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逸飛追思禮下月7日舉行】
外號「山今老人」、易經專家岑逸飛上周四(23日)離世,享年81歲。家屬今日公布追思禮將於5月7日上午10時至11時在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1樓聖堂舉行。
公眾弔唁時間為當日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30分;敬邀至親好友出席,一起追思緬懷。敬辭花籃,帛金將悉數捐贈慈善機構。
(《信報財經新聞 hkej.com》臉書專頁2026年4月27日)
【悼念】易經通世事 博學照人心
81歲「山今老人」岑逸飛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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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不在高深,在於通達。」── #岑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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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就是一部香港文化通識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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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界痛失一位博學通儒。資深文化工作者、著名電台主持及易經學者岑逸飛(人稱「飛哥」、外號「山今老人」)今早於家中逝世,享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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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逸飛,原名岑嘉駟,1945年生於江西省興國縣,祖籍廣東順德。這位自稱「山今老人」的學者,一生游走於儒、釋、道思想之間,精通易經義理,熟讀諸子百家,其見解獨樹一幟,風格自成一家。他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哲學,取得碩士學位。他曾任編輯、翻譯、專欄作家及報章主筆,在電視及電台主持時事評論及清談節目長達數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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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逸飛一生以「通才」聞名。他既在報章撰寫時評專欄,亦在香港理工大學出任兼職教授,開設「中國商管智慧課程」,講授《易經》、《孫子兵法》、儒學管理、道家管理、鬼谷子、法家思想及禪與人生等課程。他出版的著作涵蓋哲學、兵學、管理學及古典文學賞析,包括《觀天之道》、《孫子兵法與人生導航》、《儒家企管學》、《四兩撥千斤》及《李清照―千秋才女生活與詞作》等,貫通古今,涉獵極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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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普羅大眾而言,岑逸飛最為人熟悉的是他在香港電台主持的節目。他主持時事節目《時事分析》長達十五年,又與劉天賜、馬鼎盛等輪流主持皇牌清談節目《講東講西》,以「輕輕鬆鬆論通識」為招徠,深得聽眾喜愛。他的節目風格溫潤而有智慧,從不故作高深,總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讀複雜的文化與社會現象。聽眾形容聽他講書、講古、講易經,如沐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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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岑逸飛依然活躍,主持「山今養生智慧」影片系列,分享養生之道及易經智慧,亦在電台主持「一分鐘閱讀」節目,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推廣閱讀文化。即使年事已高,他從未放下對知識的追求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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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逸飛一生與香港文化界結下不解之緣。他自1978年起活躍於傳媒界,歷經報章、電視、電台及新媒體多個時代。他曾說自己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單純的「傳媒人」,因為他追求的從來不只是資訊的傳遞,而是文化的傳承與思想的啟發。他對《易經》義理的鑽研尤其精深,以現代語言解讀古老智慧,讓易經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天書,而是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與人生抉擇的實用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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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與後輩眼中,岑逸飛是一位真正的「文化通人」。他既能談兵家權謀,亦能論禪宗空性;既能解構西方哲學,亦能賞析古典詩詞。這種跨越領域的通達,在今日學術日益專門化的時代,已越來越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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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逸飛的離去,象徵一個以博學為榮、以通識為尚的時代正在悄然遠去。他的電台聲音從此沉寂,但他留在書頁間的智慧、在廣播中的啟發,以及他對文化傳承的執著,將繼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香港文化人。
(《The Culturist 文化者》臉書專頁2026年4月23日)
占飛(《信報》專欄《忽然文化》)
山今留睿智 逸理壯思飛
81歲易經專家岑逸飛家中安詳逝
本港文化界傳出令人惋惜消息。被譽為「博學才子」、外號「山今老人」,人稱「飛哥」的資深傳媒人、專欄作家暨著名《易經》專家岑逸飛,昨晨6時許在住所安詳離世,享壽81歲;岑氏晚年豁達面對生死,堅持不入住醫院,最終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據知岑逸飛為人低調謙和,生前已對身後事有所交代,傳聞不會舉辦公開追思儀式,惟有待家屬證實。
妻子羅彤珊透露飛哥走得十分安詳,未受疾苦。岑的堂弟、天文台前台長岑智明在社交網發悼文,表示沉痛哀悼、永遠懷念堂兄,祝願對方一路走好,早登極樂;本港文化、傳媒及學術界紛表哀悼。
高燒患脊髓炎雙腳癱瘓
岑逸飛一生筆耕不輟,即使近年處於半退休狀態,仍對世事有深刻洞察。他今年3月在《信報》專欄「拾趣人生」發表最後一篇作品,題為〈福向淡中求〉。文中他以拆解「福」字字源為引,心靈剔透地寫道,「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來,淡然而去……看庭前花開花落,隨天上雲捲雲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不僅是他晚年心境的寫照,亦是他對讀者與世人留下的最後告別。其遺作《亂世下的易經生活智慧》(暫名),由信報出版社處理,將於今年7月出版。
至於岑逸飛這筆名來由,皆因他喜愛李白詩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故取當中的「逸」和「飛」二字,寓意精神與思想能超越肉身束縛。
對普羅大眾而言,岑逸飛最為人熟悉的是在大氣電波中的聲音。他自1978年起活躍於傳媒界,歷經報章、電視、電台及新媒體多個時代,曾主持時事節目《時事分析》長達15年,以客觀理性的角度剖析社會脈絡。
自幼學業成績優異的岑逸飛,中學順利進入名校皇仁書院,1962年首次參加香港英文中學會考,同屆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副主席譚萬鈞、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耀等。
1964年,他以自學形式考入剛成立不久的中文大學,初時修讀化學系,之後親自說服唐君毅教授,打破理學院不能轉文學院規定,轉讀哲社系。可是在1965年,20歲的他隨大學旅遊團到台灣,因淋雨致發高燒,確診患上罕有的「橫貫性脊髓炎」(Transverse Myelitis),導致雙腳永久癱瘓。
原讀化學 破格轉攻哲社系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命運激流」衝擊,岑逸飛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停學3年慢慢學習適應,到醫生告訴他一輩子也無法走路時,他已經看開很多,並且建立了自理能力。其後他重返中大,因輪椅出入不便,無法進行社會系的家訪,毅然轉讀哲學,成為當代儒家大師牟宗三學生,奠定他日後學術根基。1970年,岑逸飛以二級榮譽成績畢業,隨後繼續深造,1973年取得中大哲學碩士學位。
畢業後他打過不同的工,例如宗教刊物編輯、教師、書籍翻譯編輯,後來自己辦雜誌,虧錢離場。隨後他改開補習社,生意不錯,朋友在電台開時事分析節目,順道邀他參與,打響名堂,開始在《信報》及其他報刊撰寫專欄。岑逸飛不僅是文化大師,更是香港傷健權益的先驅,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代表香港遠赴英國參加「英聯邦傷殘運動會」。
當年在九龍醫院接受康復治療期間,岑逸飛結識物理治療師楊家安,兩人於1971年共諧連理,育有一子一女。後來邂逅現任妻子羅彤珊。岑氏一門英傑,除堂弟天文台前台長岑智明外,已故胞兄岑嘉評是中文大學數學系前講座教授,被譽為「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之父」,終身致力數學教育。
在同行與後輩眼中,岑逸飛是位罕見的「文化通人」。在今日學術日益專門化的時代,已成絕響。
如今,這位看透卦象、參透禪機的老人已然仙逝,但他留下的著述,以及激盪多年的文化遺產,將繼續啟迪後輩。正如他在最後專欄中所言,真正的福氣不在於榮華富貴,而在於一份「淡然」的心境。
(黎則奮臉書2026年4月24日)
(👇此文兩日前上貼,今晨發現被Facebook神秘刪除,未知是否岑逸飛先生顯靈,笑而拂納輓聯、顯示法力、不露痕迹?涼風起天末,夫子意如何,我不太信邪,現再原文上載一次,讀過者可以忽略,𧫴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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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聞岑逸飛君仙逝。岑先生原名岑家駟,畢業於殖民地時代容啟東李卓敏為校長的香港中文大學,是我九十年代中回香港常見的當代文師藝友的碩果殘餘之士。當年日有戴天、李天命、劉天賜、薜興國等諸君茶話,夕每查先生邀宴,岑君或為常賓,或為過客。有岑君到處,無論儒道易卜、政經縱橫,他都能信手拈論,自成經緯。陳耀南教授文學為專,談笑間有歌吭悲調;岑逸飛則以哲學見長,說理處如水廻雲舒,俱各為剛柔風景。
我在2003年離開香港電台張敏儀發起的清談「講東講西」,轉赴商台另約,劉天賜兄留守,商議找何人來取代。都市才子丘世文不幸早逝,建築師何弢亦罹危疾不起,何人能將哲理二字,博通中西,深入淺出在午夜的電台分流說趣,劉兄提議岑逸飛。
此後十多年,我的「光明頂」播完,偶而過去Say Hello探班,看見文潔華教授、劉天賜、岑逸飛的三人搭檔,比我在時好聽得多。深夜時而驅車回家,趕聽「講東講西」的下半場,總聞得岑逸飛以「山今老人」(此號是略嫌老氣橫秋了)的藝名續說文化。因他行動不便,以後也聚少了。岑逸飛的修養極佳,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他的看法與我不同,他見面從來微笑而不異議。有一次,他在北角的住苑會所放映一部歐洲電影,打電話來叫我參与講評,說尚有知音三數在座,機緣難逢。我適逢有事而婉卻。今日想來,我懊悔沒有改彼期而赴約,不知原來是最後一面。
因為其後不久,維港也風雲變色,花果飄散,人事凋零。雲天俯仰之間,卜少夫和陳任最先走,阿樂和李天命也不在了,陳耀南隱逝南天,張敏儀也桴動四海。香港氣韻不再,面目全非,獅子石和太平山聳歭如昔,and the rest is history, 三十年過去,故人無數,相繼都融入了蒼茫。
岑先生舉殯,這一次我也無緣叨攀帷末,他的術數文友兼嶺南畫家陳七兄卻馳電囑撰一副輓聯。以岑夫子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的大去,是不能沒有輓聯的。遂未得岑先生俯允,中夜思廻而得此,祈家駟君不以唐突見哂:
逸興說玄論道 山河風物盪氣宇
飛觴繼學傳誼 今古哲思懷人間
(陶傑臉書專頁2026年4月27日)
《憶悼 岑逸飛老先生;記與他討論上古醫學》2026 梁公隼
「山今老人」岑逸飛以80多高齡在昨天辭世,是香港文化界的損失!岑老是一位通儒,什麼叫通呢?把各種文化知識一以貫之,抽出其相同處,尤其對中國文化充滿信心,明白其優秀處,不會如一些香蕉心學者以負面角度研究文史哲、看中國文化愈不順眼而貶斥,他是相反,對自己民族的古文化愈讀愈順眼、愈喜愛;和饒宗頤教授的相同處,都是愈老愈深入到釋道的心性學問中,但他不在學院中堆砌論文、遠離煙火,而是遊戲在人間、與民同樂。
閱歷廣博而繼續求知、財知富足而謙厚虛世、身負殘傷而遨遊天下、成人之美而誠悅分享、弘揚傳統而深入淺出,這五項,是岑老一生示範的優秀品格和在文化界的貢獻成就,自己以行為告訴人,怎樣做人處世、怎樣讀書,這是新一代的人應該學習和自勉的。
我在很多年前,大約有12、3年,見過岑老一次,他邀請我去其電台節目《講東講西》一次,分享道法(祝由、真氣)治怪病經驗,雖然在場不只我一人,但是,他坦言說,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疾病有氣味」及有人能辨別岀來,比化驗更快的,而且準確無誤;我見到一位有童心的長者,而求知慾極強,也謙虛、真誠,在節目後,他問我:「我有沒有病氣?」我也坦誠相告,「有一種屬金的病氣由骨內散出身外,這是肺經脈、大腸、肌肉、軟骨受困所成的病氣。」他立即不用我解釋,自己憑《易》理明白,說:「那麼我要小心血壓、中風、心肺,要多做肌肉舒展了。因為肺主降氣,氣下而不升,寒聚在下,頭和心臟便有些病痛了。」完全就是這個道理!這種不是近代中醫學,不是普通醫理,這個就是《易》理運用在古醫學的地方,立在「望聞問切」的「望察」和「聞氣」之上,必須要有修道的特異功能才能運用到的:先斷出病氣屬性。他聽了,立即知道這是古醫典《黃帝內經》指「(病)其味為香、為腥……」的道理,他說:「原來古人真有道理,而且失傳已久。」可見,岑老的智慧多高、讀書多廣,而且心胸廣闊,不會因為當時我只三十多歲而輕鄙,不恥下問,愈見他的品格高尚。
🍀很多當代中醫界都反對引《易》理用在診症上,原來全誤解了,不是用易卦卜筮,而是人先能辨出五行之病氣(如內經所述),再分十種,知曉其陰陽升降與清濁,辨析就是以元神觀看、以鼻通元神能聞到,所須必先「通竅」,所見,便不是常人所見(顏色)、常人所聞(氣味),這就是方外的、非三維空間的,所以純學術必被困住,不能通竅如古人。(身心靈非正道,便怎修也達不到。)曾經有一位中醫聽了我說,便以「前所知」誤以為一定要「得道」、「明心見性」,才能有「神通」、「特異功能」,否則就是「邪附體」,其實,不是的,那位見過太少奇人異士,八十九年代,中南海保護領導人的,非常多特異功能人士,他們都未得道、未明心見性,我們判斷一事不能非黑即白的,一下子說有異能便是要最高才有,如修道,不認識「在入道與得道之間,過程中,有些人會部分通竅而有特異功能」。黃玄真子的幾個弟子,都特異功能,因為修丹功通了竅,憑的是真氣充盈。真氣也分清純度。重點是,必須入道的是正脈,及有通天之傳,即是:正法難聞、仙蹤難覓。如古代,明成祖為什麼要見張三豐?見不到他,便抓他的弟子去北京,那位道長,未得道,但也是具異能的。他們的能力都不是附體,都是正而自生的。而岑逸飛對這些方外事最好奇,他真的明白有階段、有正邪、古代不簡單。正的,不為名為利,源頭是 天。(相反,法教巫術,不用明理通竅,便是附體了。很多人對這些宗教高深內容不認識。)
☀️聰明的人如明白了上述,便知道不是中醫學中的火神派或溫病派出了問題,而是「斷症準不準確」問題!斷症準確,開方便準確;斷症失誤,開方同誤。例如中大某前教授專攻火神派,用藥醫死了病人,就是犯此錯誤。不是中醫沒效,而是治法不夠上古。所以研究《內經》治法的中醫,一定要明白修道的定心通竅,為開啓醫術的鑰匙。所以為什麼說上古醫術都是方士、道士掌握,因為不是純物質學理的。怎樣定心?就是大乘佛經、道德經所述的核心內容,而入門就是儒家經典,尤其《中庸》和《論語》,其精縮者,《朱子家訓》、《了凡四訓》。簡括可謂人格道德上符合五常、十善,由行為至內心去做。原來由心先變,氣質才變。氣變則竅通,心通即神變。不管修儒釋道哪一門,捨此都非真道。
在場另一位年長嘉賓也說玄怪之事,但是,他沒去和他去討論,因為要「對應現實」,岑老才信的,他以實事,驗證在經典,古人都有,他才取信,這是科學精神。他知道宗教是方外的,不是學術所能了解全概,因為「世界浩大、天外有天,要常存一點智慮的不足,保持謙卑。」這才是真正的學術精神。
☀️另外,岑逸飛老先生可謂是易元觀的恩人,我在他的節目中,一時高興不慎講出了易元觀三字,收聽的人便查訪而至。一些人聽到了月圓觀,不到一週後,當年的治病日突然多了一百多人,把走廊也擠滿了。自此,便多了人來認識傳統道理,以及求聖水、治病。其中一位年長女士,更來過兩次均沒人。為什麼我記得她?因為這位女士有一種怪病,雙耳一到晚上十一二點便會耳鳴窿窿作響,一病便十一年,從未停止過。多年看遍中西均無效,連精神科也看過,每日如舊耳鳴。她和兄長同至,在壇前,得到 呂祖仙師 三個勝杯,可以以葫蘆法祝由治病,須以 唐密觀音手眼法加持為之。並由我親自處理。我在誦咒治病期間,元神見到一個明代服飾的男人,在山間溪中捕魚,之後拿到市場去賣,他有一次,把零碎銅錢布施了站在街上的一個和尚的鉢中。☀️之後,呂祖降示,此捕魚人就是此耳鳴女士幾百年前的宿世,因為施捨了有道行之人,與佛教結下了緣,幾百年後,殺業之果成病(業障病不是病,藥便不可治),終必遇佛教之大菩薩來拯救她(觀音今日降在三教之易元觀為其治病)。☀️重點,還要「對應現實」,才能信。我把上事告訴了那年長女士,她說:「我信!因為我最愛吃淡水魚!我每週都吃一條活的!活殺。海的都不吃!河的溪的吃最多。」(這就是宿習)如果明《易》理,魚就是屬水,水屬類器官,就是腎,腎開竅於耳!所以殺魚之業障病,發在耳!而子時,也是屬水。這個才是易理用在古醫學上,不是占卜、不是問方,而是在說明真是易理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氣相求」,亦榮格說的「同時性原理」。所以不是一些人所了解的那種醫、易情狀!而此女士,身真有一種水邪之病氣,是輕清的香水味,就是《內經》說的「其味為香」,而水邪再分陰陽,其為陰水。這個學理、能力、辨證,只能在易元觀學到,其他地方學不到。為什麼呢?就是 創建的願力不同。(結果,這位女士十一年不治的怪病,在診治兩次後,加上她每天唸《地藏經》及《大悲懺-懺悔文》,病突然消失!她們便在第二次法會後來拜謝 仙佛庇蔭。之後,知道易元觀的人便愈來愈多了。)
很多年前,我學了道術、真氣去免費為人治病,結果患上怪症,幸得先師 鄧立光教授(已故中大教授及教育部顧問)以元神法力驅邪,他說我介入了別人的因果、人家的冤親債主不服,便來整你,事後身心突然舒暢。之後,我再遇到 北京白雲觀來香港的 孟至嶺道長(今為主持),他說:「你心地善良,雖不為名利醫人,但是道門治病,都要牌照,即天庭批准的,如蓬瀛仙館,它的牌照就是科儀、天授的令以開壇……。只有 天才能赦免人,以及受人的懺悔,改革自新。修道就是應天而度人,自度度他。」我明白了,便發願建一道觀為人義診,以及宣講因果之理、三教經典。之後便承傳了嶺南 紫枏呂祖之法脈,另我亦在全真蓬瀛仙館入道、師公為建福宮全真 傅元天掌門、向南宗黃玄真子求學,可謂名門正派。凡有天傳人傳的,都有能力可助人,並不是如不明者所講要得道才有神異。我們都未得道、未明心見性,但是都在學習、𡚒進、勸人向上,「力雖不至,心嚮往之。」
☀️香港的易學家,分學理、養生和術數三類。而我敢說,先師 鄧立光教授,是學理上最通的,何以見得?就是他能憑明易而通竅,有特異功能,用元神能為人治病、驅邪,是我親見。通竅是神通的初階,不是什麼附身,是自力進境之憑證。學理其次者,為 陳湛銓教授,他也是先師 胡詠超教授的老師之一。陳公的易學是闡明乾坤二卦為主。最後便是 岑逸飛老先生,他是用人生經驗,理解易經,淺白說出大道理。這三人,都是香港的易學大師。而鄧老師和岑老的易學,均同師承於 牟宗三。因為我的行事近宗教,不喜搞學術研究的,而 鄧老師生前說,他的學術,傳予 謝向榮(今能仁書院的文學院主任);他的方術,近之者就是梁某。 朋友 樊惟證道長,聽到 鄧立光教授原來有大法力能為人驅邪治病,覺得非常驚訝,真是真人不露相,惟恨未能在他生前一見。我回覆,真是真人不露相的,還有一位,就是幾十年前,一位由廣州來香港教書的校長,叫 盧家炳。唐健垣教授曾說:「我和盧家炳認識了三十年,彈古琴,也不知道他原來是個道長,一到假日便替人治病,原來日治千人,弄得廣州中西醫少了生意,共同狀告他,才南遷香港的。」香港真的在戰亂以前,承接了不少奇人異士、大學者南來,絕對不是文化沙漠,只是看你的福緣遇不遇到。
在我十七歲時,在電台節目中聽到岑逸飛講述遊覧秦嶺之高峯太白山,怎麼怪石清流、鳥語花香,而他是由人抬上山去遊賞的。他示範雖身有殘疾仍可做旅行家,就是後天的意志,克服先天的不足,精神可嘉。待到很多年後,我在三十五歲,終於可和四位朋友一起遊覽太白山,就是李白說的:「太白近天都」那個了。☀️人生在世,山遊不盡,可要知山外又有山更高,而山山之同處,就是「自然」二字;世有讀書人、醫人、僧道,而人人之同處,就是「古道」二字。明白了,便不以山比山、人比人,而是求其同處,而存異!這就是《易》理說的「君子以同而異」,天無同雲、地無同石、樹無同葉、史無同人,明白了,胸襟和知見便廣拓浩蕩,不會有井蛙之困了。做學術,千萬不能自困,令讀了死書,前賢先進,就是示範怎做得善達而明正了。
(Sun Leung臉書2026年4月25日)
2026年5月7日 星期四
2026年2月6日 星期五
Eric Chau:陶傑
陶傑 67歲(英語:Chip Tsao,1958年8月17日──),原名曹捷,另有筆名楊非劫、蔣壹礁等,祖籍廣西桂平,香港華文作家及傳媒工作者。1996年,獲得香港文學雙年獎,現居英國。
其風格文藝中有幽默的形式評論文化時局人性。2003年,被中國評論家梁文道譽為香江第一才子。
陶傑的父母是香港親中人士,雙親都曾在親中媒體任職。父親曹驥雲為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母親常婷婷為編輯;此外,外祖父常書林曾為《珠江日報》記者、弟弟曹輝在中國投資公司工作。
其父母1949年從中國隨百萬逃港大潮來到香港,父親曹驥雲當年投奔的是從上海來港的姨媽,而他的姨丈就是上海第一代從美國引進機器做紗廠(20世紀20年代)的紡織實業首富王啟宇。王家當年無論在上海還是香港,都是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
陶傑從小深受資深媒體人父親的影響,因而喜歡看電影和戲劇,而他的父親亦曾深受過他爺爺的影響,因此,使得陶傑有機會接觸到舊上海流行的歌曲和一些經典的電影作品。或者對藝術和美的欣賞,就是從那時不經不覺開始的。
陶傑童年居於灣仔近摩利臣山道,自幼接觸古典文學,中學時開始投稿,並發表在《新晚報》。曾以散文《屋之輓歌》得1976年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冠軍。
《兵車行》及《勇士》分別獲選為第五屆青年文學獎詩高級組亞軍,第六屆青年文學獎詩高級組季軍。《輪》及《揮春之二》分別得《時代青年》第二屆徵文比賽散文組冠軍、第三屆徵文比賽詩組冠軍。散文集《泰晤士河畔》得第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陶傑曾就讀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七歲轉讀左派學校培僑中學小學部(1966年入讀小三年級),最後在位於北角的香港樹人學校畢業。
他之後轉讀嶺南中學,17歲因會考成績未達中學六年級要求而到了英國報讀GCE Ordinary Level。
GCE Advanced Level畢業後考入華威大學,23歲得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其後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國際關係深造文憑。
陶傑畢業後於英國廣播公司任職8年,並且曾經兼任香港電台駐英記者。他於電台節目稱在英國時受周采芹招攬,在電影《太陽帝國》出演小角色。
1979年11月出版的《香港文學》雙月刊有名為曹捷小輯的專訪,內容提及他21歲還在英國時,筆名是楊非劫,主要寫詩及散文,也發表過素描畫,得過多個詩詞獎和散文獎。內容還提及他是當年一份文藝刊物《新穗文刊》的成員,專訪簡介形容他「個性沉默寡言,溫文爾雅,性好藝術」。
2009年,散文《愛的迷蹤》首獲香港教育局列作香港高中課程中國語文科中四級學習單元五「文學與人生──人生百味」讀本課文之一。
1991年,陶傑應武俠小說名作家金庸的邀請,回港任《明報》副刊副總編輯,兼寫專欄《泰晤士河畔》、《黃金冒險號》。後來曾任《華僑日報》副總編輯,1993年任英文日報《東快訊》政治編輯。
陶傑曾在不同香港媒體撰寫《蘋果日報》「黃金冒險號」、《壹週刊》「坐看雲起時」、《am730》「陶傑醒你」、《頭條日報》「踏莎行」、《明報周刊》「摩星嶺上」、《爽報》「透心涼」等專欄,並在香港商業電台晚間主持《光明頂》節目。此外,陶傑亦與TOM集團大股東周凱旋合作,擔任和記黃埔(長江和記實業前身)旗下內容供應商「威震四方」的創作總監,為和記黃埔3G手機提供內容和擔任「CUP媒體」副顧問。現時只為光明頂擔任主持及「CUP媒體」上撰寫時評。
為商業電台已經結束的節目光明頂(2003年9月1日 - 2026年1月16日 )時事評論員,是商業電台收視率最高之一。現今在網上和鮑偉聰在油管頻道合作主持風雲谷 全球超過40多萬人跟隨收看!另外為許多時事評論節目做客串嘉賓。
陶傑已婚,太太姓曾,在英國時認識,育有兩子。1994年9月15日陶傑在機場隧道遇嚴重交通意外,留醫深切治療部逾月。從鬼門關撿回性命後,二人結婚。
(Eric Chau臉書2026年1月31日)
其風格文藝中有幽默的形式評論文化時局人性。2003年,被中國評論家梁文道譽為香江第一才子。
陶傑的父母是香港親中人士,雙親都曾在親中媒體任職。父親曹驥雲為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母親常婷婷為編輯;此外,外祖父常書林曾為《珠江日報》記者、弟弟曹輝在中國投資公司工作。
其父母1949年從中國隨百萬逃港大潮來到香港,父親曹驥雲當年投奔的是從上海來港的姨媽,而他的姨丈就是上海第一代從美國引進機器做紗廠(20世紀20年代)的紡織實業首富王啟宇。王家當年無論在上海還是香港,都是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
陶傑從小深受資深媒體人父親的影響,因而喜歡看電影和戲劇,而他的父親亦曾深受過他爺爺的影響,因此,使得陶傑有機會接觸到舊上海流行的歌曲和一些經典的電影作品。或者對藝術和美的欣賞,就是從那時不經不覺開始的。
陶傑童年居於灣仔近摩利臣山道,自幼接觸古典文學,中學時開始投稿,並發表在《新晚報》。曾以散文《屋之輓歌》得1976年全港中學生徵文比賽冠軍。
《兵車行》及《勇士》分別獲選為第五屆青年文學獎詩高級組亞軍,第六屆青年文學獎詩高級組季軍。《輪》及《揮春之二》分別得《時代青年》第二屆徵文比賽散文組冠軍、第三屆徵文比賽詩組冠軍。散文集《泰晤士河畔》得第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陶傑曾就讀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七歲轉讀左派學校培僑中學小學部(1966年入讀小三年級),最後在位於北角的香港樹人學校畢業。
他之後轉讀嶺南中學,17歲因會考成績未達中學六年級要求而到了英國報讀GCE Ordinary Level。
GCE Advanced Level畢業後考入華威大學,23歲得英國文學學士學位;其後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國際關係深造文憑。
陶傑畢業後於英國廣播公司任職8年,並且曾經兼任香港電台駐英記者。他於電台節目稱在英國時受周采芹招攬,在電影《太陽帝國》出演小角色。
1979年11月出版的《香港文學》雙月刊有名為曹捷小輯的專訪,內容提及他21歲還在英國時,筆名是楊非劫,主要寫詩及散文,也發表過素描畫,得過多個詩詞獎和散文獎。內容還提及他是當年一份文藝刊物《新穗文刊》的成員,專訪簡介形容他「個性沉默寡言,溫文爾雅,性好藝術」。
2009年,散文《愛的迷蹤》首獲香港教育局列作香港高中課程中國語文科中四級學習單元五「文學與人生──人生百味」讀本課文之一。
1991年,陶傑應武俠小說名作家金庸的邀請,回港任《明報》副刊副總編輯,兼寫專欄《泰晤士河畔》、《黃金冒險號》。後來曾任《華僑日報》副總編輯,1993年任英文日報《東快訊》政治編輯。
陶傑曾在不同香港媒體撰寫《蘋果日報》「黃金冒險號」、《壹週刊》「坐看雲起時」、《am730》「陶傑醒你」、《頭條日報》「踏莎行」、《明報周刊》「摩星嶺上」、《爽報》「透心涼」等專欄,並在香港商業電台晚間主持《光明頂》節目。此外,陶傑亦與TOM集團大股東周凱旋合作,擔任和記黃埔(長江和記實業前身)旗下內容供應商「威震四方」的創作總監,為和記黃埔3G手機提供內容和擔任「CUP媒體」副顧問。現時只為光明頂擔任主持及「CUP媒體」上撰寫時評。
為商業電台已經結束的節目光明頂(2003年9月1日 - 2026年1月16日 )時事評論員,是商業電台收視率最高之一。現今在網上和鮑偉聰在油管頻道合作主持風雲谷 全球超過40多萬人跟隨收看!另外為許多時事評論節目做客串嘉賓。
陶傑已婚,太太姓曾,在英國時認識,育有兩子。1994年9月15日陶傑在機場隧道遇嚴重交通意外,留醫深切治療部逾月。從鬼門關撿回性命後,二人結婚。
(Eric Chau臉書2026年1月31日)
2026年1月15日 星期四
悼阿樂(王世瑜)
陳嘉穎:【今夜報創辦人逝世 】報壇傳奇「阿樂」王世瑜逝世 享年86歲 一生縱橫編採、報業、醫道:「生活本就是為了快樂」
香港報壇傳奇人物、筆名「阿樂」的王世瑜先生,於11月28日在香港港安醫院安詳辭世,享年86歲。其家人遵從遺願低調完成後事,並將帛金全數捐贈「兒童癌病基金」,延續其濟世情懷。
報界奇才 始於一句「請多一個」
王世瑜(1939-2025)的傳奇報業生涯,始於一次偶然的機遇。憶及60年代入職《明報》時,他是在150人競爭一個校對職位的激烈情況下,因編輯一句「請多一個喇」而被額外錄用,從此踏入傳媒界。
他於1961年加入創刊不久的《明報》,僅任校對五天,即因才思敏捷被創辦人查良鏞(金庸)賞識,擢升為編輯,自此展開其燦爛的報業生涯。他先後擔任《明報》旗下《華人夜報》、《明報晚報》總編輯,並曾任《財經日報》社長。
1972年,他創辦風格鮮明的《今夜報》,內容以馬經及通俗小說為主,手法大膽,成為當時市井文化的標誌之一。1986年,他應查良鏞之邀重返《明報》出任總編輯,曾推動版面革新,如引入明星海報附頁。其機智風趣的作風,使他成為文化圈中著名的「妙人」,常是宴席中調動氣氛的核心人物。資深傳媒人陶杰形容他為「天生的 court jester(弄臣)」,深得查良鏞信任與喜愛。
江湖軼事 成報壇佳話 王世瑜人生充滿軼事。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者,莫過於1973年武打巨星李小龍驟逝後,他夜探殮房,以一千元賄賂殮房工人,拍下全球獨家的李小龍遺容。其膽識與對新聞的觸覺,可見一斑。
他以多個筆名撰寫各式專欄,從武術評論到生活趣聞都有涉獵,其中以「阿樂」筆名撰寫的專欄「不亦樂乎」最為讀者熟知,他曾笑言,自己已記不清筆名確切起源:「這個『樂』字太有意思了,生活本就是為了快樂。」
懸壺濟世 惠澤社群
1990年,王世瑜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人生開啟另一篇章。他潜心鑽研中醫,於2002年以優異成績考取加拿大卑詩省註冊中醫及針灸師執照,成為北美首批合法中醫師之一。其後,他在當地成立非牟利機構「樂健會」,長期為華僑社群義診,並將其醫學心得結集成《阿樂臨床處方》一書,連續多年被列入十大暢銷書之一。
家庭情深 低調謝幕
王世瑜與妻子李麗賢結縭五十四載,鶼鰈情深。家人發出的訃聞中以「樂得清靜」為題,形容王世瑜「為人聰敏風趣,思維敏銳,尤重家庭」,並感謝他留下無數溫暖回憶。其安息禮拜已於上周(23日)舉行,一切從簡。
(《明周文化》2025年12月31日)
今夜報創辦人王世瑜(阿樂)於今年(2025年)11月28日離世。王先生曾任明報總編及財經日報社長。
(CY Cheung on《香港往昔 HONG KONG - THE PAST》臉書專頁2025年12月31日)
附圖是1969年1月1日的《華人夜報》,歌神許冠傑當年夾band,屬蓮花樂隊一員,在TVB節目中向觀眾恭祝新年快樂。
1967年9月22日,金庸創辦小報《華人夜報》,王世瑜(筆名阿樂)任總編輯,金庸第二任太太朱玫任社長。附圖是1969年1月1日出版的《華人夜報》,註明社址是英皇道651號二樓。
《華人夜報》內容主要是馬經(包括董驃的馬評)、明星八卦新聞和風月文章,走低俗路線。
(張彧書話臉書專頁2023年12月31日)
香港報業怪傑阿樂(王世瑜)逝世。二十年來有阿樂在的聚會,必無冷場。他是舊上海一代風格的一位聞人、閒人兼小白相人。凡醫卜星相、幻術風水、中醫藥方、江湖異聞,聽阿樂眉飛色舞的說來,必教一眾食客笑逐顏開。
不論高朋滿座、還是舊雨新知,一夕酒菜,阿樂永遠是超然於美酒佳餚的一位重要的論述人(narrator),有如金瓶梅裏的應伯爵(主人家往往是他的前老闆兼知交金庸,當然,我沒暗示查先生是西門慶)和哈姆雷特懷念幼時與父王共餐時的那個叫尤力克(Yorrick)的角色:阿樂是天生的court jester,會說笑話、講趣聞、搞氣氛,必要時即刻表演兩手占卜功夫,一切輕鬆風雅、樂而不淫。阿樂知道,查先生晚宴不喜歡講憂國憂民的政治,他不諱言,查先生一生辦報,太辛勞了,他最會拍查先生的馬屁,讓老爺子樂樂。
但阿樂其人,絕不低三下四,香港傳媒號稱人才濟濟,阿樂看得上眼的人不多。我對阿樂,初相識要交投名狀,我率先拍他一個馬屁:
「阿樂哥,人人都說肥佬黎是報業奇才,蘋果日報一開張,副刊有一對夜總會尋歡指南專欄,兩大名家:一個叫做肥龍、另一個叫骨精強,打開銷量。我認為肥佬黎沒什麼了不起,論尋歡指南,首創的正是大哥你早年辦的‘今夜報’。那時貴報副刊有一個專欄,叫做’摩囉經’,作者叫做堅尼夫,那個專欄的版頭,就是一個阿差盤坐着吹笛子,竹籮裏一條眼鏡蛇升上來,天天介紹哪家酒帘夜總會哪個舞女漂亮好身材,阿樂叔你是我的性教育啟蒙導師。」
此擦鞋言論還有點級數。阿樂聽了大樂:「哈哈,咁你都記得?」轉頭對查先生講上海話:「狄個小鬼頭,」再對我說:「這摩囉經的作者就係我了,我一日寫五六個專欄,一腳踢,除咗叫雞指南,仲有鹹濕小說,後來寫唔到咁多,叫咗個記者代筆。」
阿樂的畢生得意之作,就是在李小龍死後,即移屍殮房,他拿一副照相機,午夜偷偷跑進殮房,塞了港幣百元鈔票給守殮房的那個阿婆,把李小龍的屍格拉出,拍下了全球獨家的李小龍遺容。 我說:我記得,你就威啦。 阿樂說:「當晚仲有下文,我影咗李小龍張相,跟住膽粗粗伸隻手走去除李小龍條褲。殮房的阿婆大驚,高聲叱喝:嘩、嘩,你做乜嘢?作死耶?我話:全世界都話李小龍死嗰陣時狀態一柱擎天,一場嚟到,唔爭在你俾我影埋佢?個阿婆面都青埋,話要報警,我唯有嗱嗱聲走人。」
查先生笑了。我問:「就算影唔到,臨走你伸隻手去摸吓睇吓係咪真係咁硬呀嘛。」倪匡答:「人死咗梗係成條屍都硬㗎啦。」我說:「摸到嗰部份硬得嚟,係咪對住個天呀嘛。」
阿樂就是如此一個妙人。查先生會用人,偏起用阿樂做明報總編輯,八十年代,改革報紙形象,什麼知識分子文人辦報,通通靠邊站。阿樂首創星期天的明報,用一張大粉紙拍明星海報附送,點綴以吃喝玩樂旅遊歐洲東瀛的最新高級資訊,配合明報另外開辦的翠明假期,果然銷量大增。
查先生是阿瑟王,圓桌武士個個是人才,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如1979年台灣中國時報副刊之王、紙上風雲人物高信疆,因為起用因言論入罪出獄的李敖和柏楊、被國民黨「留意」的時候,查先生就想請高信疆來香港主編明報月刊。但阿樂不同。
蔡瀾方去不遠,阿樂也走了。Those good old days. 昨夜星光,曾是一個名士輩出人才喜樂盈門的舊香港。
(陶傑臉書專頁2025年12月30日)
追懷王世瑜兄
曾經擔任《明報》、《明報晚報》總編輯的王世瑜(阿樂)兄不久前走了,他是值得懷念的朋友。自1990年他移居溫哥華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面,是很可惋惜的事。聽說他在彼方贈醫施藥,是大善人,相信也會因此得到華社的感念。
人又稱世瑜是「奇人」,我想,除了具備多方面才能外,可能更因為他喜歡講術數,甚至喜歡研究特異功能。哲人説:「我們都生活在溝渠裡,但有人常仰望星空」,我喜歡仰望星空,但只是用想象去仰望,世瑜兄的仰望比較具行動性、實驗性,當然,和科學在歷史的進展過程中經常遭遇挫折一樣,玄學或特異功能的探索亦不例外,只能是逾敗逾戰。不過聽說他的預測未來和揭穿過去,是有相當準確性的。我認識一些這方面的大師,但因為不喜歡預知未來,所以從不曾向他們請教,也就與世瑜的奇技擦身而過。
和世瑜聊天,就是聽他演說,沒有機會插咀,不過有一次例外,那是《中報》的老板傅朝樞請我和世瑜吃飯。這個傅先生太會聊了,整晚就在聽他口沫橫飛講怎麼樣騙了台灣蔣家一大筆錢,又跑去北京騙鄧小平。我從未見人講自己的行騙過程講得比打了雞血針更興奮。可是最後他不勝酒力,「砰」地一聲伏在餐枱上睡著了。這頓豪奢晚飯本來講好用他騙來的錢埋單。只見世瑜不慌不忙把昏迷中的他扶坐好,再掏他的荷包出來找鈔票。埋了單世瑜就跑了,我只好扶著他去港澳碼頭。因為他女兒是我的學生。
讀者回應:
林也牧:
阿乐喜欢研究中医中药,他很热心的帮人。特别是对癌症病人。有他在就一定会很热閙。傅朝枢曾是我的老板,此人不𢤦办報,不到两年,菊人、陆鏗、吴甿和我都離开去办《百姓》了。最後一次见到傅老板是《中報》停刋後,遇到他一个人手上提了一袋熟食,老態畢露,心裏一陣蒼凉,和他打了个招呼。当年他去北京,只是楊尚昆接見过他,他把照片做成贺卡,寄给他認識和想認識的人。读君大文,感概良多。當年的熟人和文化界的朋友都已经先後離开这红尘滚滚的人世了,令人不勝欷歔。
(蘇賡哲臉書2026年1月11日)
香港報壇傳奇人物、筆名「阿樂」的王世瑜先生,於11月28日在香港港安醫院安詳辭世,享年86歲。其家人遵從遺願低調完成後事,並將帛金全數捐贈「兒童癌病基金」,延續其濟世情懷。
報界奇才 始於一句「請多一個」
王世瑜(1939-2025)的傳奇報業生涯,始於一次偶然的機遇。憶及60年代入職《明報》時,他是在150人競爭一個校對職位的激烈情況下,因編輯一句「請多一個喇」而被額外錄用,從此踏入傳媒界。
他於1961年加入創刊不久的《明報》,僅任校對五天,即因才思敏捷被創辦人查良鏞(金庸)賞識,擢升為編輯,自此展開其燦爛的報業生涯。他先後擔任《明報》旗下《華人夜報》、《明報晚報》總編輯,並曾任《財經日報》社長。
1972年,他創辦風格鮮明的《今夜報》,內容以馬經及通俗小說為主,手法大膽,成為當時市井文化的標誌之一。1986年,他應查良鏞之邀重返《明報》出任總編輯,曾推動版面革新,如引入明星海報附頁。其機智風趣的作風,使他成為文化圈中著名的「妙人」,常是宴席中調動氣氛的核心人物。資深傳媒人陶杰形容他為「天生的 court jester(弄臣)」,深得查良鏞信任與喜愛。
圖為查良鏞與王世瑜伉儷,時為1985年。
江湖軼事 成報壇佳話 王世瑜人生充滿軼事。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者,莫過於1973年武打巨星李小龍驟逝後,他夜探殮房,以一千元賄賂殮房工人,拍下全球獨家的李小龍遺容。其膽識與對新聞的觸覺,可見一斑。
他以多個筆名撰寫各式專欄,從武術評論到生活趣聞都有涉獵,其中以「阿樂」筆名撰寫的專欄「不亦樂乎」最為讀者熟知,他曾笑言,自己已記不清筆名確切起源:「這個『樂』字太有意思了,生活本就是為了快樂。」
懸壺濟世 惠澤社群
1990年,王世瑜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人生開啟另一篇章。他潜心鑽研中醫,於2002年以優異成績考取加拿大卑詩省註冊中醫及針灸師執照,成為北美首批合法中醫師之一。其後,他在當地成立非牟利機構「樂健會」,長期為華僑社群義診,並將其醫學心得結集成《阿樂臨床處方》一書,連續多年被列入十大暢銷書之一。
家庭情深 低調謝幕
王世瑜與妻子李麗賢結縭五十四載,鶼鰈情深。家人發出的訃聞中以「樂得清靜」為題,形容王世瑜「為人聰敏風趣,思維敏銳,尤重家庭」,並感謝他留下無數溫暖回憶。其安息禮拜已於上周(23日)舉行,一切從簡。
(《明周文化》2025年12月31日)
1978年今夜報
今夜報創辦人王世瑜(阿樂)於今年(2025年)11月28日離世。王先生曾任明報總編及財經日報社長。
(CY Cheung on《香港往昔 HONG KONG - THE PAST》臉書專頁2025年12月31日)
附圖是1969年1月1日的《華人夜報》,歌神許冠傑當年夾band,屬蓮花樂隊一員,在TVB節目中向觀眾恭祝新年快樂。
1967年9月22日,金庸創辦小報《華人夜報》,王世瑜(筆名阿樂)任總編輯,金庸第二任太太朱玫任社長。附圖是1969年1月1日出版的《華人夜報》,註明社址是英皇道651號二樓。
《華人夜報》內容主要是馬經(包括董驃的馬評)、明星八卦新聞和風月文章,走低俗路線。
(張彧書話臉書專頁2023年12月31日)
香港報業怪傑阿樂(王世瑜)逝世。二十年來有阿樂在的聚會,必無冷場。他是舊上海一代風格的一位聞人、閒人兼小白相人。凡醫卜星相、幻術風水、中醫藥方、江湖異聞,聽阿樂眉飛色舞的說來,必教一眾食客笑逐顏開。
不論高朋滿座、還是舊雨新知,一夕酒菜,阿樂永遠是超然於美酒佳餚的一位重要的論述人(narrator),有如金瓶梅裏的應伯爵(主人家往往是他的前老闆兼知交金庸,當然,我沒暗示查先生是西門慶)和哈姆雷特懷念幼時與父王共餐時的那個叫尤力克(Yorrick)的角色:阿樂是天生的court jester,會說笑話、講趣聞、搞氣氛,必要時即刻表演兩手占卜功夫,一切輕鬆風雅、樂而不淫。阿樂知道,查先生晚宴不喜歡講憂國憂民的政治,他不諱言,查先生一生辦報,太辛勞了,他最會拍查先生的馬屁,讓老爺子樂樂。
但阿樂其人,絕不低三下四,香港傳媒號稱人才濟濟,阿樂看得上眼的人不多。我對阿樂,初相識要交投名狀,我率先拍他一個馬屁:
「阿樂哥,人人都說肥佬黎是報業奇才,蘋果日報一開張,副刊有一對夜總會尋歡指南專欄,兩大名家:一個叫做肥龍、另一個叫骨精強,打開銷量。我認為肥佬黎沒什麼了不起,論尋歡指南,首創的正是大哥你早年辦的‘今夜報’。那時貴報副刊有一個專欄,叫做’摩囉經’,作者叫做堅尼夫,那個專欄的版頭,就是一個阿差盤坐着吹笛子,竹籮裏一條眼鏡蛇升上來,天天介紹哪家酒帘夜總會哪個舞女漂亮好身材,阿樂叔你是我的性教育啟蒙導師。」
此擦鞋言論還有點級數。阿樂聽了大樂:「哈哈,咁你都記得?」轉頭對查先生講上海話:「狄個小鬼頭,」再對我說:「這摩囉經的作者就係我了,我一日寫五六個專欄,一腳踢,除咗叫雞指南,仲有鹹濕小說,後來寫唔到咁多,叫咗個記者代筆。」
阿樂的畢生得意之作,就是在李小龍死後,即移屍殮房,他拿一副照相機,午夜偷偷跑進殮房,塞了港幣百元鈔票給守殮房的那個阿婆,把李小龍的屍格拉出,拍下了全球獨家的李小龍遺容。 我說:我記得,你就威啦。 阿樂說:「當晚仲有下文,我影咗李小龍張相,跟住膽粗粗伸隻手走去除李小龍條褲。殮房的阿婆大驚,高聲叱喝:嘩、嘩,你做乜嘢?作死耶?我話:全世界都話李小龍死嗰陣時狀態一柱擎天,一場嚟到,唔爭在你俾我影埋佢?個阿婆面都青埋,話要報警,我唯有嗱嗱聲走人。」
查先生笑了。我問:「就算影唔到,臨走你伸隻手去摸吓睇吓係咪真係咁硬呀嘛。」倪匡答:「人死咗梗係成條屍都硬㗎啦。」我說:「摸到嗰部份硬得嚟,係咪對住個天呀嘛。」
阿樂就是如此一個妙人。查先生會用人,偏起用阿樂做明報總編輯,八十年代,改革報紙形象,什麼知識分子文人辦報,通通靠邊站。阿樂首創星期天的明報,用一張大粉紙拍明星海報附送,點綴以吃喝玩樂旅遊歐洲東瀛的最新高級資訊,配合明報另外開辦的翠明假期,果然銷量大增。
查先生是阿瑟王,圓桌武士個個是人才,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如1979年台灣中國時報副刊之王、紙上風雲人物高信疆,因為起用因言論入罪出獄的李敖和柏楊、被國民黨「留意」的時候,查先生就想請高信疆來香港主編明報月刊。但阿樂不同。
蔡瀾方去不遠,阿樂也走了。Those good old days. 昨夜星光,曾是一個名士輩出人才喜樂盈門的舊香港。
(陶傑臉書專頁2025年12月30日)
追懷王世瑜兄
曾經擔任《明報》、《明報晚報》總編輯的王世瑜(阿樂)兄不久前走了,他是值得懷念的朋友。自1990年他移居溫哥華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面,是很可惋惜的事。聽說他在彼方贈醫施藥,是大善人,相信也會因此得到華社的感念。
人又稱世瑜是「奇人」,我想,除了具備多方面才能外,可能更因為他喜歡講術數,甚至喜歡研究特異功能。哲人説:「我們都生活在溝渠裡,但有人常仰望星空」,我喜歡仰望星空,但只是用想象去仰望,世瑜兄的仰望比較具行動性、實驗性,當然,和科學在歷史的進展過程中經常遭遇挫折一樣,玄學或特異功能的探索亦不例外,只能是逾敗逾戰。不過聽說他的預測未來和揭穿過去,是有相當準確性的。我認識一些這方面的大師,但因為不喜歡預知未來,所以從不曾向他們請教,也就與世瑜的奇技擦身而過。
和世瑜聊天,就是聽他演說,沒有機會插咀,不過有一次例外,那是《中報》的老板傅朝樞請我和世瑜吃飯。這個傅先生太會聊了,整晚就在聽他口沫橫飛講怎麼樣騙了台灣蔣家一大筆錢,又跑去北京騙鄧小平。我從未見人講自己的行騙過程講得比打了雞血針更興奮。可是最後他不勝酒力,「砰」地一聲伏在餐枱上睡著了。這頓豪奢晚飯本來講好用他騙來的錢埋單。只見世瑜不慌不忙把昏迷中的他扶坐好,再掏他的荷包出來找鈔票。埋了單世瑜就跑了,我只好扶著他去港澳碼頭。因為他女兒是我的學生。
讀者回應:
林也牧:
阿乐喜欢研究中医中药,他很热心的帮人。特别是对癌症病人。有他在就一定会很热閙。傅朝枢曾是我的老板,此人不𢤦办報,不到两年,菊人、陆鏗、吴甿和我都離开去办《百姓》了。最後一次见到傅老板是《中報》停刋後,遇到他一个人手上提了一袋熟食,老態畢露,心裏一陣蒼凉,和他打了个招呼。当年他去北京,只是楊尚昆接見过他,他把照片做成贺卡,寄给他認識和想認識的人。读君大文,感概良多。當年的熟人和文化界的朋友都已经先後離开这红尘滚滚的人世了,令人不勝欷歔。
(蘇賡哲臉書2026年1月11日)
2023年2月21日 星期二
《給十九歲的我》公映爭議(之三)(陶傑、王岸然等的評論)
給十九歲的我|陶傑鄧小樺開咪5點力撐張婉婷 前港姐發文狠批
《給十九歲的我》宣布下架後風波未了,除了片中主角的長文聲明,導演張婉婷甚至遭舊夥記撰文狠批。不過作為資深電影人,張婉婷不乏知心友,陶傑日前在其主持的電台節目《光明頂》開咪分析當年拍攝同意書中的條文,又YouTube開Live聯同一位嘉賓再度評論事件⋯⋯
鄧小樺參戰 與陶傑罕有同框
陶傑先在商台節目《光明頂》發表對事件的看法,繼而與香港作家兼節目主持人鄧小樺開咪,《風雲谷》的特別直播,一小時的內容還是圍繞著電影《給十九歲的我》的紛爭,雖然鄧小樺開始時強調「事件中沒有壞人」,但節目中就陶傑就直指學生的反對聲音係「阻頭阻勢」,應該要知咩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前港姐陳潔玲撰文怒斥 節目播出後,前港姐陳潔玲在社交網站撰文怒斥,直指鄧小樺與陶傑在節目中發表歪理:「一個小時的live show,才子不斷振振有詞說出大堆歪理,才女趕忙附和認同,好登對啊」又指: 「眼見兩位精英前輩有如行雲流水般,對發聲少女們施行 DARVO ( deny, attack, reverse victim and offender),再來一招 人格 謀殺 和 道德 綁架。原來阻止套戲公映,會妨礙香港民主發展,繼而成為千古罪人咁恐怖㗎?真係睇《閃靈》都冇咁驚慄心寒。」
(《SundayKiss》2023年2月9日)
【岸伯正論】《給十九歲的我》風波,學生法理情皆在理。評陶傑、黃秋生怪論撐張婉婷。
王岸然;香港36年資歷的時事評論員。
【一文睇晒!《給十九歲的我》拍攝及爭議時序 】
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給十九歲的我》風波」,絕對是香港電影發展的罕有例子:一套紀錄片在公映前贏盡口碑,一票難求,但開畫後負面討論漸漸浮現,「火勢」更愈燒愈猛,彷彿張婉婷導演以及英華女校管理層一下子「焫着」全港市民,最終換來電影煞停放映的結局。由於事件橫跨12年,涉及大量資訊,而且事出突然,故本平台決定整理事態變化,讓讀者掌握來龍去脈。
編輯:游大東
資料整理:N. Chan
資訊來源:《明周文化》阿聆自白書、媒體訪問、英華女學校網頁、電影首次慈善放映時場內刊物、Hong Kong Box Office Ltd.、游大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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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時任校長李石玉如穿針引綫,邀請1968年畢業的校友張婉婷為整個遷校計劃拍攝紀錄片,拍攝對象為當年在英華女學校就讀中一的新生;
▻ 2012年4月17日:根據《明周文化》刊登由阿聆提供當年由校方發出的同意書可見,阿聆父母簽下同意書(第一份同意書),允許攝製隊拍攝女兒在校內外狀況,並同意製成的紀錄片放映或分發(DVD)之用途。同意書簽訂時,事件主角均未成年;
▻ 2012年9月:英華女學校羅便臣道校舍原址重建,新學年開始後,師生遷往深水埗德貞女子中學舊校舍上課;
▻ 2012年至2022年:事件主角曾多次表明不想再參與拍攝,亦有女同學(沒有出現在《給十九歲的我》)由中一哭訴至中五,方獲准退出拍攝計劃。另一方面,《給十九歲的我》製作時間長達10年,原片錄影時數多達15,528小時(此數字源自2021年12月1日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內部慈善放映的場刊第4頁至第5頁,惟早前跟張導專訪,她說共拍了30萬小時)從女生最初稱呼「張婉婷團隊」為「DVD Team」一名所見,女生們對放映的理解一直是只供校內放映/籌款用途(例子:校友捐款就可獲贈DVD);
▻ 2013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美好2013:大師微電影」系列,張婉婷有份參與並負責拍攝劇情短片《深藍》,邀請阿聆和她的弟弟當主角(尚有金燕玲主演),並有倫凱頤(阿雀)和佘麗薇(阿佘)參演;
▻ 2016年1月:電影其中一位主角馬燕茹和另一單車手李慧詩參加在日本伊豆舉行的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張婉婷亦在場內訪問李慧詩,片段收錄在《給十九歲的我》之中;
▻ 2019年3月:英華女學校半山羅便臣道原址重建校舍啟用;
▻ 2021年下半年:根據阿聆的萬字文,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前半年至數月之前,有份在戲中現身的主角陸續收到通知,得悉校方和導演均有公映打算,她們沒有觀看任何片段的機會,也不知道電影原來已送往電檢;
▻ 2021年12月1日之後(沒有具體日期):阿聆在首映後情緒不穩須求醫,由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其狀態,「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阿聆向校方反映健康狀況及要求不要公開放映。由於阿聆和另一女生情緒不穩,校方代表和導演曾經聯絡和了解其不適原因,阿聆表明不願意電影公開放映,亦沒有責任協助公開放映;
▻ 2022年1月:校方首次提出private screening(私人放映)和參加電影節之說。阿聆再次表明不會同意對外放映,如果導演堅持,會要求對方把所有跟自己相關的片段全數剪走,惟導演以final cut已通過電檢為由拒絕;
▻ 2022年1月後(沒有具體日期):校方草擬consent form(同意書),要求授權private screening和參與電影節,片中六名主角除了阿聆之外,其他五位主角均有簽署;
▻ 2022年6月:校方再次試圖游說阿聆,此時校方首次拿出2012年主角的父母簽署同意參與拍攝的文件。同時校方、導演及監製稱他們已經尋求法律意見,如果阿聆仍要繼續阻止,或須負上法律責任,又表示即使阿聆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成年後仍繼續參與拍攝的行為是給予製作團隊「silent consent」(沉默意味同意),有法律約束力;
▻ 2022年7月2日:張婉婷的伴侶、《給十九歲的我》顧問羅啟銳逝世;
▻ 2022年8月:《給》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在西九龍圓方戲院舉行首映;
▻ 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電影舉行多場優先場、私人包場放映,期間錄得不俗入座;
▻ 2022年10月:校方向阿聆表示已經跟發行商簽署協定,電影定必公映;
▻ 2023年1月15日:《給》獲頒「2022年度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 https://bit.ly/3RIFO5b );
▻ 2023年1月中:副校長周小鳳受訪時提及電影於香港電影節上映前8個月,聲稱「師長們能與女生們同行,彼此之間有傾談的機會,也邀請了張婉婷來處理她們心中的問題」;
▻ 2023年1月19日:張婉婷接受商台《一圈圈》訪問時,自爆2016年日本訪問李慧詩時沒有向日本官方申請記者證入場採訪,僅瞞騙日本方的場地職員,又稱訪問當日團隊是經「名譽董事」幫忙進入比賽場館(翻查資料,香港單車總會只有名譽會長和名譽顧問,而沒有名譽董事);
▻ 2023年1月28日:英華女校舉行《給十九歲的我》誓師大會,除了導演和前校長李石玉如外,4位受訪者:阿雀(倫凱頤)、阿佘(佘麗薇)、Madam(羅曉淳)、馬燕茹皆有出席,阿聆與香港小姐(江冰滢)沒有現身;
▻ 2023年2月2日:《給十九歲的我》全港公映;
▻ 2023年2月2日至2月4日:上映3日,《給十九歲的我》已錄得逾950萬票房收入;
▻ 2023年2月5日凌晨:《明周文化》獨家刊出阿聆親撰的萬字長文,交代她對紀錄片拍攝過程和導演處理方式的質疑和交涉過程。《明周文化》亦刊出另一主角阿佘的訪問,她同樣表示自己不希望公映,惟考慮後最終答允;
▻ 2023年2月5日下午:李慧詩長文控訴「被出現」在電影中,申明不會觀看《給》也不建議支持者觀看。同日,張婉婷在謝票活動中主動提出,電影將於翌日(6日)全線暫停公映 ( https://bit.ly/3JPvgPL );
▻ 2023年2月6日:第三位主角、現居美國的「香港小姐」江冰滢表示,電影上映前收到拍攝團隊通知需要簽署同意書,當時對方稱「所有人已經簽咗名」,僅剩她未簽,故在「無諗過背後有咁多嘢嘅情况之下」簽署同意書,團隊講法(只剩江未簽)和阿聆說法(從沒有簽第二份同意書)有明顯分別;
▻ 2023年2月6日:張婉婷接受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再次向阿聆致歉,說「我對佢唔住」,又指「唔好意思啊阿Ling(阿聆),你開心番啲啦,我哋而家唔做㗎喇,你知唔知道啊?」但當主持人問張導演會否剪走阿聆的部份,她說:「嘩,剪走?我剪咗三年,嗰個洪荒之力真係好攞命,我未諗啊,因為同學校都要研究,同埋同發行公司都要研究。」但她說,既然阿聆表示不同意公映,《給十九歲的我》幾乎「冇咩可能再上映」;
▻ 2023年2月7日:《給十九歲的我》暫停放映前(2月6日)的累積票房為10,300,906港元。
延伸閱讀 ──
《給十九歲的我》煞停|張婉婷導演2月5日答記者問文字版:https://bit.ly/40OgA9Q
(08022023)
(《游大東【鴻鵠志-影視筆記】》臉書專頁2023年2月8日)
《給十九歲的我》宣布下架後風波未了,除了片中主角的長文聲明,導演張婉婷甚至遭舊夥記撰文狠批。不過作為資深電影人,張婉婷不乏知心友,陶傑日前在其主持的電台節目《光明頂》開咪分析當年拍攝同意書中的條文,又YouTube開Live聯同一位嘉賓再度評論事件⋯⋯
鄧小樺參戰 與陶傑罕有同框
陶傑先在商台節目《光明頂》發表對事件的看法,繼而與香港作家兼節目主持人鄧小樺開咪,《風雲谷》的特別直播,一小時的內容還是圍繞著電影《給十九歲的我》的紛爭,雖然鄧小樺開始時強調「事件中沒有壞人」,但節目中就陶傑就直指學生的反對聲音係「阻頭阻勢」,應該要知咩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前港姐陳潔玲撰文怒斥 節目播出後,前港姐陳潔玲在社交網站撰文怒斥,直指鄧小樺與陶傑在節目中發表歪理:「一個小時的live show,才子不斷振振有詞說出大堆歪理,才女趕忙附和認同,好登對啊」又指: 「眼見兩位精英前輩有如行雲流水般,對發聲少女們施行 DARVO ( deny, attack, reverse victim and offender),再來一招 人格 謀殺 和 道德 綁架。原來阻止套戲公映,會妨礙香港民主發展,繼而成為千古罪人咁恐怖㗎?真係睇《閃靈》都冇咁驚慄心寒。」
(《SundayKiss》2023年2月9日)
【岸伯正論】《給十九歲的我》風波,學生法理情皆在理。評陶傑、黃秋生怪論撐張婉婷。
王岸然;香港36年資歷的時事評論員。
(On8 Channel - 王岸然頻道on YouTube 2023年2月11日)
【一文睇晒!《給十九歲的我》拍攝及爭議時序 】
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給十九歲的我》風波」,絕對是香港電影發展的罕有例子:一套紀錄片在公映前贏盡口碑,一票難求,但開畫後負面討論漸漸浮現,「火勢」更愈燒愈猛,彷彿張婉婷導演以及英華女校管理層一下子「焫着」全港市民,最終換來電影煞停放映的結局。由於事件橫跨12年,涉及大量資訊,而且事出突然,故本平台決定整理事態變化,讓讀者掌握來龍去脈。
編輯:游大東
資料整理:N. Chan
資訊來源:《明周文化》阿聆自白書、媒體訪問、英華女學校網頁、電影首次慈善放映時場內刊物、Hong Kong Box Office Ltd.、游大東訪問
****************
▻ 2011年9月:時任校長李石玉如穿針引綫,邀請1968年畢業的校友張婉婷為整個遷校計劃拍攝紀錄片,拍攝對象為當年在英華女學校就讀中一的新生;
▻ 2012年4月17日:根據《明周文化》刊登由阿聆提供當年由校方發出的同意書可見,阿聆父母簽下同意書(第一份同意書),允許攝製隊拍攝女兒在校內外狀況,並同意製成的紀錄片放映或分發(DVD)之用途。同意書簽訂時,事件主角均未成年;
▻ 2012年9月:英華女學校羅便臣道校舍原址重建,新學年開始後,師生遷往深水埗德貞女子中學舊校舍上課;
▻ 2012年至2022年:事件主角曾多次表明不想再參與拍攝,亦有女同學(沒有出現在《給十九歲的我》)由中一哭訴至中五,方獲准退出拍攝計劃。另一方面,《給十九歲的我》製作時間長達10年,原片錄影時數多達15,528小時(此數字源自2021年12月1日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內部慈善放映的場刊第4頁至第5頁,惟早前跟張導專訪,她說共拍了30萬小時)從女生最初稱呼「張婉婷團隊」為「DVD Team」一名所見,女生們對放映的理解一直是只供校內放映/籌款用途(例子:校友捐款就可獲贈DVD);
▻ 2013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策劃「美好2013:大師微電影」系列,張婉婷有份參與並負責拍攝劇情短片《深藍》,邀請阿聆和她的弟弟當主角(尚有金燕玲主演),並有倫凱頤(阿雀)和佘麗薇(阿佘)參演;
▻ 2016年1月:電影其中一位主角馬燕茹和另一單車手李慧詩參加在日本伊豆舉行的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張婉婷亦在場內訪問李慧詩,片段收錄在《給十九歲的我》之中;
▻ 2019年3月:英華女學校半山羅便臣道原址重建校舍啟用;
▻ 2021年下半年:根據阿聆的萬字文,校內首映(2021年12月)前半年至數月之前,有份在戲中現身的主角陸續收到通知,得悉校方和導演均有公映打算,她們沒有觀看任何片段的機會,也不知道電影原來已送往電檢;
▻ 2021年12月1日之後(沒有具體日期):阿聆在首映後情緒不穩須求醫,由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診斷後也表示以其狀態,「電影是不適合進行公映的」,阿聆向校方反映健康狀況及要求不要公開放映。由於阿聆和另一女生情緒不穩,校方代表和導演曾經聯絡和了解其不適原因,阿聆表明不願意電影公開放映,亦沒有責任協助公開放映;
▻ 2022年1月:校方首次提出private screening(私人放映)和參加電影節之說。阿聆再次表明不會同意對外放映,如果導演堅持,會要求對方把所有跟自己相關的片段全數剪走,惟導演以final cut已通過電檢為由拒絕;
▻ 2022年1月後(沒有具體日期):校方草擬consent form(同意書),要求授權private screening和參與電影節,片中六名主角除了阿聆之外,其他五位主角均有簽署;
▻ 2022年6月:校方再次試圖游說阿聆,此時校方首次拿出2012年主角的父母簽署同意參與拍攝的文件。同時校方、導演及監製稱他們已經尋求法律意見,如果阿聆仍要繼續阻止,或須負上法律責任,又表示即使阿聆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成年後仍繼續參與拍攝的行為是給予製作團隊「silent consent」(沉默意味同意),有法律約束力;
▻ 2022年7月2日:張婉婷的伴侶、《給十九歲的我》顧問羅啟銳逝世;
▻ 2022年8月:《給》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在西九龍圓方戲院舉行首映;
▻ 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電影舉行多場優先場、私人包場放映,期間錄得不俗入座;
▻ 2022年10月:校方向阿聆表示已經跟發行商簽署協定,電影定必公映;
▻ 2023年1月15日:《給》獲頒「2022年度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 https://bit.ly/3RIFO5b );
▻ 2023年1月中:副校長周小鳳受訪時提及電影於香港電影節上映前8個月,聲稱「師長們能與女生們同行,彼此之間有傾談的機會,也邀請了張婉婷來處理她們心中的問題」;
▻ 2023年1月19日:張婉婷接受商台《一圈圈》訪問時,自爆2016年日本訪問李慧詩時沒有向日本官方申請記者證入場採訪,僅瞞騙日本方的場地職員,又稱訪問當日團隊是經「名譽董事」幫忙進入比賽場館(翻查資料,香港單車總會只有名譽會長和名譽顧問,而沒有名譽董事);
▻ 2023年1月28日:英華女校舉行《給十九歲的我》誓師大會,除了導演和前校長李石玉如外,4位受訪者:阿雀(倫凱頤)、阿佘(佘麗薇)、Madam(羅曉淳)、馬燕茹皆有出席,阿聆與香港小姐(江冰滢)沒有現身;
▻ 2023年2月2日:《給十九歲的我》全港公映;
▻ 2023年2月2日至2月4日:上映3日,《給十九歲的我》已錄得逾950萬票房收入;
▻ 2023年2月5日凌晨:《明周文化》獨家刊出阿聆親撰的萬字長文,交代她對紀錄片拍攝過程和導演處理方式的質疑和交涉過程。《明周文化》亦刊出另一主角阿佘的訪問,她同樣表示自己不希望公映,惟考慮後最終答允;
▻ 2023年2月5日下午:李慧詩長文控訴「被出現」在電影中,申明不會觀看《給》也不建議支持者觀看。同日,張婉婷在謝票活動中主動提出,電影將於翌日(6日)全線暫停公映 ( https://bit.ly/3JPvgPL );
▻ 2023年2月6日:第三位主角、現居美國的「香港小姐」江冰滢表示,電影上映前收到拍攝團隊通知需要簽署同意書,當時對方稱「所有人已經簽咗名」,僅剩她未簽,故在「無諗過背後有咁多嘢嘅情况之下」簽署同意書,團隊講法(只剩江未簽)和阿聆說法(從沒有簽第二份同意書)有明顯分別;
▻ 2023年2月6日:張婉婷接受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再次向阿聆致歉,說「我對佢唔住」,又指「唔好意思啊阿Ling(阿聆),你開心番啲啦,我哋而家唔做㗎喇,你知唔知道啊?」但當主持人問張導演會否剪走阿聆的部份,她說:「嘩,剪走?我剪咗三年,嗰個洪荒之力真係好攞命,我未諗啊,因為同學校都要研究,同埋同發行公司都要研究。」但她說,既然阿聆表示不同意公映,《給十九歲的我》幾乎「冇咩可能再上映」;
▻ 2023年2月7日:《給十九歲的我》暫停放映前(2月6日)的累積票房為10,300,906港元。
延伸閱讀 ──
《給十九歲的我》煞停|張婉婷導演2月5日答記者問文字版:https://bit.ly/40OgA9Q
(08022023)
(《游大東【鴻鵠志-影視筆記】》臉書專頁2023年2月8日)
2020年2月23日 星期日
悼曹驥雲
父親曹驥雲與我1962年底在青山容龍別墅。我記得身上穿的那件毛衣,不記得哪一天。
他原籍桂林,南京出生,他出生後母親亡故,有一姊一兄,相繼於逃難時病歿。一九五〇年,他手持一隻皮箱由南京上海輾轉渡過羅湖橋來香港,投奔他的姨媽王李象珮女士。而他的姨丈是當年香港紗廠寧波老闆王啟宇,亦即王統元、王福元兄弟之父。
他在香港看的第一部英語電影,叫做「郎心如鐵」(A Place in the Sun)。他很喜歡這部電影。後來我長大了一看,見到片中的男主角孟甘穆利奇里夫,飾演一個鄉下青年,到大城市投靠一個富豪親戚。然後發生許多事情。那一刻,我才發現我多認識了父親。
華人社會的父子關係很複雜,而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大。他有一點值得一記的故事,而他進入了香港的報界。
他是一個平凡人,但經歷的時代苦難,見識過巨大變遷。我從小跟隨他,所見所聞,由側面見識了一個宏大的舊新交替中國,也體驗了香港的成長。
今天凌晨兩點半,我在他的病榻前,說:「我和你此生緣淡,唯言罕情怯,若有來生,如你不棄,我願意再做你的兒子。」
他聽到了,眼角垂下淚珠。
感謝許多朋友的慰勉。在這個艱困的時刻,我想起童年的香港,成千上萬匯聚在維多利亞港的皮箱和腳印。父親離逝於此時,上天若有啟迪,若他魂行未遠,願他庇佑苦難中的香港,因為我不但是他兒子,也是香港人的兒子。
(《陶傑 Channel》2020年2月21日)
陶傑父親曹驥雲凌晨離世 享年92歲
本港專欄作家陶傑的父親曹驥雲,今日凌晨2時半因腎衰竭在養和醫院離世,享年92歲。
原名曹捷的陶傑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本身為《大公報》前副總編輯的父親,身體一向健康且思路清晰,早前還與朋友打啤牌,但本周初因食慾不振入院,後被發現腎衰竭。而家人這兩日都見過面,離世時一切安詳。
他在訪問中還指,67歲時於《大公報》退休的父親,遺願是後事一切從簡,所以不設儀式,也不會在殯儀館辦喪禮,私人聚會後,遺體便會火化。
陶傑下午在社交網站發文悼念父親。他提到父親出生後母親亡故,有一姊一兄,相繼於逃難時病歿。1950年,父親手持一隻皮箱由南京上海輾轉渡過羅湖橋來香港投奔姨媽。陶傑說,父親很喜歡電影「郎心如鐵」(A Place in the Sun),片中的男主角孟甘穆利奇里夫,飾演一個鄉下青年,亦是到大城市投靠一個富豪親戚。「他是一個平凡人,但經歷的時代苦難,見識過巨大變遷。」
而今日凌晨兩點半,陶傑在病榻前對他說:「我和你此生緣淡,唯言罕情怯,若有來生,如你不棄,我願意再做你的兒子。」曹驥雲聽到亦落淚。陶傑想起童年的香港,成千上萬匯聚在維多利亞港的皮箱和腳印,父親離逝於此時,上天若有啟迪,若他魂行未遠,願他庇佑苦難中的香港,「因為我不但是他兒子,也是香港人的兒子。」
陶傑祖籍上海,1958年出生,資料顯示,其父母均是1949年從大陸到港。曹驥雲當年在港投奔的,是從上海來港的姨媽,而其姨丈正是上海第一代從美國引進機器做紗廠的紡織實業首富王啟宇。
據悉,曹驥雲移居香港後隨即加入《大公報》任校對員,效力46年,以副老總一職退休;其妻子常婷婷亦是《大公報》經濟版編輯。
曹驥雲與查良鏞(金庸)結緣於《大公報》,兩家交往深厚。曹驥雲入職《大公報》任校對時,當年才26歲的查良鏞便是該報的國際新聞編輯。
查良鏞於2018年逝世後,曹驥雲於一個緬懷會上,上台憶述兩人的相處點滴。他當時提到,查良鏞在他入職《大公報》時曾對他說「新聞界最重要的是不失信人心」,一席話令他印象尤深。
(《頭條日報》2020年2月21日)
陶傑:黃昏的約會
把「老人癡呆」改稱為「腦退化症」的那個人,為世上造了很大的福。
家裏的父親開始腦退化?像一闋淡淡的哀歌。每天你發現失去了他一點點。一天比一天,他離你遠,一天比一天荒涼。
本來父親很健談,他漸沉吟不語。本來很開懷,時時說笑話,他此刻時時在沉思。本來他能豪飲啤酒,現在他只能喝一杯稀淡的蜜糖,持杯的手開始顫抖。
他沒有病,只是對人生有點困惑。何不換一個角度看這一切?生命本來是一個謎,當你初來這個世界,你不明白。你眼前的父親教會了你:何謂生老病死,什麼叫恩義情仇。你成長,他把着你的小手扶你上路,你曾經倉皇跌倒,他一把扶起你,勸慰你的嚎哭──不要怕,前面的路還很艱嶇,但爸爸和你一起同行,他說。
父親沒有爽約,他帶過你攀岩石,看浪花,與你一起騎自行車。在日落的時候,幼小的你,看見他怔怔凝視着天邊的雲彩,沒有說話。像想起他的前半生,想起他的童年和你早逝的祖父,也就是他自己的父親。你問他為什麼不說話,他撫摸你的腦瓜子,嘆一口氣,搖搖頭,說:沒什麼,上路吧,讓我們回家。
他老來坐在客廳,多麼像許多年前看着滿天的晚霞。只是他需要你坐在身邊,握着他的手,用你的臉頰抵着他的肩頭:還記得小時候你帶我攀過那山頭嗎?親愛的爸爸,從前的路,你帶我攀涉過,往日的教誨,你在我耳邊叮嚀,我一度以為我懂得生死是什麼,曾經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但現在我跟你一樣不太明白。
他茫然,緩緩抬頭看着你。他灰褐而略有白內障的瞳孔燃燒着一閃日漸冷熄下去的蒼燄。不,他沒有病,只是在今生裏他有點過早地過渡到來世,正如許久前,你三個月大,在父親的襁褓裏,他用情深地盯凝着你,看你從前世的濛鴻中醒來,對你母親說,看,這是我們的孩子。
腦退化症不是病。只是生命在幼年,是一幅蠟筆畫,盛年是一幅絢爛的油畫。老年只是改習水墨,而在煙水迷茫之處,一片淡綻的曖昧渲化,最終沒入了濛鴻。腦退化的父親,只是化了諸般色相,只是留白的地方最是動人。緊握着他的手,你在耳邊告訴他:爸爸,謝謝你,人生的妙諦,雖你都忘懷,我卻永記你的大愛,像那天我們擁有的黃昏,西天最迷人的一片雲彩。
(《港文集》2012年4月2日)
2018年11月6日 星期二
舊友懷金庸:張圭陽、李廣榮、許禮平、陶傑、陳子善、閔福德
金庸與《明報》 第一個15年(1959-1973)
張圭陽
35歲國字口臉的窮小子金庸在1959年5月20日出版第一號《明報》的時候,他怎樣也無法想像,他與同鄉兼中學同學沈寶生合資10萬元創辦這份武俠小說報,經過32年的經營,會變成了有6億資產的上市公司;他更不會預見,一位窮編劇、窮編輯,在風雲際會的八九十年代,會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人、香港未來政制的設計者……金庸和明報在現實世界上的種種際遇,比起武俠小說江湖上的主角,更見傳奇。篇幅有限,我們先看金庸與明報第一個15年(1959-1973年)的傳奇。
1981年加入《明報》,曾任金庸私人助理,其後轉任明報高級記者兼靜態組組長、《明報晚報》採訪主任等,1989年六四事件後再度加盟明報出任副總編輯兼社評主筆,1991年離職。1995年在金庸支持下寫成《金庸與報業》。
明報的第一個15年,國內國際環境動盪不安:西藏有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外逃(1959年);內地3年大躍進後又有旱災饑荒(1958-1962年);地區熱戰不斷,古巴有導彈危機(1962年);中、印、巴軍事衝突;美國在中南半島軍事行動擴大;毛澤東發出「五一六通知」,開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蘇關係惡化,邊境發生多次武裝流血衝突(1964-69年);60年代亞、非、拉丁美洲脫離殖民地管治獨立的國家多達50個。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大致安穩,經濟全面轉型,成為工業製造城市,只是受文革波及,發生了1966、67年的短暫暴動。1962年中國大陸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至於50年代打算暫居香港的大陸難民,到了60年代已打消返回家鄉的念頭。新增加的人口,為報刊提供了讀者來源。
明報第一號是一張四開一張紙共4個版的小型報,全份是副刊文字,沒有新聞,印了8000份,沒有賣個滿堂紅,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報社在尖沙嘴彌敦道文遜大廈408室,面積200多平方呎,職工數目:4人。創刊號頭版頭條轉譯自美國《展望》雜誌一篇介紹紅色中國的文章,主題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內文對共產主義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篇文章是《大公報》名記者潘思勉提供。
潘思勉憶記草創時期
2015年底,92歲的潘思勉(今年仙歸,1923-2018)在西灣河住所對筆者說,金庸籌辦明報的時候,就想力邀他離開大公報為明報工作。潘思勉與金庸在大公報做了10年同事,大家坐在一起,公餘經常去做運動。潘思勉說,當年明報是小報,只有三四人,「隨時執笠」,不敢棄大報去做小報。潘思勉於是介紹了自己的弟弟潘粵生去明報做編輯。「潘粵生培正中學剛畢業不久,去明報做沒有損失。」
潘思勉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新報紙不斷湧現,在整個60年代中,香港共有108份報紙創刊,這當中極大部分屬於「同仁報」。「同仁報」就是三數報社同仁集資自行辦報,以每份售價1角的報紙計算,出版1萬份一張紙共4頁的報紙每天成本800多元,每天可賺近200元,一個月賺五六千元,三四名合伙人分帳,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數月後仍不賺錢就馬上關閉報社,所以小型報時開時關,明報草創初期也是其中趕潮流的一份「同仁」小報。
明報出版後銷路不理想,報販也認為,一份報紙沒有新聞很難推銷,在出版的第十八天,明報由「小變大」,成了一張對開的報紙,報社又決定搬家,從九龍搬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租用一商人寫字樓的晚間時段編輯明報,靠近有香港艦隊街之稱的利源東、西街,那裏是字房與機房集中地,方便報紙生產流程及分發。由於娛樂行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兩個月後,明報又再搬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大中華餐廳樓上,面積有800平方呎,用作編輯部、寫字樓。
明報出紙大小既與其他報章無異,自然也要有香港新聞,要組建港聞採訪組,需要一名港聞採訪主任,金庸就上演了一幕「劉備借荊州」。
金庸屬意請《晶報》的名記者雷煒坡(今年仙歸,1935-2018)過檔明報,晶報當時屬於左派外圍陣營報紙,銷量上數萬份。雷煒坡為晶報才子陳霞子一手提攜出身,不敢貿然過檔明報。金庸向晶報社長王以達修書,要求暫時借雷煒坡一用,待明報基業稍為穩固後,再行把雷煒坡歸還。金庸書函中還說:「貴報人才濟濟,少一個不為少……」當時晶報總編輯陳霞子與社長不和,故此同意雷煒坡暫去明報工作。雷煒坡在晶報月賺300元,明報以月薪400元聘請,引起哄動,金庸身為老闆也只是月支400元。當時明報資本有限,雖然能夠出高薪請來雷煒坡,卻沒有太多經費繼續去挖角,只好全部請新人。當時的文藝青年記者有:韓中旋、張君默、王若谷、龍國雲等人。一幕港式「劉備借荊州」,為明報引入了不可缺乏的人才,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港聞採訪組在雷煒坡率領下,以發掘社會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注重特寫,雷煒坡也從此沒有再返回晶報。
文革時期的明報
金庸曾把明報的早期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1962年難民潮,一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兩個關鍵階段,明報銷量有飛躍式的增長,明報也逐漸由一份以市井市民為讀者對象的小型報,發展成為知識分子擁戴的大報,這與金庸的膽識和學養分不開。
1962年4月,由於內地邊防警戒鬆弛,由內地湧入香港的難民不斷增加,香港報章以極大篇幅報道難民潮,左派報章對此隻字不提。5月8日明報開始大規模跟進報道,頭版頭條標題:「爺孃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5月15日,明報社評首次就難民問題發表立場,社評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社評以人道立場,向大陸政府及港英政府發出呼籲,社評說:「……一個偷渡的中年婦女因體力不濟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攜帶的孩子坐在母親身旁啼哭,每個人經過孩子身旁,沒有一個人敢抱了他走,因為誰都感到自身難保。我們熱切希望,這個孩子現在還沒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香港其他非左派中文報紙雖然也有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但是沒有一份報紙像金庸那樣,向讀者明確發出呼籲,要求讀者採取相應行動,救援難民。金庸的呼籲,在眾多中文報紙中,突顯了人道主義和個性,也從而與讀者建立了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政治漩渦
明報遲遲不報道難民消息,主要是金庸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金庸創辦明報,走的是「非政治」的路線,金庸知道要是報道難民消息就會開罪中共,日後也會遭左派朋友算舊帳。事實上,金庸最終同意並大事報道5月難民潮,既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報人應有的決定,也是與前線記者角力後達成的一種妥協(說也奇怪,明報經常發生新聞人員與老闆及管理層對立的事件,1962年5月是第一回,往後的每一個10年,都有發生類似事件,由於不在本文範疇,略而不論)。
自此之後,歷史的發展,一步一步的把明報推到了最激烈的政治漩渦之中,明報也最終走上了「政治報章」的不歸路。
明報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銷量有了突破發展,打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局面。明報5月份銷量,平均達到3萬多份。報社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800平方呎的辦公地方實在不敷應用,1963年明報搬到灣仔謝斐道339號,租用了地下、閣樓、二樓、三樓及四樓,每層樓面積約有1000平方呎。地下是機房,閣樓是資料室,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供員工吃飯的廚房。金庸滿足地說,明報已經是一份中型報紙。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亂。1971年9月13日被欽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由於政變陰謀敗露,匆匆乘飛機出走摔死蒙古。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政務,撥亂反正,但是江青與「四人幫」集團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向周恩來奪權。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大陸向外封鎖消息,外界渴求知道真相,香港的新聞媒體就扮演了提供最新局勢發展、分析時局、預測政局及人事迭換的角色。明報能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是依賴對「文革」的獨家新聞、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加上新聞版位靈活調度、布置得宜,因此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明報銷量也從1963年的5萬份,躍升至1973年接近10萬份。
金庸筆下的社評文字
明報在文革期間進一步引起知識分子關注和興趣的,倒不是明報如何報道、分析文革局勢,而是香港激進左派人士對明報展開了攻擊,包括向金庸寄炸彈郵包、偷換明報出版內容等。金庸也在香港1966年、67年騷亂期間,在社評上向香港居民發出感性呼籲,充分展現金庸這支筆的魅力:「……5月22日下午,當局宣布港島方面自六時半起宵禁,人們紛紛趕着回家,這時巴士卻也停駛了。自中環至北角的路上,只見人湧如潮,個個急步向東,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十分鄭重,千千萬萬人的臉上,看不到半點笑容,當真是一副大難將臨的光景。到得晚間,從高樓的窗中望出去,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使人不禁想起:似乎香港剛經過原子彈的轟炸,整個城市都滅了……」(1967年5月25日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隨着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1970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左派及右派卻因此攻擊金庸,說他是風派、牆頭草。
金庸在六七十年代的國事取態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接納,加上明報擁有大量華人知識分子讀者,金庸成了領導人與民眾對話的橋樑。1973年4月,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見面。1998年金庸憶述當時的情景,蔣經國見面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金庸返港後於6月7日起一連18天在明報刊登「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這系列文章中,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持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多了點溫情,多了點中國文化。
1966年至1992年明報安身在北角英皇道651號南康大廈四層單位,1967年暴動後,以640萬元買下整幢大廈,改名為「明報大廈」。
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十五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後宣布封筆,準備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分,活躍在海峽兩岸的政壇上,充分享用過去15年在明報辛勤耕耘的成果。
(《明報》2018年11月1日)
明報舊臣憶拍膊頭歲月 查良鏞包容 唱反調記者加人工
文:曾錦雯、冼韻姬、羅嘉凝
明報在1971年發出第一代職員證,少數人的證件獲查良鏞親筆簽署Louis Cha,花仔當然沒例外。歷經40多年,花仔髮型依舊,只是兩鬢微白,眼袋大了,昔日老闆亦已告別人間。(曾錦雯攝)
在《明報》1984年銀禧報慶上,倪匡(中)、胡菊人(右二)等人與查良鏞(右一)舉杯慶祝。(明報前員工提供)
查良鏞過年時會派利市,利市封印有查字,內裏的鈔票早就花掉了,員工至今留着利市封作紀念。(鄧宗弘攝)
查良鏞於1993年明報周年晚宴上與于品海言談甚歡,同年查改任明報董事會名譽主席,于擔任主席。(《明報》員工提供)
查良鏞35歲創辦《明報》,領導報館員工打天下,續以上市置(致)富,成為一代傳奇。(資料圖片)
酒樓電視播着查良鏞(金庸)離世的新聞,退下新聞火線16年的《明報》老臣子花仔呷一口茶問:「幾時出殯?」記者說查家希望辦私人喪禮,花仔點點頭說,若辦公祭難以想像人潮情况。談起昔日老闆,他徐徐在銀包掏出舊記者證,「我的記者證是查生簽名」,證上「社長簽署」一欄,果真簽上Louis Cha。花仔娓娓道出查先生跟編輯室員工拍膊頭的那些年,以至如何對待唱反調員工的故事。
跑新聞時行家叫他花仔,後輩則尊稱他花哥,明報前副總編輯李廣榮1963年加入明報,往後31年,見證查良鏞在編輯室的歲月。
在79歲花仔的回憶中,查先生創辦明報初年運作簡單,員工沒職員證,搬到北角才有。他仍記得首9名員工的編號,「1號是老細查生,2號是第二老細沈寶新,3號是總編輯潘粵生,4號是採訪主任雷坡,5號是戴茂生(經理部),6號是劉國柱(會計部),7號是副採訪主任「陳非」龍國雲,8號是體育版編輯劉兆基」,9號便是花仔。
蒐文革故事被稱「火車怪客」
花仔說,查生日常不太理會新聞操作,只在個別情况提方向。1967年文革期間內地封閉消息,他建議訪問內地來的人,催生了「火車怪客」。當年包括花仔在內的明報記者,每日乘火車來回尖沙嘴和上水採訪,被行家戲稱為「火車怪客」,那些故事反應佳,同行爭相仿效,後來連港英政府政治部警察也加入做「怪客」,「我們問,他們在旁聽」。
倪匡:九流老闆 舊臣:很隨和
對於查良鏞被指是獨裁老闆、不支持民主發展,並會將個人政見加入社評及編輯部。查良鏞的知心友、作家倪匡指查是「一流朋友,九流老闆」,因他太計較形式、金錢,各方面都太過認真,令伙記未必開心。
人性本身複雜,有不同面向。花仔說,他所接觸的查先生「很隨和」。
他說,查任社長時每晚7至8時才回公司,「先寫小說,再寫社評」,當年員工負責將文稿交去「執字房」,再剪成一段段,分工執字粒,因此推斷金庸武俠小說「都不是預先寫好」。
對於編輯室內不同意見,花仔記得1960年代《大公報》與《明報》就「要核子還是褲子」筆戰,贊成不要核子的查在編輯部會議問各人意見,「我發言,認為要核子」,是唯一反對者,結果「散會時,他(查)拍拍我膊頭,同事以為他『鬧鬼我』,原來不是,他跟我說下月要調整調整,原來是加人工」,花仔說可見查有容人之量。
尊子漫畫諷雙查方案 查:哎吔
後來查良鏞提出具爭議的「雙查方案」,尊子在漫畫專欄內諷刺查處事太保守,如今尊子說:「後來聽聞他(查)跟人說『哎吔,尊子都諷刺我』,但他沒有炒我魷魚。」
對人的包容,花仔說到曾有雜誌高級職員向查先生借了一批傅抱石、齊白石名畫,結果有借無還,那次可說是花仔見過查「最嬲一次」,「那批畫的價值,夠一家人食一世都有剩!」
花仔說,查先生關注編採人員的「品質」,尤其貪污盛行的六七十年代,「明報規定記者不能在外收污糟錢,貪污那些,如知道,即炒」,曾有主管疑收了利益將不重要的罪案新聞放頭條,查知悉後,那主管終自行請辭。
六七暴動 字房煮鉛水防左仔
那個年代,明報曾陷險境,花仔指六七暴動時「好恐怖,左仔用報紙包西瓜刀,通街劈友,明報當年好危險,左仔由灣仔一路巡下來,要找明報燒」。他說當時查先生身在法國,員工自設保衛方案。
「當年字房工友煮晒鉛水,好熱的,百幾二百度,想着如果左仔攻上來,在樓梯倒(鉛水)下去」,幸這場面沒有發生;到查再返報館時,已有兩名政治部人員「傍住」上班。
接林彪死訊 未能求證堅拒刊登
回看與查先生共事的歲月,在編採處理上記憶最深刻的,花仔說是林彪的死訊,當年因無法查證,查決定不刊登。「當年常有內地人來電報料,那一次,有人來電具體說出當年為國防部長的林彪飛機在外蒙古墜毁,一千多字稿件我也寫好了。」花仔說,一年後內地正式公布林彪死訊,現在回看,雖失了一條天大獨家新聞,但尊重有關決定,一來這則資訊當年確無法查證,風險太大,如消息不準,直接影響明報的權威及公信力。
回首多樂事:人工不夠 自豪感搭夠
「人工不夠,自豪感搭夠,因為《明報》新聞權威,大陸、台灣、國際有什麼事,通訊社、日本報紙都引述明報報道。」 回首逾半世紀前的「家庭式」報館,兩鬚微白的花仔說明報記者曾經很快樂。
加薪最多30% 想更多
「那時(1960年代)300元人工,加薪(分)10%、20%、30%,現在來說是天方夜譚。」花仔說那時吃碗雲吞才3毫子,加幅已不錯,但他們想加更多,笑說「加人工Do Re Me」,豈料有「鬼頭」告訴查良鏞,翌年查拍拍花仔肩膀,說「今年不會Do Re Me」,即會加多一點。
明報創辦初期出手闊綽,與查惺惺相惜的作家倪匡憶述,1961年稿費市價每千字3至6元,查給他10元。不過,據《金庸與報業》,在1970年代,明報那些格子名氣漸大,稿費卻不是業內最高,許多人多年沒加稿費。
上市後給老臣子大額支票
然而,老臣子口中的查良鏞始終沒待薄伙記。「上市後,(查)給高級職員一人一張支票,幾錢不要說了,最少六個位,他私人給的,與公司無關,是給老臣子的。」花仔說查從不炒人,有記者拿報館的相機去典當也不炒,只叫經理部批錢再買。
廣東話半鹹淡遭整蠱
那時北角的報館有社長室,查良鏞常在房裏寫社評,不理報館操作。花仔說後來查要戒煙,「有時走出來,借頭借路,笑笑口,(問)今日有乜新聞?還不識做!即拿包煙出來啦!」煙放案頭,查先拿一口,再拿一口,然後走回社長室。
外表嚴肅的查良鏞說話不多,員工對他又敬又畏。有不時接近他的員工說,其實查人很好,在升降機碰上同事,會先打開話匣子,有時會問人住哪裏,但那些被問住處的員工未必聽得懂老闆不鹹不淡的廣東話。嘴角微揚的花仔此時未說先笑:「有時會整蠱他,『查生,你諗掂未?』佢話:『未×掂』」
報館包伙食 新年「開賭檔」
花仔說舊日的報館無壓力,曾在《明報晚報》任採訪主任的第二任查太會帶記者去旅行,上午遊新界,下午上班,過年又會上查家把酒談歡,年初二則在報館「開檔」賭啤牌牌九。平日報館則「三餐無憂」,午飯晚飯消夜有專人煮。明報遷至灣仔時,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有廚房,廚房供員工開餐。這傳統保留至北角報館,那時每晚10幾圍,每圍8人,四餸一湯出自肥伯的手。
後來明報遷入柴灣,廚房變外判飯堂,包伙食換了資助光顧飯堂的飯票,家庭式報館已是上市企業。花仔說不喜歡外判飯堂,始終回味舊時伙食。那美味大概不是加了味精,而是歲月過濾了回憶,只留下甜美。
曾欲低調報民運 編委會不聽
有員工珍藏1989年《明報》30周年報慶酒會的菲林,經電腦軟件還原正像,可見創辦人查良鏞(後右)與沈寶新(後左)。該年報慶先後因打風及北京民運延期至7月初,沒按原計劃邀請明星,只有員工聚餐。(明報員工提供)
談起六四,查良鏞為人所知是他當年辭去基本法草委,還有他在電視鏡頭前落淚談六四。原來在北京爆發學運初期,報館內另有故事,查良鏞一度希望報館保持低調,惟編輯委員會不贊成。
怕過分刺激領導人
在民運報道上,查良鏞與編輯部意見不盡相同。據《金庸與報業》一書,1989年5月北京學運初期,查良鏞在編輯委員會表達希望明報低調處理學運,勿過分刺激北京領導人,但編委會成員不贊成,當中吳靄儀、董橋、夏泰寧的反對聲最響,查良鏞對下屬集體反抗頗為無奈,報館亦跟隨其他港媒大幅報道。至6月4日後發生流血事件,編輯部更加沒顧忌,傾全力報道,明報銷量暴升一倍多,查良鏞也無法再向編輯部下達任何低調處理的指示。
報慶逢學運 停辦宴會
早在當年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首都戒嚴令」,查良鏞便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職務,結束從政生涯。在同一日,明報舉辦30周年報慶宴會,因打風延至同月30日,後來學運升溫,報館出啟事指「國家劇變,國家多難」而停辦報慶。查良鏞於5月31日在明報大廈8樓辦茶會,宣布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其後,查於6月中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談及六四事件時,一邊拭淚一邊說:「在電視機上看到這些屠殺的情况,現在想起來很難過,個人感受……我想是跟每個香港人一樣。」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雜說三劍俠
許禮平
2009年,金庸離開《大公報》後第一次回來,參觀報史室(照片由時為《大公報》副刊編輯、在金庸身後陪同參觀的馬海甸先生提供)。
韓非子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但《史記》有《遊俠列傳》作為讚頌。唐後則有「劍俠」之稱,是把「劍」作為行動的特徵了。像鑒湖女俠秋瑾的小照就是拿着小刀的。她把革命精神和「劍俠「精神合一了。而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開始,更流行一種以「劍俠」為題材的「武俠小說「。
但回視建國之初,大陸武俠小說無立足之點。在香港,武俠文化因題材和手法的陳陳相因,亦不太受歡迎。但到1954年,卻因發生了陳克夫與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當時更由何賢為公證。這事令羅孚靈機一動,立約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撰《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連載,出奇地銷量頓升。次年查良鏞以「金庸「筆名撰《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連載,由此,武俠小說和電影蔚然成風,經六十多年而未見頹勢。
這六十年中,金庸是足為武俠文化的代表的。金庸1948 年由上海《大公報》派來香港。1952年籌辦《新晚報》並任副刊編輯。1953年為長城電影公司撰《絕代佳人》及歌詞。1955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1956年為《商報》撰《碧血劍》。1957年離《大公報》入長城電影公司。1958年撰《射雕英雄傳》。
武俠文化在羅孚的催生之初,香港《大公報》有稱「三劍」,是陳凡、梁羽生、金庸。陳凡以《大公報》副總編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梁羽生則是他手下的副刊編輯,後來三人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從1956年10月開始,但不足百日便結束,後來曾結集成書。而所謂「三劍」看來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三人均以寫劍俠小說而見稱於當時。這雖是小事,也足見當時的作者自矜和社會風尚,也可以說是金庸武俠小說事業起點的氛圍。
後來金庸自己辦《明報》,創刊的第三版就設小說版,該版的第一段通欄就是金庸的《神雕俠侶》,佔位一千字。跟着的是宋玉《赤眉女傑》,白祺英《劍馬縱橫記》,另有圖式武俠小說《雙雄爭霸》。這樣更掀起武俠小說的聲勢。在《明報》出版的第六天,其頭版更出現這樣的廣告:「金庸名著《射雕英雄傳》,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台廣播。」從小說到電影、電台,這足令香港興起武俠文化的高潮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武俠文化泯滅于大陸,卻興盛於香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武俠文化的始發點在於中共香港工委領導的左派新聞機構。但也悄然出現過危機。是五十年代末,吳南生招待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夢、傅奇等。金庸在會上提出,能不能將武俠小說拍成電影,當時就有人反對,且對金庸的提議有所責難。幸得吳南生發聲遏止。是吳南生一錘定音,令香港的武俠文化的高潮再延續多年。
就在吳南生「論劍」之後,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勢創辦峨嵋影片公司,改編製作金庸《射雕英雄傳》(上下集,1958、1959)、《碧血劍》(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髮魔女傳》(上下集,1959),風行一時。嗣後長城的《雲海玉弓緣》,邵氏等相繼出品的許多武俠電影,雄霸一方,影響深遠。追本溯源,是吳南生一語,帶出了六十年的興旺。
揆諸歷史,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四季社」(法國的秘密革命團體,宗旨是以暴力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活躍於1837年至1839年)、「正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法國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組織)都是富於俠義精神的組織,帶有民粹主義的味道,如「均貧富」、「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就很有水泊梁山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實馬克思也認可過民粹黨人的綱領。馬克思主義之能傳入俄國,更是民粹者的功勞。當然,「俠義精神」絕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相比,但兩者的出發點和基礎是相近的。
明乎此,老一輩共產黨人熱衷武俠小說就可以理解了。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書去蘇聯,給毛岸英毛岸青,當中就有《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俠義江湖》等。賀龍睡的牀做得很大,以便把書擺滿半張牀,就中即有許多武俠小說。而鄧小平更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習慣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尤喜《射雕英雄傳》,所以1981年鄧在北京接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年三劍俠最早故去的是陳凡,那是1997年。到2009年梁羽生也故去了。2014年去的是羅孚,半年前逝去了吳南生,昨天,查大俠也大歸了。「三劍俠」都已成了歷史。
(本文部分內容節取自舊作《吳南生一語護持香港武俠文化》)
(《上海書評》2018年10月31日)
書劍蒼茫
陶傑
查先生是很博大的人,如湖如海,多年往來的友好舊部如倪匡、李純恩、張敏儀、蔡瀾等諸君,各取弱水一瓢,皆各有諸般法相,一人之說,眾人之思,時有見山是山、見水非水的觀感。
其實他更喜歡玩,私下言笑不喜太嚴肅的話題。或大半生凡眾折射的道德要求太沉重,或早已看破世界,某國將往何處去之類,這類談資他寧願留給黑壓壓一大片觀眾的論壇。中國人壓在查先生身上的擔子多:知識份子、作家、報人,因此你該如何堅持你的風骨。但他的祖先曾蒙文字獄,家宅曾遭屠戮。他寫袁崇煥評傳,用英國史學家的筆法,敘事引據,析理釋疑,講到袁崇煥愛國落得個凌遲處死的下場,不忘提醒讀者:北京的市民,撲上去用錢買他碎割的肉來吃,這位袁大英雄,正是出頭保衛他們性命的將領。
所以一切實不必再闡說。他的小說,不同的主角和人物,由青年寫到中年:家國千愁,人生百感,情仇激揚之處,生死踟躕之間,名利與道義的交界,光明與黑暗的邊緣。作家和他筆下的主角,一樣是凡人,除了娛己娛人,還是不斷如哈姆雷特之To be or not to be的獨白,觀世劫於途邊之傾,不免一次又一次的藏天問於胸臆,也是紀錄悲苦探索真理的自語。
金庸不需要寫自傳,其心路歷程早就折射在小說裏。有如中國其實並無、也不需西方意義的哲學體系,詩人和散文家蘇軾夜遊赤壁,一舟遊江賞月,除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文字視覺美學,由景入情,以情繫思,論定「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哲學了。查先生一生業績,與其代表的價值觀,或須辨其小說與現實之別。加上既為文人,亦為報老闆,感性與理性並發;小說在大陸發刊,權衡利弊之傾,本我與角色相易,「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個寫得出「天龍八部」的人,當可時時將自己置於吉凶變幻的不同處境之中,有時是真言以警世,有時是台詞以戲世,有時則套話以酬世,一般人不易明白。
查先生一生筆耕而勤業,也很勞累了。他還沒有說出來的故事太多,說不出來的淒酸更多。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當年讀他的倚天屠龍記,見此頌歌,幾許有情人當曾怦然悲慟。然而他是學佛的人,如錢塘潮起,靈飈轉處,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參悟端詳。民國傳下來的參天一炬,他也終淡幻為一隻紙船上的燭光,在雲水迷茫處漸遠去了。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1日)
瑣憶查先生
陳子善
1999年4月,我在香港。那天到天地圖書公司拜訪時任「天地」副總編輯的孫立川兄,他說你來得正好,明天「天地」尖沙嘴門市部開張,你能參加開幕式否?他還告訴我,查先生(金庸)和饒宗頤先生都會到場。這對我當然是個大好消息,饒先生已經拜訪過,查先生還無緣拜見,借此機會正可請益。第二天上午10時半,我就趕到尖沙嘴門市部,過了一會,立川兄也到了。近11時,查先生和饒先生同時到達。饒先生記憶力真好,一眼就認出了我。立川兄向查先生介紹:這位是上海來的陳子善。查先生笑了,說:噢,陳子善,我知道,董橋文章中提到過你,我也讀過你的文章。我想,這後一句,應是指《明報月刊》發表的拙作。我們四人聊了一會天,立川兄不失時機地拍下了我與兩位前輩難得的一瞬間。可惜我當時忘了找一本查先生的武俠小說請他簽名,事後懊悔不已。直到數年後加拿大一位查先生老友檢出他所藏的查先生簽名本贈我,才稍稍彌補了這個缺憾。
我與查先生僅此一面,卻難忘。我寫過一篇小文,介紹查先生早年以林歡筆名出版的《中國民間藝術漫談》。此書1956年10月由香港長城畫報社初版。感謝董橋先生送我這本小書,讓我知道了查先生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和政論社評之外,還有另外一副同樣也是了不起的散文筆墨。書中對1956年6、7月間「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港演出的歌舞和京劇節目,對1954至56年間在香港上映的中國傳統戲曲電影,都作了精彩的點評。不妨再次引用查先生評論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文的起首:「在我的故鄉杭州一帶,有一種黑色的身上有花紋的大蝴蝶。這種蝴蝶飛翔的時候一定成雙作對,沒有一刻分離。在我們故鄉,就叫這種蝴蝶作『梁山伯、祝英台』。這種蝴蝶雌雄之間的感情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小孩子如果抓住了一隻,另外一隻一定在他手邊繞來繞去,無論怎樣也趕它不走。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家裏人看着這對在花間雙雙飛舞的美麗的蝴蝶,給我講了梁祝的故事。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間有哀傷和不幸。」寫的多麼細緻、平實而又生動,引人遐思。我這篇小文在南京《東方文化周刊》刊出後,引起了南通一位「金迷」的注意,他託人找到我,希望得到《中國民間藝術漫談》的影印本,我滿足了他的要求,我們從此訂交。而他後來也找到機會,請查先生在這冊影印本上簽名留念。這一切,不都是源於查先生文字的魅力嗎?
查先生曾巧妙地將其十四部武俠小說每部書名中選出一個字集成七言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我一直認為,查先生執20世紀中國武俠小說之牛耳,他的武俠小說不僅是香港文學史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史中不可或缺的燦爛篇章。然而,在查先生所營造的、使無數人入迷的武俠世界之外,像《中國民間藝術漫談》這樣抒發真情的散文集,在全面評估查先生的文學歷程時,也是不應遺忘的。
查先生以94歲高齡謝世,世間再無金大俠。但我相信,他在文學、政論和新聞出版等眾多領域裏劃時代的傑出建樹,一定會不斷被後人研讀和探討。書比人長壽!
作者簡介:教授、文史研究者,近著有《從魯迅到張愛玲》等。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鹿鼎記》英譯者:筆下故事永饗讀者 查良鏞英文名Louis 源自《金銀島》作者
明報記者 羅嘉凝
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金庸」的著作被譯成多國語言,其中《鹿鼎記》英文版譯者、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說,金庸筆下的韋小寶絕對是其中一個最令人難忘的中文小說角色,而金庸小說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形容金庸離世屬華語文壇一大損失,但相信他筆下的故事將流傳下去,為讀者帶來快樂。
早在80年代已認識查良鏞、現居新西蘭的漢學家和翻譯家閔福德,聽聞金庸死訊後,回應本報查詢時特撰文以悼念查的去世,形容為華語世界的一大損失,但相信金庸著作將一直流傳,讀者翻閱其著作,即可窺探到中華文化,得到快樂。他指金庸武俠小說有傳統中國歷史文化,配合電影生動敘事模式,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因此被比擬為法國小說家大仲馬。
閔福德過去曾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教授,現屬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語言學院榮休教授。他過去與老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譯過全套124回《紅樓夢》英譯,被視為有關《紅樓夢》英譯的最佳版本,其他英譯本包括《孫子兵法》、《聊齋志異》、《鹿鼎記》、《易經》等(見表)。
80年代相識 充當查傳譯公關
早於80年代,閔福德經朋友宋淇介紹認識金庸,他透露金庸英文名字Louis,是因其仰慕英小說家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有《金銀島》)而來。由於閔福德的老師柳存仁與金庸份屬好友,柳存仁提議由閔福德翻譯金庸其中一本小說,金庸遂授權閔翻譯,隨後二人經常會面。至1994年1月,金庸出席澳洲悉尼作者節,閔福德更曾充當其傳譯及公關。
閔福德其後與妻子與外父3人,花近10年翻譯《鹿鼎記》,用了不少時間蒐集康熙時代的歷史背景,英譯本的《鹿鼎記》只有3卷本,有別中文原著的5冊,於1997年陸續出版。他表示,金庸對他們刪減了他的作品不太高興,但他與外父均覺得已把握到原著精粹。他欣賞主角韋小寶,是其中一個最難忘的中國小說人物,認為韋小寶是個樂天、懶惰、是非難分卻異常討人喜歡的流氓。
英譯本刪至3卷 金庸不太高興
早前有人問閔福德為何沒全譯金庸作品,他曾表示金庸小說裏的招式很難以英語來表達,硬譯出來,讀者也不懂。而《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則曾表明,在英譯者之中,金庸似乎對閔福德的譯本最感滿意。
(《明報》2018年11月2日)
張圭陽
35歲國字口臉的窮小子金庸在1959年5月20日出版第一號《明報》的時候,他怎樣也無法想像,他與同鄉兼中學同學沈寶生合資10萬元創辦這份武俠小說報,經過32年的經營,會變成了有6億資產的上市公司;他更不會預見,一位窮編劇、窮編輯,在風雲際會的八九十年代,會成為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人、香港未來政制的設計者……金庸和明報在現實世界上的種種際遇,比起武俠小說江湖上的主角,更見傳奇。篇幅有限,我們先看金庸與明報第一個15年(1959-1973年)的傳奇。
1981年加入《明報》,曾任金庸私人助理,其後轉任明報高級記者兼靜態組組長、《明報晚報》採訪主任等,1989年六四事件後再度加盟明報出任副總編輯兼社評主筆,1991年離職。1995年在金庸支持下寫成《金庸與報業》。
明報的第一個15年,國內國際環境動盪不安:西藏有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外逃(1959年);內地3年大躍進後又有旱災饑荒(1958-1962年);地區熱戰不斷,古巴有導彈危機(1962年);中、印、巴軍事衝突;美國在中南半島軍事行動擴大;毛澤東發出「五一六通知」,開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中蘇關係惡化,邊境發生多次武裝流血衝突(1964-69年);60年代亞、非、拉丁美洲脫離殖民地管治獨立的國家多達50個。香港在英國管治下,大致安穩,經濟全面轉型,成為工業製造城市,只是受文革波及,發生了1966、67年的短暫暴動。1962年中國大陸難民大量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至於50年代打算暫居香港的大陸難民,到了60年代已打消返回家鄉的念頭。新增加的人口,為報刊提供了讀者來源。
1991年,查良鏞先生在聯交所明報上市酒會中,手持香檳展笑容。(資料圖片)
1960年代,金庸小說《笑傲江湖》在副刊連載。(資料圖片)
1967年5月26日《明報》報頭及頭條。(資料圖片)
明報第一號是一張四開一張紙共4個版的小型報,全份是副刊文字,沒有新聞,印了8000份,沒有賣個滿堂紅,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報社在尖沙嘴彌敦道文遜大廈408室,面積200多平方呎,職工數目:4人。創刊號頭版頭條轉譯自美國《展望》雜誌一篇介紹紅色中國的文章,主題是:「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內文對共產主義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這篇文章是《大公報》名記者潘思勉提供。
潘思勉憶記草創時期
2015年底,92歲的潘思勉(今年仙歸,1923-2018)在西灣河住所對筆者說,金庸籌辦明報的時候,就想力邀他離開大公報為明報工作。潘思勉與金庸在大公報做了10年同事,大家坐在一起,公餘經常去做運動。潘思勉說,當年明報是小報,只有三四人,「隨時執笠」,不敢棄大報去做小報。潘思勉於是介紹了自己的弟弟潘粵生去明報做編輯。「潘粵生培正中學剛畢業不久,去明報做沒有損失。」
潘思勉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新報紙不斷湧現,在整個60年代中,香港共有108份報紙創刊,這當中極大部分屬於「同仁報」。「同仁報」就是三數報社同仁集資自行辦報,以每份售價1角的報紙計算,出版1萬份一張紙共4頁的報紙每天成本800多元,每天可賺近200元,一個月賺五六千元,三四名合伙人分帳,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如果數月後仍不賺錢就馬上關閉報社,所以小型報時開時關,明報草創初期也是其中趕潮流的一份「同仁」小報。
明報出版後銷路不理想,報販也認為,一份報紙沒有新聞很難推銷,在出版的第十八天,明報由「小變大」,成了一張對開的報紙,報社又決定搬家,從九龍搬到中環娛樂行五樓二室,租用一商人寫字樓的晚間時段編輯明報,靠近有香港艦隊街之稱的利源東、西街,那裏是字房與機房集中地,方便報紙生產流程及分發。由於娛樂行的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兩個月後,明報又再搬到德輔道中239號四樓大中華餐廳樓上,面積有800平方呎,用作編輯部、寫字樓。
明報出紙大小既與其他報章無異,自然也要有香港新聞,要組建港聞採訪組,需要一名港聞採訪主任,金庸就上演了一幕「劉備借荊州」。
金庸屬意請《晶報》的名記者雷煒坡(今年仙歸,1935-2018)過檔明報,晶報當時屬於左派外圍陣營報紙,銷量上數萬份。雷煒坡為晶報才子陳霞子一手提攜出身,不敢貿然過檔明報。金庸向晶報社長王以達修書,要求暫時借雷煒坡一用,待明報基業稍為穩固後,再行把雷煒坡歸還。金庸書函中還說:「貴報人才濟濟,少一個不為少……」當時晶報總編輯陳霞子與社長不和,故此同意雷煒坡暫去明報工作。雷煒坡在晶報月賺300元,明報以月薪400元聘請,引起哄動,金庸身為老闆也只是月支400元。當時明報資本有限,雖然能夠出高薪請來雷煒坡,卻沒有太多經費繼續去挖角,只好全部請新人。當時的文藝青年記者有:韓中旋、張君默、王若谷、龍國雲等人。一幕港式「劉備借荊州」,為明報引入了不可缺乏的人才,為日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港聞採訪組在雷煒坡率領下,以發掘社會新聞為主,人無我有,走偏鋒,注重特寫,雷煒坡也從此沒有再返回晶報。
文革時期的明報
金庸曾把明報的早期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1962年難民潮,一是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兩個關鍵階段,明報銷量有飛躍式的增長,明報也逐漸由一份以市井市民為讀者對象的小型報,發展成為知識分子擁戴的大報,這與金庸的膽識和學養分不開。
1962年4月,由於內地邊防警戒鬆弛,由內地湧入香港的難民不斷增加,香港報章以極大篇幅報道難民潮,左派報章對此隻字不提。5月8日明報開始大規模跟進報道,頭版頭條標題:「爺孃子弟哭相送 塵埃不見羅湖橋」。5月15日,明報社評首次就難民問題發表立場,社評標題:「火速!救命﹗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社評以人道立場,向大陸政府及港英政府發出呼籲,社評說:「……一個偷渡的中年婦女因體力不濟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攜帶的孩子坐在母親身旁啼哭,每個人經過孩子身旁,沒有一個人敢抱了他走,因為誰都感到自身難保。我們熱切希望,這個孩子現在還沒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香港其他非左派中文報紙雖然也有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但是沒有一份報紙像金庸那樣,向讀者明確發出呼籲,要求讀者採取相應行動,救援難民。金庸的呼籲,在眾多中文報紙中,突顯了人道主義和個性,也從而與讀者建立了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政治漩渦
明報遲遲不報道難民消息,主要是金庸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金庸創辦明報,走的是「非政治」的路線,金庸知道要是報道難民消息就會開罪中共,日後也會遭左派朋友算舊帳。事實上,金庸最終同意並大事報道5月難民潮,既是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報人應有的決定,也是與前線記者角力後達成的一種妥協(說也奇怪,明報經常發生新聞人員與老闆及管理層對立的事件,1962年5月是第一回,往後的每一個10年,都有發生類似事件,由於不在本文範疇,略而不論)。
自此之後,歷史的發展,一步一步的把明報推到了最激烈的政治漩渦之中,明報也最終走上了「政治報章」的不歸路。
明報大篇幅報道難民消息,銷量有了突破發展,打破了在兩萬多份徘徊不前的局面。明報5月份銷量,平均達到3萬多份。報社擺脫了財政上的窘境,800平方呎的辦公地方實在不敷應用,1963年明報搬到灣仔謝斐道339號,租用了地下、閣樓、二樓、三樓及四樓,每層樓面積約有1000平方呎。地下是機房,閣樓是資料室,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是經理部和供員工吃飯的廚房。金庸滿足地說,明報已經是一份中型報紙。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發動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亂。1971年9月13日被欽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由於政變陰謀敗露,匆匆乘飛機出走摔死蒙古。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政務,撥亂反正,但是江青與「四人幫」集團又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目的在向周恩來奪權。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大陸向外封鎖消息,外界渴求知道真相,香港的新聞媒體就扮演了提供最新局勢發展、分析時局、預測政局及人事迭換的角色。明報能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是依賴對「文革」的獨家新聞、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加上新聞版位靈活調度、布置得宜,因此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明報銷量也從1963年的5萬份,躍升至1973年接近10萬份。
金庸筆下的社評文字
明報在文革期間進一步引起知識分子關注和興趣的,倒不是明報如何報道、分析文革局勢,而是香港激進左派人士對明報展開了攻擊,包括向金庸寄炸彈郵包、偷換明報出版內容等。金庸也在香港1966年、67年騷亂期間,在社評上向香港居民發出感性呼籲,充分展現金庸這支筆的魅力:「……5月22日下午,當局宣布港島方面自六時半起宵禁,人們紛紛趕着回家,這時巴士卻也停駛了。自中環至北角的路上,只見人湧如潮,個個急步向東,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十分鄭重,千千萬萬人的臉上,看不到半點笑容,當真是一副大難將臨的光景。到得晚間,從高樓的窗中望出去,長街上無車無人,一片死寂,使人不禁想起:似乎香港剛經過原子彈的轟炸,整個城市都滅了……」(1967年5月25日社評〈十二天來的噩夢〉)
「……我們到香港來,是羨慕做殖民地人民麼?不懷念故鄉麼?不想念家中的親人和朋友麼?難道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比不上香港的美麗麼?『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果中共來『解放』香港,勢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倘中共對待人民的作風,能使人民大悅,那麼過去這十二日的危急時期中,為什麼香港居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帥』,而個個人當時臉上的表情非常不高興,充滿了悲劇意味呢﹖……」(1967年5月26日社評〈豈有他哉?避水火也!〉)
隨着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1970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左派及右派卻因此攻擊金庸,說他是風派、牆頭草。
金庸在六七十年代的國事取態為海峽兩岸領導人接納,加上明報擁有大量華人知識分子讀者,金庸成了領導人與民眾對話的橋樑。1973年4月,金庸應邀訪問台灣與蔣經國及其他國民黨領導人見面。1998年金庸憶述當時的情景,蔣經國見面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金庸返港後於6月7日起一連18天在明報刊登「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這系列文章中,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持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多了點溫情,多了點中國文化。
1966年至1992年明報安身在北角英皇道651號南康大廈四層單位,1967年暴動後,以640萬元買下整幢大廈,改名為「明報大廈」。
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十五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後宣布封筆,準備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分,活躍在海峽兩岸的政壇上,充分享用過去15年在明報辛勤耕耘的成果。
(《明報》2018年11月1日)
明報舊臣憶拍膊頭歲月 查良鏞包容 唱反調記者加人工
文:曾錦雯、冼韻姬、羅嘉凝
1984年的銀禧報慶上,一眾明報員工簇擁查良鏞(中)索簽名。(明報前員工提供)
明報在1971年發出第一代職員證,少數人的證件獲查良鏞親筆簽署Louis Cha,花仔當然沒例外。歷經40多年,花仔髮型依舊,只是兩鬢微白,眼袋大了,昔日老闆亦已告別人間。(曾錦雯攝)
在《明報》1984年銀禧報慶上,倪匡(中)、胡菊人(右二)等人與查良鏞(右一)舉杯慶祝。(明報前員工提供)
查良鏞過年時會派利市,利市封印有查字,內裏的鈔票早就花掉了,員工至今留着利市封作紀念。(鄧宗弘攝)
查良鏞於1993年明報周年晚宴上與于品海言談甚歡,同年查改任明報董事會名譽主席,于擔任主席。(《明報》員工提供)
查良鏞35歲創辦《明報》,領導報館員工打天下,續以上市置(致)富,成為一代傳奇。(資料圖片)
酒樓電視播着查良鏞(金庸)離世的新聞,退下新聞火線16年的《明報》老臣子花仔呷一口茶問:「幾時出殯?」記者說查家希望辦私人喪禮,花仔點點頭說,若辦公祭難以想像人潮情况。談起昔日老闆,他徐徐在銀包掏出舊記者證,「我的記者證是查生簽名」,證上「社長簽署」一欄,果真簽上Louis Cha。花仔娓娓道出查先生跟編輯室員工拍膊頭的那些年,以至如何對待唱反調員工的故事。
跑新聞時行家叫他花仔,後輩則尊稱他花哥,明報前副總編輯李廣榮1963年加入明報,往後31年,見證查良鏞在編輯室的歲月。
在79歲花仔的回憶中,查先生創辦明報初年運作簡單,員工沒職員證,搬到北角才有。他仍記得首9名員工的編號,「1號是老細查生,2號是第二老細沈寶新,3號是總編輯潘粵生,4號是採訪主任雷坡,5號是戴茂生(經理部),6號是劉國柱(會計部),7號是副採訪主任「陳非」龍國雲,8號是體育版編輯劉兆基」,9號便是花仔。
蒐文革故事被稱「火車怪客」
花仔說,查生日常不太理會新聞操作,只在個別情况提方向。1967年文革期間內地封閉消息,他建議訪問內地來的人,催生了「火車怪客」。當年包括花仔在內的明報記者,每日乘火車來回尖沙嘴和上水採訪,被行家戲稱為「火車怪客」,那些故事反應佳,同行爭相仿效,後來連港英政府政治部警察也加入做「怪客」,「我們問,他們在旁聽」。
倪匡:九流老闆 舊臣:很隨和
對於查良鏞被指是獨裁老闆、不支持民主發展,並會將個人政見加入社評及編輯部。查良鏞的知心友、作家倪匡指查是「一流朋友,九流老闆」,因他太計較形式、金錢,各方面都太過認真,令伙記未必開心。
人性本身複雜,有不同面向。花仔說,他所接觸的查先生「很隨和」。
他說,查任社長時每晚7至8時才回公司,「先寫小說,再寫社評」,當年員工負責將文稿交去「執字房」,再剪成一段段,分工執字粒,因此推斷金庸武俠小說「都不是預先寫好」。
對於編輯室內不同意見,花仔記得1960年代《大公報》與《明報》就「要核子還是褲子」筆戰,贊成不要核子的查在編輯部會議問各人意見,「我發言,認為要核子」,是唯一反對者,結果「散會時,他(查)拍拍我膊頭,同事以為他『鬧鬼我』,原來不是,他跟我說下月要調整調整,原來是加人工」,花仔說可見查有容人之量。
尊子漫畫諷雙查方案 查:哎吔
後來查良鏞提出具爭議的「雙查方案」,尊子在漫畫專欄內諷刺查處事太保守,如今尊子說:「後來聽聞他(查)跟人說『哎吔,尊子都諷刺我』,但他沒有炒我魷魚。」
對人的包容,花仔說到曾有雜誌高級職員向查先生借了一批傅抱石、齊白石名畫,結果有借無還,那次可說是花仔見過查「最嬲一次」,「那批畫的價值,夠一家人食一世都有剩!」
花仔說,查先生關注編採人員的「品質」,尤其貪污盛行的六七十年代,「明報規定記者不能在外收污糟錢,貪污那些,如知道,即炒」,曾有主管疑收了利益將不重要的罪案新聞放頭條,查知悉後,那主管終自行請辭。
六七暴動 字房煮鉛水防左仔
那個年代,明報曾陷險境,花仔指六七暴動時「好恐怖,左仔用報紙包西瓜刀,通街劈友,明報當年好危險,左仔由灣仔一路巡下來,要找明報燒」。他說當時查先生身在法國,員工自設保衛方案。
「當年字房工友煮晒鉛水,好熱的,百幾二百度,想着如果左仔攻上來,在樓梯倒(鉛水)下去」,幸這場面沒有發生;到查再返報館時,已有兩名政治部人員「傍住」上班。
接林彪死訊 未能求證堅拒刊登
回看與查先生共事的歲月,在編採處理上記憶最深刻的,花仔說是林彪的死訊,當年因無法查證,查決定不刊登。「當年常有內地人來電報料,那一次,有人來電具體說出當年為國防部長的林彪飛機在外蒙古墜毁,一千多字稿件我也寫好了。」花仔說,一年後內地正式公布林彪死訊,現在回看,雖失了一條天大獨家新聞,但尊重有關決定,一來這則資訊當年確無法查證,風險太大,如消息不準,直接影響明報的權威及公信力。
回首多樂事:人工不夠 自豪感搭夠
「人工不夠,自豪感搭夠,因為《明報》新聞權威,大陸、台灣、國際有什麼事,通訊社、日本報紙都引述明報報道。」 回首逾半世紀前的「家庭式」報館,兩鬚微白的花仔說明報記者曾經很快樂。
加薪最多30% 想更多
「那時(1960年代)300元人工,加薪(分)10%、20%、30%,現在來說是天方夜譚。」花仔說那時吃碗雲吞才3毫子,加幅已不錯,但他們想加更多,笑說「加人工Do Re Me」,豈料有「鬼頭」告訴查良鏞,翌年查拍拍花仔肩膀,說「今年不會Do Re Me」,即會加多一點。
明報創辦初期出手闊綽,與查惺惺相惜的作家倪匡憶述,1961年稿費市價每千字3至6元,查給他10元。不過,據《金庸與報業》,在1970年代,明報那些格子名氣漸大,稿費卻不是業內最高,許多人多年沒加稿費。
上市後給老臣子大額支票
然而,老臣子口中的查良鏞始終沒待薄伙記。「上市後,(查)給高級職員一人一張支票,幾錢不要說了,最少六個位,他私人給的,與公司無關,是給老臣子的。」花仔說查從不炒人,有記者拿報館的相機去典當也不炒,只叫經理部批錢再買。
廣東話半鹹淡遭整蠱
那時北角的報館有社長室,查良鏞常在房裏寫社評,不理報館操作。花仔說後來查要戒煙,「有時走出來,借頭借路,笑笑口,(問)今日有乜新聞?還不識做!即拿包煙出來啦!」煙放案頭,查先拿一口,再拿一口,然後走回社長室。
外表嚴肅的查良鏞說話不多,員工對他又敬又畏。有不時接近他的員工說,其實查人很好,在升降機碰上同事,會先打開話匣子,有時會問人住哪裏,但那些被問住處的員工未必聽得懂老闆不鹹不淡的廣東話。嘴角微揚的花仔此時未說先笑:「有時會整蠱他,『查生,你諗掂未?』佢話:『未×掂』」
報館包伙食 新年「開賭檔」
花仔說舊日的報館無壓力,曾在《明報晚報》任採訪主任的第二任查太會帶記者去旅行,上午遊新界,下午上班,過年又會上查家把酒談歡,年初二則在報館「開檔」賭啤牌牌九。平日報館則「三餐無憂」,午飯晚飯消夜有專人煮。明報遷至灣仔時,三樓是編輯部,四樓有廚房,廚房供員工開餐。這傳統保留至北角報館,那時每晚10幾圍,每圍8人,四餸一湯出自肥伯的手。
後來明報遷入柴灣,廚房變外判飯堂,包伙食換了資助光顧飯堂的飯票,家庭式報館已是上市企業。花仔說不喜歡外判飯堂,始終回味舊時伙食。那美味大概不是加了味精,而是歲月過濾了回憶,只留下甜美。
曾欲低調報民運 編委會不聽
有員工珍藏1989年《明報》30周年報慶酒會的菲林,經電腦軟件還原正像,可見創辦人查良鏞(後右)與沈寶新(後左)。該年報慶先後因打風及北京民運延期至7月初,沒按原計劃邀請明星,只有員工聚餐。(明報員工提供)
談起六四,查良鏞為人所知是他當年辭去基本法草委,還有他在電視鏡頭前落淚談六四。原來在北京爆發學運初期,報館內另有故事,查良鏞一度希望報館保持低調,惟編輯委員會不贊成。
怕過分刺激領導人
在民運報道上,查良鏞與編輯部意見不盡相同。據《金庸與報業》一書,1989年5月北京學運初期,查良鏞在編輯委員會表達希望明報低調處理學運,勿過分刺激北京領導人,但編委會成員不贊成,當中吳靄儀、董橋、夏泰寧的反對聲最響,查良鏞對下屬集體反抗頗為無奈,報館亦跟隨其他港媒大幅報道。至6月4日後發生流血事件,編輯部更加沒顧忌,傾全力報道,明報銷量暴升一倍多,查良鏞也無法再向編輯部下達任何低調處理的指示。
報慶逢學運 停辦宴會
早在當年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首都戒嚴令」,查良鏞便辭去基本法草委、諮委職務,結束從政生涯。在同一日,明報舉辦30周年報慶宴會,因打風延至同月30日,後來學運升溫,報館出啟事指「國家劇變,國家多難」而停辦報慶。查良鏞於5月31日在明報大廈8樓辦茶會,宣布卸下社長職務,只擔任集團董事長。
其後,查於6月中接受香港電台訪問,談及六四事件時,一邊拭淚一邊說:「在電視機上看到這些屠殺的情况,現在想起來很難過,個人感受……我想是跟每個香港人一樣。」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雜說三劍俠
許禮平
2009年,金庸離開《大公報》後第一次回來,參觀報史室(照片由時為《大公報》副刊編輯、在金庸身後陪同參觀的馬海甸先生提供)。
韓非子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但《史記》有《遊俠列傳》作為讚頌。唐後則有「劍俠」之稱,是把「劍」作為行動的特徵了。像鑒湖女俠秋瑾的小照就是拿着小刀的。她把革命精神和「劍俠「精神合一了。而自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開始,更流行一種以「劍俠」為題材的「武俠小說「。
但回視建國之初,大陸武俠小說無立足之點。在香港,武俠文化因題材和手法的陳陳相因,亦不太受歡迎。但到1954年,卻因發生了陳克夫與吳公儀在澳門擂台比武,當時更由何賢為公證。這事令羅孚靈機一動,立約陳文統以「梁羽生」為筆名撰《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連載,出奇地銷量頓升。次年查良鏞以「金庸「筆名撰《書劍恩仇錄》,也在《新晚報》連載,由此,武俠小說和電影蔚然成風,經六十多年而未見頹勢。
這六十年中,金庸是足為武俠文化的代表的。金庸1948 年由上海《大公報》派來香港。1952年籌辦《新晚報》並任副刊編輯。1953年為長城電影公司撰《絕代佳人》及歌詞。1955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1956年為《商報》撰《碧血劍》。1957年離《大公報》入長城電影公司。1958年撰《射雕英雄傳》。
武俠文化在羅孚的催生之初,香港《大公報》有稱「三劍」,是陳凡、梁羽生、金庸。陳凡以《大公報》副總編身份分管副刊,金庸和梁羽生則是他手下的副刊編輯,後來三人合寫「三劍樓隨筆」專欄,從1956年10月開始,但不足百日便結束,後來曾結集成書。而所謂「三劍」看來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三人均以寫劍俠小說而見稱於當時。這雖是小事,也足見當時的作者自矜和社會風尚,也可以說是金庸武俠小說事業起點的氛圍。
後來金庸自己辦《明報》,創刊的第三版就設小說版,該版的第一段通欄就是金庸的《神雕俠侶》,佔位一千字。跟着的是宋玉《赤眉女傑》,白祺英《劍馬縱橫記》,另有圖式武俠小說《雙雄爭霸》。這樣更掀起武俠小說的聲勢。在《明報》出版的第六天,其頭版更出現這樣的廣告:「金庸名著《射雕英雄傳》,每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麗的呼聲銀色電台廣播。」從小說到電影、電台,這足令香港興起武俠文化的高潮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武俠文化泯滅于大陸,卻興盛於香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武俠文化的始發點在於中共香港工委領導的左派新聞機構。但也悄然出現過危機。是五十年代末,吳南生招待香港電影文化界人士,包括金庸、夏夢、傅奇等。金庸在會上提出,能不能將武俠小說拍成電影,當時就有人反對,且對金庸的提議有所責難。幸得吳南生發聲遏止。是吳南生一錘定音,令香港的武俠文化的高潮再延續多年。
吳南生與他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的北宋《羣峰晴雪圖》
就在吳南生「論劍」之後,李怡兄之尊翁李化便乘勢創辦峨嵋影片公司,改編製作金庸《射雕英雄傳》(上下集,1958、1959)、《碧血劍》(上下集,1958、1959),梁羽生《白髮魔女傳》(上下集,1959),風行一時。嗣後長城的《雲海玉弓緣》,邵氏等相繼出品的許多武俠電影,雄霸一方,影響深遠。追本溯源,是吳南生一語,帶出了六十年的興旺。
揆諸歷史,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前身「四季社」(法國的秘密革命團體,宗旨是以暴力推翻金融貴族的統治,活躍於1837年至1839年)、「正義者同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流亡法國的德意志工人秘密革命組織)都是富於俠義精神的組織,帶有民粹主義的味道,如「均貧富」、「人人皆兄弟」的口號,就很有水泊梁山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意味。其實馬克思也認可過民粹黨人的綱領。馬克思主義之能傳入俄國,更是民粹者的功勞。當然,「俠義精神」絕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高度相比,但兩者的出發點和基礎是相近的。
明乎此,老一輩共產黨人熱衷武俠小說就可以理解了。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自延安寄書去蘇聯,給毛岸英毛岸青,當中就有《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俠義江湖》等。賀龍睡的牀做得很大,以便把書擺滿半張牀,就中即有許多武俠小說。而鄧小平更是標準的武俠小說迷,習慣中午和晚上睡前半小時看武俠小說,尤喜《射雕英雄傳》,所以1981年鄧在北京接見金庸時說:「歡迎查先生,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歷經磨難才成大事,這是人生規律。「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當年三劍俠最早故去的是陳凡,那是1997年。到2009年梁羽生也故去了。2014年去的是羅孚,半年前逝去了吳南生,昨天,查大俠也大歸了。「三劍俠」都已成了歷史。
(本文部分內容節取自舊作《吳南生一語護持香港武俠文化》)
(《上海書評》2018年10月31日)
書劍蒼茫
陶傑
查先生是很博大的人,如湖如海,多年往來的友好舊部如倪匡、李純恩、張敏儀、蔡瀾等諸君,各取弱水一瓢,皆各有諸般法相,一人之說,眾人之思,時有見山是山、見水非水的觀感。
其實他更喜歡玩,私下言笑不喜太嚴肅的話題。或大半生凡眾折射的道德要求太沉重,或早已看破世界,某國將往何處去之類,這類談資他寧願留給黑壓壓一大片觀眾的論壇。中國人壓在查先生身上的擔子多:知識份子、作家、報人,因此你該如何堅持你的風骨。但他的祖先曾蒙文字獄,家宅曾遭屠戮。他寫袁崇煥評傳,用英國史學家的筆法,敘事引據,析理釋疑,講到袁崇煥愛國落得個凌遲處死的下場,不忘提醒讀者:北京的市民,撲上去用錢買他碎割的肉來吃,這位袁大英雄,正是出頭保衛他們性命的將領。
所以一切實不必再闡說。他的小說,不同的主角和人物,由青年寫到中年:家國千愁,人生百感,情仇激揚之處,生死踟躕之間,名利與道義的交界,光明與黑暗的邊緣。作家和他筆下的主角,一樣是凡人,除了娛己娛人,還是不斷如哈姆雷特之To be or not to be的獨白,觀世劫於途邊之傾,不免一次又一次的藏天問於胸臆,也是紀錄悲苦探索真理的自語。
金庸不需要寫自傳,其心路歷程早就折射在小說裏。有如中國其實並無、也不需西方意義的哲學體系,詩人和散文家蘇軾夜遊赤壁,一舟遊江賞月,除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的文字視覺美學,由景入情,以情繫思,論定「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就是哲學了。查先生一生業績,與其代表的價值觀,或須辨其小說與現實之別。加上既為文人,亦為報老闆,感性與理性並發;小說在大陸發刊,權衡利弊之傾,本我與角色相易,「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個寫得出「天龍八部」的人,當可時時將自己置於吉凶變幻的不同處境之中,有時是真言以警世,有時是台詞以戲世,有時則套話以酬世,一般人不易明白。
查先生一生筆耕而勤業,也很勞累了。他還沒有說出來的故事太多,說不出來的淒酸更多。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當年讀他的倚天屠龍記,見此頌歌,幾許有情人當曾怦然悲慟。然而他是學佛的人,如錢塘潮起,靈飈轉處,曾天涯漂泊的查先生想必也早參悟端詳。民國傳下來的參天一炬,他也終淡幻為一隻紙船上的燭光,在雲水迷茫處漸遠去了。
(《蘋果日報》2018年11月1日)
瑣憶查先生
陳子善
左起:金庸、饒宗頤與陳子善於1999年留影。(圖:陳子善)
1999年4月,我在香港。那天到天地圖書公司拜訪時任「天地」副總編輯的孫立川兄,他說你來得正好,明天「天地」尖沙嘴門市部開張,你能參加開幕式否?他還告訴我,查先生(金庸)和饒宗頤先生都會到場。這對我當然是個大好消息,饒先生已經拜訪過,查先生還無緣拜見,借此機會正可請益。第二天上午10時半,我就趕到尖沙嘴門市部,過了一會,立川兄也到了。近11時,查先生和饒先生同時到達。饒先生記憶力真好,一眼就認出了我。立川兄向查先生介紹:這位是上海來的陳子善。查先生笑了,說:噢,陳子善,我知道,董橋文章中提到過你,我也讀過你的文章。我想,這後一句,應是指《明報月刊》發表的拙作。我們四人聊了一會天,立川兄不失時機地拍下了我與兩位前輩難得的一瞬間。可惜我當時忘了找一本查先生的武俠小說請他簽名,事後懊悔不已。直到數年後加拿大一位查先生老友檢出他所藏的查先生簽名本贈我,才稍稍彌補了這個缺憾。
我與查先生僅此一面,卻難忘。我寫過一篇小文,介紹查先生早年以林歡筆名出版的《中國民間藝術漫談》。此書1956年10月由香港長城畫報社初版。感謝董橋先生送我這本小書,讓我知道了查先生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和政論社評之外,還有另外一副同樣也是了不起的散文筆墨。書中對1956年6、7月間「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港演出的歌舞和京劇節目,對1954至56年間在香港上映的中國傳統戲曲電影,都作了精彩的點評。不妨再次引用查先生評論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文的起首:「在我的故鄉杭州一帶,有一種黑色的身上有花紋的大蝴蝶。這種蝴蝶飛翔的時候一定成雙作對,沒有一刻分離。在我們故鄉,就叫這種蝴蝶作『梁山伯、祝英台』。這種蝴蝶雌雄之間的感情真是好到不能再好的地步,小孩子如果抓住了一隻,另外一隻一定在他手邊繞來繞去,無論怎樣也趕它不走。大概在我六七歲的時候,家裏人看着這對在花間雙雙飛舞的美麗的蝴蝶,給我講了梁祝的故事。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間有哀傷和不幸。」寫的多麼細緻、平實而又生動,引人遐思。我這篇小文在南京《東方文化周刊》刊出後,引起了南通一位「金迷」的注意,他託人找到我,希望得到《中國民間藝術漫談》的影印本,我滿足了他的要求,我們從此訂交。而他後來也找到機會,請查先生在這冊影印本上簽名留念。這一切,不都是源於查先生文字的魅力嗎?
查先生曾巧妙地將其十四部武俠小說每部書名中選出一個字集成七言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我一直認為,查先生執20世紀中國武俠小說之牛耳,他的武俠小說不僅是香港文學史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華文文學史中不可或缺的燦爛篇章。然而,在查先生所營造的、使無數人入迷的武俠世界之外,像《中國民間藝術漫談》這樣抒發真情的散文集,在全面評估查先生的文學歷程時,也是不應遺忘的。
查先生以94歲高齡謝世,世間再無金大俠。但我相信,他在文學、政論和新聞出版等眾多領域裏劃時代的傑出建樹,一定會不斷被後人研讀和探討。書比人長壽!
作者簡介:教授、文史研究者,近著有《從魯迅到張愛玲》等。
(《明報》2018年11月4日)
《鹿鼎記》英譯者:筆下故事永饗讀者 查良鏞英文名Louis 源自《金銀島》作者
明報記者 羅嘉凝
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金庸」的著作被譯成多國語言,其中《鹿鼎記》英文版譯者、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說,金庸筆下的韋小寶絕對是其中一個最令人難忘的中文小說角色,而金庸小說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形容金庸離世屬華語文壇一大損失,但相信他筆下的故事將流傳下去,為讀者帶來快樂。
早在80年代已認識查良鏞、現居新西蘭的漢學家和翻譯家閔福德,聽聞金庸死訊後,回應本報查詢時特撰文以悼念查的去世,形容為華語世界的一大損失,但相信金庸著作將一直流傳,讀者翻閱其著作,即可窺探到中華文化,得到快樂。他指金庸武俠小說有傳統中國歷史文化,配合電影生動敘事模式,通過想像及魔幻能力去展現中國歷史化的愛情故事,因此被比擬為法國小說家大仲馬。
閔福德過去曾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教授,現屬澳洲國立大學文化歷史語言學院榮休教授。他過去與老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譯過全套124回《紅樓夢》英譯,被視為有關《紅樓夢》英譯的最佳版本,其他英譯本包括《孫子兵法》、《聊齋志異》、《鹿鼎記》、《易經》等(見表)。
80年代相識 充當查傳譯公關
早於80年代,閔福德經朋友宋淇介紹認識金庸,他透露金庸英文名字Louis,是因其仰慕英小說家Robert Louis Stevenson(著有《金銀島》)而來。由於閔福德的老師柳存仁與金庸份屬好友,柳存仁提議由閔福德翻譯金庸其中一本小說,金庸遂授權閔翻譯,隨後二人經常會面。至1994年1月,金庸出席澳洲悉尼作者節,閔福德更曾充當其傳譯及公關。
閔福德其後與妻子與外父3人,花近10年翻譯《鹿鼎記》,用了不少時間蒐集康熙時代的歷史背景,英譯本的《鹿鼎記》只有3卷本,有別中文原著的5冊,於1997年陸續出版。他表示,金庸對他們刪減了他的作品不太高興,但他與外父均覺得已把握到原著精粹。他欣賞主角韋小寶,是其中一個最難忘的中國小說人物,認為韋小寶是個樂天、懶惰、是非難分卻異常討人喜歡的流氓。
英譯本刪至3卷 金庸不太高興
早前有人問閔福德為何沒全譯金庸作品,他曾表示金庸小說裏的招式很難以英語來表達,硬譯出來,讀者也不懂。而《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則曾表明,在英譯者之中,金庸似乎對閔福德的譯本最感滿意。
(《明報》2018年11月2日)
2013年8月10日 星期六
黃秋生與陶傑
黃秋生與陶傑
蔡炎培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每逢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在公仔箱出現,可就想起查先生來了。那天晚上,獨個兒在崖樓煲碟,一看《人肉叉燒包》,幾乎誤以為樓下的陶傑唔夠皮,要在娛樂圈秘撈一番。這,當然好過恩官(李純恩)在廣告拋頭露面,好學唔學「老而不」──頭白伴人書紙尾(放翁詩),以致豬八戒照鏡,「東方保羅紐曼」不是,「珍芳達之父」又不是。
說正經。
話說九七日近,移民的移民,回鄉的回鄉,我們的明報,反而平添許多人,編輯部大換血。「南書房行走」的小董,出掌老總;恩官打理娛樂版;大副刊的重託落在蔣一樵身上。蔣一樵是誰?海歸派陶傑是也。我的上面來了秘書處的邱先生。邱先生是中文大學周英雄的學生;周英雄是我少年朋友莎維豪的學生,傾談之下,頗投契。老是蔡老師前,蔡老師後。不敢當。泰山才有石敢當。
可是裏外流言,較諸「印度神油樂」之後更多了,特別是林洵先生,好像區區受了莫大的委屈。
史湘雲愛打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我說,沒甚麼。有甚麼呢?工夫還不是一樣。不同的是,以前交給編輯主任紫微楊看大版,老總潘公畫隻龜,一天都光。現在多了一重人手而已。邱先生看一遍,陶傑看一遍,最後小董朱砂筆一揚,冇有錯。錯還是有的。「老而不」「改」了社論,小董也不知。無他,社長指定我睇社論,快而準,有口皆碑。社論ok,字房下班。那晚神推鬼擁,稿插插在「世界性的大憂鬱」那個「大」字裏。我睇稿,例不睇原稿。大副刊健筆如林,文氣會告你字房有冇「打老虎」。好了,出街了,認真是「世界性的憂鬱」!「大惡人」問故。我說,查先生,「世界性的憂鬱」還不夠「大」麼?「大惡人」笑笑口步入社長室矣。
我不是楊修,無心之失反而「因禍得福」,事後每逢陳非跟「黑手黨」抬槓,領班潤他:「你陳乜嘢,全個明報只有『老而不』敢『改』社論!」
陶傑出掌副刊,還有一事可記。關於「民主必須的罪惡」,吳靄儀的框框,大家都認為冇問題呀,可是,執行老總阿波仔問難到我頭上。
我雙手一攤,喟然長歎,吳靄儀是我們的督印人呀。不准笑,絕對跟卸膊無關。可是,九七未至,走了一個,又走了一個,最後,查先生也走了。與其說是「雕欄玉砌應猶在」,無寧說是「簾捲西風」罷了,少不免「綠肥紅瘦」。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四月九日)
蔡炎培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每逢中國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在公仔箱出現,可就想起查先生來了。那天晚上,獨個兒在崖樓煲碟,一看《人肉叉燒包》,幾乎誤以為樓下的陶傑唔夠皮,要在娛樂圈秘撈一番。這,當然好過恩官(李純恩)在廣告拋頭露面,好學唔學「老而不」──頭白伴人書紙尾(放翁詩),以致豬八戒照鏡,「東方保羅紐曼」不是,「珍芳達之父」又不是。
說正經。
話說九七日近,移民的移民,回鄉的回鄉,我們的明報,反而平添許多人,編輯部大換血。「南書房行走」的小董,出掌老總;恩官打理娛樂版;大副刊的重託落在蔣一樵身上。蔣一樵是誰?海歸派陶傑是也。我的上面來了秘書處的邱先生。邱先生是中文大學周英雄的學生;周英雄是我少年朋友莎維豪的學生,傾談之下,頗投契。老是蔡老師前,蔡老師後。不敢當。泰山才有石敢當。
可是裏外流言,較諸「印度神油樂」之後更多了,特別是林洵先生,好像區區受了莫大的委屈。
史湘雲愛打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我說,沒甚麼。有甚麼呢?工夫還不是一樣。不同的是,以前交給編輯主任紫微楊看大版,老總潘公畫隻龜,一天都光。現在多了一重人手而已。邱先生看一遍,陶傑看一遍,最後小董朱砂筆一揚,冇有錯。錯還是有的。「老而不」「改」了社論,小董也不知。無他,社長指定我睇社論,快而準,有口皆碑。社論ok,字房下班。那晚神推鬼擁,稿插插在「世界性的大憂鬱」那個「大」字裏。我睇稿,例不睇原稿。大副刊健筆如林,文氣會告你字房有冇「打老虎」。好了,出街了,認真是「世界性的憂鬱」!「大惡人」問故。我說,查先生,「世界性的憂鬱」還不夠「大」麼?「大惡人」笑笑口步入社長室矣。
我不是楊修,無心之失反而「因禍得福」,事後每逢陳非跟「黑手黨」抬槓,領班潤他:「你陳乜嘢,全個明報只有『老而不』敢『改』社論!」
陶傑出掌副刊,還有一事可記。關於「民主必須的罪惡」,吳靄儀的框框,大家都認為冇問題呀,可是,執行老總阿波仔問難到我頭上。
我雙手一攤,喟然長歎,吳靄儀是我們的督印人呀。不准笑,絕對跟卸膊無關。可是,九七未至,走了一個,又走了一個,最後,查先生也走了。與其說是「雕欄玉砌應猶在」,無寧說是「簾捲西風」罷了,少不免「綠肥紅瘦」。
(蘋果日報二O一三年四月九日)
《香港文學》雙月刊
《香港文學》雙月刊
許定銘
提起《香港文學》,一般讀者會立即想到劉以鬯創辦於一九八五年元月,到如今連續出了二十五年,已有三O七期面世的《香港文學》月刊。不過,我們要談的這種《香港文學》是本雙月刊,一九七九年五月創刊,至八O年五月,整整一年才出了四期,第五期似無法延續了。
《香港文學》雙月刊是大三十二開本,每期六十四頁,第四期增刊至八十三頁,可惜無以為繼。這本期刊是年輕人集資出版文學期刊的表表者,由「香港文學編輯委員會」主編,據說主持人是蔡振興,看撰稿者,有王仁芸、陳德錦、唐大江、陳昌敏……等,似乎一九七O年代的文藝青年精英都有參與。
《香港文學》是「評介和創作」並重的,但我特別喜歡他們每期組織的特輯,創刊號以劉以鬯配迅清,第三期舒巷城配曹捷,第四期司馬長風配王曉堤。我手邊欠第二期,不知是哪兩位雙配。這種「老嫩」雙配結合的專輯,有專文介紹作者並選刊代表作,訪問及年表……佔去每期近半篇幅,份量重而質高,不僅能達到「以老帶嫩」的目的,還可作為研究者參考的一手資料。
迅清是《大拇指》的中堅分子,港大畢業後不久,即任中學校長,如今好像在澳洲修博士。曹捷即今日的作家陶傑。王曉堤一九七九年以《凶室》奪香港第一屆中文文學獎小說組首名。
(大公報二O一O年七月廿五日)
許定銘
提起《香港文學》,一般讀者會立即想到劉以鬯創辦於一九八五年元月,到如今連續出了二十五年,已有三O七期面世的《香港文學》月刊。不過,我們要談的這種《香港文學》是本雙月刊,一九七九年五月創刊,至八O年五月,整整一年才出了四期,第五期似無法延續了。
《香港文學》雙月刊是大三十二開本,每期六十四頁,第四期增刊至八十三頁,可惜無以為繼。這本期刊是年輕人集資出版文學期刊的表表者,由「香港文學編輯委員會」主編,據說主持人是蔡振興,看撰稿者,有王仁芸、陳德錦、唐大江、陳昌敏……等,似乎一九七O年代的文藝青年精英都有參與。
《香港文學》是「評介和創作」並重的,但我特別喜歡他們每期組織的特輯,創刊號以劉以鬯配迅清,第三期舒巷城配曹捷,第四期司馬長風配王曉堤。我手邊欠第二期,不知是哪兩位雙配。這種「老嫩」雙配結合的專輯,有專文介紹作者並選刊代表作,訪問及年表……佔去每期近半篇幅,份量重而質高,不僅能達到「以老帶嫩」的目的,還可作為研究者參考的一手資料。
迅清是《大拇指》的中堅分子,港大畢業後不久,即任中學校長,如今好像在澳洲修博士。曹捷即今日的作家陶傑。王曉堤一九七九年以《凶室》奪香港第一屆中文文學獎小說組首名。
(大公報二O一O年七月廿五日)
2011年1月25日 星期二
在無菁英年代評論時事的幽默菁英份子──專訪陶傑
在無菁英年代評論時事的幽默菁英份子──專訪陶傑
誠品網路編輯羣

「陶傑」這個名字,大多數台灣人都沒聽過;但他在香港是著名的「名嘴」、「快筆」,香港人幾乎都聽過、看過他發表的議論。
戴着黑框眼鏡、一派儒雅的陶傑,主持電台、電視節目,在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陶傑用詼諧戲謔的態度,直指香港或中國文化中表裏不一、假道學、偏激民族主義等時代現象,儼然是香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在香港頗受歡迎;但也因為言論較為辛辣偏激,爭議頗大。
陶傑近日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個人時論集《這是個,無菁英年代》。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位、並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任職八年的陶傑,理應是知識菁英份子的代表,為何號稱此年代無菁英?
陶傑文章向來短小精練卻引經據典,《誠品站》特別採訪陶傑,並以快問快答的QA形式,聽另類的陶傑,娓娓道來他的立論基礎、處事哲學、以及對於華人文化獨特的見解!
《誠品站》:在香港,您有許多種稱號。就職業屬性,可說您是廣播人、媒體人、報人、知識份子,您也曾拍攝過廣告,並被人稱為「香江第一才子」。究竟您如何看待自己?
陶傑:最近一名英國喜劇演員到香港,他是演員,但也是作家及節目主持人……在西方這些領域都是共通,有各方面人文修養的人不給自己定位。其實「定位」這件事情,是社會把人歸類,這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只要你把自己定位為文人、知識份子,包袱馬上就來。這個包袱是人家給你的,你自己撿起來背上,我不是說這樣不好,這不是我的性格。
在中國,若被定位為知識份子,那就不能碰錢、不能奢侈消費、不能有休閒娛樂……要求很不合理,且當你的表現和公眾想法不一樣的時候,會招來很多批評,這是很莫名其妙的。而且不要看中國社會似乎很仰望知識份子,實際上來自政府、民間、同行,是「正面歧視」知識份子,很可怕的。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在如來掌上寫到此一遊、到王母娘娘蟠桃園偷蟠桃……他到處撒野,理想就是跳出三界之外。故事定義它為妖精,但其實就是打破界別的限制。
我沒有想過自己該怎麼定位,我喜歡觀察國際,就定位自己為「國際人」吧!
《誠品站》:您在出版序言中提到,您的詩作曾受余光中教授的欣賞,大學時代鑽研英國文學,也看了許多文學電影創作作品。為何沒有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而選擇在報紙上撰寫專欄?
陶傑:坦白地說,香港是最現實、最講經濟效益的地方,香港人不會花時間看哲學書,幾乎都看金融、工管,所以才說是「文化沙漠」。在台灣,至少開得了一家誠品,書種類繁多、環境舒適、還二十四小時開放,老闆做虧本生意;但是到香港要開誠品?租金太貴,很難開成。更不用說所謂的「文學創作」,是沒有市場的。
但我也想說明一個現象—現在的文字創作,區分出「文學創作」、「非文學創作」,其實是不合理的。十六世紀末英國莎士比亞寫的劇本,現在看是文學經典,在當時其實也是通俗商品,都是為了錢;戲寫出來,要是沒人看,也是被炒魷魚。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的小說,也是在報紙上連載。珍奧斯汀的閨秀小說,在當時就像現在的瓊瑤一樣,但是瓊瑤小說,現在沒人把它當文學。但我們要是看「民國五六十年代政經狀況下,閨秀的心理活動和期望」,瓊瑤小說就能看出她的價值;但是活在當代,當局者迷不這麼看。厚古薄今的情況,也是中國的現象。
我認為在現代社會,「文學」首先要成為受人歡迎的產品,不要寫給同行看,不要寫給知識份子互相欣賞。我寫作時,先不管有沒有文學價值,先為自己的感受觸動而寫,更重要的受人歡迎,養活自己;我身後的名聲不管,死後不屬於我。但我認為在當世受歡迎,很可能在後世也有價值,因為每個世代人性都有共通點,例如梁實秋的散文小品,當初也只是報紙專欄文章,至今依然雋永。
《誠品站》:許多著述立論的知識份子,會選擇各方援引、務求周全地寫作長篇大論,藉以表述自己的觀點。您的專欄篇幅短、字數少,卻能嘻笑怒罵地針砭時事表達自己的觀點。為何選擇這樣的形式與風格?
陶傑:這和香港的看報習慣有關。香港人時間寶貴,很多時候香港人都在地鐵上閱讀報紙,地鐵很短,坐兩個站平均時間五分鐘,五分鐘哪能讀完長篇大論?我的文章短小,就是可以讓他在五分鐘內,有反應、有共鳴,有思想的激發。長篇大論的文章,在大陸有,台灣也有,但在香港沒辦法,香港人生活太忙了;而現在連在地鐵上看報的人,也少了。
不寫長篇大論,也還有幾個理由。首先是閱讀羣眾,現在是「網路世代」,抗拒長篇文章,被好萊塢、線上遊戲洗腦後,很沒耐心的,只喜歡聲光效果。其次,文以載道、長篇著述的人,在華人世界已經有很多了,這個世界上不在乎在多一個陶傑做這件事;經過了研究時期的論文訓練,要長篇著述我也能寫,但是你要讓大眾看得明白。
大眾看我都是嘻笑怒罵,但我其實是用英國文化中的「幽默」做為文章形式。在英國文學傳統裏,有一些不是那麼「正路」的、小品式的文章風格,像王爾德、蕭伯納,它們寫作文章時很輕鬆幽默的,旁徵博引,把想說的涵義隱藏在文字底下,含蓄也是比較高的藝術表現;這種風格在英國世界是很受歡迎。
選擇這種寫作模式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自己不是很嚴肅的、道貌岸然的人,寫起來也很得心應手。中國文化缺乏幽默感,我的文章,讓市場上多一種選擇,總是好的吧!
《誠品站》:您的專欄文章在香港受人歡迎,但同時也引起許多爭議與批判。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陶傑:因為我的背景的緣故,我有很多和人家不一樣的看法與見解。但我不能夠四平八穩的就怕得罪人,就是要說出來!雖然主題是很尖銳的,但是表達方式可以含蓄。一個有稜有角的人,一定是引起爭議的,在我看來,有人罵是好事,沒有人罵才不是好事!
在台灣,如柏楊、李敖寫作的風格是比較辛辣的,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柏楊說《醜陋的中國人》,我不會說醜陋,我會請讀者從他的行為、活動裏面來觀察。或許你會得到一個「醜陋」的結論,但這是你的事,不是我說的。但他醜不醜陋?是!但這是不同的表達手法。柏老認為醜陋的中國人還有得救,我覺得沒得救,你不要去改變它,你不要去參與就行了,要做到這點,你得要把心靈品味國際化,這也是我和柏楊不同的地方。
一個作家,只要創作就不免招來批判;但許多批判,都來自於無知與偏見。中國文人之間筆戰,罵余光中的新詩「今夜的星空很希臘」不符合詩的規範,也不是中國文化!在八年抗戰時,罵張愛玲為何不像冰心、巴金等人寫溫柔敦厚的文章,而要寫走資閨秀派文章,寫寫抗戰大事業多好!許多罵聲九成是非理性的,而且短視。
JK羅琳在西方寫成了暢銷的《哈利波特》,除了梵蒂岡就神學角度依然抗議外,西方世界並不會有人說你把巫俗變成主流、不會有衛道份子會說你開了壞風氣、毒害少年心理。
但哈利波特要是在七十年前出版,肯定成為禁書。為何?因為英國幾百年來的人文傳統,逐漸開放。當初王爾德寫文章刺痛維多利亞當時貴族的敏感神經,也是差點要坐牢;《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色情描述,也差點被封殺;但是後來還是發表了,因為英國體認到,不應該禁止社會的表達自由。
《誠品站》:您談到表達自由,但是在內地寫觀點尖銳的文章,在現在較為嚴峻的言論氛圍下,你如何掌握這樣的言論自由?為不同的媒體撰述,是否會有觀點衝突的問題?
陶傑:香港媒體當然有自我審查。法輪功幾千人的示威、西藏的爭議,這些議題有如印度的聖牛,不可以碰的,即使重要性再高,香港沒有一份媒體會刊登。但未來的言論是否會越來越自由?我是持正面態度。但是我嘗試在這個時空,盡我最大的力,使用我最大的言論表達權。
著述時,報紙的立場當然要考量,這是互為因果,報紙也是看到你的立場跟老闆差不多,才找你寫。我也覺得沒有觀點衝突的問題,因為我是代表報館立場說話,就像律師為人辯護,他也該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份,所以這倒不是大問題。
就媒體現況看來,報紙逐漸沒落,網路正發達;網路就無所謂老闆,人人都能大鳴大放、選擇他所信仰的。網路有他的壞處也有好處。
《誠品站》:提到網路,很好奇您如何看待網路這個新興媒體?
陶傑:網路的發明很好,把大眾距離拉近,讓大家互相瞭解,但是「橘越淮而枳」,許多外國的東西到了中國,反而不是開展視野,而是越來越狹窄。現在年輕一代使用網路,沉迷在電腦遊戲、交友、看色情資訊或者動漫,三餐只吃零食,正食不吃,也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
網路發明的用意,並不是讓所有青少年玩同樣的線上遊戲,而是應該把視野拓寬,去了解他國的文化。學生時代時我交筆友,都認識住在遠方國度的筆友,我們在信中互相探尋對方國家文化背景,覺得學習很多,當時反而多元;人一輩子就這麼長,多瞭解他國文化,是多活了一輩子。
現在藉由網路,香港年輕人應該可以和台灣年輕人對話,香港要簽署CEPA,台灣簽署ECFA,對彼此生活的影響是什麼?可以交流一下。現在雖有網路,兩岸三地的交流卻比以前還糟,現在都是像張愛玲所說,「盯着自己的肚臍眼看」。
《誠品站》:您在文章中常談到美酒、美食、美女,想請問您怎麼看待「美」?
陶傑:美,有形而下的形式,和形而上的形式,但在中國現代消費社會中,只會看到物理的、形體的美,如美女、美食等,化做社會風潮就是美容、護膚、纖體。
你看華語片的主角人物,永遠是年輕偶像,這是被日本偶像風潮影響,但是沒有學到日本的全部。為何台灣、香港的女孩,一去日本就上癮,但去中國不會上癮?因為日本的物品包裝,雖不環保但很美,設計、色彩等等細節都很講究,美溶化在生活裏面,連國民的行為也受了影響。
在羅浮宮美術館,同樣是亞洲人,卻能一眼就能看出來誰是大陸客、誰是日本遊客──七十歲的日本老太太遊客,不因老而隨便打扮,穿得很體面,腳上穿着絲襪,認真地聽着導遊說話,手裏拿着筆一直紀錄。這也是一種美,日本已經將美融合在品味、思想、人生中。
最講究美的環境是演藝圈。但看美國好萊塢,他們對美有另一種看法,不是膚淺的。美國是最年輕的國家,但是好萊塢那些大牌明星,片酬最高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他們有成熟之美。
東方看「永遠的玉女」奧黛麗赫本,總是看她年輕時珠光寶氣、拿着煙嘴的那個樣子;實際上她最精彩的時候,是她老來將死之時,罹患癌症,卻還到非洲去為孤兒請命。我在英國看她演講,沒有整容、沒有護膚,皺紋自然地流露,但是她不怕,依然畫着優雅的妝。她那麼老了,名利、青春、健康都是過眼雲煙,但是她是發自內心的呼籲全世界,請大家救救弱勢,這就是美,發自心靈的美。
《誠品站》:您在《無菁英年代》中時常提到當代治理香港的問題,究竟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陶傑:香港自從回歸中國後,這十二年來社會心理狀況變得很畸型。中國宣揚民族主義,開始宣傳要「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去殖民化」,但是這是盲目的民族沙文主義,在我眼中是很可笑的。
中國政府在接收香港後,它以為它會管理香港,但它實際上沒有虛心學習英國人如何治理香港,所以產生很多問題。我在英國讀書、在媒體後台工作、住了十六年,潛意識中我是以英國觀點思考的,所以看出中國管理香港的方法完全錯誤。
香港社會現在瀰漫着一股懷念殖民地時代的風氣,民間是全民崇洋,但是真的那麼希望回到過去嗎?沒有,是因為對於現狀不滿。最奇怪的是,香港高官嘴巴宣揚民族主義,要求香港居民要讓孩子受中文母語教學,然而自己一有錢,馬上把小孩送到英國;英國最近經濟蕭條,也拼命招收英國和香港的有錢人子女,搞得英國教育界有「黃禍」。香港這些官的作為,就是中國式的虛偽。
當我把這點說破,就會得罪一些人,怕臉上的假面具被扯下來,就說我「崇洋」「不愛國」「貶港褒英」,但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就會認同我,因為我說香港平民的心裏話。我覺得中國式的虛偽很討厭,這給社會民族心靈造成很大的損害,所以我一點都不必含蓄,就是踢爆。
《誠品站》:香港和台灣的背景有那麼些相近與相異,那您怎樣看待台灣的政治媒體現況呢?
陶傑:台灣的政治在媒體上顯現出來的,是「口水政治」。立院諸公一句話引起爭議,又去問回應,一句話傳來傳去,像吸毒的針筒一樣。台灣戒嚴時期壓抑太久,解嚴開放後就有種論政的亢奮感,百花齊放,這在民主開放之初是正常;但是台灣經常有選舉,為了選票這種亢奮還在持續,久了之後不好,顯得格局很小。
看電視和報紙,看到立院爭論、社會案件,能夠連報一兩週,國際新聞卻很少,這對台灣很不利。我覺得很奇怪,台灣不是一直想被國際社會認同嗎?你要走入國際社會,就不要盯着自己肚臍眼看,而要看看人家,讓人家也對你發生興趣。
我們去逛誠品,可以看到很多各國翻譯書,出版界向外仰望星空,但是新聞界卻很狹隘。為什麼呢?因為出版界以台北為基地,知識份子都在台北;新聞媒體卻是大眾的,但因為媒體和政黨總認為,大眾對國際新聞沒興趣。
在日本,國際新聞非常的多,並且分析得頭頭是道,為何日本可以做起來?究竟是觀眾先沒興趣,還是報導取向問題?媒體能不能夠報導得淺而易懂、還有趣味?現在這種口水泡沫新聞,這樣做最快、最懶、最容易,但根本不值得。
《誠品站》:您總是力說中國文化中的陰暗面,難道中國文化中沒有優點嗎?
陶傑:有,中國有優點,曾經有,都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溫柔敦厚」、「禮義廉恥」、「言而有信」,這都是中國人的優點,有時候英國人都會說,中國這點難得,因為英國法治社會推到極致後,凡事講究法律條文,反而官僚沒效率;而中國人做生意乾脆俐落,只要口頭答應一句話,一定履行。
這是中國文化談信,「人無信而不立」,推崇君子的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就是「禮義廉恥」四字,這四根柱崩掉,其他的附從價值觀也不會有。但現在中國有君子嗎?過去有毒奶粉、毒雞蛋嗎?現在買個什麼東西,都不能相信。
當然現在還是有優點,但是我沒有興趣加入那個大合唱,我力寫陰暗面,寫陰暗面才好看。
(原刊二0一0年九月十日《誠品站》)
誠品網路編輯羣

「陶傑」這個名字,大多數台灣人都沒聽過;但他在香港是著名的「名嘴」、「快筆」,香港人幾乎都聽過、看過他發表的議論。
戴着黑框眼鏡、一派儒雅的陶傑,主持電台、電視節目,在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陶傑用詼諧戲謔的態度,直指香港或中國文化中表裏不一、假道學、偏激民族主義等時代現象,儼然是香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在香港頗受歡迎;但也因為言論較為辛辣偏激,爭議頗大。
陶傑近日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個人時論集《這是個,無菁英年代》。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學位、並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任職八年的陶傑,理應是知識菁英份子的代表,為何號稱此年代無菁英?
陶傑文章向來短小精練卻引經據典,《誠品站》特別採訪陶傑,並以快問快答的QA形式,聽另類的陶傑,娓娓道來他的立論基礎、處事哲學、以及對於華人文化獨特的見解!
《誠品站》:在香港,您有許多種稱號。就職業屬性,可說您是廣播人、媒體人、報人、知識份子,您也曾拍攝過廣告,並被人稱為「香江第一才子」。究竟您如何看待自己?
陶傑:最近一名英國喜劇演員到香港,他是演員,但也是作家及節目主持人……在西方這些領域都是共通,有各方面人文修養的人不給自己定位。其實「定位」這件事情,是社會把人歸類,這是中國社會的問題。只要你把自己定位為文人、知識份子,包袱馬上就來。這個包袱是人家給你的,你自己撿起來背上,我不是說這樣不好,這不是我的性格。
在中國,若被定位為知識份子,那就不能碰錢、不能奢侈消費、不能有休閒娛樂……要求很不合理,且當你的表現和公眾想法不一樣的時候,會招來很多批評,這是很莫名其妙的。而且不要看中國社會似乎很仰望知識份子,實際上來自政府、民間、同行,是「正面歧視」知識份子,很可怕的。
《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在如來掌上寫到此一遊、到王母娘娘蟠桃園偷蟠桃……他到處撒野,理想就是跳出三界之外。故事定義它為妖精,但其實就是打破界別的限制。
我沒有想過自己該怎麼定位,我喜歡觀察國際,就定位自己為「國際人」吧!
《誠品站》:您在出版序言中提到,您的詩作曾受余光中教授的欣賞,大學時代鑽研英國文學,也看了許多文學電影創作作品。為何沒有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而選擇在報紙上撰寫專欄?
陶傑:坦白地說,香港是最現實、最講經濟效益的地方,香港人不會花時間看哲學書,幾乎都看金融、工管,所以才說是「文化沙漠」。在台灣,至少開得了一家誠品,書種類繁多、環境舒適、還二十四小時開放,老闆做虧本生意;但是到香港要開誠品?租金太貴,很難開成。更不用說所謂的「文學創作」,是沒有市場的。
但我也想說明一個現象—現在的文字創作,區分出「文學創作」、「非文學創作」,其實是不合理的。十六世紀末英國莎士比亞寫的劇本,現在看是文學經典,在當時其實也是通俗商品,都是為了錢;戲寫出來,要是沒人看,也是被炒魷魚。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的小說,也是在報紙上連載。珍奧斯汀的閨秀小說,在當時就像現在的瓊瑤一樣,但是瓊瑤小說,現在沒人把它當文學。但我們要是看「民國五六十年代政經狀況下,閨秀的心理活動和期望」,瓊瑤小說就能看出她的價值;但是活在當代,當局者迷不這麼看。厚古薄今的情況,也是中國的現象。
我認為在現代社會,「文學」首先要成為受人歡迎的產品,不要寫給同行看,不要寫給知識份子互相欣賞。我寫作時,先不管有沒有文學價值,先為自己的感受觸動而寫,更重要的受人歡迎,養活自己;我身後的名聲不管,死後不屬於我。但我認為在當世受歡迎,很可能在後世也有價值,因為每個世代人性都有共通點,例如梁實秋的散文小品,當初也只是報紙專欄文章,至今依然雋永。
《誠品站》:許多著述立論的知識份子,會選擇各方援引、務求周全地寫作長篇大論,藉以表述自己的觀點。您的專欄篇幅短、字數少,卻能嘻笑怒罵地針砭時事表達自己的觀點。為何選擇這樣的形式與風格?
陶傑:這和香港的看報習慣有關。香港人時間寶貴,很多時候香港人都在地鐵上閱讀報紙,地鐵很短,坐兩個站平均時間五分鐘,五分鐘哪能讀完長篇大論?我的文章短小,就是可以讓他在五分鐘內,有反應、有共鳴,有思想的激發。長篇大論的文章,在大陸有,台灣也有,但在香港沒辦法,香港人生活太忙了;而現在連在地鐵上看報的人,也少了。
不寫長篇大論,也還有幾個理由。首先是閱讀羣眾,現在是「網路世代」,抗拒長篇文章,被好萊塢、線上遊戲洗腦後,很沒耐心的,只喜歡聲光效果。其次,文以載道、長篇著述的人,在華人世界已經有很多了,這個世界上不在乎在多一個陶傑做這件事;經過了研究時期的論文訓練,要長篇著述我也能寫,但是你要讓大眾看得明白。
大眾看我都是嘻笑怒罵,但我其實是用英國文化中的「幽默」做為文章形式。在英國文學傳統裏,有一些不是那麼「正路」的、小品式的文章風格,像王爾德、蕭伯納,它們寫作文章時很輕鬆幽默的,旁徵博引,把想說的涵義隱藏在文字底下,含蓄也是比較高的藝術表現;這種風格在英國世界是很受歡迎。
選擇這種寫作模式也和我的性格有關,我自己不是很嚴肅的、道貌岸然的人,寫起來也很得心應手。中國文化缺乏幽默感,我的文章,讓市場上多一種選擇,總是好的吧!
《誠品站》:您的專欄文章在香港受人歡迎,但同時也引起許多爭議與批判。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陶傑:因為我的背景的緣故,我有很多和人家不一樣的看法與見解。但我不能夠四平八穩的就怕得罪人,就是要說出來!雖然主題是很尖銳的,但是表達方式可以含蓄。一個有稜有角的人,一定是引起爭議的,在我看來,有人罵是好事,沒有人罵才不是好事!
在台灣,如柏楊、李敖寫作的風格是比較辛辣的,有話就說、有屁就放,柏楊說《醜陋的中國人》,我不會說醜陋,我會請讀者從他的行為、活動裏面來觀察。或許你會得到一個「醜陋」的結論,但這是你的事,不是我說的。但他醜不醜陋?是!但這是不同的表達手法。柏老認為醜陋的中國人還有得救,我覺得沒得救,你不要去改變它,你不要去參與就行了,要做到這點,你得要把心靈品味國際化,這也是我和柏楊不同的地方。
一個作家,只要創作就不免招來批判;但許多批判,都來自於無知與偏見。中國文人之間筆戰,罵余光中的新詩「今夜的星空很希臘」不符合詩的規範,也不是中國文化!在八年抗戰時,罵張愛玲為何不像冰心、巴金等人寫溫柔敦厚的文章,而要寫走資閨秀派文章,寫寫抗戰大事業多好!許多罵聲九成是非理性的,而且短視。
JK羅琳在西方寫成了暢銷的《哈利波特》,除了梵蒂岡就神學角度依然抗議外,西方世界並不會有人說你把巫俗變成主流、不會有衛道份子會說你開了壞風氣、毒害少年心理。
但哈利波特要是在七十年前出版,肯定成為禁書。為何?因為英國幾百年來的人文傳統,逐漸開放。當初王爾德寫文章刺痛維多利亞當時貴族的敏感神經,也是差點要坐牢;《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有色情描述,也差點被封殺;但是後來還是發表了,因為英國體認到,不應該禁止社會的表達自由。
《誠品站》:您談到表達自由,但是在內地寫觀點尖銳的文章,在現在較為嚴峻的言論氛圍下,你如何掌握這樣的言論自由?為不同的媒體撰述,是否會有觀點衝突的問題?
陶傑:香港媒體當然有自我審查。法輪功幾千人的示威、西藏的爭議,這些議題有如印度的聖牛,不可以碰的,即使重要性再高,香港沒有一份媒體會刊登。但未來的言論是否會越來越自由?我是持正面態度。但是我嘗試在這個時空,盡我最大的力,使用我最大的言論表達權。
著述時,報紙的立場當然要考量,這是互為因果,報紙也是看到你的立場跟老闆差不多,才找你寫。我也覺得沒有觀點衝突的問題,因為我是代表報館立場說話,就像律師為人辯護,他也該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份,所以這倒不是大問題。
就媒體現況看來,報紙逐漸沒落,網路正發達;網路就無所謂老闆,人人都能大鳴大放、選擇他所信仰的。網路有他的壞處也有好處。
《誠品站》:提到網路,很好奇您如何看待網路這個新興媒體?
陶傑:網路的發明很好,把大眾距離拉近,讓大家互相瞭解,但是「橘越淮而枳」,許多外國的東西到了中國,反而不是開展視野,而是越來越狹窄。現在年輕一代使用網路,沉迷在電腦遊戲、交友、看色情資訊或者動漫,三餐只吃零食,正食不吃,也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
網路發明的用意,並不是讓所有青少年玩同樣的線上遊戲,而是應該把視野拓寬,去了解他國的文化。學生時代時我交筆友,都認識住在遠方國度的筆友,我們在信中互相探尋對方國家文化背景,覺得學習很多,當時反而多元;人一輩子就這麼長,多瞭解他國文化,是多活了一輩子。
現在藉由網路,香港年輕人應該可以和台灣年輕人對話,香港要簽署CEPA,台灣簽署ECFA,對彼此生活的影響是什麼?可以交流一下。現在雖有網路,兩岸三地的交流卻比以前還糟,現在都是像張愛玲所說,「盯着自己的肚臍眼看」。
《誠品站》:您在文章中常談到美酒、美食、美女,想請問您怎麼看待「美」?
陶傑:美,有形而下的形式,和形而上的形式,但在中國現代消費社會中,只會看到物理的、形體的美,如美女、美食等,化做社會風潮就是美容、護膚、纖體。
你看華語片的主角人物,永遠是年輕偶像,這是被日本偶像風潮影響,但是沒有學到日本的全部。為何台灣、香港的女孩,一去日本就上癮,但去中國不會上癮?因為日本的物品包裝,雖不環保但很美,設計、色彩等等細節都很講究,美溶化在生活裏面,連國民的行為也受了影響。
在羅浮宮美術館,同樣是亞洲人,卻能一眼就能看出來誰是大陸客、誰是日本遊客──七十歲的日本老太太遊客,不因老而隨便打扮,穿得很體面,腳上穿着絲襪,認真地聽着導遊說話,手裏拿着筆一直紀錄。這也是一種美,日本已經將美融合在品味、思想、人生中。
最講究美的環境是演藝圈。但看美國好萊塢,他們對美有另一種看法,不是膚淺的。美國是最年輕的國家,但是好萊塢那些大牌明星,片酬最高的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他們有成熟之美。
東方看「永遠的玉女」奧黛麗赫本,總是看她年輕時珠光寶氣、拿着煙嘴的那個樣子;實際上她最精彩的時候,是她老來將死之時,罹患癌症,卻還到非洲去為孤兒請命。我在英國看她演講,沒有整容、沒有護膚,皺紋自然地流露,但是她不怕,依然畫着優雅的妝。她那麼老了,名利、青春、健康都是過眼雲煙,但是她是發自內心的呼籲全世界,請大家救救弱勢,這就是美,發自心靈的美。
《誠品站》:您在《無菁英年代》中時常提到當代治理香港的問題,究竟香港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陶傑:香港自從回歸中國後,這十二年來社會心理狀況變得很畸型。中國宣揚民族主義,開始宣傳要「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去殖民化」,但是這是盲目的民族沙文主義,在我眼中是很可笑的。
中國政府在接收香港後,它以為它會管理香港,但它實際上沒有虛心學習英國人如何治理香港,所以產生很多問題。我在英國讀書、在媒體後台工作、住了十六年,潛意識中我是以英國觀點思考的,所以看出中國管理香港的方法完全錯誤。
香港社會現在瀰漫着一股懷念殖民地時代的風氣,民間是全民崇洋,但是真的那麼希望回到過去嗎?沒有,是因為對於現狀不滿。最奇怪的是,香港高官嘴巴宣揚民族主義,要求香港居民要讓孩子受中文母語教學,然而自己一有錢,馬上把小孩送到英國;英國最近經濟蕭條,也拼命招收英國和香港的有錢人子女,搞得英國教育界有「黃禍」。香港這些官的作為,就是中國式的虛偽。
當我把這點說破,就會得罪一些人,怕臉上的假面具被扯下來,就說我「崇洋」「不愛國」「貶港褒英」,但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就會認同我,因為我說香港平民的心裏話。我覺得中國式的虛偽很討厭,這給社會民族心靈造成很大的損害,所以我一點都不必含蓄,就是踢爆。
《誠品站》:香港和台灣的背景有那麼些相近與相異,那您怎樣看待台灣的政治媒體現況呢?
陶傑:台灣的政治在媒體上顯現出來的,是「口水政治」。立院諸公一句話引起爭議,又去問回應,一句話傳來傳去,像吸毒的針筒一樣。台灣戒嚴時期壓抑太久,解嚴開放後就有種論政的亢奮感,百花齊放,這在民主開放之初是正常;但是台灣經常有選舉,為了選票這種亢奮還在持續,久了之後不好,顯得格局很小。
看電視和報紙,看到立院爭論、社會案件,能夠連報一兩週,國際新聞卻很少,這對台灣很不利。我覺得很奇怪,台灣不是一直想被國際社會認同嗎?你要走入國際社會,就不要盯着自己肚臍眼看,而要看看人家,讓人家也對你發生興趣。
我們去逛誠品,可以看到很多各國翻譯書,出版界向外仰望星空,但是新聞界卻很狹隘。為什麼呢?因為出版界以台北為基地,知識份子都在台北;新聞媒體卻是大眾的,但因為媒體和政黨總認為,大眾對國際新聞沒興趣。
在日本,國際新聞非常的多,並且分析得頭頭是道,為何日本可以做起來?究竟是觀眾先沒興趣,還是報導取向問題?媒體能不能夠報導得淺而易懂、還有趣味?現在這種口水泡沫新聞,這樣做最快、最懶、最容易,但根本不值得。
《誠品站》:您總是力說中國文化中的陰暗面,難道中國文化中沒有優點嗎?
陶傑:有,中國有優點,曾經有,都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溫柔敦厚」、「禮義廉恥」、「言而有信」,這都是中國人的優點,有時候英國人都會說,中國這點難得,因為英國法治社會推到極致後,凡事講究法律條文,反而官僚沒效率;而中國人做生意乾脆俐落,只要口頭答應一句話,一定履行。
這是中國文化談信,「人無信而不立」,推崇君子的精神。中國文化精神,就是「禮義廉恥」四字,這四根柱崩掉,其他的附從價值觀也不會有。但現在中國有君子嗎?過去有毒奶粉、毒雞蛋嗎?現在買個什麼東西,都不能相信。
當然現在還是有優點,但是我沒有興趣加入那個大合唱,我力寫陰暗面,寫陰暗面才好看。
(原刊二0一0年九月十日《誠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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