逛街之類,但他卻把舞小姐帶回家裏介紹給妻子,到附近的菜館叫幾個小菜回家招呼她們,把她們作朋友般看待。有一個時期他住在跑馬地,好像間中也跑跑馬。那時候他們走得很近,差不多隔天都會見面,可是後來因為工作太忙,漸漸少聚,已很多年沒有見面了。

《昆明之戀》內有:〈海角冤魂〉、〈杏林怨〉、〈海棉絮的愛情〉、〈賭徒〉和〈昆明之戀〉等五篇小說。洛美認為最具吸引力的是〈賭徒〉,他在代序中說:

馬靈殊兄的〈賭徒〉在報刊上連載時,我就被它吸引了,每日追着看。後來,我自己寫一部有關騙案的小說時,又借了馬靈殊兄的〈賭徒〉來參考。

一般來說,像我這樣以寫作為職業的人,報上的小說是不大看的,許多吸引讀者的手法,大家都會用,誰也騙不了誰。但馬靈殊的小說卻還是要看。

〈賭徒〉的故事從那一年馬季最後一次賽馬天開展:王志高是一間藥行的行街,在五十年代初期西藥禁運前,生意做得很好,曾經狠狠的一次過賺得兩萬塊。於是他頂了一層不錯的房子居住,又給母親和太太買了一些金器傍身,生活過得頗為舒適。

後來王志高認識了賭馬「貼士王」梁俊,他是個專門傍着老細跑馬抽佣的「磅友」,據說因為有馬房貼士,間中會贏大錢的。在一次賽馬中他替王志高贏了三千塊,使他沉迷了跑馬,每逢跑馬日都和梁俊一起到馬場去。這天梁俊告訴他說有特別貼士,要他帶一千元進馬場狠狠的博一手。對月薪只有三四百的王志高來說,一千元不是個小數目,他千方百計都籌不到賭本後,只好向大耳窿借錢去。

在那個馬季最後的賽天中,他們當然是洗袋出來了。後來,大耳窿替他把房子頂了出去,王志高一家就搬到鑽石山的小石屋去。過了不久,梁俊又帶他到俱樂部去玩「沙蟹」。「輸錢皆因贏錢起」,他又因第一次玩沙蟹大勝而沉迷下去,泥足愈陷愈深,最後連母親和妻子的金器也拿出來典當作孤注一擲。當他賭通宵,終於輸光了回到家裏時,兒子卻因急病進了醫院。頭頭碰着黑的王志高最終在友人的勸告下清醒過來了。

像王志高這樣沉迷於跑馬、玩沙蟹的賭徒,在香港比比皆是,甚至有不少連命也輸掉。這種賭徒生涯實在是不錯的寫作題材,相信有不少人也用過。但要像馬靈殊般寫得那麼深入,那麼精采,確實有些難度。由於馬靈殊精於搜集資料,馬迷怎樣落馬纜,磅友怎樣抽佣,開俱樂部者如何經營……他都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使不熟此道者看得津津有味,對於熟悉跑馬或者愛到俱樂部賭博的讀者來說,就感到很有親切感、代入感,讀起來也就更為投入。他不僅把馬場的百態,尤其像梁俊這樣的磅友,描寫得非常細緻,賭徒的心理,更揣摩得非常深刻。王志高在最後的賽馬日,從馬場洗袋出來後,身上只剩下兩塊錢。他走進小輪的三等艙,過海途中從褲袋中摸出那些彩票來,看着那些大部分是五十元和一百元,有些還是二百五十元的彩票時,心裏痛苦萬分:

「假如這些不是馬票而是鈔票,那該多好!」他苦笑了一聲,繼續對自己說,「可是幾個鐘頭以前,這些本來就是鈔票,而且是我的鈔票。我還要整天的站、拚命的擠,才可以拿我的鈔票去換了這些票子回來。可是現在,只要有人肯折價一成收買了去,我也願意給他叩一百個響頭,稱呼他做我的大恩人了……」﹙頁一二一﹚

「這些廢票子就值得我三個月的辛勤工作了嗎?」王志高繼續在說,「三個月工作的報酬,就在一睜眼一閉眼的功夫,憑馬兒一頸一鼻之差的快慢,就要全部化為烏有了?我說出來,人家也會笑我愚不可及呢!」﹙頁一二二﹚

如果你也是一個馬迷,請問每次輸錢之後,你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想法?我不知馬靈殊本身好不好跑馬,但他的這個想法卻是一個馬迷真實的心聲。

王志高最後把彩票撒向黑色的大海裏,在三等艙裏失魂落魄的走來走去,連水手也以為他要投海自盡,這實實在在是香港馬迷一個真實的寫照!馬靈殊把王志高這個馬迷寫活了。五十年代的馬迷如是,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的馬迷也是如此,原來賭徒的心態是恆久不變的。

在〈賭徒〉的前半部,馬靈殊用王志高和梁俊去反映香港馬迷的百態,到後半截,馬靈殊利用王志高帶我們到賭博俱樂部去看。那種小型的俱樂部不過是租用普通樓宇裏人家的一個客廳和走馬騎樓來進行,賭徒也只有十個八個的小型賭局。這裏除了王志高的故事,他還描述了豪賭的窮教員馬老二,在輸到一乾二淨,借無可借時,還要把口袋裏的零錢倒出來,湊足八塊錢也要人家換籌碼給他繼續搏殺;白領老文最後把太太嫁妝的鑽石別針也偷出來押作賭注……,都寫得很真確。賭徒贏了錢,便會覺得那是「街外錢」,於是大吃大喝,坐的士,包「嘩啦嘩啦」過海的亂花一通。輸了錢便乘電車,搭三等艙,買五毫子叉燒啃冷開水混白飯……都不停地在賭徒群中循迴上演。馬靈殊把賭徒的心態活靈活現的寫出來,實在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說。

除了〈賭徒〉,書中的〈海棉絮的愛情〉也是篇值得推薦的小說。

這篇小說用第一身寫法,故事中的「我」,是個喜歡上舞廳,而音樂造詣很高的會計文員。某次他在舞廳裏發現了一個既唱歌又伴舞的舞小姐,她有着一對和他死去的愛人一樣迷人的眼睛,使他對她有了好感。因為對那雙迷人的眼睛有好感,漸漸地他們便走近了。為了教她唱歌,他便走進了她舞廳以外的生活圈子裏。後來他發現自己愛上了她,本來「歡場無真愛」,但這對戀人因為真誠相對,在故事的結局裏似乎找到了他們的幸福。

同樣地,馬靈殊在這個小說裏充分發揮了他精於搜集資料的長處,他告訴我們跳茶舞和晚舞價錢的區別,舞小姐們是如何拿着條子轉檯的,舞小姐和舞小姐間,姊妹情如何深厚,怎樣講義氣,舞小姐們怎樣從一間舞廳跳到另一家舞廳去客串,她們怎樣被客人勸飲……,這些都是生活在舞廳以外的人不容易知道的。甚至在他教她唱歌時,指導她怎樣吸氣、呼氣和運氣,都很深入。馬靈殊肯定花費了一番功夫,才能蒐集到這些材料。從以上兩篇小說,我們知道他去跑馬,去泡茶舞,都有很好的收穫。只是不知道他是為了寫小說才去跳茶舞和跑馬,還是為了寫他最熟悉的題材和生活環境,才把這些環境搬到小說裏去。但無論如何,他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長處,寫成了出色的小說。

在〈海棉絮的愛情〉裏,有一幕寫得相當出色。他初見女主角藍施時,為了討好這個風趣而又有韻味的女人,他便為她看相,而藍施一邊讓他看相,一面:

用手翻開那塊脫了縫線的沙發手靠的套布,把裏面那些軟綿綿的海綿似的物質,從底下一塊一塊的拉出來,然後再一顆一顆的撕碎。她一面撕一面聽我談相。﹙頁三十五﹚

在這個片段裏,作者把藍斯這種無意識的小動作寫得非常細膩,可見作者對女性的觀察力十分強,她們一舉手、一投足,似乎都散發出特別的魅力。也正由於藍施這個小動作,最後她把那些撕碎了的小海綿,偷偷地放在他的口袋裏,到他回家後發現了這些小海棉,才會引發以下一段故事。這個小動作的伏線便來得更有意義,更具吸引力了。對於這個小動作,作者有這樣的看法:

一種無意的小動作,對於某一個人也許是毫無意義的,但同時對於另外一個人,極可能產生很微妙而又很特殊的感覺。藍施把撕碎了的海綿放在我口袋也是一樣,也許這對於別人是不值一笑的,但對於我,卻在我一向平靜的心情中產生很新鮮別緻的意境。﹙頁四十一﹚

對於戀愛的微妙心態,個人內心的矛盾,馬靈殊也掌握得很好。在故事中他說:

情感原是一種微妙的東西。當林南施﹙即藍施﹚堅持要我教她時,我找出許多理由來想拒絕她;當她在家裏等着我去見她時,我已想出些多餘的顧慮遲遲不願成行;而現在當我找她不着時,我的心中若有所失的卻非常渴望見到她了。﹙頁六十三﹚

小說發展到此處時,他仍未意識到自己已墮入愛河,但戀愛中男女那種患得患失,希望見到又不希望見到的矛盾心境活現紙上。

〈海角冤魂〉用鬼魂做主角,透過那些在日治時代餓死,或日軍進攻香港時被炸死、被殺掉的中國人鬼魂,來表達出他要抵制日貨,反對日本經濟入侵香港的情緒。〈杏林怨〉寫在國內畢業的醫生,在香港因為無牌而不能行醫的痛苦,到有機會參加執業醫生考試時,卻又因精神負擔過重而失常,最終以跳樓自盡來逃避。這兩篇小說雖然亦寫得不錯,但和〈賭徒〉、〈海棉絮的愛情〉比,卻相差很遠了。

至於作為書名的〈昆明之戀〉,則是一個淡淡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我」,是戰時聯大畢業的,在銀行裏辦事,喜愛文學、音樂和跳舞。整個故事主要敘述他在舞會中和一位少女一見鍾情,他們互不通姓名,只以浮士德和海倫來互稱對方。他們在這次舞會後,第二天她將會離去。雖然他苦苦哀求,她仍不肯以真姓名見告,和定下重敘的約會,只讓命運去作安排。可惜最終她卻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逝去了。

因為本書失去了最後一頁,這篇沒有明確的寫作日期,但從各小說排列的時序,及小說一開始時,有作者以粗黑邊悼念的形式,寫的:

今天,當我從報上讀到一篇哀悼她的文章,她墮機慘死的消息,再不是假的了。現在我把這個在她離昆明前夕才動筆寫的短篇送去發表,正如一個藉藉無名的樂匠要為她奏一支不為時尚的小曲,雖然此曲從沒機會向她彈奏過。這夠不上說是哀思,而是在我未焚的舊稿中,這不過是燼之餘,不過是一個象徵……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昆明。﹙頁一六六﹚

從這段文字推斷,〈昆明之戀〉應該是馬靈殊四十年代的作品。我們還可以大膽假設:這裏有馬靈殊的影子,有他忘不了的初戀,此所以把書命名為《昆明之戀》?

書中五個小說用寫作時間的倒序來排列,〈海角冤魂〉寫於一九六零年四月,〈杏林怨〉寫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海棉絮的愛情〉寫於一九五七年一月,〈賭徒〉寫一九五三年七月,而〈昆明之戀〉則肯定寫於五三年之前,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之後。從這幾個小說的寫作日期看,我們可以推斷馬靈殊的作品不多,因為他的作品都是講求「真材實料」,全部花長時間去構思,細心觀察生活,全面性的搜尋材料,才開始動筆的。

馬靈殊是個寫作態度非常認真,不可多得的作家。

──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
收入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


後記:若干年後我買到馬靈殊的《桃李劫》(香港上海書局,1978),這是本十六萬字的長篇,寫披了人皮的老師誘姦女學生的故事,是部反映現實的悲劇,可惜事忙,未讀!──2015年8月

2015年7月13日 星期一

許定銘:何達兩題

詩人何達的書

王景山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北京人民文學,二OO三)是本非常實用的工具書,它的最大特色是在作家生平介紹後,按年序臚列了作家的著述。要介紹一位作家生平不難,只要拿幾本工具書互相印證,效果已相當不錯;但要按年序臚列作家生平的著述,還要說出該作品的性質,則是件頗為艱巨的工作。尤其以內地學者的身份,去寫台港澳及海外的華文作家,資料隔了一層,更見吃力。但王景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窮多年的努力,才編出來的這本《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極具參考價值,是值得研究者人手一本的!

在介紹香港詩人何達(一九一五~一九九四)的生平後,他非常認真地列出了何達的「著作目錄」十一種如下:

《我們開會》(詩集) 一九四九 上海 中興書局
《洛美十友詩集》 一九六九 香港 上海書局
《出發》(散文集) 一九七四 香港 上海書局
《何達詩選》 一九七六 香港 文學與美術出版社
《國際作家風貌》(散文集) 一九七八 香港 海洋文藝社
《長跑者之歌》(詩集) 一九八O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興高采烈的人生》(詩集) 一九八八 香港 山邊社
《生命的升騰》(詩集) 香港 海洋出版社
《書與橋》(散文集) 香港 萬葉書局
《黑夜與黎明》(散文集) 香港 上海書局
《又綠集》(散文集) 香港 上海書局

對一般業餘作家來說,能擁有十一本著作,已相當了不起,但何達是本港少有的職業作家,在本地生活近五十年,若單靠那十一本著述,如何生活?

對何達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他是位多產作家,他自己在〈自傳〉(見《香港作家小傳》,香港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七)中也承認曾用過百多個筆名寫作,除了文學創作,其實何達還寫過不少雜書。從他的〈自傳〉及好友羅琅的〈詩人何達逝世十周年〉(載《香港文學記憶》,香港文匯出版社,二OO五)中知道,起碼有:《聰明與活力》、《羽毛球心得》、《怎樣打羽毛球》、《如何使你眼明手快事業成功》、《你就是天才》等書。尤其《你就是天才》,出版後大受歡迎,印過好幾版,可惜何達當日是把版權賣斷的,書雖然暢銷,但作者卻得不到好處。


最近我淘得一本署名尚京的《使你永遠快樂》(香港宜友出版社,一九六四),三十二開,才一O三頁,約六萬字的小冊子,分為〈快樂心理學〉、〈時過境遷人變〉、〈眼睛與性格〉和〈在鏡子的前面〉等四章,每章以十數個小題,指導年輕人怎樣從苦悶的日常生活中尋找快樂。一讀之下,竟然愛不釋手,一口氣讀完。讀之,彷彿聽一位青年導師侃侃而談,行文流,極具說服力。明明是說教的文章,讀來卻一點沒有說教的八股味,默默投入,令人欣然接受。

翻開書前的代序──〈寫給親愛的讀者們〉,尚京這樣說:

自從《寶貴的人生經驗》一書出版以後,我更快樂了。因為,這本書立刻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半年之內就印了三版,這足以證明書中所提供的寶貴經驗,對讀者的確是有用的。想到許多讀者從這本書裡,得到許多應付人生的秘訣,因而解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難,立刻就覺得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有意義的。來到這個世界,我是不虛此行了。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非常欣賞他的「青年導師」工作,還知道他曾寫過一本大受歡迎,非常銷的《寶貴的人生經驗》。

「尚京」究竟是誰?怎麼我以前沒留意到有這麼一位作家?

一查之下,原來尚京即是詩人何達!

何達在本港筆耕五十年,筆名「成籮」,要研究他實在困難,但,談香港文學史,卻又不能不涉及他,只好盼望有心人慢慢「抽絲剝繭」,讓何達那百多個筆名曝光。

回頭談談王景山所列的「何達著作目錄」,我覺得很應該標明每種書的署名,起碼應說明《洛美十友詩集》中的十一個人都是何達。

我藏何達的書不多,還是有一條可以補充:

《又綠集》(散文集,署名凌源) 一九七二 香港 上海書局



至於他寫的雜書,看來還得慢慢發掘哩!

──寫於二OO六年五月

七月刊於《大公報》

何達和他的書

出生於北平,原名何孝達的福建閩侯人何達(1915~1994),是少數由一九三O年代即開始寫詩,到移居香港後,仍一直創作至終老的香港作家。提起何達,一般會稱他為「詩人何達」,或者「長跑詩人」。「詩人何達」指出了他創作特別出色的一面,「長跑詩人」則說出他在各類運動中特別喜歡長跑。何達比較偏愛後面的這個稱號,此所以在內地出版,選錄他一九四O年代至七O年代的詩選也稱之為《長跑者之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O)。何達喜歡自稱為「長跑者」,因為無論在寫詩的路上,或者人生路上,他都是不倦的「長跑家」!


其實,無論「詩人何達」也好,「長跑詩人」也好,都不能代表這位多產的香港專業作家。何達在他自己的〈自傳〉(見《香港作家小傳》,香港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七)中說:在香港生活的四十多年中,他一直用洛美、尚京、何思玫、夏尚早、葉千山、陶最、陶融……等百多個筆名寫詩、散文、小說、影評和各類型的文章,留下了三千多萬字。

談起何達的這篇〈自傳〉,我必需特別指出一些失誤: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九一年,原題〈自我介紹〉,刊於是年五月十五日《香港作家》總第三十二期,文內提到他:

「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到美國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
「一九六八(一九七八)年到倫敦、巴黎等地演講」
「一九六八(一九七九)年,到北京參加全國第四屆文代會」

等三件事的年份都是錯誤的,括號內我加上的,才是正確的年份。〈自我介紹〉收進《香港作家小傳》時,改題〈自傳〉,文後加了一行「編者按:何達因病於一九九五年逝世」,這也是不正確的,何達病逝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這幾點雖然都只是「手民之誤」,但由於〈自傳〉是最可信的資料,不能不指出這些錯失,以免後來者錯誤引用。

談起他的寫詩經歷,何達在〈學詩四十五年〉中說:一九三O年,他十五歲時的某夜,在北平的大街上見到了月蝕,見到無知的市民用鑼鼓聲來驅趕吞月的天狗,產生强烈的創作慾,寫下了第一首詩。此後詩潮泉湧,創作的詩篇數以百計。

何達最初受人注意的詩,是一九三七年發表於武漢一家日報上,佔了全版篇幅的長詩〈戰爭的熱望〉。這首詩表達了七七事變後,中國老百姓個個義憤填膺,熱切期望着對侵略者迎頭痛擊,要拋頭顱灑熱血救國的熱望。

抗戰開展後,何達流浪到桂林,對朗誦詩產生了更濃厚的興趣。在一次過千人參加的文藝晚會上,他朗誦了當時很著名的詩篇〈反侵略〉和他自己的長詩〈武漢三部曲〉。

後來他由桂林到了昆明,得到認識的西南聯大學生協助,考進了聯大的歷史系,但他依舊非常喜愛新詩,組織「新詩社」和「文藝社」,在老師聞一多和朱自清的影響下,努力創作。抗戰勝利後,何達回到北平繼續學業,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系。

朱自清很欣賞何達的朗誦詩,認為這些詩篇可激發人心,能激起抗日的熱情,稱他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並為他寫序,編選了何達的第一本詩集《我們開會》(上海中興出版社,一九四九),收集了五十多首詩,是他早年的代表,可惜此書非常罕見,我收集民國舊平裝版書四十年,始終未曾得見,引以為憾!


何達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在本地生活的四十多年,都以寫作謀生,他在《文匯報》、《新晚報》、《文藝世紀》、《伴侶》、《海洋文藝》……等重要報刊上,都有專欄寫文章,尤以詩歌最受重視,不單發表自己的詩作,還為年輕新進的詩人修改及評論他們的創作,儼如詩壇導師。他最「威水」的詩史,是一九八二年起,在劉以鬯主編的《快報‧快活林》,以筆名何思玫寫每日見報的詩專欄《玫瑰園》,每日一首,寫了二千多首。其實,何達寫詩專欄,據說在《文匯報》和《晶報》上都試過,但遠不如《玫瑰園》的廣為人知,影響深遠。

儘管何達創作了大量新詩,但他出版的詩集不多。除了上面提過一九四O年代,由朱自清編的《我們開會》,和一九八O年在北京出的《長跑者之歌》外,在本港出的,只有《洛美十友詩集》(香港上海書局 ,一九六九)、《何達詩選》(香港文學與美術社,一九七六)和《生命的升騰》(香港海洋出版社)。

《洛美十友詩集》,此書作者十一人:洛美、邵侖、夏早、林願、黎望、林千峰、凌紫韻、舒克、時中再、歐陽洛、陶最和寫序的陶融,其實都是詩人何達的筆名,這些詩都是他發表於《文藝世紀》的作品。


《文藝世紀》由詩人兼畫家夏果主編,是門戶開放的純文藝月刊,出版於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九年,是何達寫作的基本「地盤」。為了不想別人指責他發表得太多,對編輯的「開放」產生誤會,何達用了多個筆名創作以外,還署名「陶融」開專欄評改青年詩人的作品。因此,《洛美十友詩集》出版時,何達就沿用《文藝世紀》中的這種情況,由洛美編輯,「詩友們」每人各佔一輯,全書近三百頁,收錄詩作數百首,似十一本小詩集合輯一起。最後還請「陶融」作序,希望收到「意外」的成效。

陶融在代序〈寫給愛詩的青年們〉中,說十一個詩人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陶最的詩朦朧而有氣勢、林願的形象鮮明而細膩、夏早凝聚如雕塑、邵侖的詩如流水、舒克的冷靜、時中再的奔放……,這些都是何達在為自己的詩寫評論。最後他提到陶最的詩篇,結合了歷史的淵源和社會的動態,是一個新發展的方向。而這也就是何達在《文藝世紀》時期的詩風。

《洛美十友詩集》除了十一輯小詩外,還有一輯附錄〈洛美舊作〉,收錄了何達一九四O年代的舊作〈過昭平〉、〈老鞋匠〉、〈我們不是「詩人」〉、〈我們的話〉……等十首。這些詩寫於一九三九至四七年間,何達在〈學詩四十五年〉中說,一九四O年代,是他「騎馬打鎗的時代」,是對侵略者反擊的年代,詩作激昂而沈痛。我比較喜歡的是〈無題〉:

對於這個時代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物證」


為生存而奮鬥的人們的面前

火一樣地
公開了自己

一九四七、二、一八

雖然只有兩節,短短的幾句,但人證和物證卻點出了時代的悲痛,和詩人用生命去搏鬥,要揭開敵人醜惡的胸懷!

由「尹肇池」主編,香港文學與美術社出版於一九七六年出的《何達詩選》,雖然只有一六九頁,卻包括了〈黎明之前〉、〈霧與火〉、〈我發電了〉、〈大地的聲音〉、〈沉重的時代〉、〈青春與愛情〉和〈快樂的思想〉等七輯,收何達一九四O至一九七O年代的詩作四十餘首,是三十多年的精選集,每輯的標題,都配合詩人各年代的心境命題。除了詩篇精彩外,難得的是書後還附錄了何達寫的〈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及〈學詩四十五年〉,是了解何達詩論及創作歷程的一手資料。


《何達詩選》的編者「尹肇池」是個「愛詩三人組」,那是取「溫」健騮、古「兆」申和黃繼「持」姓名中三個字的諧音組成的。這三人中,有詩人、評論家和文學史家,都是眼光獨到的高手,由他們精選的《何達詩選》,是何達數以千計詩作的代表,絕對不能錯過。本書前衛及漂亮的封面設計,出自文樓的手筆。除了《何達詩選》外,「尹肇池」同時還編了本《中國新詩選》,也是本好選集。

新詩以外,何達也寫小說和散文。

劉以鬯在〈長跑不倦的何達〉中,說何達一九八七年曾在他編的《快報‧快活林》上,以筆名洛美連載了長篇小說《紅衣女郎》,可惜此篇未結集。

他的散文集有以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為內容的《國際作家風貌》(香港海洋文藝社,一九七八),由二十多篇散文和八首詩組成的《興高采烈的人生》(香港山邊社,一九八八),《出發》(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四)、《書與橋》(香港萬葉書局)、《黑夜與黎明》(香港上海書局)和《又綠集》(香港上海書局,一九七二)。

這些書現時都難以得見,我手邊僅存的散文集《又綠集》,署名凌源,為袋裝書型的三十六開本(11.5x18.5cm),一八八頁,是上海書局的《現代文叢》之一,共收千五字左右的雜文五十多篇。

他在後記中說,書中的文章是與友人共撰的某報副刊專欄《海天集》的選本。這些雜文大多寫於一九六O年代,其時何達居港近二十年,過慣流浪生活的何達,對這個住了二十年的城市,自然有深厚的感情。書內甚少抒情式的美文,所收全是與生活有關的雜感,如〈住的地方〉、〈大雨〉、〈人狗之間〉、〈算命的鑼聲〉、〈攝影機的後面〉、〈流動書架之夢〉……,這裡有親身的經歷,對新事新物的初次接觸,生活上的體會和經驗等,都是與香港有切實關連的。其中有篇〈億萬身家〉,寫在街邊的地攤上,以一元三張買解放前「中央銀行」發行的大額廢鈔,慨歎一九四O年代末期通貨膨脹的誇張,據說那時候墨水一瓶要一千四百,一個電燈膽要一千九百,在小飯館吃一頓飯要一萬七千……,對過慣和平生活的我們,簡直是匪夷所思!又如〈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寫颱風「露比」襲港期間,他一天三次出去「送稿」,「爬格子動物」的辛酸,對如今可用電郵傳稿的朋友來說,真是難以想像的苦楚。

儘管何達是個天真率直的詩人,但寫起雜文來卻絕對不肯無病呻吟,也不會天馬行空,而是把眼前所見,結合過往的生活和你侃侃而談,加上何達那流而純正的北京語文,很容易把讀者引入文中深處細細品味。

一九五O及六O年代,從事嚴肅文學創作的作家,為了生活過得好些,多兼寫言情小說;但何達不寫情,卻寫了不少雜書。這些書多署不同的筆名,可惜事隔近五十年,難以找到。但從其他資料搜尋所得,起碼有:《聰明與活力》、《羽毛球心得》、《怎樣打羽毛球》、《如何使你眼明手快事業成功》、《你就是天才》、《寶貴的人生經驗》、《寫給文藝青年的信》……等書。尤其《你就是天才》,出版後大受歡迎,印過好幾版,可惜何達當日是把版權賣斷的,書雖然暢銷,但作者卻得不到好處。

最近我淘得一本署名尚京的《使你永遠快樂》(香港宜友出版社,一九六四),三十二開,才一O三頁,約六萬字的小冊子,分為〈快樂心理學〉、〈時過境遷人變〉、〈眼睛與性格〉和〈在鏡子的前面〉等四章,每章以十數個小題,指導年輕人怎樣從苦悶的日常生活中尋找快樂。一讀之下,竟然愛不釋手,一口氣讀完。讀之,彷彿聽一位青年導師侃侃而談,行文流,極具說服力。明明是說教的文章,讀來卻一點沒有說教的八股味,默默投入,令人欣然接受。

翻開書前的代序──〈寫給親愛的讀者們〉,尚京這樣說:

自從《寶貴的人生經驗》一書出版以後,我更快樂了。因為,這本書立刻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半年之內就印了三版,這足以證明書中所提供的寶貴經驗,對讀者的確是有用的。想到許多讀者從這本書裡,得到許多應付人生的秘訣,因而解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難,立刻就覺得我的生活、我的工作,都是有意義的。來到這個世界,我是不虛此行了。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非常欣賞他的「青年導師」工作,還知道他曾寫過一本大受歡迎,非常銷的《寶貴的人生經驗》。

「尚京」究竟是誰?怎麼我以前沒留意到有這麼一位作家?

一查之下,原來尚京即是詩人何達!

何達在本港筆耕五十年,筆名「成籮」,要研究他實在困難,但,談香港文學史,卻又不能不涉及他,只好盼望有心人慢慢「抽絲剝繭」,讓何達那百多個筆名曝光。

至於他寫的雜書,看來還得慢慢發掘哩!

──寫於二O一一年十二月

2015年6月25日 星期四

許定銘:杜漸和他的《開卷》

32開的《開卷》

16開的《開卷》

香港一向被譏為「文化沙漠」,而最受人輕視的,是香港的文學雜誌少,缺乏年輕人學習寫作及發表的園地。

說這種話的人,對香港的文壇根本不了解。其實,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後五十年,香港的文學雜誌,在任何一個年代,都在默默地存活。只不過因氣候欠佳,有的生存得不夠長久,有的活得不健康而已。但,無論是哪個年代,文學雜誌都存活於少數文學愛好者之中。

不信?且看我隨意寫下的:50年代我們有《文壇》、《天底下》、《五十年代》、《新青年》、《人人文學》、《青年文壇》、《熱風》、《文藝天地》、《文學世界》、《大學生活》、《海瀾》、《文藝新潮》、《文藝世紀》、《鄉土》……60年代我們有《新語》、《學生時代》、《華僑文藝》、《文藝》、《文藝季》、《伴侶》、《南燕》、《好望角》、《文藝線》、《水星》、《當代文藝》、《新聲》、《海光文藝》、《文藝伴侶》、《盤古》、《純文學》……

單舉了兩個年代,已可套句「不勝枚舉」了!更何況如《文壇》,由1950年出到1974年,《文藝世紀》由1957年出到1969年,跨越了兩個年代,培育文藝青年不少,成就斐然。不算《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和報紙上可供投稿的副刊,單計雜誌,隨手寫來的陣容已如此驕人,研究香港這20年的文學雜誌,其實是個很嚴肅,且值得重視的課題。從這些歷史事實去看,怎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哩!

不過,單談書,純供愛書人讀的「書雜誌」,這幾十年的確很少,比較受人注意,且具影響力的,要數杜漸的《開卷》、《讀者良友》和馮偉才的《讀書人》了。

杜漸﹙1935—﹚原名李文健,本港出生的新會人,是個愛讀書,愛寫作的「書癡」。他熱愛文學,尤其愛讀科幻及推理小說,一生與書為伴,除了當編輯,還寫過及翻譯過不少書。常用的筆名有潘侶、李芃、穆川和孟德林等。重要的着述有《當代世界文談》(香港:萬源,1976)、《書海夜航》一集(北京:三聯,1980)、《當代外國作家與作品》(香港:海洋文藝,1980)、《書海夜航》二集(北京:三聯,1984)、《世界科幻文壇大觀》(香港:現代教育,1991)、《書癡書話》(香港:三聯,1992)、《偵探推理小說談趣》(香港:三聯1994)……共寫過及翻譯過數十本書。

他的小學階段在戰亂的香港、桂林、重慶等地累積完成,1950年離開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後,便回國升學。1960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進廣州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任編輯,開展其編輯生涯。1971年回港定居,1973年入《大公報》當副刊編輯及電訊翻譯。1978年自資創辦讀書雜誌《開卷》,1984年任三聯書店出版之《讀者良友》總編輯,1992年退休,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之密西沙迦市。杜漸的退休生活,除了讀書、寫作及翻譯以外,還自學水墨畫,並進入當地的藝術學院,修習油畫,苦學近10年,當成大家了!

我1993年旅遊北美,造訪杜漸於其密市的鄉居,見書癡把千餘呎的地庫闢作書房,日日夜夜坐擁書城,其樂無窮,羨慕不已!在杜漸的慫恿下,我終於步其後塵,兩年後移居密西沙迦,與杜漸對門而居,兩家相距不足百步。自此兩名書癡朝夕相對,擁書數萬而啃,其樂無窮也!無奈遊子思鄉情切,我終於在2000年離密市賦歸。

回頭談談他的《開卷》。

文革接近尾聲的時候,杜漸覺得報館內的生活非常沉悶,工作頗不愉快,於是與藍真、古蒼梧、何達、陳琪、吳羊壁、潘耀明……等人參加了一個回國觀光的旅行團,結識了國內的文化人范用、董秀玉等人,玩得很開心。他在回我訪問的信中說:「在旅途中我們有感於打倒四人幫後的開放氣氛,相約回港後要辦刊物,我是個讀書迷,深感香港的讀書空氣差,很有必要提倡讀好書,就想辦一個介紹書的刊物,本來想同古仔(古蒼梧)合作的,但他要辦《八方》,於是我就獨力來搞。《開卷》的名也是古仔起的。」

回港後,杜漸坐言起行,辭去報館的編輯工作籌辦《開卷》。當時他父親李崧醫生有一層送給工人醫療所的寫字樓空置了,正好用「象徵性」的租金挪用作社址,加上不少朋友從社會上名人那裏邀來的重金廣告,很快的,《開卷》的創刊號便在1978年11月面世了。

《開卷》共出了三卷24期,分為大細開度本:第一卷1—7期為大32開本,每期160頁,用硬紙皮製殼,把七期書套成一厚冊,洋洋大觀,插在書架上,極具吸引力。1979年5月出了第七期暫停兩個月改版,至8月出第八期時,改為大度16開版,每期56頁,出至1980年12月的第24期停刊。大開度的《開卷》事後分裝釘成兩冊硬皮合訂本出售,更易保存。

《開卷》是本以談書為主的雜誌,〈創刊詞〉說「它的宗旨就是提倡讀書」,還說:

《開卷》這個刊名,顧名思義,有着「開卷有益」之意,我們希望它能對讀書界有益有利,樂趣無窮。同時《開卷》也表示它是一份開放性的刊物,Open Bookviews的Open,確是Open to Everyone的,我們歡迎各抒己見,在學術的領域,允許自由的切磋和爭論。

杜漸說這段話是別有用心的:他任職報館的後期,曾翻譯了美國作家艾伯特‧馬爾兹(Albert Maltz)的《警官》,豈料給上級壓了稿,說是「這篇小說宣揚人性論」,報館不能發表;後來交給報外的文藝雜誌,排好了稿,打好大樣,編輯亦受壓,向杜漸表示:稿費照發,但小說則不能發表。令杜漸冒火三丈,更激發其出版讓作者「呼吸自由空氣」雜誌的決心。這應該是他出版《開卷》的原因之一。而他的〈馬爾兹和他的《警官》〉及翻譯的短篇小說《警官》,就發表在《開卷》的創刊號上。

《開卷》的封面和目錄式樣,都是文樓設計的,黑底襯托出從古碑拓來紅色的「開卷」二字,非常古雅、醒目。它的內容雖然多樣化,但都圍繞着「談書」這一主題,以創刊號為例,它一共有:特稿、書評、作家訪問、出版情報、書趣錄、世界刊物誌、世界文訊、作家與作品……等16個欄目,二十餘篇文章。封面乍看似隻蜘蛛,細看卻原來八爪以外,中間竟然是持矛的人型勇士,非常詭異。原來這是美國插畫家發拉捷達(Frank Frazetta)的傑作《蜘蛛人》。這期的《書籍藝術》欄,即以16頁圖文,詳細介紹這位馳名世界的插畫家,並總結出:

發拉捷達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他只畫他想畫的東西,雖然他是個插圖畫家,但他決不肯向低俗的要求屈服,而抱着藝術良心,將自己的才華,貢獻給這樣一種給人以很大欣賞興味的插圖藝術,使這種藝術開出奇花異葩。(頁103)

撰稿者瑪瑙這段話,不僅說出發拉捷達的成就,還隱隱指出:無論藝術或文學創作,都應得到自由發揮的機會,才能顯示作者的思想,取得更大的成就!這與杜漸發表《警官》的決心,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期之重頭文章還有劉以鬯的〈再記趙清閣〉,古蒼梧的訪問稿〈詩人卞之琳談詩與翻譯〉及〈卞之琳詩選〉、克亮(黃俊東)的〈逛書店〉、侶倫的〈一本過時的禁書〉等,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此外,《開卷》最具特色的,是每期都選刊一些與圖書有關的漫畫,博人一笑以外,寓意深遠,令人感觸甚深,歷久難忘。一般雜誌都會設《文訊》欄目,向讀者報導文壇訊息。不過,大多以補白形式出現,是用作填空白的可有可無的消息。但《開卷》卻煞費苦心,本冊用了12頁篇幅,撰文23段,網羅本月份全世界的「文事」組成的《世界文訊》,是愛書人必讀的資訊。

《開卷》的論文和作家訪問,是我最愛讀的部份,單單第一卷,我們還可讀到劉以鬯的〈《秋海棠劇本》是誰編的?〉、〈關於《雪垠創作集》〉、何達的〈艾青與詩朗誦〉、辛笛的〈狂臚文獻耗中年〉,和徐訏、姚雪垠、艾青、周而復、李輝英、茹志鵑等的訪問。

我特別愛32開的《開卷》,因為它像書,有書脊,插在書架上,隨時可見到。杜漸也對這七本《開卷》非常滿意,那為甚麼要改版呢?杜漸說:

因為當時香港大部份黃色刊物都是用32開的,《開卷》頭七本放在報攤,幾乎被同樣開本的黃色雜誌淹沒掉。發行公司建議改開本,認為這樣改一改會增加銷路。

《開卷》改為16開後,雖然沒了書脊,不像第一卷的容易保存,但一切沒改變,依然擲地有聲。《作家訪問》一欄,訪問了端木蕻良、蕭軍、王蒙、丁玲……等作家。當時是文革後不久,國內的資訊還未大開放,這些受注目作家的訪問稿當然大受歡迎。除了原先的欄目外,還為三毛及兒童文學出過專輯。而最受我歡迎的,是增加了《作家研究》、《資料》和《愛書‧買書‧藏書》的專欄。

《作家研究》及《資料》有作家自己寫的,也有由評論家專論的,為我們推出了聞一多、錢鍾書、白采、蕭軍、舒新城、唐人、巴金、臧克家、陳翔鶴、朱湘、方敬、廬隱、東平……等的研究文章。執筆者除了本地學人,還有國內及海外的作家,資料翔實,一時無倆。

《愛書‧買書‧藏書》專欄,由老文化人翁靈文執筆,他走訪本港藏書家,為李翰祥、胡金銓、劉以鬯、金庸、黃俊東、陳存仁、許定銘、侶倫、林年同、林真、簡而清、張君默、吳其敏等人寫了專題訪問,把他們的愛書歷史及書房藏書實況,呈現於讀者眼前。這些文化人的書房,一向都是不容易供人參觀的,如非翁靈文的地位超然,絕對做不到。多年來我都期待翁靈文這些圖文並茂的訪問稿能出單行本,可惜直到如今仍未能見。翁老已騎鶴西去多年,要讀這批文章,恐怕仍得去翻《開卷》了!

翁靈文寫許定銘:開卷#16.1

24期的《開卷》,現今恐怕難以再見了,不過,據知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特藏」中收齊24本,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網去讀。

《開卷》出了1980年12月第24期,無疾而終,卷末有〈《開卷》月刊停刊啟事〉,不長,僅抄如下:

本刊自一九七八年底創刊至今,共出版了二十四期,維持達兩年多,近因銷數不夠理想,成本日益增加,虧損良多,難以支撑,故決定停刊。

兩年來,蒙讀者、作者關懷愛護,各方友好鼎力匡助,給予我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我們才可能在艱難情況下維持至今,現決定停刊,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臨歧之際,特向各方友好表示謝忱。

訂戶尚未滿期者,敬請就原訂閱處洽商處理,退還餘款。

文中之「現決定停刊,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頗堪玩味。杜漸在給我的信中說:

……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當然在香港這樣的商業城市,辦這樣一份讀書刊物,不虧損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當時也不是不能辦下去,一方面是我已經心身很疲勞,另一方面也是因外因,這外因同當時停了好幾個刊物,有《海洋文藝》、《季候風》……

有時「人在江湖」,很多事都無法自己作主,那是無可奈何的事!

《開卷》是我讀過本港水平最高的文學雜誌,後來杜漸進三聯書店,1984年主編《讀者良友》三年多,大抵因為是打工,不像《開卷》時自己做老闆那麼自由,那麼放,略為遜色了。20餘年過去了,我未見過有能及或超越它的,《開卷》之不能持續,實在是本港文學界之巨大損失!

──2006年5月

2013年7月19日 星期五

《海光文藝》作者羣

《海光文藝》作者羣
許定銘



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香港文壇,是左右壁壘分明,各自發揮,不相往來的年代。羅孚在回憶的文章中說,創辦《海光文藝》的目的,是要開闢一塊不左不右,能容納各方的開放園地,而且想藉此打入台灣市場。可惜此刊只出了十三期,歷史太短令羅孚的如意算盤敲不響,台灣作者只發表了周伯乃的《論戴蘭•托馬斯的詩》,海外作家也只能吸引到侯榕生的小說,白先勇、弦、余光中等經常在香港發表作品的作家,一篇也沒有;甚至香港本地的徐訏、徐速、司馬長風、南宮搏……也未見露面。

但,《海光文藝》在連系本地年輕作家方面卻取得很大成效,經常在右派報刊上發表作品的蔡炎培、盧因、李英豪、亦舒、黃照桃(香山亞黃)、白勺(黃濟泓),流行小說作家依達、鄭慧、龍驤、孟君、簡而清、梁荔玲……都曾在此發表。

慣常在左派刊物上寫作的作家,為了使《海光文藝》看起來「不那麼紅」,都用了些不常用的筆名,如丁秀(曹聚仁)、林下風(侶倫)、秦靜聞、任訶(葉靈鳳)、夏開蘭、陶最(何達)、魯沫(海辛)……正因為這樣,有些比較少見的名字,像馬善同、盈若思、林墾、江兼霞、容心……等明明是以前知道的,但因年代久遠,如今連我也想不起是誰了。研究《海光文藝》的作者羣,應該是個有趣的課題。

大公報二O一二年七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