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仲鳴
太平山人的「右手作品」。 作者提供
九十九歲,劉以鬯走了。這幾年來,已很少在街上碰到他。那時我愛逛二樓書店,在銅鑼灣街頭,輒遇他一人在躑躅。道左相逢,自是閒聊,我說:「正想去看書,看有什麼新出品。」他顯然是從書店下來,搖搖頭:「沒什麼好書。」分手時,但見他健步而去。
那時,他應該有七、八十歲吧。最後一次相會,應是在太古城的咖啡店。他不喜星巴克這類名店,只愛麥咖啡。
劉以鬯是個矛盾、內心掙扎得很厲害的作家,正如他筆下的酒徒,為了生計,不得不大寫流行小說,炮製「垃圾」。二零一零年的文學節講座,我宣讀了一篇《左右互搏:劉以鬯的報刊連載小說》。當時心想,翻劉老的「垃圾」,一定不喜歡;他是極討厭通俗文學的,他要的是「雅」;可是在雅俗之間,他寫得最多的是「俗」,他是名副其實的「爬格子動物」,不爬,不搏命寫,就難以維持生計。
所謂「左右互搏」,是指他左手寫雅,右手寫俗;「互搏」是指內心的掙扎。他說:「我寫連載小說,目的只是在換取稿費。既已換過稿費,這些小說就變成垃圾了。是垃圾,沒有理由不擲入垃圾桶。」劉以鬯一九四八年來港,足足寫了三十年連載小說,高峰期每天寫十二個欄,歷年來生產的「垃圾」,累計有六千萬字之多。直到一九八五年創辦《香港文學》,那才逐步退出「垃圾堆」。
這六千萬字,當然大多是「右手作品」;但他死心不息,「右手」揮寫之餘,盡量在報刊連載上擠進他的「左手作品」,《酒徒》就是最佳的例子,「擠」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起至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止的《星島晚報》副刊。後來成書,不僅為他贏來「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的聲譽,還被評選為「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之一。
劉以鬯「左右開弓」、「左右互搏」,環顧香港,也只有他一人。而且,他的「右手」作品,並非全是「垃圾」,有不少只加提煉,也會煉出「寶」來。可惜,研究劉以鬯的「右手作品」的專家學人,很少。有專章來探討、分析的,我只看過易明善的《劉以鬯傳》。他說:
「……劉以鬯一直以一種嚴格的要求,來看待他的流行小說。他把他的流行小說稱之為『行貨』、『垃圾』,是為了謀稻粱、掙稿費,因此,他的流行小說在報紙上連載結束以後,很少出版單行本。劉以鬯的流行小說,在當時有很多讀者,很受歡迎。」不錯,有一組流行小說十分重要,那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起連載於《新晚報》的〈香港故事〉,至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止,署名太平山人,每日完一個故事,多取材於時令、時事和日常見聞,再透過虛構的人物來映照、建構了香港社會。
當然,從技法來說,他這些反映現實的小小說,的而且確是通俗作品,難與後來的《打錯了》相提並論。
劉以鬯走了,一個爬格子的時代也終結了。
(《文匯報》二O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劉以鬯最大的功績
黃仲鳴
這是研究香港文學的至佳工具書。 作者提供
劉以鬯逝世,媒體大都談論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有報刊來訪問時,我都強調他在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別樹一幟。他是個實驗性很強的作家,以西方的文學技巧、別出心裁的結構來創作,如《酒徒》、《對倒》、《打錯了》都是為人樂道的名篇;這些作品,應可不朽。
但為人忽略的是,他還有一大貢獻,好像被人遺忘了。那就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
九七前,當時的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主辦「作家留駐計劃」,劉以鬯被邀為首任作家,主要工作就是編輯這部傳略。這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他說:「極有意義,明知涓埃之力難負重任,我也接受。」
首先,他成立一小組,界定什麼是「香港作家」。這小組都是文學界知名人士,有足夠的權威,但這權威小組只負責「界定」,或提供資料,並非實際工作人士。市政局為他聘請助手,負責聯絡香港作家,廣發函件要他們提供資料、個人照片。響應者雖有,可是,大都加以漠視。
劉以鬯成書後,在〈前言〉中大吐苦水:
「我擬的香港作家名錄,發出一千二百多份表格,請收到表格的作家提供自傳、著作目錄、照片等有關資料。我的想法是:這既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只需大聲一呼,群山必有回響。可是,限期屆滿時,只有三百多位作家將表格寄回。」說來慚愧,當年區區在下也收到表格,但棄置一旁,不瞅不理。無他,因為我從不敢自稱「作家」,只是「稿匠」而已,劉先生「盛情」,不敢接受。但不久,竟接到另函,是一份已代寫本人「履歷」的草稿,聲言如有什麼錯處,請加以改正,否則期限一到,便照此稿刊發。哎喲乖乖不得了,這當然是劉先生助手「人肉搜索」的所為,再經劉先生「鑒定」,一於「無得傾」,要將本人推上「作家」之位。但回心一想,如非用上這種「霸王手段」,大著怎可功成?
這部《傳略》,我認為是劉以鬯最大的「貢獻」,「已故作家」那部分,全由他搜集資料、考證,再撰寫而成。「已故作家」如任護花、何筱仙、怡紅生、靈簫生等等,生平事跡幾近湮沒,如何追尋?他說:「我曾經請幾位朋友幫我搜尋十三妹的照片,找了幾個月,一無所得。我曾經請兩位研究『香港文學』的朋友提供有關靈簫生、王香琴的資料,同樣一無所得……」因此,《傳略》中十三妹的照片沒有,王香琴這一條付諸闕如。其實,在「已故作家」這章裡,很多作家都不見,如我是山人、念佛山人、陳霞子等,相信劉以鬯都知有其人,但終於無法找到資料而作罷,這種「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的苦況,我主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時,那才深深地體會到。《傳略》雖有缺憾,但對研究香港文學史的人來說,實是至佳的工具書、參考書。
(《文匯報》二O一八年六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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