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未必如意，逃進武俠世界，不僅是尋找一時的娛樂，更是借武俠小說世界的英雄理念，當一面鏡子，反省自我生活的不足。回歸多年，香港社會烏煙瘴氣，也許還是多看武俠小說，重溫人世間的情與義，追求人生那不可達到的理想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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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說的理想與現實
吳靄儀
大律師，現任立法會議員。八十年代曾任《明報》副總編輯，後為督印人，與金庸合作多年。她曾在《明報》撰寫專欄，評論金庸武俠小說，先後結集成《金庸小說的女子》、《金庸小說的男子》、《金庸小說的情》、《金庸小說看人生》四本專著。
讀：《讀書好》
吳：吳靄儀
讀： 你評論金庸作品多年，武俠的世界其實跟現代相差甚遠，為甚麼武俠小說這麼有趣呢？
吳： 首先我注意到這幾年香港武俠小說，特別是金庸小說，沒有過去的流行。我看武俠也感到與現代世界有很大距離，大家都像是用「傳統的科幻小說」角度去看，想看歷史、傳統文學、傳奇、說書，想聽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故事。這對於離開家鄉的留學生以至一般香港人都很吸引，殖民地時代香港滲入了很多英國文化，逐漸現代化，但也想知道自己文化根源是怎樣的。中文有很多詩詞與歷史，都有文化與道德規範的內涵，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跟我們仍有關連。近年的人比較着重經濟利益，生活都有問題時，傳統價值就跟他們關心的事太遠了。
讀： 金庸改寫了三次，改動甚大，你專欄中就指韋小寶變成了「整過容的美人」，你認為哪些是好的修訂，哪些是壞的呢？
吳： 一般而言，我都不喜歡金庸的修訂。最初金庸小說是連載的，金庸忙中寫作，少不免有瑕疵，作者當然想矯正。另一個因素是金庸有時離港，叫倪匡代筆，出全集時沒理由還用人家的文字。又有說是倪匡趁金庸不在時，「解決」了幾個人物，回來發覺沒了，他當然不服氣，要還原了，哈哈！這我是理解的。但有些是他因應讀者反應而改寫的，這通常都不太好。一個作者寫作時，通常有其理念，如果為了迎合大眾要求，不想結局悲慘、不想主角娶了壞人之類，就把壞人寫得好一點，是失真了。金庸起初覺得自己只是寫消閒小說，讀者開心就可以了，但有時不應如此。我覺得改差了的，如《射鵰英雄傳》中南琴的一段，是否刪除了故事就不完整呢？不是。但寫得好的，刪了可惜。有的橋段很創新，修改後卻平凡了，《鹿鼎記》的韋小寶就是例子。當時金庸寫韋小寶這人令我很憤怒，為甚麼要破壞我們美好的期望呢？這種市井小人，沒義氣，跟過去的主角很大分別，我們讀書人很難理解，金庸就把韋小寶越改越正氣。但回想起來，原本的韋小寶是很創新的反英雄，改成平凡的好人就令人難以置信。
讀： 即是你認為作家應有一致的世界觀。
吳： 對，要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不能為了討好讀者而一改再改。有些修改像是表達他認為以前的理念不正確，他想令讀者感到自己道德較完整，這也不好。小說是求真的，感情要真實，改了就矯情。
讀：金庸的修改代表他本人改變了很多。
吳： 我認為是的。曹雪芹也不斷修改《紅樓夢》，改不是問題，為何要改才是問題。起初金庸不過是一介小作家、辦報人，逐漸有了社會地位後，他覺得自己要立個好榜樣。為此要修改，把小說變得虛偽了。
讀： 你寫過金庸的主角常有種英雄氣概，征戰一生後，要抉擇應飄然引退還是捨身取義。金庸最初有這種困境，那他成名後期是否已經為主角選好了一種出路？
吳： 你可以看《鹿鼎記》中，韋小寶的作用就像《儒林外史》的人物，諷刺政治骯髒，皇宮如妓院。但當金庸成為正統後，康熙越修改越英明神武，變成英雄，韋小寶討好權貴變成正面的事，好像他們是真正的朋友。金庸走進建制，為建制講好話，跟以前挑戰權力、為道德犧牲的氣概轉變甚大。
讀： 傳統文人追求明君，祈求管治開明，暴政不可取；但若英雄要挑戰暴政，卻是注定失敗的，還應該悲壯而死，這不是很矛盾嗎？
吳： 傳統中國人要有理想，但世界根本不理想，因此為理想犧牲很偉大，像歷史上的蘇東坡。我理解要歌頌犧牲的精神，但我接受西方教育，覺得這種社會很不健康。金庸有對權力反叛的一面，《書劍恩仇錄》中香香公主死時，就用血寫下「不可信皇帝」。除了原版《鹿鼎記》換上嬉笑怒罵的方式，金庸小說都指出權力會腐化，明知會死都為理想對抗權力，《書劍恩仇錄》陳家洛終究要對抗乾隆。你可以選擇飄然遠去，不受權力污染，但始終權力會勝利。《鹿鼎記》修改後，權力卻變成正面的事，康熙玩弄權術似是正確的，只要能拯救天下蒼生就可以了，天地會反清復明不過是笑話。可能金庸見過鄧小平後，覺得共產黨也有好的一面，沒有權力支撐，社會可能更亂，開明專制還更好。很多人以為不強硬對抗，就能在建制中發揮作用，我覺得是自欺欺人。
讀： 個人跟民族大義又如何取捨呢？
吳：郭靖在蒙古長大，但要他攻宋時他選擇守城。他不是從民族大義出發，而是為老百姓着想，深明戰亂之苦。喬峰面對的更甚，天地之大，何處容身？唯有自盡。《倚天屠龍記》張無忌對民族家國沒大興趣，只記掛幾個老婆；《笑傲江湖》又寫江湖爭霸毫無意義，不要像左冷禪這種人只想做武林盟主，其實最應追求藝術靈性交流的世界。
讀： 你又說過金庸小說雖然追求理想，但更追求人情世故、圓潤的手法。
吳： 比如《俠客行》中阿繡教過石破天一招「旁敲側擊」，比武勝出了也要扮成輸，說「大家今天不分勝負，後會有期！」為人留情面確是假話，但是善意的；《鹿鼎記》那種世故就有點過火了。
讀： 《鹿鼎記》是敗筆嗎？
吳： 不，其實是寫得最好的一本。金庸小說的人物都不是真的，像京劇一樣，只是理想型，小龍女美若天仙，喬峰是大英雄，都是為我們寫下一個典範。《鹿鼎記》是一種突破，變得寫實了，文筆活潑，十分流暢。雖然人們在現實有不滿時去看武俠小說，希望人有俠義之情，但《鹿鼎記》始終是好的創新，只是修改後太虛偽了。
讀： 那麼幻想中的理想較好看嗎？
吳： 如小龍女的女主角，一定是讀書人的夢中情人吧。黃蓉這種就不是夢中情人了，因為她太聰明了，要顧全的事太多，看得人都累了。
讀： 你時常用「倚天屠龍」作比喻，二十三條、遞補機制是屠龍刀，法律、公義是倚天劍，為甚麼呢？
吳： 政治議題比較難明白，我就想找大家熟悉的東西比喻。你說出了制衡的概念，武俠小說就是說權力與權力之間的制衡。俠士要殺昏君，一個人怎可能抗衡一個權力系統呢？就像墨子所說的俠，雖然出世卻為弱小打拼。「倚天屠龍」很形象化，有「武林至尊，寶刀屠龍；倚天不出，誰與爭鋒」的歌訣，容易明白。
讀： 那如何避免像武俠小說一樣，為了復仇把事情黑白二分，最終做錯事呢？
吳： 復仇就像是你生下來就要負上的責任，要犧牲很多東西。復仇在現代不可行，帶出的其實是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像喬峰就唯有自殺了。金庸原本在《笑傲江湖》也想突出黑白難分，正派中有敗壞，魔教中有正義，後來寫到正派完全變成邪惡，像岳不羣；邪教卻變正派了，始終是黑白分明。
讀： 你讀過哲學跟法律，從這些角度又會怎麼看？
吳： 金庸小說就像京劇，顏色分明，不適合提出答案，但可以凸出問題。看見問題後，如何解決呢？各人要自己找答案。金庸提供了很多不同答案，郭靖決定殉城、陳家洛跟紅花會退隱、也有大團圓結局，提出標準答案的話就是教科書了。我讀的是批判哲學，看答案之間如何互相衝突，從中找自己的決定。《鹿鼎記》的答案是沒有抉擇，只走自己喜歡的路，這就最好了。
讀： 二十多年前你寫過《小寶治港》，文武全才都失敗時，不如就靠韋小寶的福氣治港吧！今天我們真的有一個像小寶的特首參選人，是否悲哀呢？
吳： 當時我意在諷世，面對九七議題，忠於中華民族還是香港價值，我們覺得嬉皮笑臉、走精面這些是不好的。但時至今日，韋小寶卻被人推崇了，民情接受了圓滑求存左右逢源，做大英雄反而是佔據道德高地講廢話。《飛狐外傳》中寧願殺子也要求清白，《射鵰英雄傳》李萍說我窮但我不貪，武俠小說更注重道德尊嚴，今天已經覺得是愚蠢了。
讀： 如果康熙是中央，天地會是泛民，那誰能做小寶呢？
吳： 相較起來，康熙更像個英雄，為天下蒼生做好事壞事，他問過，他做皇帝不好嗎？為甚麼要冥頑不靈呢？就像泛民要追求民主，有人寧願要經濟民生，不要這種英雄。《鹿鼎記》仍有其寓言價值，但出版時香港的反應，今天轉變甚大，現實不完美，理想難求。
讀： 所以現代容不下英雄。
吳： 人生不理想，但一定要有理想。武俠小說是最單純的理想，現代沒人叫你保家衞國或報仇，但你仍然可以追求仁義，可以為責任犧牲自己的安樂，可以忠於朋友。金庸小說的事並不會發生，像《趙氏孤兒》一樣，但道德情操是萬古常新。即使在古代，理想也可能是過時的，只要你自己重視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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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武俠小說歷史發展
沈西城
有五十四年歷史的《武俠世界》雜誌之社長，本名葉關琦，曾留學日本，寫過多類小說。他曾接手倪匡的《原振俠》、《亞洲之鷹羅開》、《浪子高達》小說系列，亦出版過多本關於香港小說之專著。
讀： 《讀書好》
沈： 沈西城
讀： 香港武俠小說從何時開始？
沈： 早在二戰前三、四十年代，香港已經有人寫武俠小說，是為南派。南派寫少林寺，講真實功夫，最時興談洪熙官、陸阿彩、五枚師太等人的故事。硬橋硬馬，招式有根有據。出名的作家有我是山人、我佛山人、幽草等。1954年，太極拳吳公儀與白鶴拳陳克夫兩派罵戰，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的父親何賢邀請他們在澳門決鬥。其實吳陳兩人輩分不同，比武根本不合規格，但社會議論紛紛，《新晚報》的金堯如於是提議連載武俠小說，由羅孚推行。羅孚找到了梁羽生，只因梁很喜歡下象棋，似乎國學基礎好，感覺可以勝任。其實梁從沒寫過，又不懂功夫，不過很快就寫出大受歡迎的《龍虎鬥京華》。後來梁忙於稿約，又找了《大公報》的查良鏞，他基於少時在浙江海寧聽聞「乾隆是漢人所生」的傳說，寫出《書劍恩仇錄》。「新武俠」從此起，武功都是作出來的。
讀： 梁金兩人就帶領了香港武俠小說進入新時代。
沈： 對。無可否認金庸小說的內容實在比舊武俠豐富，後者被時代淘汰很正常。有人問過，金庸跟梁羽生誰更好呢？事實確是金庸較好，他的橋段好，擅長寫情，文字又好。倪匡說他空前絕後，空前很對，是否絕後呢？以前我不敢說，今天回想，果真如是。香港武俠小說成功創一派別的，唯有金庸。要判斷一個小說家是否成功，標準很簡單，大眾能講出角色的名字就是了。要形容人傻子就是郭靖、拍馬屁就是韋小寶，浪子就是令狐沖，深入民心，就如魯迅創作的阿Q。梁羽生的作品雖成一格，但實在不入大眾。
讀： 武俠小說崛起也跟報業有關。
沈： 當時報章最注重副刊，新聞次之，刊登武俠小說能賣紙，需要大量寫手。共產黨上台，大量古文了得的文人來港，就擔當這個重任。
讀： 你當年替羅斌工作，有指他不願輸給金庸，故出版《武俠世界》鬥他的《武俠與歷史》。很多人都有出力推廣武俠小說，坊間多歸功於金庸是否不太公道？
沈： 那時金庸出版《武俠與歷史》、《姊妹》雜誌出版《武俠春秋》（已先後停刊）、羅斌於是出版《武俠世界》。羅斌找來臥龍生，化名金童，刻意挑戰金庸，寫出《仙鶴神針》，更拍成電影，風行一時。雖然如此，始終金庸還是無可代替。
讀： 五、六十年代還沒有「香港人」意識，那時的作品都還是繼承傳統中國文化的特色嗎？
沈： 特色有三個，找寶藏、找秘笈、復仇，武俠小說公式一向如此。
讀： 多寫人情關係，歷險追逐功名利祿。
沈： 那個年代的文人不懂武功，依靠幻想寫作，作家有自己背景，就有獨特的世界觀。有些作家是傳統的文人，功名心很重，自己少年時達不到的政治野心，就放在小說中，由主角代替自己追尋。作家自己看重學歷輩分，寫出來的人物也是這樣。
讀： 到了七、八十年代，冒起的武俠小說作家有古龍、司馬翎、東方白、西門丁等，但為甚麼只有古龍有大成就呢？
沈： 其實連金庸都認為司馬翎寫得很好，比臥龍生、諸葛青雲更好，但不知何故，名氣就是不太響，所以即使是天才又勤力，寫作始終要講運氣。古龍本來風格跟隨金庸，後來滲入日本時代小說的特色，參考如柴田鍊三郎等人的手法，場面氣氛蒼涼幽怨，混合推理跟哲理對白，才成另一門派。
讀： 跟電視台開始拍攝金庸武俠電視劇，減少小說的影響力有關嗎？
沈： 對，五、六十年代的客觀條件造就了少數作家成名，有中國文化底子的人多，娛樂又少，可說是「成也金庸，敗也金庸」。他寫得太好，成名以後，後來者就難以比上，有如現在人稱「女金庸」的鄭丰，突破不出模仿框框。
讀： 九十年代，溫瑞安跟黃易兩位作家闖出名堂，又是為甚麼？
沈： 溫瑞安寫出《四大名捕》，寫作能力很高；黃易的文字我有保留，但玄幻橋段不錯。溫是馬來西亞人，本已在台灣有點名氣，到香港後更盛，其後紅到大陸。金庸指出過新一代就靠溫瑞安，時勢配合就成功了。
讀： 作家背景這麼複雜，除了金庸和黃易外，究竟現在有誰是代表香港特色的武俠作家？
沈： 喬靖夫跟周顯就是了。喬靖夫自己學功夫，有獨特手法，《武道狂之詩》寫了這麼多集，其努力值得欣賞。周顯水平很高，如果用心寫下去，必有大成就。他用了很多新式的手法，穿梭古代現代。寫科幻的譚劍好像也有想過寫，不過他寫作有點太認真求證，武俠小說難免要浪漫一點。
讀： 周顯正職是報章的主筆，又會炒股票，鄭丰過往任職投資銀行，今天的武俠小說作家都是兼職寫作，這是大趨勢嗎？
沈： 不可能有專業作家了，報章都不願意登小說，餬口也難，作家一定要有正職。以上數人，兼職寫作，三、四十歲有此成就，算是很好了。他們有的在網上先成名了，才回到傳統媒體出版。當然每個出色作家都有天分，人通常是自負的，如果能看清自己缺點，還是堅定寫小說，一定有機會，前途無限。
讀：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舊武俠」社會背景是國民政府腐敗，武俠小說作家多寫魔幻，突破社會固有框框；五、六十年代是娛樂太少；今天的「新新武俠」作家興起，又有甚麼社會背景？
沈： 回歸後，香港人對政治不滿、對曾蔭權不滿、對中央不滿，平凡人自覺無力，又不能像黃毓民「掟蕉」，看武俠小說就能幻想做英雄，發洩怨氣。西方有俠盜羅賓漢，中國就靠武俠。中國人奴性很重，不敢作反，不敢推翻專制霸權，唯有投進虛幻世界，平衡心理了。
讀： 葉洪生、林保淳合著了《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為甚麼沒有人做《香港武俠小說發展史》？
沈： 香港人的文化氣息不夠，功利主義，沒人做吃力不討好的事。倪匡想過寫，但一來搜集資料需時甚久，二來沒有人願意資助，難以出版。台灣出版商即使不確定有商業價值，都願意資助，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卻如雞肋。香港人現實，台灣人卻有些「書呆子」，住到花蓮深山，飲溪水，種蔬菜，生活如武俠，就會花心力編修歷史。台灣有文化有民主，出版業自然願意承擔。
讀： 《武俠世界》五十四周年了，可說是香港武俠小說的寶庫，整理放上互聯網不也能反映香港武俠小說發展史嗎？
沈： 可惜我們都沒有齊全記錄，火災燒掉了部分舊雜誌。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文大學的盧瑋鑾教授（小思），為香港文學貢獻良多。但有多少個有心有力的小思，又有大學支持呢？只能期望某日有熱心讀者承擔起來了。
（《讀書好》二０一二年三月第五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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