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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7日 星期四

《新思潮》

1959年5月創刊的《新思潮》,是崑南、王無邪和盧因三人合辦的文藝雜誌,由現代文學美術協會出版。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於1958年12月12日登記成立,屬不牟利非政治性團體,由崑南、王無邪、葉維廉等人創立。協會的任務除了「推展香港文學藝術運動」、「發揚現代文學藝術的真正價值」和「與香港各文學藝術團體緊密合作,共同推動文運」外,還有「聯絡全港職業及業餘畫家及文學工作者」。而協會的最終目的,是「展開一個文化再造運動並促其實現」。

編者在〈創刊詞〉裡表示「『新思潮』的出版,比我們預定的計劃要提早很多,對於我們,這是非常值得興奮的。」又表示「《新思潮》就是我們聲音,用以喚起我們每一個同代者,警覺於我們處身的危機,及認識我們的使命。」。 作為新一代的人,編者認為「必然感到環境的鞭策,前途的徬徨,思想的空白,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等文化處境,他們要「衝破這苦悶」,「抓住我們的時代」。編者認為《新思潮》的出版就是他們「意志表現的最高符號」,而《新思潮》將「毫不誇張毫不隱諱地說出我們這一代對現狀的不滿,將容納正確的健康的批評。」

盧因憶述,《新思潮》「最初以十六開形式面世,由北角一家印刷廠承印,但銷路欠佳,似乎也不大引人注意。」第一期的〈編後語〉表達了編者的心聲:「我們願意坦白的:我們很窮,辦這刊物的經濟來源,是全賴於本協會會員之捐助,但憑藉我們的良知與信念,我們必將苦幹下去,我們很需要讀者的鼓勵與指正,更希望能與你們並肩站在一起,共負偉大而莊嚴的文化使命。」在第二期〈卷首語〉裡,編者除了感謝支持他們的朋友和讀者外,並表示「這一期的『新思潮』終於在極度困難下面世」,亦得到「一些熱誠的朋友答應按期捐助」。由於經濟條件所限,雜誌後來改版,由十六開縮小至大卅二開。

內容方面,《新思潮》刊登文藝創作、藝術評介、新書介紹、文藝消息和報導等作品。第一期發表了崑南〈建立文化真正的力量〉和王無邪〈文化再造運動的展望〉兩篇重要文章;第二期刊登了葉維廉早期的重要論文〈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廣受注意;第三期刊載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卡西摩度的作品和沙內沙先生的〈普魯克魯斯蒂安的床〉等。盧因曾憶述:「那時我們幹勁沖天,每期又譯又寫,約是三十來頁,刊登的文章,篇篇保持一定分量。」他認為《新思潮》的出現,可以說是「代表現代主義運動過渡期業已告終,現代主義後的新時期正踏步降臨。」

《新思潮》第二期封面

(《香港文學通訊》二O一二年四月第105期)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許定銘:書事雜碎之四

神仙‧老虎‧狗

天地版《曹聚仁卷》中有一篇〈神仙‧老虎‧狗前記〉,說是近期新發現的曹氏舊稿,文章是該書的代序,副題為「一個下級軍官的生活實錄」。

這篇約千字的雜文,先慨歎我國早期沒有徵兵制,很多年輕人因「好男不當兵」的觀念而不上前線打仗,以致上陣殺敵的軍人多是不學無術的老粗;到創辦了「黃埔軍校」,軍人才達到「文化」與「武化」的結合。並說他自己抗戰八年中,多次在前線採訪,經常與中下級軍官來往,對他們的實際生活非常了解,特意為黃埔出身,在戰場上轉戰多年的軍官李鯈底回憶錄寫前記。

我會特別留意這篇短文,是因為我曾與《神仙‧老虎‧狗》(正氣書局,1946)擦身而過,卻失諸交臂:

一九九O年代後期,一次從加拿大返港,到某藏書家家裏看書,他特意容許我從架上選購十種書,說是作為我遠道而來的禮物。年代久遠,當年買了甚麼已記不起了,只記得有好幾冊一九四O年代杭約赫、王辛笛他們辦的《詩創造》;至於《神仙‧老虎‧狗》,因為書名獨特,跟一九六一年邵氏電影公司的名片,陳厚、范麗、林黛、胡金銓等主演的喜劇同名而隨意翻翻,見有曹聚仁的序,卻不知李鯈是誰,沒買!

《曹聚仁卷》的編者曹臻,是曹聚仁的孫女,她在該書的導讀〈讀懂曹聚仁的香港二十年〉中說,《神仙‧老虎‧狗》的作者李鯈是曹聚仁的四弟曹藝(曹聚義),她們家人一直都知道他曾寫過這本書,但家中卻未見有存,如今手上的,是去年才從舊書網站上購得的珍寶。

曹藝(1909~2000)黃埔軍校六期炮科畢業,官至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時開始從事創作,在《芒種》、《太白》、《論語》等期刊發表作品,並協助曹聚仁編《濤聲》週刊。戰時曹藝曾參加過長城保衛戰、河北山西的總退卻中多次血戰,並率部隊遠征印緬抗日,被史迪威親薦晉階少將軍銜。曹聚仁說他的回憶錄《神仙‧老虎‧狗》「乃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實錄,有別於文人的無病呻吟」,據說他還有一部《征輪塵影錄》,可惜在文革中遭毀,未見。

至於「神仙‧老虎‧狗」,網上有很多解說,其中一段頗有趣,錄如下:

不打仗的時候,也不下操,遊遊逛逛,自由自在,沒人敢管,可不是賽如神仙?看見百姓,願殺就殺,願燒就燒,願搶就搶,見大姑娘小媳婦就摟到懷裏,她不肯就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可不比猛虎還兇?一旦打了敗仗,丟盔拋甲,落荒而逃,誰看見就趕,就打,可不是像夾着尾巴的狗一樣?

這是用來嘲諷並醜化舊日軍人的,不知李鯈的《神仙‧老虎‧狗》如何寫法,是否也如此?

──2015年7月
8月16日刊《大公報‧文學》

兩冊老《蕉風》


#82封底

詩人柏雄贈我兩冊老《蕉風》:一九五九年八月的第八十二期和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一O三期,兩冊之間相距二十一個月,對多變的《蕉風》來說,它們難得的是:無論開度、頁數都不變,而且,都應該有附贈的中篇文叢,前者是黃思騁的《荒島行》,後者是端木紅的《賽納姑娘》,可惜都不見了。

對舊期刊我們不能要求過高,事隔五十多年重現的舊雜誌,你不可能奢望它「一期兩冊」能同時存在,就像我手邊現存的,一本王敬羲中篇小說《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一九六四),即是當年《蕉風》所附出的單行本,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和前邊的兩冊老《蕉風》相反,它是只有附刊而不見雜誌。從一九五九年八月的第八十二期《蕉風》起,至一九六四年的附刊《久違陽光的人》止,其間的附刊已有四五十種,相當可觀;何況實際數目應不止此,這些期刊及附刊小說,當是星馬華文文學史上一份重要的史料!

這兩冊老《蕉風》沒署編者姓名,都是十六開本,連封面底共二十四頁,每期可發小說、散文及新詩約十餘篇,最奇怪的是竟甚多港台作家的作品,兩冊共三十二篇文章中,屬香港作家的有:王敬羲的小說〈接受施捨的人〉和〈客來前後〉;散文及雜文有羽軍的〈話說雜文〉、桑白的〈秋的留痕〉、徐速的〈人情味〉;新詩則有柏雄的〈寂寞〉和〈黄昏〉、周喚的〈一瞬〉和葉維廉翻譯艾略特的〈荒原〉,所佔份量不輕。台灣方面則有王平陵、朱西寧、蔡文甫、楚戈、瘂弦等的作品,薄薄的一冊,內容卻是沉甸甸的。

柏雄說,如果不是有他的詩作,雜誌不會保留那麼多年。編輯還在〈編者的話〉中特別讚許〈黄昏〉,說是「一首很能發人幽思」的好詩,可見當時的編者很重視柏雄的詩作,難怪他一直給《蕉風》寫詩,直寫到一九六O年代末。

柏雄還說:「我之所以投稿《蕉風》,是黃崖約稿的。」

我曾寫過一篇〈黃崖革新的《蕉風》〉,說:

《蕉風》出至一九六四年九月號的第一四三期,在黃崖主編期間革新,並移至香港印刷,每期擴展至七十六頁,能刊近十五萬字,成為大型的文藝期刊。我藏有革新之第一四三期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之第一七三期的《蕉風》……。《蕉風》由第一七四期起,將改成小開度本,自然又得調整、改革。故此,我所藏的《蕉風》,可視為黃崖革新版中的一個單元,因黃崖自改為小開本後不久,即不再主編,改由劉戈編輯了。

當時我以為黃崖之主編《蕉風》,是由第一四三期開始的,事實不然,由這兩冊老《蕉風》看來,原來之前幾十期沒註明編者的,也可能是黃崖主編的。

《蕉風》是星馬出版的長壽文藝期刊,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於新加坡創刊,初期是以小型的半月刊姿態出現,由方天主編。一九五七年,馬來西亞獨立後,《蕉風》遷移至吉隆坡出版。一九九九年,《蕉風》出版第四八八期後宣布停刊,至二OO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的接管及籌備近一年後,《蕉風》正式復刊,以嶄新的風貌及扎實的文學內容呈現,據說如今還在出版,已出至五百多期。

曾主編《蕉風》的姚拓、黃思騁和黃崖,都是先在香港任友聯出版社文藝報刊的編輯,後來才移至星馬任文藝編輯的,他們與香港的青年作者相熟,向他們約稿是順理成章的事,此所以在他們主編期間,發表了不少香港年輕作者的作品,「《蕉風》和香港青年作者」關係密切,是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

──2015年8月
26日刊《大公報‧大公園》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從《詩朶》看《新思潮》

從《詩朶》看《新思潮》
──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一鱗半爪

盧因

一九五四年後,《人人文學》帶給香港文壇的高潮開始退卻,詩人鄭力匡掀起的風雨熱鬧,也跟着逐漸消散;儘管徐訏和曹聚仁仍擁有不少讀者,記憶中,似無法滿足像我這一類追求文學理想的、以宗教家事奉上帝的熱情、轉而事奉文學的年輕一代的渴求。當時我和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蔡炎培,已成了經常會面的文學知音。彼此先後競讀,《漢園集》、《刻意集》都一一讀過了。一天晚上,崑南和我約好,在王翊華羅便臣道家裹會面。無邪這個筆名,還不怎麼響噹噹。我們滿懷理想,一腔奉獻文學的熱血,甘願灑在腳下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們先在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投稿。一九五二年屬周刊性質,後來出版頻密,一周面世幾次。這座毫不起眼的園地,正是培養日後本土作冢的溫床,許定銘所指的五十年代中出現的《學生文壇》(詳見本刊去年第十期〈亞洲出版社的徵文比賽〉),大概是指那個時期以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為主的香港文壇新血。王敬羲是其中之一,王無邪更不待言,他自《淺水灣》以後,忽然棄詩從畫,似乎也曾跟我講過「退出江湖」的原因,可惜日後善忘,再無法記起來了。六O年代末自美歸來不久,和他夫人吳璞輝,仍暫住羅便臣道,曾以美式自助餐,答謝幾位老友,從此醉心繪畫,以抽象圖畫問鼎國際畫壇。拜師呂壽琨,我也因無邪介紹,和呂壽琨成為莫逆,那便是後來的事了,從此發現無邪決絕文壇,撫今追昔,有幸有不幸。他詩畫雙絕,頭腦冷靜,論文不必反覆徵引,文氣自成論證,屬艾略特那一派能文善詩的學院名手。但我至終發現他畫比詩更好,頗折服他的先見之明。

那晚崑南約我夜訪羅便臣王府,說是要實現一個理想。我立刻乘船登車,直趨半山,蔡炎培先我而至。葉維廉當時在深水涉的崇真英文書院攻讀,天天拾級上山。也許山路傾斜,未克赴約,翌年買棹去台,此後極少會面。前事如夢,那晚談理想的細節,怎也記不起了,只記得他架上眼鏡,渾身充滿詩神細胞(三十幾年前,他的外型和神態最像徐志摩),鄭重表示要辦一本詩刊,定名《詩朶》。《詩朶》的理想,只是崑南個人理想的實踐,我無可無不可,沒發表甚麼意見,蔡炎培卻首先響應。那時候,他用杜紅筆名發表詩作,極力模仿梁文星、何其芳、馮至和卞之琳。學粱文星最神似,「前緣未了,又進入後面的糾纏」,終而創出一己風格,獨步詩壇。《學生文壇》能產生蔡炎培這麼一位(當然不止一位)詩家,的確史未曾有。又惜他品性比我更衝動,唯其如此,右手的繆斯才永遠眷顧。羅便臣雲影月色、桃花柳絲,早已完全忘記,唯獨炎培振臂高呼──「崑南,你的理想很了不起。我願意為《詩朶》流最後一滴血!」──這兩句話,知道的人甚少,在我卻是記憶猶新。無邪為人忠厚,崑南面對傷心事,休重提。我也絕口不提,當今香港文壇新秀,前恭後踞,稱他蔡老先生,恐怕更不知他和我三十九年的交情。

《詩朶》遲到一九五六年才出版,原定月出一冊。既是崑南自己理想的實現,而我一開始就缺乏了甚麼詩家必須具備的憂時傷國的情懷,所以沒有流下最後一滴血,只出了三期。在《詩朶》上發表新作的,似乎只有崑南、王無邪和蔡炎培。葉維廉已入台大外文系,好像也發表遇一兩篇,因已散失多年,重價搜求無着,僅憑我殘斷記憶縷述,自然不會準確。過了不久,崑南自資出版的詩集,也是他的處女作《吻,創世紀的冠冕》面世,未曾哄動,讀過的文學中人,大概不會多。他送了一本給我,十年前仍珍藏書架一隅,和《杜少陵集》並列。來加以後,才發覺不翼而飛。我無意為老友撐場面,但求清心直說。如在《吻,創世紀的冠冕》裹的詩,如今要是重讀,相信崑南自己一定臉紅,和一年後他在《文藝新潮》上發表的、一系列經過感情過濾的《布爾喬亞之歌》《賣夢的人》,自是不可同日而語。崑南擅長寫詩,受艾略特和無名氏影響極深。散文筆觸亦見真情,小說自然不是他的看家本領。六十年代中也是自資出版的《地的門》,嚴格說,應當是一篇詩體小說。他和我此刻天各一方,千水流復去,萬山環抱,滿圈孤寂擺在眼前。雖無緣碰面,但在他的心坎裹,決不會失去這位昔年的親密戰友。至於我,當然沒齒難忘,因為我們都是飲同一江清水長大的。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崑南始終童心未泯,詩才與日俱增,對文學的執着與熱誠,無時稍懈,那種一往情深的精神,迄今仍令我佩服。可惜《詩朶》未曾面向大眾,只是一次個人的浪漫歷程,缺乏實質的內容,因此活像貧血病人,也好像沒有母乳便養不起來的嬰兒,註定早年夭折,結果我們都眼巴巴望着它無疾而終,當時我們那個小圈子,沒一人後悔。幾個月後,《文藝新潮》面世,崑南成了旗下支柱,但真正讓他拿着「夢與證物」雙雙登場的,卻是《文藝新潮》結束,《淺水灣》開始之前,驀然光臨的《新思潮》。

《新思潮》半月刊是崑南、王無邪和我三人合辦的,一九五九年創刊。我們並肩吃過苦,捱過難,也一同分享過生產時的痛和樂。崑南負責每期編務,最初以十六開形式面世,由北角一家印刷廠承印,公開發售,但銷路欠佳,似乎也不大引人注意。出了幾期,因經濟條件所限,僅靠三人(事實上崑南付出最多)辛苦節省下來的稿費拼湊,前途未容樂觀。逼於形勢,我們決定改版,由十六開縮小至大卅二開。今天身在北美,《新思潮》散失殆盡,無法參考,實際出了多少期也逐漸淡忘了。那時我們幹勁沖天,每期又譯又寫,約是三十來頁,刊登的文章,篇篇保持一定分量。以當時的欣賞水平推斷,堪稱鏗鏘有聲;雖然難與名家並駕,總算不遑多讓。回顧五九至六O年間,《新思潮》的出現,可以說是代表現代主義運動過渡期業已告終,現代主義後的新時期正踏步降臨。到目前為止,三十年間我寫過幾十篇形形色色、字數不一的短篇小說,全部難登大雅,自問無法和當今短篇小說名手一較高下;儘管這樣,卻寫過一篇自己到今天仍印象難忘的短篇《佩槍的基督》。小說以意識流上下縱橫新技巧,在崑南慫恿鼓勵下,一氣寫成的,刊於改版後的《新思潮》。

小說篇幅僅四千字左右,寫一名械劫銀行大盜得手,困處斗室的寂寞心境。當時社會安定,人口未到五百萬,銀行械劫少之又少。適逢那時窮極無聊,空懷壯志,卻不甘受經濟環境支配,奈何蒼天難動,不甘也只好默默承受了。小說題材成於偶然,腦裹天天充滿種種幻想,竟然幻想械劫銀行,更以身作則,將自己幻成大盜,為解救家庭困局,自願敢死無畏。各各他山上的基督,縱有神的一面,仍要大喊一聲斷命,人性貴乎這麼一叫。主角持槍械劫,別無含義,更不是救世主,只因題目別緻,很能製造和小說內容配合的特殊氣氛,遂寫下了《佩槍的基督》。那時候,絕未想過廿幾年後械劫銀行會形成風氣。但願現在的銀行劫犯,不是從我那篇拙作獲得靈感的。

還有一點,必須在此一提,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成立,也是崑南個人的構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向政府登記成立,屬不牟利非政治性團體,註冊證號碼SR-1798,《新思潮》以協會的機關刊物姿態出現。一九六三年三月,在李英豪會長任內,我們以英文出版遇一本《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會員名錄,發表協會四大任務:一、推展香港文學藝術運動,二、發揚現代文學藝術的真正價值,三、與香港各文學藝術團體緊密合作,共同推動文運,四、聯絡全港職業及業餘畫家及文學工作者。

會員名錄共三十人,當中不乏今天飲譽港台文壇的詩人名家。畫家作家平分春色,各領風騷,例如劉國松、張義、文樓,廿三年後的今天,已然取得國際地位了。呂壽琨雖已作古多時,但首創禪畫,以鬯兄的小說《酒徒》初版,扉頁用他一幅水墨,北美畫人受他影響甚深。此外,《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更主辦過幾次國際沙龍和個人畫展,轟動一時,因與文學無涉,不贅。我擔任過一屆助理秘書,也是李英豪會長任內,葉維廉任副會長,崑南任秘書,金炳興任助理秘書,現居北美的林鎮輝任財政。

「猛一回頭,竟是一條朦朧美的彩紅」。讀舊友葉維廉詩句,不禁悵然。伴隨身邊的歲月湮沒了,多少事,已無痕跡。幾縷輕煙焚掉少年的夢,人說都遠去了,不必追懷前箋。舊頁也無可奈何,寫滿了歪斜字體,何必念念不忘呢?遙望三千里,舉步未算維艱,再看看盡頭的風景吧。很好,讓我暫時歇歇,猛回頭,或許彩虹在上,朦朧是夠朦朧的,畢竟仍然美,直透無盡深處。

八五年十月九晚於溫哥華楓葉書齋

(《香港文學》一九八六年一月五日第十三期,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王敬羲

《提燈的人》王敬羲
許定銘

閱報得知王敬羲(一九三三~二OO八)在溫哥華因癌病逝世,深以為憾!消息來得突然,就像一九八O年忽聞司馬長風(一九二O~一九八O)離世般錯愕。我把王敬羲和司馬長風拉在一起,因為我和王敬羲的交往,是因司馬而起的。

二OOO年我從多倫多回港,賦閑在家學電腦,完成了萬多字的舊稿〈情書專家章衣萍和他的作品〉寄給《純文學》,王敬羲迅即刊登,還約我見面。他說以前讀過我寫司馬長風的文章,以為我是與司馬同輩的文人,因他與司馬有點姻親關係,想從他的朋友中收集一些材料,以便作研究之用;沒想到我與司馬是忘年交,差了一代人,甚至比王敬羲也年輕十多歲!雖然我們年齡有差距,但一見如故,交往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純文學》停刊,我又找到了新工作,大家都忙,才漸漸少了來往。

王敬羲是江蘇青浦人,一九五O年代初於本港培正中學就讀時已開始寫作,後來到台灣師大升學,更熱心寫作,在夏濟安主持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並在台灣出版了《七星寮》(台南大業書店,一九五五)、《聖誕禮物》(台北明華書局,一九五五)、《掛滿獸皮的小屋》(台中光啓出版社,一九五七)、《青蛙的樂隊》(台中光啓出版社,一九五八)等多部作品。

王敬羲一九六O年代初回港,在尖沙咀某大厦的六樓開了間「文藝書屋」,專售台灣出版的文藝書籍,是本港樓上書店的鼻祖。當年能買到台版純文學創作的書店,就只有旺角的「友聯」和王敬羲的文藝書屋。那時候台灣的「文星書店」正大展拳脚,除了出版《文星雜誌》,還大量出版《文星叢刊》;文藝書屋就像文星的代理般,好書來得又快又暢銷,如今我的書架上還擺著朱西寧的《鐵漿》(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和司馬中原的《加拉猛之墓》(台北文星書店,一九六三),即購於此。後來王敬羲甚至把暢銷的文星書在本港重印,出版了港版《純文學》和《南北極》月刊,又辦正文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童年與同情》、《懷璧集》、林太乙的《丁香遍野》、任畢明的《閒花集》、王敬羲的《歲月之歌》……等,都是水平甚高的作品。文藝書屋聲名大噪,所有文藝青年均視此書屋為文學中心!


王敬羲的小說中,最為人重視的是短篇小說集《康同的歸來》,此書於一九六七年在台灣文星書店及香港正文出版社同時出版,如今大家見到的,是「正文版」,扉頁有王敬羲給筆者的簽贈手蹟,三十二開本,一四三頁,收〈黑髮〉、〈女房客〉、〈冬天的故事〉、〈鬼婚〉……等十二個短篇,王敬羲在〈自序〉中說,雖然書中有長達二萬五千字,極適宜用作書名的〈開花的季節〉,但他最後還是決定以〈康同的歸來〉作書名,因為這篇小說很有紀念價值。

一九六五年,王敬羲到愛奧華修讀文學寫作碩士,是他寫作的高峯期,《康同的歸來》中的十二篇小說,都是這時期的作品,尤其是〈康同的歸來〉,它不僅是王敬羲赴美後的首篇傑作,它還刊登在《文星雜誌》最後的一期上,對他來說,這篇小說記錄了某階段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階段的開始,意義重大!

〈康同的歸來〉寫的是台灣學生留美的故事。窮學生康同拋下寡母,帶着僅夠一年的生活費赴美國中部的小城讀博士,一年終結後到紐約苦幹尋下學年的生活費。正當費用已籌得七七八八之際,忽聞母親急病入院,康同連忙把錢寄回去讓母親做手術,卻仍救不了老人的性命。自此,遭遇坎坷的康同自甘墮落,沉醉於煙酒賭的世界而不再讀書,五年後空手回到台北去……。

留學生故事是一九六O年代的熱門話題,在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中,王敬羲卻讓我們接觸失敗的背面!

王敬羲與友聯出版社的關係密切,他不單中學時期已為友聯所出的《中國學生周報》寫稿,他的小說《多彩的黃昏》(一九五四)和《選手》(一九五五),都是友聯出版的。一九六O年代,友聯在新加坡有純文藝月刊《蕉風》,王敬羲經常為它寫稿,我手上有本中篇小說《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一九六四),即是《蕉風》所出的單行本。

《久違陽光的人》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時代背景是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寫十四歲的中學生江家瑞,因給老師取渾號「狗腿子」而被趕出校。他在家中停學一年,冷眼觀察身邊家人的生活,深感缺乏家庭温暖。後來得二叔之助,轉讀另一中學,家人又因他成績跟不上而替他請補習老師,江家瑞像「久違陽光的人」重見光明一樣,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久違陽光的人」江家瑞的年紀與王敬羲相若,故事題材可能即來自他本人的童年往事,或同學的遭遇,埋藏心底十多年後寫成小說,注入了深厚的情感,雖然也寫得不錯,但若要與《康同的歸來》中小說相比,則是有一段距離的。此書沒有定價,可能是附於《蕉風》內的贈品,不受注意,此所以連王敬羲私人網站上的〈王敬羲作品編目〉中也不列,值得一提並記述,以免湮沒。

我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國學生周報》作通訊員,因熱心推廣,在向同學徵訂中得獎,獲贈小書若干冊,此中有秋貞理(司馬長風) 的《北國的春天》、《段老師的眼淚》和多人合著的詩集《提燈的人》。

《提燈的人》﹙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社,一九五四﹚是本集體創作詩集,是《中國學生叢書》之一。從編印的話中知道,書中的作品都是先在《周報》上發表過,其後才選輯成書的。此書雖然只有六十八頁,卻包括了五十六位詩人的六十二首作品。作為書名的〈提燈的人〉,就是王敬羲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時的詩作:

一個沉睡的夜,
一盞淒涼的燈,
青藍的燈火,湖水中的星,
在漫長的路上搖曳……
×   ×
燈,照不出影,
和路上的坎坷。
但,藉漸弱的燈火,
更遠的探尋,行進。
×   ×
提燈的人,佇望——
有一分光,佇望,到天明。

王敬羲當然不單單在寫一個提燈的人趕夜路的情景,而是表達了那提點他、引導他前進的先行者﹙明燈﹚和個人要走的方向。寓意深遠,難怪編者以此作為書名。學習寫作初期,我們往往都會作多方面的嘗試,然後慢慢地向某點集中寫下去;王敬羲的小說讀得多,詩,還是第一次讀到哩!

王敬羲在本港從事文學工作超過半世紀,從寫作到開書店、到出版雜誌,貢獻良多;寫作〈提燈的人〉時,他絕對想不到後來自己會成為這個南方小島上的「提燈者」,為後來的文藝青年照亮他們坎坷難走的黑路!

永別了,「提燈的人」,你走好!走好!

──寫於二OO八年十月

十一月刊於《城市文藝》

王敬羲遺作:《校園與塵世》
許定銘

二OO八年十月,閱報得知香港小說家王敬羲(一九三三~二OO八)在溫哥華因腸癌逝世,深以為憾!我寫了悼念文章〈《提燈的人》王敬羲〉,發表於十一月份的《城市文藝》,記述我和他交往的經過,並以他寫於一九五O年代的一首短詩〈提燈的人〉,表揚他半世紀以來為香港文化作出的貢獻。拙文最後的一段是這樣寫的:

王敬羲在本港從事文學工作超過半世紀,從寫作到開書店、到出版雜誌,貢獻良多;寫作〈提燈的人〉時,他絕對想不到後來自己會成為這個南方小島上的「提燈者」,為後來的文藝青年照亮他們坎坷難走的黑路!

永別了,「提燈的人」,你走好!走好!

不久,旅居溫哥華的陳浩泉給我來電,說是王敬羲的家人打算為他出一本遺作,並問我願不願意把〈《提燈的人》王敬羲〉附錄於書後,我當然答應。事隔半年,《校園與塵世》(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二OO九)的樣書便送來了。

《校園與塵世》是王敬羲生前,繼《囚犯與蒼蠅》、《搖籃與竹馬》、《船與島嶼》後的自選集,內文原先只有散文與小說兩部分,但因趕不及出版就撒手西去,他的家屬接手整理,附錄了四篇紀念性的文章,成為第三部分,還寫了前言,並由王敬羲夫人劉秉松後記,長子王人鈞設計封面,自選集第四種《校園與塵世》便成了王敬羲遺作!

一本作家的自選集當然以作品為主,因為這都是作者本人滿意之作。《校園與塵世》的散文部分收〈從舊愛到新歡〉、〈上流社會的娼奴〉、〈白色恐怖‧林海音‧《純文學》〉、〈沙化上的老者〉、〈我的父親母親〉、〈濛濛的月亮〉、〈散步‧溫哥華〉和〈廣州雜憶〉等八篇。看王敬羲的安排,他是有意把他一生各段階,選出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一總結。這裏有論文、雜寫,也有內心感情的抒發;有戀愛、家庭的温馨,辦雜誌、出版遭到的挫折,也有台北、香港、温哥華、廣州各地生活的記錄。尤以後期〈廣州雜憶〉一組雜寫,記述了台北和廣州的兩城故事,寫中國小鯢,老人和女孩,最能接觸他寂寞的晚境!

王敬羲在天津出生,在香港、台北及美國渡過他的學習生涯,家人早年已定居溫哥華,他卻樂於香港、溫哥華、廣州間三地來去奔波近三十年,令人費解。不過,讀過本書的剖白後,你大概可以尋到蛛絲馬跡,明白他的流浪心態。

小說部分收〈一個陌生人〉、〈潮退時〉、〈張奇慧的故事〉、〈舊地重臨〉、〈昨夜〉和〈開花的季節〉等六篇,應以後三篇為重點。

在本書的附錄裏,有葉維廉寫於一九六八年,論王敬羲小說的〈弦裏弦外〉,主要談他小說裏的「雕塑意味」,推崇王敬羲小說裏的「弦外之意」及「立體性」,即以這三篇小說來分析。

〈舊地重臨〉寫一位被派到台北工作的「白領」,對他來說,台北是舊地重臨,他回想到過去的生活……;〈昨夜〉則寫女舍監應付幾個寄宿生的故事。葉維廉認為王敬羲的小說,能在沉悶、瑣碎、平凡的叙述裏「出奇」,在庸俗裏求一刻精神的領悟而顯出「靈性」。他要依從日常事件發展的進程慢慢述說,卻在結尾給人突發的奇想。此舉實乃文學作品中能令人回味,深具延伸力的弦外之意。

而在具實驗意味的〈開花的季節〉中,王敬羲則摒棄了小說中的平面叙述,用幾件平行發展,卻又極之類似的故事,演繹了蓮麗和梅麗姊妹倆不同的命運,組成了一個立體。故事以七章組成:

第一章:這裏講述一個名叫小蓮的舞女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
第二章:這裏講述一個名叫梅麗的女學生的故事(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香港)
第三章:一個男孩子的覺醒(一九五三年九月廿日 香港)
第四章:一個成年男子的覺醒(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香港)
第五章:一個流浪漢的覺醒(一九五八年九月廿日 台南)
第六章:一個地痞的覺醒(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台北)
第七章:月亮和梅麗(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台北)

這篇用七個片段組成的小說,葉維廉認為它:

用故事多線的延伸,看着它們偶然的交合為一個立體的圓形就好像現象多線的延展,偶然結為一個八面玲瓏的光球。(頁一五七)

是王敬羲巔峰之作。葉維廉是王敬羲深交超過半世紀的老友,也只有他能深深明白到王敬羲創作的苦心和小說背後的心意!

《校園與塵世》的附錄中,除了葉維廉的〈弦裏弦外〉,還有許定銘的〈《提燈的人》王敬羲〉、顧媚的〈過客〉和楊權的〈昨日的文壇鬥士〉,三篇都是王敬羲過世後的悼念文章,尤其最後一篇,記述了王敬羲晚年在廣州生活的情況,極具參考價值。

王敬羲辭世後,悼念的文章很多,《校園與塵世》中僅選三篇,是不足以代表我們對他的懷念,王敬羲的老同學馬森,在《聯合報》上發表的〈一個不應遺忘的小說家〉,就是一篇不應遺漏的好文章。不過,我們也明白到,作為王敬羲自選集的《校園與塵世》,附錄是不應份量過重的。因此,我們深切地期待會有一冊《王敬羲紀念集》面世,我覺得:〈王敬羲年譜〉和他最後寫成的〈一個癌症患者的獨白〉是絕對不能缺少的!

──寫於二OO九年九月

十一月刊於《城市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