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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1日 星期一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上)


訪談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羈魂家
訪問:吳美筠(以下簡稱吳)
受訪:羈魂(以下簡稱羈)
整理、修訂、補註:吳美筠
文字記錄:張麗儀

六十年代的語文教育與香港現代文學


吳:60年代所接受的中文教育是否以文言為主?
羈:記憶中我那個年代中小學的中文課文是以白話文為主,只有小量文言文。白話文多是五四時著名作家,如朱自清、冰心、魯迅等。當然,到了我教學時的七、八十年代,教材已大有改變,但肯定是沒有當代的。(註1)
吳:當時大陸談論魯迅嗎?
羈:有,但台灣卻禁談。
吳:台灣不談魯迅,大陸也談得偏頗。
羈:大陸就不談胡適那些。
吳:但是國內的課文仍有〈背影)那類很典型的文章。
羈:對、對,還有冰心的〈紙船〉、〈寄小讀者〉等。
吳:那麼你中學的時候呢?由1961、62年起就已有高中會考,你應該也有考過這個會考。當中的中文課程是偏重文言文的嗎?
羈:也不是純粹文言,也有白話的。
吳:比重多少?
羈:記不清楚了。
吳:但當時你感覺的比重是如何的?因為不少人回憶當年,認為是太少現代文學的接觸,為何會出現這種論調呢?
羈:現、當代文學肯定絕無僅有。
吳:魯迅、冰心不就是現代的嗎?
羈:當然是,但再後一點的,如三、四十年代的就沒有了。其實……怎麼說呢?當時我們所唸的中文科還叫「國文科」,當中好像還包含中史(印象模糊了,記不清楚)。是這樣的,我們要唸兩科中文,其中第二科就包括中史、文化成份在內,另一科就屬於寫作、語文部分,具體內容已記不清楚。有趣的是,正因為學校以全英語教學,只有中文科才用中文(粵語),所以我們特別珍惜講中文的機會。也不知為甚麼,那個年代不少中學,尤其英文中學,出現了「文社」這類以中文寫作為主的學生組織。一般來說,學校並不反對;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多個社員,少個阿飛呢!因此,除了中文學會,我們也在校內或校外辦文社。這其實不只是我校皇仁書院的特徵,很多學校也如此;不過,在英文中學裏強調中文寫作,這現象也頗有趣。
吳:我看過六、七十年代許錫慶編的書。他的中文參考書,都是教中文應用文,而且是比較正規、有雅語的應用文;另外他六十年代所寫的國文教科書,文言佔了很大的比例,只有最後一兩篇是魯迅或是冰心的。這個比例於當時的中文,即一般中學的中文科,是否普遍的呢?(註2)
羈:我真的不記得了。總之,我記得文言文的比重不少,最起碼相對現時的來說。
吳:讀過甚麼課文,可以舉例嗎?
羈:我們中學會考要讀很多現在看來相當艱深的文言文。我的筆名羈魂,就是出自在中三讀的〈祭妹文〉,試想想中三就要讀袁枚的古文!另外,廖明活的筆名「際涯」,就是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橫無際涯」。那時候,我們一起讀中三,一起辦文社,所以各人也改了筆名。
吳:即是你中三已經辦文社。
羈:對,是61年唸中三那年。
吳:那麼你的文社是跨學校的,不止於自己的學校了?
羈:對!是跨學校的。
吳:如此看來,你中五時所唸的文言就更深的了。高中讀甚麼篇章?
羈:我記得有《論語》、《莊子‧秋水篇》、好像還有《韓非子》。


文社及文藝雜誌與現代文學

吳:換言之,當時於你個人來說,對那些文言並沒有很大的不滿,或抱怨沒有接觸過現代文學。直到創立「藍馬現代文學社」,才高舉現代文學,推動現代文學。當時的你,不是有感於接觸太少現代文學而辦文社,只是覺得接觸太少中文才辦文社。
羈:應該可以這樣說。其實,我對文學的興趣源於古典,所以對古典文學完全沒有排斥,甚至十分欣賞,如詩詞、對聯、古文等。小學時期,我甚至覺得朱自清那類文章也可以寫,有一種少年不知天高地厚的輕狂。
吳:朱自清那類其實也不是太難寫吧。
羈:但當年來說,也是公認的好文章。
吳: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也有其優點,但一些老師教得不好,只集中教修辭或文字技巧,而且與當代經驗距離愈來愈遠。
羈:其實〈背影〉可以寫得更精練些。
吳:即使朱自清的白話文,當時你自問也能寫作、也能模仿。
羈:當年辦文社,我們主要是寫白話散文。初期並沒有現代的概念,我也沒有。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吳:他們是比較積極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文社就直接叫「座標現代文學社」。於是促使我們也去看現代文學。
吳:草川是誰?
羈:張浩然。
吳:草川現在已不活躍寫作了!
羈:應已不活躍。
吳:談談座標現代文學社如何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作品是用較新的手法寫;坦白說,四五十年代,當時國內的象徵派那些作品,我們還未有涉獵,所以所看到的現代,主要是香港、台灣所謂的現代;再回頭看那些(國內的),才發現原來不止朱自清的。
吳:看來當時的閱讀是接受二手的現代。在校內接觸中文少,對英文中學的英文教育、殖民教育反叛,然後接觸現代文學,就是通過很少量的課本及文社的交流,然後再打開現代主義、象徵主義的形式。但你的閱讀呢?你也會借書看吧,在學校圖書館、書店「打書釘」也好,中三至高中以後的中學階段,其實你是否已經接觸到《詩朵》那些刊物。
羈:對!現在也有一兩本刊物在。
吳:即是中三「文秀」文社時期……
羈:當時還在白話文的框架內,直至投稿《星島》,那時有一專頁叫「學生園地」,在那兒看到「座標」的作品,接著看《中國學生周報》所介紹的台灣現代作品。(主要就是《中國學生周報》內的「粹華版」)(馬吉按:當為「穗華版」),才發現原來白話文可以這樣寫,並不只是朱自清式的。涉獵多了,便嘗試創作,一路寫下去就寫到了自己的《胡言集》。當時《星島》專欄,也寫了不少「古靈精怪」風格的作品;這就吸引了許定銘主動找我創辦「藍馬」。(註3)
吳:你當時的閱讀世界裏,除了《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後來易名為「青年園地」)和《中國學生周報》,有沒有看過其他相類刊物,如《青年樂園》?
羈:《青年樂園》?有啊!不過,它相對較保守,而且是屬左派刊物。
吳:《詩朵》可有接觸過?
羈:《詩朵》是一份獨立刊物。我也曾買來看。
吳:當時是高中?
羈:是,應該是高中,是與許定銘辦藍馬社之後,才發現那麼多好東西。
吳:開始接觸《文藝新潮》?
羈:對!
吳:但《文藝新潮》的出版是先於你的創作,是在五十年代末。
羈:對,所以我們是去翻尋出來看。
吳:即是你們的閱讀不是在《文藝新潮》出版同時發生,而是通過搜購、追溯而接觸?
羈:於我來說是追尋的。
吳:如此看來,並非先閱讀了這些才會有文社,但如你所說,就是因為中學教育產生了中文書寫的興趣,然後才回頭搜購已出版了十年、八年的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相隔了十年市面仍可買到?
羈:是的,我們不時去實用書店(註4)搜尋很多舊書報的。
吳:當時是維持在買舊書的狀態?
羈:對!就是去搜尋。
吳:那《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那些雜誌是可以在報攤買到的?
羈:對,當時是很方便的。
吳:那不是要花費很多金錢?會不會是只有中產學生才有這些資本呢?記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三百多塊才可印到社刊,但當時一般的薪金也都是三百多塊一個月。
羈:對!對!
吳:那麼你們也挺富貴吧?(一笑)當時只不過是名中學生。
羈:當時我們有儲蓄零用錢,而且大家合資,尚可應付。
吳:但也要有錢才能合資吧!
羈:我們大多來自基層,都是靠節衣縮食......
吳:但你們還要買些雜誌……
羈:我們當時還有點稿費呢!雖然只是十元八塊,一點一滴儲蓄。此外,我們的集體創作〈文社餘墨〉,所收稿費就要歸公。
吳:即是《星島》投稿所得稿費是要歸公的。
羈:雖然只有十元八塊但也是錢嘛!
吳:那麼買雜誌的錢呢?也是稿費裏補潤?
羈:雜誌是自己買的,因為……
吳:因為我看到文社大部份都是基層的,社址大多是甚麼屋邨;但市面能買到的雜誌不少,而文社社員提到看到的雜誌數量比現在的更多,還包括左中右的。
羈:當時有些雜誌是不用買的,只打書釘而已。例如《青年樂園》就不是每期也買,只是看合適的,或是有刊登自己作品的才買。《中國學生周報》基本上就每期買,但當時是很便宜的,只是一兩毫。(具體價錢也記不清楚,可上網查看。)(註5)


報紙編輯方向與文社發展

吳:報紙就在家裏看?
羈:學校有訂閱報紙,而住處樓下的藥材舖也有訂閱。藥材舖通常不會保存,我們就每天剪下喜愛的文章,或整頁留下;但如果當天有自己的作品,當然就會購買。
吳:打「報」釘!原來如此。
羈:但當時《星島》也頗貴的,要兩角錢。其他的只賣一角。
吳:除了《星島》,當時《華僑》也有學生版。
羈:《華僑》也有投稿,但相對較少。
吳:另外《工商日報》及《新晚報》呢?
羈:《天天日報》也有投稿。還有《香港時報》。
吳:《香港時報》是右派的。
羈:當時真的有很多很多投稿園地,不過,主力仍是《星島》和《中國學生周報》。不過,《中國學生周報》盡量不標榜文社,只看文章水平。
吳:反而《星島》就可以用文社冠名刊登。你知道為甚麼《星島》會接納以文社名義的呢?
羈:許定銘提過,當時《星島》的主編是胡輝光,這個名字至今我仍記得,但卻從未見過他。他對不同風格的作品似乎來者不拒,雖然不知道他為何這樣做,但有趣的是,在無心插柳下,就促成了文社這樣一個氣氛。
吳:《華僑》也可以的?
羈:應該可以,卻營造不到那種氣氛。《星島》還有一個好處:雖不定期,卻較頻密;《華僑》通常一星期才出一期,須知我們投稿的心態是天天追看的。
吳:《星島》是每天出專頁的?
羈:雖不是每天,也不定期,卻總算頻密。有時候是星期一,突然星期二又出版,頻率很高。
吳:就是見縫插針式?
羈:對,我們就是覺得獲發表的機會率較大,便形成了一種氛圍,聚集了一些作者。
吳:在《天天日報》、《香港時報》以及《工商日報》就是單篇發表,對吧?
羈:其實它們也有專欄或專頁的,不過,就是不定期。
吳:也有一個專頁可以用社名來發表的吧!
羈:沒錯!記得《文秀》某周年紀念,我有一篇感言是在《天天日報》發表的。《天天日報》當時也想爭取發表一些文社中人的文章;當然是為了和《星島日報》競爭,但最終仍是《星島》勝出。

註釋

註1:陳國球在〈承納中國,建構虛幻──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一文敍論香港官方制定的中國語文課程選取課文,可作詳細補充。根據1956年教育司署頒布中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篇目,中三範文教材87篇現代只有37篇,並未佔超過一半。到六十年代沒有多大變動。直至1975年教育司署開始擬定把語文及文學分科。而點算由1956年到1990年的中國語文初中課程篇目,在新文學運動最早進入經典化的作家,依次朱自清、葉紹鈞、冰心、魯迅、巴金、老舍的篇章出現最多。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魯迅的〈風箏〉、巴金的〈繁星〉等均出現自1956年到1990年,直到90年代才選入如思果、鄭愁予、張曉風等當代作家的作品。(見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93-225。)

註2:根據姚素珍:〈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六十年代頒佈五年制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比英文中學多,1963年港大入學試取消英文以外一科語文及格,嚴重打擊香港中學的中文教育。1964年以前中文科考試分兩卷,卷一考論述文題和應用題,卷二考英譯中及中譯英,一段文言一段語體。另一科中國語文及歷史。《通經致用:第二屆中華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2012年),頁281。

註3:1964年許定銘在《星島日報‧青年園地》以芷蘭及激流二社名義刊登啓事:「文秀文社羈魂君:有事商奉,請示尊址,是盼。」並公開私人蘇屋村住址請受文者回覆。當時兩者並不相識,羈魂最終把信寄去,許定銘回信就是表示計劃聯合組成新文社,就是後來的藍馬社。見羈魂:《詩路花雨》(香港:紙藝軒出版社,2015年),頁44-45。

註4:實用書店於五十年代由龍良臣創辦,前身是左派出版社求實出版社,六十年代位於西洋菜街二號,那時重印很多按照民國原版書籍,七十年代末遷至彌敦道麗星大廈三樓文明里附近,2014年6月結業。
註5:《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創刊時每份零售價港幣壹角。在1960年6月10日第412期的《中國學生周報》上刊登的訂閱辦法上記載,香港、澳門、台灣訂閱連平郵郵費每半年二元五角,每年五元。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中)


青年文社因六七暴動衰落?


吳:若是如此,容我岔開一下,你的書裏討論了很多六七暴動對文社衰落的影響,但你亦提到,文社的生命期亦已到了尾聲。
羈:其實兩個原因也有。
吳:會否《星島日報》的編輯換人或者編輯方針轉變也是個影響?六七之後會否影響報紙立場,而文社的氛圍亦漸減退?
羈:也可以這樣說。不過坦白說,我沒有做資料搜集。《星島》之後仍有出版「青年園地」,卻同時增加了一些給大學生的版面,如「大學文藝」等。(我也曾投稿那兒呢!)這樣既分薄了稿源,亦影響了投稿學生的取向。例如我,六七年已入大學,脫離了投稿「學生/青年園地」那種心態;加上暴動,後繼乏人,而學校及家長也不會再放任孩子。你知道嗎?當年我們是可以登報徵求社友的,我和許定銘也是這樣認識的。(至於也斯卻是經由同學介紹認識的。)但六七暴動之後,相信已很難如此招收社員了。幾個因素加起來,包括你所說的報刊轉變方針,文社可以發表的園地便日漸萎縮。
吳:那就不是階段性的問題,而是青年工作的轉型,教育生活的改變。我們這新一代的媒體人很難想像,利用媒體,尤其報紙,可以刊登一些徵求社友、與文友聯絡,甚至一些文社的尋人啓事(如許定銘公開尋找你那類啓事),更難以想像這些現在屬於收費的分類廣告,當時可以用投稿方式刊登,發表社際消息又不用收費。現在的媒體是商業化運作,需要賺錢;此外,很難想像如此輕易地把個人住址這些私隱資料公開,這是很不安全的。
羈:那時候沒有私隱的概念。
吳:當時認為沒有問題,但六七以後就會對公開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有所保留。
羈:基本上,我想家長也有這種顧慮。回想起來,我們當年實在真個不知天高地厚,記得我們《文秀》曾在《星島日報》登了一個廣告,公開徵友,只要提交一篇文章,經我們審閱就可以,當時是把某個社友的住址當社址一併刊登出來的。
吳:當時不止你的,也有不少文社以住址作會址並予以公開;較有錢的,就會開一個郵政信箱,但比例不多。大部份是住址,甚至有名有姓,沒有太多私隱,所以,相對上當年你們的安全感倒比現在大。
羈:當然也知道或會引來一些問題,如搗亂等。
吳:有沒有發生過?
羈:也有。
吳:打劫事件呢?
羈:這倒沒聽過。主要問題是不少人藉此來結識異性。可能那些文社根本沒有甚麼活動,徵求社友男女皆可,因而可以認識很多女性。
吳:哦!有些人就是以此來徵友,並不是真心辦文社的。
羈:也會有的。
吳:那如果是來搗亂的,應該就只見一次便不會有下文吧。
羈:這我就不知道了,幸而我們文社沒有發生過,但聽說某些文社真有這些事件。
吳:那些文社應結識了很多女生吧。(羈笑)反而你的文社這麼大,卻沒有這類事件?
羈:沒有,可能加入的都是想寫作的,希望認識多些這類朋友。

傳統與現代的寫作爭論

風兩文社在youtube上載當時聚會照片




吳:當時有數個大社,例如「風雨」、你們的「文秀」文社以及「海棠」等。
羈:對!還有「晨風」,也屬大社。
吳:你書裏曾提及,當年「海棠」曾掀起一次關於現代與傳統的爭論,說甚麼「孝子、浪子」,(註1)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羈:其實,先是傳統的一方罵現代的一方是「浪子」,數典忘宗。
吳:是「海棠」文社的人嗎?。
羈:對!「海棠」的社員,如余玉書等,是非常強調中國傳統的。他們說我們這羣是提倡現代的人是浪子;而「芷蘭」的黃維樑,就回應說,他們這羣是「孝子」,只執著傳統,慎終追遠。
吳:這個爭論是在哪兒發生?《星島日報》?
羈:就是《星島日報》,可惜我手上沒有詳細資料。
吳:我問了圖書館的梁科慶,他說圖書館並沒有收藏。據吳萱人在《香港六七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所說,文社的出現,最後卻歸結於一個中文運動和社運。你認為呢?
羈:後期是有這個傾向的,尤其是他辦文社的時候,他是走這個路線;但我們由最初一路走來直至辦「藍馬」的年代,這個概念尚未成形。
吳:其實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在你們之後,依我自己思考的框架,是由一個傳統的文社概念演變成一個文學組織或是一個媒體的概念,是一種社制轉型。
羈:「詩風」就是一個過渡。
吳:「詩風」同時是一個媒體,不是一個傳統概念的詩社。
羈:是的。
吳:這樣是不能夠想像成只有社運的一部份。
羈:社運是其中一個結果,卻不是唯一的。
吳:尚有一羣繼續主張現代主義的。現在回去談談傳統與現代,即「海棠」文社由開始就已經很強調國粹。
羈:不是,「海棠」文社,也是寫白話文的。我覺得它較為偏向台灣多一點,是傳統的台灣,所以是以那種概念,反對一些過於現代的。
吳:即是否定現代主義?
羈:也不是否定現代主義,總之,他們認為你們的所謂「現代」只是胡亂拼湊來的。我看過余玉書的《五月花號》(註2),其實是較類近傳統的白話新詩。

《五月花號》(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網站)

吳:你書裏提到所謂的傳統的白話文,可以在這裏說多一點?
羈:就是「海棠」文社所寫的那一類,差不多就是代表了。
吳:你如何定義?當時你並不贊成傳統白話文,你所謂的傳統白話文是甚麼?
羈:冰心、朱自清,他們承襲下來的一路。
吳:即是早期五四的?
羈:是早期五四的,而你會看到當時是有一羣人來繼承的,包括「海棠」文社,或是我曾提過的許基芬等人。直至我看到周策縱的《海燕》,發現他是介乎傳統白話文及現代白話文中間的一類;他有一些嶄新的表達方式,顯然是受到一些西方文學的啓發及沖擊,雖然他是讀歷史的。可以說,在我認識許定銘之前,讓我真正接觸到從白話過渡到現代文學,就是周策縱的詩。
吳:但你對傳統白話文與現代白話文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羈:沒有,沒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這是很主觀的。
吳:是作品裏有一些不同於早期白話文的浪漫主義作風?當時有沒有看過舒巷城的作品?
羈:舒巷城是我接觸了文社以後才看的。
吳:你覺得舒巷城是傳統白話文還是現代白話文?
羈:他也是屬於過渡期的。所以,我喜歡他某些作品,也覺得他部份作品過於傳統,有點土。
吳:即是過於接近早期五四?
羈:對!當時對他的某些作品印象就是這樣。

羈魂眼中的現代主義思潮


吳:那你又是如何理解當時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
羈:當時覺得很新鮮,與教科書,或是當時我看到的某些報刊上的,非常不同;尤其當我看到洛夫的詩,第一次接觸正正式式的現代文學,發現原來詩也可以這樣寫的。
吳:如果現在要你形容當時的感覺,會是怎樣的?
羈:就像一個習慣欣賞傳統戲曲的人,突然看見一種嶄新的東西,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表達的,而那種表達仍是存在於格式內的。洛夫的詩集,原來可以把人的感覺如此表達,可謂深得我心,雖然我未必完全看懂他說些甚麼,但那種撞擊很大,也很個人,卻難以形容。我看其他人的詩也無甚驚喜,當然,初看周策縱時也曾有一點類似的驚喜。
吳:你所指的是他文字的叛逆還是情感轉換?
羈:文字上與意象上也有,當然他的感情是很真的,感覺他真的有一些情感的衝擊,非要寫出來不可,卻又不是開門見山那種說法,是用一種……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是像我〈「驚艷」的經驗〉(註3)一文中所描述的那種心情。
吳:如果現在你要教書,我是你的學生,你會如何形容這一種心情?
羈:就是突然間打開一扇門,看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吳:這是否文學的陌生化。
羈:對!在我來說,當時真的是難以想象的;就如看粵劇,看到唐滌生的粵劇,會驚歎原來這樣也可以寫得到,有一種驚艷的感覺,一種難形容的感覺,非常直接,因而學習他的寫法。
吳:但這個現代主義思潮裏,葉維廉提過有那種苦悶、無根、無狀的狀態,因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是不著邊際的狀態,用一種語言的叛逆來表達這一種狀態。如果是這樣,你是看他的文字或文學上的震撼來得到啓發,而去仿照受影響去創作,但其實當中的意識形態是沒有一個對文化的叛逆在內,就不是他讓你覺得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苦悶。學校的中文又是如此,現在正好開啓了一個文化的視野,似乎是一個文學的震撼,文字上的驚艷較多。
羈:如果你說是文字或文學上的,我也不反對;但會否心底處也有潛意識在內呢?很坦白說,當時的心態現在要回想起來,也不可做到。如果再要客觀地分析,如你剛才所說的文化因素也不是完全沒有的。好像我一直強調,我唸的是英文中學,沒有太多機會接觸中文,因而在課外與朋友一起搞文社。
吳:為甚麼那麼喜歡接觸中文?
羈:不知道,就是喜歡,我也不明白,但當時認為唸英文中學的人比較優秀,還有唸理科的就更優秀。

流行文化消費介入文社活動嗎?

吳:那其實你也是受當時世界的價值觀衝擊來決定自己的方向。那你有沒有對商業社會或資本主義不滿?
羈:沒有,因為當時完全不體會這個。當時我住深水埗,很基層,卻習以為常,覺得有這種生活已經很好。當然,看到其他人穿西裝到辦公室上班也會羨慕;那個年代的我們都很單純。是這樣平凡的心態,不像吳萱人所說的,沒有想得太多。
吳:當時的文化消費,主要剛才提到文學:看書、報紙、聽粵曲;但聽粵曲也不只是你,當時很多人也愛聽。
羈:也不是。那個年代與我的年齡層聽曲的並不多。
吳:除了看粵劇,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興趣呢?例如電影或歐西流行歌曲。接觸的文化較寬闊?
羈:當然有,我也有聽點歐西方流行曲的,尤其 The Beatles 的歌。當年很多年輕人也愛聽愛唱的。
吳:你喜歡披頭四 The Beatles ?
羈:還有 Cliff Richard、Paul Anka等 。
吳:為甚麼喜歡他們?
羈:他們唱的都是情歌的,很抒情的。那時候很流行的,特別是The Beatles。
吳:電影呢?
羈:電影都是較文藝的類型。
吳:中學的時候看不看電影的?
羈:看!
吳:看甚麼戲?
羈:‘My Fair Lady’、〈八部半〉等。
吳:都是些外語片。
羈:對,粵語長片、戲曲電影等,反而是初中和小學時候看的,後來已式微了。
吳:陳寶珠時期?
羈:陳寶珠時期,我已沒有看了。
吳:看甚麼話劇呢?
羈:話劇主要都是看一些很傳統的。如陳有后(1916-2010)的戲,我記得看過《西施》(註4)等。
吳:那麼「文秀」文社有否辦過一些戲劇、唱歌的活動?我看到是有刊登過劇本的。
羈:是廣播劇,還有錄音帶的,不過已經損壞了;是紅色最原始的大一卷那種。我們還參加過小學校友會,用「文秀」文社名義辦過一些活動,如短劇等。
吳:當時的流行文化有否影響你寫作時候的一些表達手法或情況?
羈:應該怎麼說呢?這兩者我是劃分得很清楚的。當時我也有寫一些很短的粵曲,純粹是娛樂自己的;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我是分得很清楚的。正如我在《詩路花雨》中所說,粵曲是「聊以自娛的最佳消遣」,而新詩則是「對現實生活多作一點反省、一點提升」。

註釋

註1:羈魂:《絲路花雨》,頁135。

註2:《五月花號》是新詩、小說及散文集,收六名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作者的作品,包括余祥麟(即余玉書)、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即盧文敏)、鍾柏榆和張俊英,於1959年由台北紅藍出版社出版。余玉書在台灣創辦海洋詩社。

註3:羈魂:〈「驚艷」的經驗〉一文中的「你」(其實借第二身的對話體寫這段「驚艷」的經歷),對白話詩文始終掀揚不起怎樣的「驚艷」之感,直到中五畢業那年接觸洛夫〈石室之死亡〉開端兩句詩,「便怔住如許繁富稠密的意象、如許澎湃激盪的感情、如許複雜深邃的思路」,於是「決意從古典跨步到現代」。收入《胡言集》(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1993年),頁138-139。

註4:《西施》為姚克(1905-1991)於1957年6月為香港劇藝社創作的劇本。香港業餘話劇社在1963年曾演出該劇,導演雷活然。參http://tran.hkbu.edu.hk/tw/Research/Completed/1962-1970.htm。根據該社社員梁舜燕憶述,當時由她飾演西施,與黃宗保合演。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廿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下)


藍馬時期對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衝擊


吳:「藍馬」時期出現一個發展狀態,壯大了「文秀」文社,或是一個聯合文社的狀態,由一個內部刊物變成一個公開發售的出版物,其實也算是一種飛升,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藍馬」的資料和發刊詞等,都很明顯地對現代主義的跟從及仰慕,而且非常有意識的。
羈:是的,是一個標榜。
吳:可否說一下你們當時意識裏所推動的現代主義,是否就如宣言中所提到是承自《好望角》和另一本《文藝新潮》,因為當中提到《文藝新潮》不再出版,《好望角》也沒了。好像是很有意識的繼承關係,當時未有李英豪事件之前,你們思想意識裏的現代主義是怎樣的?
羈:很坦白說,當時許定銘要我一起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我在一篇文章裏也說,我對甚麼是「現代主義」並沒有一個很具體或是很清晰的概念。我是創立藍馬後才去閱讀那些資料,去看他們介紹的書。我最初接觸到的大多是台灣作者的作品,之後再看其他,最後才「尋根」看一些西方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也是「惡補」回來的,我當時所寫的(尤其〈胡言集〉)只是他們認為的現代,我自己卻不知道。
吳:既然你已經看了相關的書,在你看的時候是如何理解的?
羈:我也理解當時整個現代思潮就是剛才你所說的一種反叛,一種苦悶。當時我們只是十多二十歲,由中學過渡到大學,家庭也有很多情況發生,包括父親要求我外出工作,不希望我繼續唸書。這也算是一種抑壓吧。我對自己的前途另有想法,後來我決定……
吳:他認為賺錢更重要?
羈:也不是賺錢,而是在他的觀念裏,唸完小學已很足夠,我還讀了中學,已過分了,還要唸下去嗎?反而母親大力支持我,知道我是讀書料子。當年很多人唸不成書就一定出來工作,中五畢業已很難得,更可以考「幫辦」(督察)。當時我也考過電燈公司,並請了我。
吳:不過,當時大學畢業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更加穩定。你可有這種想法?
羈:沒有,我只是自己喜歡讀書,想讀下去。
吳:我想問,當時社會上普遍仍沒有形成這種想法?現在的人認為讀大學能多賺錢。
羈:也有這種想法,怎麼會沒有呢?其實,當年中五畢業已很難得,讀大學更是一種奢望。記得當年中大是新開的,港大更難進入。我堅持讀下去,先讀預科,如果進不了大學才再決定。就這樣一直糾結,幸而終於考進香港大學。我想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抑壓。《藍色獸》裏,早期一些詩句也流露這類抑壓,如〈斷夢之形〉中的「他們拭目/待觀我的步伐徐陞若青雲」,就反映這種心態;加上談戀愛,有少年維特的煩惱。所以我覺得現代主義原來真的可以把一些複雜的感情用很新也很深的方式表達,因而迷上了這種表達方式。《藍色獸》就是這樣子醞釀出來的。那時就開始慢慢摸索,甚麼是現代文學,用作品慢慢去體驗,多於純粹從閱讀中汲取素養;加上我對古典文學的鍾愛與認識,就寫出一些屬於自己「古靈精怪」的現代詩。

藍色獸

吳:藍馬於1964年出版了第一本叢書《戮象》,後來卻給李英豪狠批。究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事隔多年,會否有不同看法?
羈:當初出版《戮象》,原意是作為叢書的第一本,因而要招攬更多人,例如路雅、古蒼梧等。誰知李英豪的批評發表後,許定銘和〈激流〉三友就受了很大打擊,尤其給指名道姓針對的蘆葦和卡門等。他們的創作熱誠多少可說是給打沉;後來龍人又離港遠去。
吳:那麼,李英豪事件對你又有沒有衝擊?有沒有影響你在現代主義的發展?
羈:我反而衝擊不大,因為李英豪沒有舉我的詩,覺得他不是在說我。(倒不知是他看不起我,還是覺得我的作品不算現代。)我那時候真的很阿Q,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他的批評包括了我,最多也只佔七份一。正如上文所說,《戮象》出版時,我對現代文學的概念並不清晰,內裏的文章都是許定銘找我以前所寫的;當時我仍是迷迷糊糊地去寫那些他們認為是現代的東西。(我曾有一篇文章是交代過這種心態。)我反而認為,當時是一個好時機讓我認識甚麼才是現代,因而從那時起,我就閱讀更多,並一路修訂自己的寫作風格。此外,李英豪給我的啓發就是,不能學得太相似。我其後所寫的《藍色獸》,雖然有着洛夫的影子,但也有很多古典意象;洛夫當時很反對用古典意象,而我就用了,因為這就是洛夫沒有的東西。我就是這種心態去摸索自己的路。

新生晚報1964年12月30日李英豪對藍馬成員的批評

(馬吉按:另見許定銘〈李英豪的棒喝〉,刊二O一四年六月廿六日本網。)

吳:那就是說,那篇批評把部份社員打沉。他們可有反駁?我覺得許定銘心態上是有反駁的,因為許多年後他仍有反駁。
羈:他並不同意。
吳:整件事當中似乎沒有討論到李英豪所提出的現代主義。他是香港現代主義中一個代表人物,他又是一個評論人。而聽你所說,你們其實也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識;這篇評論無助於對現代主義的認識及交流,也沒去了解李英豪的現代主義的內涵,也沒有看到李英豪的主張,只是覺得他的批評是不要過份模仿。
羈:絕不是這樣的。現在回看,其實他非常強調一點,就是他認為我們只是模仿形式。
吳:即是無病呻吟?
羈:就是無病呻吟!只是得其形而體現不到精神,即葉維廉的那類概念。我們當時真的沒有那種深沉,那份沉重。《戮象》出版時我剛好十八歲,收入文章更寫於十六七歲時,根本未能深切體會。當然,這只是我的角度,並不代表其他作者的看法。那篇批評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提示,也是由那時開始,努力尋找自己的路;可以說,對我的影響是正面多於負面。其實,打不打沉是看你自己的取向。

藍馬現代文學社出版的《戮象》

現代詩抑或新詩的現代性

吳:你曾經提過關於現代詩和新詩的命名,說現代詩已經是過去式,現在的應該是新詩。
羈:新詩是一個broad concept,現代詩是其中某個潮流,就如後來的後現代甚麼的。我就不喜歡標榜太多的用語,所以後來就用新詩來總括所有。
吳:但現時有一些看法:新詩已經沒落了,現在應該是現代詩。
羈:那就是看你用甚麼概念而已。
吳:以當時來說呢?
羈:我所說的新詩,是相對舊詩來說;而這個新詩的範疇,甚至可以追溯至五四的白話詩到現在用這類自由形式的詩;現代詩只是其中一個潮流,等於浪漫主義、象徵主義那類。這要視乎你如何標榜、界定。其實,現在再談現代詩,會不會有點落伍呢?。
吳:現在有個說法:香港的現代性或中國的現代性完成了沒有?若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那新詩發展的狀態就是進入現代性的時候,即是未完成的。這一個現代寫作回溯至五、六十年代,可能在你的文章裏也有寫過,五十年代台灣和香港也有討論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思潮這些,但最後是台灣移植了,而香港好像消沉了下來。可能當中有很多原因有待文學史家處理,但我現在觀察到是,文學與媒體的關係、文學風潮、出版情況,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好望角》等雜誌其實是因為一直不斷的說而說出了它們的經典性出來,但當時卻只出現了很短的時間。
羈:對,只有三期。
吳:而且讀者羣不多,而讀者羣是延伸的,甚至延伸至現在去談香港有否現代主義的時候,大家依然是在看這幾期,就是現代主義完成與否,感覺大家都是認為是未完成的,即是那個討論是未完成的。但回歸到歷史當中,在六十年代,似乎李英豪的討論是沒有把它(現代主義)拉近,至少對你來說,是沒有把它拉近或是拉遠,只是一個個人的文學創作的一段經歷,但你也沒有意識到去幫忙。例如許定銘對此有點生氣,而〈激流〉三子就真的是被擊沉了,而這不是現代主義的擊沉,而是那個文學創作的信心被擊沉了,這就是一個很純粹的文學人的發展歷程,是夠不夠抗壓性和熱情的問題。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鼓勵他們重新站起來,又或是思考現代主義要怎樣繼續這些?
羈:其實我們繼《戮象》之後還出版了三期《藍馬季》,裏面可以看到他們仍有寫作,所以說消沉了也不全對。

藍馬季

吳:《藍馬季》發表台灣作品,更有一篇文章是談意識流小說的。
羈:是吳昊(1947-2013)寫的,可見我們當時不是真的被擊沉,只不過心裏有一根刺在。但,對我來說,影響不大。不過,《藍馬季》到頭來也由於經濟及其他因素影響,尤其當時暴動的背景,終也沉沒了;而我們散了以後也各自發展。我不知道〈激流〉三子去向,而許定銘就轉了去做一些書話,後來還開書店。
吳:他的文章裏也有提到,不想再做現代文學,而要重回三、四十年代,為現代文學追本溯源。
羈:每人有不同取向。那可能是一個影響,但斷不是致命一擊,否則也不會出版那三期的《藍馬季》了。那時候我們依然是雄心壯志的,只不過還有其他客觀因素。我的體會就是這樣。
吳:如果這也算一種發展現代主義的意識。那麼可不可以說,文社發展是一種運動,擊沉它的,其實是經濟和暴動。
羈:也可以這樣說。文社運動的盛衰,原因千絲萬縷,不只是一篇文章,一篇評論可以影響得到的。
吳:據你的理解,七十年代現代主義在香港的發展是怎樣的?
羈:那時候因為已有很多詩刊,走到一個所謂標榜現代詩的年代,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嘗試、不同的風格和路向。如也斯辦《大拇指》、關夢南辦《秋螢》、何福仁辦《羅盤》;當然,還有我們辦《詩風》。
吳:其實,也斯、李家昇、關夢南也曾是文社成員。這代表了轉型是非常明顯的──由文社轉型至媒體。
羈:《詩風》也是。
吳:是一個以媒體為核心的,而不是以社團為核心。雖然以社團來運作,卻是一個刊物,所以是一個媒體。
羈:對!運作與文社截然不同:文社是先有社,才考慮出版刊物;而我們創立《詩風》的時候剛好相反,因為要出版刊物才結社。籌備出版的時候就已是這樣。
吳:但當時的媒體意識似乎不太強,而《大拇指》的意識就強一點。
羈:對!但最初數年以月刊出版,更形吃力。
吳:也有經濟因素吧。
羈:也有其他因素,但這個也很關鍵。我參加了《詩風》半年後就因經濟問題退出了。

(2017年7月18日整理及最後補訂)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九月八日)

2016年1月7日 星期四

李薇婷:八十年詩 做八十年人──專訪崑南、蔡炎培

編按:兩位香港作家今秋八十大籌:蔡炎培曾任《明報》編輯,崑南縱橫報界多年。二人既是寫詩的報人,又是辦報的詩人,以多重身分見證戰時香港、建政時的中國;文革、六七暴動;六四、九七主權移交。香港淪陷,他們沒有離開,一直在港念書、寫作,為香港編過多份報章,寫過的詩與小說,啟發不少作家,是本土文學鼻祖級人物。世紀版邀約二人敘舊對談,話當年、談近作,對談錄連載三天,從他們堅韌的文學生命,探聽不一樣的本土故事。


「詩人回來了!」植字房裏一片喧嘩,迎來這位一別廿一年的前《明報》副刊編輯,詩人蔡炎培。手攜書刊的他,身穿麻布襯衣,頭戴一頂草帽,看見牆上的「明報」字樣時,急忙上前,八十歲的他步伐朗健。蔡炎培在《明報》工作多時,在樓梯裏遇見許多舊同事,大家對他的稱呼,都是「詩人」,他雙手放在背後,緩緩步前,與報館裏頻密敲打鍵盤的急速節奏相映成趣。

步入會客室,看見同樣頂着草帽的崑南,蔡爺笑說:「哈,三隻豬,只差盧因就齊人!」回想當年,蔡炎培與崑南交情不淺,同樣生於一九三五年,從五六十年代寫作至今,每次搖動筆桿,均為香港文學史添加了一篇佳作。兩大作家聚首,自有一股氣勢,讓人心生敬畏。坐在會客室內,筆者不自覺地正襟危坐起來,身處多事之秋,當大家都討論城市保育的同時,或者心繫文學的我們竟忘了,香港文學的前輩作家們,也需要好好「保育」,多留口述紀錄,補充文學史資料中重要的一隅。

蔡炎培

八十不移 繼續書寫

八十歲的蔡炎培,指自己雖已步進另一種生活模式,但仍會寫作,享受退休生活的他,對過往在《明報》的生活依然念茲在茲,回憶錄《明報歲月》亦將於年底出版;而崑南亦繼續手執勁筆,年中出版了兩本結集──短篇小說集《旺角記憶條》和英語小說集《Killing the Angel》。而除了書寫之外,他們亦有自己的閒趣,分別是香港人最喜歡的兩種娛樂,跑馬和星相命理。

蔡炎培邊掏出紙袋裏的書,邊說自己退休後寫得更多:「以前很忙,兩版副刊,專欄版都由我主理,天天都在催稿,像林燕妮的稿,我追得可頭痛了。」書堆中有《蔡炎培自選集》、《從零到零》,均為晚年出版的詩集,蔡炎培說自己對詩的熱忱從未減退:「現在仍寫,這裏許多結集都是退休後才出版的。但生活方式變了,以前把報館當家,現在倒經常出入馬場。」不談不知道,大詩人蔡炎培,是馬場常客,寫得一手好馬經:「過往《明報》馬經版很受歡迎,每逢跑馬,一定賣光。當時的馬經都由我來寫。」聽說當年蔡爺寫馬經,錄音稿總會分頭送到各大報社去,更曾贏得「寫馬經詩人」之譽。

談到崑南的近况,他的活力,連蔡炎培亦自愧不如。除了繼續小說創作外,崑南近年亦不停書寫和研究星相命理,甚至流連於論壇和臉書這類「千禧後」玩物。「我是個沒有電腦便不能生存的人。」崑南說。從「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論壇到臉書專頁「關你星事」,崑南雖年屆八十,仍然緊貼潮流。蔡炎培笑言自己雖然家中有兒有孫,已正式走進休閒的生活節奏,但他認為崑南比自己好命多了,因為他活力過人,至今仍然做着自己喜歡的事。可能蔡爺忘了自己亦是位八十歲的文學巨人,退休後創作力仍舊澎湃,出版數本選集,關心近年不同的文藝活動和運動。就像「香港文學館」的倡議,以及香港文學生活館成立展覽「文學刺青」,亦有他的刺青照片身處其中。古云「七十而從心所欲」,而八十歲的他們,對文學的不移之志,實在比所有美德更令人敬佩。

崑南

一代報人 畢生詩人

生於三十年代香港,六十年代開始活躍於報壇,蔡炎培與崑南對文學的嚮往相近,卻在同樣的文化場域裏,走出兩種路向來。前者一入《明報》便立足副刊廿八年,後者則轉換多間報館,從《中英日報》到《經濟日報》,連娛樂記者都曾經做過。報館所給予他們的不同經驗,或多或少影響他們的創作路向。

「一九九四年老查(按:查良鏞)走了,八月我亦離職。今天重返《明報》,像回家,回家的感覺真好!」蔡炎培對《明報》的感情深厚,訪問中每每憶往,眼眶總見微濕。那時的報館風格,與現在截然不同,蔡炎培一邊參觀新式辦公室,一邊感慨「家」的變化。《明報》對他的影響,緣自「老查」查良鏞:「以前報館同事,每晚都有免費晚飯。老查是《大公報》出身,習慣請所有員工在明報的餐廳共膳。他是個一流的朋友。」或許就是這種家的感覺,讓人來人往的報館多添一份難能可貴的人情味,強烈的歸屬感,致使他留在《明報》副刊工作廿八年。提及老闆金庸的創作,蔡炎培亦深表佩服:「他的小說貨真價實,中國有多少作家能對人性的醜惡這樣了解?讀他的作品,令人不得不寫一個『服』字。」

相比之下,崑南則沒有蔡炎培那般安身於一報副刊,他一直沒有脫離寫稿生涯,而且游走於不同報館之間。不過,他亦明白報館已今非昔比,舊時的員工常常流連報館,不必打卡亦無工時限制,基於對工作的抱負與執着,像蔡炎培一樣,報館之於崑南亦是特別的空間。他笑言在眾多報館之中,只對《天天日報》有歸屬感,因為老闆韋基舜是位深得人心的上司。

也許源於報館的工作需要,致使崑南繼續自己的英語閱讀及寫作習慣。「我總是走來走去,不停寫稿。第一家報館是《中英日報》,創報人的理念是報中新聞能中英對照。我在裏面做翻譯新聞的工作,練習英文。後來到《紅綠日報》,也負責翻譯電報。」與蔡炎培的起步不同,曾經在《天天日報》、《東方日報》、《成報》等紙媒工作的崑南,習慣的是另一種媒體操作方式,或許,這亦是他能不停創辦刊物,追上潮流步伐,創辦文學網站的原因。

蔡炎培

幾近出櫃的詩人

「他始終是創作的人。」對於崑南那繁雜的工作履歷,蔡炎培這樣評價。履歷之多,罪不在崑南,而是香港報界與文壇的各種變化所致,而一邊工作一邊創作,似乎亦是香港寫作人的常態,本土作家們早已習慣左右開弓。「創作最重要的就是生命力,而一個作家要一直寫下去,還要令寂寞也怕你才行。」蔡炎培這樣形容寫作的長征特色,他指出五十年代鼎盛時期出現數百名作者,能堅持的不多,至今仍剩下的更少,「走着走着,人便愈來愈少。」大抵很少人能堅持把詩人當作自己畢生的事業,蔡炎培與崑南是少數,亦甘為少數。「當年的伙伴,有些能徹底脫離文學,我努力試過,但終究脫離不了。」崑南如是說。細看之下,的確,能像崑南這樣的源源不絕地創作的人,少一分活力也不行。在一個年代裏生存容易,窮盡畢生地追尋理想卻很難。

少年時代的崑南與蔡炎培總是形影不離,蔡爺更笑說二人幾乎像同性戀般親近。那是仍然互通書信的年代,二人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而且,崑南更經常邀請蔡炎培到家中作客。提到兩人的年少時期,人不風流枉少年,蔡炎培笑稱崑南在少年時代非常風流:「他活力過人,從小就這樣。當年一行人中,最風流就是他,人稱『真光姑爺』!」蔡爺爆料,非同小可,他指崑南的創作力總是與女性有關,情書和情詩寫得最多。而對「指控」,崑南反指蔡炎培才是情書聖手,一部《蔡炎培情史》,風流詩人的形象迷倒不少讀者。「我和他不同,戲假情真。他全是真的。」蔡炎培招架道,「不過,我們的創作,我敢斷言,一定有戀母的成分在當中。」蔡炎培引崑南一首關於故居的詩來說明「戀母」一事,詩中提及崑南回到皇后大道東的故居,現已變成公園,「詩的結尾很特別,希望下世仍然十月懷胎,感受母親的愛。」蔡炎培補充。

自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的蔡炎培,亦深感母親的偉大,他自言因此對女性特別尊重。

「中國文學是女性的文學,你看中國古典詩詞當中,常常提到妻子、妾身來自况,這是我個人的文學偏見。」蔡炎培認為,自己的創作全因為情人而成:「沒有一個心愛的女人,我根本不能創作。我大半生都因為一個思念而活着。」提到自己以前的情人,以及現在心愛的妻子,蔡爺的笑意盈然。同樣喜寫女性的崑南,則笑道:「我是戲真情真,像我那本小說集的名字,《戲鯨的風流》。」

(標題為編輯所擬。三之一,明天續)

Profile.崑南

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第一本小說《地的門》,半世紀內三度出版。第一本英文小說,《Killing the Angel》,在澳門出版。第一間報館工作是《中西日報》,最後一間是《經濟日報》。《2012:我在哪裏》,2011年出版,但不是崑南第一本占星著作,今天,臉書是崑南的日夜棲身之角落。

Profile.蔡炎培

廣州人,二戰前移居香港。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網絡》詩作獎全國公開組詩組評審。詩集近著《從零到零》、《雅歌可能漏掉的一章》。小說文集有《上下卷》(與朱珺合著)、《日落的玫瑰》。一九九三年獲選英國劍橋傳記文學中心第十屆名人,二OO三年獲選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二OO五年獲北京民協授予中華優秀文藝家紅木獎,二OO七年獲北京教協授予「人民作家」金質獎章,二OO八年獲北京文學評審中心授予終身成就獎。

(《明報》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一日,轉貼自《評台》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二日。)

編按:兩位香港作家今秋八十大籌:蔡炎培曾任《明報》編輯,崑南縱橫報界多年。世紀版邀約二人敘舊對談,話當年、談近作。昨天,二人提到昔日縱橫報界的生活與詩歌創作的實踐,對談錄連載第二天,他們談談文學生態的變與不變,談談他們不滅的文學夢想。


相識多時,蔡炎培與崑南經常在文章裏交流文學理念。談到過往文壇,崑南當年義憤之下,寫了一篇〈養不起文學的社會〉作《文學世紀》啟首語,引來多方迴響,蔡炎培亦為回應者之一。「社會能否養起文學」的話題,爭論延綿至今,答案仍然相對負面。

「社會的確有改變,但是,這與養起文學尚差很遠。文學畢竟是小眾的。」崑南這樣說,「不過,時下的社會,往往出現特別個案,例如許驥就能依靠寫文章來生活,甚至養車養家。」對此,蔡炎培表示驚訝,他指自己不諳電腦,不懂得網上作家的潮流,卻知道香港社會從來亦養不起作家。「這是台灣與香港最明顯的分別,台灣養得起周夢蝶,香港卻養不起柳木下,就是這麼簡單。」事隔多年,蔡炎培的慨嘆與當年一樣,認為香港是個重商社會,文學從未受重視。崑南進一步指出:「香港人把文字看得很低。」他認為就算多了藝發局的資助計劃亦無補於事,文學繼續位處邊緣,是港人習性使然。

文學雖然一直小眾,但崑南未嘗沒有做過成功的嘗試,《香港青年周報》當年是最暢銷的周報,能夠賺到一定利潤。蔡炎培笑說崑南當年能置業也全仗《香港青年周報》。談到這裏,崑南反問在場的人,香港文學的生存空間是多了抑或少了。此問題的答案,若與《香港青年周報》的時代相比,似乎不增反減,實在令人惋惜。「在占星學裏,這一切都是命運所至,文學的走勢亦然。」崑南下此定調,蔡炎培微微點頭同意,並指出自己一生都跟隨命運的推使,從來沒有計劃。被問及二OO三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對他可有改變,他苦笑指人生中不斷創作,對名利看得「很化」,就算有提名,亦不代表什麼。他邊說邊輕撫桌上那本中英對照版本的詩集《中國時間》,說:「說到底,唯一影響可能便是令這本詩集能夠再版。」儘管如此,蔡炎培依然一路堅守詩路:「這二十首小詩,我以《清明上河圖》的方式來寫,希望組合起來能合成一首大詩。」這本由眾多文人合作翻譯的詩集出版之前,蔡炎培曾經一度懷疑自己和恐懼前路。抱着不知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幸好同代之間強盛的創作風氣把他的不安穩定下來。他說:「我常常認為,作家與時代之間的關係應該非常緊密。時代是無形的,它會推着你向前走下去。」

蔡炎培當年引用瘂弦的話來形容自己身處的時代,他笑言這是非常自信的舉動,「瘂弦的話,『我們並不太輝煌也並未可知』,其實是相當自信的話,代表我以後必定輝煌。」他指自己至今仍然相信,詩在中國文學裏佔有很崇高的位置。在古代中國文壇裏,詩的確備受推崇,但舊時《明報》副刊卻從來不讓刊詩。「那時詩是票房毒藥,一定不讓刊登。時代不同了,許多發表的機會和方法,現在的《明報》副刊亦有詩的欄位。」蔡炎培表示,時下的年輕人有許多想法,想寫本土便寫本土,而且詩人群體愈來愈年輕。談到這裏,蔡炎培岔開一筆:「說起來,若是讓我選你的詩,我一定不選〈布爾喬亞之歌〉,而是選你的〈賣夢的人〉。」崑南認為蔡爺的見解獨特,而筆者深深明白,詩人看詩人,往往能看出常人看不見的視角來。

崑南:「文學是種信仰,星座亦然」

這次訪問裏,崑南亦帶來許多舊時的出版物,當中包括自己參與其中的雜誌報刊。當中一份《香港青年周報》的「星座情報」,掀開崑南對星相命理的熱情。崑南指出《香港青年周報》是《華僑日報》以外唯一一份願意刊登星座文章的園地,專門為青年讀者而設,是當時的流行文化一部分。時下的人仍然嗜談星座,但對崑南而言,從舊日到今天,星座遠卻不止於談,而是一種學問與信仰。他鑽研星相,寫占星故事,從而尋找自己一直希望書寫的三部曲小說的題材靈感。他說星座之於他,是文學以外的另類出口:「對星座不是情迷,而是人生某段低潮期的出口。以前喜歡文學,認為文學可以解決許多人世間的問題,突然某段時間,發現一直書寫,對世情卻無任何影響,便另尋出路。」這段人生中的低潮期,崑南對文學創作感到灰心,無力感襲來,幾乎令他撤底放棄文學:「當時覺得文學根本無用,反而許多問題可以從星座當中找到答案。原來宇宙間有一種力量,與人的命運有密切的關係,於是便喜歡星座,甚至變成另一種信仰。」

二OO一年,崑南久隱後復出,引來傳媒報道及文壇一陣討論。這場退隱與復出,一直像個謎團:「試過十年間完全不接觸文學,若非心癮被挑起,可能不再寫作了!」一問之下,才知道因為陳智德尋訪崑南,這場訪問的衝擊,再加上葉輝的說服,令停止創作達十年之久的崑南重出江湖。同年他與葉輝、陳智德及廖偉棠合作創辦《詩潮》,再一次掀起文壇的詩風,猶如一九五五年的《詩朵》一樣。

不同時代的世情觀照

「你應該談談《詩朵》才對,現在的人只懂《文藝新潮》,卻不談《詩朵》,實在可惜。」提到崑南復出文壇一事,蔡炎培插嘴,指出一九五六年從未有專門的詩刊,崑南、王無邪等人創辦的《詩朵》是重要的拓荒者,所以具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現在一提及五十年代的刊物,定必提及《文藝新潮》,但是,《詩朵》甚至比它更早創刊出版。不過,崑南說:「《詩朵》創刊雖早,卻不如《文藝新潮》那麼重要。說真的,到現在仍未有任何一本刊物能超越它,實在神奇。」時代一直進步,過去要以同人刊的形式創辦刊物,現在刊物的規模相對擴大了,蔡、崑二人卻感傷於為何仍未有超越《文藝新潮》的刊物出現,「這是命運,是時代使然,要有合適的時機才能出現這樣一份刊物。」崑南在機緣之下認識王無邪,一拍即合,便開始籌備《詩朵》。他笑言兩人一樣是「番書仔」,看許多外國文學,希望在香港合辦譯介外國文學的刊物,「那時出版刊物沒有發行機制,只好自己踏單車送書。」崑南覺得自己當時很「戇居」,但正如蔡爺過去所言「每一個世代總有一兩個『不三不四』」,才能成就一個時代的輝煌。

活在仍然敢於發表「宣言」的年代,崑南創辦不同的文藝刊物,不捨晝夜。《詩朵》之後,一份〈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宣言〉放在面前,紙已泛黃,但崑南對當時的記憶猶新:「當時創立文社或學會,很習慣發表宣言,將自己的理念告知天下。那是個文社極盛的年代。」當年由崑南、葉維廉和李英豪等人辦的「現代文學美術學會」,出版了協會機關報《新思潮》和《好望角》,均為研究香港文學重要的刊物。當年,崑南負責譯介外國的文學或美術相關的文章,由此看來,他作品中一直以來的深厚的外國文學根底,實在其來有自。他把文學視為信仰,認為:「文學與藝術,都是一種自發的行為,有些人天生便擅此道,不能亦不必強迫。只要喜歡,慢慢就會成為信仰,支持你繼續走下去。」

「時下的各種問題,例如光復行動等,只是社會聲音不同,少不免的。香港有什麼呢?總不會亂的。」蔡炎培說,「我從來覺得香港是個福地,起碼不會有海嘯,也不處於地震帶。人總是各自有各自的聲音。」對於社會情况,蔡、崑二人各有勘察。成長於戰時的他們,對日本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辛歲月記憶猶新,不同時代,世情的相異是必然,但最重要的,反倒是人自身對世界的觀照。

過往寫文仍能為生,蔡炎培說,五十年代寫一千字可取十五元稿費,若投往《今日世界》這類綠背刊物(按:綠背即綠色資金背景的刊物,由美國提供資金),則稿費更高:「當年在青年會吃飯也只是個三銀紙,兩餸一湯。到百老匯看戲,前座五角左右,後座一元。」當年崑南亦是四處寫稿為生,年紀輕輕,名字已見於不同紙媒之上。蔡炎培亦指今天的報紙已走得很前、變化萬千,「過往的《明報》副刊內,一定不會有政論,政論全文在『論壇版』。以前兩版副刊只需要填格仔,找不同的作家來寫小說,填滿馬上排版、印刷。」這代表社會對時事的關心多了,過往副刊的消閒性質有所改變,愈來愈多人透過副刊文章為自己發聲。過往的言論尚算自由,蔡炎培說,「論壇版」只有一個要求「事實不容扭曲,意見大可自由」,大家在此框架下自由撰文,只是版面之間涇渭分明,互不相侵。也許,亦正因在這個情况底下,才能出現過去副刊裏繁華的文字世界。

就算進入了電腦時代,蔡爺對報業仍抱樂觀態度:「說報業是夕陽工業,其實言之過早。不說《大公》、《文匯》這類報紙,大報如《蘋果》、《明報》很難倒下的。例如《蘋果》在台灣,整個文化生態給顛倒了,時代雖變,但報紙亦緊隨着變化的。」可以說,蔡炎培認為,世情的關鍵在於人,人要懂得觀照世情,才決定怎麼作抉擇、調節甚或改變。亦正如他所言,時代是無形的,難以估計,要尋找出路,還得靠人的力量。

(標題為編輯所擬。三之二)

(《明報》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二日,轉貼自《評台》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三日。)

舊時代的新聲 新世代的舊情

編按:兩位香港作家今秋八十大籌:蔡炎培曾任《明報》編輯,崑南縱橫報界多年。二人既是寫詩的報人,又是辦報的詩人,以多重身分見證戰時香港、建政時的中國;文革、六七暴動;六四、九七主權移交。世紀版邀約二人敘舊對談,話當年、談近作。今天是對談錄連載最後一天,談到文學發展的路向,談到他們對這個時代的看法。

蔡炎培(左)、崑南(右)

提及時代,蔡炎培、崑南二人都不禁感嘆。五十年代的文人群體習慣相互討論、互相扶持,只消集合三、兩文友,大家志趣相同,就能成一事業,組成文社、創辦刊物。「現在的人或許比較現實,對生活的要求高了,反而對理想沒什麼感覺。」崑南說,「時下沒什麼人願意『戇居』了,談夢想需要一點傻氣,不計較。」六十年代文社風行,喜歡寫作的人自然而然便走在一起,追求自己的文學信仰。蔡炎培則指出:「現在的年輕人要起步,比當年容易得多。」當時的青年人只能接觸五四時期的詩人,但現在只要步進圖書館或上網搜尋,自然能閱讀到更多不同類型的詩,比以前幸福多了。不過,他卻認為,正因為當時的人能接觸到好詩的機會不多,自然對閱讀甘之如飴,反而現在太多玩物能令年輕人分心,很難認清自己的志向。時移世易,一代又有一代的困難存在。

「我歡喜《明報》,因為它尚算一份知識分子的報紙。一個人定必有理想,有抱負,寫詩的人,寫個二三十年,未必被承認作詩人,但人只要願意做實業,定能做出成績來。」蔡炎培的話裏,透出濃厚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取態。他提到好友蔡浩泉曾經取笑他,說他除了寫詩外一無事處,而這一句話,蔡炎培亦是認同:「他說得對。不過,多少人能堅持寫下去?有多少名字能在文學史中被拯救出來?」自古「立功、立言、立德」,「立言」總是最虛幻的。

然而,蔡炎培對「言」的功能,卻有別於他人理解:「我們寫詩的人,盡詩人的責任很容易,但要完成藝術的任務卻永遠地艱難,只有望主垂憐我們的運氣不太差。」在過去的訪問中,他曾提到世界上有兩種詩人:「我認為有兩類詩人,有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也可以有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例如六四時那位用身軀阻擋坦克的王維林就是不用文字記錄的詩人,是不寫詩的詩人。」事過境移,但蔡爺的信念不遷,他仍然認為世上有兩種詩人,而且不斷在歷史的巨流中出現。

對此,崑南笑說自己寫詩或寫小說,均屬於較個人性的傾向,不像時下的詩人,喜好將時事日常入詩,回應社會,回應時代。「寫詩抑或寫小說,對我來說有點拿不定主義。不過,寫小說亦可包含詩在其中,甚至包括散文。純粹寫詩的話,似乎很有限制。」崑南說,曾經以寫詩的方式來寫短篇小說,例如最近出版的《旺角記憶條》中,亦有以這種方式寫小說。一直以來,崑南對寫詩、寫小說作了許多不同的嘗試,但他認為自己沒有詩人的氣質:「一個詩人要看氣質,你只要聽蔡炎培朗誦自己的詩就能明白,他能透過詩來傳遞自己心中最深厚的感情,我卻不行了。」他指自己與蔡炎培的氣質完全不同,蔡才是詩人。

從廣義來看「詩人」一詞,其實所有追求文學、藝術或最高理想的完成的人,都是詩人。蔡炎培一生傾心於「文化中國」的想像,畢生寫詩之餘,亦對人的最高理想的完成有更深的體會。筆者認為,蔡炎培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將兩種「詩人」的概念合而為一。「我很重視中國深厚的文化根基,文化上我是屬於祖國的,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分,沒有商榷的餘地。我是中國人,這並不羞恥。」蔡炎培說着,淚水溢出眼眶,對於他來說,香港人對文化的不認同,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排拒,是很不合理的事,「只要你知道中國幾百年、幾千年的文化是如何走來的話,你定能多一分諒解。」蔡爺愈說愈激動,連連拍案,已顧不了拭走臉上的淚水,「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希望你們亦能相信。」崑南在一旁聽着,良久不能發一語。這種不自覺的沉默,或許皆因崑南理解蔡炎培的執着。能夠保存如此純粹的執念,或許有人會說,蔡炎培食古不化,又或許,那是勘破世情後僅存的一點真心,是在紛擾的時代裏,用以保守自身信仰的一道門鎖。訪問到了這裏,我忽然想起讀過蔡炎培一首寫給崑南的詩:

門的哲學──寄崑南

大風起兮
通過那一度門
你我收到的書函
標點符號容或有出入
福克納式的長句
翻出來的藍調
派誰推開那度門
你或我
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門
娜拉走了
那一聲默然的門掩
流浮山腳
有許多夠鎘的肥蠔

是的,重要的是門,時代就這樣流轉,是誰推開那道門,並不重要。訪問結束,我推開會客室的大門,在現代化的新式辦公室裏,灰色地氈悄然消隱了蔡炎培與崑南那本應盛滿八十載回憶的厚重的腳步聲,我是否應該期待有誰來掩門?前方,蔡炎培輕拍崑南的肩,大聲說道:「真好,回家的感覺真好!」我轉身,把門關上。

(《明報》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三日,轉貼自《評台》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2015年7月16日 星期四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八

《文海》半月刊


《文海》半月刊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出版的文藝期刊,從手邊的合訂本第一集知道,此刊創辦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出至一九五三年二月的六期,為合訂本;並決定自第七期起,改名《文海新星》。可惜此刊坊間甚少,餘刊至今未見。

《文海》為十六開、二十四頁,後增至二十八頁的綜合性刊物,其重點在三篇連載:文道的《零落紫荊花》,是以華南農村和本地社會作背景的寫實小說;江楓的《緋色的創痕》則是以偵探、奇情揉合的流行小說。牛夫的《天涯情俠》據說是譯寫的「半創作」,以俄國貴族及英國青年愛戀的外國情調吸引讀者。此外,每期還有三幾個短篇小說,和古事今話、希臘神話、舊詩歌雜論、寫作雜論……等專欄,其特別之處是每期均撥出三至四頁刊《學生文藝》約十篇,對培育新人作出貢獻。可惜的是這些學生的文章,水平甚低,當年香港學生文壇上的「猛人」:崑南、盧因、蔡炎培等均不見投稿。

《文海》不署編者姓名,每期出現的巴山、文道、江楓、杜克楓、黃梅月等,全不是當時知名的文人,內容亦甚普通,這樣的「小圈子」文藝期刊,在香港難以立足,看來其出版歷史不會長久。《文海》內頁經常有「徵求美洲和南洋各埠有文藝價值的圖片和有關各地僑胞生活特寫」的告白,看來是本外銷雜誌。

《文藝新潮》


《文藝新潮》徵文比賽揭曉

《文藝新潮》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水平相當高的純文藝期刊,大三十二開本,每期八十多頁。它創刊於一九五六年三月,至一九五九年五月的三年另兩個月間,僅出版十五期。據說是為了此刊賺不到錢,幕後人興趣不大,視為「贊助性」刊物之故。

《文藝新潮》是由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早有文名,並曾創辦純文學期刊《文潮》的詩人馬朗主編的。他在創刋辭《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到我們的旗下來》中,明確地指出:《文藝新潮》是一切理想的出發點,是敢於哭、笑、歌唱,並敢於說話的烏托邦。事實上,《文藝新潮》是香港舉起第一面文藝旗幟的園地,她讓齊桓、徐訏、劉以鬯、馬朗、貝娜苔、李維陵……等作家在此展示其精品,並培養了崑南、盧因、杜紅……等接棒者。

《文藝新潮》除了鼓勵新一代創作,還向讀者介紹世界文壇大勢,編過法國、意大利、日本、台灣等文學專號,又辦過《三十年來中國最佳短篇小說選》,選刊並推介沈從文、端木蕻良、師陀、張天翼和鄭定文的短篇。最難得的是她辦過一次由徐訏和丁文淵作評判的「文藝新潮小說獎金」徵文比賽,得獎的三名順序是台灣高陽的《獵》,香港盧因的《私生子》和波臣的《風》。高陽當時還不是名家,其後成就有目共睹。盧因現時是著名的海外華文作家,只有波臣未見持續,不知是否另有筆名?

《博益月刊》


由黃子程主編的《博益月刊》,是一九八O年代質和量都非常厚重的文學期刊。一九八七年九月創刊,至八九年九月停刊,共出二十三期。

《博益月刊》為大三十二開本,近二百四十頁,每期能容納近十萬字。這是本以文學創作為主,文化評論為副的期刊。當時海內外及香港的名家:白先勇、西西、絲韋、亦舒、舒巷城、侶倫、戴天……均曾為該刊執筆。創刊號上有個《當年佳作》的特輯,選刊了亦舒一九六O年代發表於《海光文藝》的傑作《滿院落花簾不捲》,並由陸離撰文《每次重讀,都有淚意》點評,單看題目已叫人動容。後來的期號裡,還選刊了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陳炳藻的《裏外流》、綠騎士的《綠騎士之歌》 ……,這些作品最早都發表於銷量不多、不受重視的文學刊物上,在《博益月刊》上重刊,能以「博益」的地位爭取得更多讀者。

他們還在一九八八年辦過一次「《博益月刊》小說創作獎」得獎順序是裴立平的《黃梅天》、陳文貴的《雞屁股風波》、柯達群的《盲女》,連同幾篇優異獎,都在月刊上發表,為文學新進開墾了一塊新園地。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辦純文學刊物是政府及大企業家回饋社會的責任,然而,我如今還在懷念二十多年前的《博益月刊》。

「亞洲出版社」的書


「亞洲出版社」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綠背文學」的重要出版社,因有外地大量資金支持,封了「蝕本門」,故能不計成本勇往直前地不停出版。他們出版的書類有:報告文學、學術著作、專題研究、文藝創作、人物評傳……等。

學術著作和專題研究類頗有些重要的著述,像:唐君毅的《心物與人生》、羅香林的《歷史之認識》、殷海光的《邏輯新引》、胡秋原的《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余英時的《民主制度之發展》、馬彬《轉形期的知識份子》、孫旗的《論中國文藝的方向》……,都是極具份量的著述。

我比較注意的是他們的文藝創作,這類書亞洲出版社出得很多,隨意舉些名家的作品,即有: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南宮搏的《江南的憂鬱》、黃思騁的《代價》、齊桓的《偉大的序幕》、沙千夢的《長巷》、易君左的《祖國山河》、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這些作家們的作品,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如今大家見到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是第一本以調景嶺作背景寫的愛情小說,頗受歡迎,兩年即可再版。

亞洲出版社結業後,他們的書遍佈港九的舊書店與地攤,一九六O年代多賣五角,如今是五十塊都買不到了!

具「飄口」的《勁草集》


除了毛邊本,一般圖書的三邊都是切得齊口的,只有極少數裝幀得很精緻的書,會在三邊都突出約二至三毫米的「突邊」;這種突邊,有個甚少人知的術語叫「飄口」。凡具「飄口」的圖書,幾乎都是「軟精本」,即是在封面、封底及書脊內都加了軟卡紙,使圖書的外觀挺直,加上「飄口」的保護,書籍美觀而耐用。配上這些裝置,圖書的成本自然提高,不是很特別的書,出版家一般都不肯下重本!

大家現時見到的張千帆底《勁草集》(香港新地出版社,一九六O)就是本具「飄口」的小書,薄薄的才不過一一二頁,但漂亮的書衣卻十分吸引:堅挺於蔚藍雲層下與疾風中的勁草,從封面一直延伸至書後,在你們見不到的封底,還有一只直衝雲霄的小鳥,隱喻引人沉思!

《勁草集》書分三輯,收十三篇與中外文學及書畫有關的雜文,史復(羅孚)在序中說這些「魯迅式」的雜文是疾風中的勁草,「它是有勁頭的,讀起來,我們確也感到一股股勁,一道道力」。

張千帆(?~1971)原名張任濤,一九五O至六O年間活躍於香港文壇,致力推動文化事業,當年的文學雜誌《新語》、《茶點》、《鄉土》及《文藝世紀》,都是由他主催出版的。

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不悔的烈火青春

不悔的烈火青春
陳文發


我們依然約在初次見面的紫藤廬門口碰頭,十點前我先抵達巷口旁的騎樓下躲雨,我的頭像是來回轉動的監視器,以半圓形弧度左顧右盼,不知他會從哪個方向出現,紫藤廬已陸續有幾位外國訪客,在門外以手掌遮擋眼前的雨滴,眼巴巴地等待鐵雕鏤空的大門被推開。

記得那年與劉大任見面,我們坐在紫藤廬庭院中紫藤下的石桌石椅上,閒聊他寫作的近況,他談起正在寫「枯山水」系列作品,預計要寫二十二篇可以成書,我說:上禮拜在人間副刊看到您發表的散文〈孤鴻影〉,他說:那篇不是散文,是「枯山水」短篇小說系列中的一篇,當時我相當尷尬的拿起相機,將眼睛遮掩於相機鏡頭後方,他解釋的說:開始寫作因受秀陶、商禽等朋友的影響,基本採用散文詩形式,不久就發現自己跟他們不同,他們包餃子,最好吃的裹在最裏層,而我生性像攤餅,核心越攤越大,小說散文化,從一開始便決定了。我邊聽邊透過鏡頭捕捉他當下神情,突然有一位女侍在我後方叫着:先生,先生你不知道紫藤廬未經申請不得拍照嗎?我轉頭回她說:我真不知市定古蹟不能拍照?紫藤廬不消費不是也能免費參觀嗎?何況我們是在屋外庭院裏,為什麼不能拍照?劉大任起身緩頰對她說:我同你們老闆是老朋友,我們拍幾張照片就走人,那女侍才塌卸臉上猙獰的線條,轉身離開。

監視器鏡頭偵查了好一會兒,終於鎖定左前方那人,一隻手撐傘另隻手叼根香菸裊裊,在雨中邊走邊吃菸朝紫藤廬走來。淡紫毛衣、淺咖啡絨質長褲,顏色愈走來愈清晰,走近前他已將手上的菸捻熄,我向他走來灰黑天然挑染的頭髮、金邊的鏡框、灰黑的短鬍,揮手。雙方招呼微笑握手後,他說:文發好久不見,我們找間咖啡店坐坐聊聊。

我帶他走向泰順街和平東路口的咖啡店,沿途一縷香菸游離氣息散發於空氣中緊緊跟隨。一路上我告訴他,駱以軍就住那條巷子裏、羅門蓉子住對街路口、王渝的老家就是這條巷子裏那塊正蓋起高樓的工地,他邊走也邊憶起,年輕時也到過王渝老家。

他折開奶精球封口,緩緩沁入黑咖啡中,我說起邱剛健在北京病逝的消息,他說:接到你的訊息之前,邱的太太已從北京給我發信告知噩耗,幾個月前還與邱聯繫,知道他近來心臟不好,沒想到他走得那麼快。

邱剛健病逝的消息在網路上流竄同時,直覺「邱剛健」這名字好熟悉,想了許久,才記起劉大任曾說過,因邱剛健的一句話,讓他決定從香港返臺,投入《劇場》的行列。劉大任談起邱剛健,想到他幾個月前在人間副刊上發表的〈《劇場》那兩年〉,他說原與邱在臺灣並不相識,1962年他們兩人都獲得美國國務院獎學金,先後抵達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就讀,他讀哲學而邱讀戲劇,剛好邱的課程作業需要製作一齣戲劇,他便被邱拉去幫忙而成為莫逆之交。

1964年劉大任離開夏大回臺前夕,經同學介紹轉往香港,在熊式一創辦的「清華書院」任職註冊主任並兼文學批評教師,劉大任的外祖父胡浩與熊式一是年輕時的朋友,而得以在香港受到熊式一的照顧,借宿其辦公室中。有一天邱剛健忽然來到香港敲他辦公室大門,邱見到劉大任就說:你們這裏怎會有人說標準的京片子?原來是邱找錯樓層,按錯了門鈴,出來應門的正是左翼長城電影公司老闆的女兒夏夢。他與邱在香港相聚幾天,邱提出回臺計畫,邱說:臺灣實在太落後了,落後國外幾十年都不止,正準備回臺招兵買馬,為臺灣引進西方思潮,創辦《劇場》。邱問他說:你留在香港幹甚麼呢?不如回臺灣加入《劇場》。劉大任說:我後來因無法忘情臺灣文藝圈的朋友,而放棄香港的工作決定回臺,也辜負了熊式一的栽培。

回臺後,邱拿了貝克特在1953年轟動整個巴黎戲劇界的成名之作《WAITING FOR GODOT》給劉大任翻譯,他動筆翻譯時也將自己內心對臺灣當時的感覺以及兩岸冷戰對峙的情境給譯進劇裏,他舉例說,比如「GODOT」按音譯的話是「戈多」,他仿「佛陀」推敲譯成「果陀」,最後他將劇名譯成《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幾十年來在臺灣陸續出現各種中譯本,劇名《等待果陀》仍被沿用至今。劉大任說:當時為了把自己的理念譯進劇裏,使得翻譯進度緩慢,邱急着將《等待果陀》推上《劇場》,邱遂決定自己動手翻譯第二幕。

《等待果陀》刊出後,由邱剛健導演、黃華城舞臺設計、李至善策畫,莊靈攝影、劉大任負責前臺事務。劉大任說:《等待果陀》上演之前,先由黃華成的《先知》一劇開場,那位將銅鑼敲得粉碎的人就是陳映真。演出前後,他寫了〈演出之前〉、〈演出之後〉,而陳映真寫了〈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三篇文章反映了當時同仁間的意見紛爭。《果陀》一劇演出後,《劇場》成員間形成對立,各持己見最後決裂。邱剛健與黃華成主張全盤西化、顛覆傳統,而陳映真與劉大任則認為臺灣的現實環境上有其關懷存在的必要性。劉大任記起黃華成為自己在中華商場展出而寫的〈大臺北畫會宣言〉,宣言中有一條:反對共產黨、更反對假共產黨,他說:「假共產黨」,暗指的就是陳映真和我。

1966年劉大任與陳映真離開《劇場》,加入尉天驄與姚一葦籌劃的《文學季刊》。劉大任記得陳映真在《文季》創刊號上發表的〈最後的夏日〉,是陳發展現實主義創作的第一篇。他離開臺灣之前,也交出了一篇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落日照大旗〉。

劉大任談起最早接觸到所謂的現代主義,是五零年代後期,小圈圈中互相傳閱,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可能是香港僑生帶進來的,他約看過七、八本。《文藝新潮》推崇現代主義,以小說與詩創作為主,期刊中大量使用現代主義畫家布拉克、馬諦斯、畢卡索、克利等畫作來配文章。他透過閱讀《文藝新潮》,才自己去找書來讀。之前他讀的多是舊俄小說、日本小說、紀德、約翰•克里斯多夫、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中國三十年代作品以茅盾、魯迅讀的最多,他至今都還能感受當時讀到吳組緗的幾篇短篇小說的震撼。他說:《現代文學》譯介卡夫卡作品,就比《文藝新潮》晚了兩年。

劉大任談起《現文》,我問:您當年認識白先勇、陳若曦嗎?他說:我比他們大一屆,我讀哲學系、他們讀外文系,我知道他們但不熟識也沒接觸,我始終是《文季》的成員,當時《文季》小集團與《現文》小集團是不太往來的,雙方之間幾乎是有點不太尊重的感覺,但我也曾將第一篇散文式小說〈大落袋〉投稿給《現文》。我說:兩個小集團不太相往來,為何還投稿給《現文》?他回說:當時天驄說下一期交一篇小說,我就交一篇給《文季》,有多寫的小說稿就投給外刊,當時倒是沒有那麼清楚的界限。

劉大任於1966年離開臺灣,前往柏克萊就讀政治研究所,1968年陳映真等人因『民主臺灣同盟案』被捕入獄七年。劉大任談到這段黨政高壓控制思想年代的往事,他說:讀書會事件我也牽涉在內,要不是我早兩年去了美國,可能也跟陳映真等人一起被捕入獄,那時我已上了黑名單。劉大任當時並非讀書會核心成員,只參與外圍活動,他仍清晰地記得,很早就在讀書會中,親眼目睹彭明敏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

我問:陳映真出獄後您們有聯繫嗎?他說:有地。陳映真1975年被釋放後,劉大任在美聽說陳映真比從前更左、更黨派化,他認為可能是陳映真在獄中與難友間的患難之交,覺得應對他們有所責任,所以出獄後繼續搞政治這條路,以統派的面目出現。他說:我對陳映真為人了解,他搞文學絕對是第一流人才,搞政治絕對是末流,他不適合搞政治,政治把他給毀掉了。

劉大任為了勸陳映真冷靜下來,寫了〈長廊三號〉,故事開頭由陳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結尾接起,當時他因黑名單的關係無法在臺發表,而間接請張系國將文章帶回臺交給白先勇,以筆名「屠藤」在《現文》復刊第四期上發表,發表時加了副題「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他解釋的說:陳映真發表〈康雄〉是以筆名「然而」發表,現應少有人知。他說:「長廊」與「蟑螂」當時在海外的英語拼音都是「Chang Lang」,他希望陳映真了解,「外表看上去很漂亮的東西,也有它骯髒的一面」。我問:陳映真有看到嗎?他回說:有地,陳映真看到了,還託人帶給我一張便條紙,上寫「你的思想太灰色了」,發表〈長廊三號〉後,海外的左派,很多人對我很不諒解,李黎甚至還寫文章公開罵我。

三年前在臺大旁的7-11喝咖啡,我問他是否有寫作回憶錄的計畫,尤其是七零年代全球華人響應的保釣運動,當時他回應說:保釣運動的確是有很多值得寫的,但有些事情現階段還不好公開,但曾在《蜉蝣羣落》中,以小說形式處理了一小部分。這次我再度詢問他是那些內容還不能公開呢?他說:很多人都還在世,不好寫。他記憶起那個年頭,全美的校園反越戰氣氛濃厚,天天都有人示威遊行,各種各樣的團體,互相討論與辯論,簡直是熱火朝天,那時候不只是海外華人連美國大學生也都認為美國是邪惡帝國,根據當時的訊息,美國在越南投下的子彈、炸彈不說,光使用水泥數量就足以將整個越南糊成一個巨大的籃球場,你看有多厲害,臺灣就是當時水泥工業發展起來的。

劉大任說:保釣現在看來有它的正面與負面,他認為正面的影響很大,歸納為三點,一,保持釣魚臺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它的爭議性,七零年代如不吵的話,美國將釣魚臺交給日本就變成定論,二、至少先從海外的知識份子做起,不要怕威權統治,要打破白色恐怖對人類的威脅。敢站出來示威,反對不合理現象,保釣也有其貢獻。三、正面提醒,不管海峽兩岸哪一個政權,只要是執政的領導人都不可在主權與領土的問題上,軟弱、掉以輕心。

但也有它的負面,劉大任說:知識份子只要牽扯到一點權力,就會形成小圈圈,意見不合就互相排斥、攻擊,有時還採取不光明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地,特別是在保釣後期,左派與右派,大家都好像要與某一個政權認同,分成兩邊水不容火,彼此污衊了,就像今天臺灣的藍綠對立一樣,因為在海外沒人管,可能更過之而無不及。我問:您那時是靠左?他說我們是最早被扣上紅帽子的人,保釣當時我們出了油印刊物《戰報》,主張:不管釣魚臺是屬於臺灣、中國或宜蘭的,就是要爭主權、要打破白色恐怖,這點就得罪了臺灣的執政黨,所以那時壓力非常大,但我們的立場是中間偏左的知識份子活動,成員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黨員。

他回想當年保釣運動,還是相當純潔的學生運動,全都是自掏腰包,有的人搞到失業、失學,像他在校外搞了一年多,最後連工作都丟了,博士學位也沒拿到,保釣改變了很多人一生的命運。

我問:您年輕時有左的思想,沒想過也跟陳若曦段世堯一樣回中國?他說:我年輕時認為中國是代表正義的一方,雖然有左的思想,但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臺灣,我對臺灣有深厚情感,從沒想過要回中國,那時的想法,如果要搞革命、要搞社會活動、搞文化事業,我也是要回到臺灣,但我卻整整十七年被流放海外有家歸不得。談到陳若曦他記起,1966年剛到美國就聽說段氏夫婦從法國回到了中國,那時他在地下讀書會的組織中看到陳若曦從上海、北京寄來美國的兩封信,信中夫妻倆還相當興奮,後來就再沒有消息出來了。

十多年後,劉大任在美國見到了陳若曦,從陳的口中得知,他們抵達北京後住在外交部的華僑大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展開,外交部也正鬧革命內鬥中,老早把他們倆給忘了,談到這段我聽的正盡興時,劉大任的手機響起,前一通接起就斷了,他回臺有很多老朋友要見,怕漏接訊息,他猜想可能是初安民方面打來的,這次他接通了手機:是地、是地,麥可,好不容易都在臺北,我們約個時間,你說,老張牛肉麵,是永康街公園旁那家嗎?好地,他從上衣口袋抽出一張排得滿滿的行程表,我看一下,明天不行,我太太同學會,禮拜四可以,那就中午一點見,好地、好地。

通話結束,他看了手錶說:已十二點半,得離開了。最後我再提出臺灣目前吵得火熱的散文真實與虛構的議題,他說:我覺得散文必要時可以虛構,否則《桃花源記》豈不是變成小說了。當然,目前臺灣的討論涉及「文學獎」的問題,我覺得,辦理這種活動的單位,應該先宣布遊戲規則以減少糾紛。我中午還跟親戚有約,下回再聊吧!

離開咖啡店,在巷口轉彎處與他道別,見他背後再度燃起菸霧,隨他漸行漸遠的背影,灰黑、淡紫、淺咖啡、折進巷裏深處,只剩一縷菸霧在空中等待退散。

(中華日報副刊二O一四年一月廿七日;陳文發臉書二O一四年一月廿七日)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馬吉按:沈舒先生曾訪問許定銘、盧文敏、辛鬱和張健,從多個角度探討丁平與《華僑文藝》,非常精采。感謝沈舒先生同意訪問稿在本網轉載,現先刊登三篇,以饗書友。

遺忘與記憶──許定銘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香港著名藏書家、作家許定銘先生年青時是丁平先生的學生,曾修讀他的「寫作」課,與他有直接的接觸。許先生先後寫過〈從《華僑文藝》到《文藝》〉及〈很「現代」的《文藝》〉二文,(2)對《華僑文藝》有深刻的認識。本訪問稿經許定銘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二年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木球會

許:許定銘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許定銘先生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現先請許先生談談開始寫作的經過。

許:我開始寫作與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有關。由六十年代初開始,文社風氣盛行,喜愛文學的年青人紛紛組織文社,其中一個是「阡陌文社」,主要由《中國學生周報》的通訊員組織「文學組」的成員組成,包括羊城(即楊熾均)馬覺、林蔭、子燕(即趙國雄)、吳平等,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了文集《綠夢》,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等作品,(3)受年青人歡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也可以結集出書,給我的創作慾打了強心針,刺激很大。

初中時,我在德明中學唸書,因為父親在那裏任教,所以免收學費。一九六二年底,我只有十五、六歲,唸中三,剛剛開始寫作。同校的同學李仕俊(筆名廬頤)比我高一年級,組織了一個叫「同學文集社」的文社。(4)「同學文集社」的成員中,不少同時也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至今,我仍不明為甚麼要同時成立兩個成員大致相同的文社。那時候,我參加了由《中國學生周報》「文學組」出版《學生之家》主辦的第二次徵文比賽,由蕭輝楷任評判。我僥倖得第四名,獲頒優異獎。(5)李仕俊知道我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而且是他的師弟;後來,他們籌備出版一本與《綠夢》性質相同的文集,找我寫稿。於是,我寫了一篇散文〈沉思走筆〉,收入一九六三年底出版的《荒原喬木》。(6)這篇散文是我第一篇在單行本書籍發表的文章。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同學文集社」和「阡陌文社」的成員,自始對文社的興趣越來越大。同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版很熱鬧,有很多學生投稿,每星期出刊三、四天,每次半版,我亦經常在那裏發表作品。除《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外,我也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在學生文壇中略受注意。當時有種風氣,就是在學生版發表的文章,通常都會附上文社的名字,方便大家互相聯絡。

一九六三年中,父親離開德明中學,要我轉校。那一年,我剛剛初中畢業,考進九龍仔大坑東路德會協同中學升讀高中。我與同校但高我一年級的黃韶生經常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發表作品,互相慕名而久。後來,他主動來找我,說:「我是黃韶生,筆名白勺。」我說:「我很早就認識你。」他說:「我們準備組織一個文社,想邀請你參加。」我說:「好呀!」於是,他和他的同班同學黃維波、楊懷曾及我和我的同級同學郭朝南一起組織了「芷蘭社」(後改稱「芷蘭文藝社」),後來還加入了游之夏(黃維樑)、陳炳藻等新成員,共約有十多位成員。我們曾經借用幼稚園的課室舉辦講座,吸引到二、三十人參加。以學生活動來說,反應算是不俗了。

我在協同中學讀了兩星期後,父親又要我轉校,改到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上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距離協同中學很近,步行只需十餘分鐘。所以我與「芷蘭社」的文友保持聯繫,尤其是黃韶生,因為他住李鄭屋邨,而我住蘇屋邨,他經常過來找我閒聊,以及一起到李鄭屋邨的社區圖書館看書。期間,父親要我晚上進修英文,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出於反叛的性格,我經常缺課,每晚到那所圖書館看書,讀畢那裏所有新文藝書籍。我對齊桓、秋貞理(司馬長風)、黃思騁、徐速等新文學作家的認識,都是那段日子「浸」出來的。順帶一提,我與當時住在李鄭屋邨的吳萱人都是在那所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每次進入圖書館時,都要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一次,吳萱人從簽名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拍拍我的肩膀,說:「原來你就是許定銘,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我們因而認識。

因為搞文社的關係,我認識的人漸多,我後來聯絡了幾位青年文友,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模仿《綠夢》出版文集,於是合資出版了《戮象》這本書。編書時,其他人正忙應付會考,這本書最後由我一手一腳包辦,包括校對、版面設計等,而插圖則由我一位德明中學的同學宗汝明負責,模仿楚戈的風格而畫的。《戮象》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特別有紀念價值。

沈:許先生是怎樣認識楚戈的繪畫風格?

許:我是從《文藝》認識到楚戈的繪畫。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出版《藍馬季》這份季刊,由我主編,而每期的〈編後話〉都是由我寫的。當時仍然以「執字粒」的方法出版,每期的製作費需百多元。後來,吳昊、藍山居(即古蒼梧)、震鳴(即吳振明,吳昊的哥哥)、路雅、康潔薇、龍人等陸續加入。期間得到吳昊、藍山居等朋友合資,才有經費繼續出版了三期《藍馬季》。

沈: 請許先生談談認識《華僑文藝》的經過。

許:其實,我是首先認識《文藝》,然後才知道它以前叫《華僑文藝》。當時,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文友,一位是經常寫文章的黃韶生,另一位是讀書很多但甚少寫作的古兆申。古兆申在諸聖中學讀書,比我高兩年級。我們《戮象》的一班朋友很沉迷現代主義,喜歡在作品中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有一次,古兆申對我說:「如果你們喜歡現代主義,除了看目前在港台流行的作品外,還可以看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因為當時已經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他第一位介紹給我看的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就是施蟄存。另外,我們都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古兆申說他的老師黃國仁(筆名韋陀)出版了一本很現代的《華僑文藝》,有不少台灣作家在這裏發表作品,值得一看。我們看後都很喜歡這份刊物,但無法在香港買到這本雜誌,因為它主要銷往南洋地區。後來,他帶我去位於諸聖中學對面的《華僑文藝》社址,與黃國仁和丁平見面。抵達時,我除了見到他們兩位外,還買到《華僑文藝》合訂本,這說明了《華僑文藝》已出版了一段日子,而且已改名為《文藝》了。我亦留意到社內有很多台灣詩人的詩集發售,譬如曹抄(即辛鬱)的《軍曹手記》、張默的《紫的邊陲》、覃子豪的《向日葵》、葉珊的《花季》……

古兆申在最近出版的《雙程路》(7),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華僑文藝》和《文藝》,不過沒有提及的東西也有不少,包括他與我們這群文友的交往,曾經出版過《蒲公英》這份報刊,曾經寫過一篇七、八千字的長文〈新詩沒有根嗎?〉等。(8)

沈:許先生當時經常發表作品,為甚麼沒有投稿到《華僑文藝》?

許:我認識這份雜誌時已經改名為《文藝》了,當然沒有投稿給改名前的《華僑文藝》。我雖然認識了黃國仁和丁平二位先生,但畢竟是中學生,初學寫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夠,不敢投稿到高水平的《文藝》。後來,到我有意投稿到《文藝》時,它就停刊了。因此我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沈:無論是早期的《華僑文藝》還是後期的《文藝》,我發覺它很少刊登青年作者的新書出版消息。請許先生談談《文藝》刊登《戮象》出版廣告的緣起。

許:《文藝》出版到後期時,我們也出版了《戮象》,於是送了這本新書給黃國仁和丁平兩位。我猜想是因為古兆申的關係,他們在《文藝》免費幫我們刊登廣告,刊發《戮象》的出版消息。他們這樣做,大概有鼓勵年青作者的意思吧。

沈:《文藝》停刊是因為資金還是銷路不足?

許:《文藝》停刊是與資金不足有關。我曾經向丁平老師問過停刊的原因,他說《華僑文藝》改名《文藝》,是因為南洋排華,刊名有「華僑」二字就無法入口。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書刊當時主要銷售到南洋地區。後來,發行到南洋的《文藝》給人拖數,最後無法支持下去,只好停刊。

一般來說,出版社結業時,會將剩下來的舊書刊全數賣給舊書攤。譬如亞洲出版社結束時,我們很容易在乃路臣街的舊書攤找到他們的書刊,每本五毛。《蕉風》改版時,我曾經在乃路臣街買到幾乎完整的一套。不過,《文藝》停刊後,書市上很難找到它的舊刊。一九七O年代,我曾經直接問過丁平這件事,他說:「我們沒有賣給舊書攤,全數燒掉了。因為不想那麼好的東西,變成舊書攤的垃圾。」而且,香港的讀者不多,現存的《華僑文藝》就更加罕見,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曾經出版過這份文學雜誌。由文社潮開始,我一直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經常閱讀書報,也只是透過古兆申的介紹才認識到《華僑文藝》,由此說明這份雜誌在香港的流通量不多。

沈:我相信雜誌社將刊物定名為《華僑文藝》的時候,已經有意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的市場。

許:對,所以他們創刊時以「華僑」為刊名。因此,早期的《華僑文藝》甚少香港作家,到了後期的《文藝》時才有較多香港作家。其中,香港作家盧文敏、蘆荻、草川、陳馳騁等與韋陀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成為《華僑文藝》的編委,並且在刊物上經常發表作品。


沈:請許先生與我們分享到香港官立文商學院及華僑書院進修的經過。

許:一九七O年代我和太太二人都是教書的,收入不多,所以我要做多份兼職,完全沒有時間寫稿。我是柏立基師範學院一年制體育組畢業的,任職文憑教師。如果不繼續進修的話,我是沒有機會升職的,不能夠由CM升至AM。所以,一年制的文憑教師都會去讀由香港政府官立文商學院的三年夜間兼讀課程,畢業後等同師範學院二年制畢業。官立文商學院等於政府的專上學院,早期設立在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亦設立於葛量洪師範學院。我讀了三年官立文商,畢業後幾年才升職。有部分文商學生畢業後到浸會書院,進修兩年就等同大專畢業。我當時很窮,沒有錢到浸會當全日制學生,於是到華僑書院讀第四年,畢業後拿了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大學畢業證書。我入讀華僑書院前,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入讀後,才知道我認識的蕭輝楷、丁平等老師都在那裏任教。

沈:許先生在華僑書院修讀哪一學系?

許: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讀「社會系」,因為不用讀書都可以畢業。這也難怪,大家平日教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進修,實在不能苛求。一九七二年,我讀華僑書院中文系,有十多位同學。由於我很早就讀文學書籍,課程內容對我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經常不上課。當時,丁平老師開了一門「寫作」課指導學生創作,他知道我有多年寫詩的經驗,上課時會叫我出來,在黑板上寫詩給同學賞析。另外,我也有修蕭輝楷老師的哲學課。

我修讀丁平老師的課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既然你喜歡讀書,不要只顧創作,應該做些學術研究的工作。」他說我平日可以不用上他的課,但要交一篇畢業論文。我當時對蕭紅甚感興趣,與丁平老師商量後,決定以蕭紅的小說為論文的題目。市面上,蕭紅的著作不多,完全沒有內地的原版書,只有小量香港版的書。在丁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論蕭紅及其作品〉,首先在《文壇》發表,(9)後來收入《醉書閑話》。(10)當時,《文壇》的編輯是盧森,他見這篇文章是丁平交來的,所以沒有發稿費。我後來寫信給盧森追稿費,他很快就發來了。〈論蕭紅及其作品〉發表後,我更喜歡寫評論文章了。於是,在丁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李廣田的論文〈論李廣田的創作〉,都是在《文壇》上發表。(11) 因此,丁老師開啟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沈:許先生可否談談丁平老師與學生相處的情況?

許:丁老師為人隨和,曾經對我們說:「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教授,你們叫我老師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丁平老師,而不是丁平教授。他善於因材施教,例如我已經懂得教學的內容,他只要求我交功課即可,不必上課。而且,他亦樂意把我的文章發給同學討論、學習。丁老師經常把修改好的學生作業,投給雜誌發表。丁老師為人容易相處,無論別人說甚麼意見,他都樂於應和;而且,他亦善於讚賞別人的優點,善於與人為友。

畢業後,我忙於應付生活,未能與丁老師保持聯絡。除了教書外,我要照顧父母和六個弟妹的生活,還要兼顧書局的工作。最高記錄時,我同時有多份兼職:日間教小學,下午看書店,晚上教官立文商及官立夜中學,每天寫見報的專欄,在出版社編文藝月刊,為雜誌寫稿……忙得不可開交。自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見過丁平老師。

沈:許先生後來也在官立文商學院教書,可否說說當時的情況?

許:約一九八O年代初,曾經在師範教過我的江潤勲老師繼任官立文商學院的院長,他想開設「現代文學」課,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教師。一九七二年畢業後,我發表了大量創作和評論作品。期間,得到李學銘先生賞識,認為我對現代文學有相當認識,向江潤勲院長推薦我任教「現代文學」。江潤勲院長對他說:「許定銘是我的學生,請他來見我。」他的記性真好,我於一九六五讀了一年師範,到了八十年代他仍然記得我是他的學生。由八十年代開始,我到官立文商教書,最初教「現代小說」,後來還教「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前後教了八年左右就沒有再教了。在官立文商這段教學日子對我很有好處,我一方面有機會認真讀書,加深對現當代文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亦不斷寫稿,與學生討論我的文章。《醉書閑話》大部分文章都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沈: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文學界逐漸興起一股現代主義思潮,《華僑文藝》與其他現代主義雜誌《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新思潮》等有哪些不同之處?

許:《詩朶》和《文藝新潮》刊行時,我還在讀小學,是事後才讀到這些期刊的。到我開始寫作時,主要看《好望角》和台灣的《創世紀》。如果要比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我認為《華僑文藝》最不同之處是較為「開放」,能夠容納各種體裁的稿件。《華僑文藝》重視創作多於理論,發表大量小說、散文、新詩等不同類型的作品,與着重介紹文學理論和西方學術思想的《詩朶》、《文藝新潮》等不同。《文藝新潮》亦介紹過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來說是較為罕見的。

香港的文學雜誌雖然都有刊登台灣的作品,但從來沒有一份像《華僑文藝》般,大量刊登台灣的來稿。《華僑文藝》在詩創作方面尤其出色,不但數量較小說和散文為多,而且丁平老師是覃子豪的老友,發表了很多台灣優秀詩人的作品。其中,《文藝》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詩人覃子豪紀念特輯」編得十分好,我讀後很感動,印象亦很深刻。我相信丁老師辦這個大型專輯,固然因為他是覃子豪的老朋友,而且這個專輯的作者大部分是覃子豪的學生或朋友,在一呼百應之下,丁老師很快就可以編好了。其實,這個紀念特輯亦有助提升《文藝》的地位。

另外,丁平老師在《華僑文藝》開闢了「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在當時來說是首創了,因為香港的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這類欄目。「讀者‧作者‧編者」的作用主要在於加強讀者、作者和編者的溝通,讓編者能夠掌握讀者的需要,以至解答年青人在寫作上的疑難。

相對而言,我較為喜歡閱讀《華僑文藝》,因為我當時醉心新詩,最喜歡看楚戈的詩和插圖。另外,我亦喜歡李金髮,所以我一直留意他在《華僑文藝》的作品。其他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管管、畢加等,都是我當時喜歡閱讀的作家。

沈:李金髮在《華僑文藝》發表了多篇作品。當時還有哪些報刊發表他的作品?

許:據我所知,《蕉風》也有李金髮的作品,寫過一篇傳記〈浮生總記〉。當時,香港寫詩的人知道李金髮這位作家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他,更加談不上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李金髮當時沒有受到香港人的重視。

《蕉風》雖然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但編者黃崖是從香港去的,因此,約稿的作者多為台港兩地的作家。《華僑文藝》和《蕉風》都是在香港印刷的文學雜誌,而《華僑文藝》之於台灣的關係與《蕉風》之於香港的有些相似。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

許:我不覺得《華僑文藝》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它是一份開放的、容納各家各派的,而且以創作為主的文學雜誌。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備受忽略的原因是甚麼?

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流通量不多,所以認識這份雜誌的人也不多。

沈:感謝許先生接受訪問,談到與丁平先生的師生情誼,亦回顧了《華僑文藝》的出版及流通情況,有助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學家和這份文學雜誌。謝謝!

許定銘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參見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藝》〉,《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頁六七至六九;許定銘〈很「現代」的《文藝》〉,《大公報》,二O一O年九月二日。
(3) 參見許定銘〈《綠夢》和《荒原喬木》〉,《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一九九八),頁一九二至一九四。
(4) 參見許定銘〈歷史悠久的「同學文集社」〉,《書人書事》,頁一九○至一九一。
(5) 這次徵文比賽的得獎者依次為伍清泉、黃文初(黃德偉)、陳政元、許定銘、李仕俊、陳龍健、黃龍生(黃韶生、白勺)等。參見許定銘〈《阡陌》‧《學生之家》‧《學園》〉,《書人書事》,頁一九五至一九七。
(6) 同註3。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一九六三─二OO三)──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O一O。
(8) 有關《金線》的出版情況,參見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一八五至一八九。
(9)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文壇》,第三二九期,一九七二年八月,頁五九至六四。
(10)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許著《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O),頁七四至八三。
(11) 見許定銘〈論李廣田的創作〉,《文壇》,第三三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一九一至一九四。

臉書回應

Chelton HO:丁平先生在九十年代仍於港大校外課程敎文學創作,朋友T和其他同期的學生在課程仍後一直和丁平先生聚會,在丁平先生病重至離世期間,他的學生們一直在旁幫忙照顧/打點,而到現在,學生們仍定期拜祭丁平先生。


遺忘與記憶──辛鬱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辛鬱先生為台灣著名軍中作家、詩人,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曾加入《現代派》及《南北笛》詩刊,曾任《前衛月刊》、《創世紀》詩刊、《人與社會》等刊物編委,十月出版社總編輯、《科學月刊》社長、《國中生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辛鬱先生雖然不是藍星詩刊同仁,但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在覃先生患病晚期貼身照料,並受託負責《華僑文藝》台灣稿件的發稿工作。在《華僑文藝》發表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中,以辛鬱先生的作品最多。本訪問稿經辛鬱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台北辛鬱先生家中

辛:辛鬱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在台北與辛鬱先生見面,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辛鬱先生與我們分享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辛:我們軍中寫作的,因為環境比較閉塞,與外界聯繫不易,所以多半靠自己摸索,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偶而讀《中央日報》副刊及軍中發行的雜誌。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五O年代初期,是在《野風》半月刊上的一首短詩,內容已完全忘記;隨後,經由詩人沙牧(我軍中的長官)提擕鼓勵,開始給紀弦老師的《現代詩》投稿。《野風》上那首詩,用的筆名叫「雪舫」。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與覃子豪先生的交往?

辛:一九五二年三月,覃老師在台灣糧食局任職督導員,經常視察台灣各地糧食生產的狀況。有一段日子,他先後在台灣南部、花蓮、台東等地區工作。昔日的交通沒有現在的方便,由台北到台東沒有火車,只能坐大巴,但路不好走,非常辛苦。雖然可以坐飛機,但大家都不太放心坐那些C四十六、四十七型發動式老飛機,因為這些飛機的安全度與今天噴射機的相差很遠。覃老師談及這段日子時,經常跟我們說:「儘管我這麼忙碌、這麼勞累、這麼困難,我還是要堅持辦《藍星詩刊》。」我們都知道,《藍星詩刊》的編輯和行政工作都由覃老師負責。我、楚戈、商禽、管管等本來是《現代詩》的,後來是《創世紀》的,卻不是藍星的成員。話雖如此,覃老師仍然很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作者,與我們的關係很好。我非常尊敬覃老師,所以經常寫稿給《藍星詩刊》發表。

沈:具體來說,覃子豪先生如何鼓勵你們寫作?

辛:覃老師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仍然惦念我們在文學上的發展,一方面在寫作上指導我們,例如用字遣句,語言的結構等,另一方面幫我們發稿到外地,爭取更多稿費。那個年頭,台灣太窮了,寫文章只能拿到一點點稿費;於是,他想到可以投稿到香港及別的地方去。他每次發稿到外地後,往往告訴我們甚麼時候寄稿子出去,投到哪一份期刊等。那時候,《華僑文藝》還沒有創刊,他就發稿子到《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年代,這些刊物統稱為「第三勢力」,得不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任。因為我們是軍人,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上司知道下屬在香港發表作品,就會作出干涉。要不然,他們也會受到牽連,影響日後的發展。因此,我們會盡量避開軍中的郵政通訊系統,以免被人發現。覃老師為了我們,甘冒政治風險,把我們的稿子夾雜在他的稿子裏寄到香港去,以圖避人耳目。覃老師藉此減少我們承受的政治壓力,讓我們可以放開包袱,盡情創作。所以,我們這一群軍中作家都非常感謝他對後輩無私的照顧。

為了掩人耳目,除了辛鬱外,我還用過許多筆名,包括古渡、向邇、雪舫、白步、白涉、丁望、經楓、盛乃承等來躲避身份,以免令軍隊中的政工主管為難。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吧,我寫了一首詩,內容說頭髮受之父母,儘管服役時要剪掉,至少讓我留一點吧,因為剪光了就好像切斷了與父母的關係。這首詩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後,我遭到警告,並記錄在案,影響了日後的升遷。

沈:辛鬱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先生?

辛:我最初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都是覃老師幫我寄去的,有些作品在香港刊登了也不知道。你剛才給我看《華僑文藝》的目錄,勾起了許多昔日的片段。大概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透過覃子豪老師認識丁先生。那時候覃老師還沒有生病。我在《華僑文藝》創刊號的作品,也是他幫我寄過去的。大概丁先生認為我有些作品還可以,所以他跟覃老師說希望我跟他直接聯絡。於是,覃老師囑我直接寄信給丁先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丁先生,後來刊登在《華僑文藝》。我這樣做固然是出於覃老師的鼓勵,同時也為了省卻覃老師幫我寄稿子的麻煩。覃老師的收入不多,還經常要幫很多後輩發稿子,負擔很重。我可以自己發稿子的話,就盡量自己做好了。我想丁先生顧念到覃老師的情況,所以要我直接寄稿子給他。從這時候開始,我跟丁先生就直接交往了。

一九六三年六三月三十一日,覃老師生病入院,他把轉稿子的任務交託給我,還叮囑我說:「台灣有很多軍中作家值得鼓勵,你盡量連繫海外的刊物,把他們的稿子介紹到外面去。」當時,丁先生在一所學校教書,我都是把稿子寄到學校去的。後來,我不僅寄詩人的稿子到《華僑文藝》,也寄小說家鄧文來等人的稿子。除了《華僑文藝》外,我沒有發過稿子到其他香港雜誌。

本來,向明是藍星詩社的同仁,跟覃老師更親近一點,但他當時在外島服役,無法照顧覃老師。我與覃老師住在台北,他生病後,我前往醫院也很方便,所以負起照顧覃老師的責任。覃老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逝世,儘管我們都很傷心,仍籌辦了大型的葬禮。現在每逢覃老師的忌日,包括向明、麥穗、曹介直等人仍會到墳前去看看他。

覃老師逝世後,我繼續做轉稿子的工作,直至一九六四年中我患肺結核病為止。我是在工作單位感染到肺結核病的,有一天忽然大量吐血,部隊本來要送我到隔離療養院,但我拒絕了,因為我聽說療養院的設備很糟糕,醫療條件也很差,凡是送進去的病人都出不來。當時,我恰好從《華僑文藝》、《中國學生周報》拿了一些稿費,足夠我在台北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療養身體。

軍方為了向大陸廣播,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了光華電台,由著名的小說家尼洛任台長。他很喜歡現代詩,所以特別照顧軍中的詩人,包括楚戈、張拓蕪、依穗和我。電台每天都需要大量廣播稿,所以我在患病期間為他們寫稿。

沈:我統計過《華僑文藝》的作家及作品數量,在台灣作家中發表最多作品的是辛鬱先生,包括古渡、向邇兩個筆名共二十六篇。

辛:那段日子我還在軍隊服役,生活很窮困。我在《華僑文藝》發表了這些作品,的確賺了一點稿費。

沈:稿費是否由丁平先生寄來的?

辛:丁先生不管稿費,是《華僑文藝》一位姓黃的先生負責的,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楚了。在六O年代來說,《華僑文藝》的稿費是蠻好的。我現在可以透露一件舊事:當年,所有從香港寄來給我的信都會經軍方審查,所以我收到香港的信件、稿費是很麻煩的事情。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告訴我從香港寄到圖書館的信件並不需要審查,他可以幫我代收香港的來信、稿費等。於是,我通知香港雜誌的編輯把稿費寄到政治大學圖書館去,繞過審查的機關,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干擾。當時,我收到的稿費是最多的,因為我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發表的作品也是最多的。值得一提,大荒、張拓蕪、張默等在那段日子也有作品在香港發表。

沈:辛鬱先生在《華僑文藝》發表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辛:有些收進我的詩集,其餘的我都沒有保存下來。那些年,我曾經有少數作品一稿兩投,同時在台灣和香港發表;在台灣發表的作品我都保存下來,也有結集出版。

沈:一九六五年《華僑文藝》停刊後,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的交往如何?

辛:《華僑文藝》停刊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稿子給他,他會提一些意見寄回來。除了我,楚戈、管管、大荒、鄧文來等跟丁先生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丁先生喜歡玉,經常託人帶一些小玉器送給我們,並附有小卡片註明玉器的品種、出土年代等詳細資料。我已把他送給我的玉器收在保險箱,留為紀念。我知道台灣很多朋友都收過丁先生這些禮物。

沈: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甚麼時候見面?

辛: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九七六、七七年吧,菲律賓華僑詩人平凡出面,邀請我們台灣作家到那裏訪問,包括張默、管管、蕭蕭等八位。回程途經香港,我們就跟丁先生見了面。我們這次在香港逗留四天,除了丁先生外,我們還見到馬博良、蔣芸、藍海文等作家。其實,很多台灣作家到香港去,都會跟馬博良聯繫,因為他是美國領事館代表,台灣政府就不會懷疑了。平常的日子,我跟丁先生都是書信往來,互相問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在一九七O年代發生的。我不曉得丁先生從哪裏知道軍方有一個規定,就是軍人外出時可以穿便服。於是他想盡辦法寄一批衣服過來,最後透過鄭愁予在基隆海關工作的方便,不用打稅就能把衣服寄給我們。丁先生寄來的衣服蠻多,我、楚戈、商禽、張拓蕪、大荒和許多相熟的朋友到鄭愁予家裏拿衣服。丁先生在包裹裏還附有一封短信,說這些衣服已經買了很久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發胖了,這些衣服就不合穿了!我拿了一套完整的西裝,剛好趕上在楚戈與西蒙的婚禮上穿著。丁先生還同時寄了一些餅過來,鄭愁予拆開包裹看到後想: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餅會不會壞掉呢?他嚐過後說這些餅非常好吃,還叫我們一起吃。我曾經在雜文裏,提及丁先生寄衣服給我們的軼事。

一九九O年代以後,丁先生帶團到台灣來,我們在台灣見面,書信就少起來了。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談過他與丁平先生的交情?

辛:他沒有特別跟我們談過這些事,但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的稿子將來肯定有出路,因為可以在丁先生的雜誌上發表。覃老師說丁先生在香港文藝圈的人面是蠻廣的,他會把我們的稿子推薦到其他香港雜誌上發表。大概覃老師發了幾次稿以後,我的作品就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第一篇文章是〈古寺外〉(一九六O年二月)。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提到過他對《華僑文藝》的意見?

辛:覃老師很贊賞這份刊物。我們在《華僑文藝》發稿的台灣作家認為,這份雜誌有幾個特點:第一、在版面處理上做得很好,「天地」留得很大,給讀者很寬闊、很大方的感覺;第二、在文章開頭附上作者的簽名樣式;第三、連載文章的處理安排恰當;第四、附上大量插圖,令版面更活潑。

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覃子豪先生逝世,《華僑文藝》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辦了他逝世的特輯。這特輯在台灣有沒有產生影響?

辛:《華僑文藝》雖然沒有被禁止入口,但亦沒有公開發行,所以台灣作家不能夠接觸到這份刊物,知道這個紀念專輯的人不多,影響力也很有限。

沈:辛鬱先生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有甚麼看法?

辛:總體來說,丁先生的創作是非常穩健的,但有時候難免保守一點。他為了維護文學的傳統,費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丁先生對現代文學的態度有兩點:首先,他對現代詩有很強、很銳利的鑑賞能力,無論是怎樣創新的詩作,他都能夠品味到這些作品的意旨,但他基本上從來不寫這類現代詩;其次,他願意在《華僑文藝》推廣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洛夫、瘂絃、張默,這說明他的鑑賞力很強。

沈:辛鬱先生認為丁平先生對台灣做了哪些文學工作?

辛:丁先生在《華僑文藝》介紹了這麼多台灣作家,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雖然《華僑文藝》出版的時間不長,但有這麼多篇幅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說明了他重視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華僑文藝》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肯定是對台灣作家的鼓勵。

沈:除了港台外,《華僑文藝》也發行到南洋一帶,佔三分之二的發行量。所以,南洋地區的讀者可以透過《華僑文藝》讀到台灣作家的作品。

辛:另外,丁先生總是很熱心的接待到香港的台灣作家,尤其是詩人朋友,讓大家了解香港最新的狀況,也介紹香港的作家朋友給我們認識,擴大兩地的互動交流。這些工作絕對是丁先生對港台文學交流的貢獻。

沈:據辛鬱先生了解,《華僑文藝》有沒有對台灣文學產生過影響?

辛:這一點倒很難說。覃老師透過與丁先生的交情,把我們的作品投到一份陌生的刊物,把我們介紹到一個陌生的地區。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很興奮,也很樂意向台灣的朋友推介香港這一份文藝雜誌。因此從第三期開始,《華僑文藝》的台灣來稿顯然比較廣,已經不僅僅是覃老師的管道了。從總體來說,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個是軍中作家,另外一個是大學老師,反而社會大眾對新文學都很陌生。由此可知,《華僑文藝》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說有限,因為《華僑文藝》不能伸入民間,少為社會上喜愛文藝的青年人所知。我相信沒有多少台灣學者引用過《華僑文藝》的材料來討論台港文學的關係,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份刊物。其實,台灣過去比較多人看的刊物如《文壇》也不過是兩、三千份而已,而且讀者群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地區,很少可以到高雄。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對丁平先生的印象?

辛:丁先生為人敦厚、誠懇、謙虛,是一位很值得人尊敬的前輩。他為文學的推廣,在一九六O年代的政治環境閉鎖、民智未開、新事物尚未衍生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份精神,應列入華人文學發展史上。

沈:感謝辛鬱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與覃子豪先生和丁平先生的交往,讓我們看到兩位前輩扶掖後進的苦心,也披露了台灣作家投稿到《華僑文藝》的過程。謝謝!

辛鬱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由丁平先生主編,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為了行文方便,《華僑文藝》概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及後期的《文藝》。

遺忘與記憶──張健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張健先生為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大學、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等多所院校的教授,同時為藍星詩社同仁,曾任藍星詩頁及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委。本訪問稿經張健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台北張健先生家中

張:張健先生
沈:沈舒

沈:十分感謝張健先生接受我訪問,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張先生談談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張:我十歲開始寫作,早期曾受余光中、紀弦影響。第一篇作品在《新生報》發表,此後經常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發表作品。

沈:張健先生甚麼時候認識丁平先生?

張:根據我的回憶,是丁先生首先寫信給我,說他是覃子豪先生的老朋友。雖然我當時覺得他的來信有點唐突,但仍然把他當成朋友,後來就開始跟他通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華僑文藝》的主編,也沒有在信中提過他在《華僑文藝》上發表我的作品,直至你現在寄這些作品給我,我才知道他當年在《華僑文藝》轉載我的作品。(2)

沈: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寄給張健先生的?

張:這一點我記不得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O年代初吧。我隱約記得《華僑文藝》裏有一篇小品文有可能是他索稿的,就是以筆名「汶津」發表的〈微悟〉。(3)除了這篇作品是我寄去香港的,其他都是轉載藍星詩刊的作品。其實,丁先生當年如果跟我說要轉載我的作品,我當然會同意。丁先生後來也沒有寄《華僑文藝》給我,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份刊物,不知道有這一份雜誌。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如果我當時看過這份刊物上有謝冰瑩、覃子豪、墨人等的文章,我一定記得的。

沈:《華僑文藝》刊登張健先生作品時為甚麼會有「張健」的簽名?

張:有可能是丁先生從我的書信上剪出來,然後貼到作品上去的。我為甚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發表創作一般是用「汶津」,而不是用「張健」的。據我的判斷,只有〈微悟〉這篇作品有可能是我寄給丁先生的,其他都不是我寄給他的。

沈:張健先生與丁平先生其後的交往如何?

張:我們後來有通信,但次數不多,大概只有兩、三次吧。

沈:兩位到甚麼時候才見面?

張:一九九O年,我在台大中文系休假,十一月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教授。我到研究所報到時,剛巧碰見牟宗三教授,我跟他認識,所以就聊上了,日後亦偶然見面。大概在一九九一年年初,藍海文和我的同學野火(即胡振海)帶我去見丁先生。那時候,丁太太病重昏迷,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我跟丁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所醫院裏。丁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每天到醫院照顧太太,我們親眼看到他怎樣為太太擦拭這裏那裏,我心裏面覺得很感動。丁先生當時忙於照顧太太,我也問候了他太太的情況,此外我們稍為談了一下別的甚麼,但聊得不多,前後大概只有一個小時。很可惜,現在已記不起來當時談過了甚麼。除了工作以外,丁先生每天都要去醫院,照顧太太,非常忙碌,所以我後來沒有想過再找他見面。現在想起來也很遺憾,如果當時有機會拜訪他,跟他談兩、三小時,我一定記得住一些事情。話雖如此,這一次見面已經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為人熱情、認真,而且坦率、誠懇,對文學的熱愛更沒有話講,我對丁先生的印象一直很好。多年來,我們偶然有一些通信,他後來寄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給我,(4)我也寄了一些散文、詩集給他。一九九八年七月,丁先生與他多位學生到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古玉展,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但當時人太多,只談了幾句而已。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沈:在文學上,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有哪些主張?

張: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很有限,丁先生大概主張以人為本、情理並重的文學。畢竟,丁先生是一位詩人,比較感性。如果說他推崇現代文學,我不會反對,但我同時認為他也很喜歡一些較為傳統的作家如謝冰瑩、胡品清等。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兼容並包的文學人,他的文學趣味是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

沈:《華僑文藝》既發表現代作家的作品,也發表傳統作家的作品。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台灣文學雜誌普遍嗎?

張:在台灣主流的文學雜誌中肯定沒有這種情況,至於其他文學雜誌我就不太清楚。由這一點可以說明,現代與傳統並重是《華僑文藝》的特色。我相信《華僑文藝》同時發表兩類作品,與丁先生是覃子豪的老朋友有關係。丁先生曾經在信中跟我說,他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沈: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選刊你的作品時有沒有某些原則?

張:我覺得他刊登的都是一些不太晦澀、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作品,譬如〈澎湖詩抄〉是一首我很重視的作品,讀者可以讀懂之餘,也覺得很親切,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時候我寫了不少較為晦澀的作品,不見得丁先生會欣賞。不過,我現在的詩風跟以前的不同,比較平易近人。其實,我在報上用筆名「汶津」發表的作品,與我其他前衛、晦澀作品的風格完全不同,讀者根本不會想到「汶津」就是張健。

沈:總的來說,張健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是一份怎樣的雜誌?

張:過去我沒有看到這份刊物,剛才翻過目錄一遍,對《華僑文藝》有兩點印象:一、雖然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兼重,但主要以台港為主,其中有些台灣作家的作品甚至比香港作家的還要多,辛鬱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雖然形式與內容並重,但似乎較為偏重內容一些,對技巧的要求反而不是那麼嚴格。

沈:現在台灣還有人談起這份雜誌嗎?

張:沒有,真的沒有。

沈:據張健先生了解,丁平先生為台灣做過哪些文學工作?

張:丁先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文學愛好者、評論家。他為台灣做的文學工作,主要都是從他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延伸出來的,譬如丁先生與辛鬱、楚戈的關係,都是因為辛、楚二人都是覃先生的學生。除了在《華僑文藝》發表大量台灣作家的作品外,丁先生還寫了一些賞析台灣作家的文章,的確推介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但也介紹了一些未必那麼優秀的作家,貫徹了他兼容並包的作風。我猜想他這樣做可能與他教書有關,因為他要兼顧學習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所以他選了不同水平的作家來介紹。如果每次談台灣作家都只拿商禽、洛夫的作品來討論,對學生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一定教不下去。儘管我與他的文學觀不同,而且不大認同他評價作家的標準,但我還是很佩服他。總的來說,丁先生作為文學人、文化人,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沈:張健先生有沒有投稿到香港其他刊物?

張:有的,我大學時代曾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後來偶然看到《好望角》,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寫的小說。那時候,我發給《現代文學》和《筆匯》的小說都很「現代」,於是也投稿到《好望角》,其中〈孤獨之後〉是一篇非常前衛的作品。(5)另外,我寫〈開往嘉義的吉普〉這篇小說時,(6)正與三毛談戀愛,她十九歲我廿三歲,但大半年後我們就分手了。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她的男朋友中有一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她這位男朋友就是我,別人不大知道。另外,我也投稿到《自由人》和《自由報》這些報刊。

沈:為甚麼會投稿到香港去?

張:一方面,我在台灣的圖書館看到這些刊物如《中國學生周報》,就投稿去;另一方面野火幫我把作品寄到這些刊物發表。

沈:覃子豪先生先後在《皇冠》及《文藝》發表了〈麥堅利堡〉一詩,(7)而張健先生曾撰文〈評三首「麥堅利堡」〉,(8)評論余光中、覃子豪及羅門的同題詩。張先生可否談談評論覃子豪〈麥堅利堡〉的部分?

張:覃先生在詩的開篇運用了象徵手法,把「麥堅利堡」當成信仰來處理,所以才有前面兩句:「聚信仰於此,信仰就在此」,一開始就把詩題的意境提高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後面能夠配合,真正能夠把信仰這個主題,用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比喻、具體的結構把它表達出來。

沈:丁平先生在〈「詩的播種者」覃子豪〉一文中論及覃子豪〈麥堅利堡〉,(9)引用張健先生的分析之餘,亦作了一些補充。丁先生此文定稿於一九八二年,事隔三十年,未知張先生有甚麼回應?

張:總體而言,丁先生認為覃子豪的〈麥堅利堡〉不遜色於羅門的〈麥堅利堡〉。丁先生跟覃子豪的友誼很深厚,難免影響了他的判斷。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羅門的比覃子豪的寫得好,這不僅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我的文章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受到大家認同,在當時是蠻有影響力的。由此可知,丁先生寫評論時,偶而會放了些個人情感進去。

沈:丁平先生每天在香港都看台灣報紙的副刊,其中包括《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副刊,或因此看到張健先生的文章吧。

張:我當時跟丁先生沒有那麼熟,所以我出版《中國現代詩論評》後,也沒有寄給他。他很可能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在評覃子豪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觀點。

沈:張健先生可以談談一九九O年到香港教書的那段日子嗎?

張:我是在一九九O年十月份應台灣教育部的邀請,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的專任教授,開了一門「文學批評研究」的課;另外,我還要負責教育部聯教中心的國文和文學史兩門課,教幾所小書院如清華書院、廣大書院等一起上課的學生。換句話說,我每星期要教三門課,每門課兩小時,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教六小時的課,工作量不太繁重。我當時還有到珠海書院兼課,多拿一份薪水。在港期間,我住在馬頭圍道,每天的生活過得蠻愜意的,尤其是在天光道散步的時光。但是,香港有些學生聽國語有點困難,要慢慢適應我的課。我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裏,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國文班上有一位女生的態度囂張,甚至冒犯了我,我當時很惱火,拍了桌子一下,後來其他老師來勸開了。還有,香港有些人喜歡欺負外人,我在《九O年代心情》裏面提到了一些遭遇,(10)這裏不重複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挺愉快的。一九九一年回台後,除了轉飛機到大陸以外,沒有機會再到香港了。

沈:張健先生認為這次到香港教書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張:我覺得到外地生活,總有一種「異地感覺」。對寫作人來講,長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總是不太理想;「異地感覺」可以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經歷。所以,我常常懷念那一年在香港的生活。

沈:感謝張健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你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和文學工作的認識,以及一九九O年至九一年間你在香港生活的往事。謝謝!

張健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華僑文藝》先後發表張健先生的作品包括〈詩三首:掠過一池企昐、如果陽光依然泛溘、聖母峰的雪在呼喚〉(《華僑文藝》,第一卷第一期,頁十六)、〈澎湖組曲(之一)〉(《華僑文藝》,第二卷第二期,頁六二)、〈澎湖組曲(之二)〉(《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四期,頁一七O)、〈澎湖組曲(之三)〉(《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六期,頁二七五)、〈春問〉(《文藝》,第三期,頁一一四)、〈微悟〉(《文藝》,第七期,頁三O)。
(3) 見汶津〈微悟〉,《文藝》,第七期,一九六四年二月,頁三十。
(4) 丁平《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
(5) 見汶津〈孤獨之後〉,《好望角》,第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
(6) 見汶津〈開往嘉義的吉普〉,《好望角》,第六期,一九六三年五月。
(7) 見覃子豪〈麥堅利堡〉,《皇冠》,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七;又見覃子豪〈麥堅利堡〉,《文藝》,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頁一O八。
(8) 見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收入張著《中國現代詩論評》(台北:純文學月刊社,一九六八),頁一三七至一四O。
(9) 見丁平〈「詩的播種者」覃子豪」〉,收入丁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至五九。
(10) 張健《九O年代心情》。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6/06/blog-post_18.html

2013年10月13日 星期日

鄭慧和她的作品

尋找鄭慧
許定銘


讀羅孚《南斗文星高》﹙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三﹚,書後有篇〈香港的文學和消費文學〉的代後記,在談及香港的流行文學時,他認為在五十年代極受歡迎的女作家鄭慧,就是八十年代的岑凱倫。六十年代初,我曾讀過鄭慧的小說,後來也粗略看過岑凱倫的東西;雖然已事隔多年,但我對羅孚「鄭慧即是岑凱倫」的說法,有不同的見解,因兩者的題材和筆法,都不似是出自同一個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羅孚還透露他六十年代中期辦文藝月刊﹙銘按:應該是指《海光文藝》﹚時,曾拉過鄭慧的稿。如此「接近」過鄭慧的羅孚,居然對鄭慧都一無所知,實在令人驚訝!

鄭慧雖然只是個流行作家,談嚴肅的純文學,輪不到她;然而,要談香港文學,就不能忽略流行文學、消費文學之類。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曾擁有大批讀者的鄭慧、依達和孟君等,就不能不涉及了。

讀羅孚此文後,激發起我「尋找鄭慧」的決心。

朋友佘君,若干年前曾語我其母與鄭慧是極要好的同學;於是我先去信美國東部聯絡佘君,再由佘君邀伯母出馬,希望約見鄭慧。豈料竟得壞消息:鄭慧已於九三年因喉癌逝世,其夫鄭維國也於不久後撒手西去。雖然見不到鄭慧,卻見到她的姊姊鄭慧舒,有幸得到不少資料,可惜連她的手稿與簽名都落了空。

鄭慧﹙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廣東中山人,卻在上海出生及長大。母雖早歿,亦有姊及弟妹共七人;鄭慧在家中排行第二,以下有三弟兩妹,而她與姊姊鄭慧舒感情最好。姊妹倆均畢業位於虹口的「廣東中小學」。很早便投身社會工作,業餘於復旦夜大進修。

鄭慧自小已酷愛文學,四十年代在上海時,因投稿《西點》而踏上文壇。五十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醫務所任職並住在所裏,工作較清閒,正好為她提供了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其時正值《西點》在港復刊,鄭慧乘勢埋頭創作,很快便擠身流行作家之列。鄭慧的作品甚多,此中以曾拍過電影的《四千金》、《紫薇園的春天》和《紫薇園的秋天》最受歡迎。

其姊鄭慧舒回憶說:「《四千金》拍成電影,由林翠、葛蘭、葉楓和尤敏做主角;四人都是當時的紅星,十分轟動。另一齣《紫薇園的秋天》,是把《春天》和《秋天》兩書合拍,濃縮成的。兩齣戲好像都是由秦劍導演的。」

「對於《紫薇園》兩書,我印象比較深刻。」年近八十的鄭慧舒抬頭望了我一眼,隨即陷入深遠的過去,「那時我們都愛看小說,慧嫻尤其受巴金的影響甚深。她構思《春天》和《秋天》時,其實我也加入了不少意見。此書的內容,大意是說長住『紫薇園』中的一位老太太,她掌握了大家庭的權勢而獨裁治家,結果受到新一代的抗爭,引起兩代間的矛盾衝突。有《家》、《春》、《秋》的影子。」

「其實她還有一本講空姐生活的小說,也是寫得很好的;可惜我記不起書名。」鄭慧舒繼續說,「因我早年在航空公司辦事,對空姐們的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便把題材給鄭慧,讓她寫了本往返飛三地的空姐的小說,好像是:香港、台灣、……呀,記不起來啦!是四十多年前的舊事……。」

除了流行小說,鄭慧也試過翻譯,做的卻不多,我只見過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藝新潮》一卷六期中,她譯土耳其作家瑪默‧馬高爾的〈在我們的農村〉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

鄭慧的文學生涯並不長久,六十年代已甚少寫作。根據手邊的資料,鄭慧發表的最後的小說是一九六六年《海光文藝》六期的〈心事〉、九期的〈薔薇和幽蘭〉和十二期的〈走出象牙塔〉。其姊鄭慧舒說鄭慧自覺已「江郎才盡」,故很早封筆。這點筆者不敢苟同,一個作家在最紅時封筆,原因一定不簡單,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寫於二OOO年六月

八月刊於《作家》第六期

補記:

〈尋找鄭慧〉刊出後不久,收到盧瑋鑾的電話,她告訴我羅孚早已知道鄭慧不是岑凱倫了。她還寄來一篇羅孚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四日刊於《明報》《島居新文》專欄內的〈岑凱倫就是岑凱倫〉,說他是受到廣西南寧一家出版社出的,有關港台作家的書所誤導。我當年未讀到這篇文章,十分慚愧。羅老對寫錯了東西,肯立即承認並更正,使人敬佩。希望《南斗文星高》再版時也能更正。

其實不單羅老誤會了「鄭慧就是岑凱倫」,國內的香港文學專家袁良駿也犯了同樣的錯,在他的《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中寫道:

尤為有趣的是,八十年代鄭慧不再使用自己這一「響噹噹」的名字發表作品,而另用似男似女的「岑凱倫」之名發表作品。(頁二O五)

很明顯,他也未讀到〈岑凱倫就是岑凱倫〉,否則遲了六年才出的書,不應也有此錯。

──二零零二年六月補記

鄭慧和她的作品
許定銘

讀創刊號《文學評論》(香港文學評論社,二OO九年二月),有閻純德〈香港女作家筆下的言情小說〉,在談到岑凱倫時,雖仍有「岑凱倫原名鄭慧」(頁七十四)之語,但僅此一句,以下即詳述岑凱倫的作品,而沒有再强調一九八O年代的岑凱倫即是一九五O年代的鄭慧,比之寫《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九)的袁良駿,和編《中國當代通俗文學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二OO七)的湯哲聲,强調鄭慧因時代不同,為了爭取讀者的認同而改名岑凱倫,進步得多了!

我對岑凱倫認識不深,如果她真的原名鄭慧,那真是「無巧不成書」了。如果你有興趣,不妨上網去查查,岑凱倫的條目有數萬條,它們會告訴你:岑凱倫原名張慧,香港土生土長,大學畢業後赴國外留學,攻讀建築系,回港後任職於自己家族的建築公司,她是香港八十年代的流行小說家,風格頗受香港六十年代作家依達的影響。

至於鄭慧,你在網上也可能讀到許定銘的《尋找鄭慧》(原載二OOO年八月《作家》第六期,又見於《醉書室談書論人》)或者黃仲鳴的《岑凱倫決非鄭慧》(原載二OO七年五月六日《文匯報》),都會很清楚的告訴你:鄭慧和岑凱倫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鄭慧一九四O年代開始在上海《西點》發表創作,成名之時,岑凱倫很可能還未出生呢!

鄭慧﹙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原名鄭慧嫻,廣東中山人,卻在上海出生及長大。她在家中排行第二,以下有三弟兩妹,而與姊姊鄭慧舒感情最好。姊妹倆均畢業於虹口的「廣東中小學」,很早便投身社會工作,業餘於復旦夜大進修。

鄭慧自小酷愛文學,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時,因投稿《西點》而踏上文壇。一九五O年代初移居香港,在醫務所任職並住在診所裏,工作較清閒,正好為她提供了閱讀和寫作的機會。其時正值《西點》在港復刊,鄭慧乘勢埋頭創作,很快便躋身流行作家之列。

鄭慧是一九五O、六O年代的流行小說作家,擁有大量讀者,影響不少。但,時至今日,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鄭慧,不過,若要編寫香港文學史,絕對少不了她。鄭慧是環球出版社的當家花旦,她的書甚多,全由「環球」出版,可惜四五十年後的今天難得一見。因此,我覺得很有責任為後來者列一份書目,提供一條研究的線索。鄭慧的書後多有完整而順序表列的書目,我手邊的書中,以《藍戀》書後所列最詳盡,有小說三十二種,錄如下:

《啟德機場上的傳奇》、《女子公寓》、《四千金》、《愛情的重歸》、《戀人》、《紫薇園的秋天》、《俏寃家》、《黛綠年華》、《月光溪之戀》、《藍天使》、《紫薇園的春天》、《真假千金》、《紳士淑女》、《相思巷》、《市井風情畫》、《琴台雙鳳》、《天涯之戀》、《亂點鴛鴦譜》、《冷暖人生》、《鑄情》、《大廈狂想曲》、《織女痴情》、《陋室明珠》、《芳華怨》、《琴瑟恨》、《煙霧裡的女人》、《情場》、《婚事》、《蘭閨魔影》、《春水東流》、《白領紳士》、《藍戀》等。

這些書有長篇也有短篇小說集,全部出版於一九五O及六O年代,可惜早期環球的出版物不習慣列出版日期,難以確定其創作年份。但,到《蘭閨魔影》時卻註明為一九六三年四月出版,最後的《藍戀》,則是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我們不妨假設:之前那些沒有出版日期的,大多是一九五O年代的書。

鄭慧至一九六O年代已甚少寫作,據其姊鄭慧舒說,鄭慧自覺已「江郎才盡」,故很早封筆。根據手邊的資料,鄭慧發表最後的小說是一九六六年《海光文藝》六期的〈心事〉、九期的〈薔薇和幽蘭〉和十二期的〈走出象牙塔〉。其實,除了流行小說,鄭慧也試過翻譯,做的卻不多,我只見過一九六五年十月《文藝新潮》一卷六期中,她譯土耳其作家瑪默‧馬高爾〈在我們的農村〉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

鄭慧的作品應以《紫薇園的春天》和《紫薇園的秋天》為代表,此書說姚靈音到大家庭「紫薇園」去當家庭教師,目睹思想守舊的郝老太掌握了大家庭的權勢而獨裁治家,兒孫輩逆來順受,一點志氣也沒有,姚靈音看不過眼,鼓勵新一代起來抗爭,引起兩代間的矛盾衝突……。鄭慧年輕時受巴金的影響不少,這部小說頗有《家》《春》《秋》的影子。「紫薇園」的故事有大量讀者,一九五八年,香港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把它拍成電影,由秦劍導演。楚原把《春天》和《秋天》兩書合成一冊改編,並由白燕、吳楚帆、張活游等人領銜演出,頗受歡迎。

鄭慧小說拍成電影的,還有《黛綠年華》(一九五七)、《四千金》(一九五七)和《蘭閨風雲》(一九五九),此中以《四千金》成績最好。鄭慧筆下的《四千金》:希達、希倫、希棣和希素四姊妹,自小喪母,性恪各有不同。希達賢良淑德,身兼母職地照顧父親和三名妹妹;希倫具萬種風情,深得男人的愛慕;希棣爽朗好動,,希素嬌俏柔弱。她們的愛情錯綜複雜,細膩動人,很受讀者歡迎。這套由香港 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製作,陶秦導演 的佳作,由當時的紅星:穆虹 、葉楓、林翠、蘇鳳、陳厚、雷震……等主演,除獲好評外,還勇奪第五屆 (一九五八) 亞洲影展: 最佳編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攝影……等十一項金禾獎 。因《四千金》成就蜚然,公司在一九五九年還由原班人馬拍了《四千金》的續集《蘭閨風雲》,成績也相當不錯!

鄭慧所寫全是流行小說,印量應該不少,但坊間卻甚少見,不過,她的這幾套電影好像都有DVD,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看。

──寫於二OO九年五月

六月刊於《文學評論》

2013年9月30日 星期一

書勻記(之二)

書勻記(之二)
吳萱人

很相信經手的愛書,都要輪迥,再晤情分無定……

7.17理大短講前一星期,主理人十多廿年無相見,電話接通,旋約美孚麥記咖啡座見。我連忙找出蘇賡哲的小書:《聽我說愛憎》,下樓去。他老哥型風依舊,把安東的書扉展他一看:「此書原擬奉贈XX,相隔六年仍未一逢適萱人兄光臨遂轉贈少年知音 蘇賡哲98.2.5」,對版頁左先有:「XX先生雅正 蘇賡哲 敬贈」並撳大大乙敉陰文朱章。他看後淡然地說:哦,與蘇不算熟絡。原來有書送我。

大概是真的罷。不然的話,眼前這已於當年《周報》通訊部年代,結了金蘭,我序行二,他序老五的教授,怎竟在同一書扉上,一稱先生,我則「知音」?安東認真滋陰。

這位退了本科的教授,與之有宗公案未結,但今世再也難結,惟有隨他。

話說通訊部年代,少年相交以純,至好文藝。有回在廟街尾眾坊街拐彎一舊書店,赫然瞄到整籮筐的《文藝新潮》堆放店外,每冊一角任撿!二話不說,要了一套。剛走兩步,心想再拾三兩重冊吧。袋中缺錢,不然就提走那籮筐。那時節,大家才剛知道停刊很久的那發夢也盼一睹的雜誌,大名癢入心!與新碰面於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的李國威提及,他睜大了眼,問可否借讀。當然可以,我說。就將整套常帶身旁,卻又遇不上他,意切情急底下,託了蘭弟轉交。

可這一脫手,從此不回頭。

到再遇國威,問他雜誌好看否?他一臉茫然。急返追蘭弟,又說交了。這可怎斷?交了何處!再三兩頭問,再三無明白。那時候,少年人就是不懂得震怒,衹好自我委屈,告慰自已:或許兩造間有一者太愛它們了,想好好收待呢。算吧算吧,反正每冊祇花一角錢。

從此,與蘭弟人海相忘。但整套雜誌中的一本,卻忘不了我這原主。哧,後來有次在中大范克廉樓前,瀏覽青年文學獎書展攤位,竟見展有孤單一本《文藝新潮》!哎呀,打開明明見有我文社圖書室印章;印章成鐵證,也不細問來處──是不忍知道真相,領它回家。

時間之為殘忍,是真的會沖淡憤怒。再見教授,如了他所求,再無其他。

【尾聲】

蓮香居茶局曾代故友問社長:為何當年報上新副刊,不讓菜頭打理?他哎的叫了出來:點解唔直接同我講!同你講甚麼,菜頭喜歡極了《文藝新潮》,從不抄襲的他,以真正的仿宋美術字款還魂作版頭,還要說甚麼。

(吳萱人臉書二O一三年九月十七日)

2012年8月18日 星期六

看盧因表演「一指禪」

看盧因表演「一指禪」
許定銘

盧因手跡

盧因(1935~)原名盧昭靈,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一九五二年起向《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及各文學刊物的學生園地投稿,《人人文學》、《六十年代》、《新青年》等當時著名的青年期刊,都是他發表習作的地方。他早期的文學生涯中,特別要注意的,是他與《文藝新潮》、《新思潮》和《淺水灣》的關係。

由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早有文名,並曾創辦純文學期刊《文潮》的詩人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水平相當高的純文藝期刊,大三十二開本,每期八十多頁。它創刊於一九五六年三月,至一九五九年五月的三年另兩個月間,僅出版十五期。盧因在這裏發表了短篇小說〈餘温〉(第八期)、〈父親〉(第九期)和〈瘋婆〉(第十期),這幾篇小說都相當成熟,除了文字流暢以外,盧因非常注意現代主義寫作技巧,運用了獨白及時空跳接等表達方式。

一九五七年,《文藝新潮》舉辦小說獎金比賽,盧因以〈私生子〉勇奪第二而一舉成名,奠定他日後以寫作為業的半個職業作家生涯。這次徵文比賽,由徐訏和丁文淵作評判,得首名的是台灣高陽的〈獵〉,高陽當時還不是名家,其後成就有目共睹。盧因能緊接其後得獎,可見潛力不錯。〈私生子〉寫的是舊日農村故事:替村長兒子做奶媽的趙娘娘,未嫁懷孕生子,受盡村人的嘲笑、白眼和欺凌。趙娘娘冒着生命危險,含苦茹辛把孩子養下來,後來還把趙小三送到南洋去。若干年後趙小三發跡富貴還鄉,受村人大鑼大鼓歡迎,視為整條村的光榮,村長甚至親自出迎,把昔日的歧視拋諸腦後。盧因安排「私生子」趙小三吐氣揚眉,展示了他對昔日農村及舊傳統的不滿,用「鄙視」與「恭維」組成了强烈的對比,是他以傳統手法寫的小說中最出色的一篇。

不過,我更欣賞他首篇發表於《文藝新潮》的〈餘温〉。〈餘温〉近四千字,全篇以獨白的形式,展示一位二十歲青年墮落後底懺悔:他好賭卻不會贏,經常輸錢,不僅把自己的金筆「舉」了,還厚顏向朋友伸手作本錢。他本身是基督徒,卻色膽包天,偷看黃色小說,擁抱愛撫純潔無知的少女,去嫖妓卻又怕染病……。這本來是極普通的「邊緣」年輕人故事,不少流行小說也用過的題材,但盧因卻作出大膽嘗試,他摒棄了一般叙事手法,用「我」作主體,用視線觀察「他」,替他去「舉」金筆,伴着他去飲酒,跟他一齊去嫖妓,一齊撫摸妓女的胴體,一齊躺到牀上……,如此荒誕不經的故事令人驚訝。不過,如果你深入探究,即會發現盧因筆下的「我」和「他」其實是同一個人,那是個人思想流中,正反兩方的戰鬥與掙扎。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小說,採用這種近乎「人格分裂」的演繹方式,是相當罕見的!

《文藝新潮》停刊後不久,盧因與崑南、王無邪等人創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於一九五九年十月間出版《新思潮》純文學雜誌,這是本十六開約二十頁的雙月刊。可惜《新思潮》印量少,發行不廣,甚難見,好像只出過幾期。據資料顯示,盧因在此發表過短篇〈肉之貨品〉(第二期)、〈木塑之印象〉(第四期) 和〈佩槍的基督〉(第五期)。此中〈佩槍的基督〉被也斯編進《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八),比較容易讀到。

一九六O年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文學副刊《淺水灣》,盧因在此發表大量散文、小說,用洛保羅、馬婁翻譯及介紹西方前衛文學與台灣的詩人和詩刋。他較少用的筆名「馬婁」,是「馬騮」的諧音,可見他幽默、俏皮的另一面。後來(一九六六至六七年)他還用「馬婁」在雨季(蔡浩泉)主持的明明出版社,出版了《十七歲》、《藍色星期六》和《暮色蒼茫》等三本「四毫子小說」。

盧因在〈回憶《淺水灣》〉中(見《一指禪》),說他當時非常熱衷西方的前衛文學,在《淺水灣》撰寫及翻譯的這些文章,大部分為台灣出版商「借用」,十月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現代小說論》,二十五篇專論中,竟有十四篇是他譯寫的。其實,盧因不單喜愛譯寫現代文學,他自己也在創作中嘗試運用這些前衛手法寫稿,如發表在《新思潮》中的〈佩槍的基督〉,和台灣文學雜誌《筆匯》上的〈太陽的構圖〉便是。

〈佩槍的基督〉寫出生入死,一直在槍桿子下謀生的大賊阿康,與無知少女阿香墮入愛河後,才了解情慾與愛戀是兩回事。為了阿香,為了阿香腹中塊肉,阿康願意改邪歸正。然而,正當成功在望之際,他陷入包圍之中。一個生命即將完結,另一個生命卻在阿香的子宮內成長……。

〈太陽的構圖〉寫他和她的情意,在冬日的陽光下,在摩星嶺岸邊的石叢中,在朗誦「藍馬店主人」的詩聲裏,在濃情的愛撫中昇華……。然而,當他第二天苦苦地期待她再來的時候,卻聽到苦痛的訊息,知道她在另一處的太陽下遇到車禍,在「美好」的陽光下變成一堆堆血紅……。

盧因是虔誠的基督徒,透過小說去宣揚「愛」的哲學最自然不過,在這兩篇小說裏,他强調了生死的交替,人際的離合,一切早有安排,冥冥中自有主宰;愛情再偉大,主人公再堅强,也無法改變命運!其實,我不着意要談它們的思想、內容,我關心的是它們的表達形式:六千多字的〈佩槍的基督〉,全篇有段落而無標點符號,那幾千顆字粒密麻麻的互擠着,讀起來像無數的鉛粒,重重的壓向讀者,一粒粒的投射到眼瞳裏,加上不停跳接的時空錯落,與人强烈的壓迫感,直把人强扯進阿康和阿香的思想流裏……。

在書內排滿四頁的〈太陽的構圖〉,形式與〈佩槍的基督〉背道而馳,雖然它也不用標點,卻是在每句應該標點的地方留了空格。整篇小說像一塊塊留下窗洞的豆腐,是要人透過空格看進文字的裏面?還是要借那些空格停一停、想一想?還是這些空格中有隱藏着的精靈在睥睨那無知的讀者?我突然想起這種形式正是台灣詩人商禽詩的形式,盧因是在說他的小說是「詩小說」?或者說凡文學作品寫得好的都是「詩」?

不停嘗試新手法,寫實驗小說的盧因,還用何森、陳寧實、唐山客、朱喜樓、張學玄、林紹貞……等筆名在《新生晚報》、《中國學生周報》和其他報刊上寫各類型的文章;編《南國電影》、《四海周報》……。在一九七三年移民加拿大前,盧因在香港「寫字界」活動二十年,寫過的東西自然不少,可是,結集的,不計那幾本「四毫子小說」,卻只有《溫哥華寫真》(香港日月出版社,一九八八)和《一指禪》(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九)兩種。前者是他為劉以鬯編《快報》時,介紹温哥華實況專欄的結集,後者則是他自選的散文、小說集。

《一指禪》書分小說、散文、評介和印象回憶四輯。我對香港文學的歷史和研究甚感興趣,書一到手,立即翻閱他的「印象‧回憶」。盧因是香港文化界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過來人,對當年的史實知之甚詳,〈香港文壇印象〉寫他一九八O年代回港時,對香港文壇人事的變遷,感慨萬分;〈記詩人鄭力匡〉寫他少年時代和他仰慕的詩人力匡交往的經歷;我最喜愛的是〈回憶《淺水灣》〉。我是一九六二年開始學習寫作的,其時《淺水灣》經已停刊,無緣得見,盧因對《淺水灣》的回憶,資料豐富而親切,使我神往,未能親覩這著名的副刊,實在遺憾!

可惜「印象‧回憶」裏僅收文五篇,除了上述的三篇外,〈回憶呂壽琨〉和〈敬悼石磊〉我興趣不大。其實,以盧因的歷史,他還可以寫寫創辦《新思潮》的經過,他在《新生晚報》和《中國學生周報》寫專欄時的人事交往,寫「四毫子小說」時的感受……,看來這些我熱切期待的文壇往事,得要再等一會了。

《一指禪》中再次令我驚喜的,是盧因的小說。他在序中說:過去幾十年不想隨波逐流,以寫小說謀生,只好退而求其次,學劉以鬯的「娛樂自己」,隨心所欲的任意發揮,强調:

小說創作講究實驗性和獨創性。實驗獨創不能憑空而獲,除了天賦條件,尤需有容乃大胸懷。(見《一指禪》頁2)
蔡炎培、盧因、許定銘

盧因這種創作理念,早在寫〈佩槍的基督〉和〈太陽的構圖〉時已發揮得淋漓盡致,只是當時太激,走得過快,過度注重形式,陷讀者於泥沼中難以自拔,無法辨別方向。但到《一指禪》中的小說,盧因已走進了另一境界,小說創作走向散文化,無故事,只有片段,像〈閨房情趣〉寫醋妻的疑惑,〈魚喪〉寫老外羅拔的爺爺底愛鄉情懷,〈市書〉寫往市區逛書店的偶遇,〈捉雲小記〉寫生活樂趣……,全部都是生活上的片段,不單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連對話也摒棄引號,混在段落裏隨意書寫,完全是: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老子就愛這樣!

作為書名的〈一指禪〉,寫居於温哥華九十九歲的陳半僧,在老外及幾位學者前表演其「一指禪」神功,雖然他未登峯造極,也可以二指撐起全身倒立,拳擊之亦不倒,使觀眾錯愕驚訝,視之為異人。若干年後,半僧子孫大去,他不願再留在異國與曾孫生活,携其子孫骨灰回鄉,不久圓寂,落葉歸根!〈魚喪〉中羅拔的爺爺,在北京作傳教士四十多年,最後也回到出生成長的楓葉國;盧因近年差不多年年都以香港為中心點,向神州大地、扶桑及南洋作放射性的旅遊,是不是去國四十年,亦有「不如歸去」之思?

盧因不是正統學院派出身,寫作不依傳統,只要興之所至,揮筆自娛,其樂無窮。這使我想到,這位既非少林、武當出身的塞外奇俠,摘葉雖不可傷人,卻可耍出令人驚訝的功夫。

讀盧因的小說,仿如看他表演「一指禪」!

──2011年7月

(轉貼自《香港文學》二O一一年九月號)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從《焚琴的浪子》到《江山夢雨》— 與馬博良談他的詩

從《焚琴的浪子》到《江山夢雨》— 與馬博良談他的詩
王良和

王良和,香港出生、長大、受教育。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之後分別於香港大學及浸會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得過的獎項計有第七、八·九屆青年文學獎;第三、四、六、八、十一屆中文文學獎;1983年度大拇指詩獎;1984-1987年四屆中大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第二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獎及散文推薦優秀獎;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2003無憑〈魚咒〉獲第七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獎項。著有詩集《驚髮》、《柚燈》、《水中之磨》、《樹根頌》、《尚未誕生》等,散文集《秋水》、《山水之間》,小說集《魚咒》。

馬博良(馬朗),1933年出生,原籍廣東中山。生長於華僑家庭,十二歲時在文壇崛起。四十年代在上海發表作品,主編《文潮》。曾出版小說集《第一理想樹》及詩集,撰寫影評·電影劇本,並擔任《自由論壇報》編輯等職。五十年代初來港。1956年創辦《文藝新潮》雜誌。倡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頗大。六十年代到美國,入喬治城大學深造,開始其外交官生涯。著有詩集《美洲三十絃──馬博良詩集》、《焚琴的浪子》、《江山夢雨》等。

○ :王良和 □ :馬博良

陽光下的花傘

○ :坊問的資料,都說您是1933年出生的(1),有詩友說您其實早於1933年出生。我們對您的生年感到好奇,是因為〈車中懷遠人〉這首大家深愛的詩,寫於1946年,那麼,這是您十三歲時的作品嗎?此詩語調迷人,技法上更有難得的平衡感。能否談談這首詩的創作背景,以及養分來源?

囗:我在烽火中誕生,早年記錄俱已散失,年數不論了。〈車中懷遠人〉不是十三歲的時候,那麼也只是三兩年內的事。總之是白天上學,夜晚編報,午夜坐空電車回家,想起青梅竹馬的北地小玉女,貌似銀幕上的朱茵,常常喜歡在陽光下撐一把小花傘,可是,不久隨家返鄉,我亦遠走高飛,正如〈相見日〉那首詩預言:「你和世界的影子已混沌起來/那是在千萬年以後/我們再在窗邊相見」,車中的「一刻便是千萬年了」。

「將成為一個美目朦朧的少女的,卻早交給一個秋天的黃昏了」。

這樣秋天黃昏的感受接續發生,一個人以後又是一個人,我遠走高飛,再到小島,這一回是一朵嶺南之花,車中懷遠人的傷感重臨,因為這朵花「在淒清的山緣回首/……聽晝夜喧嘩如瀑布/……去火災袒建造他們的城」。我和這位如花似的焚琴浪子幾十年後曾經島上重逢,這幾十年就等於「千萬年」一樣了。

○ :《焚琴的浪子》「第一輯」中的情詩,像〈無聲之歌〉、〈第一次約會〉、〈相見日〉、〈林下小語〉寫的就是那位貌似朱茵的少女嗎?而〈第一次約會〉中「繡百花的小傘晃動在草徑上」,〈相見日〉中「那邊有陽光照着的小花傘」,同時出現的「花傘」,是實寫,而不是美化的意象?

□ :首先,不能一概而論說那些全是實寫,當中是有美化意象的。有時候,我在想着一種事物,並將之融化進另一個現實中,當第二個現實出現時,即或根本沒有一把傘子在那裡,或那不是同一種的花傘,我都會把它當作我思想中的那件物品。

至於那是否同一個少女,我現已忘記了,也說不定是我不願透露而已。我已忘了有否將她與其他人混合在一起來寫,到後來或許也有把我太太混合在裡面。最初當然有許多都是在寫她,但到後來,有許多都是混合了其他人來寫的了。

○ :《美洲三十弦》中的《六月廿一日日落區〉的結尾:「不知是哪一個窈窕的倩影,/撐一把傘/一枝丁香地,/默默走到那長堤上。」看來仍是那個少女的「留影」;甚至《江山夢雨》中的〈在去年的夢裡〉,開首便說:「我看見那不可知的伊人」,中幅又提到江南的印記:「叩響秦淮河畔的青石板街,/從烏衣巷口轉了個彎,/停住拉開車門的垂簾,/婀婀娜娜地走下車,/站在星光下」,朦朧而隱約的,似乎還是那少女,是嗎?為甚麼這段情如此刻骨銘心,使您數十年來仍不斷向「她」回歸?

□ : 〈六月廿一日日落區〉及〈在去年的夢裡〉中寫的已不是她。和那少女相戀時,我年紀還很小,而寫〈六月廿一日日落區〉等詩時,因時間相隔太久,所以,那時的我或許已差不多忘記了她。經過那麼多年,我也忘了是否真的在走過南京的烏衣巷口、朱雀橋邊時看見過傘子,或許是我自己加進印象中,覺得有那個人、那樣事物而已。這種想像,其實是超現實主義的一個結果。超現實主義並不一定是神怪的,有時在一種想像當中,把現實與非現實相加在一起,也是一種超現實主義。

○ :謝謝您告訴我們後來認識了一位「嶺南之花」。〈焚琴的浪子〉一詩有「青銅的額和素白的手」一句,「青銅的額」應該指男性;「素白的手」在您創作時,不是指一般的女性,而是指您心中那位「嶺南之花」?「驕矜如魔鏡似的臉」,也是指她而言?

□ :「驕矜如魔鏡似的臉」並不是指嶺南之花。她臉上常常掛著溫馨的笑容,並不驕矜,因此這裡是混合了別的人來寫,並非在指涉她。以前我未透露過,當我不做焚琴的浪子,走了出來;她卻走了進去,做焚琴的浪子,所以我們分開了。她真的是嶺南的校花,但我不會透露她的名字。

○ :可不可以這樣說,〈焚琴的浪子〉在戰爭、革命的大背景下,暗藏了一段個人的戀情?而此詩悲涼的感情基調,和時代有關,更和這段戀情有關?

□ :是的,我那種傷感,確是把個人對嶺南之花的傷感,融進了大時代、大背景的悲哀感情之中。

○ :您早期的詩作,往往讓人想到戴望舒,〈林下小語〉題目呼應戴詩〈林下的小語〉,而戴望舒的名作〈雨巷〉,在您三本詩集中都有或顯或隱的迴聲。戴詩常見的「青色」、「憂鬱病」、「夢」、「記憶」、「林中」、「樂園鳥」等用詞,也多見於您早期的詩作。芸芸的詩壇前輩中,為甚麼戴望舒對您的「引力」特別大?

口:中國新詩前輩之中,我小時最愛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和陳夢家的傑作。戴詩〈雨巷〉對我另有記憶的牽繫,童年時曾住南京,獨自去過烏衣巷和秦淮河,回想之下,每感到類似〈雨巷〉的情景,於是,在《焚琴的浪子》中的早期詩作,可能引起迴聲,至於其後兩本詩集「若隱若現」的反響,我自己覺得多是自身反映的結果。恰如梁秉鈞討論我早期詩作〈從緬懷的聲音裡逐漸響現了現代的聲音〉一文所說:前輩和後輩個別作者的發展和特色。

電車的記憶

○ :《焚琴的浪子》中,〈車中懷遠人〉、〈北角之夜〉和〈快樂〉,三首詩都寫到電車,創作時間橫跨十數年,但風格接近,可歸於一類。個人覺得,您早期的詩作(特別是情詩)有點唯美傾向,尤喜在開局寫景或佈景,借助意象營造色彩、

情調、氣氛,而通向抒情,「賦」的筆法較少,實感也較少。〈車中懷遠人〉、〈北角之夜〉和〈快樂〉語言上明顯放鬆,在現實事物、場景和經驗的基礎上,作感性的陳述、沉思、聯想,無論是與他人、他物或自我「對話」,都有一種「心無旁騖」的專注與真誠,鮮見仄徑旁出的修飾性筆法,處處顫動着纖細、敏感的情緒微波,十分動人。三詩都和電車有關,為甚麼寫到這種交通工具,您的筆法會出現這種變化?

□ :乘坐有軌電車會感覺不同,必須是近乎午夜,搭客寥落,叮叮噹噹的「從一個時間駛入了又一個時間」,即使不是〈北角之夜〉詩中「最後一列」,也不是〈快樂〉詩中「停站後在月下呼呼沉睡的/售票員的臉」,也可能「懷遠人」,像《焚琴的浪子》跋文中提到「彷彿又看到幼小的自己在搖盪的街車上,攤開膝頭的練習簿提筆疾書」,總之,那感覺自然異於十八年後〈黃昏過洛杉磯市中心〉「時速七十哩的輪迴下,輾轉滾動……我還不是追隨蝗群奔逐著」;或者1972年〈車過海傍101快速公路〉以「人生是千杯酒,從車窗,向過往傾潑」;還有1975年時〈從101號太平洋公路回家〉「時速六十哩,/我在飛翔,/親吻着初秋」。歲月如飛,時移勢轉,這都是過去了,不再乘午夜雷車啦。然而,不料是不久之前,(〈2002年6月巴黎Baetille街頭〉「爬上,半醉的,/龍鍾的街車/彷彿便穿過重重歲月…… 」,那對於電車的感覺依然留存,依然影響這種變化,凡事須看人生的洄漩。

○ :〈北角之夜〉「也一直像有她又斜垂下遮風的傘/素蓮似的手上傳來的餘溫」,又提到「傘」,這首詩也是懷念那位北地小玉女嗎?您和那位少女有一同坐電車的記憶嗎?

□ :這裡與她或許有關,因詩句說「像有她」,而「素蓮似的手」、「餘溫」那些全是個人回憶來的。

○ :有些詩友很奇怪,為甚麼〈北角之夜〉會出現「春野上一羣小銀駒」的聯想?

□ :那是一個真實情景所帶給我的聯想。當時我看到有一群歡場女子正在離去,她們走得很快,我就突然覺得好像是有一羣銀色的小馬在飛快地奔跑一樣。這種聯想或許與個人經驗有關。童年時,我曾在內地見過春野上成群的小馬奔跑,因此當我在北角看到歡場女子急步離去時,就產生了這樣的聯想。

○ :會不會是這樣,您青少年時在午夜寂寥地坐「電車」的經驗,非常深刻,於是,那種寂寞、淒清的氣氛和情調,在記憶中沉積下來,甚至和「電車」這種交通工具緊密聯結;而回憶坐電車時那種搖晃的感覺,又容易令個人的思緒晃動,難以把定,更容易陷入時間、潛意識的「洄漩」,看到重重交疊的影像;因為經常把「塵封」的記憶「抹淨」,記憶中「再造形象」的「亮光」顯得更為殊異、惑人。當您重新經驗電車之旅,或者陷入電車的回憶,那種感覺就會制約您的創作方向──寂寥、沉思、記憶、恍擃恍惚垮惚的人與情;而這種基調與新的經驗、場景接合,新的經驗和場景決定了詩的「變化」。

□ :我常在詩中提及電車,是因為我曾有一段時間常常獨個兒坐電車。

青少年時,我進了報館當編輯,常工作至夜深才回家。乘坐電車時,車上往往只剩一、兩個人,因此坐在電車上,常會感覺很孤獨、很寂寞。加上回憶起個人傷心的往事、幾次身歷革命的痛苦,而當時鬥爭又已經出現,因此當我坐在電車上沉思、想起這些經歷時,就會感到很悲痛。後來,我來到香港又從事編輯工作,常常夜歸,乘坐電車往來北角與灣仔、中環,久而久之,自己也愛上了坐電車,少坐巴士。這種經驗不斷「洄漩」,在創作時,寫到與電車有關的事情和記憶就特別多。

超現實主義.現代畫

○ :在〈《美洲三十弦》後記〉中,您說:「這些詩也代表我一部分的追求。在這期間,我曾經追求:清洌淺顯的文體,海明威那樣明快的字句,毫不晦澀,然而,表達的卻是廣闊、複雜、錯綜、鮮明、多變化的意象。換言之,用『簡單』去傳達『不簡單』。要表達的應是unrational,意識流的,超現實的,多面的,甚至可以在字面上不連貢的。」您能否用《美》集中的一首詩,談談如何在創作時實踐上述的追求?又,當年您在詩歌創作上,還有哪些(另一部分)追求?

□ :《美洲三十弦》的三十弦裡,〈華埠〉那首長詩也許可算是一時舊金山的代表性刻畫。如果,要求用簡單去傳達不簡單,表現意識流的,超現實的,多面的,那麼,我認為〈11月9日午12時半的下埠〉那首,可作例子,它似乎出諸客觀的角度,但卻集中主觀的抽象,超現實的意喻所描摹的無非現實情況,同時還夾雜了Beat Generation文學上的思維。

在另一方面,永遠纏繞著的,深受時代環境影響的個人情愫的遭遇,〈在獨角獸咖啡座〉,也在〈6月21日日落區〉,仍然需要我一貫「唯美傾向」的委婉的直敘,於是「那依然故我的我悄然而來」,成為「另一部分」的追求。甚至到了千禧2003年〈百感〉的時候,還是那樣清晰明顯,「千千萬萬盞燈火,不知哪一盞……也許去變了一顆星…… 」

○ :謝謝您提出這幾首詩讓我注意。這幾首詩我都很喜歡,但我更有興趣知道,如拉遠距離,今天您並讀這幾首詩,您較喜歡哪一首?為甚麼?您自覺哪一首寫得最好?為甚麼?提出這些問題,其實是我很想通過您評說超現實主義詩作的眼光,指引我們欣賞的方向。此外,詩人自述作品的過程,有意無意帶出一些超越語表、內部語境的訊息,而這可能與詩人特別鍾愛某首詩有內在的關係。

□ :要令讀者一下子就明白我想在詩中表達的東西是有難度的。詩,尤其是現代詩,就像現代畫中包含了各種解釋一樣。看現代畫時,觀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去領會,不一定有特定的解釋;同樣道理,讀者可從我某種表達中去推想、體會我的詩。這就是說,欣賞的方向是沒有特定角度的。或許你今天這樣理解、這樣看,但一年後,可能又有另外的理解,不同的看法。現代藝術品與以往經典作品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此,也該是如此。例如,一個不動的銅像或石像,在不同天氣、不同日光的照射下,給你的印象也不同,欣賞現代詩就該像如此多面性。

當年用這種手法寫詩,是有感現代詩應該這樣寫,卻並不要求別人照着這種手法去寫;這只是我個人寫作的一種習慣,個人的作品風格。要注意的是,我的詩不同於朦朧詩,因我是有所表達的,我詩中的「朦朧」不過是一種程序,不是要令你到最後也不明所以。寫作是內容決定形式的,因此,我有些作品寫得較顯淺,並非所有作品都讓人摸不着頭腦。譬如說,前幾年我寫過一首關於香港的詩,詩中我用了「魚蛋粉」、「牛脯粉」等並非唯美派的語言。

神話意象.德秀斯

○ :您的詩偶見「天女」、「天魔」、「地母」等詞,典型的中國神話意象也用了不少,您的創作意識似乎糾纏着一個甚至多個神話世界。為甚麼您喜歡借助神話意象開展您的詩?背後牽涉您對神話的哲學思考,還是您認為神話意象與「unrational,意識流的,超現實的」藝術追求有相應的關係?

囗:有時候,我解釋我的意象,借重神話意象,但不單是中國的。許多世界作家文人不都是引用神話嗎?譬如,法國紀德(Andre Giae)採取希臘神話寫成中篇〈德秀斯〉,我們的《文藝新潮》第四期曾經全文轉譯。我不敢妄加仿效,不過,到1994年春,做過了「去年的夢」的一晚,偶飲兩杯Burgundy的比露華以後,推測五杯下肚的幻想,比較自己的命運,也套用了荷馬史詩的神話,將本身化為遠征不返的敗將,這首〈五杯紅色Burgun心以後〉可說是「對神話的哲學思考」。至於「神話意象」與unrational,意識流的,超現實的藝術追求相應有關,那只要看看Picaeeo整套(人間喜劇》(La Comedie Humaine)、Paul Delvaux大部分

和Max Ernet那幅1941年畫的《荒野裡的拿破崙》(Napoleon in the Wilaerness)便明白我〈在去年的夢裡〉的原委。

○ :您提到刊於《文藝新潮》四期的〈德秀斯〉,譯者羅謬是您的筆名吧?這篇小說有三句和神有關的話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句是:「凡屬費解的一切,都歸諸於諸神。」第二句是:「我天生就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只有神界的事物才能激發我的愛。」第三句是:「我現在才知道,這個無法辨認的世界(我是說我們的官能無法滲透的世界) ,才是唯一真實的世界。其餘的一切都只是一種幻覺,且是一種騙人的東西,擾亂瓣了我們對神的事物的注視。」未知這和您在〈五杯紅色Burgundy以後〉一詩中引〈德秀斯〉的神話故事,以及您由此提到的「對神話的哲學思考」,有沒有關係?

□ :羅謬並不是我的筆名,而是《文藝新潮》另一位主要詩人楊際光(貝娜苔)的筆名,因為他的西文名字是Romulue。

我寫〈五杯紅色Burgundy以後〉引〈德秀斯〉的神話故事,和對神話的哲學思考是有關的。我把〈德秀斯〉神話中,最終靠那女的打倒半人半牛獸的結局,改成了另一個較傷心的結局— 就是寫自己喝了酒,以為自己也像德秀斯一樣,可以打倒半人半牛獸,怎料結果是那女的把我帶到那裡後,倒下的是我。安排結局寫自己是一個失敗者,是因為自己常有挫敗感,即使是現在也一樣。而我的許多理想,也是從挫敗中形成的。

○ :是甚麼東西困擾您呢?

□ :困擾我的有兩方面,一是對國家社會的,例如對革命的感覺。在寫〈聖彼德堡一夕談〉時,我坐在普希金常去的那個酒吧中喝酒,然後幻想他與我對話,說這個世界上所有革命的結果,全都是失敗、慘痛的結果,但這其實是我內心的話。普希金並沒有參加過革命,他只對當時的現實不滿,並曾於革命時代,放棄貴族身份去寫有關革命的文章,我就借此而論。

另一方面是個人的傷痛。早年看着朋友相繼去世,令我感到很失意。例如,當年我對電影很感興趣,曾與胡金銓合作,他對我寄予很大希望。他最後一部電影,是由我為他改編劇本的,他十分希望能把它拍完,結果卻沒有成功,其後過世了。那是他最後一部電影,是跟我合作的,卻沒有成功,這也是令我感到很挫敗的一件事。

古典意象與現代經驗的染織

○ :四十年代末,您創作了(獻給中國的戰鬥者〉,即(焚琴的浪子)、〈國殤祭〉二詩;八十年代末,您創作了〈獻給天安門的鬥士〉,三詩都是您對中國現實政治的回應,情感的表現比較直接。您說過「內容決定形式」,這是否意味您認為介入現實、政治的題材,應少用意象、超現實的技法,而要寫得直接些、明朗些?這三首詩,您較喜歡哪一首?為甚麼?

□ :我素來主張「內容決定形式」,所以介入現實政治的題材,應該直接、明朗。加上意象,就變成我那首〈尖沙咀東的黃昏〉,意味不同了。所提〈焚琴的浪子〉、〈國殤祭〉及〈獻給天安門的鬥士〉三篇,我個人認為(焚琴的浪子)較現代詩,也較有詩意,〈國殤祭〉較直接,但情感豐富些,強烈些。因此,幾處Anthology,選擇〈焚琴的浪子〉較多。我想補充的是,聽說這兩首詩當年在北京一兩間大學貼大字報,包括革大,使有些人激動流淚的卻是〈國殤祭〉,首先撕下來的也是〈國殤祭〉。

○ :「香檳雨」、「十七洞橋」的意象,在您不同時期的詩中都出現過,為甚麼您一再運用這些意象?這些意象激起您怎樣的感覺?它們在您的記憶或情感中是否有特殊意義?

□ :「香檳雨」是我淺薄的妄想。雨,我並不一定喜歡,然而,若是換了香檳質素,香檳人人愛好,不是又好飲又好聞,色香味俱全嗎? 「十七洞橋」的地名出自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七言絕句,原詩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據後人查考,並無二十四橋,剩下最好的十七洞橋,我相信那十七洞的橋猶勝二十四橋,而傳說有多位美女倚立橋頭吹簫,我一直很嚮往,總把它視為綺麗的象徵。

○ :您的詩運用不少古典意象處理西方世界的經驗,秘響旁通,無形中讓讀者的耳邊迴響著古典詩的聲音,要經常回歸「古中國」,同時意識您的「中國性」。這種特色,論者往往視之為對抽象的文化中國的認同甚至擁抱;這和香港大部分現代派詩人對古典疏離的態度,可謂大異其趣,成為您鮮明的特色。葉維廉在〈經驗的染織〉中,「拈出文化語言在『身在異國為異客』的詩人意識形態中的現象」論述您的詩,突顯離散經驗和您詩中這種現象的關係。但從《焚琴的浪子》 、《美洲三十弦》到《江山夢雨》,五十多年來,這種古典意象與現代經驗的「染織」,並未因您外國生活體驗的深化而淡化,從您三本詩集的命名的古典指涉,實可感知一二。為甚麼您往往召喚中國事物與古典意象處理現代經驗?您認為詩人應該怎樣對待自己的「民族傳統」?

□ :我父親是寫舊詩的,我小時候在他的教導下,讀了很多舊詩,這應該對我日後的創作有影響。

我在詩作的句子下面少加備注,例如千禧年那首〈春回布拉格〉最後一句「生命不能承受的輕」,那是捷克反極權作家Milan Kundera名著《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的書名,我用來首先配合布拉格,因為整本書都與布拉格有關。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用來襯托我瀏覽之下的心境。另一例子是千禧2002年改寫1992年的一首〈台北依舊否〉第二段的末一句:「你歡喜Brabm嗎?」那是法國女作家Francoide Sagan的小說《Aimez-vous Brahms》的書名和故事主題,我回憶榕榕園,便回想到這句問話。我覺得這兩個引證最少說明我不一定「召喚中國事物與古典意象處理現代經驗」。其實,直至此次《江山夢雨》編印出書前後,中文大學的「新知」與我接觸,否則,近二十年來,我只有不停撰寫報刊上的飲食專欄保持中文,而專欄範圍限於全部西方酒飲或幾乎全部西餐館評介,一般人一概早認定我是全盤西化的。

談到西方體驗,另一首遊歷東歐的〈布達佩斯河畔〉也交代了我一個中西合璧的幻想,本來未作解釋,現在既然分析古典意象染織現代經驗,那麼提出我此項很特別的奇異幻想,似有需要,該詩第二章所寫「釋縛的橋畔古堡」,也就是「解脫極權束縛的橋畔古堡」,讓我彷彿見到「故壘窗後/高髻的倩影/撫奏出塞的哀曲」,那是對於漢朝王昭君的憧憬,然後我把自己安插進去:「遠遠地/我在覓路拾級登樓J,然後搭到憧憬上面:「她轉顏低問:/是你嗎?/當年策騎馳援的馬革旗兵?」簡單幾句,其實意思是我把自己當作漢朝年代的一名小兵,王昭君被迫出塞遠嫁匈奴單于王,撫琴訴怨,我這名小兵,傾慕之下,單騎匹馬,勇闖千軍萬馬,夢想在昭君投江自盡之前拯救她,明知毫無辦法,逃不了馬革裹屍。為甚麼想出這個故事呢?為何稱為「旗兵」呢?原來我聯想到Rainer MariaRilke(里爾克)的名著(軍旗手的愛與死》La Chansond 'a mouret de m ortdu C ornetteC hristopbR ilke,那位軍旗手就是在匈牙利戰死的。我胡思亂想,又想像昭君的神靈也可能會託附匈奴大軍在匈牙利安息,於是在我〈布達佩斯河畔〉的漫想中出現了。如此romantic,是不是太unrational,太超現實,太無稽呢?

○ :從您的自述,讀者大概可以感知您才高學富,下筆創作時,聯想往往瞬間接通中外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的文本,而您又傾向讓聯想因意生意,在內在的靈感中自行越界交通,加上不少個人的早歲記憶和異地的遊歷經驗明暗引動,虛虛實實,都使您的詩不易理解,有如莊子〈庖丁解牛〉中盤筋錯骨的牛體;讀者閱讀您這類詩,往往要「以神遇(感性體會)而不以目視(理性分析)」。您對於淡化指涉,以賦體為主要表現手法,抒寫生活原真面貌的現代詩有甚麼觀感(七十年代以來不少香港本土詩人所追求的詩貌)?

□ :我與也斯、葉輝他們的表達形式確有不同,但並非說我不同意他們那種形式。我主張內容決定形式,而且每個人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只是我採用的是超現實主義。

我在詩中所表達的意思,的確需要讀者先有許多的理解、學習,才能明瞭。如「德秀斯」,若讀者根本不知道詩的語源、背後的神話,也就不可能知道我創作此詩的用意了。再如Burgundy,許多人不知道這是法國的頂級紅酒,也就不會明白當中的意思了。

其實,我也曾創作普羅大眾能明瞭的詩,表達了當時的社會感覺及情形。但後來自覺想改變,就轉換了形式。而《江山夢雨》寫得沒有以前的詩複雜,有可能與我在外經歷了許多,再停下來後的感覺改變有關。

○ :在您創作《焚琴的浪子》、《美洲三十弦》、《江山夢雨》這三本詩集的作品時,有沒有因不同階段的詩觀調整,而自覺作了不同的藝術取向?

□ :在創作這三本詩集的作品時,依據前面幾段回答,「不同階段⋯⋯詩觀調整」,我想必不自覺,有時也自覺地,會選擇不同的藝術趨向,關於這一點,《江山夢雨》後記那篇〈為甚麼選擇現代主義〉應該提供了主要的解答。

江山夢雨:時間意識與生死之念

○ :您最新的詩集《江山夢雨》比前多用濃艷、華美的四字套語,像「溫香軟玉」(〈2002年6月巴黎Bastille街頭〉)、「風姿綽約」(〈五杯紅色Burgundy以後〉)、「婷婷玉立」(〈春之門〉)、「風情萬種」(〈世紀末三聯想〉)、沉魚落雁」(〈1975年9月14日在曼谷東方旅店河濱〉)等,為甚麼到了《江》集會出現這種用詞現象?您對現代詩的語言有甚麼看法?

□ :《江山夢雨》的詩作多用四字成語,也許是我現代式的想像減縮了,亦可能是生活的圈子限制了用詞的範圍,我現在的日常接觸,差不多常常變成2001年那篇〈稀世坡的另一天〉「……消失了的一個人的世界」

○ :與杜家祁對談時,您說「不太喜歡經常要回頭望過去」(2)。但讀您的詩,尤其是近作,我發覺「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意識,總是與生命、生死的縈心之念糾纏在一起,而外顯為「彼岸」、「歸去」的意念「夢」、「月光」、「燈影」的幻景,情緒化的景物描寫和感覺化的玄思。套用《江山夢雨》〈世紀末三聯想〉的詩句:「生命拖着一具大時鐘」,在您寫景、調動意象時,這大時鐘「滴滴嗒嗒,走個不停」的聲音,總是隱隱約約在詩行間迴響,今生來世,夢裡夢外,如真如幻,問「此在」的生命與未知的「歸墟」。〈春回布拉格〉的結尾:「把我化成了三個,/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明日的我。/迷茫地/去追求/生命不能承受的輕。」類似的意識在各詩不斷變異、衍化,成為《江山夢雨》鮮明的特點。您是否信奉佛教?能否談談您創作這類詩時的心境?

□ :早年傾向政治,從不信奉宗教。近來為人處世,主張要放下過往,但誠如尊論,我的近作詩篇每每把「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意識……與生命,生死之念糾纏一起」。我的確告訴過杜家祁:我「不喜歡經常要回頭望過去」,在《江山夢雨》後記〈為甚麼選擇現代主義〉開端亦強調:「雖然我時常要向前看,要向前走」,不過,我接着已經說明,結果「不時還會不禁懷念一些事,一些歲月,一些人」,你能做甚麼呢?楊際光(貝娜苔)太太說,他最後一刻捏緊了胸前〈今夜的祝禱〉那篇手稿,一同去了;〈焚琴的浪子〉之一的保羅,也在這個他抗禦過的國度裡,喃喃然沉吟着其中幾句,永遠追隨了先行的浪子;六月底,紀弦撫卷讀到〈台北依舊否〉第一段愛雲的奇人,另一角李維陵以半開之目凝望〈干德道夜景〉的時候,兩人都在輪椅上站不起來。我能再做甚麼呢?樊善標所以說:「由當年的時代風暴到今天的惹夢春雨,兇險的情勢轉化成歷歷前塵,既緬懷過去了的人和事,卻又自覺不必沉溺於回想之中,何其從容。」這就是我「創作這類詩時的心境」。

○ :您說過,《江山夢雨》「應該比以前寫的詩成熟一點吧」(3),似乎您對個人最新出版的詩集評價較高。您會從哪些方面評價自己的詩?這會不會也是您評價新詩的標準?

□ :《江山夢雨》集中多次重複了相同的對象,總是不停的月和夢,那樣不能自詡較前成熟一些吧?雖然,我很希望。評價別人的新詩,卻不能限於這項標準。再次翻閱《江山夢雨》,發現九十年代重返金山以後的〈在藍色多瑙河咖啡館〉

〈在警惕自己不應吟風弄月以後路過Sunset區的時候〉、(1991年8月21日的三行〉,再到1999年的〈世紀末三聯想〉,還有東歐回首以至壓軸的千禧2003年聖誕後(百感〉,居然都避開了月和夢,尤其是1991年後的一部分,似乎減少personal

一點,更少一點風花雪月,不知是題材關係,抑或真是有時凝練緊湊,目標集中了?

○ :您的詩常捕捉一時一地的印象與感受,題目也作了明確的標示,如《焚》集中的〈50年車過湖南〉;《美》集中的〈11月9日午2時半的下埠〉、〈6月21日落區〉、〈1968年11月.利馬〉;《江》集中的〈1975年9月14日在曼谷東方旅店河濱〉、〈1992年11月香港〉、〈2002年6月巴黎Bastille街頭〉,甚至在題目交代一點背景,如〈在警惕自己不應吟風弄月以後路過sunset區的時候〉、〈4月的晚上在舊金山看完《霸王別姬》歸去〉。為甚麼赴美定居後,您越來越喜歡這樣命題?題目上的「時空訊息」,您是為自己還是為讀者加進去的?為甚麼?

□ :歷來寫詩,常常有意把握「一時一地的印象與感受」,在題目上於是亦作明示,指示日期或地點,主要也是用為一種記載,自己可以參核,好像日記或遊記,這些題目上的「時空訊息」,很少是故意為讀者加進去的。現經尊論提出,我又覺得似乎太公式化,應該可免則免。此次返美,詩作愈多這種標題,為甚麼呢?原因很簡單,由於光陰似箭,周圍充滿前文「早年傾向政治」那段答覆裡描述的情形,促使個人惋惜時日,靈感所到,愈來愈重視時空,一切便「泛濫」起來。

○ :您的詩或明或暗迴旋著「女性」、「女體」的意象和聯想,令我想起和您在《文藝新潮》結緣的崑南,「女體」可說是崑南詩與小說的「核心語碼」。〈2002年6月巴黎Bastille街頭〉的結尾:「褪除了林立櫥窗的霓裳/溫香軟玉的琉璃/

轉成依偎的胴體/那些年來所有愛我的人/列道/環抱了我與她/在那裡/開展甚麼都不再想的/香檳之夜」,是「她」;〈尖沙咀東的黃昏〉開局:「夕陽:一種冷艷/當爐的/胭脂色。/漂染了海港的酥胸/泛起/醺然的女兒紅。」則用了女體意象。能否談一談您詩中的這種特色?

□ :美麗的「女體」,不論Modigliani或Matisse畫了無數,我在傾聽小兒堯晉彈奏他獲得北加州鋼琴首獎的蕭邦幻想隨興曲(Chopin Fantasy Impromptu),寫下《江山夢雨》第117頁那首詩,當時曾經想到蕭邦作曲之際,可能與李斯特(Franz Liest)同對喬治桑(George Sand)的女體幻想不已。自然我們亦都為此念念不忘,只是〈尖沙咀東〉海港泛起的「女兒紅」,屬於老酒,但在〈巴黎Bastille街頭〉,連玻璃窗都視為溫香軟玉,則是確鑿的綺想,把握一時一地的印象與感受,那一次在巴黎便是那樣的印象與感受。

○ :因應課程改革,越來越多香港作家的作品進入中學課程,假如中學老師希望選用您的詩作給香港高中的學生閱讀,您建議選哪幾首?為甚麼?

□ :選用我的詩作給香港高中學生閱讀,比較合適的可能是〈車中懷遠人〉、〈焚琴的浪子〉、〈北角之夜〉、(華埠〉、〈車過海傍101快速公路〉、〈家在白鷺洲〉、〈在去年的夢裡〉、〈聖彼得堡一夕談〉或〈布達佩斯河畔〉

最先三首,應該與這些學生們差不多學齡,〈車中懷遠人〉、〈北角之夜〉環境接近,會啟發同感;〈焚琴的浪子〉則是我的代表;〈華埠〉反映美國的華人圈子;〈家在白鷺洲〉表現我在加州安頓下來的感慨,但是我不想將太多創痛、困苦和怨恨傳達給年輕的中學生,挑揀〈車過海傍101快速公路〉是樂觀積極一些。此外,我也放棄大批我超現實派那些難明白的夢魘,針對政治現實的吶喊以及生死宿命的纏結。後期作品中,揀一首〈聖彼得堡一夕談〉或〈布達佩斯河畔〉,讓人看看外面的轉變了的世界。

(本篇標題書寫:秦嶺雪)

【註】:
(1) 如劉以鬯《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6年,頁496
(2) 杜家祁、馬朗:〈為甚麼是現代主義——杜家祁.馬朗對談〉《香港文學》224期,2003年8月,頁30
(3) 杜家祁、馬朗:〈為甚麼是現代主義——杜家祁.馬朗對談〉《香港文學》224期,2003年8月,頁29

(原刊:《香港文學》2008年4月號總第280期2008年4月1日)
(轉貼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