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5日 星期六

許定銘:從前三期看《新思潮》




由香港文學美術協會出版,崑南、王無邪和盧因等三人主持的文藝雜誌《新思潮》,一直沒有人能正確地說出究竟出了多少期,連自己人盧因也只說:

……崑南負責每期編務,最初以十六開形式面世,由北角一家印刷廠承印,公開發售,但銷路欠佳,似乎也不大引人注意。出了幾期,因經濟條件所限,僅靠三人(事實上崑南付出最多)辛苦節省下來的稿費拼湊,前途未容樂觀。逼於形勢,我們決定改版,由十六開縮小至大卅二開。今天身在北美,《新思潮》散失殆盡,無法參考,實際出了多少期也逐漸淡忘了。(見盧因原刊於《香港文學》的〈從《詩朶》看《新思潮》──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一鱗半爪〉)

我一直很留意《新思潮》,但舊書市埸上相當罕見,大圖書館的藏品中,亦少見有藏的,現時只見過:

第一期:1959年5月
第二期:1959年12月
第三期:1960年2月

都是十六開本,約二十頁,名義上是雙月刊,但出版時間斷斷續續,當然是經濟問題。第三期內有〈下期预告〉:王無邪〈抽象繪畫之世界〉,盧因小說〈木塑之印象〉、方艮詩〈壟之門〉、崑南〈論嘉謬之哲學思想〉……等,但未見實物,不知是十六開還是大三十二開。最近去了次溫哥華,詢之盧因,他也記不起了。

盧因在上文中還說:「……(我)寫過一篇自己到今天仍印象難忘的短篇〈佩槍的基督〉。小說以意識流上下縱橫新技巧,在崑南慫恿鼓勵下,一氣寫成的,刊於改版後的《新思潮》」。

〈佩槍的基督〉其後也收於也斯編的《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1998),文末註明「原刊《新思潮》第五期,一九六O年六月一日」。

據此兩條資料証明了出版於1960年6月的第五期已改成大三十二開本。

嶺南大學,陳偉中的哲學碩士論文〈崑南及其小說研究(1955-2009)〉中說:

……(崑南)並於1959年自資創辦仝人刊物《新思潮》雙月刊,堅持了至少6期後,也因經費問題而停刊。(筆者在香港的各大圖書館只可找到《新思潮》的前三期,其停刊日期未明。但在也斯編的《六十年代的剪貼冊》中,卻可見《新思潮》1-6 期的印封面。故有此推斷。)

此可以証明《新思潮》最少出過六期,但,是否會有第七期呢?尚待發現!也斯編的《六十年代的剪貼冊》未見,不知是本書還是份文獻資料,如果它收齊了六個封面,那表示也斯曾讀過此六册,還是僅從各種途徑搜尋而來?

最近我有機會讀到《新思潮》的前三期,如果依前面的說法,即是讀了一半的《新思潮》,鑑於它是香港當年非常重要的期刊,卻因罕見而少人提及,雖然我所知十分有限,仍埋首寫來,是希望拋磚引玉,讓有心人站出來補充。

《新思潮》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的會刊,在〈創刊詞〉中,他們大聲疾呼要「展開一個文化再造運動並促其實現,而《新思潮》就是我們的聲音,用以喚起我們每一個同代者,警覺於我們處身的危機,及認識我們的使命」。此所以在連封面底才十六頁的創刊號上,他們用了九頁,以崑南的〈建立文化真正的力量〉、王無邪的〈文化再造運動的展望〉、葉冬的〈香港青年之苦悶結癥及其解決之道〉和伍希雅〈繪畫之傳統與現代精神〉等四篇論文,去闡述他們的理想。此中兩篇談文化,一篇論香港青年現狀,一篇談現代藝術,洋洋大觀,且分配得宜,是創刊號重點之所在,亦可說是他們發展的路向。此外,還有〈世界文化鳥瞰〉七則,談歐美的文化狀況,反主義小說,畢加索的傑作和詩劇等;而創作方面只有一羚(崑南)的新詩〈布達拉宫的火燄〉和散文〈號角〉。前者以三十多行詩句,寫西藏的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喇嘛,以血肉抵抗外來者的侵略:

世界屋脊注視着你們燃燒
 於是你們的血
 濕潤了親切的泥土
 一如美麗的雨水
 悲壯地歌唱着
       三月 太陽
    歌唱着布達拉宮的火燄

以民族的熱血去燃燒,以生命去保衛土地的〈布達拉宫的火燄〉,是悲情的叱喝,在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現代詩壇,算是很有水準的吶喊。

不署作者姓名的〈號角〉,有個副題「──摘錄自本協會會訊」,有趣的是它不用一般平實的說明寫法,而以抒情、吹號的形式,先述說了中國近代的苦難,再呼籲有文化的年輕人站起來,加入他們的行列,强調:

我們必須從文化的廢墟中發掘民族的新生 中國的命運停滯在永恆黑暗裏已有一個不短的時期 中國在毁滅的邊緣挣扎已到了存亡抉擇的時刻……於是我們應當認識我們的理想是相同的 我們的責任是相同的 我們的力量是相同的 我們中間不能存在偏見……唯有同心合力才有牢不可破的高牆 才有勇猛無比的生命力 讓我們保衛自己第一的前哨 這樣 偉大的明天 是在我們的陣營中。(銘案:不能引得太多,省略號是我加進的)

〈號角〉全文分三段,僅千餘字,句子與句子之間只留空格而不用標點符號,使人讀來有强烈的壓逼感及說服力,如此創新的手法,雖然不署名,亦應猜到這是盧因寫的,這與他發表在台灣文學雜誌《筆匯》上的〈太陽的構圖〉完全同一的形式。


前三期《新思潮》中最重要的論述是第二期葉維廉的〈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用幾千字闡述了中國現代詩的概況,他認為:

中國現代詩的歷史意義是李(金髮)、戴(望舒)、卞(之琳)的延長和再現。中國現代詩同時也是横的移植;它目前正處於一個非常有希望的階段,所謂有希望我已說過是指其打破舊有文學觀念而言,中國詩可能很快跨進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

文內他還以當時台灣詩人白萩、瘂弦、吳望堯、余光中、周夢蝶……等人的作品來鞏固他的現代詩觀:

一、現代主義以「情意我」世界為中心。
二、現代詩的普遍歌調是「孤獨」或「遁世」。
三、現代詩人並且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識。
四、現代詩人在文字上是具有「破壞性」和「實驗性」兩面的。

葉維廉這篇論文寫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台北,在台灣詩壇上也應相當新且尖銳,而在現代詩才剛起步的香港,更具啟發性和震撼力,是鏗鏘有力的巨著,也是《新思潮》具代表性的論述!葉維廉本人早年的力作〈賦格〉其一、其二及其三,亦發表於《新思潮》的第三期。

第三期有力造輯錄的〈中國文壇史料一二〉相當有趣,該文選錄了兩篇短文:其一介紹了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新潮社和《新潮》月刊,大抵因與《新思潮》名字接近而順手拈來,並無特別;另一篇則是〈時代與路易士〉,是評論詩人路易士(紀弦)的,一開始即說「路易士的個人主義是病態的,然而是時代的病態」,這引起了我閱讀的興趣。短短的幾百字,作者盛讚路易士的詩,「路易士的詩在戰前,在戰時──戰後不知會怎麼樣,總是中國最好的詩,是歌咏這時代的解鈕與破碎的最好的詩」,還說與路易士相處時,人常會不愉快,卻依然尊敬他……,未看完全文,我已心急想知道這位如此推崇路易士的作者是誰,一看文末,真感驚訝,竟是胡蘭成,想不到「如此」名人也極欣賞路易士的新詩!

我比較重視的是本地創作,第二期的散文、小說有藍布衣的〈白姆〉、新潮的〈表姊〉、高麗的〈愛情的主意〉和盧因的〈肉之貨品〉。二十頁的期刊中,竟佔了七頁,超過百分之三十,可見《新思潮》諸君相當重視創作。

藍布衣是當時活躍於青年文壇的新進,而新潮則是《向日葵》(香港向日葵出版社,1960)的十四位作者之一,後來成為一九八O年代環球出版社的台柱,寫過二十多本流行小說的江思蓓。藍布衣的〈白姆〉寫她少年時期在家鄉與母羊白姆人畜間的情誼,盡顯少女的愛心;新潮的〈表姊〉寫中國婦女的不幸命運:青春少艾的表姊嫁給重病的丈夫「冲喜」隨即守寡,再嫁給村中老人,不久又喪夫,最後渾渾噩噩終其一生。事實上這不單單是「表姊」的不幸,而是中國農村千千萬萬待解放的婦女底不幸。高麗的〈愛情的主意〉雖然只是兩女一男的言情小品,卻也幽默風趣,足以消閒。這三篇文章都平穏待進,而未見突出,但盧因的〈肉之貨品〉,於此則是鶴立雞群。

〈肉之貨品〉用第一身的寫法,我是個思想及身體都非常早熟的十七歲學生,腦海裏不單整日沉溺於肉慾的綺思,還付諸行動,每個月都去光顧妓女,與妓女交往,透過她結識更多有質素的妓女,購買她們供應的「貨品肉」,同時也以自己的肉體作貨品,與她們交易,各取所需。最後,他接觸到一位必需在黑暗中進行交易的高級貨品,進行間,他覺得無論體型及體味都非常熟悉,忽地燈光亮了:

母親把乳頭對着我的眼睛……十七歲兒子的淚滴落在母親的乳頭上。

震撼性、戲劇性的結局使人久久不能平息,這是現代社會中無法受控的悲哀!

《新思潮》的編者在〈卷首語〉中推介本篇時說「盧因的存在主義小說〈肉之貨品〉,是作者自《文藝新潮》的〈餘溫〉後的最佳力作,故特別一次刊完,以向讀者推薦。」

編者以〈餘溫〉與〈肉之貨品〉比,相當恰當。〈餘溫〉寫年輕人沉迷賭博與色慾而自甘墮落的懺悔,〈肉之貨品〉寫少年人沉溺色慾,陷入「商品慾」中無法自拔,兩篇小說同樣採用獨白式演繹,所述都是年輕人極易陷入的深淵,引起嚴重社會問題的因素,兩者思想之流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我們再細心探究、分析,則〈餘溫〉在結構及深度上,猶在〈肉之貨品〉之上,後來發表於第五期的〈佩槍的基督〉,則是更上層樓,那年代真是盧因創作的黃金時代!

《新思潮》每期雖然只有約二十頁,但內容相當充實,就前三期來說,除了創作,還有社會性的論說、西方文學及藝術的潮流動向、文學獎概況、文學家介紹、歐美文學作品的翻譯、新書出版訊息……等,是一九五O年代《文藝新潮》以後最重要的現代文學雜誌。以後的幾期實際上刊了些甚麼?香港文學美術協會的會刊,如何從《新思潮》演變成《好望角》,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2016年1月

6月刊於《城市文藝》#83

2016年6月18日 星期六

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遺忘與記憶
──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盧文敏,原名盧澤漢,一九六O年代初曾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等刊物,一九六三年七月加入《文藝》編委會,與丁平先生和韋陀先生共事,有親身接觸。曾出版詩集《燃燒的荊棘》(一九六一年),以及大批通俗小說。其作品曾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一九六七年)、 香港中國筆會《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年)、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小說選》(一九九七年); 一九六一年以新詩〈昇起我們的藍旗〉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新詩創作比賽」第四名, 一九六六年更以小說〈陸沉〉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第十五屆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本訪問稿經盧文敏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半
地點: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大堂餐廳

盧:盧文敏先生
沈:沈舒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踏上寫作道路?期間,有沒有得到前輩啟發?

盧: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報販鄰居,經常讓我到他報攤拿報紙來看,譬如《晶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等。我在報紙上見到很多人投稿,自己也躍躍欲試。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投稿,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電影日報‧大家樂》版(崔魏主編)發表。高三時,我一位中學同學祝康彥(其後成為台灣研究老子哲學的學者)知道我喜歡寫作,把我的作品交到他爸爸編的《香港時報》上發表。其後我也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學生園地版。後來,我接觸到《自由陣線》、《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等刊物,喜歡自由主義的作品。我踏上寫作的道路,多少受到文藝界前輩慕容羽軍(李影)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其後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及《星島晚報‧大會堂》版主編)的啟發,尤其「師傅」慕容羽軍多加指導。此外香港的女作家孟君、雲碧琳,台灣的名作家王藍、余光中等也多加啟導。而孟瑤、謝冰瑩等作家更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老師。

沈:請談談五十年代末赴台進修的始末?期間參與了哪些文學活動?

盧:我在一九五七年於九龍東方中學畢業後,沒有想過到外地進修,因為父親盧登的木箱生意失敗,家庭環境欠佳。後來,祝康彥告訴我,只要考到入學試,就可以免費到師大讀書,每星期還有二百元台幣零用錢。其後我考入師大讀國文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回港從事文教事業。在台攻讀期間曾參加「青年作家協會」、「文訊」、台大「海洋詩社」、師大「縱橫詩社」及「文藝營」等藝文活動。當時,僑委會有一筆經費資助僑生出版著作,王藍推薦我和其他香港僑生余玉書、朱韻成(人木)、胡振海(野火)、鍾柏榆、張俊英等出版《五月花號》,更蒙李樸生(僑委會長)、作家徐速與王藍賜序;後來,經覃子豪和余光中推薦,我獲僑委會資助出版了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我在台除繼續投稿香港之報刊外,也投寄台灣《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時代青年》及《台灣文藝》等雜誌。此外,也參加過「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及「中國筆會」等文學活動,結交同一代之作家文友王憲陽、桑品載、歐陽惕、周伯乃、李藍、蔡文甫、段彩華、魏子雲、張默等。至於個人寫作範疇甚廣,除熱心詩作外,也愛寫小說、散文、評論等,更常與蘆荻、羊城、馬覺等切磋。還有盧因、桑白、蔡炎培等,尤其是蔡浩泉,最多勉勵。蔡浩泉是我在師大的學弟,讀藝術系。

留學台灣期間,我曾經在國際學社聽過胡適的演講,受到他對自由民主、中國前途看法的影響,也經常讀殷海光的著作,對學術和人生的課題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我當時發表的文章,除了抒發感情之外還有學術的探討。另外,我參與《師大學生》、《海洋》(余玉書和張俊英主編)、《縱橫》(劉國全主編)等刊物的編寫工作。海洋詩社是台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余玉書、鍾柏榆、張俊英等;縱橫詩社是師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羊城。我有一段時期徘徊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但最終選擇了文學的道路。

沈:《學生生活報》甚麼時候創刊和停刊,共出版了多少期?

盧: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從台灣回港,九月開始在元朗崇德英文書院任職中文高中教師,直至一九六四年離開為止;其後轉任李求恩紀念中學,直至一九七七年離職。回港後,經常在《大晚報》發表散文和小說,因而認識《大晚報》總編輯李一丹先生。一九六一年底蒙李先生邀約主持《學生生活報》,在慕容羽軍與雲碧琳之指導及協助下,主持編務約半年,逢星期六、日上班編稿。《學生生活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結束,逢星期五出版,每期三張紙共十二版,開度與《中國學生周報》相同。《學生生活報》是在大乘佛學社社長劉銳之及其在土瓜灣之小型印刷廠資助下艱苦出版,內容大致參考當時十分暢銷的《中國學生周報》與《青年樂園》。我當時只想在一般接受美援(如友聯機構屬下之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及左派資助(如《青年樂園》、《伴侶》、《知識》、《青年文友》等),走出一條純獨立性之綜合文藝,知識與思想之青年學生刊物道路。當時我很年輕,政治思想欠成熟,不僅對大陸極權政治(包括「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煉鋼」政策等)不滿,而且對香港憑美援企圖搞「第三势力」(如支持李宗仁做總統)分裂國共另組織第三政黨(包括「青年黨」)勾結美國分離主義势力,也持反對態度。我比較同情及支持「自由中國」──台灣的「國策」及以民生為主的大部份政見。至於香港雖無民主,却有充足自由的殖民政府,大致無可奈何贊同,但却非常反對其歧視台灣畢業生的政策,教師待遇有所謂甲、乙級之別。

《學生生活報》作者除慕容羽軍、雲碧琳、凌麥思(司馬靈)、林蔭、李一丹及我(也是編委)之外,更難得發掘了現在譽滿文藝界之作家柯振中與許定銘先生,當時都是他倆自由投稿該刊而獲刊登與鼓勵的;而柯振中早期一篇長五千字小說就是刊登在《學生生活報》的「原野版」,發表後他很高興。由於當時太忙,加上年代久遠,又缺刊物在手,記憶已十分模糊,依稀記得曾主持一次文學講座及若干次讀者文藝活動。一九六二年《學生生活報》曾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作者有盧文敏、梓人、司馬靈、桑品載、歐陽惕等十多篇,書評家許定銘曾作推介。由於當時志趣是不大想教書,只希望一心從事寫作專業與出版工作,所以不計個人酬勞,也全力推動生平第一樁出版與寫作之志業,可惜當時市場不景氣,加上同類刊物競爭劇烈,終接受失敗收場,但卻獲得寶貴之經驗,為日後在台、港長期從事出版與職業寫作鋪路。

沈:《文藝沙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出版了多少期?又如何邀請到著名作家如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撰稿?

盧: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有意全力進軍文壇,獨資創辦《文藝沙龍》,主要蒙師傅慕容羽軍之指導及約稿,刊登了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作家的作品;此外,我也結交了青年作家陳其滔、梓人、李海眉、夕陽、盧柏棠、張雪軍等(至於台灣也有以上提及之文友作家),並親自向他們約稿,所以應不乏稿源。當時發覺一般雜誌售價太昂貴,才決定以較新形式之八開型出現(只售三角),當時參考最暢銷的雜誌都擺在搶眼位置,只有大度刊物才能吸引讀者,《文藝沙龍》無論內容、風格、編排都有意創新,除了售價最便宜外,還取消一般封面浮誇風習,封面除醒目設計之刊頭外,更刊登名家作品(配名畫家丁崗插圖),結合較嚴肅之純文學與通俗文藝,提倡「雅俗派」合流之始(至今本人仍極力提倡及支持雅俗「活文學」,不同意過於曲高和寡、脫離群眾讀者之「呆文學」或「死文學」),並且有意搞作者與讀者之「沙龍式派對」、「沙龍式研習互動」,結合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惜力有不逮,欠缺宣傳,銷路未符理想,財力不繼,未克功成,前後只出版了三期左右,但對辦刊物之志向仍未平息。後來,出現了很暢銷的《小說報》,風格與《文藝沙龍》相似,但並非雜誌,每期只刊登一位作者的小說,却非常受歡迎。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和韋陀二位先生,以及怎樣認識《華僑文藝》這份文學雜誌?

盧:由於慕容先生介紹,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後認識韋陀(黃國仁)與丁平(寗靖),一九六三年加入《文藝》擔任編委。丁平先生不只是編委好友,其後更是李求恩中學的同事。一九六四年我離開元朗崇德中學,經韋陀先生介紹我轉進聖公會屬下之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丁平先生大概在一九七二年任教李求恩紀念中學,離職日期是一九八三年,他經常在我主編每月出版一次的《淬鋒》校刊撰稿。現時活躍藝文界的邱立本、卓伯棠、鄭明仁是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時的學生、而朱珺是在崇德英文書院任教時的學生。丁兄為人豪爽、熱情,風趣幽默,聲如洪鐘,成名於大陸詩壇。活動力甚強,交遊廣闊,與大陸、台灣及南洋藝文界均有聯繫,經常書信往還,又熱心藝文,寫作頗勤,著有長詩《在珠江的西岸線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二OO九年「香港中國文學學會」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紀念詩集)等,更涉獵學術性之著作,多才多藝,兼任大專教職,桃李滿門,乃不可多得之人才。至於韋陀先生,他是一位沉實而忠厚的人,在諸聖中學任李守慧校長秘書(該校長其後即成為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很熱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較為內斂,與丁平的性格互相補足。

記憶中,我首先在報攤上看到《華僑文藝》這份雜誌,後來經慕容羽軍先生介紹才認識丁平和韋陀。他們邀請我撰稿,我才開始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其後應韋陀及丁平兄的邀請更加入《文藝》編委會,對早期《文藝》前身之《華僑文藝》只知其為偏重台灣文壇。

沈:丁、韋二位先生為甚麼邀請盧先生加入《華僑文藝》的編委會?當時的編委會由四人大幅增至九人,原因何在?

盧:他們知道我很有興趣搞出版,大概覺得我們志同道合,而且可以介紹一些台灣的稿件。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正式加入編委會。《華僑文藝》的編務工作主要由丁、韋二位負責,其他編委沒有實務工作,只偶爾茶敍,討論有關文藝寫作及編務方針,主要是介紹一些稿件。

《華僑文藝》的作者群中不少是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李金髮、覃子豪、謝冰瑩等。當時擴大編委會,加入一些年青的編委,我猜想他們想吸納一些青年作者,充實版面內容,以及增加年青讀者。其實,上世紀五、六O年代,左右兩派的刊物都爭取年青人參加,《華僑文藝》也不例外。

沈:盧先生知道《華僑文藝》出版經費的來源嗎?又韋陀先生與丁平先生如何分工?

盧:《華僑文藝》沒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後沒有資金支持,我推測主要是由韋陀先生出資,至於丁平先生有沒有出資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帶的作家,《華僑文藝》在當地也有一些銷路。印量大約是二千本,據說主要銷南洋約一千本,香港則有少量發行,其他送贈台港作者及文化機構。當時親台的集成圖書公司、友聯書店及特約報攤也有寄售。其後聞說因為南洋發行欠帳,不得已之下停刊。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丁、韋二位的工作分配大致是丁管編務與約稿、發行、聯絡,韋則管帳目與編務(畫版)。

沈:《華僑文藝》的「讀者‧作者‧編者」和「作家動態」由誰執筆?

盧:「讀者‧作者‧編者」應該是由丁平執筆,而「作家動態」由大家合寫,我也寫過「作家動態」的報導。

沈:《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與香港當時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如《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等有甚麼分別?

盧:我認為《華僑文藝》沒有特別的文學主張,主要發表水準較高的文藝作品,一般評論是比當時頗為暢銷的《文壇》水準較高,既有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有現代主義的新詩及評論。從風格上來看,《華僑文藝》與黃崖主編的《蕉風》很相似。

《華僑文藝》雖然刊登現代主義的作品,但也不排斥寫實主義的作品,兼容並蓄,與香港其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刊物不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的好壞,而非文學的主張。

沈:《華僑文藝》發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否與丁平先生有關?

盧:台灣作家主要由丁先生約稿,我也有介紹桑品載、歐陽惕等人的作品在《華僑文藝》發表。

沈:《華僑文藝》的銷路如何?後來為甚麼停刊?

盧:《華僑文藝》雖然在香港報攤發售,但銷路不高。至於南洋一帶的銷路應該不俗。後來,《華僑文藝》受到南洋排華的影響,被逼放棄「華僑」二字,改為《文藝》,我覺得此刊名太平淡,建議索性改名為《新文藝》,可惜被否決。《文藝》銷路大跌,無法經營下去,不得不停刊。

沈:《華僑文藝》被人遺忘的原因何在?對香港文學有哪些影響?

盧:《華僑文藝》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關、宣傳及藝文活動,編輯工作太忙,只是兼職,難以發揮影響力。停刊後亦少人談起這份雜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如此,《華僑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作品,而且是早期推介台灣作家和作品的香港雜誌,其貢獻應予肯定。多年後,老朋友桑品載、歐陽惕、張默、蔡文甫等台灣作家仍會談起這份刊物。

沈:從一九七O年代末開始,盧先生很少發表嚴肅的文學作品,有甚麼原因嗎?

盧:一九七七年離開李求恩中學後,工作太忙,全力搞出版和寫作。我在香港辦過的雜誌包括《醜聞》、《風雲》、《電視台》、《生理衛生》、《黑皮書》等。在香港靠寫作為生絕不客易,我分別用孟浪、老偈、貝品清,白水晶、霍愛迪、艾迪等多個筆名在《天天日報》、《新報》、《新夜報》、《新知》、《藍皮書》等報刊寫流行作品,包括偵探、靈異、愛情、魔幻、科幻小說等,每天忙於寫七、八個專欄,由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完全沒有時間參加文學活動,漸漸遠離嚴肅的文學創作,但我不同意流行小說必然缺乏文學成份,名作家沈西城就批評我的作品特色:「通俗中有文學,文學中有通俗」。我寫了幾百萬字這類通俗作品,部份以孟浪筆名發表的作品已經結集出版如《閻王令》(一九八七)、《變色幽靈》(一九八七)、《通靈怪嬰》(一九八八)、《靈體》(一九八九)、《黑狐仙》(一九八九)、《攝魄亡魂》(一九九O)、《驚魂夜》(一九九O)、《奪魄情花》(一九九一)、《鬼鈎魂》(一九九一)、《靈魂賭局》(一九九二)、《魔域翡翠》(一九九二)等。我曾以老偈筆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包括《隧道亡魂》、《魔宮怪客》。我覺得小說應具有「電影感」、創造性及想像力,尤其是恐怖、靈慾、推理及荒誕題材缺乏,我較為偏重。當時很想寫出類似「OO七」及後期紅絕一時的「哈利波特」之類的小說。期間,我雖然以寫通俗作品為主,偶然仍然會寫嚴肅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與新詩,在《中華日報》發表。其他在《劇與藝》、《蕉風》和台灣的文學雜誌《小說族》上發表,都是用盧文敏、白水晶、孟浪等筆名。

一九八五年,我離開香港。當時我覺得香港文化市場缺乏文藝,而流向財團化的通俗及八卦,難以競爭,我反而發覺台灣文化出版界過於嚴肅、單調、乏味(尤其是主流報紙刊登高級文學作品),與香港報紙通俗化大相違背。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以商業角度在台灣先搞通俗刊物,賺夠錢再搞虧本的文藝雜誌。我到台灣,認識了林德川先生。他有意辦雜誌,於是出資搞出版社,分別成立「金文」、「美麗」與「追星族」三間出版社,主要是將台灣通俗雜誌「香港化」(比黎智英搞《壹週刊》及《蘋果日報》早幾年吧?),當時先後出版最早報導兩岸三地資訊及內幕的《接觸》、《兩岸》與及《靈異》、《人鬼神》、《偶像》、《星心》、《蒐奇》、《新生活報》及大量的香港流行漫畫與小說(購買版權再修改為「台灣版)。我負責具體編務,最高記錄是每月出版十二本雜誌,銷售最多的雜誌是《靈異》雜誌,四開大度,內容包括靈異、科幻、宗教、神秘等題材,每期銷有二、三萬冊。另外,我還購買香港作家著作和漫畫的版權,把這些書引進台灣,前者如慕容羽軍、雲碧琳、依達、馮嘉(石崗)、林蔭、沈西城等作家的作品,後者如文化傳訊黃玉郎的《龍虎門》(舊版)、上官小寶的《李小龍》、張萬有的《如來神掌》、牛佬、邱瑞新的江湖黑白道連載漫畫及甘小文的幽默諷刺漫畫等。直到二OO五年我離開台灣,回港為止。

我認為文學不應該太狹窄,除了嚴肅的作品外,也應該包括流行和通俗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壞,並不在於它是嚴肅還是通俗,最重要是看作品本身有沒有特色,能否表現人性與社會的面貌。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呈現正面、健康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但為甚麼不可以反映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可惜,當時的文學界不大能夠接受這類題材,認為這類創作不是文學作品。文學界過去一直輕視通俗作品,其實通俗作品中也有好作品,譬如金庸、倪匡、亦舒、李碧華、馮嘉、林蔭等也有出色的小說。這些作家雖然不為當時文學界接受,但他們的作品為文學作品開創了新局面,無論在武俠、科幻、愛情的題材都有新突破,今天已為人肯定。我認為通俗作品可以接觸更多讀者,透過提升作品水平,同樣可以引起讀者對文學的興趣。很多人將報刊連載的小說視為通俗,其實公認為文學泰斗的小說名家劉以鬯的《酒徒》,最先就發表在星島晚報副刊,金庸、倪匡、小生姓高(三蘇)、梁羽生及李碧華的作品均發表在報刊副刊。究竟作者之作品是否有文學價值,主要是看他寫作動機、構思、取材、藝術表現手法與個人風格。本人未出版之文學短、中篇約二、三十萬字,在報刊連載之長篇約七、八百萬字,其中涉及恐怖、推理、科幻、魔幻、情色題材,少不免有顧及市場與讀者口味,但以當時得令的高行健、莫言、黃碧雲及台灣的陳雪均有涉及人性與情色描寫,只要真正是作者深刻表達人性衝突與內心掙扎,我們應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派小說。目前一般文學讀者日漸缺乏和疏離,造成作者比讀者多的怪異現象(尤其是新詩),反觀日本及外國小說對性與情色衝突描寫,跟電影同步,說不定是重新爭取廣大讀者的靈丹妙藥。我曾寫過很多作者沒曾寫過的題材的長篇小說連載多年,如《神珠‧魔手‧外星人》、《恐怖殺人窩》、《藍戀紫情》(同性戀畸情)、《一代神女女神自白書》……等,很想整理出版或上網留存,但目前出版市場太差勁,如何適應、改革或創新,值得有心人士研議。

沈:可否介紹《73週刊》這份刊物?

盧:香港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叫「73劇場」,內容以諷刺社會為主,我於是想到辦一份《73週刊》的趣味性綜合雜誌,刊登較具諷刺及爭論性的社會雜文、怪論及反映現實衝突的通俗的愛情小說,由我與何潮光合作出版,但只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了。後來,我們還共同集資辦了一份叫《電視台》的雜誌,請方亮先生主編,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青霞。

沈: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的盧文敏介紹,是否盧先生執筆撰寫的?

盧:這篇介紹不是我寫的,也不知道是誰人執筆的,也許是早期認識的文友提供,較缺乏我八十年代後的資料。

沈:今天十分感謝盧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從事文學工作的種種經歷,對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看法,以及《華僑文藝》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謝謝!


盧文敏先生受訪時攝


《學生生活報》「原野」副刊(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沈舒其他訪問請到:香港文學資料庫

2016年6月17日 星期五

萬人傑點滴

鐵漢萬人傑(陳子雋)
Linda Pun

萬人傑五十年代與家人合照

近年中共對香港的制肘和影響越趨嚴重,從政治選舉到購買嬰兒奶粉等日常生活問題,香港人都飽受來自大陸的壓力,以致民怨沸騰,激起新一波的反共思潮。在網上討論區,不時有網友提及香港已故反共報人萬人傑,及把他的精警言論上載分享,可見萬人傑雖已離世二十五年,他的名字依然深深印在不少港人的記憶中。適逢近日萬人傑太太何智明從美國回港探親,筆者專訪何女士及多名昔日萬人協會的會員,並隨他們到萬人傑的墓地致祭,追思這位在六七暴動期間名噪一時的反共健筆。


萬人傑原名陳子雋,廣東番禺人,一九一七年生於廣東。他在十兄弟中排行第五,還有幾位兄弟也在香港從事報業工作,包括六弟子多,為漫畫家,報紙副刊編輯、七弟子龍,曾任職快報編輯主任、九弟子靜,為記者和影評人。一門四傑,成為報壇佳話。

萬人傑的父親三十年代在香港利舞臺任職宣傳畫師,因家貧,萬人傑在廣州廣雅中學初中畢業後便輟學,到香港隨父謀生。一九三三年進《大光報》任校對,那時《大光報》的社長鄭水心對這位勤力聰敏的十六青年十分賞識,提拔他為助理編輯,逐步擔任採訪和編輯的工作。香港在二次大戰中淪陷後,《大光報》遷至粵北韶關營運,萬人傑隨大隊北上,擔任總編輯及粵北分社社長。

抗戰勝利後,萬於一九四六年重返香港,先後任職《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晚報》和《中文星報》,除了負責編務、撰寫社論和政評專欄,他在三十代後期已開始以「俊人」為筆名,寫了大量文藝言情小說,多是先在報章發表,後出版成書,估計超過二百三十多本。「俊人」這筆名走紅後,萬人傑於五、六十年代,曾與友人在旺角合辦俊人書店。他的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其中由岳楓執導,樂蒂主演的《畸人艷婦》,一九六一年在亞洲影展中獲最佳編劇獎。


何智明在戰後經朋友介紹,與萬人傑認識,一九四七年結婚,育有一子一女。她形容丈夫個性剛直仗義、不拘小節、嫉惡如仇。一九六七年初,他眼看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禍延香港,便棄寫文藝小說,開始用萬人傑這筆名,專注在《星島晚報》撰寫《牛馬集》、《左道旁門》等政論專欄,強烈批評中共禍國殃民,煽動香港極左勢力,在香港製造事端,破壞社會安寧。那些擲地有聲的文章,迅即得到廣泛支持。他與當時經常在電台節目譴責左派暴行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原名林少波),堪稱那年代的反共健筆和名咀,亦因而成為左派暴徒的眼中釘。

同年八月廿四日,林彬與堂弟林光海駕車上班途中,慘遭伏擊。兩名扮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截停林駕駛的汽車後,放火將二人燒死。萬人傑同樣亦接獲死亡威脅,但他堅持留在香港,繼續對左派暴行口誅筆伐。


林彬逝世後兩個月,他針對毛澤東用來迷惑人心的《毛語錄》,出版《萬人傑語錄》與之大唱對台。十一月五日又創辦政論周刊《萬人雜誌》,邀請漫畫家嚴以敬(筆名阿虫)設計封面,張贛萍、何家驊(筆名岳騫)、程靖宇(筆名今聖歎)、焦毅夫、何水申、曾憲光等名家撰文。甫出版,便大受歡迎,銷路節節上升。他不時聯同一些作家與支持者茶聚,研討時政,期間有人倡議成立萬人協會,以團結更多力量。該會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侵佔中國東北的紀念日正式成立。


資深會員陳先生表示,讀萬人傑的文章,常感到一股浩然正氣,抒發出自己的心聲和鬱結。協會那時凝聚了各行業市民,人才濟濟,高峰期,會員多達千餘人。萬人傑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侵華的盧溝橋事變紀念日,再創辦《萬人日報》,得到很多會員無私支持,他們除了協助萬人傑處理出版業務,亦定期舉辦研討會,及發起聲討中共惡行的抗議活動。



一九七五年由大陸移居香港的作家劉濟昆,數年前曾在其報章專欄指出:來香港後讀過反共文章千萬篇,罵得最出色的莫過於萬人傑,他寫得比蔣介石更好,左派寫手望塵莫及,中共實有必要研讀《萬人傑語錄》。他十分贊同萬的說法:「站穩反共立場,但不唱反共八股,也不做罵街潑婦,我們是在人性方面反共,以理性態度反共。」


就在《萬人日報》面世前一年,萬人傑遇到人生一次重大打擊,他的兒子孝昌不幸因癌病去世,年僅廿四歲。何智明表示,一對子女都品學兼優,長女孝晶考取獎學金到美國攻讀物理,之後發展自己的舞蹈事業。兒子在六九年到美國修讀電機工程,抵美七個月驗出患上肺癌,但他奮發自強,一邊積極接受治療,與癌魔搏鬥,一邊努力完成本科和碩士課程,取得優異成績。在逝世前一年多,還回港協助父親籌辦《萬人日報》。



為人積極的萬人傑雖然承受喪子之痛,但他化悲痛為力量,以兒子之名,設立助學基金,為有需要的優秀學生提供資助。他並把這次家庭變故撰寫成書,名為《永恆的愛》(另有一版本名為《永不死亡的愛》)。台灣中央電影事業公司一九七七年根據此書拍成同名電影,由丁善璽導演,盧燕及賈思樂分演母子角色,獲得第廿四屆亞太影展的最佳劇情影片獎。

到了八二年中,心力交瘁的萬人傑突然中風,腦部、左手左腳均受影響,無奈退休,專心療養身體,兩年後移居美國波士頓與女兒團聚。何智明表示,丈夫雖身處海外,依然心繫香港,關注中國局勢。在家人悉心照顧和鼓勵下,萬人傑在八七年夏天重出江湖,為美洲版的《星島日報》撰寫專欄,品評時政。

一九八九年北京爆發學潮,萬人傑支持一些學生提出「要革命不要改革」的主張,認為中共黨性殘酷,如果這次民運不能令中共放棄權力,重建政治架構,必會換來鎮壓報復,後果堪虞。他還為此與幾名友好寫了份〈向北京學生致敬書〉,闡述其觀點,在波士頓僑學界支持北京學運的聯會上宣讀。豈料遭到一些左派,甚至是當時滯留美國的大陸自由派人士,包括劉賓雁等評擊,雙方一度在華文報章上展開筆戰。而往後局勢的發展就一如萬人傑所料。

同年十二月底,萬與家人回港探親,寄住朋友家中。在聖誕前夕的平安夜,他與多名好友聚舊後,或許心情興奮,無法入睡,獨坐在廳中看電視,不久便被發現暈倒梳化上,悄然告別了人間。何智明說:「他到底是屬於香港的,直到最後一口氣都要回到香港!」


何智明其後與萬人傑一些在美國的好友,於一九九三年成立萬人傑新聞文化基金會,將萬的遺產每年所得利息收益作為獎金,頒給為中國民主自由奮鬥的人士,以表揚他們的貢獻,十五年來共有四十多人獲奬。由於種種原因,基金會已於二OO七年結束,但何智明深信,萬人傑生前追求民主自由、批判獨裁政權的信念,會長存人間。當下的香港,更需發揚萬人傑的不屈精神和鬥志!



2014年1月號香港開放雜誌

女兒孝晶懷念父親的文章




萬人傑語錄摘篇












悼念萬人傑



《紀念逝去的報人》網站二O一四年一月十二日)

(另見《開放網》二O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活得豪氣去有遺憾的張贛萍
許之遠

一九六七年,已成年的香港居民,都會記得當年的左派暴動的情景;也同一個年代,香港有一本無人不知的雜誌:《萬人雜誌》;這是由作家萬人傑出面主編,實際執行編輯的是張贛萍。張當時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了,但賣文養不起家;主要入息,還要在《快報》兼採訪記者,並負責部分編務。這種日以夜繼的生活,終於在盛年(五十二歲)中猝然以心臟病的襲擊,搶救不及而去世。張的逝世,香港讀者趕來送喪,靈堂坐滿,到火葬場也近百人;以後又發起為其子女籌集教育基金。恐怕在香港作家群中,只有張贛萍一人得讀者這樣的愛戴。

張贛萍得讀者的愛戴有其主、客觀的條件;主觀的當然是他的作品,他在文壇雖然崛起不久,但在大報已有固定的寫作地盤,他的《彈雨餘生述》,以個人在戰場的親歷,身歷的描述又如此生動,題材如此驚險,在生死俄頃之間,張的生花妙筆,既能繪聲繪影,又能夾敘夾議。香港人看慣武俠小說那種虛無想像、不吃人間煙火、打不死的紙上武俠,一旦轉入有血有肉、真槍實彈的戰場搏鬥,又夾着國家、民族大義,這種敵愾同仇,當不是全不相關、作壁上觀的虛構武林故事可比。這種新作品,張贛萍一出手就抓住了讀者,一炮而紅。繼而《血淚斑斑》、《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傳》等寫實的傳記文學;然後又發展為戰地小說的《戰地春夢》、《勁草》等;又帶有個人傳奇性的《歡場兒女》、《美人恩》、《美人怨》、《一夜之間》,都教讀者對他生平的經歷,起了驚嘆的吸引。

客觀的環境,香港比鄰大陸,那時正當「文革」,有許多動亂的傳聞:「文革輸出」第一個站當然就是澳門與香港。葡國政府乾脆表示,隨時可以撤退,要輸出就不必了,來接管就好。香港政府早期也忍耐着靜觀其變。總督府也貼滿「大字報」,土製炸彈的「菠蘿」一日三驚,隨着林彬被活活燒死,左派也公開了黑名單,連原本左傾的金庸也走避鋒頭。大部分港人縮瑟着。就在那時,萬人傑以異軍突起,在他的專欄上,天天對左派言行抨擊,成為抗暴的英雄,自然在黑名單首列;並以「萬人磔」示其下場;張贛萍就這樣鼓勵萬出來辦一本雜誌,專門對暴行抨擊。

這個雜誌發行,本錢不過三兩萬元,交到張贛萍手上實際主持編務,竟然一紙風行。銷路還遠至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書報店,仍然獨佔鰲頭,銷路可謂無遠弗屆。我也從朋友處讀到了,這一本徹頭徹尾的反共雜誌,以「文革」大失僑心,也就在僑社風行起來。張贛萍也成了能廣結海外反共人士的重心人物。所以他然突然的逝世,不但香港人追悼,連海外眾多的讀者,很多都自動匯錢到《萬人雜誌》,響應為他一門孤寡籌款,並作子女的教育基金。
張贛萍主持實際的編務外,他的組織能力亦強,他能團結讀者群,定期餐聚,以後發展成「萬人協會」;讀者能與作者聯歡,這也是香港雜誌能發展讀者群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模式。由於張老編的誠摯,很得讀者的愛戴;萬人協會成為張廣結讀者的橋樑,也成了《萬人雜誌》推銷的生力軍。左派勢力愈囂張,該雜誌的銷路愈大。可以看出當時的暴烈行動,很惹港人的反感。

張贛萍的軍旅生活,在他的作品都有他的身影,甚至是他的經歷。若論作家與讀者之間最不隔膜的,以我所認識的、算得上作家的朋友,首推張贛萍。若論編者與作者最不隔膜的,而張贛萍算是個編者的話,也是他和作者最融洽的。以張的性格,胡爵坤先生最清楚:認為張那種「落落寡合的人,不容易交朋友,也很難交得上朋友。假如交上朋友的話,將是肝膽相照、聲氣相求的真朋友,而不是勢盡交絕、利盡交疏的偽朋友。」這幾句話,真可謂觀察入微,真不枉張視他為既知遇又知己。

張贛萍是純粹的港產作家;他到香港以投稿賣文始,成名以後也未離開過香港,又在伏案寫作之際感到不適,先後不到一小時就逝世。如果我們讀過他的作品,就會知道他的豪情,賭錢算得甚麼!賭命也不知多少次。真是活得豪氣、死得爽快的、絕無僅有的、如假包換的純種香港作家:沒有一篇文章、一本作品在香港以外刊行的;成名在香港,逝世在香港,沒有假借香港以外的聲華加在他的香港作家的桂冠上;所以是個「純種」的香港作家。

張贛萍本身就是個傳奇人物;他的經歷已較吸引,何況他還有一枝神奇的妙筆,驚異的描寫,教人目眩神奪。他迅速的崛起與倏然的逝世,就像隕星一樣,劃過長空,明亮而迅速的消失,一樣的教人驚嘆。

在抗日戰爭中,以淞滬之役(八‧一三)一起,他剛二十歲中學畢業即投身軍旅,以他的智勇剛毅,擔任守陣地的大隊長以致出入敵後的諜報隊隊長,都是九死一生的經歷;喝馬尿、臥棺材、沒有麻藥割肉取彈頭,重傷死而復生,張在八年抗戰中都經歷過。

張贛萍在國共內戰中,國軍在京滬失守之後,才帶着父親和弟弟來港,他到打石場做挑夫維持生活。由萬華清先生帶他離開挑夫、打石的行業;以後又由朱振聲(戎馬書生)、胡爵坤先生帶他走入作家的行列。他以後和太太谷志蘭結婚,在《彈雨餘生述》也有一段「夫子」自道的記述:他一生只寫過一次工工整整的信,「那就是追求我黃臉婆時的第一封戀愛信,等我追到了,又是『鬼畫符』了。」「我們結婚不但沒有嫁妝,窮得連一套新衣服也沒有,穿的西服,也是向朋友馬定波借的;更可笑的,連洞房花燭夜的床也沒有,我原用一塊門板做的單人床,也不過是在單人床櫈上加釘兩條橫木,另外加一塊木板,由單變雙而已。在我所有親友之中,我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對窮苦患難夫妻。」結婚後到懷着第三個孩子的時候,張太太以營養不良和操勞過度,得了肺病,那是一段最艱辛的歲月。過了這個厄運,張太太的病好了,也找到工作了。張贛萍的寫作生涯也開始有收穫,第四位幼男也出生了。

這是他們倆結婚後最快樂的時光。可惜那一年(一九六三)新春年初二全家出門去拜年,回來時,他們的木屋、家財、藏書、手稿全被燒光了。這對苦難鴛鴦,又得含着淚水去重建家園。

就在火毀住屋的那一年,香港《快報》創立,胡爵坤先生聘張贛萍到《快報》來;也從此,張的聲名鵲起,也算擺脫過去的窮困。他的事業也看到好的前景;可惜還不足十年,他竟然沒有任何預警下倒下,結束了傳奇的一生。

我為《萬人雜誌》撰稿多年,自然和張贛萍書稿往還,他還有錄音聲帶寄來,我也準備一九七二年赴約相見,怎料到尚有半年,他就不辭而別了,我們終於緣慳一面。

我們雖沒有相見,但多年的書信往還,我們已成通家之好;當年先父和岳父尚未去世,他們倒先見面多次了。一九七二年,我還是依計劃回香港,離開香港已是十年了。當然也去探訪張大嫂,長女剛可高中畢業,找到一份航空公司在啟德機場的文員工作。其弟妹猶是中、小學生。張大嫂第一次見面就拿出張贛萍手寫的一張遺囑給我看,說明他有不諱的時候就去找我。這的確是張的遺墨遺筆,他的「鬼畫符」誰都假冒不了的。張的周慮,為了這個家,真可謂無微不至。當時長女韋弦姪也不過十八歲,我還得徵詢她願不願意遠離家庭,她真有父親那一份果敢,就這樣決定。以後我帶她到加拿大來,跟着我做事、讀書;以後她和徐君結婚,一直勤奮的進修和力爭上游,已是為人妻為人母,還是電腦業的頂尖專家,常到歐美各大公司視察與指導,她坐飛機就像在香港坐渡海小輪一樣。我從未見過有如此努力上進的時下青年,張贛萍有這個女兒,亦足快慰平生。韋姪後接母親與弟弟來時,兩妹亦早巳結婚。

目前只幼妹一家留港,餘都在本市,事業俱各有成。張太太仍健康,只稍嫌重聽而已。桑榆晚景,含貽弄孫,亦稍補過去的辛勞,憾者不能與張贛萍同偕白首耳。而張贛萍那打不死的英雄氣概,縱有兒女私情,但都不會不釋懷的,只是他的理想和抱負未實現,應屬遺憾吧!

張寫了不少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仍嫌戰場情形「一筆帶過」,他的理想作品已在腦海醞釀了十多年,主要人物都有了,連標題都想好了──《同歸於盡》;主題是反戰的。除此之外,他還計劃寫一部沒有對白,全部是心理刻劃的小說,這部小說的人物和故事也想好了,標題──《三年兩語》;寫一對每日相見的男女,暗戀三年,從未打過招呼,未正面說過一句話。等到打招呼,只說兩句話的時候,故事也結束了。這些理想終未實現。

《許之遠文集》

硝煙筆戰──憶萬人傑
沈西城

近日,陶、蕭兩才子隔空爭辯,戰情激烈,我乃局外人,難置喙,瞧熱鬧!猶憶上世紀六七年有一場文壇論戰,硝煙濃烈,勝今多耳。未說過程,先介紹論戰兩位主角:徐速和萬人傑。徐速聲名赫赫,一本《星星.月亮.太陽》名聞遐邇,名利兼得。萬人傑則去世二十多年,日落星沉,知者不多。萬人傑原名陳子雋,生於一九一七年,長徐速七歲,廣東番禺人,四六年抵港,先後出任《工商》、《華僑》、《星晚》編輯,復以「俊人」筆名撰寫言情小說,一部《畸人艷婦》,聲名鵲起,成為六七十年代最著名的作家。徐、陳兩人,一崇文學,一倡流行,粵諺云「大纜都扯唔埋」,何故會遽然反目?這正是大詩人蔡炎培老哥哥惹的禍。六五年徐速辦《當代文藝》,一紙風行,成為愛好文藝者的讀物,六七年,《當代文藝》發表了一首署名林筑(即蔡炎培)的新詩,題為〈曉鏡——寄商隱〉,這首詩招來《萬人雜誌》宋逸民譏評,彼以〈「密碼派」詩文今昔觀〉為題,重點指出這首〈曉鏡〉是「密碼詩」,評曰:「這首詩雖然是用中國字寫的,每個字我們都認識,但組成句子之後卻每一句都看不懂。」徐速基於維護作者的尊嚴,起而捍衛,寫了一篇長文〈為「密碼」辨證並泛論現代詩的特性及前途〉。「徐速所持的觀點着重此詩不屬「密碼」,用詞造句,極為清晰,還旁徵博引,替此詩辯解。」(引慕容羽軍語)徐速本意除了辯誣還有出於愛護後輩之心意,豈料引來萬人傑不滿,在《星晚》「綜合版」「生活圈」《微悟集》專欄排日撰文反駁。徐速直性子,哪受得挑弄,揮筆迎戰,你來我往,殺得天昏地黑,正是:八方風雨會香江,玉堂仙客聚文壇。

筆戰持續,到了最後,批的批盡,罵的罵光,再無深意,人人都以為論戰快落幕,卻是變生肘腋,蕭牆禍起,慕容羽軍記其事云──「《萬人雜誌》那邊,發現了1969年10月20日《新晚報》副刊署名深苔〈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的文章,指出南洋大學180名學生選出20個『最喜歡的作家』,魯迅佔第一,徐速佔第六。文中更指出:『這排行第六的作者是誰?』隨即說『就是《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而《星星.月亮.太陽》,乃是『抄襲抗戰時的一本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但是抄得比原來小說差多了。』」萬人傑得知,喜上眉梢,在《萬人雜誌》發表文章,直指徐速抄襲姚雪垠,同時許下重金徵求《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書,於是「密碼詩」聲滅,討伐「抄襲」怒潮勃起。徐速面對質詢,憂心怔忡,連忙約晤慕容羽軍茶聚,因他知道慕容羽軍南下香港時,身邊僅帶三本書,《春》書是其一。慕容羽軍不欲多事,對徐速說「我有這本書,但我有堅持,我的書絕不借給別人!」徐速這才釋懷。若干年後,徐速已逝,我跟慕容兄晤面,詢及此事:徐速是否抄襲?回道「不敢說,可受影響是免不了的。」回說筆戰,如火如荼,徐速筋疲力倦,終乞徐東濱代斡旋,始寢其事。

八十年代初,徐速遷居北角麗池,望衡對宇,跟我成為鄰居,偶然我會到他家吃早餐,提起筆戰,徐速餘怒未息,憤然道:「西城!我徐速怎會抄襲,那對不起讀者,更對不起自己!」越一年,徐速病逝,享年五十七。萬人傑我僅見過一面,七一年隨報界前輩往詣「萬人協會」,聽萬人傑講演,慷慨激昂,銳利如刃,他說「香港共黨搞事者,什麼都自稱『愛國』,愛國乜,愛國物,彷彿愛國是他們專利品,別人休得分享。不過,他們的愛國是自稱而已,事實上呢,他們不但不愛國,而且是害國。」此言於今仍適用。八九年平安夜,萬人傑去世,得壽七十二。

(附記:巴黎恐襲,世人多咒罵恐怖分子而怠於追索其由,竊以為清本正源,方可得和平。)

讀者留言摘錄

芝士有識:

憶當年萬人傑為文,極其反共。

其後愛子英年早逝,寫了多篇文章悼念,千元西服陪葬,印象頗深。

又其後,與另一寫手(姓馬?)聯手,連月筆戰胡菊人,更寫《胡笳十八拍》文章十八篇,連環攻擊,極盡挖苦,用字辛辣無情。

本小子當年,已有不以為然之慨~

Fengshui Leung:

萬人傑後來在快報又與田雪筆戰。記憶中應是四人幫後期。其時田雪在快報有專欄專寫大陸政壇小道消息。

Perry Yung:

萬人傑行文用字簡潔俐落,言簡意賅,老嫗俱解,他在上海街附近經營的俊人書店乃我幼時留連打書釘之地,他的萬人什誌俟六七暴動後更是獨領風騷,洛陽紙貴,可惜晚年反共反到走火入魔,文章淪為反共八股,了無新意,又喜到處樹敵,話說當年梁小中邀請萬人傑在大中報開一個副刋專欄,誰料day one就和其他專欄作家開火,唔係一個,係全部!記憶中只有醉茶集的作者冇同佢反面而已!

Yu Lai Mei:
《星》書舊版好看,新版結局將女主角亞南斷腳改成……

傷盡讀者心。

Nicholas Parker:

那詩說的明明是魚玄機的故事,卻又要「寄」不相干的李商隱,有說是當時戀上有夫之婦的蔡炎培自比於與魚玄機作不倫戀的溫庭筠,並向友人傾訴斷腸的夫子自道來者。貫徹全詩都是性的隱諭可不須怎樣解碼,當時萬人傑就二話不說將之惡搞成鹹濕文字。右傾言辭一向辛辣的萬,損人那得留有餘地?

至於那個吹雞說徐抄襲而再掀罵戰的「深苔」,有說不就是日後以相學聞名於世,今也已歿的林真。

俱往矣。猶記萬人雜誌當時封面與插圖常用嚴以敬(今之阿蟲)漫畫,粗墨素描禿胖老毛、粗眉林彪,俱躍然紙上,於今憶來,恍如昨日。

Nicholas Parker:

豈敢?弟當時只黃口小兒,好奇翻閱家中大人買的雜誌,當讀到「咸宜觀有人疾書、那一筆寫在未濃的墨上、重新跌望背壁的觀音、是魚是鳥是最玄的女體」與惡搞者的解讀時,也不禁莞爾:係喎,又確係廚房階磚嚟。

Nicholas Parker:

那些年,沒有性教育這回事,遑論互聯網。我們都是在好奇與摸索中一路走來。

Jacqueline Tong:

我读过万人傑的作品。非常反共。
当时他被左派报纸视作眼中钉。记忆中他的儿子早逝,还得到某报庆贺。

Mancheuk Tsang:

我讀過二者的書,我相信徐有意抄襲。

Hinhing Wu:

事實上,徐速是有將《春暖花開的時候》翻印的。本人手頭上保存了一冊。

徐速一個「好戰份子」,除本文所述外,他還伙同黃思騁跟盧森和他的《文壇》罵戰;也為了仲實寫了一篇揶揄徐速文風的「紅燒清燉之類」而砲轟《新晚報》。十分之「火」。

蘋果日報二O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2016年6月8日 星期三

悼劉述先教授

劉述先教授訃告


本系榮休教授劉述先2016年6月6日清晨於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二歲。本系同仁深感哀痛,並向劉夫人及兩位劉公子致以深切慰問。

劉教授1934年生於上海,台灣大學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東海大學、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自1974年起,劉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之邀到中大任職並主持系務。1981年,劉教授辭去南伊大教職,正式應聘出任中大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展開了與中大長達二十多年的因緣,迄1999年榮休為止。多年來,劉教授盡心盡力,無論在教學、研究、行政上均對哲學系、文學院、新亞書院及大學貢獻良多。劉教授在香港桃李滿門,大部分博士學生現任職香港各間大學;他對香港的高等教育,可謂竭盡樹人之責。在研究方面,劉教授著作等身,望重學林,多年來致力於重建儒學,被譽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劉教授自中大榮休後,移居台灣,任職於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今哲人其萎,但劉教授之言傳身教,必長留本系同仁及學生心中。

2016年6月7日

Obituary of Professor Liu Shu-hsie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mourns the passing of Liu Shu-hsien,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Department, on 6 June 2016, in Taipei, at the age of 82. The Department offers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Mrs. Liu and his sons, James and Jeff.

Professor Liu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34. He graduated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his Ph.D. from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He first taught at Tunghai University (1958–1962) and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66–1981) before join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1974, Professor Liu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Department and later appointed as the chairman. In 1981, he formally resigned from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nd became Chair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99. Professor Liu had served the Department, the Faculty of Arts, New Asia College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 for over two decades. During the time he supervised a number of graduate students, most of whom are now teaching at local universities. H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ertiary education of Hong Kong has been remarkable. In terms of research, Professor Liu was a prolific writer, and his works have been the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 addition, his lifelong effort to reinterpret and reconstruct Confucian humanism has won him the honor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Since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Professor Liu had moved to Taiwan and become affiliated with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of Academia Sinica.

The exemplary role model of Professor Liu as a scholar, teacher, and advisor will be dearly remembered by all of us.
7 June 2016

CUHK Philosophy Department臉書專頁二O一六年六月七日)

老師,安息!
周保松


驚悉劉述先先生今天早上於臺北逝世。十分難過。

劉生長期擔任哲學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教過我《西方哲學史》、《文化哲學》等課。還記得,劉生上課時,會帶著一個小擴音機。入到課室,就會坐下來開講。即使過了二十多年,我仍然記得《西哲史》是在本部上,而《文化哲學》則在聯合的鄭棟材樓。

那時的我,無心向學,大部份時間都在搞學生運動,有次上課睡著了,劉生上完課,離開,我還未醒過來,但劉生也沒怪我。現在回想,不禁莞爾。劉生平時給人感覺挺嚴肅的,但我記得有幾次下課後,和他及鄭宗義先生(那時是劉生的博士生)去聯合Canteen喝茶聊天,卻十分愉快,什麼都談,他對我參與的「課外活動」也挺肯定。劉生一向關心時局,而且甚有主見,所以和他聊天,總可以聽到不少獨到分析。

我那時喜歡讀劉生的書。《生命情調的抉擇》、《文化哲學的試探》、《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等都讀了,從中可以瞭解劉生的學思歷程和老一輩新儒學者的故事。劉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學者,可惜我的學術興趣不在那裡,所以認識不深,只知道他特別強調理一分殊,以及重視儒學和其他宗教文明的對話。劉生是個率直認真的人,有什麼說什麼,所以他和別人的學術論戰文字特別好看。記得1995年,他和余英時先生在中大祖堯堂,便曾就錢穆是否屬於新儒家有過一場精彩辯論。當時的《二十一世紀》常刊登他的文章,我也時時追讀。

劉生退休回臺北後,我曾在中研院開會時見過他一兩次。他每次都好高興,一如以往微微笑著,一如以往告訴我他正在寫什麼書。

每每想起劉生,我腦裡浮現的,總是他下完課,將書放進一個很舊很老式的公事包,然後揹起他的小擴音機,然後一個人步行下山的背影。

老師,安息!

周保松臉書二O一六年六月六日)

敬悼劉述先教授
陳來


三年前,到深圳大學參加儒學研討會,看到劉述先先生夫婦也來參會,心中很高興,許久沒有看到他們夫婦二人一起跟大家相聚。只是遺憾地看到劉先生活動有些不便,他夫人告訴我是患了帕金森病。但此病並不影響思維,劉先生在會上的講演述及三代新儒家,而特別提及他與杜維明先生的一致追求,我仍然記憶猶新。

去年我去臺灣開會,上午在台大高研院作了報告,隨即先行離開,因為我約了要去看劉先生,並想請他一起吃飯。近年我去臺灣的頻率也不太高,一年最多一次,而劉先生患病在身,恐怕見一次少一次,這次因為知道陳榮開也在臺北,以故行前托榮開去聯繫,一定要和劉先生聚一下。榮開帶我上了計程車,說劉先生現在不要別人請客,他已經碰了一回。我們到了約定的酒店,並不不在南港,而是在臺北市中心,讓劉先生跑這麼遠來,我本來於心不忍,但這是劉先生定的地方也只好如此。我們先到不久,劉先生夫婦乘計程車而來,坐下寒喧後,我說今天我作個小東,您一定要給我這個機會。劉先生說,你還沒資格。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飯中劉先生說,你曾經有一段研究到古代去了,你的《仁學本體論》我已經看了,從古代、王船山回來了,我覺得很好。可見劉先生對我的的學術發展很為關注。其實,1999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學,本來就是劉先生一力促成,希望我來接續他退休之後的中大儒學發展。

吃飯很歡洽,劉夫人還是一如既往,非常健談。飯後二位又同乘計程車,同我們揮手告別離開。這一場景,我還歷歷在目。

今天在澳門開會,收到短信,轉來林月惠教授發來的資訊,告知劉先生離世的消息,心中頗感悵然,劉先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出道甚早,牟宗三先生為其父執,在東海大學曾教過杜維明先生,八O至九O二十年主掌香港新儒家的大本營,在第三代新儒家中居於中堅的地位。他退休後轉到中研院文哲所,更加強了對牟先生去世後臺灣儒學的引領。總之他一生著述不斷,在儒學研究方面不僅造詣甚為深厚,而且不斷結合歐美的新的哲學、宗教的發展,據本開新,在理論上開出新的局面,為當代儒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哲人其萎,深切悼念劉述先先生。

陳來敬悼

2016.6.6

*本文來源「北大儒行社」微信公號,轉載請注明出處。

《鳳凰國學》二O一六年六月六日)

輓詞

驚聞劉述先先生去世,敬悼之:

學貫中西,斐然著述。德馨內外,卓爾儒先。

──米灣(王瑞昌,首都經貿大學教授)

沉痛哀悼劉述先先生

一代名儒

博古通今,守先待後,維持斯文不易;
融中化西,度左越右,傳承道統有功。

──慕朵生(中國儒教網主編)

挽劉述先先生
張晚林

不經意間,驚悉劉述先先生今晨駕鶴西去,不禁茫然失據,不知如何表達哀悼悲傷之情。像我這樣的後學,並無太多機會與先生討教,只是從他的書裡瞭解了他的學問,特別是他對「內在超越說」的推進與弘揚,成為了我瞭解儒家學問的基本理路與框架,也堅定了我認定儒學為宗教、其在學理上的依據與存在上的信念。

先生不但在學術上紹述先聖,引領後學,而且在現實中注意獎掖青年學者。2008年以來,先生以私人積蓄在武漢大學孔子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設立兩個獎項──劉靜窗青年教師獎與王蘊聰紀念獎學金,專門獎勵在現代新儒學研究方面的青年才俊與在讀博士生。這兩個獎項既是先生對椿萱之緬懷,也是先生對後學的鼓勵。2012年,經過評審委員會推薦,最後報請先生認可,第三屆劉靜窗青年教師獎授予了我,令我意外亦惶恐,因為我還從沒親聆過先生的教誨,甚至以前還根本不知道先生設立了這個獎項。我只是在當時的獲獎答謝詞中最後說:“值此之際,向設立這個獎項的劉述先教授致以誠摯的謝意,祝福他老人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授獎儀式結束後,胡治洪老師告訴我,先生即將八十華誕,準備出一本紀念文集,讓我寫點文字,我允諾會寫一篇。但回到家裡,翻開先生的相關書籍,覺得一下子無從述其學,又無當面討教的機緣,無回憶文章可寫,就擱下來了。

2013年11月15-18日,第十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深圳大學召開,先生作為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蒞臨大會,並作主題演講《對全球在地化問題的反思的回應》。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感覺他聲音洪亮,思維敏捷且表達流利。但當我在餐廳迎面見到他時,發現他行動已不便,有時還要老伴攙扶,同仁告訴我患了帕金森綜合症。本來想借此機會親聆先生教誨的,因這個原因,不好打攪,只得作罷了。直至今日,心願未了,而先生先行矣,留下永遠之遺憾。睹物思人,撫往慨今,挽聯曰:

述先賢,紹聖教,鴻篇巨制徹寰宇
掖後學,振木鐸,厚德輝光滿人間

後學:湖南科技大學張晚林(湖南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

悼念劉述先先生
樂愛國

早起,看到「儒家網」訃告:「著名儒家學者劉述先先生逝世」。雖然早已知道劉先生一直身體欠佳,但還是心頭不覺一震。

2005年底,我應臺灣「中央院」文哲所林慶彰先生邀請,出席「浙江學者的經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茶歇時拜會劉先生,此前,我早已讀過他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交談之間,除了請教一些有關朱子學的問題外,還帶去高令印先生的問候。一晃十多年過去,當年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劉先生在朱子學方面,造詣頗深,尤其對牟宗三、錢穆的朱子哲學研究,有自己的理解,並希望結合二者不同觀點,有新的發展。當然,他還十分重視唐君毅的朱子哲學研究,認為「唐先生的研究其實很有蘊涵,有涵括性,可以彌補牟先生的不足」。近年來,我因主持一專案,需要對現代朱子學研究做一學術思想史的梳理,其中撰《現代朱子哲學研究述論——從馮友蘭到唐君毅、牟宗三、錢穆》,對劉先生的觀點多有引述。我冒昧地將書稿之目錄、導言,請教於劉先生,方知他已是重病在身,儘管如此,他還是做了簡要回應。當時,我還特別囑咐正在臺灣訪學的我的弟子馮兵前去看望。前些天,我應邀到華僑大學為研究生主持答辯,並作《朱熹論「道」》,還與馮兵談及劉先生的病情。沒想到,此時竟是天人相隔!

寥寥數語,以表敬悼之情。

樂愛國(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2016.6.7

附:往返書信一則

劉教授:您好!我是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樂愛國,記得我曾到臺灣中研院出席經學會議,拜見過您。近來,我主持一項目:「百年朱子學研究精華集成」。先是把民國時期(1912-1949)的朱子學研究做了整理,接着探討唐君毅、牟宗三、錢穆的朱熹哲學研究,基本上有了一點文字,題為《現代朱子學研究的興盛──從馮友蘭到唐君毅、牟宗三、錢穆的朱熹哲學研究》,現把目錄和導言發給您,見附件,請指教。

謝謝。

樂愛國

樂教授:

承賜寄大作目錄與導言,十分感謝;大作對朱熹的研究有宏觀的視野和細緻的討論。但我行年八十,右眼失明,又患帕金森症,不能像往昔一樣作學問,只能作一簡單回應,至以為憾。

順頌 時祺

劉述先 謹啟

《今日頭條》二O一六年六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