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聯」的前因後果

「友聯」的前因後果
關平

由中文大學退休的盧瑋鑾教授（小思），和仍在浸會大學任教的熊志琴博士合作，投放超過十年時間，遍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及文化界前輩，收集口述歷史紀錄成書的《香港文化眾聲道》出版，確實為對該段歷史感到興趣的讀者開了眼界，讓讀者了解有關的歷史，時代背景和當事人的內心想法。正如書前介紹，這套書的目的是真實地呈現數十年來香港的文化、政治與歷史的互動，如能成功，頗值得作者的一番苦心。

本系列的第一冊是直接訪問一家香港五、六十年代重要的文化和出版機構——「友聯」機構的參與者如何振亞、奚會暲、古梅、孫述宇、王健武、林悅恆、胡菊人及戴天等當事人，聽他們親自口述當時的歷史事實，其中不少內情都是首次向外披露，所以特別難能可貴。

不過，聯絡「友聯」機構的當事人並不容易，尤其是第一代核心人物，老的老去，部分已經逝世，剩下的或遷移異國難以尋找，或拒絕接受訪問，就算願意接受訪問者，也可能因個人記憶不清，或因放不下心理包袱而語焉不詳，未有盡量透露所知。部分訪問對像，如孫述宇、胡菊人只是第二、三代「友聯」中人，並非組織核心，或如戴天，只算「友聯」之友，並非圈中人員，不一定有機會接觸「友聯」的核心人物掌握一手資料，第二、三代中只有林悅恒因後來出任「友聯」要職，聽老一代懷舊覆述，才會知道較多早期的情況。能夠勉強算是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的，只得何振亞和奚會暲。

「友聯」機構的組織有其獨特之處，可能因為四、五十年代剛從內地來港，政治氣氛特別強，「友聯」仿如從事秘密活動政治團體，充滿神秘色彩，要深入了解其運作，需要如剝洋葱般逐層剝去才容易了解真相，因外面一層不可能知道內一層的運作。本書幾位受訪者都承認，友聯機構的核心是「友聯社」，成員並不公開，只是由幾個核心分子組成，卻是整個機構的決策中心，其他人員只能猜測誰是「友聯社」核心，但無從證實。向外公開的機構，有從事中國大陸資訊

（圖：60年代「友聯」和《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編輯和工作人員）

搜集和研究的友聯研究所，和從事出版業務，曾經出版對五、六十年代香港青少年影響甚深的《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和《大學生活》的友聯出版社，但這些對外單位都不過是「友聯社」屬下的業務分枝。

本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很長，目標受訪者大多數離港，訪問確有困難。不過，本書開始搜集資料時，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如陳濯生(陳思明)、許冠三、邱然、姚拓等仍然在生，本書找不到他們接受訪問，是一大憾事。他們幾個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友聯成立經過都有第一身接觸，甚至是主導角色，如果能夠接受訪問主動交代，當會有助揭開這頁歷史的隠秘。

這裡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不少都先後參與四、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如陳濯生、胡越（胡欣平、司馬長風）、許冠三等是「第三勢力」重要刊物《獨立評論》的編輯；徐東濱，燕雲（邱然、燕歸來、Maria Yen），余英時等是「第三勢力」刊物《自由陣線》的編輯；陳濯生是青年黨少壯派重要人物丁廷（庭）標的女婿；何振亞接受訪問時提到「友聯」所以跟提供美援的亞洲基金會接上頭，是因為何義均的關係，何義均是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濯生和何振亞的老師，跟國民黨有密切關係，有關「第三勢力」早期活動的回憶，都指他是「美國駐廣州使館代辦克拉克的顧問」，第三勢力最早期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公布人員名單中，他位列政治組長。「友聯」始創時期的核心人物應該對這些人物關係和活動知之甚詳。上面提及的第一代「友聯」核心人物，對當時美國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目的絕對不會陌生，相信起碼沒有（像）接受訪問的何振亞、奚會暲般，連亞洲基金會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也弄不清楚。

四、五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積極組織「第三勢力」，是多渠道多層次的政治活動，利用不同的美國機構和基金，接觸、組織和資助各個團體去推動「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這都已是一早披露的歷史資料。美國在香港的活動包括扶植「第三勢力」政治團體，打算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爭奪統治中國的政權；組織人員去日本、菲律賓、沖繩島和塞班島接受軍事和情報訓練，派員潛入或空投大陸從事軍事破壞和特務活動；組織、資助和直接出版圖書刊物，宣揚親美反共反蔣反華宣傳又是另一項目。「友聯」的出現，其實是整體「第三勢力」政治活動，配合美國主導的反共反蔣反華宣傳的工作其中一環節。可能因作者盧瑋鑾和熊志琴的著眼點在香港文學和文化活動，對「第三勢力」政治活動的整體運作有所忽略。香港文學界有些老人家不時指摘某些作家在五十年代的作品是「綠背文學」或「美元文學」，語帶不屑，指這些文學作品是拿美國資助，純粹為了聽命反共指揮棒寫成，沒有多少文學價值，這些指摘並非毫無根據。

前幾年何振亞在生時，我也曾經跟他談過幾次，勸他接受口述歷史訪問，好為四、五十年代「友聯」的活動留下第一手紀錄，他幾經考慮才下決定。我相信他猶疑的原因，正是因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的問題，他不想交代，也難釋眾疑。在本書中，何振亞和奚會暲都努力為「友聯」機構接受美援資助辯護，反覆解釋「友聯」拿的美援資助只是勉強足夠維持文化活動，而且資助不帶條件，也不曉得亞洲基金會的錢來自中央情報局。言辭之間，明顯可見老一代「友聯」中人始終放不下中國知識份子包袱，對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一直耿耿於懷。

友聯的架構有如秘密組織，要瞭解實情，需要清楚當時的政治背景，和了解受訪者在這個組織內的位置，才會洞悉有關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就這點來說，我認為本書的受訪者中，早期「友聯」核心人物太少，未夠深入，容易被對當時的「第三勢力」政治活動歷史沒有認識者錯誤了解，忽視當時的幕後政治角力的重要性。更甚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借古寓今，竟然説拿美元資助沒有甚麼不妥，甚至說成拿美元有助發展本港的學術文化，完全漠視美國的情報機關為何突然大發善心，出錢去提倡發展學術文化的背後動機和策略。這些論調完全是倒果為因，為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的行為塗脂抹粉，把他們情報工作無原則地美化。

（《書與人》二Ｏ一四年八月廿八日）

臉書回應：

莊若：有沒找過白垚（http://zh.wikipedia.org/wiki/白垚）呢？姚拓先生幾年前過世了。

白垚（1934年－），原名劉國堅，另有筆名劉戈、林間、苗苗等。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1949年抵港，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57年赴馬來亞參與友聯機構的文化事業，執編《學生周報》與《蕉風月刊》多年。1950年代末鼓吹新詩再革命，為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推手，1960年代末革新《蕉風月刊》，發揚在地化的現代主義馬華文學。1981年移居美國。著有五百餘頁大書《縷雲起於綠草》（吉隆坡：大夢書房，2007），收輯其五十餘年的散文、詩和劇本創作。被稱為馬華第一首現代詩的作者。

馬吉：這書裏没有訪問白垚，他《縷雲起於綠草》一書有頗多友聯的回憶：http://www.got1mag.com/blogs/got1mag.php/2008/01/09/c_fanmacsa_cif_ccme_semma_fcpne_1

余英時的香港時代

余英時的香港時代
周言

香港的五十年代，是政治勢力角鬥的微妙年代，余英時身處期間，對此有所觀察和評論，他曾經參加《自由陣綫》雜誌，在上面撰寫了大量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由此被國民黨視為第三勢力，由此無法獲得赴美的簽證，據劉紹銘在〈英時校長的時代關懷感〉一文中介紹，當時余英時用「艾群」筆名，光在一九五一年這一年間在《自由陣綫》發表了六篇文章，包括〈從民主革命到極權後群〉、〈論革命的手段與目的〉和〈我的一點希望〉等篇，而一九五二年他在《自由陣綫》上寫了二十一篇。

余英時後來自己在回憶文章中提起這一段經歷時說：「當時我自己尚在香港新亞書院讀書，但同時也在流亡知識分子所辦的一個周刊──《自由陣綫》──兼任一部份編輯工作。我所負責的是《青年天地》一欄，專門在知識與思想範圍之內談些淺近而有趣的問題。因為對象都是像我自己一樣的青年讀者，所以這一欄的文字都是些卑之毋甚高論的東西，我自己也用艾群的筆名闢了一個專欄。」當時余英時的這個專欄叫做《山外叢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余英時當時深受「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在政治上嚮往民主，在思想上尊重理性和容忍，因此余英時自認《山外叢談》所談的大體不出理性和容忍這一主題。

當時余英時被視為「第三勢力」，據「第三勢力」的代表何魯成之子何守樸介紹，所謂的第三勢力，出自美國對華三人委員會中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吉普賽之口，他和費正清都傾向於中共，韓戰爆發後美國既不能親共，又不願意支持台灣，所以獨闢蹊徑，尋求一個既反共又反蔣的政治勢力，吉普賽一九五Ｏ年年初曾對記者說：「美國希望中國出現第三勢力」，這便是第三勢力的由來。

何守樸進而指出，五十年代美國人在香港反共的宣傳和對中共問題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奠基了香港日後成為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中心。但是美國人花的是冤枉錢，一些得到部份津貼的雜誌，各自為營，美國人只能對他們隔靴搔癢，真正由美國大規模補貼的機構，不是荒腔走板，就是漸漸變成了私有化的商業集團，中規中矩，最像樣的只有亞洲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余英時的《民主制度的發展》一書，就是一九五四年在亞洲出版社出版的。

學者柯振中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當時的亞洲出版社可以說是執五十年代香港出版界的牛耳，五十年代其出版的書籍包括報告文學類如張孟桓的《蜀道青天》、曾白虛著的《東游散記》等，學術著作類如唐君毅著的《心物與人生》、羅香林著的《歷史之認識》、殷海光著的《邏輯新引》、勞思光著的《存在主義哲學》等，專題研究類如余英時著的《民主制度之發展》、馬彬著的《轉型期的知識分子》、孫旗著的《論中國文藝的方向》等，「繙譯名著」類如梅榮李萊著、易文譯的《好萊塢工作實錄》等，「兒童叢書」類如安樂生著的《擦鞋子》、沈展如著的《唐太宗》等。

而在這其中，辦的最成功的雜誌要算是《自由陣綫》，何守樸回憶，當時《自由陣綫》由青年黨元老左舜生、李璜、何魯之等創辦，因經費困難面臨停刊的時候，美援適時到達，當時青年黨第二代領袖謝澄平與CIA搭上了線，謝澄平認為，必須建立一個正式的文化團體作為掩護，於是在美援支持下，由《自由陣綫》周刊擴展成了自由出版社，開辦平安書店，接着成立《中聲日報》、《中聲晚報》，一時聲勢大振。當時青年黨招攬人才不拘黨派，自由出版社扮演了一九四九年之後知識界的避風港，幾乎有六七成的文化人士都和自由出版社有過接觸來往。那時候謝澄平推薦的人都可領到每月一千元或數百元港幣的津貼，當時香港一個中文小學教員的月薪約為二百元，這些錢救了不少當時中國文化人，然而這種沒有標準的作法一氾濫，認為不公平與爭執的風波就越來越多，後來青年黨紛爭日烈，而一些人依賴美援成惰性，一旦美援停止，事業體便告萎縮，被一些自力創業的《星島日報》、《明報》、《新報》、《信報》迎頭趕上，自由出版社一共辦了十二年，出過數百種叢書，對南洋及美國都產生了宣傳作用。余英時早年的幾部著作，如《民主革命論》、《近代文明的新趨勢》。《自由與平等之間》，都是由自由出版社出版的。

余英時當時不僅和《自由陣綫》、自由出版社過從甚密，而且創辦了當時影響很大的《中國學生周報》。據《香港新文學年表》一書記載，此事可以上溯到一九五一年以後受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友聯出版社」和「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當時由報人張國興主持，後並創辦「亞洲影業公司」。據何守樸介紹，友聯出版社的出現是在當時第三勢力讓美國人大失所望之餘產生的，美國人有次在鑽石山一個單位的資料室裏看到了幾個孜孜努力於寫報告和摘資料的大陸青年流亡學生，大喜過望，認為中國未來的希望就在這裏，便予以大力援助，這些青年包括了後來香港中國筆會會長的徐東濱、名作家徐訏，他們拿到經費之後還拿來投資，準備長期發展，當時友聯出版社曾辦過幾個對香港有深遠影響的刊物，除了政治性的《祖國周刊》，還針對青年、青少年與兒童辦了《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與《兒童樂園》，後二本刊物對香港中小學生影響頗大，當時的《中國學生周報》編輯中有一位青年，就是余英時。其實何守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姚拓的《雪泥鴻爪》記載，當時余英時不僅僅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他是該報的創刊主編，當時和他同事的有趙聰等人，這些年輕人是五十年代逃難的中國年輕人的代表，後來都在各自領域做出了傑出的成就。

劉紹銘記後來回憶，他是通過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的關係，認識了余英時。劉紹銘記得余英時那時是新亞書院的學生，第一次見劉紹銘時，還結了一個紅色的領結，給劉紹銘的印象是雄姿英發，神清氣爽，後來劉紹銘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英時先生當時對我說了些甚麼話，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歲月不居，一晃眼已快三十年，去年在劍橋英時兄家中做客，談的話題太多，一時竟忘了問他是否還記得《中國學生周報》的日子，真是可惜。」

鄭培凱曾經向余英時諮詢過當時他在《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上時寫稿的情況，余英時說那是一九五Ｏ年到一九五二年之間的事，筆名用過好幾個，只是時過境遷記不起來了，只記得用過一個「艾群」，余英時同時表示說那些文章是「少作」，現在沒甚麼看頭，余英時同時補充說當時寫的文章，好像都沒署名，不過前三個月的社評文章是他寫的，這些社論文章依稀可見余英時的家國情懷。

學者周麗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學生周報》在香港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該報從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創刊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停刊，歷經二十二年，雖然其一度被認定為反共刊物，但是這種政治的定性終究掩蓋不了其對香港文學的重要貢獻，余英時主持該報時，錢穆、唐君毅都曾經為該刊寫稿，六七十年代也斯、胡菊人等著名報人都曾經在該刊當過編輯。

除卻這些出版社和雜誌之外，余英時還曾經參與過高原出版社的工作，據〈香港的出版業發展階段〉一文介紹，五十年代初年成立的高原出版社，首任總編輯便是余英時，此社以出版學術論著、文學創作和青少年課外讀物為主，並先後創辦《海瀾》文學月刊、《少年旬刊》、《學友雜誌》等。該社於一九五三年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暢銷海內外，奠定在出版界之聲譽。

其實高原出版社是余英時等人從自由出版社分出來的，當時與余英時共事的還有徐直平、柳惠、鄭力匡等人，余英時早年的兩本書：《到思維之路》和《文明論衡》分別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在高原出版社出版。《到思維之路》一書據余英時自述，乃是由於社中朋友們的慫恿，是余英時在《山外叢談》的專欄中選了幾十篇，印成這本《到思維之路》。余英時說：「這些淺薄的少作，當然沒有甚麼學術價值可言，不用等到壯年便已自悔孟浪了。所以我後來一直叮嚀高原出版社不要重版。」

高原出版社的創始人徐速，便曾經是一位編輯，其早年曾在《新大陸》雜誌任職，到港之後先在自由出版社任職，後在《人人雜誌》擔任編委，其後創辦了《海瀾》雜誌，後來他的所有書幾乎都在高原出版社出版，他和余英時認識，便是一九五二年在自由出版社共事之時，後來徐速還與左舜生等人發起香港中國筆會。

（圖為余英時新亞書院畢業照）

（蘋果日報二Ｏ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馬吉按：文中提到余英時曾經參加高原出版社的工作，一九七八年我在高原打工時，也聽徐速先生提及，並說他也替早期的《當代文藝》寫過社評。）

蕉風的創刊人

蕉風的創刊人
李錦宗

《蕉風》不但在馬來西亞，同時在世界華文文壇，可以說是最長命的文學刊物之一。雖然它曾經由於友聯出版社結束業務而暫時停刊了大約5年，不過由於南方學院接手而得以繼續生存下去，持續在馬華文學上扮演它的角色。

姚拓曾經是《蕉風》的主編之一，有時改任編委。他是這份刊物服務最久的編委，也是長期作者，因此跟《蕉風》的關係殊為密切，難怪有人常寫文章，不約而同地想當然耳地把他當作《蕉風》的創刊人，好像不想可知，非他莫屬。其實，他並不是「蕉風之父」，而是「蕉風的搖籃手」。

姚拓在〈馬華文學上的長青樹──蕉風〉（收入他的自傳式散文集《雪泥鴻爪》）開宗明義地指出︰「《蕉風》月刊是1955年11月在新加坡所創辦，創辦人是申青先生。」

1993年，他為配合「《蕉風》38年展「而寫的〈閑筆說蕉風〉已經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不是《蕉風》的創刊人，可是，依然還有很多人懵然不知，一直把他當作這份刊物的創辦人。他指出︰「1955年《蕉風》在新加坡創刊時，我還在香港的《中國學生周報》做主編，沒有親身參與創刊的工作。不過，《蕉風》的始創者申青兄，原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社長，而第一任的《蕉風》主編方天先生，原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

姚拓不但証實了《蕉風》創刊人為申青，同時簡述了該刊創刊的經過︰「54年，申青兄即只身來到新加坡開闢書店業務，順便看一看《中國學生周報》星馬版能否在新加坡出版發行。他到新後，即認識了李汝琳、陳振亞、馬摩西諸兄，大家志同道合，不但一致贊成《學生周報》星馬版應在新加坡當地出版，並希望盡可能在新加坡也出版一份純文藝性質的刊物。雖然當初都知道這份文藝刊物肯定賠錢，但本着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原則，決定出版《蕉風》月刊，作家以新加坡與馬來亞為主，讀者對象也是新馬兩地。《蕉風》二字取自成語中的『椰風蕉雨』……」

申青不但是《蕉風》的創辦人，同時是這份刊物的編輯委員會委員，直到《蕉風》遷移到吉隆坡為止。

他也是該刊的作者之一。從1957年4月10日起，他為《蕉風》撰寫專欄《蕉窗閑話》。他偶爾發表屈指可數的短篇小說，例如〈無字天碑〉和〈兵役〉。

申青原名余德寬，祖籍河北滄州，1922年出生，七七事變之後搬遷到天津。讀完高中後，參加抗日地下工作，到過西安和重慶。過後進入輔仁大學社會係深造。1949年，共產黨執政時，在大學差半年才畢業，但是他選擇前往香港另謀出路。

1952年7月25日，香港《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他出任社長兼督印人。11月7日，他開始在《新苗》版撰寫專欄《扯麻集》，約於1953年6月15日出版成書，書名跟專欄名稱相同。他這些雜文寫來相當幽默風趣，文字潑辣犀利。這是他到目前為止唯一已經出版的著作。

1954年12月17日，《中國學生周報》星馬版在新加坡創刊，他擔任社長，《學壇》欄由他執筆。1956年，該報吉隆坡辦事處已設在安邦路馬華公會新建大廈。5月16日，該報召開通訊員茶話會，他從新加坡前來出席。當時，薛洛等人都在場。1958年3月14日，他開始在《學生周報》撰寫專欄《窗前集》。

1955年11月10日，《蕉風》創刊，由他當上社長。

約於1957年，他發起組織新聯劇團，排演《秋海棠》、《清宮怨》等劇，在新加坡劇壇曾經扮演一個令人注目的角色。

他跟新加坡已故作家李汝琳的交情不淺。他曾經為後者的著作《艱險的行程》寫了一篇短評〈賺人眼淚的文章〉，於1984年被選入李元昆等人編的《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

他後來從商，經常奔波於新加坡和天津之間。好像姚拓一樣，他今年84歲，相信早已退休，安度晚年。

（1993年10月27日刊於《星洲日報•星云》，2006年7月11日修訂。）

（來源：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網站）

風的「心象」與「重象」──蔡炎培的兩本「四毫子小說」

風的「心象」與「重象」──蔡炎培的兩本「四毫子小說」
文：葉輝
編輯：蔡曉彤

一、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在旺角奶路臣街的舊書攤陸續找到一些「四毫子小說」，記憶最深刻的，是西西的《東城故事》和杜紅（蔡炎培）的《日落的玫瑰》；其時蔡炎培寫得極勤快，適逢好友蔡浩泉主理「星期文庫」，他一口氣寫了六本：《日落的玫瑰》以外，還有《風孃》、《萊茵夜喚》、《斑妞》、《鵑血》和《心魔》，出版時間為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一九六七年七月，那是說，一年半左右，他就寫了二十四萬字（每本約四萬字）。

這個時期是蔡炎培短暫的小說創作豐收期，他在一九六六年以筆名欒復在《中國學生周報》發表了〈煤生〉、〈下一站〉，同年在《海光文藝》發表了〈推輪椅的人〉，一九六七年在《當代文藝》發表了〈舞與舞者〉、〈蝴蝶〉、〈鎖鑰〉及〈畫船〉等短篇小說（或近於小說的散文），其中〈鎖鑰〉一篇渾然天成，以「六七暴動」為小說的潛背景，既以畫家的醉眼看時代與愛情未完成的畫像，復以詩化獨白交織「鎖鑰」的多重隱喻，從而融貫了私我的感情與社會的動盪。

很多讀者以為〈煤生〉的作者欒復是台灣人，殊不知〈鎖鑰〉的敘事者就叫做欒復，我就是由此找到線索，其後蔡炎培也證實了我的推測是正確的。〈煤生〉以抒情的虛筆來寫實，其後入選友聯出版的《新人小說選》——那是《中國學生周報》「穗華」版的短篇小說選集，作者包括西西、江詩呂、陳炳藻、林琵琶、綠騎士、亦舒、崑南、朱韻成、盧文敏等，都是當時最優秀的青年作者。

多次與蔡炎培酒聚，每每提及要將《日落的玫瑰》與《風孃》重排再版，他也同意了，可是我因不斷搬家，十多本「星期文庫」竟不知所終，多方搜尋，經年不果，以為從此與他的「四毫子小說」永別了，豈料他終於找到吳萱人，並獲原書影印，兩書才得以復刻。此書的插畫出自其時才二十七歲的蔡浩泉的手筆，復刻版按四十多年前的原版照刊，藉此保留當年風貌之餘，也算是對一個遠去的年代近乎雪泥鴻爪的紀念。



二、蔡炎培當年為《日落的玫瑰》寫了一篇簡短的〈後記〉，他認為「故事對小說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通過藝術來了解人生」，又指出「即使是碌碌無殊的東西」，通過作家的筆尖，也總可以展現一些「小說的真實」；他一再強調要找到「最緊張，最豐滿的一刻」，「馬上把整部小說放進去就夠了」，這其實是他寫詩的心法，敢信取自他一直並不諱言的私淑恩師梁文星（吳興華）。

蔡炎培的〈後記〉既說到「最緊張，最豐滿的一刻」，也將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稱作黎爾克，這提法無疑師承梁文星——話說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的台灣《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期，有一篇文章，題為《談黎爾克的詩》，作者署名「鄺文德」，乃吳興華的另一個筆名，且看他如何談論里爾克：「黎爾克終於學習到能夠在一大串不連貫或表面上不相連貫的事件中選擇出『最豐滿，最緊張，最富於暗示性』的片刻。同時在他端詳一件靜物或一個動物時，他的眼睛也因訓練的關係會不假思索的撇開外表上的虛飾而看到內心的隱秘……」

梁文星所說的「『最豐滿，最緊張，最富於暗示性』的片刻」，指向里爾克成熟期的詩法，堪可「撇開外表上的虛飾而看到內心的隱秘」。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中，為有志於成為詩人的德國青年卡普斯（Franz Kappus）提供的唯一寫詩秘笈，就是「深入你自己」（to go into yourself），那才可以默觀內在的生命之流，覓得為何創造的全部答案。蔡炎培所說的「心象」，大可理解為「深入你自己」幾經轉譯的一個港式版本。

對三十歲前後的里爾克來說，「深入你自己」意味一種懸浮於生命之「流」與絕望的「石頭」之間的存在狀態；對剛過三十歲的蔡炎培來說，是透過「江二瘋的回憶網眼，把客觀的事實（堅硬而絕望如石頭），與主觀的心象，意識（內在世界的流動），一一佈露出來」，對，那「心象」點到即止，「其他就不管了」。

三、在《日落的玫瑰》裏，風是一個游離不定的「心象」。

許星堤詩說：「風的人／你就輕輕地搖吧／那裏有我妹子入夢的閨帷／風的人／你要輕輕地搖呀／沒有風這個世界將來怎樣了？」然後是江二瘋以獨白回應：「許，風是有的。還記得請感覺我是風嗎？我就在風裏……」

江二瘋的同學叫小楓，她大概是許星堤的第一位戀人，許星堤在日記中說：「送走了小楓，心中不禁惘然。我想得很多；我想到我們的初識，我想到我們似乎沒有通過友誼的愛，那麼狂熱，那麼可愛。藍，（如果愛有守護神的話，你顯然就是我心目中的一片藍。）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小楓的時候就是一片藍……」據此，小楓與藍極可能就是許星堤的一個「心象」的兩個化身。

翻看了許星堤日記裏有關小楓的段落，江二瘋有此獨白：「小楓，我淒涼的姊妹。」又以獨白對已經自殺的許星堤說：「你知道嗎？小楓離開你就因你越來越不成樣子，那時，你是墮落了。親愛的，當你墮落的時候不要讓誰知道。」許星堤在另一段日記中說，夢見自己自殺，一個叫藍的女子跟他說：「我知道你很愛小楓，就如摩西忘不了蘇菲亞。」他醒來，藍不在了，說「藍，你看看，大千的世界對我是怎樣地相同啊」，「一片藍湧過來，一片藍湧過去……」江二瘋也弄不清楚藍是何許人：「許，這個藍是誰呢？她似乎是你的一個心象，又似乎是你一段私情……」

從大浪中伸手拯救許星堤的盲漁女說：「哥哥，你為什麼要改名換姓呢？你原是姓江的，知道嗎？知道嗎？」她說她的「哥哥」叫江二，可她明顯並不是江二瘋，那麼，到底是盲漁女誤認了「哥哥」江二，抑或她只是浮現於許星堤「心象」裏的「妹妹」江二瘋？她極可能只是一個幻象似的隱喻，只是許星堤詩中所說的「風的人」，在他瀕臨崩潰之際拯救了他失去重量的靈魂。

如此說來，風這個意象不但繪影，而且繪聲，「風中人」也極可能就是小楓、二瘋、藍乃至盲漁女既是繪影也是繪聲的混合體或分裂體，如果此說成立，倒可以為相對單線發展的《風孃》提供了一層較為複雜的讀法：森沉而略覺詭異的風孃與豁朗而帶陽光味的林筑是否也可被理解為互相鑑照的「重象」（double），風孃疑因被父親（或父權形象）姦污而瘋了，會不會也只是一個「心象」的隱喻？陷於瘋狂的會否只是自戀又自憐、自負又自傷的詩人杜紅？

在男主角杜紅眼中，風孃早就注定是一個消失的「心象」：「我目送風孃走到最上的一級，消逝在花花的燈影裏。我要說些什麼？風孃，我又來了。我在暗角之時想過你的，誰叫我生平有一種恐懼呢？長江大河的向十萬里千萬里的恐懼。相信我，風孃，你沒什麼要記的。生命不是我們的。我們只是一抹未出土的陽光而已……」

風孃一如許星堤自殺了，對杜紅來說，林筑是一抹出土的陽光，像盲漁女伸手拯救許星堤那樣，她拯救了因愛而迷狂、自戀又自憐的詩人，讓他從「心象」的浪尖或頂峰，碼頭或異地的宿舍，重回熙熙攘攘的人世——或者是生他育他的深水，或者是善信求簽的沙田車公廟。到了末尾，在杜紅的主觀視線裏，林筑「給我一個甜蜜的微笑。我目送林筑的背影消逝在長街的拐角」，最後一句是「一把美麗的頭髮，全遺在風裏……」那是風孃的頭髮，這風中之髮的「心象」貫通全篇，至少在杜紅眼中，林筑跟風孃在那一刻的凝鏡裏，隱約就是堪可互易位置、互相鑑照的「重象」。

（此文為《日落的玫瑰》復刻版的後記，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六日《明報‧世紀版》）
（《日落的玫瑰》和《風孃》書影來自Facebook）
（《日落的玫瑰》的蔡浩泉插畫來自Facebook)
（《日落的玫瑰》復刻版書影來自香港文學大笪地）

「似曾相識」燕歸來

「似曾相識」燕歸來
黃梅雨

二０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南洋商報《新世紀．文軒》版發表了一篇解讀燕歸來的散文〈舊曆年〉的文章。有關燕歸來簡介的文字如下︰「現代女作家，又名燕雲。1928 年生於北京。在北京大學度過童年。抗戰期間到南方，勝利后再回到北京。北京大學文學院畢業，到德國攻讀博士。曾出走香港，從事文化工作；南來馬來西亞當教師，作家及報人。創作多樣化，有報導文學、詩歌及散文。著作有《新民主在北大》、《紅旗下的大學生活》、《謝謝你們，雲、海、山》、《梅韻》、《新綠》、《伙伴》（與幾位作者合著）及英文報導文學《Umbrella Garden》。」

事實上，燕歸來不是「現代女作家」，而是當代女作家，目前居住在瑞士，曾經是蘇黎世大學教授，現已退休。說她「在北京大學度過童年」，意思不是很明確，除非她童年時是住在大學內，不知原意是不是「在北京度過童年」？她在當時的馬來亞聯合邦時，並不曾當過教師，也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住下來，更不是報人。在那一段時期，她只是在友聯出版社任職。

翻開馬崙的《新馬文壇人物掃描》（一九九一年八月由柔佛書輝出版社出版），發覺上述有關燕歸來簡介的文字跟書內有關的簡介文字大同小異，可能是前者參考後者，或資料取自同一來源，難怪有「似曾相識」之感。小異的文字是：「燕歸來，當代女作家，原名邱然；約生於1928年，她父親邱椿是名學者。她在北京度過童年……大約於一九五七年至六０年間，在新加坡居留……。」據所知，她並不曾在新加坡居留，只是多次從八打靈再也前往新山長堤對岸公幹。

馬崙在另外一部編著《新馬華文作者風采》（二０００年五月由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為燕歸來補充了新資料：「燕歸來，六十年代旅馬的香港女作家。約於五十年代初在香港時期，燕歸來曾擔任友聯出版社秘書長、友聯研究所所長等職，北京大學畢業，中文和英文都很好，新詩和散文也是一流。她後來專心研究天主教神學，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現在瑞士的蘇黎世大學任教；在文學的立場來講，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一一據與她同事過的姚拓透露：在六十年代，燕歸來曾在馬來西亞住過一個時期，《學生周報》學友會的〈生活營歌〉歌詞，就是她撰寫的。」這些簡介文字也「似曾相識」，經過一番查核，才曉得這段資料原來是取自姚拓的〈良朋益友•同磋共磨〉（一九九八年刊於《商余》，現已收入二００五年十一月由吉隆坡紅蜻蜓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自傳式散文集《雪泥鴻爪》）。

雖然燕歸來比姚拓年輕一些，不過在香港友聯出版社，她比他資深，因為她是發起人之一，倡辦《中國學生周報》，而他是在較後時才加入這家周報任職。

她在《中國學生周報》創刊之前已經發表不少的散文。據說，她也是《祖國月刊》的創辦人，並且在這份刊物刊登她自己的散文。這些散文後來選收成為一部散文集，訂名為《梅韻》，一九五四年七月由香港中國學生周報編印出版。上述的散文〈舊曆年〉就被收入在這部集子內。她的另外一部散文集《謝謝你們，雲、海、山》約於一九五二年由友聯出版社出版，書內的作品相信曾在《中國學生周報》以外的地方刊出。她的散文大多數是通過真實的觀察和體驗，再加豐富的想像而創作出來的，文字優美，筆調輕鬆活潑，描寫細膩，含有一些哲理，不過反共立場激烈，宗教的意識也相當濃厚。

她也於五十年代在《祖國周刊》、《大學生活》和《海瀾》等等刊物發表詩作。這些詩歌也於一九五四年選入詩集《新綠》，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陳滅在評介這部詩集時指出：「燕歸來詩作大多寫景為題材，但在婉約的詩句中，另有『反共』寄託，寫景的氣氛中，間現『豺狼橫臥要津』、『山腰上出現鐵騎』、『大雪阻隔了倦鳥歸家』的詩句，自比激烈口號高明，也點出當年一整代『破國亡家』者的集體處境。」

她的報告文學《紅旗下的大學生活》以及跟人合著的《伙伴》也都由友聯出版社出版。

約於一九五七年，她的散文〈舊曆年〉和〈繼續飄泊的生涯〉以及詩歌〈新綠〉被編入《友聯活葉文選》，成為學生的教材。

一九五四年，她應邀出席在當時巴基斯坦達卡舉行的「亞洲作家會議」時，見到國際筆會秘書長大衛•卡佛爾（David Carver），受委在香港成立分會。她返回香港之後，發起組織香港中國筆會，一九五五年成立，她被選為義務秘書，而當時著名的通俗小說作家傑克出任會長，姚拓、黃崖、黃思騁、力匡等人則成為會員。

她是大約於一九五六年前來馬來亞，約於一九五八年返回香港，以後就不曾舊地重游。她在馬來亞期間，是居住在八打靈再也舊區，因為友聯出版社就設在鄰近地區。這時期，她似乎沒有積極從事寫作的工作，也似乎沒有寫出以馬來亞作為背景的作品，甚至可能連馬華文壇的門檻都沒有跨進去。目前還沒有找到她跟馬華文學有關的資料。

她前往歐洲之後，似乎不再從事文藝創作了，因為好些關心她的人都罕有機會讀到她的作品。

如果姚拓見到這些簡介文字，可能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也會鈎起塵封的記憶，由於他半個世紀前在香港和馬來亞時，曾經跟燕歸來同事幾年，而且時有來往，可以說是要好的朋友。因此，假如有人想要深一層知道有關燕歸來的情況，唯有向姚拓請教，因為他是最適合的人選。

（原刊二００六年五月十八日《南洋商報•商餘》）

當年雲燕知何處

當年雲燕知何處
白垚

我們生活在大自然裏，大自然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的心地像太陽、像太陽一般磊落明亮，我們的意志像岩石、像岩石一樣的堅固剛強，我們的活力像松柏、像松柏一樣勁拔青蒼，來，來吧，年輕的兄弟姐妹們，讓我們一同工作，一同生長，工作生長……。（燕歸來：〈生活營歌〉）

永遠永遠不相忘的歌

一九五六年，燕歸來在馬來亞的金馬侖高原，為「《學生周報》生活營」寫了這首詩，由建子譜曲，定名為〈生活營歌〉，建子原名奚會章，是當時的《學生周報》社長。這首歌後來唱遍了《學生周報》通訊部和學友會，詩中的我們，應不限於《學生周報》的讀者、作者、通訊員、學友，是泛指當年土生土長、在馬來亞建國途中，不受誘惑、不怕打擊，不逃避責任的青少年，寫他們的心地、意志、活力，也寫他們的情誼、抱負、理想。且看詩的下半段︰我們的情誼，像不枯的泉水，永遠、永遠不相忘，我們的抱負像雄偉的堡壘，聳立在馬來亞的高原上，我們是真理的追求者，誘惑打不動我們的心，打擊不能令我們退縮徬徨，來，來吧，年輕的兄弟姐妹們，讓我們一同工作，一同生長，工作生長，在這廣闊的大自然裏，緊緊團結、團結，來實現我們的理想。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九日，這首歌在馬來亞的金馬侖高原首唱，一群年輕人手拉手在草地上唱著，響徹雲霄，那時，距離馬來亞獨立的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有一年十二天，那是一個接受挑戰，迎向歷史新開的年月。在那段新舊反覆、鳳凰浴火的過程中，《學生周報》在金馬侖高原舉辦第一屆生活營，參與的是《學生周報》的通訊員、作者、編輯，來自馬來亞和新加坡不同學校的優秀學生。從此，這首歌唱遍九城，從新加坡到阿羅士打，從吉隆坡到關丹，從鄉村到城市，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最近一次，是隔了半個世紀的二００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們在金馬侖高原，又手拉手在草地上唱這首歌，歌聲響徹雲霄。

謝謝你們，雲、海、山

《學生周報》在馬來亞出版了近三十年，讀者、作者何只萬千，一九八三年無聲停刊，走入歷史，以當時的財務情況，應不至此，究竟息亡緣底事？我身在境外，情況難明，十分無奈。適值燕歸來從瑞士來訪，與奚會章、古梅、薛樂、申青在休士頓聚會，談及此事，惋惜之余，燕歸來問我，你還記得〈生活營歌〉嗎？我說記得，她說，我們唱一次吧，即由作曲者奚會章司琴，我們就唱起來了，唱到熱淚盈眶。感觸的已不只是一刊之失了。燕歸來十分感性，連雲、海、山她都要感謝，我第一次讀她的散文集《謝謝你們，雲、海、山》，是一九五三年秋天，在香港銅鑼灣的亞洲書店，站在書架旁讀，讀到〈繼續飄泊的生涯〉，有這麼一段︰「……雲一旦飄離它的成長地，卻再也回不去了，它們懷不懷念家，我不知道，然而它們繼續飄泊，終日無定，直到無蹤無影的隨風消逝，卻是每個人能看到的事情。為甚麼呢？又何苦呢？」當時我剛從培正中學畢業，正準備去台灣大學讀歷史，文中繼續飄泊的感性，好像我自己就是那片本已飄離成長地的雲，明天要繼續飄泊下去了。那句「為甚麼呢？又何苦呢？」問得我心裏不知所措，而又愛不釋手。那時正在張羅升學費用，沒有餘錢買書，書架上只有那麼一本，我深怕放下了，就會讓別人買走，只好一邊讀着，一邊默默地念着、背着。以後一連三天，天天去亞洲書店，第三天，看到一位女孩子正在翻閱那本《謝謝你們，雲、海、山》，翻了一會就拿到櫃台付錢買走了，我默默看那位女孩子攜着書離開，默默看她上了街心的電車，默默看電車叮叮當當的消失在黃昏的人潮中，那本書，就像書中那片雲，再也回不來了。

暴風雨過後的澄明、清新、潔淨

一九五八年八月，我在馬六甲丹戎奇連舉辦的《學生周報》第四屆生活營，第一次見到燕歸來，那時，《學生周報》的作者讀者通訊員都呼她「燕姐」，友聯的朋友叫她燕雲，她原名邱然，出身北京大學。一九四九年，四海南奔，邱然和陳思明、余德寬、徐東濱諸人在香港創立友聯社，辦《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兒童樂園》和《祖國周刊》，開始用燕歸來的名字寫文章，出版了《謝謝你們，雲、海、山》、《紅旗下的大學生活》、《梅韻》、《新民主在北大》。一九五五年南來馬來亞，辦《學生周報》、《蕉風》，首開風氣，創辦兩刊通訊員作者生活營。一九五八年，她離開吉隆坡一年後，從歐洲回到馬來亞，在生活營中講了兩個專題，其中一個是「甚麼是民主？」我看到她的知性和理性。她分析，她說明，她解答，她舉例，理路清明，說民主不限於政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她用優美動聽的北京話，在講壇上，以一種從時代硝煙中走出來的從容，談笑自若，聽者如沐春風、如濯清流。感受到一種知性的天色澄明，一種理性的六合清新，一種感性的晶瑩潔淨。這種澄明、清新、潔淨，只有在暴風雨過後才看得到感得到的。且看她在〈紅旗下的大學生活〉的剖白︰「自少脾氣就很不好，加上外界的刺激又頻繁，日本的侵略、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共產黨的極權暴政，往往一怒之下七十二小時之內不和任何人說一句話。直到最近年才漸漸地改過來了，因為我發現，自己看見別人做錯了事，非常憤怒，但在憤怒下自己卻總把事情做錯，這諷刺太毒辣，也太可貴了。」她原來的憤慨，經過理性的反思，知性的沉澱，感性的提升，沉潛剛克，專氣致柔，滌練出這種風暴過後的澄明、清新、潔淨。

清寒而顛沛的歲月

她發自內心的溫熱，是一種親和力、凝結力，讓人人願意接近，說些心里話。我告訴她，我是她早年的讀者，說了亞洲書店那段讀雲海山的故事，對「雲一旦離開了它的成長地，再也回不去了」兩句感觸頗深。她想了想，說下一段你還有印象嗎？應該有下文的。一位馬六甲通訊員說，馬六甲通訊部的書架上有這本書，第二天，我就去取回來看，是那麼一段︰「在天空裏，一片片的雲，各自過著寂寞而動蕩的生活，終日飄忽不定，但是這一羣浮游的雲踫在一起，卻構成一幅清雅而美麗的圖畫。……在地面上，一個個孤苦正直的大孩子，各自過着清寒而顛沛的歲月，終日勞碌無休，但是這一羣飄泊的大孩子踫在一起，卻做出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在生活營下午的分組討論，我和幾位營員共讀這段文章，一位營員說，這寫的是燕姐自己和友聯的大朋友嘛。他讀出了文章的弦外之音，也正是燕歸來要我讀這一段的原意。她用「一羣浮游的雲踫在一起，構成一幅清雅而美麗的圖畫。」來承接「雲一旦離開了它的成長地，再也回不去了」的感傷。晚上的辯論活動，辯題是當時最敏感的「何處是故鄉？」正方是落葉歸根，反方是落地生根，煞有介事，辯得勝負難分。請她作總結，她峯回路轉地說︰「你的想念在哪裏，那裏就是你的故鄉。」那是超越當時地緣政治情結的解語，說得真好，也說得辯論兩方的大孩子們目瞪口呆。

知性淩駕愚昧，理性超越狂妄

我剛到新加坡時，友聯的司機老吳向我說，友聯諸友中，最能辯論演講的是燕雲。老吳喜愛京戲，形容燕歸來在羣眾場面中流露的氣質韻度，有如京戲裏名角出場時虎度門前亮相，會立時把觀眾震懾住、吸引住。雖然是戲迷語言，但頗能描繪出燕歸來的風儀秀整，美於言行。有一次，《蕉風》社長申青談到他和薛樂、燕雲在馬來亞獨立途中，燕歸來三辯新村羣眾大會的經歷。從申青的描述中，我捕捉到的印象是，在風雷隱隱的羣眾大會中，她英聲飛辯如鷹搏長空，她據理雄談如山岩在野，她引瀑歸流如導河積石。是另番氣勢。我為此寫了兩首七絕，其中一首是︰「鷹搏長空縱所如，英聲飛辯起躊躇，雄談俊決清明意，愧煞街頭左派書。」那是一種知性凌駕愚昧的氣勢，一種理性超越狂妄的氣勢，磅礡之氣，沛然莫之能御。燕歸來的知性和理性，讓無數的街頭標語顯得淺薄，讓無數狂呼的口號啞然失聲。她讓村夫知理，讓村婦知權，讓徬徨的知判斷，讓躊躇的知抉擇，讓他們用自己的手，投下自主的一票，掀開這塊土地的歷史新章。半個世紀過去了，歷史作出判斷，這塊土地如何與這羣村夫村婦休戚與共生死攸關；歷史也作出判斷，他們在徬徨躊躇中作出的抉擇，可讓他們的子子孫孫俯仰無愧，在這塊土地上理直氣壯，以公民的身分高聲發言。一九五七年，霹靂過後無棋局，燕歸來本色依然，抽身自去，繼續她長期飄泊的生涯。燕雲，燕雲，她真的是那片飄泊的雲嗎？

像一首華美的新詩

一九五八年，燕歸來在吉隆坡住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再經香港轉赴歐洲，一九六二年，又回來吉隆坡一次，不久又離去，聚散匆匆，惜別的宴會上，我說，這正是《學生周報》的流金歲月，多留些日子不好嗎？也好為他年多留些美好的共同記憶。她微笑不語，我正想用她的語言問她「為甚麼呢？又何苦呢？」卻見她舉杯相邀共飲，說︰「能和大家在一起，真好。」多少年後，我寫了一首新詩，從旁寫她華美的內涵，她在滿城燈火中的甘與眾違，她在眾弦俱寂後的琴音自在，她走入漫天風雨的綽約從容︰「滿城燈火中／悄悄垂下百葉窗／華美的琴音／彈了一個夜晚／靜靜的早晨／門開了／風衣花傘／走入雨聲中」。第二天，在機場送她，看她縱情一笑、揮手而去的姿態，我想，這片雲，大概再也不會回來了。後來在香港聚過一次，從此一別十數年，但訊息不斷，在德國得博士學位，赴瑞士蘇黎世大學教書。宗教信仰更堅實，有些高血壓，心臟不好，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再在休士頓相見，喜見風采依然，依然是一首內涵華美的新詩。

片雲降於綠野，來去匆匆

此後，我們沒有再見面了，二００三年四月五日，友聯創社五十二周年紀念，她答應到三藩市與一羣老朋友相聚，結果行前心臟未見大好，不宜長途飛行，不能來了，友聯諸友，頓有一人向隅、舉座失歡的惆悵。我回到休士頓，時當春暮，窗外湖塘寂寂，一雁失飛，念及她獨居瑞士，突有江湖寥落爾安歸的感觸，為她寫了一首舊詩︰「雲燕不來春晼晚，斷鴻消息起秋聲，江湖寥落歸何處？歌鐘詞賦兩飄零。」年底我收到她的來信，最後一段說︰「我一時大概不會去看你們了，你不領洗也可以祈禱，我們通過祈禱互通音訊、互相幫助吧。」她信的是天主教，虔誠如修女而不是修女，最後兩句話，讀之如聞聖院鐘聲。歌賦飄零，只是詩人善感。燕歸來總能水窮雲起，境界升華，從花落處看到新綠，於絕滅處聽到飛聲。在她心裏，理想如種子，飄泊與播散同義，唯其飄泊，才可播散，而播散又等同成長。當年南來，她這種境界升華的健朗思維，言行所至，不知激勵了多少人在逆境中奮發，在順勢中超越，追尋壯美的人生。猶記第一屆生活營有七位中學女生，受燕歸來的親和感召，義結金蘭，共立標桿，中有兩位後來成為新加坡和怡保兩所著名女校的校長，年前見面，異口同聲說燕姐播下的種子，已經在她們心裏長成了參天大樹，屢在人生的道路上為她們遮風擋雨，也蔭及她們的員工學生。片雲降於綠野，來去匆匆，燕歸來在馬來亞不及兩載的飄泊生涯，留下的不是雪泥鴻爪，而是文化光熱。她在生活營播散的文學自由創作精神，為《學生周報》和《蕉風》奠下文學多元的基石。她的散文〈舊曆年〉與詩歌〈新綠〉，成為文選教材而弦歌長在（注）。她的〈生活營歌〉寫出一整代人的意志和活力、抱負和理想，也激勵了無數人的意志和活力、抱負和理想。更可思可慕的是，她的光熱所在不限於她的文章與志業，更在於她人生態度的健朗煦和，她言行舉止的磊落明亮，這些優美的氣質，讓周圍的人仰望感應，羣相景從。如此種種，不因時日久遠而淡忘，不因地域區隔而疏離，無論何時何年何月，無論她飄泊到何處何方，依然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燕雲、燕歸來。

注︰二００六年五月十八日，《南洋商報‧商餘》版刊出黃梅雨的〈似曾相識燕歸來〉一文中，對燕歸來的作品，有這樣的論述︰「她的散文大多數是通過真實的觀察和體驗，再加豐富的想像而創出來的，文字優美，描寫細膩，含有一些哲理，不過反共的立場激烈，宗教意識也十分濃厚。她於五十年代在《祖國周刊》和《海瀾》等刊物發表詩作。這些詩歌也於一九五四年選入詩集《新綠》，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陳滅在評介這部詩集時指出︰「燕歸來的詩作大多以寫景為題材，但在婉約的詩句中，另有『反共』寄托，寫景的氣氛中，間有『豺狼橫臥要津』、『山腰出現鐵騎』、『大雪阻隔了倦鳥歸家』的詩句，自比激烈的口號高明，也點出當年一整代『破國亡家’者的集體處境。』她的報告文學《紅旗下的大學生活》以及跟人合著的《伙伴》，也都由友聯出版社出版。約於一九五七年，她的散文《舊曆年》和《繼續飄泊的生涯》以及詩歌《新綠》被編入《友聯活頁文選》，成為學生的教材。一九五四年，她應邀出席在當時巴基斯坦達卡舉行的「亞洲作家會議」時，見到國際筆會秘書長大衛．卡佛爾（David Carver），受委香港成立分會。她返回香港之後，發起組織香港中國筆會，一九五五年成立，她被選為義務秘書……。她似乎沒有寫出以馬來亞作為背景的作品，甚至可能連馬華文壇的門檻都沒有跨進去，目前還沒有找到她跟馬華文學有關的資料。」黃梅雨收集的資料相當豐富，應該是燕歸來的知音。關於馬華文學部分，如果往文學思潮發展的深層想，燕歸來與馬華文壇的關係，不在於是否寫過以馬來亞作為背景的作品，而在於她對馬華文學思潮的深遠影響。歷史已經證明，她為友聯社闡述的文化自由理念，在生活營播下的文學自由創作精神，通過《學生周報》和《蕉風》的實踐，豈只跨進馬華文壇的門檻，且直入馬華文學的殿堂，扳倒神祗，改變了二十世紀馬華文學的整個精神面貌。

（原刊二００七年十二月二日《星洲日報‧文藝春秋》

關於「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訪問「友聯出版社」

關於「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訪問「友聯出版社」
陸離

──陸離謝謝 Facebook朋友張錦忠回應關於「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訪問「友聯出版社」！

──張錦忠的回應「不知熊志琴的受訪前輩可包括友聯社陳思明、劉國堅（白垚）諸人？」已轉寄小思老師（盧瑋鑾）和熊志琴……

──這裡是陸離的回應：

──因為張錦忠提醒，我找出來了劉國堅（白垚）2007年結集《縷雲起於綠草》，厚兩吋差一分， 包括散文、詩、歌劇文本。可惜書影今晚暫時無法上載，因樓下「電腦少年」要明晚才可能上來帮我──未來如何學會用手機攝影，删去四邊多餘雜物，再轉折上載，這樣複雜的工程，對我這隻「樹懶」來說，希望不會是太遙遠的事情……

──劉國堅（白垚）在香港「友聯出版社」，是《大學生活》的同事，不是《中國學生周報》的同事。他也曾在馬來亞，編輯《學生周報》，《蕉風月刊》……1981年移民美國。

──張錦忠兄應該比我們年輕？跟「友聯出版社」可是另有淵源？

──張兄說得對，「友聯」前輩年事高，訪問得趁早！！！司馬長風（秋貞理－胡欣平）、徐東濱、黃崖、姚天平、蕭輝楷……都去世了！還好在何振亞先生去世之前，小思老師、熊志琴已經訪問了他！！！郭詩詠也做好了錄像！何振亞先生還透過小思， 將藏書捐了給中文大學圖書館！

──其他「友聯」前輩，仍健在的，已訪問林悅恆（《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中後期社長，《兒童樂園》中後期督印人，《大學生活電影會》創辦人） ，和孫述宇、古梅、王健武、奚會璋……等，不盡錄。

──至於「當年」不算「前輩」的，譬如《中國學生周報》眾編輯，《兒童樂園》中後期社長張浚華等，都訪問了。──(《兒童樂園》創辦人之一，兼早期中期總編輯羅冠樵先生，應該已經訪問了吧 ?「羅翁」現已 90多歲了啊！！！)

──當然「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訪問了四十餘位香港前輩文化人，其實包括左中右，如左派羅孚先生， 阿濃先生……好多好多！這裡集中談「友聯出版社」， 是回應張錦忠兄提問……更要順謝馬吉兄月前最初在臉書介紹「友聯出版社」編印的《新人小說選》， 內容包括當時「新人」西西、亦舒、綠騎士等……然後傅月庵先生又在台灣遙問馬吉，關於「友聯出版社」，……跟着因緣巧合「牛津」月前出版了《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六月（司馬長風遺孀）胡王篆雅又出版了《司馬長風逝世 30 週年紀念集》，於是一個接一個，繼續談下去，讓更多人漣漪「懷舊」，温故知新。譬如另一圈更大的水花就是今年第 21 屆「書展」年度作家劉以鬯先生，日前張錦滿又在臉書激起了另一圈水花「香港文壇三劍俠」：崑南、王無邪、葉維廉……希望聲音繼續！！！

──其實黄繼持、鄭樹森、也斯、 葉輝、陳智德……（不盡錄），都做了許多香港文學不同方面的資料搜集、理論研究，若能連結，再與「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加上新一代文化人，一邊繼續創作，一邊「既分且合」的繼續梳理歷史，當是香港之幸 ！！！

──小思雖已退休，但「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現職接班人樊善標先生一來是小思老師「非嫡傳弟子」，二來早已是個「非常有心」的有心人：今日大學老師人人都要做研究（是這樣吧?），樊先生目前的研究之一正是難得冷門的十三妹！！！──因此小思在法理（？）上雖說已經離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但小思根本就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創辦人！！！「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就是她的孩子！！！何況她還有四十幾個訪問要跟「嫡傳弟子」熊志琴繼續合作整理，那麼倘若我（們）說：小思「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應該仍然是香港文學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的精神凝聚中心，我想不管老中青，左中右，中港台……都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吧？？？

──至於與小思合訪合編、再與古兆申（古蒼梧）和「牛津」林道群最近合作完成出版《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的熊志琴，雖然亦已離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轉往浸會大學「語文中心」任教，但是她當然仍然肩負着香港文學研究（之一）的重任……《古兆申訪談錄》只不過是成果的其中一個起點吧……﹝之前熊志琴曾與小思（盧瑋鑾）合編《文學與影像比讀》（三聯，2007）﹞

──自從小思、熊志琴、郭詩詠，先後離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我在期待那「四十幾個前輩文化人訪問」盡快出版的時候，老是喜歡簡化說『熊志琴是「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的義工』，其實根據《古兆申訪談錄》的介紹，正確名稱應該是「……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名譽副研究員，參與『口述歷史:香港文學及文化』，『《新生晚報》副刊研究』等研究計劃……」－－儘管都是義務性質，無薪無酬，但是「名譽副研究員」當然要比「義工」正名得多了！

──（靜靜靜靜補充：其實我「當然」是很自私的，我「當然」期望能先看到「友聯出版社」的訪問記錄編輯成書，因為我的確是在「駁長條命」……但是哪一位前輩的前輩不是在「駁長條命」呢？所以我不如改為另外說：我希望我可以活着看見《香港電影先驅黎北海平反集》年底出版，亦可以活着看見《２０１２：圖靈年－－Alan Turing Year 》，誠心所願！）

──（再謝謝 Facebook 臉書朋友 張錦忠、馬吉、傅月庵，你們開了一個頭，吸引我接續談下去……可是寫着又長氣了！所以我雖然一邊喜歡寫字，一邊其實非常非常害怕寫東西！！！）

陸離（2010-08-01，星期日，深夜－清晨）

張錦忠回應：陸離連白垚書也找出來了，確是故人。關於白垚書，我去年在《香港文學》寫過，白垚亦有文刊出。

我在一九七六年進入馬來西亞的《學報月刊社》（新馬版的《學生周報》休刊，改成月刊，後來改成半月刊），姚拓（姚天平、姚匡）是上司。我在那兒當編輯，也編《蕉風月刊》。也算與友聯社沾上邊。編二刊時常轉載《中國學生周報》的文章。友聯的《新人小說選》吉隆坡的友聯社亦藏有書，我編《蕉風》的科幻小說專號時見獵心喜，轉載了蘇念秋的那篇。

來台後孫述宇老師在高雄任教，我跟他上過古英文與英語史的課。

說回友聯諸老，……去年曾和白垚談及陳思明的回憶錄一事，後來姚先生過世，我們心裡難過，也怕陳先生難過，遂不續提。陳先生其實已撰有一些文字，後來可能年歲已高，步調放慢，也需要有助手幫忙吧。陳先生為友聯社中堅，如能搶救其回憶錄，當有史料價值。小思或熊志琴如能在這方面著力最好不過。

白垚在新馬推動現代詩，也是楊際光同輩，如能也做其口述歷史則更是佳事。

香港友聯與星馬友聯實為同體，能一塊處理最為理想。

（轉貼自陸離在臉書的網誌，二Ｏ一Ｏ年八月二日。）

關於《中國學生周報》

回應葉輝──關於《中國學生周報》
陸離

謝謝葉輝留言。你的留言即時讓我哈哈大笑，隨即怔忡良久。──我想我對於年齡的感覺，真是有點兒混亂了。──今年二月我誤打誤撞參加了Facebook（因為「羅海星弔唁冊」），之後決定暫時不退出，按按這裡，按按那裡，還加入了「葉輝叔叔」的社團！！！！！──還好我沒有寫「葉輝叔叔」，畢竟我可以肯定知道你比我年輕很多！──但是我寫「葉輝老師」當時確實是很自然的，有點像我平時叫「盧瑋鑾﹑盧瑋鑾」，但與熊志琴（小思學生──中大「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義工）談起，我都會說「盧先生」。有時在文字裡我也會寫「小思老師」，所以你千萬不要「耿耿於懷」。──至於《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應該不是「電影版」，「藝叢版」吧？）那麼我必須趕緊說明，《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編輯六十年代早期是盛紫娟（即王篆雅，司馬長風先生遺孀。──也必須順及：2010年六月25日是司馬長風先生逝世三十週年正日。王篆雅剛在香港出版了《司馬長風逝世三十週年紀念集》。)──後來六十年代中期，「文藝版」編輯則是吳平，直至1972年。1972年吳平與我離開《中國學生周報》，由陳任短暫收購《中周》，改為柯式版，以流行曲為主。後來1972年至1974年那兩年《中周》的編輯大部份應該都是義工，包括也斯﹑劉天賜﹑蔡炎培﹑黃韶生等，至1974年《中周》停刊。

抱歉我長氣了，但是如果你心目中的編輯原來應該是吳平（他是一個很好很好的編輯，會直接寫長信給蓬草等，就像「電影版」羅卡曾經寫長信給石琪一樣……），那我當然必須告訴你關於吳平，他才是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的編輯。（除非你是「電影版」的作者──1968至1972年左右我倒是編過四﹑五年「電影版」，因為羅卡去義大利留學了。整個《中國學生周報》編輯部就只剩下吳平和我兩個人了！！！！！）

還要再長氣一下，有必要的，因為近年不少新一代都會記錯《中國學生周報》是《中學生周報》（包括梁文道在《讀書好》），謝謝你難得提起，我忍不住就要多談一下《中國學生周報》──特別因為（你當然知道）「中國」兩字，其實有一個蒼茫的歷史背景：1949年大批學者與文人逃難南來香港，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張丕介先生創辦「新亞書院」於1949年（其中轉折，略），「友聯出版社」創辦《中國學生周報》於1952年，都是為了努力保存一點點中國文化的血脈，所以即使在英國殖民地也要堅持用「中國」兩字。及後1967年香港左派響應大陸「文化大革命」騷動期間（四處土製炸彈﹑「香港商業電台」林彬先生被暗殺)，崑南等創辦《香港青年周報》，在創刊號問：「我和盧昭靈是針對《中國學生周報》而出版《香港青年周報》的：為什麼是中國學生，香港學生沒有自己的刊物麼？」──那就是另一個歷史背景了。

對不起，真的長氣又長氣。既然「長」了，我不如試試將這段文字首次放在Facebook網誌，好歹暫時有個保留。

葉輝回應：從前報攤上有很多八開度的「周報」和「週報」。已忘了哪一份有撑艇，哪一份沒有，所以一律稱為「周報」。

這些周刊不是像明報周刊那樣有彩色封面，有釘裝，而是薄薄的，只有十六頁（很少有二十頁），一頁一個專版：電影（兩版）、文化、音樂、文藝（兩版）、星座、社會、生活、專題、搞笑（如中周的快活谷）、書評、藝評、專欄……

期期的封面招牌不同顏色（紅、橙、綠、藍、啡、紫……），大多都用同一種顏色印內文，只有少數堅持黑白版面。

記憶所及（括弧內是刊物的編輯）──

中國學生周報、香港青年周報（崑南）、年青人周報（樂士、Chris Tong）、大孩子周報（樂士）、年輕人周報（草川）、中學生周報（黃維波）、工人周報（劉千石、岑逸飛）、新周刊（崑南）、LIPS周刊（張炎江）、青春周報（李石）、迴聲周刊（黃XXX，忘了名字）、青蘋果周報（童路）……

讀者對象都是青少年。我記得它們，因為大多都投過稿，每回拿了十元二十元稿費，就到奶路臣街買書、買煙、喝咖啡。

謝謝陸離，你的回應讓我憶起一個遠去的周刊世代。中周我投過很多稿、創作、影話、書話、搞笑……如沒有記錯，還投過英文作文，所以很肯定你是我的編輯。

（轉貼自陸離在臉書的網誌二Ｏ一Ｏ年七月六日。）

大學服務中心、友聯研究所、《明報》、林山木

大學服務中心、友聯研究所、《明報》、林山木
盧蒼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香港搞中共研究的人都知道位於九龍塘亞皆老街155號的大學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和位於附近書院道9號的友聯研究所（以下簡稱「友聯」），這二個地方有綠背撐腰，環境優美，資料豐富，沒有其他機構可以比擬。例如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西藏反共遊擊隊偷襲中共軍隊而繳獲的機密文件《工作通訊》，內有解放軍吊打羣衆的材料，便只有在友聯和中心才能讀到。（至於有沒有絕密的《八一》雜誌，便不清楚了。）此外，還有大量的紅衛兵小報和文革時期被公開清算的黑幫著作，都是當時無法在市面上買到的。

當時很多傳聞說這二個地方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但缺乏實證。根據傅高義（Ezra　Vogel）的回憶，中心由多個基金會資助，光明正大。傅高義為人正派，可以信任。他沒有提及友聯，符合「不知者不言」的原則。

令我感覺興趣的是傅提到前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在作為漢學家生涯中也曾經是中心的常客，這使我明白為什麽衛督認識林山木。

六十年代初期，《明報》和《大公報》為了中共研製原子彈而打筆仗，林山木當時是《明報》資料員，被查老闆派到中心和友聯翻查《大公報》和《文匯報》舊報，搜查材料打擊左派，相信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漢學家衛奕信。林山木為人熱忱、聰頴好學，天天和研究漢語的洋人在一個房間翻閱書報，交上朋友並不困難。

《大公報》歷史悠久、作風謹嚴，可是筆仗文章純粹潑婦駡街，而當時金庸和《明報》資歷短淺，難找痛腳；反之，《明報》有林山木熱心鑽研材料、查老闆組織人手冷靜分析，自然把《大公報》比下去了。

金庸傳記作者都笑說中共和香港左派是《明報》的米飯班主，中共和香港左派每次胡搞（大饑荒、文革、香港暴動）都協助了《明報》提高銷路、替查老闆製造財富，的確是事實。查老闆懂得左右逢源、利用中心和友聯的左報材料去打擊左派，高招也。結果是：吃愛國飯的左派人士焦頭爛額、一窮二白﹔吃武俠飯的查大俠卻腰纒萬貫、備受高層禮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