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雲

燕雲（燕歸來）終於歸去──2018年10月2日回到天主的懷抱。

燕雲本名邱然，是《兒童樂園》創辦人之一。創辦時提出每期最好有一篇兒童生活故事，那就是《小圓圓》了 ，起先的幾期還是她寫的故事呢。

燕雲更是友聯出版社的創辦人，是重要的決策者。她美麗高貴，能幹又和藹可親。

她愛國，愛民主自由，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五十年代初，燕雲和幾位流亡到香港的青年知識分子創辦友聯出版社。他們個個有理想、個個窮。燕雲寫了一本《紅旗下的大學生活》，很受注目。她又到曾美國聽證會演講。

燕雲的爸爸邱大年是北大教授，他的同事桂中樞介紹燕雲認識亞洲基金會的代表，燕雲是第一個代表友聯與亞洲基金會開會，磋商業務的代表。友聯、自由、亞洲三間出版社，都獲得亞洲基金會的資助。自始友聯便認真地展開了龐大的出版文化事業，努力不懈了四十多年，影響深遠。

後來燕雲不得已離開友聯，到德國讀得博士學位，然後在德國瑞士教書，很多人想訪問她都不得要領。

燕雲離開友聯後，亞洲基金會要求奚會暲從美國返港繼任友聯代表，直至70年代初，亞洲基金會撤出香港，終止資助。奚會暲現居三藩市，前幾天才接受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董事局主席張秉權博士有關「中國學生周報話劇團」的訪問。

60年代在香港

右一燕雲

左一女高音孫少茹

60年代在香港
款待德國哲學家伉儷
前排左起︰赫鳳如、廖冰如、燕雲、哲學家夫人、德國哲學家、陳佩琪、張浚華
後排左起︰奚會暲、徐東濱、何振亞、王健武、貟霖、李國鈞

這張照片，不知是70年代還是80年代，在德國還是瑞士。

這兩張照片，是在三藩市戚鈞傑（兒童樂園第二任社長）家裏。

（馬吉按：感謝前輩提供資料與照片。）

羅冠樵、張浚華、楊望江

2011年《兒童樂園》兩位創辦人兩位社長茶聚

左起羅冠樵（創辦人、主編）

張浚華（第三任社長、總編輯）

楊望江（創辦人、第一任社長）

（感謝張浚華前輩提供照片與資料)

張浚華親解叮噹風魔香港之源

張浚華經過戲院，看到新片《Stand By Me︰多啦A夢3D》，按捺不住激情，上前跟「舊友」叮噹、大雄、靜宜、技安與牙擦仔合照，從港產叮噹之母化身小粉絲。

多年前，《叮噹》曾流傳一個傷感之極的終極結局，說大雄原來患有自閉症，叮噹只是他幻想出來的！

傳言一出，登時議論紛紛，很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雖云叮噹如聖誕老人，從來活在虛擬世界，我們卻寧願相信，善良、可靠、萬能的叮噹，是確確實實的存活過！

林保全無聲告別，觸發一股「思叮潮」，七三年將《叮噹》帶到香港、前《兒童樂園》社長張浚華慨嘆：「之所以大家這樣難過，是悲哀一個時代、美好日子的過去。」在那個「人人期望可達到」的美好歲月，中四學生（七六年）盧子英本着一腔熱誠，冒昧赴日拜訪藤子不二雄等偶像，「在香港寫信過去，大部分日本漫畫家都有回音，很歡迎我們前來，結果也得到很熱情的款待。」

想尋獲美好，唯有跳進美夢裏。

六九年十二月，《叮噹》初見於《幼稚園》、《小學一年生》、《小學二年生》等日本兒童雜誌，七三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八九期《兒童樂園》，《叮噹》正式登陸香港，由社長張浚華引進。「《兒童樂園》創刊於五三年，當時未有同類刊物，第一任社長楊望江在東北長大，第一語言是日文，故訂了很多日本小學生雜誌如《幼稚園》、《一年生》、《二年生》等用以改編。」六三年，張浚華投身《樂園》，親身感受日本漫畫的魅力：「日本很重視兒童教育，認為應從小打好基礎，要小朋友注重衞生、禮貌。」她曾想過學習日文，令工作更為方便，「以前返夜學不會是一間學校，通常是借家庭福利會之類的教室上課，幾堂後再返教室，同學們赫然不知所終，坐着的全是盲人，此後我沒再上課。」

歷十年光景，她已熟習環境，並被委以重任。「羅冠樵（漫畫家）畫三分一，我照顧其餘三分二，仆心仆命去做；初看《叮噹》，我已經覺得好吸引，故事充滿幻想性，每個角色性格鮮明，大雄很懶、不想讀書，遇事就有叮噹出動各種法寶打救，很易惹起共鳴。」

第二任社長戚鈞傑知道張浚華不諳日語，便派「過埠新娘」周道子負責翻譯，但碰着《叮噹》，連日本人都束手無策，張浚華笑言：「她不知道怎樣翻譯『多啦夢』，又不知如何稱呼『野比太』（大雄），我叫她只譯對白便可以，反正我一直有改名，看見那個啷啷便想到『叮噹』，『野比太』是『大雄』，『靜宜』好像因為有個朋友讀靜宜女子中學，肥仔原本叫『阿廣』，後來電視版改為『技安』，『牙擦仔』叫『阿昭』，十全十美、人見人愛的好學生叫『德仔』……」為什麼牙擦仔是阿昭？「你不覺得，但凡叫阿昭的人都特別牙擦的嗎？」

一萬本兩日沽清

七三年，《叮噹》在《兒童樂園》初登場，故事叫《隱形漆》，只得四頁二十格。「很多小朋友打電話來說喜歡看《叮噹》，便開始增加頁數，最多試過八頁；當時《兒童樂園》銷量不俗，高峰期多達六萬，可是公司其他刊物蝕本，我們一直沒有人工加，羅冠樵甚至要在晚上畫外稿幫補，我便向公司提議，不如出《叮噹》單行本，既可付房租、燈油火蠟，撥十分一作花紅分給大家都好呀！」

顧名思義，首部單行本就叫《叮噹出世》（七六年），跟《兒童樂園》同售六毫，兩日間一萬本全數沽清，隨着電視播出動畫版，叮噹熱更一發不可收拾。「我弟弟是做生意的，他說，為什麼我不去將『叮噹』之名註冊？我沒有這個意識，反而當電視用同一個名，我還想，讀者不會混淆，真好啊！」單行本出版六年，一天發行公司來電，說版權已賣給一個叫林查理的人，張浚華只好叫停。「我一直有叫公司派人取版權，回覆說對方不想賣又條件多多，何以別人又拿到？後來發現，原來公司根本沒人去過（接洽）！」

慧眼有功，對獲封「港產叮噹之母」，她大感欣喜：「好榮幸，其實我本身都是叮噹迷，雖然我不太懂電腦，但出現叮噹粉絲網時，我都好想參加！香港是個需要靈活變通的社會，有沒有發覺？但凡頭腦靈活的香港人，都是叮噹迷！」

盧子英拜見大師

眾所周知，藤子不二雄曾是兩位漫畫家藤本弘（藤子••不二雄）與安孫子素雄（藤子不二雄）共用的筆名（《叮噹》由前者主筆），他倆早於七十年代已畫出彩虹，第一位登門拜訪的香港人，是動漫評論家盧子英。「我很早已喜歡日本漫畫，試過投稿到當地，拿過一些獎；七十年代飛日本不是一件平常事，我還只是一個中學生，求了家人好久，一方面看到我成績不錯，我亦為此事籌備一年，期間不斷寫信給自己心儀的漫畫家如手塚治虫、藤子不二雄等，大多都有回音，很歡迎我們去探訪。」盧子英沒有任何人事關係，純粹靠一腔熱誠搭通天地線，「當時所有雜誌都有附上地址，要寫信給漫畫家很容易。」

七六年，十六歲的他偕年幼兩歲的妹妹，一起赴日開展為期七天的英雄會。「藤子不二雄的studio在高田馬場，我攜來幾幅自己畫的太郎，他們看來很欣賞，即場叫助手影印；之後，他們介紹工作程序，共八位助手分別負責畫景、勾線等，彼此用簡單英文溝通，因曾到過中國，兩人懂講幾句中文如『謝謝』等。」兩位「藤子」很好客，問盧子英要不要喝咖啡，「我十六歲人，從未喝過咖啡，他們這麼一問，我儘管試試。」逗留大半個鐘方盡興而回。

意猶未盡，三年後他再赴日，這次同伴換上紀陶。「藤子知道我已成專業動畫師，很開心，這時我的日文有小小進步，可作有限度溝通，最難得的是回港後，我竟然收到他們全用中文所寫的致謝信！因為他們說，我的日文有進步，他們的中文也進步了，所以寫了這封信給我。」他也收過叮噹、太郎、忍者小靈精等藤子親筆畫，「我不會很緊張，主動開口叫他們畫畫給我，當時的漫畫家會預先畫好一些作為紀念品，見過幾次後開始熟落，他們會問我想得到哪些畫，通常我會要些較冷門的角色。」

在盧子英眼中，兩位漫畫家皆很健談，但興趣有所不同：「藤子不二雄 比較看重人，常問我香港人怎樣生活，會留意我們的飲食習慣，反觀愛科幻與電影，會叫我介紹一些好的香港電影給他，但一致的是，他倆均很投入於漫畫世界。」九六年藤子••不二雄猝逝，他亦有專程參與告別式，「畢竟在讀書年代已認識，只是盡一點心意，在最後機會向他道別而已。」

（《明報周刊》2015年1月10日第2409期）

張浚華：我們且行偷天換日──悼《兒童樂園》台柱畫家李成法

七十年代《兒童樂園》在新蒲崗四美街辦事處。（左起︰羅冠樵、李成法）

這個李成法，不吭一聲就走了，完全不顧人家感受。

《兒童樂園》主編羅冠樵不過住進護老院，第一任社長閻起白也好端端的，我也在這裏，你、你憑什麼就這樣走了。

這幾年研究《兒童樂園》的人非常欣賞你的作品，年輕畫家拜師跟你填色，還未開課。請你接受訪問，你又拖延。跟你學中國畫的一班學生還未學成，你何必走得那麼匆匆。

有讀者寫了一篇大家都讚好的出色文章悼念你，既客觀又真實，說你是《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無名英雄這四個字怎麼那麼熟悉，對了，2003年也有人這樣稱呼我：《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文章現在還在網上。

讀者：無名英雄

《兒童樂園》出版了四十二年，是香港最暢銷和最長壽的兒童刊物。我倆做足了後面的三十二年，種瓜得瓜，求仁得仁，我們從來沒有求名。我們不求是另一回事，但名分終究是我們的，不得轉移，這是道理。今天我作一個解構，好讓其他《兒童樂園》的讀者也悼念你。

1963年，《兒童樂園》第二任社長戚鈞傑請我到《兒童樂園》當執行編輯，希望我加強內容，增加銷路並提前出版。我履新時翻着《兒童樂園》在想，這是本畫刊，假如我會畫畫，那該多好，我不懂畫畫，來這裏可以做什麼呢？

羅冠樵是《兒童樂園》的主編，由創刊就開始畫，是基石、靈魂，也是命脈、動力，畫什麼就是什麼。畫得好，還不斷進步。我往後一直看，他的熱忱與畫功，環顧香港兒童文藝領域，無人能出其右，所以他是香港兒童文藝宗師。他畫《兒童樂園》的封面、兒歌，洋溢着鄉土濃情，全部在讀者的腦海和心坎裏。他又畫〈小圓圓〉、歷史故事、民間故事等，三十多頁的篇幅，每頁都有插圖和連圖，他負責的不到三分之一。他的兩個大弟子郭禮明和李成法分擔其他繪畫。我後來才知道， 李成法不過早我幾個月上任。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因為第一任社長閻起白在前日本殖民地旅順長大，第一語言是日文，又知道日本注重兒童教育，兒童文學發達，所以《兒童樂園》一直訂閱了日本《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他認為翻譯後的改寫也是創作，所以《兒童樂園》刊登了很多他翻譯的作品。郭禮明的筆觸細緻，所以由他繪畫高橋真琴的〈人魚公主〉、〈賣火柴的女孩〉，李成法則描繪〈火箭人〉、〈小泰山〉。

強悍的編輯

原來寫東西給小孩子看和寫文章給成年人看是不同的。我初來乍到，學習寫故事，沿用前人的筆名西蒙寫名人故事，青山寫歷史故事，方伯寫民間故事，也寫些生活故事和兒童文藝故事，一頁一個大圖，請羅冠樵幫我畫插圖，最多還是李成法畫插圖。當時《兒童樂園》還是長文字居多，所以那個時期我們最輕鬆了，以後就沒有那麼悠閑的日子了。

一年多後，我寫故事寫膩了。指導性明顯、教育味濃，如何吸引讀者看？這樣下去，我和這本小書恐怕會一同淡出，更談不上增加銷路了。如何把這本小書出版得豐富精采吸引呢？我們人手就只幾個了，時間是半個月一期。羅冠樵，我只能要求他多畫幾個圖，漸漸把大圖改為連圖和把圖畫漫化。漫化的圖畫會生動吸引一點。中國文學歷史的創作只有靠他了。日本的材料已經在用了，歐美有各式各樣精采的圖畫故事書，我何不挑選一些編在《兒童樂園》作為書摘部分。英國的Children’s Digest是全文字的，我連圖畫也登出來，豈不更好。圖畫比文字吸引。好，我就做一個強悍的編輯，把我搜羅到喜歡的、出色的圖畫和故事都登出來，每期都把最好的呈獻給讀者看。

如果我會畫畫，又畫得好，我會一手一腳去做這件事。但我不會畫畫，只好夥同李成法，人盡其才。我選圖畫故事書、翻譯、設計安排或共同安排，李成法去畫。

我是有點任性，既然我嫌自己寫故事平淡，又嫌悶，何不另謀高就，為什麼非要在《兒童樂園》安身立命不可？仔細想想這個問題，然後發覺我愛上了這些圖畫故事書，不分地域，全部好看的，既愛那些故事，又愛那些圖畫。例如〈叮噹〉，愛煞了，一定要讓很多很多小孩子看，和他們分享。

老實勤勞牛脾氣

先說一下李成法這個人，他老實、勤勞、牛脾氣。年少便出來做事，對畫畫有興趣，沉默寡言。有時半天不說一句話，回到辦公室坐下來便畫畫。在家裏他是舵手。 我入《兒童樂園》這個以圖畫為主的園地，要畫家接受我的領導，是有一段經歷的。我1975年當了社長。在這個出版社，外人當社長是絕無僅有的事。我催稿可以和羅冠樵吵昏天，對李成法，我沒有講過一句語氣重的說話。每每只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完稿， 他的答案只是千篇一律：「盡量啦。」我不敢挑戰他的忍耐力，怕輸不起。萬一他翻臉說不幹了，我不知道如何收拾殘局。

描畫人人都會，問題是畫出來三分像、五分像，還是七分真、八分好。我要的是十分真十分好。我不能破壞原著，拿人家的好東西來糟蹋。為了達成這嚴苛的要求， 我很將就李成法，還撥出一頁篇幅補償、嘉許他，讓他創作〈老與小〉。除了錯字我什麼都不改，讓他自由發揮。〈老與小〉也有很多讀者讚好。


漫畫〈老與小〉

把人家一本大書放進我們小書的幾頁裏，過程殊不簡單。我們左量右度，挪上挪下，放大縮小，有時縮了再縮。文字譯得最精簡，找個不礙大局的地方放。做得不好，就是失敗了，再嘗試。漸漸摸索到門路了，然後得心應手。例如〈爸爸請摘月亮給我〉，爸爸拿着一把登天長梯，走路時拿着長梯原書有左右摺頁，爸爸登梯爬上天空時原書上下又有對摺。但我們沒有摺頁，刊登出來表達了長梯的長，沒有失真。

每次找到好書，我決定用就去做，愈難做，愈有興趣去解決，我們每次克服了困難，會格外高興。李成法終於得到了樂趣，因為到手的盡是好書好圖畫，看了也心情愉快。出版社結束了一個部門、遣散了一些人後問我要不要獨立的房間辦公，我說不要了，我和畫家坐在一起看着進度，也看着稿件，一起趕，方便得多。

我和李成法做這樣吃力的工作是有回報的，《兒童樂園》的銷量一直增加，六十年代初銷量是二萬，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五萬多六萬，該是最高峰了。除了數字的支持還有文字的鼓勵，我才會這樣勇往直前。

亦舒最愛〈叮噹〉

亦舒在她的專欄「舒服集」一篇題為〈兒童書〉裏說：「沒有看《兒童樂園》很久了，這次是航頭推薦的，他說：全本書最好看的是〈叮噹〉……其實最好看的不是叮噹，一些翻譯的童話，因為非常溫柔浪漫，譯得又清楚明瞭，更有趣。」

在她的專欄「衣莎貝」題為〈希臘神話〉上寫：「第一次接觸奧林匹斯山上諸神，是在《兒童樂園》……簡單透明的文字，配美麗精致的七彩插圖，《兒童樂園》的故事使原著失色乏味。」

亦舒早就是《兒童樂園》的讀者。她想見見《兒童樂園》的老總，我已忘記了第一次是在什麼場合見面，成為朋友後情誼濃時天天通電話。我喚她大作家。她在專欄裏對我有嘉許，有暗示，亦有教誨。我銘感五中。大作家崖岸甚高，她才不屑說些違心話敷衍我。對她的讚美我欣然接受，暗示和教誨呢，奈何我冥頑不靈，今日才猛然醒覺，但往者已矣。現在拿她來炫耀，一是她名氣大，想叨她的光。二是大家批評我太低調、潛藏，連累畫家也得不到表彰，現在回光返照。

林在山小姐一定讀過這段文字。

大約1994年張敏儀小姐打電話來說：「林在山學成回港，她想到《兒童樂園》當編輯。」我莞爾，立刻明白什麼回事。我真的謝謝你們這樣關愛我。

研究《兒童樂園》的學者幫我統計，這些年來我翻譯的圖畫故事書超過一千本。找到好書又改了個好名字我最開心不過。1966 年我遇到H. A. Rey的Elizabite，我改名為〈食虫草張口兒〉。然後P. D. Eastman 的Sam and the Firefly，我改名〈螢火虫閃閃〉。讀者談論得最多的是Maurice Sendak的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我改名〈我是犽猢〉。推得最廣的是藤本和安孫子、後來只一個藤子．F．不二雄的ドラえもん，我改名〈叮噹〉，1996 年正名為〈多啦A夢〉。

「叮噹」是個好故事，我希望中國的小孩子都看得到。我原先只想是《兒童樂園》的讀者，就是香港、台灣、東南亞和歐美唐人街的中國小孩，沒想到能進大陸。我的願望是百分之一千實現了。原來是同是有心人黃慶雲做的好事。

吾道不孤

1980年香港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主辦了一個座談會，主席是司徒華，黃慶雲從廣州來港參加。我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座談會，有二三十人出席，原來是反暴力色情刊物的， 我只坐着沒有發言。最後司徒華問起〈叮噹〉，大家起哄，原來看的人很多。事後黃慶雲着人找了一套《兒童樂園》出版的〈叮噹〉單行本，登在她編的報上。

我隱約聽過這件事，沒有上心。去年回顧熱，我打了個電話問黃慶雲查證一下這件事。黃慶雲告訴我，她把〈叮噹〉登在廣東作協出版、她編的《少年文藝報》，因為要行銷其他的省，她改掉了一些廣東話。

真是吾道不孤！我們是兩代的兒童雜誌編輯，一個在香港，一個在中國，不必認識，不必溝通，不必交代，大家有同一的做法，就是不顧一切把最好的給自己的讀者看。兩個人都鍾情這個日本機械貓的漫畫故事，着意推廣，怪不得〈叮噹〉紅遍全世界。

最先畫〈叮噹〉的是李成法。單行本的八十六個封面全是他畫的。他的畫藝去不到最高，但敬業樂業，他所做的已超越他的本分。他遽然離世，我有椎心之痛。三幾個人編繪出一本熱鬧多彩的兒童刊物又可以行銷幾萬本多年，根本是天方夜譚。而兩個主力畫家羅冠樵和李成法晚上還要接外稿賺外快才能養家令我耿耿於懷。《兒童樂園》是不斷請新畫家的，但工資太低留不住人。畫家要走我居然暗暗為他們高興，因為留下來可說是前途無「亮」。

《兒童樂園》所屬原是個大出版社，五十年代初創辦的幾份刊物到七十年代初都停刊了。《兒童樂園》因為暢銷才辦下去。但暢銷仍要我們胼手胝足，也真是奇怪。而奇怪的事又不只一樁，出版社要調借羅冠樵到星馬畫教科書，也不事先給我時間安排，完全不理《兒童樂園》的死活。我只好開出條件要羅冠樵寄封面和〈小圓圓〉的鉛筆稿回來，由李成法鈎黑線和填彩色。李成法是百搭和萬用的，送讀者的玩具獎品也是由他拍照。1983年羅冠樵離開《兒童樂園》後，李成法更是一柱擎天的台柱畫家了。最後的幾年直至1994年底，只剩一又四分三個畫家，他就是那一個。沒有李成法，我們這本小書支撑不到四十二年。

李成法，你一路好走，早登極樂。我們成長的讀者一個個冒出來了，他們一個比一個可愛。他們都懷念你。

作者為前《兒童樂園》社長


八十年代《兒童樂園》全體同仁遊海洋公園，左起﹕李成法、羅冠樵、潘麗珊、李子倫、張浚華

（信報二Ｏ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兒童樂園》社長專訪

《「潤物細無聲」─專訪〈兒童樂園〉的無名英雄張浚華》，網上兩個版本，讀者兼看會掌握更多資料。

《兒童樂園》，一九五三年創刊，如果沒有在一九九四年結束，今年剛好踏入五十週年。由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兒童樂園》經歷了四十多個寒暑，見證了香港社會幾十年來，蛻變成一個現代化都市的過程，為多個年代的少年及兒童讀者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今天我們已不敢對主流刊物奢求的教育性，以至中國文化，《兒童樂園》在好幾十年前其實都已一一俱備。張浚華，一個與《兒童樂園》密不可分的名字，在《兒童樂園》長期擔任社長，默默耕耘三十二年。她─好比適時潤物的雨水，無聲地滋潤了無數香港孩子的心靈。

■方：方文英 ■張：張浚華

方：張社長，您最初是怎樣加入《兒童樂園》的？

張：中大畢業後，我在友聯出版社負責《中國學生週報》的編輯工作。我做了兩年，但至今仍然很懷念那一段日子。那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我把「快活谷」這一版編活了，滿足感很大。後來，因為《兒童樂園》欠缺人手，我就被調遷到那兒工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加入的，那時《兒童樂園》已經出版了十年。找我到《兒童樂園》的是當時的社長戚鈞傑。我初到的時候學習寫故事，像講故事般用淺明的字眼去寫。後來，戚先生去歐洲考察，接著又去美國深造。我接手他的事情，編、寫、看樣版。工作了一段日子，和畫家們熟識及了解之後，便著手進行戚先生要我做的事：第一就是加強內容以增加銷量；第二就是提前出版，不要脫期。自此以後，再沒有任何人跟我講應該做些什麼，更沒想到我這一做就是三十二年，以後一切可以自由發揮。

方：《兒童樂園》當年的銷量如何？

張：《兒童樂園》創刊便有八千本，那是相當驚人的，有些雜誌自始至終都達不到這個數目。其後，我們有時加五、七百，有時減三、四百，在長期努力和被接受後，銷量才可以穩步上升。六十年代中期，《兒童樂園》的銷量增加到三萬本；七十年代中期，銷量已經達到五、六萬本。一九七六年我們出版了《叮噹》單行本，因為讀者不斷要求在《兒童樂園》增加「叮噹」故事的頁數。《叮噹》很快便改為半月刊，銷量和《兒童樂園》並駕齊驅，兩者相得益彰。

方：那您是怎樣發掘「叮噹」這一顆明星的？

張：《兒童樂園》一直有訂閱一些外國雜誌，其中有一套由「講談社」出版的《小學生》，內容最豐富。它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每一個月都會出版一大冊書，而每一本都好像我們電話簿一樣厚。當時我在《小學生》一看到「叮噹」的故事就很喜歡。我覺得「叮噹」的故事有教育意義，富於知識性，能夠真實地反映孩子的性格和愛好，並且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當然最重要的是，「叮噹」的內容實在很豐富，它由兩位畫家藤本和安孫子加上十一位助手創作而成，顧問團有大學教授、兒童心理學家、科學家等等。我們明白自己沒法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相同的事情，只好採用了它的內容，稍作改動來刊載。

方：在改編「叮噹」的過程中需要做什麼功夫？

張：因為書的開度不同，所以要重畫一遍。我也為他們改了人名、地名。叮噹、大雄、靜宜這些名字是不是比衛門、太郎親切點？另外，和服要改為唐裝，風俗習慣改得本地化。還有是為了生活化，我在對話中用了些廣東話，這在《兒童樂園》是比較少見的。總之，我們儘量保留原著的精華。因為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很用心去做。《小學生》刊登的故事何其多，唯「叮噹」在本地銷行獨好，我也算盡了向兒童推廣好故事的責任，問心無愧。其實，國內、海外很多書刊也常常轉載我們的圖文。

方：既然「叮噹」大受歡迎，您們何以不購買它的版權？

張：我們曾經去日本洽商過，因為他們要求我們買很多其他周邊的產品，例如：電影、衣物、文具、玩具等，結果就談不成了，最後也給別人買了。我們覺得這樣也不錯，只希望別人買了版權之後，能夠出版得好看就行。我一心希望能夠給小朋友廣泛閱讀有益的故事，誰出版也沒關係。日本的孩子能夠看得到「叮噹」精彩的故事，我也希望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孩子也可以看得到。

方：當年在《兒童樂園》負責編寫和繪畫的人大約有多少人？

張：《兒童樂園》是一本畫報，需要比較多的畫家，我們一般會維持四位畫家。羅冠樵最早加入《兒童樂園》，他寫故事連環圖的功力亦無人能及，後進的畫家自然而然尊他為師。除了「小圓圓」，我還欣賞他改編的「西遊記」。他別出心裁地把唐僧畫成一個小孩子模樣，非常可愛。郭禮明也是很早便加入《兒童樂園》，他曾經把我當作大敵，寫了一個「忍」字壓在桌面，宣洩對我的不滿，可現在又視我為最好的朋友。李成法比我早一點點加入《兒童樂園》，我很感謝他與我一起並肩作戰到最後。李子倫和陳子沖都是由《兒童樂園》讀者搖身變成《兒童樂園》作者的生力軍。羅先生八三年離職後，幸虧有他倆接手。上述的幾位畫家都是《兒童樂園》的台柱。除了畫家，就是我，做搜集資料、撰寫、編輯、校對、統籌和一些瑣碎的工作。

方：那文字的工作真是十分吃力啊！

張：我從來不覺得文字工作吃力，找題材才吃力！要找有趣的題材及故事更艱難，但我當時並不覺得怎麼樣，只是拼命去想，拼命去找，看大量的書和雜誌。我全心全力投入做《兒童樂園》，連辛苦也忘記。反而退了休幾年後，有一個晚上做夢，夢見自己來來去去都找不到封面的題材，原來，壓力是有的。

方：《兒童樂園》出版了那麼多年，曾經作過什麼版面上的改變嗎？

張：有。八十年代初期，《兒童樂園》改由右至左翻，直排改為橫排。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們慶祝三十週年紀念那一期開始加大開本，字體也因版本大了而要改大，文字由書法寫的改為植字。這一期就是第721期，我們不但加大開本，更加厚頁數，以雙倍的篇幅回饋讀者。

方：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日子，有哪些讓您開心或生氣的事情？

張：每個月初和月中，發行公司的同事把新書送過來，我看見新書就很開心；如果封面吸引，就更加開心；如果故事精彩，那就特別開心。最讓我開心的一次，是請讀者來我們家(出版社)玩。一九七九年二十五週年紀念時，我們在友聯出版社的花園舉行銀禧聯歡遊藝大會，招待五千讀者。廣告公司為我們在萬多二萬尺的花園張燈結綵，搭建了很多遊戲攤位；玩具公司送出大大小小成千上萬件玩具，給來玩遊戲的讀者們。當時，讀者和家長擠滿了整個花園，非常熱鬧！

至於生氣的時刻，說起來也不算什麼。由於我們需要圖畫的數量與日俱增，畫家們不停地畫，還是趕不上出版日期，所以免不了要催迫他們趕快交稿。婉轉懇求是沒有作用的，不發真火總達不到目的。遇上這些場面，大家便紅眉毛綠眼睛。畫家們可愛的地方是，他們從不敷衍塞責，作品一出來，大家都滿意，氣便消了。找羅冠樵開刀最上算，因為催他等於催所有的畫家，而且和他吵架沒有欺凌弱小的感覺！

方：是什麼原因促使《兒童樂園》要結束？

張：九十年代，香港社會有了很大的改變，吸引兒童的事物太多，他們的興趣轉移了，閱讀的時間愈來愈少。本來加書減書都是平常事，但到了九二、九三年，我們的銷量只減不加，而且是一千一千的減，我已覺得意興闌珊。和我工作的畫家只剩下兩位，找題材也愈來愈難了。友聯的前輩創辦《兒童樂園》是想給兒童一份好的精神食糧，既然《兒童樂園》已難作突破，不出版不是更好嗎？我們在一九九四年(第1006期)的「播音台」宣告停刊，圖畫中的我們拋下紙筆輕輕鬆鬆的去休息去玩，不知道看到這幅圖畫的小讀者收不收到這個訊息？各方友好都替我們傷感難過，紛紛發表文章惋惜懷念。我深深感動，羅冠樵更說感動得老淚縱橫。

方：您今天回想當年《兒童樂園》結束的時候，心裏可有難過？

張：我在《兒童樂園》工作了一輩子，找到了理想，也實現了理想。能令那麼多小孩子開心，我也應該開心、滿意了。在讀者需要《兒童樂園》時，我盡力把它做好；讀者不再需要《兒童樂園》時，即使結束了，也再沒有遺憾。我說「手空空，無一物」就是放下一切，很逍遙。時代不同了，現在還有多少人講新亞精神？我是開自己玩笑，請不必認真。新亞精神當年自有人領會，自有人實踐。小思仍然在「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她不是實踐得很好嗎？

方：在《兒童樂園》工作，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張：《兒童樂園》能夠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和欣賞，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這已經是最豐富的收穫。還有就是能與共事的伙伴成為好朋友，推心置腹，這可算是意料之外的收穫！

關於《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由一九五二年創刊至一九九五年結束，經歷了四十三個寒暑，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影響深遠。成長於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孩子，心靈滋養自《兒童樂園》的不知凡幾。張浚華女士正是《兒童樂園》的社長，但她作風低調，極少接受傳媒的訪問。因此，提起《兒童樂園》，大多數人會想起主編羅冠樵先生，而忽略了她也是《兒童樂園》的靈魂人物。張浚華女士在《兒童樂園》默默耕耘了三十二年，奉獻了半生的青春，就好比適時的雨水，無聲地滋潤著數個年代兒童的心靈。她常常把中大新亞校歌的一句歌詞掛在口邊：「手空空，無一物」，認為這句寫的正正是她的人生觀。廿一世紀的今天，想當年手捧著《兒童樂園》的孩子都已長大，童年很多事物也遺忘了，但對《兒童樂園》卻未忘情。這份情，是否能填補張社長所言的「空」？我不知道。只知道《兒童樂園》留給人們的回憶總是美好的。讀過它或聽過它的人都會有同感。屈指一數，原來《兒童樂園》仍未結束的話，今年便會是它的五十周年慶典！在此，不僅想跟大家回首當年，聽聽張社長暢談《兒童樂園》工作的往事，更想藉此向當年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所有員工致以最深的敬意。

■筆：筆者 ■張：張浚華

筆：張社長，您最初是怎樣加入《兒童樂園》的？

張：中大畢業後，我在友聯出版社負責《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工作。我做了兩年，但至今仍然很懷念那一段日子。那裏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且我把「快活谷」的專欄辦得有聲有色，滿足感很大。後來，因為《兒童樂園》欠缺人手，我就被調遷到那兒工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才加入的，那時《兒童樂園》已經出版了十一年。羅先生是《兒童樂園》的創辦人之一，他最初也不知道我能夠幫得到什麼，因為我又不太熟悉兒童的出版。所以我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夠適應這份工作。當然，到了今天，大家就成為好朋友了。

筆：《兒童樂園》當年的銷量如何？

張：在我加入之前，聽聞約有六至八千左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即一九六六年前後，銷量便升至三萬多本，而且是持續地增長。在三十周年紀念時，即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銷量更達到五萬多至六萬本，可算是《兒童樂園》銷量的高峰期。那時主要受歡迎的原因是刊載了「叮噹」。我記得有很多讀者要求在《兒童樂園》中增加「叮噹」的內容，但因為期刊篇幅有限，實在不能夠完全滿足讀者的需要，於是我便想到把「叮噹」輯成單行本。結果一推出就極暢銷，甚至比《兒童樂園》更暢銷。

筆：那您是怎樣發掘「叮噹」這一顆明星的？

張：我們在外國的朋友時常替我們買書和雜誌，其中有一本由講談社出版的《小學生》，內容最豐富。它從幼稚園到六年級，每一個年級，每一個月都會出版一大冊書。而每一本都好像我們電話簿一樣厚。當時我在《小學生》一看到「叮噹」的故事就很喜歡。我覺得「叮噹」的故事既有教育意義，又富知識性，而且能夠真實地反映小孩子的性格和愛好，同時故事的內容能夠培養孩子良好的品格。當然最重要的是，「叮噹」的內容實在很豐富。據我所知，「叮噹」的故事是由很多心理和教育的專家去設計和構思的。我們明白自己沒法投入這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做相同的事情，只好採用了它的內容，稍作改動來刊載。

筆：在改編「叮噹」的過程中需要做什麼功夫？

張：當然要注意符合香港的環境。例如：本來角色是穿日本和服的，便把他改畫成穿著本地兒童的服裝。此外，還得把內容變得有趣味一些。可知道，叮噹、大雄、靜宜、技安、牙擦仔等的名字，都是我費煞思量想出來的？如果依照日文的意思直譯過來，名字是十分古怪的。我因為喜歡這個故事，所以就很用心去做，使它充滿樂趣。過程中，自己也在享受，感到樂在其中。回想起來，還是那麼快樂！

筆：既然「叮噹」大受歡迎，您們何以不購買它的版權？

張：我們曾經去日本洽商過。後來因為他們要求我們買很多其他周邊的產品，例如：電影、毛巾、玩具等，結果就談不成了。最後也就給別人買了。但我們並沒有可惜，只希望別人買了版權之後，能夠出版得好看就行了。因為我一心希望能夠給小朋友廣泛閱讀有益的故事。我想：日本的孩子能夠看「叮噹」的故事，我也希望香港、台灣和中國的孩子也可以看到。

筆：在《兒童樂園》負責編寫和繪畫的人大約有多少人？

張：插圖的工作，主要有羅冠樵先生和他的兩名大弟子──李成發和郭禮明。其中李先生一直替《兒童樂園》繪畫至結束。羅先生在一九八二年退休。他退休後，有一些新加入的成員，其中潘偉、陳子通、李子倫、李志豪、潘麗珊五位都很能幹。當時，我讓李子倫繪封面，陳子通繪「播音台」。繪畫的人才很難得，會畫連環畫的就更難求了。連環畫因為要依照造型來畫，有時候，要能夠畫得像原來的造型真是不容易。至於文字編輯筆面，就只由我一個人搜集資料、構思和撰寫。

筆：那文字的工作真是十分吃力啊！

張：對！我要看大量的書、報章、雜誌。那時我全心全意投入做《兒童樂園》，好像被鬼迷一樣！有時候，在夢中也會害怕想不到封面的題材，壓力挺大的！其實做兒童雜誌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輕輕鬆鬆，逍遙自在。

筆：說起「播音台」，這些千奇百怪的新聞是您自己創作的嗎？

張：當然不是！我是從很多報章中選取這些能引起兒童興趣的新聞，剪下來重新編寫而成的。我看的都不過是香港的報章，只要你留意，就能發現這些有趣的新聞。

筆：《兒童樂園》出版了那麼多年，曾經作過什麼版面上的改變嗎？

張：也有的，例如：八十年代，《兒童樂園》由直排改成橫排，主要是為了讓版面看起來美觀一些。因為有些英文字母、阿拉伯數字橫排起來比較好看。另外，本來《兒童樂園》的文字是用書法寫成的，後來我們也改為植字了。因為當年消費者委員會選舉最佳刊物時，認為我們不用植字而要扣分。我們本是連續多年的冠軍刊物，結果那一年就輸了。所以有些情況使《兒童樂園》不能不作出改變。又好像以前《兒童樂園》的字體很小，後來也改大了。因為我們留意到隨著時代的轉變，小朋友讀書的壓力漸大，平日他們已經要讀很多書，如果還要他們看那麼細小的文字，就會很辛苦。

筆：在《兒童樂園》工作的日子，有哪些讓您開心或氣憤的事情？

張：以前香港沒有太多活動，《兒童樂園》有時會到荔園、樂聲戲院等地筆籌辦周年活動，招呼讀者訂戶。我記得有一次周年活動，我們安排了很多訂戶到一個大約有萬多二萬尺的花園聚會。在那兒，我們設了很多攤位讓小讀者玩，熱鬧極了！回想起來，那感覺還真是很開心！至於氣憤的時刻，自然是不能避免的。因為我時常擔心脫期，難免會向羅先生、郭先生催稿，在催稿的過程中，大家都會很容易動真氣，弄得面紅耳熱！郭先生更在書桌上寫了大大的「忍」字，意思是要「忍耐」我。不過，到畫稿交來了，他們還是畫得那麼認真，不會因為匆促而敷衍了事。以羅先生為例，他不但「小圓圓」畫得好，「西遊記」也是很出色的。他用新的繪畫方式表達「西遊記」的故事，把唐僧畫成了一個小孩子的模樣，多麼可愛！

筆：是什麼原因促使《兒童樂園》要結束？

張：《兒童樂園》的讀者減少了，由高峰期一直下跌。此其一。我們當初辦《兒童樂園》是本著理想，想做一本好的刊物作為小朋友的精神食糧。但下一代缺乏接班人，此其二。我常常說「手空空，無一物」就是這個意思，因為要求賺大錢的人是不會做兒童出版。想當初辦《兒童樂園》是一群有熱誠的知識分子，但到了後來，教育程度高的人都因為薪金不高而不願投身這個行業。第三個原因，是《兒童樂園》出版了太久，在某些方面的確與時代脫節了。記得有一次，我們做了一個母親節的封面，圖畫畫的是一位媽媽抱著她的兒女。那時，有人跟我說：「這封面怎麼都不像媽媽和子女，倒像是祖母跟孫女多一點！」我才忽然醒覺：「對啊！為什麼畫中的人物那麼老的呢？現代的媽媽大多看起來很年輕。」從這一點，我開始察覺《兒童樂園》是有點兒脫節。此外，時裝、傢具也都跟著潮流在轉變。好像「小圓圓」頭上的大蝴蝶結，八十年代的小朋友已經都不結大蝴蝶，更何況是九十年代的孩子呢？漫畫如果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自然給人落後的感覺了。

筆：您今天回想當年《兒童樂園》結束的時候，心裏可有難過？

張：我當了很多年《兒童樂園》的社長，其實能夠讓它結束，我的心情反而是輕鬆的。別人問我難道不會有依依不捨嗎？我真的沒有。《兒童樂園》到了九十年代，事實上已經很難找到好的題材；而我覺得在讀者需要《兒童樂園》時，我盡力把它做好，到讀者不再需要《兒童樂園》時，即使我把它放下來，也再沒遺憾了。小思喜歡用新亞校歌中的一句：「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自勉；而我獨愛「手空空，無一物」。這就是我的人生觀。我喜歡逍遙，不愛執著，對物質亦無甚要求。《兒童樂園》的結束，我何嘗不是抱著相同的態度來面對呢？拿得起，放得下，結束也算是一種解脫。

筆：在《兒童樂園》工作，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張：《兒童樂園》能夠得到廣大的讀者支持和欣賞，成為香港最長壽的兒童刊物，這已經是最豐富的收穫。還有就是能與共事的伙伴成為好朋友，推心置腹，這可算是我意料之外的收穫吧！

附：新亞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筆，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兩篇訪問轉貼自《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