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胡菊人

前輩胡菊人先生離開了。

記憶之中，胡菊人先生非常樂意提攜後輩。我很記得一件小事，當年兩大學生會合辦「青年文學獎」徵文比賽，胡先生多次擔任評判，那是非常吃力的義務工作 。1982年夏天，第九屆「青年文學獎」舉行頒獎典禮，胡先生親身蒞臨，我以籌委會主席身份坐在他身邊。我對他說：得獎作品編成文集，要等一年半載才能面世，太久了；如果部份作品可率先在報刊上刊登，早日發表，對作者是很大的鼓舞。胡先生很同意，馬上答應把他很喜歡而又篇幅適中的一個得獎短篇小說，刊登在他主編的《百姓》半月刊上 。這只是他做過的很多大事之中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很能反映出他編《中國學生周報》、《明報月刊》以來那份關心文化、關心家國、關心年輕人的情懷 。

感謝胡先生！願胡先生安息 。

2025.9.10

（Ip Kin Yuen 葉建源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胡菊人（英語：Hu Chu Jen，1933年10月12日—2025年9月3日），原名胡秉文，廣東順德人，香港報人、專欄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之一。

胡菊人早年於廣東成長，初中三年級尚未畢業便隨親戚到香港生活，於聖類斯中學當校役和教堂雜役，後在1961年畢業於珠海學院英語系，曾向琴家、藝術教育家蔡德允學習古琴。[3]先後任《大學生活》社長及主編、《中國學生周報》社長。

1968年開始擔任《明報月刊》的主編，前後歷經十三年，月薪是4,700元，1981年離開《明報月刊》，加入傅朝樞創立的《中報》。臨行前，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樓設宴歡送，贈「黃金勞力士」。1981年6月1日創辦《百姓》半月刊。1996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此前他於1985年至1990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2025年9月3日在睡夢中離世。

（《明月》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毛孟靜：悼胡菊人先生

一生中，總有貴人扶持。我有胡菊人先生。投入記者行業，原擬放棄中文寫作，是胡先生來電我其時工作的英文報館說：你要替<百姓>寫稿。受寵若驚之餘，就寫了這一篇封面故事。之後一直「踩」上門，把手寫稿交稿 （未有傳真、遑論電腦）。

胡先生曾在他當年的明報專欄，寫過一篇標題「毛孟靜的中文」。當年霎時看到個心真係離一離，但原來他讚我呢，他說我的中文活潑，「因為有英文味道」。

胡先生予我的鼓勵提攜，真不足為外人道。有好些交往間的小故事，也曾訪問這名我認為是香港最具真正文人氣質的知識分子，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悉他離世，感觸良多，一直深信他對香港文化的厚重貢獻。胡先生安息。

（Claudia Mo/毛孟靜臉書專頁2025年9月10日）

附 1992 年訪胡菊人 先生—文。他好些話，尤其比較個人的，都沒有寫進去。他叮囑要尤其顧及別人不必要的負面感受，不好寫。

明窗出版社1993

（Claudia Mo/毛孟靜臉書專頁2025年9月11日）

顏純鈎：風骨錚錚，丰神靄靄，一生淡泊，功在文化──懷念香港文化先行者胡菊人先生

2025年9月3日晚11時20分，香港文化界前輩胡菊人先生在溫哥華家中，於睡夢中安詳離世。消息傳來內心哀痛，心頭起伏久久不能平靜，又一位香港文化奠基者離開人世，而香港早已經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

人與人相處講緣份，不知為什麼，我在香港生活四十年，與菊人先生的接觸卻非常有限。我平日雖不樂衷於交際，但在我有限的活動圈子裡，也極少見到菊人先生，可見他也視應酬為畏途。戴天先生與菊人先生同輩，戴天詩酒風流，朋友遍香江，菊人先生卻謙恭自牧，淡泊明志，與文化江湖保持距離。

我與菊人先生雖然很少交集，但有幾件小事仍值得一記。第一是我初到香港，滿身心文革殘留意識，因為喜歡文學，如饑似渴找書來看。當時看到菊人先生一本《小說技巧》，等於在自己心頭，開啟了第一扇面對現代小說的窗，關於意識流和象徵手法等等的現代小說基本知識，都是從這本書中得到啟蒙。

後來我嘗試寫小說，有這本書傳授的基本技巧打底，才有機會慢慢摸到入門門徑。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已經不知有這本書了，但當年對一眾文學青年，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學啟蒙讀本。

我摸索了幾年，後來參加第八屆青年文學獎比賽，得到小說高級組冠軍，當時的評判是台灣的陳映真，香港的胡菊人和黃思騁，這大概是菊人先生第一次知道我。

多年後，我和菊人先生同時在香港聯合報副刊版寫專欄，有一年大陸詩人顧城在新西蘭殺死妻子後自殺，我曾寫一篇短文，說顧城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極端的唯美主義者，又是極端的自戀狂，過後菊人先生也撰一短文，認同我的看法，但卻說我是「青年作家」。這也證明菊人先生與香港文化界中人，一直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

1996年我移民溫哥華，菊人先生一家已先我來這裡多年，有幾次我們在加華作協的聚會上同席，因為人多也沒什麼交談。有一次我與太太到他家裡拜訪，那時他一隻腳剛做過手術，另一隻腳也在排期做手術，行動已不太方便，此外談了些彼此近況。只記得他說話永遠面帶微笑，不徐不疾，言簡意賅，他從不會像戴天那樣，說什麼都眉飛色舞，興致勃勃。

我和菊人先生的交集僅限於此，但我一直都追隨他的文化足跡。我到香港後，菊人先生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已經停刊，他在主編《明報月刊》，《明報月刊》是我初到貴境後的精神食糧。後來他離開明報，主編《中報》，我也追隨他，他離開《中報》後創辦《百姓》雙周刊，我也一直是他的讀者。

胡菊人先生是香港當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他與他們那一輩的少數精英，在港英的文化重圍中，打造出香港本土文化的基石，他是開山劈石的人，他對香港文化的貢獻被嚴重低估。往後，香港幾間大學的中文系，應該有人對胡先生一生的工作業績和社會影響作深入研究，那也是香港文化的寶貴財富。

菊人先生主編《中國學生周報》，培養起西西﹑也斯﹑小思﹑蔡炎培﹑崑南等香港文學中堅人物，而西西他們這一輩，又培養起更多文學後輩，接火炬一樣一代傳一代。菊人先生主編《明報月刊》，對上世紀七十年代南來的新移民，有文化上啟蒙的作用，這個刊物宣揚的政治理念﹑文化理想，成為八十年代以至九七前後香港文化高峰期的社會文化基礎。後來他主編《中報》，因與老闆傅朝樞在政治理念上分歧，他也當機立斷離開中報，創辦《百姓》雙周刊。他一直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語）。

歴史學家余英時說過，他對政治只保持一種「遙遠的興趣」，我想胡菊人先生遵奉的也是同樣的處世原則。先生一生月旦國是，鞭撻時政，但他從不參與實際的政治。他很難得地保持一種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不被現實政治左右，也不被政治操作異化。正因如此，他一生清正，恰是香港文化界光怪陸離的世界中一股清流，即使退休後來加拿大，他也潔身自愛，對政治有看法，但沒有興趣。

文化人涉足現實政治，總以為能改變政治，其實最終都是自己被政治改變了，他們陷入政治泥沼中而不能自拔，更甚的，有的直接就墮落成政客，成為自己本來討厭的人。

很多年前，胡菊人先生自明報退休，當時江湖傳聞，說金庸送他一隻名表，但外傳菊人先生在明報月刊的薪酬相當低，以他的資歴收取如此低的報酬，很多文化界朋友都替他不值。但在我看來，菊人先生看重的不是收入，而是明報月刊那個文化陣地，他要利用那個平台來踐行自己的文化理想，因此就把他的低收入，視為他為實現自己文化理想需要付出的代價。

人各有志，後來金庸因鄧小平接見，說了一些好話，就受寵若驚，跳入政治江湖中，結果被中共利用，又不能認同中共的理念，搞得相當「冇癮」。從這一點看來，金庸雖然寫武俠小說，對歴史與民情瞭然於心，但對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卻遠不及胡菊人先生的清醒與固執。

香港文化已經淪落，今後有沒有重生的希望，也端看香港人如何爭取了。不管如何，胡菊人先生一生默默耕耘，不問回報，但他辛苦一生留下的文化遺產，卻值得我們好好珍惜。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5年9月11日）

何福仁：悼胡

「因為每期都看《明報月刊》，覺得那是當時最好的雜誌，而主編胡菊人是我尊敬的長輩，我偶然也投稿新詩、小品文。如今想來，一定是生澀的東西，但胡先生一直刊用，他離開明月後主編《中報月刊》(1980) ，創刊時居然也發了我一首詩。」這是我在《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再版時(此書初版2015年，翌年即再版，得了個香港書獎。這是什麼獎，我已經不大了了)，編者舒非要我再寫一文，談談自己的寫作歷程，我就寫了〈我的寫作，再版序〉。文章並不短，其中提到胡菊人，可就寥寥上述幾句而已。我應該寫多些。文中我還提到齊桓、徐速、余光中等人。

胡是長輩，在當年是文化巨星，其人正氣，也見骨氣，我曾以為五四知識分子就應該是這樣子的。其實這在任何時期，都並非必然。已不記得怎樣認識他了，一次是他在家中招待白先勇，也找來好些文青，我是其中一個；好像是他新婚不久。我一直是他的讀者，從《明報月刊》，到《星島晚報》、《明報》，當然還知道他曾是《中國學生周報》最年輕的社長。最有印象的一次是，我在《星島日報》指責司馬長風在專欄上寫的文學史太粗疏，又搞不清卡夫卡的問題，──什麼問題，已鴨背過水，只記得替《星島》畫版頭的阿蔡一邊畫另一邊說我某些用詞過了火；真是年少氣盛，得勢不饒。胡和司馬(秋貞理)的關係很深，可胡先生並不因此怪責我，半句也沒有，他籌備《中報》時，還給我一張字條，歡迎我寫些什麼。一般人只記得他辦過《百姓半月刊》，其實之前是《中報月刊》、《中報》。

時代就這樣過去，是我們的長輩，一併把它帶走了。

（Fuk Yan Ho臉書2025年9月12日）

陳廷清悼胡菊人

個多星期前看到胡菊人先生的訃聞，加拿大的吴仕健還附上淮遠剛寫的詩，之後這幾天間斷地想起胡先生。

遇上胡先生是1970年參加了創建學會在譚公道開辦的文學班，他與戴天是導師，那個時期是我的啟蒙期，認識了不少導師和朋友。

那時候我開始自學玩攝影，胡先生是明報月刊總編輯，有日他叫我去影畫作為月刋封面用，有點受寵若驚，他約我晚上去上環一座舊樓地舖，樓底甚高，內𥚃有木柱橫樑，樓主用「丫义」把卷軸畫勾掛上橫樑，他倆坐着談畫，我就在拍攝，當時我只有簡陋器材，沒有燈光設備，就算有亦不懂好好打燈，以現場環境加攝光燈拍攝功筆畫的𠎀作，膽粗粗去完成任務。後來才了解那處就是收藏家劉作籌的原型虛白齋。

文學班時期胡先生與黃子程同住太子道的愛華居，大食會聚會我去過一次，記得那次胡先生親自蒸魚，用夾夾碟上枱時，出了狀况整碟魚掉落地上，他只噢了一聲，淡然置之，清理干淨後再上抬，這個印象依然深刻停留在我的腦海。胡先生文靜淡笑的模樣，抽着烟語調温文，為我這一輩文青的偶像。

90年代初我做「太空人」，首次落腳溫哥華，揸車去唐人街竟然遇見莊慶生，創建文學班的同學，當年我們幾個經常與戴天宵夜飲酒。那幾年每年都飛温哥華四次，有好幾次由他去約劉美美同胡先生食飯聚舊。後來劉美美說胡先生不善於行，甚少外出就再未有飯聚。

莊慶生走了，胡先生走了。而我，至少有十五年沒有去溫哥華了。

20250921

（Chan Ting Ching臉書2025年9月21日）

張灼祥：文青歲月的〈廣陵散〉、曇花與舊時人

十年前路過溫哥華，我卻沒有想去探望胡菊人先生，我知道胡先生自香港隱退，定居溫哥華、再沒有與早年認識的文化人有什麼來往了，一如好幾位移居加拿大的前輩詩人，我們的交情（要是真的有的話）止於香港、台灣。他們移居海外，是想過另一種生活了，即使來到他們定居之處，我又怎麼好意思登門造訪呢？

胡菊人

胡先生在香港當「青年導師」的日子，我有幸聽過他用古琴彈奏〈廣陵散〉。又在詩人李國威的私人婚禮派對上，聽他談及「夫妻相處」之道。一對新人留心聆聽胡先生訓話，聽着聴着，男的一直默不作聲，女的卻是先哭了起來：「婚姻之路，並不好走」啊。

李國威寫《曇花》這首詩時該已經結婚了？那天晚上，我們到他位於新界屯門的居所見證他的婚禮時，園子裡的曇花仍是含苞待放。

「曇花開不到一個晚上／使人愁苦的清香／繞膝如你的姿勢／燈下談着往事／女孩變成了妻子／一生的愛有千種惱／只為這盛開的容顏」。

李國威的《曇花》說「曇花開不到一個晚上」。據我觀察曇花可以盛放至天明。但我們都同意：人生苦短，像曇花一樣。

我不知道他們兩人生活之「惱」有多少，李國威是不會告訴我們的。

往後的幾年我仍會見到李國威。他愛上喝啤酒，每次出現時總是手持一罐啤酒，一罐接一罐地喝下去。

曾在家中舉辦過一場「生啤晚會」 ，一大桶生啤任飲，整晚飲得最開心的非李莫屬。

「胡國雄的腳法好像沒先前的好了。」愛看足球賽的李國威，每次談起「大頭仔胡國雄」都興致盎然，「大頭仔即使踢得沒之前的好，仍是最佳前鋒。」

李國威後來當上「博益」編輯，他推介村上春樹的作品時也顯得興致勃勃。

李國威從新界搬至九龍廣播道後，我們見面機會絕無僅有。有一次，我在港台訪問中國作家汪曾祺，談他的小說《受戒》。李自動請纓，說自己喜歡汪曾祺的作品，想與他見面、談話。那次李國威是心想事成，他該感到高興吧。

廣播道

至於李國威是否仍有與胡菊人先生見面、來往，對此我是一無所知。

在我的文青歲月，聽過胡先生用古琴彈奏〈廣陵散〉後，我已經很少見到胡先生了。倒是後來胡先生離開《明報月刊》、出任《中報》總編輯、創辦《百姓》後，我也開始了我的投稿生涯，做了一名業餘撰稿人。

圖中的古琴，乃李向昇博士的珍藏。昔日胡菊人先生用來彈奏〈廣陵散〉的古琴，如今身在何方呢。

圖：作者提供、Wikimedia Commons、Facebook@初文出版社

（《橙新聞》2025年9月23日）

蘇賡哲：追懷胡菊人先生

胡菊人先生以高齡安詳辭世。作為舊識，難免惋惜。

最後一次見面，是作家協會分裂（也可以稱為內訌），開完了大會，他率領一批寫作人忿然離去，另立爐灶。我和倪匡是他的對立面，偏偏乘搭同一部電梯，他説了幾句氣頭話，我忘記了。沒有必要去記。時間淘洗，我的大風浪在後面，作協這種茶杯裡的風波，數十年後只堪一笑，讓它過去算了。只因為是最後一面，還有點模糊印象。

從「最後」説到「開始」，第一次「碰」到胡，在旺角復興書店，我和當時不認識的他同時伸手去拿架上一本胡道靜校証的夢溪筆談，大家的手碰在一起，我禮讓了他。因為我買只為圖利，他買應有較好用途。後來知道他寫了一些中國科技史的文章，所以禮讓是得其宜得其所的。

胡先生出身寒微，但自強不息。大專讀的是珠海書院夜校英文系。大家都知道，他一直不太喜歡提及這一點。珠海是我的母校，我不介意公開和母校的關係。但在很多人眼中，它是一間學店，聲譽當然比一些名校大有不如。不過我認為，個人的學問追求和成就，比學校所受風評重要，胡先生憑自己努力爭取來的社會地位，和母校聲名好不好，其實完全沒有關係，本來大可坦然面對。

胡先生自號菊人，人淡如菊，意韻很好。我想他一定知道這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的號。大概他很景仰這個總統吧。

能夠得到劉美美為妻房，是胡菊人一生最大的福氣。心善的人才能夠有這福氣。

（蘇賡哲臉書2025年9月23日）

許定銘：《坐井集》

胡菊人一九五五年走進香港文化界，加入友聯出版社工作後，先後曾任《大學生活》、《中國學生周報》、《今日世界》、《明報月刊》、《中報》、《中報月刊》、《百姓》……等報刊的編輯及社長等職。不單負責編輯工作，還要寫大量文稿，但他出版的著述卻不多，只有《旅遊閑筆》、《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文學的視野》和《小說技巧》等幾種。如今大家見到的《坐井集》(香港正文出版社，一九六八)，是他的第一部單行本。封面是文樓的絲版畫，封面與封底通版，這位枕手半躺的「坐井者」，是冷眼觀天還是思考人生不同際遇？

《坐井集》是四十開本的袋裝書，一七二頁，約十萬字，收雜文五十一篇，大多屬讀書筆記類，以談文化、思想、文學、藝術的為主，差不多全是當年《星島晚報‧文化周刊》中《坐井集》所發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馬場贏來的稿費〉，寫某詩人在馬場贏了錢，回家交給母親時，卻說是「賣了一部劇本」的收入，企圖改變母親認為「作家必窮死一世」的觀念。可悲！

《坐井集》一九六八年初版一千七百本，一九七○年再版，我的這冊是一九七二年的三版。胡菊人在〈再版序〉中說，此書在當年來說，已是值得一再提及的文學暢銷書，但比起武俠小說和「老夫子」卻望塵未及。無奈！誰叫你選擇了文學？

（許定銘臉書2020年10月22日）

悼吳羊璧

吳羊璧(後排右二)

吳羊璧(前排左一)

頃悉香港前輩作家、報人、書法家吳羊璧先生逝世，極感哀傷！

五十五年前，初出茅廬，因投稿而認識羊璧先生。他可說是我的伯樂、恩師，亦師亦友，在寫作的道路上，他是扶掖我的前輩之一。對此，一直感銘於心！

深切悼念羊璧先生，願他在天之靈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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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羊璧先生簡歷

吳羊璧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廿五日生於廣東澄海縣，在汕頭市長大。高中沒有讀完，轉讀了兩年商科會計。一九四八年到香港謀生。

先在一家南北行做學徒，向報館投稿。後進香港文匯報副刊課，長期擔任副刊主任，直至一九八九年退休。同時，他亦與友人合辦《伴侶》半月刊（一九六三年）、《書譜》雙月刊（一九七四年）等刊物。退休後，曾擔任《壹週刊》文字審閱。晚年專心寫作。作品包括散文、小說、歷史著作、青年輔導讀物等。

他的筆名頗多。散文多用雙翼、林泥、章玉等，小說多用雙翼、史賓、意妮、魯嘉（幽默小說）、唐斐（武俠小說）。

原名吳筠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九七九年）。亦曾任香港作家聯會理事、秘書長。

（陳浩泉臉書2023年4月7日）

陳文威：百花朵朵──懷念吳羊璧先生

二三十年濶別
您的年歲拄上了拐杖
席間幾乎無話
我多想聆聽
從心，以吳先生尊稱
五十多載的叫法沒有垂老
那次奉上一部新寫的長篇
忐忑依然
題寫的百花不僅用於周刊
於文壇孜孜栽養
數十年墨香如陳酒
多少回蜂蝶致意穿梭
您這位園丁
從不自我收成

寫於二Ｏ二三年四月七日。

照片，取自網上，經整理。

•一孔集

〈百花朵朵〉首節第二句本是：

您拄上了拐杖

推敲之下，吳先生其實還是我心裏不老的一位文壇前輩，故加上「的年歲」三字，似較適當。正如他以九十多歲的高齡辭世，但仍在一樣。

末句原作：

不倦，長青

恐怕不合吳先生之意，修改，如上。

（陳文威臉書2023年4月7日）

沈西城：石屎森林中的隱士

小隱於野、大隱於市，余友澄海吳羊璧就是蟄居山背，多見樹木，少見閒人的一位隱士。何時相識？很是模糊，印像中是在北角新都城酒樓的一趟趁文人雅集上吧？與會者皆一時俊彥，想一想，有克亮、林蔭、海辛、羅琅、薛后、盧敦……一大群，不克盡錄。入聲喧鬧中，老前輩海辛捧著茶杯，一手拉我到一位中年人身前，介紹說：「西城兄，這位就是雙翼、吳羊璧先生了！」雙翼一直是我敬佩的隨筆家，在我心目中佔有重要地位。某日，跟海辛喝咖啡，聊及報紙文章，我說「《文匯報》上有一位署名『雙翼』的雜文，筆桿精練，分析獨到，未知出自何人之手？」言下頗有結識之意。海辛老哥記在心，藉雅集作曹邱。我非左派人士，難得茶聚，僥倖遇上，金風玉露相見恨晚。羊璧瘦長身子，話語輕柔，鼻架眼鏡，一派溫文 。我一向隨意，大嗓門，初晤羊璧，收斂了不少。羊璧打量了我一眼：「我看過你發表在《文匯》上的小說，很有東洋風味呵！」我點點頭，羊璧先生確有眼光，我一直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那天前前後後談了些什麼？記不清楚，似乎有提過他的父親吳其敏，我說看過吳老的散文，豐富紮實，《郎歸晚》的電影劇本，賢妻思夫確是慘事。滿以為羊璧會說謝謝那些客套話，豈料只抬抬眉，微微一笑，道：「煮字療飢而已。」一言帶過，猶如風吹軟絮，輕柔。

聊著聊著，窗外忽地撒下雨，羊壁站了起來，走近窗門，默默地看著。我湊到他身邊，輕輕問一句：「羊璧兄，你喜歡看雨？」搖搖頭：「不，我喜歡聽雨！」可隔音窗門緊閉，聽不到呀！淺淺一笑：「我用心去聽。」這句話，二十多年依然藏在我心中，聽到羊璧去世，話又浮了起來，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一同聽雨了。過了一段時曰，老朋友王學文邀我午茶，說要介紹一個文化界前輩與我相識，誰啊？賣個關子，到時你就會知道。到了新都城，一看，前輩就是吳羊璧。王學文正欲介紹，羊璧已站起來跟我握手：「王學文，不必了，我們早已相識。」羊璧腹笥廣，三更有夢書當枕，雜文、寫小都做得好，更萬萬想不到還寫過武俠小說，署名唐斐，我笑他昔有胡斐，今有唐斐，他幽默地回答「唐斐哪有胡斐那麼出名？」不過唐斐的《黃河異俠傳》，豪氣萬千，風雲瞬變，是武俠小說上乘之作。也看過《龍鳳劍》，拍了電影，唐斐也可說是武俠小說名家。那時，我是《武俠世界》社長，甩不掉職業病，開口請羊璧來一段光光篇幅。擺手連連：「不行不行，可折煞我了！」王學文問「為什麼不行？」「老啦，寫不動喇！」賢妻黃子玲幫腔：「現在體力差了，硬活幹不來，目前只能寫寫字聊以遣興。」羊璧素好書法，年幼家貧，無力買宣紙，就寫在報紙、家中青磚上，數十年來積聚不少手跡，從未有發表，不知如何處理。不久見報上廣告，有羊璧書法展，事忙不克去，終成一生遺憾。書法之道，若然恪守繩墨，不學步而趨，必躓無疑。羊璧書法，筆筆有根，奇險率意，矯若遊龍，舞鶴遊天，以手寫其心，自成一格。我也很喜歡書法，卻不成器，向他請益，回道「西城，你寫字不隹，主要是你寫稿時，字體潦草，養成習慣，下筆寫書法，就無法專注。」一言中的，我這個人沒耐性，除了伏案治稿，能稍坐定，閒時都在遊動。羊璧勉我「也不必太刻意，隨心寫便好，報紙、青磚都係宣紙。日日寫，堅持一段時日，必會有成績。」我聆教，堅持了三個月，於是毛筆握不穩，字體會跳舞，哈哈！羊璧推廣書法，不遺餘力，七四年與好友李秉仁、曾榮光等創辦《書譜》雙月刊，介紹字帖，述說書法故事，趣味盎然，風魔中、港、台、東南亞，共出了九十幾期後，因資金支絀，朝不謀夕，凶股東意見分歧而停刋。文林中人，無一𣎴嗒然失落。一五年，我馮婦重作，出版香港掌故書《西城紀事》，為求替書添采，王學文提議請羊璧題書名，一口答應，不數日已送了過來，墨跡淋漓，光彩耀目。四月七日王學文傳來一則訊息──「吳羊璧因急性細菌感染，於三月三十一日夜送院不治，安詳離世，享年九十四，後事待安排。」安詳離世，是石屎森林隱士羊璧的福氣。清明時節，天陰無雨，午間臥床讀羊璧傑作《五千年大故事》，五千年長河，涓涓不息。倦了，抬頭望蒼天，耳畔彷彿響起雨聲，未知天上無伴侶的羊璧可曾聽得？

（沈西城臉書2023年4月14日）

顏純鈎：訥於言而敏於行──懷念對我有深刻影響的文壇前輩吳羊璧先生

前不久，我當年在文匯報副刊擔任編輯時的上司，香港文壇前輩吳羊璧先生去世了。九十四歲高齡，比我想像的更高壽。我得到消息後，本想致送一個花圈表達哀思，但考慮到我的政治立場可能造成他家屬的不便，於是便當作自己不知道，其實內心之哀傷與不捨，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與羊璧相識於一次徵文比賽，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三聯書店慶祝創辦三十周年，舉辦了一次徵文。我剛到香港不久，在報刊發表過一點小文章，便斗膽寫了一篇短文去應徵，不料竟得了入圍獎。頒獎那天，三聯搞了一個飯局，請來評判與得獎者見面，那天晚上第一次和羊璧見面。

席間大家交談，羊璧散席時就向我約稿，希望為文匯副刊的「筆匯」版寫點散文，事後我果然開始投稿，自此與羊璧結緣四十年。

八十年代初，我進新晚報協助編副刊，工作了兩個多月，就因羅孚出事被炒魷魚。後來我打電話給羊璧，問文匯副刊有沒有職位空缺，羊璧說暫時沒有，他建議我先轉到文滙校對部，以後副刊有職位就把我調過來。當時我仍在晶報當校對，心想一動不如一靜，就沒有轉職。

大約一年後，羊璧打電話給我，說副刊有空缺，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當然喜不自勝，從此告別了晶報。

我到文滙副刊編一個新開創的版，叫文摘版，是將海內外各種中文報刊上的文章剪下來，作必要的刪節，然後拼成一個大雜燴的版面，包括各種知識﹑文化消息﹑人物近況﹑奇聞逸事。剛涉足編輯實務，工作生疏雞手鴨腳，都是羊璧一點一滴教我。版面正式刊出後，反映居然不錯，我也就正式上手做編輯了。

羊璧做主任，大而化之鬆散管理，平時從不耳提面命，放手讓編輯自己去經營。有好作者好文章，他會主動推薦，但從不說這個好那個不好，應該如此不應該如彼。有時副刊開會，他籠統說幾句，也是點到即止，無為而治。

羊璧性格內歛，從不口沫橫飛，也極少大聲說笑，他也不與同事談論報館中的人事，外面的江湖是非。做編輯難免要與作者打交道，羊璧經常帶我出去見文化界的老朋友，通過他我認識不少前輩和同輩，打開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我也不是長袖善舞的人，與羊璧性情相近。他喜歡古典音樂，每星期在《百花》周刊寫一篇樂評，經常有公司寄錄音帶或CD碟給他，他有時會將他多出來的唱片轉贈給我，我竟因此也迷上古典音樂，迷了一輩子。

有一次我和他聊起寫作，他閒閒說了一句話：「寫文章應該有這麼多（兩掌拉開齊肩寬)，寫這麼多（兩掌湊近一掌寬)，不應該有這麼多（兩掌一掌寬)，寫這麼多（兩掌齊肩)。」言下之意是，寫文章應該心中有很多，寫出來很少，不應該心中只有很少，寫出來很多，簡單說是要濃縮，不要充水。

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遵行了一輩子，得益了一輩子。

羊璧從未對下屬疾言厲色，有同事據說是報館上層介紹來的，因恃著有點背景，時常遲到早退不見人，羊璧也聽之任之，只要應交的差事不誤，他就給人方便。他之寬容發生在我身上，是有一次我出了大事故。

當時副刊工作還在手工業階段，沒有電腦，每天編輯要自己「貼樣」。版房將校對好的樣稿拍好照片，一篇篇文章出版樣（相片）交給編輯，編輯要將版樣剪好，貼在大版上，然後交工廠上版印刷。有一天商務印書館有一個酒會，偏偏版房的版樣一直沒有送上來，我便自作聰明，心想等酒會結束後才回來貼版。誰知去到酒會，見到張三李四，天花亂墜，竟完全忘記貼版的事，直接回家吃晚飯。

第二天上班，在電梯碰到工廠廠長，他說你昨晚是怎麼搞的，版樣都沒有貼，到處找不到人。我一聽突然醒悟闖了大禍，心涼了半截，準備回副刊後被主任「省一餐」。誰知一個下午羊璧都沒有動靜，當天沒有，後來也沒有，永遠都沒有，直到我和他都退休了，都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沒有手機的年代，太太晚下班家中沒有人聽電話，當天工廠出於無奈，只好臨時拼了半版廣告填補空位，等於文匯報白白送給一些廣告客戶不要錢的廣告位，而羊璧便將這一次事故自己擔了起來。

給我做主任，我也未必罵下屬，但至少會把他找來，問清楚來龍去脈，提醒他今後不要再發生同類事故。我自問還沒有羊璧那樣的涵養，可以如此不動聲色輕輕放下。

羊璧做人低調，做事從不張揚，從不自吹自擂。很早的時候，他就與李怡合辦過半月刊雜誌《伴侶》，後來又主編過一本書法雜誌《書譜》，《書譜》曾經是兩岸三地最著名的書法雜誌，受到遠自日本的書法同行的重視。

羊璧自己也是書法家，但從來都很低調，不會動輒寫字送人。直至退休很多年後，在家人朋友的推動下，他才在藝術中心做了一次書法展。當天整個展場掛滿他大大小小﹑正楷行書草書隸書等不同字體的作品，是他一生熱愛書法的一次巡禮。我覺得他的字有黃庭堅的風骨，長槍大戟，閒庭信步。那天我和一班文匯舊同事都到現場恭賀，大家拍了照片留念。

羊璧長期因工作較忙，又要寫專欄，沒有專心去撰述自己喜歡的作品，反而退休後，他竟將一輩子積累下來的學識，撰寫了大批歷史與書法著作。最令人驚訝的是一套中國五千年大故事系列：《堯舜春秋》、《戰國百家》、《秦漢一統山河》、《三國六朝》、《唐宋盛衰》、《明清近世》、《近代百年波濤》共七冊；另外還有《百戰山河》三冊。此外，他還著有《書法長河》、《書家與書藝》、《下筆如有神》書藝廊系列。

他的歷史著作，資料採自各種史書列志，將文言文化為通俗易懂的文字，講歷史故事，評述歷史人物，書寫歷史興衰的來龍去脈，這一套書對於讀者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很有幫助。歷史不是年代人物事件的單調記述，歷史是人的命運，國家的興衰，文化的變遷，讀歷史是要知道我們的來歷。

此外他的書法著作，也深入淺出，寫歷代書法源流，介紹史上重要的書法家，評述他們流傳千古的作品，這對於想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來說，也是不可多得的讀物。

羊璧只接受過中等教育，他一生的學識與修養，都來自個人業餘的進修。他的父親是香港老一輩文化人吳其敏先生，其敏先生本身也是作家和編輯，曾任香港有影響的文學刊物《海洋文藝》主編。羊璧有家學淵源，但他的成就來自他刻苦的自學，這是現今年輕人想像不到的事情。

當年我離開文匯報，也值得一記。我在文匯工作五六年，對報館企業文化已經很失望，早萌去意。那段時間除自己的工作之外，羊璧經常臨時抽調我去做其他上面交辦的事，文匯報周年報慶，向國內外徵集書畫家作品搞一個展覽，羊璧負責展場的安排，他就拉我一起去，有些畫作沒有題名，我們要臨時起意為它取一個名。

有一年東北森林大火，新華社記者採寫了一本圖文並茂的書稿，羊璧也交給我，我利用報館工作空閒時間，編輯校對排版一腳踢，也把那本書印出來。後來文匯報到北京人民大會堂開招待會，據說還將那本書拿來贈送來賓。

本職工作已近飽和，又時常被臨時抓差，不免有點身心俱疲的感覺。有一次，副刊筆匯版編輯休假，羊璧又要我暫代，我有點想要推托的意思，便說自己血壓有點高，羊璧問有多高，我說90至140，羊璧微微一笑，說那也不算太高。

這句話讓我很不受用，當晚回家後一番考慮，就決定向報館辭職。其實在此之前，天地圖書總經理陳松齡已多次勸我轉到天地任全職，還應承給我兩邊工資總額的待遇，我因此有恃無恐，一時衝動，第二天就寫了辭職信給羊璧。

羊璧很愕然，勸我打消去意，我說我不是因為工作的事，是因為我對報館已經很失望。後來羊璧又去找社長李子誦，為我爭取加薪一千元（當時月薪八千元)，但我去意已決，就表示自己不是「跳草裙舞」，自此，和羊璧和平分手。

我離開文匯後，一直與羊璧保持聯絡，我對他沒有怨言，倒是一直感念他對我的幫助和包容。我們時常在北角新都城樓上的酒樓，他和太太黃子玲大姐來，我們很簡單叫幾個點心，天南地北聊天，說說笑笑，像老朋友那樣。他份屬前輩，又是我的上司，我應該執弟子禮，但每次羊璧都親切地笑，三言兩語，很多事情彼此心照，好像多年知己。

羊璧在文匯工作一生，退休時才拿了九十萬退休金，他用那筆錢在跑馬地買了一層樓。後來又搬到科技大學附近的村屋，向海村屋的二樓，陽台上可望見一角遠海，周圍綠樹濃蔭，鳥語幽幽，海潮聲隱約可聞，我很為他的退休生活慶幸。再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出入看病不方便，他又搬到鰂魚涌，我們變成近鄰，自此更常見面。

他慢慢老邁了，出門要拿拐杖，說話更少，有時見他迷茫地笑，好像對我和黃大姐說的事不太瞭然。我離開香港前，不想打擾他，只打了一個電話向他道別，他家裡有一些人聲，大概子女都在身邊，我說的話他似乎也沒怎麼聽清楚，我只好怏怏收了線，知道這一次別離，將不再有機會見面了。

我們從來沒有談政治，羊璧對政治很疏離，我不想去為難他，於是都繞著時事問題走。直至他去世，我才猛然發覺，我甚至不知道他對共產黨有什麼觀感。

羊璧當然不是中共黨員，他在文匯報，長期處在邊緣位置，因為資格夠老，又有社會地位，報館需要他這個招牌，可是做了一輩子，到退休時也只是編輯部副主任兼副刊主任，很多輕浮又冇料的年輕人都是他的上司。我相信他從來沒有往上爬的慾望，他只是喜歡做文字工作，文匯報副刊提供了這個平台，他善始善終，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文字工作。

想起羊璧，就想起論語中的「訥於言而敏於行」，羊璧為人有古風，沉實篤行，一生走自己的路，不求聞達於世，但他的為人，卻是我一生精神上的楷模，我在為人處世上受了他很深的影響。我這一生，有幸結識一些人格高尚﹑學識淵博的前輩，這是我最幸運的人生際遇。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3年8月26日）

李怡：《伴侶》的時代

1974年，保釣運動健將、台灣作家郭松棻同他父親郭雪湖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旅行，途經香港時，我問松棻有什麼需要，他說他爸爸是畫家，想在香港找一個學畫時的老朋友，叫任大漢。我說，我認識一個畫家叫任真漢。郭先生說就是他。於是我聯絡任老，他一聽是郭雪湖，立即趕來。在灣仔帆船酒店見面，兩個老人拉著手，高興得像小朋友見面一樣。

郭雪湖是台灣知名畫家，任真漢原籍廣東花縣，二人分別是1908、1907年出生的同代人。任真漢原名任瑞堯，7歲時隨家人去台灣，在台灣拜畫家蔡雪溪為師習畫，賜號「雪崖」，與郭雪湖是師兄弟。後來去日本習油畫。在台灣和大陸輾轉多年，戰後落腳香港。任真漢幼時因病失聰，但能讀懂廣東話、台灣話和日本話的唇語，並能講話回應。他憑自學而擅長寫作，又懂得醫療生理知識。當時在香港難以憑畫畫糊口，於是在報上寫專欄，也是多產作家之一。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以忽庵筆名寫的歷史小說《西太后》和《武則天秘錄》；他用筆名莊綺寫少女的生理問題專欄「女兒經」和「莊綺信箱」，也受歡迎。1963年創刊的《伴侶》半月刊，邀他寫「新女兒經」，許多少女讀者追讀，卻不知道這位莊綺姐姐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

不知道是否因為同郭雪湖重新聚首的關係，任真漢其後又以極大精力投入繪畫生涯，而且還當起裱畫專家。他在1991年去世。去世前兩年，他應邀回到他的畫家生涯起點的臺北大稻埕舉辦個人畫展。畫展名為「聾仙任瑞堯無聲詩畫展」。直到現在，任真漢的畫仍然在繪畫市場有價，藝術成就也得到藝評界肯定。

1963年，我與吳羊璧創辦《伴侶》，主要的寫手開始是靠我們二人，以及畫家王鷹（王綺薇）的插圖配合，其後約稿範圍擴大到舒巷城、陶融（何達）、亦舒以及新崛起的年輕寫作者。讀者對象鎖定少男少女，更以少女為主，因為那個時代香港社會開始有較多的女性就業機會，工廠妹、白領妹、學生妹，愛幻想，嚮往愛情，有感情苦惱，也有閱讀文學作品的需求。純文藝，未必能吸引眾多感情迷濛的少男少女，而較沒有深度或者可以說是「輕浮」的「文藝性」刊物，就是《伴侶》的定位。專欄作家馮鳳三說，音樂有「輕音樂」，那麼《伴侶》也可以稱為「輕文藝」了。

我在《伴侶》寫愛情小說，散文詩，也介紹一些大部頭的世界文學名著的精華，講中外名人情史。用得較多的筆名是「舒樺」。

1966年，在《伴侶》銷路穩定並有微利的基礎上，我們創辦純文藝的《文藝伴侶》月刊。

《文藝伴侶》刊載了舒巷城的詩與小說、史得（三蘇）連載小說《不及格的人》、盧景文畫插圖，亦舒的小說及散文、李英豪的荒誕劇介紹、何達的詩與詩評、柳木下的詩與翻譯等等。更邀得葉靈鳳主持「文學信箱」，為有志從事文藝創作的青年提供指導。《文藝伴侶》最終無法打開銷路，更因只有我是全職，一個月出三本雜誌也真是吃力，因此只出版了四期便告停刊。

伴侶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單行本，包括我的小說《當他再來的時候》和《生活的陰影》等，舒巷城的《我的抒情詩》和小說集《倫敦的八月》，他說這本書是他「歷年來所寫小說中最喜愛的幾篇」。我們在1964年和1967年又編輯了兩本《香港影星年鑑》，1964年版列名了414位香港演員及其簡歷，1967年版列名的影星就有482人。為當年的影界留下一個記錄。 1967年，左派掀起暴動。新聞、電影、出版的社會文化活動一下子變得左右分明，中性的文化很難有生存的空間。羊璧固然要全力在《文匯報》工作，而這時出版界的領導人也向我提出將《伴侶》轉讓給中共直轄的機構「青年樂園」系統經營，我回到上海書局工作。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們幾個創辦人也覺得經營下去不易，於是同意安排。轉讓後，我仍然為《伴侶》寫過一陣稿，大約一年後，接手的人也辦不下去了。

從1963到1967，是我在左派出版業中，最能夠與香港社會融合的幾年。算是創出成績。《伴侶》雖無疾而終，但那幾年也把我的編輯寫作能力作了很好的磨練。 五六十年過去了，一些舊刊和舊書我也沒有留存下來。不過，近年還遇見兩個記得《伴侶》雜誌的讀友，雖未見面但有信息交往。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但能相認，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

圖1，《伴侶》創刊號和《文藝伴侶》創刊號。

圖2，1961年女兒出生，母親到觀瀾去探望。

（李怡臉書專頁2021年9月11日）

許定銘：《文藝伴侶》

一九六Ｏ年代初，文藝青年吳炎連、王鷹夫婦及李怡、雙翼（吳羊璧）四人合力籌劃出版綜合性雜誌，由吳炎連負責出版社事務，雙翼、李怡組稿，畫家王鷹插畫；一九六三年一月，《伴侶》雜誌正式創刊。這份一般性的通俗半月刊很快贏得大量讀者的信任，銷量甚佳，高峰期超過萬本。熱愛文藝的年輕人充滿信心，着手再編一種以文藝為主的期刊，以《伴侶》副刊的形式附刊發行，一九六六年四月，《文藝伴侶》面世了！

正方形二十開本（19x21cm）每期約七十多頁的《文藝伴侶》是本側重創作的純文藝期刊，每期均以大量篇幅發表小說、散文及新詩外，還有不少涉及畫壇、電影和文學的專論，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大量接受讀者投稿，為新人提供培植的園地。重要的長篇小說是三蘇以筆名史得連載的《不及格的人》，還有舒巷城、亦舒、盧因、盧文敏、林磊……等人的短篇小說，和柳木下、何達、蔡炎培、游社煖、聞江……等的新詩，在八月份的第四期，還辦了個《新詩特輯》，刊了二三十首創作，並由陶融（何達）寫了篇評論性的讀後感〈一個好夢〉。

和《文藝伴侶》同期而性質非常接近的文學期刊是《海光文藝》，此刊水平更高，可惜僅出十三期，於六七年一月停刊；想不到《文藝伴侶》比它更短命，才出了四期即夭折。

（許定銘臉書2020年9月16日）

悼劉紹銘

悼

昨日馬吉傳來「皮多」的消息：劉紹銘走了，不敢且不肯相信，希望是誤傳。

半夜三點起來，書友 Peter Tai 也傳來噩耗，應該是真的了。唉，近年真的變化多端，香港文化前輩又少一人。

二千年我在香港寫了〈劉紹銘的少作《空門》〉，收進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香港創作企業有限公司，2002）中。寄了一本到嶺南大學給不認識，且未見過面的劉紹銘教授。不久，收到他的來信，他說：……我倒希望你除書話外，不妨加入些傳記資料，「八卦」一下，會增加讀者閱讀情趣。

突聞教授息勞歸主，黯然以外，翻出舊作悼念，可惜匆匆之間找不到信。

──2023年1月4日晨4時於洛杉磯

劉紹銘的少作《空門》

讀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劉紹銘（1934~2023）的〈自傳〉，才知道原來劉博士五十年代在香港時已開始創作。一直以來，我對從香港成長的作家都很注意，讀五十年代青年作者的合集，如《靜靜的流水》、《向日葵》……及當時出版的單行本時，都沒有見過劉紹銘的作品，便以為他是到台大升學後才開始寫作的；卻原來劉紹銘自十六歲﹙即1950﹚起，已開展其寫作生涯。不過，他一向喜歡獨來獨往，除了在台時加入過「現代文學」外，便沒有再參加過其他團體，故當時的合集都見不到他的作品。劉紹銘如今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學者，少不免會有人研究他，如果探索到他五十年代在港時的少作，恐怕要花一番氣力去翻《新生晚報》和《香港時報》了。

我最初見到劉紹銘的書，是友聯於一九七零年出的《吃馬鈴薯的日子》。不過，從這篇〈自傳〉所附的〈著作簡目〉中得知，原來在此之前的六九年，他已在文藝書屋出過一本《與良心的對白》。這個〈簡目〉是按年編排的，即是說劉紹銘自五零年開始寫作，到六九年才出第一本書《與良心的對白》。不過，這只是個〈簡目〉，〈全目〉當然不止這些。他成名以後出的書，還未出的書，將來一定會有更齊全的目錄。然而，六九年以前出的，他忘了的，或者不想記下來的，又有多少呢？我肯定《與良心的對白》不是他的處女作，因為我手上有一本他出版於一九五七年的《空門》。 劉紹銘是於一九五六年往台大升學的，一年後的五七年九月，由大學圖書供應社出版了他的《空門》。《空門》是本三十二開，共一一八頁的文集，分小說、書信和雜寫三部分，大部分都是他在香港時所寫的作品。小說雖只有〈空門〉和〈長城謠〉兩篇，卻佔去了三分二的篇幅。劉紹銘在〈前記〉中說：

在個人情感的好惡上說──一個母親對著幾個不肖子，其中也會有一個比較上喜愛的──我偏愛〈空門〉。因為書中的男女主角曾經令我落過淚，並不是多情自作，而是存在他們間的神與人，理想與現實，天國與塵世的矛盾衝突實在是太劇烈了。這是一個迄今尚少為人注意的問題，不過實在上它已存在了不知幾個世紀，天主教上馬丁路德所引起的宗教革命，部份與此問題有關連的，作者個人智力有限，更不敢冒瀆神聖，留待讀者自己去推敲解答好了。

〈空門〉是一個賺人熱淚的戀愛悲劇。故事說我和自幼在澳門天主教孤兒院長大的嘉薇墮入愛河。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某日嘉薇卻突然告訴我她要回到澳門的修院去當修女，因為神曾在她大病時讓她痊瘉，她在神前許過諾，要此生奉獻給教會。我倆雖然都深深地愛著對方，終因了她的誓言而分手，大家陷入痛苦中。後來，我想到假借我殉情自殺，騙嘉薇回來辦喪事，而企圖強行留下她的辦法。豈料弄巧反拙，嘉薇聽到這個消息後，竟然瘋了。在精神病院裏整日迷迷糊糊，又不肯吃東西，終於病逝了。

這個寫於五五年的小說長達五萬字，無論在選材或寫作技巧上，都見成熟，比諸當時一般的青年作者，高出頗多；當年，劉紹銘才二十一歲，可見他確有寫作天份。

劉紹銘是喜歡以書信的形式來討論問題的。《空門》的第二部分即是由〈風塵小札〉和〈天涯小札〉等幾組書信組成。在〈風塵小札〉中，他利用幾封給大哥的信，和他討論翻譯、寫作、電影藝術……，都是文藝青年經常思考的問題。〈天涯小札〉居然是寫給嘉薇﹙〈空門〉的主人翁﹚的信，寫的是相思之苦，思考的正是：獻身給神的信徒是否一定要獨身？不禁令人想入非非：在劉紹銘的早年生活中，是否真有嘉薇其人？〈空門〉中有多少自敘傳的成分？

第三部分雜寫又題〈浮世繪〉，全是短短的雜文，是從《新生晚報》上錄出的。劉紹銘以為「大概年少氣盛，兼又牢騷太多，時有口不擇言」，不過，我總覺得，報紙文章，不得不如此。 這本「炒三味」的《空門》，我很相信是劉紹銘的處女作，只是想不通何以他自己編的〈著作簡目〉不錄！

──寫於2000年4月，六月刊於《香港文學》186期，2023年1月4日晨修訂。

讀者回應：

Peter Tai：在《空門》之前，劉於十五六歲在《新生晚報》寫小說，至於用的是甚麼筆名，他本人跟我說忘記了。甚可惜。他年幼時曾於肇慶做「送報書僮」，來港後開始爬格子，而最後一篇是懷念戴天的文章，刊於《明報月刊》。可謂一生與文字結緣。

（許定銘臉書2023年1月4日）

劉紹銘的信件

終於找到劉紹銘教授給我的信，因為底部有花紋圖案，信也擺了十多年，褪色了，特重抄如下：

定銘先生：

謝謝贈書。我在《香港文學》和《城市文藝》也常看到你的文章。我倒希望你除書話外，不妨加入些傳記資料，「八卦」一下，會增加讀者閱讀情趣，匆祝

近好

劉紹銘上2009，2，20

你看：人的記憶多可怕！十二小時前的清晨四時，我居然錯記為：

……他鼓勵我繼續寫作，並說「最好寫些多人認識的作家」，這句話一直藏在我心裡。

其實這句話是另一位前輩指導我的，特此更正。

找信件的同時，找到劉紹銘的兩部書，順帶貼在這裡，讓有興趣的讀者按圖索驥。

──寫於2023年1月4日下午4時

（許定銘臉書2023年1月5日）

痛悼劉教授

近日常作的一個噩夢就是有一天環顧四週，發現師友知交都走了，只留我一人在這荒涼的人世上，四野茫茫，恐怖呀！昨日就驚悉劉紹銘教授仙逝的消息！

我立時在案頭那一排碩果僅存的幾十本書中抽出最厚的這一本，劉教授贈我的。翻開來，扉頁上他的中英文簽名仍是栩栩如生的呀！

四年多，哦，五年多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猶在眼前。那是他在嶺南大學餐廳請顏純鈎、舒非和我餐聚。那日，我們去到中文系樓下，他已等在那裏，手中便㩦着這本大書，把它朝我一遞道：「送給你。」

我驚喜道：「送我？」

「嗯，裏面有一篇Joece Oates的文章，你不是喜歡她嗎？這是我的舊書，前幾天清理舊書時正好翻出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Oates的？」

「你在回憶劉以鬯的那篇文章中不是說到嗎？」

頓時，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了。想不到劉教授竟然看到了我那篇小文，還記住了這個細節，還把他的藏書贈我！

大約兩年前，我也有過一次同樣的感動。當時顏純鈎轉來一篇文章，是劉教授在他的明報（或信報）專欄評我的一篇小說。我看了先是一驚，後則一愧：看看人家這胸懷！

那時我從嶺南大學辭職回家作自由寫作人已五六年了。走時已經把領導們得罪了個遍，劉教授也包括在內。我其實一直對他十分敬仰，拜讀過他所有的作品還有大部分譯作。《一九八四》我讀的倒不是他的譯本，但我讀了他譯的索爾·貝婁《赫索格》，真是高山仰止。從此也愛上了索爾·貝婁。

不幸我性格中有個缺陷，怕名人。不是不敬仰他們，而是太敬仰他們了，不能像對待常人一樣對待他們。還有就是跟領導保持距離，怕自己不小心說出甚麼錯話得罪他們。劉教授這兩項都佔全了，又是名作家名學者又是我頂頭上司。自然更是敬而遠之。誰知還是有一次無意中說出的話得罪了他。我後來雖然真心地後悔不疊，但也沒想去補救，心想他大人有大量，總會明白我并非故意。

沒想到他大量到這個程度，竟會認真看了我發表在一不起眼雜誌上的一個短篇，還為之寫評。後來我在一公開場合見到他，就趕緊趨前招呼了。

走筆至此，我又想起了那次嶺南飯局中的一個細節。臨分別，他邀我們去他辦公室看看，路上我跟他并排走着，他突然說：「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訴你：其實陳校長和我一直是保護你的，有個人寄了好幾封匿名信給校長中傷你，校長轉給了我，我們都決定置之不理。」

我一時竟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直到上了回家的地鐵，才想起來應該跟他說句「謝謝！」再說一句「對不起！」，再說一句：「劉教授，我非常非常地敬仰您！」

我一直想着下次見面再說，可是，已經沒有下次了。

（王璞臉書2023年1月5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敬悼亦師亦友的前輩劉紹銘教授

新年甫過，卻傳來噩耗，我最敬愛的前輩學者劉紹銘教授不幸遽然辭世。在世道丕變﹑人心苦厄的今日，每天都是壞消息，劉教授之辭世，更使我有錐心之痛。

除夕日我寫短訊向他賀年，很反常的遲了兩天才見回音，當時還有點疑惑，現在明白了，那已經是他彌留的時候，世聲遠去，人間渺然，他再也收不到老朋友的問候了。

劉教授高齡八十九歲，是我半個長輩，我不敢稱自己是他的學生，但實際上他是我不折不扣的恩師。我和他相交二三十年，在工作和生活上密切來往，受他的人格與學養影響很深，我說和他「亦師亦友」，相信他也會同意。

我認識劉教授，是朋友舒非女士介紹，在此之前，舒非已經手由三聯書店出版過他的著作，她也一直是劉教授的知心朋友。我認識劉教授之後，先出版他的《二殘遊記》，那是他回憶舊時生活點滴的散文集，後來我邀請他為天地圖書主編一套「當代散文典藏」，向香港讀者推介華人作家中的散文精品，這個系列一直延續到我退休為止。

後來，他還為我們主編了「當代小說典藏」和「現代散文典藏」兩個系列。當初，我建議他自己的散文集收入「當代散文典藏」，他不同意，說自己的作品不適合收在自己主編的系列，我說大陸老一輩學者季羡林主編的文學作品系列，也收入自己的選集，後來他也同意了，之後他的好幾本散文集，也陸續由天地出版。

劉教授的散文一向是我所愛，他以作家情懷與獨特筆風寫學者文章，作品中洋溢他的學術修養與人生洞見。他的文筆委婉中有對生活的譏諷，豐厚理性中飽含人間溫情，他把嚴肅的評論寓於分花拂柳的文字之內，又在隨意描繪的生活細節中，巧妙隱藏他的人生智慧。讀他的散文是一種享受，在認知上有提升，在情感上又有共鳴。

劉教授的另一非凡成就是他的翻譯，他翻譯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對華人讀者的政治覺醒是振聾發聵之作。他又主持翻譯過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部扛鼎之作，因為他，夏志清廣為華人學術界與兩岸三地讀者認識，連帶張愛玲也「破土而出」，風靡天下。

劉教授學貫中西，但他的童年卻相當不幸，他自幼失學，與弟弟相依為命，兩兄弟在舊時香港艱苦謀生。他曾描寫過一個生活細節，就是兩兄弟為怕返工遲到，每晚要將一條繩子繫在彼此腰間，那樣一翻身就會牽動對方，隨時都會醒來。

即使在溫飽都有問題的日子裡，他仍堅持讀書，考上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得恩師夏濟安（夏志清教授長兄）支持到美國留學。在美國半工半讀期間，曾經到餐館捧餐養活自己，及至拿到博士學位，才改變生活處境。

劉教授在台大讀書期間，與白先勇﹑李歐芃﹑陳若曦等同學一起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起飛，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他與白先勇等保持了一生的密切交往，我臨退休前，嶺南大學還舉行過一次白先勇的演講，當晚中文系招待白先勇，我也受邀。初時幾道菜都比較普通，劉教授急起來，當場追問主事的副校長，似乎覺得有點失禮，其實好的菜都在後面，他只是擔心對不起朋友。

也是那天晚上，女作家王璞也受邀參加晚宴。王璞本來在演講後就想離開的，在門外碰到劉教授，劉教授把她勸住，一定要她參加晚宴。就在晚宴開始前，他還特地跑來交代我，叫我要替他招呼好王璞。

王璞曾是嶺南中文系講師，份屬劉教授下屬，後來離開嶺南專職寫作，前同事回校參加活動，本來也很正常，但劉教授仍珍視如此，可見他為人的溫厚。

劉教授是苦學成才的典範，他也因此樂於扶持後輩。香港有位女作家到嶺南大學修讀碩士，因為沒有大學學位，本來是不夠資格的，劉教授知道她的情形後，說他一向支持自學成才的後輩，後來以特例放行。後來那位女作家順利拿到碩士學位，至今仍在大學擔任教職。

他在嶺南大學主持中文系工作時，就熱心推動香港文學，扶持新作家不遺餘力，一發現有才氣的後輩，總是樂於推薦鼓勵。香港作家黃碧雲﹑鍾曉陽﹑戴平﹑董啟章﹑黃念欣等人，他都曾為文評介，或在人前人後大力讚賞。他在香港幾十年，出任文學獎評判﹑文學講座主講嘉賓﹑組織不同形式的文學活動，居功至偉，香港人不可忘記他在這塊土地上留下的足跡。

劉教授雖然熱心社會活動，但他不是長袖善舞的人，他擇友甚嚴，一旦交遊即付以真心，更拒絕文化江湖上那些沽名釣譽之輩。香港文化界不少「活動家」，熱衷於大排場，他鄙夷這種人，反而看重那些默默耕耘不求名利的後輩。

除了學術界中人之外，劉教授較多聯繫的包括林行止與夫人。林先生不時約一些學界中人見面，我也常叨陪末座，劉教授之外，盧瑋鑾﹑鄭樹森﹑董橋﹑詹德隆﹑張敏儀等，都有機會見面。想起那些日子，朋友對座，杯酒言歡，那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哀悼劉教授，不得不提及一個人，她就是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司徒秀英老師。司徒老師一直是劉教授的下屬，因工作和私下接觸彼此產生感情，劉教授晚年，身邊都只有司徒老師悉心照料。我離港後，每隔一兩個月，總要和他通一個電話，互相問候一下，「傾吓閒介」。他退休後悠遊林下，司徒老師獨力照料他的起居，日夕相對，相濡以沫，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2021年5月間，突然接到司徒老師傳來的幾張照片，那是她與劉教授正式結婚的照片。照片中他們在一個不大的房間內，兩個人喜氣洋洋，相依相擁，一個和祥安樂的小天地，讓人替他們慶幸祝福。據知，參加婚禮的除律師之外，還有教授和司徒老師家人﹑朋友和學生，濟濟一堂，見證他們的美好結合。他們1997年就相愛，2000年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裡志趣相投，舉案齊眉，渡過難得的靜好歲月。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處境，每個人也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世滔滔，天地垂憐，做人很艱難，但再艱難的日子都要過下去。

早前我文章中，曾提及自己最崇拜的三個人，那便是余英時﹑林行止和黎智英，他們和我的交往都相對有限，林行止先生多一點，余英時與黎智英都未曾謀面，他們都是我心儀的仁者，但我不敢視他們為知己。唯有劉紹銘教授，我敢說他是我的知己，因為我們相交相知，都已到了一個眼色都能心領神會的地步。

標題引用魯迅寫給瞿秋白的對聯，一個人一生，真的不需要有太多朋友，知己二三，可以攜手共渡苦海，共登彼岸，於願足矣。

內心傷痛無以復加，匆匆擬就一副輓聯，不計格律，聊表寸心，為劉教授送行：

辛苦遭逢，一生造福人無數；繁華見盡，萬里騰雲自逍遙。

（顏純鈎臉書2023年1月5日）

劉紹銘（1934—2023）〈合理的做人〉

　　《李我講古：我的患難與璀璨》是自傳文字。據〈身世之謎〉一節所記，他出自「單親家庭」，由含辛茹苦的母親撫養成人。做兒子的，因此也懂得孝順，不讓母親傷心。只有一次例外。他八歲那年一個早上，工人阿銀如常喚他起床上學。

　　他不肯起來，照樣賴床。工人無奈，只好如實報告他母親。母親也沒有責罵，還吩咐阿銀代向老師請假一天。到了晚上，母親噙着眼淚，要孩子到她睡房，接着從大襟長衫衣袋中掏出兩個一元大銀，輕輕拍在檯面，泣聲道：「你不是我親生的！」

　　為甚麼母親對自己的骨肉說出這種意氣話？說來也簡單。她自己是個隻手撐半邊天的女人，一生勤奮，怎可能生出一個才八歲就存心逃學的兒子？難怪她話說得這麼重：「我把一生人、一世人的希望全放在你身上，我用血和汗來養大你，只望你長大後，成才長進，誰知你只讀了幾個月書，就已經練精學懶，你實在太令我失望！所以我覺得你不是我的親生兒子，你只是我從街邊撿回來的。」擱在檯上那兩個一元大銀，是給兒子離家後在外邊「獨立生活」兩個月的「花費」。

　　李我八歲時，是一九三Ｏ年。以下這段對白，對今天為人父母者，雖事隔半個多世紀，一樣有「反思」價值。原來李我認錯後，對母親發誓說：「從今日起我不再逃學。從今日起我每次考試也要考第一。若果考第二，你不用趕我，我馬上離去。」

　　母親在接受兒子改過自新的諾言前，開出兩個條件：第一是不要當官。第二是「若你將來不能名成利就，出人頭地，你就不要找李家的人。」

　　八歲的李我答應「自新」後每試必考第一，那是童言無忌，我們不必計較。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中國父母世世代代給予兒子的壓力。不出人頭地就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這種價值觀不正是魯迅所說的「黑暗的閘門」的具體表現？

　　「揚名聲、顯父母」，這是科舉時代男人立於天地間一個奮鬥的目標。李媽媽的時代一來科舉已廢，二來她以自己父親在官場的不幸遭遇為誡，不要李我從政。她要兒子「出人頭地」的行業，要嗎是律師，要嗎是醫生。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李我二十三歲，在嶺南大學法律系半工讀。次年加入廣州風行電台，開始「講故」。節目大受歡迎，一年後年薪高達百萬港元。為了應付工作，學業只好放棄了。

　　李我沒有當律師、醫生，但因為當年在電台「講故」，譽滿省港澳，的確是「名成利就，出人頭地」了。要是李我當年沒有給母親痛斥一頓，今天會是甚麼樣子？我們不必無謂臆猜。值得討論的倒是李媽媽督促兒子做人的方向，因為她言談反映的價值觀，不客氣的說一句，「流毒至深」。

　　「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稱焉」。話是孔夫子說的。如果你聽他的話，發奮忘食努力做人就是。到了四五十歲仍「無聞焉」，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你還可以老老實實做人，無愧於天地，過平凡日子。但李媽媽望子成龍，客觀的分析一下，無非是為了替自己出一口氣，滿足一己的虛榮心。她可曾想到，有為青年儘可「立志」他日出人頭地，但最後能否如願，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李媽媽大概沒有機會看過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因此不怪她。魯迅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父母子女的關係，認為人類「因性慾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發生苗裔，繼續了生命」。因此子女並沒有「欠」父母甚麼。為人父母的責任，不外是放子女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要合理的做人，先決條件是價值的取捨不能讓人借箸代謀。幸福的定義得由自己釐定。李媽媽要是看過魯迅的文章，說不定會這樣勉勵李我：「孩子，用功讀書，腳踏實地的去做人，將來職業的選擇，記著媽媽的話，要適才量性。因為這跟做人道理一樣，誰能夠做到to thyself be true，誰就可以幸福的度日。」

──楊希彥編輯：《寫給還未長大的人》（香港：黃巴士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頁39—42。

　　多謝，再見。

　　在「黃巴士叢書」看見劉紹銘身影，很意外吧。謝立文就是這麼神奇、玄妙、有趣。謝不下一次「作弄」她與他的舊照。認識她不久，以為她早得知而閒話家常地提及「他的書惡搞過你的照片呢」她反應告訴我——她不知情。「是哪一本書？那麼有趣」這反應裝不出來。應該找天問他一看，聽另一位當事人反應。

　　不到半個月，這書兩位作者先後停止長大，兩人「同場」更是十多年前一次巧合（下回再抄書）。全書近乎通篇我我我下，〈合理的做人〉隻字不揭露「我」，除了類近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周作人《看雲集》寫法，暫時推敲不到合理意圖。大部分編輯應該不收貨，更顯得黃巴士（謝立文？）編輯獨具慧眼，一下子讀懂〈合理的做人〉。

　　那天是2019.07.22。安靜地聽完整場對談，沒有帶書，亦按下舉手衝動——只要讀過劉用心翻譯《1984》，明白場合在於討論給孩子看甚麼散文（而不是同期再版譯本），所有提問縱使聚焦當下也是多餘而且不必。盛夏重版譯本，附帶媒體訪問早於五月完成，已是讀過初版以後的事。

　　姑且逆時針調撥時鐘多一點。

　　早於2017年尾（五年了，見鬼），黃向我們求助。我們甚感興趣地集思廣益，討論怎樣完成任務。下一次收到消息，已是2018年1月，劉與三位「忘年之交」合照。得以見證、中途曾幫忙籌謀張羅（沒出口沒出手，充其量搖旗吶喊），我感到榮幸。再下一次，我已收到紀念特刊，翻閱照片、文章同樣一絕（現在回看，當然可一不可再）的合作成果。（她看過贈書後飛快地為特刊找到最好歸處）紀念特刊成員研究功夫紮實，全篇訪問與劉累積下來的憶童年散文毫無重疊，想來「還是忘年之交呢」絕不客套。劉很在意還未長大的人，晚年選編作品仍是以「給孩子」為目標。後來黃仗義幫忙，送我大禮，謝謝黃，也謝謝劉。

　　再向前撥一點。

　　在意作者曾在哪些地方生活，活動起，很快把劉與銅鑼灣連在一起。謝謝你憶童年，憶得那麼一清二楚。每次路過希雲街，我總想起你，即使這條街早煥然一新，變成餐廳、茶室與咖啡店，我仍嗅到兒時嗅過的乾洗店、車房、茶餐廳，或者你兒時每天路過的T字路牌，還有那段吃馬鈴薯的日子。願一切還未長大的人，或者孩子，領略你無時無刻在意年輕人，下一代的一面。

（Aaron So臉書2023年1月5日）

【艱苦歲月】採訪部今日專程到屯門訪問嶺大中文系榮休教授劉紹銘（1949小六、1950中一），細說在聖類斯寄宿和工藝院當學徒的歲月。

（《聖類斯中學九十周年紀念特刊》臉書專頁2018年1月15日）

香港書展2019：劉紹銘談港臺散文

（香港貿發局on YouTube 2019年7月25日）

顏純鈎：西西──理想主義者無愧於人世的一生

西西去世了，原來已高齡八十五歲，仔細回想，我在香港四十年，竟沒有見過她一次。

我和西西只有過兩次工作上的交集，一次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天地受藝術發展局資助，編選一套香港短篇小說選，分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五冊。

當時由也斯編選的一冊中，收入西西一個短編。當年社會版權觀念薄弱，我們事先沒有逐個徵求作者版權，等到書出版後，我收到西西一封信，對未經她同意收入她的作品表示抗議。

書已經出版，我無法補救，藝展局有資助，我們也依規矩向作者付稿費寄樣書。五本選集中只有西西一個人對版權問題表示異議，大多數被選入的作家，都將此事視為社會對個人創作的一種肯定，一般人都不太計較。

西西先知先覺，也顯見她對創作的認真態度。我只覺得對她有虧欠，忘記有沒有回信道歉，公私兩忙，後來也不了了之。

另一件事是九十年代末我與古劍﹑舒非合作，向藝展局申請主編一本文學雜誌《文學世紀》，按規定遞交申請時要提交第一期的內容供審查，為壯作者陣容，少不得向西西邀稿。我與她從未直接交往，又有一點芥蒂在先，生怕她一口回絕，便托詩人評論家黃燦然轉達請托，誰知她的詩作很快就由黃燦然轉來了。

收到西西等幾位有份量作者的來稿，我們對申請成功頓時多了一份信心，後來果然也順利獲批准。我主編了一年，其後因工作忙，交給古劍主編，一直堅持了好幾年。這件事又使我對西西的印象完全改觀，即使有先前的不愉快，她對香港文學還是一往情深。

與西西交集的只有這兩件事，香港文學界與她有密切來往的人似乎不多，何福仁之外，我認識的戴天﹑小思﹑鄭樹森﹑許迪鏘等朋友，和西西都是香港文學藝術家協會的成員（？），他們大概會多一點來往，西西對一般文學界中人，一直都是一個神秘的存在。

我只是不斷讀到她一些精采的作品，她一生都在挑戰世俗的文學觀念，挑戰文學形式各種可能性的邊界。她用很淺顯的文字去描繪深刻的人生場景，又打破舊框框，引入藝術手法去豐富文學語言。她是一個文學忠誠的踐行者，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而她一生的文學成就，得到兩岸三地文學界的肯定，值得香港人引以為傲。

我對西西缺乏直觀的了解，多年來只聽聞她為專注於創作，過著最簡單樸素的生活，有傳說她因家居環境逼仄，有時要坐在洗手間廁板上寫作，我不知道真假。早年她曾任教師，後來辭職專心寫作，香港文學雜誌稿費低廉，著作版稅可憐，她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日常開銷，這樣堅持了一生，她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文學的苦行僧。

西西一生獲獎無數，但在我印象中，她似乎從未現身頒獎場合，所有的獎項都是社會對她的肯定，但她並不視這些獎為個人的榮耀。她只負責寫，好評差評﹑得不得獎不是她的事，這種視名利若浮雲的高姿態，香港找不出第二個來。

我反而見過不少汲汲於名利場的半吊子作家，為博取一星半點浮名薄利而不惜做一些很難看的事情，西西與外界保持距離，或許出於對文學江湖上各種醜行的厭惡。我還從來沒見過一個將文學只視為一種純粹的精神勞作，苦心孤詣地沉醉在藝術超然境界中的人。我自問對名利也沒有那麼饑渴，但名利來了，我也不會拒絕。西西是為潔身自愛而拒絕名利的人，我和她也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我認識的前輩作家中，像西西那樣「與世隔絕」的幾乎沒有，戴天長袖善舞，幾乎日日會客吃飯，享受杯酒言歡的生活；劉以鬯性格古板，但也長年編副刊和雜誌，與不少作者打交道，更曾任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大家都免不了多多少少的社會活動。有的人沒有作品，一日到黑遊走各種酒會，樂衷於作家團體的交際，西西是另一個極端，她視應酬為苦差，所以從未見到她出席什麼公開場合。

我雖然也不樂衷交遊，但工作關係總得見一些人，和一些前輩同輩保持一生情誼，盡管如此，數十年下來，深覺自己寶貴的時間被一些無聊人﹑甚至可惡的人佔用了。擇友不慎，也上過不少當，有的當機立斷就絕交了，有的卻因世俗的原因，至今還很不情願地被人視為「朋友」。

香港是一個神奇的地方，社會品流龐雜，江湖潛龍伏虎，可以俗到入骨，也可以雅到出世，這裡出產雅俗共賞的金庸，也出產獨闢蹊徑的西西。西西與金庸雙峰並峙，代表香港姿彩紛呈的文學成就，可恨在國安法之後，也代表香港文學高峰的終結。

西西是香港獨特的存在，她本就是稀有人種，在今日這種荒唐末世，更應份絕種了。終其一生為一種單純的理想獻身，不求回報，實際上卻回報豐厚，她的回報不是社會給予她的榮譽，而是她身後留下的那些閃光的作品。

孔子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這一生認識的人也不少，只有西西配得上這一句話。

讀者回應：

洛楓：澄清：1~西西家居係細，但有房有廳，有書櫃、餐桌、梳發和茶几，我們六七人去探望她，都容納得下（當然不是豪宅）；她晚年身體不好，有外傭照顧！何來說在廁所寫作？2~西西的確不愛應酬，但喜歡朋友，對後輩沒有架子，香港不少寫作人都獲得她送贈手作熊！3~不熟悉西西生活的話，還是談作品好了！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2年12月21日）

顏純鈎：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緣

（今日這篇文章比較長，沒有興趣的可以略過。

（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不久前逝世。我與余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曾經為出版的事和他有過聯絡。他去世後，我再三緬懷我與他之間的零星交往，深感余先生的人格和情懷都足為後世表率。

（余先生曾多次對香港人的抗爭表達支持，他的聲援也引起台灣與海外中國人的廣泛回應。我將與他的一段文字因緣盡可能詳盡寫下來，以供不熟悉余先生的人參考。

（人在艱難苦困中更應該堅守自己的良知，堅定自己的信念，堅忍自己的意志，我希望余先生成為我們香港人的人生楷模。他學養豐厚，視野開闊，追隨時代潮流，反省故國文化。他一生嫉惡如仇，氣節高貴，擇善固執，心胸寬廣，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偶象。

（這篇文章脫稿後，我先將它托付給眾新聞發表，一則他們有較多的讀者，二則也是對這些苦心孤詣支撐住香港傳統價值的媒體人，表示一點由衷的聲援。文章已在他們那裡刊出一段時間了，現在我把它貼在這裡，提供給沒有看眾新聞的朋友們看，與大家分享余先生的風采。

（台灣聯經出版社為紀念余英時先生，做了一個很全面的紀念專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那裡看看。

（以下為正文。）

與余英時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緣

天下紛擾﹑人心徬徨之際，突傳來余英時先生溘然辭世的消息。乍聞之下，心頭壅塞，恍若霧海夜航，殞滅了北斗一星——風波險惡，指點迷津的人沒有了。

九十一歲高齡，可稱高壽，夢中撒手，是人生一大幸事，對余先生來說，最好的結局無過於此。余先生一生深研歷史，對現實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國事蜩螗﹑民心思變之際，他飄然別去，恰是一種灑脫的姿勢，彷彿說：人間雖多事，恕我不能作陪了。

近日陸續讀到一些懷念余先生的文章，我沒有那麼幸運，從未親灸過余先生的風采，但在約十年前，我因為編輯余先生的散文集，和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和余先生結了一番文字因緣。現在余先生不在了，我應該把前後的文字接觸公諸於眾，讓更多人對余先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與劉紹銘和鄭樹森兩位教授時常見面，向他們討教文化出版方面的事。我自己來港後零散讀到汪精衛的詩詞，為之傾倒，和兩位教授談起來，彼此引為同道。當時我們就商定， 一定要邀請到余英時教授為汪的作品寫一篇序，余先生是歷史學家，又是詩詞家，只有他有資格為汪精衛詩詞蓋棺論定，沒有余先生的序，書就寧肯不出。 當年香港還基本有出版自由，放在今日，大概成事的機會就很渺茫了，今日連一本童話都成了禁書，出版大漢奸的詩詞集，想都不用想。

先是，上海華東師大陳子善教授有一次來香港，見面時我也提到這件事，陳教授當時身兼華東師大圖書館館長，他回上海後，就把整本的《雙照樓詩詞藁》影印寄來給我。拜讀之下，更覺得不重版這本集子，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

當年劉敎授為天地圖書主編「當代散文典藏」，他後來主張幫余先生編一本散文集，我當然十分贊成。我也零星拜讀過余先生發表的散文和文化評論，深知他文章的文化歷史深度和可讀性。現在回頭看，若無劉教授的這番提議，便沒有後來與余先生的接觸，也就沒有《雙照樓詩詞藁》這部重版書了，世事之奇妙，就在這種因果的衍化和轉折之中。當下就由劉教授直接與余先生聯絡，余先生很快就俯允，其後在編輯過程中，我就開始和他聯絡。

余先生的散文集後來以《情懷中國》為書名出版了。余先生文章溫柔敦厚，舉重若輕，懷人述事皆出於真性情，字裡行間閃現智慧靈光，書一出版就受到中港台以及海外讀者的歡迎。

大陸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看到《情懷中國》，很想出一個內地版，可惜書中一些政治敏感內容需作特別處理，余先生聞訊後一口回絕。他寫傳真告訴我，說:「我早已知道此書不可能在大陸面世，而且也從未有出大陸版的念頭，只因先生當時以此見詢，我不便拒絕而已。現在正好告一結束，其他探問之大陸出版機構都因未見我書內容才表示興趣的，此後請即答以我不想出大陸版，免得浪費先生時間精力也。」余先生特地在「我不想出大陸版」幾個字旁邊打了圈圈，以示重要。

初時，我還不敢貿然提出汪集序言的事。余先生公私兩忙，我與他算初識，貿然提出請求不免強人所難，一旦他回絕了，事情就無可挽回，於是盡量往下拖。直至他的散文集出來後，我才正式寫一份傳真，提起我們有出版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的想法，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為重版這部詩詞集寫一篇序言。

世事之有趣，往往就在成敗得失之際，突然「一天光哂」。傳真發出後內心忐忑，患得患失，沒想到余先生很爽快答應了，只說他因為太忙，恐怕要給他一點時間。我連忙又回覆，說時間不限，字數不拘。在我想來，只要余先生俯允，即使片言隻語，也一定會為整本詩詞集增光。

那封傳真寫於2011年1月16日，他寫道:「先生願我為雙照樓詩詞稿寫序，甚感雅意。我從來喜歡汪氏詩詞，對他落葉詞一闕，尤為擊節，今已久不見此集矣。先生欲出注釋本，此意甚好，我當勉寫一短序以當介紹。至於『漢奸』一事，我與先生所見相同，不當與其文學造詣混為一談也。」

從那時開始，到他把長序寫成傳真給我，已是2012年2月6日，其間我從未催促他。他年紀大了，精力有限，案頭不知有多少待辦的事，為汪氏詩詞集寫序，雖政治敏感可放一邊，但其間斟酌取捨，還是很費精神的，因此一直耐心等候。

這期間鄭樹森教授從台灣替我找來葉嘉瑩教授在台灣主講汪精衛詩詞的一隻影碟，我看了影碟，又生起請葉嘉瑩教授為全書作注釋的想法。經一番聯絡，葉教授以年紀太大精力不足為由婉拒了，不過就推薦她的學生汪夢川博士來做注釋，她可以為全書做一次審訂。我想起在葉教授授課影碟上，她朗誦一位「友人」讀汪詩的四首七律，因為詩寫得很好，當時我還把它們筆錄了下來，回頭一查，寫詩的人就是汪夢川。

主意既定，我即將請汪夢川作注釋﹑葉嘉瑩審訂和寫序的事向余先生報告，順便把汪夢川四首詩抄給余先生，以便讓他對做注釋的人放心。余先生讀了汪博士的四首七律，果然也非常讚賞，當下就敲定了汪夢川做注釋，葉教授作全書審訂，並寫另一篇序。

沒有鄭樹森教授替我找來葉嘉瑩教授的影碟，未必想到請葉嘉瑩作注釋，沒有找到葉嘉瑩，未必認識汪夢川博士，找不到汪夢川，不知要為注釋的事拖延多久。而這一切，都因為余先生答應了寫序，而使事情進展更順暢。 在稍後另一次傳真中，余先生婉拒了簽署合約的提議，也拒絕事成之後的版稅分成，他說，葉汪兩位工作量大，應收版稅，「我僅寫一序何能與汪葉二先生同簽版稅之約，此古人所謂『取之傷廉』絕不可為者也。」，又說「此序算是我贈先生及天地圖書，結一場文字因緣，豈不甚美?」他還提到，他為學報寫學術論文也從不收酬，「此是通例」。「 我希望先生接受我這一點誠意，此事到此為止。」

至此萬事齊備，只等余先生的序。

2011年2月21日，余先生寫傳真來，說他手頭沒有雙照樓詩詞稿印本，讓我寄一份影印給他，「先生能否寄贈一份，以便隨時誦讀，為寫序作一點準備否?費神之處，先此致謝。」他要為我們重版的汪氏詩詞集寫序，完全是無償付出，需要看一下原作版本，竟然還要向我致謝。余先生老派人，如此禮貌和客氣，令我想起來，為自己向來待人的輕慢而羞愧。

在等候序言期間，余先生多次寫傳真來交代進度，一再為序言延誤道歉。2011年6月20日，余先生寫信告知收到《雙照樓詩詞藁》影印件，並說「最近尚有緊急事須處理，暫時還不能寫『序』，一俟稍閒，必定趕成，大約不能寫得太長，想先生必能理解。先此佈覆，以免懸念。」

2011年10月19日，他寫傳真來道謝天地寄給他的羅孚傳記，順便提到「汪詩序正在醞釀中，不久必有以報命，乞釋懷。」

2011年11月19日，他覆傳真說收到汪夢川的「後記」，說「弟因近日正在趕寫更早應允之文，尚未完卷。弟近兩月已遍讀有關文獻，如《周佛海日記》﹑《胡適日記》等有關之記載，也想寫一短文，發揮汪之真實心境，肯定其動機，而惋惜其判斷之誤，並願以其人與其詩合併而觀，以顯示此一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深刻悲劇也。弟思緒甚繁，但無時間寫長文，只求在短序道出梗概而已。先此佈覆，以寬先生之心。」

以余先生之輩份，對我一陌生小子自稱「弟」，還稱我為「先生」，我收到傳真後真感無地自容。答應寫序已是天大面子，還要不停交代進度，解釋遷延的原因，再三道歉，以「寬先生之心」，余先生之體貼，實在令人受不起啊！

2012年1月11日，傳真劈頭就說「十分慚愧」：

「久已答應的序尚未交卷，但在我而言，實在是萬不得已。去年十二月間我本決定必須完成汪氏詩詞集之序，卻不料中間插進許多限時交卷的文債，又出於幾十年舊交，不能不答應（如為董橋兄七十歲文集寫的詩之類)，只有將對我最寬容的人（如吾兄）所囑之事，往後推了下去，實在愧對吾兄也。好在昨天我已開始將與汪詩有關資料舖在書桌上，準備動手寫序了，今天便收到吾兄來信，可謂甚巧。我估計五至七日之內必可完成，脫稿後即傳真與吾兄，請放心。我一向的習慣是在動筆前，將所有重要資料先讀一遍，胸有成竹再下筆。今已開始閱讀，明後日可畢，然後寫序言，想尊處當可再等待一周左右，先此草覆，以釋尊念。」

為安慰千里之外一個素未謀面的編輯，余先生不厭其煩，交代他為寫序所作的準備，生怕對方不放心，這真是紆尊降貴到「不合情理」的地步，余先生之為人，實有其不尋常之處。

余先生對自己的承諾如此認真，這真是我近四十年編輯生涯中僅有的遭遇。余先生學養無人可及，但待人禮貌周周，處事一絲不苟，永遠謙抑自牧，他的人品與修養仰之彌高，永遠不可企及。

我永遠記得收到序文的那一天。上班剛到公司，桌上已放著傳真，提醒我稍後會將序文傳來，我隔一陣就去傳真機那裡查看，終於等到第一張紙傳出來，心中既驚又喜。本來以為只是短序，誰知傳真機吐紙不停，那時已不能用驚喜來形容了，只覺眼前一切有如夢境。最後收齊全文，數一數竟有二十八張紙之多，約略算一下，估計全文超過一萬字。當其時，有種千辛萬苦爬山，上到山頂喘息初定，眼前一馬平川，放眼無盡山水，頓覺豁然開朗﹑心曠神怡的感覺。

關於全書的編排，我也曾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他報告，徵求他的意見，余先生回覆我說 ：

「序文如何安排在西方完全是編輯人的專門權責，作者無權過問。所以先生如何安頓，請全權作主，弟決無異議，也不能有所主張。為了使先生得到充份的編輯自由和自主，弟祇誠懇表示以下的態度：拙文或作「序二」或作「後記」（可改為讀後)，放在全書之末，弟絕對樂於接受，並無半點介意，務乞先生放心，千萬勿有任何顧忌，以致發生編輯工作上的為難之感。」

讀到這些文字，既感動又好笑。為這本書，從起意算起，總有十年八載，等了一年多，才等來余先生的序，還要是大大出乎盼望的一篇長序，不但評汪的詩詞，還對汪的政治生涯作一番體貼入微的論述，如此重要的文章，豈有理由當作「序二」或「後記」來處理？真是「好難哦」！說一句笑話，真做了這樣的處理，我豈不給萬千讀者罵死？

余先生的序文，把重點放在剖析汪精衛的人格和心態上。汪氏本意是國民黨若勉強抗日，只是幫了蘇聯與中共，故努力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談判。因蔣不為所動，遂直接與日本接觸，成立南京政府。余先生分析其間複雜矛盾﹑進退維谷的心態，與他誤判形勢﹑造成歷史悲劇的心理基礎。關於汪精衛的詩詞造詣，他強調汪注重抒發山河破碎﹑國勢頽唐之下的壓抑和悲苦，也受個性中的「烈士」心態所影響。序文舉重若輕，提供給讀者一個重新認識抗戰歷史的角度，以及領略汪精衛詩詞的門徑。

中國現代歷史中，領袖人物工詩詞的，當數毛澤東與汪精衛。毛是豪放一路，桀傲雄奇，翻江倒海，汪是婉約一路，傷春悲秋，感時憂世，兩人個性不同，詩詞風格各走極端，恰恰又代表了中國古典詩詞兩派的流風。毛雄才大略，打江山坐江山，汪猶疑徬徨，終成悲劇角色，但若從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來看，毛血債深重，汪的身世則令人同情。

《雙照樓詩詞藁》重版書進入編輯製作階段，那時我很想把余先生的序文先在報刊上發表一下，一則序文本身是極好的文章，二則也為新書做一點宣傳。恰好有一次，在港大的龍應台沙龍碰到董橋先生，閒談中我提到余先生的序，說可惜太長，不然應該發表一下。董先生想都不想，就說「只要是余先生的稿，多長我都要」。次日我即將序文稿影印寄給董橋先生，不幾日，蘋果日報用兩大版的空前篇幅，一口氣全文刊出余先生的序。

一份高度市場化的暢銷報紙，竟然一次過發表一萬多字的文史長文，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無疑相當「趕客」。這只有董橋先生才可以，也足以體現余先生的文化影響力。

至此，重版《雙照樓詩詞藁》這件事，基本上功德圓滿。

新書預計在當年夏天印出來，正好趕上香港書展。事先，我與書展策劃作家講座的《亞洲周刊》聯絡，想看看有沒有機會邀請余先生來參加書展，一則讓余先生回「老家」看看，二則也讓他見見大陸和台港的讀者，作一演講。余先生年紀大了，長途跋涉太辛苦，我希望主辦機構提供一張頭等機票，減輕余先生旅途的勞累。書展方幾經奔走，解決了機票問題，我即寫傳真正式向余先生提出邀請。

可惜余先生婉拒了，年紀太大，醫生勤阻作長途旅行。我不想放棄這個機會，又與書展方商量，希望再提供一張頭等機票，讓余太太一路陪同，方便照顧，有余太太隨行，余先生應該更寬心。可惜等第二張頭等機票再解決，余先生還是婉拒了，他有更多私下的考慮，余先生再寫傳真向主辦機構道謝，之後向我解釋:

「我自覺過於受到學衛文化界關注，名遠過於實，決不應再出現於公共空間，剩下一點精力，若能讀未經眼之書，偶然有所述作，或尚可有所貢獻。倘仍為中年時期之種種公開活動，與相識或不相識者交往頻繁，則必至不再能吸取新知，徒然浪費無多之來日而已。我近來閉戶不出，即出此一認識，非僅限於香港書展一事也，乞鑑而諒之。」

因為這樣，香港與兩岸讀者便失去一次親炙余先生風采的機會，我也失去一次當面聆教的緣份了。

余先生仙逝，對中國甚至世界的學術文化界是一無可彌補的損失，也使我們在正邪交戰的世道上，突有一腳踏空的失落感。香港在火坑裡，台灣在火山旁，中國在懸崖邊上，世界在荊棘途中，人類在十字路口，正當我們最需要精神指引的關頭，我們失去了余先生。

余先生雖然不在了，但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人格光輝將繼續照亮我們前行的路，讓我們永遠懷念他，永遠遵照他的教誨去行事和做人。余先生一生都是專制的敵人，他雖然對政治只保留「遙遠的興趣」，極少參與現實政治，但他的道德勇氣，潔身自愛擇善固執的精神，他的睿智與人格光輝，正是我們理想之寄托﹑力量之源泉﹑信心之所在。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我相信，有一日我們會手執鮮花，到余先生墓前，灑一杯酒，告訴他香港回到香港人手上的好消息。

（顏純鈎臉書2021年8月23日）

顏純鈎：仰天大笑出門去──戴天二三事

（今日這篇文章，原是為悼念香港文化界前輩戴天先生，應《城市文藝》月刊之約寫的，因該雜誌在深圳印刷，編輯要求刪去部份政治敏感的字眼，現全文再發表一次，以保留原貌。文章比較長，對香港文化界情況沒有太大興趣的網友可以略過不讀。）

仰天大笑出門去──戴天二三事

先是舒非一個手機短訊，短短幾個字觸目驚心:「聽說戴天去世了」。一時頭皮發麻，趕緊和太太說。後來向幾位香港朋友打聽，都無法證實。再後來，想起和戴天最後一次見面時，提到陳韻文小姐在多倫多和他經常來往，便找何良懋要來陳韻文的電話，打去問清楚。

其實我手機裡早有陳韻文的電話，人一亂起來就容易犯糊涂。

陳韻文告知戴天真的走了。當日早上八點多她還去療養院陪戴天，待到傍晚六點多才離開，戴天一整天狀態都很好，頭腦清醒，反應敏捷，還會開玩笑。陳韻文回家後，十點多接到療養院電話，說正在送戴天去醫院急救，原因是突然低血糖。

因為一陣低血糖，就這樣與人間了斷，倒也非常省事，符合戴天的性格。時間到了，撣一撣衣袖，呵呵一笑，冉冉起身，羽化而登仙，做人如此瀟灑，真是幾生修來。 那天陳韻文說起，戴天在多倫多也會提起我，說是他一句話促成了我移民加拿大，我突然悲從中來，一時老淚縱橫。多年來，我一直心存感恩，他對我有知遇之恩，更對我有點撥命運之恩，我無以回報，只是時常感念，連我太太都幾十年唸叨，說不知怎樣感謝戴天。

我和戴天在什麼環境下初識，已經記不起來了。那年頭香港文化界很熱鬧，三天兩頭都有活動，可能在酒會上，也可能在某個飯局。當年初到貴境，每天都在惶惑中，英語不懂，廣東話麻麻地，一個中學畢業老紅衛兵，與光怪陸離的現代都市格格不入，正不知如何自處，見到生人退避三舍，見到名人更手足無措，如此戴天就走進我生命中。

戴天於我，總是有突如其來的刺激。有一次白先勇來，作聯在合和中心開會，請白先勇演講，當年戴天和左派作家關係很好，請來戴天主持。輪到發問環節，戴天說他認識的人不多，但看到一個高個子，就點名讓我來提問題。我怎會料到有此榮幸，腦袋麻木，也不知問了什麼問題，也不知白先勇作了怎樣的回答。事後作聯裡的文友，都覺得我不知去哪裡搞來的關係，居然還讓戴天點名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只好相信自己個子高，目標太大。

又一次，作聯受邀到深圳訪問，除了會員，還有也斯葉德輝等人，竟然戴天也來了。車到酒店，工作人員分配房間，先問戴天，你和誰一間房？戴天想都不想，就說我和顏純鈎一間。我又嚇了一跳，我和戴天，遠未到同房間過夜的交情啊！心裡忐忑，不知道晚上怎麼和他相處，彼此差距很大，有什麼話好說？

那晚吃過飯，大概也感覺別扭，就沒有回房間去，倒是到也斯房間去聊了很久。回到房間，戴天即抱怨，你去哪裡了，我等了你一個晚上，我心裡納悶，不知道他等我做什麼。後來入寢，戴天完全沒有睡意，就是和我聊天，聊什麼也忘記了，只是突然之間提起他和太太感情不太好。我一聽又懵了，彼此還算陌生人，怎麼一上來就把夫妻感情向我和盤托出？

兩件事都讓我受寵若驚，原因直到多年後才明白，說起來，還要多謝古蒼梧兄。當年《八方》雙月刊復刊，古蒼梧向我約稿，我寫了一個短篇給他，編輯部覺得不太理想，古兄打電話來，很為難地向我說明，我說沒關係，我看看能不能再寫一篇給你。

也是合該有緣，居然靈感幫忙，就寫了《天譴》給他。古兄收到投稿後大喜過望，當期就用了，後來據說反映還不錯。有一次，戴天在他專欄中寫出來，說「古仔」和他提起這件事，他沒有開我的名，但我知道說的是我。在他筆下，這個顏某人居然不擺架子，被人退稿還心服口服，繼續投稿，人品看起來還不壞。

戴天高估了我，我當時怎顧得了人品?初窺文壇堂奧，戰戰兢兢，只怕人家不要我，哪裡敢自矜身價——登稿是幸運，退稿是合理。我初時登小說在博益月刊，黃仲鳴批評我，我說他說得也有道理，古劍把我的反應告訴黃仲鳴，後來我和黃仲鳴也成了朋友。有時候壞事會變成好事，本來是自卑，結果倒博得別人好感。

八九六四後，有一天在飯局上碰到戴天，見面就問，最近在寫什麼？我說寫了一個短篇，以六四為背景，本來給明報月刊，但他們不用。戴天即向在座的潘耀明說：顏純鈎的小說你都不用?老潘有點尷尬，就說是下面的編輯退的稿。

那晚回家即收到戴天電話，叫我把稿子給他，他要寄給台灣的瘂弦。隔兩天，電話又來，說瘂弦看了稿子，說寫得很好，聯合報副刊會用。戴天幫朋友，就是這樣熱心，好像不經意，但手揮目送，談笑之間就把事情辦了。

我平常忙於搵食，很少到外面周旋，戴天有自己的名人圈子，沒事也不找我，我們見面都在一些公開場合。大概九五年，天地得到藝展局資助，要主辦第一屆長篇小說創作獎。籌劃辦獎細節時，我就擬定戴天﹑劉以鬯﹑鄭樹森﹑黃繼持﹑黃子平五位決選評判，當時並沒有把握能請到這些名家。但我第一個打電話給戴天，戴天竟不假思索滿口答應，後來我再聯絡以下幾位，說起戴天應承了，人人都樂於相助。

戴天和人說，他已十幾年不做評判，這次是「俾面顏純鈎」，我聽了又一驚，原來顏純鈎竟「有面俾」？其實來來去去，也不過就是《八方》約稿那件事，因為自卑，竟博得面子，這也是人生奇遇之一。

為小說獎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來的記者很多，我把戴天也請來了。戴天穿一身黑色樽領恤衫，外面是格子西裝，那是我數十年看他穿得最正式的一次。他穿起西服，嘴裡叼著煙斗，一頭灰白半鬈髮，冷冷地掃視周遭，還真有點名詩人的派頭。席間他說了話，突然很正經，與他平時凡事不上心﹑四兩撥千斤的詼諧風格大不同，也讓我看到他認真的一面。

小說獎按時間表進行，那時我已在做動身去加拿大的準備，戴天知道我的起程日子，和我商量把決選日子提前，以便我離港之前可以參加頒獎禮。後來七搞八搞，頒獎體果然趕在我離港前舉行，這件事雖不大，卻足見他體貼朋友的細微心思。

我從加拿大回流後，又申請到藝展局一筆資助，和古劍﹑舒非三個人合編《文學世紀》，刊名還是黃子平兄賜予的。當時又運用老關係，請戴天﹑鄭樹森﹑黃繼持﹑黃子平等人擔任顧問，說是顧問，多數都是顧而不問，只是光寵門面而已，不過戴天卻有一次「干涉編務」。那是高行健得獎後不久，我們做了一個專輯，因中共打壓，越發想「煲大佢」，於是又和劉再復再做了一個專訪，專門談高行健的創作。有一天戴天見到我，莫名其妙說一句：「顏純鈎，高行健啲嘢做夠了啩？」

我聽了一楞，想不通來龍去脈，但戴天如此提點，當然是有理由的，自此我們就不再做高行健。後來我才從側面摸到一點門道，當時有些人趁高行健得獎，借捧高行健抬高自己，戴天向來看不慣沽名釣譽之徒，因此有此「干涉」。

戴天住在北角炮台山光超台，那是信報林行止提供給他的宿舍。他每半年回加拿大一次，其間遙控主編《信報月刊》，每月照支人工，指揮若定，天底下有這樣當主編的？足見林行止不但倚重他，也充份信任他。

因為他住在北角，我也住北角，我們每約吃飯，都在炮台山地鐵站對面的上海老飯店。戴天總是抱怨老飯店的蔥油餅蔥放得太少，他說有一次自己帶一把蔥來，交代廚房多放蔥，結果做得蔥油餅出來，還是沒有蔥味。

有一次我約一位大陸學者和他吃飯，他本來應承了，臨時卻沒有出現，以他的為人，從不曾這樣。後來我和那個學者接觸多了，領教他的為人，這才明白戴天當日失約是有理由的，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大概是他行走江湖的準則。

也是在老飯店，有一晚我和孫立川和他吃飯，那時九七逼近，人人都在找後路，戴天問我有什麼打算。我說太太怕共產黨，本來想移民去台灣，於是帶家人到台灣走了一趟。當時台灣還比較亂，電單車在人行道上穿行，過馬路沒有人管紅綠燈，太太孩子都不喜歡，已準備作罷。

戴天問有沒有考慮加拿大，我說我沒有什麼條件去啊，既沒有親戚，也沒有錢。戴天問，有一層樓嗎?我說有，他問還了銀行還能剩多少錢？我說二百萬左右。戴天隨口說：那夠了，一半去投資，一半去生活。

那晚三個人聊到半夜，戴天自己帶酒來，已喝得腳步不穩，我和孫立川送他回光超台。半夜三點多回家，把太太從夢中叫醒，說戴天提議我們可以移民加拿大，去不去？我太太睡眼惺忪，迷迷糊糊，想都不想，就說「去」！

太太娘家幾個伯伯姑媽，都是印尼華僑，臨解放寄了錢買地，準備起屋，結果土改一來，把他們家評為地主。幾十年下來，她祖母都是地主婆，八九十歲人，動不動給抓去，一雙小腳顫巍巍站在高台上挨鬥爭。她父親是大陸雕塑家劉開渠的學生，曾經和劉開渠雕過蔣介石的像，運動來了就倒霉。文革中父親給工作組抓去關，她和母親半夜三更，生火煲一鍋水，把潘天壽的畫和弘一法師書法都燒了，她父親回家來捶胸頓足。

太太第六感很靈，剛結婚就叫我要申請來香港，這一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逃離香港，也是第六感作怪。共產黨要來了，有多遠就跑多遠，只是不想把孩子留下來給共產黨糟塌。

我做人安土重遷，處理日常瑣事更不耐煩，想到辦申請那種事，頭已先痛起來，但這一次，因為戴天鼓動，竟也狠下心。第二天即打電話給戴天，戴天即介紹移民律師劉天均給我，此後奔走幾個月，又遠涉重洋去紐約見移民官。碰巧紐約大風雪，事先約好的翻譯沒來，我叫從英國趕來會合的兒子要充當翻譯，兒子未見過世面，當場臉發白。也就那樣，磕磕碰碰，十個月後，竟拿到簽證。

當初劉天均問我去哪個城市，我也是一時衝動，就說去溫哥華，大概感覺溫哥華名字好聽一點。後來戴天問起，我說溫哥華，他還有點失望。要是早一點徵求他的意見，他可能會勸我去多倫多，如果聽他的話，後來我女兒在那裡讀大學，就會方便很多，但多倫多冬天極冷，我的風濕關節炎是否受得了，那又難說了。人生得與失，本來就不受控，只好跟著感覺走，走到哪裡算哪裡。

戴天最後一次回香港，逢人便說他這次是「告別之旅」，不諱言他與大家沒有下一次見面的機會了。他幾乎每天都有飲宴，文化界朋友輪流請他吃飯，他也趁機辦理一些家事。離開香港後要去台灣，他說要給兩個姐姐每人六十萬港幣，因為「告別之旅」，就把一些後事順便辦了。

有一天林行止在福臨門請吃飯，記得有劉紹銘﹑董橋夫婦﹑鄭樹森﹑小思和黃子程。午飯後我送戴天回酒店，本來想送到樓下讓他回去休息，誰知戴天又拉我上樓，在他房間裡聊天。我生怕他太累，幾次起身告辭，又都被他留著，一直談到傍晚六點多。中間也不知說什麼，他又突然又殺我一個措手不及，說是外面的人亂傳，他沒有什麼情人，倒是一夜情搞了兩三次。

今日回想起來，彷彿還看到他那副老天真的樣子。做人要有多坦蕩，才能像他這樣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們這種人，一年到頭唯恐不夠道德高尚，每個人都有幾個面具輪著用，到頭來，我們都活得太累。只有戴天，每天嘻嘻哈哈，該說什麼說什麼，該做什麼做什麼，事情剛上心，馬上就放下了，水過無痕。

那次我也約了舒非和馮偉才，和戴天在蘇浙同鄉會吃了一次飯。戴天一坐下來就說，他這次回來，在蘇浙已經吃了十幾餐，說得我們都大笑，誰叫他有那麼多朋友?席間大概談起共產黨，我例牌發牢騷，戴天好像不怎麼認同，我看彼此想法有距離，就沒有深入談下去。

很早以前，有一次孫述憲召飯，好像有黃子程薛興國等人，戴天也來了，一坐下來就對我說：顏純鈎，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全都錯的，係唔係?我隨口答道：係啊，剩餘價值理論就是對的。一時大家都靜了，以為我對馬克思主義很有研究，其實剩餘價值理論我在大陸讀中學時就學過了。當代有理論家批判，說工廠主花大錢投資，又搞技術更新，他們賺錢是合理的，所以剩餘價值之說不成立。雖然如此，老闆終究把工人生產的價值拿走了大部份，這也是事實，否則為何是他們發達？

我們那一代，文革後就懷疑剩餘價值理論，不是理論有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有問題。財產公有制原意是把社會財富集中後，再重新分配給工人，但實際上在社會主義之下，工人並沒有拿到應得的那一份。國家成了全國唯一的僱主，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全給國家拿走了，拿去搞政治，支援世界革命，並沒有回饋到工人身上，所以工人還是窮，甚至比資本主義還要窮。

可惜和戴天多次私下聊天，沒有機會深入談一下這些問題。我思疑他受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為對資本主義失望，反過來看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理念。他終究沒有在大陸生活過，不了解真實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回事。不過他對中共迫害知識分子那些事，還是有強烈是非感，這從他的文章，和與大陸自由派人士交往的過程都可以看出來。

他愛中國，不愛共產黨，他愛馬克思主義，不愛社會主義，此中有分別，可惜不能追他回來再問清楚了。

戴天走了，我也夕陽西下，沒有無限好，只有近黃昏。一個人活到八十六歲，一生豐富多姿，該見的見了，該做的也做了，該吃該玩的都吃過玩過，像戴天這樣，灑脫地揮一揮手，仰天大笑出門去，那也真令人羡慕。人生一場，悲欣交集，好的來就享受，壞的來就忍受，人生之好玩，不是你享了多少福，而是你遇上什麼人。遇上精采的人，你的生命就豐富多姿，一輩子與庸碌搗鬼的人打交道，那才是歲華虛渡。

順便一提，戴天剛走，蘇庚哲就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說是戴天在生時痛恨他，希望戴天放下憤懣。我不了解蘇賡哲，他為何讓戴天痛恨，我也不知道，但他寫那點文字實在很不聰明。本來沒有人知道戴天痛恨他，他一說人人皆知，以戴天的為人，被他痛恨的人好極有限，以他的性格，如有憤懣也不會放下，魯迅說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都不寬恕。」

僅以此文，草草不工，追念敬愛的戴天先生。若有來生，我們就再互相尋找，找到了，就再結一次緣。

（顏純鈎臉書專頁2021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