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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小思專訪

小思專訪(上)︰與文學最恰切的距離



小思老師誨人不倦,退休之後,對教育的關懷更是有增無減。縴夫將一個地方的人事物運送到第二個地方去,小思自比縴夫,多年來藉著教育將對文學與香港的愛傳承下來。小思接受訪問,最早談的就是推廣閱讀,她的大絕地圖炮。別人看小思老師是嚴師,但她卻「發明」了一些怪招,讓閱讀與學習變得輕易而有趣。

(虛=虛詞;小=小思老師)

推廣閱讀靠怪招

虛:現在的學制變得很複雜,即使是不同學校的老師,把握的程度都各有不同。你為文學奮鬥多年,那背後最大的動力又是甚麼?

小︰不是說我為文學奮鬥了多年,應該說,我為推動文學閱讀奮鬥了多年。歷來閱讀這項活動都是需要推動的,而現在更需要大力推動,因為閱讀已變成了自礙於人的行為。很多人都說現在教文學的老師很吃力,我承認我是比較幸福的,我很感恩,因為在我從事教學的過程中,我遇到的多數是喜歡閱讀的人,他們喜歡閱讀,路就較易走,也走得更廣更遠。現在最困難的是甚麼呢?就是要適應年輕人的愛好和興趣,要思考如何切入才能引起他們閱讀的能量。網上的能量比實體閱讀要大,但我始終覺得,人總會在某個時期,希望讓文字進入其生命,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他開始。這不是我的力量能夠做到的,反而要從家庭培養開始,到小學到中學,以老師的能量去影響他們。

虛︰老師可以怎麼做呢?

小︰你不能迫他們讀書。我最怕一件事,你想「害死」一位作家,最好就是叫中學生讀他的作品並撰寫讀書報告。這關乎選書的問題,選的書跟他們的生活經驗距離太遠了,他們都沒興趣讀,因此最重要的是理解學生的個性,然後介紹適當的書讓他們去讀,有時我甚至用怪招去吸引他們閱讀。我不喜歡別人叫我介紹十本好書,因為我喜歡的書不等於學生們會喜歡的書。

虛︰怪招有哪些?

小︰我在中學教書時,學生都愛讀亦舒,亦舒的作品不是不好,但只讀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很危險的。我教的是一間天主教學校,修女做校長,她說不要讓學生讀愛情小說,其實愛情才是最好的切入點;我就跟校長商量,請她給我一個學期時間,准許我讓所有學生讀亦舒,這算是怪招吧?我又請她不要管我,也不要讓學生寫讀書報告。校長很好,她答應了我的請求。於是我將全班分成多組,所有人這學期讀一百本亦舒小說,她們很開心……假設有四組人,第一組人在書中找出專門描寫男主角的作品,第二組專找女主角,第三組專找地點、人物活動的場景,第四組專找情節,然後將有關句子抄下來。四組一起做,初時都很開心,後來要報告了,她們才發現糟糕,因為所有男主角就只有那麼幾句,所有女主角也只得幾句,如何報告呢?果然到報告時,發現在所有小說中,描寫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差不多的形容詞,情感發展也差不多,我又問地點呢?好像哪裡都可以發生。於是報告完成後我問她們,你讀一本跟讀十本,有何分別?我不是要批評,但這做法向學生證明了作家的風格。

虛:教育局現在重提範文,我們見到書中(《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下)》)有討論過這議題,你知道這件事嗎?

小:我已經遠離了中學學制,沒甚麼發言權。老師們如何教範文?他們沒有機會在中學讀過,現在作為老師了,他們會怎麼教呢?這也是我們所擔心的問題。但是我覺得,只要是在大學讀過中文系的人,一定都讀過那些文章。範文其實沒甚麼所謂的,我們小時候也不會的,但熟讀了之後自然就會了,因此我覺得這不是很難的事。

像大家覺得《出師表》那麼古老、那麼封建,但我覺得這視乎你如何教。《出師表》的觀點就是,「忠於你愛的某人、事、物」,學生就容易聯想與接受。

嚴厲,也給你選擇的權利

虛:剛才留意你經過文具店時,很留意那些玩具和擺設。

小:我喜歡逛街,小時爸爸也喜歡逛街,他往往走著走著就站著不走了,原來他在看東西,我當然要知道他在看甚麼,便一起停住看。到我教中學的時候,跟著魯金先生,他是名記者,喜歡看古靈精怪的東西,也教我看看周圍的事物,講給我聽,自然而然,我變得留意周遭一切。

虛:那你教書的時候,是不是也會留意學生?

小:有學生說我「陰濕」,因為他們有甚麼細微動作,我都看得很清楚,從全景到特寫。我想所有寫作的人都會這樣,比如寫小說的人,他們都喜歡觀察人,同時想像對方會如何如何,這樣才掌握到人物的特徵。

虛︰學生都覺得你很嚴厲,對嗎?

小︰「冇大冇細」也要保持距離,正如我攬住你,我就看不到你、你也見不到我。喜歡我也好、討厭我也好,我相信要有距離才能看見到我。我以前很嚴厲,上課不容許學生遲到,也不准講英文。我在中大中文系從來不教主修科,只教選修科,是讓學生自己選擇:我這麼嚴厲又挑剔,你可以不選我的科,而你選擇讀的話,就不要埋怨。其實如今我依然嚴厲,但包裝可能不同了──以前的學生見到我跟你們有說有笑,一定覺得你們很幸福。我嚴厲,但我想向學生傳達知識,於是要想辦法吸引他們來,我的教法跟傳統中文系有些不同,最後一年我教電影與文本選讀,請了張國榮來解讀《霸王別姬》、《胭脂扣》小說與電影的異同,傳統中文系老師是不會這樣做的。

虛︰你是如何感染學生的?

小:不能總想著如何去感染他人,只要你自己相信那件事,你講出來,別人有同感,他自然就會跟著那個方向去走;如果那個人沒有那樣東西,我是如何都感染不到他的。舉例來說,那天講座(「情書像曲水一樣長──小思給香港的情書是如何寫成的」)上有位老師跟我說起多年以前的事,我自己都不記得了──因為我的話讓她覺得「原來也同樣有人這麼想」,我不是影響她,只是加強了她的信念而已。

文學,不大也不小

虛︰眾所周知,你的筆名叫「小思」,是因為你想要一個筆劃少的筆名,不像「盧瑋鑾」筆劃這麼多。而古人說「文章乃經國之大業」;相反亦舒則寫微小瑣碎的日常生活。那你認為文學是大,還是小?

小︰文學無所謂大或小。細微的文學作品,在善讀者的合理閱讀當中,會變得巨大;所謂「經國之大業」,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承受。當你讀到很大的題目時,可能也是回歸內心,回歸你所處環境的思維,所以我一向不喜歡定義文學是小還是大,這需要視乎時代、環境,以及人物的心理狀態來決定。有些人一直細眉細眼,你強要他「大」,他進入不到語境之中;但如果是喜歡看大問題的人,你要他看細眉細眼的事,他也覺得煩瑣。最好的讀者是在大之中能夠見小,看小的又可以放大,跟時代及生命節奏吻合。

所有文學作品都可以產生一定的效應,所以不要這麼快定義這本書是好是壞,有時很壞的書,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生;又有一些很好的書,如果讀者是知識層面很膚淺、人生經驗很單薄的人,再好的書也不會明白。你說《紅樓夢》真的很好,但如果一開始讀了第一二回不知道說甚麼,過不了第一關的話,就扼殺了那人讀《紅樓夢》的機會,可能他以後都不會再讀了。以前我在大學會搶著教外系的大一國文,有次我跟他們說白先勇,台灣人的「流離」這樣大的命題,細眉細眼的香港學生很難切入;加上他們本身又不是讀文學出身。如何叫他們讀呢?我用了白先勇的《孽子》作切入教材。那時同性戀在香港還未算張揚,於是我說,你們知道這些犯忌的問題也有人敢寫嗎?這就引起他們好奇,最後是四個女學生對住全班男同學分析《孽子》,引起討論文學寫作技巧,效果不錯。那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呀。

所以關於推廣閱讀,我想說的是,第一我教書沒有顧忌,第二我要針對對象、要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然後用他們最感興趣之處作為切入點來教。(編:所以是說閱讀必須度身訂造,沒有地圖炮嗎……)

《虛詞‧無形》二O一八年七月五日)

小思專訪(中)︰拾荒拾芳香港情



(虛=虛詞;小=小思老師)

虛︰剛才提到,你教書時會考慮對象、因材施教。而你寫作的時候也是這樣,譬如之前《路上談》的對象是學生,《七好文集》則是普羅大眾,這一次出版的《曲水回眸──小思訪談錄(下)》,對象又是甚麼人?整個出版過程,對你來說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小:我一向不喜歡談自己,但這兩三年受到很大的衝擊。譬如四個人講同一件事,竟然會有完全不同的說法,那麼將來看這件事的人,如何得到一個最接近真相的版本呢?再者,我自小生活在香港,接受香港教育,已經分不到哪一些叫「中國人」、哪一些叫「香港人」,所以我想,如果我有機會,或者也可以留下一些信息,將來的人可以看另一些人怎樣說香港,也可以看我怎樣說香港,眾聲喧譁,沒有問題的。

本來共有二十二次訪談,這兩本書刊載了不到兩成。最初我有話要說,又有人願意聽,可是出書就要選擇,結果跟我的初衷略顯不同;我甚麼都想說,但書本有篇幅限制,不可能甚麼都寫,於是最後變成了上、下兩冊。

生於斯、長於斯 動情於斯

虛:香港為甚麼讓你如此動情?

小:愛一樣東西是很難用幾句說話來交代的。我今年已經七十九歲了,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沒受過甚麼不必要的苦楚,反而得到很多好處。我在這裡接受教育,懂得獨立思考,可以自由地讀很多書,生活得很安穩,這些我都是感恩的。對於一個長我育我的地方,我覺得我應該回饋她,而回饋她的方法就是去愛她。當然她還有很多缺點,但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也會容忍其缺點,或是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她洗去這些污點。我不知道是否做得到,但我愈來愈覺得,如果有能力的話,盡力而為,想辦法做些幫助她的事。

我很幸福,在香港左右兩邊的說法都能讀到;我最怕政治,但要研究上世紀二十年代至今的香港文化現象,你就不應該有政治潔癖、不應該恐懼,因為你沒有辦法避過不看。在此前提下,在香港生活就有好處,同一天能讀到左派報紙,《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然後與《香港時報》一對讀,你就看到所謂中立其實都不是中立,《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又一起來對讀,你就學習得到,同一件事,誰是誰非。此其一,其二在香港我可以去搜集舊資料。內地現在的管制很嚴,很多東西都看不到,但早期我買到南方局的資料記錄,周恩來下面執行者就是廖承志,下面還有個來香港管統戰和報紙的羅孚……

虛:小思老師在口述歷史這方面貫徹得很好,做了很多口述歷史的工作,例如這本訪談錄,之前出版的《香港文化眾聲道》,以至訪談古蒼梧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等,都強調交流及對話,這種事近年已經變得很難,我們都不是太懂了。那麼,小思老師為甚麼傾向口述史的形式?我們常說「著書立說」,文人一般較重「寫」,但小思老師卻從事了很多關於口語、口述,以及對話、記錄的工作,為甚麼會選用這種方法?

小:其實口述歷史不是現在才流行的,很早以前,例如胡適跟唐德剛,他們花了幾年時間一起生活,同起同臥訪問彼此。書寫需要深思熟慮,從中可以有很多偽裝,但口述的過程有個特點,如果你是個善問的人,可以「撬」到很多東西出來。這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你做訪問跟人談話,其實你應該知得多而說得少。

我和熊志琴三訪羅卡,第一次的時候我當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聽他講述與歷任社長的關係,講完就此別過。第二次到他訪問我,訪問結束後我們在聯合書院並排而走,他說我這樣關心社會,有沒有參與過社會運動呢?我倒過來問他又有沒有呢?他「唉」了一聲──這一聲「唉」很重要,我打算飯後追問,我問他做過甚麼,他又說多了一點,他從澳門來港,考過公務員,連崇基院長都覺得他勢在必得,誰知那時投考公務員要查三代,最後就做不成了。於是第二次訪問,他分享了如何參與社會運動。不久後,我在舊書攤買了一套雜誌,那套雜誌竟然由羅卡做編輯,編委會還有蘇守忠、阮兆輝等等,為甚麼呢?於是我們第三次訪問羅卡,問他為甚麼要做這本雜誌……所以你要做訪談,想真正「到肉」的話,需要深入。

虛︰如何做到這麼深入呢?

小︰為甚麼可以這樣深入?因為是鑽礦,向下深入的。例如我現在做葉靈鳳日記,就是他做漢奸那時期的,怎樣做呢?我做的是箋和加張詠梅的註釋,書中提到的人名我就去查,我是查那個人,不是查葉靈鳳,然後再理出一條路來,很艱難的,但細心的話一定做得到。

垃圾堆中的拾「芳」者

虛︰(訪談期間,小思老師提及章立凡發現父親章乃器四十年代在香港活動時的地址簿,小思老師認為這本地址簿,實在是文學散步的寶庫。)

小︰例如夏衍在香港住過英皇道、山林道,山林道的確住了不少左派人士。英皇道,我倒不知道。

虛︰收集舊書是否其中「不放過當下」的一種方法?

小︰我喜歡收集東西,實體的東西增值能力最好。誰想發達,馬上去收藏一個作家的手稿吧!虛擬世界衝擊實體?才不怕。所有事物,虛到盡頭還是會變成實的,你穿長裙、然後短裙,短到無可再短,還是要穿長的。這是很重要的循環。但關鍵是,你要記得。現在大家都不再記得,以前我們還記得所有朋友的電話號碼,現在連自己的都記不得了。記憶力怠惰。但要大家記得很難,所以各人就記自己喜歡的東西吧。我常常說,寫詩就寫詩,記住自己喜歡的詩,生命中有了實質的東西,再做研究就寫詩史。年輕人為甚麼分辨得到五月天成員、甚至是韓星樣子呢?因為他們愛啊!我就覺得個個差不多。我收集舊書,本本都有個性、特點,我記得,就是因為我愛。

虛︰你是從垃圾堆中搶救歷史的。

小︰對,我真的是從垃圾站搶救了一堆珍貴東西。話說有一年的有一天,我行過我家附近的垃圾站,見到一個大紙箱,因為我也是用紙箱搬運書的,所以一見到大紙箱我就過去看看啦。一看就看到一大疊金庸最早期的薄冊武俠小說,再翻下去,嘩!舊書刊多得很。估計那家人應該是一九四九年來港,在港住了一段時間,子女都開始讀書、會讀香港流行小說了,所以那裡從三十年代上海流行小說,到六、七十年代香港小說都有,我就將所有都拿回家。很多我們珍惜的東西,別人都當垃圾丟掉了,但又有不少人願意用高價買垃圾,我曾被迫用五千元買了本香港淪陷時期的香港公民教科書,為甚麼?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日本人是如何洗我們腦的。

小思的反抗︰掌握當下

虛(樺)︰我想起讀書的時候,有很多反抗都沒有後果。這很重要,讓我可以一直大膽。現在的學生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反抗,很可能會有後果……

小:會有甚麼後果?

虛(樺):直接退學吧,譬如浸大「佔領語文中心」事件裡就有學生被停學了。他們要是反抗,全部都會有後果。

小:所有的反抗都會有後果的。你不知道我們的反抗,我們的反抗……也有人要被開除學籍的,五十年也有反抗的人被政府逮解出境的。我們算是軟弱的反抗。

虛︰我們如何借鑑歷史?

小︰大家都應該好好掌握當下,因為我們正活在歷史之中。你們幸運,我們從前只是「一嚿飯」,英國政府管得很好,彷彿甚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但現在呢?早上和下午已經兩個樣子,你看美國總統如何對待金正恩就知道,一時說對方是世上最壞的人,現在又好得不得了,面不改容。我們以前不會那麼快看到誰是壞人,但現在只要瞪大眼,很容易就分辨得到了。

現在從事教育工作變得很艱難,學生會問為甚麼說謊的人可以平步青雲,你叫學生不要學?他會反問你為甚麼。那要如何說服他呢?現在世事竟太多真假難分了,我們面對的困難是生活多了很多虛象:維基百科都可以改,現在不用整容了,用手機點兩下就成……現在我們的掙扎更多,但正因如此,我們知道要用力的地方多了不少。我們有時也會站不穩,怎可以怪責年輕人站不穩呢?但歷史會很有力的記住無數例證,好好讀透歷史事件,有困惑時,某些史實,會叮一聲觸動我們,尋出前路。

《虛詞‧無形》二O一八年七月九日)

小思專訪(下)︰漂泊、反抗、青春



(虛=虛詞;小=小思老師)

虛(洪)︰身為年輕人,我有一半的生命都花在網絡世界上,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緣故,總覺得自己一直在真實與虛假之間漂浮,一直在網絡世界中漂泊。

小:這是一定的過程,新舊交替,必然造成這種漂泊的感覺。因此你要尋出一條自己的路來。我寫過一篇論文,〈哪裡走?──從四個文學家的惶惑看五四知識份子的出路〉。我讀過很多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作家的尋找人生出路心聲,你看魯迅、周作人、許地山、朱自清他們,幾乎個個都在亂世中艱難尋思想出路。更多人出外漂泊過了。中國民族本來講落地生根,但偏偏在這段時間,中國人要四方漂泊。何以、至此呢?這個問題只有歷史能給我們答案。你說為甚麼要漂泊呢?三十年代的漂泊,他們是真的要周圍去「搵路」,現在的漂泊,是因為他們要離開自己的鄉土。

一樣的撕裂 不一樣的漂泊

虛:你覺得年輕一代有沒有這種想法,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

小:沒辦法,現在流行講全球化,許多年輕人以為漂泊是浪漫的。(沉吟)又或者我這樣的說法太簡單了,其實每一個時代,人們的漂泊感都不同;為甚麼漂泊?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有很多錢,我喜歡坐大郵輪去環遊世界、喝紅酒,你說這是漂泊也是可以的,但這種漂泊終究是要回去的。漂泊和流離是不同的,有家歸不得的才是流離的漂泊,那些才是慘,一定都跟政治與歷史有關。

虛:那在文學之路上,你又有沒有漂泊感?

小:我自己是沒有的,因為我很「穩陣」。實質我一直沒離開土生土長的香港。連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陷日時期,都沒離開過。虛一點說,從小媽媽就教我讀《唐詩三百首》,讀完了不需要消化,我只要記住。到有天我在杭州見到柳樹,「翠拂行人首」,便能立刻記起這句詩來。媽媽還教我中國歷史。文學路上,我很踏實。

虛︰觀察這個世代的年輕人,你會如何形容他們的精神狀態呢?

小:現在很多人表面看來都是瘋瘋癲癲的。我很明白,現實環境使他們沒有辦法平衡,也找不到我輩當年的理想人生目標。但其實年輕人總有一股生命力,所以我覺得你們同輩之間要有一種正能量氣場,互相牽引。我不可以用一個長輩的身份去影響你們,因為我們似乎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價值觀,我沒有足夠的理解和說服力。很多中學老師想帶學生來跟我見面,我知道自己沒有甚麼作用,但是我仍願意見他們,因為我想在他們身上尋找能量。那天在講座(沙田培英中學「情書像曲水一樣長」講座)見到這麼多年輕人,我很開心。你問我究竟是甚麼能量令我這麼喜歡文學,其實這種能量就是來自見見有朝氣的年輕人。我的能量是年輕人給予的,是文學給予的,並非來自我自己的。文學影響了我,我信文學也可以影響更多人。

虛:小思老師以守護傳統價值見稱,這麼多年來,會不會有一些年輕人對你表現出比較拒絕的態度呢?

小:那種拒絕是很明顯的,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們說的價值,他們不信。因此不管你是誰,他們都要挑戰,並且抗拒。這種感覺,我也習慣了。現在很多人都說九十後、OO後的不是,我回想自己年輕時,老師也常說我們「一代不如一代」,其實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困境、困惑和反叛。

「雨傘運動」之後,我最掛心的是那群參與過運動、但卻沒人知道他們名字的學生。他們穿著校服在金鐘佔領區讀書溫習,他們很乖,都很純。年輕人單純地以為甚麼事一做就有結果。有許多人為了「佔中」跟父母鬧翻了,運動過後,如何面對這種撕裂?他們不被重視,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自己做過的,他們會怎樣想?他們會否對突然結束的運動感到疑惑?有人能為他們解惑嗎?好像沒有。我惦念這群人今天的心理狀態。

我常說,我也年輕過,我知道年輕人是怎樣的,我們要原諒和包容他們;但他們沒有老過,他們罵我們,因為他們不知道前面會有甚麼,所以我會原諒他們,原諒了就舒服得多。

虛:他們的拒絕是反抗心理居多,還是漠不關心?

小:心理很複雜,不一定只有一條路。他們還沒長大,長大之後……你看小樺都變了很多。大家整天說我縱容她,問我為甚麼不罵她,我說你放心,除非是很蠢的人,到她出到社會,經歷了社會的磨煉,她必定會變、會調節自己。只要不忘初衷,這種變不是變壞,而是調節別人和自己之間的差距,調節之後,你是屈從、包容,或是運用適當策略把事做好去影響別人?這三者可能都有。若是屈從,你就沒有骨氣;但如果有人正在尋找一條路,行不通再去轉彎一下,我覺得還是不壞的。所以我常說,不要覺得別人轉軚了就是變壞,難道你駕車,明明撞到牆還不轉向嗎?只要千萬別忘初衷。

虛:有些詞語意義有點接近,但漸行漸遠又驚心動魄:轉彎/改變/墮落/腐化/失節。

小:一線之差,一墮落差不多就是失節了。當中的關鍵就得看人,人性在哪裡呢?就在道德觀、價值觀,所以這些還是要講的,我們不可以不講。我講一段說話,一百人聽,可能只有一人記得我講了甚麼,這還好啊。我們不能要求自己是一個聖人,不是當自己一出來就是光,況且這個時代已經再沒甚麼權威了。

虛︰那年輕人應否及早妥協?

小:不應該,但那也不叫妥協,尤其有些時候我們應該先保住自己的東西,你站得穩了,才能走出第一步。

虛:那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之間你有甚麼看法?

小:又是只差一點點。民族情感歪了一點點的話,會變成很恐怖的一回事。

虛:可以用一些例子來說明嗎?

小:每個人都一樣,利用這理由來做一些平時不敢做的事。例如說為民族,於是打爛日本車,表現愛國,但明天就到日本買一塊廁所板。如果我真的很愛我的民族,我就不會令她蒙污。

重新認識 不一樣的小思

虛︰小思老師有一種氣場,你的名字從前聽得多,但這次接觸過之後,覺得有種重新認識你的感覺。

小:傳聞失實。我的嚴厲名聲太重,對我來說是有阻礙的。有一次我回中大,中文系在范克廉樓擺檔賣書,我一走過去,看檔的人都走開了。後來才知道,他們暗地想跟我合照,卻為聽說我很嚴厲,不敢過來。對於一個想向大家傳播某些資訊的人來說,這很吃虧。但既然已成定局,難道要跟人說,其實我並不如此?我是在工作的時候才嚴厲,如果我遞東西給你,或者開門讓你通過,這已經不是嚴不嚴厲的問題,這是態度的問題。

虛:你如何利用時間,為何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做這麼多事情?

小:很多人都這樣問我,你們問問黃念欣便知道了。有一天她在我家做事,我和她一起在書房裡工作,突然之間我說開飯,開枱啦,就端出幾盤菜,還有湯,她對此全不知情,問我甚麼時候做的。很多學生幫我做事,有時候電話來了,我便一邊講電話、一邊又吩咐學生做事,同時做多件事,所以我的時間比其他人多。

虛:我們以為做事快,一是集中精神,一是「一心多用」(multi tasking),所以你是後者?

小:我要麼不做,要做就集中精神。我是家中最小那個,姊姊比我年長十一年,雖然大家都很疼惜我,但常常要跟爸爸工作當小助手,譬如他拎起螺絲批,我就要識看眉頭眼額,即刻找些螺絲釘出來,否則會被他責罵。他常說人有兩隻手,應該可以同時做兩件事。

虛:小思老師一早便經歷了這種挑戰,所以心思百轉,看人看到骨子裡。

小:現在的人只在乎自己,他們都不看別人,不知道別人在做甚麼。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你幫一幫人,被幫的人就有了溫馨的感覺。你習慣了為他人設想、幫助別人,令別人快樂一點,那是很好的事。

《虛詞‧無形》二O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2016年5月12日 星期四

小思著作一覽

《豐子愷漫畫選繹》


一. 《豐子愷漫畫選繹》,散文集,明川著,香港純一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版,編輯陸離,封面設計水禾田,友聯印刷廠承印,印刷者李亦良;闊14 cm,高19 cm,一八五頁,印數二千本,定價不詳,列入「純一叢書」第一種。書前有香山亞黃和孫淡寧的序,書後有作者跋,說:「這集子裏的文字,是一九七O年開始刊登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的。那時曾有一宗心願:要把豐先生的每一幅畫配上文字。就這樣,每星期一篇,寫了兩年多。後來,因事忙停頓了,想不到這一停,從此便無法再有續寫的心情。」(此書封面深藍色,另有封面黃色的版本,開本稍大,內文印刷模糊,當為盜版。)

二. 《豐子愷漫畫選繹》,散文集,明川著,香港青文書屋出版,版次: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版,一九八O年一月再版,一九八四年一月三版;編輯陸離,封面沿用初版的設計,三版校對者馬淑華、張楚勇,達道圖書印刷公司承印;闊13 cm,高18.3 cm,一八五頁,印數不詳,定價港幣十五元。書前除了原來香山亞黃和孫淡寧的序,並增收了豐一吟一九七九年九月寫於上海的〈話當年──再版代序〉,書後有原來的作者跋。

三. 《豐子愷漫畫選繹》修訂本,散文集,明川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版次:一九七六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九九一年五月香港修訂第四版第一次印刷,二OO五年三月香港修訂第四版第十一次印刷;四版編輯林道羣,洪清淇封面設計,陽光印刷製本廠承印;闊14 cm,高20.3 cm,一九三頁,印數不詳,定價港幣五十八元。書前保留了再版本的三篇序,書後除了原作者跋,增添了作者一九九一年元月寫於香江的再跋。ISBN:962-04-0917-5

四. 《人間的情懷──豐子愷漫畫選繹》修訂本,散文集,明川著,臺灣書林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版,二O一二年九月POD第二刷,封面設計者不詳,印刷者不詳,經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闊14.7 cm,高2l cm,一九三頁,印數不詳,定價新臺幣二百元。版權頁有註明:本書經香港三聯書店/博達著作代理公司授權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在臺灣地區出版發行,內容悉如香港三聯版。ISBN:957-586-227-9

五. 《豐子愷漫畫選繹》,散文集,明川著,北京海豚出版社二O一二年二月初版,總發行人俞曉羣,責編李忠孝、趙星,美術編輯吳光前,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承印;闊14 cm,高20 cm,一九三頁,印數不詳,定價人民二十五元。扉頁〈出版說明〉云:「《豐子愷漫畫選繹》一書於一九七六年由香港純一出版為出版,後經多次修訂。現據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九年第四版出版中文簡體字版,以饗讀者。」內容亦悉如三聯版。ISBN:978-7-5110-0491-8

六. 《豐子愷漫畫選繹》修訂本,散文集,明川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版次:一九七六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九九一年五月香港修訂第四版第一次印刷,二O一六年四月香港修訂第五第一次印刷,五版編輯張艷玲,內文設計洪清淇,封面設計吳冠曼;闊14 cm,高20.3 cm,一九六頁,印數不詳,定價港幣七十八元。書後增添了作者寫於二O一六年四月六日的〈三跋〉。ISBN:978-962-04-3622-2。

《路上談》


一. 《路上談》,散文集,小思著,香港純一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版,封面設計水禾田,更生印務公司承印;闊13 cm,高18.5 cm,二五七頁,印數二千本,定價港幣十二元,列入「純一叢書」第七種。

二. 《路上談》,散文集,小思著,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二年四月初版,一九八三年七月四版,封面攝影:周仲年,山邊公司發行,藝城印刷公司承印;闊12.7 cm,高18.5 cm,一二三頁,印數不詳,定價港幣八元,列入「擷芳書列」。書末有「編後記」,云:「《路上談》原書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由純一出版社印行。現蒙作家小思同意,交由《擷芳書列》編選及重排。現《擷芳書列》把原書分成兩冊出版,一冊沿用《路上談》的書名,將原書第一輯及第四輯大部份篇章輯錄在這一冊裏;然後再將『日影行』及『蟬白』部份輯成另冊。」

三. 《日影行》,散文集,小思著,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二年八月初版,封面設計不詳,山邊公司發行,藝城印刷公司承印;闊12.7 cm,高18.5 cm,一二三頁,印數不詳,定價不詳,列入「擷芳書列」。

《承教小記》


一. 《承教小記》,散文集,小思著,香港明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初版,封面題字馮康侯、篆刻,年豐排字植字公司承印;闊13 cm,高18.5 cm,二OO頁,印數不詳,定價不詳。

二. 《承教小記》,散文集,小思著,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六年二月增訂版,封面設計劉世仁,藝城印刷公司承印;闊13 cm,高18.5 cm,二一九頁,印數不詳,定價港幣十八元。書末附有黃繼持的〈試談小思──以《承教小記》為主〉;扉頁有作者簡介,云:「小思,原名盧瑋鑾,另有筆名明川、盧颿,原籍廣東番禺,在香港出生。一九六四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翌年入羅富國師範學院進修,獲教育文憑。一九七三年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國文學。一九八一年,以『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之論文獲碩士銜。小思曾任多家中學中文教師,一九七八年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中文大學,現任中文系講師……。」ISBN:962-288-018-5。

三. 《一生承教》,散文集,小思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二OO七年十月初版,責編舒非,裝幀設計陸智昌,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闊14.5 cm,高21 cm,二六O頁,印數不詳,定價港幣五十八元。按:此書出版前曾在《信報》讀到舒非的文章,說《承教小記》原打算轉交三聯重印,但由於華漢不肯轉讓版權(至二O一二年一月為止已印了三十三版),小思和舒非祗好重新編訂一本新書出版。全書共分三輯:〈承教小記〉(有部份文章來自華漢版《承教小記》)、〈這樣日本〉和〈舊時衣冠〉。開首比舊版多了兩幀與唐君毅夫婦的合照,接着是作者簡介,跟華漢版大致相同,祗在「一九七九年起任教於中文大學,現任中文系講師」之後,多了一句:「現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然後就是黃繼持的〈試談小思──以《承教小記》為主〉。書末有舒非的〈小思和《一生承教》(代後記)〉。ISBN:976-8-962-04-2656-8。

2016年5月8日 星期日

終身成就獎──盧瑋鑾(小思)傳承本地文學及文化


「終身成就獎」得主盧瑋鑾教授(小思)

盧瑋鑾教授,香港文學研究工作者、教育家,筆名「小思」、「明川」。曾於多間中學任教及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當研究員。1978年起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至2002年退休。榮休後先後義務擔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及顧問。曾獲香港教育學院「傑出教育家獎」(2003)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傑出藝術貢獻獎」(2009)。

文學資料悉數捐贈中大圖書館

小思多年來整理和出版多部香港文學及文化資料結集,包括《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1987)、《香港文學散步》(1991)和《香港文化眾聲道》(2014)等;亦出版散文集如《香港家書》(2002)、《一生承教》(2007)及《一瓦之緣》(2016)等。

2002年,她將香港文學資料檔案、文獻、書刊悉數捐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先後創建「香港文學特藏」、「香港文學資料庫」,供研究香港文學和文化之用。

小思不愛別人稱她為作家或教授,但她為傳承和發展香港文學的付出,是毋庸置疑的。五十多年來,她默默在舊書堆中尋找蛛絲馬跡,並把資料分門別類,甚至結集出版,為的除了是求知求真外,還有就是讓香港文學和文化得以承傳。

無私奉獻 為香港文學存照

「其實資料庫中除了文學資料外,還有很多有關香港文化的資料,可反映整個香港社會的步伐和發展。我常常強調,研究香港文學不一定只寫博士或碩士論文,也不是人人要去當學者做研究,就算是玩票性質亦無妨,因為玩下去你就會『中計』,好奇心會驅使你去發掘更多真相。收集這些東西不是我的專利,而是人人也可以做得到的。」現時,「香港文學資料庫」的網頁平均每年有450萬點擊率,小思的心血並沒白費。

雖然小思的文學資料已全數捐出,但退休後的她並沒有停下來,即使沒有助手及資助,卻更用勁繼續整理海量的資料,為香港文學存照。這十多年來,小思埋首撰寫香港文學的口述歷史,訪問對象是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有些已整理好並結集成書,包括與熊志琴博士合編的《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一冊)和《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 — 古兆申訪談錄》。在她的計劃中,最少還有幾冊有關口述歷史的書要出版,包括最逼切要完成的《香港文化眾聲道》(第二冊),還有和鄭樹森教授合編,有關香港作家在日佔時期的一些文章,以及為葉靈鳳的日記註釋。

致力文化傳承 永不言休

小思還有一個龐大的項目,並希望有生之年能夠展開。「我希望可以整理一些關於改革開放時期,香港與中國在文化交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這些故事鮮有人會注意到,因此我必須盡力去完成這些工作。」

小思畢生致力於教育、研究、書寫與保存,為本地文學、文化的傳承默默作出貢獻,永不言休。其堅毅的精神,令人敬佩。


(左起)「傑出藝術貢獻獎」得主黎海寧、頒獎嘉賓著名作家劉以鬯教授及太太、「終身成就獎」得主盧瑋鑾教授(小思)、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博士、「傑出藝術貢獻獎」得主阮兆輝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副主席殷巧兒。

盧瑋鑾教授與劉以鬯及蕭乾1987年的合照。

小思於2011年獲頒中大榮譽院士。(相片提供: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信報二O一六年四月廿六日)

2015年12月31日 星期四

許定銘: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

【專輯:香港文學的收集與編彙】
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

許定銘

憑甚麼為香港文學寫發現「綠洲」史?

「沙漠中有綠洲」,寫下這幾個字我停了筆,後面應該用問號還是感嘆號?我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多年,一直感受到一般社會大眾都把香港視為「文化沙漠」,甚至有不少人認為香港是沒有文化的,更何談「文學」?作為一個熱愛文學的文化人,我常為此感到悲哀!

我是反對「香港沒有文學」這種說法的。我認為「沙漠中有綠洲」應該用感嘆號,因為任何一個沙漠都應該會有綠洲,它未被發現前,旅人總是感到失落、悲哀、沮喪,一旦在茫茫的黃海中發現了綠洲,自然驚喜而慨歎。被稱為「 文化沙漠」、「沒有文學」的香港,其實是有文學的,只是「香港文學」一直埋在突飛猛進的商業環境背後,未被發掘及呈現出來而已。

香港這塊未被發現的文學綠洲,是在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1997後香港會回歸中國起,才被內地學人重視的,大量有關香港的書籍湧現,連「沙漠」的新文學史也陸續出現了好幾種。

一向不被重視的「香港文學」,連本地學術界也資料嚴重不足而不敢動筆修史,那麼,遠在內地的學者是憑甚麼資料寫成「香港新文學史」的呢?

我把那些倉促成書的文學史仔細地翻閱後,發現大部份內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夠全面,它們多以一九四九年後作為起點,事實上,香港一九四九年以前,新文學運動已非常蓬勃,五四新文學運動很快已傳到南方這蕞爾小島,一九二O年代侶倫與好友等組文學團體「島上社」,文學期刊《島上》、《伴侶》、《紅豆》等的出現,即是最好的證明。寫香港新文學史,以一九四九年開始,是絕對不理想的。至於寫到哪一年,以一九九七、二OOO或更後作終結,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我說有些內地學人編的香港新文學史不夠全面,不是胡言亂語,據知情人事告訴我,某些內地學人來到香港,躲到大學圖書館去,苦苦埋首幾個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學史就面世了。這等於一名廚師走進人家的廚房裏,見到甚麼就煮甚麼,即使廚師廚藝了得,也會因材料普通而煮不出佳餚美食,何况我們希望見到的是級數超群的盛宴名菜?更何況他們完全不知道,過去幾十年,知名學院中的學人大多輕視新文學、流行文學,圖書館內的藏品相當貧乏,可能連真實情況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資料如此貧乏,怎能寫出與事實接近的文學史?

砌作殿堂基石的造磚者

有見及此,一些有識的學者們早在一九七O年代已開始搜集資料,希望憑個人的能力將原始史料收集,即使自己沒時間使用,亦希望為後來者鋪路,讓他們能有所依從。此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瑋鑾(小思)教授,她是最早有目的地搜尋香港新文學史料的創墾者。一九七O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文史哲新舊書的二樓書店,「三益」就開在馬路的另一面,日日有新的舊書到,我一日跑兩次,專收集一九三O年代的新文學創作及香港新文學舊書。那時候,小思常來,每有香港新文學作品及史料之類,她一律不計價錢盡收,買得好書不少,我印象中較深刻的,是劉以鬯的長篇小說《圍牆》(香港海濱圖書公司,1964) 和馬蔭隱的詩集《旗號》(香港生活書店總經銷,1948),這兩本書相當罕見,此後的三、四十年,我從未在舊書店中見過第二册,倒是在舊書拍賣會中見過一次《圍牆》,拍賣價在五百元以上;在全國性的拍賣會上見過《旗號》,價在千元以上,亦迅即為人搶去。

經數十年之努力,小思的搶救香港新文學史料工作已告一段落,退休前把搜集所得盡捐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供後來者使用,實在難得!小思自稱為「造磚者」,意思是她搜尋生涯所得,只是造成了一塊塊紅磚,期望後來者利用這些磚塊建成香港文學的殿堂,因她明白到如此艱巨的工作,決不是個人三幾十年間可完成的大業,必需代代相傳才可有所成就,如此胸襟,令人佩服!

事實上,小思在搜尋資料造磚的同時,她已在利用那些資料默默地砌作,與鄭樹森、黃繼持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天地圖書,2000),指導學生們編的「舊夢須記系列」:《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醒世懵言──懵人日記選》……,和近年正埋首努力的《香港文化眾聲道》等,已是有系統的實實在在史料,她不單單是在造磚,而是在籌建殿堂的雛型了。


除了小思,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也是很早就開始收集香港文學史料的有心人,一九七O年代我逛三益舊書店的日子,也常見他埋在書堆裏苦苦翻尋,他搜尋的主要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香港文化報刊,那些珍貴的史料其後就存在館內,而他自己則利用所得,寫成了《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和《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2013),都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也斯在嶺南大學主政時期,也曾用心為學校圖書館專心搜尋過香港新文學史料,可惜他開始得太遲,好書多已為愛書人藏諸高閣,收穫似乎不大,我未見過藏品,不敢斷言,估計會比「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和孔安道圖書館遜色。

還有不能不提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圖書庫,此館在中環大會堂時期我常去,安坐館内一本一本借讀,不能帶走,雖不「過瘾」,卻是好過無得讀。當年我覺得它是中國一九三O年代的珍本遠遠多於一九四九年後的港版作品,其後搬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後,似乎很難借閱珍本,我近年有幸進「恆温藏書庫」內參觀過一次,見一九四九年後的史料增加了很多,印象深刻的是有不少徐速的藏書,估計有些文化人逝世後,有心人士會搜得他們的藏書捐到這裏,若如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書庫應是一處深不見底的珍本寶藏,只是不易得進,引以為憾!

以上所述全是圖書館內所藏的史料,如果你有條件,便可隨時使用。至於私藏的又如何?


私人藏書是無法估計的,就筆者多年來的觀察,林冠中、鄭明仁、吳萱人、馬吉、黃仲鳴、許定銘等人,手上所藏香港新文學史料應該不少,此中林冠中搜集香港舊書多年,曾接受報刊訪問,家居九成被書佔據,全屋只有小走廊作通道可供人走動,完全無法作其他活動,後來索性在外間買了另一層樓,才能安置藏書,據說他所藏全與香港文學有關,相當可觀。退休報界老總鄭明仁搜集與香港有關的史料是近五六年間的事,重點在文化與報業有關者,尤其喜藏簽名本,所藏必需用一層近千呎的樓宇來安置,他接受訪問時的標題是〈你講得出的作家,我都有簽名本〉,人站在書堆中,滿足且陶醉,認真不簡單!吳萱人的藏書有多少?藏在哪?沒有人知道!我只知道每次當我寫有關香港文學的文章遇到困難,問他有沒有某某的書時,他總可以在三幾天內把書借我,以解燃眉之急,尤其所藏一九六O年代香港文社及當年文藝青年的著述及創作,數量應無人能及,單看他兩本有關文社史料的著述:《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和《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藏書可見一斑。近年在網台上崛起的馬吉,是香港藏書界突然冒起的異軍,據說他特別愛藏詩集,在拍賣會上數千塊搶罕見的詩集簡直似狂風掃落葉,而他網站上的「香港文化資料庫」上所刊有關史料甚具實用價值。

從一九六O年代文社運動湧出來的教授作家黃仲鳴,在香港報界打滾數十年,由編新聞做到老總,對香港報紙上非文非白的奇趣文體有濃厚興趣,一早着手收集與此有關的報刊及單行本並專心鑽研,其博士論著《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作家協會,2002)及其後的《一個讀者的審查報告》(香港大文出版社,2009),都是論說香港俗文學的專著,近年更編了《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成績斐然,全是得力於早年已開始搜集罕見舊書的成果。本來最有機會搜集大量新文學史料的,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二都在開書店的許定銘,可惜他早年的藏書重點只放在台灣現代文學及中國一九三O年代的文學作品上,他總覺得:人既然在港,不怕收不到香港文學,還是專注較遠一些的好。絕對想不到的是一紙中英聯合聲明後,內地學人及世界各地學者紛紛來港搶購此地的文學書,轉瞬間書價突飛猛進,甚至缺貨。到公元二千年他從海外歸來,一頭栽進舊書拍賣會去搶貨,經已為時頗晚,收穫微薄了,可幸他還有點門路,又肯北京、上海的飛來飛去,多年來也薄有斬穫,憑藏書寫了《愛書人手記》(香港天地圖書,2008)及《舊書刊摭拾》(香港天地圖書,2011),收集不少與香港文學有關史料,發表了幾百篇還未結集的書影配圖短文,也算造了兩三塊磚。


除了以上的搜書者、藏書客,近年研究香港新文學的學人也不少,碩果累累,如:

張詠梅的《北窗下呢喃的燕語:力匡作品漫談》(香港自印本,1997)
陳智德的《三四O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2004)
關夢南的《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1922-2000)》(香港風雅出版社,2006)
劉麗北的《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天地圖書,2010)
關夢南的《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香港風雅出版社,2013)
李洛霞和關夢南合編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香港風雅出版社,2013)
陳智德的《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這些具深度的研究,都是很有份量的「磚」,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實用資料。上面寫的這些書人書事,羅列了不少有關文學書籍,目的在指出「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要建成香港文學的殿堂,要編寫出有水平的香港新文學史,必需要有一群人默默埋首造磚、組磚,最後才可由建築師領導一塊一塊的砌上去,才能見到成果。還特别指出一點:香港政治及經濟地位特殊,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地的學者及圖書館均可前來搜尋有關著作及史料,有很多珍品早已散到全球各地的角落去了,如果有人現在才開始搜尋史料,恐怕早已錯過了最後列車,我有個奇異的想法:若能把上面提及的藏書庫及愛書人的書集中一起,組成一座史料館,肯定容易成事,只是誰有這樣的能力呢?

編寫香港文學百年史的鉅著

經過多年的努力,最近這兩年終於出現了由孫立川博士主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和陳國球、陳智德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這麼大部頭且有系統的書系出現,有人肯資助這麼巨大的出版計劃,真是香港文學界的盛事。

「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預計出版約二十種,入選的作家有劉以鬯、羅孚、曹聚仁、葉靈鳳、侶倫、黃谷柳、高旅、也斯、董啟章、崑南……,希望老中青、左中右等作家均包含在内。每人選本二十多萬字的選集,讓愛好文學的讀者可一次過讀到同一作者的代表作,同時也可方便研究者用選本去初步了解作者,進而深入探討,免卻左鑽右探都無法讀到同一作者的大量作品而苦惱。

不過,想要動筆寫香港新文學史,單單讀那二三十個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了?這簡直是笑話!

我以為:要寫香港新文學史,最理想的年代應該由一九一九寫到一九九七,期間涉及近八十年的史實,以此寫一套文學史,似乎年代跨得太長了,不妨把它劃分成三個時期:  

上編:由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中編:由一九五O至一九七九
下編:由一九八O至一九九七

如此劃分自有根據:上編寫的是新文學運動開始至香港社會大改變的前期,這參考了《中國新文學史》的現代時期編法;中編寫的是大量文化人南下香港,使文壇產生左右對壘及一九七O年代的昇平進展;下編寫中英聯合聲明出現前到香港回歸的文壇變化。如果有人覺得還不夠全面,不妨再補上一九九七以後的補編,那就是「香港新文學的百年史」了!

要編寫的時間那麼長,香港文壇上出現有份量的作家怎會只有二三十人?我們期待着可作為重要參考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能一輯一輯地出版下去,起碼要超過一百人才有所憑據。

「文學大系」一向都是編寫文學史的重要依據,陳國球、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出版,顯示香港文學已可進入編史的階段了,雖然它只涉及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間,亦即是本文提到的「上編」時期,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上編出現了,中編及下編自然會很快冒出來。說不定不久的將來,《香港文學大系》的第二輯、第三輯亦會陸續出現呢!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採取趙家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型式,卻在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史料等卷以外,加上了《舊體文學卷》、《通俗文學卷》和《兒童文學卷》,此中最具創意的是《通俗文學卷》,黃仲鳴在卷內導言中把言情、武俠、社會、偵探、科幻、粤謳、天空小說……等流行於民間的通俗作品,均視之為「俗文學」,亦即是文學之一種,卷內收入大量罕見的創作,此舉前無古人,甚合我意。一直以來,流行作品算不算文學是香港文學界爭論的重點議題,如今《通俗文學卷》在《香港文學大系》中出現,正好肯定了:通俗作品也是文學。

很久以前有一次跟司馬長風討論新詩,他的意見是:新詩不一定分行,寫得好的散文就是詩。以此引論,寫得好的流行作品就是文學作品了,僅為小眾接受的嚴肅作品被收入文學史,受大眾歡迎的武俠、言情、驚險、歷奇作品為什麼不能入文學史?我樂見金庸、梁羽生、三蘇、倪匡、亦舒……等的流行作品將在香港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位置!

時至今日,我們已有了無數具份量、有深度的「磚」,也有了「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和《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處蓬蓬勃勃,充滿生機的文化綠洲,屬於我們自己編的文學史的出現,指日可待!

──2015年10月

作者簡介



許定銘在本地從事教育工作40年,開書店20年,畢生與書結緣: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集於一身。

編者按

編彙《香港文學大系》的出版是香港文學劃時代的事件,為香港文學修史奠下的基石。本專輯配合香港文學評論學最近辦「香港文學有故事」系列講座,探討香港文學史料收集與編彙的重要與成果。第一篇由著名藏書家許定銘縷述本地文學文獻的蒐集者的成績和貢獻,一洗大眾以為香港無文學的偏誤。題目為編者所加。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2015年12月16日 星期三

許定銘:我和舊書的故事

馬吉按:在盧瑋鑾(小思)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於二OO一年七月成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小思並義務出任該中心主任、顧問。小思二OO二年於中大退休後,將個人有關香港文化的收藏包括早期書刊、歷年蒐集的作家資料檔案等,悉數捐贈中心,並協助中心於二OO二年十二月建立「香港文學特藏」,「把資料公開,以備作『公器』之用」。中大圖書館二OO四年着手將「香港文學檔案」電子化,超過一年才完成。為了慶祝,該館於二OO五年六月十七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中國現代作家簽名本展覽」,還在十八日辦了兩場講座,分別邀請了兩位藏書家,即上海的陳子善和香港的許定銘主講。許的講題為《我和舊書的故事》,現徵得許生同意,首次在本網公開發表,謹此致謝。

當年發言

民國版舊新文學書

今天跟大家談「我和舊書的故事」,最要緊的是先讓大家認識「我」,和明白我口中的「舊書」指的是甚麼?

「我」非常簡單,「愛書人」三字已概括了。不過,我之「愛書」可能和一般愛書人稍有不同:我愛書,先是讀書,繼而買書,後來因怕被書「迫死」、「壓死」,最終要開書店賣書!至今,我的愛書歷史近50年,而與舊書的關係至為融洽,結緣也超過40年。

所謂舊書,廣義來說,即是:別人曾用過的書。但在我們這個圈子中所指的舊書,卻是「絕版舊書」,而不是普通的舊書。至於書要經過多久才能被決定為有收藏價值的「絕版舊書」呢?這個範圍則有不同的說法,有些人認為:書只要不再出版,絕版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便有收藏的價值;也有些人認為:書必定要經過「改朝換代」,起碼有一百幾十年的歷史,才值得收藏。我則認為:書有25年以上的絕版歷史,便值得收藏了。因為25年足可視為新一代人,書缺了一代人那麼久沒面世,而又被人重視的留下來,足見在某些人心中,它是一件值得保存的東西,應該有收藏的價值了!

但,今次我把範圍更縮窄一點,跟大家談的是1919-1949期間的文學書,行內稱這類書為「民國版舊新文學書」。

國內版舊書收藏現狀




在談我和民國版舊新文學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收藏範圍在國內的收藏現狀。收藏民國版舊書,如今在國內已湧現成一股熱潮,極受收藏者重視。在北京、上海及國內的大城市,自1990年代起經常都有書的拍賣會,民國版舊書的拍賣價可說是突飛猛進,動輒拍到幾千塊一本,價錢直逼明清版古書。民國版舊書不單受拍賣會重視,如果你喜歡上網,你可以到舊書的網站(孔夫子舊書網),瀏覽這類舊書的書目及書衣,甚至可以試試網上拍賣的滋味,很可能還會買到心頭好。你還可以讀讀石家莊出版的《舊書信息報》(後改名《藏書報》)。在那裏,你可以看到有關舊書的書評,各地買賣舊書的資訊,甚至可看到舊書商們按書目標售的各類舊書,有興趣的話,不妨也試試郵購。此外,一些圖文並茂的名家書話集,幾乎變成收藏指南,很多時一面世,即為舊書業者搜購,迅即絕版!

我怎樣和舊書結緣

我六十年代初涉足文壇,先是敲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後來受朋友影響,介紹我讀施蟄存的《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之後又讀了端木蕻良,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我的淘書史起步甚遲,大概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吧,最初只知道去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也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是書業的老前輩,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以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

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

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賣剩的,他會很快搬到對面二樓的貨倉,他的貨倉約一千呎左右,雖然也是亂擺,但比何老大的書山整齊得多。康記熟客多,個個識貨,流到貨倉的,肯定已是二三流貨式。那貨倉我也去過一次,無收穫,應酬式的買一兩扎。

我說康記書便宜,舉過例:五十年代國內版的《文藝報》,原價好像是二、三角,當時他賣三至五元,若轉手到其他識貨的舊書店要八至十五元,做外埠圖書館生意書店的報價,一般是十五元(美鈔),價錢差距驚人。至於單本進貨,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我只花了十元,其他書店未見過,估計也值三十塊。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最怕是跟有學識的人買書,他們對絕版書瞭如指掌,不單知道你要甚麼書,還清楚你付得出多少。某詩人晚年以賣舊書過活,他每天總提一個布包去逛舊書店,買到了好書,會因應各愛書人的需要來訪,他賣給我的好書不少,如鷗外鷗的《鷗外詩集》(桂林:新大地,1933)、冀汸的《走夜路的人》(上海:作家書屋,1951)、杭約赫《復活的土地》,都是一流一的好書,但價錢卻很昂貴。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記憶中這些書都是每本一百塊,告訴你,當年我在旺角供一層樓,每月也不過只供四百哩!

另一個對絕版書有深入認識的,是新亞書店的蘇賡哲,他是個高明的獵手,每天都逛齊港九兩地的舊書店進貨。黃昏時分,愛書人總愛齊集到他那半邊鋪等他回來。這群人中,差不多日日出現的,是實用書局的龍先生,黃俊東和我,間中加入的是黃韶生(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末代老總)、匯文閣的老黃和神州的歐陽。每天傍晚,蘇兄總不叫大家失望,一定會抽着一兩扎書回來。龍先生是大買家,又是前輩,我們自然讓他先選,然後各取所需,非常融洽。有時我到遲了,以為新到的舊書叫人買光了,正懊惱之際,長袖善舞的蘇兄會忽地變法術般從枱底掏出幾本書來,大都是我渴望得到的文學書。蘇兄的可敬之處是不會因客人特別愛書而胡亂開價,尤其文學書,最貴的都不會超過三十,若是港版書,取價更低。他的宗旨是薄利多銷,故此,大部分好書未上架已賣完了。

除了經常性的到舊書店買書,也有突發性約買的。一次是澳門來了電話,一個當地的行家說在待拆的花園洋房裏,發現了一批民國版舊書,我中午一放學立即趕過去,在他的引領下,造訪了那座斷垣殘壁的老房子,迅速翻閱一批塵封數十年,且殘缺不全的老書。儘管如此,一個下午我還是買了好幾扎書,像回鄉客似的又拖又拉乘的士去碼頭,搬得上氣不接下氣。人家個個抽着花生糖、豬油糕等手信,我卻吃力地攬着那幾扎塵封的舊書,人人側目避開,視我如「傻佬」,但我內心的喜悅,又豈是他們能領略的!

舊書從我手中進進出出

和民國版舊書打交道30多年,你一定以為我藏了很多舊書。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沒有藏書的條件。藏書除了要有書緣,最重要的是有進書的本錢和藏書的地方。我只是個普通的上班族,有間小小的書房,已是萬幸,如何有能力藏書?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以書養書」,業餘以經營書店來支持我這個消費極高的「嗜好」。因此,很多舊書是進來了,讀過,或寫過以後,又轉到某些有能力的藏書家的書庫去了。當然,期間還是有些珍品是捨不得流出去的。

讀名家的藏書故事,常會讀到他們因戰亂而失書的悲痛,起初感受不深,因我之「失書」,不過是賣了出去,解決了某次供樓之困而已。但想不到後來竟也領略到他們的「失書之痛」:1995年,我移居海外,將120餘箱新舊藏書託運,豈料到達彼邦,竟發現少了兩箱,幾經交涉亦不得要領,最慘的是那兩箱全是舊書!試想想:兩箱移民託運書,體積近一立方米,那該有多少本?而且還不知道自己究竟失去了甚麼書,每到需要用而找不到時,才又一次重温「失書」之痛,如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確實心如刀割,難怪藏書家們失書之後悲痛欲絕,因為那是無法彌補的苦痛,那些舊書一生可能只見一次,錯失後永不再見!




我的藏書不多,但見過的書卻也不少,比如趙家璧主編的《良友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中篇創作新集》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等,是收藏者的入門書,出版至今已六七十年,不容易得見,除了其中十餘冊,我有幸差不多全見過了。那是因為這些書幾全部在上海出版,而上海與香港間頗有聯繫,49年間不少人移居時把書都帶來了,「良友」甚至改到本港出版,自然也運來不少書,這是香港藏書家的幸運之處。

珍貴的舊書

但有些書是難得一見的,舉個例子:40年代我國文化南移,有文化城之稱的桂林曾出過很多好書,但因為那時候的印刷條件不好,大部分用土紙印,印量少加上土紙難以保存,能在四五十年後流傳到香港的,實在少之又少。譬如我的那本《鷗外詩集》,就是1944年的桂林新大地版,1970年代買到時,已被蟲蝕得千瘡百孔,可幸的是還可閱讀。1987年鷗外鷗應邀到香港參加「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時,他就親口告訴過我他也沒有,還在我那本的書名頁上簽名留念,實在難得!


鷗外和我


另外我有一本彭燕郊的《第一次愛》(桂林:山水出版社,1946),也是桂林版,保存得很好。我去年寫了篇《彭燕郊的〈第一次愛〉》,託內地的朋友轉寄彭燕郊,彭詩人寫了封回應的信,說他也沒有這本書,還說連北京專寫書話的大藏書家姜德明也沒有,後來我覺得這本書已讀過、寫過了,再存在我這邊沒多大用,就把它送給彭燕郊,讓他享受分別近60年「人書合一」的樂趣。

除了桂林版,40年代後期的書也是比較少見的,因為那時候物價飛漲,書印了一版賣光後,收回來的錢還不夠買紙,更別說印第二版的印刷費了。故此,那年代的書是比較難得的,但你一找到,大部分都是初版本,十分珍貴,如我藏的許欽文的《風箏》(上海:懐正文化社,1948)便是。


從哪種角度欣賞這種舊書

毛邊本



收藏民國版新文學書,一般人都注重初版本、毛邊本和簽名本。初版本的收藏價值在於其「雛型」,能夠反映出作者的第一意念,再版和以後的版本,很多時都會作出改動,研究者追尋版本的改變,往往能探索得作者的喜好和思想的改變,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專研課題。至於毛邊本,我覺得只是愛書人和藏書家們特意製造的「小玩意」,對研究者來說,反沒有實際的價值,我藏有周作人的《談虎集》(1934)、劉大白的《渺茫的西南風》(1931)和魯迅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1929),都是毛邊本,大家會注意到他們都是20和30年代的產品,以為只是那個年代才流行的玩意,其實並非如此,請看以下的例子:陳子善的《發現的愉悅》(2004)、謝其章的《創刊號剪影》(2004),甚至南京的《開卷》雜誌(2005),一樣都有毛邊本呢!




簽名本


至於簽名本,最普通的是沒有上款,只有作者簽名的出售簽名本;比較有價值的是簽名題贈本,這種書有時候還反映出作者和受書人的關係,是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較為難得的是幾個人合著一本書,分別都簽上名,送給他們共同的友人的。在一本書中能找到一群作家的簽名,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就曾經有過一本這樣的簽名本,可惜已失去。我手上的這本《九葉集》(江蘇:江蘇人民,1981),是九葉派九位詩人送給《詩網絡》主編王偉明的合集,但書名頁上卻只有6個簽名,此中穆旦早逝,唐湜和唐祈卻因居住城市偏遠,未能及時簽上,可見一本合集要所有作者都簽上名,不是件容易的事。另外這本《小鬼鳳兒》(上海:新群1949),是聶紺弩的第一個劇本,其有趣之處是同時送給三個人的,哪是在甚麼情況下送出的?該歸誰保存呢?



也有些簽名本不是由作者本人送出的,我藏有吳組緗的《山洪》,在扉頁簽名送人的,不是吳組緗,竟是曹辛之(詩人杭約赫),原來他是本書封面的設計者和發行人,這種簽名本是較少見的。還有些書原本是沒有簽名的,書主在若干年後認識了作者,請他題簽的,我的《鷗外詩集》,就是書出版後40多年才簽上的;我有一本謝青(台灣詩人)《春天的港》(台北:新詩週刊,1953),更是52年後的今天才簽上不久的。這些簽名本,作者有時會寫上幾句話,那就更加珍貴了!


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


我個人喜歡收藏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透過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你會發現它們的內容會略有出入。比如蕭紅的《曠野的呼喊》,我有1940年重慶上海雜誌版,和1946年上海雜誌版兩種版本,此兩版封面不同,內容亦略有增删──前者收七個短篇,後一種則删去第一篇《黃河》,只剩下六篇。對研究者來說,含七個短篇和六個短篇的同一本書,應有其研究價值。

葉永蓁的長篇小說《小小十年》,我見過1929年上海春潮書局和1933年生活書店兩種不同版本。前者為上下冊的初版,後者則為一冊過,而且後面還多了篇〈後記之後〉,並更換增加了不少插圖。


本港作家望雲的散文集《星下談》,我也見過兩種:一種是封面設計優雅的正版本,1949年7月由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32開本,才80頁;另一種則是封面庸俗,內文為適應紙張開度而胡亂删減至64頁的「疑翻印本」。


舉了三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到版本研究的重要,而這也正是舊書受藏書家重視的原因之一。

前任書主的留言


除了比較版本,我也很愛讀前任書主在書內的留言。碧野在戰時寫過一篇小說叫〈烏蘭不浪的夜祭〉,後來收進小說集《三次遺囑》(新新出版社,1947)中,我有幸買到這本書,還讀到前任書主「光仁」1948年在書後留給女友「愛蓮」的留言:

像搜羅古董的,我今天又找到了它,也許算是奇迹。還是用童年的心境再三讀過它,在往昔,我讀過它──烏蘭不浪的夜祭──千百次,可是,每次都像初讀它時的感動。

〈烏蘭不浪的夜祭〉,發表於民國三十年,首刊於《文學月報》,那時,在重慶、在昆明、在桂林、在曲江……千萬人為它轟動,騷動了整個文壇,作者碧野,隨之成名,此篇亦為他的代表作……

此書出於1947年,到1948年已要像搜羅古董般才能買到,暢銷固然是原因之一,亦可見其在戰況紛亂的年代裏留存甚少,同時亦可証明40年代後期的書是很難找的。

我藏的《小小十年》書後,也有一段前任書主的留言:

 
我很想在讀畢之後說幾句讀後感。因為此書是一自稱革命上進的青年所作的,但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封建時代的「遺少」,並且許多地方誤解了革命,而實在又不革命;更誤解了什麼是愛情。

透過這些書後留言,往往能增加我們對該書的了解,在研究時幫助不少。前任書主這段話,或多或少亦反映了當時的人,對這位曾受魯迅提拔的國民黨軍官作家──葉永蓁底傑作的評價。

何處可買到、讀到這類舊書

在介紹過那麼多舊書後,大家可能會產生以下的疑問:

如今還能買到這些舊書嗎?

我們可在哪裏讀到這些舊書呢?


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如今舊書店已大部分為時代巨輪淘汰,剩下來的幾間,貨式較二三十年前相去甚遠,大抵已難買到甚麼好書了。不過,想買好書還是有點門路的,國內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還有不少舊書店,只要你付得起,而又有「書緣」,還是可以買到好書的。去年底我去了一趟上海,就滿載而歸的帶回來三四十本書,不過價錢很貴,平均價在150左右。我經常聽朋友說國內書貴,動輒以百千做單位,本來不甚相信,那次上海之行算是開了眼界,印象最深刻的是滕固的《迷宮》(上海:光華書局,1924),普普通通的一本小說集,姚志敏等的《書影》和張偉的《塵封的珍書異刊》都介紹過,不算罕見,你道書商開價多少?告訴你,是1800,而且無折無扣,鐵價不二,實在驚人!

不買,就讀不到嗎?

非也,非也!近的如中大圖書館,大會堂參考圖書館,都有不少這類精品,只是不能外借,你得要找時間到圖書館去慢慢「磨爛蓆」了。遠一點的有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文學藏書全國第一,你有時間、有機緣,是值得一去再去的。

至於民國版新文學私人藏書家中,藏書最豐富的,是北京的姜德明和上海的瞿永發。


姜德明(1929-)自1940年代開始收藏新文學舊書,50年代初入人民日報當編輯,至90年代以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名義退休,四十年來一直生活於北京文化人及舊書業的圈子內,藏書之多,敢說是唐弢之後第一人。他除了藏書、讀書外,熱愛寫書話,已出書話集數十冊,他的《書衣百影》(北京:三聯書店,1999)和《書衣百影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圖文並茂,資料豐富,被舊書業者奉為寶典,可用作按圖標價,甚受歡迎。

我去年八月赴京,專程探望並訪問姜老,他住在人民日報退休員工宿舍,約千呎的兩房樓層裏,雖然一屋都是書,可幸整理得井井有條,看樣子比我略多,不見得特別突出。豈料打開書柜一看,卻原來密麻麻的排了好幾層,裏裏外外隨手拎一本都是珍品,「書壇祭酒」決非浪得虛名,令人佩服!

上海的瞿永發約50歲左右,由1980年代開始收藏新文學民國版舊書,據說那時候書價還很便宜,三兩塊便能買到好書,十多二十年來竟藏得精品不少。他住在一幢三層高,每層僅三數百呎的平房裏,家具似乎只有一張床,連招呼客人的地方也欠奉,全屋只有書架、書架,還是書架,當然都藏滿了舊書。我們在香港難得找齊的趙家璧的《良友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他的說法是「幾經辛苦才從幾套中揀齊一套品相好的」,令人羡慕得牙癢癢!


瞿永發

書房一角

我問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藏館」中,值百元以上的藏書有多少?他沈吟了一會,答:「總有二、三萬本吧!」這樣的藏書量,足可媲美姜德明了。

南瞿北姜兩大藏書家的民國版新文學舊書,對愛讀這類舊書的愛書人來說,簡直是尋寶者心中的「所羅門王寶藏」!

──寫於2005年6月15日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周保松:當春風吹過

圖:區華欣

許多年過後,我再次見到小思老師,是在中文大學劉殿爵先生的追思會上。那是2010年初夏,相思開盡蟬聲初起的日子。劉先生是中文系教授,蜚聲中外的翻譯家,《道德經》、《論語》、《孟子》的企鵝圖書英譯本皆出自他的譯筆。

還記得那天,追思會結束後,我在擁擠的人群中,覓到小思的身影,趨前,怕她記不起我這個十餘年未見的學生,遂想自我介紹。誰不知老師見到我,卻馬上捉緊我雙手,說,我有留意到你的工作,你要努力。我頻頻點頭,一時不能言。人散後,室外滂沱大雨,我一個人持著傘,在校園行走,走著走著,眼淚就止不住掉下來。老師一句「留意」,讓我覺得就算天下所有人不知我,也沒所謂了。遂不能自已。

初識小思,是1992年暑假。我和《中大學生報》幾位同學,有意辦個香港文學讀書組,想聽聽她的意見,因為她是研究香港文學史最有名的教授。小思請我們去范克廉樓飲茶,還將當時仍然健在的黃繼持先生也拉了來。小思很熱情,告訴我們這本要讀那本要看,這個時期重要那個作家精彩,黃先生話倒不多,但一開口自有威嚴,小思老師對他簡直言聽計從。我後來才知道,黃先生在許多中文系同學眼中,是高山一樣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魯迅和尼采研究。

那年暑假,我們讀了侶倫、劉以鬯、西西、鍾玲玲和黃碧雲等,我甚至為劉以鬯的《酒徒》寫了一篇上萬字的評論。我從那時開始,對香港文學產生興趣,認識到這個小島不僅不是文化荒漠,而且一直活水不斷,出過許多好作家好作品。現在回想,這種不自覺培養出來的文化自信,對我影響極大,因為香港處在中西狹縫之中,非中非洋,總覺事事不如人,崇西方崇中原遂成常態。在這種大環境下,中文大學倒是異數,因為它是香港唯一一所可以使用粵語來學習的大學,直到今天仍然如是。而中大有小思這樣的老師,用純正的粵語和扎實的研究,數十年如一日教導我們要對我城的文學文化有一份溫情與敬意,甚至要主動承擔起繼往開來的責任,實在是潤物無聲地陶冶了我們的識見和心靈。 


接著下來,我修讀了老師的〈現代散文〉,當年中大口碑最好的課。小思素不喜人遲到,但我因為做慣夜貓子,十時半的課往往十一時半才入課室,同學都為我捏把汗,因為據說老師會用最嚴厲的眼神瞪著遲到者。也許我睡眼惺忪,對此倒沒多大感覺,但每次坐下沒多久就得下課,時間確是過得特別快。那門課的小組導修,由小思親自帶,在聯合書院上。我們跟著她,一篇一篇,從周作人、豐子愷讀到許地山和梁遇春。我是「問題」青年,有時下課,還會纏著老師在課室外大草坪散一會步,甚至在黃昏中陪她步行回馮景禧樓中文系。那些時光,現在回想,都是金色的。

小思是新亞人,而且恐怕是新亞書院校史上,最為堅定非入新亞不可的學生。1960年報讀大學時,小思將六個志願全部清一色填上新亞書院,因為她要做唐君毅先生的學生。唐先生是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新亞哲學系創辦人。據小思自述,她讀初中三年級時,生命陷於困頓危難之境,但在偶讀唐先生的《人生之體驗》後,大受啟發,竟「撥開雲霧,得睹天清地寧」,因此決心追隨。小思得償所願,無論是在新亞四年還是其後的人生道路,皆深受唐先生影響。

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入新亞,對於什麼是新亞精神,不甚了了,甚至還在圓形廣場寫過大字報,嘲諷那是陳舊腐朽之物。直到後來,我才漸漸明白,所謂精神,不在紙堆文物,而在活著的人身上。小思就是用她一生的言行,活出一種新亞人的格調,讓我們這些後輩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人原來可以這樣活,也值得這樣活,並明白《新亞學規》第一條所說的「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的道理。唐先生1978年逝世,小思寫了一篇很短的悼念文字,結句是「老師,請放心,您的學生願永遠承擔這種悲痛!」坦然承擔悲痛且願意永不放下,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懷?!

2002年4月19日,老師在中大上最後一課。我後來在香港電台拍的一個電視特輯中看到,那天課到尾聲,老師說:「我昨晚一夜未眠,因為我真的好喜歡教書。」語未畢,人哽咽,數十年教書生涯劃上句號。小思是作家,是學術研究員,但她最珍惜的身份,是教師。那年九月,我從英國回到中大任教,第一課也是在聯合書院上。站在講臺上,看著台下一張一張年輕的臉,我開始明白,什麼是薪火相傳。

2012年秋天,我為中大籌辦第一屆博群書節,主題是「燃起那一路的燈」。我們從校友處募得逾萬冊舊書,免費送給中大同學。小思不僅捐了書,還特別回到邵逸夫堂,和數百師生夜話,分享多年淘書心得。香港的愛書人都知道,小思堪稱書界最癡狂的「拾書者」,終年流連大大小小舊書店,搜集香港不同時期的書籍文獻,趁在一切尚未消失之前為香港文學研究保存多一點點原始資料。小思退休後,更將畢生所藏數萬件資料慨捐中文大學圖書館,成立「香港文學檔案」。她當時引用了弘一法師幾句詩來表達她的心願:「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還記得當晚夜話開始前,全場掌聲響起,小思向大家鞠躬,輕輕說了句「我回來了」,眼中有淚光。而我做夢也沒想過,二十年後,我會有機會在我的學生面前,和我的老師燈下夜談,細說種種讀書舊事。

去年10月11日,香港處於最為驚心動魄的時候,小思在《明報》副刊專欄寫下最後一篇文章,以〈浴火鳳凰〉為題,裡面說到:「我病了三個星期,沒想到會遇上令人身心俱傷的事件。在嗅覺味覺全失的病態中,方知平常習以有之的感覺失去的難受。自由,也只有失去才知道寶貴。」再後來,十二月金鐘清場後,我收到老師電郵:「清場那天,我目睹你在隊伍中,心裡百般滋味,深知你日後歷練之路長且艱難。本想立刻電郵給你,可是不知從何說起。這運動以後,香港身世已急轉彎,必須用新的方法策略應變。」

早兩星期,我打電話給老師,老師問,找我什麼事啊。我支吾了一會,說,恭喜你的書《香港文化眾聲道》得了今年的「香港書獎」啊。老師不禁失笑,說,這算得什麼啊。我掛上電話,心裡真想和她說,我的《政治的道德》也得了獎啊,而重點不在於你得了獎,也不在於我得了獎,而在於我們一起得了獎啊。

其實什麼也不用說,一如當春風吹過,萬物沐浴其中,自會生機勃勃,綠滿人間。

刊《明報周刊》第2438期,此為完整版。相片:朝雲

周保松臉書專頁二O一五年八月四日)

2014年9月6日 星期六

「友聯」的前因後果

「友聯」的前因後果
關平

由中文大學退休的盧瑋鑾教授(小思),和仍在浸會大學任教的熊志琴博士合作,投放超過十年時間,遍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收集口述歷史紀錄成書的《香港文化眾聲道》出版,確實為對該段歷史感到興趣的讀者開了眼界,讓讀者了解有關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正如書前介紹,這套書的目的是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如能成功,頗值得作者的一番苦心。

本系列的第一冊是直接訪問一家香港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友聯」機構的參與者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及戴天等當事人,聽他們親自口述當時的歷史事實,其中不少內情都是首次向外披露,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不過,聯絡「友聯」機構的當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第一代核心人物,老的老去,部分已經逝世,剩下的或遷移異國難以尋找,或拒絕接受訪問,就算願意接受訪問者,也可能因個人記憶不清,或因放不下心理包袱而語焉不詳,未有盡量透露所知。部分訪問對像,如孫述宇、胡菊人只是第二、三代「友聯」中人,並非組織核心,或如戴天,只算「友聯」之友,並非圈中人員,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友聯」的核心人物掌握一手資料,第二、三代中只有林悅恒因後來出任「友聯」要職,聽老一代懷舊覆述,才會知道較多早期的情況。能夠勉強算是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的,只得何振亞和奚會暲。

「友聯」機構的組織有其獨特之處,可能因為四、五十年代剛從內地來港,政治氣氛特別強,「友聯」仿如從事秘密活動政治團體,充滿神秘色彩,要深入了解其運作,需要如剝洋葱般逐層剝去才容易了解真相,因外面一層不可能知道內一層的運作。本書幾位受訪者都承認,友聯機構的核心是「友聯社」,成員並不公開,只是由幾個核心分子組成,卻是整個機構的決策中心,其他人員只能猜測誰是「友聯社」核心,但無從證實。向外公開的機構,有從事中國大陸資訊

(圖:60年代「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編輯和工作人員)

搜集和研究的友聯研究所,和從事出版業務,曾經出版對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的友聯出版社,但這些對外單位都不過是「友聯社」屬下的業務分枝。

本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很長,目標受訪者大多數離港,訪問確有困難。不過,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時,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如陳濯生(陳思明)、許冠三、邱然、姚拓等仍然在生,本書找不到他們接受訪問,是一大憾事。他們幾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友聯成立經過都有第一身接觸,甚至是主導角色,如果能夠接受訪問主動交代,當會有助揭開這頁歷史的隠秘。

這裡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不少都先後參與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如陳濯生、胡越(胡欣平、司馬長風)、許冠三等是「第三勢力」重要刊物《獨立評論》的編輯;徐東濱,燕雲(邱然、燕歸來、Maria Yen),余英時等是「第三勢力」刊物《自由陣線》的編輯;陳濯生是青年黨少壯派重要人物丁廷(庭)標的女婿;何振亞接受訪問時提到「友聯」所以跟提供美援的亞洲基金會接上頭,是因為何義均的關係,何義均是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濯生和何振亞的老師,跟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有關「第三勢力」早期活動的回憶,都指他是「美國駐廣州使館代辦克拉克的顧問」,第三勢力最早期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公布人員名單中,他位列政治組長。「友聯」始創時期的核心人物應該對這些人物關係和活動知之甚詳。上面提及的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對當時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目的絕對不會陌生,相信起碼沒有(像)接受訪問的何振亞、奚會暲般,連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弄不清楚。

四、五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積極組織「第三勢力」,是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活動,利用不同的美國機構和基金,接觸、組織和資助各個團體去推動「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這都已是一早披露的歷史資料。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包括扶植「第三勢力」政治團體,打算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奪統治中國的政權;組織人員去日本、菲律賓、沖繩島和塞班島接受軍事和情報訓練,派員潛入或空投大陸從事軍事破壞和特務活動;組織、資助和直接出版圖書刊物,宣揚親美反共反蔣反華宣傳又是另一項目。「友聯」的出現,其實是整體「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配合美國主導的反共反蔣反華宣傳的工作其中一環節。可能因作者盧瑋鑾和熊志琴的著眼點在香港文學和文化活動,對「第三勢力」政治活動的整體運作有所忽略。香港文學界有些老人家不時指摘某些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作品是「綠背文學」或「美元文學」,語帶不屑,指這些文學作品是拿美國資助,純粹為了聽命反共指揮棒寫成,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些指摘並非毫無根據。

前幾年何振亞在生時,我也曾經跟他談過幾次,勸他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好為四、五十年代「友聯」的活動留下第一手紀錄,他幾經考慮才下決定。我相信他猶疑的原因,正是因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的問題,他不想交代,也難釋眾疑。在本書中,何振亞和奚會暲都努力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辯護,反覆解釋「友聯」拿的美援資助只是勉強足夠維持文化活動,而且資助不帶條件,也不曉得亞洲基金會的錢來自中央情報局。言辭之間,明顯可見老一代「友聯」中人始終放不下中國知識份子包袱,對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一直耿耿於懷。

友聯的架構有如秘密組織,要瞭解實情,需要清楚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了解受訪者在這個組織內的位置,才會洞悉有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就這點來說,我認為本書的受訪者中,早期「友聯」核心人物太少,未夠深入,容易被對當時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歷史沒有認識者錯誤了解,忽視當時的幕後政治角力的重要性。更甚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借古寓今,竟然説拿美元資助沒有甚麼不妥,甚至說成拿美元有助發展本港的學術文化,完全漠視美國的情報機關為何突然大發善心,出錢去提倡發展學術文化的背後動機和策略。這些論調完全是倒果為因,為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塗脂抹粉,把他們情報工作無原則地美化。

《書與人》二O一四年八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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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若:有沒找過白垚(http://zh.wikipedia.org/wiki/白垚)呢?姚拓先生幾年前過世了。

白垚(1934年-),原名劉國堅,另有筆名劉戈、林間、苗苗等。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1949年抵港,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赴馬來亞參與友聯機構的文化事業,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月刊》多年。1950年代末鼓吹新詩再革命,為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推手,1960年代末革新《蕉風月刊》,發揚在地化的現代主義馬華文學。1981年移居美國。著有五百餘頁大書《縷雲起於綠草》(吉隆坡:大夢書房,2007),收輯其五十餘年的散文、詩和劇本創作。被稱為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的作者。

馬吉:這書裏没有訪問白垚,他《縷雲起於綠草》一書有頗多友聯的回憶: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8/01/09/c_fanmacsa_cif_ccme_semma_fcpne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