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路
林燕妮
第一步：赤子之心
《懶洋洋的下午》是我第一本散文結集。那時戇戇的，完全沒想過出書。一天，一位先生打電話來，說要替我出書，什麼條件都沒說，我欣然答應了，那位先生是王敬羲。我記得他也是作者，還記得他在報紙上發表過小說。我背得出來的只有一句：「她正在用沙埋一個人。」我覺得很有趣。那是一雙男女在沙灘上的場景，不是謀殺。
答應了讓他出書之後，我便什麼都不管了。其他作者紛紛告訴我：「王敬羲從來不付版稅的，沒有一個讓他出書的作者收到一角錢。」我聽了不太在乎，覺得有人把我的一篇篇從《明報》專欄剪下來的散稿釘成一本書，已經很滿意了。
忽然有一天，我發覺滿街都是自己的側臉大頭相變成書的封面，那照片是水禾田拍的，書名就叫做《懶洋洋的下午》。那時沒有海底隧道，港、九的天星小輪外邊都有報攤，行人必見。我的書還平放的。他發行的本領真大，那麼的鋪天蓋地，除了書局，還有無數報攤，他令我一書而紅。
王敬羲倒給我版稅，第一版是六千元，一九七四年的六千元有如現在的六萬元了，天星小輪過海收費在一九七Ｏ年代只是兩角錢。
跟着他着我出版了《粉紅色的枕頭》，第一和第二集，亦十分 暢銷。我打電話去淘氣：「如果你不給我版稅我叫爛仔打你。」王先生顯然很不高興：「怎麼你那麼斯文的人竟然說出這種話來？」版稅他給我的，一眾作者咄咄稱奇：「你是他第一個肯付版稅的作者。」
之後我跟他一直維持良好關係，「博益」再度出版那三本書他也沒說什麼。最後見到他竟然在廣州，穿的是無袖衣服。忽然背後有兩隻手，把我的肩膀從上到下掃了一下：「你是那麼白滑。」原來是王先生。那不算偷色，他從來沒碰過我一下，也許他見我二十年樣子不變，很驚喜吧。
其間亦有戴天等前輩才子替我出版了《小屋集》，裏面有很多我喜歡的文章，都是在《明報周刊》和岑崑南所辦的《新周刊》和《香港青年周報》刊登過的，現在已散佚絕版了，連我自己都沒有一本。版稅當然有的。
早期的文章都是一片赤子之心，也許就是這一樣令讀者喜愛吧。那時在《明報》寫怪論的三蘇叔叔對我說：「你的文章看上去溫柔，其實你天天都在罵人。」是啊，有什麼不平事我看不過眼，便有感而發了。
那時對學生時代的每一個愛人，仍留着濃濃心綿綿意。我是這麼的一個女子，愛過我的人都不枉此生，文中的思憶自動會流瀉出來的。一篇文章中的「你」，可能是三個人。幸而我的丈夫不看中文報刊的，不然我可寫不成了。
「博益」成立後，在一九八Ｏ年代雄霸市場，剛好我在《明周》寫的短篇小說已經寫了百幾個，那便挑選出來，出版了《痴》和《盟》，那兩本書亦大賣大紅。
《緣》是當時《明報》老總雷坡「智激林燕妮」弄出來的。我記得在一個星期三，坡叔苦惱地說：「那個翻譯日本小說的作者失了踪，那我空白了一整版怎麼辦？林燕妮，你寫個四千字短篇小說替我填充那一版吧。」
我問坡叔：「什麼時候要交稿？」坡叔說：「星期四。」星期四豈不是明天？「你能交稿嗎？」我連忙說：「能，明天晚上交吧。」其實周刊怎會空白一版，可以放上去的照片和文字多着，正因我夠傻和有「勇救老總」的精神，第一個短篇小說便順產了。
之後就每週都要交一個故事，幸好我滿腦子故事，那便寫了兩年。坡叔知道我的性格才兵行險着。他寫過：「編輯對作者是長線投資。」（大意）。他讓我寫了一輪專欄，摸清楚了作者的潛力才叫我寫短篇小說的。
之後，他叫我寫長篇小說，那就是《緣》。我的初期小說名字都只有一個字的，如《痴》、《盟》、《緣》。編輯要我先交小說名字，好讓美術部作版頭設計，那末我便隨口說一個字，那些寫什麼都可以的單字為書名，其實我連自己打算寫什麼都不知道。（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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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七月九日）
此情可待成追憶
給編輯丟下一個「緣」字，那便要寫我的第一個長篇小說了。《緣》也成為我的長篇小說中讀者最愛之一。應該是的，他是我此生最愛的人之一。我的小說，好像每個都是為一個人而寫的，沒有那種情懷，長、短小說都寫得不動人。
一個下午，神思悠悠，他已經不在這世界了，臨終之前，他會不會留下一點什麼給我？曾在夢境中，有一滴很大的眼淚，背景是青綠色的，那一大滴眼淚，讓一根青草給珍重地縛起來了。是他嗎？書中他叫什麼名字？恰巧書桌上有一張律師樓的名片：Fairbank and Kwok，那我便把他的名字叫做范賦。
既然有一大滴眼淚，亦有律師樓，我便替男主角作了一紙遺書，其中有一部分，是交託一個叫做沈休文的年輕律師在五年後才拆閱的。五年後，沈休文把密件打開了。范賦請他把一首詩的頭兩句刊在報上，有四個人都知道下兩句是什麼的。他列了四個名字出來，要求沈休文分別把人請到律師樓去。
兩句詩刊出來了，但只有三個女子出現。第四個不但久久沒有出現，單看姓名，還不曉得那個神秘人到底是男還是女。
第一期交到編輯手中，編輯嚇了一跳：「你把男主角一開始便弄死了，那以後怎麼接下去？」我說：「不用擔心。」
時光交替對我來說完全沒問題，不曉得為什麼人們認為有問題。那只不過是將每件事搬前搬後而已，那是我很擅長的。還沒寫過便認為自己擅長？是的。當我們回憶時，也是前後不分的，想起哪時便是哪時。我自小便愛幻想，只要有那種情懷，時空轉換沒有難度，亦不會讓讀者混亂。
《緣》是因他而起的，那本書是為他而寫的，他沒有留下什麼給我，只留下一段淒涼。那段淒涼在作者筆下變成一個與他無關的故事，范賦的性格亦不像他的性格。寫作是很奇妙的一回事，把定睛凝視着的萬花筒一轉，便成為另一個形象，只有作者知道本來是什麼樣子的，那是移情作用。
男主角范賦終年只有二十八歲，當時自己年輕，二十八歲已是大半生了。要是再長了些年紀才寫，男主角終年可能是三十八歲。再長了些年紀，便根本不會寫范賦這個人了。所以，不要等，情懷到時便馬上寫，沒有什麼準備好不準備好的。如果你在初學的滑雪小坡上滑雪，老想着等你準備好時才上大雪坡，結果你便永遠停留在初學坡上。
當時要上班的，記得每逢星期五便要交四千字稿，那我便每個星期四晚上十時動筆，永不會早一天的。總是情懷衝上胸臆時才寫，也許是死線到了情懷才願意衝上來吧。
寫時男朋友在屋子裏的，執筆時我已投入了另一個世界，與四周隔絕了。然而有淚仍不能夠在他面前滴下來，有笑也不能夠在他面前笑，完全不願意讓他覺察自己內心的苦與樂。那是我的私人天地，誰也不許進來。
原稿我也不肯給人看的，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明周》的植字員。刊登了當然誰都看見了，但我仍是害羞得不喜歡讓任何人先看一遍，遑論互相討論了。
情之所至，有什麼可討論的？邏輯亦不需要考慮通不通，我永遠不會有邏輯問題。唸理科的人早已習慣邏輯是怎麼的一回事。我只會告訴你，邏輯學是一科悶死人的課程。
《緣》是一個男子跟四個女子的愛，一切來得很自然，沒有人投訴他多心。一路寫下去，愈寫愈喜歡寫。什麼時候完？要登多少期？我不知道。下一期寫什麼？我也不知道。創作不需要預先知道。
朋友問我有沒有大綱，我說沒有的，先設定個大綱然後跟着寫，有如自設樊籠，礙手礙腳。即使二、三十萬字的小說，我都沒有大綱的，我的心便是大綱。
又是一個星期四之夜，寫好四千字了，但看上去不好，那我便把稿子撕得粉碎，保證自己黏不回。翌日我告訴編輯我把稿子撕得屍骨無存了，編輯不曉得怎麼辦，我也不曉得怎麼辦。（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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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七月三十日）
作者需要中毒
星期五沒有稿便脫稿了，編輯沒好氣地說：「寫得不好也不要把稿撕掉啊，你可以在出書時才改寫的。」那是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我是個下筆不回頭的，結果害得《明周》那期長篇小說脫稿。
之後，一直寫得入心入肺，一期也沒脫稿，飛到天涯海角都沒脫稿。我寫他也不是寫他，唯一的真述，便是我把他最愛吃的那一碟菜寫進去了。我想他陪伴着我，跟從前一樣，寫，就是他陪着我的時候了。
我的終身職業是愛情，其他創業啊、得獎啊只是副業。沒有工作是做不到的，可是愛情、命運和雙方的際遇都會讓兩個人愛不到盡頭。我在愛他的時候也很害怕愛到了盡頭，到了盡頭他還會天上人間情一諾嗎？
在書中我派給了他四個女子，其中兩個可能有點像我，其他兩個完全不像我，但我要她們四個對他的思憶。很多書評人說：「作者的第一本小說多半是他們的自傳。」看小仲馬的《茶花女》，那簡直是他自己的投影。一個青年人，愛上了風華絕代的高級交際花。她有肺癆的，一眾富家公子只愛她的美艷風情，只有一個並不富有的青年人關心她的健康。
小仲馬是法國人，我看的不是法文原本，而是英文譯本。說她是「茶花女」，只因他常常看到她的華麗馬車停在香榭麗舍大道的花檔，買一束茶花。
那是我剛到了美國唸書所看的第一本小說。記得一開頭，男主角便到墳場把她的屍骨起出來。他最後見到她時她已病體支離，紅顏不再，所有富爺公子都不找這個肺癆頻死的交際花了。他去找她，她不知道連傢俬都讓債主們抬走了。她臉色已青灰（ Margaret was livid）。我記得這一句。他跟她做愛，他要在她死前知道他是如何的愛她，他和她的生死要交纏在一起。
我不是因為看了小仲馬的《茶花女》而寫《緣》，只是此刻邊寫邊想，他寫了一本他深愛的女子的書，很多年後，他連看一下她的骸骨也是好的。那是小仲馬的自道。寫《緣》，又有多少不思量，自難忘啊？那位書評家的話原來是對的。
人，總是十多歲時的愛比以後的濃，比以後的都淒美，抱着這份愛，是十根手指讓施以拔甲酷刑都死命抓着的。雖然在現實中，我抱着的是一片虛無。
沒有愛情我便寫不出小說來了，這正是我現在的感覺。雖然一些舊日愛人仍在，但都已經變成好朋友了。這種關係轉移，是愉悅的，但卻沒有什麼可寫的。人失散了多年，夢魂縈繞，一旦重逢了，就沒有刺心的思念了。那些男子的存在，對我仍有很大影響的，我生病，他們焦慮不已，找不着我，便發電郵給我的秘書，直等到我給他們一幀近照才安心。
人家都有家庭了，每一個的妻子都比我好多了。有時我想：我不是做妻子的材料。所以，寫夫妻之愛，我是有困難的。寫過一個長篇，丈夫結果也是出家而去。寫得最滿意那部分，就是他出家那部分。
為了寫書評，前暨南大學教授費勇，在兩個月內看遍了我的小說，他奇怪怎麼我一字都沒反映過跟我在一起最長久的男人。他不提起我倒沒想過，沒想過就是沒想過了。那一段轟動全城的戀愛，落得個灰頭灰臉。
作者有時是不由自主的，心動什麼，什麼就會從筆尖裏溢出來。一些硬思量，已失憶的人和事，不出來就是不出來，這個我自己也無法了解，而了解，是任何作者的毒藥。中了毒人會求生，有了解藥便沒事人一個，那有什麼好寫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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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八月九日）
相互擦光芒
不喜歡「我手寫我心」這句話，沒一個作者是我手寫我心的，那豈不是讀之無味，一杯清水看到底嗎？其中有個發酵過程的，有時醞釀得很快，有時醞釀得很久。有時同一個人的醞釀期會有好幾個階段的，那末寫出來便變了三個人了，有如米、麥都會發酵成不同的酒一樣。
人不是一個平面，人是一個多面體，而且是隨着自己的經歷和那些經歷對他有什麼影響而不斷在變的。唯一不會變的是他的自性，好人生出來便是好人，壞人生出來便是壞人，人性不但多面，而且是多層的。
比方我們跟港大微生物學系籌款，美國母校柏克萊同學匯過來的款項，有些不叫也捐，有些不捐，其中包括了誰？那便是我從前的男朋友！我那封電郵只是告訴他們我近來在做些什麼，完全沒呼籲捐款的，他們的捐與不捐，來自他們的自性，這個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的那個只顧嚷着相片很好看，其他的文字他完全不入眼。這是三個因由，一是他見到我的照片便樂極忘形；二是他本人並不闊綽；三是他的語意學甚差。
我喜歡寫長篇小說，正因我可以把見過觸摸過感受過的人和事一一放進去。他們不是我的樣板，但是我寫作的繆司，muse。
沒有靈感這回事的，只有靈機一觸的感想，才會提筆疾書。誰都知道我的人生經歷不尋常，不過我不會我手寫我心那麼魯莽，寫得快不等於不思量。至於寫什麼，便得看當時的情緒了。
我是先寫短篇小說，《明周》才讓我寫長篇小說的。但也只是《緣》一本而已，之後他們便沒地盤給我寫長篇小說了。頭兩本短篇小說《痴》和《盟》大賣，《緣》亦在銷量好之餘眾口交譽，為什麼以後兩樣都不讓我寫我便不曉得了，亦懶得去問了。報社、出版社總有很多政治角力的，為什麼不要我？當時真的沒想過，在寫這稿時才一時想起。
那時什麼也沒想過，反正稿約不斷，有編輯問我：「有哪家報紙會拒絕你的稿的？」那倒沒有，東家不打打西家，我不是個疑心很大的人，也就不管算了。讀者問我為什麼不寫小說了？這個真不好答，我自己都不明白為什麼。
不過《明報》和《東方》都讓我一版寫散文，一版寫小說，再加上那時特大號的周報很多，我也寫了很多稿，一直走着的都是直上青雲路。我和我當時的男朋友很有互相激發的作用，他在那時期所填的詞是最好的，這個歸功於我。他有學問有天分有人緣，只是有一個大缺點，他能去掉便能成大師了。
那缺點便是老套，老是時光倒流二十年似的，用字亦不登大雅之堂。我說你這個港大中文系畢業生，有什麼字你不會寫的？偏偏用最「娘」和最俗氣的字？也算他頓悟，從《問我》開始，他便脫胎換骨了。故此他每在深更人靜填好歌詞後給我看看合格否。我不懂得填詞，但他知道我是個潮人，而且在西方受教育，眼光會開敞些。其實我只有大方向，很少有什麼小意見，只是他信任我而已。
我的散文和小說也是在兩塊火石互擦之下，變得手到拿來放光芒的。他卻沒心機寫小說，有一回我得去外國辦事，請他代我一期小說。回來一看，難看死了。他苦着臉說：「很辛苦啊，五行字便寫不下去了，你們這些小說怎麼有那麼多東西寫出來？」他習慣填詞，歌詞短，小說那麼長，寫得他叫苦連天。
這段互相激勵的日子，就是我們相識以來最美麗的日子。之後，費教授記之後了，反正都記憶模糊了。黃教授奇怪我所有文章小說都沒提及他，我並不奇怪，他在我腦海中一夜之間清洗了，這一篇算是提得最多的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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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我寫書時書寫我
一個男人愛四個女人，一個女人愛兩個男人，在出自我手的小說中，讀者完全不反對。這讓大家知道，只要你寫得真，讀者一定接受的。寫作，哪兒有絕對的道德標準？只要來得自然到非發生不可，讀者及書評人都會覺得是情理之內，意料之外的。
情之所至，心為誰開？我並沒特意編排過《為我而生》的女主角主動地讓第二男主角上她的床，可以說得是他們兩個都想這樣子的。不用我操心，他們自己已經做了。張敏儀戲謔道：「《為我而生》每一頁都是床。」我說：「是你專門挑那些頁看而已。」
那本厚厚的小說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學生逃亡，「六四」屠城之後開始寫的，那時我很激動，小說也以學運為遙遠的大時代背景，以我無限的悲慟而寫的。文人沒有巨大的心靈激蕩，就不會寫得出令人看了掩卷神傷，眼淚滴在火焰中的書。
翻看一九八八年我住在巴黎時的小小日誌，要是沒有了「六四」，我應跟男朋友分手了。在巴黎那個月我身體不好，情緒也不好，整個人軟弱無力，很想男朋友過來帶我回家。有時算錯了時差，他會怒吼一聲：「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吵醒我幹什麼？」本來盼望得到憐惜，卻換來兩句臭罵，是時候分手了。
陰差陽錯，是學運把我們再縛在一起的。一夜，林青霞、秦漢、我和男朋友在查良鏞家裏吃晚飯。查先生問秦漢：「你什麼時候才向青霞求婚？」大概未到一秒之後，秦漢答道：「等中國有了民主的時候。」中國有了民主的時候？我們眼睛都楞大了。青霞沒說什麼。回想，青霞毫無惱意，他們那一雙的感情狀況我們根本不清楚。
離開了查府，我的男朋友開車，他倆坐在後面，經過新華社，看見好些人坐在草坪上抗議，我們四個好像有默契似的，馬上停車走到草坪上一齊坐下。現在我才醒起，他們那時合也好、分也好，無論如何都心有靈犀的了，還用猜對方的意願嗎？我和男朋友不也是一樣，感情處於死又不死，活又不活的狀態嗎？外人何曾得知？
《為我而生》不用我在這兒推銷了，世事和感情的變幻，常常令我寫了一本小說和散文出來。書寫完了，也就是兩人再沒有什麼共同興趣的事了。在他喝我一次「 Get off!」（滾開！）和另一次在倪震和陳惠敏（助手）面前把我趕出他的辦公室「Get out of my office!」之後，我發誓不再上他的辦公室了。
他一直住在我的地方，青霞在書展出第一本書《窗裏窗外》，還是不知就裏，寫道：「他的地方很大。」我唯有苦笑。青霞今年還替他辯護：「出外吃飯都是他結賬的。」我說：「難道要女的結賬嗎？」男人門面功夫，自然會那麼的做。我沒告訴她「他的地方很大」，其實是我老早自己買下的。我不是惱你啊青霞，內情誰曉得呢？愛情是討了你的心肝脾肺腎還加利息的。
我在一九九一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雪似故人人似雪》，那故事充滿暴力和愛恨情仇，正因我寫的時候充滿了憤懣和委屈，一下子全爆發了出來，是讀者十分喜愛的書。換了是今天，我根本不會寫，也寫不來。
「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惹人嫌」，是蘇東坡詞中的一句。朋友們每每說得一塌胡塗：似是雪人來？故人似雪來？雪是故人來？人似雪人人似雪？笑得我啊，肚子也疼了。
我跟青霞說：「寫作就像演戲一樣，只不過文章是用腦子演戲，一個人分飾書裏面所有的角色。」真的，每到小說寫完時，就好像跟書中所有人道別似的，依依不捨，明天又得扮演另外一些角色了。（待續）
（
文理才女林燕妮二Ｏ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