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裏看花說羅孚
許禮平
羅公（孚）惠賜海雷力作《我的父親羅孚》，披閱一兩頁，竟然停不了手，花兩天讀完。書中所述的人和事，大都熟識，正好重溫舊夢。有些像濃霧般模糊的往事，翻翻幾頁也就稍稍清朗些。
認識海雷，沒幾年。與羅公交往，卻有幾十年。初相識歲月，約莫一九七八年吧，三中全會召開前，羅公給人的印象：溫文爾雅，謙和謹慎，學養高，城府深，從不疾言厲色，永遠微絲細眼，幽默笑談。概而言之，是一介極具親和力的書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迂腐無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辦法的文人，連些雞毛蒜皮的瑣屑事，都能處理得好。記得港穗直通車開通不久，一票難求，但一託羅公，立即辦妥。謝稚柳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有事需延期留港，那個年頭，要邀請單位中大發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華社（即今之中聯辦）申報，又要經謝公所屬單位上海博物館和上博的主管機構文化廳同意，還有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一連串麻煩事務，讓謝公頭痛，但我領着謝公上《大公報》找到羅公，一切都好辦。羅公又樂意助人。怪不得能交這麼多朋友，端的是共產黨統戰高手。
一九八二年春，羅公出事。一眾友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非常納悶。當年十月一日，循例由新華社主辦國慶酒會，學術界好些教授因羅案不肯出席，這些統戰對象揚言，除非由羅公邀約，否則恕不奉陪。
羅公的罪名，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國間諜」。這個罪名夠嚇人。所以有些關係較密切而頭腦單純的人，長期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教誨，條件反射式與羅公劃清界線，可以理解。也有一些關係不那麼深的人也視羅公如蛇蠍，避之惟恐不及。舉個例，八十年代末到北京約羅公在王府飯店大堂碰頭，正巧趙浩生也在現場，羅跟趙打個招呼，趙勉強應一下，匆匆奪門而出。趙是四十年代《中央日報》記者，與羅公同行而又相熟，或者是怕惹麻煩，也就避之則吉。羅公為人敏感內向，其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羅案發生之後，許多現象，令人難以釋疑。按理說，若果真是美國間諜，而且公開宣判，就要收監。但羅公一天監也未曾享用過，還拋頭露面，到處活動。不是說「不許反動派亂說亂動」（先帝遺訓）嗎？何況美帝間諜。還容許發表文章，不單在境內發，還可以寄文章來香港，在拙編《名家翰墨》（台灣登記註冊）刊載。還可以訂閱《聯合報》（原擬訂《中央日報》後更改）等「反動報刊」（報刊派去友誼商店，羅本人去領取）。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可以訂閱台灣報紙的，是級別相當高的幹部，不是普通平民百姓所可問津，遑論被關押的囚犯。
羅案像霧又像花，朦朦朧朧，誰也看不清，就連羅公本人，相信也是懞查查的。羅公所在單位《大公報》，當年就在八樓費彝民社長辦公室開通報會，費公簡短開場白之後，由俠老（李俠文）宣佈羅公罪狀。俠老受命而為，只能照本宣科，表述有這麼一回事。其實俠老對羅案也是懞查查的，多次私下交談，以很疑惑的語氣猜度，「不同系統，到了中央應該都通啦，諗極都唔明。」
羅公老上司吳老（南生）大概也不明白這個案件。吳老是中共廣東省委兼管宣傳口的，早年中共港澳工委歸廣東省委領導，所以羅公說吳老是老上司。羅公被捕前，在廣州與親友遊玩，準備返港那天，還登白雲山，但停泊在山下汽車尾箱行李中，羅的回港證不翼而飛。八十年代，沒有回港證便回不了香港。羅公也不焦急，托吳老請公安幫忙尋找。吳老照辦，還很熱心叮囑公安。吳老當時也覺得很怪異，羅公下榻的廣東迎賓館（當年大門口有部隊站崗，等閒人住不得也進不得），總經理態度異常，陰陽怪氣，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幸好吳老貴為省委副書記，又不知情，不然也會惹麻煩的。不久羅公接到通知，要上京開會。飛機起飛後，有人把回港證交還羅公，這已表明，是我們幹的好事。劇情往後發展，海雷這本書寫得很詳盡，不必我囉囌。
羅公出事，北京一眾友好嘩然。久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鍊的人民，早已明白：盡信黨不如無黨，緊跟往往犯錯。會獨立思考的人，熟識羅公為人的人，會用常識判斷的人，打死也不信羅公會出賣黨國，充當美帝走狗。八十年代北京講正氣的人還是有不少的，許多人為羅公說話，夏衍就力保羅公。夏衍向公安系統的人查詢，聽說有這樣的回覆：經歷文革，發生那麼多寃假錯案，其中一位領導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文革中被關在自己一手建造的秦城監獄中，許多公安幹警，深知被寃枉關押的滋味，沒有確鑿證據，我們（公安）決不亂抓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公老友苗公（黃苗子）也曾向廖公（承志）打聽，廖說小羅大概多喝幾杯，懷疑係雙面間諜，很複雜，他也搞不清楚，正在調查。隔三兩個星期，苗公耐不住，再問廖公，廖公大聲說「擺大烏龍，搞錯了」。原來當時兩個情報系統互相保密，羅公又閉口不言。後來各方一對，發覺的確搞錯了，最後由部隊證明羅公清白。但沒辦法，已不是廖公所能處理的。（苗公述 20070818， 20091118， 20091125）苗公問完廖公回家，向郁風道及羅公案還是搞錯了，郁風快人快語：「我們就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案如果沒有捅破，讓天下周知，完全可以當作羅公赴京開會學習，再返回香港，繼續黨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繼續做《新晚報》老總，甚或按上頭原計劃接費公的班，做《大公報》負責人。一九八二年，大公報陳凡在四海通銀行虛白齋觀畫時曾告訴我，《大公報》準備交夾萬鎖匙與羅公（意即接班）。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發了一篇文章〈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被中共召回北京交代問題〉，事件曝光，無轉圜餘地了。羅公回不了香港（當時無人能估到十年後可以返港），軟禁京華。難怪有人要問，是誰放料與《百姓》，表面上滿足了有知情權的公眾的好奇心，實質上卻苦讓羅公滯京十年，客觀上嚴重破壞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這幕後黑手是誰呢？若從輕處思考，是不是有人不想羅公重返香江，掌握《大公報》，所以向《百姓》放料，這個「誰」是美帝嗎？是國民黨嗎？抑或是《大公報》自己人？還是黨內同志？《百姓》陸鏗已然作古，《大公》費公也走了，整羅主謀廖靄文（廣東省公安廳）也患癌消失了，問誰？
羅公一案，只是工作失誤這麼單純嗎？如果上綱上線，是不是可以這樣思考，羅公被弄回北京，最大損失是誰？是革命陣營；最大傷害是誰？是黨國。即是說，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等於反黨叛國。策劃這個行動而毫無補救方案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就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列寧語）
偉大的、光榮的之後，還有正確的，死不認錯，也就正確了。要保持黨的一貫正確，只好委屈羅公，請羅公配合，假戲真做，彰顯剛提倡的法治，公開審判，刑期十年，雖然一天也未享用過。法治這玩意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新生事物，經驗尚淺，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這場戲由檢控到審判諸多程序，漏洞百出，海雷在書中有詳細描述，可當作《笑林廣記》觀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有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仔細翻翻，甚麼 AB團啦，甚麼延安整風運動啦，慘死在自己人手裏的共幹不知凡幾，概而言之，為共產黨效力，好像沒有好下場。天地陳松齡兄惠賜一冊《北京十年續編》，讀了讓人感到，為共產黨情報部門效力，下場更慘。香港道亨銀行（即今之星展）金龜婿潘漢年，級別較羅公高得多，貢獻較羅公大得多，下場也就比羅公慘得多。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羅公總算安全返回香港，踏入新東方台寓所接到第一通電話，就是小弟打去的，向老人家道賀。羅公含寃十載，雖然處境較潘漢年好得多，但陰霾揮之不去，噩夢纏繞，夜裏眠時，偶爾慘叫嚇醒，令人不忍聞聽。
羅公深具職業道德，從來不談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友好也不便問，不敢問。互不溝通，更顯得撲朔迷離。海雷撰寫《我的父親羅孚》時，羅公契女魏月媚來訪，偶道及苗公詢問廖公一段，不久傳到羅家，海雷向我查詢，才發覺羅公壓根兒不知廖公擺大烏龍一說。細心的月媚提醒，廖公已逝，趕緊請苗公寫個證明。苗公長期住院，怎麼辦，還有，說說無妨，白紙黑字，苗公願意寫嗎？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北京尚不太冷，苗公狀態也好些，已經返回朝陽醫院對面興華公寓寓所靜養。我立即上京，約好十七日早上，拜訪苗公，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苗公二話不說，一口應承。已是九十八高齡老人，怕他不知如何下筆，我照其過去所述，先草一簡短文字：「一九八二年吾友羅孚出事，詢之廖公，答謂調查中。隔一陣，再請教廖公，答謂擺大烏龍，搞錯了。部隊證明羅孚清白。」
苗公頭腦極度清醒，拿出一張 A4白紙，欣然命筆：「記得一九八二年」寫到這裏停一停，繼續寫羅孚名，然後鄭重添上「同志」兩字，一開始即表明羅係自己人，明確以同志相稱。「羅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詢之廖承志同志，答謂在調查中。隔數週後，再和廖公談及此事」，寫到這裏，又停一停，在我的初稿上刪去原來「擺大烏龍，搞錯了」，改為「可能搞錯了」，仍覺得不妥，此時苗公喃喃自語：「政府是不能錯的」，再化含糊些，「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又把「部隊證明羅孚清白」一句刪去，末尾添了句「記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然後簽名填寫日期。苗公揮就，任務完成，我心中暗喜。捧着這份新鮮熱辣的文件，趕赴金寶街香港馬會，與海雷午饍，奉呈文件影本。但不知海雷何時返港，十二月中老友楊向杰花甲榮慶，假君悅酒店雅敘，羅公作為楊的老領導，也坐輪椅出席，我將這份算是還羅公清白的文件，鄭重的呈交到老人家手中，羅公微笑說：謝謝！
輕飄飄的一紙文件，讓老人家像放下沉甸甸的一塊大石，笑得很甜。遺憾的是，俠老到死也不知此案真相。有人要他宣讀羅公罪狀，但無人讓他宣佈羅公平反。苗公說，俠老不是黨內人士，所以不知羅案實質。岔開一句，多年前啟老（功）問我，俠老是黨員嗎？我不能問，也不敢問，無以報命。後來有一次與俠老在陸羽茶敘（習慣坐卡位一對一），俠老談起些事，有點憤慨，爆出一句：（我）不是黨員而領導《大公報》，是周總理授意的。老人家不打自招，我才可以向啟老覆命。俠老是老大公報人，晚歲掛《大公報》名譽董事長銜，十數年來，每年新聞界國慶酒會，俠老都是以籌委會主任的身份致辭，講稿雖係俠老所擬，但例交新華社過目。所以俠老在正式場合宣讀的，代表官方，私下交談的，才是他本人意見。二Ｏ一Ｏ年一月十二日俠老以九十七高齡辭世，追悼會在北角《大公報》舉行，很巧，當夜羅公哲嗣海星的追悼會在九龍舉行。同一天，日夜我都有參加，兩位都是值得尊敬的君子。
羅公自一九八二年滯京以來，二Ｏ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第一次返回《大公報》。《大公報》的地理位置已由軒尼詩道東移至北角，比起從重慶遷來香港，這點距離不算甚麼，但老人家與《大公報》的距離卻一下子拉近了。對羅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義很不一樣，這也許算是非正式平反吧。接着，今年一月六日，《大公報》、《新晚報》一眾舊人、新人，與羅公各方友好一道，在銅鑼灣廣場為羅公慶祝九二華誕，各方友好踴躍參加，迫爆酒樓，有許多人幾乎卅年未見過羅公，紛紛與老人家打招呼，祝賀，寒暄，拍照，熱鬧非常，這種場面，對九二老人而言是十分疲累的。我有幸與羅公同席，正對面觀察他，老人家整晚微笑，看得出是發自內心的微笑。半場之後，怕他太累，問要不要提早離開返家休息，羅公忙答：「不累不累，挺好的挺好的。」
參透人生的羅公，早已不計較名利得失，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際，經歷沉重打擊，也能處變不驚，沉着應付過去。在身體健康備受各種病魔侵襲時，也有幸能處理得當，力挺過來，好好的活着。還是那句老話：活着就是勝利！
（蘋果日報二Ｏ一二年三月四日）
許禮平
羅公（孚）惠賜海雷力作《我的父親羅孚》，披閱一兩頁，竟然停不了手，花兩天讀完。書中所述的人和事，大都熟識，正好重溫舊夢。有些像濃霧般模糊的往事，翻翻幾頁也就稍稍清朗些。
認識海雷，沒幾年。與羅公交往，卻有幾十年。初相識歲月，約莫一九七八年吧，三中全會召開前，羅公給人的印象：溫文爾雅，謙和謹慎，學養高，城府深，從不疾言厲色，永遠微絲細眼，幽默笑談。概而言之，是一介極具親和力的書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迂腐無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辦法的文人，連些雞毛蒜皮的瑣屑事，都能處理得好。記得港穗直通車開通不久，一票難求，但一託羅公，立即辦妥。謝稚柳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有事需延期留港，那個年頭，要邀請單位中大發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華社（即今之中聯辦）申報，又要經謝公所屬單位上海博物館和上博的主管機構文化廳同意，還有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一連串麻煩事務，讓謝公頭痛，但我領着謝公上《大公報》找到羅公，一切都好辦。羅公又樂意助人。怪不得能交這麼多朋友，端的是共產黨統戰高手。
一九八二年春，羅公出事。一眾友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非常納悶。當年十月一日，循例由新華社主辦國慶酒會，學術界好些教授因羅案不肯出席，這些統戰對象揚言，除非由羅公邀約，否則恕不奉陪。
羅公的罪名，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國間諜」。這個罪名夠嚇人。所以有些關係較密切而頭腦單純的人，長期受「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的教誨，條件反射式與羅公劃清界線，可以理解。也有一些關係不那麼深的人也視羅公如蛇蠍，避之惟恐不及。舉個例，八十年代末到北京約羅公在王府飯店大堂碰頭，正巧趙浩生也在現場，羅跟趙打個招呼，趙勉強應一下，匆匆奪門而出。趙是四十年代《中央日報》記者，與羅公同行而又相熟，或者是怕惹麻煩，也就避之則吉。羅公為人敏感內向，其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羅案發生之後，許多現象，令人難以釋疑。按理說，若果真是美國間諜，而且公開宣判，就要收監。但羅公一天監也未曾享用過，還拋頭露面，到處活動。不是說「不許反動派亂說亂動」（先帝遺訓）嗎？何況美帝間諜。還容許發表文章，不單在境內發，還可以寄文章來香港，在拙編《名家翰墨》（台灣登記註冊）刊載。還可以訂閱《聯合報》（原擬訂《中央日報》後更改）等「反動報刊」（報刊派去友誼商店，羅本人去領取）。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可以訂閱台灣報紙的，是級別相當高的幹部，不是普通平民百姓所可問津，遑論被關押的囚犯。
羅案像霧又像花，朦朦朧朧，誰也看不清，就連羅公本人，相信也是懞查查的。羅公所在單位《大公報》，當年就在八樓費彝民社長辦公室開通報會，費公簡短開場白之後，由俠老（李俠文）宣佈羅公罪狀。俠老受命而為，只能照本宣科，表述有這麼一回事。其實俠老對羅案也是懞查查的，多次私下交談，以很疑惑的語氣猜度，「不同系統，到了中央應該都通啦，諗極都唔明。」
羅公老上司吳老（南生）大概也不明白這個案件。吳老是中共廣東省委兼管宣傳口的，早年中共港澳工委歸廣東省委領導，所以羅公說吳老是老上司。羅公被捕前，在廣州與親友遊玩，準備返港那天，還登白雲山，但停泊在山下汽車尾箱行李中，羅的回港證不翼而飛。八十年代，沒有回港證便回不了香港。羅公也不焦急，托吳老請公安幫忙尋找。吳老照辦，還很熱心叮囑公安。吳老當時也覺得很怪異，羅公下榻的廣東迎賓館（當年大門口有部隊站崗，等閒人住不得也進不得），總經理態度異常，陰陽怪氣，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幸好吳老貴為省委副書記，又不知情，不然也會惹麻煩的。不久羅公接到通知，要上京開會。飛機起飛後，有人把回港證交還羅公，這已表明，是我們幹的好事。劇情往後發展，海雷這本書寫得很詳盡，不必我囉囌。
羅公出事，北京一眾友好嘩然。久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鍊的人民，早已明白：盡信黨不如無黨，緊跟往往犯錯。會獨立思考的人，熟識羅公為人的人，會用常識判斷的人，打死也不信羅公會出賣黨國，充當美帝走狗。八十年代北京講正氣的人還是有不少的，許多人為羅公說話，夏衍就力保羅公。夏衍向公安系統的人查詢，聽說有這樣的回覆：經歷文革，發生那麼多寃假錯案，其中一位領導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文革中被關在自己一手建造的秦城監獄中，許多公安幹警，深知被寃枉關押的滋味，沒有確鑿證據，我們（公安）決不亂抓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公老友苗公（黃苗子）也曾向廖公（承志）打聽，廖說小羅大概多喝幾杯，懷疑係雙面間諜，很複雜，他也搞不清楚，正在調查。隔三兩個星期，苗公耐不住，再問廖公，廖公大聲說「擺大烏龍，搞錯了」。原來當時兩個情報系統互相保密，羅公又閉口不言。後來各方一對，發覺的確搞錯了，最後由部隊證明羅公清白。但沒辦法，已不是廖公所能處理的。（苗公述 20070818， 20091118， 20091125）苗公問完廖公回家，向郁風道及羅公案還是搞錯了，郁風快人快語：「我們就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黃大剛述 20120217）
羅案如果沒有捅破，讓天下周知，完全可以當作羅公赴京開會學習，再返回香港，繼續黨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繼續做《新晚報》老總，甚或按上頭原計劃接費公的班，做《大公報》負責人。一九八二年，大公報陳凡在四海通銀行虛白齋觀畫時曾告訴我，《大公報》準備交夾萬鎖匙與羅公（意即接班）。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發了一篇文章〈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被中共召回北京交代問題〉，事件曝光，無轉圜餘地了。羅公回不了香港（當時無人能估到十年後可以返港），軟禁京華。難怪有人要問，是誰放料與《百姓》，表面上滿足了有知情權的公眾的好奇心，實質上卻苦讓羅公滯京十年，客觀上嚴重破壞共產黨在香港的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這幕後黑手是誰呢？若從輕處思考，是不是有人不想羅公重返香江，掌握《大公報》，所以向《百姓》放料，這個「誰」是美帝嗎？是國民黨嗎？抑或是《大公報》自己人？還是黨內同志？《百姓》陸鏗已然作古，《大公》費公也走了，整羅主謀廖靄文（廣東省公安廳）也患癌消失了，問誰？
羅公一案，只是工作失誤這麼單純嗎？如果上綱上線，是不是可以這樣思考，羅公被弄回北京，最大損失是誰？是革命陣營；最大傷害是誰？是黨國。即是說，這是一起極為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等於反黨叛國。策劃這個行動而毫無補救方案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糊塗蟲，就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列寧語）
偉大的、光榮的之後，還有正確的，死不認錯，也就正確了。要保持黨的一貫正確，只好委屈羅公，請羅公配合，假戲真做，彰顯剛提倡的法治，公開審判，刑期十年，雖然一天也未享用過。法治這玩意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是新生事物，經驗尚淺，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這場戲由檢控到審判諸多程序，漏洞百出，海雷在書中有詳細描述，可當作《笑林廣記》觀之。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有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仔細翻翻，甚麼 AB團啦，甚麼延安整風運動啦，慘死在自己人手裏的共幹不知凡幾，概而言之，為共產黨效力，好像沒有好下場。天地陳松齡兄惠賜一冊《北京十年續編》，讀了讓人感到，為共產黨情報部門效力，下場更慘。香港道亨銀行（即今之星展）金龜婿潘漢年，級別較羅公高得多，貢獻較羅公大得多，下場也就比羅公慘得多。
一九九二年春節前，羅公總算安全返回香港，踏入新東方台寓所接到第一通電話，就是小弟打去的，向老人家道賀。羅公含寃十載，雖然處境較潘漢年好得多，但陰霾揮之不去，噩夢纏繞，夜裏眠時，偶爾慘叫嚇醒，令人不忍聞聽。
羅公深具職業道德，從來不談自己的案件，守口如瓶。友好也不便問，不敢問。互不溝通，更顯得撲朔迷離。海雷撰寫《我的父親羅孚》時，羅公契女魏月媚來訪，偶道及苗公詢問廖公一段，不久傳到羅家，海雷向我查詢，才發覺羅公壓根兒不知廖公擺大烏龍一說。細心的月媚提醒，廖公已逝，趕緊請苗公寫個證明。苗公長期住院，怎麼辦，還有，說說無妨，白紙黑字，苗公願意寫嗎？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北京尚不太冷，苗公狀態也好些，已經返回朝陽醫院對面興華公寓寓所靜養。我立即上京，約好十七日早上，拜訪苗公，開門見山，說明來意，苗公二話不說，一口應承。已是九十八高齡老人，怕他不知如何下筆，我照其過去所述，先草一簡短文字：「一九八二年吾友羅孚出事，詢之廖公，答謂調查中。隔一陣，再請教廖公，答謂擺大烏龍，搞錯了。部隊證明羅孚清白。」
苗公頭腦極度清醒，拿出一張 A4白紙，欣然命筆：「記得一九八二年」寫到這裏停一停，繼續寫羅孚名，然後鄭重添上「同志」兩字，一開始即表明羅係自己人，明確以同志相稱。「羅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詢之廖承志同志，答謂在調查中。隔數週後，再和廖公談及此事」，寫到這裏，又停一停，在我的初稿上刪去原來「擺大烏龍，搞錯了」，改為「可能搞錯了」，仍覺得不妥，此時苗公喃喃自語：「政府是不能錯的」，再化含糊些，「他說：可能是誤會，現正在設法中。」又把「部隊證明羅孚清白」一句刪去，末尾添了句「記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然後簽名填寫日期。苗公揮就，任務完成，我心中暗喜。捧着這份新鮮熱辣的文件，趕赴金寶街香港馬會，與海雷午饍，奉呈文件影本。但不知海雷何時返港，十二月中老友楊向杰花甲榮慶，假君悅酒店雅敘，羅公作為楊的老領導，也坐輪椅出席，我將這份算是還羅公清白的文件，鄭重的呈交到老人家手中，羅公微笑說：謝謝！
輕飄飄的一紙文件，讓老人家像放下沉甸甸的一塊大石，笑得很甜。遺憾的是，俠老到死也不知此案真相。有人要他宣讀羅公罪狀，但無人讓他宣佈羅公平反。苗公說，俠老不是黨內人士，所以不知羅案實質。岔開一句，多年前啟老（功）問我，俠老是黨員嗎？我不能問，也不敢問，無以報命。後來有一次與俠老在陸羽茶敘（習慣坐卡位一對一），俠老談起些事，有點憤慨，爆出一句：（我）不是黨員而領導《大公報》，是周總理授意的。老人家不打自招，我才可以向啟老覆命。俠老是老大公報人，晚歲掛《大公報》名譽董事長銜，十數年來，每年新聞界國慶酒會，俠老都是以籌委會主任的身份致辭，講稿雖係俠老所擬，但例交新華社過目。所以俠老在正式場合宣讀的，代表官方，私下交談的，才是他本人意見。二Ｏ一Ｏ年一月十二日俠老以九十七高齡辭世，追悼會在北角《大公報》舉行，很巧，當夜羅公哲嗣海星的追悼會在九龍舉行。同一天，日夜我都有參加，兩位都是值得尊敬的君子。
羅公自一九八二年滯京以來，二Ｏ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第一次返回《大公報》。《大公報》的地理位置已由軒尼詩道東移至北角，比起從重慶遷來香港，這點距離不算甚麼，但老人家與《大公報》的距離卻一下子拉近了。對羅公私人感受而言，重返《大公》，意義很不一樣，這也許算是非正式平反吧。接着，今年一月六日，《大公報》、《新晚報》一眾舊人、新人，與羅公各方友好一道，在銅鑼灣廣場為羅公慶祝九二華誕，各方友好踴躍參加，迫爆酒樓，有許多人幾乎卅年未見過羅公，紛紛與老人家打招呼，祝賀，寒暄，拍照，熱鬧非常，這種場面，對九二老人而言是十分疲累的。我有幸與羅公同席，正對面觀察他，老人家整晚微笑，看得出是發自內心的微笑。半場之後，怕他太累，問要不要提早離開返家休息，羅公忙答：「不累不累，挺好的挺好的。」
參透人生的羅公，早已不計較名利得失，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際，經歷沉重打擊，也能處變不驚，沉着應付過去。在身體健康備受各種病魔侵襲時，也有幸能處理得當，力挺過來，好好的活着。還是那句老話：活着就是勝利！
（蘋果日報二Ｏ一二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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