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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1日 星期一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上)


訪談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地點:羈魂家
訪問:吳美筠(以下簡稱吳)
受訪:羈魂(以下簡稱羈)
整理、修訂、補註:吳美筠
文字記錄:張麗儀

六十年代的語文教育與香港現代文學


吳:60年代所接受的中文教育是否以文言為主?
羈:記憶中我那個年代中小學的中文課文是以白話文為主,只有小量文言文。白話文多是五四時著名作家,如朱自清、冰心、魯迅等。當然,到了我教學時的七、八十年代,教材已大有改變,但肯定是沒有當代的。(註1)
吳:當時大陸談論魯迅嗎?
羈:有,但台灣卻禁談。
吳:台灣不談魯迅,大陸也談得偏頗。
羈:大陸就不談胡適那些。
吳:但是國內的課文仍有〈背影)那類很典型的文章。
羈:對、對,還有冰心的〈紙船〉、〈寄小讀者〉等。
吳:那麼你中學的時候呢?由1961、62年起就已有高中會考,你應該也有考過這個會考。當中的中文課程是偏重文言文的嗎?
羈:也不是純粹文言,也有白話的。
吳:比重多少?
羈:記不清楚了。
吳:但當時你感覺的比重是如何的?因為不少人回憶當年,認為是太少現代文學的接觸,為何會出現這種論調呢?
羈:現、當代文學肯定絕無僅有。
吳:魯迅、冰心不就是現代的嗎?
羈:當然是,但再後一點的,如三、四十年代的就沒有了。其實……怎麼說呢?當時我們所唸的中文科還叫「國文科」,當中好像還包含中史(印象模糊了,記不清楚)。是這樣的,我們要唸兩科中文,其中第二科就包括中史、文化成份在內,另一科就屬於寫作、語文部分,具體內容已記不清楚。有趣的是,正因為學校以全英語教學,只有中文科才用中文(粵語),所以我們特別珍惜講中文的機會。也不知為甚麼,那個年代不少中學,尤其英文中學,出現了「文社」這類以中文寫作為主的學生組織。一般來說,學校並不反對;當時還有一個說法:多個社員,少個阿飛呢!因此,除了中文學會,我們也在校內或校外辦文社。這其實不只是我校皇仁書院的特徵,很多學校也如此;不過,在英文中學裏強調中文寫作,這現象也頗有趣。
吳:我看過六、七十年代許錫慶編的書。他的中文參考書,都是教中文應用文,而且是比較正規、有雅語的應用文;另外他六十年代所寫的國文教科書,文言佔了很大的比例,只有最後一兩篇是魯迅或是冰心的。這個比例於當時的中文,即一般中學的中文科,是否普遍的呢?(註2)
羈:我真的不記得了。總之,我記得文言文的比重不少,最起碼相對現時的來說。
吳:讀過甚麼課文,可以舉例嗎?
羈:我們中學會考要讀很多現在看來相當艱深的文言文。我的筆名羈魂,就是出自在中三讀的〈祭妹文〉,試想想中三就要讀袁枚的古文!另外,廖明活的筆名「際涯」,就是出自范仲淹〈岳陽樓記〉:「橫無際涯」。那時候,我們一起讀中三,一起辦文社,所以各人也改了筆名。
吳:即是你中三已經辦文社。
羈:對,是61年唸中三那年。
吳:那麼你的文社是跨學校的,不止於自己的學校了?
羈:對!是跨學校的。
吳:如此看來,你中五時所唸的文言就更深的了。高中讀甚麼篇章?
羈:我記得有《論語》、《莊子‧秋水篇》、好像還有《韓非子》。


文社及文藝雜誌與現代文學

吳:換言之,當時於你個人來說,對那些文言並沒有很大的不滿,或抱怨沒有接觸過現代文學。直到創立「藍馬現代文學社」,才高舉現代文學,推動現代文學。當時的你,不是有感於接觸太少現代文學而辦文社,只是覺得接觸太少中文才辦文社。
羈:應該可以這樣說。其實,我對文學的興趣源於古典,所以對古典文學完全沒有排斥,甚至十分欣賞,如詩詞、對聯、古文等。小學時期,我甚至覺得朱自清那類文章也可以寫,有一種少年不知天高地厚的輕狂。
吳:朱自清那類其實也不是太難寫吧。
羈:但當年來說,也是公認的好文章。
吳: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也有其優點,但一些老師教得不好,只集中教修辭或文字技巧,而且與當代經驗距離愈來愈遠。
羈:其實〈背影〉可以寫得更精練些。
吳:即使朱自清的白話文,當時你自問也能寫作、也能模仿。
羈:當年辦文社,我們主要是寫白話散文。初期並沒有現代的概念,我也沒有。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吳:他們是比較積極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文社就直接叫「座標現代文學社」。於是促使我們也去看現代文學。
吳:草川是誰?
羈:張浩然。
吳:草川現在已不活躍寫作了!
羈:應已不活躍。
吳:談談座標現代文學社如何推動現代文學。
羈:他們的作品是用較新的手法寫;坦白說,四五十年代,當時國內的象徵派那些作品,我們還未有涉獵,所以所看到的現代,主要是香港、台灣所謂的現代;再回頭看那些(國內的),才發現原來不止朱自清的。
吳:看來當時的閱讀是接受二手的現代。在校內接觸中文少,對英文中學的英文教育、殖民教育反叛,然後接觸現代文學,就是通過很少量的課本及文社的交流,然後再打開現代主義、象徵主義的形式。但你的閱讀呢?你也會借書看吧,在學校圖書館、書店「打書釘」也好,中三至高中以後的中學階段,其實你是否已經接觸到《詩朵》那些刊物。
羈:對!現在也有一兩本刊物在。
吳:即是中三「文秀」文社時期……
羈:當時還在白話文的框架內,直至投稿《星島》,那時有一專頁叫「學生園地」,在那兒看到「座標」的作品,接著看《中國學生周報》所介紹的台灣現代作品。(主要就是《中國學生周報》內的「粹華版」)(馬吉按:當為「穗華版」),才發現原來白話文可以這樣寫,並不只是朱自清式的。涉獵多了,便嘗試創作,一路寫下去就寫到了自己的《胡言集》。當時《星島》專欄,也寫了不少「古靈精怪」風格的作品;這就吸引了許定銘主動找我創辦「藍馬」。(註3)
吳:你當時的閱讀世界裏,除了《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後來易名為「青年園地」)和《中國學生周報》,有沒有看過其他相類刊物,如《青年樂園》?
羈:《青年樂園》?有啊!不過,它相對較保守,而且是屬左派刊物。
吳:《詩朵》可有接觸過?
羈:《詩朵》是一份獨立刊物。我也曾買來看。
吳:當時是高中?
羈:是,應該是高中,是與許定銘辦藍馬社之後,才發現那麼多好東西。
吳:開始接觸《文藝新潮》?
羈:對!
吳:但《文藝新潮》的出版是先於你的創作,是在五十年代末。
羈:對,所以我們是去翻尋出來看。
吳:即是你們的閱讀不是在《文藝新潮》出版同時發生,而是通過搜購、追溯而接觸?
羈:於我來說是追尋的。
吳:如此看來,並非先閱讀了這些才會有文社,但如你所說,就是因為中學教育產生了中文書寫的興趣,然後才回頭搜購已出版了十年、八年的現代主義的《文藝新潮》,相隔了十年市面仍可買到?
羈:是的,我們不時去實用書店(註4)搜尋很多舊書報的。
吳:當時是維持在買舊書的狀態?
羈:對!就是去搜尋。
吳:那《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那些雜誌是可以在報攤買到的?
羈:對,當時是很方便的。
吳:那不是要花費很多金錢?會不會是只有中產學生才有這些資本呢?記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三百多塊才可印到社刊,但當時一般的薪金也都是三百多塊一個月。
羈:對!對!
吳:那麼你們也挺富貴吧?(一笑)當時只不過是名中學生。
羈:當時我們有儲蓄零用錢,而且大家合資,尚可應付。
吳:但也要有錢才能合資吧!
羈:我們大多來自基層,都是靠節衣縮食......
吳:但你們還要買些雜誌……
羈:我們當時還有點稿費呢!雖然只是十元八塊,一點一滴儲蓄。此外,我們的集體創作〈文社餘墨〉,所收稿費就要歸公。
吳:即是《星島》投稿所得稿費是要歸公的。
羈:雖然只有十元八塊但也是錢嘛!
吳:那麼買雜誌的錢呢?也是稿費裏補潤?
羈:雜誌是自己買的,因為……
吳:因為我看到文社大部份都是基層的,社址大多是甚麼屋邨;但市面能買到的雜誌不少,而文社社員提到看到的雜誌數量比現在的更多,還包括左中右的。
羈:當時有些雜誌是不用買的,只打書釘而已。例如《青年樂園》就不是每期也買,只是看合適的,或是有刊登自己作品的才買。《中國學生周報》基本上就每期買,但當時是很便宜的,只是一兩毫。(具體價錢也記不清楚,可上網查看。)(註5)


報紙編輯方向與文社發展

吳:報紙就在家裏看?
羈:學校有訂閱報紙,而住處樓下的藥材舖也有訂閱。藥材舖通常不會保存,我們就每天剪下喜愛的文章,或整頁留下;但如果當天有自己的作品,當然就會購買。
吳:打「報」釘!原來如此。
羈:但當時《星島》也頗貴的,要兩角錢。其他的只賣一角。
吳:除了《星島》,當時《華僑》也有學生版。
羈:《華僑》也有投稿,但相對較少。
吳:另外《工商日報》及《新晚報》呢?
羈:《天天日報》也有投稿。還有《香港時報》。
吳:《香港時報》是右派的。
羈:當時真的有很多很多投稿園地,不過,主力仍是《星島》和《中國學生周報》。不過,《中國學生周報》盡量不標榜文社,只看文章水平。
吳:反而《星島》就可以用文社冠名刊登。你知道為甚麼《星島》會接納以文社名義的呢?
羈:許定銘提過,當時《星島》的主編是胡輝光,這個名字至今我仍記得,但卻從未見過他。他對不同風格的作品似乎來者不拒,雖然不知道他為何這樣做,但有趣的是,在無心插柳下,就促成了文社這樣一個氣氛。
吳:《華僑》也可以的?
羈:應該可以,卻營造不到那種氣氛。《星島》還有一個好處:雖不定期,卻較頻密;《華僑》通常一星期才出一期,須知我們投稿的心態是天天追看的。
吳:《星島》是每天出專頁的?
羈:雖不是每天,也不定期,卻總算頻密。有時候是星期一,突然星期二又出版,頻率很高。
吳:就是見縫插針式?
羈:對,我們就是覺得獲發表的機會率較大,便形成了一種氛圍,聚集了一些作者。
吳:在《天天日報》、《香港時報》以及《工商日報》就是單篇發表,對吧?
羈:其實它們也有專欄或專頁的,不過,就是不定期。
吳:也有一個專頁可以用社名來發表的吧!
羈:沒錯!記得《文秀》某周年紀念,我有一篇感言是在《天天日報》發表的。《天天日報》當時也想爭取發表一些文社中人的文章;當然是為了和《星島日報》競爭,但最終仍是《星島》勝出。

註釋

註1:陳國球在〈承納中國,建構虛幻──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一文敍論香港官方制定的中國語文課程選取課文,可作詳細補充。根據1956年教育司署頒布中英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篇目,中三範文教材87篇現代只有37篇,並未佔超過一半。到六十年代沒有多大變動。直至1975年教育司署開始擬定把語文及文學分科。而點算由1956年到1990年的中國語文初中課程篇目,在新文學運動最早進入經典化的作家,依次朱自清、葉紹鈞、冰心、魯迅、巴金、老舍的篇章出現最多。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魯迅的〈風箏〉、巴金的〈繁星〉等均出現自1956年到1990年,直到90年代才選入如思果、鄭愁予、張曉風等當代作家的作品。(見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93-225。)

註2:根據姚素珍:〈香港中國語文教育的發展〉,六十年代頒佈五年制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比英文中學多,1963年港大入學試取消英文以外一科語文及格,嚴重打擊香港中學的中文教育。1964年以前中文科考試分兩卷,卷一考論述文題和應用題,卷二考英譯中及中譯英,一段文言一段語體。另一科中國語文及歷史。《通經致用:第二屆中華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2012年),頁281。

註3:1964年許定銘在《星島日報‧青年園地》以芷蘭及激流二社名義刊登啓事:「文秀文社羈魂君:有事商奉,請示尊址,是盼。」並公開私人蘇屋村住址請受文者回覆。當時兩者並不相識,羈魂最終把信寄去,許定銘回信就是表示計劃聯合組成新文社,就是後來的藍馬社。見羈魂:《詩路花雨》(香港:紙藝軒出版社,2015年),頁44-45。

註4:實用書店於五十年代由龍良臣創辦,前身是左派出版社求實出版社,六十年代位於西洋菜街二號,那時重印很多按照民國原版書籍,七十年代末遷至彌敦道麗星大廈三樓文明里附近,2014年6月結業。
註5:《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創刊時每份零售價港幣壹角。在1960年6月10日第412期的《中國學生周報》上刊登的訂閱辦法上記載,香港、澳門、台灣訂閱連平郵郵費每半年二元五角,每年五元。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中)


青年文社因六七暴動衰落?


吳:若是如此,容我岔開一下,你的書裏討論了很多六七暴動對文社衰落的影響,但你亦提到,文社的生命期亦已到了尾聲。
羈:其實兩個原因也有。
吳:會否《星島日報》的編輯換人或者編輯方針轉變也是個影響?六七之後會否影響報紙立場,而文社的氛圍亦漸減退?
羈:也可以這樣說。不過坦白說,我沒有做資料搜集。《星島》之後仍有出版「青年園地」,卻同時增加了一些給大學生的版面,如「大學文藝」等。(我也曾投稿那兒呢!)這樣既分薄了稿源,亦影響了投稿學生的取向。例如我,六七年已入大學,脫離了投稿「學生/青年園地」那種心態;加上暴動,後繼乏人,而學校及家長也不會再放任孩子。你知道嗎?當年我們是可以登報徵求社友的,我和許定銘也是這樣認識的。(至於也斯卻是經由同學介紹認識的。)但六七暴動之後,相信已很難如此招收社員了。幾個因素加起來,包括你所說的報刊轉變方針,文社可以發表的園地便日漸萎縮。
吳:那就不是階段性的問題,而是青年工作的轉型,教育生活的改變。我們這新一代的媒體人很難想像,利用媒體,尤其報紙,可以刊登一些徵求社友、與文友聯絡,甚至一些文社的尋人啓事(如許定銘公開尋找你那類啓事),更難以想像這些現在屬於收費的分類廣告,當時可以用投稿方式刊登,發表社際消息又不用收費。現在的媒體是商業化運作,需要賺錢;此外,很難想像如此輕易地把個人住址這些私隱資料公開,這是很不安全的。
羈:那時候沒有私隱的概念。
吳:當時認為沒有問題,但六七以後就會對公開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有所保留。
羈:基本上,我想家長也有這種顧慮。回想起來,我們當年實在真個不知天高地厚,記得我們《文秀》曾在《星島日報》登了一個廣告,公開徵友,只要提交一篇文章,經我們審閱就可以,當時是把某個社友的住址當社址一併刊登出來的。
吳:當時不止你的,也有不少文社以住址作會址並予以公開;較有錢的,就會開一個郵政信箱,但比例不多。大部份是住址,甚至有名有姓,沒有太多私隱,所以,相對上當年你們的安全感倒比現在大。
羈:當然也知道或會引來一些問題,如搗亂等。
吳:有沒有發生過?
羈:也有。
吳:打劫事件呢?
羈:這倒沒聽過。主要問題是不少人藉此來結識異性。可能那些文社根本沒有甚麼活動,徵求社友男女皆可,因而可以認識很多女性。
吳:哦!有些人就是以此來徵友,並不是真心辦文社的。
羈:也會有的。
吳:那如果是來搗亂的,應該就只見一次便不會有下文吧。
羈:這我就不知道了,幸而我們文社沒有發生過,但聽說某些文社真有這些事件。
吳:那些文社應結識了很多女生吧。(羈笑)反而你的文社這麼大,卻沒有這類事件?
羈:沒有,可能加入的都是想寫作的,希望認識多些這類朋友。

傳統與現代的寫作爭論

風兩文社在youtube上載當時聚會照片




吳:當時有數個大社,例如「風雨」、你們的「文秀」文社以及「海棠」等。
羈:對!還有「晨風」,也屬大社。
吳:你書裏曾提及,當年「海棠」曾掀起一次關於現代與傳統的爭論,說甚麼「孝子、浪子」,(註1)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羈:其實,先是傳統的一方罵現代的一方是「浪子」,數典忘宗。
吳:是「海棠」文社的人嗎?。
羈:對!「海棠」的社員,如余玉書等,是非常強調中國傳統的。他們說我們這羣是提倡現代的人是浪子;而「芷蘭」的黃維樑,就回應說,他們這羣是「孝子」,只執著傳統,慎終追遠。
吳:這個爭論是在哪兒發生?《星島日報》?
羈:就是《星島日報》,可惜我手上沒有詳細資料。
吳:我問了圖書館的梁科慶,他說圖書館並沒有收藏。據吳萱人在《香港六七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所說,文社的出現,最後卻歸結於一個中文運動和社運。你認為呢?
羈:後期是有這個傾向的,尤其是他辦文社的時候,他是走這個路線;但我們由最初一路走來直至辦「藍馬」的年代,這個概念尚未成形。
吳:其實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在你們之後,依我自己思考的框架,是由一個傳統的文社概念演變成一個文學組織或是一個媒體的概念,是一種社制轉型。
羈:「詩風」就是一個過渡。
吳:「詩風」同時是一個媒體,不是一個傳統概念的詩社。
羈:是的。
吳:這樣是不能夠想像成只有社運的一部份。
羈:社運是其中一個結果,卻不是唯一的。
吳:尚有一羣繼續主張現代主義的。現在回去談談傳統與現代,即「海棠」文社由開始就已經很強調國粹。
羈:不是,「海棠」文社,也是寫白話文的。我覺得它較為偏向台灣多一點,是傳統的台灣,所以是以那種概念,反對一些過於現代的。
吳:即是否定現代主義?
羈:也不是否定現代主義,總之,他們認為你們的所謂「現代」只是胡亂拼湊來的。我看過余玉書的《五月花號》(註2),其實是較類近傳統的白話新詩。

《五月花號》(圖片來源:香港文化資料庫網站)

吳:你書裏提到所謂的傳統的白話文,可以在這裏說多一點?
羈:就是「海棠」文社所寫的那一類,差不多就是代表了。
吳:你如何定義?當時你並不贊成傳統白話文,你所謂的傳統白話文是甚麼?
羈:冰心、朱自清,他們承襲下來的一路。
吳:即是早期五四的?
羈:是早期五四的,而你會看到當時是有一羣人來繼承的,包括「海棠」文社,或是我曾提過的許基芬等人。直至我看到周策縱的《海燕》,發現他是介乎傳統白話文及現代白話文中間的一類;他有一些嶄新的表達方式,顯然是受到一些西方文學的啓發及沖擊,雖然他是讀歷史的。可以說,在我認識許定銘之前,讓我真正接觸到從白話過渡到現代文學,就是周策縱的詩。
吳:但你對傳統白話文與現代白話文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羈:沒有,沒有一條很明顯的界線。這是很主觀的。
吳:是作品裏有一些不同於早期白話文的浪漫主義作風?當時有沒有看過舒巷城的作品?
羈:舒巷城是我接觸了文社以後才看的。
吳:你覺得舒巷城是傳統白話文還是現代白話文?
羈:他也是屬於過渡期的。所以,我喜歡他某些作品,也覺得他部份作品過於傳統,有點土。
吳:即是過於接近早期五四?
羈:對!當時對他的某些作品印象就是這樣。

羈魂眼中的現代主義思潮


吳:那你又是如何理解當時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
羈:當時覺得很新鮮,與教科書,或是當時我看到的某些報刊上的,非常不同;尤其當我看到洛夫的詩,第一次接觸正正式式的現代文學,發現原來詩也可以這樣寫的。
吳:如果現在要你形容當時的感覺,會是怎樣的?
羈:就像一個習慣欣賞傳統戲曲的人,突然看見一種嶄新的東西,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表達的,而那種表達仍是存在於格式內的。洛夫的詩集,原來可以把人的感覺如此表達,可謂深得我心,雖然我未必完全看懂他說些甚麼,但那種撞擊很大,也很個人,卻難以形容。我看其他人的詩也無甚驚喜,當然,初看周策縱時也曾有一點類似的驚喜。
吳:你所指的是他文字的叛逆還是情感轉換?
羈:文字上與意象上也有,當然他的感情是很真的,感覺他真的有一些情感的衝擊,非要寫出來不可,卻又不是開門見山那種說法,是用一種……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是像我〈「驚艷」的經驗〉(註3)一文中所描述的那種心情。
吳:如果現在你要教書,我是你的學生,你會如何形容這一種心情?
羈:就是突然間打開一扇門,看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吳:這是否文學的陌生化。
羈:對!在我來說,當時真的是難以想象的;就如看粵劇,看到唐滌生的粵劇,會驚歎原來這樣也可以寫得到,有一種驚艷的感覺,一種難形容的感覺,非常直接,因而學習他的寫法。
吳:但這個現代主義思潮裏,葉維廉提過有那種苦悶、無根、無狀的狀態,因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是不著邊際的狀態,用一種語言的叛逆來表達這一種狀態。如果是這樣,你是看他的文字或文學上的震撼來得到啓發,而去仿照受影響去創作,但其實當中的意識形態是沒有一個對文化的叛逆在內,就不是他讓你覺得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苦悶。學校的中文又是如此,現在正好開啓了一個文化的視野,似乎是一個文學的震撼,文字上的驚艷較多。
羈:如果你說是文字或文學上的,我也不反對;但會否心底處也有潛意識在內呢?很坦白說,當時的心態現在要回想起來,也不可做到。如果再要客觀地分析,如你剛才所說的文化因素也不是完全沒有的。好像我一直強調,我唸的是英文中學,沒有太多機會接觸中文,因而在課外與朋友一起搞文社。
吳:為甚麼那麼喜歡接觸中文?
羈:不知道,就是喜歡,我也不明白,但當時認為唸英文中學的人比較優秀,還有唸理科的就更優秀。

流行文化消費介入文社活動嗎?

吳:那其實你也是受當時世界的價值觀衝擊來決定自己的方向。那你有沒有對商業社會或資本主義不滿?
羈:沒有,因為當時完全不體會這個。當時我住深水埗,很基層,卻習以為常,覺得有這種生活已經很好。當然,看到其他人穿西裝到辦公室上班也會羨慕;那個年代的我們都很單純。是這樣平凡的心態,不像吳萱人所說的,沒有想得太多。
吳:當時的文化消費,主要剛才提到文學:看書、報紙、聽粵曲;但聽粵曲也不只是你,當時很多人也愛聽。
羈:也不是。那個年代與我的年齡層聽曲的並不多。
吳:除了看粵劇,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興趣呢?例如電影或歐西流行歌曲。接觸的文化較寬闊?
羈:當然有,我也有聽點歐西方流行曲的,尤其 The Beatles 的歌。當年很多年輕人也愛聽愛唱的。
吳:你喜歡披頭四 The Beatles ?
羈:還有 Cliff Richard、Paul Anka等 。
吳:為甚麼喜歡他們?
羈:他們唱的都是情歌的,很抒情的。那時候很流行的,特別是The Beatles。
吳:電影呢?
羈:電影都是較文藝的類型。
吳:中學的時候看不看電影的?
羈:看!
吳:看甚麼戲?
羈:‘My Fair Lady’、〈八部半〉等。
吳:都是些外語片。
羈:對,粵語長片、戲曲電影等,反而是初中和小學時候看的,後來已式微了。
吳:陳寶珠時期?
羈:陳寶珠時期,我已沒有看了。
吳:看甚麼話劇呢?
羈:話劇主要都是看一些很傳統的。如陳有后(1916-2010)的戲,我記得看過《西施》(註4)等。
吳:那麼「文秀」文社有否辦過一些戲劇、唱歌的活動?我看到是有刊登過劇本的。
羈:是廣播劇,還有錄音帶的,不過已經損壞了;是紅色最原始的大一卷那種。我們還參加過小學校友會,用「文秀」文社名義辦過一些活動,如短劇等。
吳:當時的流行文化有否影響你寫作時候的一些表達手法或情況?
羈:應該怎麼說呢?這兩者我是劃分得很清楚的。當時我也有寫一些很短的粵曲,純粹是娛樂自己的;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我是分得很清楚的。正如我在《詩路花雨》中所說,粵曲是「聊以自娛的最佳消遣」,而新詩則是「對現實生活多作一點反省、一點提升」。

註釋

註1:羈魂:《絲路花雨》,頁135。

註2:《五月花號》是新詩、小說及散文集,收六名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作者的作品,包括余祥麟(即余玉書)、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即盧文敏)、鍾柏榆和張俊英,於1959年由台北紅藍出版社出版。余玉書在台灣創辦海洋詩社。

註3:羈魂:〈「驚艷」的經驗〉一文中的「你」(其實借第二身的對話體寫這段「驚艷」的經歷),對白話詩文始終掀揚不起怎樣的「驚艷」之感,直到中五畢業那年接觸洛夫〈石室之死亡〉開端兩句詩,「便怔住如許繁富稠密的意象、如許澎湃激盪的感情、如許複雜深邃的思路」,於是「決意從古典跨步到現代」。收入《胡言集》(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1993年),頁138-139。

註4:《西施》為姚克(1905-1991)於1957年6月為香港劇藝社創作的劇本。香港業餘話劇社在1963年曾演出該劇,導演雷活然。參http://tran.hkbu.edu.hk/tw/Research/Completed/1962-1970.htm。根據該社社員梁舜燕憶述,當時由她飾演西施,與黃宗保合演。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八月廿七日)

文社在沒有青年政策和重英輕中的教育氛圍下助推香港現代文學
──羈魂關於六十年代文社生活訪談(下)


藍馬時期對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衝擊


吳:「藍馬」時期出現一個發展狀態,壯大了「文秀」文社,或是一個聯合文社的狀態,由一個內部刊物變成一個公開發售的出版物,其實也算是一種飛升,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藍馬」的資料和發刊詞等,都很明顯地對現代主義的跟從及仰慕,而且非常有意識的。
羈:是的,是一個標榜。
吳:可否說一下你們當時意識裏所推動的現代主義,是否就如宣言中所提到是承自《好望角》和另一本《文藝新潮》,因為當中提到《文藝新潮》不再出版,《好望角》也沒了。好像是很有意識的繼承關係,當時未有李英豪事件之前,你們思想意識裏的現代主義是怎樣的?
羈:很坦白說,當時許定銘要我一起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我在一篇文章裏也說,我對甚麼是「現代主義」並沒有一個很具體或是很清晰的概念。我是創立藍馬後才去閱讀那些資料,去看他們介紹的書。我最初接觸到的大多是台灣作者的作品,之後再看其他,最後才「尋根」看一些西方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也是「惡補」回來的,我當時所寫的(尤其〈胡言集〉)只是他們認為的現代,我自己卻不知道。
吳:既然你已經看了相關的書,在你看的時候是如何理解的?
羈:我也理解當時整個現代思潮就是剛才你所說的一種反叛,一種苦悶。當時我們只是十多二十歲,由中學過渡到大學,家庭也有很多情況發生,包括父親要求我外出工作,不希望我繼續唸書。這也算是一種抑壓吧。我對自己的前途另有想法,後來我決定……
吳:他認為賺錢更重要?
羈:也不是賺錢,而是在他的觀念裏,唸完小學已很足夠,我還讀了中學,已過分了,還要唸下去嗎?反而母親大力支持我,知道我是讀書料子。當年很多人唸不成書就一定出來工作,中五畢業已很難得,更可以考「幫辦」(督察)。當時我也考過電燈公司,並請了我。
吳:不過,當時大學畢業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收入更加穩定。你可有這種想法?
羈:沒有,我只是自己喜歡讀書,想讀下去。
吳:我想問,當時社會上普遍仍沒有形成這種想法?現在的人認為讀大學能多賺錢。
羈:也有這種想法,怎麼會沒有呢?其實,當年中五畢業已很難得,讀大學更是一種奢望。記得當年中大是新開的,港大更難進入。我堅持讀下去,先讀預科,如果進不了大學才再決定。就這樣一直糾結,幸而終於考進香港大學。我想或多或少也有這方面的抑壓。《藍色獸》裏,早期一些詩句也流露這類抑壓,如〈斷夢之形〉中的「他們拭目/待觀我的步伐徐陞若青雲」,就反映這種心態;加上談戀愛,有少年維特的煩惱。所以我覺得現代主義原來真的可以把一些複雜的感情用很新也很深的方式表達,因而迷上了這種表達方式。《藍色獸》就是這樣子醞釀出來的。那時就開始慢慢摸索,甚麼是現代文學,用作品慢慢去體驗,多於純粹從閱讀中汲取素養;加上我對古典文學的鍾愛與認識,就寫出一些屬於自己「古靈精怪」的現代詩。

藍色獸

吳:藍馬於1964年出版了第一本叢書《戮象》,後來卻給李英豪狠批。究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事隔多年,會否有不同看法?
羈:當初出版《戮象》,原意是作為叢書的第一本,因而要招攬更多人,例如路雅、古蒼梧等。誰知李英豪的批評發表後,許定銘和〈激流〉三友就受了很大打擊,尤其給指名道姓針對的蘆葦和卡門等。他們的創作熱誠多少可說是給打沉;後來龍人又離港遠去。
吳:那麼,李英豪事件對你又有沒有衝擊?有沒有影響你在現代主義的發展?
羈:我反而衝擊不大,因為李英豪沒有舉我的詩,覺得他不是在說我。(倒不知是他看不起我,還是覺得我的作品不算現代。)我那時候真的很阿Q,不知天高地厚。就算他的批評包括了我,最多也只佔七份一。正如上文所說,《戮象》出版時,我對現代文學的概念並不清晰,內裏的文章都是許定銘找我以前所寫的;當時我仍是迷迷糊糊地去寫那些他們認為是現代的東西。(我曾有一篇文章是交代過這種心態。)我反而認為,當時是一個好時機讓我認識甚麼才是現代,因而從那時起,我就閱讀更多,並一路修訂自己的寫作風格。此外,李英豪給我的啓發就是,不能學得太相似。我其後所寫的《藍色獸》,雖然有着洛夫的影子,但也有很多古典意象;洛夫當時很反對用古典意象,而我就用了,因為這就是洛夫沒有的東西。我就是這種心態去摸索自己的路。

新生晚報1964年12月30日李英豪對藍馬成員的批評

(馬吉按:另見許定銘〈李英豪的棒喝〉,刊二O一四年六月廿六日本網。)

吳:那就是說,那篇批評把部份社員打沉。他們可有反駁?我覺得許定銘心態上是有反駁的,因為許多年後他仍有反駁。
羈:他並不同意。
吳:整件事當中似乎沒有討論到李英豪所提出的現代主義。他是香港現代主義中一個代表人物,他又是一個評論人。而聽你所說,你們其實也沒有特別強烈的意識;這篇評論無助於對現代主義的認識及交流,也沒去了解李英豪的現代主義的內涵,也沒有看到李英豪的主張,只是覺得他的批評是不要過份模仿。
羈:絕不是這樣的。現在回看,其實他非常強調一點,就是他認為我們只是模仿形式。
吳:即是無病呻吟?
羈:就是無病呻吟!只是得其形而體現不到精神,即葉維廉的那類概念。我們當時真的沒有那種深沉,那份沉重。《戮象》出版時我剛好十八歲,收入文章更寫於十六七歲時,根本未能深切體會。當然,這只是我的角度,並不代表其他作者的看法。那篇批評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提示,也是由那時開始,努力尋找自己的路;可以說,對我的影響是正面多於負面。其實,打不打沉是看你自己的取向。

藍馬現代文學社出版的《戮象》

現代詩抑或新詩的現代性

吳:你曾經提過關於現代詩和新詩的命名,說現代詩已經是過去式,現在的應該是新詩。
羈:新詩是一個broad concept,現代詩是其中某個潮流,就如後來的後現代甚麼的。我就不喜歡標榜太多的用語,所以後來就用新詩來總括所有。
吳:但現時有一些看法:新詩已經沒落了,現在應該是現代詩。
羈:那就是看你用甚麼概念而已。
吳:以當時來說呢?
羈:我所說的新詩,是相對舊詩來說;而這個新詩的範疇,甚至可以追溯至五四的白話詩到現在用這類自由形式的詩;現代詩只是其中一個潮流,等於浪漫主義、象徵主義那類。這要視乎你如何標榜、界定。其實,現在再談現代詩,會不會有點落伍呢?。
吳:現在有個說法:香港的現代性或中國的現代性完成了沒有?若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那新詩發展的狀態就是進入現代性的時候,即是未完成的。這一個現代寫作回溯至五、六十年代,可能在你的文章裏也有寫過,五十年代台灣和香港也有討論現代主義、現代主義思潮這些,但最後是台灣移植了,而香港好像消沉了下來。可能當中有很多原因有待文學史家處理,但我現在觀察到是,文學與媒體的關係、文學風潮、出版情況,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好望角》等雜誌其實是因為一直不斷的說而說出了它們的經典性出來,但當時卻只出現了很短的時間。
羈:對,只有三期。
吳:而且讀者羣不多,而讀者羣是延伸的,甚至延伸至現在去談香港有否現代主義的時候,大家依然是在看這幾期,就是現代主義完成與否,感覺大家都是認為是未完成的,即是那個討論是未完成的。但回歸到歷史當中,在六十年代,似乎李英豪的討論是沒有把它(現代主義)拉近,至少對你來說,是沒有把它拉近或是拉遠,只是一個個人的文學創作的一段經歷,但你也沒有意識到去幫忙。例如許定銘對此有點生氣,而〈激流〉三子就真的是被擊沉了,而這不是現代主義的擊沉,而是那個文學創作的信心被擊沉了,這就是一個很純粹的文學人的發展歷程,是夠不夠抗壓性和熱情的問題。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鼓勵他們重新站起來,又或是思考現代主義要怎樣繼續這些?
羈:其實我們繼《戮象》之後還出版了三期《藍馬季》,裏面可以看到他們仍有寫作,所以說消沉了也不全對。

藍馬季

吳:《藍馬季》發表台灣作品,更有一篇文章是談意識流小說的。
羈:是吳昊(1947-2013)寫的,可見我們當時不是真的被擊沉,只不過心裏有一根刺在。但,對我來說,影響不大。不過,《藍馬季》到頭來也由於經濟及其他因素影響,尤其當時暴動的背景,終也沉沒了;而我們散了以後也各自發展。我不知道〈激流〉三子去向,而許定銘就轉了去做一些書話,後來還開書店。
吳:他的文章裏也有提到,不想再做現代文學,而要重回三、四十年代,為現代文學追本溯源。
羈:每人有不同取向。那可能是一個影響,但斷不是致命一擊,否則也不會出版那三期的《藍馬季》了。那時候我們依然是雄心壯志的,只不過還有其他客觀因素。我的體會就是這樣。
吳:如果這也算一種發展現代主義的意識。那麼可不可以說,文社發展是一種運動,擊沉它的,其實是經濟和暴動。
羈:也可以這樣說。文社運動的盛衰,原因千絲萬縷,不只是一篇文章,一篇評論可以影響得到的。
吳:據你的理解,七十年代現代主義在香港的發展是怎樣的?
羈:那時候因為已有很多詩刊,走到一個所謂標榜現代詩的年代,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嘗試、不同的風格和路向。如也斯辦《大拇指》、關夢南辦《秋螢》、何福仁辦《羅盤》;當然,還有我們辦《詩風》。
吳:其實,也斯、李家昇、關夢南也曾是文社成員。這代表了轉型是非常明顯的──由文社轉型至媒體。
羈:《詩風》也是。
吳:是一個以媒體為核心的,而不是以社團為核心。雖然以社團來運作,卻是一個刊物,所以是一個媒體。
羈:對!運作與文社截然不同:文社是先有社,才考慮出版刊物;而我們創立《詩風》的時候剛好相反,因為要出版刊物才結社。籌備出版的時候就已是這樣。
吳:但當時的媒體意識似乎不太強,而《大拇指》的意識就強一點。
羈:對!但最初數年以月刊出版,更形吃力。
吳:也有經濟因素吧。
羈:也有其他因素,但這個也很關鍵。我參加了《詩風》半年後就因經濟問題退出了。

(2017年7月18日整理及最後補訂)

(101藝術新聞網二O一七年九月八日)

2015年6月6日 星期六

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二

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二
許定銘

《詩風》創刊號



《詩風》是香港的長壽詩刊,由黃國彬、羈魂、陸健鴻、譚福基等人創辦於一九七二年六月;王偉明、胡燕青和溫明不久加入,一直出版到一九八四年六月,共出一一六期。其後他們繼續出版《詩雙月刊》、《詩網絡》,為香港的詩世界支撐幾十年。

《詩風》的創刊號是四開(55x40cm)的單張報紙,就像現時打開的免費報紙般大小,一直出了四十八期,到第四十九期才改為三十二開的書型。最初的幾十期曾出過硬皮精裝的合訂本,據說只製作了幾十本。十多年前,記不起是羈魂還是吳萱人要了我的藏本,不知是送到中央圖書館,還是市政局的圖書館去了;想不到今日整理舊藏,竟翻出份創刊號來。創刊號《詩風》以粉藍色網底印了米開羅基羅的畫,發刊詞和創作則以黑色印在畫上。全份只有底面兩頁,發表了羈魂、野農、楚狂生、路雅、黃翔、舒文和李啟發的詩作,余子賢的〈詩餘偶記〉和懿言譯〈詩的藝術〉。他們在發刊詞中說:

從事現代詩創作的詩人,一方面要繼往──繼承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一方面要開來──向那無垠的將來。……還要虛心地吸收外國大詩人……的優點,然後創出中國現代詩自己的面目。

就是這些「詩風社」精神,讓他們在香港詩壇發出了光和熱!

《人人文學》

創刊號


《人人文學》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一份重要的文學期刊,由黃思騁創辦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共出三十六期。初期為月刊,二十五開本,約七十至八十多頁,後來改為半月刊,縮至五十頁。《人人文學》初期由黃思騁主編,後來改由夏侯無忌及力匡合編,最後則由力匡獨力執行。

《人人文學》盛名遠播,力匡在一篇回憶的文章〈《人人文學》、《海瀾》和我〉中說,他在《人人文學》停刊後移居新加坡,好些當地的文壇巨匠對他刮目相看,就因為他曾主編《人人文學》,令他受寵若驚。

《人人文學》的作者群以一九五O年代那批「綠背文學」作家為主:王是、路易士(紀弦)、皇甫光、慕容羽軍、桑簡流、蕭安宇(南宮搏)、費力……等,經常在此發表作品;尤其黃思騁、齊桓和力匡三位以寫作謀生的局內人,更是每期刊稿兩三篇。像黃思騁的《鼓浪嶼之夏》,連刊十多期,佔去篇幅不少。不是說他們的水平不高,但多刊自己人的稿,顯示門戶開放不足,讀者們自然日久生厭,無法吸引新血即影響銷路!

《人人文學》最令人懷念的地方是每期均以大量篇幅闢為《學生文壇》,培養新人,鼓勵學生創作,如今大家熟悉的崑南、盧因、蔡炎培、王敬羲、陸離等,都是從這裏成長起來的。

綻放的《詩朵》

《詩朵》創刊號版權頁

《詩朵》創刊號極罕見,此為目錄頁。

第四、五頁

第六、七頁

第八、九頁

第十、十一頁

第二期

一九五五年中,一群愛詩的初生之犢,由崑南帶領,在羅便臣道王無邪家裏立下宏願,要創辦一份不平凡的純文學期刊《詩朵》。他們是崑南、王無邪、蔡炎培和盧因,蔡炎培尚且振臂一呼:「崑南,你的理想很了不起。我願意為《詩朵》流最後一滴血!」

《詩朵》終於在八月一日創刊了,三十二開本,四十六頁,刊詩文近三十篇,他們用〈八月的火花〉作獻詩,唱出了代表他們靈魂心火所幻化的這顆《詩朵》,雖然是蒼白的,卻帶着無比的熱情,要在乾燥的土地上閃爍得更光、更亮!

創刊號中重要的創作是崑南〈生活裏的靈獻〉、〈裸靈斷片〉和藍子的〈醒喲,夢戀的騎士〉,無邪譯雪萊悼念濟慈的長詩〈愛杜納斯〉,和蔡炎培、盧因等人的作品。而最重要的是崑南用筆名班鹿所寫的論文〈免徐速的「詩籍」〉,對徐速的詩觀作了全面的抨擊,曾引起五十年代一場新詩的論戰。

據崑南及盧因的說法,《詩朵》月刊曾出三期,但資料顯示則只有兩期,我的創刊號是影印本,而且缺封面,只好提供九月號的第二期供大家欣賞,這期刊詩文約二十篇,多是崑南、無邪及一眾友人的作品。《詩朵》的封面設計及內頁插圖都很精采,不知是否王無邪的手筆?

《好望角》半月刊



我是透過《好望角》半月刊才知道台灣詩刊《創世紀》的。

一九六三年三月,由現代文學與美術協會出版,崑南和李英豪主編的《好望角》半月刊創刊了,八開八頁的報紙型,是當年香港很前衛的刊物,重點在藝術推介和現代文學創作。出滿十期後,改為三十二開書型本,再出三期,至是年十二月停刊。

在創刊號《好望角》的首頁,崑南發表了代創刊詞〈夢與証物〉,說明他們以農夫的心情去開墾及耕耘《好望角》,是《詩朵》、《新思潮》、《文藝新潮》、《香港時報》文藝版後的再次出發,為現代文學藝術作出畢生的奉獻。

因為崑南、李英豪與台灣的前衛詩人、作家熟稔,他們的來稿甚多,如:商禽、洛夫、葉珊、鄭愁予、白萩、陳映真、汶津、七等生……均有作品刊出;反而香港的僅有崑南、李英豪、尚木、梓人、炎培、金炳興、馬覺等十餘人。

《好望角》與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辦過一屆「一九六三~六四年度《好望角》文學創作獎」,由李英豪、葉維廉和崑南三人當評判,結果獲詩獎的是瘂弦和管管,其得獎作品前者是〈一九六三年詩抄〉、〈馬蒂斯〉和後者的〈四季流水〉、〈弟弟之國〉;小說獎只設一名,由陳映真的〈哦,蘇珊娜〉及〈將軍族〉奪得。

《南燕》月刊


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南燕》月刊,是一九六三年元月在本港創刊的青年文藝期刊,十六開本三十二頁。

當年我剛開始學習寫作,創作慾旺盛,到處尋找青年刊物投稿,除了《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學生生活報》、《學生時代》、《青年文友》……外,某日在旺角界限街一間忘記了叫甚麼的書店裏,以五角錢買到這本《南燕》。是四十七年前的舊事了,我常常都說:人的記憶力最靠不住,《南燕》後來出過多少期,一點印象也沒有。老作家羅琅告訴我它只出了三幾期,好友海辛也在那兒寫過稿。可能正因為它歷史短,我沒機會投稿,所以記不清楚。

《南燕》是以中學生輔導讀物的身份登場的,打開這本刊物,我只認識寫散文〈說燕〉的葉靈鳳、寫〈作家筆名趣談〉的廣州教育工作者曹思彬,和當年還是年輕作者的呂達。這麼少知名作家的刋物,當年比較少見。

《南燕》的編者兼老闆陳滿棠是畢業於武漢大學的年輕人,他的家族原是經營飲食業的,他卻熱衷文藝,曾在「佐敦」開了間紹華圖書公司,《南燕》停刊後改出另一本期刊《少男少女》。可惜像陳滿棠這樣,不需要靠文藝謀生的「文藝發燒友」不多,否則香港就不會被冠上「文藝沙漠」的外號了!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馬吉按:沈舒先生曾訪問許定銘、盧文敏、辛鬱和張健,從多個角度探討丁平與《華僑文藝》,非常精采。感謝沈舒先生同意訪問稿在本網轉載,現先刊登三篇,以饗書友。

遺忘與記憶──許定銘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香港著名藏書家、作家許定銘先生年青時是丁平先生的學生,曾修讀他的「寫作」課,與他有直接的接觸。許先生先後寫過〈從《華僑文藝》到《文藝》〉及〈很「現代」的《文藝》〉二文,(2)對《華僑文藝》有深刻的認識。本訪問稿經許定銘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二年六月廿四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五時至六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木球會

許:許定銘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與許定銘先生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現先請許先生談談開始寫作的經過。

許:我開始寫作與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有關。由六十年代初開始,文社風氣盛行,喜愛文學的年青人紛紛組織文社,其中一個是「阡陌文社」,主要由《中國學生周報》的通訊員組織「文學組」的成員組成,包括羊城(即楊熾均)馬覺、林蔭、子燕(即趙國雄)、吳平等,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一九六三年,阡陌文社出版了文集《綠夢》,包括新詩、散文、小說等作品,(3)受年青人歡迎。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也可以結集出書,給我的創作慾打了強心針,刺激很大。

初中時,我在德明中學唸書,因為父親在那裏任教,所以免收學費。一九六二年底,我只有十五、六歲,唸中三,剛剛開始寫作。同校的同學李仕俊(筆名廬頤)比我高一年級,組織了一個叫「同學文集社」的文社。(4)「同學文集社」的成員中,不少同時也是「阡陌文社」的成員。至今,我仍不明為甚麼要同時成立兩個成員大致相同的文社。那時候,我參加了由《中國學生周報》「文學組」出版《學生之家》主辦的第二次徵文比賽,由蕭輝楷任評判。我僥倖得第四名,獲頒優異獎。(5)李仕俊知道我在徵文比賽中得獎,而且是他的師弟;後來,他們籌備出版一本與《綠夢》性質相同的文集,找我寫稿。於是,我寫了一篇散文〈沉思走筆〉,收入一九六三年底出版的《荒原喬木》。(6)這篇散文是我第一篇在單行本書籍發表的文章。因為這個緣故,我認識了「同學文集社」和「阡陌文社」的成員,自始對文社的興趣越來越大。同期,《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版很熱鬧,有很多學生投稿,每星期出刊三、四天,每次半版,我亦經常在那裏發表作品。除《星島日報‧學生園地》外,我也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工商日報》,在學生文壇中略受注意。當時有種風氣,就是在學生版發表的文章,通常都會附上文社的名字,方便大家互相聯絡。

一九六三年中,父親離開德明中學,要我轉校。那一年,我剛剛初中畢業,考進九龍仔大坑東路德會協同中學升讀高中。我與同校但高我一年級的黃韶生經常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發表作品,互相慕名而久。後來,他主動來找我,說:「我是黃韶生,筆名白勺。」我說:「我很早就認識你。」他說:「我們準備組織一個文社,想邀請你參加。」我說:「好呀!」於是,他和他的同班同學黃維波、楊懷曾及我和我的同級同學郭朝南一起組織了「芷蘭社」(後改稱「芷蘭文藝社」),後來還加入了游之夏(黃維樑)、陳炳藻等新成員,共約有十多位成員。我們曾經借用幼稚園的課室舉辦講座,吸引到二、三十人參加。以學生活動來說,反應算是不俗了。

我在協同中學讀了兩星期後,父親又要我轉校,改到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上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距離協同中學很近,步行只需十餘分鐘。所以我與「芷蘭社」的文友保持聯繫,尤其是黃韶生,因為他住李鄭屋邨,而我住蘇屋邨,他經常過來找我閒聊,以及一起到李鄭屋邨的社區圖書館看書。期間,父親要我晚上進修英文,但我完全沒有興趣。出於反叛的性格,我經常缺課,每晚到那所圖書館看書,讀畢那裏所有新文藝書籍。我對齊桓、秋貞理(司馬長風)、黃思騁、徐速等新文學作家的認識,都是那段日子「浸」出來的。順帶一提,我與當時住在李鄭屋邨的吳萱人都是在那所圖書館認識的。我們每次進入圖書館時,都要在登記簿上簽名。有一次,吳萱人從簽名簿上看到我的名字,就拍拍我的肩膀,說:「原來你就是許定銘,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我們因而認識。

因為搞文社的關係,我認識的人漸多,我後來聯絡了幾位青年文友,辦「藍馬現代文學社」,模仿《綠夢》出版文集,於是合資出版了《戮象》這本書。編書時,其他人正忙應付會考,這本書最後由我一手一腳包辦,包括校對、版面設計等,而插圖則由我一位德明中學的同學宗汝明負責,模仿楚戈的風格而畫的。《戮象》是我第一本出版的書,特別有紀念價值。

沈:許先生是怎樣認識楚戈的繪畫風格?

許:我是從《文藝》認識到楚戈的繪畫。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出版《藍馬季》這份季刊,由我主編,而每期的〈編後話〉都是由我寫的。當時仍然以「執字粒」的方法出版,每期的製作費需百多元。後來,吳昊、藍山居(即古蒼梧)、震鳴(即吳振明,吳昊的哥哥)、路雅、康潔薇、龍人等陸續加入。期間得到吳昊、藍山居等朋友合資,才有經費繼續出版了三期《藍馬季》。

沈: 請許先生談談認識《華僑文藝》的經過。

許:其實,我是首先認識《文藝》,然後才知道它以前叫《華僑文藝》。當時,我有兩位最要好的文友,一位是經常寫文章的黃韶生,另一位是讀書很多但甚少寫作的古兆申。古兆申在諸聖中學讀書,比我高兩年級。我們《戮象》的一班朋友很沉迷現代主義,喜歡在作品中運用意識流的寫作技巧。有一次,古兆申對我說:「如果你們喜歡現代主義,除了看目前在港台流行的作品外,還可以看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品,因為當時已經有現代主義的作品。」他第一位介紹給我看的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就是施蟄存。另外,我們都喜歡讀台灣作家的作品,古兆申說他的老師黃國仁(筆名韋陀)出版了一本很現代的《華僑文藝》,有不少台灣作家在這裏發表作品,值得一看。我們看後都很喜歡這份刊物,但無法在香港買到這本雜誌,因為它主要銷往南洋地區。後來,他帶我去位於諸聖中學對面的《華僑文藝》社址,與黃國仁和丁平見面。抵達時,我除了見到他們兩位外,還買到《華僑文藝》合訂本,這說明了《華僑文藝》已出版了一段日子,而且已改名為《文藝》了。我亦留意到社內有很多台灣詩人的詩集發售,譬如曹抄(即辛鬱)的《軍曹手記》、張默的《紫的邊陲》、覃子豪的《向日葵》、葉珊的《花季》……

古兆申在最近出版的《雙程路》(7),用了不少篇幅談到《華僑文藝》和《文藝》,不過沒有提及的東西也有不少,包括他與我們這群文友的交往,曾經出版過《蒲公英》這份報刊,曾經寫過一篇七、八千字的長文〈新詩沒有根嗎?〉等。(8)

沈:許先生當時經常發表作品,為甚麼沒有投稿到《華僑文藝》?

許:我認識這份雜誌時已經改名為《文藝》了,當然沒有投稿給改名前的《華僑文藝》。我雖然認識了黃國仁和丁平二位先生,但畢竟是中學生,初學寫作。所以我認為自己的水平不夠,不敢投稿到高水平的《文藝》。後來,到我有意投稿到《文藝》時,它就停刊了。因此我沒有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沈:無論是早期的《華僑文藝》還是後期的《文藝》,我發覺它很少刊登青年作者的新書出版消息。請許先生談談《文藝》刊登《戮象》出版廣告的緣起。

許:《文藝》出版到後期時,我們也出版了《戮象》,於是送了這本新書給黃國仁和丁平兩位。我猜想是因為古兆申的關係,他們在《文藝》免費幫我們刊登廣告,刊發《戮象》的出版消息。他們這樣做,大概有鼓勵年青作者的意思吧。

沈:《文藝》停刊是因為資金還是銷路不足?

許:《文藝》停刊是與資金不足有關。我曾經向丁平老師問過停刊的原因,他說《華僑文藝》改名《文藝》,是因為南洋排華,刊名有「華僑」二字就無法入口。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書刊當時主要銷售到南洋地區。後來,發行到南洋的《文藝》給人拖數,最後無法支持下去,只好停刊。

一般來說,出版社結業時,會將剩下來的舊書刊全數賣給舊書攤。譬如亞洲出版社結束時,我們很容易在乃路臣街的舊書攤找到他們的書刊,每本五毛。《蕉風》改版時,我曾經在乃路臣街買到幾乎完整的一套。不過,《文藝》停刊後,書市上很難找到它的舊刊。一九七O年代,我曾經直接問過丁平這件事,他說:「我們沒有賣給舊書攤,全數燒掉了。因為不想那麼好的東西,變成舊書攤的垃圾。」而且,香港的讀者不多,現存的《華僑文藝》就更加罕見,所以現在幾乎沒有人知道曾經出版過這份文學雜誌。由文社潮開始,我一直熱心參與文學活動,經常閱讀書報,也只是透過古兆申的介紹才認識到《華僑文藝》,由此說明這份雜誌在香港的流通量不多。

沈:我相信雜誌社將刊物定名為《華僑文藝》的時候,已經有意以東南亞讀者為主要的市場。

許:對,所以他們創刊時以「華僑」為刊名。因此,早期的《華僑文藝》甚少香港作家,到了後期的《文藝》時才有較多香港作家。其中,香港作家盧文敏、蘆荻、草川、陳馳騁等與韋陀的關係較密切,所以成為《華僑文藝》的編委,並且在刊物上經常發表作品。


沈:請許先生與我們分享到香港官立文商學院及華僑書院進修的經過。

許:一九七O年代我和太太二人都是教書的,收入不多,所以我要做多份兼職,完全沒有時間寫稿。我是柏立基師範學院一年制體育組畢業的,任職文憑教師。如果不繼續進修的話,我是沒有機會升職的,不能夠由CM升至AM。所以,一年制的文憑教師都會去讀由香港政府官立文商學院的三年夜間兼讀課程,畢業後等同師範學院二年制畢業。官立文商學院等於政府的專上學院,早期設立在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亦設立於葛量洪師範學院。我讀了三年官立文商,畢業後幾年才升職。有部分文商學生畢業後到浸會書院,進修兩年就等同大專畢業。我當時很窮,沒有錢到浸會當全日制學生,於是到華僑書院讀第四年,畢業後拿了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大學畢業證書。我入讀華僑書院前,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教師。入讀後,才知道我認識的蕭輝楷、丁平等老師都在那裏任教。

沈:許先生在華僑書院修讀哪一學系?

許: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讀「社會系」,因為不用讀書都可以畢業。這也難怪,大家平日教書已經很辛苦了,晚上還要進修,實在不能苛求。一九七二年,我讀華僑書院中文系,有十多位同學。由於我很早就讀文學書籍,課程內容對我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經常不上課。當時,丁平老師開了一門「寫作」課指導學生創作,他知道我有多年寫詩的經驗,上課時會叫我出來,在黑板上寫詩給同學賞析。另外,我也有修蕭輝楷老師的哲學課。

我修讀丁平老師的課時,他曾經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既然你喜歡讀書,不要只顧創作,應該做些學術研究的工作。」他說我平日可以不用上他的課,但要交一篇畢業論文。我當時對蕭紅甚感興趣,與丁平老師商量後,決定以蕭紅的小說為論文的題目。市面上,蕭紅的著作不多,完全沒有內地的原版書,只有小量香港版的書。在丁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一篇萬多字的論文〈論蕭紅及其作品〉,首先在《文壇》發表,(9)後來收入《醉書閑話》。(10)當時,《文壇》的編輯是盧森,他見這篇文章是丁平交來的,所以沒有發稿費。我後來寫信給盧森追稿費,他很快就發來了。〈論蕭紅及其作品〉發表後,我更喜歡寫評論文章了。於是,在丁老師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李廣田的論文〈論李廣田的創作〉,都是在《文壇》上發表。(11) 因此,丁老師開啟了我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工作,對我的影響很大。

沈:許先生可否談談丁平老師與學生相處的情況?

許:丁老師為人隨和,曾經對我們說:「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教授,你們叫我老師好了。」所以,我們稱他為丁平老師,而不是丁平教授。他善於因材施教,例如我已經懂得教學的內容,他只要求我交功課即可,不必上課。而且,他亦樂意把我的文章發給同學討論、學習。丁老師經常把修改好的學生作業,投給雜誌發表。丁老師為人容易相處,無論別人說甚麼意見,他都樂於應和;而且,他亦善於讚賞別人的優點,善於與人為友。

畢業後,我忙於應付生活,未能與丁老師保持聯絡。除了教書外,我要照顧父母和六個弟妹的生活,還要兼顧書局的工作。最高記錄時,我同時有多份兼職:日間教小學,下午看書店,晚上教官立文商及官立夜中學,每天寫見報的專欄,在出版社編文藝月刊,為雜誌寫稿……忙得不可開交。自此以後,沒有機會再見過丁平老師。

沈:許先生後來也在官立文商學院教書,可否說說當時的情況?

許:約一九八O年代初,曾經在師範教過我的江潤勲老師繼任官立文商學院的院長,他想開設「現代文學」課,但無法找到合適的教師。一九七二年畢業後,我發表了大量創作和評論作品。期間,得到李學銘先生賞識,認為我對現代文學有相當認識,向江潤勲院長推薦我任教「現代文學」。江潤勲院長對他說:「許定銘是我的學生,請他來見我。」他的記性真好,我於一九六五讀了一年師範,到了八十年代他仍然記得我是他的學生。由八十年代開始,我到官立文商教書,最初教「現代小說」,後來還教「當代小說」和「現代戲劇」,前後教了八年左右就沒有再教了。在官立文商這段教學日子對我很有好處,我一方面有機會認真讀書,加深對現當代文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亦不斷寫稿,與學生討論我的文章。《醉書閑話》大部分文章都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沈: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文學界逐漸興起一股現代主義思潮,《華僑文藝》與其他現代主義雜誌《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新思潮》等有哪些不同之處?

許:《詩朶》和《文藝新潮》刊行時,我還在讀小學,是事後才讀到這些期刊的。到我開始寫作時,主要看《好望角》和台灣的《創世紀》。如果要比較當時在香港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我認為《華僑文藝》最不同之處是較為「開放」,能夠容納各種體裁的稿件。《華僑文藝》重視創作多於理論,發表大量小說、散文、新詩等不同類型的作品,與着重介紹文學理論和西方學術思想的《詩朶》、《文藝新潮》等不同。《文藝新潮》亦介紹過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來說是較為罕見的。

香港的文學雜誌雖然都有刊登台灣的作品,但從來沒有一份像《華僑文藝》般,大量刊登台灣的來稿。《華僑文藝》在詩創作方面尤其出色,不但數量較小說和散文為多,而且丁平老師是覃子豪的老友,發表了很多台灣優秀詩人的作品。其中,《文藝》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一月)的「詩人覃子豪紀念特輯」編得十分好,我讀後很感動,印象亦很深刻。我相信丁老師辦這個大型專輯,固然因為他是覃子豪的老朋友,而且這個專輯的作者大部分是覃子豪的學生或朋友,在一呼百應之下,丁老師很快就可以編好了。其實,這個紀念特輯亦有助提升《文藝》的地位。

另外,丁平老師在《華僑文藝》開闢了「讀者‧作者‧編者」專欄,在當時來說是首創了,因為香港的文學雜誌從來沒有這類欄目。「讀者‧作者‧編者」的作用主要在於加強讀者、作者和編者的溝通,讓編者能夠掌握讀者的需要,以至解答年青人在寫作上的疑難。

相對而言,我較為喜歡閱讀《華僑文藝》,因為我當時醉心新詩,最喜歡看楚戈的詩和插圖。另外,我亦喜歡李金髮,所以我一直留意他在《華僑文藝》的作品。其他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管管、畢加等,都是我當時喜歡閱讀的作家。

沈:李金髮在《華僑文藝》發表了多篇作品。當時還有哪些報刊發表他的作品?

許:據我所知,《蕉風》也有李金髮的作品,寫過一篇傳記〈浮生總記〉。當時,香港寫詩的人知道李金髮這位作家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沒有留意他,更加談不上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李金髮當時沒有受到香港人的重視。

《蕉風》雖然是一份馬來西亞的刊物,但編者黃崖是從香港去的,因此,約稿的作者多為台港兩地的作家。《華僑文藝》和《蕉風》都是在香港印刷的文學雜誌,而《華僑文藝》之於台灣的關係與《蕉風》之於香港的有些相似。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

許:我不覺得《華僑文藝》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它是一份開放的、容納各家各派的,而且以創作為主的文學雜誌。

沈:許先生認為《華僑文藝》備受忽略的原因是甚麼?

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流通量不多,所以認識這份雜誌的人也不多。

沈:感謝許先生接受訪問,談到與丁平先生的師生情誼,亦回顧了《華僑文藝》的出版及流通情況,有助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學家和這份文學雜誌。謝謝!

許定銘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參見許定銘〈從《華僑文藝》到《文藝》〉,《香港文學》,第十三期,一九八六年一月,頁六七至六九;許定銘〈很「現代」的《文藝》〉,《大公報》,二O一O年九月二日。
(3) 參見許定銘〈《綠夢》和《荒原喬木》〉,《書人書事》(香港:香港作家協會,一九九八),頁一九二至一九四。
(4) 參見許定銘〈歷史悠久的「同學文集社」〉,《書人書事》,頁一九○至一九一。
(5) 這次徵文比賽的得獎者依次為伍清泉、黃文初(黃德偉)、陳政元、許定銘、李仕俊、陳龍健、黃龍生(黃韶生、白勺)等。參見許定銘〈《阡陌》‧《學生之家》‧《學園》〉,《書人書事》,頁一九五至一九七。
(6) 同註3。
(7)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一九六三─二OO三)──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O一O。
(8) 有關《金線》的出版情況,參見許定銘〈《金線》‧《蒲公英》‧《海風》〉,《書人書事》,頁一八五至一八九。
(9)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文壇》,第三二九期,一九七二年八月,頁五九至六四。
(10) 見許定銘〈論蕭紅及其作品〉,許著《醉書閑話》(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O),頁七四至八三。
(11) 見許定銘〈論李廣田的創作〉,《文壇》,第三三一期,一九七二年十月,頁一九一至一九四。

臉書回應

Chelton HO:丁平先生在九十年代仍於港大校外課程敎文學創作,朋友T和其他同期的學生在課程仍後一直和丁平先生聚會,在丁平先生病重至離世期間,他的學生們一直在旁幫忙照顧/打點,而到現在,學生們仍定期拜祭丁平先生。


遺忘與記憶──辛鬱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辛鬱先生為台灣著名軍中作家、詩人,一九五二年開始寫作,曾加入《現代派》及《南北笛》詩刊,曾任《前衛月刊》、《創世紀》詩刊、《人與社會》等刊物編委,十月出版社總編輯、《科學月刊》社長、《國中生月刊》社長兼總編輯。辛鬱先生雖然不是藍星詩刊同仁,但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亦師亦友,在覃先生患病晚期貼身照料,並受託負責《華僑文藝》台灣稿件的發稿工作。在《華僑文藝》發表文學作品的台灣作家中,以辛鬱先生的作品最多。本訪問稿經辛鬱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二年七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台北辛鬱先生家中

辛:辛鬱先生
沈:沈舒

沈:今天很高興在台北與辛鬱先生見面,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辛鬱先生與我們分享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辛:我們軍中寫作的,因為環境比較閉塞,與外界聯繫不易,所以多半靠自己摸索,最重要的資訊來源,是偶而讀《中央日報》副刊及軍中發行的雜誌。我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一九五O年代初期,是在《野風》半月刊上的一首短詩,內容已完全忘記;隨後,經由詩人沙牧(我軍中的長官)提擕鼓勵,開始給紀弦老師的《現代詩》投稿。《野風》上那首詩,用的筆名叫「雪舫」。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與覃子豪先生的交往?

辛:一九五二年三月,覃老師在台灣糧食局任職督導員,經常視察台灣各地糧食生產的狀況。有一段日子,他先後在台灣南部、花蓮、台東等地區工作。昔日的交通沒有現在的方便,由台北到台東沒有火車,只能坐大巴,但路不好走,非常辛苦。雖然可以坐飛機,但大家都不太放心坐那些C四十六、四十七型發動式老飛機,因為這些飛機的安全度與今天噴射機的相差很遠。覃老師談及這段日子時,經常跟我們說:「儘管我這麼忙碌、這麼勞累、這麼困難,我還是要堅持辦《藍星詩刊》。」我們都知道,《藍星詩刊》的編輯和行政工作都由覃老師負責。我、楚戈、商禽、管管等本來是《現代詩》的,後來是《創世紀》的,卻不是藍星的成員。話雖如此,覃老師仍然很關心我們這些年輕作者,與我們的關係很好。我非常尊敬覃老師,所以經常寫稿給《藍星詩刊》發表。

沈:具體來說,覃子豪先生如何鼓勵你們寫作?

辛:覃老師的生活已經非常忙碌,仍然惦念我們在文學上的發展,一方面在寫作上指導我們,例如用字遣句,語言的結構等,另一方面幫我們發稿到外地,爭取更多稿費。那個年頭,台灣太窮了,寫文章只能拿到一點點稿費;於是,他想到可以投稿到香港及別的地方去。他每次發稿到外地後,往往告訴我們甚麼時候寄稿子出去,投到哪一份期刊等。那時候,《華僑文藝》還沒有創刊,他就發稿子到《祖國周刊》、《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五、六十年代是政治敏感的年代,這些刊物統稱為「第三勢力」,得不到台灣國民黨的信任。因為我們是軍人,在創作上受到很大限制。如果上司知道下屬在香港發表作品,就會作出干涉。要不然,他們也會受到牽連,影響日後的發展。因此,我們會盡量避開軍中的郵政通訊系統,以免被人發現。覃老師為了我們,甘冒政治風險,把我們的稿子夾雜在他的稿子裏寄到香港去,以圖避人耳目。覃老師藉此減少我們承受的政治壓力,讓我們可以放開包袱,盡情創作。所以,我們這一群軍中作家都非常感謝他對後輩無私的照顧。

為了掩人耳目,除了辛鬱外,我還用過許多筆名,包括古渡、向邇、雪舫、白步、白涉、丁望、經楓、盛乃承等來躲避身份,以免令軍隊中的政工主管為難。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四年吧,我寫了一首詩,內容說頭髮受之父母,儘管服役時要剪掉,至少讓我留一點吧,因為剪光了就好像切斷了與父母的關係。這首詩在台灣《新生報》發表後,我遭到警告,並記錄在案,影響了日後的升遷。

沈:辛鬱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先生?

辛:我最初在香港發表的作品,都是覃老師幫我寄去的,有些作品在香港刊登了也不知道。你剛才給我看《華僑文藝》的目錄,勾起了許多昔日的片段。大概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我透過覃子豪老師認識丁先生。那時候覃老師還沒有生病。我在《華僑文藝》創刊號的作品,也是他幫我寄過去的。大概丁先生認為我有些作品還可以,所以他跟覃老師說希望我跟他直接聯絡。於是,覃老師囑我直接寄信給丁先生,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丁先生,後來刊登在《華僑文藝》。我這樣做固然是出於覃老師的鼓勵,同時也為了省卻覃老師幫我寄稿子的麻煩。覃老師的收入不多,還經常要幫很多後輩發稿子,負擔很重。我可以自己發稿子的話,就盡量自己做好了。我想丁先生顧念到覃老師的情況,所以要我直接寄稿子給他。從這時候開始,我跟丁先生就直接交往了。

一九六三年六三月三十一日,覃老師生病入院,他把轉稿子的任務交託給我,還叮囑我說:「台灣有很多軍中作家值得鼓勵,你盡量連繫海外的刊物,把他們的稿子介紹到外面去。」當時,丁先生在一所學校教書,我都是把稿子寄到學校去的。後來,我不僅寄詩人的稿子到《華僑文藝》,也寄小說家鄧文來等人的稿子。除了《華僑文藝》外,我沒有發過稿子到其他香港雜誌。

本來,向明是藍星詩社的同仁,跟覃老師更親近一點,但他當時在外島服役,無法照顧覃老師。我與覃老師住在台北,他生病後,我前往醫院也很方便,所以負起照顧覃老師的責任。覃老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逝世,儘管我們都很傷心,仍籌辦了大型的葬禮。現在每逢覃老師的忌日,包括向明、麥穗、曹介直等人仍會到墳前去看看他。

覃老師逝世後,我繼續做轉稿子的工作,直至一九六四年中我患肺結核病為止。我是在工作單位感染到肺結核病的,有一天忽然大量吐血,部隊本來要送我到隔離療養院,但我拒絕了,因為我聽說療養院的設備很糟糕,醫療條件也很差,凡是送進去的病人都出不來。當時,我恰好從《華僑文藝》、《中國學生周報》拿了一些稿費,足夠我在台北附近租一個小房子療養身體。

軍方為了向大陸廣播,於一九六一年成立了光華電台,由著名的小說家尼洛任台長。他很喜歡現代詩,所以特別照顧軍中的詩人,包括楚戈、張拓蕪、依穗和我。電台每天都需要大量廣播稿,所以我在患病期間為他們寫稿。

沈:我統計過《華僑文藝》的作家及作品數量,在台灣作家中發表最多作品的是辛鬱先生,包括古渡、向邇兩個筆名共二十六篇。

辛:那段日子我還在軍隊服役,生活很窮困。我在《華僑文藝》發表了這些作品,的確賺了一點稿費。

沈:稿費是否由丁平先生寄來的?

辛:丁先生不管稿費,是《華僑文藝》一位姓黃的先生負責的,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楚了。在六O年代來說,《華僑文藝》的稿費是蠻好的。我現在可以透露一件舊事:當年,所有從香港寄來給我的信都會經軍方審查,所以我收到香港的信件、稿費是很麻煩的事情。當時,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他告訴我從香港寄到圖書館的信件並不需要審查,他可以幫我代收香港的來信、稿費等。於是,我通知香港雜誌的編輯把稿費寄到政治大學圖書館去,繞過審查的機關,避免了不少政治上的干擾。當時,我收到的稿費是最多的,因為我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發表的作品也是最多的。值得一提,大荒、張拓蕪、張默等在那段日子也有作品在香港發表。

沈:辛鬱先生在《華僑文藝》發表的作品有沒有結集出版?。

辛:有些收進我的詩集,其餘的我都沒有保存下來。那些年,我曾經有少數作品一稿兩投,同時在台灣和香港發表;在台灣發表的作品我都保存下來,也有結集出版。

沈:一九六五年《華僑文藝》停刊後,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的交往如何?

辛:《華僑文藝》停刊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偶爾我會發一些稿子給他,他會提一些意見寄回來。除了我,楚戈、管管、大荒、鄧文來等跟丁先生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丁先生喜歡玉,經常託人帶一些小玉器送給我們,並附有小卡片註明玉器的品種、出土年代等詳細資料。我已把他送給我的玉器收在保險箱,留為紀念。我知道台灣很多朋友都收過丁先生這些禮物。

沈:辛鬱先生與丁平先生甚麼時候見面?

辛: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了,大概是一九七六、七七年吧,菲律賓華僑詩人平凡出面,邀請我們台灣作家到那裏訪問,包括張默、管管、蕭蕭等八位。回程途經香港,我們就跟丁先生見了面。我們這次在香港逗留四天,除了丁先生外,我們還見到馬博良、蔣芸、藍海文等作家。其實,很多台灣作家到香港去,都會跟馬博良聯繫,因為他是美國領事館代表,台灣政府就不會懷疑了。平常的日子,我跟丁先生都是書信往來,互相問候。

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在一九七O年代發生的。我不曉得丁先生從哪裏知道軍方有一個規定,就是軍人外出時可以穿便服。於是他想盡辦法寄一批衣服過來,最後透過鄭愁予在基隆海關工作的方便,不用打稅就能把衣服寄給我們。丁先生寄來的衣服蠻多,我、楚戈、商禽、張拓蕪、大荒和許多相熟的朋友到鄭愁予家裏拿衣服。丁先生在包裹裏還附有一封短信,說這些衣服已經買了很久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發胖了,這些衣服就不合穿了!我拿了一套完整的西裝,剛好趕上在楚戈與西蒙的婚禮上穿著。丁先生還同時寄了一些餅過來,鄭愁予拆開包裹看到後想:經過這麼長時間,這些餅會不會壞掉呢?他嚐過後說這些餅非常好吃,還叫我們一起吃。我曾經在雜文裏,提及丁先生寄衣服給我們的軼事。

一九九O年代以後,丁先生帶團到台灣來,我們在台灣見面,書信就少起來了。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談過他與丁平先生的交情?

辛:他沒有特別跟我們談過這些事,但他對我們說過我們的稿子將來肯定有出路,因為可以在丁先生的雜誌上發表。覃老師說丁先生在香港文藝圈的人面是蠻廣的,他會把我們的稿子推薦到其他香港雜誌上發表。大概覃老師發了幾次稿以後,我的作品就在《中國學生周報》刊登出來,第一篇文章是〈古寺外〉(一九六O年二月)。

沈:覃子豪先生有沒有提到過他對《華僑文藝》的意見?

辛:覃老師很贊賞這份刊物。我們在《華僑文藝》發稿的台灣作家認為,這份雜誌有幾個特點:第一、在版面處理上做得很好,「天地」留得很大,給讀者很寬闊、很大方的感覺;第二、在文章開頭附上作者的簽名樣式;第三、連載文章的處理安排恰當;第四、附上大量插圖,令版面更活潑。

沈: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覃子豪先生逝世,《華僑文藝》在一九六四年一月號辦了他逝世的特輯。這特輯在台灣有沒有產生影響?

辛:《華僑文藝》雖然沒有被禁止入口,但亦沒有公開發行,所以台灣作家不能夠接觸到這份刊物,知道這個紀念專輯的人不多,影響力也很有限。

沈:辛鬱先生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有甚麼看法?

辛:總體來說,丁先生的創作是非常穩健的,但有時候難免保守一點。他為了維護文學的傳統,費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丁先生對現代文學的態度有兩點:首先,他對現代詩有很強、很銳利的鑑賞能力,無論是怎樣創新的詩作,他都能夠品味到這些作品的意旨,但他基本上從來不寫這類現代詩;其次,他願意在《華僑文藝》推廣台灣現代詩人的作品,包括洛夫、瘂絃、張默,這說明他的鑑賞力很強。

沈:辛鬱先生認為丁平先生對台灣做了哪些文學工作?

辛:丁先生在《華僑文藝》介紹了這麼多台灣作家,已經是很了不起的工作。雖然《華僑文藝》出版的時間不長,但有這麼多篇幅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說明了他重視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華僑文藝》把台灣作家的作品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肯定是對台灣作家的鼓勵。

沈:除了港台外,《華僑文藝》也發行到南洋一帶,佔三分之二的發行量。所以,南洋地區的讀者可以透過《華僑文藝》讀到台灣作家的作品。

辛:另外,丁先生總是很熱心的接待到香港的台灣作家,尤其是詩人朋友,讓大家了解香港最新的狀況,也介紹香港的作家朋友給我們認識,擴大兩地的互動交流。這些工作絕對是丁先生對港台文學交流的貢獻。

沈:據辛鬱先生了解,《華僑文藝》有沒有對台灣文學產生過影響?

辛:這一點倒很難說。覃老師透過與丁先生的交情,把我們的作品投到一份陌生的刊物,把我們介紹到一個陌生的地區。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當然很興奮,也很樂意向台灣的朋友推介香港這一份文藝雜誌。因此從第三期開始,《華僑文藝》的台灣來稿顯然比較廣,已經不僅僅是覃老師的管道了。從總體來說,當時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個是軍中作家,另外一個是大學老師,反而社會大眾對新文學都很陌生。由此可知,《華僑文藝》對台灣文學的影響還是有限的。我說有限,因為《華僑文藝》不能伸入民間,少為社會上喜愛文藝的青年人所知。我相信沒有多少台灣學者引用過《華僑文藝》的材料來討論台港文學的關係,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份刊物。其實,台灣過去比較多人看的刊物如《文壇》也不過是兩、三千份而已,而且讀者群主要集中在台北、台中地區,很少可以到高雄。

沈:辛鬱先生可否談談對丁平先生的印象?

辛:丁先生為人敦厚、誠懇、謙虛,是一位很值得人尊敬的前輩。他為文學的推廣,在一九六O年代的政治環境閉鎖、民智未開、新事物尚未衍生的情況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這份精神,應列入華人文學發展史上。

沈:感謝辛鬱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與覃子豪先生和丁平先生的交往,讓我們看到兩位前輩扶掖後進的苦心,也披露了台灣作家投稿到《華僑文藝》的過程。謝謝!

辛鬱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由丁平先生主編,一九六三年五月改名為《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為了行文方便,《華僑文藝》概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及後期的《文藝》。

遺忘與記憶──張健談丁平與《華僑文藝》(1)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張健先生為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曾任台灣大學、中山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等多所院校的教授,同時為藍星詩社同仁,曾任藍星詩頁及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委。本訪問稿經張健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O一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台北張健先生家中

張:張健先生
沈:沈舒

沈:十分感謝張健先生接受我訪問,談談丁平先生及其主編的《華僑文藝》。請張先生談談踏上寫作道路的經過。

張:我十歲開始寫作,早期曾受余光中、紀弦影響。第一篇作品在《新生報》發表,此後經常在《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中華日報》等發表作品。

沈:張健先生甚麼時候認識丁平先生?

張:根據我的回憶,是丁先生首先寫信給我,說他是覃子豪先生的老朋友。雖然我當時覺得他的來信有點唐突,但仍然把他當成朋友,後來就開始跟他通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是《華僑文藝》的主編,也沒有在信中提過他在《華僑文藝》上發表我的作品,直至你現在寄這些作品給我,我才知道他當年在《華僑文藝》轉載我的作品。(2)

沈:這封信是甚麼時候寄給張健先生的?

張:這一點我記不得很清楚,大概是一九六O年代初吧。我隱約記得《華僑文藝》裏有一篇小品文有可能是他索稿的,就是以筆名「汶津」發表的〈微悟〉。(3)除了這篇作品是我寄去香港的,其他都是轉載藍星詩刊的作品。其實,丁先生當年如果跟我說要轉載我的作品,我當然會同意。丁先生後來也沒有寄《華僑文藝》給我,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這份刊物,不知道有這一份雜誌。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如果我當時看過這份刊物上有謝冰瑩、覃子豪、墨人等的文章,我一定記得的。

沈:《華僑文藝》刊登張健先生作品時為甚麼會有「張健」的簽名?

張:有可能是丁先生從我的書信上剪出來,然後貼到作品上去的。我為甚麼會這樣子說呢?因為我發表創作一般是用「汶津」,而不是用「張健」的。據我的判斷,只有〈微悟〉這篇作品有可能是我寄給丁先生的,其他都不是我寄給他的。

沈:張健先生與丁平先生其後的交往如何?

張:我們後來有通信,但次數不多,大概只有兩、三次吧。

沈:兩位到甚麼時候才見面?

張:一九九O年,我在台大中文系休假,十一月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教授。我到研究所報到時,剛巧碰見牟宗三教授,我跟他認識,所以就聊上了,日後亦偶然見面。大概在一九九一年年初,藍海文和我的同學野火(即胡振海)帶我去見丁先生。那時候,丁太太病重昏迷,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我跟丁先生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這所醫院裏。丁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丈夫,每天到醫院照顧太太,我們親眼看到他怎樣為太太擦拭這裏那裏,我心裏面覺得很感動。丁先生當時忙於照顧太太,我也問候了他太太的情況,此外我們稍為談了一下別的甚麼,但聊得不多,前後大概只有一個小時。很可惜,現在已記不起來當時談過了甚麼。除了工作以外,丁先生每天都要去醫院,照顧太太,非常忙碌,所以我後來沒有想過再找他見面。現在想起來也很遺憾,如果當時有機會拜訪他,跟他談兩、三小時,我一定記得住一些事情。話雖如此,這一次見面已經給我很深的印象,他為人熱情、認真,而且坦率、誠懇,對文學的熱愛更沒有話講,我對丁先生的印象一直很好。多年來,我們偶然有一些通信,他後來寄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給我,(4)我也寄了一些散文、詩集給他。一九九八年七月,丁先生與他多位學生到中國文藝協會舉辦古玉展,這是我第二次見他,但當時人太多,只談了幾句而已。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沈:在文學上,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有哪些主張?

張: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很有限,丁先生大概主張以人為本、情理並重的文學。畢竟,丁先生是一位詩人,比較感性。如果說他推崇現代文學,我不會反對,但我同時認為他也很喜歡一些較為傳統的作家如謝冰瑩、胡品清等。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兼容並包的文學人,他的文學趣味是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

沈:《華僑文藝》既發表現代作家的作品,也發表傳統作家的作品。這種情況在當時的台灣文學雜誌普遍嗎?

張:在台灣主流的文學雜誌中肯定沒有這種情況,至於其他文學雜誌我就不太清楚。由這一點可以說明,現代與傳統並重是《華僑文藝》的特色。我相信《華僑文藝》同時發表兩類作品,與丁先生是覃子豪的老朋友有關係。丁先生曾經在信中跟我說,他們是幾十年的朋友。

沈:張健先生認為丁平先生選刊你的作品時有沒有某些原則?

張:我覺得他刊登的都是一些不太晦澀、介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作品,譬如〈澎湖詩抄〉是一首我很重視的作品,讀者可以讀懂之餘,也覺得很親切,就是最好的證明。那時候我寫了不少較為晦澀的作品,不見得丁先生會欣賞。不過,我現在的詩風跟以前的不同,比較平易近人。其實,我在報上用筆名「汶津」發表的作品,與我其他前衛、晦澀作品的風格完全不同,讀者根本不會想到「汶津」就是張健。

沈:總的來說,張健先生認為《華僑文藝》是一份怎樣的雜誌?

張:過去我沒有看到這份刊物,剛才翻過目錄一遍,對《華僑文藝》有兩點印象:一、雖然台港和海外的作品兼重,但主要以台港為主,其中有些台灣作家的作品甚至比香港作家的還要多,辛鬱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雖然形式與內容並重,但似乎較為偏重內容一些,對技巧的要求反而不是那麼嚴格。

沈:現在台灣還有人談起這份雜誌嗎?

張:沒有,真的沒有。

沈:據張健先生了解,丁平先生為台灣做過哪些文學工作?

張:丁先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文學愛好者、評論家。他為台灣做的文學工作,主要都是從他與覃子豪先生的關係延伸出來的,譬如丁先生與辛鬱、楚戈的關係,都是因為辛、楚二人都是覃先生的學生。除了在《華僑文藝》發表大量台灣作家的作品外,丁先生還寫了一些賞析台灣作家的文章,的確推介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家,但也介紹了一些未必那麼優秀的作家,貫徹了他兼容並包的作風。我猜想他這樣做可能與他教書有關,因為他要兼顧學習能力高低不同的學生,所以他選了不同水平的作家來介紹。如果每次談台灣作家都只拿商禽、洛夫的作品來討論,對學生來說實在太困難了,一定教不下去。儘管我與他的文學觀不同,而且不大認同他評價作家的標準,但我還是很佩服他。總的來說,丁先生作為文學人、文化人,我對他的評價很高。

沈:張健先生有沒有投稿到香港其他刊物?

張:有的,我大學時代曾投稿到《中國學生周報》,後來偶然看到《好望角》,覺得很適合我當時寫的小說。那時候,我發給《現代文學》和《筆匯》的小說都很「現代」,於是也投稿到《好望角》,其中〈孤獨之後〉是一篇非常前衛的作品。(5)另外,我寫〈開往嘉義的吉普〉這篇小說時,(6)正與三毛談戀愛,她十九歲我廿三歲,但大半年後我們就分手了。她後來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她的男朋友中有一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她這位男朋友就是我,別人不大知道。另外,我也投稿到《自由人》和《自由報》這些報刊。

沈:為甚麼會投稿到香港去?

張:一方面,我在台灣的圖書館看到這些刊物如《中國學生周報》,就投稿去;另一方面野火幫我把作品寄到這些刊物發表。

沈:覃子豪先生先後在《皇冠》及《文藝》發表了〈麥堅利堡〉一詩,(7)而張健先生曾撰文〈評三首「麥堅利堡」〉,(8)評論余光中、覃子豪及羅門的同題詩。張先生可否談談評論覃子豪〈麥堅利堡〉的部分?

張:覃先生在詩的開篇運用了象徵手法,把「麥堅利堡」當成信仰來處理,所以才有前面兩句:「聚信仰於此,信仰就在此」,一開始就把詩題的意境提高了。當然,更重要的是後面能夠配合,真正能夠把信仰這個主題,用具體的意象、具體的比喻、具體的結構把它表達出來。

沈:丁平先生在〈「詩的播種者」覃子豪〉一文中論及覃子豪〈麥堅利堡〉,(9)引用張健先生的分析之餘,亦作了一些補充。丁先生此文定稿於一九八二年,事隔三十年,未知張先生有甚麼回應?

張:總體而言,丁先生認為覃子豪的〈麥堅利堡〉不遜色於羅門的〈麥堅利堡〉。丁先生跟覃子豪的友誼很深厚,難免影響了他的判斷。一般來說,大家都認為羅門的比覃子豪的寫得好,這不僅是我的看法而已。所以,我的文章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受到大家認同,在當時是蠻有影響力的。由此可知,丁先生寫評論時,偶而會放了些個人情感進去。

沈:丁平先生每天在香港都看台灣報紙的副刊,其中包括《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副刊,或因此看到張健先生的文章吧。

張:我當時跟丁先生沒有那麼熟,所以我出版《中國現代詩論評》後,也沒有寄給他。他很可能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的文章,然後在評覃子豪的論文中引用了我的觀點。

沈:張健先生可以談談一九九O年到香港教書的那段日子嗎?

張:我是在一九九O年十月份應台灣教育部的邀請,到香港的新亞研究所擔任中文系的專任教授,開了一門「文學批評研究」的課;另外,我還要負責教育部聯教中心的國文和文學史兩門課,教幾所小書院如清華書院、廣大書院等一起上課的學生。換句話說,我每星期要教三門課,每門課兩小時,所以每星期我只要教六小時的課,工作量不太繁重。我當時還有到珠海書院兼課,多拿一份薪水。在港期間,我住在馬頭圍道,每天的生活過得蠻愜意的,尤其是在天光道散步的時光。但是,香港有些學生聽國語有點困難,要慢慢適應我的課。我在香港教書的日子裏,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國文班上有一位女生的態度囂張,甚至冒犯了我,我當時很惱火,拍了桌子一下,後來其他老師來勸開了。還有,香港有些人喜歡欺負外人,我在《九O年代心情》裏面提到了一些遭遇,(10)這裏不重複了。總的來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挺愉快的。一九九一年回台後,除了轉飛機到大陸以外,沒有機會再到香港了。

沈:張健先生認為這次到香港教書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張:我覺得到外地生活,總有一種「異地感覺」。對寫作人來講,長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總是不太理想;「異地感覺」可以讓人重新思考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經歷。所以,我常常懷念那一年在香港的生活。

沈:感謝張健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你對丁平先生的文學觀和文學工作的認識,以及一九九O年至九一年間你在香港生活的往事。謝謝!

張健先生受訪時攝

注釋:

(1) 《華僑文藝》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創刊,一九六三年七月改名《文藝》,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共出版了二十六期。除非特別說明,本文中《華僑文藝》泛指早期的《華僑文藝》和後期的《文藝》。
(2) 《華僑文藝》先後發表張健先生的作品包括〈詩三首:掠過一池企昐、如果陽光依然泛溘、聖母峰的雪在呼喚〉(《華僑文藝》,第一卷第一期,頁十六)、〈澎湖組曲(之一)〉(《華僑文藝》,第二卷第二期,頁六二)、〈澎湖組曲(之二)〉(《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四期,頁一七O)、〈澎湖組曲(之三)〉(《華僑文藝》,第二卷第六期,頁二七五)、〈春問〉(《文藝》,第三期,頁一一四)、〈微悟〉(《文藝》,第七期,頁三O)。
(3) 見汶津〈微悟〉,《文藝》,第七期,一九六四年二月,頁三十。
(4) 丁平《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
(5) 見汶津〈孤獨之後〉,《好望角》,第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
(6) 見汶津〈開往嘉義的吉普〉,《好望角》,第六期,一九六三年五月。
(7) 見覃子豪〈麥堅利堡〉,《皇冠》,一九六三年六月,頁二七;又見覃子豪〈麥堅利堡〉,《文藝》,第三期,一九六三年九月,頁一O八。
(8) 見張健〈評三首「麥堅利堡」〉,收入張著《中國現代詩論評》(台北:純文學月刊社,一九六八),頁一三七至一四O。
(9) 見丁平〈「詩的播種者」覃子豪」〉,收入丁著《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論》(香港:明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至五九。
(10) 張健《九O年代心情》。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hk/2016/06/blog-post_18.html

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梓人的《四個夏天》

梓人的《四個夏天》
許定銘


原名錢梓祥的梓人,是本港的小說家,他是和崑南、盧因、蔡炎培、盧文敏等,從一九五O年代成長的文藝青年。我初學寫作的年代,就很喜歡讀梓人的小說,他的作品常見刊於《中學生》、《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好望角》等文藝刊物上。

梓人的小說集有《沉落的情箋》、《離情》和《四個夏天》三種。處女集《沉落的情箋》,是一九六O年代初,由香港五月出版社出的,書前有雲碧琳的序,說梓人的小說,有淡遠的散文味,屬於藝術創造的範圍。

《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一九六五),收〈願她永遠青春〉、〈高攀不到的玫瑰〉、〈我願做你的朋友〉、〈四個夏天〉、〈生辰憂愁〉、〈一朶年輕的花〉和〈表哥表妹〉等七個短篇,寫的大多是極具時代感,充滿少男少女情懷的愛戀故事。

作為書名的〈四個夏天〉,應該是他最喜歡的。梓人透過男女主角在海灘上:邂逅、分手、參加愛人的婚禮和重遇她一家,四個夏天,四個片段,寫一段失落的戀事。故事雖然平淡,但創作手法新穎、前衛,七千字的小說只有四個段落,一氣呵成的文字初看與人有壓迫感,但文字優美而富詩意,讀來像好友在你耳邊細細地訴說他一段失去的愛情……。

(大公報二OO九年三月十六日)

梓人和他的書
許定銘

梓人是活躍於本港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小說家,和崑南、盧因、蔡炎培、雲碧琳、桑白……等同期,年紀相若,也是好友。我初學寫作的年代,就很喜歡讀梓人的小說,當年的文藝期刊《六十年代》、《文藝季》、《文壇》、《海瀾》、《文藝沙龍》、《好望角》……都經常讀到他的小說。

梓人寫得多,但結集少。他的處女小說集應該是一九六O年代初,由香港五月出版社出的《沉落的情箋》,雖然我曾在《文藝季》上讀過雲碧琳為他寫的序文,可惜原書一直未見,最近有機會問雲碧琳,才知道《沉落的情箋》雖已排好版、做了宣傳,最終還是因出版社的經濟有問題未出書,難怪幾十年未見。

梓人的單行本,我以前讀過小說集《四個夏天》(香港太陽出版社,一九六五),新近得太陽出版社主人陳克寬贈收集五個短篇的《離情》,是《四個夏天》同期出版的姊妹篇,相當難得。一九六六、六七年,桑白和蔡浩泉合編的「星期小說文庫」也出過梓人的四毫子小說《我不再哭泣》、《姊妹情》、《盜面的人》和《變幻》,可惜也未見。除了寫小說,因梓人任職律師樓,對香港法律認識很深,曾在報刊上開專欄為讀者解答疑難,甚受歡迎,可惜他個人生活並不愉快,幾年前自我了斷,約七十歲。聞他的好友詩人柏雄有意編一冊梓人的精選集,盼早日面世!

(大公報二O一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好望角》

1963年3月在香港創刊的《好望角》,是由李英豪、崑南、文樓等人合辦的文藝半月刊,合共出版十三期,由崑南和李英豪輪流擔任雜誌執行編輯,麥泉記書報發行社發行。據李英豪回憶,當時從台灣回來的金炳興後來也加入成為雜誌的中堅份子,直至雜誌因經濟不支停刊之前幾期,仍一直堅持與他參與編校、寫稿、約稿、跑印刷廠等事宜。

《好望角》的出版緣於李英豪當時認為「香港須要有一本像五十年代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和六十年代初期崑南、無邪、維廉主編的《新思潮》《詩朵》等類嚴肅刊物,介紹現代最新的思潮,推展一個新的現代文學運動」,他又認為他們絕非要西化,只是希望多吸收世界文藝思潮,彼此可以進行交流。本着這個宗旨,《好望角》推介過西方存在主義文學與哲學,刊載多篇存在主義小說。此外,《好望角》亦引介了大量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作品和理論,使現代主義創作包括現代詩和現代畫的實驗,得以在香港廣泛展開和進行探索。

《好望角》刊登的作品類型包括詩歌、小說、散文和評論等。詩歌方面,分別刊登了季紅的詩論,商禽、洛夫、張默、葉珊、鄭愁予、辛鬱等台灣詩人的現代詩,香港方面有葉維廉、王無邪、戴天、金炳興、蔡炎培、馬覺和尚木等。譯詩方面,包括英國、法國、美國等著名詩選,大部分來自李英豪手筆,只是用不同筆名。評論方面包括文藝評論、影評、畫論等。小說方面,第一期《好望角》已刊登了台灣陳映真的短篇小說〈噢,蘇珊娜〉。李英豪表示「在香港文壇,《好望角》可以說是最先對陳映真的小說推崇備至,介紹出來」。《好望角》最初是以《中國學生周報》的報紙形式出版,第十一期開始改為袖珍本的雜誌樣式;然而,《好望角》每期的銷售數量,不到一千份,最終因經費問題出版至第十三期便告停刊。

(《香港文學通訊》二0一一年五月第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