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滿天，星閃亮，思阿樂。山東男兒，昂藏六呎，雄赳赳，精氣神。人人稱他小報奇人，奇在哪兒？奇在什麼都懂，上海人說的瞎七搭八，他都能搭一把，而且搭得蠻登樣，初入《明報》，從信差做到《華人夜報》老總，晉升之快，嚇壞《明報》中人，你說奇否？認識阿樂，近半世紀，那時，我們都年少，他肖兔，大我十年，我管他叫世瑜兄。六七暴動，我在旺角珠海書院唸文史系，主任涂公遂，不曾教過我，受業老師是麥霞甫，皆一流學者，我懶惰，學不上什麼。喜歡翹課，鎮日，操場上打乒乓球，望能一日跟偶像小老虎莊則楝切磋（呸，發你的春秋大夢！）耳邊隱隱有人在罵我。大專學生，窮窮窮！沒零花錢，便想找一點花。新聞系主任陳錫餘喜歡提攜後輩，薦我去上環《新報》做暑期工。
先做校對，體驗一下報紙生涯，為將來進報館當編輯打個墊。黃昏六點上班，俟凌晨十二點下班。工作很枯燥，天天用毛筆蘸紅墨水在樣紙上打圈尋錯字，圈得頭也暈了。後來，老總羅邏輯調我下午兩點上採訪部聽電話，下班時間照舊。就在那時候，我遇上了阿樂，三十左右，坐在我不遠處，埋首案頭，手不停揮。這位老哥在幹啥？身邊同事輕聲說「他在編報紙嘛！」我一聽嚇了一大跳，編報？咋的一個人？同事回答「你錯了，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半人！」我更加奇怪了，人總一個兒，怎會有半個？「一會你就會看到那半個了！」同事抽著煙，悠然自得。真的，未幾一個青年漢子，跌跌撞撞的撞了進來，揹著照相機向住老哥揚了一下手：「老總，我先去沖印！」哦，這就是那半個。後來才知道伏案編報的是阿樂，而那哪位衝進來的青年叫雅倫方，筆名零零八，兼職，只能稱半個。就是這一個半人，扛起一張叫《新夜報》的報紙，一紙四版，阿樂包編帶寫，雅倫方跑新聞，另外有一個女秘書，管會計，近水樓台先得月，做了樂嫂。我曾聽錫公說過他工作的《香港時報》，編輯部至少超過五十人，這還不計營業部的同事在內。《新夜報》四大版，內容也很不少，一個半人，能幹出些什麼？好奇心起，抽起了一張看，曄！乖乖隆地咚，居然新聞、體育、娛樂，一應皆全。還有兩版是副刊，林林總總，精彩非常，尤其是情色小品，全由阿樂一手包辦，聲色犬馬，教我眼界大開，可最耀目的還是十三妹專欄，跟摩囉經並列，一正一邪格外刺眼，看久了，卻覺得非常的登配。這個十三妹（不是十三姨），文章辛辣無比，得罪權貴，不少報紙不敢發表，日暮途窮之際，阿樂排闥而出，重金禮聘。 說也奇怪，自有了十三妹專欄，《新夜報》不獨銷路大增，聲譽也好起來。滿版枕頭，不能少了拳頭，怎麼辦？容易容易，阿樂化名「袁鐵虎」，排日敍說香港各大武林門派因緣情仇，武藝孰優孰劣，越寫越得意，終於惹出禍。武林門派，豈容你這個袁鐵虎說三道四？得要會會你這混蛋不可！某日，真有人摸上報館，指明要拜謁袁師傅。此事可大可小，報館職員推搪說，袁師傅不在這裏辦公。「那那……他在哪裏？怎樣可以找到他？」來人惡狠狠地問。「袁師傅……他……他遠遊去了，不在香港。」「回來通知我，我要跟他比試比試！」來人餘怒未消。「好好，回來我一定告訴他。」職員敷衍著，做好做歹，把來人打發掉。
可別以為阿樂只是一介雅士，他諳武功，是武術名家李劍琴的徒弟，一手西洋打得出神入法，可身為文人，不便跟江湖人物纏鬥。於是，袁鐵虎自此遠遊不歸矣。阿樂跑新聞，行中聞名，勤、快、準。李小龍猝死，他覓得第一手資料，揭破李小龍並非死於九龍塘家中，而係倒斃畢架山艷星丁珮香閨，消息發出，哄動全港。意猶未足，偷偷潛進殮房，欲拍李小龍遺容。遂有謠傳「一柱擎天」師說，報紙銷路紅火，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小報王。是美玉必發光，七二年阿樂，自己做起老闆，斥資出版《今夜報》，風光益盛。八二年賣《今夜報》，得巨款，回巢《明報》，九十年代，移民加拿大，過其寓公生活。有傳《今夜報》得款一億，嚇煞我，如果是真，非要敲他一筆竹槓不可。千禧年後，阿樂回港，喝啤酒時，順便打聽，是不是真的一億？阿樂險些兒笑歪了嘴：「沈西城，沈西城呀！怎說你的，那個年代怎麼可能有一個億！儂勿要想扁了頭？」「那到底賣了多少？」我學他做新聞，死咬不放。豎起七隻手指，「七十萬？」「不不不，勿要看扁阿樂辦嘎報紙呀！」難道是七百萬？Yes，You are right！果然是加拿大回流，洋洋灑灑，英語出口。來而不往非禮也，「That's great！」放下酒杯，相視大笑。港、加兩地穿梭，年紀大，吃不消，近年回歸香港，棲居陽明山豪宅，灑水種花，繞林而行，妻兒相伴，享盡晚福。至於加國寓所，今作度假之所，俗語有云「狡兔三窟」，馴兔嘛，「僅二窟」。
（沈西城臉書2023年10月7日，《亞洲周刊》2023年41期。）
2023年10月10日 星期二
2014年10月13日 星期一
書話五束
寫小說的導演易文
許定銘
一九四Ｏ年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系的江蘇吳江人易文（1920～1978）原名楊彥岐，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為影片公司編寫劇本，後來還在國際、電懋、國泰、邵氏等公司任導演，曾編寫劇本六十多個，執導過四十多部電影，是香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的名導演，主要的作品是《空中小姐》、《青春兒女》、《快樂天使》等。
易文在編劇及導演生涯以外，還擔任過《掃蕩報》、《和平日報》及《香港時報》的編輯，出版過《下一代的女人》（重慶自勤出版社，一九四四）、《真實的謊話》（香港海濱書屋，一九五一）、《彗星》（香港大公書局，一九五二）、《雨夜花》（台北長江出版社，一九六四）……等好幾本小說，如今大家見到的約八萬字長篇《凶戀》（檳城檳榔社，一九五五） ，是蕭遙天主篇的《檳榔叢書》之一，當年只印二千本，不多見。
《凶戀》寫發生在廣州市郊一座私人大宅「蔭園」內的故事。蔭園內住了不良於行的女主人吳太太，她的女兒凡英，外甥女景宜和客人志方、麗晶。故事的發展集中在一男三女，四個年輕人身上，主要寫心理不平衡的凡英、麗晶，插進正常人志方和景宜愛戀中的瓜葛……。易文慣於編劇本，《凶戀》很注重情節的演變和場景，喜歡留下讓小說人物發揮的空間是其特色。
羊城的《佇望》
許定銘
原名楊熾均的香港詩人羊城，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與西西、馬覺、童常等，都是一九六Ｏ年代初著名的文藝青年。其後赴台灣升學，與盧文敏、黃懷雲、劉國全等人創辦「縱橫詩社」，出版詩集《玲瓏的佇望》（台北縱橫詩社，一九六四）。
《玲瓏的佇望》是四十餘頁的小詩集，共輯有三十五首作品，是詩人眾多詩作中的精品。羊城的詩以自我素描，抒發內心的情感為主，尤其懷鄉的詩寫得較多。《玲瓏的佇望》寫的是去國十五年的赤子，無時無刻不在思念遠在千里外的故鄉，每年燕子南歸的時節，詩人不單佇望牠們啣來遠方的訊息，甚至「想攀登遠山的雲帆歸去」。
羊城是感情豐富而熱愛創作的詩人，他在本書的後記中說：
臉書回應：
吳萱人：張彥一向懂繪畫，教書有兼美術者；在《中國學生周報》〔藝廊〕版曾用「東東」筆名介紹西方名作。
Christopher Leung：寫影評，筆名「米蘭」。做娛記，寫明星花絮。
李維陵
許定銘
旅加香港小說家盧因從溫哥華來，對談時我問他：香港小說家中最佩服誰？李維陵！盧因亳不猶疑回答，並說他的小說對人性有深入的探討。李維陵（一九二Ｏ至二ＯＯ九）是廣東增城人，原名李國樑，以字行，是著名的畫家。他一九三五年起在本港居住，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七年，任教於葛量洪教育學院；退休後，一九八二年移居加拿大直至離世。李維陵一九五Ｏ年代開始寫作，是馬朗主編《文藝新潮》的主要作者，作品結集有《獵及其他》（香港文光書局，一九五八） 、《荊棘集》（香港華英出版社，一九六八） 和雜文《隔閡集》（香港素葉出版社，一九七九）。
《荊棘集》含《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藝》、《文學藝術本質、起源、發展諸問題》和《詩的跡向》三篇論文及小說八篇。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組小說《魔道》、《兩夫婦》和《荊棘》三篇。這三篇小說都用第一身「我」來寫，「我」分別是畫家、音樂家和文學家，但，「我」卻不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只是用來突顯作為主人翁的「那人」的藝術成就。李維陵在這三篇代表作裡，探討了人性中的神道、魔道、迷茫、失落與悲哀，在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小說中，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傑作。他在後記中說偏愛《荊棘》用作書名，此篇用五十節組成，比較鬆散，我覺得那應該是個長篇的縮影，可惜後來並未重寫。
容易混淆的作家
許定銘
香港作家中，易文和易金、陳錫餘和陳錫楨都很容易混淆。
此中易文（1920～1978）原名楊彥歧，是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江蘇吳江人，一九五Ｏ年代初來港後，曾在《香港時報》當編輯，後投身電影公司任職，在香港出過《真實的謊話》、《蠱惑記》、《笑與淚》、《彗星》和《恩人》等幾部小說，都出版於一九五一至五三年間。
廣東化縣人陳錫餘（1912～）是香港的名報人，年輕時歷任粵港多間報館的記者，曾任香港《大光報》、《中南日報》和《香港時報》的高層，並在香港多間大專院校任教，也經常發表文章，著有《中國憲政研究》和《新聞編輯學》。
易金（1913～1992）是陳錫楨的筆名，他是出生於浙江寧波的江蘇人，一九四九年到港後，曾在《上海日報》、《香港時報》和《快報》任編輯，寫小說謀生，作品甚多，但劉以鬯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僅列《勾臉的人》（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遺失的人》（香港海濱圖書公司，一九六三） 兩種。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風情書》（香港出版社，一九五五），是一九五三年連載於《星島晚報》後結集的，僅九十七頁，書分四部分，每部二十餘節，以書信形式反映當時文人的生活。
《勾臉的人》易金
許定銘
一直以來很少人談易金，我只讀過李立明的《名編輯陳錫楨》（見《香港作家懷舊》第二集，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二ＯＯ四）。李立明非常用功，他搜集詳盡的資料，表列出易金由一九五Ｏ年起，至一九七Ｏ年止，二十年間在香港報刊上連載的小說共二十二種，並列出他刊行的單行本《勾臉的人》和《遺失的人》，很明顯：他未見過易金其他的單行本。
除了《風情書》和《勾臉的人》，我手上還有易金的小說《百戲圖》（香港時報社，一九五六）、《愛的摸索》（台北中國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 和詩集《魚的赴義》（香港東南印務，一九七三），據資料顯示，他還出過《夢外集》、《上海傳奇》和《太太專車》等書。
《勾臉的人》（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是三十二開本，一七九頁，凡十二萬字的長篇小說。所謂「勾臉的人」，即是以畫上大花臉演出的平劇演員。易金對平劇十分關心，本身也有湛深的造詣，對劇團人物的生活也相當熟悉，他透過主人翁金麗珠的愛情故事，和悲慘的遭遇，以自然、簡樸而平實的筆觸，鮮明的對照，給我們呈現一個風雨飄搖的劇團裡，團員們艱苦堅持的窘境，和奮鬥的精神，藉此反映演員在舞台上光輝的人生。
據說那還是個真實的故事呢！
閉關重出的馬覺
許定銘
香港現代詩壇上具五十年詩齡而仍在創作的詩人不多，隨意數數只有不老的頑童蔡炎培，還不斷在報刊上吟哦着；少年時已開着燦爛《詩朶》的崑南，以「藍子」揚名的西西，食鵝肝飲紅酒的戴天，沈醉電影的金炳興，佇望「玲瓏」的羊城，很婪很藍的《藍色獸》羈魂，似乎都冬眠去了。然而，近日卻經常見到閉關重出的馬覺不斷發表久別的詩作，真是高興！
馬覺（一九四三～）是一九五Ｏ年代開始寫詩的，我一九六Ｏ年代初涉足香港文壇，《中國學生周報》、《阡陌》、《好望角》、《盤古》、《風格》……上都常讀到馬覺的詩篇，不知何故，自一九九Ｏ年代起，馬覺卻似從人間蒸發，不再創作，直到去歲末，馬覺竟又重掌謬司的靈氣，默默的回來了。
一九六七年，他為紀念創作十年，自費出了本《馬覺詩選》，全書僅七十八頁，書分兩輯，收短詩三十五首和長詩六首。他在編後話中曾說「我難以想像假如我的生命和世界沒有了詩，那將會是如何枯燥暗淡！」又說：「死亡後的新生和黑夜之後的復旦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需要生命的真正光彩和振奮……」馬覺停筆二十多年後，從閉關的洞穴中出來，重踏人生的旅途，雖然今年已屆七十高齡，不過，人生另有光彩的一頁，除了埋首創作，寫寫他這二十年的閉關心得也是很有意義的！
許定銘
一九四Ｏ年代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系的江蘇吳江人易文（1920～1978）原名楊彥岐，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為影片公司編寫劇本，後來還在國際、電懋、國泰、邵氏等公司任導演，曾編寫劇本六十多個，執導過四十多部電影，是香港一九五Ｏ、六Ｏ年代的名導演，主要的作品是《空中小姐》、《青春兒女》、《快樂天使》等。
易文在編劇及導演生涯以外，還擔任過《掃蕩報》、《和平日報》及《香港時報》的編輯，出版過《下一代的女人》（重慶自勤出版社，一九四四）、《真實的謊話》（香港海濱書屋，一九五一）、《彗星》（香港大公書局，一九五二）、《雨夜花》（台北長江出版社，一九六四）……等好幾本小說，如今大家見到的約八萬字長篇《凶戀》（檳城檳榔社，一九五五） ，是蕭遙天主篇的《檳榔叢書》之一，當年只印二千本，不多見。
《凶戀》寫發生在廣州市郊一座私人大宅「蔭園」內的故事。蔭園內住了不良於行的女主人吳太太，她的女兒凡英，外甥女景宜和客人志方、麗晶。故事的發展集中在一男三女，四個年輕人身上，主要寫心理不平衡的凡英、麗晶，插進正常人志方和景宜愛戀中的瓜葛……。易文慣於編劇本，《凶戀》很注重情節的演變和場景，喜歡留下讓小說人物發揮的空間是其特色。
羊城的《佇望》
許定銘
原名楊熾均的香港詩人羊城，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與西西、馬覺、童常等，都是一九六Ｏ年代初著名的文藝青年。其後赴台灣升學，與盧文敏、黃懷雲、劉國全等人創辦「縱橫詩社」，出版詩集《玲瓏的佇望》（台北縱橫詩社，一九六四）。
《玲瓏的佇望》是四十餘頁的小詩集，共輯有三十五首作品，是詩人眾多詩作中的精品。羊城的詩以自我素描，抒發內心的情感為主，尤其懷鄉的詩寫得較多。《玲瓏的佇望》寫的是去國十五年的赤子，無時無刻不在思念遠在千里外的故鄉，每年燕子南歸的時節，詩人不單佇望牠們啣來遠方的訊息，甚至「想攀登遠山的雲帆歸去」。
羊城是感情豐富而熱愛創作的詩人，他在本書的後記中說：
我常常覺得，寫詩的情趣，就好像在晨曦或夕暮時，獨自走上了一條長長而靜寂無人的獨木橋；陪伴自己的，永遠是一片可愛的風景，一份可喜的孤獨，和一些美麗的幻想與回憶。（頁47）奇怪的是他自台灣歸來執上教鞭，直到公元二千年後由香港中文大學教壇退休，至今未見他的第二本詩集，實感可惜。《玲瓏的佇望》封面據說是西西設計的，為文友新潮繪側影，為羊城設計封面以外，西西還有些甚麼藝術創作是未被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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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萱人：張彥一向懂繪畫，教書有兼美術者；在《中國學生周報》〔藝廊〕版曾用「東東」筆名介紹西方名作。
Christopher Leung：寫影評，筆名「米蘭」。做娛記，寫明星花絮。
李維陵
許定銘
旅加香港小說家盧因從溫哥華來，對談時我問他：香港小說家中最佩服誰？李維陵！盧因亳不猶疑回答，並說他的小說對人性有深入的探討。李維陵（一九二Ｏ至二ＯＯ九）是廣東增城人，原名李國樑，以字行，是著名的畫家。他一九三五年起在本港居住，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七年，任教於葛量洪教育學院；退休後，一九八二年移居加拿大直至離世。李維陵一九五Ｏ年代開始寫作，是馬朗主編《文藝新潮》的主要作者，作品結集有《獵及其他》（香港文光書局，一九五八） 、《荊棘集》（香港華英出版社，一九六八） 和雜文《隔閡集》（香港素葉出版社，一九七九）。
《荊棘集》含《現代人‧現代生活‧現代文藝》、《文學藝術本質、起源、發展諸問題》和《詩的跡向》三篇論文及小說八篇。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組小說《魔道》、《兩夫婦》和《荊棘》三篇。這三篇小說都用第一身「我」來寫，「我」分別是畫家、音樂家和文學家，但，「我」卻不是故事的主人翁，「我」只是用來突顯作為主人翁的「那人」的藝術成就。李維陵在這三篇代表作裡，探討了人性中的神道、魔道、迷茫、失落與悲哀，在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小說中，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傑作。他在後記中說偏愛《荊棘》用作書名，此篇用五十節組成，比較鬆散，我覺得那應該是個長篇的縮影，可惜後來並未重寫。
容易混淆的作家
許定銘
香港作家中，易文和易金、陳錫餘和陳錫楨都很容易混淆。
此中易文（1920～1978）原名楊彥歧，是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江蘇吳江人，一九五Ｏ年代初來港後，曾在《香港時報》當編輯，後投身電影公司任職，在香港出過《真實的謊話》、《蠱惑記》、《笑與淚》、《彗星》和《恩人》等幾部小說，都出版於一九五一至五三年間。
廣東化縣人陳錫餘（1912～）是香港的名報人，年輕時歷任粵港多間報館的記者，曾任香港《大光報》、《中南日報》和《香港時報》的高層，並在香港多間大專院校任教，也經常發表文章，著有《中國憲政研究》和《新聞編輯學》。
易金（1913～1992）是陳錫楨的筆名，他是出生於浙江寧波的江蘇人，一九四九年到港後，曾在《上海日報》、《香港時報》和《快報》任編輯，寫小說謀生，作品甚多，但劉以鬯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僅列《勾臉的人》（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遺失的人》（香港海濱圖書公司，一九六三） 兩種。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風情書》（香港出版社，一九五五），是一九五三年連載於《星島晚報》後結集的，僅九十七頁，書分四部分，每部二十餘節，以書信形式反映當時文人的生活。
《勾臉的人》易金
許定銘
一直以來很少人談易金，我只讀過李立明的《名編輯陳錫楨》（見《香港作家懷舊》第二集，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二ＯＯ四）。李立明非常用功，他搜集詳盡的資料，表列出易金由一九五Ｏ年起，至一九七Ｏ年止，二十年間在香港報刊上連載的小說共二十二種，並列出他刊行的單行本《勾臉的人》和《遺失的人》，很明顯：他未見過易金其他的單行本。
《勾臉的人》（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是三十二開本，一七九頁，凡十二萬字的長篇小說。所謂「勾臉的人」，即是以畫上大花臉演出的平劇演員。易金對平劇十分關心，本身也有湛深的造詣，對劇團人物的生活也相當熟悉，他透過主人翁金麗珠的愛情故事，和悲慘的遭遇，以自然、簡樸而平實的筆觸，鮮明的對照，給我們呈現一個風雨飄搖的劇團裡，團員們艱苦堅持的窘境，和奮鬥的精神，藉此反映演員在舞台上光輝的人生。
據說那還是個真實的故事呢！
閉關重出的馬覺
許定銘
香港現代詩壇上具五十年詩齡而仍在創作的詩人不多，隨意數數只有不老的頑童蔡炎培，還不斷在報刊上吟哦着；少年時已開着燦爛《詩朶》的崑南，以「藍子」揚名的西西，食鵝肝飲紅酒的戴天，沈醉電影的金炳興，佇望「玲瓏」的羊城，很婪很藍的《藍色獸》羈魂，似乎都冬眠去了。然而，近日卻經常見到閉關重出的馬覺不斷發表久別的詩作，真是高興！
馬覺（一九四三～）是一九五Ｏ年代開始寫詩的，我一九六Ｏ年代初涉足香港文壇，《中國學生周報》、《阡陌》、《好望角》、《盤古》、《風格》……上都常讀到馬覺的詩篇，不知何故，自一九九Ｏ年代起，馬覺卻似從人間蒸發，不再創作，直到去歲末，馬覺竟又重掌謬司的靈氣，默默的回來了。
一九六七年，他為紀念創作十年，自費出了本《馬覺詩選》，全書僅七十八頁，書分兩輯，收短詩三十五首和長詩六首。他在編後話中曾說「我難以想像假如我的生命和世界沒有了詩，那將會是如何枯燥暗淡！」又說：「死亡後的新生和黑夜之後的復旦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需要生命的真正光彩和振奮……」馬覺停筆二十多年後，從閉關的洞穴中出來，重踏人生的旅途，雖然今年已屆七十高齡，不過，人生另有光彩的一頁，除了埋首創作，寫寫他這二十年的閉關心得也是很有意義的！
2014年6月22日 星期日
吾師傑克
吾師傑克
何源清
一，黃天石與中國書院
我之所以能進入新聞界，有兩個人起了決定性作用，那就是鄭郁郎和黃天石。論助我之大，及追隨之久，當以鄭郁郎為最，但起關鍵性作用的，卻是黃天石。沒有黃天石，我不可能接觸到如鄭郁郎及許多馳名香港的報人和文化界人士，也就是說，未必有機會進入新聞界。
我第一次正式見到黃天石是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晚上七時。那是中國書院舉行考入學試的日子。我考的是新聞系。黃天石以院長身份致詞，說明開辦新聞系的原因及宗旨，並有獎學金。當時的試題分三類：國文、英文及翻譯，兩小時內完成。我按時完成了。十月十五日，閱報得知已被錄取，並獲得「獎學金」。所謂「獎學金」，我於十月十六日前往註冊，才知只是堂費，只須交二十四元便可入學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十一時，我於七姐妹道麥當奴約見舊日中國學院同學林漢平敘舊。林說，中國書院成立時原址在西營盤高街的救恩書院，約一年後遷到灣仔的知行中學。他是於救恩書院時考入學院的，當時他讀的英國文學系。中國書院遷往知行中學後加設新聞系，公開招生。他認為讀新聞系較好，於是再參加考試，轉入新聞系，並取得獎學金。他記得當年《星島日報》曾捐出兩個獎學金給新聞系，他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誰已不記得。我記得新聞系學生共有十八人左右，而且都是有職業的（按：中國書院是夜間上課）。畢業後，新聞系除了我和林漢年投身新聞界，其餘都與新聞界無緣。
不過，當時中國書院新聞系教授陣容之盛一時無兩，不只空前，此後也難找到這樣多的現職新聞人才任教了。根據我於六二年的日記，有唐碧川（《星島晚報》總編輯）講《中國報業史》，鄭郁郎（《星島日報》總編輯）講《新聞寫作》，李少華（《工商日報》編輯）講《比較新聞》，陳錫餘（原大光報社長）講《社會學》，賈訥夫（《星島日報》總主筆）講《公共關係》，涂公遂（著名文學理論家，河南大學教授，著有《文學概論》）講《文學概論》，彭乃楨講《國文》，黃國勞講《理則學》，我還選修《ENGLISH NOVEL》（一位愛爾蘭教授講授，名字已記不起了），尚有宋郁文（《成報》編輯主任）、黎晉偉（《工商日報》主筆）、何建章（《華僑日報》總編輯）等人在書院授課，可見當時最著名的香港報人，差不多都被請來在中國書院任教。能請來這麼多的報界名人，當然是黃天石的面子。
我手頭有一份當年的中國書院學生證，正面為深赤色，發出日期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上面蓋有註冊主任陳少華、教務長黃國勞章。黃老師在當時是教育界名人，曾任署理助理教育司，是當時華人職位最高的教育官。不過，入主中國書院時已經退休了。
中國書院管理階層除黃師任院長外，尚有董事局，董事長為余廖正而，副董事長為謝雨川。尚有多名董事，已記不起是哪幾位了。余廖正而是已故富商余經緯的母親，謝雨川則是當時立法局議員，是社會名人。根據上述資料，中國書院有完善的組織，主其事的不論是行政人員或教職員都是一流人物，而我上課時也覺得教授全心全力授課。一個這樣的機構，為何成立兩年左右即告結束，頗令人困惑。當時中國書院似乎並未公佈停辦原因，我是後來從黃天石的交談中得悉其原因的。黃師透露，他之所以能夠開辦中國書院，完全是因為余廖正而出資相助。黃家在般含道清風台一號，與同在般含道的余東璇別墅十分接近，經常來往。余太太喜愛文學繪畫，事黃為師。黃表示有意辦大專書院，培育人材，苦無資金。余表示願出資相助，於是中國書院成立。不過兩年後，余表示環境改變，無法出資，於是書院停辦。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生活艱苦，謀生不易，許多來自大陸的學者，無事可做，於是有人辦書院，容納這些學者，可是這些書院一般都缺乏資金，設備不足，更重要的是學生的資格一般不為政府認可，難有出路，因而所收學生不多，學費也不敢多收。生存不易，自是意料中事。
二，黃天石對香港文壇的貢獻
據《華僑日報》出版的《年鑑》第三十一冊（1978年）所載黃天石小傳，他曾擔任過廣州《民權報》、《大同報》、香港《大光報》總編輯，《循環日報》、《華字日報》主筆、《珠江日報》董事，南洋大霹靂埠《中華晨報》社長、香港新聞學社社長，香港新聞記者聯合會常務理事等，可見黃師與香港報壇關係之深。
我與黃天石的師生關係，並未因書院停辦而中斷，反之，來往更多了。其時，我雖然未畢業，但已受鄭郁郎老師之邀，為《星島日報》寫《星期特輯》，經常聯同新聞系同學，如林漢平、陳志強、朱守正等商討採訪事宜，除與鄭郁郎聯絡外，亦經常造訪黃師。
黃師雖然停辦中國書院，但他在文化界仍然十分活躍。那時，他是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會長，同時也主編《文學世界》。《文學世界》是一本純文學刊物，新舊文學都登，但介紹舊文學為數較多，並刊載文化界的酬唱集。黃師除主編刊物外，也寫文章。我記得他寫過一篇《論詞何以尊宋？》，曾對我說：「寫這類文章要翻閱很多參考書，比之寫小說要花時間得多。」黃師有嚴謹治學態度，卻是很少人知道的。
根據劉以鬯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一九九六年初版）所載，黃師由一九五五年起，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成立之時，即出任會長，前後達十年之久。筆會是國際性組織，具影響力。黃師任內，對內對外都做了不少功夫，有時更親自出馬，代表香港出席國際筆會會議。根據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年表》（天地圖書公司，2000年）所載：第一次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赴西德出席國際筆會，並發表題為《科語時代的想像文藝》，同行有雷嘯吟（岑）、邢紀章。第二次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聯同冒季美、黃季初、徐亮之赴泰國出席筆會亞洲作家第二次會議。黃師對香港文壇作出一定貢獻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室」，牆上掛著四位香港文學家的畫像，其中一幅為黃師。可見香港文學界對黃師在香港文學的地位的認同。
三，傑克的文學創作
黃師廣為香港人熟悉的並不是他對香港文壇的活動，而是他的小說創作。他以「傑克」為筆名寫小說，在戰後五零年代無人不知，而銷路之廣，也無過其右者。由於傑克的小說風行一時，以至有人竟冒名「傑克」。黃師曾在香港各大日晚報刊載一段聲明：題為「傑克聲明：揭發冒名偽作，近在報攤發現」。為何冒名「傑克」，因其作品暢銷也。除了筆名被冒用，尚有「偽版」。我手頭有黃師的《名女人別傳》（基榮出版社），底頁有「嚴究偽版」聲明，可見當時盜版之嚴重。
對黃師的文學成就，劉以鬯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有這樣的介紹：一九二一年與黃冷觀合編《雙聲》，在創刊號刊出《碎蕊》，為香港最早白話小說，是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香港一如上海，早期的小說，都以文言寫成，所謂鴛鴦蝴蝶派，到黃師那一批人，才逐漸改用白話書寫。在那個時代，電影也開始興起，於是有人將小說改編為電影。據說，戰前黃師的小說《癡兒女》曾被改編為電影，是香港第一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黃師小說曾被譯成外文，《香港電視》昔日同事區惠本告訴我，他曾看過傑克小說的日譯本。
我任職《香港時報》時，仍經常和黃師有往來。一九六七年我入主《香港電視》，特聘黃師撰寫長篇小說在《香港電視》連載。黃師寫了《明日的少女》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電視》第一期開始刊載，至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刊完。每期五千字，共約為九萬字。當時我曾邀請董培新為他的小說插圖，以吸引讀者。董為著名的插畫家之一。我相信這是黃最後一篇小說了。因為之後再看不到黃師在其他的報刊發表小說。
黃師為香港文壇留下不少作品。可惜現在已很難找到。我根據他的《名女人別傳》背頁印有其戰後作品清單，計有：《合歡草》（全集）、《奇緣》、《選擇》、《花瓶》（以上由大公書局出版）、《表姐》、《野薔薇》（全集）、《鏡中人》、《改造太太》、《心上人》、《無意之間》、《長姐姐》、《紅衣女》、《名女人別傳》（以上基榮出版社出版）。這份書單至一九五二年八月為止。另《香港文學作家傳略》還列出以下作品：《大亨小傳》（一九五三年）、《癡纏》（一九五四年）、《桃花雲》（一九五五年） （以上基榮出版社印行）、《獻心》（香港受匡出版部）、《春影湖》、《疑雲》、《一曲秋心》（以上香港世界出版社）；據《香港文學年表》，傑克尚有《隔溪香霧》（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曉渡春雲》（一九五八年八月）、《小樓夢兩》（山樓夢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本小說。除了創作之外，還從事翻譯，曾與友人合譯出版《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對傑克創作，劉登翰在《香港文學史》有這樣的評價：「黃天石從純文學創作出發，戰後返港才迫於生計，改以『傑克』筆名順應出版商要求寫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說，在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壇風行一時，以至當時通俗文學領域有『南黃北張』之稱。傑克的第一本流行小說《紅巾淚》（紅巾誤）（註）曾被改編成電影，是香港小說第一部被搬上銀幕。」
最後還要提一提黃師的生卒年。據《香港文學史》，傑克生於1898卒於1983年，所記與華僑日報年鑑有別，年鑑所記為生於1900年。按：華僑年鑑編者為吳灞陵，是我的老師，也是黃師的老友，年鑑所列黃師的資料應是黃師親寫的，較為準確。
註：傑克第一次被改編為電影的小說，一是《癡兒女》，一是《紅巾淚》（紅巾誤），待考。
（《文學評論》第十八期，二Ｏ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轉貼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貼出時文字畧有校正。）
臉書回應：
Matt Lee：何源清憶述：「我任職《香港時報》時，仍經常和黃師有往來。一九六七年我入主 《香港電視》，特聘黃師撰寫長篇小說在《香港電視》連載。黃師寫了 《明日的少女》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電視》第一期開始刊載，至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刊完。每期五千字，共約為九萬字。當時我曾邀請董培新為他的小說插圖，以吸引讀者。董為著名的插畫家之一。我相信這是黃最後一篇小說了。因為之後再看不到黃師在其他的報刊發表小說。」
何源清前輩沒有記錯《明日的少女》，但其實後面仍有一部連載；有一回在老師家裡見到《香港電視》141期，上面載有傑克的小說《影后》，不過老師的收藏不齊全，未能窺得全貌。何源清先生既藏有全套，應該可以找回那一篇小說呢。
Linda Pun：根據黃天石的墓碑顯示，他出生日期為1899年11月16日。
還有黃天石參與創立的那個筆會，正確名稱為──「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於1955年成立，請參考：http://premium.mingpao.com/pda/ppc/colDocDetail.cfm?PublishDate=20120609&File=vx001c.txt&token=b218bc260b89c0
香港筆會正名運動
廖書蘭
「國際筆會」 PEN International）總會設在倫敦，於1921年創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的作家團體。
「中國筆會」簡史
「中國筆會」於1925年成立，是「國際筆會」其中一個分會。徐志摩曾以這筆會的名義，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訪問，從而促成在北京與溥儀的大合照。至於香港，也有「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下稱「筆會」）於1955年成立，至今已逾半個世紀，由學者、作家創立，歷屆會長有：黃天石、羅香林、徐東濱、江素、裴有明、喻舲居等。香港或許有數不清的作家團體，但唯有「筆會」是國際筆會在香港的合法分會，除每年須向倫敦總會繳交會費外，亦須派會員參加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召開的年會。
基於我對文學的愛好及對國際筆會的榮譽感，自當選會長以來，滋長出使命與責任。我積極開展會務，渴望可以擦亮筆會的金字招牌，同時亦為本港的文學盡獻綿力。但是，萬料不到，這卻是我的噩夢的開始。
去年8月28日，我當選為會長，9月向倫敦總會交會費。交了會費，仔細看收據，竟然看到收據的抬頭人不是我，收據的會名亦不是本會，於是，我翻查2008年到中南美洲開會，我親自繳會費的收據，竟然和我現在的這張收據如出一轍。
誰曾冒認筆會會長？
換言之，本會的名稱、會長的名字，甚至本會的通訊地址皆非屬於本會。這表示，在本港，有另外一個筆會，以本會的名義與倫敦總會聯絡。我再翻查資料，2007年2月，本會與倫敦總會作為合辦單位，所辦的文學研討會，清楚看到非本會的英文名稱，這一驚使我倒抽一口冷氣，我仔細的逐字逐行看，企圖能找到與本會有關的蛛絲馬跡息，幸好會長的名字，確是本會前任會長的名字。
事情還沒壞到極點，於是我致電秘書長詢問，他聽了也感震驚。接下來的日子，我與他共同為筆會正名而奔波：相約文學前輩吃飯，或親自登門拜訪賢達，求知筆會原委；但各說各話，各持己見，有人甚至表示他的屬會才為正統國際筆會云云。
其間，我發現本會早在2007年3月已被香港社團註冊處註銷了。換句話說，本會在香港是一個不存在的團體，而在倫敦總會的情是已經被他會偷樑轉柱，給移走了。
惘然無助之際，同時也滋生了要本會起死回生的願望：我要爭取重返倫敦總會的決心！在爭取過程中，向香港社團註冊登記處遞過三次申請書並查大簿，竟然看不到本會名稱，看到的反而是兩個疑似「筆會」的名稱！
我曾請教過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林建強先生，他建議先到倫敦總會領確認書，經確認後，再返港爭取復會。於是我帶了一箱資料，登上了倫敦總會的辦公室。他們看過資料後，告訴我，相信「筆會」的歷史性和合法性，但他們還需要一些佐證。那次無功而返。一兩個月後，總會理事楊煉先生和本會資深老作家許之遠先生，寄出數封詞真意切的信，向總會陳述本會合法地位。而我繼續在陳年資料堆中尋找證據，甚至也動用了全家成員，不斷以電郵電話和倫敦總會溝通。終於，我等來總會的答覆是，總會正詢問香港另一筆會：「香港有位女士自稱是國際筆會一分子，這怎麼回事？」原來總會需要那筆會的解釋。雖然，我覺得既委屈又無奈，但在無計可施情下，只好耐性子等待。又過了一段時日，我開始擔心，若那筆會採取不回應，是否我就漫無止境的耗下去？
可我沒有放棄，不斷補遞給總會要求追加的輔助證明文件，終於在本年2月14日晚上，我收到總會的確認書，數日後也收到香港社團註冊處批准復會的證明書。
能為「筆會」復名，有種歸家的感覺。
作者簡介：生長於台北，定居香港。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著有《放飛月亮》等。
（明報二Ｏ一二年六月九日）
Linda Pun：另外，他文中提到的雷嘯吟，應是筆名「馬五先生」的雷嘯岑（1896-1982），可能是筆誤了。
我還校出了個錯字，應是余東璇，不是束璇。
文中說央圖香港文學室掛了4位香港文學家的照片，在哪？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個筆會的名稱要搞清楚，共產黨企圖利用這些文學組織發展統戰活動，奪權不成就另成爐灶，搞個差不多名字的筆會搞活動，奉勸筆會中人，寧願解散取消，亦不要被人利用個會來搞三搞四。
馬吉：已補充了資料，謝謝。
Matt Lee：「文學室」所指應是「香港文學資料室」，裡頭會定期辦圖片展，估計曾有一段時間展覽過他所指的幾張照片。
文中提到傑克作品《小樓夢兩》，應為《山樓夢雨》。
馬吉：OK，謝過兩位。
Linda Pun：又有新發現，根據多個電影網站資料顯示，傑克的《紅巾誤》，不是紅巾淚，文章內的名字弄錯，在1940年拍成電影，女主角係白燕，《癡兒女》則是在1943年拍成電影，分上下集，也是白燕做女主角。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6196.htm
紅巾誤
電影劇情
該片改編自小說《紅巾誤》，講述了兩個女子的故事。少女阿甜為人活潑天真，熱烈追求愛情。米鋪夥計陳展廷暗戀她，但阿甜卻毫不知情。後來，阿甜與愈（余？）士元相戀，豈料愈（余？）士元是一個輕薄少年，占了阿甜的便宜後，便將她拋棄。面對生活的壓迫，阿甜唯有當導遊維生。另一名少女新甜姐兒家鄉被戰火所毀，於是攜同年老的祖母逃到香港，在導遊社找得一份工作。由於她生性孤僻，因此得不到前來買笑的人客的歡心。面對經濟重擔，她最終淪落為神女，並因此被捕入獄，她的愛人陳展廷因經濟困難，無力拯救她。厭倦了生活的苦迫，新甜姐兒終選擇以自殺作了斷。
（百度百科資料）
Linda Pun：大陸有間青苹果数据中心出版電子書中國香港文學史，把《紅巾誤》錯弄成紅巾淚，係咪傑克第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還是香港小說第一部被搬上銀幕？有待各位查證。
Matt Lee：沒有紅巾淚的，這是一直以來的口述歷史有誤，當然錯的不止這幾處了。
據我所知香港第一部小說搬上銀幕，應該不會是紅巾誤，在此之前至少還有侯曜《太平洋上的風雲》吧。
Linda Pun：你指什麼當然錯？
Matt Lee：我指，叔叔伯伯的記憶，年代久遠，通常會有一二字誤差，例如上面找著數處，然後又不止這幾處。當然那些敘述都很珍貴就是。
Linda Pun：大陸那些出版社左抄右抄不查證就出書才乞人憎，出得書就應認真一點。
何源清
一，黃天石與中國書院
我之所以能進入新聞界，有兩個人起了決定性作用，那就是鄭郁郎和黃天石。論助我之大，及追隨之久，當以鄭郁郎為最，但起關鍵性作用的，卻是黃天石。沒有黃天石，我不可能接觸到如鄭郁郎及許多馳名香港的報人和文化界人士，也就是說，未必有機會進入新聞界。
我第一次正式見到黃天石是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晚上七時。那是中國書院舉行考入學試的日子。我考的是新聞系。黃天石以院長身份致詞，說明開辦新聞系的原因及宗旨，並有獎學金。當時的試題分三類：國文、英文及翻譯，兩小時內完成。我按時完成了。十月十五日，閱報得知已被錄取，並獲得「獎學金」。所謂「獎學金」，我於十月十六日前往註冊，才知只是堂費，只須交二十四元便可入學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七日上午十一時，我於七姐妹道麥當奴約見舊日中國學院同學林漢平敘舊。林說，中國書院成立時原址在西營盤高街的救恩書院，約一年後遷到灣仔的知行中學。他是於救恩書院時考入學院的，當時他讀的英國文學系。中國書院遷往知行中學後加設新聞系，公開招生。他認為讀新聞系較好，於是再參加考試，轉入新聞系，並取得獎學金。他記得當年《星島日報》曾捐出兩個獎學金給新聞系，他是其中一個，另一個是誰已不記得。我記得新聞系學生共有十八人左右，而且都是有職業的（按：中國書院是夜間上課）。畢業後，新聞系除了我和林漢年投身新聞界，其餘都與新聞界無緣。
不過，當時中國書院新聞系教授陣容之盛一時無兩，不只空前，此後也難找到這樣多的現職新聞人才任教了。根據我於六二年的日記，有唐碧川（《星島晚報》總編輯）講《中國報業史》，鄭郁郎（《星島日報》總編輯）講《新聞寫作》，李少華（《工商日報》編輯）講《比較新聞》，陳錫餘（原大光報社長）講《社會學》，賈訥夫（《星島日報》總主筆）講《公共關係》，涂公遂（著名文學理論家，河南大學教授，著有《文學概論》）講《文學概論》，彭乃楨講《國文》，黃國勞講《理則學》，我還選修《ENGLISH NOVEL》（一位愛爾蘭教授講授，名字已記不起了），尚有宋郁文（《成報》編輯主任）、黎晉偉（《工商日報》主筆）、何建章（《華僑日報》總編輯）等人在書院授課，可見當時最著名的香港報人，差不多都被請來在中國書院任教。能請來這麼多的報界名人，當然是黃天石的面子。
我手頭有一份當年的中國書院學生證，正面為深赤色，發出日期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上面蓋有註冊主任陳少華、教務長黃國勞章。黃老師在當時是教育界名人，曾任署理助理教育司，是當時華人職位最高的教育官。不過，入主中國書院時已經退休了。
中國書院管理階層除黃師任院長外，尚有董事局，董事長為余廖正而，副董事長為謝雨川。尚有多名董事，已記不起是哪幾位了。余廖正而是已故富商余經緯的母親，謝雨川則是當時立法局議員，是社會名人。根據上述資料，中國書院有完善的組織，主其事的不論是行政人員或教職員都是一流人物，而我上課時也覺得教授全心全力授課。一個這樣的機構，為何成立兩年左右即告結束，頗令人困惑。當時中國書院似乎並未公佈停辦原因，我是後來從黃天石的交談中得悉其原因的。黃師透露，他之所以能夠開辦中國書院，完全是因為余廖正而出資相助。黃家在般含道清風台一號，與同在般含道的余東璇別墅十分接近，經常來往。余太太喜愛文學繪畫，事黃為師。黃表示有意辦大專書院，培育人材，苦無資金。余表示願出資相助，於是中國書院成立。不過兩年後，余表示環境改變，無法出資，於是書院停辦。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生活艱苦，謀生不易，許多來自大陸的學者，無事可做，於是有人辦書院，容納這些學者，可是這些書院一般都缺乏資金，設備不足，更重要的是學生的資格一般不為政府認可，難有出路，因而所收學生不多，學費也不敢多收。生存不易，自是意料中事。
二，黃天石對香港文壇的貢獻
據《華僑日報》出版的《年鑑》第三十一冊（1978年）所載黃天石小傳，他曾擔任過廣州《民權報》、《大同報》、香港《大光報》總編輯，《循環日報》、《華字日報》主筆、《珠江日報》董事，南洋大霹靂埠《中華晨報》社長、香港新聞學社社長，香港新聞記者聯合會常務理事等，可見黃師與香港報壇關係之深。
我與黃天石的師生關係，並未因書院停辦而中斷，反之，來往更多了。其時，我雖然未畢業，但已受鄭郁郎老師之邀，為《星島日報》寫《星期特輯》，經常聯同新聞系同學，如林漢平、陳志強、朱守正等商討採訪事宜，除與鄭郁郎聯絡外，亦經常造訪黃師。
黃師雖然停辦中國書院，但他在文化界仍然十分活躍。那時，他是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會長，同時也主編《文學世界》。《文學世界》是一本純文學刊物，新舊文學都登，但介紹舊文學為數較多，並刊載文化界的酬唱集。黃師除主編刊物外，也寫文章。我記得他寫過一篇《論詞何以尊宋？》，曾對我說：「寫這類文章要翻閱很多參考書，比之寫小說要花時間得多。」黃師有嚴謹治學態度，卻是很少人知道的。
根據劉以鬯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一九九六年初版）所載，黃師由一九五五年起，國際筆會香港分會成立之時，即出任會長，前後達十年之久。筆會是國際性組織，具影響力。黃師任內，對內對外都做了不少功夫，有時更親自出馬，代表香港出席國際筆會會議。根據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年表》（天地圖書公司，2000年）所載：第一次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赴西德出席國際筆會，並發表題為《科語時代的想像文藝》，同行有雷嘯吟（岑）、邢紀章。第二次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聯同冒季美、黃季初、徐亮之赴泰國出席筆會亞洲作家第二次會議。黃師對香港文壇作出一定貢獻的。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室」，牆上掛著四位香港文學家的畫像，其中一幅為黃師。可見香港文學界對黃師在香港文學的地位的認同。
三，傑克的文學創作
黃師廣為香港人熟悉的並不是他對香港文壇的活動，而是他的小說創作。他以「傑克」為筆名寫小說，在戰後五零年代無人不知，而銷路之廣，也無過其右者。由於傑克的小說風行一時，以至有人竟冒名「傑克」。黃師曾在香港各大日晚報刊載一段聲明：題為「傑克聲明：揭發冒名偽作，近在報攤發現」。為何冒名「傑克」，因其作品暢銷也。除了筆名被冒用，尚有「偽版」。我手頭有黃師的《名女人別傳》（基榮出版社），底頁有「嚴究偽版」聲明，可見當時盜版之嚴重。
對黃師的文學成就，劉以鬯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有這樣的介紹：一九二一年與黃冷觀合編《雙聲》，在創刊號刊出《碎蕊》，為香港最早白話小說，是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香港一如上海，早期的小說，都以文言寫成，所謂鴛鴦蝴蝶派，到黃師那一批人，才逐漸改用白話書寫。在那個時代，電影也開始興起，於是有人將小說改編為電影。據說，戰前黃師的小說《癡兒女》曾被改編為電影，是香港第一部小說被改編為電影。黃師小說曾被譯成外文，《香港電視》昔日同事區惠本告訴我，他曾看過傑克小說的日譯本。
我任職《香港時報》時，仍經常和黃師有往來。一九六七年我入主《香港電視》，特聘黃師撰寫長篇小說在《香港電視》連載。黃師寫了《明日的少女》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電視》第一期開始刊載，至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刊完。每期五千字，共約為九萬字。當時我曾邀請董培新為他的小說插圖，以吸引讀者。董為著名的插畫家之一。我相信這是黃最後一篇小說了。因為之後再看不到黃師在其他的報刊發表小說。
最後還要提一提黃師的生卒年。據《香港文學史》，傑克生於1898卒於1983年，所記與華僑日報年鑑有別，年鑑所記為生於1900年。按：華僑年鑑編者為吳灞陵，是我的老師，也是黃師的老友，年鑑所列黃師的資料應是黃師親寫的，較為準確。
註：傑克第一次被改編為電影的小說，一是《癡兒女》，一是《紅巾淚》（紅巾誤），待考。
（《文學評論》第十八期，二Ｏ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轉貼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資料庫，貼出時文字畧有校正。）
臉書回應：
Matt Lee：何源清憶述：「我任職《香港時報》時，仍經常和黃師有往來。一九六七年我入主 《香港電視》，特聘黃師撰寫長篇小說在《香港電視》連載。黃師寫了 《明日的少女》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香港電視》第一期開始刊載，至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第十八期刊完。每期五千字，共約為九萬字。當時我曾邀請董培新為他的小說插圖，以吸引讀者。董為著名的插畫家之一。我相信這是黃最後一篇小說了。因為之後再看不到黃師在其他的報刊發表小說。」
何源清前輩沒有記錯《明日的少女》，但其實後面仍有一部連載；有一回在老師家裡見到《香港電視》141期，上面載有傑克的小說《影后》，不過老師的收藏不齊全，未能窺得全貌。何源清先生既藏有全套，應該可以找回那一篇小說呢。
Linda Pun：根據黃天石的墓碑顯示，他出生日期為1899年11月16日。
還有黃天石參與創立的那個筆會，正確名稱為──「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於1955年成立，請參考：http://premium.mingpao.com/pda/ppc/colDocDetail.cfm?PublishDate=20120609&File=vx001c.txt&token=b218bc260b89c0
香港筆會正名運動
廖書蘭
「國際筆會」 PEN International）總會設在倫敦，於1921年創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的作家團體。
「中國筆會」簡史
「中國筆會」於1925年成立，是「國際筆會」其中一個分會。徐志摩曾以這筆會的名義，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訪問，從而促成在北京與溥儀的大合照。至於香港，也有「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下稱「筆會」）於1955年成立，至今已逾半個世紀，由學者、作家創立，歷屆會長有：黃天石、羅香林、徐東濱、江素、裴有明、喻舲居等。香港或許有數不清的作家團體，但唯有「筆會」是國際筆會在香港的合法分會，除每年須向倫敦總會繳交會費外，亦須派會員參加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召開的年會。
基於我對文學的愛好及對國際筆會的榮譽感，自當選會長以來，滋長出使命與責任。我積極開展會務，渴望可以擦亮筆會的金字招牌，同時亦為本港的文學盡獻綿力。但是，萬料不到，這卻是我的噩夢的開始。
去年8月28日，我當選為會長，9月向倫敦總會交會費。交了會費，仔細看收據，竟然看到收據的抬頭人不是我，收據的會名亦不是本會，於是，我翻查2008年到中南美洲開會，我親自繳會費的收據，竟然和我現在的這張收據如出一轍。
誰曾冒認筆會會長？
換言之，本會的名稱、會長的名字，甚至本會的通訊地址皆非屬於本會。這表示，在本港，有另外一個筆會，以本會的名義與倫敦總會聯絡。我再翻查資料，2007年2月，本會與倫敦總會作為合辦單位，所辦的文學研討會，清楚看到非本會的英文名稱，這一驚使我倒抽一口冷氣，我仔細的逐字逐行看，企圖能找到與本會有關的蛛絲馬跡息，幸好會長的名字，確是本會前任會長的名字。
事情還沒壞到極點，於是我致電秘書長詢問，他聽了也感震驚。接下來的日子，我與他共同為筆會正名而奔波：相約文學前輩吃飯，或親自登門拜訪賢達，求知筆會原委；但各說各話，各持己見，有人甚至表示他的屬會才為正統國際筆會云云。
其間，我發現本會早在2007年3月已被香港社團註冊處註銷了。換句話說，本會在香港是一個不存在的團體，而在倫敦總會的情是已經被他會偷樑轉柱，給移走了。
惘然無助之際，同時也滋生了要本會起死回生的願望：我要爭取重返倫敦總會的決心！在爭取過程中，向香港社團註冊登記處遞過三次申請書並查大簿，竟然看不到本會名稱，看到的反而是兩個疑似「筆會」的名稱！
我曾請教過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林建強先生，他建議先到倫敦總會領確認書，經確認後，再返港爭取復會。於是我帶了一箱資料，登上了倫敦總會的辦公室。他們看過資料後，告訴我，相信「筆會」的歷史性和合法性，但他們還需要一些佐證。那次無功而返。一兩個月後，總會理事楊煉先生和本會資深老作家許之遠先生，寄出數封詞真意切的信，向總會陳述本會合法地位。而我繼續在陳年資料堆中尋找證據，甚至也動用了全家成員，不斷以電郵電話和倫敦總會溝通。終於，我等來總會的答覆是，總會正詢問香港另一筆會：「香港有位女士自稱是國際筆會一分子，這怎麼回事？」原來總會需要那筆會的解釋。雖然，我覺得既委屈又無奈，但在無計可施情下，只好耐性子等待。又過了一段時日，我開始擔心，若那筆會採取不回應，是否我就漫無止境的耗下去？
可我沒有放棄，不斷補遞給總會要求追加的輔助證明文件，終於在本年2月14日晚上，我收到總會的確認書，數日後也收到香港社團註冊處批准復會的證明書。
能為「筆會」復名，有種歸家的感覺。
作者簡介：生長於台北，定居香港。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著有《放飛月亮》等。
（明報二Ｏ一二年六月九日）
Linda Pun：另外，他文中提到的雷嘯吟，應是筆名「馬五先生」的雷嘯岑（1896-1982），可能是筆誤了。
我還校出了個錯字，應是余東璇，不是束璇。
文中說央圖香港文學室掛了4位香港文學家的照片，在哪？一點印象都沒有。
那個筆會的名稱要搞清楚，共產黨企圖利用這些文學組織發展統戰活動，奪權不成就另成爐灶，搞個差不多名字的筆會搞活動，奉勸筆會中人，寧願解散取消，亦不要被人利用個會來搞三搞四。
馬吉：已補充了資料，謝謝。
Matt Lee：「文學室」所指應是「香港文學資料室」，裡頭會定期辦圖片展，估計曾有一段時間展覽過他所指的幾張照片。
文中提到傑克作品《小樓夢兩》，應為《山樓夢雨》。
馬吉：OK，謝過兩位。
Linda Pun：又有新發現，根據多個電影網站資料顯示，傑克的《紅巾誤》，不是紅巾淚，文章內的名字弄錯，在1940年拍成電影，女主角係白燕，《癡兒女》則是在1943年拍成電影，分上下集，也是白燕做女主角。http://baike.baidu.com/view/10206196.htm
紅巾誤
電影劇情
該片改編自小說《紅巾誤》，講述了兩個女子的故事。少女阿甜為人活潑天真，熱烈追求愛情。米鋪夥計陳展廷暗戀她，但阿甜卻毫不知情。後來，阿甜與愈（余？）士元相戀，豈料愈（余？）士元是一個輕薄少年，占了阿甜的便宜後，便將她拋棄。面對生活的壓迫，阿甜唯有當導遊維生。另一名少女新甜姐兒家鄉被戰火所毀，於是攜同年老的祖母逃到香港，在導遊社找得一份工作。由於她生性孤僻，因此得不到前來買笑的人客的歡心。面對經濟重擔，她最終淪落為神女，並因此被捕入獄，她的愛人陳展廷因經濟困難，無力拯救她。厭倦了生活的苦迫，新甜姐兒終選擇以自殺作了斷。
（百度百科資料）
Linda Pun：大陸有間青苹果数据中心出版電子書中國香港文學史，把《紅巾誤》錯弄成紅巾淚，係咪傑克第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還是香港小說第一部被搬上銀幕？有待各位查證。
Matt Lee：沒有紅巾淚的，這是一直以來的口述歷史有誤，當然錯的不止這幾處了。
據我所知香港第一部小說搬上銀幕，應該不會是紅巾誤，在此之前至少還有侯曜《太平洋上的風雲》吧。
Linda Pun：你指什麼當然錯？
Matt Lee：我指，叔叔伯伯的記憶，年代久遠，通常會有一二字誤差，例如上面找著數處，然後又不止這幾處。當然那些敘述都很珍貴就是。
Linda Pun：大陸那些出版社左抄右抄不查證就出書才乞人憎，出得書就應認真一點。
2013年7月27日 星期六
珠海書院
珠海書院
沈西城
我沒進過正規大學，那是因為我會考的成績不太好，百般無奈，投考了「珠海」書院，那是一家台灣辦的私立大學，香港政府不承認它的地位，但學分可用作投考台灣各大學。六十年代末，我進入文史系研讀。當時，不少人看不起「珠海」，笑它是三流學府，當然不能跟香港大學相比，可教授陣容，一點也不含糊。文史系的系主任涂公遂，是極有名望的文史學家；教授有麥霞甫、周億孚，都是老教授了，退了休，獲「珠海」校長江茂森重金禮聘講課，極受學生歡迎。
我在唸大一時，有幸聽到麥霞甫、周億孚兩教授的課，有共通的特點，就是講課嚴謹，一絲不苟。周億孚教授的「文學概論」，由先秦迄晚清，連綿二千餘年，引經據典，條分縷述，難得的是脈絡分明，深入淺出。我愛上「文學概論」課，中期小考，得分一百。周億孚教授很看重我，要我跟他習古文。他指導我唸歷朝散文，春秋到晚清，我獨愛魏晉和明朝。魏晉文章骨瘦志高，有明小品飄逸閒適。那時候只是隨意唸之，並無用心，到了今日，重翻這兩朝散文，始知大謬，像庾信的《哀江南賦序》，我只愛唸「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卻不知隱於庾信心中亡國的傷痛。讀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是做學問的一大障礙。
在「珠海」，有兩樁事，讓我永誌不忘。首先我得到了機會進入研究所，聆聽羅香林教授的歷史課。羅香林教授是前港大中文系主任，道德學問，早為士林所重，退休後，應聘來「珠海」開文史研究所，主授「太平天國興衰史」。其時我因多看傳記文學一類刊物，知道「太平天國史」權威乃簡又文教授而不知有羅香林，聽得前輩同學眾口交譽的誇讚，遂興起聽課的衝動，可我僅是一年級的研修生，不夠格入研究所。周億孚教授知道了，說可以引薦我作旁聽生。我大喜過望，在一個日落黃昏，我第一次踏進了研究所，學生大約有二十人，年紀都比我大。羅教授授課很沉悶，大多是照講義直唸，然後讓學生們回家寫論文。我不耐沉悶，就沒有去了。後來在另一個聚會上遇到羅香林教授，他居然一眼認出我，問我為什麼不去聽課，我就推說準備到東京去，沒法兼顧。羅教授輕輕握着我的手，低聲說：「到日本有空便去圖書館，東京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不少中國古籍，你好好看，對寫文章很有幫助。」到了東京，只好遊逛，沒納羅教授忠言，真是大不敬。
還有一件事，便是有幸認識了新聞系系主任陳錫餘教授。他喜歡幫助青年人，見我刊在校報上的一篇文章，就介紹我去《新報》當校對。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很辛苦，卻學會了不少東西。最有趣的回憶，便是校對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若干年後，對他言及，他呵呵大笑說：「呀！小葉！我還是你師傅哩！」
如今，「珠海」的老教授都已作古，我亦垂垂老矣，一年將去憶故人，前賢清芬雅貺，不敢忘昧。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一月三日）
沈西城
我沒進過正規大學，那是因為我會考的成績不太好，百般無奈，投考了「珠海」書院，那是一家台灣辦的私立大學，香港政府不承認它的地位，但學分可用作投考台灣各大學。六十年代末，我進入文史系研讀。當時，不少人看不起「珠海」，笑它是三流學府，當然不能跟香港大學相比，可教授陣容，一點也不含糊。文史系的系主任涂公遂，是極有名望的文史學家；教授有麥霞甫、周億孚，都是老教授了，退了休，獲「珠海」校長江茂森重金禮聘講課，極受學生歡迎。
我在唸大一時，有幸聽到麥霞甫、周億孚兩教授的課，有共通的特點，就是講課嚴謹，一絲不苟。周億孚教授的「文學概論」，由先秦迄晚清，連綿二千餘年，引經據典，條分縷述，難得的是脈絡分明，深入淺出。我愛上「文學概論」課，中期小考，得分一百。周億孚教授很看重我，要我跟他習古文。他指導我唸歷朝散文，春秋到晚清，我獨愛魏晉和明朝。魏晉文章骨瘦志高，有明小品飄逸閒適。那時候只是隨意唸之，並無用心，到了今日，重翻這兩朝散文，始知大謬，像庾信的《哀江南賦序》，我只愛唸「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卻不知隱於庾信心中亡國的傷痛。讀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是做學問的一大障礙。
在「珠海」，有兩樁事，讓我永誌不忘。首先我得到了機會進入研究所，聆聽羅香林教授的歷史課。羅香林教授是前港大中文系主任，道德學問，早為士林所重，退休後，應聘來「珠海」開文史研究所，主授「太平天國興衰史」。其時我因多看傳記文學一類刊物，知道「太平天國史」權威乃簡又文教授而不知有羅香林，聽得前輩同學眾口交譽的誇讚，遂興起聽課的衝動，可我僅是一年級的研修生，不夠格入研究所。周億孚教授知道了，說可以引薦我作旁聽生。我大喜過望，在一個日落黃昏，我第一次踏進了研究所，學生大約有二十人，年紀都比我大。羅教授授課很沉悶，大多是照講義直唸，然後讓學生們回家寫論文。我不耐沉悶，就沒有去了。後來在另一個聚會上遇到羅香林教授，他居然一眼認出我，問我為什麼不去聽課，我就推說準備到東京去，沒法兼顧。羅教授輕輕握着我的手，低聲說：「到日本有空便去圖書館，東京大學的圖書館，藏有不少中國古籍，你好好看，對寫文章很有幫助。」到了東京，只好遊逛，沒納羅教授忠言，真是大不敬。
還有一件事，便是有幸認識了新聞系系主任陳錫餘教授。他喜歡幫助青年人，見我刊在校報上的一篇文章，就介紹我去《新報》當校對。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很辛苦，卻學會了不少東西。最有趣的回憶，便是校對倪匡的《女黑俠木蘭花》，若干年後，對他言及，他呵呵大笑說：「呀！小葉！我還是你師傅哩！」
如今，「珠海」的老教授都已作古，我亦垂垂老矣，一年將去憶故人，前賢清芬雅貺，不敢忘昧。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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