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2021年8月28日）
（Ming Yan Cheng臉書2021年8月16日）
（關夢南臉書2021年8月28日）
2021年8月28日 星期六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顏純鈎：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緣
（今日這篇文章比較長，沒有興趣的可以略過。
（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不久前逝世。我與余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曾經為出版的事和他有過聯絡。他去世後，我再三緬懷我與他之間的零星交往，深感余先生的人格和情懷都足為後世表率。
（余先生曾多次對香港人的抗爭表達支持，他的聲援也引起台灣與海外中國人的廣泛回應。我將與他的一段文字因緣盡可能詳盡寫下來，以供不熟悉余先生的人參考。
（人在艱難苦困中更應該堅守自己的良知，堅定自己的信念，堅忍自己的意志，我希望余先生成為我們香港人的人生楷模。他學養豐厚，視野開闊，追隨時代潮流，反省故國文化。他一生嫉惡如仇，氣節高貴，擇善固執，心胸寬廣，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偶象。
（這篇文章脫稿後，我先將它托付給眾新聞發表，一則他們有較多的讀者，二則也是對這些苦心孤詣支撐住香港傳統價值的媒體人，表示一點由衷的聲援。文章已在他們那裡刊出一段時間了，現在我把它貼在這裡，提供給沒有看眾新聞的朋友們看，與大家分享余先生的風采。
（台灣聯經出版社為紀念余英時先生，做了一個很全面的紀念專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那裡看看。
（以下為正文。）
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緣
天下紛擾﹑人心徬徨之際，突傳來余英時先生溘然辭世的消息。乍聞之下，心頭壅塞，恍若霧海夜航，殞滅了北斗一星——風波險惡，指點迷津的人沒有了。
九十一歲高齡，可稱高壽，夢中撒手，是人生一大幸事，對余先生來說，最好的結局無過於此。余先生一生深研歷史，對現實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國事蜩螗﹑民心思變之際，他飄然別去，恰是一種灑脫的姿勢，彷彿說：人間雖多事，恕我不能作陪了。
近日陸續讀到一些懷念余先生的文章，我沒有那麼幸運，從未親灸過余先生的風采，但在約十年前，我因為編輯余先生的散文集，和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和余先生結了一番文字因緣。現在余先生不在了，我應該把前後的文字接觸公諸於眾，讓更多人對余先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與劉紹銘和鄭樹森兩位教授時常見面，向他們討教文化出版方面的事。我自己來港後零散讀到汪精衛的詩詞，為之傾倒，和兩位教授談起來，彼此引為同道。當時我們就商定， 一定要邀請到余英時教授為汪的作品寫一篇序，余先生是歷史學家，又是詩詞家，只有他有資格為汪精衛詩詞蓋棺論定，沒有余先生的序，書就寧肯不出。 當年香港還基本有出版自由，放在今日，大概成事的機會就很渺茫了，今日連一本童話都成了禁書，出版大漢奸的詩詞集，想都不用想。
先是，上海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有一次來香港，見面時我也提到這件事，陳教授當時身兼華東師大圖書館館長，他回上海後，就把整本的《雙照樓詩詞藁》影印寄來給我。拜讀之下，更覺得不重版這本集子，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
當年劉敎授為天地圖書主編「當代散文典藏」，他後來主張幫余先生編一本散文集，我當然十分贊成。我也零星拜讀過余先生發表的散文和文化評論，深知他文章的文化歷史深度和可讀性。現在回頭看，若無劉教授的這番提議，便沒有後來與余先生的接觸，也就沒有《雙照樓詩詞藁》這部重版書了，世事之奇妙，就在這種因果的衍化和轉折之中。當下就由劉教授直接與余先生聯絡，余先生很快就俯允，其後在編輯過程中，我就開始和他聯絡。
余先生的散文集後來以《情懷中國》為書名出版了。余先生文章溫柔敦厚，舉重若輕，懷人述事皆出於真性情，字裡行間閃現智慧靈光，書一出版就受到中港台以及海外讀者的歡迎。
大陸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看到《情懷中國》，很想出一個內地版，可惜書中一些政治敏感內容需作特別處理，余先生聞訊後一口回絕。他寫傳真告訴我，說:「我早已知道此書不可能在大陸面世，而且也從未有出大陸版的念頭，只因先生當時以此見詢，我不便拒絕而已。現在正好告一結束，其他探問之大陸出版機構都因未見我書內容才表示興趣的，此後請即答以我不想出大陸版，免得浪費先生時間精力也。」余先生特地在「我不想出大陸版」幾個字旁邊打了圈圈，以示重要。
初時，我還不敢貿然提出汪集序言的事。余先生公私兩忙，我與他算初識，貿然提出請求不免強人所難，一旦他回絕了，事情就無可挽回，於是盡量往下拖。直至他的散文集出來後，我才正式寫一份傳真，提起我們有出版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的想法，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為重版這部詩詞集寫一篇序言。
世事之有趣，往往就在成敗得失之際，突然「一天光哂」。傳真發出後內心忐忑，患得患失，沒想到余先生很爽快答應了，只說他因為太忙，恐怕要給他一點時間。我連忙又回覆，說時間不限，字數不拘。在我想來，只要余先生俯允，即使片言隻語，也一定會為整本詩詞集增光。
那封傳真寫於2011年1月16日，他寫道:「先生願我為雙照樓詩詞稿寫序，甚感雅意。我從來喜歡汪氏詩詞，對他落葉詞一闕，尤為擊節，今已久不見此集矣。先生欲出注釋本，此意甚好，我當勉寫一短序以當介紹。至於『漢奸』一事，我與先生所見相同，不當與其文學造詣混為一談也。」
從那時開始，到他把長序寫成傳真給我，已是2012年2月6日，其間我從未催促他。他年紀大了，精力有限，案頭不知有多少待辦的事，為汪氏詩詞集寫序，雖政治敏感可放一邊，但其間斟酌取捨，還是很費精神的，因此一直耐心等候。
這期間鄭樹森教授從台灣替我找來葉嘉瑩教授在台灣主講汪精衛詩詞的一隻影碟，我看了影碟，又生起請葉嘉瑩教授為全書作注釋的想法。經一番聯絡，葉教授以年紀太大精力不足為由婉拒了，不過就推薦她的學生汪夢川博士來做注釋，她可以為全書做一次審訂。我想起在葉教授授課影碟上，她朗誦一位「友人」讀汪詩的四首七律，因為詩寫得很好，當時我還把它們筆錄了下來，回頭一查，寫詩的人就是汪夢川。
主意既定，我即將請汪夢川作注釋﹑葉嘉瑩審訂和寫序的事向余先生報告，順便把汪夢川四首詩抄給余先生，以便讓他對做注釋的人放心。余先生讀了汪博士的四首七律，果然也非常讚賞，當下就敲定了汪夢川做注釋，葉教授作全書審訂，並寫另一篇序。
沒有鄭樹森教授替我找來葉嘉瑩教授的影碟，未必想到請葉嘉瑩作注釋，沒有找到葉嘉瑩，未必認識汪夢川博士，找不到汪夢川，不知要為注釋的事拖延多久。而這一切，都因為余先生答應了寫序，而使事情進展更順暢。 在稍後另一次傳真中，余先生婉拒了簽署合約的提議，也拒絕事成之後的版稅分成，他說，葉汪兩位工作量大，應收版稅，「我僅寫一序何能與汪葉二先生同簽版稅之約，此古人所謂『取之傷廉』絕不可為者也。」，又說「此序算是我贈先生及天地圖書，結一場文字因緣，豈不甚美?」他還提到，他為學報寫學術論文也從不收酬，「此是通例」。「 我希望先生接受我這一點誠意，此事到此為止。」
至此萬事齊備，只等余先生的序。
2011年2月21日，余先生寫傳真來，說他手頭沒有雙照樓詩詞稿印本，讓我寄一份影印給他，「先生能否寄贈一份，以便隨時誦讀，為寫序作一點準備否?費神之處，先此致謝。」他要為我們重版的汪氏詩詞集寫序，完全是無償付出，需要看一下原作版本，竟然還要向我致謝。余先生老派人，如此禮貌和客氣，令我想起來，為自己向來待人的輕慢而羞愧。
在等候序言期間，余先生多次寫傳真來交代進度，一再為序言延誤道歉。2011年6月20日，余先生寫信告知收到《雙照樓詩詞藁》影印件，並說「最近尚有緊急事須處理，暫時還不能寫『序』，一俟稍閒，必定趕成，大約不能寫得太長，想先生必能理解。先此佈覆，以免懸念。」
2011年10月19日，他寫傳真來道謝天地寄給他的羅孚傳記，順便提到「汪詩序正在醞釀中，不久必有以報命，乞釋懷。」
2011年11月19日，他覆傳真說收到汪夢川的「後記」，說「弟因近日正在趕寫更早應允之文，尚未完卷。弟近兩月已遍讀有關文獻，如《周佛海日記》﹑《胡適日記》等有關之記載，也想寫一短文，發揮汪之真實心境，肯定其動機，而惋惜其判斷之誤，並願以其人與其詩合併而觀，以顯示此一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深刻悲劇也。弟思緒甚繁，但無時間寫長文，只求在短序道出梗概而已。先此佈覆，以寬先生之心。」
以余先生之輩份，對我一陌生小子自稱「弟」，還稱我為「先生」，我收到傳真後真感無地自容。答應寫序已是天大面子，還要不停交代進度，解釋遷延的原因，再三道歉，以「寬先生之心」，余先生之體貼，實在令人受不起啊！
2012年1月11日，傳真劈頭就說「十分慚愧」：
余先生對自己的承諾如此認真，這真是我近四十年編輯生涯中僅有的遭遇。余先生學養無人可及，但待人禮貌周周，處事一絲不苟，永遠謙抑自牧，他的人品與修養仰之彌高，永遠不可企及。
我永遠記得收到序文的那一天。上班剛到公司，桌上已放著傳真，提醒我稍後會將序文傳來，我隔一陣就去傳真機那裡查看，終於等到第一張紙傳出來，心中既驚又喜。本來以為只是短序，誰知傳真機吐紙不停，那時已不能用驚喜來形容了，只覺眼前一切有如夢境。最後收齊全文，數一數竟有二十八張紙之多，約略算一下，估計全文超過一萬字。當其時，有種千辛萬苦爬山，上到山頂喘息初定，眼前一馬平川，放眼無盡山水，頓覺豁然開朗﹑心曠神怡的感覺。
關於全書的編排，我也曾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報告，徵求他的意見，余先生回覆我說 ：
讀到這些文字，既感動又好笑。為這本書，從起意算起，總有十年八載，等了一年多，才等來余先生的序，還要是大大出乎盼望的一篇長序，不但評汪的詩詞，還對汪的政治生涯作一番體貼入微的論述，如此重要的文章，豈有理由當作「序二」或「後記」來處理？真是「好難哦」！說一句笑話，真做了這樣的處理，我豈不給萬千讀者罵死？
余先生的序文，把重點放在剖析汪精衛的人格和心態上。汪氏本意是國民黨若勉強抗日，只是幫了蘇聯與中共，故努力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談判。因蔣不為所動，遂直接與日本接觸，成立南京政府。余先生分析其間複雜矛盾﹑進退維谷的心態，與他誤判形勢﹑造成歷史悲劇的心理基礎。關於汪精衛的詩詞造詣，他強調汪注重抒發山河破碎﹑國勢頽唐之下的壓抑和悲苦，也受個性中的「烈士」心態所影響。序文舉重若輕，提供給讀者一個重新認識抗戰歷史的角度，以及領略汪精衛詩詞的門徑。
中國現代歷史中，領袖人物工詩詞的，當數毛澤東與汪精衛。毛是豪放一路，桀傲雄奇，翻江倒海，汪是婉約一路，傷春悲秋，感時憂世，兩人個性不同，詩詞風格各走極端，恰恰又代表了中國古典詩詞兩派的流風。毛雄才大略，打江山坐江山，汪猶疑徬徨，終成悲劇角色，但若從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來看，毛血債深重，汪的身世則令人同情。
《雙照樓詩詞藁》重版書進入編輯製作階段，那時我很想把余先生的序文先在報刊上發表一下，一則序文本身是極好的文章，二則也為新書做一點宣傳。恰好有一次，在港大的龍應台沙龍碰到董橋先生，閒談中我提到余先生的序，說可惜太長，不然應該發表一下。董先生想都不想，就說「只要是余先生的稿，多長我都要」。次日我即將序文稿影印寄給董橋先生，不幾日，蘋果日報用兩大版的空前篇幅，一口氣全文刊出余先生的序。
一份高度市場化的暢銷報紙，竟然一次過發表一萬多字的文史長文，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無疑相當「趕客」。這只有董橋先生才可以，也足以體現余先生的文化影響力。
至此，重版《雙照樓詩詞藁》這件事，基本上功德圓滿。
新書預計在當年夏天印出來，正好趕上香港書展。事先，我與書展策劃作家講座的《亞洲周刊》聯絡，想看看有沒有機會邀請余先生來參加書展，一則讓余先生回「老家」看看，二則也讓他見見大陸和台港的讀者，作一演講。余先生年紀大了，長途跋涉太辛苦，我希望主辦機構提供一張頭等機票，減輕余先生旅途的勞累。書展方幾經奔走，解決了機票問題，我即寫傳真正式向余先生提出邀請。
可惜余先生婉拒了，年紀太大，醫生勤阻作長途旅行。我不想放棄這個機會，又與書展方商量，希望再提供一張頭等機票，讓余太太一路陪同，方便照顧，有余太太隨行，余先生應該更寬心。可惜等第二張頭等機票再解決，余先生還是婉拒了，他有更多私下的考慮，余先生再寫傳真向主辦機構道謝，之後向我解釋:
因為這樣，香港與兩岸讀者便失去一次親炙余先生風采的機會，我也失去一次當面聆教的緣份了。
余先生仙逝，對中國甚至世界的學術文化界是一無可彌補的損失，也使我們在正邪交戰的世道上，突有一腳踏空的失落感。香港在火坑裡，台灣在火山旁，中國在懸崖邊上，世界在荊棘途中，人類在十字路口，正當我們最需要精神指引的關頭，我們失去了余先生。
余先生雖然不在了，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人格光輝將繼續照亮我們前行的路，讓我們永遠懷念他，永遠遵照他的教誨去行事和做人。余先生一生都是專制的敵人，他雖然對政治只保留「遙遠的興趣」，極少參與現實政治，但他的道德勇氣，潔身自愛擇善固執的精神，他的睿智與人格光輝，正是我們理想之寄托﹑力量之源泉﹑信心之所在。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我相信，有一日我們會手執鮮花，到余先生墓前，灑一杯酒，告訴他香港回到香港人手上的好消息。
（顏純鈎臉書2021年8月23日）
（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不久前逝世。我與余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曾經為出版的事和他有過聯絡。他去世後，我再三緬懷我與他之間的零星交往，深感余先生的人格和情懷都足為後世表率。
（余先生曾多次對香港人的抗爭表達支持，他的聲援也引起台灣與海外中國人的廣泛回應。我將與他的一段文字因緣盡可能詳盡寫下來，以供不熟悉余先生的人參考。
（人在艱難苦困中更應該堅守自己的良知，堅定自己的信念，堅忍自己的意志，我希望余先生成為我們香港人的人生楷模。他學養豐厚，視野開闊，追隨時代潮流，反省故國文化。他一生嫉惡如仇，氣節高貴，擇善固執，心胸寬廣，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偶象。
（這篇文章脫稿後，我先將它托付給眾新聞發表，一則他們有較多的讀者，二則也是對這些苦心孤詣支撐住香港傳統價值的媒體人，表示一點由衷的聲援。文章已在他們那裡刊出一段時間了，現在我把它貼在這裡，提供給沒有看眾新聞的朋友們看，與大家分享余先生的風采。
（台灣聯經出版社為紀念余英時先生，做了一個很全面的紀念專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那裡看看。
（以下為正文。）
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緣
天下紛擾﹑人心徬徨之際，突傳來余英時先生溘然辭世的消息。乍聞之下，心頭壅塞，恍若霧海夜航，殞滅了北斗一星——風波險惡，指點迷津的人沒有了。
九十一歲高齡，可稱高壽，夢中撒手，是人生一大幸事，對余先生來說，最好的結局無過於此。余先生一生深研歷史，對現實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國事蜩螗﹑民心思變之際，他飄然別去，恰是一種灑脫的姿勢，彷彿說：人間雖多事，恕我不能作陪了。
近日陸續讀到一些懷念余先生的文章，我沒有那麼幸運，從未親灸過余先生的風采，但在約十年前，我因為編輯余先生的散文集，和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和余先生結了一番文字因緣。現在余先生不在了，我應該把前後的文字接觸公諸於眾，讓更多人對余先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與劉紹銘和鄭樹森兩位教授時常見面，向他們討教文化出版方面的事。我自己來港後零散讀到汪精衛的詩詞，為之傾倒，和兩位教授談起來，彼此引為同道。當時我們就商定， 一定要邀請到余英時教授為汪的作品寫一篇序，余先生是歷史學家，又是詩詞家，只有他有資格為汪精衛詩詞蓋棺論定，沒有余先生的序，書就寧肯不出。 當年香港還基本有出版自由，放在今日，大概成事的機會就很渺茫了，今日連一本童話都成了禁書，出版大漢奸的詩詞集，想都不用想。
先是，上海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有一次來香港，見面時我也提到這件事，陳教授當時身兼華東師大圖書館館長，他回上海後，就把整本的《雙照樓詩詞藁》影印寄來給我。拜讀之下，更覺得不重版這本集子，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
當年劉敎授為天地圖書主編「當代散文典藏」，他後來主張幫余先生編一本散文集，我當然十分贊成。我也零星拜讀過余先生發表的散文和文化評論，深知他文章的文化歷史深度和可讀性。現在回頭看，若無劉教授的這番提議，便沒有後來與余先生的接觸，也就沒有《雙照樓詩詞藁》這部重版書了，世事之奇妙，就在這種因果的衍化和轉折之中。當下就由劉教授直接與余先生聯絡，余先生很快就俯允，其後在編輯過程中，我就開始和他聯絡。
余先生的散文集後來以《情懷中國》為書名出版了。余先生文章溫柔敦厚，舉重若輕，懷人述事皆出於真性情，字裡行間閃現智慧靈光，書一出版就受到中港台以及海外讀者的歡迎。
大陸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看到《情懷中國》，很想出一個內地版，可惜書中一些政治敏感內容需作特別處理，余先生聞訊後一口回絕。他寫傳真告訴我，說:「我早已知道此書不可能在大陸面世，而且也從未有出大陸版的念頭，只因先生當時以此見詢，我不便拒絕而已。現在正好告一結束，其他探問之大陸出版機構都因未見我書內容才表示興趣的，此後請即答以我不想出大陸版，免得浪費先生時間精力也。」余先生特地在「我不想出大陸版」幾個字旁邊打了圈圈，以示重要。
初時，我還不敢貿然提出汪集序言的事。余先生公私兩忙，我與他算初識，貿然提出請求不免強人所難，一旦他回絕了，事情就無可挽回，於是盡量往下拖。直至他的散文集出來後，我才正式寫一份傳真，提起我們有出版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的想法，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為重版這部詩詞集寫一篇序言。
世事之有趣，往往就在成敗得失之際，突然「一天光哂」。傳真發出後內心忐忑，患得患失，沒想到余先生很爽快答應了，只說他因為太忙，恐怕要給他一點時間。我連忙又回覆，說時間不限，字數不拘。在我想來，只要余先生俯允，即使片言隻語，也一定會為整本詩詞集增光。
那封傳真寫於2011年1月16日，他寫道:「先生願我為雙照樓詩詞稿寫序，甚感雅意。我從來喜歡汪氏詩詞，對他落葉詞一闕，尤為擊節，今已久不見此集矣。先生欲出注釋本，此意甚好，我當勉寫一短序以當介紹。至於『漢奸』一事，我與先生所見相同，不當與其文學造詣混為一談也。」
從那時開始，到他把長序寫成傳真給我，已是2012年2月6日，其間我從未催促他。他年紀大了，精力有限，案頭不知有多少待辦的事，為汪氏詩詞集寫序，雖政治敏感可放一邊，但其間斟酌取捨，還是很費精神的，因此一直耐心等候。
這期間鄭樹森教授從台灣替我找來葉嘉瑩教授在台灣主講汪精衛詩詞的一隻影碟，我看了影碟，又生起請葉嘉瑩教授為全書作注釋的想法。經一番聯絡，葉教授以年紀太大精力不足為由婉拒了，不過就推薦她的學生汪夢川博士來做注釋，她可以為全書做一次審訂。我想起在葉教授授課影碟上，她朗誦一位「友人」讀汪詩的四首七律，因為詩寫得很好，當時我還把它們筆錄了下來，回頭一查，寫詩的人就是汪夢川。
主意既定，我即將請汪夢川作注釋﹑葉嘉瑩審訂和寫序的事向余先生報告，順便把汪夢川四首詩抄給余先生，以便讓他對做注釋的人放心。余先生讀了汪博士的四首七律，果然也非常讚賞，當下就敲定了汪夢川做注釋，葉教授作全書審訂，並寫另一篇序。
沒有鄭樹森教授替我找來葉嘉瑩教授的影碟，未必想到請葉嘉瑩作注釋，沒有找到葉嘉瑩，未必認識汪夢川博士，找不到汪夢川，不知要為注釋的事拖延多久。而這一切，都因為余先生答應了寫序，而使事情進展更順暢。 在稍後另一次傳真中，余先生婉拒了簽署合約的提議，也拒絕事成之後的版稅分成，他說，葉汪兩位工作量大，應收版稅，「我僅寫一序何能與汪葉二先生同簽版稅之約，此古人所謂『取之傷廉』絕不可為者也。」，又說「此序算是我贈先生及天地圖書，結一場文字因緣，豈不甚美?」他還提到，他為學報寫學術論文也從不收酬，「此是通例」。「 我希望先生接受我這一點誠意，此事到此為止。」
至此萬事齊備，只等余先生的序。
2011年2月21日，余先生寫傳真來，說他手頭沒有雙照樓詩詞稿印本，讓我寄一份影印給他，「先生能否寄贈一份，以便隨時誦讀，為寫序作一點準備否?費神之處，先此致謝。」他要為我們重版的汪氏詩詞集寫序，完全是無償付出，需要看一下原作版本，竟然還要向我致謝。余先生老派人，如此禮貌和客氣，令我想起來，為自己向來待人的輕慢而羞愧。
在等候序言期間，余先生多次寫傳真來交代進度，一再為序言延誤道歉。2011年6月20日，余先生寫信告知收到《雙照樓詩詞藁》影印件，並說「最近尚有緊急事須處理，暫時還不能寫『序』，一俟稍閒，必定趕成，大約不能寫得太長，想先生必能理解。先此佈覆，以免懸念。」
2011年10月19日，他寫傳真來道謝天地寄給他的羅孚傳記，順便提到「汪詩序正在醞釀中，不久必有以報命，乞釋懷。」
2011年11月19日，他覆傳真說收到汪夢川的「後記」，說「弟因近日正在趕寫更早應允之文，尚未完卷。弟近兩月已遍讀有關文獻，如《周佛海日記》﹑《胡適日記》等有關之記載，也想寫一短文，發揮汪之真實心境，肯定其動機，而惋惜其判斷之誤，並願以其人與其詩合併而觀，以顯示此一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深刻悲劇也。弟思緒甚繁，但無時間寫長文，只求在短序道出梗概而已。先此佈覆，以寬先生之心。」
以余先生之輩份，對我一陌生小子自稱「弟」，還稱我為「先生」，我收到傳真後真感無地自容。答應寫序已是天大面子，還要不停交代進度，解釋遷延的原因，再三道歉，以「寬先生之心」，余先生之體貼，實在令人受不起啊！
2012年1月11日，傳真劈頭就說「十分慚愧」：
為安慰千里之外一個素未謀面的編輯，余先生不厭其煩，交代他為寫序所作的準備，生怕對方不放心，這真是紆尊降貴到「不合情理」的地步，余先生之為人，實有其不尋常之處。「久已答應的序尚未交卷，但在我而言，實在是萬不得已。去年十二月間我本決定必須完成汪氏詩詞集之序，卻不料中間插進許多限時交卷的文債，又出於幾十年舊交，不能不答應（如為董橋兄七十歲文集寫的詩之類)，只有將對我最寬容的人（如吾兄）所囑之事，往後推了下去，實在愧對吾兄也。好在昨天我已開始將與汪詩有關資料舖在書桌上，準備動手寫序了，今天便收到吾兄來信，可謂甚巧。我估計五至七日之內必可完成，脫稿後即傳真與吾兄，請放心。我一向的習慣是在動筆前，將所有重要資料先讀一遍，胸有成竹再下筆。今已開始閱讀，明後日可畢，然後寫序言，想尊處當可再等待一周左右，先此草覆，以釋尊念。」
余先生對自己的承諾如此認真，這真是我近四十年編輯生涯中僅有的遭遇。余先生學養無人可及，但待人禮貌周周，處事一絲不苟，永遠謙抑自牧，他的人品與修養仰之彌高，永遠不可企及。
我永遠記得收到序文的那一天。上班剛到公司，桌上已放著傳真，提醒我稍後會將序文傳來，我隔一陣就去傳真機那裡查看，終於等到第一張紙傳出來，心中既驚又喜。本來以為只是短序，誰知傳真機吐紙不停，那時已不能用驚喜來形容了，只覺眼前一切有如夢境。最後收齊全文，數一數竟有二十八張紙之多，約略算一下，估計全文超過一萬字。當其時，有種千辛萬苦爬山，上到山頂喘息初定，眼前一馬平川，放眼無盡山水，頓覺豁然開朗﹑心曠神怡的感覺。
關於全書的編排，我也曾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報告，徵求他的意見，余先生回覆我說 ：
「序文如何安排在西方完全是編輯人的專門權責，作者無權過問。所以先生如何安頓，請全權作主，弟決無異議，也不能有所主張。為了使先生得到充份的編輯自由和自主，弟祇誠懇表示以下的態度：拙文或作「序二」或作「後記」（可改為讀後)，放在全書之末，弟絕對樂於接受，並無半點介意，務乞先生放心，千萬勿有任何顧忌，以致發生編輯工作上的為難之感。」
讀到這些文字，既感動又好笑。為這本書，從起意算起，總有十年八載，等了一年多，才等來余先生的序，還要是大大出乎盼望的一篇長序，不但評汪的詩詞，還對汪的政治生涯作一番體貼入微的論述，如此重要的文章，豈有理由當作「序二」或「後記」來處理？真是「好難哦」！說一句笑話，真做了這樣的處理，我豈不給萬千讀者罵死？
余先生的序文，把重點放在剖析汪精衛的人格和心態上。汪氏本意是國民黨若勉強抗日，只是幫了蘇聯與中共，故努力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談判。因蔣不為所動，遂直接與日本接觸，成立南京政府。余先生分析其間複雜矛盾﹑進退維谷的心態，與他誤判形勢﹑造成歷史悲劇的心理基礎。關於汪精衛的詩詞造詣，他強調汪注重抒發山河破碎﹑國勢頽唐之下的壓抑和悲苦，也受個性中的「烈士」心態所影響。序文舉重若輕，提供給讀者一個重新認識抗戰歷史的角度，以及領略汪精衛詩詞的門徑。
中國現代歷史中，領袖人物工詩詞的，當數毛澤東與汪精衛。毛是豪放一路，桀傲雄奇，翻江倒海，汪是婉約一路，傷春悲秋，感時憂世，兩人個性不同，詩詞風格各走極端，恰恰又代表了中國古典詩詞兩派的流風。毛雄才大略，打江山坐江山，汪猶疑徬徨，終成悲劇角色，但若從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來看，毛血債深重，汪的身世則令人同情。
《雙照樓詩詞藁》重版書進入編輯製作階段，那時我很想把余先生的序文先在報刊上發表一下，一則序文本身是極好的文章，二則也為新書做一點宣傳。恰好有一次，在港大的龍應台沙龍碰到董橋先生，閒談中我提到余先生的序，說可惜太長，不然應該發表一下。董先生想都不想，就說「只要是余先生的稿，多長我都要」。次日我即將序文稿影印寄給董橋先生，不幾日，蘋果日報用兩大版的空前篇幅，一口氣全文刊出余先生的序。
一份高度市場化的暢銷報紙，竟然一次過發表一萬多字的文史長文，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無疑相當「趕客」。這只有董橋先生才可以，也足以體現余先生的文化影響力。
至此，重版《雙照樓詩詞藁》這件事，基本上功德圓滿。
新書預計在當年夏天印出來，正好趕上香港書展。事先，我與書展策劃作家講座的《亞洲周刊》聯絡，想看看有沒有機會邀請余先生來參加書展，一則讓余先生回「老家」看看，二則也讓他見見大陸和台港的讀者，作一演講。余先生年紀大了，長途跋涉太辛苦，我希望主辦機構提供一張頭等機票，減輕余先生旅途的勞累。書展方幾經奔走，解決了機票問題，我即寫傳真正式向余先生提出邀請。
可惜余先生婉拒了，年紀太大，醫生勤阻作長途旅行。我不想放棄這個機會，又與書展方商量，希望再提供一張頭等機票，讓余太太一路陪同，方便照顧，有余太太隨行，余先生應該更寬心。可惜等第二張頭等機票再解決，余先生還是婉拒了，他有更多私下的考慮，余先生再寫傳真向主辦機構道謝，之後向我解釋:
「我自覺過於受到學衛文化界關注，名遠過於實，決不應再出現於公共空間，剩下一點精力，若能讀未經眼之書，偶然有所述作，或尚可有所貢獻。倘仍為中年時期之種種公開活動，與相識或不相識者交往頻繁，則必至不再能吸取新知，徒然浪費無多之來日而已。我近來閉戶不出，即出此一認識，非僅限於香港書展一事也，乞鑑而諒之。」
因為這樣，香港與兩岸讀者便失去一次親炙余先生風采的機會，我也失去一次當面聆教的緣份了。
余先生仙逝，對中國甚至世界的學術文化界是一無可彌補的損失，也使我們在正邪交戰的世道上，突有一腳踏空的失落感。香港在火坑裡，台灣在火山旁，中國在懸崖邊上，世界在荊棘途中，人類在十字路口，正當我們最需要精神指引的關頭，我們失去了余先生。
余先生雖然不在了，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人格光輝將繼續照亮我們前行的路，讓我們永遠懷念他，永遠遵照他的教誨去行事和做人。余先生一生都是專制的敵人，他雖然對政治只保留「遙遠的興趣」，極少參與現實政治，但他的道德勇氣，潔身自愛擇善固執的精神，他的睿智與人格光輝，正是我們理想之寄托﹑力量之源泉﹑信心之所在。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我相信，有一日我們會手執鮮花，到余先生墓前，灑一杯酒，告訴他香港回到香港人手上的好消息。
（顏純鈎臉書2021年8月23日）
黃君榑：《火鳳凰的預言》後記
《火鳳凰的預言》
後記
黃君榑
一九六七年，家父的詩集第一次付梓出版。時隔半個世紀的今天，我很榮幸能在詩集再版之際，為其寫後記作簡單介紹，並嘗試給讀者提供一種閲讀家父詩歌的可能性，亦算是藉此機會與其時年紀相仿的父親，進行一次跨時空的詩歌對話。
家父早在中學時期，便已用靖笙等筆名寫詩。之後到台灣大學讀書，更受其時活躍詩壇的影響而開始積極創作，才有了這本詩集中的大部分詩歌。是次再版，詩集共分作三輯，均為父親青年時期所寫的作品。當中首兩輯保留了詩刊初版時的樣式，並附上其時所寫的跋言與後記。現添的第三輯則收錄了家父後來散發在各詩刊報紙中的作品，算是對其詩歌的一次較完整的整理。
家父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哲學博士，學成回港後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任職，學術生涯一直深耕文學，尤擅中西古典文學的比較研究。小時候我最享受的時光，就是窩在沙發裡聽父親聲情並茂地講述希臘羅馬神話，講那藏在悲劇中的跌宕起伏，講那在命運面前渺小個體的兵荒馬亂。那時候沙發很寬，家父的形象無比偉岸。每當有機會聊文學就會亢奮不已，仿若有璀璨星辰自其眼中迸發而出，可以連續講上好幾個小時也毫無倦意。小時候的我被這些引人入勝的星辰大海所吸引，現在回讀其詩，才發現原來它們早在父親年輕時，已融匯進其詩性血液中。
解讀家父的詩並不容易，當中大量的神話典故凝練而私人化，並通過一種毫無滯留的速度疊加成無數個似幻疑真的場景，將現實揉成一種敏感且強迫式的精神性探索。就敘事角度而言，我們不妨將首兩輯所錄之詩歌，視作一次連貫且遞進的史詩故事。詩人通過將詩歌的敘事轉化為一種悲劇哲學式的旅途，引領我們步移至其詩歌內部的空間中，並藉由無數個幻象化的場景，記錄其對世界預言式的洞察與解答。 我們要閲讀家父的詩歌，便需先瞭解何謂悲劇哲學式的旅途。旅途在家父眼中象徵著主體以一種向外流放的方式，完成的向內認知之旅，是悲劇的本質所在。不過這一旅途所最終賦予主體的，並不只是對自我的認知，更是在宇宙論框架下對命運的認知。旅途的選擇，原本作為悲劇主體擺脫既定命運的嘗試，卻反而在無意識中進一步推進了這一既定命運的延伸，形成了一種悖論性，敦促主體去直面並尋找最終的意義。
就像俄狄浦斯那樣，詩人也似乎意識到了有某種無從閃躲的力量，持續往他身上堆積沉重，無邊且壓迫，於是決定以詩歌的方式，開展某種向內的俄狄浦斯式自我流放之旅。詩人的訴求也是俄狄浦斯式的，亦即在規避與求索之間，尋找一個擺脫既定命運的出口。詩人在此將目光投向了死亡，當然此一死亡在其詩歌體系中，是隱喻式的。詩人並不認為悲劇人物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是因為從悲劇哲學的角度出發，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呈現的死亡，均為主體以生命意志對抗既定命運，並最終掙脫的方法，是一種以選擇的死亡來征服既定死亡的勝利。死亡因而富含著滂湃狂熱的生命張力，並向著新的可能性所展開。
就一定層面而言，家父的探索具有某種尼采式的起點。就如尼采詩意地向世人宣佈上帝之死，家父也在其詩歌中，將老邁的上帝視作一種舊制度，並認為其所代表的永生本身，是一種有缺陷且僵化的線性模式，是被單一階段性的永生所囚禁的，少卻了在悲劇哲學精神中那以死向生的澎湃永續性與再生性。
我們可說尼采酒神精神的悲劇本質，是在於主體雖然深刻地洞察了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並感到前所未有的虛無與恐懼，卻從未厭倦或否定自身的意義，轉而更義無反顧地沉醉並熱愛自己的有限存在，開始渴望無限次地重回。家父的獵人精神與之相似，我們可將其理解為一種植根於追逐與衝突中的激情，是一種狂歡至死的亢奮狀態。亦是這一亢奮狀態，為其詩注入了一種脫繮般的速度。通過不斷疊加的隱秘意象，詩歌在密集的符號間跳躍並試探，將內藴的俄里翁獵戶精神激發成一種肉眼可見的語速。
家父最終將目光放到了火鳳凰的意象上。歷經無數次浴火重生的火鳳凰，無疑從多個層面而言，完美融匯了詩人所渴望的悲劇性與精神性。一方面火鳳凰依憑著過去的經驗，明確知曉自身終將死亡並再次復活的永恆使命，遂能在真正意義上從容且放縱地接受這一現實，可以直面死亡，並通過死亡本身打破生命的既定程序，通過復活來容納新的死亡可塑性。
我們由此可見火鳳凰的預言，就是詩人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詩人藉由悲劇哲學來調和青年時期那無法抑制的死亡壓迫感，並將隱喻式的死亡視作一種離開生命約束的出口。那不斷死而復活的火鳳凰意象，充分而具象地體現了父親所渴望的生命意志，是他給予上帝之死後虛無世界的一次精神性答覆。可能也正因為找到了這個答案，家父後未再頻繁寫詩。可能也正是因為這個答案，協助父親離開了屬於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尋到了由死而生的真正出路。
09-08-2021 (寫成)
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宿舍內
22-08-2021 (修改)
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宿舍內
後記
黃君榑
一九六七年，家父的詩集第一次付梓出版。時隔半個世紀的今天，我很榮幸能在詩集再版之際，為其寫後記作簡單介紹，並嘗試給讀者提供一種閲讀家父詩歌的可能性，亦算是藉此機會與其時年紀相仿的父親，進行一次跨時空的詩歌對話。
家父早在中學時期，便已用靖笙等筆名寫詩。之後到台灣大學讀書，更受其時活躍詩壇的影響而開始積極創作，才有了這本詩集中的大部分詩歌。是次再版，詩集共分作三輯，均為父親青年時期所寫的作品。當中首兩輯保留了詩刊初版時的樣式，並附上其時所寫的跋言與後記。現添的第三輯則收錄了家父後來散發在各詩刊報紙中的作品，算是對其詩歌的一次較完整的整理。
家父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哲學博士，學成回港後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任職，學術生涯一直深耕文學，尤擅中西古典文學的比較研究。小時候我最享受的時光，就是窩在沙發裡聽父親聲情並茂地講述希臘羅馬神話，講那藏在悲劇中的跌宕起伏，講那在命運面前渺小個體的兵荒馬亂。那時候沙發很寬，家父的形象無比偉岸。每當有機會聊文學就會亢奮不已，仿若有璀璨星辰自其眼中迸發而出，可以連續講上好幾個小時也毫無倦意。小時候的我被這些引人入勝的星辰大海所吸引，現在回讀其詩，才發現原來它們早在父親年輕時，已融匯進其詩性血液中。
解讀家父的詩並不容易，當中大量的神話典故凝練而私人化，並通過一種毫無滯留的速度疊加成無數個似幻疑真的場景，將現實揉成一種敏感且強迫式的精神性探索。就敘事角度而言，我們不妨將首兩輯所錄之詩歌，視作一次連貫且遞進的史詩故事。詩人通過將詩歌的敘事轉化為一種悲劇哲學式的旅途，引領我們步移至其詩歌內部的空間中，並藉由無數個幻象化的場景，記錄其對世界預言式的洞察與解答。 我們要閲讀家父的詩歌，便需先瞭解何謂悲劇哲學式的旅途。旅途在家父眼中象徵著主體以一種向外流放的方式，完成的向內認知之旅，是悲劇的本質所在。不過這一旅途所最終賦予主體的，並不只是對自我的認知，更是在宇宙論框架下對命運的認知。旅途的選擇，原本作為悲劇主體擺脫既定命運的嘗試，卻反而在無意識中進一步推進了這一既定命運的延伸，形成了一種悖論性，敦促主體去直面並尋找最終的意義。
就像俄狄浦斯那樣，詩人也似乎意識到了有某種無從閃躲的力量，持續往他身上堆積沉重，無邊且壓迫，於是決定以詩歌的方式，開展某種向內的俄狄浦斯式自我流放之旅。詩人的訴求也是俄狄浦斯式的，亦即在規避與求索之間，尋找一個擺脫既定命運的出口。詩人在此將目光投向了死亡，當然此一死亡在其詩歌體系中，是隱喻式的。詩人並不認為悲劇人物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是因為從悲劇哲學的角度出發，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呈現的死亡，均為主體以生命意志對抗既定命運，並最終掙脫的方法，是一種以選擇的死亡來征服既定死亡的勝利。死亡因而富含著滂湃狂熱的生命張力，並向著新的可能性所展開。
就一定層面而言，家父的探索具有某種尼采式的起點。就如尼采詩意地向世人宣佈上帝之死，家父也在其詩歌中，將老邁的上帝視作一種舊制度，並認為其所代表的永生本身，是一種有缺陷且僵化的線性模式，是被單一階段性的永生所囚禁的，少卻了在悲劇哲學精神中那以死向生的澎湃永續性與再生性。
那麼該如何去調和死亡所同時具有的可能性與完結性呢？家父開始了兩個階段的探索。當年輕的尼采，將此激情依託於狄奧尼修斯的酒神精神，家父則追逐著一種俄里翁式的獵人精神。可無論是獵人精神或酒神精神，實則皆有著同一悲劇哲學內核，那就是兩者皆是通過一種狂歡式的放縱來抵禦對有限性與既定性的恐懼。而龍鍾的上帝乃附身於過去與預言裡說火鳳凰將復活原野的鈸聲將自水面傳來──〈火鳳凰的預言〉
我們可說尼采酒神精神的悲劇本質，是在於主體雖然深刻地洞察了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並感到前所未有的虛無與恐懼，卻從未厭倦或否定自身的意義，轉而更義無反顧地沉醉並熱愛自己的有限存在，開始渴望無限次地重回。家父的獵人精神與之相似，我們可將其理解為一種植根於追逐與衝突中的激情，是一種狂歡至死的亢奮狀態。亦是這一亢奮狀態，為其詩注入了一種脫繮般的速度。通過不斷疊加的隱秘意象，詩歌在密集的符號間跳躍並試探，將內藴的俄里翁獵戶精神激發成一種肉眼可見的語速。
可此獵人精神本身，是短暫且需要不斷填補的，是需要通過不斷疊加的狩獵行為才能持續的一種精神性亢奮，是一種俄狄浦斯式無法掙脫的循環，並不足以充當最終解答。詩人尚需在獵人精神的悲劇哲學中，尋找到一種永恆的可能。而肺炎的蝶以厚厚的色彩塗去冬日裸體的標本奔不出室息陽光的抽屜捕蝶人與上帝在瘋癇的雨裡競捕斑斕的祭祀不覺把白鴿的生命壓在葉蝶玻璃的思想下畢卡索早把死亡畸形在灰白的畫布上炭描的手竟創造了一個滂沱的雨夜──〈捕蝶人〉
家父最終將目光放到了火鳳凰的意象上。歷經無數次浴火重生的火鳳凰，無疑從多個層面而言，完美融匯了詩人所渴望的悲劇性與精神性。一方面火鳳凰依憑著過去的經驗，明確知曉自身終將死亡並再次復活的永恆使命，遂能在真正意義上從容且放縱地接受這一現實，可以直面死亡，並通過死亡本身打破生命的既定程序，通過復活來容納新的死亡可塑性。
另一方面火鳳凰又代表著詩人在符號層面的延伸。我們在其詩歌中，可見大量鴿子的意象。詩人也在其所寫後記中，稱鴿子象徵著自然與美善，是獵人精神中那被狩獵的對象，亦即詩人所追逐與渴望的生命之美好。可與此同時，我們似乎又可從白鴿中讀出詩人的自我隱喻，那種在自我放逐的旅途中始終保留純粹的精神性。而火鳳凰必死於另一個復活裡從此獵犬也迷失了朝聖的方向──〈火鳳凰的預言〉
無疑白鴿與鳳凰在形體類屬上的相似，亦暗示了白鴿最終可能蛻變，轉化成火鳳凰的可能，更甚至後者就是前者在超越死亡幻象後所呈現出的超驗形態。就此而言白鴿與鳳凰分別代表著詩人精神旅途中的起點與終點，詩人在抵達終點時，才真正地超越了死亡的幻象，並向著其所追求的永恆生命所開放，那裡才是一個詩人所期望預告給讀者的真正起點。在我向孤獨懺悔那個下午浮士德以一疊籌碼擊斃白鴿的我於聖神的名押上我蓊鬱的靈魂我身體乃風化於三合土的悶哼中──〈炭黑的島〉
我們由此可見火鳳凰的預言，就是詩人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詩人藉由悲劇哲學來調和青年時期那無法抑制的死亡壓迫感，並將隱喻式的死亡視作一種離開生命約束的出口。那不斷死而復活的火鳳凰意象，充分而具象地體現了父親所渴望的生命意志，是他給予上帝之死後虛無世界的一次精神性答覆。可能也正因為找到了這個答案，家父後未再頻繁寫詩。可能也正是因為這個答案，協助父親離開了屬於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尋到了由死而生的真正出路。
09-08-2021 (寫成)
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宿舍內
22-08-2021 (修改)
劍橋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宿舍內
2021年8月15日 星期日
許定銘：細說神州五十年──序歐陽文利的《販書追憶》
歐陽文利的《販書追憶》
神州老闆歐陽文利的《販書追憶》用了特快空郵，幾天就到，紙皮精裝面，淡素可愛，除了內文，還付藏書票，近年少見的精緻小册子。
因替他的書寫序，書稿早看了，不過，看書和讀稿是兩回事，捧着新册整個下午，配着的普洱，不及書香哩!
《販書追憶》（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7月）是唯一的香港舊書業史，僅出精裝及毛邊兩種版本而沒有平裝本，估計印量不多，如果你對香港的舊書業有興趣，一定要盡快入藏，以免向隅！
──2021年8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2日）
細說神州五十年──序歐陽文利的《販書追憶》
神州主人歐陽文利兄囑我為他的新著《販書追憶》寫序，非常高興。雖未見其書，不過心裡明白，知道我必會第一時間捧讀此書，今次能趕在出書前先睹為快，故一口答應。前此在網路上讀新亞主人蘇賡哲兄的《舊書商回憶錄》，餘味無窮，不知是否已在整理排印中？如能與文利兄的《販書追憶》同時面世，當是香港舊書壇的盛事！
《販書追憶》其實是文利兄的回憶錄，全書收文二十三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此中〈十三歲入行〉、〈管舊書〉、〈派到廣州、上海訂貨〉……到〈創業苦與樂〉及〈眾人相助買下地舖〉等十一篇，記述了他從小學未畢業即入行、苦讀、奮鬥、開業到成為舊書業翹楚的經過，和一般成功人士的傳記無異，都是由血淚與毅力累積而成的成就；所不同的是「舊書」這個行業比較特別，一向不受人注意，大部分讀者都未接觸過，題材獨特，引人入勝，細讀之更見趣味無窮。
另一部分則是香港舊書業，自一九五零年代起，至現在的實際情況；歐陽文利與神州舊書店，一直是這個時期的重鎮，見證了香港舊書業的盛衰，《販書追憶》不僅僅是文利兄的回憶錄，還是一部擲地有聲的香港舊書業史！
此中我特別有興趣的是〈舊書業購貨經驗〉、〈港島到九龍的舊書攤〉、〈「出口書莊」的出現〉和〈出口書莊的興衰〉幾篇。舊書業最重要的是貨源，很多談買賣舊書的文章，談到進貨時多只說到康記和三益，頂多再加上何老大的書山，少有像歐陽文利說得那麼細緻的，如卑利街斜路的李伯，鴨巴甸街口的「大光灯」……等，不僅清楚地指出書店的所在地，人物的外號，賣些甚麼書，都似賬單的清晰，可見其真實性，尤其吸引。
談舊書的文章中，我首次在《販書追憶》讀到「書莊」。事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書莊」是甚麼？其實「書莊」即是「莊口」。舊日有些稱為「莊口」的出入口形式公司，專門由本地把生活必須品運到多華人聚居的南洋、歐美等城市，書，是精神食糧，也是必須品之一，所以間中也有運書的，不過不多，而且多為通俗的流行書，但間中也有例外。一九七零年代我就曾經在某莊口中購得近二百本無名氏的絕版書《露西亞之戀》，是我個人大批買賣舊書的首次經驗。
歐陽文利口中的「書莊」，就是指純以書籍出口，賣給外地圖書館的樓上專門店。這些書莊雖然專做外埠生意，但長年累月也有不少貨源積在店內，故此，也做門市的。只要你知道門路上到去，他們也會讓你在架上選購，因為那些多是大批買回來時的配角，所以價錢也不貴，我就曾在某書莊以三十元買過葉紫的《豐收》(上海奴隸社，一九三五) ，此書十分罕見，畢生從未遇見另一册。
在歐美圖書館大批到香港搶購舊書的七、八十年代，這種書莊是相當多的，歐陽在書中提到：智源書局、萬有圖書公司、遠東圖書公司、實用書局、集成圖書公司……等，他不但清楚地講述書店的經營模式，連老闆的出身都知之甚詳，實在難得。
我是一九七二年首到神州的，當時店內絕版罕見的新文學作品還不少，我如獲至寶，次次有斬獲，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只賣二十，是平靚正。北京賣舊書的大亮，專賣中國新文學絕版舊書，是我每次上京買舊書必到之處。而在《販書追憶》中提到，大亮年年來港，到神州貨倉購貨甚多；我從大亮手中所得新文學書，相信不少亦來自神州，可見神州的貨倉是個舊書的聚寶盆。
一九六五年創業的神州，至今已超過五十五年歷史，拙文題為〈細說神州五十年〉是取其整數。事實上，神州如今已是第二代接手，下次再有人談神州，隨時是：〈舊書業的百年老店神州〉了！
──2021年2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2日）
因替他的書寫序，書稿早看了，不過，看書和讀稿是兩回事，捧着新册整個下午，配着的普洱，不及書香哩!
《販書追憶》（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7月）是唯一的香港舊書業史，僅出精裝及毛邊兩種版本而沒有平裝本，估計印量不多，如果你對香港的舊書業有興趣，一定要盡快入藏，以免向隅！
──2021年8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2日）
細說神州五十年──序歐陽文利的《販書追憶》
神州主人歐陽文利兄囑我為他的新著《販書追憶》寫序，非常高興。雖未見其書，不過心裡明白，知道我必會第一時間捧讀此書，今次能趕在出書前先睹為快，故一口答應。前此在網路上讀新亞主人蘇賡哲兄的《舊書商回憶錄》，餘味無窮，不知是否已在整理排印中？如能與文利兄的《販書追憶》同時面世，當是香港舊書壇的盛事！
《販書追憶》其實是文利兄的回憶錄，全書收文二十三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此中〈十三歲入行〉、〈管舊書〉、〈派到廣州、上海訂貨〉……到〈創業苦與樂〉及〈眾人相助買下地舖〉等十一篇，記述了他從小學未畢業即入行、苦讀、奮鬥、開業到成為舊書業翹楚的經過，和一般成功人士的傳記無異，都是由血淚與毅力累積而成的成就；所不同的是「舊書」這個行業比較特別，一向不受人注意，大部分讀者都未接觸過，題材獨特，引人入勝，細讀之更見趣味無窮。
另一部分則是香港舊書業，自一九五零年代起，至現在的實際情況；歐陽文利與神州舊書店，一直是這個時期的重鎮，見證了香港舊書業的盛衰，《販書追憶》不僅僅是文利兄的回憶錄，還是一部擲地有聲的香港舊書業史！
此中我特別有興趣的是〈舊書業購貨經驗〉、〈港島到九龍的舊書攤〉、〈「出口書莊」的出現〉和〈出口書莊的興衰〉幾篇。舊書業最重要的是貨源，很多談買賣舊書的文章，談到進貨時多只說到康記和三益，頂多再加上何老大的書山，少有像歐陽文利說得那麼細緻的，如卑利街斜路的李伯，鴨巴甸街口的「大光灯」……等，不僅清楚地指出書店的所在地，人物的外號，賣些甚麼書，都似賬單的清晰，可見其真實性，尤其吸引。
談舊書的文章中，我首次在《販書追憶》讀到「書莊」。事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書莊」是甚麼？其實「書莊」即是「莊口」。舊日有些稱為「莊口」的出入口形式公司，專門由本地把生活必須品運到多華人聚居的南洋、歐美等城市，書，是精神食糧，也是必須品之一，所以間中也有運書的，不過不多，而且多為通俗的流行書，但間中也有例外。一九七零年代我就曾經在某莊口中購得近二百本無名氏的絕版書《露西亞之戀》，是我個人大批買賣舊書的首次經驗。
歐陽文利口中的「書莊」，就是指純以書籍出口，賣給外地圖書館的樓上專門店。這些書莊雖然專做外埠生意，但長年累月也有不少貨源積在店內，故此，也做門市的。只要你知道門路上到去，他們也會讓你在架上選購，因為那些多是大批買回來時的配角，所以價錢也不貴，我就曾在某書莊以三十元買過葉紫的《豐收》(上海奴隸社，一九三五) ，此書十分罕見，畢生從未遇見另一册。
在歐美圖書館大批到香港搶購舊書的七、八十年代，這種書莊是相當多的，歐陽在書中提到：智源書局、萬有圖書公司、遠東圖書公司、實用書局、集成圖書公司……等，他不但清楚地講述書店的經營模式，連老闆的出身都知之甚詳，實在難得。
我是一九七二年首到神州的，當時店內絕版罕見的新文學作品還不少，我如獲至寶，次次有斬獲，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端木蕻良的《江南風景》只賣二十，是平靚正。北京賣舊書的大亮，專賣中國新文學絕版舊書，是我每次上京買舊書必到之處。而在《販書追憶》中提到，大亮年年來港，到神州貨倉購貨甚多；我從大亮手中所得新文學書，相信不少亦來自神州，可見神州的貨倉是個舊書的聚寶盆。
一九六五年創業的神州，至今已超過五十五年歷史，拙文題為〈細說神州五十年〉是取其整數。事實上，神州如今已是第二代接手，下次再有人談神州，隨時是：〈舊書業的百年老店神州〉了！
──2021年2月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2日）
2021年8月14日 星期六
悼余英時（二）
陳方正：時間凝固的一刻──驚聞余英時兄仙逝
今早剛如常吃完牛奶玉米片的時候，電話響了。意想不到竟然是淑平，她一般是不會在十點之前來電話的，所以覺得有點奇怪。“余先生睡好幾天了”，她開口便說。“什麼，睡好幾天了，不是生病吧？”我不太明白。“不，一直在睡呢。”她回答。“哎呀，那怎麼成，沒有送到醫院去看嗎？”我還是不明白。“已經走了好幾天啦。”她有點忍不住了，但我仍然沒有會過意來，還在追問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哎呀，余先生已經過去好幾天啦，現在都已經入土為安了！”她這才直說出來，頓時令我五雷轟頂，不知所措，呆在那裡只能夠“呀，呀”的叫。“他不是在八月一號星期天早上和你通過電話的嗎，跟著十二點左右（按：美東時間星期六的午夜）還和耀基通了電話，然後去睡覺，夢裡就過了，再沒有起來。”她繼續說下去，一邊回答我的問題，“我們這裡辦事情很快，英時的父母的墓都在普林斯頓，所以他就葬在他們旁邊。啊，是的，當然有個儀式，學校東亞系裡面的人像Peterson他們都來的，女兒們也來過，現在都已經回紐約去了。我慣了一個人到處跑，自己處理事情的，一點問題都沒有，朋友也多，不用擔心。”這樣，再三請她節哀和保重身體之後，就只好掛上電話了。
雖然這一切都好像仍然不太真實，但也就沒有時間去讓心情慢慢平復，必須硬著頭皮去通知外甥梁其姿，因為她在台灣的熟人多；以及金耀基──本來淑平是先找他的，只不過沒有接通而已；當然，還有大學校方和國內的那許多學界朋友。幸好現在整個世界都已經被無遠弗屆的電子網絡覆蓋在裡面，只需在手機上按鍵消息就立刻傳揚出去，跟著網絡就沸騰起來了。
和英時兄相識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但只是當初在劍橋和後來在中大有過兩段經常見面的日子，此外一直是遠隔重洋，動如參商。但我們有點緣分，一見如故，所以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聯絡。近年彼此都上了年紀，更覺得老朋友的可貴，雖然通電話也並不那麼頻繁，每個月一兩次罷了。自今年初以來他的談興就顯得不那麼高，經常顯出倦意，而且重聽日漸加重，所以不想過分煩擾他，卻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他在慢慢衰退。上月中他來電話，很高興地告訴我他那本新編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英譯本已經出版，並且已經用快遞分別寄給我（連帶其姿也有一份）和耀基作為紀念。為了要快，這還勞煩他的夫人陳淑平親自拿到郵局去辦理。
果然，這書上星期四就寄到了，不但有他很客氣的題簽，包裹裡還附有他為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榮退會所寫文章的單行本。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去致謝，淑平說他暫時不方便，不巧我當時有事必得出門，星期六早上又有電話會議，只好約定星期天早上再通話。屆時英時兄先打來了，但只談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由於對時局感到失望，他情緒頗為沉鬱，我除了多謝贈書和懇請多加保重之外，也想不到什麼別的話來為他開解，只好怏怏掛斷，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上已經是訣別了！倒是耀基兄今天告訴我，他們在星期天通話的時候，英時兄口齒不清，話語含糊，迥異平時，令他隱約覺得很不對勁。現在回想，其實這大半年以來，他很可能自覺日漸疲乏衰頹，已經多少有些預感，所以每趟通話雖然短暫，卻總要重複已經沒有興致寫作，老朋友難得，彼此保持健康最為重要之類話題，而且也絕少提起在看些什麼書或者他平素最感興趣的網球比賽了。可惜的是，對於這些徵兆我竟然一直都沒有注意。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年逾不惑，姐姐也快要進大學，所以他們過去的時候我年紀並不大。事後不時回想服侍老人家度過晚年的情況，以及姐姐退休之後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總不免責怪自己缺乏磨練，故而粗心大意，不能夠了解親人微妙的心意和需求，從而留下無盡的遺憾。真想不到，如今年紀雖然大了，在一位相知多年而又十分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行將走進歷史之際，卻仍然不能夠覺察到他那些徵兆和預感，仍然要留下深深的遺憾。這恐怕不再是磨練的問題，而是因為生來就欠缺某種細膩的直覺吧，由是而留下的遺憾則是無法填補的了。
2021年8月5日午夜草於用廬
（微訊公號2021年8月5日） 周保松：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今天中午醒來，知道余英時先生逝世的消息。
原來那已是八月一日凌晨的事。據悉，余先生當晚還和香港中文大學兩位前輩陳方正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通過電話，然後在睡夢中安詳逝去，享壽91歲。余太太和女兒低調，先將余先生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才通知親友學界。
我上星期才收到余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此刻，我才比較能真切體會，余先生當年驚悉他的老師錢穆先生過世，寫下〈猶記風吹水上鱗〉的心情。
先生的文章會一直在，精神會一直在，他在史學界、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也早已備受肯定。可是於我，人世間一個真實的記掛，卻從此斷了。
我不是余先生的學生，一生中只見過一次面，照理不會有這份感受。可是這份感受卻如此實在。我在想，那一定是因為，我和余先生有著太多共享的價值和情懷，包括對知識的信念、對讀書人的期許、對自由主義，以及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和關切。這些共享的東西，讓我和余先生一直有著無以名之的精神聯繫。
今年六月，我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紀念羅爾斯誕生百年和《正義論》發表五十年。我當時特別將該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我在文章註腳如此解釋：
按學界慣例，很少有人會將一篇文章獻給一位前輩。我這樣做，有幾個原因。
一來這篇文章對我有特別意義，而余先生在那個意義裡面。我還記得當天清晨，我們走在新亞路上，他告訴我，羅爾斯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論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來讀。我記著他的話，1995年秋天去英國約克大學讀碩士時，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羅爾斯這本書，後來還以此作為我的論文題目。二來我覺得余先生也許是今天華人學界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而我相信他會接受我這樣稱呼他。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極為低潮的今天，我想藉此向他致敬。三來，我心裡暗暗覺得，余先生已經九十一歲，我不能一直等到我滿意的書出版才獻給他。我必須早點讓他知道。
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最後一期。我當天悲憤難言，忍不住給余先生寫了一封三頁長的信，連同我的文章和最後一期《蘋果》，寄到普林斯頓。我在信中告訴余先生：
余先生收到我的信，讀了我的文章。我現在真有一種冥冥中注定的感覺。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那個決定。
7月13日，我收到余先生的傳真回信。余先生從來不用電腦，平時只用傳真機和電話與人聯繫。他怕我沒有收到傳真信，心裡記掛，於是在7月16日，又親自將信用空郵寄來給我。我剛才將信反覆讀了又讀，眼淚不禁掉下來。
我此前沒想過要與別人分享此信，但現在細心體會，開始明白余先生的話，一定不是只想和我一個人說，而是想和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人說。我將他的信抄錄如下。
每年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上課，都會指著廣場上刻著的歷屆新亞畢業生名錄，大聲告訴同學，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也可說是中文大學第一人。要瞭解什麼是新亞精神和中大精神，最好去讀余先生的著作。每次這樣說的時候，我都覺得很愉快，很驕傲。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多歧路。余先生，您走出了自己的路。謝謝您，願您安息。
2021年8月5日哀切中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周保松臉書2021年8月5日）
王邦華：敬悼余英時先生 與一些隨想
得知余英時先生去世的消息，大半天竟覺茫然若失。我無緣受教於余公，本業亦非歷史，但許多想法都受余公啟發。這篇文章有些凌亂，主要是記錄一下這幾天的隨想。我比較遲才接觸余英時的著作。讀博士完畢回港之初，因中學的歷史老師葉老退休，贈予我余英時的《猶記風吹水上鱗》，才開始讀余英時的著作。自此就一本一本的讀下去，《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朱熹的歷史世界》、《論戴震與章學誠》、《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最記得有一次讀到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的〈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舉重若輕地綜論中國士人在歷史上的變化，把一條士人發展的線索勾勒得清清楚楚，大有撥雲見日之感。
余英時的治學特色，是專中見通。他不像老師錢穆，著一本通史《國史大綱》，綜論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變化。但他本本專著，背後都有一個通貫的關懷。其關懷就是「士的自覺性」。他在治學初期，就反對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反對人類歷史只受社會經濟決定，嘗試指出人的自主性。他的許多著作，就是考究「士人」這個社會的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ies）在不同時代的形態。「士」是貫穿其學術生涯的線索。
余英時弟子王汎森曾言余的研究是「由堯到毛」，意即余英時的士人研究差不多覆蓋了整個中國史。可惜是就是缺了唐代。唐代門第開始衰落，同時佛學大興，士人深受影響，導致唐代士風極為獨特。風聞余公晚年，本欲再寫一個著作講唐代，終究受年老影響，未能動筆。整個「士人史」缺了一部份，大憾哉！
若要形容余公的學風，可說是「治學理念似陳寅恪、文化關懷似錢穆、政治立場似胡適」。陳寅恪一生史學凡三變。始於塞外殊域之學，後變於隋唐中古之學，而晚年絕學為《柳如是別傳》的心史。心史以史料為入手點，考據歷史人物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再建基於人性和史料的深刻理解，神遊冥想，重構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從而在讀者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現當時的時代環境。所謂「知人論世」、「了解的同情」，就是心史的最高目標。陳寅恪這想法，上承於德國哲人 Herder，但到晚年才發展成熟，而其高足周一良、唐長孺等，皆繼承其隋唐中古之學。心史之學，幾後繼無人。余英時和陳寅恪遠隔萬里，竟能承其絕學，並以此研究陳寅恪本人，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後來有機會讀此書，亦以「作者知我」許之，不亦千古佳話？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關心中國文化會否消亡的問題，著力發掘中國文化的特色，希望以此展現中國文化的價值。余英時這方面深受錢穆影響。他的封筆之作《論天人之際》，就是以 Karl Jaspers 的「軸心文明論」為框架，指出中國的文化精神為「內向超越」，和以色列、希臘、印度有何不同。這方面我覺得余英時是嘗試以 Robert Bellah 回應錢穆。宗教社會學家 Robert Bellah 在其名作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中，綜論四大軸心文明，並提出「無物曾遭遺忘（Nothing is ever lost）」的著名論斷。Bellah 認為四大軸心文明，表面上突破神話時代的迷信、展現理性的覺醒，暗地裡其實都不能擺脫神話時代的種種影響，直至今天。余英時在《論天人之際》的研究，其實就是在闡述 Bellah 這個論斷，點出看似迷信、落後的巫文化，決定了中國「天人合一」的理想方向，並奠定了「心」這個概念在思想史的核心地位。
然而，和錢穆不同，余英時不止重中西文化之異，亦重中西文化之同，想指出中國文化如何和現代西方文明接軌。這方面他類近胡適，推祟自由主義，並認為自由、民主的價值可以在中國文化中紮根。胡適主要受John Dewey 的自由主義影響，而余英時的自由主義觀卻少人討論。余英時除了早年的幾本實驗之作外，提及自己政治哲學的不多，但我讀到的部份，都覺得他深受後期的 John Rawls 影響。1993 年 Rawls 出版 Political Liberalism，最大特色是 “political-comprehensive” 的框架。他認為憲政民主可建基於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s），而這些政治價值不必預設任何美好人生觀，可成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不同宗教和文化遂可在同一憲政框架下共同生活。
Rawls 晚年的研究，多是闡述憲政民主的公民在公共政治文化（public political culture）中應如何根據政治價值而行動，就是後來影響深遠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研究。但 Rawls 也提出在民主社會，除了公共政治文化外，也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組成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需要兩大文化互相配合。試想想，如果一個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雖然教導人以平等待人，但背景文化的諸般宗教卻教導人服從權威、歧視女性等，民主體制焉會運作順利？因此民主社會需要背景文化配合教導公民，方可穩定。
但Rawls 終其一生，卻沒有多談背景文化如何貢獻民主。而這正是余英時的興趣所在。余英時主要關懷儒家在歷史中的變遷，但在〈現代儒學的回顧和展望〉的最後部份，有稍稍提到儒家在現代社會的角色。他明顯預設了 Rawls 的政治自由主義，並提出儒家可以作為其中一種背景文化，支持民主。余英時曾提出失去傳統制度的儒家是「游魂」，但其實他也嘗試為這個「游魂」在現代社會找到落腳之地。
余英時晚年著回憶錄，曾詳細梳理早年自己受什麼學者影響。可惜回憶錄只寫到五、六十年代哈佛求學之時。我常疑八、九十年代余英時和 Rawls 之間可能有一些交流，或因某些契機而開始對Rawls 的後期政治哲學產生興趣。本來期望余英時先生在未來的回憶錄詳述。今天兩人皆已仙逝，這個 missing link 的猜想已無從得證，亦無奈也。
余英時著力描述士人在中國歷史中的不同形態和活動，從而指出士人的自主性。然而，近年我的閱讀感覺，卻常是覺得士人是被動於政治環境而活動。周朝禮崩樂壞，士人遂演變為游士，周遊列國，期望重建天人合一的秩序（《論天人之際》）。宋初皇帝為壓制軍閥地位，崇文抑武，提高士人地位，士人的政治主體意識覺醒，提倡「君臣共治」，道統指引政統（《朱熹的歷史世界》）。明代君主集權，打壓士人，士人唯有轉向民間，追求「覺民行道」，從下而上改變社會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往好處看，無論在什麼的「勢」（政治結構）下，都有士人嘗試行「道」，追求理想，提倡道統，以道抗勢。但從另一方面看，士人只能被動接受「勢」的存在，並在「勢」的背景下努力行道。士人可能造「勢」？如何能建立造「勢」的力量？余英時曾概嘆儒家士人不像基督教般有實在的教會組織，某程度上也承認了士人缺乏造「勢」的社會基礎，決定了其自主性的極限。
士人除了有抗勢的意志，可有造勢的能力？士人在現代社會的自主性雖要什麼社會和文化條件？這是余英時先生言未所及之處，亦是我等後學當關注的地方。
（《立場新聞》2021年8月6日）
陶傑悼余英時
一九五Ｏ年，余英時離開北平來香港，進入錢穆在九龍創辦的新亞書院。
這是兩年後的畢業證書。這幅圖片藴含了中國社會文化今日消失了的一些特徵：直寫的正體字楷書書法、錢穆的行體簽名，以及「私立新亞書院」強調的「私立」──For your information : 2021年8月5日，據大陸「網易新聞」：「中国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要求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学校，应办为公办学校；不再审批新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也不得以举办者变更集团办学、品牌输出等变相举办民办义务教育。」br />
余英時說，在港的五年歲月，是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
對於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環境，他說：「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陶傑臉書專頁2021年8月6日）
余英時先生（1930-2021）在書房
雖然這一切都好像仍然不太真實，但也就沒有時間去讓心情慢慢平復，必須硬著頭皮去通知外甥梁其姿，因為她在台灣的熟人多；以及金耀基──本來淑平是先找他的，只不過沒有接通而已；當然，還有大學校方和國內的那許多學界朋友。幸好現在整個世界都已經被無遠弗屆的電子網絡覆蓋在裡面，只需在手機上按鍵消息就立刻傳揚出去，跟著網絡就沸騰起來了。
和英時兄相識已經超過一個甲子，但只是當初在劍橋和後來在中大有過兩段經常見面的日子，此外一直是遠隔重洋，動如參商。但我們有點緣分，一見如故，所以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聯絡。近年彼此都上了年紀，更覺得老朋友的可貴，雖然通電話也並不那麼頻繁，每個月一兩次罷了。自今年初以來他的談興就顯得不那麼高，經常顯出倦意，而且重聽日漸加重，所以不想過分煩擾他，卻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他在慢慢衰退。上月中他來電話，很高興地告訴我他那本新編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英譯本已經出版，並且已經用快遞分別寄給我（連帶其姿也有一份）和耀基作為紀念。為了要快，這還勞煩他的夫人陳淑平親自拿到郵局去辦理。
果然，這書上星期四就寄到了，不但有他很客氣的題簽，包裹裡還附有他為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榮退會所寫文章的單行本。第二天一早我打電話去致謝，淑平說他暫時不方便，不巧我當時有事必得出門，星期六早上又有電話會議，只好約定星期天早上再通話。屆時英時兄先打來了，但只談了大約一刻鐘左右。由於對時局感到失望，他情緒頗為沉鬱，我除了多謝贈書和懇請多加保重之外，也想不到什麼別的話來為他開解，只好怏怏掛斷，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上已經是訣別了！倒是耀基兄今天告訴我，他們在星期天通話的時候，英時兄口齒不清，話語含糊，迥異平時，令他隱約覺得很不對勁。現在回想，其實這大半年以來，他很可能自覺日漸疲乏衰頹，已經多少有些預感，所以每趟通話雖然短暫，卻總要重複已經沒有興致寫作，老朋友難得，彼此保持健康最為重要之類話題，而且也絕少提起在看些什麼書或者他平素最感興趣的網球比賽了。可惜的是，對於這些徵兆我竟然一直都沒有注意。 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年逾不惑，姐姐也快要進大學，所以他們過去的時候我年紀並不大。事後不時回想服侍老人家度過晚年的情況，以及姐姐退休之後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總不免責怪自己缺乏磨練，故而粗心大意，不能夠了解親人微妙的心意和需求，從而留下無盡的遺憾。真想不到，如今年紀雖然大了，在一位相知多年而又十分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行將走進歷史之際，卻仍然不能夠覺察到他那些徵兆和預感，仍然要留下深深的遺憾。這恐怕不再是磨練的問題，而是因為生來就欠缺某種細膩的直覺吧，由是而留下的遺憾則是無法填補的了。
2021年8月5日午夜草於用廬
（微訊公號2021年8月5日） 周保松：拔劍四顧心茫然──敬悼余英時先生
原來那已是八月一日凌晨的事。據悉，余先生當晚還和香港中文大學兩位前輩陳方正先生和金耀基先生通過電話，然後在睡夢中安詳逝去，享壽91歲。余太太和女兒低調，先將余先生安葬於普林斯頓大學他父母的墓旁，然後才通知親友學界。
我上星期才收到余先生的來信。這兩天正在想著要回信給他。我現在捧著他的信，讀著他的字，感覺很不真實。我生命中極為尊敬、信賴、精神上甚為依靠的一個人走了。此刻，我才比較能真切體會，余先生當年驚悉他的老師錢穆先生過世，寫下〈猶記風吹水上鱗〉的心情。
先生的文章會一直在，精神會一直在，他在史學界、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也早已備受肯定。可是於我，人世間一個真實的記掛，卻從此斷了。
我不是余先生的學生，一生中只見過一次面，照理不會有這份感受。可是這份感受卻如此實在。我在想，那一定是因為，我和余先生有著太多共享的價值和情懷，包括對知識的信念、對讀書人的期許、對自由主義，以及對中國和香港的態度和關切。這些共享的東西，讓我和余先生一直有著無以名之的精神聯繫。
今年六月，我在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發表了一篇文章〈羅爾斯與中國自由主義〉，紀念羅爾斯誕生百年和《正義論》發表五十年。我當時特別將該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我在文章註腳如此解釋：
「余英時先生1995年回香港中文大學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議，我作為新亞書院學生幫忙接待。還記得當天清晨在校園路上，余先生對我說，你對自由主義有興趣，就要好好研究羅爾斯。余先生這番話對我有莫大影響。謹將本文獻給余英時先生，既感謝他當年的鼓勵，也感謝他為推動中國自由主義畢生所做的努力。」
按學界慣例，很少有人會將一篇文章獻給一位前輩。我這樣做，有幾個原因。
一來這篇文章對我有特別意義，而余先生在那個意義裡面。我還記得當天清晨，我們走在新亞路上，他告訴我，羅爾斯剛剛出版了一本新書《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1993），和早期理論有很大不同，你一定要找來讀。我記著他的話，1995年秋天去英國約克大學讀碩士時，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羅爾斯這本書，後來還以此作為我的論文題目。二來我覺得余先生也許是今天華人學界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而我相信他會接受我這樣稱呼他。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極為低潮的今天，我想藉此向他致敬。三來，我心裡暗暗覺得，余先生已經九十一歲，我不能一直等到我滿意的書出版才獻給他。我必須早點讓他知道。
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最後一期。我當天悲憤難言，忍不住給余先生寫了一封三頁長的信，連同我的文章和最後一期《蘋果》，寄到普林斯頓。我在信中告訴余先生：
「謝謝你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便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你的著作和立場，對我影響甚深。」
余先生收到我的信，讀了我的文章。我現在真有一種冥冥中注定的感覺。我很慶幸，當時做了那個決定。
7月13日，我收到余先生的傳真回信。余先生從來不用電腦，平時只用傳真機和電話與人聯繫。他怕我沒有收到傳真信，心裡記掛，於是在7月16日，又親自將信用空郵寄來給我。我剛才將信反覆讀了又讀，眼淚不禁掉下來。
我此前沒想過要與別人分享此信，但現在細心體會，開始明白余先生的話，一定不是只想和我一個人說，而是想和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人說。我將他的信抄錄如下。
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第一屆學生，1952年畢業。他的畢業證書，現在放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余先生在五十年代於香港的求學和生活經歷，在三年前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有詳細記載。保松先生：收到賜寄報紙最後一日絕版以及先生大作等，不但感謝而且感動。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一段話：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繼續作一點事。」 即以此語互相勉勵吧。余英時 手上 （2021年7月13日）
每年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上課，都會指著廣場上刻著的歷屆新亞畢業生名錄，大聲告訴同學，余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也可說是中文大學第一人。要瞭解什麼是新亞精神和中大精神，最好去讀余先生的著作。每次這樣說的時候，我都覺得很愉快，很驕傲。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多歧路。余先生，您走出了自己的路。謝謝您，願您安息。
2021年8月5日哀切中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周保松臉書2021年8月5日）
王邦華：敬悼余英時先生 與一些隨想
得知余英時先生去世的消息，大半天竟覺茫然若失。我無緣受教於余公，本業亦非歷史，但許多想法都受余公啟發。這篇文章有些凌亂，主要是記錄一下這幾天的隨想。我比較遲才接觸余英時的著作。讀博士完畢回港之初，因中學的歷史老師葉老退休，贈予我余英時的《猶記風吹水上鱗》，才開始讀余英時的著作。自此就一本一本的讀下去，《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朱熹的歷史世界》、《論戴震與章學誠》、《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最記得有一次讀到余英時的《中國文化史通釋》的〈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舉重若輕地綜論中國士人在歷史上的變化，把一條士人發展的線索勾勒得清清楚楚，大有撥雲見日之感。
余英時的治學特色，是專中見通。他不像老師錢穆，著一本通史《國史大綱》，綜論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變化。但他本本專著，背後都有一個通貫的關懷。其關懷就是「士的自覺性」。他在治學初期，就反對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反對人類歷史只受社會經濟決定，嘗試指出人的自主性。他的許多著作，就是考究「士人」這個社會的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ies）在不同時代的形態。「士」是貫穿其學術生涯的線索。
余英時弟子王汎森曾言余的研究是「由堯到毛」，意即余英時的士人研究差不多覆蓋了整個中國史。可惜是就是缺了唐代。唐代門第開始衰落，同時佛學大興，士人深受影響，導致唐代士風極為獨特。風聞余公晚年，本欲再寫一個著作講唐代，終究受年老影響，未能動筆。整個「士人史」缺了一部份，大憾哉！
若要形容余公的學風，可說是「治學理念似陳寅恪、文化關懷似錢穆、政治立場似胡適」。陳寅恪一生史學凡三變。始於塞外殊域之學，後變於隋唐中古之學，而晚年絕學為《柳如是別傳》的心史。心史以史料為入手點，考據歷史人物身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再建基於人性和史料的深刻理解，神遊冥想，重構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從而在讀者面前栩栩如生地展現當時的時代環境。所謂「知人論世」、「了解的同情」，就是心史的最高目標。陳寅恪這想法，上承於德國哲人 Herder，但到晚年才發展成熟，而其高足周一良、唐長孺等，皆繼承其隋唐中古之學。心史之學，幾後繼無人。余英時和陳寅恪遠隔萬里，竟能承其絕學，並以此研究陳寅恪本人，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陳後來有機會讀此書，亦以「作者知我」許之，不亦千古佳話？
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關心中國文化會否消亡的問題，著力發掘中國文化的特色，希望以此展現中國文化的價值。余英時這方面深受錢穆影響。他的封筆之作《論天人之際》，就是以 Karl Jaspers 的「軸心文明論」為框架，指出中國的文化精神為「內向超越」，和以色列、希臘、印度有何不同。這方面我覺得余英時是嘗試以 Robert Bellah 回應錢穆。宗教社會學家 Robert Bellah 在其名作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中，綜論四大軸心文明，並提出「無物曾遭遺忘（Nothing is ever lost）」的著名論斷。Bellah 認為四大軸心文明，表面上突破神話時代的迷信、展現理性的覺醒，暗地裡其實都不能擺脫神話時代的種種影響，直至今天。余英時在《論天人之際》的研究，其實就是在闡述 Bellah 這個論斷，點出看似迷信、落後的巫文化，決定了中國「天人合一」的理想方向，並奠定了「心」這個概念在思想史的核心地位。
然而，和錢穆不同，余英時不止重中西文化之異，亦重中西文化之同，想指出中國文化如何和現代西方文明接軌。這方面他類近胡適，推祟自由主義，並認為自由、民主的價值可以在中國文化中紮根。胡適主要受John Dewey 的自由主義影響，而余英時的自由主義觀卻少人討論。余英時除了早年的幾本實驗之作外，提及自己政治哲學的不多，但我讀到的部份，都覺得他深受後期的 John Rawls 影響。1993 年 Rawls 出版 Political Liberalism，最大特色是 “political-comprehensive” 的框架。他認為憲政民主可建基於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s），而這些政治價值不必預設任何美好人生觀，可成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不同宗教和文化遂可在同一憲政框架下共同生活。
Rawls 晚年的研究，多是闡述憲政民主的公民在公共政治文化（public political culture）中應如何根據政治價值而行動，就是後來影響深遠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研究。但 Rawls 也提出在民主社會，除了公共政治文化外，也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組成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需要兩大文化互相配合。試想想，如果一個民主社會，公共政治文化雖然教導人以平等待人，但背景文化的諸般宗教卻教導人服從權威、歧視女性等，民主體制焉會運作順利？因此民主社會需要背景文化配合教導公民，方可穩定。
但Rawls 終其一生，卻沒有多談背景文化如何貢獻民主。而這正是余英時的興趣所在。余英時主要關懷儒家在歷史中的變遷，但在〈現代儒學的回顧和展望〉的最後部份，有稍稍提到儒家在現代社會的角色。他明顯預設了 Rawls 的政治自由主義，並提出儒家可以作為其中一種背景文化，支持民主。余英時曾提出失去傳統制度的儒家是「游魂」，但其實他也嘗試為這個「游魂」在現代社會找到落腳之地。
余英時晚年著回憶錄，曾詳細梳理早年自己受什麼學者影響。可惜回憶錄只寫到五、六十年代哈佛求學之時。我常疑八、九十年代余英時和 Rawls 之間可能有一些交流，或因某些契機而開始對Rawls 的後期政治哲學產生興趣。本來期望余英時先生在未來的回憶錄詳述。今天兩人皆已仙逝，這個 missing link 的猜想已無從得證，亦無奈也。
余英時著力描述士人在中國歷史中的不同形態和活動，從而指出士人的自主性。然而，近年我的閱讀感覺，卻常是覺得士人是被動於政治環境而活動。周朝禮崩樂壞，士人遂演變為游士，周遊列國，期望重建天人合一的秩序（《論天人之際》）。宋初皇帝為壓制軍閥地位，崇文抑武，提高士人地位，士人的政治主體意識覺醒，提倡「君臣共治」，道統指引政統（《朱熹的歷史世界》）。明代君主集權，打壓士人，士人唯有轉向民間，追求「覺民行道」，從下而上改變社會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往好處看，無論在什麼的「勢」（政治結構）下，都有士人嘗試行「道」，追求理想，提倡道統，以道抗勢。但從另一方面看，士人只能被動接受「勢」的存在，並在「勢」的背景下努力行道。士人可能造「勢」？如何能建立造「勢」的力量？余英時曾概嘆儒家士人不像基督教般有實在的教會組織，某程度上也承認了士人缺乏造「勢」的社會基礎，決定了其自主性的極限。
士人除了有抗勢的意志，可有造勢的能力？士人在現代社會的自主性雖要什麼社會和文化條件？這是余英時先生言未所及之處，亦是我等後學當關注的地方。
（《立場新聞》2021年8月6日）
陶傑悼余英時
這是兩年後的畢業證書。這幅圖片藴含了中國社會文化今日消失了的一些特徵：直寫的正體字楷書書法、錢穆的行體簽名，以及「私立新亞書院」強調的「私立」──For your information : 2021年8月5日，據大陸「網易新聞」：「中国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要求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义务学校，应办为公办学校；不再审批新的“公参民”学校，公办学校也不得以举办者变更集团办学、品牌输出等变相举办民办义务教育。」br />
余英時說，在港的五年歲月，是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
對於當時的殖民地香港環境，他說：「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陶傑臉書專頁2021年8月6日）
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
陳進權：西西的《牛眼和我》
《牛眼和我》能夠出版，幸得已故的張景熊先生（筆名小克，是《大拇指》第一代編輯）留下一份珍貴的剪報，沒有這批剪報，也就沒有這本書。這批剪報共146篇，可惜全部沒記下日期。樊善標先生在序言中説他在中大圖書館找得三份當年的《快報》有這個專欄，分別是1967.8.18〈問他們去〉、1967.9.7〈破衣服的芭鐸〉及1967.11.30〈杜魯福的烈火〉，但第三篇與小克的剪報重複，故此共得148篇（圖2）。除了這三篇知道日期外，樊先生根據1971.8.27《中國學生周報》轉載一篇〈獨行旅行客〉注明日期爲1968.7.5，因此共有四篇的日期確實可考，並由此肯定《牛眼和我》在1967.8至1968.7月之間見報。
早於2018年香港書展後，我在YouTube看到鄧小宇先生出席書展講座的錄影，鄧先生在講座中引述了西西在專欄《牛眼和我》一篇文章的片段，我當時即大爲驚訝，相信鄧先生一定存有該專欄的剪報。於是通過鄧先生博客《鄧小宇的站借問》與鄧先生聯絡，大膽地請鄧先生提供剪報的副本。鄧先生先發來幾篇，後來再發來幾篇，兩次共發給我11篇，以及幾篇在《新晚報》發表談電影的專欄剪報。可能鄧先生太忙，而且並非像小克的剪報合貼於一冊，因此需花時間找。鄧先生沒説剪存了多少篇，也沒説給我的是否剪存的全部。我把這些剪報發給何福仁先生，請他轉交給西西。2019年2月初，何先生說有老朋友交給他全份《牛眼和我》剪報146篇，我見已有全份剪報，就再沒打擾鄧先生。 昨天買到《牛眼和我》，馬上先看看序言及後記，並找出鄧先生的剪報與目錄對照，發覺書中僅有3篇與鄧先生的剪報相同，相信是與小克的剪報重複的，可惜其他8篇遺漏了。（希望沒有因老眼昏花看漏了）
另4篇遺漏的
另外，目前見到《牛眼和我》的剪報，多屬橫矩形，書前〈版頭插畫小輯〉最後兩圖，原應屬曲尺形，爲便於排版及與前面圖形配合而併貼爲橫矩形。鄧小宇提供的11篇剪報，10篇也是橫矩形，但有一篇是唯一的竪矩形（暫未知小克剪報有無該版式），該篇使用的版頭與〈版頭插畫小輯〉最後一圖相同，但版式明顯不同（圖6）。鄧小宇剪報是上下兩欄均20行，每行均21個字；書前〈版頭插畫小輯〉一篇則是上欄27行，下欄11行，因此原是曲尺形。
由此估計，每個版頭使用時間約一個月（已見版頭11個，加上〈破衣服的芭鐸〉，共12個），版式起碼有三種，即橫矩形、竪矩形及曲尺形。
附1：鄧小宇先生2018年出席香港書展講座引述西西在《牛眼和我》文章片段，約48分鐘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LJ6dF5nzY
附2：鄧小宇先生《鄧小宇的站借問》有幾篇文字版《牛眼和我》，並配上該年代的圖片。→〈文字世界〉→〈其他作者系列〉
http://www.dengxiaoyu.net/words.asp
（Chan Tsun Kuen臉書2021年8月8日）
2021年8月8日 星期日
許定銘：《戮象》復刻版
不是東西，是南北
感謝路雅和黎漢傑的努力，復刻版的《戮象》終於面世了。
黎漢傑在臉書上高興地發表消息時，有人問：「甚麽東西？」唉，大佬，那「不是東西」，是「南北」；你可以視作「南北和」或者「南北一家親」，因為那是當年四間文社（激流社、芷蘭社、文秀社和海棠社）的代表人合作出版的文集，是共同栽種的成果，而不是「甚麽東西」。那是本七人合集：蘆葦、卡門、易牧、龍人、羈魂、白勺和許定銘。
關於這本書，我已經寫了很多，不想再寫，趁今次復刻面世，集中一起，再貼一次，如今大家有書在手，好還是不好，你心裡有數。
（5~8~2021）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6日）
誰還有這本書
《戮象》(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一九六四) 是我編的第一本書，四十開袋裝，一一四頁，當年只印一千本，除了賣出的百多本外，文友們各取少許，其餘的留在我深水埗老家所租用的一間士多房裡，一場豪雨後報銷。我逛舊書攤四十多年從未見過，「醉書室」的書架上，碩果僅存一冊，誰還有這本書？
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的香港青年文壇流行組織文社，鼓勵寫作及出版，當時有七個少年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由我負責編了這本小小的合集，由龍人的《鬱之花》、白勺的《昏燈集》、卡門的《伊甸園西》、覊魂的《胡言集》、易牧的《不寐題》、許定銘的《灰色的前額》和蘆葦的《突破的構成》組成。
歲月滄桑，如今蘆葦及卡門早逝，龍人及白勺遠居異域失去聯繫，易牧浮沉人海，仍在執筆的，就只有覊魂和許定銘了！
《戮象》出版後甚少送人，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新園地》裡閒逛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他在一九六四年末稍《新生晚報》的《四方談》上，曾《向年青文友晋一言》，說：
不知他還記得否？
──寫於2008年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6日）
李英豪的棒喝
馬年新春，五十年舊文友詩人易牧來郵，贈我打油詩乙首，詩云：
此詩易明，唯第二句「仗劍攀梯情不再」比較隱晦，想極不明，去信問，易牧再來郵：「仗劍攀梯」是暗指當年李英豪訓示我們不要太早拔劍及妄想爬文學的梯子。
呀，原來是這件事！
要說「李英豪對我們當頭棒喝」事件，得從「藍馬現代文學社」的結社說起：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少年文人喜結社互相鼓勵寫作，此中有愛寫詩的激流社社友易牧，和他的社友卡門、蘆葦三人發起，邀芷蘭文社的白勺、許定銘，文秀文社的羈魂，及海棠文社的龍人，一共七人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藍馬」成立後，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了七人文集《戮象》（請閱〈誰還有這本書〉）。
在《戮象》的後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戮象》出版後銷情不佳，也甚少送人，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大公報‧新園地》裡閒逛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新生晚報》的《四方談》（李英豪、陸離、戴天、羅卡輪寫？）專欄上，曾〈向年青文友晋一言〉，說收到《戮象》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依他從教育學院學到的教人高招：在教人或罵人之前，先給你一枚糖：
然後說《戮象》內的詩盲目迷信「新」，在「形式上的模仿，一方面固然失去自我，另一方面流於空浮堆塞，無病呻吟。與其急於結集，何不切切實實的再打穩自己的基礎」。更直接指出，這些詩的寫法是模仿自商禽、張默、洛夫、紀弦、碧果……等人，還說他可以更明確地指出：誰學誰，那首學那首云云。其後更苦口婆心，以他自己也曾虛浮過，動輒露鋒芒，結果碰得焦頭爛額，來訓示我們，並說：
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憶舊事，我只會輕輕一笑：沒甚麼，李英豪是好人，肯罵我們，肯教訓我們，應該是關心或看得起我們吧！
但，給人指責、訓示，到底是件不愉快的事。當年讀該文後，我有何反應？怎樣也記不起來了，問易牧，他回郵說：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間，吳萱人編《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9）時，曾分別訪問羈魂及我，都被問及「李英豪對我們當頭棒喝」事件的影響。其時已事隔三十年，羈魂回憶時覺得李英豪的語氣頗重，他雖然不大服氣，也無話可說（頁409）。而我則「可能由於那次的打擊做成陰影，使我轉回到比較傳統的創作方面」（頁458）。
同受前輩的訓示，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反應：激流三子不久封筆，易牧棄文從商，卡門、蘆葦先後為癌魔所攫，早登極樂；龍人遠嫁多倫多，相夫教子，過其少奶奶生活；白勺（黃濟泓）大學畢業後入友聯出版社任編輯，曾當《中國學生周報》老總，在文壇上本應有所為，然而，八十年代為追求真愛，放棄本港基業，遠赴大洋彼岸，據云二千年後不久亦騎鶴西去。藍馬七子如今就只剩下羈魂和我，雖年近古稀，還在此「文化沙漠」蹓躂，奔馳的歲月早成歷史了！
──2014年6月25日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6日）
黎漢傑在臉書上高興地發表消息時，有人問：「甚麽東西？」唉，大佬，那「不是東西」，是「南北」；你可以視作「南北和」或者「南北一家親」，因為那是當年四間文社（激流社、芷蘭社、文秀社和海棠社）的代表人合作出版的文集，是共同栽種的成果，而不是「甚麽東西」。那是本七人合集：蘆葦、卡門、易牧、龍人、羈魂、白勺和許定銘。
關於這本書，我已經寫了很多，不想再寫，趁今次復刻面世，集中一起，再貼一次，如今大家有書在手，好還是不好，你心裡有數。
（5~8~2021）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6日）
誰還有這本書
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的香港青年文壇流行組織文社，鼓勵寫作及出版，當時有七個少年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由我負責編了這本小小的合集，由龍人的《鬱之花》、白勺的《昏燈集》、卡門的《伊甸園西》、覊魂的《胡言集》、易牧的《不寐題》、許定銘的《灰色的前額》和蘆葦的《突破的構成》組成。
歲月滄桑，如今蘆葦及卡門早逝，龍人及白勺遠居異域失去聯繫，易牧浮沉人海，仍在執筆的，就只有覊魂和許定銘了！
《戮象》出版後甚少送人，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新園地》裡閒逛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他在一九六四年末稍《新生晚報》的《四方談》上，曾《向年青文友晋一言》，說：
在這個烏煙瘴氣，狗經馬經充塞的社會中，居然還有一群「初生之犢」，不在利益上鑽，而且自己掏腰包，拿款出版乾乾乾淨淨的文藝習作，雖然不大成熟，但也算難得的了。
不知他還記得否？
──寫於2008年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6日）
李英豪的棒喝
藍馬匆匆五十載
仗劍攀梯情不再
尤幸吾兄筆鋒在
默默耕耘用心栽
此詩易明，唯第二句「仗劍攀梯情不再」比較隱晦，想極不明，去信問，易牧再來郵：「仗劍攀梯」是暗指當年李英豪訓示我們不要太早拔劍及妄想爬文學的梯子。
呀，原來是這件事！
要說「李英豪對我們當頭棒喝」事件，得從「藍馬現代文學社」的結社說起：一九六Ｏ年代初期，少年文人喜結社互相鼓勵寫作，此中有愛寫詩的激流社社友易牧，和他的社友卡門、蘆葦三人發起，邀芷蘭文社的白勺、許定銘，文秀文社的羈魂，及海棠文社的龍人，一共七人合組「藍馬現代文學社」。「藍馬」成立後，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了七人文集《戮象》（請閱〈誰還有這本書〉）。
在《戮象》的後記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們是一群剛離開中學的毛頭（其實有些還在中學裏），竟妄想爬文學的階梯，或許我們確實依然幼稚、無知；但時間的培養會使我們成熟、練達。《戮象》在我們是一個開始，我們希冀着成功，爭取着成功。（頁114）
《戮象》出版後銷情不佳，也甚少送人，印象中只送過如今仍在《大公報‧新園地》裡閒逛玩古董的前輩李英豪。他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新生晚報》的《四方談》（李英豪、陸離、戴天、羅卡輪寫？）專欄上，曾〈向年青文友晋一言〉，說收到《戮象》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依他從教育學院學到的教人高招：在教人或罵人之前，先給你一枚糖：
在這個烏煙瘴氣，狗經馬經充塞的社會中，居然還有一群「初生之犢」，不在利益上鑽，而且自己掏腰包，拿款出版乾乾淨淨的文藝習作，雖然不大成熟，但也算難得的了。
然後說《戮象》內的詩盲目迷信「新」，在「形式上的模仿，一方面固然失去自我，另一方面流於空浮堆塞，無病呻吟。與其急於結集，何不切切實實的再打穩自己的基礎」。更直接指出，這些詩的寫法是模仿自商禽、張默、洛夫、紀弦、碧果……等人，還說他可以更明確地指出：誰學誰，那首學那首云云。其後更苦口婆心，以他自己也曾虛浮過，動輒露鋒芒，結果碰得焦頭爛額，來訓示我們，並說：
我老早已聲明不是意在罵罵，或壓遏新苗。此冷水有不得不澆者也！因為足令「為親者痛」！……我摯誠的奉勸《戮象》的朋友們，不要太急於拔劍好不好？
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憶舊事，我只會輕輕一笑：沒甚麼，李英豪是好人，肯罵我們，肯教訓我們，應該是關心或看得起我們吧！
但，給人指責、訓示，到底是件不愉快的事。當年讀該文後，我有何反應？怎樣也記不起來了，問易牧，他回郵說：
兄問及當年李文對我們的影響，若以激流三子來說，當然是晴天霹靂，媽聲四起。尤其是對蘆葦來說更甚，所以藍馬季第三期他已沒來稿了。反而後期萱人兄卻為我們做了不少功夫，如專訪羈魂與你等。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間，吳萱人編《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香港臨時市政局公共圖書館，1999）時，曾分別訪問羈魂及我，都被問及「李英豪對我們當頭棒喝」事件的影響。其時已事隔三十年，羈魂回憶時覺得李英豪的語氣頗重，他雖然不大服氣，也無話可說（頁409）。而我則「可能由於那次的打擊做成陰影，使我轉回到比較傳統的創作方面」（頁458）。
同受前輩的訓示，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反應：激流三子不久封筆，易牧棄文從商，卡門、蘆葦先後為癌魔所攫，早登極樂；龍人遠嫁多倫多，相夫教子，過其少奶奶生活；白勺（黃濟泓）大學畢業後入友聯出版社任編輯，曾當《中國學生周報》老總，在文壇上本應有所為，然而，八十年代為追求真愛，放棄本港基業，遠赴大洋彼岸，據云二千年後不久亦騎鶴西去。藍馬七子如今就只剩下羈魂和我，雖年近古稀，還在此「文化沙漠」蹓躂，奔馳的歲月早成歷史了！
──2014年6月25日
（許定銘臉書2021年8月6日）
2021年8月5日 星期四
悼余英時（一）
【一代史學家殞落 本院余英時院士辭世】
本院余英時院士（1930-2021）今（2021）年8月1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余英時院士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余院士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院士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本院第10屆院士。
▪ 余英時院士：https://reurl.cc/gWyRMN
Professor Yu Ying-shih,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known for his mastery of Chinese history, passed away in his sleep in his home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ugust 1, 2021.
Professor Yu was an esteemed scholar and venerable public intellectual hailed as the greatest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ian of his generation. For his tireless effort in academia, Professor Yu was elected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in 1974, awarded the 2006 Kluge Prize in recognition of his lifetime achievem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recognized with the inaugural Tang Prize in Sinology in 2014 for his mastery and insight into Chinese intellectu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臉書專頁2021年8月5日）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去世，享年91岁
据学人君多方核实，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在于睡梦中安详离世，目前已经下葬于普林斯顿他父母的墓旁。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1950-1955年，余英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除了这些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士大夫群体为研究物件的著作外，余英时先生也常涉足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将思想史、生活史与心态史研究融为一炉，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人斑斓多姿的历史群像。
根据唐小兵教授访问余英时先生所拍摄照片、网络搜集照片等整理。
（學人Scholar on《微訊公號》2021年8月5日）
何榮幸：【專訪余英時之一──香港篇】余英時：香港人不能做乖孫子 最後變成奴隸
史學泰斗余英時前日扺台，準備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余英時昨日下午在圓山飯店接受《天下雜誌》長達兩小時專訪，對於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知識分子角色等重要課題侃侃而談，並坦率提出諸多警語。 《天下雜誌》網站從今日起，一連3天刊出余英時專訪精彩內容，完整呈現這位史學大師的社會關懷與視野觀點。
4歲、長居美國的余英時，44歲即獲選中研院院士，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權威。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公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余英時早年曾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中文大學副校長，與香港淵源頗深，近年更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情勢。對於港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等民主抗爭，余英時直言，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最後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
余英時肯定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會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他並強調，香港現在反抗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以下為余英時談論香港抗爭情勢的訪談紀要：
問：香港近日因「假普選」方案而抗爭的情勢備受關切，您在去年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專文，持續支持香港人的佔領中環運動，您為何強調「明明知道失敗也要抗爭」？
答：佔領中環或不佔領我沒意見，我不在香港。我也是有理由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不是用暴力，這就是美國哲學家John Rawls提倡的civil disobedience（香港稱公民抗命，台灣稱公民不服從），這表示你（指中共）並不能得心應手，我抗議我也知道你不會馬上改變，不會讓我們自由提名選舉，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所以抗爭是必要的，讓他有許多困難，何況抗爭也不只是香港，大陸一天到晚在發生。兩年以前報導，（大陸）一年差不多有組織的抗爭就在20萬起以上，事實上遠遠超過這個，有的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也沒有記者去報導，也不知道這些事吧，所以說並不是很穩妥，並不是一統江山，是真正一個崛起大國，崛起大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問：您提到香港人抗爭的結果，也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要付出代價，您的想法是？
答：你是disobedience，你一定犯了法，這法反正不大，關個幾個月之類的，那個代價可以付嘛，對不對。說個老實話，甘地、曼德拉不是坐牢幾十年？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以前民進黨很多也都是坐牢出來的。 你要搞政治，在一個極權底下，要去坐坐牢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沒有抗議不用付任何代價，代價也要付的，所以你要不想坐牢，你可以不參加嘛，但是參加了就不能顧這些了。香港現在反抗的不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問：您認為從早年的「五四運動」，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直到現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都是整體的公民抗命，所以這是一脈相承的？
答：我是把這個抗議現象說出來，包括為什麼會有這抗議，我做一個解釋。我一個人不能鼓勵幾千人幾億人去抗一個議，沒有的對不對，他們一定會抗議的，總不能做乖孫子嘛，所以西方的說法是，美國你不可能希望老百姓做乖孫子，不同意的。
我在美國看到最大的抗議就是越戰時期，1968以後，我在哈佛教書的時候，整個學校都不上課，從前教書的地方，有個房間就被炸掉了，看了好可怕。從中國人看來美國完了，事實上不是，他有這個制度彈性可以包容，今天倒不見這樣的現象了，鬧不起來了，你們看這個東西你認為不合理，他慢慢給你解決了，至少企圖解決。最近黑人案子又發生（指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爆發黑白種族衝突），那個地區又有新問題，雖然是黑人做總統，從我那時候看美國50幾年，黑人運動剛起來，還被壓迫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到今天黑人做總統了，這個變化多大？這可以說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光彩的表現。
問：與台灣相較，香港的民主前景比較悲觀？
答：香港沒辦法，既然是個殖民地，那是屬於他（大陸）的。當時跟英國簽說是50年不變，現在過了17年，就換句話說，再過33年可以變嗎？
所以香港如果想抗議，就希望這個延期，看看大陸本身起不起變化。大陸也不可能不起變化，共產黨也不可能那樣，勢必準備做文章，他的困難有多少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說人心都向他。他跟（俄羅斯總統）普丁不一樣，普丁現在人望很高，本來俄國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現在變到這個地步，俄國人心裡不服還想起來，還希望普丁能把俄國還原到史達林時代的蘇聯。
所以今天最可怕的力量事實上是民族主義，這是最可怕的東西，共產黨用來號召的一直是這個東西，其他的完全破產了，這是能夠掀動許多中國人的，包括海外中國人，甚至包括某些台灣人，都是拿著中國這兩個字。
（訪談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台灣《天下雜誌》2014年9月16日）
余英時院士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余院士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
余院士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本院第10屆院士。
▪ 余英時院士：https://reurl.cc/gWyRMN
Professor Yu Ying-shih,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known for his mastery of Chinese history, passed away in his sleep in his home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ugust 1, 2021.
Professor Yu was an esteemed scholar and venerable public intellectual hailed as the greatest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ian of his generation. For his tireless effort in academia, Professor Yu was elected Academician of Academia Sinica in 1974, awarded the 2006 Kluge Prize in recognition of his lifetime achievem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recognized with the inaugural Tang Prize in Sinology in 2014 for his mastery and insight into Chinese intellectu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臉書專頁2021年8月5日）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去世，享年91岁
余英时（1930-2021.8.1）
据学人君多方核实，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8月1日凌晨在于睡梦中安详离世，目前已经下葬于普林斯顿他父母的墓旁。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1950-1955年，余英时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除了这些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士大夫群体为研究物件的著作外，余英时先生也常涉足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等都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将思想史、生活史与心态史研究融为一炉，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人斑斓多姿的历史群像。
（學人Scholar on《微訊公號》2021年8月5日）
何榮幸：【專訪余英時之一──香港篇】余英時：香港人不能做乖孫子 最後變成奴隸
史學泰斗余英時前日扺台，準備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余英時昨日下午在圓山飯店接受《天下雜誌》長達兩小時專訪，對於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知識分子角色等重要課題侃侃而談，並坦率提出諸多警語。 《天下雜誌》網站從今日起，一連3天刊出余英時專訪精彩內容，完整呈現這位史學大師的社會關懷與視野觀點。
圖片來源：鍾士為
4歲、長居美國的余英時，44歲即獲選中研院院士，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權威。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公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余英時早年曾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中文大學副校長，與香港淵源頗深，近年更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情勢。對於港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等民主抗爭，余英時直言，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最後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
余英時肯定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會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他並強調，香港現在反抗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以下為余英時談論香港抗爭情勢的訪談紀要：
問：香港近日因「假普選」方案而抗爭的情勢備受關切，您在去年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專文，持續支持香港人的佔領中環運動，您為何強調「明明知道失敗也要抗爭」？
答：佔領中環或不佔領我沒意見，我不在香港。我也是有理由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不是用暴力，這就是美國哲學家John Rawls提倡的civil disobedience（香港稱公民抗命，台灣稱公民不服從），這表示你（指中共）並不能得心應手，我抗議我也知道你不會馬上改變，不會讓我們自由提名選舉，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所以抗爭是必要的，讓他有許多困難，何況抗爭也不只是香港，大陸一天到晚在發生。兩年以前報導，（大陸）一年差不多有組織的抗爭就在20萬起以上，事實上遠遠超過這個，有的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也沒有記者去報導，也不知道這些事吧，所以說並不是很穩妥，並不是一統江山，是真正一個崛起大國，崛起大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問：您提到香港人抗爭的結果，也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要付出代價，您的想法是？
答：你是disobedience，你一定犯了法，這法反正不大，關個幾個月之類的，那個代價可以付嘛，對不對。說個老實話，甘地、曼德拉不是坐牢幾十年？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以前民進黨很多也都是坐牢出來的。 你要搞政治，在一個極權底下，要去坐坐牢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沒有抗議不用付任何代價，代價也要付的，所以你要不想坐牢，你可以不參加嘛，但是參加了就不能顧這些了。香港現在反抗的不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問：您認為從早年的「五四運動」，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直到現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都是整體的公民抗命，所以這是一脈相承的？
答：我是把這個抗議現象說出來，包括為什麼會有這抗議，我做一個解釋。我一個人不能鼓勵幾千人幾億人去抗一個議，沒有的對不對，他們一定會抗議的，總不能做乖孫子嘛，所以西方的說法是，美國你不可能希望老百姓做乖孫子，不同意的。
我在美國看到最大的抗議就是越戰時期，1968以後，我在哈佛教書的時候，整個學校都不上課，從前教書的地方，有個房間就被炸掉了，看了好可怕。從中國人看來美國完了，事實上不是，他有這個制度彈性可以包容，今天倒不見這樣的現象了，鬧不起來了，你們看這個東西你認為不合理，他慢慢給你解決了，至少企圖解決。最近黑人案子又發生（指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爆發黑白種族衝突），那個地區又有新問題，雖然是黑人做總統，從我那時候看美國50幾年，黑人運動剛起來，還被壓迫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到今天黑人做總統了，這個變化多大？這可以說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光彩的表現。
問：與台灣相較，香港的民主前景比較悲觀？
答：香港沒辦法，既然是個殖民地，那是屬於他（大陸）的。當時跟英國簽說是50年不變，現在過了17年，就換句話說，再過33年可以變嗎？
所以香港如果想抗議，就希望這個延期，看看大陸本身起不起變化。大陸也不可能不起變化，共產黨也不可能那樣，勢必準備做文章，他的困難有多少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說人心都向他。他跟（俄羅斯總統）普丁不一樣，普丁現在人望很高，本來俄國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現在變到這個地步，俄國人心裡不服還想起來，還希望普丁能把俄國還原到史達林時代的蘇聯。
所以今天最可怕的力量事實上是民族主義，這是最可怕的東西，共產黨用來號召的一直是這個東西，其他的完全破產了，這是能夠掀動許多中國人的，包括海外中國人，甚至包括某些台灣人，都是拿著中國這兩個字。
（訪談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台灣《天下雜誌》2014年9月16日）
（台灣《天下雜誌》YouTube頻道201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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