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3日 星期四

為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中卷等四個附表作校訂(附司馬長風回應)

〈為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中卷小說等四個附表作校訂〉重現後記
許定銘

香港最早寫中國新文學史的人是李輝英(1911~1991),早在一九五O年代已用筆名林莽出過《中國新文學廿年》(香港世界出版社,1957),後來他在香港中文大學開班授中國現代文學史,把講義整理成《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東亞書局,1970)。李輝英是一九三O年代的東北作家,以過來人的身份寫中國新文學史,資料的可靠性高,可惜的是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比較單薄,談得不夠深入。

司馬長風是政學家、散文家,接寫新文學史我並不看好,尤其資料貧乏是致命傷,初時他告訴我只有兩套《中國新文學大系》(一是趙家璧的重印本,一是譚秀牧整理的世界版續編)。我向他提供了劉西渭《咀華集》及《二集》的重印本,並指出了當時坊間的重印本有王瑤、劉綬松、丁易等人的新文學史。不久他即寫出了《中國新文學史》,使我非常佩服。

司馬很有鑑賞能力,書內欣賞沈從文、端木蕻良、錢鍾書、無名氏……等作家,和前面所說的新文學史頗覺不同,幾十年來這些作家在香港都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司馬的功勞不少。不過,細讀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也有不少錯。那時候要找新文學史料非常困難,不正確是常見的事,我一時手痕,為它找出多個不正確的地方,寫了這篇東西,好讓他在再版時能整理修訂。

文章在《大拇指》刊出後,當然很快就傳到他手裡,老人家查了很久,終於查到是我,還特意來灣仔創作書社多謝我,可見他很有氣量。寫〈為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中卷小說等四個附表作校訂〉時我身兼數職,每日忙足十四小時,事後就把它忘了。日前見網站上大談《大拇指》,突然想起它,沒想到一天後即重見,可見香港有心人不少,再謝!

(2014/8/30)




(原刊《大拇指》周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第一O二期和十月一日第一O三期

編者按:本刊第一O二、一O三期刊出了陶俊先生的「為司馬長風著『中國新文學史峙中卷小說等四個附表作校訂」一文,現司馬長風先生寄來答謝的稿件,對陶俊先生的校訂表示謝意。我們亦刊登出來,可以反映出兩者所持的態度。

事情該多巧!因為知道『中國新文學史』上、中卷,將於本年底或明年初三版,這個暑假的下半截──八月初到九月初,就咬定牙根,為二書的附表動手術,依姓氏筆劃為序,從新編排,並據新得資料,從頭校正錯誤。為了此事,還請了一位青年朋友幫忙,每週三天,每天兩小時,積一個月的努力,終於整理完峻,剛於九月十日,裝滿了兩個牛皮紙大信封,用掛號信寄給了昭明出版社呂思齊先生,吁一口長氣,把酷熱的暑期打發去了。不料,九月二十日正心書局陳晃(陳溢晃,見下面按語)先生打電話告訴我,『大拇指』有篇文章,為文學史中卷附表做校訂,隨後他把大拇指寄來了。看了之後,禁不住笑,原來陶俊先生,這個暑期與我有同苦之雅。事情該多巧!

校訂工作,可非尋常。普通文章可憑想像,信筆而寫;或依照條理,隨意發揮;校訂則需每字每句,翻來覆去的查看,上下左右的考證,校訂一條,要翻十份二十份資料,而且是為人校訂,必需是最後的校訂,否則校訂者被校訂,那就失去了校訂的意義了。在這裏,對陶俊先生所費苦心,不僅致謝忱,並表敬意。

看完上下兩篇全文,發覺陶俊先生所校訂的,雖然都在校稿中改正了,但仍有相當多條,具渾圓碩整的校訂作用。自信自己的校稿中,也有若干條,為陶俊先生校訂所不及者。現正取回校稿重新校對,當借重「校訂」得到充賞。

正如陶先生所說,一般文學史著,都不列附表,當初我也怕麻煩,不想到,又因為太忙(中卷最後一校都因病不能自己做),實在難以做得好,可是,只因對讀者的熱情太高,只要力之所及,盡量給讀者一些方便,拼着命趕了出來,結果,遍體鱗傷。

當初列表,也只想使讀者對各時期的作家作品,有個概括印象。說老實話,全世界上,在數年內,任何個人都沒辦法列出「分期」「分類」完全的作家作品錄來。把陶俊先生的資料全拿出來,把李立明先生、黃俊東先生、陳無言先生(三先生都收藏有可觀的文學史料)都都集合在一起,也列不出完整的目錄來。而筆者憑有限的資料,要列出完整無缺的目錄,固然絕不可能,即使做到較少錯誤也不大容易,因為資料不現成。絕少整套的分類分期目錄給你抄,而是從書的封面封底的書局廣告中,從舊雜誌的廣告中,從作家個別的回憶文章中,一本一本的沙裏淘金,用這種笨功夫,苦功夫,列出遍體鱗傷的附表來,我雖然惶愧,但亦感悲壯。因為這是開天闢地的始功(一九二九──四九)。

(《大拇指》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第105期,轉載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按:承書友告知,司馬長風先生提及「正心書局陳晃」,應為陳溢晃。他至今仍辦正剛旅行隊(有四十六年歷史)及香山學社(書局)。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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