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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6日 星期六

孟君.劉培基的媽

孟君.劉培基的媽
劉乃濟

《明報週刊》,連續幾期以很多篇幅來刊登著名服裝設計家劉培基的訪問記。劉培基在時裝界確實很有名,國泰航空公司的員工制服,就是請他設計的。不少著名藝人登台表演的服裝,都出於他的心思,其中以已故歌星梅艷芳最為出名。

劉培基在這篇洋洋灑灑數萬字的自傳式的訪問記中,爆炸性地揭露了自己離奇的身世,加上他提供的珍藏照片,真可以說是圖文并茂。看到這篇文章,才知道他是著名女作家孟君的兒子。

時光真是過得很快,認識孟君巳經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在廣州的《環球報》做經濟版編輯。主編副刊的是陸雁豪,筆名碧侶,是當時頗為著名的小說家。有個叫做溤畹華的女讀者投稿,陸雁豪覺得她的文筆不錯,約她見面,叫她主持一個專欄,專門回答讀者的提問,欄名叫做《浮生女士信箱》。版頭是老友區晴(筆名丁岡)畫的,當時他替環球報畫插圖,如今也住在溫哥華,我們時常見面。

大陸變色後,我來到了香港,在街上遇到溤畹華。她此時已用「孟君」為筆名,寫了幾本小說,又創辦了一本文藝雜誌,叫做《天底下》。她邀請我寫稿,我便以「乃濟」為筆名,替他寫了幾篇稿。她說寫得不錯,請我繼續寫。過了不久,她說自己寫小說,又要編雜誌,實在忙不過來,想請我來幫忙。就是這樣,我便做了《天底下》的編輯,還記得月薪是港幣80元。

前幾年,我從溫哥華回到香港。書藉收藏家許定銘兄竟然藏有當年的《天底下》雜誌,並把我的文章複印給我。「人走過,必會留痕」,這句話很有道理。

那個時候,孟君有個男友,叫做林樹基,是敘香園飯店的太子爺。這間飯店是高級食肆,在香港九龍有幾間分店,以燒鵝最出名,招牌上有一個一筆寫成的「鵞」字。林先生大約卅歲,西裝畢挺,一表人才,和孟君在一起,可以說是「郎才女貎」。《天底下》是林先生出資支持的,看來這位太子爺對出版事業沒有多大興趣,只是對孟君有興趣。有時他來到辦公室等候孟君下班,枯坐多時,郤連自己出資支持的雜誌,也不翻看一下。

當時香港就只有《天底下》這一本文藝雜誌,讀者不多,又沒有廣告,所以長期虧蝕。我做了一段時間之後,轉去《中聲日報》做社會新聞編輯。後來聽說孟君與林先生的感情生變,《天底下》亦因為長期虧蝕而停辦了。平心而論,孟君總算為香港的文化事業出過一分力量。

據劉培基在《明周》的憶述,他曾經有過一個愉快而又短促的童年。在八歲以前,備受母親的寵愛,居住在九龍塘高級住宅區的一間獨立房屋,那時還得到外婆的照顧。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甚至連照片都未見過,但覺得當時真的是很幸福。他至今仍珍藏着和母親在一起時的照片,就都是在那個時候拍下來的。

在劉培基八歲以後,孟君因為遇到一個適合結婚的男人。為了隱瞞自己已有一個八歲兒子的事實,把劉培基放置在寄宿學校,母子不再來往。後來因為避免嫌疑,她更把劉培基送到英國去,過着半工讀半流浪的日子。在以後的日子,孟君從來沒有承認過劉培基是她的兒子,有時人家問起,她郤說這是傭人的兒子。

著名作家馮嘉是文壇神童,十六歲便巳開始寫小說了。我和他做過同事,當年是替崔巍打工。崔巍當時出版多本雜誌和漫畫,黃玉郎初出道時,也曾在這裏賺過稿費。

有人說,馮嘉是孟君的弟弟,也有人說是兒子。這也是聽來的一個故事:馮嘉當時追求崔巍的第二位千金,儲蓄了一筆老婆本,存放在孟君那裏。到了馮嘉要錢辦婚禮時,孟君郤說把錢用光了,害得馮嘉幾乎娶不成老婆。幸好岳父通融,一切從簡,馮嘉終於得償所願,做了崔家女婿。

我不喜歡探聽別人的私隱,這種誑言讕語,聽過就算,雖然和馮嘉很熟,郤沒有當面向他問過這些事。有一次,在馮嘉家裏打啤牌,問起孟君是不是他的姐姐?馮嘉輕描淡寫的說:「她姓馮,我也姓馮,同姓三分親,就認了她做姐姐。」

多年來與孟君沒有聯絡,再見時郤是很不愉快。那時候,她編劇、龍剛導演,拍過幾部影片。其中一部影片是《廣島二八》。電影公司為了宣傳,請傳媒看首映,開座談會。主人家除了編與導的孟君、龍剛之外,還有該片的女主角蕭芳芳。因為都是熟人,在這個所謂討論會上,看來大家都會客客氣氣的說些恭維話。

當時我在《新報》主編娛樂版,被邀參加這個討論會。和孟君認識了那麼久,她又曾經做過我的老闆;龍剛是在邵氏時的同事;我又和蕭芳芳合作過,拍《天山猿女》時,她是女主角,我是編劇兼副導演。可以說,都是熟人了。所以,他們都推舉我首先講話。

我的講話,使到主人家吃了一驚。因為我率直的指出,這部影片的意識很有問題。因為劇情完全偏袒在廣島被轟炸的民眾身上,認為他們很無辜,郤把投擲原子彈的美軍視為魔鬼。我反問他們:「日軍的兇殘舉世皆知,中國人在抗戰八年中,數千萬條人命犠性在日軍的槍口和剌刀下,這條數該怎樣算法?倘若那時候原子彈不丟下廣島去,中國人還要死多少?」

座上有人鼓掌叫好,使到龍剛和孟君十分尷尬,因為他們料不到我這個熟人,會在這個場合說出那麼不合時宜的話。但我認為,在大非大是的前提下,這種話題是不能含糊的。此時,我偶然向蕭芳芳一瞥,只見她滿臉茫然的神色,好像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這也難怪,她的年紀輕,不知道當年中國人所遭遇到的災難。但以龍剛和孟君的年紀和經歷,雖不目睹,亦曾耳聞,豈能如此黑白不分,為暴徒歌功頌德?當時,我也不想和他們爭辯,講完話便先行告退。自此以後,便沒有與孟君再見面了。

曾經做過《姊妹》雜誌主編的施盈盈,移民來溫哥華多年,在北美洲《明報》寫一個專欄。她在專欄中說:「當年孟君在《姊妹》寫一個專欄《孟君信箱》,因為工作關係,我們偶然也有聯絡。孟君曾經請我到她家裏吃飯,她的先生姓施,所謂同姓三分親,她要我叫她的先生做大哥。施先生斯斯文文的,任職於政府稅務局,是多少人羡慕的『拿鐵飯碗』公務員。他們還有一個女兒,一家三口看來很溫馨幸福。

「後來,孟君和龍剛合作拍電影,她的女兒還在《珮詩》中演一個角色。在拍《珮詩》時,孟君對外揚言,戲裏的所有服裝都是她設計的。大家都驚奇孟君的多才多藝,除了是成名的作家之外,還有著服裝設計的天才。當時我也在《姊妹》中開了特別的篇幅,刊登她所設計的服裝,還請來多位影星穿着作為示範。

「在若干年後,劉培基的朋友告訴我,當年《珮詩》的服裝,全都是劉培基設計的。那時候,劉培基剛從英國回來,還沒有名氣,母親便佔用了他的設計,郤沒有把他推介給大家。

「他們這一對母子的關係,雖然沒有公開,但圈中許多朋友都知道。後來我移民來溫哥華,她移民去多倫多,彼此便沒有聯絡了。由朋友的口中,獲知她後來回流香港,得了癌症,到發現時巳是晚期。她去世時,她的丈夫也身患重病,在她離世後不久也去世了。

「聽說,不能與母親相認的劉培基,在朋友的安排下,曾經悄悄地在深夜去到殯儀館,終於見到了母親的最後一面。」

在施盈盈的專欄中,只說孟君回流香港,郤沒有講述她回來香港,是為了甚麼緣故。說起來又使大家吃了一驚,原來她這回來香港,是要開辦一間「孟君珠寶店」。大家都只知道孟君會寫文章,郤不知道她還懂得珠寶經營之道。「孟君珠寶店」堂而皇哉的開張了,廣告上如假包換的刊登出孟君的玉照。這是一門投資浩大而又需要專業技術的生意,既然招牌上用上了孟君的名字,即使她不是全資擁有,至少也是個大股東。她那裏來的龐大資金?難道挖到了金山銀山。人家只說狄娜是個奇女子,其實,孟君的身世比她離奇得多。

總結來說,劉培基今天的成就也不差,孟君沒有認他做兒子,他郤無愧於這個寡情薄倖的母親。

後記:

傳上今期文稿「孟君.劉培基的媽」之後,曾把該稿傳給上海文友李劼白(筆名諸葛慕雲,網上有「諸葛慕雲的愽客」)閱覽。因為文中曾提及好友馮嘉與孟君女士的關係,李兄把該文轉傳給馮嘉,立即獲得馮兄的回應。李兄把馮兄的來函刊登在他的愽客中,我則移花接木,把此函連接在今期文稿的後面。增加多些資訊,對於事情的真相,便會得到更進一步的明瞭。

以下是馮嘉寫給李劼白的信:

李兄: 謝謝你傳來「孟君」一文。

劉乃濟兄所言有些部份是穿鑿附會、道聽塗說及夫子自道。

我與孟君及劉培基的關係頗深,在此有些補充。

總的來說,她是一個奇女子,對人對錢都不擇手段,善於利用他人,所以真朋友不多。一個原因是她曾自承很年輕時在廣州受過共產黨的特務訓練。另一原因是她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非常美麗的女人一定少真朋友,因為男人多對之有企圖,被拒便成仇敵。女人則一定恨她在競爭。而她無親無故一人在港掙扎求生,也難怪她有如此心態。

我在大約1954年認識孟君,那時她主編一本《知識半月刊》,招聘助理編輯,我去應徵被取錄。她見我能寫能譯,很賞識我,後來還認了我做弟弟。

我在她家工作,那時劉培基四、五歲,稱她媽媽,我也很錯愕,因不見她有丈夫,卻有這個兒子。後來熟絡了,她才告訴我,這是她收養的。他叫謝培基,因那時她的男友姓謝,打算嫁謝先生。她給我看過培基(那時稱他為EDDIE,他稱我為舅父)的出生證,上寫母親為白露,父親為劉啓。我也見過白露來借錢。劉啓則是一個早已不知所蹤的吸毒者。

EDDIE長得罕有地標緻,真的人見人愛,如你見過他童年,你就不難相信孟君會收養他。至於是否她親生,EDDIE很希望是,長大後也向我探問過多次,但我實在不知道,因此前我未見過孟君大肚子。

後來孟君與謝先生分手,她便為EDDIE在小學改報姓馮,變成馮培基。而這時她與一個日本見習外交官戀愛,她曾到日本他家住過,受他的父母招待,她回來對日本文化讚不絕口,這也是她後來拍「廣島二八」的張本。

這時「知識半月刊」已停辦,她的小說亦不暢銷,她的生活陷於拮据,我仍天天到她家為她處理各事,我在別處賺的稿費也有拿來幫助她。並非我「有積蓄存在她處拿不回」。

稍後,她與施先生戀愛,我對她說這人條件不錯,而她已不大有賺錢能力,且青春不再,應找個歸宿,力勸她結婚,她也聽從,便結了婚。但施先生不接受EDDIE,孟君便把他付託給我,但我也沒有家,他便寄居於粉嶺一鄉村小學,我每星期去看他,並負擔費用,那時好像是每月五十元。

到EDDIE十二歲,我帶他去領取身份証,麻煩來了,因他的小學成績表有姓謝有姓劉有姓馮,不合手續,人口登記局不肯辦理。那時居港權不及今日吃香,但到底手續不合,我大發脾氣,吵着要見局長。見了局長,他又指出各種不對。我罵他們不是人,孩子活生生在面前,總得有個身份,難道叫他消失嗎?我又不是要騙什麼好處,我講的資料是真的,雖無文件證明,但真相往往是沒有證明的。局長想想也是道理,便親自簽名批准,並依出生證書的父姓姓劉,於是EDDIE領到了香港身份証,成為劉培基。

幾年後我也要結婚了,便把劉培基交還孟君,她把他安插在鄰居一上海裁縫店當學徒。這時劉已相當大了,他自少有XXX傾向(慕雲刪除三字),交了不少此道友人,其中之一是未成名的lw君(已故)(慕雲刪除原名)。後來他認識了一個英國男子,那人把他帶到英國深造時裝,不知如何,他去時沒有向我道別,回來也沒有找我。再後期他有來找我,還為我的妻子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我們家人飲宴也有邀他參加,但因他是個XXX者(慕雲刪除三字),我又不擅辭令,不會甜言蜜語,我們與他談話格格不入,不久他便不來了,而我也與他沒有聯絡。我始終懷疑有人中傷,但不能證實。

另一方面,導演龍剛離開電影圈後做了股票經紀,孟君與他合作炒股票,憑她與丈夫(施先生在稅局已升到很高)的人脈得到消息,賺了很多錢,這就是為什麼她有錢開珠寶店。

同時孟君常來與我的妻子打牌,一打就是通宵。我因忙,見到她時也沒有怎樣與她交談。再後來她進了謝瑞麟珠寶店做公關,沒空來了。大概她看到珠寶店利潤高,也開「孟君珠寶店」,但她沒想到人家是大集團,而她祗是小店,因此生意不前。後期我與她通過電話,她說本錢已虧光,還欠下一屁股債。

數年後傳來她死於心臟病的消息。我沒聽過她患癌,我相信她是氣死的。

她一直以香港為基地,並未移民。她赴加大摡是去探望在那邊讀書的女兒施淑文。

寫完上述我頗唏噓,因為許多認識的人都死了,不知何時又輪到我?

馮嘉

新玄機二O一二年八月)

馬吉按:馮嘉給諸葛慕雲的這封信亦刊於其網誌《當時只道是尋常》二O一二年七月廿三日,題為〈我知道的孟君和劉培基兩三事(馮嘉文)──補充燕青原文〉,篇後有慕雲的按語:

慕雲註:孟君小姐是香港最早期的女作家和女出版家。劉培基先生是最有名的服裝設計家。馮嘉是香港著名的小說家,也是最早用英文寫作的香港通俗作家。這其實是一份私信,但我知道馮嘉先生不反對我將它放在我的博客上,能讓讀者更瞭解下,當時的情況。孟君小姐生前的無奈,劉先生一生的遺憾,劉培基先生在《明報》連載自傳《舉頭望明月》文筆不俗,特別是寫梅艶芳小姐的最後時光,令人淚下。往事已矣,唯有抱緊眼前人。

劉培基自傳(節錄有關孟君的部分)

劉培基(Eddie)的人生經歷充滿傳奇。他無父,有母等如無母。他只有小學五年級的學歷,卻憑自身努力、天分,被英國著名學府St. Martin’s School of Art取錄,修讀時裝設計,學成回港創業,繼而名揚國際。他擇友嚴謹,真正的朋友不多,卻都是知交。梅艷芳生前說過,最喜歡聽Eddie哥哥說故事,因為他說來生動、有畫面;從今期開始,她的Eddie哥哥在《明周》說故事,他從不公開談論的身世、感情生活,還有與摯友們不為人知的往事,一幕幕重現讀者眼前。

九年過去了,劉培基依然記得這個約定—梅艷芳離世後,過了一些日子,我邀請他在《明周》寫回憶錄,往後多次舊事重提,他也覺得未是時候。直至最近,想起今年是他踏入時裝界五十周年紀念,再次提出邀請,他終於答應下來。他在給我的便條上寫下這幾句話﹕「過去與時間同逝,感謝還是需要,留下一份眷戀,紀念曾經一起走過的人。」

在別人眼中,劉培基是成功人士:他是香港時裝界的殿堂級設計師,也是形象設計師的鼻祖;但成功以前的漂泊、辛酸,卻甚少人曉得。

跟他相交二十多年,我對他的背景自然知道一些,閒聊時,也知道什麼可以談,什麼不方便問;然而,這是他的自傳,還需要設立禁區嗎?

四月中旬,「浩大工程」開始了,我和他自困密室,第一回合努力了八個多鐘頭。

親解身世謎團

Eddie雙目緊閉,回憶兒時舊事,從備受母親疼愛的日子說起;直至八歲那年,母親把他「流放」,從此居無定所,與母親親近的機會更變得罕有。

淚水從他緊閉的眼睛流出。他從不會在人前落淚,但那天,他落淚不止一次。

他的母親是誰?他在她所寫的書的封面上看到「孟君」這名字,「我只知她姓馮,真名會否是馮孟君?」

孟君是著名作家,她的兒子卻連她的真實姓名也不知道。我跟Eddie說,網上或許有她的資料。他於是上網搜尋,得知孟君原名馮婉儀,在廣州寫了不少言情小說,來港後,創辦了《天底下》周刊;後來被導演龍剛賞識,邀她寫了《昨夜夢魂中》和《珮詩》兩個劇本。其實她也替《明周》寫過不少精采訪問稿,我沒見過她本人,卻通過多次電話。網上資料為Eddie解開了一些心中疑竇,留待自傳中再向讀者交代。

Eddie從前絕口不提他的母親,直至近年,才偶爾告訴我一些他與母親之間的故事,但總是用「那個女人」作代名詞。

「我十一歲那年,她對我說﹕『你不要再叫我媽媽了,我不是你媽媽。』那刻,我真的很震驚,不懂反應。這等於從小都相信月亮有嫦娥,但當地球人上過月球,回來卻說根本沒有嫦娥,實在太過難以置信。我經歷過太多的失落,這不是小孩子所能承受的。從那刻起,我便沒再提及這個人。十六歲以後,從沒有人問過我關於父母的事,就算有人問,我也不會回答。」關於他的父親,就算他願意回答,答案也未必準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連他的照片也沒看過。有人說我是遺腹子;也有人說我父親是國民黨軍人。」

他慨嘆﹕「我並不是孤兒,但也許比孤兒還要難受,本來擁有的,忽然間全沒有了。十歲已要養活自己。我很想提醒年輕一輩,如果有機會跟父母一起,就要珍惜,因為不是人人都能擁有這無私的愛。兒時,愛是一種需要;長大後,愛是一種感覺;但,愛其實是相欠。」

為什麼替自傳取名《舉頭望明月》?「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成玦。」他背誦出納蘭性德的詞《蝶戀花》開首幾句,並說﹕「月亮陪着我長大,不敢忘記月亮的溫柔。」

把埋藏心底深處的傷痛說了出來,會否感到釋然?「憶述時落淚,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以為傷口早已癒合,此刻把傷口再撕開,才發覺依然很痛。我以為已經放下,但那種放下原來只等如脫光衣服,外表赤裸容易,但要把心掏出來,仍是磨滅不了的難過。」

有後悔開始這「工程」嗎?「沒有。只在開始之前猶豫過一下,考慮到將會牽涉一些私隱。但此時此刻,我已經超越了這一切,我一生人從不作假,這次也不例外。感情的事反而是最坦然的,我從不會侮辱香港人的智慧,也不會掩飾什麼。年少輕狂,不懂得收放自如,七情六慾,恩怨愛恨,誰沒有經歷過?假如快樂與開心,要憑着另一個人的情緒賦予你,想想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寧願讓它成為終身失落的遺憾。」他有此感慨,是因為在感情路上受過重大的傷害。

他極愛朋友,「愛情比不上有情有義的朋友可靠。遺憾的是,我愛過的、珍惜過的朋友、情人,都比我先走一步;如今,好友已有點凋零。如果說,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那我應該死很多次。」

明報周刊二O一二年六月九日第二二七四期)

2012年3月15日 星期四

香港武俠

武俠小說無容置疑是如幻似真。上世紀五十年代新派武俠在香港興起,金庸尤其成功,但其實「查大俠」學的是芭蕾舞,幻化成武功,竟比舊派硬橋硬馬更好看。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故事,很多是塵世間的理想,或是死而後已、或是淡然歸隱、或是稱霸天下、或是逍遙自在,都是凡人窮一生也未可得到的經歷,自然引人入勝。
現實未必如意,逃進武俠世界,不僅是尋找一時的娛樂,更是借武俠小說世界的英雄理念,當一面鏡子,反省自我生活的不足。回歸多年,香港社會烏煙瘴氣,也許還是多看武俠小說,重溫人世間的情與義,追求人生那不可達到的理想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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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說的理想與現實

吳靄儀

大律師,現任立法會議員。八十年代曾任《明報》副總編輯,後為督印人,與金庸合作多年。她曾在《明報》撰寫專欄,評論金庸武俠小說,先後結集成《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四本專著。



讀:《讀書好》
吳:吳靄儀

讀: 你評論金庸作品多年,武俠的世界其實跟現代相差甚遠,為甚麼武俠小說這麼有趣呢?

吳: 首先我注意到這幾年香港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小說,沒有過去的流行。我看武俠也感到與現代世界有很大距離,大家都像是用「傳統的科幻小說」角度去看,想看歷史、傳統文學、傳奇、說書,想聽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故事。這對於離開家鄉的留學生以至一般香港人都很吸引,殖民地時代香港滲入了很多英國文化,逐漸現代化,但也想知道自己文化根源是怎樣的。中文有很多詩詞與歷史,都有文化與道德規範的內涵,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跟我們仍有關連。近年的人比較着重經濟利益,生活都有問題時,傳統價值就跟他們關心的事太遠了。

讀: 金庸改寫了三次,改動甚大,你專欄中就指韋小寶變成了「整過容的美人」,你認為哪些是好的修訂,哪些是壞的呢?

吳: 一般而言,我都不喜歡金庸的修訂。最初金庸小說是連載的,金庸忙中寫作,少不免有瑕疵,作者當然想矯正。另一個因素是金庸有時離港,叫倪匡代筆,出全集時沒理由還用人家的文字。又有說是倪匡趁金庸不在時,「解決」了幾個人物,回來發覺沒了,他當然不服氣,要還原了,哈哈!這我是理解的。但有些是他因應讀者反應而改寫的,這通常都不太好。一個作者寫作時,通常有其理念,如果為了迎合大眾要求,不想結局悲慘、不想主角娶了壞人之類,就把壞人寫得好一點,是失真了。金庸起初覺得自己只是寫消閒小說,讀者開心就可以了,但有時不應如此。我覺得改差了的,如《射鵰英雄傳》中南琴的一段,是否刪除了故事就不完整呢?不是。但寫得好的,刪了可惜。有的橋段很創新,修改後卻平凡了,《鹿鼎記》的韋小寶就是例子。當時金庸寫韋小寶這人令我很憤怒,為甚麼要破壞我們美好的期望呢?這種市井小人,沒義氣,跟過去的主角很大分別,我們讀書人很難理解,金庸就把韋小寶越改越正氣。但回想起來,原本的韋小寶是很創新的反英雄,改成平凡的好人就令人難以置信。

讀: 即是你認為作家應有一致的世界觀。

吳: 對,要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不能為了討好讀者而一改再改。有些修改像是表達他認為以前的理念不正確,他想令讀者感到自己道德較完整,這也不好。小說是求真的,感情要真實,改了就矯情。

讀:金庸的修改代表他本人改變了很多。

吳: 我認為是的。曹雪芹也不斷修改《紅樓夢》,改不是問題,為何要改才是問題。起初金庸不過是一介小作家、辦報人,逐漸有了社會地位後,他覺得自己要立個好榜樣。為此要修改,把小說變得虛偽了。

讀: 你寫過金庸的主角常有種英雄氣概,征戰一生後,要抉擇應飄然引退還是捨身取義。金庸最初有這種困境,那他成名後期是否已經為主角選好了一種出路?

吳: 你可以看《鹿鼎記》中,韋小寶的作用就像《儒林外史》的人物,諷刺政治骯髒,皇宮如妓院。但當金庸成為正統後,康熙越修改越英明神武,變成英雄,韋小寶討好權貴變成正面的事,好像他們是真正的朋友。金庸走進建制,為建制講好話,跟以前挑戰權力、為道德犧牲的氣概轉變甚大。

讀: 傳統文人追求明君,祈求管治開明,暴政不可取;但若英雄要挑戰暴政,卻是注定失敗的,還應該悲壯而死,這不是很矛盾嗎?

吳: 傳統中國人要有理想,但世界根本不理想,因此為理想犧牲很偉大,像歷史上的蘇東坡。我理解要歌頌犧牲的精神,但我接受西方教育,覺得這種社會很不健康。金庸有對權力反叛的一面,《書劍恩仇錄》中香香公主死時,就用血寫下「不可信皇帝」。除了原版《鹿鼎記》換上嬉笑怒罵的方式,金庸小說都指出權力會腐化,明知會死都為理想對抗權力,《書劍恩仇錄》陳家洛終究要對抗乾隆。你可以選擇飄然遠去,不受權力污染,但始終權力會勝利。《鹿鼎記》修改後,權力卻變成正面的事,康熙玩弄權術似是正確的,只要能拯救天下蒼生就可以了,天地會反清復明不過是笑話。可能金庸見過鄧小平後,覺得共產黨也有好的一面,沒有權力支撐,社會可能更亂,開明專制還更好。很多人以為不強硬對抗,就能在建制中發揮作用,我覺得是自欺欺人。

讀: 個人跟民族大義又如何取捨呢?

吳:郭靖在蒙古長大,但要他攻宋時他選擇守城。他不是從民族大義出發,而是為老百姓着想,深明戰亂之苦。喬峰面對的更甚,天地之大,何處容身?唯有自盡。《倚天屠龍記》張無忌對民族家國沒大興趣,只記掛幾個老婆;《笑傲江湖》又寫江湖爭霸毫無意義,不要像左冷禪這種人只想做武林盟主,其實最應追求藝術靈性交流的世界。

讀: 你又說過金庸小說雖然追求理想,但更追求人情世故、圓潤的手法。

吳: 比如《俠客行》中阿繡教過石破天一招「旁敲側擊」,比武勝出了也要扮成輸,說「大家今天不分勝負,後會有期!」為人留情面確是假話,但是善意的;《鹿鼎記》那種世故就有點過火了。

讀: 《鹿鼎記》是敗筆嗎?

吳: 不,其實是寫得最好的一本。金庸小說的人物都不是真的,像京劇一樣,只是理想型,小龍女美若天仙,喬峰是大英雄,都是為我們寫下一個典範。《鹿鼎記》是一種突破,變得寫實了,文筆活潑,十分流暢。雖然人們在現實有不滿時去看武俠小說,希望人有俠義之情,但《鹿鼎記》始終是好的創新,只是修改後太虛偽了。

讀: 那麼幻想中的理想較好看嗎?

吳: 如小龍女的女主角,一定是讀書人的夢中情人吧。黃蓉這種就不是夢中情人了,因為她太聰明了,要顧全的事太多,看得人都累了。

讀: 你時常用「倚天屠龍」作比喻,二十三條、遞補機制是屠龍刀,法律、公義是倚天劍,為甚麼呢?

吳: 政治議題比較難明白,我就想找大家熟悉的東西比喻。你說出了制衡的概念,武俠小說就是說權力與權力之間的制衡。俠士要殺昏君,一個人怎可能抗衡一個權力系統呢?就像墨子所說的俠,雖然出世卻為弱小打拼。「倚天屠龍」很形象化,有「武林至尊,寶刀屠龍;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歌訣,容易明白。

讀: 那如何避免像武俠小說一樣,為了復仇把事情黑白二分,最終做錯事呢?

吳: 復仇就像是你生下來就要負上的責任,要犧牲很多東西。復仇在現代不可行,帶出的其實是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像喬峰就唯有自殺了。金庸原本在《笑傲江湖》也想突出黑白難分,正派中有敗壞,魔教中有正義,後來寫到正派完全變成邪惡,像岳不羣;邪教卻變正派了,始終是黑白分明。

讀: 你讀過哲學跟法律,從這些角度又會怎麼看?

吳: 金庸小說就像京劇,顏色分明,不適合提出答案,但可以凸出問題。看見問題後,如何解決呢?各人要自己找答案。金庸提供了很多不同答案,郭靖決定殉城、陳家洛跟紅花會退隱、也有大團圓結局,提出標準答案的話就是教科書了。我讀的是批判哲學,看答案之間如何互相衝突,從中找自己的決定。《鹿鼎記》的答案是沒有抉擇,只走自己喜歡的路,這就最好了。

讀: 二十多年前你寫過《小寶治港》,文武全才都失敗時,不如就靠韋小寶的福氣治港吧!今天我們真的有一個像小寶的特首參選人,是否悲哀呢?

吳: 當時我意在諷世,面對九七議題,忠於中華民族還是香港價值,我們覺得嬉皮笑臉、走精面這些是不好的。但時至今日,韋小寶卻被人推崇了,民情接受了圓滑求存左右逢源,做大英雄反而是佔據道德高地講廢話。《飛狐外傳》中寧願殺子也要求清白,《射鵰英雄傳》李萍說我窮但我不貪,武俠小說更注重道德尊嚴,今天已經覺得是愚蠢了。

讀: 如果康熙是中央,天地會是泛民,那誰能做小寶呢?

吳: 相較起來,康熙更像個英雄,為天下蒼生做好事壞事,他問過,他做皇帝不好嗎?為甚麼要冥頑不靈呢?就像泛民要追求民主,有人寧願要經濟民生,不要這種英雄。《鹿鼎記》仍有其寓言價值,但出版時香港的反應,今天轉變甚大,現實不完美,理想難求。

讀: 所以現代容不下英雄。

吳: 人生不理想,但一定要有理想。武俠小說是最單純的理想,現代沒人叫你保家衞國或報仇,但你仍然可以追求仁義,可以為責任犧牲自己的安樂,可以忠於朋友。金庸小說的事並不會發生,像《趙氏孤兒》一樣,但道德情操是萬古常新。即使在古代,理想也可能是過時的,只要你自己重視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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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俠小說歷史發展

沈西城

有五十四年歷史的《武俠世界》雜誌之社長,本名葉關琦,曾留學日本,寫過多類小說。他曾接手倪匡的《原振俠》、《亞洲之鷹羅開》、《浪子高達》小說系列,亦出版過多本關於香港小說之專著。



讀: 《讀書好》

沈: 沈西城

讀: 香港武俠小說從何時開始?

沈: 早在二戰前三、四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寫武俠小說,是為南派。南派寫少林寺,講真實功夫,最時興談洪熙官、陸阿彩、五枚師太等人的故事。硬橋硬馬,招式有根有據。出名的作家有我是山人、我佛山人、幽草等。1954年,太極拳吳公儀與白鶴拳陳克夫兩派罵戰,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的父親何賢邀請他們在澳門決鬥。其實吳陳兩人輩分不同,比武根本不合規格,但社會議論紛紛,《新晚報》的金堯如於是提議連載武俠小說,由羅孚推行。羅孚找到了梁羽生,只因梁很喜歡下象棋,似乎國學基礎好,感覺可以勝任。其實梁從沒寫過,又不懂功夫,不過很快就寫出大受歡迎的《龍虎鬥京華》。後來梁忙於稿約,又找了《大公報》的查良鏞,他基於少時在浙江海寧聽聞「乾隆是漢人所生」的傳說,寫出《書劍恩仇錄》。「新武俠」從此起,武功都是作出來的。

讀: 梁金兩人就帶領了香港武俠小說進入新時代。

沈: 對。無可否認金庸小說的內容實在比舊武俠豐富,後者被時代淘汰很正常。有人問過,金庸跟梁羽生誰更好呢?事實確是金庸較好,他的橋段好,擅長寫情,文字又好。倪匡說他空前絕後,空前很對,是否絕後呢?以前我不敢說,今天回想,果真如是。香港武俠小說成功創一派別的,唯有金庸。要判斷一個小說家是否成功,標準很簡單,大眾能講出角色的名字就是了。要形容人傻子就是郭靖、拍馬屁就是韋小寶,浪子就是令狐沖,深入民心,就如魯迅創作的阿Q。梁羽生的作品雖成一格,但實在不入大眾。

讀: 武俠小說崛起也跟報業有關。

沈: 當時報章最注重副刊,新聞次之,刊登武俠小說能賣紙,需要大量寫手。共產黨上台,大量古文了得的文人來港,就擔當這個重任。

讀: 你當年替羅斌工作,有指他不願輸給金庸,故出版《武俠世界》鬥他的《武俠與歷史》。很多人都有出力推廣武俠小說,坊間多歸功於金庸是否不太公道?

沈: 那時金庸出版《武俠與歷史》、《姊妹》雜誌出版《武俠春秋》(已先後停刊)、羅斌於是出版《武俠世界》。羅斌找來臥龍生,化名金童,刻意挑戰金庸,寫出《仙鶴神針》,更拍成電影,風行一時。雖然如此,始終金庸還是無可代替。

讀: 五、六十年代還沒有「香港人」意識,那時的作品都還是繼承傳統中國文化的特色嗎?

沈: 特色有三個,找寶藏、找秘笈、復仇,武俠小說公式一向如此。

讀: 多寫人情關係,歷險追逐功名利祿。

沈: 那個年代的文人不懂武功,依靠幻想寫作,作家有自己背景,就有獨特的世界觀。有些作家是傳統的文人,功名心很重,自己少年時達不到的政治野心,就放在小說中,由主角代替自己追尋。作家自己看重學歷輩分,寫出來的人物也是這樣。

讀: 到了七、八十年代,冒起的武俠小說作家有古龍、司馬翎、東方白、西門丁等,但為甚麼只有古龍有大成就呢?

沈: 其實連金庸都認為司馬翎寫得很好,比臥龍生、諸葛青雲更好,但不知何故,名氣就是不太響,所以即使是天才又勤力,寫作始終要講運氣。古龍本來風格跟隨金庸,後來滲入日本時代小說的特色,參考如柴田鍊三郎等人的手法,場面氣氛蒼涼幽怨,混合推理跟哲理對白,才成另一門派。

讀: 跟電視台開始拍攝金庸武俠電視劇,減少小說的影響力有關嗎?

沈: 對,五、六十年代的客觀條件造就了少數作家成名,有中國文化底子的人多,娛樂又少,可說是「成也金庸,敗也金庸」。他寫得太好,成名以後,後來者就難以比上,有如現在人稱「女金庸」的鄭丰,突破不出模仿框框。

讀: 九十年代,溫瑞安跟黃易兩位作家闖出名堂,又是為甚麼?

沈: 溫瑞安寫出《四大名捕》,寫作能力很高;黃易的文字我有保留,但玄幻橋段不錯。溫是馬來西亞人,本已在台灣有點名氣,到香港後更盛,其後紅到大陸。金庸指出過新一代就靠溫瑞安,時勢配合就成功了。

讀: 作家背景這麼複雜,除了金庸和黃易外,究竟現在有誰是代表香港特色的武俠作家?

沈: 喬靖夫跟周顯就是了。喬靖夫自己學功夫,有獨特手法,《武道狂之詩》寫了這麼多集,其努力值得欣賞。周顯水平很高,如果用心寫下去,必有大成就。他用了很多新式的手法,穿梭古代現代。寫科幻的譚劍好像也有想過寫,不過他寫作有點太認真求證,武俠小說難免要浪漫一點。

讀: 周顯正職是報章的主筆,又會炒股票,鄭丰過往任職投資銀行,今天的武俠小說作家都是兼職寫作,這是大趨勢嗎?

沈: 不可能有專業作家了,報章都不願意登小說,餬口也難,作家一定要有正職。以上數人,兼職寫作,三、四十歲有此成就,算是很好了。他們有的在網上先成名了,才回到傳統媒體出版。當然每個出色作家都有天分,人通常是自負的,如果能看清自己缺點,還是堅定寫小說,一定有機會,前途無限。

讀: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舊武俠」社會背景是國民政府腐敗,武俠小說作家多寫魔幻,突破社會固有框框;五、六十年代是娛樂太少;今天的「新新武俠」作家興起,又有甚麼社會背景?

沈: 回歸後,香港人對政治不滿、對曾蔭權不滿、對中央不滿,平凡人自覺無力,又不能像黃毓民「掟蕉」,看武俠小說就能幻想做英雄,發洩怨氣。西方有俠盜羅賓漢,中國就靠武俠。中國人奴性很重,不敢作反,不敢推翻專制霸權,唯有投進虛幻世界,平衡心理了。

讀: 葉洪生、林保淳合著了《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為甚麼沒有人做《香港武俠小說發展史》?

沈: 香港人的文化氣息不夠,功利主義,沒人做吃力不討好的事。倪匡想過寫,但一來搜集資料需時甚久,二來沒有人願意資助,難以出版。台灣出版商即使不確定有商業價值,都願意資助,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卻如雞肋。香港人現實,台灣人卻有些「書呆子」,住到花蓮深山,飲溪水,種蔬菜,生活如武俠,就會花心力編修歷史。台灣有文化有民主,出版業自然願意承擔。

讀: 《武俠世界》五十四周年了,可說是香港武俠小說的寶庫,整理放上互聯網不也能反映香港武俠小說發展史嗎?

沈: 可惜我們都沒有齊全記錄,火災燒掉了部分舊雜誌。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文大學的盧瑋鑾教授(小思),為香港文學貢獻良多。但有多少個有心有力的小思,又有大學支持呢?只能期望某日有熱心讀者承擔起來了。



《讀書好》二0一二年三月第五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