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雅：黃展驥小輯

路雅：謬誤與詭辯

黃展驥的蝸牛叢書（網上圖片）

追思會紀念冊

黃展驥2014年12月去世。2015年4月一班好友想為他開追思會，黃錦滿想起我那使用率不高的私竇，問可否借來一用？

我不善於拒人，何況是黃展驥？也找不到理由推搪。

很多年前，記得遇過一個保險業的高層向我表示，如果我願意作業餘從業員，保證有豐厚收入，不知他看中我甚麼？直到今天我仍認為生意都是靠運氣而來，我數口不精，別無強項。

幾十年過去才恍然大悟，為甚麼當年那保險業高層看中我，原來生意的促成，雙方利益固然重要，更重要是買東西的人為甚麼要向您買？因為選擇權始終在他手，便宜沒保障大家都知，所以態度和服務才是關鍵，就是那一點點便構成交易。

我沒有欠黃展驥，而且今次借出去是辦他的追思會，但我還是想也不想，把地方借出去！

原因是性格改不了。

女人最小心眼，每次把地方借出，老婆就跟我說：租給製作公司拍廣告，兩小時起計，最少也收$1500一小時，冷氣也要成本的你知道嗎？

我認識黃展驥是在北角和富道的大同印務公司，依稀記得那高高瘦瘦的何老闆。我的散文集「但雲是沉默的」交給他承印，正遇上黃展驥埋頭校他的「謬誤與詭辯」，不知道那時是二教或三教？

校對是客人份內工作，我這人沒耐性，散文集校多兩次便放棄一字不錯的概念，因為鉛字粒很有性格，對着「此起彼落」人性化工作，我很快便簽OK付梓，書出版了幾個月黃展驥的書才出現，不是他執着而是我馬虎。

第二次遇到黃展驥是在藍馬印務公司，那時我們已從昌業大廈搬了去登龍街，他上來找麥釗⋯⋯

去了登龍街後，位置一樓的大門永遠打開，每天出出入入客人不同，主要是學界和文化人，人多了索性不關門；自始黃展驥成了我們常客。

他是學者，不像我只識塗鴉寫幾行三腳貓新詩。好歹是台灣殷海光弟子，名字響噹噹，他送了剛出版的「謬誤與詭辯」給我，拿回家端着看，翻了十頁八頁，覺得他不簡單，只是不明白大學為甚麼不雇用他？

那時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反倒覺得七十年代捲起前所未有文化熱潮，我們聽歐西流行曲，看意大利藝術電影，談普普藝術，我開始認識亨利摩爾、文樓和張義，還有劉國松、王無邪，特別喜歡吳冠中的水鄉⋯⋯

那個年代物資沒有現在那麽豐富，但不缺乏，也珍惜擁有的一切！一個多士爐壞了會拿去修理，不知那時開始，壞了就換，現在更浪費，出了新款便買，舊物隨便棄之。

六、七十年代香港只得兩所大學，缺乏師資，我們連中小學教師也不夠，所以政府開辦了葛亮洪師範學院，培訓大量老師，沒錢建校就在天台辦學。

像黃展驥這樣優秀的學者，因為不善埋堆，所以一直都找不到長工，只能偶爾代課。

「他與太太一起在深圳居住，任教於深圳大學。」黃錦滿對我說，我惘然凝睛，想起煙茫往事，其實自七十年代初離開藍馬之後一直沒與他往來，他究竟在内地執教多久？十年？二十年？

世事都是這樣那樣，過去了回看，甚麼是滄海遺珠？甚麼是懷才不遇？更多是漏網之魚，無論得失成敗，還不是黃土一坯？

「來追思會悼念的，都是他的好友，當然，還有幾個是他深圳的得意門生⋯⋯」

「他這個人骨頭硬。」

「太太年紀大，不知是否憶夫心切，有點思覺失調。」

我想麥釗比他先行，不然也會來送別。

「展驥在國內的學生和學者朋友較多，《邏輯》在港沒多少人注重，大家都以立場行先！知音、共鳴者更少。他在深圳生活近二十年了！」黃錦滿喃喃細語。

那個保險業高層不能把我說服當兼職經紀，不是我對自己無信心，乃是對專注的執着。我不是那類可以身兼數職的人，只想專心做好印刷。

麥釗是末代最窮的小孟嘗，身邊永遠都有三幾個朋友，那一點點亮光便顯出他與衆不同，對朋友重情，會不會就是他生前最大的弱點？

黃展驥呢，還記得他在大同印務校對咬着筆竿的樣子，忘我的沈思側影，誰說不是俗世清流的謬誤？

2020/9/13

邱立本：黃展驥，讓賽先生與德先生聯手

殷海光的香港弟子黃展驥，2014年12月19日在深圳病逝，享年八十歲。他是一位邏輯學家，鍥而不捨地研究思想的方法，繼承了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的求真精神，在思想的領域折射一個時代的印記。

原籍廣東的黃展驥，在香港成長，畢業於香港華仁書院，六十年代負笈台灣，在台大哲學系師從殷海光教授。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反對黨和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都受到無情的鎮壓。殷海光這一位哲學系老師，除了教學之外，也是胡適與雷震所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主要寫手，他寫出一個自由民主信仰者的心聲，要用思想方法的分析，指出政治教條的謬誤。

殷海光寫的《怎樣判別是非》《邏輯新引》《思想與方法》對台灣社會影響很大，間接地顛覆了國民黨政府當時厲行的“主義、領袖、國家”的論述。殷海光在教室內外，都對黃展驥帶來極大的影響，讓他發現哲學的研究，不僅是研究室的學問，還要緊密地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反映這個時代的最新需求與變革。

如果説在台灣反對白色恐怖是對一個“香港仔”當頭棒喝(Epiphany)的經驗，黃展驥在邏輯研究上則是一場馬拉松賽跑。他七十年代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任教，不斷在校園內外推動邏輯思考，出版了《謬誤與詭辯》《思想的方法》《思考的藝術》《自由的邏輯》《中庸與詭辯》等書。八十年代他在中國大陸推動邏輯研究，也在學術界內外，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因為這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意外地契合。邏輯的研究，對於任何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教條，都有一種“祛魅”（Disenchantment）的作用，那些自我膨脹的口號，都要面對邏輯研究的檢驗；那些錯誤的類比，訴諸權威與感情和不相干的謬誤，都是殷海光所痛恨的，也是黃展驥所不斷深入分析的。

但殷海光在黃展驥身上所留下的另一個烙印，則是對中國命運的承擔。黃展驥雖然是香港“番書仔”（英文書院學生）出身，在天主教耶穌會的華仁書院畢業，熟讀英文的典籍，可以用漂亮的英文寫學術論文，但他不是香港那些“唯英美是從”的崇洋之輩。恰恰相反，他對西方社會的不少價值，都提出反思，並且作出深刻的批判。殷海光去世前兩年所著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對黃展驥帶來衝擊，在中華文化的研究上，找到中國復興的契機。

2009年12月5日，殷海光高足香港著名邏輯學家黃展驥教授，在紀念殷海光先生9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講話。

因而黃展驥對中國人的光榮與夢想，和他的老師殷海光都是一樣的。中國人歷盡劫波，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也絕對反對香港在迴歸前後掀起的“殖民鄉愁”，力抗那些“戀殖”與“港獨”的暗流。他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並且從香港搬到深圳，在改革前沿的城市，目睹中國近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黃展驥投身於中國思想界的邏輯學研究中，也身體力行，與中國大陸學者有很多合作，將邏輯學的研究提升至新的台階。他在兩岸三地的生活與研究經驗，讓他更能體會中華民族的發展，不能繞過賽先生和德先生的訴求，而賽先生的科學精神，也不能只是停留在純科學的研究上，而是要延伸到人間，延伸為社會上追求客觀與容忍的精神，在自由民主法治的機制與氛圍中，建立一個合理與和諧的人際關係。邏輯的研究，也是和賽先生與德先生手牽手，走向神州大地的康莊大道。

作者：邱立本，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亞洲週刊總編輯。

（微文庫2018年9月2日）

黃仲鳴：謬誤黃

■黃展驥太太和好友編輯的追思集。 作者提供

黃展驥是香港有數的邏輯學家，二Ｏ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於深圳病逝。直到三個月之後，經黃錦滿相告，才知這噩耗；前塵往事，頓漫腦海，不禁悵然。其妻和一班好友特在港搞了個追思會，要我寫篇東西來紀念他。

時當學期末，教務繁忙，實在抽不出時間。黃錦滿說算了，你來追思會講一講他早年的事跡吧。

四月二十五日，仍須為學生補課，下午匆匆趕到現場，已有不少人上台追懷一番了。黃展驥六十年代由台回港後，吊兒郎當，也沒有甚麼正職，只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授「思想方法」，和在一些大專院校打散工。他是台大哲學系殷海光的學生。其時我和一班少年朋友在灣仔道開了一家書店，專售舊書。黃展驥常來小坐閒談，就此相識；他說的談的，都是邏輯和謬誤。當年的學術風氣，勁吹「殷海光風」，我也在感染下，看了不少邏輯書，也涉獵了中國名學、印度因明學。記得在《天天日報》的「天天評論」，也以所謂因明學來作為武器，和人大打筆仗。

黃展驥比我大十餘歲，但外表看來一點不像「大叔」，樸素無華，沒老氣橫秋相，與我們稱兄道弟。他開口不是「謬誤」就是「詭辯」，於是我們為他起了個綽號「謬誤黃」。一見他由對面馬路走過來，我們便說：「謬誤黃來了！」謬誤黃很少光顧我們的書店，我們也不用他光顧，任他打書釘；生意不忙的時候，聽他閒談確如沐春風。有次講起我三歲即認得車馬炮士象將等字，小學已殺敗不少同窗時，他登時手癢，一拉便拉我到店後鏖戰，要驗證我是否吹牛。

結果，他是「謬誤無敵」、「邏輯稱王」，卻摸不透「象棋邏輯」，一交鋒便兵敗如山倒。自此，他對我只談「謬誤」，不談棋術。

黃展驥是世家子弟，卻無富子驕氣。記得有次，書店另一股東盧蒼與我應邀上他半山之家。其時，我一貧如洗，見此豪宅架勢，登時自慚形穢；安慰的是，展驥與我衣着，同是丐幫的淨衣派，並無階級矛盾。

一九六九年，殷海光病逝，黃展驥與羅業宏、林悅恒等殷派弟子，要編印一部《殷海光近作選》，加編一個「殷海光近作編目」。於是，黃錦滿糾同我與麥釗，去友聯研究所分頭翻書找刊抄錄，在極短時間編成；這自是錯漏了不少。可惜其後無人繼吾等之志，好好編一個完整的「殷海光著作年表」出來。

闊別這麼多年，不聞黃展驥的動向，想不到他在內地邏輯界打響名堂，弟子眾多，論文逾二百篇，成書也不少，擲地有聲。回想當年，他滿口「謬誤」之後寫成的《謬誤與詭辯》，在我們書局賣個滿堂紅呢。彈指間，江湖弟子老，展驥走了，比他後生的麥釗也走了。嗚呼！

（文匯報2015年5月5日）

黃仲鳴：黃展驥的「謬誤」

■這部非流行書，當年甚暢銷。作者提供圖片　

在學校的圖書館，偶睹黃展驥的《謬誤與詭辯》（蝸牛叢書，一九七一年十月第二版），恍見故人，不禁大喜。這書初版於一九七一年二月，短短數月，千本售罄，再印一千一百本。非流行書有此成績，可謂暢銷矣。黃展驥曾贈予乙本，可惜歷次搬家，書山又高又亂，竟不復尋了。

一九六Ｏ年代末，我與一班少年朋友在灣仔道開了一家舊書店。平日往來，多無白丁。黃展驥那時剛由台灣讀書回來，師從殷海光教授。日常所談，盡是邏輯。記憶中，黃展驥的師兄弟羅業宏亦間中來晤，只沒黃展驥來得那麼勤。據云他倆正秉承殷師的教導，從事「謬誤」的研究。黃展驥也滿嘴「謬誤」，我們遂戲呼他為「謬誤黃」。

「謬誤黃」思想清晰，談問題、說文字，常以「謬誤」來作為武器，若與他辯駁，每被他抓著辮子不放。有了這套思想方法，我們俱不是他的對手，加上其時年輕識淺，被他詰難駁倒，真個是「又愛又恨」。終於，他的《謬誤與詭辯》出台了，放在書店推銷，購者居然不少，那時我們認為是「殷海光效應」，也沒深讀。

今番重遇，黃展驥與羅業宏亦因書店倒閉而失去聯絡。這麼多年，料想人亦白頭，不知是否仍繼續「謬誤」下去？在這言語虛假、詭辯的時代，黃展驥的邏輯思想方法，正好有用武的一天。可是，人何去？他是否有弟子承其衣缽？

在「序」中，黃展驥強調，「本書題材是思想方法，旨在理清語意混淆和判別真假對錯，並不替任何思想內容，例如政治主張、宗教理論……等說話。」不錯，思想方法能「養成精密的分析批評能力，就較易防範形形色色的虛偽宣傳及似是而非的流行見解，又較易吸收和了解各門學問知識」。從教這麼多年，深感學子無論說話、行文都缺邏輯，犯了謬誤也不自知；而一眾政客，亦利用這些邏輯陷阱、謬誤陷阱，來愚弄大眾，鼓動大眾。

書中有篇〈建立評論的最低標準〉，是和羅業宏的合著，列舉了四十四種謬誤，行文淺易，例子簡明，讀之得益不少。例如《論語》有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書中指為一詞多義的謬誤：

「一般詞語有不只一種的意義。一個人使用詞語的時候，如果當時的情況和文中的脈絡都沒有提示出他究竟用該詞的的哪一種意義，以致該詞所在的那個語句表達了兩個或多個不同的命題，就犯了這種謬誤。」

不過，黃展驥其後在〈以情害意〉的篇章中，又列舉不少古代的例子，如「孔子否定懷居之士為士，墨子否定殺盜為殺人，孟子否定武王伐紂為弒君」，這是否「以情害意」？值得我們深思。但在邏輯層面上，黃展驥的提出卻有其灼見焉。

無論如何，這書令我們眼界大開，明白、知道了謬誤確存於我們周圍，不可不察。

（文匯報2013年4月16日）

悼林曼叔

 

（金千里微信2019年6月3日）

 

（金千里微信2019年6月5日）

悼林曼叔
Linda Pun

驚聞林曼叔先生昨天病逝！還有不少史事未及請教。去年茶聚,他展示了一張約攝於1962年的舊照,嘩！！年青英偉! 那年他剛逃出魔爪,來到香港。有緣在他最後歲月相識。他是廣東陸豐人。1941年出生，來港後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曾任《展望》、《南北極》雜誌編輯，《觀察家》主編、《文學研究》總編輯。1978年曾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進修。著有《聞一多研究》、《評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中國當代作家小傳》、《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等。

（Linda Pun臉書2019年6月3日）

Linda Pun：今晚到鑽石山殯儀館送別林曼叔，他原名林彬。

（Linda Pun臉書2019年6月19日）

哀悼林曼叔兄
寒山碧

昨夜才從冰島經德國法蘭克福飛返港，航機飛行及等機（轉機）超過二十個小時，非常疲憊，睡到近中午才醒來。原本想發放冰島旅遊經歷，不料還未吃早餐（其實是午餐了）就接到金千里兄的電話，他說獲林曼叔兄家屬通知，林兄已於昨天（6月2日）病逝。我大吃一驚，5月4日林兄還來上環參加茶敘，我只覺得他稍為消瘦一點，問他是否在減肥？他還回答：是！沒有想到我旅行十餘天回來，他就仙逝了。最初我以為曼叔兄或許是患突發性心臟病，金千里兄說，據林家公子透露，是肝癌惡化。原來林兄罹患肝癌已兩三年，他一直瞞著病情不向外透露，我和金千里兄都被蒙在鼓裡。

我與曼叔兄相識於1969—1970的年間，時他任《展望》半月刊編輯，我則是《展望》的作者，大家在《展望》編輯部相遇。由於彼此年紀相若（我年長他兩三歲），大家都是偷渡仔，所以很談得來，時有往還。1973年我與他還合作編過一本《中國當代新詩選》，我曾把稿子文給「文藝書屋」東主王敬羲，可惜最終都無法出版。同年稍後時間，林曼叔、金千里、海楓（船山）與我四個偷渡仔合作擬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大系》。我們經過研究認為，要編好這樣的大書，首先必須編寫《中國當代作家小傳》，於大家分頭去搜集資料。當這本書編好之後，我們決定自費出版，因為評估這本書是會賺錢的，議定每人先交二百元作排版費，由曼叔兄負責接洽排版事務。當時林、金、海君都交了錢，我因經濟狀況惡劣，妻哭兒啼，一時拿不出錢來，答應稍後才繳付。

可是此書排版到一半，海楓與巴黎第七大學的陳慶浩先生接觸，巴黎第七大學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問大家願不願意賣版權？我們當然願意巴黎第七大學出版？一者不必自籌印刷費，二者巴黎第七大學出版更能提高此書的價值。於是，海豐交一份外文文件（可能是英文，也可能是法文，反正我不懂）要大家簽名。出於對朋友的信賴，大家都毫不猶豫地簽了名，且每人分得八百元港幣（是我當年兩個餘月收入），此事便告一段落。不料等到書印出來，我和金千里的名字被刪掉了，只署林曼叔、程海（料是陳慶浩筆名）、海豐三個名字，我自然很生氣，覺得被出賣了。

有一次在承印《七藝》的印刷廠，我與林曼叔不期而遇，兩人去飲茶，談起此書便鬧翻了。他說，是我自己同意簽名賣給人家的，錢也拿了，還有甚麼好說的。我說，我賣的只是版權，不是連名字也賣掉。他說，我們簽署的文件寫明是賣資料，並說，內容也曾改寫過。我說，這是欺騙，要是清楚說明把我名字刪掉，八千元我也不賣。自此兩人便鬧翻，不再往來。此事非曼叔兄逝世後我才寫，而早在1979年6月我已寫出來，並公開發表。

至於我與曼叔兄的和解，我在尚未出版的《回憶錄》裡這樣記述：「文友林曼叔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七六、七七年間）因《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事與之吵過一架之後，便告絕交，二十多年沒有交往。此事我曾為了答讀者問寫了一篇短文《關於〈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始末》，刊於《東西方》1980年11月23期，並輯於《中國作家作品瑣談》中。

2004年秋，我競選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代表及文學組主席，一連三天都到投票場外拉票。一天，我不記得是那一天，反正是拉票那三天中的某一天，他走過來對我說，寒山碧，我是林曼叔，還認不認得？說起來依稀記得，不過大家都老了，樣貌變了，如果路上相逢我實在不敢相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他曾到法國讀書，後來返港做生意，曾在九龍旺角買樓，也曾到大陸開廠，不再理文學的事了，這是金千里告訴過我的。但他何時回歸文學？我卻一無所知，但我也不便問他。他卻主動告訴我，曾經發達過，後來受騙，打回原形，再應徵到《明報》當編輯，並參加了左翼的《香港作家聯會》。

他說，他支持我，還會拉三幾個朋友投我的票，我說謝謝！我有點奇怪，他既然是左翼的人何以會支持我？他解釋說，主要是因為看了我的《香港傳記文學發展史》，我雖然與他有過節，但在傳記發展史中還有兩處提到他，一處是介紹他的《聞一多研究》，另一處是介紹他在《展望》雜誌上對中國現當年作家的研究。我說，我們之間有過節是一回事，但他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研究方面的成績是存在的事實，我忠於史實自然要提。他說，如果心胸狹隘的人可以當作忽略了，完全不提，我們就這樣「一笑泯恩仇」。

我當選藝發局文學組主席後，曼叔兄自然與我來往較多，此就不必多說了。近來我徵集《偷渡者的真實故事》，催他寫他的故事（曼叔兄1962年偷渡來港），他淡淡說，他很幸運，晚上從海陸豐海邊下船，翌日就到香港，不像我那樣曲折，沒甚麼好寫。原來他已罹患肝癌，有點心灰意冷。人生無常，安息吧曼叔兄，你已對香港文學作出應有的貢獻！

2019年6月3日晚

很少與曼叔兄合照。

相片一：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回顧與廿一世紀的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禮上，左二乃林曼叔。

相片二：林曼叔在會上發言。

相片三：在春節酒會上，右一乃林曼叔。

（寒山碧臉書2019年6月3日）

（馬吉按：寒文提到的「海豐」，在《中國當代作家小傳》中署「海楓」。）

「硬骨頭」林曼叔
黃仲鳴

短訊驚傳林曼叔的噩耗，查詢下始知他患的是肝癌。很多朋友說很突然，問寒山碧，他說：「據云病很久了，只是隱而不言，故大家都不知。」去冬楊國雄自加回港，一眾朋友相聚北角樓頭，那時的他，仍顯精神，孰料轉眼就去了，殊堪惋惜。

林曼叔何許人也？相信很多人都不知。他逝世前的身份是香港《文學評論》總編輯。在一九六Ｏ年代，我已看了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記憶中，當時的版本，作者還署有海楓；到二Ｏ一Ｏ年代，他將這書重排出版，卻沒了海楓這作者。其時海楓已逝很久。我不好意思問他，詢諸和他熟悉的朋友。寒山碧說：「聽說這書絕大部分是他寫的。」

一九七Ｏ年代，我在北角一出版社工作，主編《大電視》周刊。編輯部除我們外，還有徐訏的《七藝》，這是一部純文藝雜誌，負責編輯的就是林曼叔。《七藝》就只他們兩人，不似我們「人才鼎盛」，平日的編輯部，我們五、六個人喧嘩鬼叫，十分熱鬧。徐訏鮮到編輯部，出版前後來亮一下相。最多見的是林曼叔在埋頭獨幹。《七藝》出版後，我便不看好。畢竟，徐訏只是好作家，做編輯卻差了一皮。果然，好像出了兩三期，就壽終正寢了。此後，一直沒見過林曼叔。

直到一九九Ｏ年代，他和方寬烈向藝發局申請，合辦雜誌，那才和他有多些來往。一夕，我們幾個朋友和他在銅鑼灣晚膳，鄰檯是蔣女大作家和她的朋友。蔣和我較熟，聽我們眉飛色舞一輪後，她突然跑過來問我：「誰是林曼叔？」

我忙起身為他們介紹，蔣女作家臉色驟變，指着林曼叔，開口就罵，斥他亂改人家的稿件，尤其是那篇關於舒巷城的，並指着她同檯的一位女士說，她就是舒巷城太太。

場面很尷尬，我們難於置喙。蔣作家罵了一輪後，悻悻然歸座。林曼叔也訥訥的坐下。有友勸他這「毛病」應該改了，即是他這「病」一早就有了，常常改錯鬧笑話。林曼叔辯稱作者有錯，他當然要改，但當蔣作家指他將正改為錯時，他為何不辯？是是非非，我們也不深究，吃飯為先為妙。

不說不知，他這人主觀甚強，強到不合情理，他以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別人的作品。至於他自己寫的，卻告訴編輯：一字不能改。他為我雜誌寫的稿，我從來便不改。免損友誼。

他以近八十歲的高齡逝去。晚年，他將舊作新著整理出版。價值最大的，是他編著的《香港魯迅研究資料匯編1927-1949》（2017），將二十二年來香港報刊有關魯迅的文字輯錄出來，厚達近五百頁，並形容這是一塊「硬骨頭」，辛辛苦苦啃下去，「上窮碧落下黃泉」，將資料匯而成冊，對研究魯迅在香港這課題，實是功德無量。

至於他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二》，卻不敢恭維了。

他，本身就是一塊「硬骨頭」。

（《文匯報》2019年6月11日）

（馬吉按：查2014年9月新版《中國當代文學史稿》，版權頁中作者仍有海楓。）

（馬吉又按：《七藝》共出版了四期，見許定銘〈徐訏的《七藝》〉。）

四十年來磨一劍──林曼叔《文學歲月》讀後感
黃仲鳴

在我書架上，林曼叔的《中國當代作家小傳》、《中國當代文學史稿（大陸部分1949-1965）》，一直靜靜的悄立着。三十多年了，再沒有見到他有什麼新著面世。當《文學歲月》送到我手上時，禁不住一陣喜悅。這位在文學圈內浮沉這麼多年的老將，終於再拿出他的成績來。

這是一部文學評論集，內中所收文章，有遠自一九七Ｏ年的，也有今年八月新鮮出爐的。四十年的心血，可以看出林曼叔的思想和心路歷程，最重要的還是，他對文學的癡戀，迄今不變。

全書分四輯。第一輯「文學觀察」，共收八篇文章。早期作品最吸引我的，不是《李白的籍貫與生地考》的考據文字，也非《太平天國與現代中國》這類思想性文章，而是《與蕭芳芳談角色的創造》。林曼叔以編輯為業，寫這篇文章卻是以記者的身分。當年，蕭芳芳在電視劇集和電影裏扮演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四眼妹林亞珍，極為成功，幾至家喻戶曉。林曼叔抓住機會，和蕭芳芳暢談林亞珍這個藝術形象如何創造的問題，並從生活的真實到藝術的真實來作探討。蕭芳芳侃侃而談，極具識見。整篇訪問稿，有文學的深度，決非娛樂稿。

輯內的《關於編寫香港文學史的幾個問題》，是作者近年在一片重寫香港文學史的呼聲中，所作的深思。他對某些大陸學人所寫的香港文學史，有此灼見：這些學者的論述，所存在的問題並非只是材料的不足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們未能徹底拋棄一直所抱持的過時的文學觀和歷史觀，囿於政治上的偏見而影響到他們對香港文壇的觀察和論述。

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他又批判說：「大陸的文學史家面對香港的文學歷史發展複雜性，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直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壇，左右對壘，各有陣營，就自然而然地對香港作家作政治上的劃分，加上標籤，也就難免有人說把香港文學史寫成一部香港左翼文學史了。」

林曼叔認為，重寫香港文學史一定要撇除個人的偏愛和政治上的偏見，從內容上、形式上、語言上來「全面地充分地佔有材料，才能為香港文學的編寫打下扎實的基礎。」這的確是高見而非泛論空談，也是從事這一志業者的座右銘。

第二輯「閱讀魯迅」，最為可觀的是魯迅作品的「當下性」那篇文章。所謂「當下性」，即是將魯迅以前所寫的、批判社會現實的投槍雜文，來映照現時社會，那黑暗面「居然還依然存在着，而且更為嚴重。」最後，林曼叔慨嘆：「要是魯迅還活著，該是何等悲哀啊！作為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又是感到多麼慚愧啊！」

林曼叔近年讀魯甚勤，心得甚多，如《關於魯迅研究的幾點淺見》、《評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等，都值得我們品味。

第三輯「作家背影」。所寫的作家如徐訏、徐東濱、司馬長風等，都是林曼叔曾與之交往的，亦師亦友，寫來感情充沛。

一九七九年四月，巴金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法國時，林曼叔適在巴黎遊學研究，於是又充當了一回記者，草成《巴金訪法散記》。文中引巴金的話說：「我不知道中國的民主在哪裏？中國從來就沒有民主，昨天沒有民主，今天沒有民主，明天恐怕還是沒有民主。」這番話如驚雷暴響！文章刊出後，巴金連忙去信林曼叔，指沒有說過這番話。在今年六月寫的本書《後記》中，林曼叔說：「可能我和我的朋友都沒聽清楚，在此更正並致歉。」「致歉」有何用？巴金已死了。但林曼叔接着說：「不過，這倒是一句真話。」歷經文革災難的巴金，鼓吹「說
真話」的巴金，在他的心裏，這是不是「真話」？

第四輯「作品評論」。林曼叔評了司馬璐的《鬥爭十八年》、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李輝英的《松花江上》、劉再復的《紅樓夢悟》、倪匡的《活埋》、寒山碧的《蜉蝣集》。從這組文章中，可窺見他的文學識見和批評眼光。

總一句，這部四十年來才磨成一劍的集子，值得我們細讀。

（《文學評論》2010年10月第十期，轉載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沈西城：窩書海 樂悠悠

窩書海　樂悠悠
沈西城

「沈西城先生，我是《蘋果日報》編輯，姓鄭，董橋先生想請你寫一篇關於小甜甜的文章，可以嗎？」龔如心女士逝世後不久，我接到這樣的一個電話，來意表達後，自不會拒絕。一來龔如心是我的阿姨輩；次則能借一角方塊寫她，也是我的心願，就寫了「年輕時候的小甜甜」，橋兄厚我，刊在顯眼的港聞版。小甜甜發跡後，一舉一動備受傳媒關注，她的現況，人所共知，可年輕時的生活，知之者不多。家父是王德輝的師父，機緣巧合我十歲時已認識王氏夫婦。男的俊朗，女的婉柔，拖着一頭臘腸狗，每夜朝我家門闖。日子一久，我就「auntie auntie」地叫得價響。乖吧？所得回饋不外拖肥糖兩三顆，想上茶樓吃蝦餃、買新奇玩具，甭想！這篇文章看的人不少，並未為我帶來為《蘋果》寫稿的契機。一路要到一零年投稿週日《蘋果樹下》，獲董橋兄採用，這才成為《名采》一份子。隔了一段時日，我參與一個文化界飯局，有一個鬍子長得比我還長的中年男人走過來打招呼：「我是鄭明仁，還記得我嗎？」聲音依稀可辨，臉容陌生，一時真想不起來。鄭明仁狡黠一笑：「哈！我見過你，你可未見過我！」坐下交談，方知他就是多年前那一位鄭姓編輯。相逢不如偶遇，我們雙手緊握，展開了一段友誼。

鄭明仁那時已退了休，賦閒在家，偶然當義工。我見他精旺體健，大可多幹幾年。明仁嘆口氣：「西城兄呀──我做傳媒幾十年，夠了，現在我要做自己喜歡的事。」喜歡的事是啥？就是買書、藏書、看書。明仁積財有道，在康山一帶置了個幾百呎房子，不作居停，而為書藏。幾百呎的房子，拿來住人，多好！偏偏咱們明仁大少爺卻把它築為書海。我愛書，從不藏書。蝸居幅仄，容不下書，只能納下喜歡的書和工具書。明仁不同於我，只要對眼，即購入珍藏，時代橫亙久遠，民國時候的《良友》到近代香港的《新知》他都有所藏，難道真想跟四大名閣：北京文淵、瀋陽文溯、承德文津、杭州文瀾等較勁？你想找什麼書，在他汪洋一片的書海裏，伸手撈去，大抵不會空手而回。其時，我已着手寫懷舊文章，每遇資料難求，都會向明仁求助，他二話不說，十分鐘內弄妥，難怪亡妻要說明仁大哥快過google。日本朋友研究六七十年代香港情色小說，尤重夏飛。夏飛我不多聞，乞明仁代籌謀，即送上資料並附一本夏飛大作。原來夏飛是一個共同筆名，執筆者有數人之眾（註：有關夏飛，傳聞紛紜，有說是女性，亦說是神秘作家，迄未定論）。若非明仁提點，我一直蒙在鼓裏。我住杏花邨時，明仁午間偶來商場咖啡店，跟我聊天，內容不離書。藏而後撰，說受我影響（那敢當），寫了一系列的香港舊聞，資料詳盡，鋪排精細，還原舊日香港面貌，裨益後學。

明仁記者出身，有職業本能，只要你話中有他感到興趣的題材，必然「打爛沙盆問到篤」，我就吃了他一記重棍。某次茶敍，口快說了劉以鬯先生昔日截我的稿。這位大少爺，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就來一篇《劉以鬯腰斬沈西城》。題目駭人，談論者眾，也虧得他這篇鴻文，讓我知道事實的真相，我錯怪了劉先生，後悔莫及，今天只能再說聲「對不起」。明仁命大福厚，前年感冒菌侵肺，險赴修文之召。在醫院住了三個多月，幸得醫療隊悉心照顧，終於像曹聚仁一樣浮過了生命海，重投人間，筆耕不輟。他日夕窩藏書海，喜洋洋，樂悠悠，一派自得。積書越來越多，鬍子越長越長，添一襲藍青長衫，便是林下名士！

（《蘋果日報》二Ｏ一八年九月十六日）

「午夜作家」夏飛
黃仲鳴

■夏飛的作品，再難找尋了。　作者提供圖片

年前，與廣州許翼心教授茶敘，縱談香江文事，忽然扯到「夏飛」身上。許翼心說：「我藏有他一批小說，可惜都是翻版的。」聞言頓雀躍，忙索閱。逾月再赴穗，許翼心果信人也，出示多冊，惜無署名，不知是否真為夏飛作品。許翼心指證確是，但無實據，我始終懷疑。

夏飛何許人也？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剛進報界，每日凌晨下班途經銅鑼灣一帶時，有幾處報檔書檔通宵營業，我輒蹲下瀏覽一番。那些書檔，是待商舖休息之後，深夜始擺地攤，專售成人讀物和流行小說。在芸芸書刊中，有個多產作家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夏飛。

夏飛的書每整行排列，陣容鼎盛。而且，還不斷有「新貨」推出，產量十分可觀；每一本都是艷情為尚。我捧讀之下，驚覺這位「色情作家」和那些「鹹濕作家」迥然有別，也曾購買多冊，看得津津有味。可惜，迭經搬遷，到了八十年代，這位作家漸銷聲匿跡，我所藏亦風流雲散，只餘一冊《夜夜換新巢》。後來看報上有個專欄作者，賜了他一個綽號「午夜作家」。這名號起得甚佳，蓋夏飛的書在一些書店確難得一見，銷售對象往往是「夜遊人」，地點就是這些通宵流動書檔。除了銅鑼灣外，旺角、油麻地亦見他的「艷跡」。

我曾訪問過與夏飛同時代的一些作家如馮嘉，和在報端寫過他的如黃雅歷等，細問夏飛是何方神聖，他們都瞠然不知。曾與陳湘記之子陳炳新先生閒談，他爆出了一個「秘聞」，指夏飛非男性，而是女性，還是「肥婆」一名。至於真名實姓，已是難以考證。女性而能寫出如此精彩的情色作品，本不是奇事，但聽在我耳裏，先是一奇，繼而覺是趣事一樁。因為我想，在夏飛來說，她（？）寫這些作品，只是迎合潮流和為生活而創作罷了，和一些志切於所謂嚴肅文學的「嚴肅女作家」所書寫的情色作品，渾然兩回事。但比一些舊小說如《株林野史》等，卻優勝得多。

有友云，夏飛可能是依達的筆名。又有說是一個寫作團隊的筆名。總而言之，夏飛是誰仍是個謎。

台灣作家焦桐在論情色詩時說：「詩人書寫情色或性愛描繪，不見得是好色齷齪，自然也不見得比較淫蕩。反而常是一種道德、良知的覺醒，更是一種叛逆，對道德禮教的反抗。」這番話用在情色小說方面一樣恰切。但，無論是「情色詩」抑或「情色小說」，同樣的存在等級、高下之分。當然，和名家一些「情色作品」比較，夏飛的比喻和意境，仍相差甚遠，如余光中的《鶴嘴鋤》：

「吾愛哎吾愛地下水為甚麼愈探愈深？你的幽邃究竟有甚麼的珍藏／誘我這麼奮力地開礦？肌腱勃勃然，汗油閃閃鶴嘴鋤在原始的夜裏一起一落」

《夜夜換新巢》是市井文學，自是難與余光中的大作相類，但比低劣的情色作品，卻好得多了。「夏飛現象」，值得我們研究。

（《文匯報》二Ｏ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黃仲鳴談劉以鬯

一個爬格子時代的終結
黃仲鳴

太平山人的「右手作品」。　作者提供

九十九歲，劉以鬯走了。這幾年來，已很少在街上碰到他。那時我愛逛二樓書店，在銅鑼灣街頭，輒遇他一人在躑躅。道左相逢，自是閒聊，我說：「正想去看書，看有什麼新出品。」他顯然是從書店下來，搖搖頭：「沒什麼好書。」分手時，但見他健步而去。

那時，他應該有七、八十歲吧。最後一次相會，應是在太古城的咖啡店。他不喜星巴克這類名店，只愛麥咖啡。

劉以鬯是個矛盾、內心掙扎得很厲害的作家，正如他筆下的酒徒，為了生計，不得不大寫流行小說，炮製「垃圾」。二零一零年的文學節講座，我宣讀了一篇《左右互搏：劉以鬯的報刊連載小說》。當時心想，翻劉老的「垃圾」，一定不喜歡；他是極討厭通俗文學的，他要的是「雅」；可是在雅俗之間，他寫得最多的是「俗」，他是名副其實的「爬格子動物」，不爬，不搏命寫，就難以維持生計。

所謂「左右互搏」，是指他左手寫雅，右手寫俗；「互搏」是指內心的掙扎。他說：「我寫連載小說，目的只是在換取稿費。既已換過稿費，這些小說就變成垃圾了。是垃圾，沒有理由不擲入垃圾桶。」劉以鬯一九四八年來港，足足寫了三十年連載小說，高峰期每天寫十二個欄，歷年來生產的「垃圾」，累計有六千萬字之多。直到一九八五年創辦《香港文學》，那才逐步退出「垃圾堆」。

這六千萬字，當然大多是「右手作品」；但他死心不息，「右手」揮寫之餘，盡量在報刊連載上擠進他的「左手作品」，《酒徒》就是最佳的例子，「擠」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止的《星島晚報》副刊。後來成書，不僅為他贏來「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的聲譽，還被評選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之一。

劉以鬯「左右開弓」、「左右互搏」，環顧香港，也只有他一人。而且，他的「右手」作品，並非全是「垃圾」，有不少只加提煉，也會煉出「寶」來。可惜，研究劉以鬯的「右手作品」的專家學人，很少。有專章來探討、分析的，我只看過易明善的《劉以鬯傳》。他說：

「……劉以鬯一直以一種嚴格的要求，來看待他的流行小說。他把他的流行小說稱之為『行貨』、『垃圾』，是為了謀稻粱、掙稿費，因此，他的流行小說在報紙上連載結束以後，很少出版單行本。劉以鬯的流行小說，在當時有很多讀者，很受歡迎。」

不錯，有一組流行小說十分重要，那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起連載於《新晚報》的〈香港故事〉，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止，署名太平山人，每日完一個故事，多取材於時令、時事和日常見聞，再透過虛構的人物來映照、建構了香港社會。

當然，從技法來說，他這些反映現實的小小說，的而且確是通俗作品，難與後來的《打錯了》相提並論。

劉以鬯走了，一個爬格子的時代也終結了。

（《文匯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劉以鬯最大的功績
黃仲鳴

這是研究香港文學的至佳工具書。　作者提供

劉以鬯逝世，媒體大都談論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有報刊來訪問時，我都強調他在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別樹一幟。他是個實驗性很強的作家，以西方的文學技巧、別出心裁的結構來創作，如《酒徒》、《對倒》、《打錯了》都是為人樂道的名篇；這些作品，應可不朽。

但為人忽略的是，他還有一大貢獻，好像被人遺忘了。那就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

九七前，當時的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作家留駐計劃」，劉以鬯被邀為首任作家，主要工作就是編輯這部傳略。這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他說：「極有意義，明知涓埃之力難負重任，我也接受。」

首先，他成立一小組，界定什麼是「香港作家」。這小組都是文學界知名人士，有足夠的權威，但這權威小組只負責「界定」，或提供資料，並非實際工作人士。市政局為他聘請助手，負責聯絡香港作家，廣發函件要他們提供資料、個人照片。響應者雖有，可是，大都加以漠視。

劉以鬯成書後，在〈前言〉中大吐苦水：

「我擬的香港作家名錄，發出一千二百多份表格，請收到表格的作家提供自傳、著作目錄、照片等有關資料。我的想法是：這既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只需大聲一呼，群山必有回響。可是，限期屆滿時，只有三百多位作家將表格寄回。」

說來慚愧，當年區區在下也收到表格，但棄置一旁，不瞅不理。無他，因為我從不敢自稱「作家」，只是「稿匠」而已，劉先生「盛情」，不敢接受。但不久，竟接到另函，是一份已代寫本人「履歷」的草稿，聲言如有什麼錯處，請加以改正，否則期限一到，便照此稿刊發。哎喲乖乖不得了，這當然是劉先生助手「人肉搜索」的所為，再經劉先生「鑒定」，一於「無得傾」，要將本人推上「作家」之位。但回心一想，如非用上這種「霸王手段」，大著怎可功成？

這部《傳略》，我認為是劉以鬯最大的「貢獻」，「已故作家」那部分，全由他搜集資料、考證，再撰寫而成。「已故作家」如任護花、何筱仙、怡紅生、靈簫生等等，生平事跡幾近湮沒，如何追尋？他說：「我曾經請幾位朋友幫我搜尋十三妹的照片，找了幾個月，一無所得。我曾經請兩位研究『香港文學』的朋友提供有關靈簫生、王香琴的資料，同樣一無所得……」因此，《傳略》中十三妹的照片沒有，王香琴這一條付諸闕如。其實，在「已故作家」這章裡，很多作家都不見，如我是山人、念佛山人、陳霞子等，相信劉以鬯都知有其人，但終於無法找到資料而作罷，這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的苦況，我主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時，那才深深地體會到。《傳略》雖有缺憾，但對研究香港文學史的人來說，實是至佳的工具書、參考書。

（《文匯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廿六日）

黃仲鳴談林燕妮黃霑

黃霑寫林燕妮
黃仲鳴

情到濃時，黃霑筆下的才女。　作者提供

一代才女林燕妮逝世，聞者黯然。近二十年來，才女光芒已淡，無復上世紀七十、八十、九十代的熠熠生輝。尤其是她的打扮穿着，很多人都吃不消。一九六七年入無線工作，有女同事形容她：

「怎麼新聞部竟來了一位如此嬌嗲卻儀態大方的女郎？她的嬌媚連女性也不禁想多看一眼。」

上面的話見於鄭瑋思的一篇文章：〈呼之欲出的蝴蝶花〉，刊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作家月刊》第一期。《作家月刊》是香港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可惜只出了兩期，就因支持者「縮水」而壽終了。《作月》是我「嘔心傑作」，搞了兩大專輯，一是〈倪匡、蔡瀾、黃霑、黃百鳴大談女人經〉，另一是〈林燕妮專輯〉。林當年在廣告界、作家界聲名極響，為她搞個專輯，應具噱頭。於是找來她那時的男友黃霑、老朋友鄭瑋思（鄭寶璇）、學者黃維樑撰文，和時為張君默女友伍美心的訪問。這個陣勢最矚目的當然是黃霑，且看如何寫他的至愛：

「她是個觀察力極強的作家，很多時，我們一起參加聚會，事後談起，她的見微知著，往往令我嘆服，這種觀察入微的能耐，通過了玲瓏千竅的內心，變成感覺，再化為文字，有時細緻纏綿；有時發人深省；有時一語中的，有時迴腸蕩氣，令你不知不覺，就墮進了她的感性世界裡。」

還說：「到目前為止，我認為，讀友所能看見的，只是活火山巔的一點煙而已。她的內心，蘊藏了你我都不知極限，不知白熱化到什麼程度的熔岩。我希望有朝一日，她這活火山會爆發出來，把潛能盡情放射。這樣，才不會辜負、不會糟蹋了上天對她的賦予。」

當年，她出版的作品，小說五本，散文十本，詩一冊；單是這些著作，已為讀者驚艷。處女作《懶洋洋的下午》更哄動一時。我對她的作品，卻不甚喜歡，覺得太柔了，太軟了，看後會變得「懶洋洋」。

在「專輯」中，鄭瑋思分析林燕妮的作品，得出她的愛情觀、事業觀和人生觀。當然，她對愛情的話語，可用來反觀她那段「黃林戀」：

「愛情並非事實，而是感覺，一種浪漫、甜蜜、麻痹的感覺，是傷心與快樂同時發生的痛快的感覺。愛情要勇往直前，絕無後悔。愛情不同婚姻，婚姻是安定性的制度，是結果，因為恩愛與如魚得水都並非火花。愛人如果不曉得不顧一切地愛，就表示經已清醒了，愛的感覺也消失了。但懂得一頭撞入戀愛中，也應識得隨時抽身出來，倘若發覺彼此相處得不愉快就必須分手，這總比一生癡纏好。」

她「抽身出來」，可是黃霑仍癡戀不休。他寫林燕妮：「她絕對是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女人，自己有她自己的世界觀。世俗的標準，一向不大理會，也無甚興趣。」既然走了，這樣一個女人，又怎會回頭呢？

（《文匯報》二Ｏ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回憶《作月》
黃仲鳴

三十年前的短命雜誌。　作者提供

一九八六年六月，香港作家協會成立。一九八八年三月，機關刊物《作家月刊》（下稱《作月》）創刊。作協財政緊絀，當年得銀河出版社允予資助，才得功成。但可惜只出版了兩期，第三期稿件齊備，編輯就緒，銀河不知為何，突然毀約，就此結束。

這段歷史，本已塵封我心底。月前，有友在舊書店看到第一期，高價購進，電來細詢詳情，頓勾起往事，不勝唏噓。月前林燕妮逝世，書山中翻出《作月》，寫了一篇紀念文字。時光不留人，當年有等曾為《作月》出力的功臣，也如煙塵，消失於歷史的長河中。除林燕妮外，黃霑、余光中、阿杜、張文達、石人，編輯部譚仲夏、曾進奎等都已溘然而去，更添哀思。

記得當初組織編輯部人手時，我為人素低調，堅拒任總編輯，得張君默答允出任，但不理編務，由我任副總編輯，全權策劃。我這人仍然「低調」，只以筆名徐行代之。其實，《作月》最出力者為筆名吹公的譚仲夏，奔波約稿，不遺餘力；他視我為最得力者，沒有我參與，他也不會出力大幹。至於編輯委員有六人：倪匡、胡菊人、梁小中、黃維樑、凌峰、李默，但不干編政。人手擬定，會員響應；再擬內容，「林燕妮專輯」是重頭戲；次為搞一個「座談會」，〈四條漢子大談女人經〉；哪四漢？倪匡、黃霑、蔡瀾、黃百鳴是也。主持者為方娥真，列席者有張文達、傅小華（銀河出版社負責人）、賴汝正和本人。至於記錄，則找來沈西城；攝影連大衛，即連健力，為作協幹事，二千年間不幸患病逝世。

四漢中，倪匡、黃霑俱放浪不羈，言談無所禁忌，笑聲響徹銅鑼灣的小小菜館。連一向給人較為拘謹的黃百鳴，也放開懷抱、敞開心胸談性。蔡瀾較淡定，然其乃「性情中人」也，大家都知。

這個座談會，啟發了後來亞視的「今夜不設防」，任由三條漢子（缺黃百鳴）品酒亂談，據云收視亦佳。

記得當年組稿時，曾邀金庸惠文，雖知難以登天，仍然一試；誰知出乎意料之外，查大俠不來稿，卻來了墨寶，眾皆歡欣莫名。這墨寶，當然刊於篇首。查大俠所錄為錢昌照一首〈論文〉詩：

「文章留待別人看，晦澀冗長讀亦難，簡要清通四字訣，先求平易後波瀾。」

金庸素厭看極也不明的文字。這「墨寶」無疑是他的心聲，也告誡為文者，勿以此為尚。若干若干年後，我在學堂授課，每引此詩來提示學子。

《作月》雄文不少，如黃霑的「每月一禁字」，倪匡、張君默的小說，陳耀南的「作家私記」，余光中的詩，了哥（劉天賜）、凌峰的「怪論」，葉輝的「文學批評」，水禾田的沙龍傑作，席慕蓉的詩配林東生的攝影，和黃百鳴首開其端的「接龍小說」〈殺之戀〉。

《作月》的宗旨是要做到雅俗共賞，目標是達到了。時光倏忽三十年，當年人與事，頗堪追憶也。

（《文匯報》二Ｏ一八年七月三）

一個經典座談會
黃仲鳴

不羈的人聚會，往事只能回味。　作者提供

日前在這欄寫了兩篇林燕妮和《作家月刊》的文章，往事並不如煙，迄留腦海。《作家月刊》好文章不少，這種「聲勢」，相信於今很難得見了。

創刊號的《四條漢子大談女人經》，更是絕唱，引發亞視後來的「今夜不設防」。四條漢子是倪匡、黃霑、蔡瀾和黃百鳴。主持人方娥真這麼形容四人：

「黃霑語笑四座，聲大夾粗，一面講話一面脫衣服。他講起話來七情上臉，真性流露。他的寫真語言赤裸裸的，一出口全桌的人笑聲震屋頂。倪匡面對黃霑從容自若，霸氣轉為和氣。他與黃霑唱雙簧，相信會是香港最黃的雙簧。蔡瀾外表彬彬君子，笑容爾雅，同時又很含蓄的流露出一肚子壞水，屬於真人不露相那類人。黃百鳴返璞歸真，與世無爭，看不出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同樣是道行很高不露真面目的人。

那個座談會舉辦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地點是銅鑼灣倪匡家居樓下的小小菜館，一班不羈的人聚會，語吐幽默、不雅、放浪形骸，笑聲震天。

當年，黃霑與林燕妮仍在蜜運，既談女人經，自是離不了林小姐，且看他如何評價：

「我十二年來，做過一個實驗。每日對住林小姐，當中情緒當然有起有落，許多時會感到無奈。但想深一層，還是覺得她好。」

其後言談中，又談到：

「不是誇獎林姑娘，她真是兼具女強人與溫柔兩種性格。我這麼多年來，受過不少誘惑，心動，但轉念一想，還是林姑娘好，就心如止水。林姑娘有九十五分，我何必費那麼多力氣去追求那剩餘的五分呢？」

當年黃霑有妻有女，如何追得到林燕妮？林燕妮是一眾公子哥兒的追求對象，黃霑不諱言是「耍手段」，有「手段」自然手到擒來，他述「手段」一斑：

「首先當然是去欺騙真實情報回來，知道某公子約了林小姐在何處燭光晚餐。消息掌握到後，下午先去那間餐廳，疏通那部長……知道來龍去脈之後，就去買一打黃玫瑰，吩咐林小姐來吃飯，吃好湯時，就把花送上。林小姐看到花，必會看附在花莖的卡片。哦！原來乃四眼仔所寫『ENJOY YOURSELF TONIGHT』，於是整夜都惦着我。」

在追女人這方面，倪匡坦言「從來不追」，「因怕失敗」，他的老婆是「一見鍾情」，不用追的。黃百鳴自認「最差勁」，如何「差勁」，則沒透露。蔡瀾認為「耍手段」是要的，但要看「耍得適不適合」。

林小姐兼具「強人」與「溫柔」兩種性格，黃百鳴強調「其實兩者都有樂趣，女強人有女強人的好，溫柔有溫柔的好！做老婆，蠢一點，就不必煩惱。」倪匡則反對，說：「我以為女人要聰明才好！聰明男人壞，聰明女人不壞。有人問我喜歡聰明女人，還是蠢女人？我說，我喜歡聰明女人，聰明女人知道在什麼時候詐笨，笨的女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笨，就一直笨下去。」

這個座談會已成「經典」，只嘆黃霑已逝，林燕妮亦走矣。思此，能不黯然！

（《文匯報》二Ｏ一八年七月廿四日）

柯振中點滴

悼柯振中
鄭明仁

我們的文友柯振中悄然離開這個世界，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他在世時低調，離開時更低調得令我們不能相信他真的離開了。我們鑪峰雅集每逢星期日都在北角酒樓擺龍門陣，柯振中在港時一定會參加。一年前他從美國回港辦理家族生意業務，我們見過幾次面。他回美國後也會電郵一些文章給香港的文友，但自去年年中開始和他失去聯絡，我們多次WhatsApp他也沒有回音，已心知不妙。上個月，文友梁永棠兄突然來電說在美國的朋友通知他柯振中去世了！

我們沒有聽說過柯振中有重病，大家還希望他的死訊是個fake news 。這個月中，梁永棠再傳來柯振中胞妹的電郵，證實柯振中早於去年十月病逝！原來他患病已幾年，一直隱瞞着病情。柯振中，你走之前也不肯透露半點風聲，太不夠老友了！

柯振中一九四五年生，六十年代在伯特利讀中學時，已在報紙寫萬言小說，後來和幾個文青組織了「風雨文社」。柯可說是當年香港文社的領軍人物，他一九六五年和李文耀、李紹明等人發起組織香港文社聯合會（香港文聯），希望聯合全港的文社集中力量發展文藝運動。文聯籌委會舉辦過幾次活動，在當時的文化界裏引起震動。

柯振中先後出版小說、散文及詩歌共十九冊。由於他祖籍潮州，潮汕文化圈近年多了介紹他的文章，「潮州才子」之名不脛而走。但願這位潮州才子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寫他的好文章。

（《明報》二Ｏ一八年二月一日）

柯振中與十三妹
黃仲鳴

■《還墨賦》有不少篇幅談及「文社運動」。 作者提供

有學生研究一九六零年代的文社運動，問道於我。我說：「除香港那一班人如吳萱人、蘇賡哲要訪問外，還有一位已移民美國的柯振中。他近年常來往港美兩地，他是當年健將，不得不和他談談。」

柯振中每次來港，俱和文友暢聚。我說：「下次他回來，介紹你相識。」可是言猶在耳，噩耗傳來，他去年十月竟已病逝洛杉磯。據說，他得病已久，秘不對人言，香港一班老友無從得知。去年返美後，便沒他的消息，連WhatsApp也取消了。朋友詫異，已驚覺出事。果然出事了。

柯振中隸屬風雨文社。那年在一眾青春頭顱中，他出書最早，一部長篇小說《愛在虛無縹緲間》，同儕震驚、羨慕、妒忌俱有之，「這麼年輕就有人肯為他出版了。」後來得悉他是自費的，就嗤之以鼻：「有什麼了不起！」不過事後證明，柯振中創作力驚人，推動文學不遺餘力，著作等身，這股「大志」，其實應予褒揚。他是一頭蠻牛，在文學園地猛衝直撞。他曾將《愛在虛無縹緲間》寄給當年赫赫有名的女作家十三妹，請她指教。可是，他等到的回音是：發表慾得克制，能再多讀點書再動筆則會更好。

這話什麼意思？據推測，十三妹看了，嫌《愛在虛無縹緲間》未夠斤兩，不願批評，只曲筆告以應多讀點書。年少氣盛的柯少年，怎忍受得了？竟然號召同行：「不必聽自以為是老資格的老前輩的話。」當年十三妹有什麼反應，柯振中沒提。可是其後年歲大了，柯振中才省悟，這是她愛護後輩之意，要他們進步，才對他們提出嚴格的要求。

柯振中這段「挑戰」十三妹的過程，後來寫成文章，將之輯入他所寫的一本書：《還墨賦一．無花果樹上的花果》（香港：司諾機構有限公司，二零零三年），他這麼寫和十三妹的「糾葛」：

「筆者參與的香港『風雨文社』出版一份刊物名《風雨藝林》，寄函邀請她寫一篇文稿，她不肯寫；但在香港《新民報‧人間版》的《十三妹專欄》發表了給我們文社的一封公開信，訴述自己沒資格寫這一類提攜後進的文章，卻語重心長勉勵我們再加努力，他日為文學放一異彩！」

由此事來看，十三妹這個以「罵人」和孤高的作家，對「風雨文社」這類組織根本看不上眼，只說「自己沒資格提攜後進」，這和她拒評《愛在虛無縹緲間》同一「口徑」：「細路！還是先多看些書吧！」

青年人有旺盛的發表慾，柯振中認為要多讀、多寫那才有進步，寫出來的作品雖稚嫩，但不寫如何能趨成熟呢！這部《還墨賦》第三輯「思論」，有不少篇談及那時代的「文社運動」，我叫學生拿來看看。但不能親見其人，面對面訪談，也是一樁憾事吧。回想柯振中來港的日子，年紀雖不小，但風華仍茂，精神仍飽滿，想不到說去就去了。唉！人生。

（《文匯報》二Ｏ一八年二月七日）

柯振中
李紹明

在香港的文藝界中，柯振中應該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

有朋友轉來一篇文章，報導了他的死訊。事實上，知道我和他認識的人甚少，而之所以告我他的逝去，是因為該文有我的名字。

我不屬於文藝界，其所以結識柯振中，可能是一種不能解釋的緣份吧。

說來已是超過五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剛中學畢業，同學認為不應該就此解散，而應成立一個組織保持聯繫。他們沒有想到成立同學會，因為我校是一所私立學校，說得不好聽是一個「學店」，名字也不響亮。於是我們成立了一個當時青少年的流行組織，文社，叫「培林文社」。「培」取自我們畢業學校的名字──「培中英文書院」，「林」則是一個配詞。我被推為負責人，不知是叫社長還是編輯，不記得了。

文社成立後，我倒是老老實實的向同學收集稿件，進行出版工作。我是直腸直肚的單純的人，沒有想到其他，或想得太複雜。但是沒多久，同學分裂起來。有人批評我們的刊物太過「外展「，即過多和外間接觸和聯絡。

這是實情。當初着我編這個刊物（叫「培林」）時，沒有給我什麼指示。我是一心要辦好這個刊物，而當時香港的文社很多，出版刊物（鉛印的和油印的）也不少。一些報章的青年版，也充滿着文社消息，或是報導文社活動，或是讓文社間互通訊息，總之熱鬧非常。在這個情況下，我和外面通訊聯繫，互相交流，是自然不過的事。

然而，既然社的中堅人物反對，我也聽之由之，以後收斂便是。可是編輯之中，有些認為這個管束太不合理，於是建議拉隊離去。好在組織一個文社也不需要什麼本錢，要成立便成立。我們這個新的文社包括一些其他學校的人，名字叫「烈焰文社」。這個名字是由一位社友提出的，其原意也十分幼稚和可笑，就是以「烈焰」焚燬「培林」。想出這個名字的陳瑞宇兄，也於數年前作了古人了。

再後來，我發現培林文社的真正分裂原因，原來是爭風呷醋，有些男同學因互相追逐和爭奪女同學而不和。這當然沒有我份，因為在這方面我相當遲鈍。

烈焰文社開始的時候有六個社員，後來增加到了十餘個。我是長期社長，一方面我最熱心，投入也最多。另方面一個本來可以替代我為社長的社員，卻於香港六七暴動期間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至於其他人，雖然不少也參與社務，卻不願擔起大任。於是我便領頭幹下去，直至大學畢業，「烈焰」自然熄滅為止。

烈焰在我的帶（領）導下，當然有着我的性格特色，這便是廣結各路英雄，把我們的文社，以及我們出版的刊物，伸展到社會去。以我們的刊物《烈焰》為例，我們出版了數期，（是鉛印刊物，出版過多少期不記得了）每出一期，我們都寄去各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文社，以及各知名作家，並在報章的青年版刊登消息，歡迎索取。總之，我們是盡量擴大我們的接觸面，由是取得了一些名氣。而從創刊後的第二期開始，我們更邀請其他文社的朋友助稿，一方面豐富版面，另方面則有助我們對文社界的聯繫和認識。而我們不少社員都是從這個方式徵來的。

那時香港的文社數量很多，但大部份都是各自為政，或只跟三幾個文社結盟來往。我感覺文社界要發生影響，進行大型的文藝活動，必須要聯合起來。那時比較有規模、經常見報的文社是風雨文社和晨風文社。（當然還有其他的例如旭藝、華萃、浮萍等）我接觸了他們一些，講述我的看法，結果從風雨文社和晨風文社得到了知音，並同意幹一下，組織香港文社聯會。（簡稱文聯）

文聯籌委會好像由八個文社組成，但其中出力最多的人是李文耀、柯振中和我。李文耀是晨風文社的社長，柯振中是風雨文社的代表，但不是社長。李、柯和我當時是主力奔走組織文聯的人。而由於我們認為在文聯未成立之前，我們也應該籌辦一些活動，以造成氣候，及顯示我們的力量，聯絡更多文社。

我們的活動主要是搞講座，地點在大會堂高座，記得曾邀請演講的名家有司馬長風、徐訏、任畢名等。這些場合，都是高朋滿座，極一時之盛。我還記得在徐訏那次演講中，輪到答客問的環節時，有一個坐在前排的聽眾起立發言，可是他並不是直接問問題，而是乘機唸誦一大段不知什麼的詩詞，足有數分鐘之久。主持的李文耀莫奈他何，而主講徐訏也開始露出不愉之色。我是工作人員，恰巧也坐在前排，覺得必須作出阻止，於是我站起來對這人說：「先生，請你簡短你的問題好嗎？」這樣制止了他。

由於我們三人經常一起跑政府部門，以及造訪作者和學人，有人曾經稱呼我們為「三劍俠」。可是這「三劍俠」沒有維持很久，原因在我。當時的文社可粗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談文說藝的，這是大多數，也是文聯的主要成份。另一類是以關心國家、民族為己任的，為數不多。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是文藝青年，我比較關心國家問題，雖然我社的刊物是兩者皆重。由於我交往面比較寬闊，我不久接觸到了另一個大社──華菁社。這是一個由中國學生週報讀者為班底的文社，成員比較關心國家民族問題。因為志趣相投，我一倒便倒進去了，籌辦文聯的工作我便交由另外一位社友去跟進。我後來知悉，這位社友並不積極，而文聯最後也沒有組成，主要原因是當時港英政府對社團註冊審查甚嚴。

這之後我和柯振中便沒有見面了。「三劍俠」中的李文耀，我十多年後曾在巴士上碰到，原來他的住處和我的住處十分接近。柯振中移了民，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是我有時會回想起來的青少年朋友之一。他為人沉實、誠懇，有責任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可惜我們的人生路線再沒有相交過。

五十年了，就是在街上碰到也未必能夠互相辨認到。然而，他雖離開這個世界，他在我心中的形像仍是年青、樂觀、有幹勁。柯振中，再見了！

（2018/02/07發表）

（《人生感懷》網站）

悼念岑才生

岑才生與報業
黃仲鳴

■《報紙》。作者提供

前《華僑日報》老闆岑才生以九十四歲高齡，於4月27日早上逝世。聞者惜之，我更是黯然。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曾在《華僑日報》兼職。這「兼職」實是怪得很，不用上班，也非報社職員，而是以包版的形式為《華僑》編半版副刊。那時版名曰「群英會」，其意是招領各方英雄來耕耘；可惜，才哥（那時我們這樣稱呼岑才生先生，雖然他年長我們很多）對財是相當緊手的，包版是給一筆錢，由主編自行分配，包括稿費和編輯費，製作則由《華僑》負責。包版費不高，自是請不到「真．英雄」助陣，但也搞得有聲有色。直到《華僑》轉讓《南華早報》，那才壽終正寢。

記憶中，每日的黃昏，我都跑上《華僑》發稿和編稿，逗留一至兩小時。有時得遇才哥，都寒暄幾句。我曾多番請他為「群英會」提點意見，他總是笑口吟吟：「不錯啦。編輯自主，你鍾意點搞就點搞。」這就是才哥的本色。

這「本色」其實害了他。《華僑》晚近幾年，就是在他的「編輯自主」下，同日一張報紙，同一篇鱔稿每見於不同版面，才哥居然不炒魷、不責怪、不整頓。《華僑》質素，自是每況愈下。

才哥太好人了。這是華僑人的評價。當年每上《華僑》編輯部，都感受到一片平和，一片輕鬆的氣氛。我坐在其中，變得十分慵懶，十分的舒適。

我是頗懷念那段日子的。

有人說，才哥太子爺出身，秉承父親岑維休的產業，是不懂辦報的，他只是老闆，不是報人。這說錯了，才哥是真正的報人。

才哥留學美國，讀經濟學，得碩士。1945年入《華僑》營業部，從低做起；1954年後任日報編輯；1957年出任經理；1985年任總經理。到1986年父親離世，才接任社長。

才哥歷經營業部、編輯部，對報紙的運作了如指掌，這可見於1955年出版的一部名曰《報紙》的書，封面作者署何建章、歐陽百川、吳灞陵、岑才生。內容其實多由岑才生執筆，何建章是當時日報的總編輯，歐陽百川和吳灞陵是編輯。吳灞陵開篇寫〈報紙之史的發展〉，佔三頁；何建章寫第三章〈論記者工作與修養〉，佔兩頁；歐陽百川寫第四章〈編輯工作概述〉，佔兩頁，都是篇幅甚短之作。其餘四章〈香港報紙的組織〉、〈報紙出版程序〉、〈什麼是新聞〉、〈怎樣讀報〉的長文，都由才哥執筆。從這幾章可以看到當時報紙的面貌，插圖亦多。在印製技術開始躍飛的上世紀90年代，這部描述傳統報館運作的《報紙》，實在是一部史書。吳灞陵說：「今日（按：指50年代）香港報紙仍在一切現代的優越條件下邁進，其理論與實際，可從這部《報紙》窺其全貌，因為作者岑君才生不但是新聞學的研究者，並且負起了搞好一張報紙的實務，其深入淺出的寫法，大有助於讀者對於報紙的了解。」確然。

才哥去矣。他是我從事報業以來「最仁慈的老闆」。

（《文匯報》二Ｏ一六年五月三日）

緬懷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
也替《華僑日報》歷史問題說句公道話
鄭明仁

《華僑日報》與香港一同度過多個歷史時刻。（網上圖片）

香港一代報人岑才生先生於2016年4月27日在養和醫院安詳離世，享年94歲，新聞界同人深表哀悼。岑才生的辭世，代表着香港報壇昔日的中流砥柱又少一人，也代表着由岑家創辦的《華僑日報》（《華僑》）正式成為歷史。

岑才生父親岑維休1925年6月創辦《華僑》。岑維休領導報社經歷了省港大罷工、抗日戰爭、日軍佔領香港、國共內戰、六七暴動、香港前途談判等歷史時刻，每個時期《華僑》都首當其衝，有榮也有辱。

日佔時期《華僑》的所作所為，令岑維休於戰後成為箭靶，一度遭國民政府當作「漢奸」通緝，主辦此案的國民黨黨官企圖一舉吞併《華僑》，岑維休幸得港英政府全力保護，並得到徐復觀代向蔣介石求情才逃過大難。《華僑》背負着這個歷史恥辱包袱走了好幾年才走出「通敵」陰影。筆者這篇文章是在緬懷岑才生先生之餘，也希望替《華僑》被指在日佔時期的「通敵」行為說句公道話。

牽頭創立報業公會

岑維休於1985年12月逝世，岑才生即正式接掌《華僑》。早在1945年香港重光後，岑才生已進入《華僑》營業部工作；1949年他到英國三家報社實習時遇見何東爵士（何東家族在香港經營《工商日報》），何建議他回港後創立團結各報的公會組織，以便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岑才生回港後與父親商量，結果《華僑》和《工商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於1954年成立香港報業公會。公會至今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報業組織，岑氏父子對公會貢獻良多。

《華僑》是報壇的「少林寺」，很多報界知名記者編輯都是出身《華僑》，他們都感念「才哥」（行內人對岑才生的稱呼）給他們很大的自由發揮空間。《華僑》最為人稱頌的是其「讀者救童助學運動」，多年來籌得近億元善款，受惠兒童150多萬人次，受資助學生逾15萬人。岑才生熱心公益之餘，沒有忘記過去的「舊夥計」，每年年底都會「擺番幾圍」敍舊，他本人一定出席。

筆者與岑才生相識於八十年代，我們多在港督府和官方的「吹風會」上碰頭，每次見面都是行色匆匆，沒機會詳談。1991年《華僑》賣盤給《南華早報》營運，至1995年1月12日停刊後沒有機會再見面，直至2014年3月，筆者受香港新聞博覽館委託訪問岑才生，作為館藏香港新聞口述歷史一部分，久別重逢的岑先生年逾九十，思維仍非常清晰，對《華僑》每個階段的歷史都能清楚憶述，惟對日佔時期的《華僑》事情就輕輕帶過。因為筆者當時正在研究淪陷時期的香港報業歷史，之前已在圖書館和檔案館搜集了不少資料，欠缺的是《華僑》老闆現身說法。筆者其後兩次私訪岑才生，總算有點收穫。

首先，岑才生回答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前，《華僑》為何不停刊撤走，以至成為附敵的工具？岑才生說：「當時港英政府要求我們堅持到最後一刻，因為市民需要報紙報道最新消息，如果那時所有報紙都撤走，人心會更加不穩。」筆者翻查當年報紙發現，根據香港《大公報》12月3日報道，當時主要的中西文報紙均向港英政府表示，在戰事發生時也絕不停刊，繼續為市民服務。《大公報》這樣報道：「港府欲詳知本港中西報在戰事發生時，是否繼續發行，供給本港市民閱讀，昨特託遠東情報局轉徵各中西報章意見，據悉：西報方面，一致表示無論如何困難，仍繼續出版，中文報方面，昨日亦全數答覆，謂決繼續努力，絕不停刊，計有大公、華僑、工商、星島、國民等報，均接到港府之詢問，彼等均作上述答覆。」上述報章確能遵照承諾堅持出版到最後一刻，但《華僑》於最後一刻過後仍猶豫不決，最後便淪入敵手。

究竟岑維休當時不離開香港是出於什麼考慮？岑才生說：「家父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我估計當時是考慮到幾百員工的食飯問題。」在危急存亡之際還惦記着員工的生計，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無論如何，《華僑》留下不走，從此便走上附敵之路。

社論副刊迂迴抗日

綜觀香港在日佔三年零八個月期間，《華僑》在輿論上確實做了很多為日敵張目的事實，這是不容否認的；然而，筆者站在更廣闊的角度去研究該段時期的《華僑》，發現《華僑》不盡是媚日，反之，從該報副刊一些內容以至部分社論和編輯的標題，往往可看出「迂迴抗日」的弦外之音。

岑維休曾經多次因為《華僑》的出位言論而被召往日本憲兵部「照肺」，筆者在此不贅。我的論文〈日據時期香港報紙「附敵」問題研究──香港華僑日報的個案分析〉副本已分別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可供索閱。在日敵眼皮下，《華僑》岑維休和編輯們能走到這一步已不簡單。因此，我們在責難《華僑》附敵之餘，是否應該考慮到它也有積極的一面。

筆者引用1946年6月8日《華僑》社論：「本報過去工作概略──為祖國服務為民眾服務是我們一貫立場」作為總結：「……香港力竭投降後，全港僑胞陷於長期的黑暗時代，而本報亦經歷一最艱苦最難堪之時期，本報雖被挾持出版，但全體同人始終絕不動搖，日惟以維護難胞生活，解除淪陷區內同胞之苦痛為立場對象，雖經敵報道部不斷利誘威逼，迫使承認汪逆政權，赴粵開辦報社，及更易華僑日報名稱，然同人等始終堅持不屈。反之，且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敵人必敗，軸心最後必告崩潰之堅定信念，從字裏行間上，新聞位置上，社論特稿上，版頭插畫上，利用我國文字之奧妙，與編輯手法，隨時隨地以巧妙方式，暗示於廣大讀者之前，以增強其信念，而奮發淪陷區內受苦民眾之精神。此種舉動，致為屢被敵憲兵部與報道部傳訊之原因。但敵方鑑於本報有全體民眾為後盾，得全港僑胞之擁護，故雖屢屢出以禁止出版，亦將本報幹部人員拘禁處死等危詞恐嚇，但憚於民意，恐惹反感，未敢實行。本報同人此種敵後工作，甘冒自身妻子，以致朋友同事，犧牲生命，酷刑拷掠之危險，經過整整三年零八個月之長期驚心動魄，血淚交織，其艱辛悽楚之處，自信並不下於祖國前線後方衞國諸將士與義烈同胞也。此種思想心理作戰，重在精神而不重在實質，重在裏層而不重在外表；其目的方法，乃使群眾心領神會，潛移默化於無形。本報同人是否漢奸，是否叛國，有淪陷時期本港廣大讀者可資證明，有集中營內盟邦友人可資證明……。更試就淪陷期中，粵港每一難胞加以詢問，華僑日報是否漢奸報紙，本報同人亦深信此一詢問必獲否定的答覆；但若斷章取義，尋瑕抵隙，則不獨本報全體同人不免，即整個淪陷區內以至鄰近之中立地帶（例如澳門），亦將無一完人。……」

（鄭明仁，資深傳媒工作者）

（《信報》二Ｏ一六年五月四日）

（剪報圖片來自Ming Yan Cheng臉書二Ｏ一六年五月四日）

岑才生遺照：

報業公會名譽會長岑才生早上在養和醫院離逝（報業公會網頁）

岑才生去年十二月仍有出席華僑日、晚報團年飯商台新聞）

岑才生2003年曾獲中大頒發榮譽院士（中大網頁）

（來源：商業電臺網頁二Ｏ一六年四月廿七日）
 

許定銘：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

【專輯：香港文學的收集與編彙】
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凌思斷片
許定銘

憑甚麼為香港文學寫發現「綠洲」史？

「沙漠中有綠洲」，寫下這幾個字我停了筆，後面應該用問號還是感嘆號？我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多年，一直感受到一般社會大眾都把香港視為「文化沙漠」，甚至有不少人認為香港是沒有文化的，更何談「文學」？作為一個熱愛文學的文化人，我常為此感到悲哀！

我是反對「香港沒有文學」這種說法的。我認為「沙漠中有綠洲」應該用感嘆號，因為任何一個沙漠都應該會有綠洲，它未被發現前，旅人總是感到失落、悲哀、沮喪，一旦在茫茫的黃海中發現了綠洲，自然驚喜而慨歎。被稱為「 文化沙漠」、「沒有文學」的香港，其實是有文學的，只是「香港文學」一直埋在突飛猛進的商業環境背後，未被發掘及呈現出來而已。

香港這塊未被發現的文學綠洲，是在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1997後香港會回歸中國起，才被內地學人重視的，大量有關香港的書籍湧現，連「沙漠」的新文學史也陸續出現了好幾種。

一向不被重視的「香港文學」，連本地學術界也資料嚴重不足而不敢動筆修史，那麼，遠在內地的學者是憑甚麼資料寫成「香港新文學史」的呢？

我把那些倉促成書的文學史仔細地翻閱後，發現大部份內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夠全面，它們多以一九四九年後作為起點，事實上，香港一九四九年以前，新文學運動已非常蓬勃，五四新文學運動很快已傳到南方這蕞爾小島，一九二Ｏ年代侶倫與好友等組文學團體「島上社」，文學期刊《島上》、《伴侶》、《紅豆》等的出現，即是最好的證明。寫香港新文學史，以一九四九年開始，是絕對不理想的。至於寫到哪一年，以一九九七、二ＯＯＯ或更後作終結，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我說有些內地學人編的香港新文學史不夠全面，不是胡言亂語，據知情人事告訴我，某些內地學人來到香港，躲到大學圖書館去，苦苦埋首幾個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學史就面世了。這等於一名廚師走進人家的廚房裏，見到甚麼就煮甚麼，即使廚師廚藝了得，也會因材料普通而煮不出佳餚美食，何况我們希望見到的是級數超群的盛宴名菜？更何況他們完全不知道，過去幾十年，知名學院中的學人大多輕視新文學、流行文學，圖書館內的藏品相當貧乏，可能連真實情況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資料如此貧乏，怎能寫出與事實接近的文學史？

砌作殿堂基石的造磚者

有見及此，一些有識的學者們早在一九七Ｏ年代已開始搜集資料，希望憑個人的能力將原始史料收集，即使自己沒時間使用，亦希望為後來者鋪路，讓他們能有所依從。此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盧瑋鑾（小思）教授，她是最早有目的地搜尋香港新文學史料的創墾者。一九七Ｏ年代中期，我在灣仔開文史哲新舊書的二樓書店，「三益」就開在馬路的另一面，日日有新的舊書到，我一日跑兩次，專收集一九三Ｏ年代的新文學創作及香港新文學舊書。那時候，小思常來，每有香港新文學作品及史料之類，她一律不計價錢盡收，買得好書不少，我印象中較深刻的，是劉以鬯的長篇小說《圍牆》（香港海濱圖書公司，1964） 和馬蔭隱的詩集《旗號》（香港生活書店總經銷，1948），這兩本書相當罕見，此後的三、四十年，我從未在舊書店中見過第二册，倒是在舊書拍賣會中見過一次《圍牆》，拍賣價在五百元以上；在全國性的拍賣會上見過《旗號》，價在千元以上，亦迅即為人搶去。

經數十年之努力，小思的搶救香港新文學史料工作已告一段落，退休前把搜集所得盡捐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供後來者使用，實在難得！小思自稱為「造磚者」，意思是她搜尋生涯所得，只是造成了一塊塊紅磚，期望後來者利用這些磚塊建成香港文學的殿堂，因她明白到如此艱巨的工作，決不是個人三幾十年間可完成的大業，必需代代相傳才可有所成就，如此胸襟，令人佩服！

事實上，小思在搜尋資料造磚的同時，她已在利用那些資料默默地砌作，與鄭樹森、黃繼持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香港天地圖書，2000），指導學生們編的「舊夢須記系列」：《經紀眼界──經紀拉系列選》、《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醒世懵言──懵人日記選》……，和近年正埋首努力的《香港文化眾聲道》等，已是有系統的實實在在史料，她不單單是在造磚，而是在籌建殿堂的雛型了。

除了小思，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的楊國雄也是很早就開始收集香港文學史料的有心人，一九七Ｏ年代我逛三益舊書店的日子，也常見他埋在書堆裏苦苦翻尋，他搜尋的主要是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香港文化報刊，那些珍貴的史料其後就存在館內，而他自己則利用所得，寫成了《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9）和《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2013），都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重要資料。

也斯在嶺南大學主政時期，也曾用心為學校圖書館專心搜尋過香港新文學史料，可惜他開始得太遲，好書多已為愛書人藏諸高閣，收穫似乎不大，我未見過藏品，不敢斷言，估計會比「香港文學特藏資料庫」和孔安道圖書館遜色。

還有不能不提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圖書庫，此館在中環大會堂時期我常去，安坐館内一本一本借讀，不能帶走，雖不「過瘾」，卻是好過無得讀。當年我覺得它是中國一九三Ｏ年代的珍本遠遠多於一九四九年後的港版作品，其後搬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後，似乎很難借閱珍本，我近年有幸進「恆温藏書庫」內參觀過一次，見一九四九年後的史料增加了很多，印象深刻的是有不少徐速的藏書，估計有些文化人逝世後，有心人士會搜得他們的藏書捐到這裏，若如是，中央圖書館的閉架書庫應是一處深不見底的珍本寶藏，只是不易得進，引以為憾！

以上所述全是圖書館內所藏的史料，如果你有條件，便可隨時使用。至於私藏的又如何？

私人藏書是無法估計的，就筆者多年來的觀察，林冠中、鄭明仁、吳萱人、馬吉、黃仲鳴、許定銘等人，手上所藏香港新文學史料應該不少，此中林冠中搜集香港舊書多年，曾接受報刊訪問，家居九成被書佔據，全屋只有小走廊作通道可供人走動，完全無法作其他活動，後來索性在外間買了另一層樓，才能安置藏書，據說他所藏全與香港文學有關，相當可觀。退休報界老總鄭明仁搜集與香港有關的史料是近五六年間的事，重點在文化與報業有關者，尤其喜藏簽名本，所藏必需用一層近千呎的樓宇來安置，他接受訪問時的標題是〈你講得出的作家，我都有簽名本〉，人站在書堆中，滿足且陶醉，認真不簡單！吳萱人的藏書有多少？藏在哪？沒有人知道！我只知道每次當我寫有關香港文學的文章遇到困難，問他有沒有某某的書時，他總可以在三幾天內把書借我，以解燃眉之急，尤其所藏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社及當年文藝青年的著述及創作，數量應無人能及，單看他兩本有關文社史料的著述：《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和《香港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整理及研究》，藏書可見一斑。近年在網台上崛起的馬吉，是香港藏書界突然冒起的異軍，據說他特別愛藏詩集，在拍賣會上數千塊搶罕見的詩集簡直似狂風掃落葉，而他網站上的「香港文化資料庫」上所刊有關史料甚具實用價值。

從一九六Ｏ年代文社運動湧出來的教授作家黃仲鳴，在香港報界打滾數十年，由編新聞做到老總，對香港報紙上非文非白的奇趣文體有濃厚興趣，一早着手收集與此有關的報刊及單行本並專心鑽研，其博士論著《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香港作家協會，2002）及其後的《一個讀者的審查報告》（香港大文出版社，2009），都是論說香港俗文學的專著，近年更編了《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成績斐然，全是得力於早年已開始搜集罕見舊書的成果。本來最有機會搜集大量新文學史料的，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二都在開書店的許定銘，可惜他早年的藏書重點只放在台灣現代文學及中國一九三Ｏ年代的文學作品上，他總覺得：人既然在港，不怕收不到香港文學，還是專注較遠一些的好。絕對想不到的是一紙中英聯合聲明後，內地學人及世界各地學者紛紛來港搶購此地的文學書，轉瞬間書價突飛猛進，甚至缺貨。到公元二千年他從海外歸來，一頭栽進舊書拍賣會去搶貨，經已為時頗晚，收穫微薄了，可幸他還有點門路，又肯北京、上海的飛來飛去，多年來也薄有斬穫，憑藏書寫了《愛書人手記》（香港天地圖書，2008）及《舊書刊摭拾》（香港天地圖書，2011），收集不少與香港文學有關史料，發表了幾百篇還未結集的書影配圖短文，也算造了兩三塊磚。

除了以上的搜書者、藏書客，近年研究香港新文學的學人也不少，碩果累累，如：

張詠梅的《北窗下呢喃的燕語：力匡作品漫談》（香港自印本，1997）
陳智德的《三四Ｏ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2004）
關夢南的《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1922-2000）》（香港風雅出版社，2006）
劉麗北的《紋身的牆──劉火子詩歌賞評》（香港天地圖書，2010）
關夢南的《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香港風雅出版社，2013）
李洛霞和關夢南合編的《香港六十年代青年小說作者群像》（香港風雅出版社，2013）
陳智德的《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

這些具深度的研究，都是很有份量的「磚」，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實用資料。上面寫的這些書人書事，羅列了不少有關文學書籍，目的在指出「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要建成香港文學的殿堂，要編寫出有水平的香港新文學史，必需要有一群人默默埋首造磚、組磚，最後才可由建築師領導一塊一塊的砌上去，才能見到成果。還特别指出一點：香港政治及經濟地位特殊，過去幾十年，世界各地的學者及圖書館均可前來搜尋有關著作及史料，有很多珍品早已散到全球各地的角落去了，如果有人現在才開始搜尋史料，恐怕早已錯過了最後列車，我有個奇異的想法：若能把上面提及的藏書庫及愛書人的書集中一起，組成一座史料館，肯定容易成事，只是誰有這樣的能力呢？

編寫香港文學百年史的鉅著

經過多年的努力，最近這兩年終於出現了由孫立川博士主編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和陳國球、陳智德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這麼大部頭且有系統的書系出現，有人肯資助這麼巨大的出版計劃，真是香港文學界的盛事。

「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預計出版約二十種，入選的作家有劉以鬯、羅孚、曹聚仁、葉靈鳳、侶倫、黃谷柳、高旅、也斯、董啟章、崑南……，希望老中青、左中右等作家均包含在内。每人選本二十多萬字的選集，讓愛好文學的讀者可一次過讀到同一作者的代表作，同時也可方便研究者用選本去初步了解作者，進而深入探討，免卻左鑽右探都無法讀到同一作者的大量作品而苦惱。

不過，想要動筆寫香港新文學史，單單讀那二三十個作家的作品就可以了？這簡直是笑話！

我以為：要寫香港新文學史，最理想的年代應該由一九一九寫到一九九七，期間涉及近八十年的史實，以此寫一套文學史，似乎年代跨得太長了，不妨把它劃分成三個時期：　　

上編：由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中編：由一九五Ｏ至一九七九
下編：由一九八Ｏ至一九九七

如此劃分自有根據：上編寫的是新文學運動開始至香港社會大改變的前期，這參考了《中國新文學史》的現代時期編法；中編寫的是大量文化人南下香港，使文壇產生左右對壘及一九七Ｏ年代的昇平進展；下編寫中英聯合聲明出現前到香港回歸的文壇變化。如果有人覺得還不夠全面，不妨再補上一九九七以後的補編，那就是「香港新文學的百年史」了！

要編寫的時間那麼長，香港文壇上出現有份量的作家怎會只有二三十人？我們期待着可作為重要參考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能一輯一輯地出版下去，起碼要超過一百人才有所憑據。

「文學大系」一向都是編寫文學史的重要依據，陳國球、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的出版，顯示香港文學已可進入編史的階段了，雖然它只涉及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間，亦即是本文提到的「上編」時期，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上編出現了，中編及下編自然會很快冒出來。說不定不久的將來，《香港文學大系》的第二輯、第三輯亦會陸續出現呢！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採取趙家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型式，卻在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史料等卷以外，加上了《舊體文學卷》、《通俗文學卷》和《兒童文學卷》，此中最具創意的是《通俗文學卷》，黃仲鳴在卷內導言中把言情、武俠、社會、偵探、科幻、粤謳、天空小說……等流行於民間的通俗作品，均視之為「俗文學」，亦即是文學之一種，卷內收入大量罕見的創作，此舉前無古人，甚合我意。一直以來，流行作品算不算文學是香港文學界爭論的重點議題，如今《通俗文學卷》在《香港文學大系》中出現，正好肯定了：通俗作品也是文學。

很久以前有一次跟司馬長風討論新詩，他的意見是：新詩不一定分行，寫得好的散文就是詩。以此引論，寫得好的流行作品就是文學作品了，僅為小眾接受的嚴肅作品被收入文學史，受大眾歡迎的武俠、言情、驚險、歷奇作品為什麼不能入文學史？我樂見金庸、梁羽生、三蘇、倪匡、亦舒……等的流行作品將在香港文學史上佔有一定的位置！

時至今日，我們已有了無數具份量、有深度的「磚」，也有了「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和《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處蓬蓬勃勃，充滿生機的文化綠洲，屬於我們自己編的文學史的出現，指日可待！

──2015年10月

作者簡介



許定銘在本地從事教育工作40年，開書店20年，畢生與書結緣：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集於一身。

編者按

編彙《香港文學大系》的出版是香港文學劃時代的事件，為香港文學修史奠下的基石。本專輯配合香港文學評論學最近辦「香港文學有故事」系列講座，探討香港文學史料收集與編彙的重要與成果。第一篇由著名藏書家許定銘縷述本地文學文獻的蒐集者的成績和貢獻，一洗大眾以為香港無文學的偏誤。題目為編者所加。

（101藝術新聞網二Ｏ一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十二

《第五號情報員》

仇章（？至一九五一）是一九四Ｏ年代任職於廣州及曲江《環球報》的報人，他以寫間諜小說馳譽文壇，最重要的作品是兩冊「遠東間諜戰實錄」：《第五號情報員》（曲江正光書局，一九四三）和《遭遇了支那間諜網》（曲江圖騰出版社，一九四三），這兩冊書分別得軍事家林薰南中將及張自忠將軍寫序，一紙風行，非常暢銷。其後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分別再版，是極受歡迎的戰時讀物。著名播音員李我曾將小說改為播音劇在電台播出，一九四八年袁叢美也曾編導與原著略有出入的《第五號情報員》電影，由陳天國和歐陽莎菲合演。那年代，「第五號情報員」是個家傳户曉的人物。

《第五號情報員》約十萬字，小說寫中央特派外號「第五號情報員」的諜報人員，到香港及廣州一帶進行間諜工作。他與女助手十三號兩人，經常進出香港及廣州，在一眾同志的掩護下，暗殺日軍將領，爆炸敵人的軍火庫，與川島芳子及稻田芳子、土肥原等日方特務鬥智……。此書寫於一九四三年，其時抗戰已接近尾聲，日本敗象早呈，民間同仇敵愾，對日本人恨之入骨，《第五號情報員》的故事大受歡迎，暢銷是必然的。

我的這本《第五號情報員》，是一九四六年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的二版，不知一九四三年的曲江（韶關）初版是怎樣子的？

仇章的創作

出版流行書的製作人最會賣廣告，他們往往會在書的封底列出同作者的其他著述以作招徠。我手邊另有仇章的《香港間諜戰》和《無聲的收音機》，都是沒有出版年份，製作馬虎的流行版，封底印了大量仇章的作品：《上海間諜戰》、《東京玫瑰》、《飛天間諜》、《偵探王》、《征服者》……等十多種，可信度雖然不高，不過，我卻憑這些資料知道，《第五號情報員》、《遭遇了支那間諜網》、《香港間諜戰》和《東京玫瑰》（即《川島芳子》）等，仇章的幾部重要作品，都曾各分拆成幾本，甚至有連環圖本出版，可見其暢銷的大眾化。

其中最特別的，是廣州大中書店版的《無聲的收音機》。此書估計是一九四Ｏ年代末至五Ｏ年代初之間所出版，其分銷處有：廣州李明記、香港馬錦記、澳門黎雄記和柳州柳新書店，可見其網絡之廣。短篇《無聲的收音機》另附《兩條海岸線》、《榴花時節》、《無法投遞退回原寄》和《神秘劫案》共五篇。此書與仇章其他的書有很大不同，前面四篇文藝味甚濃，《無聲的收音機》記他曾參加諜報通訊員的妻子，《兩條海岸線》寫在日本留學，戰事一開始即回國抗敵的父親，《榴花時節》記養病，《無法投遞退回原寄》寫一文藝青年到上海任編輯期間淡淡的愛情。這些含自傳味的散文，是仇章間諜小說以外的另一面。

仇章的書，香港版甚多，他好像一九五Ｏ年代初在香港離世。

含淚讀《殺人王》

《殺人王》是周白蘋在1940及50年代撰寫的驚險傳奇系列小說，這種小說也能令讀者流淚？當然不能！

1958年我讀小學五年級，已熱愛課外讀物，周白蘋筆下的《中國殺人王》系列，寫殺人王「詫利」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行俠仗義，為華僑出頭的故事，最為我所熱愛。

某日清晨五點多，父親推醒我，說四弟病倒了，叫我到「九龍醫院」為他排街症。那年代醫療落後，無論是早上九時或十時開診，病人一律得摸黑去輪籌，否則必定輪不到你。

我匆匆携了本殺人王去排隊，席地坐到龍尾，靠微弱的街燈，陶醉於殺人王的鋤強扶弱中。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天開始發亮，有上學的同學經過，好事的跑過來，嚷道：「呀，你逃學！」我才猛然醒覺：我今天錯過上課了！咬咬牙，仍舊看書，不知何故，淚便串串的落到《殺人王》上！

幾個月前我在舊書拍賣網站上，以二百五十元搶得上下冊一套的《中國殺人王大戰巫人國》，書友均嫌我拍得太貴，當時笑語：我是買一段回憶！

沒看《殺人王》五十年了，故事的內容早已褪色，但，在微弱的街燈下，含淚讀《殺人王》這幕，經半世紀仍歷歷在目！

廣州版《殺人王》

少時所讀的《中國殺人王》，是1950年代，由香港新光出版社所出的，有《中國殺人王大戰扭計深》、《中國殺人王大破迷魂黨》、《中國殺人王大戰芝加哥》……等十多種，這套書曾斷版一段時間，六、七十年代由馬錦記書局重印過，事隔二、三十年，馬錦記版的已似鳳毛麟角，新光版的更是難得一見！

我拍得《中國殺人王大戰巫人國》非常高興，在某愛書人網站上和網友分享時，有人傳來短信，說他手上也有幾本《中國殺人王》，信來信往後，他終於答應把那幾本書讓給我。書到手後，拆開郵包一看，那是《中國殺人王大戰倫敦》、《中國殺人王大戰原子賊》和《中國殺人王大戰阿根庭》，三套共七冊，頗有點失望，除了印製粗劣以外，每本都很單薄，只有四五十頁，弱不禁風的樣子，非常可憐！比較意外的是這幾本書居然是一九四零年代廣州達聰書社出版的，作者竟然是周遊而不是周白蘋。

周白蘋原名任護花，是甚少人研究的港粵通俗小說家及報人，是否曾用過筆名「周遊」，存疑！買到這幾本周遊的《中國殺人王》，最大的收穫是：原來《中國殺人王》系列早在1940年代已面世了！

細閱手上這幾本廣州版《中國殺人王》，我大膽地作出推斷：這幾本劣質貨是老「盜版書」！

女飛賊黃鶯故事

魏力（倪匡）的俠義系列小說「女黑俠木蘭花」是這類書的長青樹，由一九五Ｏ年代一直出版至今。其實，在「女黑俠木蘭花」出現以前，早就有了形式非常接近，小平的「女飛賊黃鶯」故事。

據羅斌的回憶錄《一筆橫跨五十年》中說，小平姓鄭，是他一九四Ｏ年代在上海出版《藍皮書》時的作者之一。據說小平是雙脚癱瘓，平日足不出戶的人。他筆下的「女飛賊黃鶯」走遍大江南北劫富濟貧，對付日本鬼子的故事，都是憑空想像，然後由羅斌替他搜集資料，合作而成的。因小平的「女飛賊黃鶯」當時在上海很受歡迎，有大量讀者，此所以羅斌在香港復刊《藍皮書》時，便把「女飛賊黃鶯」移到本地繼續，在雜誌連載以外，更出版單行本，也非常暢銷。後來因小平仍遠在上海，溝通不便，才由「女黑俠木蘭花」延續了女俠鋤強扶弱的使命。

港版的「女飛賊黃鶯」系列全部由「環球圖書雜誌社」出版，不知出過多少種，在如今大家見到的《魔爪》封底，有一排書目，標列出這個系列由《除奸記》起，到《春宵的糾紛》止，共計二十種，不知是否齊全？《魔爪》是一Ｏ五頁，約七萬字的中篇，寫外號「女飛賊黃鶯」殷鳳，大破「魔爪案」及「七朵花血案」的故事，是系列的第十四種，一九五二年港初版，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已出到第四版，可見甚受歡迎，銷量可觀！

貓頭鷹鄧雷奇案

香港的流行作家寫奇情驚險小說時，總喜歡塑造一個英雄人物型的主角，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現，這樣才可以像特務ＯＯ七般長寫長有，才可以名利雙收。像中國殺人王、牛精良、財叔、衛斯理、原振俠、龍約翰、浪子高達、女飛賊黃鶯……等，都是我們戰後出生，在香港成長一代所熟悉的人物。

我對「貓頭鷹鄧雷」的系列故事有偏愛，因為他和「中國殺人王」一樣，都是我兒童時期接觸到，印象深刻的英雄人物。「中國殺人王」到一九七Ｏ年代還可買到，現時的舊書拍賣會上間中還會出現，但，「貓頭鷹鄧雷」早就人間蒸發了。

在我的記憶中，晝伏夜出的「貓頭鷹鄧雷」是一九五Ｏ年代的三毫子小說，是龍驤創造的英雄，他風流倜儻、刧富濟貧……，是十歲、八歲時的我仰慕的人物。事隔近六十年，終於讓我重見這本三十二開本的《飛簷走壁》（香港環球圖書雜誌社，一九五一），是龍驤用另一筆名「盧森葆」創作的，書內包括了：〈精彩鏡頭〉、〈飛簷走壁〉、〈刀口舐血〉和〈春情熱舞〉四個萬言短篇，這裏有捉「黃脚雞」、飛賊、賊阿爸和少少鹽花的擄人勒贖，都是一九四Ｏ年代末以香港為背景的故事。

半世紀後重讀「貓頭鷹鄧雷」，橋段是落後得太遠、太遠了，只留下一段褪色的回憶！

附錄：

黃仲鳴：間諜小說家仇章

■出土的仇章遺作。 作者提供圖片

在香港，專寫間諜小說的作家很少，數來數去，就只有一個仇章。他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少年時，他生活在廣州，是足球隊的健將。抗戰時，一九四二年吧，逃往韶關，於《中山日報》撰〈第五號情報員〉，一炮而紅。

抗戰後，仇章的創作慾特別旺盛，一部一部著作推出，如《遠東間諜戰》、《香港間諜戰》、《東京玫瑰》等，都是諜報小說。在這時期，除了筆耕維生外，還擔任當時得令的天空小說家李我的秘書；可惜，在李我已出的回憶錄裡，未見有他一鱗半爪的紀錄；只知他逝世於一九五二年；有資料說他只活了三十餘歲，有說四十餘，總之是英年早逝。

近日淘書，得其一冊《神秘島》（香港：匯通書店，一九五五年十月再版），標「仇章遺作」，版權頁還列出有五種，已出版的有《韓諜記》、《台灣間諜戰》、《漏網》；排印中的有《鱷魚潭》、《五星間諜》。在他十年（一九四二至一九五二年）的短短生涯裡，創下如斯豐盛作品，實是精力過人。

在《神秘島》中，仇章用M埠來代表一個地區，劈首就說：

「世界上有一個最可憐的殖民地，它的名字叫做M埠。M埠的『宗主國』也是一個可憐的民族，廣東人稱呼它做大西洋，如果翻開地圖來看，就是西方的某某牙，弱小民族之一。」

這個M埠呼之欲出。仇章並形容它是「以賭興家，以煙繁榮，以娼招徠，它只有社會的輪廓，沒有社會的靈魂，美其名不愧為一座東方的『木乃伊』」，如此描述，實是謔而不虐。仇章這書的行文簡潔乾淨，不似《香港間諜戰》等作品的拖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李家園在《星島晚報·香港雜談》中，形容仇章在韶關的住所：「這是一間磚屋，建在公路旁，也接近瀧江濱，屋內有幾個小房間，仇章就單身租用一個，我到達時，床前放有一張小凳，床上放有幾張稿紙，有的已寫滿字。」原來仇章就是以床為書枱，坐在小凳上寫他的諜報小說。李家園還說，很多人問他：「仇章是不是情報員？......第五號情報員是否就是他的寫照？......他是否受過特種訓練？要不，他為什麼對於諜報這門工作，這樣熟悉，寫來絲絲入扣？」

李家園在仇章年輕時，即已相識，只知他「性情內向，很少出聲」，而「行蹤飄忽，性格沉默，頭腦冷靜，正是一位好的情報員」，但是不是情報員，李家園難以啟齒相問。直到仇章死後，也無從知曉。五十年代初期，仇章喜在上環的新光酒家飲茶，一盅兩件後，隨即伏案寫稿；報社的雜役，到時到候便到酒樓取稿。李家園有時也到新光找他聊天，其時仇章臉色蒼白，間有咳聲，懷疑他患有肺病，不久就逝世了。一代作家，「到場送殯的，只寥寥幾人」。

坊間傳言，李我的天空小說是由仇章代筆的，李我堅決否認。姑勿論如何，在香港通俗文壇上，仇章的間諜小說，可謂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文匯報》2014年8月5日）

《工商日報》‧豹翁

《太平洋上的風雲》
許定銘

《太平洋上的風雲》（香港工商日報，1935）是以日本侵略中國，引起太平洋戰爭作背景的十七萬字長篇抗日幻想愛情故事。寫軍人夏青霜團長加入義勇軍在九一八後留在東北抗敵，而他的愛人馬碧珠則到另一戰線抗日。作者幻想的抗日戰事由一九三一年展開，到一九四Ｏ年初完結，一對戀人在戰時失散多年，最後終於團聚，留在太平洋一燈塔內渡過餘生……。

創作《太平洋上的風雲》的侯曜（1903～1942）是廣東番禺人，他畢業於南京國立東南大學，曾加入文學研究會，寫過《復活的玫瑰》、《山河淚》、《棄婦》等劇本；後入上海長城公司任編劇，是中國電影界第一代導演。侯曜不單在文化界工作，還加入東北義勇軍抗日，至一九三四年轉到香港生活，從事電影工作，得《工商晚報》總編輯黎工佽之邀，一九三五年在副刊《晚香》上連載《太平洋上的風雲》大受歡迎，隨即在是年八月出版單行本，並邀胡秩五、李建豐、農稼琴、黎工佽及劉大同寫序，嘯天封面設計，此書出版超過七十年，難得！

一九四二年侯曜受邵逸夫之邀到新加坡拍片，被日軍視為抗日分子捕殺，英年早逝，見不到日本投降及世界和平。他一生以寫劇本及電影為主，小說除《太平洋上的風雲》外，還寫過《沙漠之花》、《理想未婚妻》及論著《影戲劇本作法》。

平可的《山長水遠》
許定銘

　

一九二Ｏ年代末，活躍於香港文壇的侶倫、望雲、平可等人組成了「島上社」，以創作、出版新文學作品為己任。侶倫一直堅持純文學創作，以《窮巷》在香港文學史上留下傑作，望雲則以《黑俠》爭取了大量讀者，只有平可較少人提及。

生於香港的平可原名岑卓雲（1912～？），他只寫過《山長水遠》、《錦繡年華》和《滿城風雨》三部小說。《錦繡年華》是一九四Ｏ年起連載於《天光報》，以香港女學生生活為題材的小說，連載了一年多，因香港淪陷，未寫完。《滿城風雨》則是一九四三年開始連載於重慶《大公晚報》的，因抗戰結束，也未寫完；只有一九三九年起，連載於香港《工商日報》的《山長水遠》，在一九四一年列為「工商日報叢書」，出了一套三冊的單行本。《山長水遠》以進出口貿易公司老板關弓為核心人物，寫他縱橫商場的故事，反映社會現實，連載期間極受歡迎，不少讀者還寫信到報館去，詢問故事人物影射的是誰。

平可不是職業文人，他讀的是土木工程，任職的是工程公司，工作與文藝全無關係，寫作完全是個人的業外興趣，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亦以《誤闖文壇憶述》（見《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年一至七期）為題，可見他自認為「文壇外人」，但他的《山長水遠》卻為香港早年的新文壇帶來了激盪，為文學史留下了足印。

《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
許定銘

老香港當不會忘記一九七四年跑馬地之紙盒藏屍案。其實，用紙盒、木箱之類藏屍，早已有先例，如今大家見到的《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三六）即是。

一九二六年前後，雲南軍閥楊希閔駐軍廣州，軍紀甚差，常有軍人夥流氓搶掠姦殺之事。那年冬天，警察在北郊一新墳掘出置於箱內，被步槍刺刀殺死的女屍。本書作者豹翁，與偵緝課長吳國英熟稔，有機會見到女屍，竟是熟人美女許道珍。便與吳國英深入調查，終於偵破是案，知道是滇軍團長婁大鴻劫色不遂，以軍刀插入受害者私處且奪其家產的罪行。無奈婁大鴻手執軍權，無法拘捕歸案，只好把案件假借為已故師長殺妾不了了之。

後豹翁到香港執筆謀生，成著名文人，於是把許道珍的身世及其被謀財害命之事發表於工商晚報，慨嘆許道珍雖年青貌美，且家財不薄，最後竟為人謀害，實在不幸。此稿凡五萬多字，連載完畢即出版單行本，甚為暢銷。

香港之紙盒藏屍案兇手歐陽炳强於犯案後不久即被捕，受害人沉寃得雪；兇手被監禁二十多年，在二ＯＯ二年獲釋再世做人。但，空箱藏屍的許道珍案，雖被偵破，執法者卻無可奈何，是法治與人治的不同，哀哉！幸得豹翁將此事揭之報章，讓世人知道事件的始末真相，想來許道珍應可安心投胎去也！

「豹翁」蘇守潔
許定銘

「豹翁」原名蘇偉明，號守潔，廣東南海人，執筆為文辛辣且不畏强權，自覺似「豹子頭」，且年事已高，故署筆名「豹翁」。豹翁一九三Ｏ年代初在香港的小報《探海燈》及《工商晚報》寫政論及淺易文言小說，風格與當時文人大異而受歡迎。

當年《工商日報》的副總編輯胡秩五，在《黃鶴樓感舊記》（香港工商日報，一九三六）的《發刊趣旨》中說，豹翁是一九三一年春開始在《工商》寫小說的，第一部作品為《嗚呼戀愛》。而這部七萬多字的《黃鶴樓感舊記》，據說是豹翁的初戀史。正因為戀人采蘩之逝，豹翁才會哀慟偏激，終日自困醉鄉。

至豹翁之生卒年，《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自叙中，有「十六歲輟讀書，接世二十年」之語；《黃鶴樓感舊記》末頁有「今予年將四十」，而此兩文均寫於辛未（一九三一）推斷，豹翁約生於一八九四年，而卒於一九三五年。因以上所述兩書，均為他失踪後一年所出。豹翁一九三五年人間蒸發，一說因他得罪廣州高官，被誘北上綑綁巨石而沉於白鵝潭；一說他收了廣州公安局長何犖酬金一千二百元為他「捉刀」，卻不肯交稿，最後被誘捕入獄，殺於獄中。及何犖失勢後，由同獄的番禺民團長伍慶期指示獄中埋屍處掘出屍首。生前友好在追悼會上，以水滸回目為聯輓之曰「赤發鬼醉臥靈官殿；豹子頭誤入白虎堂」了其一生。

再寫「豹翁」
許定銘

日前以小說《黃鶴樓感舊記》及《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寫豹翁，因資料不足未能深入，引以為憾。後來記起多年前曾買過一本專談豹翁的書，不知放在哪裡。於是往我藏書的「醉書室」，翻尋了整個下午，原書已不知去向，只尋得這本由三水人李健兒編的影印本《文豹一瞡》。

李健兒是一九二Ｏ及三Ｏ年代廣州以文言文創作的名作家，曾主編《新國華報》文藝副刊，並為各大報章撰稿，與豹翁相識達二十年之老友。他寫稿時自署「黑翁」，「黑旋風」與「豹子頭」曾合寫《豹黑特刊》專欄，甚受歡迎。

豹翁失踪後，李健兒確信他已遭不測，一九三九年在香港編寫並出版了這本《文豹一瞡》。豹翁的文言小說受社會大眾歡迎，不過，李健兒認為那些只是「詼奇綺艷，出於游戲，不足表見其實學」。於是，他便收集了豹翁的遺文，以「述學」及「文存」兩輯刊行，傳之於世。

《文豹一瞡》書前有《蘇君守潔事略》，書後有《豹翁軼事》，均為李健兒所撰，詳盡記錄豹翁生平軼事，知他生於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五日，而失踪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九日。為人聰敏，懂武功，好行俠仗義，經常腰懷短槍，外號「蘇左輪」。文武全才的奇人，結果是死不見屍。哀哉！

臉書回應：

許定銘先生的幾篇書話，談到侯曜與平可。

Shu Kei（舒琪）：侯曜的《太平洋上的風雲》最近被尋回拷貝，同時出土的還有他的一兩部作品。但成績差強人意（我已經說得客氣）。不曉得他的寫作成就會否比導演事業高一點？

平可的《山長水遠》曾被珠璣改編成電影，改動頗大，但成績不錯。白燕、張瑛都有一反形象的演出。

Matt Lee：早幾日找資料慶幸看到這個，許生應該合用！

〈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1932年2月12日，前面還有一回三十一，但暫時缺掉較早期數的報紙了…

還有1932年6月10日黃鶴樓感舊記第一回：

Linda Pun：請問岑卓雲同岑梯雲有沒有關係？

Matt Lee：岑卓雲在1912年在香港出生，讀英文書院，長大，三十年代到過廣州經商，淪陷時在昆明，晚年移民美國……暫時從生平看不出二人的聯繫。

Matt Lee：原來你係指第二位「梯雲」，這個就不知道，等高人指點 XD

附錄：

豹翁之死
黃仲鳴


■這是豹翁的新聞小說。挖掘內幕，甚為可觀。作者提供圖片

楊國雄的《香港戰前報業》，有記一九三五年《工商晚報》總編輯黎工佽遭槍擊喪命事件，看後深覺楊國雄所握資料之豐富和翔實。我對楊國雄說： 「黎工佽和蘇守潔都是當年小報《探海燈》的辣筆，你既寫了黎工佽，對蘇守潔之人間蒸發，快找資料寫出來吧，以『一新』我們的耳目。」

蘇守潔之死，楊國雄大作還沒出籠；蘇守潔之身世，楊國雄亦未「拼」出一幅圖畫來。這或者，蘇之失案，還待新資料出土吧。蘇守潔筆名為豹翁，成書有《黃鶴樓感舊記》、《五年前之空箱女屍案》、《文豹管窺》等，報上文章，多已散佚了。

《探海燈》為關楚璞主理，黎工佽和蘇守潔都是該小報的健筆，專揭廣州官場黑幕，批評時局，月旦執政人物，毫不留情，得罪當道，自是難免。李家園的《香港報業雜談》，記述了兩個傳聞，指粵當局曾囑蘇守潔「勸告」黎工佽「筆下留情」，可是蘇守潔並無「斡旋」，反而日日掏腰包請黎工佽飲茶食飯。黎工佽仍握鐵筆，大張撻伐，終罹殺身之禍。

後來經辦此事的人一查，蘇守潔並無遵「諾言」，於是誘之赴穗，邀宴於白鵝潭菜艇，乘飲飽食醉之後，以石縛其身，沉之潭底。另說廣州治安當局偵破空軍太太怒殺妾侍一案，聘請蘇守潔據之撰小說，稿費先付。蘇守潔卻久不交稿，惹怒政要，終使人殺之於荒山石井中。那位政要，據云是廣州公安局長何犖。此人「壓制新聞自由」，不滿香港小報的揭醜，遂禁制入境，被《探海燈》封為「殺人王」。

正如楊國雄所云，報人因政治而受襲擊的往往都是無頭公案，捉到下手兇徒，亦查不出元兇。蓋刺殺令之出也，多一層一層的下達，下手者根本不知主謀是誰。黎工佽一案是如此，蘇守潔因屍骨無存，更是尋不出真兇和刺殺動機。

近因四尋蘇守潔的生平資料，被我發掘了他一些資料出來。早年，蘇守潔曾任南方軍閥龍濟光的秘書，後來在台山一中擔任國文老師，有學生李雲揚如此描述：

「……其中一個位國文老師對我一生影響較大。他姓蘇（蘇守潔），原是老秀才（或舉人）……寫得一手好字，是個崇拜桐城派古文的舊文人，頗有舊時名士風采。他會打猴拳，喝醉酒就發酒瘋。一次因不如意，他竟在校長辦公室前大罵，甚至打碎了玻璃門。」

蘇守潔的性格和「風采」，李雲揚寫得惟妙惟肖。其後蘇守潔入了廣州報界，主理《新國華報》的「黑豹副刊」，所謂「豹」，就是豹翁。自此豹翁之名遂響。來港成了《探海燈》的台柱，並在《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握筆為文。在這時，認識了黃飛鴻徒弟林世榮的弟子朱愚齋，授之以文，一介武夫的朱愚齋，也就拿起筆來，寫了《粵派大師黃飛鴻別傳》、《少林英烈傳》等書來。

豹翁之死，料成千古懸案。

（文匯報二Ｏ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憶蘇守潔（豹翁）

本報向以敢言見稱於華南報界，憶戰前本報記者蘇守潔，別署「豹子頭」，其人疏狂成性，筆下無情。貪官汙吏為其筆伐者，靡不切齒痛恨，然而莫內何也。

南天王（注：陳濟棠）主粵時，守潔除任本報記者外，復兼香港《探海燈報》記者，對南天王之施政，除在本報著論抨擊外，在《探海燈報》攻擊尤力。然當時南天王之勢，固可生殺予奪者，但守潔不顧也。

南天王使人致意於守潔，極威迫利誘之至，守潔大怒曰：「新聞記者貴在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吾又何懼南天王哉！」攻擊如故，甚且變本加厲。南天王大怒，乃密令公安局長何犖以卡車深夜至本報，擄蘇守潔以去，至今蹤跡不明，蓋已秘密殉難。

茲者，本報戰後復員二周年矣，而貪汙載道，稗政叢生，甚于南天王主粵時代，筆者願繼蘇守潔之後，服務於讀者之前。

廣東《商報》1947年10月1日
原名〈本報復員二周年，憶蘇守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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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號․民國故紙堆》201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