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丘世文》
陳冠中
丘世文跟我是在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相識的，時間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是新生，皆穿了白襯衫，打了窄領帶，準備過渡兩周的「玩新生」，不過丘世文的領帶不是一般尖頭那種，而是平頭的，加上他那蓬厚的鬈髮，我很快就看到他，是我第一個自動走上去自我介紹的大學新同學。
丘世文是那屆宿舍新生中，唯一唸英國文學的。我是在社會科學系，但文學是我自以為必須知道的基本功，所以跟唸英文系的丘世文好像有幾分親，交談自然多。「玩新生」期間，那些舊生，又叫「大仙」，個個神采飛揚悠然自得的在說笑搞怪，但是新生不准笑，誰笑誰就被罰站在大飯桌上，還口咬住自己的領帶頭，丘世文常忍不住笑，故屢見他站在大桌上咬自己領帶。不過他能彈一手結他，唱民歌，很快已廣結人緣，成為開心果，大家心裏都喜歡他。
他唸英國文學是全心全意的，記性好，不停看書，到年終大考，宿舍裏有些三年級主修英國文學的大仙還要叫丘世文替他們惡補莎士比亞和艾略特，是真的，我在場。
大學畢業後他去巴黎唸書，回港後在黃錫照、麥當雄主持下的麗的電視做人事管理，每次他把一些工作經歷告訴我，我都被他的措詞和精選細節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到往地上打滾。
他有說故事的本事。
他結婚一切極簡化，就是去婚姻註冊處簽個字，我和另一名文學系同學見證，還穿了西裝，但他們夫妻倆卻只穿着牛仔褲。
丘喜歡做好朋友的主人，招待時候精神抖擻，故事源源不絕，加上丘太太周雅麗能煮各種複雜美食，我以到他家串門為樂。他記性特好，好像愈遠的事情愈記得愈清楚，我有次笑他「每天睡前都把一生重想一次」，他欣然接受這個說法，以後並經常對人說我這樣說他。
他是名副其實的五、六十年代香港口述史料家。我是他的同代人，所以才能確定他是記憶力驚人。
一九七六年我辦了《號外》雜誌，主要寫手是鄧小宇、胡君毅和我自己，包辦大部份文章，幾期後我成功的引誘丘世文替 《號外》寫東西，很快他比我們更多產，把原來是我的兩個筆名接過去，又把原本是胡君毅、我和他合用的「胡冠文」完全接手，由他一個人寫了許多懷舊和文化觀察的文章，又用顧西蒙之名寫了著名的《周日牀上》，用尤明實錄了香港時人的獨特的──往往是可笑的──口頭文化，一直支撐了近二十年，他部份文章結集成《在香港長大》和《愛恨香港》，最近重版為《看眼難忘》。
他是香港作家。我相信他喜歡我這樣稱呼他。
他的職業是會計師，是他從巴黎回港之後自己去修回來的。岑建勳主管《號外》的時候，大家都跟着岑稱丘世文為「經理」，因為他經常規勸我們以實務為重，量入為出。這是他務實的一面。
那個時候除了《號外》一幫人經常利用他家來開月會之外，他很少接觸文化界。他身邊的朋友很多，包括喇沙舊同學和利瑪竇的宿友，多是醫生、律師、會計師、公務員、商界的人。他的朋友很少斷線，可見他重友情。
丘世文的工作和生活圈子，令他看到一般寫文章的人看不到的世界，這使他創作不斷，而他寫作的旨趣，正是捕捉香港某一瞬間變幻未定的現象和感覺。他為了紀念英年早逝利瑪竇宿友陳修治醫生，寫了《同行四分一世紀》，裏面說：「太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只記只看以天災人禍為經、以王侯將相為緯的歷史，從來沒有着眼留意尋常生活中，環繞我們的一般所謂凡夫俗子；他們一舉手、一投足，其中或許蘊藏有無限的心思，乃至好意也不定。」
丘世文寫的是當前，是香港，是局內人的立場，而不是依從前人的視角，或「中心」文學的成規。他大學時，看見巴赫金的「對話」觀，留法期間碰上了結構思潮的解散和後現代的挑戰，一直不相信任何一統天下的規範，明白到真理的吊詭和現實的狡猾。他經常眉頭一皺，苦思如何用一些語句去說出那幾乎不能說的道理，最後只得借用「對話」、「反諷」、「反思」、「多元」等，來模擬他心中有數的，開放而沒有絕對的世界。
他一生貫徹，小時候愛看書，到大了還最愛看書，博覽中英文書。我問過青文曙光書店，丘世文是否常來找書，馬國明說，不是常來，而是每天來，有時候一天來幾次。我也做過非正式調查，問了幾間英文書店負責人，有哪些主要個人顧客，丘世文的名字就出來了，他買了書後，回家用鋼筆在扉頁簽上中文名和寫上日期，然後包書。
我每次到他家的另一樂趣，是翻他的書，他看書沒有功利或實用的目的，是為探索而探索。他曾舉《西遊記》為例，說探索過程比成果更為重要。他是真正的讀書人，另一個我認為他會喜歡的稱呼。
他患腦疾之初，曾對我說他算是蠻stoic，素來不把死亡看作甚麼大不了。在寫陳修治醫生的書內，丘世文說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存疑論者」。這幾年我近佛，卻未曾和他談過這方面的想法。那次我問他如何看佛教，他說「不是很喜歡」。他的書架上，佛學書是明顯的不足。當時我們沒有繼續這話題，我想：以後要找時間跟他談一次，不望說服他，只望播下種子，為我們的半生緣留下延續的緣份。他不曾知道我這份心願。
（一九九八年十月）
（《美藝畫報社》臉書專頁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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