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詩風》

《詩風》是七十年代初期在香港出版的詩刊,由黃國彬、陸健鴻、羈魂、譚福基、郭懿言等人成立的「詩風社」出版,後來王偉明和胡燕青也參與《詩風》的編務和出版工作。《詩風》由1972年6月出版,至1984年6月停刊,合共出版116期。

據黃國彬和羈魂的回憶,他們與陸健鴻三人在尖沙咀海運大廈樓下的美心餐廳,舉行第一次《詩風》會議時已初步確定詩刊的形式和內容。黃國彬憶述當時決定「詩刊以單張四開的形式出版,每期發表詩創作、詩評、外國詩和外國詩論的翻譯。」而這個以「『大海報』(單張四開)每月出版」的形式,是由羈魂提議的。

《詩風》的「發刊詞」表示,希望《詩風》能夠做到「兼收並蓄,讓現代詩和舊詩互相衝擊,希望衝擊出真正具有新面目的中國現代詩來」,並明言日後發表的作品將包括「現代詩的創作,現代詩評論,西洋詩的翻譯與介紹,中國舊詩的創作,中國舊詩的批評」。由此可知,《詩風》是一份重視創作,亦不會忽視評論和譯介的詩刊。

《詩風》出版十二年間,推出過不少專輯,其中以外國詩翻譯專輯的數量較多,例如「蒙特萊爾專輯」、「羅拔.克依利評介」、「洛厄爾紀念專輯」、「以色列詩人小輯」、「英美女詩人小輯」等,葉輝認為「論譯詩的大手筆,歷來香港刊物無出其右。」此外,《詩風》也曾辦過「李白專號」、「詩經專號」、「洛夫專輯」、「鄭敏專輯」,內容貫穿中西古今。本地、大陸、台灣,以至世界各地的詩人都曾給《詩風》撰稿,作家陣容鼎盛。另外,《詩風》由第一期開始,已不斷鼓勵及歡迎作者投稿,誠如編者在發刊詞裡所寄望的——「『詩風』是屬於一切熱愛詩的朋友的」。

香港文學通訊二O一一年六月第95期)

2012年10月11日 星期四

徐速

徐速
Ldj Lin


找出三本香港高原出版社出版的徐速著作,是從緬甸仰光帶回來的《星星之火》新舊版與台灣舊書攤買進疑似盜版的《第一片落葉》。

徐速於1924年在江蘇出生,1981年58歲病逝香港。他在香港創設「高原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藝叢書」。我在仰光曾在書店工作一年,那時書店代理「高原出版社」出版的長、短篇小說、散文、新詩等「中國當代文藝叢書」,我以員工折扣價買進的徐速著作就有《星星、月亮、太陽》、《櫻子姑娘》、《星星之火》、《第一片落葉》、《一得集》,黃崖著《紫藤花》、端木青著《畫與家》以及黃思騁和李輝英的一兩本著作,可惜這些書在我離家後都不知去向,母親只為我收藏了《星星之火》。

徐速的《星星之火》於1952年初版,經不斷再版,至1961年元月發行第八版後,由徐速進行修改,增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重新排版,我自仰光帶回來的「星星之火」,有1961年1月八版的舊版與1961年11月九版新版,舊版全書229頁,新版307頁。

《星星之火》是徐速到香港後創作的第一部小說,他在1958年重印三版時提到它「是一部政治色彩相當濃厚的文藝創作」。故事以1948年國共內戰為背景,書中四位男女,以第一人稱敘述的田野,是一位報紙副刊編輯,標榜「不偏不倚,不左不右」,自以為不依附政治,却是傾向國民黨。國民黨特工章漢傑是他的摯友,林茵則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和章漢傑「在思想上是絕不相容的仇敵,更在工作上拔刀相見」,田野的愛人蕭楓純潔熱情,是天真追求革命幻想的女學生,受林茵影響。故事的發展是章漢傑和林茵兩位極端最後各自修正自己的「偏」,結為夫妻,田野的愛人蕭楓後來雖覺醒了,卻在與田野逃離大陸途中失散,田野順利來到香港……。

《第一片落葉》則是短篇小說,全書252頁,收錄有春雨樓頭、難民花、恩怨、遺照、鋼筆荷花、第一片落葉、猴戲、十誡、櫻子姑娘九篇小說,櫻子姑娘為中篇,後來改為長篇出版。

徐速的小說,大多在戰爭、和平、愛情、仇恨的矛盾糾纏中展開,從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到海外統戰,類似《星星之火》的愛情故事一直接續傳誦,滋生的愛苗不會因思想教育不同枯萎,魯迅的長孫周令飛當了台灣女婿,陳履安的公子娶了內地姑娘……,在有情人相知相愛的世界裏,玩弄政治的邪魔,請別再挑撥了……。

Ldj Lin臉書二O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亞洲」短篇小說選》

《「亞洲」短篇小說選》
Ldj Lin

下午原來要去誠品宜蘭店購買十月號的《文訊》的,路過宜蘭市文化路我稱為「小小舊書舖」的舊書攤,竟發現有亞洲出版社民國五十年代出版的《「亞洲」短篇小說選》,十本立即全部撿了。帶回七本精裝一本平裝,以及一本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一本東方微白的《太湖兒女進行曲》。

香港亞洲畫報為慶祝創刊一年一度舉辦小說比賽,分「學生」與「普通」兩組徵文,獲勝的前十組作品出版單行本。早年在緬甸仰光,對亞洲出版社的出版品不陌生,回到台灣後就睽違已久了,沒想到半世紀後在宜蘭重逢。

《「亞洲」短篇小說選》計買得第三、四、六、七、八、十、十一集七本精裝本,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出版,是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台北市今日書局總經銷,第十二集則為平裝本。每本書均有「編者識」說明各書內容。我看到第四集編者的感嘆:

「所微感遺憾者,第二屆『學生組』組前十名均為台灣區作者所囊括,這點固足證明自由中國青年文學修養之高,但亦希望其他地區青年奮力競爭,在本社今後一年一度的小說比賽中續作更良好的表現,不讓台灣區青年專美」。在第三集「普通組」前十名單行本中編者同樣感嘆:「……另有一點,即本集的作品,又係出自台灣作者之手,此在我們十分期待各地均有優秀作品應徵的心情上,不無遺憾……」。

就在《「亞洲」短篇小說選》第三集,我看到了優勝的郭嗣汾、墨人、尼洛、郭衣洞、繁露等人的作品,另在他集中也看到吳東權、桑品載、徐薏藍……作品。

今日購得的《「亞洲」短篇小說選》各集版權頁均註明五十五年七月出版,應該是各集一次出版發行的緣故,在第十集就看到介紹第一集至十二集的「亞洲」短篇小說選。

Ldj Lin臉書二O一二年十月六日)

在舊書店買得幾本香港《「亞洲」短篇小說選》以後,想起了《亞洲畫報》和「香港亞洲出版社」。

年幼在緬甸仰光唐人區的書店和書報攤,常見到《亞洲畫報》、《中外畫報》、《中國學生週報》、《天文臺》、《南國電影》和《長城電影》等香港進口的畫報,「亞洲出版社」出版的書刊也常出現,趙滋蕃先生的《半下流社會》就讓班上同學知道了「調景嶺」同胞生活……。

記得當年《亞洲畫報》和《中國學生週報》有舉辦徵文比賽,在《中國學生週報》偶而會看到獲獎地區有「緬甸仰光」字樣,而當年在仰光僅看過一、兩本《亞洲畫報》徵文比賽優勝的選集,近日買得幾本《「亞洲」短篇小說選》,才知道當年徵文比賽的優勝作品幾乎都被台灣地區文藝青年包了。

香港亞洲出版社《亞洲畫報》於1955年創辦兩週年時開始舉辦徵文比賽,分「普通組」和「學生組」兩組,在《「亞洲」短篇小說選》第十一集曾附有第一集到第十二集入選作品介紹,一、三、五、七、九集是普通組優勝作品,二、四、六、八、十二集則是學生組的,一屆出兩本選集,十二集顯示徵文比賽是辦理六屆。

從我購得的幾本《「亞洲」短篇小說選》中,第三集和第四集完全是台灣作家的優勝作品,包括郭嗣汾(37歲)、白雲殘夫(畢珍30歲)、尼洛(30歲)、墨人(36歲)、郭衣洞(36歲)、繁露(38歲)等當年還是三十幾歲的青年呢。而叢甦在學生組獲獎時十九歲、徐薏藍二十二歲…..。

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品現在很少見到了,我買得的《「亞洲」短篇小說選》,版權頁註明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初版,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發行,由台北市今日書局總經銷的精裝本,香港版本則是民國四十年代後期出版的,書內頁紙張多已泛黃……。

Ldj Lin臉書二O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霧裏看花說羅孚

霧裏看花說羅孚
許禮平


羅公(孚)惠賜海雷力作《我的父親羅孚》,披閱一兩頁,竟然停不了手,花兩天讀完。書中所述的人和事,大都熟識,正好重溫舊夢。有些像濃霧般模糊的往事,翻翻幾頁也就稍稍清朗些。

認識海雷,沒幾年。與羅公交往,卻有幾十年。初相識歲月,約莫一九七八年吧,三中全會召開前,羅公給人的印象:溫文爾雅,謙和謹慎,學養高,城府深,從不疾言厲色,永遠微絲細眼,幽默笑談。概而言之,是一介極具親和力的書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迂腐無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辦法的文人,連些雞毛蒜皮的瑣屑事,都能處理得好。記得港穗直通車開通不久,一票難求,但一託羅公,立即辦妥。謝稚柳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有事需延期留港,那個年頭,要邀請單位中大發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華社(即今之中聯辦)申報,又要經謝公所屬單位上海博物館和上博的主管機構文化廳同意,還有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一連串麻煩事務,讓謝公頭痛,但我領着謝公上《大公報》找到羅公,一切都好辦。羅公又樂意助人。怪不得能交這麼多朋友,端的是共產黨統戰高手。

一九八二年春,羅公出事。一眾友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非常納悶。當年十月一日,循例由新華社主辦國慶酒會,學術界好些教授因羅案不肯出席,這些統戰對象揚言,除非由羅公邀約,否則恕不奉陪。

羅公的罪名,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國間諜」。這個罪名夠嚇人。所以有些關係較密切而頭腦單純的人,長期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教誨,條件反射式與羅公劃清界線,可以理解。也有一些關係不那麼深的人也視羅公如蛇蠍,避之惟恐不及。舉個例,八十年代末到北京約羅公在王府飯店大堂碰頭,正巧趙浩生也在現場,羅跟趙打個招呼,趙勉強應一下,匆匆奪門而出。趙是四十年代《中央日報》記者,與羅公同行而又相熟,或者是怕惹麻煩,也就避之則吉。羅公為人敏感內向,其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羅案發生之後,許多現象,令人難以釋疑。按理說,若果真是美國間諜,而且公開宣判,就要收監。但羅公一天監也未曾享用過,還拋頭露面,到處活動。不是說「不許反動派亂說亂動」(先帝遺訓)嗎?何況美帝間諜。還容許發表文章,不單在境內發,還可以寄文章來香港,在拙編《名家翰墨》(台灣登記註冊)刊載。還可以訂閱《聯合報》(原擬訂《中央日報》後更改)等「反動報刊」(報刊派去友誼商店,羅本人去領取)。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可以訂閱台灣報紙的,是級別相當高的幹部,不是普通平民百姓所可問津,遑論被關押的囚犯。

羅案像霧又像花,朦朦朧朧,誰也看不清,就連羅公本人,相信也是懞查查的。羅公所在單位《大公報》,當年就在八樓費彝民社長辦公室開通報會,費公簡短開場白之後,由俠老(李俠文)宣佈羅公罪狀。俠老受命而為,只能照本宣科,表述有這麼一回事。其實俠老對羅案也是懞查查的,多次私下交談,以很疑惑的語氣猜度,「不同系統,到了中央應該都通啦,諗極都唔明。」

羅公老上司吳老(南生)大概也不明白這個案件。吳老是中共廣東省委兼管宣傳口的,早年中共港澳工委歸廣東省委領導,所以羅公說吳老是老上司。羅公被捕前,在廣州與親友遊玩,準備返港那天,還登白雲山,但停泊在山下汽車尾箱行李中,羅的回港證不翼而飛。八十年代,沒有回港證便回不了香港。羅公也不焦急,托吳老請公安幫忙尋找。吳老照辦,還很熱心叮囑公安。吳老當時也覺得很怪異,羅公下榻的廣東迎賓館(當年大門口有部隊站崗,等閒人住不得也進不得),總經理態度異常,陰陽怪氣,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幸好吳老貴為省委副書記,又不知情,不然也會惹麻煩的。不久羅公接到通知,要上京開會。飛機起飛後,有人把回港證交還羅公,這已表明,是我們幹的好事。劇情往後發展,海雷這本書寫得很詳盡,不必我囉囌。

羅公出事,北京一眾友好嘩然。久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鍊的人民,早已明白:盡信黨不如無黨,緊跟往往犯錯。會獨立思考的人,熟識羅公為人的人,會用常識判斷的人,打死也不信羅公會出賣黨國,充當美帝走狗。八十年代北京講正氣的人還是有不少的,許多人為羅公說話,夏衍就力保羅公。夏衍向公安系統的人查詢,聽說有這樣的回覆:經歷文革,發生那麼多寃假錯案,其中一位領導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文革中被關在自己一手建造的秦城監獄中,許多公安幹警,深知被寃枉關押的滋味,沒有確鑿證據,我們(公安)決不亂抓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公老友苗公(黃苗子)也曾向廖公(承志)打聽,廖說小羅大概多喝幾杯,懷疑係雙面間諜,很複雜,他也搞不清楚,正在調查。隔三兩個星期,苗公耐不住,再問廖公,廖公大聲說「擺大烏龍,搞錯了」。原來當時兩個情報系統互相保密,羅公又閉口不言。後來各方一對,發覺的確搞錯了,最後由部隊證明羅公清白。但沒辦法,已不是廖公所能處理的。(苗公述 20070818, 20091118, 20091125)苗公問完廖公回家,向郁風道及羅公案還是搞錯了,郁風快人快語:「我們就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案如果沒有捅破,讓天下周知,完全可以當作羅公赴京開會學習,再返回香港,繼續黨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繼續做《新晚報》老總,甚或按上頭原計劃接費公的班,做《大公報》負責人。一九八二年,大公報陳凡在四海通銀行虛白齋觀畫時曾告訴我,《大公報》準備交夾萬鎖匙與羅公(意即接班)。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發了一篇文章〈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被中共召回北京交代問題〉,事件曝光,無轉圜餘地了。羅公回不了香港(當時無人能估到十年後可以返港),軟禁京華。難怪有人要問,是誰放料與《百姓》,表面上滿足了有知情權的公眾的好奇心,實質上卻苦讓羅公滯京十年,客觀上嚴重破壞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這幕後黑手是誰呢?若從輕處思考,是不是有人不想羅公重返香江,掌握《大公報》,所以向《百姓》放料,這個「誰」是美帝嗎?是國民黨嗎?抑或是《大公報》自己人?還是黨內同志?《百姓》陸鏗已然作古,《大公》費公也走了,整羅主謀廖靄文(廣東省公安廳)也患癌消失了,問誰?

羅公一案,只是工作失誤這麼單純嗎?如果上綱上線,是不是可以這樣思考,羅公被弄回北京,最大損失是誰?是革命陣營;最大傷害是誰?是黨國。即是說,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等於反黨叛國。策劃這個行動而毫無補救方案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就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列寧語)

偉大的、光榮的之後,還有正確的,死不認錯,也就正確了。要保持黨的一貫正確,只好委屈羅公,請羅公配合,假戲真做,彰顯剛提倡的法治,公開審判,刑期十年,雖然一天也未享用過。法治這玩意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新生事物,經驗尚淺,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這場戲由檢控到審判諸多程序,漏洞百出,海雷在書中有詳細描述,可當作《笑林廣記》觀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有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仔細翻翻,甚麼 AB團啦,甚麼延安整風運動啦,慘死在自己人手裏的共幹不知凡幾,概而言之,為共產黨效力,好像沒有好下場。天地陳松齡兄惠賜一冊《北京十年續編》,讀了讓人感到,為共產黨情報部門效力,下場更慘。香港道亨銀行(即今之星展)金龜婿潘漢年,級別較羅公高得多,貢獻較羅公大得多,下場也就比羅公慘得多。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羅公總算安全返回香港,踏入新東方台寓所接到第一通電話,就是小弟打去的,向老人家道賀。羅公含寃十載,雖然處境較潘漢年好得多,但陰霾揮之不去,噩夢纏繞,夜裏眠時,偶爾慘叫嚇醒,令人不忍聞聽。

羅公深具職業道德,從來不談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友好也不便問,不敢問。互不溝通,更顯得撲朔迷離。海雷撰寫《我的父親羅孚》時,羅公契女魏月媚來訪,偶道及苗公詢問廖公一段,不久傳到羅家,海雷向我查詢,才發覺羅公壓根兒不知廖公擺大烏龍一說。細心的月媚提醒,廖公已逝,趕緊請苗公寫個證明。苗公長期住院,怎麼辦,還有,說說無妨,白紙黑字,苗公願意寫嗎?

二O一O年十一月,北京尚不太冷,苗公狀態也好些,已經返回朝陽醫院對面興華公寓寓所靜養。我立即上京,約好十七日早上,拜訪苗公,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苗公二話不說,一口應承。已是九十八高齡老人,怕他不知如何下筆,我照其過去所述,先草一簡短文字:「一九八二年吾友羅孚出事,詢之廖公,答謂調查中。隔一陣,再請教廖公,答謂擺大烏龍,搞錯了。部隊證明羅孚清白。」

苗公頭腦極度清醒,拿出一張 A4白紙,欣然命筆:「記得一九八二年」寫到這裏停一停,繼續寫羅孚名,然後鄭重添上「同志」兩字,一開始即表明羅係自己人,明確以同志相稱。「羅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詢之廖承志同志,答謂在調查中。隔數週後,再和廖公談及此事」,寫到這裏,又停一停,在我的初稿上刪去原來「擺大烏龍,搞錯了」,改為「可能搞錯了」,仍覺得不妥,此時苗公喃喃自語:「政府是不能錯的」,再化含糊些,「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又把「部隊證明羅孚清白」一句刪去,末尾添了句「記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然後簽名填寫日期。苗公揮就,任務完成,我心中暗喜。捧着這份新鮮熱辣的文件,趕赴金寶街香港馬會,與海雷午饍,奉呈文件影本。但不知海雷何時返港,十二月中老友楊向杰花甲榮慶,假君悅酒店雅敘,羅公作為楊的老領導,也坐輪椅出席,我將這份算是還羅公清白的文件,鄭重的呈交到老人家手中,羅公微笑說:謝謝!

輕飄飄的一紙文件,讓老人家像放下沉甸甸的一塊大石,笑得很甜。遺憾的是,俠老到死也不知此案真相。有人要他宣讀羅公罪狀,但無人讓他宣佈羅公平反。苗公說,俠老不是黨內人士,所以不知羅案實質。岔開一句,多年前啟老(功)問我,俠老是黨員嗎?我不能問,也不敢問,無以報命。後來有一次與俠老在陸羽茶敘(習慣坐卡位一對一),俠老談起些事,有點憤慨,爆出一句:(我)不是黨員而領導《大公報》,是周總理授意的。老人家不打自招,我才可以向啟老覆命。俠老是老大公報人,晚歲掛《大公報》名譽董事長銜,十數年來,每年新聞界國慶酒會,俠老都是以籌委會主任的身份致辭,講稿雖係俠老所擬,但例交新華社過目。所以俠老在正式場合宣讀的,代表官方,私下交談的,才是他本人意見。二O一O年一月十二日俠老以九十七高齡辭世,追悼會在北角《大公報》舉行,很巧,當夜羅公哲嗣海星的追悼會在九龍舉行。同一天,日夜我都有參加,兩位都是值得尊敬的君子。

羅公自一九八二年滯京以來,二O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第一次返回《大公報》。《大公報》的地理位置已由軒尼詩道東移至北角,比起從重慶遷來香港,這點距離不算甚麼,但老人家與《大公報》的距離卻一下子拉近了。對羅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義很不一樣,這也許算是非正式平反吧。接着,今年一月六日,《大公報》、《新晚報》一眾舊人、新人,與羅公各方友好一道,在銅鑼灣廣場為羅公慶祝九二華誕,各方友好踴躍參加,迫爆酒樓,有許多人幾乎卅年未見過羅公,紛紛與老人家打招呼,祝賀,寒暄,拍照,熱鬧非常,這種場面,對九二老人而言是十分疲累的。我有幸與羅公同席,正對面觀察他,老人家整晚微笑,看得出是發自內心的微笑。半場之後,怕他太累,問要不要提早離開返家休息,羅公忙答:「不累不累,挺好的挺好的。」

參透人生的羅公,早已不計較名利得失,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際,經歷沉重打擊,也能處變不驚,沉着應付過去。在身體健康備受各種病魔侵襲時,也有幸能處理得當,力挺過來,好好的活着。還是那句老話:活着就是勝利!

蘋果日報二O一二年三月四日)

金庸、梁羽生

也說金庸和梁羽生
夏智定

金庸和梁羽生,都是我們《大公報》的同仁,金庸(查良鏞),在一九四八年入香港《大公報》翻譯課,梁羽生(陳文統),在一九四九年進入香港《大公報》副刊課。作為前輩,我們後來的報社同事們都很尊敬他們。金庸的杭州口音頗重,因古文根底深湛,為文流暢明麗。他調入《大公報》另一家分報《新晚報》副刊課做編輯後不久,即與同一辦公室且同一桌的梁羽生合撰武俠小說了。不久,一發而不可收,兩人都成了香港武俠小說界的「梁大俠」和「金大俠」而名馳港九了。

金庸年青時風度翩然,五十年代中期,他曾拚命追求過當時的影界名花夏夢,據說苦戀不成,後來兩人約聚長談後,金庸便結束了對夏夢的追求。作為香港作家聯會會員,我也常常在作聯的聚宴上見到金庸。金庸向來就是一個性情中人,記得前總理趙紫陽病逝後,金庸在香港電視臺上公開放聲大哭,並淌著熱淚說「趙紫陽是個好人呀!」一個近八旬老人而如此真情流露,洵為難得。

梁羽生一向低調,但在報社內聲譽很大,上下敬慕。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為二零零三年年初,他自悉尼返港順便一探報社同仁,握手時,我們都叫他「陳公」。梁羽生的對聯造詣很深,精通平仄律仗,為同事們嘆服。

如今,梁羽生已仙逝,金庸也垂垂老矣,但二人在香港武俠小說領域的發展史上,功不可沒。當然,魯迅曾說過,武俠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並不高,但在五十年代英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卻起到了具某種文化認同的愛國主義作用。


一九九七年一月,筆者在香港回歸詩詞大獎領獎台前與金庸合影。


金庸曾追求過的夏夢(右起第三位),右起第二位為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右起第一位為林黛,左起第一位為費彝民夫人。(馬吉按:據網友提供資料,右一該為韋偉。)


六十年代中期一相:左起第二位為梁羽生,第三位為名作家葉靈鳳之長女葉中敏、第四位為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

夏智新浪博客二O一一年二月十日)

自金庸的兩張五十年代軼照談起
夏智定

筆者撰寫的《文海掬貝錄》第二十二章中,曾述金庸和梁羽生在港創作武俠小說的起始等。日前,又在篋藏中忽然翻出了兩張金庸在五十年代初所攝之相,這是很珍貴的二張軼照,估計金庸本人也已淡忘當時情景了。

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公報翻譯課任翻譯的金庸,也參加了報社內部人員組織的籃球隊。大公報的籃球隊,驍勇善戰,在舊中國的籃球界中叱吒風雲,甚至令當時目中無人的美國駐華海軍籃球隊也為之慘敗,頓令中國人揚眉吐氣,此事,曾轟動了一九四七年的整個上海灘。

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也同樣名震遐邇,在港為扛鼎之隊。金庸因身材高瘦且靈活,故與副刊課的主任陳凡同為隊中主力人物,兩人穿插遊移場中,每發必中而贏得掌聲陣陣。

圖一所見第二排左第二位即金庸。金庸左邊即陳凡。前排右二為名記者潘際烱。後排右二為梁厚甫,後移居美國並成了著名的國際時事評論撰寫人。

另一張則是金庸與報社副刊課、翻譯課諸同事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二位即金庸。據說因金庸之父在肅反中被錯誤定性為惡霸地主,後被海寧地方政府執行槍決,故而不久金庸即離開了大公報而自立門戶另闢《明報》去矣。當然,這是後話了。


圖一、香港大公報籃球隊人員合影。後排左二即金庸。金庸左邊即陳凡。前排右二為名記者潘際烱。後排右二為梁厚甫。


圖二、第二排左起第二位即金庸。

夏智新浪博客二O一一年三月四日)

2012年9月8日 星期六

懷念香港《開卷》

懷念香港《開卷》
韋泱


閒翻舊刊,看到一冊《開卷》,打開目錄頁,在左邊封二上,一行黑體字赫然入目:「《開卷》月刊停刊啓事」,開端即是「本刊自1978年底創刊至今,共出版了24期,維持達兩年多,近因銷數不夠理想,成本日益增加,虧損良多,難以支撐,故決定停刊。」當看到此「啓事」的落款日期為「1980年12月」時,我心頭一沉:香港《開卷》謝幕已三十多年矣。

本來,我偏愛民國版老期刊,一冊僅有三十多年刊齡的雜誌,還不足以引起我過多關注。但香港《開卷》卻不然。它1978年11月,創刊於被稱為「文化沙漠」的彈丸之地香港,比內地名刊《讀書》的創辦還早五個月呢,實屬不易。創刊號上的封面畫是法拉捷達的《蜘蛛人》,他在美國是家喻戶曉的書籍封面與插圖畫家。我將這一摞全套的《開卷》,一冊冊重新流覽一過,真生出不少感慨。

香港《開卷》在《創刊詞》中開宗明義「《開卷》是一本圖書的雜誌,它的宗旨就是提倡讀書」,還說「《開卷》這個刊名,顧名思義,有『開卷有益』之意,我們希望它能對讀書界有益有利,樂趣無窮」。我想,所謂「有益有利」,就是有好處有作用啊!在結尾處充滿信心:「願不畏艱苦的園丁們,共同努力栽種,使沙漠變成蔥翠的園林,開出奇葩異果」。

香港《開卷》從創刊到1979年5月的第七期,為32開豎排右翻版式。第8期於1979年8月出刊,目錄頁上端有《編者的話》:「本刊經過兩個月的休整,又再次同讀者見面了。改版後的《開卷》,是大十六開本,定價減為三元(原五元),內容則更為結實。我們希望把這本月刊辦成讀書人愛看的雜誌,辦得更合大家心意和口味,這就是我們的願望。」改版後的《開卷》,開本大了,為橫排左翻式,刊名字體亦由原來的魏碑書法改為老宋體美術字。

香港《開卷》由開卷出版社出版,這其實是一家私營出版機構。主編李文健,筆名杜漸。關於他,倒是應該多寫兩句,他熟悉香港與內地的文壇與讀書界,除主編《開卷》外,他在80年代還主編過另一種讀書刊物《讀者良友》。杜漸1934年生於香港,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曾任香港《大公報》《新晚報》編輯,翻譯作品有《生與死》《底層的人們》《莎達的故事》,著有《當代世界文談》《亞非拉文學新潮》等,主編「明日世界文庫」,其中有他翻譯凡爾納《隱身人魔》等五種。尤其是他寫的書話集《書海夜航》,書中「大多是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家的作品的」,1980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印數高達九萬冊,在內地與香港引起不小反響。以後又出版了二集。唐弢先生說他「很有清淡娓娓,言之有物的妙處,顯示了一個書話作者的深厚的功力」。杜漸自己說過:「我喜歡書,簡直是嗜書若狂。業餘唯一的嗜好,就是逛書店,口袋裡一有點兒閒錢,就花在買書上面。每天晚上,坐在向海的窗口的書桌旁,翻閱喜愛的書籍,怡然自得,以為是一種最高的享受,往往看到深夜兩三點,也不覺疲倦。每逢買到了一本嚮往已久的書,會樂得手舞足蹈,例如買到《一千零一夜》十六卷全譯本,樂得一夜都睡不着覺。」所以,香港讀者稱他為「書癡」。據說,他晚年移居加拿大,漸離文壇。

再說香港《開卷》。其辦刊品質始終保持高端,優秀且穩定,富有讀書專業特色。它最重要的欄目如「作家訪問」、「作家研究」,先後介紹、評述了一大批內地作家、詩人。香港老作家劉以鬯曾在《明報月刊》寫過《記趙清閣》一文,他把《再記趙清閣》交香港《開卷》,作為創刊號的頭條,以「特稿」形式刊出。在這期「作家訪問」欄中,有《詩人卞之琳談詩與翻譯》。之後,還推出了姚雪垠、艾青、茹志鵑、端木蕻良、蕭軍、丁玲、蕭乾、巴金、臧克家、秦牧、陳登科等專訪。那個年代,內地文壇還剛剛在復蘇中,許多老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樣(有的還沒有平反呢),開始被年青一代所知曉,《開卷》率先向香港及內地讀者有計劃地介紹這些長期被湮沒遮罩的三四十年代老作家,不能不說編者具有超前的眼光與膽識。香港《開卷》另一特點是,大量介紹在內地還沒有完全開禁的外國文學作品,真正體現了「讀書無禁區」。創刊號上有杜漸寫的《馬爾茲和他的〈警官〉》,以及《〈十日談〉是色情文學嗎?》《關於紀伯倫的小說、詩與畫》等。又在「世界文訊」欄目中,集中介紹世界各國的出版動態與資訊。這當然與作為翻譯家的杜漸熟悉世界文壇不無關係。他還親自主持「購書小貼士」欄目,介紹大陸、港臺等地出版的中文讀物。所以說,香港《開卷》是一本內容新穎、出版資訊豐富的讀書刊物。香港作家如黃俊東、小思、許定銘、原甸等,內地作家王辛笛、黃苗子、方平、豐一吟、姜德明等,都為香港《開卷》奉獻過佳作美文。可以說,香港《開卷》是連接香港與內地文學及出版界的紐帶和橋樑,亦是兩地瞭望世界出版業資訊的一扇視窗。

可惜的是,香港《開卷》壽命過於短暫了。它的停刊,使香港與內地愛書人悵然若失,時常懷念。所幸新世紀伊始,2000年4月,內地以《開卷》為刊名的讀書雜誌創刊於南京,十年來聲譽遠播海內外。雖然它只是一份民間讀書小刊,卻贏得了讀書人青睞。鑒此,我的書友毛東初把在舊書攤淘到的一冊香港《開卷》創刊號,寄贈南京《開卷》編輯部,期望薪火相傳,其情可感。我亦是從本地舊書店花了多年時間,才陸續配齊整套香港《開卷》。也許與此刊有緣,創刊號竟淘得複本,遂轉贈一冊給東初兄,以留存我倆對香港《開卷》共有的那份溫情。在當下讀書漸成奢侈的年代,此可謂書林佳話也。



文匯讀書周報二O一一年五月六日)

徐訏的《七藝》

徐訏的《七藝》
許定銘

小說家徐訏(一九O八至一九八O)一九五O來港,至一九八O年逝世,居港三十年著述頗豐,出單行本數十種,但,由他主編的期刊卻不多,《幽默》、《論語》、《筆端》和《七藝》不單少人提及,而且都像流星,轉瞬即逝。《七藝》月刊創辦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據手邊資料,如今大家見到一九七七年二月號的第四期,就是它的終刊號。

《七藝》是大三十二開本,每期有一六O頁,像單行本。徐是主編,實際執行編輯工作的是翁靈文和林曼叔。徐是一九四O年代成名的浪漫主義作家,文壇地位崇高,《七藝》創刊,支持者甚眾,創刊號即有司馬長風、劉紹銘、黃思騁、陳香梅、成仲恩、林太乙……等人供稿,而徐自己,也寫了《看戲》和《屬於夜》兩篇。

《七藝》不是本純文學期刊,縱觀僅有的四期,我們可以看到主持者的心意向︰繪畫、戲劇、電影、翻譯、攝影、文藝和評論多方面發展,每期的封面及內頁刊繪畫、木刻及油畫甚多,並着意推介新藝術家,用意在營造一份高水平的「藝術品」。《七藝》由文華出版社出版,據說編輯部即設於文華印刷公司內,後台老板是公司東主黃泠,經濟上應該無問題,可惜徐應巴黎大學之邀,前往講學半年,無暇兼顧,《七藝》遂匆匆停刊。

大公報二O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雷聲與蟬鳴

雷聲與蟬鳴
Polly Ho


《雷聲與蟬鳴》是梁秉鈞的第一本詩集,此書細分七個部份:未昇、突發性演出、香港、澳門、廣州/肇慶、臺灣、浮苔。細心一看,你可以從這本詩集看到梁秉鈞後期的發展脈絡,包括城市研究﹑文化研究﹑食物詩的延伸。

復刻版於二零零九年由文化工房出版,袁兆昌找來詩集同齡人一起重新創造,江康泉(江記)和智海是書本的幀裝設計師,智海又是繪圖師。復刻版選用較為昂貴的瑞典紙,江記直言喜歡這紙前後不一的觸感,半透明的瑞典紙可以看到背面未完的詩句,柔軟的瑞典紙正好適合習慣一手捲起書皮閱讀的讀者,江記說:「薄薄的紙有點像蟬翼呢。」智海的一幅手描畫被切割成六份,成為此書的插圖,他認為雷聲是來自天上的雷神,後來他在畫上加添了一個可以呼風喚兩雨的雷神。從紙張選取到繪圖,當中的心思是顯而易見。袁兆昌坦言特種紙張加上亮麗的黑色書邊令成本提高了不少,他笑說有朋友說這是文化工房出版以來最漂亮的一本書。



新出復刻版原來並非指板畫設計,相反,原版的《雷聲與蟬鳴》的封面設計才是板畫,抽(操)刀者是板畫藝術家劉掬色(原名劉佩儀),新舊版同場展示,舊版看上並不古老,它依然是落落大方。


三十年前寫下的詩句,今天再讀,仍然有時代感。辟(譬)如其中一首名為《信》的詩,詩人在趕稿的時候桌面上放著一封「你」的來信:

有時有人喚出我的名字
我還在這裡
低頭工作
偶然想想你的來信
偶然站起來
給自己再倒一杯咖啡

江記說得很傳神:「這情況就像現在我們一邊工作一邊開MSN聊天。」梁秉鈞說再讀當年的詩,一些當年的事或感受未必清楚記得,但若然寫成詩句,再讀又會重拾舊記憶。



在場的杜家祁說她教新詩一定教這兩首詩,其一是《青晨》,其二是《聽歌》。《青晨》的妙處在這個「青」字,在熱咖啡和烤麵包的餐桌上找夢,找到的是淡綠的重影。

熱咖啡和烤麵包
還有我的夢呢
在暗涼淡綠的重影中
咖啡壺兀自在一角蒸氣發熱

《聽歌》是一首長詩,情節像電影剪接過的片段,當天我們很不浪漫地每人讀一小節,把它完成。

《雷聲與蟬鳴》,如杜家祁所言,會在香港文學史上佔一席位,不論你手上擁有的是新版或是舊版,它的分量是一樣的重。


(photos by Paul Wan)

Kubrick Poetry二O一O年三月十七日)

2012年8月29日 星期三

那些年,華人所受的屈辱

那些年,華人所受的屈辱
黃仲鳴


■這書兩線發展,首章最為可讀。作者提供圖片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於上海租界一些公園豎立的一塊牌子。這個「傳說」,近世有人指為偽造,但在當年一些文章裏說得甚為火紅。如孫中山《中國內亂之原因》:

「上海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還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

另如郭沫若一九二三年在《月蝕》中有如下的句子:

「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這牌子是否真的存在過,這裏不深究。我相信,華人在當時,確是受到外人無窮的欺侮。傑克的《春影湖》(香港:聯合出版社,一九五三年三月)對華人所受的屈辱,便有頗深刻的描繪。

小說的眉題曰「哀豔奇情」,主題確是「哀豔」,但第一章「哲學怪人」,卻道盡了一位老華僑在異地所受的恥辱,堪稱「奇情」。料想傑克早聞「華人與狗」的「典故」,故而大筆一揮,開首即寫了這篇大快人心的故事。

故事發生於「若干年前」南洋羣島某殖民地。一位華僑在彼邦奮鬥了三十年。做過後生,做過苦工,再而開過錫礦,種過樹膠,經營過糖廠,終於發了大達。但他不忘本,生活樸素,衣着仍簡便,貌似工頭。四十七歲那年,忽然動了歸思,要回唐山娶個妻子,享一享晚福。但當他由小埠欲乘火車出大埠,往購頭等票時,卻遭到攔阻,黃髮黃臉、混血種的售票員說出原因:「你是中國人!」老華僑有股牛脾氣,據理堅持坐頭等,不坐二等三等,最後驚動白人站長,也堅拒售票,行文之中,傑克來一段插說:

「在那個時代,國勢衰弱,民智低落,尤其在殖民地,不平等的待遇,幾乎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表現得很明顯。」

南洋的殖民地,和上海的殖民地,不是一樣嗎!最後,老華僑一氣之下,耗鉅款包了一節臨時加上去的頭等廂卡,「所有車站上的中國人,都大為興奮,一片壯越的國歌聲,高唱入雲,直唱到那行列車蜿蜒地轉過山背後才罷。」

坐火車如此,到了大埠,住一家外國人經營的大酒店亦是如此:「這裏不住中國人!」並且將老華僑的行李掉出門外。這口氣,倔強的老華僑怎忍得住?幾經門路,把這酒店連地皮也買下來,結果是:將這酒店的外籍經理大大折辱一番。報了一箭之仇!

酒店如是,連妓寨的花魁也看不起這土老頭。老華僑終耍出天降銀元的戲法,要全寨妓女脫個精光,能拾得幾多就幾多。這一段,傑克描述得甚為生動有趣,為「卑微的中國人」出了口冤氣。

以後的情節發展,由「奇情」進展到「哀豔」,另個主角登場。可是《春影湖》這一章,已見傑克非一般通俗小說家可比。另如《一曲秋心》,雖述舞場故事,但主人翁的反日寇情操,傑克寫來入木三分,是個有節氣的作家。

文匯報二O一二年五月廿二日)

「午夜作家」夏飛

「午夜作家」夏飛
黃仲鳴


■夏飛的作品,再難找尋了。作者提供圖片

年前,與廣州許翼心教授茶,縱談香江文事,忽然扯到「夏飛」身上。許翼心說:「我藏有他一批小說,可惜都是翻版的。」聞言頓雀躍,忙索閱。逾月再赴穗,許翼心果信人也,出示多冊,惜無署名,不知是否真為夏飛作品。許翼心指證確是,但無實據,我始終懷疑。

夏飛何許人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剛進報界,每日凌晨下班途經銅鑼灣一帶時,有幾處報檔書檔通宵營業,我輒蹲下瀏覽一番。那些書檔,是待商舖休息之後,深夜始擺地攤,專售成人讀物和流行小說。在芸芸書刊中,有個多產作家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夏飛。

夏飛的書每整行排列,陣容鼎盛。而且,還不斷有「新貨」推出,產量十分可觀;每一本都是艷情為尚。我捧讀之下,驚覺這位「色情作家」和那些「鹹濕作家」迥然有別,也曾購買多冊,看得津津有味。可惜,迭經搬遷,到了八十年代,這位作家漸銷聲匿跡,我所藏亦風流雲散,只餘一冊《夜夜換新巢》。後來看報上有個專欄作者,賜了他一個綽號「午夜作家」。這名號起得甚佳,蓋夏飛的書在一些書店確難得一見,銷售對象往往是「夜遊人」,地點就是這些通宵流動書檔。除了銅鑼灣外,旺角、油麻地亦見他的「艷跡」。

我曾訪問過與夏飛同時代的一些作家如馮嘉,和在報端寫過他的如黃雅歷等,細問夏飛是何方神聖,他們都瞠然不知。曾與陳湘記之子陳炳新先生閒談,他爆出了一個「秘聞」,指夏飛非男性,而是女性,還是「肥婆」一名。至於真名實姓,已是難以考證。女性而能寫出如此精彩的情色作品,本不是奇事,但聽在我耳裏,先是一奇,繼而覺是趣事一樁。因為我想,在夏飛來說,她(?)寫這些作品,只是迎合潮流和為生活而創作罷了,和一些志切於所謂嚴肅文學的「嚴肅女作家」所書寫的情色作品,渾然兩回事。但比一些舊小說如《株林野史》等,卻優勝得多。

有友云,夏飛可能是依達的筆名。又有說是一個寫作團隊的筆名。總而言之,夏飛是誰仍是個謎。

台灣作家焦桐在論情色詩時說:「詩人書寫情色或性愛描繪,不見得是好色齷齪,自然也不見得比較淫蕩。反而常是一種道德、良知的覺醒,更是一種叛逆,對道德禮教的反抗。」這番話用在情色小說方面一樣恰切。但,無論是「情色詩」抑或「情色小說」,同樣的存在等級、高下之分。當然,和名家一些「情色作品」比較,夏飛的比喻和意境,仍相差甚遠,如余光中的《鶴嘴鋤》:

「吾愛哎吾愛地下水為甚麼愈探愈深?你的幽邃究竟有甚麼的珍藏/誘我這麼奮力地開礦?肌腱勃勃然,汗油閃閃鶴嘴鋤在原始的夜裏一起一落」

《夜夜換新巢》是市井文學,自是難與余光中的大作相類,但比低劣的情色作品,卻好得多了。「夏飛現象」,值得我們研究。

文匯報二O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晚報的風光歲月

晚報的風光歲月   
香山亞黃

五六十年代,就說得上是香港有史以來,晚報昌盛的黃金時期,除了附屬日報的星島/工商/華僑/明報/大公報(新晚報即是大公晚報),還有獨立的中聲/新生/南華/大晚報以及香港/世界/平安/華人/新聞夜報;加以今夜/新夜/真夜三份同一聲韻性質的夜報互相競爭,晚報市場之大,讀者人數之廣,甚至連不以晚報為名的正午報,也屬半晚報性質。

最輰銷還星島晚報和新晚報,尤其是星島晚報,在六十年代幾乎傍晚下班時分,天星渡海小輪上白領人士幾乎人手一份。

筆者青少年時代,就常兼看星晚和新晚,事實當時沒有政治敏感而追讀副刊的讀者,很多都同時閱讀這兩份晚報,星晚和新晚副刊不止做足工夫,而且各有千秋,星島晚報較,以及別具一格以現代語氣和現代心理描述歷史人物的南宮博。

新晚報副刊較通俗而多樣化,她始創於五十年代每星期一次的社會新聞漫畫版「新晚畫廊」,今日美術界許多名家在青少年時都投過稿,類似的漫畫版,三五年後還成為一時風氣.導致不少報紙和定期刊物爭相仿效;但是卻以星島晚報搞得最為熱鬧,六十年代中期,報館先後還隆重斥資在大會堂舉辦過兩屆哄動一時的青年漫畫展。

新晚報副刊最大賣點是梁羽生/金庸/百劍堂主始創的新派武俠小說,可是儘管這三大武俠小說大家的名字如何響璫璫,吸引我的反而是他們三個人輪流合作排日撰寫的〔三劍樓隨筆〕。梁羽生談南北棋壇,金庸說法文中的CHARMANT,聲音像叫(夏夢)(不知金庸的枕邊人,可曾聽過他夢中叫CHARMANT?),百劍堂主談回教徒為甚麼不吃豬肉,就是各有各姿采。 

還記得梁羽生如何毫不諱言牛虻影響他《七劍下天山》中的主角凌未風;金庸說過狂放不羈的吳兆騫,曾以帽子不宜戴在俗人頭上為理由,拿同學的帽子來小便;「百劍堂主」看完西片《巴士站》,想了一陣瑪麗蓮夢露,總覺得作者刀光劍影背後文字,給讀者帶來的親切感更值得回味。

新晚報副刊尤其花樣繁多,當時跟讀者促進關係的「下午茶座」版,裏頭一個公開接受投稿小笑話式的「大家談」,每段寥寥數十字,稿酬一元,每天刊三五則,就很受讀者歡迎,當時粵語「一元」戲稱為「一雞」,有稿發表便是「捉雞」,作者又稱老編的字紙簍為「籃」,稿件落空便是「投籃」,作者戲稱編者為「投籃高手」.這三個名詞,後來不少報紙都拿來引用,只是很少人知道它的出處,讀者/作者/編者這樣打成一片,新晚之前,從未見過。

與星晚新晚鼎足而三的,可算是新生晚報了,不是說新生晚報銷路比得上前二者,而是指那三份立場不同的晚報,各自都擁有不同讀者對象,新生晚報給人政治感覺不大強烈,副刊文字較受另類知識分子歡迎,有異前二者.同時新生晚報很常試用不見經傳的新作者,如一鳴驚人的十三妹,在新生晚報發表專欄之前,就不曾在其他報章寫過任何文字。當時知名作者,大都同時在這三份晚報以不同筆名撰稿,文章風格亦自我調變,如同是三及第體(即白話文言粵語混合的一種文體)高雄在新晚報寫「石狗公自記」;在新生晚報則以「三蘇」筆名寫怪論及「經紀拉日記」,同是社會言情小說,他在新晚報筆名是史得,新生晚報是許德.漫畫家李凌翰在星島晚報寫「飛女海倫」,在新晚報則用李克瑩筆名寫吉叔.

其餘小型晚報,較多偏重狗馬聲色趣味,雖然大家都爭取同一類型讀者,卻都各有擁躉,較特別的是明報晚報,至今仍不明白她何以寧願像穿兩條褲子那樣重疊兩個報字,而不用「夜明報」,那本來是以財經為主的晚報,但是讀者分成兩極,副刊似乎專為不買黃金股票和不懂經濟的讀者而設,其中一版副刊索性取名「明記茶居」,大有陸羽風味,市井情懷。

明報晚報最受青年文化人注意的,反而是她在當時與眾不同以正路娛樂資訊為主的影視版,總之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晚報,花樣繁多,不同類型讀者,都很容易找到合乎他們胃口的「精神消夜食糧」。

(原稿見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副刊星辰版;轉貼自Awong Honsan臉書二O一二年八月廿四日)

2012年8月19日 星期日

記蔡瀾的父親、詩人柳北岸

記蔡瀾的父親、詩人柳北岸
潘耀明

月前,香港城市大學藝廊展出我收藏的現代文人字畫,我在整理文化人書信時,發現有多封蔡瀾的父親──蔡文玄先生的信札。蔡先生的信談到不少關於郁達夫在新加坡的行迹,不乏少人聞問的資料。

蔡文玄先生是邵氏影業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的經理,業餘寫詩、作文,筆名柳北岸。七八十年代我讀過不少以柳北岸為筆名發表的新詩和文章,大都在新加坡《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登載過的。我當時也偶爾給《南商》和《星洲》寫稿。那個年代,《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都是銷路頗廣、口碑甚佳的大報,兩報都撥出較大篇幅做文藝副刊,名家薈萃。

蔡文玄與柳北岸

柳北岸的詩,較工整,重押韻,清麗瀟灑,琅琅可誦,詩風比較接近五四的白話詩。因他足迹遍及世界各大名勝古迹,也遺下不少遊記和旅遊詩。

論者認為,柳北岸寫的雖是白話詩,但十分嚴謹。他曾寫了長達一百四十頁的敍事詩《無色的虹》。有人認為他的詩風與早年內地詩人孫毓棠較接近。上世紀四十年代,後者曾寫了一首題為《寶馬》的長篇敍事詩,哄動一時。

柳北岸的詩是典雅的,也很有韻味,記憶中他有一首《故居的告別》,便很讓人回味的,茲摘《故居告別.序曲》其中的一段:

許多年來朝夕相守,/而今你卻為我籌下一筆路費,/

讓我帶走了庭中胡姬,/留下了青春石磊,/你默默無言接受告別,/教壁上的綠苔表示怨懟,/恕我這個無能主人,/對搬來搬去沒有是非。──《夢土》
「夢土」及「故居」都是令人牽魂縈繞、拂之不去的文字符號,故居與故鄉一樣,都只能在午夜夢迴中尋覓的。

文玄先生在給我的信中,也透露他務實的文學主張。他在1981年10月22日給我的信件中特別指出:「當新加坡在戰前屬於中國文化之尾閭,寫作人之學習寫作,大多模仿中國之作品,即使幼稚一點,亦有可讀之處。迨至近十年以來,在報刊上讀到者,年輕人十之八九多受台灣灰色文藝所影響,即造句遣詞,亦有照搬者,真教人為之扼腕。因此之故,我每次讀先生對國內寫作人之介紹文章,認為功不可沒。」

我曾承文玄先生惠贈好幾本著作,後來搬了家,竟然一本都找不到。後來我特地翻查一本新加坡幾個文學團體聯合編輯出版的《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上面有蔡瀾及其弟弟蔡萱的條目,獨缺蔡文玄或柳北岸的條目,令我百思不解。

蔡瀾是搞電影出身,八十年代後期才在香港報刊寫專欄成名。蔡萱是新加坡廣播界製作人,拍過多部電視連續劇,業餘寫作。他們的父親的文名,比起他們更遠早得多了。

《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在介紹蔡瀾時,特別提到蔡瀾的藝術受到畫家劉抗及馮康侯的影響,我相信他的文學藝術更早是受到乃父的影響。文玄先生寫得一手好字,他給我的信,都是用小楷毛筆書寫,行文流麗飄逸,別饒筆趣。蔡瀾的書法也有文玄先生的遺韻。

曾與郁達夫對門而居

與文玄先生開始通信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時,我在香港三聯書店任事。書店正與花城出版社策劃合作出版《郁達夫文集》和《沈從文文集》。期間也曾向他打聽過郁達夫在星洲的行迹。文玄先生聽到出版《郁達夫文集》消息,很是振奮。

他來信表示:「關於郁達夫先生之文集等,先生之出版社將予以出版,甚慰。在戰前、弟居中波路,與郁對門而居,彼此亦常往來,當時確存有郁氏全家照片以及彼與李小瑛之合照多張,惜於舊居中先後散失殆盡,但對於郁氏之遺墨,弟與友人當存有三數張,茲待拍照片之後,當即奉寄。」云云。

他還提到:「新馬作家中有鄭子瑜、李冰人、吳之光等數人曾編輯郁氏文集,至於專門研究郁氏作品者似乎不多,所缺少郁氏的遺文,弟將拜託友人找尋,倘能找到,自當續寄。」

文玄先生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他曾為此事奔走,向新加坡專治文學史料、文壇耆宿方修先生等人查詢有關郁氏的資料。

提供郁達夫寫的橫匾照片

他在另一封信指出,他發現郁達夫早年在《星洲日報》為魯迅逝世三周年發表的文章,可惜《星洲日報》的合訂本在戰時已燬。他在1982年3月18日給我的信,侃侃而談星馬著名學人許雲樵先生的東南亞研究所,「存有全套,可惜許先生去年逝世,該館所存之中西書籍數萬冊,已售與星洲商人許木榮君。

本來,許君自稱將在星尋一適當房子,以便設立許雲樵先生之藏館,但迄今全無消息,說該批今古書籍裝箱後存於許君之棧房,目前為彼借出,已甚困難。」

文玄先生來函曾提及新加坡的星洲書店橫匾是出自郁達夫的手迹。他還特地跑去拍了照片、沖曬後連底片寄給我。照片合共二份,讓我收到後寄一份給郁達夫的侄女郁風,可見他的細心和周詳。

文玄先生給我其他的函件,還提到若干中國的文化人、作家,包括沈從文、胡風夫人梅益、沈從文先生助手王亞蓉女士。

其中,他還向我特別推薦獲「金牌獎」的新加坡小說作家穀雨。當年新加坡出書較困難,他在香港為其介紹出版社,印刷費則由他獨力承擔,並叮囑代發行港台內地。

彼其時,香港出版社及讀者對新加坡作家諱莫如深,在出版上存在不少困難,難得的是文玄先生不憚其煩、隔岸代尋出版社,出錢出力,務必促成其事不可,其對文化的熱誠,感人至深。

恂恂儒者風範

文玄先生在來信中,還預訂了兩套《郁達夫文集》,說是一套自己保存,乙套送給朋友,書款都是由蔡瀾轉給我的。

蔡文玄,1904年6月12日廣東潮安出生,在中國內地時,曾在新聞界和教育界服務過。1936年南來新加坡後,曾任邵氏電影公司中文部主任。

除柳北岸,其他筆名還有:楊堤、秦西門、白芷、朱貝等,他分別以這些筆名發表新詩、散文、小說,又用李村為筆名撰寫電影劇本,以詩歌聞名。

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十二城之旅》、《夢土》、《旅心》、《無色的虹》。他曾經擔任過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顧問。

蔡文玄於1995年逝世於新加坡,享年九十一歲。與蔡夫人不一樣,文玄先生生活十分嚴謹,印象中是煙酒不沾,而蔡夫人則無酒不歡,蔡瀾這方面大抵受到母親影響較多。蔡夫人則年逾百歲才仙遊。

文玄先生正職是電影公司的主管,但是他的舉止行迹有恂恂的儒者風範,他更像一個讀書人和文化人。


左圖:柳北岸;右圖:柳北岸 (前排中) 與太太(前排左一)、兒子蔡萱(前排右一)、女兒蔡亮(後排左一)、兒子蔡瀾(後排中)和兒子蔡丹(後排右一)攝於1959年。


蔡文玄先生特地拍攝郁達夫題的《星洲日報》橫匾給作者。(彥火提供)


蔡文玄於1982年3月31日寫給本文作者的信。(彥火提供)

(信報二0一一年十月一日)

侶倫二三事

侶倫二三事
許定銘

去年十二月在《文學評論》雙月刊上發表了〈侶倫的第一本書──《紅茶》〉,後來被編進《侶倫作品評論集》中。其後並因此認識了侶倫的兒子李兆輝先生,我們在某茶餐廳長談了整個黃昏,知道了侶倫一些鮮為人知的生活片斷。

兆輝先生說小時候他們住在九龍城,生活頗為艱苦,侶倫常手執一支殘舊的墨水筆埋頭寫稿。筆用久了,經常漏墨,把手都染藍了,變成「藍手黨」。可他情願把錢省下來為他們兄妹倆買這買那,就是捨不得換筆。後來,他終於想到了辦法,用家裏貼傷口用剩的膠布,把墨水筆黏貼捲起來。筆不再漏墨,侶倫終於不用再做「藍手黨」了。

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好過些,侶倫寫稿甚勤。兆輝回憶說:「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像是一部寫稿機器,無時無刻都見他伏案狂寫。寫了幾個星期,寫好的稿紙有一兩吋厚了,他就會把它們整理好,放進包包裏,到香港去交稿……」

兆輝的視線從卡座側的玻璃屏投到黃昏時分車水馬龍的彌敦道去,人彷彿透過馬路上事物的移動,回到往昔舊日去,喃喃地:「父親要出門的日子我們最開心,因為那是他去領稿費的日子。黃昏時回來,他手裏總會帶着一兩包燒味,那頓豐富的晚飯,正是我們期待已久的。」

兆輝最難忘的是每年中秋看「花牌」的往事:

以前有些大酒樓,中秋前會在店前用竹棚蓋搭一些「花牌」以廣招徠。這些「花牌」非常巨型,總有二三樓那麼高大,主題多是歷史人物故事:「嫦娥奔月」、「后羿射日」、「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是最熱門的題材。這些「花牌」不單有故事主題,人物製作栩栩如生,而且色彩鮮艷,燈飾奪目,非常好看。兆輝少時最喜歡看這些「花牌」,接近中秋的日子,總要求侶倫帶他去看。「騎在父親的肩膊上,高興地呼叫、躍動,聽他講古人的故事……,這是我們父子倆最歡樂,最難忘的記憶。」

我是認識侶倫的,不過見面次數不多。一九八O年代初曾一同參加宴會,坐在一起。他沉默且嚴肅,整個晚上說了不足十句話,沒想到他另一面是個慈父。

蘋果日報二O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司馬桑敦的《野馬傳》

司馬桑敦的《野馬傳》
應鳳凰


《野馬傳》(長篇小說)/司馬桑敦/香港友聯1959/自印版(台北文星)1967

王鼎鈞曾說:五O年代「三部最佳反共小說」是:張愛玲《秧歌》,姜貴《旋風》,以及司馬桑敦《野馬傳》。前兩部大家很熟,第三部多數人從未聽過,兩岸各版文學史也都漏掉它。個中原因,可能是它很早就被查禁的緣故。

與同時期其他反共小說「寫作動機」大不相同:作者並非為討好政府而寫,而是為「反省」這場戰爭,「這段紅潮彌漫的歷史」而寫。《野馬傳》自序寫道﹕

「我一路南逃,一路想著這場歷史的災難,想著為什麼我們失敗?…歷史巨流中每個人的反省,對於一個歷史的答案卻未必毫無所補…唯因我對這段歷史有了這種「原罪」的意識,所以《野馬傳》所表現的正是一個悲劇……。」

《野馬傳》前五章是1954年在台北動手寫的,1958年在香港《祖國週刊》連載,分三十六期刊完,隔年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初版,這時他在東京當駐日特派員。也許香港版有錯字,也許顧慮國民黨言論尺度,經作者一番修改,傷筋動骨大手術之後,1967年首次在台出版,自費印交由「文星書店」發行。諷刺的是,發行不到半年,同年底即遭查禁。國民黨中央黨部說他「挑撥階級仇恨,暗示顛覆策畧」。此案給台灣文壇「反共文學現象」留下一段教人哭笑不得的查禁記錄,也留給研究者一個探討「文藝政策與文學生產」的議題。原來政府「提倡反共文藝」還有另外一手。

本書作者雖男性,卻以女性第一人稱貫串全書。背景設在中國東北遼東膠東一帶。女主角牟小霞是一個剛烈、性格獨立,情慾自主的梨園子弟。故事推展過程,也是她從一個男人漂泊到另一個男人的過程,從抗日份子到共產黨員,「她在階級與醜陋的現實裡擺蕩,終至於兩頭落空,……她為了生存的尊嚴,必須與傳統道德、家庭,甚至於男人的權力世界鬥爭」,結局以悲劇收場,牟小霞被判殺人,正等待最後審判處決時,小說即在此處戛然而止。

司馬桑敦,遼寧人,本名王光逖。生於1918年,1981年去世。早年在東北參加過抗日遊擊隊,軍中記者,坐過偽滿州國監牢。來台後當過海軍官校政治教官,也曾擔任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取得日本東京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著有《中日關係二十五年》《張學良評傳》《愛荷華秋深了》等。爾雅出版社於1982年為他出版了紀念文集《野馬停蹄》。

(《人間福報》二O一二年九月廿五日;《烟霞山林》二O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2012年8月18日 星期六

看盧因表演「一指禪」

看盧因表演「一指禪」
許定銘

盧因手跡

盧因(1935~)原名盧昭靈,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一九五二年起向《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及各文學刊物的學生園地投稿,《人人文學》、《六十年代》、《新青年》等當時著名的青年期刊,都是他發表習作的地方。他早期的文學生涯中,特別要注意的,是他與《文藝新潮》、《新思潮》和《淺水灣》的關係。

由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早有文名,並曾創辦純文學期刊《文潮》的詩人馬朗主編的《文藝新潮》,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水平相當高的純文藝期刊,大三十二開本,每期八十多頁。它創刊於一九五六年三月,至一九五九年五月的三年另兩個月間,僅出版十五期。盧因在這裏發表了短篇小說〈餘温〉(第八期)、〈父親〉(第九期)和〈瘋婆〉(第十期),這幾篇小說都相當成熟,除了文字流暢以外,盧因非常注意現代主義寫作技巧,運用了獨白及時空跳接等表達方式。

一九五七年,《文藝新潮》舉辦小說獎金比賽,盧因以〈私生子〉勇奪第二而一舉成名,奠定他日後以寫作為業的半個職業作家生涯。這次徵文比賽,由徐訏和丁文淵作評判,得首名的是台灣高陽的〈獵〉,高陽當時還不是名家,其後成就有目共睹。盧因能緊接其後得獎,可見潛力不錯。〈私生子〉寫的是舊日農村故事:替村長兒子做奶媽的趙娘娘,未嫁懷孕生子,受盡村人的嘲笑、白眼和欺凌。趙娘娘冒着生命危險,含苦茹辛把孩子養下來,後來還把趙小三送到南洋去。若干年後趙小三發跡富貴還鄉,受村人大鑼大鼓歡迎,視為整條村的光榮,村長甚至親自出迎,把昔日的歧視拋諸腦後。盧因安排「私生子」趙小三吐氣揚眉,展示了他對昔日農村及舊傳統的不滿,用「鄙視」與「恭維」組成了强烈的對比,是他以傳統手法寫的小說中最出色的一篇。

不過,我更欣賞他首篇發表於《文藝新潮》的〈餘温〉。〈餘温〉近四千字,全篇以獨白的形式,展示一位二十歲青年墮落後底懺悔:他好賭卻不會贏,經常輸錢,不僅把自己的金筆「舉」了,還厚顏向朋友伸手作本錢。他本身是基督徒,卻色膽包天,偷看黃色小說,擁抱愛撫純潔無知的少女,去嫖妓卻又怕染病……。這本來是極普通的「邊緣」年輕人故事,不少流行小說也用過的題材,但盧因卻作出大膽嘗試,他摒棄了一般叙事手法,用「我」作主體,用視線觀察「他」,替他去「舉」金筆,伴着他去飲酒,跟他一齊去嫖妓,一齊撫摸妓女的胴體,一齊躺到牀上……,如此荒誕不經的故事令人驚訝。不過,如果你深入探究,即會發現盧因筆下的「我」和「他」其實是同一個人,那是個人思想流中,正反兩方的戰鬥與掙扎。一九五O年代的香港小說,採用這種近乎「人格分裂」的演繹方式,是相當罕見的!

《文藝新潮》停刊後不久,盧因與崑南、王無邪等人創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於一九五九年十月間出版《新思潮》純文學雜誌,這是本十六開約二十頁的雙月刊。可惜《新思潮》印量少,發行不廣,甚難見,好像只出過幾期。據資料顯示,盧因在此發表過短篇〈肉之貨品〉(第二期)、〈木塑之印象〉(第四期) 和〈佩槍的基督〉(第五期)。此中〈佩槍的基督〉被也斯編進《香港短篇小說選(六十年代)》(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八),比較容易讀到。

一九六O年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文學副刊《淺水灣》,盧因在此發表大量散文、小說,用洛保羅、馬婁翻譯及介紹西方前衛文學與台灣的詩人和詩刋。他較少用的筆名「馬婁」,是「馬騮」的諧音,可見他幽默、俏皮的另一面。後來(一九六六至六七年)他還用「馬婁」在雨季(蔡浩泉)主持的明明出版社,出版了《十七歲》、《藍色星期六》和《暮色蒼茫》等三本「四毫子小說」。

盧因在〈回憶《淺水灣》〉中(見《一指禪》),說他當時非常熱衷西方的前衛文學,在《淺水灣》撰寫及翻譯的這些文章,大部分為台灣出版商「借用」,十月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現代小說論》,二十五篇專論中,竟有十四篇是他譯寫的。其實,盧因不單喜愛譯寫現代文學,他自己也在創作中嘗試運用這些前衛手法寫稿,如發表在《新思潮》中的〈佩槍的基督〉,和台灣文學雜誌《筆匯》上的〈太陽的構圖〉便是。

〈佩槍的基督〉寫出生入死,一直在槍桿子下謀生的大賊阿康,與無知少女阿香墮入愛河後,才了解情慾與愛戀是兩回事。為了阿香,為了阿香腹中塊肉,阿康願意改邪歸正。然而,正當成功在望之際,他陷入包圍之中。一個生命即將完結,另一個生命卻在阿香的子宮內成長……。

〈太陽的構圖〉寫他和她的情意,在冬日的陽光下,在摩星嶺岸邊的石叢中,在朗誦「藍馬店主人」的詩聲裏,在濃情的愛撫中昇華……。然而,當他第二天苦苦地期待她再來的時候,卻聽到苦痛的訊息,知道她在另一處的太陽下遇到車禍,在「美好」的陽光下變成一堆堆血紅……。

盧因是虔誠的基督徒,透過小說去宣揚「愛」的哲學最自然不過,在這兩篇小說裏,他强調了生死的交替,人際的離合,一切早有安排,冥冥中自有主宰;愛情再偉大,主人公再堅强,也無法改變命運!其實,我不着意要談它們的思想、內容,我關心的是它們的表達形式:六千多字的〈佩槍的基督〉,全篇有段落而無標點符號,那幾千顆字粒密麻麻的互擠着,讀起來像無數的鉛粒,重重的壓向讀者,一粒粒的投射到眼瞳裏,加上不停跳接的時空錯落,與人强烈的壓迫感,直把人强扯進阿康和阿香的思想流裏……。

在書內排滿四頁的〈太陽的構圖〉,形式與〈佩槍的基督〉背道而馳,雖然它也不用標點,卻是在每句應該標點的地方留了空格。整篇小說像一塊塊留下窗洞的豆腐,是要人透過空格看進文字的裏面?還是要借那些空格停一停、想一想?還是這些空格中有隱藏着的精靈在睥睨那無知的讀者?我突然想起這種形式正是台灣詩人商禽詩的形式,盧因是在說他的小說是「詩小說」?或者說凡文學作品寫得好的都是「詩」?

不停嘗試新手法,寫實驗小說的盧因,還用何森、陳寧實、唐山客、朱喜樓、張學玄、林紹貞……等筆名在《新生晚報》、《中國學生周報》和其他報刊上寫各類型的文章;編《南國電影》、《四海周報》……。在一九七三年移民加拿大前,盧因在香港「寫字界」活動二十年,寫過的東西自然不少,可是,結集的,不計那幾本「四毫子小說」,卻只有《溫哥華寫真》(香港日月出版社,一九八八)和《一指禪》(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九)兩種。前者是他為劉以鬯編《快報》時,介紹温哥華實況專欄的結集,後者則是他自選的散文、小說集。

《一指禪》書分小說、散文、評介和印象回憶四輯。我對香港文學的歷史和研究甚感興趣,書一到手,立即翻閱他的「印象‧回憶」。盧因是香港文化界一九五O及六O年代的過來人,對當年的史實知之甚詳,〈香港文壇印象〉寫他一九八O年代回港時,對香港文壇人事的變遷,感慨萬分;〈記詩人鄭力匡〉寫他少年時代和他仰慕的詩人力匡交往的經歷;我最喜愛的是〈回憶《淺水灣》〉。我是一九六二年開始學習寫作的,其時《淺水灣》經已停刊,無緣得見,盧因對《淺水灣》的回憶,資料豐富而親切,使我神往,未能親覩這著名的副刊,實在遺憾!

可惜「印象‧回憶」裏僅收文五篇,除了上述的三篇外,〈回憶呂壽琨〉和〈敬悼石磊〉我興趣不大。其實,以盧因的歷史,他還可以寫寫創辦《新思潮》的經過,他在《新生晚報》和《中國學生周報》寫專欄時的人事交往,寫「四毫子小說」時的感受……,看來這些我熱切期待的文壇往事,得要再等一會了。

《一指禪》中再次令我驚喜的,是盧因的小說。他在序中說:過去幾十年不想隨波逐流,以寫小說謀生,只好退而求其次,學劉以鬯的「娛樂自己」,隨心所欲的任意發揮,强調:

小說創作講究實驗性和獨創性。實驗獨創不能憑空而獲,除了天賦條件,尤需有容乃大胸懷。(見《一指禪》頁2)
蔡炎培、盧因、許定銘

盧因這種創作理念,早在寫〈佩槍的基督〉和〈太陽的構圖〉時已發揮得淋漓盡致,只是當時太激,走得過快,過度注重形式,陷讀者於泥沼中難以自拔,無法辨別方向。但到《一指禪》中的小說,盧因已走進了另一境界,小說創作走向散文化,無故事,只有片段,像〈閨房情趣〉寫醋妻的疑惑,〈魚喪〉寫老外羅拔的爺爺底愛鄉情懷,〈市書〉寫往市區逛書店的偶遇,〈捉雲小記〉寫生活樂趣……,全部都是生活上的片段,不單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連對話也摒棄引號,混在段落裏隨意書寫,完全是: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老子就愛這樣!

作為書名的〈一指禪〉,寫居於温哥華九十九歲的陳半僧,在老外及幾位學者前表演其「一指禪」神功,雖然他未登峯造極,也可以二指撐起全身倒立,拳擊之亦不倒,使觀眾錯愕驚訝,視之為異人。若干年後,半僧子孫大去,他不願再留在異國與曾孫生活,携其子孫骨灰回鄉,不久圓寂,落葉歸根!〈魚喪〉中羅拔的爺爺,在北京作傳教士四十多年,最後也回到出生成長的楓葉國;盧因近年差不多年年都以香港為中心點,向神州大地、扶桑及南洋作放射性的旅遊,是不是去國四十年,亦有「不如歸去」之思?

盧因不是正統學院派出身,寫作不依傳統,只要興之所至,揮筆自娛,其樂無窮。這使我想到,這位既非少林、武當出身的塞外奇俠,摘葉雖不可傷人,卻可耍出令人驚訝的功夫。

讀盧因的小說,仿如看他表演「一指禪」!

──2011年7月

(轉貼自《香港文學》二O一一年九月號)

2012年8月17日 星期五

董橋:他們那一代人的風采

簡介:董橋的散文在台灣流行了幾十年,傳到大陸這邊的時候,讀者卻被一場「你一定要讀董橋」或「你一定不要讀董橋」的爭論帶向了極端。實際上,對於這位先是輔佐金庸先生辦《明報》,繼而為《蘋果日報》鎮守商業疆場的香港報人來說,那些在他的現實打拼之餘,在深夜或黎明,在他心靈的純文學沃土生出的情致美文,都是來自於一段無限美好的舊時光。古稀之年的董橋先生精神正好,沒有一點退隱江湖的意味,反而多了一份知天命後的瀟灑自在,優雅徜徉在媒體與文學兩相宜的雙行線上。本期訪談,我們請董橋先生追憶20世紀60年代台灣知識界的人文勝景,那段保存了民國遺韻的風流歲月。



《大師》:董先生,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文章,回憶南洋時代父親的書房,你小時候泡在父親書房,是一種自發的性情嗎?

董橋:自發的,都是自發的,有很多書我都看完了,我父親都忘了他有什麼書了,我就躲在裏面看,那時候看好多書,都是線裝的老書,那些明清筆記一大堆。

《大師》:後來您去台灣讀書,為什麼選擇當時以工科見長的成功大學?

董橋:那個時候沒得選擇。當時印尼排華,學校都關門了,學生沒有書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大批回到台灣去。我父親是國民黨,所以我當然回台灣了,我有很多同學到大陸,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到台灣去。

到了台灣之後要從頭考,考完之後再分發你到哪個學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虧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學去,當然不能去台大,因為那時候已經過了開學時間,我們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台灣,到考完試都10月了,學校都開學了,就分發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候是個理工科很有名的學校,文學很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個非常樸實的鄉下地方,沒有台北這麼繁華,我在那邊讀了四年,是我很開心的一段日子。

《大師》:有個傳說,五十年代在台灣的大學裏面看禁書的學生會神秘失蹤,有這麼緊張的氣氛嗎?

董橋:有,肯定有。那時候到處都是標語,「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你要舉報匪諜,你就有功勞了,學校裏面很嚴,有教官。有的學生亂講話,我們親眼看到的就有一兩個學長不見了,被抓去了,那個時候已經1960年了,還是那麼嚴。

《大師》:您曾經在《憶往》裏面寫,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了,融化成一個結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學同學?

董橋: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學。文章你也相信(笑),怎麼寫都可以。婚姻還是要碰運氣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遷就一點就成功了。

《大師》:當年成功大學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嗎?

董橋:也不見得,我們那時候畢業之後也糊裏糊塗,一下子就結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陣子,就跑來香港了,香港還是蠻好的,生活、找工作什麼的,還是比台灣好一點點,機會多一點吧。

《大師》:好像剛到香港的時候你也比較辛苦?

董橋:對啊,因為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那就做翻譯、教家教之類的,我什麼都做過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師》:小時候您家裏條件好像還不錯,那個時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橋:我不太喜歡靠家裏,而且那個時候要寄錢回大陸去,是南洋那邊寄來給我,我再轉到大陸給一些親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時候真是一個黑白電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種情況之下,你說你怎麼樣靠家裏養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師》:五六十年代在台灣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陸的親戚有聯繫,那時候對五六十年代的大陸瞭解嗎?

董橋:那時候他們苦得要命,也沒得吃,我們這裏要寄很多東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專門替你匯錢和東西回去。所謂東西就是糖、奶粉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給他錢,他幫你寄過去。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偷渡來香港,游水過來,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學同學不是去大陸念書的嘛,後來有偷渡跑出來的,有倆兄弟半路上游水過來,結果弟弟就死了,很多這種故事,很慘的。

《大師》: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國留學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董橋:對啊,因為那個時候要自己去留學的話,我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話很貴的。剛好英國廣播電台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僥倖考上,然後才可以帶全家人去,那是個機會。然後到了英國就是就半工半讀,一邊上班一邊到學生裏面去報名讀書。

《大師》:你很重視在英國八年的時間?

董橋:其實我很重視每一個地方,住過的地方,或者是去過的地方。因為我覺得寫文章的人,越是可以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對寫作我看是會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說南洋好幾個地方我都住過,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年輕時候我去了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我覺得要寫東西的人應該有機會爭取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看看,能住一段日子最好,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大師》:也是七十年代初的時候您對中國近代史、近代史人物傳記這塊感興趣,為什麼您在倫敦的時候,反而會對中國近代史這塊感興趣呢?

董橋:我看人總是這樣子,你在中國的時候覺得外國的東西好,你到了外國呢,又覺得中國的月亮大,每個人都會這樣想,到了英國之後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中國的東西。那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有個亞非學院,劍橋、牛津圖書館,太好的中文書都有,比台灣大學裏面的書都要多和齊,早年抗戰之前的,清末的,那些全部有,這很難得,我很奇怪怎麼會收這麼多書,那個時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書。

《大師》:那段時間你不光是系統地學英文,其實反過來也對中文下工夫。

董橋:學英文,我想是佔最多的時間。因為你在中國大學裏面,所謂的外文系學到的還是很有限。你要把英文弄好,要生活在他們的地方,跟他們的人交往,然後整個進入他們的狀態裏面去,那你就慢慢可以摸到那個語言真正的一些深邃。

那個時候我很用功,比如說所有18世紀、19世紀經典的書,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看不懂也要看,看不懂就看到懂為止,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反省機會,整個是另外一種文化的洗禮,那種震盪很大,你真正進到他們的世界裏面去,進到他們的文化裏面去,你就知道英文是什麼,然後你就會回過頭來看看你的中文是什麼,因為語言這種東西其實互相都會有一點關係在裏面。看英文、寫英文,你起初總是有中國人的味道,總是不像他們,慢慢你就會學到跟他們很像,你會跟他們的想法一樣了,整個邏輯也跟他們差不多,那你就慢慢懂了他們整個構思、整個思路是怎麼來的,然後你再回到中文世界裏面去,看這樣寫跟那樣寫有什麼分別,你那種感受不一樣,你的要求也不一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比較珍貴的一個經驗。

《大師》:那時候您那麼積極地融入西方文化,有想法說要留在那邊,還是知道遲早要回來?

董橋:沒有,我沒有想到要留那邊,我主要是對那個文化有興趣,我就一直在尋找一些東西,不會說想到有太長的計畫,都沒有,走一步算一步。

《大師》:當時也在給這邊的媒體寫一些文章?

董橋:對啊,你要生活要多一點錢呢,開專欄、做翻譯,那時候時間好像都不夠用。

《大師》:後來是怎麼樣回到香港來做《明報月刊》的?

董橋:因為小孩慢慢長大,整個跟英國人一樣的了,想來想去覺得這是個問題,你不讓他回來一下,整個就會變成洋人了,就決定回來,還是回到美國新聞處,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美國新聞處完全是一個統戰的機關,英國廣播電台也是,它屬於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這種經驗我看不是很多人有,我們那代人才會有的。

到《明報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幾年,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因為查先生是非常聰明、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邊,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榮幸,有機會跟他學做人,學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會教你什麼,總之是潛移默化,你天天跟他來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就知道查先生這個人怎麼會寫出那麼多書,武俠小說、社評會寫那麼好啊,慢慢你就會摸到一些東西。

《大師》:八十年代商業化媒體還沒起來,當時《明報》應該是文人辦報市場獨大的那種?

董橋:對,當然。《明報》是查先生一手創辦的文人報紙,是很正統的一個知識份子報紙,可以說我是搭最後一班車,在我之後就沒有像我那麼大的運氣,會跟查先生這樣的人,跟他學,跟他做,這個是比較難得的經驗。

《大師》:其實很多人驚訝,為什麼你在文人辦報的傳統裏面呆了那麼久,後來會去到風格完全不一樣的《蘋果日報》?

董橋:你要寫文章、要出書、要寫書的話,我看你沒有商業頭腦不行,很難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那麼成功,就是因為他有商業頭腦,查先生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文人,這種結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東西,只限制在一個文人的小圈子裏面,他就不會變成現在的金庸了,對不對?社評該怎麼寫才會有人看,小說該怎麼寫人家才會追,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為市場那麼大,你說你關門自我陶醉也沒有用啊,你還是要讓你的作品進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說要寫東西要賺大錢,而是說你的東西要有人看才行,沒人看的話孤芳自賞沒用啊,所以商業的頭腦還是要有的。

我那個時候在《明報》,我們做得很辛苦,銷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準,《蘋果日報》一出來馬上可以市場佔有率那麼大,總是有它的原因,我就很想知道是怎麼做才會使得報紙變成一個大眾化的東西。這對一個媒體人來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蠻重要的,應該要懂這些東西,懂得整個的趨勢你才會掌握到一些比較新的看法跟做法。媒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運作,你必須要慢慢去摸,慢慢去調整,慢慢去把它拉到一個平衡,既賺錢又可以建立地位的那種水準上面去。我看這個很不容易,到現在為止我做的一些報紙也好,雜誌也好,有時候會成功,有時候並不成功,你總是要不斷地調整。寫文章也是,你要怎麼樣變,才使人家看你的東西每一篇都有所得才可以,這很難的,我現在還在摸索。

《大師》:能談談「報人」和「作家」這兩個身份的互相影響嗎?

董橋:很好,對我寫東西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在報館裏面工作,光是世界各地的電訊就看得太多了,每天接觸世界各地的大事小事,什麼都有,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有太多東西是要學的。你暴露在那麼強大的一股媒體威力面前,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報館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比在大學裏面讀書、工作都要好,都要有趣,因為你跟整個時代的脈搏可以接上去。

《大師》:作為社長的董先生,管理風格上是怎樣的?

董橋:我做社長的話必須要投入,要參與,要介入,不然這個報紙就很難做好。當然記者、編輯他們的運作我必須要非常清楚才行,我未必會直接地提出我的看法,可是我靜靜地旁觀,對他們、對我個人,甚至對這個報紙、這個出版物,就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在裏頭。慢慢地他們知道,或者說我們大家知道將來的路要怎麼走才行,這個要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弄,所以介入還是很重要的,領導還是很重要的,你要給他們有一種啓發的作用才行,給不出一點啓示的話,你的存在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對不對。

《大師》:那您覺得您給《明報》和《蘋果日報》分別帶去了什麼?

董橋:我在《明報》的時候因為查先生在,他是馬首之瞻他說了算。我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大家就看著一個報紙的主管,他每天寫社評,本身就已經是知識份子了,所以這個報紙不用偽裝也是一份知識份子報紙。查先生不在後,我也離開了,我就不再介入一個所謂知識份子報紙的東西,我覺得查先生不在了就沒什麼意思了。

在《蘋果日報》,黎智英先生非常開明,非常洋化,他接觸西方思想的薰陶我看是蠻深的。他的英文非常好,看的都是英文書,整個運作他的介入跟不介入是有分寸在那兒的。黎先生有黎先生不同的管理方法,換句話說他不是金庸,他給你的空間會更大。對我來講這兩個重要媒體的老闆給我的一些啓發蠻大的,而且很好。

《大師》:反之,「作家」身份對做您做報紙有什麼樣的影響?

董橋:報紙要有文化,報紙要傳播知識,要傳播品位,要傳播一些舊的或者新的、中的或者是西的東西。如果一個主管接觸面不廣、知識不廣的話,我看你很難坐穩那個位置,因為很快你就會被淘汰,所以這種一邊在學一邊在做一邊在發明一些東西,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很好的考驗,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做報紙、做雜誌跟寫文章其實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在裏面,講不清楚是怎麼樣共同的一些東西,你慢慢琢磨的話會覺得殊途同歸,最後你目的是一樣的,就是你的東西要人家看,你的東西要影響一些人,哪怕很少的幾個人也好過完全沒有影響。

《大師》:浸淫報業的這幾十年,您怎麼看香港媒體的變化和趨勢?

董橋:現在很多人講以後報紙是夕陽工業,沒有什麼前途。可是我覺得出版書也好,印報紙也好,不會那麼快就完蛋的吧。我看閱讀還是閱讀,還是傳統的一種運作,你要把它整個抹煞掉,消滅掉,我看不容易的。拿著一本書看,跟你在電腦上看感覺是不同的,對整個的趨勢我還是樂觀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生產者的素質要高才行,如果生產者的素質越來越低,你的產品就越來越差,畢竟是一種大眾媒體,你寫書也好,報紙也好,雜誌也好,你是大眾的東西,如果你本身的素質低,大眾也會低了,所以我現在只能鼓勵年輕人要多看書,多跟好的老師,必須要自己肯用功才行,你把自己充實得很好,你的事業和工作才有前途。

《大師》:艾畧特說過,「人生五十歲到七十歲這段時間是最難熬的,人家老愛讓你幹點事,你還不到七老八十,又不太好拒絕。」您的50歲到70歲這二十年的時間,一邊寫書一邊辦報,有沒有覺得很難捱的時候?

董橋:我儘量避免應酬,儘量避免跟太多我不認識或不喜歡的人來往,就可以把我的天地縮小到最合適的範圍裏面,這樣對我的影響就不會太大。到了七十,我可以為所欲為,不會那麼多顧慮,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你看不看我也不在意,因為我反正已經做了那麼久,我知道我在幹嗎。

《大師》:很少有作家被貼上這麼分裂的標籤:你一定要讀董橋,你一定不要讀董橋,你不一定要讀董橋。

董橋:這個我完全不管,完全不管。

《大師》:您自己覺得目標讀者是哪一個羣體?

董橋: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讀者,我自己這樣寫的話我也改變不了我自己,我的個性是這樣子。你說讓我去改變個性,去遷就某一方面的人,那我就做不到了,我也不願意做。所以我從來不會關心我的讀者會怎麼樣啊,有多少啊。所以林道羣給我出書,給我出多少我也不管了,反正他不能賣我也沒辦法,他賣得好我開心,很簡單。

《大師》:您的書在台灣、香港和內地受歡迎的程度有差別嗎?

董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關心,這個事就讓林道羣去關心吧。

《大師》:除了這些,您好像一直跟前輩有比較密切的聯繫。

董橋:對,我這代人比林道羣那一代還要幸運一點,就是我還可以接觸更多老一輩的人。現在他要接觸的是我這一輩的人了,一代一代下來,我們那個時候還有很多老先生,現在都不在了,那個時候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大師》:您是怎麼跟他們交往的?

董橋:跟他們交往總是要很謙虛吧,我想。他們都很凶的,都有脾氣的,就等於我現在也有脾氣一樣,我不喜歡的人就不讓他來了。人跟人之間我看要講緣分,有的人那麼成功、那麼大名家,我就沒興趣。像胡適之先生,因為我從小看他的東西,其實從小看的人也很多了,可是我就覺得他這個人很重要,對於中國整個的新文化,胡先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物,在台灣有機會看到他真人,我就覺得很感動。還有跟他很好的一個學生,蘇雪林,也是我的老師,蘇老師整天在講胡先生的事情,我們也聽很多了,蘇老師寫很多胡先生的故事,我們也都看了,你說在台灣可以看到那一代人的一個代表人物,你就覺得很震盪了。

那個時候還見過誰呢?比如說見過蔣夢麟,再下來看到新月派的一些人,比如梁實秋先生,在英國可以看到曾跟魯迅罵戰的陳西瀅,這些都是我們這一代人有機會看到他們那一代人的風采,我想是很好的一個經驗。他們真是比較老的一代了,然後再下來的一代也是我們的前輩,那已經是林海音這一輩人了,那又不一樣,那個時候胡先生已經六十幾歲,林海音先生才四十幾、五十歲,所以這樣一代一代下來,這個很有趣。來到香港後,我跟徐訏先生有來往,跟劉以鬯先生也有來往,那個時候很多都是南來作家,已經是五四之後新的一代人,所以一代一代人,想想看跟他們來往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大師》:所以您說民國的老人,要把他們重新捧出來,因為他們比現在的中國人更有價值,看到過另外一個世界,是因為有過這麼多的接觸?

董橋:對啊,我真的是這樣感覺,我覺得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比他們那代又差了,我們沒有這個經歷,你說用功,我們也沒有他們那麼用功,我想是這樣。雖然我們已經很不錯了,已經很用功了,跟他們比在某一方面還是輸給他們。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他們跟舊文化的一種接觸完全是親身經歷,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已經是清朝快完民國起來了,那種交接的東西他們真的是親身經歷了,跟我們現在看書才知道的差別很大。

中國大陸如果有一個民國熱的話就很好,因為我總是覺得共產黨執政,前面幾十年浪費了很多東西,政治運動毀了太多東西,以前文革的時候四舊什麼都不要了,都砸掉了,破壞太大了,把那一代人也都毀了一半。現在要補救,要追回來,那只能回頭看,看歷史,看過去,趕快去惡補,可能會補回一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你不能斷掉,你斷掉的話再接上去就很麻煩了,現在是時候應該接一接。

《大師》:所以你覺得內地作者這幾十年來都很難再有好的作品出現,有這個原因在?

董橋:讓我覺得好看的不是那麼多,應該這麼說吧。我的所謂好看不好看當然是我的標準了,當然是我這個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所培養出來的一種品味,也很難籠統去說,就是代表我個人來說而已。

《大師》:您跟梁文道(微博)先生對話的時候,談到對香港有某種程度的幻滅,但是又會有希望,您覺得這塊土地本來應該會產生更多更好更有名的作家,但是這二十年來很少有讓您覺得很滿意的書?

董橋:凡是對一個地方都不能有太大的期望,也不能有太大的失望,可是就必須有一些希望,也必須有一些失望,這樣這個地方才有希望嘛,對不對。如果那個地方整個統一,都是形勢大好,都是陽光普照,那有什麼味道,一點味道都沒有,那就和諧了,是吧,太和諧就沒味道了。

《大師》:那香港要建文化局,這個事情你怎麼看?

董橋:我可以很直接跟你講,我對文化絕對不會去做評論,因為文化是不能評論的,文化是什麼地方都有文化,什麼環節都有文化,文化不能歸為理論去講,我不相信。文化是潛移默化,風花雪月也是文化,玩玩電腦也是文化,所以文化完全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

或者文化局長會有什麼大的作用,我看不會有什麼太大作用,都是典章制度裏面需要的話你就做吧,一般的老百姓不用給太大的期望吧,反正你文化局就等於外交部,你總要有個外交部吧,你一定要有一個文化局,你就有文化局吧,無所謂了。

《大師》:香港回歸15年了,你覺得香港社會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董橋:最大的變化就是英國人不在了,英文沒那麼好了,對不對。英文就退步了,連英文報紙都不行了,《南華早報》也不是我們那個時候看的《南華早報》了,我有一個習慣,在英國的話每個星期天報紙是最好看的,禮拜天我們家裏都是訂各種不同的報紙,那時一個禮拜天大半天就消磨在看報紙上,我覺得很好很好。在香港我有一個習慣,我平常不訂《南華早報》,禮拜天的我訂,現在每個禮拜天我還是坐在那裏看《南華早報》,可是感覺已經不一樣了,沒有什麼東西好看,這個不能隨便講,可能會被人家告了。

《大師》:您對香港發展最期待和最焦慮的是什麼?

董橋:沒有,我沒有什麼焦慮,也沒有什麼期待。像我七十歲的人還期待什麼,我還焦慮什麼?天塌下來我都不會焦慮,焦慮就讓胡錦濤去焦慮吧,讓梁振英去焦慮吧,我焦慮什麼,我算老幾啊。

《大師》:您現在怎麼看兩岸三地文化的生態,跟您心目中的文化中國有差異嗎?

董橋:沒有,我心目中的文化中國我自己覺得有,那就行了,就在我心裏。而且你比如說大陸也好、台灣也好、香港也好,千般不是,還是有一些東西是好的,對不對,那你就專挑好的看就舒服了嘛,文化是在你身上,文化在你心裏,你心裏有、身上有就有了,對不對。

(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學術與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羣先生的大力協助)

騰訊大師訪談第80期二O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2012年7月31日 星期二

瘂弦傳奇──他以「一部詩集」名滿天下

瘂弦傳奇──他以「一部詩集」名滿天下
應鳳凰

在台灣文壇,詩人瘂弦的名氣十分響亮,與余光中,鄭愁予等名詩人不相上下。稀奇的是,儘管版本有別,他從頭到尾其實只出過「一本詩集」。早從1965年即停筆至今,不論退休前的忙碌或退休後的清閒,他都未再寫過一首詩。於是他漸漸成為台灣詩壇一則傳奇──「瘂弦」成為「一本詩集」的別名。

「瘂弦」當然是筆名,卻很有意思的像是「預言」或「寓言」。早在他寫詩的上世紀50年代,似乎預知了他後半生將是一把「瘖啞之弦」。很多人好奇:作家筆名誕生時的靈感從何而來?但既然「由靈而感」,豈非冥冥之中自有定數。也難怪「命名」或「命與名」一直是中國民間一門大學問。

從楞小子到大主編

除了很年輕即開始寫詩,瘂弦一生與編輯工作結下不解之緣:是台北「聯合報副刊」長期掌門人。他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來台,是台灣話稱為「阿兵哥」的軍旅詩人。瘂弦本名王慶麟,1932年生,動亂歲月在湖南入伍,離鄉背井的他,從家鄉河南輾轉來到海島台灣,上岸時不過是十七歲的「楞小子」。小小年紀接受「大時代烽火」的洗禮,他曾憶起這段「鄉巴佬進城」剛到台灣的有趣經歷──從沒見過電燈的他,不知道何處以及如何關燈。也不明白水龍頭怎能嘩嘩流出水來。心想這麼神奇的東西,是不是把這個龍頭扭下來帶走,以後回家都不愁沒水喝了。從楞小子到大主編,中間自然有許多精彩故事。其實他是一個用功的青年,自修苦讀,進入國民黨的政工幹校影劇系,畢業後分發至台灣南部海軍陸戰隊服務,結識洛夫、張默而加入「創世紀詩社」。

這時1953年,二十一歲的他正逢寫詩盛年,1959年出版詩集;兩年後調回幹校服務,兼教戲劇。三十二歲這年結婚,參與孫中山百年誕辰話劇「國父傳」演出,飾演男主角。1966年瘂弦三十四歲,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兩年,不再寫詩,一九六○年代末回到台灣之後,歷任《幼獅文藝》主編,聯合報副刊主編。「副刊王」及軍中政工背景使他成為國民黨時期文化舞台最活躍的詩人主編。雖然不再有詩,且越是活躍越是沒有詩,但他依然是文壇知名度最高的重要詩人。瘂弦的名言:「一日詩人,一世詩人」。以下是「一部詩集」呱呱墜地的過程。

「一部詩集」的前世今生


此書在香港林冠中家裏,此處只有圖檔沒有實體書。(見應鳳凰臉書

《苦苓林的一夜》,於1959年由香港國際圖書公司出版。從這部處女詩集出版的坎坷歷程,多少能看到那時代文人的艱難腳印。書出之後,瘂弦將其中的三百冊運到台灣。誰知「戒嚴時期」因郵件管制,此書的入關手續繁雜,竟「擱在海關半年,等取出來時,封面都受潮腐壞了」。換句話說,「苦」書固然在台灣上了岸,卻根本「過不了關」。難怪絕跡於台灣舊書市場數十年,只留下一則書名,傳奇般在愛書人之間流傳。「苦」書於是成為收藏家苦苦搜尋卻從未謀面的珍品,無怪乎去年在香港友人家裏見到這書時,就像見到「重現江湖」的寶物祕笈,驚鴻一瞥也驚艷不已。《苦苓林的一夜》被海關扣押半年,受潮腐壞的結果,讓這部詩集生出一段「前世今生」,也可說是「起死回生」的故事。

話說這三百本雖然「受潮腐壞」,但僅傷及皮肉而已。在那物資匱乏,紙張管制的年代,詩人不僅珍惜物資,也珍惜多年心血結晶。於是他發揮藝術家的創意,自己設計封面,把毀壞的封面脫去,將三百本重新換裝,書名一併更改,這部詩集於是有了脫胎換骨的再生機會。他將「原先浪漫的,襲自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的書名改為《瘂弦詩抄》」,且將變裝過的詩抄僅分送親朋好友,未曾流傳坊間。如此一來,江湖上便出現了更稀有的「瘂弦詩抄版」。雖說內頁完全相同,但封面及書名已經改變。何況封面是作者親手設計,何況全世界存量不超過三百,這又讓一票愛書人收藏家磨掉好幾雙鞋底。

簡要地回顧各版來龍去脈:詩人自1959年在香港國際圖書公司出版首冊《苦苓林的一夜》之後,詩集內容主軸相同,只是書名一再更換──同年先改為《瘂弦詩抄》,1968年則從原先的98頁,擴充為193頁,書名改為《深淵》,由尉天驄主持的眾人出版社印行。1971年再改版由白先勇的晨鐘出版社印行,增加了九首詩。1981年瘂弦和楊牧等自組「洪範書店」再度改版為《瘂弦詩集》,洪範版是目前海內外最通行的版本。


封面是瘂弦自己設計的,1959年出版,印量很少很少。(見應鳳凰臉書


《深淵》眾人版(網上圖片

掛着「北方的憂鬱」

依寫作時間而言,瘂弦從1953年寫第一首〈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到1965年寫〈復活節〉為止,寫了十三年便戛然而止。這座曾噴出亮麗「詩之火焰」的火山,自此即靜止了四十餘年未再「復活」。按詩人兼評論家白靈的說法,瘂弦寫了十三年,「相當於眾多詩人的一輩子或甚至一百年所要追尋的」。短暫的寫作歲月,論數量尚不足百首詩,卻「可以抵擋眾多詩人長長一生所創作的,…而且眼看還要繼續抵抗下去」。是否可以繼續抵抗下去,原因何在,最是文學史家關心的問題,非專業研究者難以回答。

從十三年的整體詩作而言,仍然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根據瘂弦1971年接受訪問時解說,早期的詩,「是民謠風格的現代變奏,且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在題材上則「愛表現小人物的悲苦,和自我的嘲弄,以及使用一些戲劇的觀點和短篇小說的技巧。」短短數語已經幫許多長篇大論的研究作了最簡單扼要的重點說明。

瘂弦詩在台灣詩壇的一大特色是他的現代主義風格,以及他對詩語言韻律的充分掌握。舉他著名的,題為「乞丐」詩其中一段:

依舊是關帝廟
依舊是洗了的襪子曬在偃月刀上
依舊是小調兒那個唱,蓮花兒那個落
酸棗樹,酸棗樹
大家的太陽照着,照着
酸棗那個樹。

除了詩韻甜美,其詩另一迷人處是常以戲劇手法入詩,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思索。瘂弦是河南人,看這首〈紅玉米〉:

宣統那年的風吹着
吹着那串紅玉米
它就在屋簷下掛着
好像整個北方
整個北方的憂鬱
都掛在那兒

我們彷彿看見那年輕的,靜靜坐在50年代簡陋貧寒小桌上寫詩的作者身影。「紅玉米」是精緻的象徵,掛在屋簷下或書頁上,就如寫詩的身影象徵着「北方的憂鬱」。詩裏的紅玉米加了憂鬱之後,便呈現出一個族羣從北方中國到南方台灣的文化放逐意象,讓人吟詠再三,餘味無窮。

《瘂弦詩集》各種變體


《鹽》(網上圖片

而在一系列瘂弦詩集的「主體」之外,尚有幾本分支的「詩集變體」應當一提。如1968年出版薄薄一本英譯詩集《鹽》,1977年有黎明版《瘂弦自選集》,2006年聯經公司推出精裝「有聲詩集」叫《弦外之音》。1966年瘂弦三十四歲,赴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兩年,遂有英譯本《鹽》在美出版。此書內容並未流失,已收進洪範版書後作為附錄。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有《瘂弦自選集》於1977年出版,比通行的「洪範版」早四年推出,卻已在市場消失得無影無蹤──其實「自選集」,才真正是「洪範版」前身。「書名」的市場影響力不可小覷。《瘂弦自選集》《瘂弦詩集》不過一字之差,流通的情形卻是天壤之別。固然民間出版社較有活力肯認真發行,但冷靜想想,哪一本詩集不是詩人「自選集」,一般讀者果真容易「被文字所騙」。《弦外之音》的書名別具巧思。瘂弦戲劇系出身,有着低沉圓潤的迷人嗓音,這或是他比別的詩人多一本「有聲書」的重要原因。此書除了附有詩人親自錄音原聲CD三張,內容更包括手稿,不同創作時期許多生活照片,正是封面所謂的「歲月留影」。內頁設計尤其精緻,從手稿到圖片搭配用心,確是愛書人難以抗拒的典藏版。就如白靈在此書封底提供的最佳廣告詞──瘂弦的詩是可以看的音樂,瘂弦的聲音是可以聽的詩。

可見《弦外之音》的音,既是「聲音」的音,也是「音樂」的音。《深淵》以後的版本,都加有「序詩」一首。四十年後重讀,頗得張愛玲筆下「參差對照」之趣。詩開頭幾句,瘂弦如此自況:

有那麼一個人他真的瘦得跟耶穌一樣。
他渴望有人能狠狠的釘他,(或將因此而出名)

「瘦得跟耶穌一樣」當然是詩的語法,瘦字不必然代表胖瘦的瘦,也不必與詩人真正的體型相關。但當年愛詩卻從未見過詩人的文藝青年,光從詩句想像,自然而然將他設想成一個瘦弱文人。比較同時期詩人如鄭愁予、商禽、周夢蝶,可說身材一個比一個瘦,瘂弦是這些作家中體型較為福泰的。這或可歸類於瘂弦所言「自我的嘲弄」一類,詩人總是有這種本事──說得跟真的一樣。但從他「一本詩集」的傳奇來看,其實瘂弦真是最懂得「瘦身」的人。他願意把寫得最好的作品嚴格精選後才出版,不像有些詩人好詩壞詩統統不肯拋棄,以量取勝有時過於臃腫反而壞了名聲。看樣子「一本詩集」的傳奇,有些地方還頗值得學習。

書蟲書話二O一O年五月廿三日)

2012年6月16日 星期六

陳炳藻的小說

陳炳藻的小說
許定銘

一九七O年代初,在威斯康辛大學得文學博士,一直在美國各大學任教的陳炳藻,是香港的留學生。雖然他以英文著述《電腦紅學:論紅樓夢作者》(香港三聯,一九八六)一書廣為人知,其實他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一九六四年已開始小說創作,並出版過短篇小說集《投影》(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三)和《就那麼一點黯紅》(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四)。

《投影》是他的處女集,收《膿》、《狗種》、《拒》、《相煎》、《面譜以外》……等十二個短篇,差不多全是一九六O年代發表於香港的少作。不過,水平已相當高,此中寫於一九六五年的《潮的旋律》,在《中國學生周報》的徵文比賽中得過獎;寫流落香港白俄生活的《籬邊的音樂》,被收入與西西、亦舒、欒復(蔡炎培)等人合著的《新人小說選》(香港友聯,一九六八)中;而他自己最喜歡的,則是寫他大哥的《投影》。

我手上有份出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的《芷蘭季刊》第三期,是我們“芷蘭文藝社”的社刊,陳炳藻以筆名“丙早”,在此發表了五千字的短篇《裡外流》,寫大學剛畢業的孟嘉麗思想流的矛盾:留在大學裡當助教好呢?還是到她嚮往的西方留學好?這是陳炳藻早期創作的成功作品之一,描寫細膩以外,矛盾與抉擇之間的忐忑不安尤其恰到好處,何以不選進《投影》裡?

大公報二O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春秋》雜誌的史料價值

《春秋》雜誌的史料價值
胡志偉

在港、台兩地流行一句格言:「倘要報復你的仇人,就設法誘導他辦一份雜誌」,這是寓意辦雜誌的艱辛。可是,從港府新聞處編印的《香港年鑒》知悉,至二OOO年年底為止,香港有註冊期刊七百一十七種,比一九七O年年底(一百九十四種)增加了兩點七倍,還是有各方仁人志士知難而上。

在中國近代雜誌史上,辦雜誌超過三十年或超過四百期的,可稱鳳毛麟角(1)。然而,民辦雜誌《春秋》自一九五七年七月創刊至今,歷四十五載,共出刊九百二十期,比官辦雜誌都要長命,是為異數。

前朝舊臣需要園地談談當年勇

《春秋》這一刊名,典出於「孔子着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她的發刊詞自稱「沒有任何背景和色彩,只是愛國家、愛同胞」,宗旨是「公正,超然,獨立而具有建設性,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更不是什麽中間,我們說的只是中國人民想說的話」。從九百多期八千萬言的內容來分類定性,她屬於研究民國史事人物的傳記雜誌,九十年代以來偏重於香港本土史地方面。

從時代背景來看,五十年代後期的香港正需要有一份供孤臣孽子談談當年勇的刊物。自一九四九年起,從大陸流亡到這塊一千平方公里土地的國府黨政軍公教人員及其親屬逾一百萬,僅以調景嶺難民營為例,一萬人的社區中,以鬻文為生的就有五百多人,業餘寫稿者逾千人;以履歷而言,他們中間有官至省府委員、廳長、專員、縣市長、中將軍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報社社長、電台台長、大中小學的校長、教授、公司廠礦的董事長總經理廠長工程師、法院的院長推事檢察官,寺院的住持長老、教會的神甫牧師、辛亥首義功臣、國父侍衛等等,教育程度自遜清秀才舉人到留洋學生應有盡有。從整個香港來看,一百多萬高知識的人羣一下子湧入彈丸之地,其中有錢人多數強龍不鬥地頭蛇,經不起幾個回合的投機買賣就室如懸磬了,即使錦衣玉食,安富尊榮的前朝顯貴,在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之餘也需要有個精神依托,有個抒發國破家亡之痛、銅駝荊棘之思的園地,於是《春秋》半月刊便應運而生了。

文臣武將達官貴人投稿《春秋》

春秋的創辦人姚立夫先生是個久歷沙場的從戎文士。國共內戰時,他當過國軍山東第一兵團司令范漢傑中將的徐州辦事處經理處長,范漢傑調任東北剿匪總部中將副司令官兼錦州指揮所主任後,姚氏出任熱河省政府副秘書長。大陸易幟後,他來香港興辦紡織工廠,挾餘資又創辦了這本文史刊物,以文會友,彼此唱和,藉以寄托懷舊之幽情。早期的《春秋》,寫作陣容是相當壯盛的,計有:

張發奎 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主任,陸軍總司令
黃旭初 廣西省政府主席
曹汝霖 北洋政府交通、財政總長
李漢魂 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
李宗黃 雲南省政府代主席
張任民 廣西綏靖主任
臧卓 唐生智第八軍參謀長,汪偽軍委會委員、蘇北行營主任
金雄白 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
陳孝威 北洋政府(1926年)泰寧鎮守使
金典戎 孫連仲北平行轅參謀長、東北行營交通處長,哈爾濱警備司令
張六師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1949)
薛觀瀾 袁世凱女婿,薛福成之孫,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直
虢簧鎲T、國府最高經濟委員會專門委員
李璜 中國青年黨主席
左舜生 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周鯨文 東北大學校長,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1949—1956)
張維翰 監察院院長
陳克文 行政院參事,立法院秘書長
毛以亨 監察委員、馮玉祥秘書、台大教授
梁敬錞 寧夏、甘肅省財政廳廳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周遊子 本名周遊,筆名為餘不足觀閣主。廣東省政府委員,國軍華南補給區中將司令
鄭梓湘 廣西空軍第三大隊隊長
曹文錫 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曹亞伯之子
汪希文 汪精衛姪兒,江孔殷太史女婿
李晉 軍機大臣王文韶孫女婿、辛亥年光復軍統領李徵五之姪
劉志 軍委會政治部副官組組長、國防部軍官收容總隊少將總隊長,川湘鄂邊區綏署宋希濂部師長
白懷民 白崇禧親屬,曾任職中央信託局
胡敘五 杜月笙秘書
易君左 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着有《中國政治史》《中國文學史》等,龍陽才子易順鼎之子
任畢明 散文名家,南華第一枝筆,工商日報主筆。筆名南中一
南宮搏 上海和平日報總編輯(1949年),歷史小說家
雷嘯岑 安徽省教育廳長,《香港時報》總主筆,筆名馬五先生
繆雨 名作家,東方日報副總編輯
吳漱溟 國學家,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秘書
王世昭 着名書法家
黃篤修 陶大企業董事局主席
余兆麟 中國聯合銀行總理,曾任國府駐港軍事代表團成員
屈武圻 香港最早的地產商,分層售樓的創始人
曹聚仁 蔣經國舊部,贛南《正氣日報》總編,兩岸和談密使
高伯雨 着名作家,着有《聽雨樓雜筆》等多種
簡又文 燕京大學教授,着有《太平天國全史》等
張贛萍 黃伯韜部參謀,着有《彈雨餘生述》等
費子彬 近代三大名醫之一
韋千里 命相專家
袁樹珊 命相專家
鄧又同 學海書樓董事

近代史人物應有盡有

春秋是港台兩地帶領潮流最早的傳記刊物,她所介紹的中國近代史人物大致可分為卅六個類別:

一、滿清官吏:如左宗棠、彭玉麟、曾國藩、李鴻章、鮑超、岑春、黎國廉、張之洞、盛宣懷
二、保皇派:康有為、梁啟超、劉師培。
三、前清遺老:梁鼎芬、陳夔龍、辜鴻銘、沈曾植
四、烈士 楊衢雲、姚民哀、吳祿貞、方聲洞、吳樾、林覺民、倪映典、夏超、鄒容
五、辛亥元勛:黃興、孫中山、曹亞伯、陳英士、蔡鍔、張靜江、李福林、鄒魯、鄧鏗
六、封疆大吏:楊增新、盛世才
七、國民黨元老:宋教仁、張繼、古應芬、廖仲愷
八、國府要人:林森、蔣介石、嚴家淦、李登輝、劉健羣、張學良、胡漢民、閻錫山、孔祥熙、楊永泰、杜建時、孔令侃、彭昭賢、張嘉璈、張厲生、張沖、沈昌煥、葉公超、黃旭初、莫德惠、李根源、黃郛、吳國楨、戴季陶、吳紹澍、賀衷寒
九、國軍將領:白崇禧、張發奎、湯恩伯、張自忠、馬步芳、王耀武、李漢魂、李品仙、夏威、陳士章、胡宗南、邱清泉、廖磊、蔡廷鍇、楊虎、孫連仲、馬佔山、李文、康澤、鄭介民、曾擴清、戴笠、桂永清、鄧文儀、余程萬、黃紹竑、黃伯韜、龐炳勛、李宗仁、杜聿明、李彌
十、共軍將領:朱德、葉劍英、劉伯承、陳毅、林彪、羅榮桓、賀龍、徐向前、聶榮臻、彭德懷、羅瑞卿、黃克誠、粟裕、韋國清、烏蘭夫、葉飛、許世友、李克農、陳再道、周士第、黃永勝、李天佑
十一、中共要人:陳獨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康生、彭真、楊尚昆、鄧小平、李立三、向忠發、瞿秋白、宋任窮、李井泉、陳伯達、鄧穎超、李漢俊、汪鋒、林伯渠、吳、傅連璋
十二、漢奸:汪精衛、陳璧君、王克敏、陳公博、羅君強、黃秋岳、陳羣、鄭孝胥、周佛海、傅筱庵、江亢虎、汪時璟、潘三省、繆斌、管翼賢、邵式軍、周作人、陳彬龢、郝鵬舉、川島芳子
十三、汪偽將領:臧卓、任援道、蕭叔宣、丁錫山
十四、軍閥:段祺瑞、馮國璋、張勛、劉震寰、段芝貴、俞作柏、唐繼堯、張作霖、范紹增、王懷慶、馮玉祥、陳炯明、沈鴻英、劉湘、韓福、吳佩孚、馬仲英、孫殿英、張宗昌、陳濟棠、劉文輝、唐生智、林虎、吳俊陞、莫榮新、盧永祥、劉文輝
十五、北洋要員:徐世昌、許世英、袁克定、熊希齡、薩鎮冰、張一、曹汝霖、葉恭綽、李純、黎元洪、莊蘊寬、徐樹錚、饒漢祥
十六、貳臣:張治中、程潛、傅作義、劉斐、韓鍊成、余心清、葉南、陳銘樞
十七、政客:章太炎、張其鍠、邵力子、林長民、羅隆基、吳景濂
十八、外交家:王正廷、顧維鈞、汪榮寶、陸徵祥、張蔭桓、汪大燮、符浩
十九、銀行家╱實業家:張謇、李紀堂、宋漢章、王曉籟、周扶九、李祖紳、虞洽卿、劉鴻生
二十、文人:張恨水、田漢、柳亞子、王闓運、羅香林、易君左、邵洵美、鄭振鐸、李宗吾、陳寅恪
廿一、教育家:黃炎培、丁文江、蔡元培、何其鞏、易培基、 蔣夢麟、阮肇昌、蔣百里、晏陽初、梁漱溟、嚴範孫
廿二、名報人:史量才、趙敏桓、范長江
廿三、名畫家:張大千、齊白石、溥心畬、徐悲鴻、劉海粟、潘達微、黃永玉、高劍父、鄭板橋、費曉樓
廿四、音樂家:馬思聰、黎錦暉
廿五、名伶:梅蘭芳、孟小冬、楊小樓、譚鑫培、馬連良
廿六、名醫:費子彬、葉天士、黃省三
廿七、宗教界名人:達賴喇嘛、田耕莘
廿八、少數民族名人:鮑爾漢、傜王李榮保
廿九、俠客:大刀王刀、奇俠柳森嚴
三十、太監:鄭和、李蓮英、亦失哈
卅一、名媛:陸小曼、王映霞
卅二、白相人:杜月笙、張嘯林、黃楚九、黃金榮
卅三、特務:張芸俊、孔昭福、李香蘭
卅四、土匪:別廷芳、孫美瑤、楊彪
卅五、外籍華官:蒲安臣
卅六、外籍富商:哈同

《春秋》所寫的近代史人物,多數是傳主親友的回憶,比起官修的人物傳記與人物大辭典上的簡歷要豐富多采有血有肉得多。從《春秋》可知,在台灣外交界馳聘四十多年的沈昌煥是流行歌曲「毛毛雨」作曲家黎錦暉的女婿,小提琴名家馬思聰是陳炯明同母異父弟馬育航之子,戲劇家洪深是炮轟觀音山孫中山總統府的陳炯明部下師長洪兆麟之子,元老外交家顧維鈞的第二任夫人黃慧蘭則是太平天國軍需官的曾孫女,他攜鉅款在香港採購軍火時,聞悉天京陷落的噩耗,遂挾款下了南洋,成了星洲華僑首富。又如,明朝除了鄭和,還有一位偉大的航海家亦失哈,他於一四一三年奉成祖命踏上庫頁島宣撫苦夷族人,所以如今日本同俄國爭奪庫頁島主權,盡皆「乞丐趕廟公」。

近代大事巨細無遺

八十年代以來,旅美學人唐德剛以李宗仁、顧維鈞、胡適的回憶錄開啟了口述歷史這一研究項目。其實《春秋》揭櫫的名人回憶錄熱潮比唐氏早了廿多年,而且《春秋》所載文章多係當事人親筆記述,比諸傳主口述由他人筆錄,避免了由聽覺障礙與理解偏差所引致的失誤。在《春秋》的帶領下,十多年後才有《掌故》《大華》《萬象》《大成》等刊相繼面世,即便台灣的《傳記文學》亦遲於《春秋》五年,且常轉載《春秋》之重要文章。從所載歷史事件的時序來看,《春秋》的文章大致可分為廿三個類別:

一、太平天國史蹟《英人筆下的太平天國》《從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看曾國藩收復金陵秘辛》《太平天國首都親歷記》《洪春魁舉義》《英人林里:天京親歷記》

二、晚清政事與社會見聞《清末內務府大臣景善回憶》《伊藤博文(在旅順)被刺秘密》《慈禧光緒離京逃難記》《西太后與榮祿》《齊如山回憶賽金花故事》《容齡回憶西太后》《日俄之戰親歷記》《巴夏里被囚事》《慈禧西奔》《紫禁城的黃昏》《懲辦義和團禍首》

三、辛亥革命前後《黃志強(1904)長沙脫險史》《辛亥革命前後的共進會》《陳英士光復上海軼事》《黎元洪誣殺張振武始末記》《武昌陸軍中學學生辛亥武昌起義憶述》《林虎:我參加辛亥革命的經過》《薛觀瀾:在天津與溥儀的淵源》《黃旭初:辛亥柳州獨立回憶》《留日士官史》《萍瀏醴革命始末記》《國際友人協助辛亥革命珍史》《辛亥河南起義史》

四、北洋時代《龍濟光禍粵的來龍去脈》《張作霖割據東三省前後》《徐樹錚靳雲鵬鬥爭目擊記》《袁世凱段祺瑞之間的微妙關係》《楊森:我與吳佩孚的一段交情》《汪希文:我與江霞公太史父女》《美國醫生密勒:我怎樣替張學良戒毒》《護國之役親歷》《隨侍孫中山記》《反曹錕學運》《五四運動》《五卅慘案》《陳炯明毒殺關國雄》《南寧兩次圍城戰(滇軍攻桂)親歷記》

五、租界行政《上海會審公堂滄桑史》《華董奚玉書:上海租界工部局經緯》

六、外交鬥爭《我怎樣冒險取得田中奏章》

七、北伐戰事《張任民:策動川黔二省參加北伐回憶》《飽羅廷過鄭回俄記》《北伐軍總部參謀熊式輝日記:濟南慘案日軍橫暴》《張發奎:汀泗橋大破吳佩孚詳情》《鮑羅廷怎樣利用汪精衛》《收回漢口租界記》

八、清黨過程《瞿秋白(獄中)訪問記》《寧漢分裂事略》《紅三軍進佔長沙記》《許光祥:馬日事變回憶錄》

九、日寇策動的「抗日反蔣」戰事《黃強:閩變中的陳銘樞與我》《率廣西空軍起義歸順中央經過》《任畢明:我與李濟琛》《閩變由爆發到瓦解》《廣西與中央的二十年離合過程》《蔣李第一次離合內幕》

十、汪偽政權內幕《王克敏擁汪反汪丟官記》《陳公博逃亡日本目睹記》《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

十一、抗日時期《抗戰時偷渡日軍長江封鎖線》《七七事變放第一槍的祁排長話當年》《關東軍兵力僅萬餘人》《畢生難忘的八‧一三之戰》《抗戰期間華北臨時政府內幕》《劉志:我與賀衷寒赴延安慰勞記》《血戰崑崙關之憶》《常德保衛戰回憶》《余漢謀與日軍之默契》《蔣介石與史迪威鬥法始末》《我與汪日特工鬥智鬥力秘史(鄭蘋如案)》《毛周想晤美國總統》《美軍情報官駐延安回憶錄》《隨何應欽受降記》《一‧二八淞滬抗戰親歷記》《日軍侵攻九龍香港憶往》《日本人怎樣記載七‧七》《二次大戰駐華美軍逸聞》《英軍中校回憶香港防衛戰》《侍從室回憶》《招待國聯調查團趣史》《復興關中訓團之憶》《流氓師長丁錫山投汪前後》《由中村事件到柳條溝事件》《朱子橋的東北義勇軍》《關東軍逃亡記》《回憶五戰區重要會戰》《淪陷區見聞》《鐵道遊擊隊》《秦德純:在東京法庭談蘆溝橋事變》《記抗戰時期兵工儲料處》《今井武夫芷江洽降目擊記》《國軍印緬作戰回憶》《台兒莊大捷親歷記》《犬養毅特使萱野回憶》《湘桂黔戰役親歷記》《南寧第一次陷日與收復》《林三郎:日軍在中國境內的最後掙扎》《蔣委員長大宴國民參政員記往》《太和殿受降紀實》《政信:我在南京日軍總司令部怎樣當政治課長》《孫寶剛:我們放走了三千日軍俘虜》《點驗延安共軍印象記》《今井武夫:向何應欽上將洽降記秘》《衡陽保衛戰親歷記》《蘇俄車隊來華》

十二、制裁叛徒回憶《我親手逮捕川島芳子的經過》《聯義社事跡(誅洪兆麟)》《刺汪案》

十三、對俄關係與戰事《鄭成功部下征俄五百人》《外蒙淪為蘇俄附庸一頁痛史》《莫斯科中山大學》《沈鴻烈的抗俄抗日事跡》《俄侵東北領土經過》

十四、國共內戰《毛呼蔣委員長萬歲》《白崇禧與華中之戰》《從南京到杭州的雜牌部隊》《邱清泉自戕殉國之謎》《湯恩伯與蘇北之戰》《西北馬家軍興亡史》《抗日勝利後的國共第一戰》《中共怎樣飛渡長江天塹》《丁作韶:我和林彪在天津談判憶往》《一九四八濟南失陷真相》《金典戎:接收東北親歷記》《東北國共爭奪戰》《十五萬國軍圍坐廈門海灘》《國軍進軍膠東》《淮海共軍集中營親歷記》《攻克延安記》《李彌臨朐之戰》《廣州撤退前夕見聞》《青樹坪大捷》《五次圍剿紀實》《華北變色的前因後果》《日軍中將憶協助閻錫山保衛山西》《國軍敗退入越經過》《彭昭賢:毛見和談代表》《傷兵與學生在總統府前混鬥記》《記國共煙台之戰》《濟南之戰的前前後後》《保衛大上海之戰》《徐蚌戰役見聞錄》《四平街生死鬥》《桂系逼宮內情》《卅萬大軍接收東北回憶》《慘絕人寰的長春圍城記》《瀋陽易手前夕空運撤退奇景》《濟南突圍雜憶》《苦守西昌的痛苦回憶》《華北大諜案(余心清內幕)《陳毅進襲啟東慘敗目擊記》《共軍渡江前的南京》《西南大撤退》《追隨馬歇爾五上廬山瑣記》《蔣介石退隱溪口之憶》

十五、蘇軍暴行《蘇軍在東北暴行親睹記》《遼陽兵工廠技正:蘇軍暴行親睹》

十六、韓戰越戰《韓戰細菌戰真相》《麥克阿瑟回憶錄:美軍擬用五十顆原子彈轟炸東北》

十七、國府軍政人員流亡香港紀實《最初在香港搞第三勢力內幕》《我與衛立煌在香港的一段往還》

十八、中共秘史《網開一面話長征》

十九、文革秘史《惠州武鬥目擊記》《 路透社記者格雷:文革軟禁兩年記》《英駐北京代辦處被燒毀經過》《紅衛兵偷渡抵港記》

二十、香港政事《日督磯谷生前談香港命運》《中港關係秘史》

廿一、蘇俄內幕《克倫斯基訪問記(列寧受德國賄賂八千萬元)》

廿二、回憶名人名校名報與名人回憶錄《黃一歐:我的父親黃克強》《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許世英:出使日本回憶》《中山先生最後一次北上紀實》《蕭瑜:毛澤東與我》《南開大學憶往》《陳公博回憶錄》《閻錫山手寫回憶錄》《中山逝世追憶》《保定軍校滄桑史》《申報滄桑史》《曹亞伯:辛亥真史》《施肇基回憶錄》《張學良幽居生活實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廿三、文壇報壇舊事與類書介紹《文壇舊事》《介紹四庫全書》《介紹清實錄》

廣西省主席撰寫桂系半世紀歷史

扯得稍遠,讀者可從《春秋》的文章知悉小說《金瓶梅》所處的北宋末年之物價,也可明瞭假聖人康有為訛騙南洋華僑後買了多少假古董;近焉者,可以知曉那個炮轟觀音山的陳炯明部師長洪兆麟,是死在華僑海員組織聯義社社員韋德槍下。洪逆兵敗後匿居香港,一九二六年由港乘坐美國郵輪赴滬,被輪上供職之聯義社社員發覺,眾人不忿洪逆忘恩負義(中山先生在香港救過他一命),臨時決定予以制裁。查聯義社於一九一O年在舊金山成立,係奉國父之命傳遞革命文件的通訊機構,孫中山的衛士長馬湘與眾多衛士以及廣東海防司令陳策(勝利後任廣州市長)都是聯義社社員;討袁之後刺殺袁世凱爪牙、上海鎮守使鄭汝成,發動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盡皆該社社員不朽之功勛。如今正史對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之功績均有記載,唯對聯義社則未提及。洪兆麟之死,各種傳記、人名辭典皆語焉不詳,《春秋》的這篇知情人所着文章,正補充了正史的不足。

在《春秋》的眾多作者中,文官位階最高的是主政廣西廿年的黃旭初,自五十年代末東瀛歸來後為《春秋》寫稿歷十一年半,計二百一十五篇,共一百卅萬言。從地域來講,他寫了自一八九八年李立廷領導會黨起義至國軍由桂南退入越南期間的廣西內政、邊防、外交、建設、金融、民族、約法、議員、自治、鐵路、糧產、通志、民意機關、粵桂關係以及外界對廣西的評價,儼然一部廿世紀五十年代前的廣西省斷代史;從政事來看,他從同盟會滲入廣西、辛亥柳州獨立、陸榮廷討袁、廣西護法、桂軍參加北伐、粵桂之戰、龍潭大戰、粵桂合力敉平南昌暴動、西征唐生智、逐奉軍出關、用兵武漢、黃張攻粵、滇軍攻南寧、中原大戰、粵桂反蔣、甯桂復合、桂南會戰、大別山戰鬥、衡陽保衛戰、崑崙關血戰、常德會戰、南寧兩次陷日、反攻桂柳、廣西光復,一直寫到李宗仁當選副總統、李白求和失敗、李宗仁飛美、監察院彈劾李宗仁、李宗仁回歸大陸,活生生一部桂系政治軍事活動史。

黃旭初寫近代史,資料主要取自他自己的日記,部份依據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盧玉衡的口述和第五軍司令部編印處李誠毅等人的手記;敵方的行動,則依據日本人鈴木醇美的《廣西會戰紀事》等書。文章刊出後,李宗仁從美國來函,對已刊各章節作了若干補充。一九六四年外界盛傳李宗仁即將投共,同年十月黃旭初在《春秋》專欄中刊出李氏親筆來函,矢口否認有意「附共」;一九七O年六月十六日,黃又在《春秋》發表《李宗仁晚年思想轉變由來》一文,復以甘介侯長信同李宗仁投共前「絕無絲毫動機」的誓言相比較,聊以解嘲。

《徐淮兵車行》展示百五萬人大廝殺圖景

有關淮海戰役的電影和回憶錄多得後人目不暇接,譬如被俘、起義將領六十五人合寫的《淮海戰役親歷記》只是從遠離前線的高級將領的角度回首敗況,而《偵察兵》《智取華山》這類電影卻把國軍描繪得個個都像草包飯桶愚不可及,使人感到勝之不武。但中下級軍官所撰的十四萬言《徐蚌戰役見聞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六日在《春秋》連載)和八萬言的《徐蚌兵車行》(一九七O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連載)卻從微觀的角度展示出這場歷時六十五日、波及蘇皖魯豫四省、捲入一百五十萬官兵的大廝殺之真實圖景,寫出了黃伯韜兵敗碾莊、邱清泉自戕青龍集、黃維被俘於雙堆集並非外界所傳的「驕兵悍將擁兵自重增援不力」,而戰場上的六十萬國軍將士也絕非酒囊飯袋不堪一擊,他們在惡劣的氣候、地理環境下確已盡了全力。前者是馬不羈的力作,後者是姚立夫任第一兵團徐州辦事處經理處長時的親身見聞,正因為親自目睹黃伯韜五個軍十萬兵馬輜重伴隨十幾萬難民通過殘破的運河鐵橋這一幕「劉玄德攜民渡江」的老戲,又經歷了大雨泥濘行軍、大雪糧盡彈絕,「血肉與炮彈齊飛,泥沙共煙霧一色」的艱難行程,他倆所撰的實況對後人研究軍事史確實不無小補。未來面對現代化戰爭時,我們絕不可忽視總結已往失敗者的教訓,畢竟什麽「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之類的神話難以欺世盜名,決定戰爭勝負的,除了武器、士氣,還存在着氣候、地理、諜報等種種重要因素。

十五萬人齊解甲 竟無一箇是男兒

漳廈金戰役,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集成》廿八萬字中只佔五百多字,而廈門之戰連標點只佔一百一十二字,有云「十六日我控制該島北部,敵慌忙南撤,集於島東南海岸一線。我各部隊堅決向海岸待運之敵猛插猛打,戰至十七日上午,廈門島被我解放,殲敵二萬七千餘人」。然而,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的《春秋》刊出署名「冰壺」者的九千字文章《廿三年前國共在福建最後的一戰:十五萬國軍困坐廈門海灘記》,說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六時廈門防衛司令部下達命令,限七時正在碼頭西約二里之沙灘上集合。屆時,四平方里的沙灘上擠滿了軍人與眷屬卅萬眾,其中軍人近十六萬。晚十點,廈門碼頭開來渡船兩艘,頓時人羣競相攀登渡輪,斯時廈防部司令湯恩伯與廈門市長毛森已先期離廈赴台。正當軍隊爭着爬船時,全輪船員逃得一個不剩,十一點從台灣開來的兵艦停在海中乾着急。於是,人羣又一個個爬下輪渡坐在沙灘望洋興嘆。十五萬國軍眼巴巴地困坐沙灘等待共軍接收,十多架戰鬥機安靜地停在機場枯候共軍光臨。結果,兩個營千多名共軍大模大樣由公路上長驅直入,對公路兩旁睡在田間與沙灘上的十五萬國軍,視若無睹。廈門就是這般失守的!整個過程未見任何一個將官或校官組織抵抗,只有一名女性政工人員登高一呼,號召奮起抵抗,其後有三五十人提槍響應,昂然越過公路迎擊共軍。結果可想而知,以卵擊石,全部殉難。這使人想起後蜀主孟昶寵妃花蕊夫人在國破家亡後對宋帝趙匡胤所吟的詩句「君王城頭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箇是男兒」,連人數都差不多!一九九六年四月中共黨史出版社推出的《第三野戰軍》一書,只有百多字寫這一圖景。文章說湯恩伯總兵力不滿三萬人,「十九日黃昏被擊潰的國民黨軍慌亂南撤,大部縮集於東南海岸曾厝屯、黃厝一線,紛紛向艦艇呼救……湯恩伯在海灘上急得團團轉,一股勁向軍艦呼救……在海灘上滯留一個多小時,恰逢海潮又復上漲,敵小艇急速靠岸,湯恩伯跳上小艇急急逃掉,敵五十五軍作鳥獸散,劉汝明急令所部下海逃台,故六兵團廈門守軍大部被俘,只有四千餘人上船逃跑。」以上兩種資料,各具參考價值。

麥克阿瑟欲以五十顆原子彈轟炸東北

《春秋》的譯文也是相當精彩的,有關時事的特稿往往補充了報紙篇幅有限的缺憾。例如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的《春秋》譯載了十三年前麥克阿瑟被杜魯門解職後對霍華德報系名記者傑姆‧路加透露的一則秘聞:韓戰初期,聯合國軍總部曾擬訂計劃,向中國東北的安東至瀋陽地區投擲三—五十枚原子彈,然後出動四十萬台灣的國軍入韓封鎖鴨綠江,把彭德懷麾下一百多萬志願軍官兵一網打盡。麥克阿瑟估計蘇聯不會出兵援助,從後來的古巴危機可知,麥帥的估計是正確的。如果當年杜魯門接受了這一作戰計劃,上世紀下半截的世界歷史當會改寫。歷史就是這麽無情!

《春秋》連載的傳記作品,結集出書者,最具史料價值者有三種:

(一)曹汝霖一生之回憶

曹汝霖回憶錄比起其他近代名人的回憶錄篇帙浩繁,是由於作者除了回憶自己一生經歷之外,頗落重墨於以下兩項:(1)清末至六十年代的中國歷史,自百日維新、庚子拳亂、辛亥革命、張勛復辟、中山北上直至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土改鎮反;(2)作者自幼及老親歷的情景,諸如上海民俗、豫園園林、大阪博覽會、清末北京市政、湯山溫泉、清末外務部編制、清代官服頂載、兩宮奉安典禮實況、安東林區伐木情形、上海幫會待客禮儀、太和殿班禪喇嘛主持金剛法會盛況、雍和宮息災道場、蘇州園林、虎丘靈巖風光、日月潭風光、日本相撲與祭孔儀式、五十年代日本社會經濟、六十年代美國生活方式等等。

對於曹汝霖的回憶錄,海峽兩岸的史家,都沒有持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在台灣,曾任行政院顧問、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考試院委員的丁中江,在其編撰的三百萬言《北洋軍閥史話》中,敘述廿一條簽訂經過時引用了曹着《一生之回憶》一萬兩千字之多;敘述五四運動始末時引用了一萬一千字。丁氏認為曹氏回憶錄「對自己頗多迴護,但大部份尚近事實,且有外間所不知之秘聞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價值也。」在大陸,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推出的一百多輯《文史資料選輯》中,有北洋官僚周叔廉所撰〈西原借款〉一文,引用曹汝霖回憶錄有一千七百餘字,由此亦可證實曹文「大部份尚近事實」為海峽兩岸所公認。

至於「外間所不知之秘聞掌故」,可臚列如下:

一、一九O六年梅蘭芳才十二歲,學青衣,未脫稚氣,態似女子,容貌姣好。有個日本士官畢業生馮幼偉,在清廷軍諮府任職,月入四百兩白銀,每月花一半餉銀捧梅蘭芳。後梅蘭芳成名,列四大名旦之首。抗戰勝利後,馮幼偉老貧於上海,賴梅蘭芳賙濟維生。

二、清末吉林接壤朝鮮之間島被日本駐兵,意欲侵佔。清廷外務部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處理。徐派吳祿貞赴島察看,偵知日方收買匪首韓登舉部數千人。吳遂誘以利祿,曉以大義,勸受招撫,允助以軍械秘密代訓,韓果歸順。半年後韓部竟成勁旅,據守島上要點。日人聞悉吳祿貞帶衛隊上島,始派齋藤少將率兵一團增援。齋藤見韓部已易幟,自忖兵力單薄,遂退回朝鮮邊境,間島就此歸順中國。吳自延吉邊務督辦升至山西巡撫,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被袁世凱暗殺於石家莊東站。吳祿貞奪回延邊間島,毛澤東卻將長白山天池割讓給金日成,蔚成對比。

三、民初曹汝霖在北京掛牌當律師,老袁愛才,勸曹出任外務部次長。曹托詞家貧親老,做律師還夠澆裹。袁探知曹月入兩千銀元後即發表任命交印鑄局登公報,敕令曹「儀同特任,與總長同等待遇,出席國務會議」,並親授二等嘉禾勛章。此儀同特任名銜,終民國僅曹一人。次長月俸六百元,袁每月另發津貼千元,與總長相同。

四、民初各省督軍入京,通宵賭博輸贏達百萬銀元。一日張作霖與倪嗣沖推牌九,張輸百多萬,出財政部國庫券支付,倪認為廢紙拒收。翌日遣參謀持券到財部貼現。王克敏有一年春節推牌九贏卅多萬,次日攜之赴津,一宵輸光。

五、袁世凱稱帝,主謀是其長子克定,但關鍵人物是英使朱爾典。朱對袁說:人民要閣下做總統即做總統,人民要閣下做皇帝即做皇帝,這是人民的意思,不能算背棄效忠民國的誓詞。貴國內政出於人民公意,外國不應干涉云云。袁受此言鼓舞始籌備大典。袁死後朱爾典對人說他勸袁勿稱帝,真是善為掩飾,愧對泉下老友。

六、老袁派親信陳宧(音yi,與宦字異)帶兵入川,陳辭行時竟行三跪九叩大禮。袁驚道何必如此。陳曰:陛下登極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預,故先行慶賀。袁說,即改國體亦廢跪拜禮了。陳又跪下三嗅袁之足而退。這是喇嘛對活佛的最高敬禮。至蔡鍔興師後,全國民眾響應,陳宧自川來電請袁順從民意更定國是。袁得電悲恨交集,想起辭別時情景不堪回首,遂憂憤成疾不治。

七、周自齊在袁世凱任外務部尚書時,以清廷駐美一等參贊調任外部右丞。入民國後,外放山東都督,歷任六部總長,又任國務總理,一九二二年徐世昌引退時,周又兼攝總統,其官運之亨通莫與倫比。唯其妻奇妒,每出席宴會必遣女兒相從監視,友人故不敢邀約,以免口舌。周妻故世後,周自齊赴香港探望被通緝的梁士詒,平時懾於閫威不能涉足花叢,到港後脫離羈絆,不免縱慾,遂染性病。回京後,初猶諱言,後誤於中醫竟至不起,年僅不足六旬。

八、九.一八事變前,汪榮寶駐節日本。聞鴿派之幣原外相言,東三省中日民間懸案積至三百件,張學良一味推延躲避,幣原希從速解決懸案,使少壯派軍人無法藉口尋釁。汪氏旋即回國見外交部長王正廷,自告奮勇充當魯仲連。不料王正廷竟說:日本只是恫嚇,未必敢對東三省冒險行動,設若日本蠢動,我國尚有國際聯盟為後盾。汪曰國聯不可靠,現在談判尚可避免戰禍。然話不投機,汪當場呈辭,王也不挽留。不久,爆發九.一八事變。外交官誤國,王正廷可謂具體一例。

九、日本外交家松岡洋右赴歐途中到華北走訪曹氏,直認日本侵華為失策,若中日合作與德國夾擊蘇俄,兩國均可無後患,今坐失良機豈不可惜,日本少壯軍人一意孤行後果堪虞。豈料松岡到德國後見軍容盛軍械精,誤信希特勒的話以為軸心國必勝,於是心旌動搖。嗣後路過蘇京,史達林突然出現車站擁抱松岡,大喊我也是亞洲人呀,松岡受寵若驚,竟墮入俄國圈套。他回國後出任外務大臣,再赴德國與德義訂立軸心國同盟條約;又去俄國與斯大林訂立日俄互不侵犯條約。松岡的豹變,只能證明帝國主義的外交只講利害不講信義。

十、一九一O年三月七日,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未遂被捕,由北京內城廳丞章宗祥親自鞫訊,章以革命黨非殺戮所能截止,又以汪之文才殺之可惜,乃托民政部幕僚汪榮寶向民政部大臣肅親王疏通,不交刑部逕交民政部。肅親王善耆愛汪之文才,轉陳攝政王力請從寬,卒以處無期徒刑。辛亥革命成功後,汪精衛出獄,袁世凱曾召見密商與南軍議和之策。日後汪任國府主席,特枉駕探望刑部監獄獄卒老母,賞賚有加,感謝昔日獄卒之優待。然汪忘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章宗祥,設若將汪移交刑部,必處大辟。

(二) 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金雄白在蔣介石麾下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訓處上校秘書、南京《中央日報》採訪主任;一九三九年參加汪政權後,官至汪記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兼南京興業銀行董事長、中國銀行董事、上海《平報》、《海報》社長。刑滿釋放流亡香港後,窮困至幾無立錐之地。一九五四年開始煮字療飢,由陳彬龢推介,為陳孝威將軍主辦的《天文台報》雙日刊撰稿歷十餘年,五七年起應陳將軍連襟姚立夫先生之邀,在《春秋》半月刊連載《汪政權》一書。

《汪政權》一書是傳記作品,寫作過程中曾向寓居香港的汪精衛長婿何孟恆徵集遺聞軼事,故其可讀性甚高,諸如:

一、一九四五年元旦,周佛海蔣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寫了一封三四百字信函呈蔣介石,云:「職離渝經過,布雷知之最詳,一切想已面呈鈞座……五年以來,職臨深履薄,無日不惄焉如搗,凡奉鈞諭,輒竭駑駘……日寇已處窮途,反攻轉瞬開始,職處身虎穴,一切策應反攻之工作,萬緒千頭,遲恐準備不及,急則泄漏堪虞……職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驅,俟最後勝利之來臨,甘願受鈞座之嚴懲,斧銊所加,死且瞑目」。信由上海市黨部委員戴時熙縫在絲棉袍中親送屯溪,再由吳紹澍派專人送往重慶。半年後,吳紹澍以上海副市長身份抵滬接收,吳說蔣介石看到最後幾句,竟然流淚。可見蔣介石除了嚴峻刻板,也有其寬厚慈悲的一面。

周佛海是一九二一年中共在滬成立時的十名代表之一,且被選為副主席,毛澤東還是周在長沙介紹入黨的。佛海被捕後,楊淑慧基於病急亂投醫,曾找周恩來,要求周向最高當局說情,刀下留人。周恩來說:「我不是不肯為佛海幫忙。我不說,有人還能念他十載追隨之舊誼,六年中驅策之微勞,或許尚能有一線生機。我一說,是反速其死了。甚至,你今日來看我,也萬不要讓別人知道。此外,假如佛海手裏還握有任何證據的話,趕緊呈送上去,好讓別人放心,也許還能有救」。楊淑慧找了佛海在侍從室的同事陳布雷,終於幸獲蔣介石接見,她進了辦公室立刻跪倒在地,不停哭泣。蔣氏皺着眉說:「這幾年,對東南的淪陷地帶,還虧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在裏面休息個一兩年,我一定會讓他再歸來的」,她再三瞌頭,隨了毛人鳳退出官邸。這才有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六日的特赦令,原判死刑減為無期。

二、周佛海在汪政權六年中記日記一日未斷,這是有關汪政權最重要的史料。勝利後,軍統人員將他保管箱中七冊日記一併沒收,暫由中央信託局逆產處處長鄧寶光保管。楊淑慧認為日記不是財產,幾度交涉索回未果。一九五O年鄧寶光在滬投共,還曾來港一次。鄧抽了周佛海一九四O上的那一冊日記作為旅途閱讀之用,在港為前申報總編陳彬龢所見而借去。迨鄧寶光返滬竟忘記索回。以後陳彬龢以港幣三千元的代價賣給了創墾出版社,一度登載於《熱風》雜誌,又出過單行本。這是周佛海日記流落於民間的經過;至於公安部推出的周佛海日記,當為一九四七、四八年在老虎橋首都監獄單人房中所撰,由獄方移交給新政權存檔的手跡。

三、金雄白向軍統自首後,暫押於上海貝當路一處小洋房,負責監護工作的矮小結實軍人便是後來升任上海市警察局長、上海撤退前槍殺三百名中共地下黨員的毛森。毛森對金氏坦承他曾被日本憲兵逮捕,做過幾個月滬西日本憲兵隊的密探長,後成功脫逃去了重慶,夤緣成了軍統接收大員。毛森恒念金雄白曾協助地下工作,便讓他入住吳四寶愚園路住宅充當的優待所,與商人聞蘭亭、鋼鐵大王嚴慶祥同囚。上海解放後,嚴慶祥當過人民代表,文革時又淪為階下囚,那是後話。毛森晚年曾回大陸觀光,中共並未難為這個殺人如麻的屠夫。他死後,其妻胡德珍在台北傳記文學月刊發表長篇連載回憶錄,對毛森被日本憲兵隊逮捕那一段歷史扯得天花亂墜,只說曹到軟禁,未提及充任憲兵隊密探長,那自然是隱惡揚善。《汪政權》一書至少從一個側面補充了毛森胡德珍回憶錄的不足。

四、本書披露,和運初起時,周佛海曾派遣張彬人赴日試探日本政府的意見。張彬人是五十年代紅星葛蘭之父。

五、金雄白在《上海第一個被接收的人》一節中說,日本剛宣佈無條件投降,顧祝同三戰區駐滬工作人員張叔平就派人把他在滬西福開森路的住宅封了。張叔平是湖南人,其父張百熙是清末學部尚書,其子張文達(本名孝權)做過趙樸初秘書,一九八O年自上海移居香港,編過新報副刊《海天》,還在信報撰寫專欄。金雄白托銀行家徐寄廎向三戰區在滬最高負責人何世禎疏通,才知三戰區並未奉令接收,這是他的部下胡作妄為,這才下令啟封。據周佛海說,張叔平以三戰區名義向周索取了不少的錢。可是張叔平四九年後流亡香港,晚年與早期默片時代明星(名氣略次於阮玲玉、胡蝶等)張織雲同居,因手頭拮据,常向姚立夫先生告貸,姚曾借予皮袍作當救急,迄未贖當歸還。其身後甚為蕭條,是為「命裏只有五升,怎能收割一斗」也!

六、作者對胡蘭成似乎很不以為然。胡蘭成曾任汪記國民黨宣傳部次長,日本投降前直接為日寇在漢口創刊《大楚報》。勝利後,藏匿鄉間逃過了懲奸一役。四九年後流亡日本,一度回台灣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台灣有些人對胡蘭成及其作品推崇備至,但金雄白直指其為「一個變了質的中國人」,而在胡蘭成那本皇皇鉅着《今生今世》中,舉世稱得上大人物的,依胡氏看法,也只有目不識丁的七十六號大隊長吳四寶一人而已。可見金雄白也有他的愛憎標準,他認為胡蘭成、吳四寶等人賣身投靠日酋,是真正的漢奸;而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只是「曲線救國」的悲劇英雄,何況汪精衛在遺書中稱日本軍閥為「鐵蹄蹂躪之敵人」「重利之酋」,而胡蘭成則認為汪精衛臨終前思想混亂。這裏邊是有所區別的。

(三)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

一本西人着的同情封建帝王的書,能夠進呈「御覽」,且充作章含之女士教授毛澤東學習英語的參考閱讀材料,那麽這本回憶錄一定有其獨到之處,或可資治,或供消遣。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譯者秦仲龢,本是一位清史專家。他本名高貞白,字伯雨,一九O六年出生於香港,原籍廣東澄海。曾留學英國,主修英國文學。返國後,在上海工作。抗戰期間在香港鬻文為生,以諳於掌故馳譽香港文壇。一九五七年,《聽雨樓雜筆》由創墾出版社出版,所記多屬清末民初之政壇與文壇掌故。六十年代曾主編掌故雜誌《大華》,龍雲的兒子龍五(繩勛)是股東之一。他晚年在信報副刊撰寫隨筆專欄,八十多歲猶未輟筆。一九九二年一月廿四日在香港聖保祿醫院逝世。

作為與廢帝日夜相處的師傅,莊士敦對清宮的禮儀、慶典了若指掌。他在此書中花費七頁的篇幅描寫紫禁城賀年禮儀以及兩次千叟宴的場面,花費廿頁描述清帝大婚的繁文縟節,加上譯者的考據,共計廿六頁;有關西太后幽禁光緒帝的瀛台玉瀾堂之陰森可怖情景,耗費了四頁筆墨。為了加強本書的可信性,作者引用了一系列的公函、私函、新聞報導、典章、日記、特稿等等,諸如一九一九年莊士敦向英國政府的述職報告、倫敦每日電訊報的紫禁城一九二四年元旦大典特稿、一九一九年五月莊士敦致李經邁建議徹底改革內務府的長信以及建議讓遜帝出洋留學的萬言信、反映民情的一九一九年六月廿三日上海字林西報甘肅通訊與一九二一年《曙光》雜誌文章、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胡適致莊士敦敘述入宮見廢帝之函、莊士敦致荷蘭公使函與莊致英倫某官報告載濤策劃廢帝逃亡的函件。至於本書中另一些文獻如汪精衛為孫中山起草的斥責內務府四大臣要求民國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的信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有關廢帝大婚的報導、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三百廿四卷所載大婚典禮的禮節、遺老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故宮博物院半個世紀的老職員那志良所着《故宮博物院卅年之經過》等等,盡皆譯者高伯雨添加的。

此書為後世留下了不少宮廷秘聞:

(1)光緒帝死後,袁世凱曾竭力主張立溥倫為帝。到老袁稱帝時,溥倫為酬答知己,居然簽名向袁勸進。老袁委託他敦勸清室將藏在交泰殿的玉璽交出,事未成。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廢帝被馮玉祥勒令出宮,玉璽才移交整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接收。

(2)財長梁士詒為了巴結將登大位的袁世凱,便建議老袁認民族英雄、明末抗清名將、兵部尚書袁崇煥為祖宗,使皇皇華胄有個着落。於是梁士詒上書老袁,主張以袁崇煥從祀武廟,袁批交禮制館核議。禮制館以袁崇煥乃文官,駁覆不准,事遂寢。

(3)廢帝曾派太監到莊宅賜贈一支藏有劍的手杖,授權莊氏隨便殺人。十年後莊再見廢帝時,溥儀問莊運用他賦予的特權有多少次,莊答未沾人血,對方聽了覺得很有趣。

(4)民國成立後從奉天故宮與熱河行宮運往紫禁城收藏的書畫、銅器、瓷器、玉器等共有七十多萬件,經古玩商估價約值五百餘萬元,尚有極罕貴之物無從擬價,不在此數。溥儀出宮前偷運出宋版書有二百餘種、歷代名畫千餘件。奉天、熱河運京古物,除了清室所保留部份,民國政府應償付清室三百五十一萬,伸當時英鎊三十五萬,然民國政府迄未付過分文,這應算作民國政府尊重民意之舉。

(5)廢帝大婚時,孫中山及其黨人沒有送禮。基督將軍馮玉祥送一柄白玉大喜如意,下台總統徐世昌送禮金兩萬元及名貴瓷器廿八件、龍鳳大地毯一張。復辟健將張勛送現金一萬元。民國高官送禮物禮金者有吳佩孚、王懷慶、蔡廷幹、顏惠慶、曹錕。張作霖和黑、吉兩省督軍各送一萬元,繼徐世昌任總統的黎元洪也送兩萬元。遜帝將兩位總統所贈四萬元轉贈慈善機關救濟貧民。有個貧窮的前清官員,特將家藏二百餘年的至寶、康熙帝手書千字文一幅作為賀禮。顏惠慶以民國部長身份竟大書「跪進」,與張勛、張海鵬無異。在香港的遺老陳伯陶送了一萬元,他以一窮書生中探花,做了廿多年小官,居然有能力送一萬元。他撮合賴際熙等十名遺老,親攜一萬五千六百元入北京。陳伯陶在前清官止江甯提學使,實無資格賜諡,但遜帝看在一萬元份上,在其死後破例諡之為「文良」,頗為矜貴。

(6)馮玉祥逼宮後,接管清室寶物。張作霖聞訊大怒,亟欲染指故宮寶物。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軍兵臨城下,張作霖調動數百輛軍車,準備把故宮博物院的寶物擇其貴重者全部運往瀋陽。交通銀行經理葉恭綽往見張大帥曰:「大帥差矣!人家一向造馮玉祥的謠,說他逼宮盜寶,但無確實證據,說說而已。如今大帥調用數百輛大車公然入故宮搬取寶物,則將來人們就會說盜寶的人是張大帥而非馮玉祥了」,張聞言恍然大悟,連聲道:「我幾乎上了大當,快把車子撤去!」

(7)一九二五年張作霖與吳佩孚合作,欲請唐紹儀出山掌民政大權,同年十月唐氏對英國路透社記者說了以下一番驚人的話,刊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廿六日上海一家英文報《北華先驅報》:「當日滿洲的征服者入關以後,帶來了滿洲這塊土地像是它的妝奩一般,和中國合併在一起了。後來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皇朝,但滿洲似乎仍然是滿洲人合法的遺產,因此,遜帝宣統應該被准許回到滿洲恢復他的統治主權」。這一段話竟在六年後得以實現,溥儀在日寇卵翼下於東北長春建立偽滿傀儡政權。唐紹儀是民國第一任內閣外交部長,他的談話至少代表了當年一部份中外人士的想法,卻不幸而言中。

對於莊士敦的思想、品行,譯者頗多指摘。其實英國本係君主立憲國家,莊氏醉心帝制,且對遜帝有知遇之恩,這一切都不難理解,我們不必苛求於他。至少,莊士敦在保存歷史檔案資料方面,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九二四年民國政府要把內閣大庫一批文件當廢紙出賣做紙漿時,學者羅振玉買下了這批廢紙,苦於無處存放。斯時莊士敦正擔任管理頤和園辦事大臣,莊氏騰出玉泉山西面一所大廈──乾隆年間建造的古屋,讓羅氏與王國維設立一個研究歷史與考古的中心。

結語

香港的政論、文史雜誌,銷數多數僅幾千份,個別有銷售逾萬的,然海峽兩岸政府在港所辦雜誌均僅銷售幾百份而已,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是民間文士所辦的《春秋》,最盛時銷數逾十萬份,港九就銷七萬份,泰國近兩萬份,印尼約四千份,其餘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北婆羅洲、沙越、越南、寮國等東南亞國家共售近萬份,北美、歐洲(義大利、西班牙)以及馬達加斯嘉、留尼旺、毛里求斯、斐濟、巴西、智利、秘魯、澳洲、新西蘭等地都有零售代理和長期直接訂戶,稿源遍及全球五大洲。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有華僑的地方就看得見《春秋》,而且,世界上着名的圖書館與文史研究性質的學術機構都長期訂閱《春秋》,把她視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近幾十年中外學者所撰中國近代史與近代人物的論文或傳記,也往往引用《春秋》的文章專條注釋,這一切證明《春秋》是一份成功的、有影響力的刊物。總結其成功的經驗,大致有以下六條:

一、坊間的文史、傳記刊物多數愛給活人立傳,刊登壽慶應酬的詩文,內容空泛互相吹捧。但是《春秋》取材較為嚴謹,多數是作者親身目擊之事,即第一手資料。所以,儘管是稗官野史,卻受到廣大讀者的重視。何況,稗官野史也可具傳世價值,古人有云「自愛垂名野史」,有些人且不屑列名於御用的正史呢!此外,數十年來,《春秋》創辦人及編者從未刊過一篇吹捧自己的文章或圖片。

二、正統的官修廿六史(2)皆具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功能,其通病為隱惡揚善,為有權有勢者歌功頌德,以成敗論英雄等等。然《春秋》則文如其名,除了補官修史書之不足外,還奉行「責備賢者」的宗旨,研究中國近百年治亂之由與盛衰之路,評騭近代人物的功過是非。從海外華僑幾十年來大宗讀者來信知悉,他們并非將《春秋》視為一本消閑讀物,而是藉《春秋》滋生故國之思,念念不忘自己是流落在國外的炎黃子孫。

三、一般的刊物因其背景不同,所刊文章反映了各該不同的意識形態、財團、行業、地域之利益,其作者的言論為他人作工具,出賣理智良心,甚至有些專家教授也甘心為五斗米折腰,將自己的尊嚴、人格當作商品來出賣。然《春秋》的編輯方針是發掘近百年中國歷史某一階段或某一片斷的資料,讓今人鑒往知來,欷歔憑弔。所以,《春秋》的文章很少作空泛的評譴,只是提供史實,隱寓褒貶,而讓讀者自己去分辨善惡。編者並不預設立場,也不挾持偏見,只要是有旁證的資料,不拾人牙慧,也不向壁虛構,就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因而,這本雜誌的內容,沒有神奇古怪的情節,也沒有男歡女愛的鋪張,其銷數居然高於那些次文化的武俠、言情、偵探小說雜誌。

四、在中國近代雜誌史上,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立場者掀筆仗、互相攻訐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然《春秋》真能站在「述而不作」的超然立場,絕不黨同伐異;對歷史人物表其長而不諱其短,從大事着想,從大處落墨,很少自我標榜之作。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有錢有權有術者,都希望名留青史,於是不擇手段欲以隻手來掩盡天下人之耳目。可是《春秋》所載文章多數是幕中人說幕中事,揭隱秘落褒貶,也就不免招致怨懟;每每讀到擊節讚賞的妙文,正是當事者戟指怒罵的篇什。諸如《春秋》多次刊出《蔣先生為何獨信陳辭修?》之類抨擊陳誠的長文,指責陳誠妒賢忌能、驕妄輕敵、以權牟私、排斥異己、決策錯誤以致喪失大陸,文章的矛頭直指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的陳誠以及長期重用他的蔣介石,罵老蔣只會用奴才與庸才,所以《春秋》這本雜誌可以暢銷東南亞歐美澳卻不能內銷台灣。這種寧可得罪權貴,也要秉筆直書的耿直作風,雖一時扼殺了行銷寶島的市場,但從長遠從總體來看,是提高了該刊的公信力,從而增加了總銷售量。

歷史真相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辭中組合發掘出來

最後我要談一下口述歷史、名人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問題。目前有些學者認為這類傳記作品多數自吹自擂、孤芳自賞,加上記憶失誤,甚不足觀。本人認為野史固然有缺陷,但正史也不泛錯漏。名人自傳、回憶錄、日記,雖然只是片面之辭,但歷史的真相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辭中組合發掘出來,作為史學工作者,原始資料自然多多益善。分辨真假,取蕪存菁是我們不容推卸責任,近百年的歷史尚且有那麽多疑案,古代史更是荊棘滿途。

譬如金雄白所着《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雖內容不乏自我吹噓護短詭辯之處,他寫這部八十萬字回憶錄時,心中對國民黨蔣介石是恨之入骨的,財產籍沒充公後,生活水準從天堂墜入地獄,其怨懟之情溢於字裏行間。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部書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它比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起步早了十年,另一例子是一九五O 年春,為了纂修黨史,周恩來總理電委陳毅市長派人尋訪周佛海遺孀楊淑慧,索要周佛海一九四二年托上海古今雜誌社刊印的回憶錄《往矣集》,足證那本涉及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目擊記錄,係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信史,唯因周佛海早已脫黨,下筆可無顧忌,始得備其真相。

卅萬言的曹汝霖回憶錄也可作如是觀,雖有不少片面之辭,但仍不失為民初外交財政之縮影。正因為那個時代的高官鮮少有人留下日記、自傳、回憶錄,後世的人也就出於多種不同的政治動機,恣意粉飾歷史。關於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回憶,許德衍、羅章龍都有記錯的情節,至於國定的教科書,海峽兩岸均連當時中國政府拒簽巴黎和會的代表團團長姓名都不肯透露(3),中央級的《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仍然堅持說簽訂廿一條的是曹汝霖(4)。以上誤區的形成當歸咎於修史者少讀第一手資料而誤信二、三手資料,輾轉抄襲,陳陳相因,便把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寫得同真實歷史大相逕庭了。

結束此文時,本人擬引用內地着名學者蕭關鴻教授的一句名言「傳記文學如果淪為政治鬥爭的奴僕,就會失去自己獨特的生命價值和藝術價值,而變成速朽文學」(5),在這一點上,成功的例子乃是《春秋》雜誌,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恕我噤口了。

注:

(1):中共中央所辦的《紅旗》雜誌,持續了三十年半,出刊五百四十四期。新華社的《瞭望》海外版,享壽七年零九個月,不到四百期。在港台知識界風靡一時的《九十年代》,堅持了廿八年零三個月,共三百四十期。青年導師胡菊人主編的《百姓》半月刊,存活了十三年整,共出三百廿八期。以富豪發家史吸引讀者的《南北極》,生存了廿六年零三個月,共出三百十五期。以文史掌故着稱的《大成》雜誌,堅持了二十一年,共出二百五十三期。國民黨在香港辦的《草根》月刊持續了五年零兩個月,出六十二期。「匪情專家」丁望主編的《潮流》月刊生存了五年,六十期。商人許行辦的《觀察家》雜誌存活不到四年,出了四十五期。

(2):從《史記》到《明史》的廿四種正史加上近人柯劭忞所修《新元史》和趙爾巽等修撰的《清史稿》,共計四O四二卷,都五八OO萬字。

(3)直至一九九六年華東師大出版姜義華主審的《中國現代史》還是聲稱「……終於迫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二OOO年四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推出的高等學校文科教科書《中國通史綱要》指群眾「遷怒已往主持廿一條的外交總長曹汝霖」「中國代表拒絕簽字」,中國代表何許人也,都吝於筆墨。據顧維鈞等多位當事人的回憶錄,赴巴黎的外交代表團,自始至終都是拒簽意見佔的上風。再者,簽署廿一條的外交總長不是曹汝霖。

(4)簽署廿一條並親送覆文至日本駐華公使館的,都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在都見於外交檔案以及新聞報導。

(5)《中國百年傳記經典》序第七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全四卷。

(獨立中國筆會之胡志偉文集

侶倫《無盡的愛》

侶倫的小說集《無盡的愛》於1948年出版,收錄了中篇小說〈無盡的愛〉,以及四個短篇:〈漂亮的男客〉、〈穿黑旗袍的太太〉、〈福田大佐的幸遇〉與〈銀霧〉。在侶倫眼中,《無盡的愛》雖不是最早的創作,卻是頗受重視的作品。侶倫在《侶倫小說散文集》(1953年)的〈關於我的書〉中提到:「在已經面世的幾本羞於見人的作品中,按程序說,《永久之歌》和《無盡的愛》是我最初的兩本集子,而給予讀者較為深刻印象的,似乎也是這兩本集子。」《無盡的愛》先後刊印五次,令讀者印象深刻的原因,作者認為「理由不在故事本身,而可能是它的故事喚起讀者重溫一次對軍國主義的仇恨」。

1984年《無盡的愛》再版,作者在序中提到原稿上有一篇從未出版的《題記》,內容講述他創作《無盡的愛》的經過:「一九四四年夏季,我用了大約三星期斷斷續續的課餘時間,寫成了這個小說。自從離開了淪陷的香港回到自由區以後,兩年多以來我雖然也寫了一點文章,但是沒有過小說,這一篇作品的完成,可說是這期間內僅有的收穫。」雖然香港淪陷不久,侶倫便逃到中國內地去,但無論是〈無盡的愛〉中異國女子千方百計向日軍復仇,〈福田大佐的幸遇〉裏中國女子從事間諜工作,抑或〈漂亮的男客〉的女特務易裝故事等等,皆以日佔時期的香港作為場景。

盧瑋鑾指出,「愛情」為侶倫的小說創作中「不輕易割捨的主題」,戰火中成稿的《無盡的愛》,同樣貫徹了「愛情主題」。以〈無盡的愛〉為例,故事以第一人稱開展,敘事者認識了女主人公:葡國女子亞莉安娜。亞莉安娜全家死於日軍空襲,未婚夫巴羅淪為日軍俘虜。為了營救未婚夫,亞莉安娜忍辱負重,被日本憲兵大佐佐藤玩弄於股掌,無奈巴羅最終仍犧牲於越獄行動之中。亞莉安娜明知下場,仍慷慨就義,決心毒死仇人佐藤,自己當然亦遭日軍逮捕。故事結局並不美滿,作者卻將最後亞莉安娜被押上囚車的尾聲,安排成壯麗的一幕:「我幾乎叫出心底裏的一個喊聲:『亞莉安娜,你勝利了!』我悄悄地脫下帽子。」敘事者對女主人公的堅貞愛情的歌頌,流露出作者對「愛情主題」 的呼喚與追求。

(香港文化通訊第106期二O一二年五月)

附注一:《無盡的愛》,香港虹運出版社民國37年(1948)再版

附注二:《侶倫小說散文集》,香港星榮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初版



附注三:《永久之歌》,香港虹運出版社民國37年(1948)三版

2012年5月20日 星期日

《儒林清話》剪貼本的故事

《儒林清話》剪貼本的故事
黃俊東

大約是六十年代初,我開始在南北行的志昌行工作,偶然讀到當時的《新生晚報》副刊上有一個專欄:《儒林清話》,執筆者署名「丁世五」。那時候當然不知道是誰的筆名,我只喜歡他談現代作家、學人的逸事,從文章中得知所談的人物均為他大學時代所親眼見過,有的還是他在北大的師友。他把所見所聞或有交情的人物軼事,娓娓道來,十分親切有趣,難得的是他亦有其獨特的見解,所以每個被他談過的着名人物,十分吸引我的興味,欣賞不已,每天一篇,我讀後都加以剪存,後來停稿之後,我自己貼成一本剪報集,並親自裝幀成冊。由於當時我正在蒐集三十年代以來的作家資料,所以特別珍惜這個剪貼本。我在南北行過了二三年,對於學做生意的事毫無興趣,不幸還染了肺病,治療和休養了好幾年,避居道風山上,那是我讀閑書最多的時期,直到一九六五年秋,才下山進入《明報》工作,一直做到一九九四年二月退休。

七十年代中,由於專代理西書生意的朋友余志剛,突然有意出版一些中文書,他邀請友人戴天主其事,看來計劃甚多,但規模不算大,故戴天僅找了翁靈文和我共三人,以余先生的又一村辦事處作為編輯部的大本營,由於我們三人各有工作,因此出版的事只能安排在星期六及星期日工作。我們出版的計劃頗大,既有嚴肅的文化和文學的論着,也有較通俗性的文學作品,並且用了幾個不同名字的出版社,分別出版各種不同性質的文集,其中叫「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新書最多,好書亦不少,例如董橋的第一本文集《雙城雜記》、張愛玲的散文集《張看》、《余光中自選散文集》,還有胡菊人、林燕妮、簡而清、三蘇等等,總數有十多種。但我想說的卻是早年我親手貼成專冊的一本《儒林清話》,我深知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好書,我又知道翁靈文的兄弟都與丁世五認識的,所以我把剪貼本影印了一份,請翁靈文詢問作者是否願意給我們出版成專集。

原來丁世五沒有剪存自己已發表作品的習慣,他喜見有人為他剪貼成冊又想印行單行本,自然一口答允下來,於是他再補充了一篇長文〈不廢江河萬古流──記念胡適之先生〉(他是胡氏喜歡的學生之一)以補篇幅之不足。又特別撰了一篇〈採稆文存自序〉,書名改為《新文學家回想錄》,《儒林清話》則作為副題。作者也改署「今聖嘆」,這是他較早所用而又較受人注意的一個筆名。不過當時翁先生沒有告知他這本剪貼本的由來,只說是從《明報》資料室影印來的,其實《明報》資料室只存有《明報》自己的合訂本,那會保存《新生晚報》的合訂本。今聖嘆在自序中說他從來未剪存已發表的舊稿。他北大的師友如夏志清、柳存仁、徐訏等先後都曾叫他集舊稿出專集,他皆敬謝不敏。他雖然自謙云文匠之技,粗製之作,若「集而成書,出之辱也」,這未免言重矣。其實他沒有存舊稿的習慣,要出書實在拿不出舊文稿而已。所以當我把這本剪貼本請翁先生呈上時,並告知可以立即排印出書,條件是答應由我們印行,並賜一序放在書前。作者因不用費神去找舊稿,自然立刻答應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要求。這就是為何作者多年來寫了「何止千萬言」,而晚年僅留下這一本頗受讀書界歡迎和好評的《儒林清話》。書名改為《新文學家回想錄》可能是為了生意眼由翁靈文提出的,戴天和我自然不會反對,所以通過採用了。這部書內容豐富,人物寫得有個性而生動,果然出版後反應甚佳,今亦不易得到矣,在我來說真是十分高興。我一向喜歡新文學家的探索,才有這本資料性的作家集作為參考用的剪貼本。老實說,作者用另外一個筆名「一言堂」在《明報》的專欄裏亦發表了不少好文章,但因為不是專攻新文學的範疇,故我並沒有剪存,否則也會呈給他而為他出版的。這樣看來,我對新文學研究亦算做了一件好事。我的《儒林清話》剪貼本就是一個證明,這是令我感到高興和欣慰的一件往事。不過有時想起今聖嘆先生,不禁百感交集。今聖嘆,一名丁世五,一言堂,當然都是筆名,他原名程綏楚,字靖宇,以字行,湖南衡陽人,生於一九一六年,卒於一九九七年;他先後在北大及西南聯大讀書,頗為胡適所器重。自大陸變色後即移居香港,初時重操舊業當老師。後來至一九五一年秋,何明華會督及英美加等教會聯合創辦了「崇基學院」,程靖宇即在學院中教授歷史兼任圖書館館長,不久又開始寫作,在各大報章中發表作品,他自言「但求採稆得外快,不求聞達於士林。」(見〈採稆文存自序〉)及後數十年來一直靠寫作為生,他曾娶一位日本女子為妻,晚年生活淡薄,死後其書物流於書攤中,見者為之嘆息。

今年三月間,偶讀《大公園》的《文史叢談》專欄,見有馮進先生寫的〈文壇逸話〉,談的正是今聖嘆的這本小書《新文學家回想錄》,馮進先生對它頗為好感,可以說推崇備至,最後云:「從頭至尾,作者將自己的親歷親聞,所思所想如實道來,難得的是一個『真』字。」由於此文,我知道文化界不會忘記今聖嘆這個人物,更不會忘記他唯一的這本有名的小書,遂寫下這篇出版由來,並紀念吾友翁靈文先生。

蘋果日報二O一二年五月十三日)

附錄:

文壇逸話
馮進

在學校圖書館發現一本書頁發黃的小書,《儒林清話》,作者署名今聖歎。打開一看,是三十多篇長短不一的散文,敘述了中國現代文人學者的趣事,雖名「清話」,實則「逸聞」。本書的史實考證也許未必靠譜─比如說老舍是愛新覺羅氏的皇室貴冑,和國民政府有亡國之仇,就未免有「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之嫌─但文筆流暢,情感灑落,讀起來別有風味。

後來一查,才知道今聖歎是湖南衡陽人程綏楚(一九一六至一九九七,字靖宇)的筆名。此公出身名門,祖父程商霖曾官兩淮鹽運使、湖北江漢關監督,父程嘉堯是着名律師。自己又曾旁聽於北大,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受教於陳衡哲、陳寅恪,也頗得胡適器重。他於一九五O年移居香港,曾應金庸之邀,在《明報副刊》開設專欄,我現在看的這本《新文學家回憶錄─儒林清話》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於一九七七年出版,影響流傳很廣。

作者書中說到的劉文典、吳宓、徐志摩、趙元任、傅斯年、胡適、郁達夫、陳衡哲、周作人、曹禺、冰心、聞一多等人都是作者青年時代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甚至直接打過交道的,讀來格外有真切感和說服力。作者既親炙於民國知名人士,又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和道德標準,所以篇章中時有「驚人」之論、率真之談,不論歷史真偽如何,也可說是一種特色。

譬如,他發議論說現代文人學者中的懼內者,第一要數李四光,第二、三可能就要輪到趙元任。又回憶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對於現代新文學作家的評點:「他們不似你們幸運。你們今天在這裏讀書,政府請了我來教你們。他們可憐,他們幼年失學。」另外對於廢名和熊十力因為爭論佛教義理,從相罵而相打,由文鬥變武鬥的經過也寫得妙趣橫生。不過,程氏的文字謔而不虐,雖有打趣搞笑的片斷,終究還是更注重道德文章。他讚美趙元任出神入化的耳朵,外語說得可以在巴黎、慕尼黑被當地勞動階級視為本地人。他也欽佩劉文典的硬骨頭,敢於踩着彌衡「擊鼓罵曹」的步法當面痛罵蔣介石。至於廢名和熊老之爭,後續是第二天熊十力造訪廢名,笑嘻嘻地承認自己前一日的觀點有錯。

此書最大的價值的倒不在關於文人風流韻事的記載。雖然作者記述的徐志摩和陸小曼、林徽音的「愛情糾葛」多處被引用,其實道聽途說,流於膚淺;他對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毀家」官司也僅從郁氏的視角發言,未免狹隘片面。我欣賞的是作者描摹出了他眼中這些名家的獨特個性,對於在文學史中較少涉及的女作家和女學者,我們更可以獲得一些寶貴的資料。例如愛梳劉海、信仰基督、為人「清淡」、「客氣而不親切」的冰心,他雖寥寥數語,卻也寫得栩栩如生。而爽快直接、溫暖可親的陳衡哲,因為作者有北大的淵源,又曾經登堂入室,所以就寫得更為詳盡了。他說到「任太太很不容易伺候」:陳衡哲精明能幹,平日為人和氣,可是有人違反了她的高要求也會大發脾氣;對於自己的學術極為重視,工作時不許任何人進書房去打擾她;敢於當面開銷國民黨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他增加大學生的伙食費。可是對於作者,陳衡哲又宛如慈母,多方照拂,極為鼓勵。

從頭至尾,作者將自己的親歷親聞,所思所想如實道來,難得的是一個「真」字。所以,對於其中的謬誤、誇張之處,我們也自可求同存異,姑妄聽之。

大公網二O一二年三月九日)

2012年5月12日 星期六

從三毫到四毫

從三毫到四毫
許定銘


我手邊有本呂嘉謨《環球小說叢》的三毫子小說《不了緣》,出版於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九日,書內有一廣告頁,說由一九六一年起,每十日會推出一種三十二開本的《環球文庫》流行小說,每冊四角。這意味着「三毫子小說」的年代結束,代替它的,是後來的「四毫子小說」。《不了緣》是《環球小說叢》的第一七九號,最後的一冊是二十九日出版,羅蘭的《兄妹奇緣》。至此,出版歷時三年多的「環球」三亳子小說劃上句號。

「環球」是流行小說的龍頭大哥,它轉變方向,其他的出版社立即跟風,我特別留意到的,是一九六O年代中期崛起的「明明出版社」。他們所出的《星期文庫》,作者陣容鼎盛,執筆的多是當時的年輕作家:西西、亦舒、梓人、馬婁(盧因)、杜紅(蔡炎培)、雨季(蔡浩泉)等,均有不少作品在此,難得的是這套《文庫》無論封面及內文插圖,均由畫家蔡浩泉執筆,因為他正是這套叢書的編者。 這種三十二開本,五十頁的四毫子小說,像三毫子小說一樣,也能刊四萬字,稿酬則漲至三、四百元一本,是「窮作家」主要的生活來源。事隔半世紀,有緣的愛書人,或許還可以在舊書店中偶然碰到四亳子小說,十六開本的三毫子小說,恐怕要到拍賣場去叫到臉紅耳赤了!

大公網二O一一年四月廿三日)

杜寧和花燭夜

杜寧和花燭夜
許定銘

羅斌在他的回憶錄《一筆橫跨五十年》(溫哥華Enterprise Inc. 2006)中,想起一九五O年代替他寫書「打天下」的作家時,提到了魏力、楊天成、龍驤、馮嘉、依達……,還特別提到如今已被人遺忘了的杜寧。他說:名作家杜寧的小說《玉女私情》,後來更被「邵氏電影公司」買了版權,由尤敏擔任女主角。(頁二十二)這與事實略有出入,實情是:杜寧在三毫子小說《環球小說叢》中有一本《女兒心》,為製片家宋淇(林以亮)看中,為「電懋影業公司」買得版權,改編為《玉女私情》,於一九五九年拍成電影,由尤敏和張揚主演。此片為尤敏從邵氏轉到電懋的第一部作品,還以此奪得第六屆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杜寧的三毫子小說還有《灰寡婦》、《情賊》、《生離死別》、《蓬門怨》、《玉女痴情》和如今大家見到的《洞房花燭夜》,此書也是丁岡插圖,出版於一九五九年。故事說林中侃和李婉芬一對璧人前往澳門度假遇劫,中侃為保愛人貞操受槍傷而失去性能力。但他故意隱瞞,終於在「洞房花燭夜」被揭發……最終是中侃忍痛把愛人讓給情敵。小說寫林中侃以私心強佔李婉芬到讓愛隱退,過程中心理轉變的苦痛描寫深刻,杜寧之成名是有理的。

大公網二O一一年四月廿二日)

司空明和《曲江霧》

司空明和《曲江霧》
許定銘

原名周鼎的司空明,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著名的流行小說作家。他抗戰勝利後,從曲江回到香港,入《星島日報》工作,從港聞版編輯做到總編輯,多年來默默編報以外,業餘則埋首創作,在《星島日報》及《明燈》等報刊寫連載小說。劉以鬯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畧》寫到司空明時,臚列了他的主要作品,從《喜上眉梢》到《梅香劫》共二十六種(頁二三七)。這些作品不知是否只在報刊上連載,還是都出版過單行本?司空明的單行本甚罕見,我至今連一種都未見過!

司空明也寫過三毫子小說,共計:《烏衣劫》、《脂粉叢中》、《情魔》、《後母心》、《金蛇》、《無依的海鷗》、《曲江霧》和《命案中人》等八種。《曲江霧》出版於一九五八年十月,是叢書的第九十六種,由漫畫家丁岡(即區晴)雙色插圖,故事寫他抗戰期間在曲江某實業公司工作時,與老闆情婦的一段情緣。除了愛情故事,還有戰時曲江的民生,被轟炸的景象,江上的旅館式小艇……是極具文學特色的流行小說。

有人談司空明時,說他戰時曾改名周為,滿腔熱血的年輕人,在內地遍踏各地演出話劇……據我所知,另一報界前輩,《大公報》的陳凡,戰時也叫周為,在桂林編過詩刊《詩》,出過散文集《海沙》(桂林今日文藝社,一九四二),切勿混淆!

大公網二O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三毫子小說

三毫子小說
許定銘

「三毫子小說」指的是香港一九五O年代,售價僅「三角」的流行小說,這種小書是十六開本,連封面及封底僅二十頁,內文可刊四萬字的中篇,還有若干幅插圖,甚至以雙色印刷吸引讀者。封底一般作廣告頁,封面則請名家繪畫構圖細緻、色彩鮮艷,與內容相關的插畫,擺放在報攤紅黑報頭的日報叢中相當醒目,內容多為奇情及驚險小說,讀者人數甚多,據說每種書的銷量以萬計算,此所以出版社能付每書二至三百元稿費,在政府初級文員亦僅月薪二百七的一九五O年代,算是相當可觀的報酬。

「三毫子小說」的叢書不少:《小說報》、《好小說》、《ABC小說叢》、《海濱小說叢》……而以流行小說出版業龍頭大哥「環球出版社」的《環球小說叢》獨領風騷,我有一份此出版社三毫子小說的書目,羅列書名百多種,流行小說名家:楊天成、鄭慧、龍驤、杜寧、上官寶倫、史得(三蘇)、羅蘭、依達……等均在此寫過不少。而令我畧感詫異的,是我一向認為是嚴肅文學作家的:上官牧、司空明、黃思騁、路易士、王樹(書法家王植波)等,都是《環球小說叢》的作家。

此外,我還在此書目及其他出版社的三毫子小說上,發現了一些大家熟悉,或者可以聯想的作家名字:南宮秋、貝娜婷、張續良、俊人、夏易、歐陽天、李維陵、易文、喬又陵……

大公網二O一一年四月九日)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唐人



五十年代初,周榆瑞以筆名宋喬在香港新晚報發表《侍衛官雜記》。作者假托為蔣介石的侍衛官,寫這位總統先生的逸聞瑣事。作者當過駐南京的記者,耳聞目睹的故事不少,但畢竟有所局限。老總羅孚以為最好再寫一篇,塑造一個「真正的蔣介石」。那時嚴慶澍在新晚報任編輯,他曾在蔣的發跡地上海呆過,上過抗日前線河南,深入過內戰膠着地蘇北,也到過台灣搞生意,閱歷不凡。羅孚找上他,他手上恰好有友人送給他的五頁「八行箋」,這真是蔣介石的侍衛官寫的,他便憑這些材料作為小說的骨架,再根據蔣的家譜、浙江地方志及其他傳記資料,寫起《金陵春夢》來,結果寫了一百多萬字,共分八集三百二十回,十分受歡迎。起初他把書稿送到排字房,校對問他用甚麼筆名,他想起了宋喬,說:「唐宋元明清嘛,就叫『唐人』好了。」從此以此筆名行世。

(摘自《我的父親羅孚》,頁91-93,天地圖書二0一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