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與記憶──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遺忘與記憶
──盧文敏談丁平、《華僑文藝》與文學

訪問、整理：沈舒

沈舒按：盧文敏，原名盧澤漢，一九六Ｏ年代初曾辦《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等刊物，一九六三年七月加入《文藝》編委會，與丁平先生和韋陀先生共事，有親身接觸。曾出版詩集《燃燒的荊棘》（一九六一年），以及大批通俗小說。其作品曾入選友聯出版社《新人小說選》（一九六七年）、 香港中國筆會《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年）、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香港小說選》（一九九七年）； 一九六一年以新詩〈昇起我們的藍旗〉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新詩創作比賽」第四名， 一九六六年更以小說〈陸沉〉獲得《中國學生周報》舉辦「第十五屆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二名。本訪問稿經盧文敏先生審閱定稿。

日期：二Ｏ一三年七月六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半
地點：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大堂餐廳

盧：盧文敏先生
沈：沈舒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踏上寫作道路？期間，有沒有得到前輩啟發？

盧：我讀中學時有一位報販鄰居，經常讓我到他報攤拿報紙來看，譬如《晶報》、《香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等。我在報紙上見到很多人投稿，自己也躍躍欲試。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開始投稿，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在《電影日報‧大家樂》版（崔魏主編）發表。高三時，我一位中學同學祝康彥（其後成為台灣研究老子哲學的學者）知道我喜歡寫作，把我的作品交到他爸爸編的《香港時報》上發表。其後我也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青年樂園》、《星島日報》與《華僑日報》學生園地版。後來，我接觸到《自由陣線》、《今日世界》、《亞洲畫報》等刊物，喜歡自由主義的作品。我踏上寫作的道路，多少受到文藝界前輩慕容羽軍（李影）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其後的《香港時報‧淺水灣》及《星島晚報‧大會堂》版主編）的啟發，尤其「師傅」慕容羽軍多加指導。此外香港的女作家孟君、雲碧琳，台灣的名作家王藍、余光中等也多加啟導。而孟瑤、謝冰瑩等作家更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簡稱「師大」）的老師。

沈：請談談五十年代末赴台進修的始末？期間參與了哪些文學活動？

盧：我在一九五七年於九龍東方中學畢業後，沒有想過到外地進修，因為父親盧登的木箱生意失敗，家庭環境欠佳。後來，祝康彥告訴我，只要考到入學試，就可以免費到師大讀書，每星期還有二百元台幣零用錢。其後我考入師大讀國文學系，一九六一年畢業回港從事文教事業。在台攻讀期間曾參加「青年作家協會」、「文訊」、台大「海洋詩社」、師大「縱橫詩社」及「文藝營」等藝文活動。當時，僑委會有一筆經費資助僑生出版著作，王藍推薦我和其他香港僑生余玉書、朱韻成（人木）、胡振海（野火）、鍾柏榆、張俊英等出版《五月花號》，更蒙李樸生（僑委會長）、作家徐速與王藍賜序；後來，經覃子豪和余光中推薦，我獲僑委會資助出版了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我在台除繼續投稿香港之報刊外，也投寄台灣《中華日報》、《青年戰士報》、《時代青年》及《台灣文藝》等雜誌。此外，也參加過「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及「中國筆會」等文學活動，結交同一代之作家文友王憲陽、桑品載、歐陽惕、周伯乃、李藍、蔡文甫、段彩華、魏子雲、張默等。至於個人寫作範疇甚廣，除熱心詩作外，也愛寫小說、散文、評論等，更常與蘆荻、羊城、馬覺等切磋。還有盧因、桑白、蔡炎培等，尤其是蔡浩泉，最多勉勵。蔡浩泉是我在師大的學弟，讀藝術系。

留學台灣期間，我曾經在國際學社聽過胡適的演講，受到他對自由民主、中國前途看法的影響，也經常讀殷海光的著作，對學術和人生的課題特別感到興趣。因此，我當時發表的文章，除了抒發感情之外還有學術的探討。另外，我參與《師大學生》、《海洋》（余玉書和張俊英主編）、《縱橫》（劉國全主編）等刊物的編寫工作。海洋詩社是台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余玉書、鍾柏榆、張俊英等；縱橫詩社是師大的學生組織，成員包括香港僑生羊城。我有一段時期徘徊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但最終選擇了文學的道路。

沈：《學生生活報》甚麼時候創刊和停刊，共出版了多少期？

盧：一九六一年八月我從台灣回港，九月開始在元朗崇德英文書院任職中文高中教師，直至一九六四年離開為止；其後轉任李求恩紀念中學，直至一九七七年離職。回港後，經常在《大晚報》發表散文和小說，因而認識《大晚報》總編輯李一丹先生。一九六一年底蒙李先生邀約主持《學生生活報》，在慕容羽軍與雲碧琳之指導及協助下，主持編務約半年，逢星期六、日上班編稿。《學生生活報》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結束，逢星期五出版，每期三張紙共十二版，開度與《中國學生周報》相同。《學生生活報》是在大乘佛學社社長劉銳之及其在土瓜灣之小型印刷廠資助下艱苦出版，內容大致參考當時十分暢銷的《中國學生周報》與《青年樂園》。我當時只想在一般接受美援（如友聯機構屬下之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祖國周刊》）及左派資助（如《青年樂園》、《伴侶》、《知識》、《青年文友》等），走出一條純獨立性之綜合文藝，知識與思想之青年學生刊物道路。當時我很年輕，政治思想欠成熟，不僅對大陸極權政治（包括「三反」、「五反」、「三面紅旗大躍進」、「煉鋼」政策等）不滿，而且對香港憑美援企圖搞「第三势力」（如支持李宗仁做總統）分裂國共另組織第三政黨（包括「青年黨」）勾結美國分離主義势力，也持反對態度。我比較同情及支持「自由中國」──台灣的「國策」及以民生為主的大部份政見。至於香港雖無民主，却有充足自由的殖民政府，大致無可奈何贊同，但却非常反對其歧視台灣畢業生的政策，教師待遇有所謂甲、乙級之別。

《學生生活報》作者除慕容羽軍、雲碧琳、凌麥思（司馬靈）、林蔭、李一丹及我（也是編委）之外，更難得發掘了現在譽滿文藝界之作家柯振中與許定銘先生，當時都是他倆自由投稿該刊而獲刊登與鼓勵的；而柯振中早期一篇長五千字小說就是刊登在《學生生活報》的「原野版」，發表後他很高興。由於當時太忙，加上年代久遠，又缺刊物在手，記憶已十分模糊，依稀記得曾主持一次文學講座及若干次讀者文藝活動。一九六二年《學生生活報》曾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作者有盧文敏、梓人、司馬靈、桑品載、歐陽惕等十多篇，書評家許定銘曾作推介。由於當時志趣是不大想教書，只希望一心從事寫作專業與出版工作，所以不計個人酬勞，也全力推動生平第一樁出版與寫作之志業，可惜當時市場不景氣，加上同類刊物競爭劇烈，終接受失敗收場，但卻獲得寶貴之經驗，為日後在台、港長期從事出版與職業寫作鋪路。

沈：《文藝沙龍》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出版了多少期？又如何邀請到著名作家如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撰稿？

盧：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有意全力進軍文壇，獨資創辦《文藝沙龍》，主要蒙師傅慕容羽軍之指導及約稿，刊登了李輝英、趙滋蕃、辛鬱等作家的作品；此外，我也結交了青年作家陳其滔、梓人、李海眉、夕陽、盧柏棠、張雪軍等（至於台灣也有以上提及之文友作家），並親自向他們約稿，所以應不乏稿源。當時發覺一般雜誌售價太昂貴，才決定以較新形式之八開型出現（只售三角），當時參考最暢銷的雜誌都擺在搶眼位置，只有大度刊物才能吸引讀者，《文藝沙龍》無論內容、風格、編排都有意創新，除了售價最便宜外，還取消一般封面浮誇風習，封面除醒目設計之刊頭外，更刊登名家作品（配名畫家丁崗插圖），結合較嚴肅之純文學與通俗文藝，提倡「雅俗派」合流之始（至今本人仍極力提倡及支持雅俗「活文學」，不同意過於曲高和寡、脫離群眾讀者之「呆文學」或「死文學」），並且有意搞作者與讀者之「沙龍式派對」、「沙龍式研習互動」，結合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學，惜力有不逮，欠缺宣傳，銷路未符理想，財力不繼，未克功成，前後只出版了三期左右，但對辦刊物之志向仍未平息。後來，出現了很暢銷的《小說報》，風格與《文藝沙龍》相似，但並非雜誌，每期只刊登一位作者的小說，却非常受歡迎。

沈：請問盧先生如何認識丁平和韋陀二位先生，以及怎樣認識《華僑文藝》這份文學雜誌？

盧：由於慕容先生介紹，我在一九六二年前後認識韋陀（黃國仁）與丁平（寗靖），一九六三年加入《文藝》擔任編委。丁平先生不只是編委好友，其後更是李求恩中學的同事。一九六四年我離開元朗崇德中學，經韋陀先生介紹我轉進聖公會屬下之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丁平先生大概在一九七二年任教李求恩紀念中學，離職日期是一九八三年，他經常在我主編每月出版一次的《淬鋒》校刊撰稿。現時活躍藝文界的邱立本、卓伯棠、鄭明仁是我在李求恩紀念中學任教時的學生、而朱珺是在崇德英文書院任教時的學生。丁兄為人豪爽、熱情，風趣幽默，聲如洪鐘，成名於大陸詩壇。活動力甚強，交遊廣闊，與大陸、台灣及南洋藝文界均有聯繫，經常書信往還，又熱心藝文，寫作頗勤，著有長詩《在珠江的西岸線上》、散文集《漓江曲》、《萍之歌》（二ＯＯ九年「香港中國文學學會」出版丁平先生逝世紀念詩集）等，更涉獵學術性之著作，多才多藝，兼任大專教職，桃李滿門，乃不可多得之人才。至於韋陀先生，他是一位沉實而忠厚的人，在諸聖中學任李守慧校長秘書（該校長其後即成為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很熱心文教界的事情，但性格較為內斂，與丁平的性格互相補足。

記憶中，我首先在報攤上看到《華僑文藝》這份雜誌，後來經慕容羽軍先生介紹才認識丁平和韋陀。他們邀請我撰稿，我才開始在這份雜誌上發表作品，第一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三月號發表。其後應韋陀及丁平兄的邀請更加入《文藝》編委會，對早期《文藝》前身之《華僑文藝》只知其為偏重台灣文壇。

沈：丁、韋二位先生為甚麼邀請盧先生加入《華僑文藝》的編委會？當時的編委會由四人大幅增至九人，原因何在？

盧：他們知道我很有興趣搞出版，大概覺得我們志同道合，而且可以介紹一些台灣的稿件。一九六三年七月，我正式加入編委會。《華僑文藝》的編務工作主要由丁、韋二位負責，其他編委沒有實務工作，只偶爾茶敍，討論有關文藝寫作及編務方針，主要是介紹一些稿件。

《華僑文藝》的作者群中不少是已成名的大作家如李金髮、覃子豪、謝冰瑩等。當時擴大編委會，加入一些年青的編委，我猜想他們想吸納一些青年作者，充實版面內容，以及增加年青讀者。其實，上世紀五、六Ｏ年代，左右兩派的刊物都爭取年青人參加，《華僑文藝》也不例外。

沈：盧先生知道《華僑文藝》出版經費的來源嗎？又韋陀先生與丁平先生如何分工？

盧：《華僑文藝》沒有政治背景，因此背後沒有資金支持，我推測主要是由韋陀先生出資，至於丁平先生有沒有出資我就不大清楚。但丁先生熟悉南洋一帶的作家，《華僑文藝》在當地也有一些銷路。印量大約是二千本，據說主要銷南洋約一千本，香港則有少量發行，其他送贈台港作者及文化機構。當時親台的集成圖書公司、友聯書店及特約報攤也有寄售。其後聞說因為南洋發行欠帳，不得已之下停刊。我沒有參與具體的編務與發行工作，丁、韋二位的工作分配大致是丁管編務與約稿、發行、聯絡，韋則管帳目與編務（畫版）。

沈：《華僑文藝》的「讀者‧作者‧編者」和「作家動態」由誰執筆？

盧：「讀者‧作者‧編者」應該是由丁平執筆，而「作家動態」由大家合寫，我也寫過「作家動態」的報導。

沈：《華僑文藝》有沒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與香港當時出版的現代主義雜誌如《詩朶》、《文藝新潮》、《好望角》等有甚麼分別？

盧：我認為《華僑文藝》沒有特別的文學主張，主要發表水準較高的文藝作品，一般評論是比當時頗為暢銷的《文壇》水準較高，既有寫實主義的小說，也有現代主義的新詩及評論。從風格上來看，《華僑文藝》與黃崖主編的《蕉風》很相似。

《華僑文藝》雖然刊登現代主義的作品，但也不排斥寫實主義的作品，兼容並蓄，與香港其他深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刊物不同。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是作品的好壞，而非文學的主張。

沈：《華僑文藝》發表了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否與丁平先生有關？

盧：台灣作家主要由丁先生約稿，我也有介紹桑品載、歐陽惕等人的作品在《華僑文藝》發表。

沈：《華僑文藝》的銷路如何？後來為甚麼停刊？

盧：《華僑文藝》雖然在香港報攤發售，但銷路不高。至於南洋一帶的銷路應該不俗。後來，《華僑文藝》受到南洋排華的影響，被逼放棄「華僑」二字，改為《文藝》，我覺得此刊名太平淡，建議索性改名為《新文藝》，可惜被否決。《文藝》銷路大跌，無法經營下去，不得不停刊。

沈：《華僑文藝》被人遺忘的原因何在？對香港文學有哪些影響？

盧：《華僑文藝》不受政治支配，缺乏公關、宣傳及藝文活動，編輯工作太忙，只是兼職，難以發揮影響力。停刊後亦少人談起這份雜誌，逐漸被人遺忘。雖然如此，《華僑文藝》發表了一批高水準的作品，而且是早期推介台灣作家和作品的香港雜誌，其貢獻應予肯定。多年後，老朋友桑品載、歐陽惕、張默、蔡文甫等台灣作家仍會談起這份刊物。

沈：從一九七Ｏ年代末開始，盧先生很少發表嚴肅的文學作品，有甚麼原因嗎？

盧：一九七七年離開李求恩中學後，工作太忙，全力搞出版和寫作。我在香港辦過的雜誌包括《醜聞》、《風雲》、《電視台》、《生理衛生》、《黑皮書》等。在香港靠寫作為生絕不客易，我分別用孟浪、老偈、貝品清，白水晶、霍愛迪、艾迪等多個筆名在《天天日報》、《新報》、《新夜報》、《新知》、《藍皮書》等報刊寫流行作品，包括偵探、靈異、愛情、魔幻、科幻小說等，每天忙於寫七、八個專欄，由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不等，完全沒有時間參加文學活動，漸漸遠離嚴肅的文學創作，但我不同意流行小說必然缺乏文學成份，名作家沈西城就批評我的作品特色：「通俗中有文學，文學中有通俗」。我寫了幾百萬字這類通俗作品，部份以孟浪筆名發表的作品已經結集出版如《閻王令》（一九八七）、《變色幽靈》（一九八七）、《通靈怪嬰》（一九八八）、《靈體》（一九八九）、《黑狐仙》（一九八九）、《攝魄亡魂》（一九九Ｏ）、《驚魂夜》（一九九Ｏ）、《奪魄情花》（一九九一）、《鬼鈎魂》（一九九一）、《靈魂賭局》（一九九二）、《魔域翡翠》（一九九二）等。我曾以老偈筆名出版的長篇小說包括《隧道亡魂》、《魔宮怪客》。我覺得小說應具有「電影感」、創造性及想像力，尤其是恐怖、靈慾、推理及荒誕題材缺乏，我較為偏重。當時很想寫出類似「ＯＯ七」及後期紅絕一時的「哈利波特」之類的小說。期間，我雖然以寫通俗作品為主，偶然仍然會寫嚴肅的文學作品如小說與新詩，在《中華日報》發表。其他在《劇與藝》、《蕉風》和台灣的文學雜誌《小說族》上發表，都是用盧文敏、白水晶、孟浪等筆名。

一九八五年，我離開香港。當時我覺得香港文化市場缺乏文藝，而流向財團化的通俗及八卦，難以競爭，我反而發覺台灣文化出版界過於嚴肅、單調、乏味（尤其是主流報紙刊登高級文學作品），與香港報紙通俗化大相違背。當時我有一個想法：以商業角度在台灣先搞通俗刊物，賺夠錢再搞虧本的文藝雜誌。我到台灣，認識了林德川先生。他有意辦雜誌，於是出資搞出版社，分別成立「金文」、「美麗」與「追星族」三間出版社，主要是將台灣通俗雜誌「香港化」（比黎智英搞《壹週刊》及《蘋果日報》早幾年吧？），當時先後出版最早報導兩岸三地資訊及內幕的《接觸》、《兩岸》與及《靈異》、《人鬼神》、《偶像》、《星心》、《蒐奇》、《新生活報》及大量的香港流行漫畫與小說（購買版權再修改為「台灣版）。我負責具體編務，最高記錄是每月出版十二本雜誌，銷售最多的雜誌是《靈異》雜誌，四開大度，內容包括靈異、科幻、宗教、神秘等題材，每期銷有二、三萬冊。另外，我還購買香港作家著作和漫畫的版權，把這些書引進台灣，前者如慕容羽軍、雲碧琳、依達、馮嘉（石崗）、林蔭、沈西城等作家的作品，後者如文化傳訊黃玉郎的《龍虎門》（舊版）、上官小寶的《李小龍》、張萬有的《如來神掌》、牛佬、邱瑞新的江湖黑白道連載漫畫及甘小文的幽默諷刺漫畫等。直到二ＯＯ五年我離開台灣，回港為止。

我認為文學不應該太狹窄，除了嚴肅的作品外，也應該包括流行和通俗的作品。而作品的好壞，並不在於它是嚴肅還是通俗，最重要是看作品本身有沒有特色，能否表現人性與社會的面貌。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呈現正面、健康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但為甚麼不可以反映人性中黑暗、邪惡的一面？可惜，當時的文學界不大能夠接受這類題材，認為這類創作不是文學作品。文學界過去一直輕視通俗作品，其實通俗作品中也有好作品，譬如金庸、倪匡、亦舒、李碧華、馮嘉、林蔭等也有出色的小說。這些作家雖然不為當時文學界接受，但他們的作品為文學作品開創了新局面，無論在武俠、科幻、愛情的題材都有新突破，今天已為人肯定。我認為通俗作品可以接觸更多讀者，透過提升作品水平，同樣可以引起讀者對文學的興趣。很多人將報刊連載的小說視為通俗，其實公認為文學泰斗的小說名家劉以鬯的《酒徒》，最先就發表在星島晚報副刊，金庸、倪匡、小生姓高（三蘇）、梁羽生及李碧華的作品均發表在報刊副刊。究竟作者之作品是否有文學價值，主要是看他寫作動機、構思、取材、藝術表現手法與個人風格。本人未出版之文學短、中篇約二、三十萬字，在報刊連載之長篇約七、八百萬字，其中涉及恐怖、推理、科幻、魔幻、情色題材，少不免有顧及市場與讀者口味，但以當時得令的高行健、莫言、黃碧雲及台灣的陳雪均有涉及人性與情色描寫，只要真正是作者深刻表達人性衝突與內心掙扎，我們應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派小說。目前一般文學讀者日漸缺乏和疏離，造成作者比讀者多的怪異現象（尤其是新詩），反觀日本及外國小說對性與情色衝突描寫，跟電影同步，說不定是重新爭取廣大讀者的靈丹妙藥。我曾寫過很多作者沒曾寫過的題材的長篇小說連載多年，如《神珠‧魔手‧外星人》、《恐怖殺人窩》、《藍戀紫情》（同性戀畸情）、《一代神女女神自白書》……等，很想整理出版或上網留存，但目前出版市場太差勁，如何適應、改革或創新，值得有心人士研議。

沈：可否介紹《73週刊》這份刊物？

盧：香港當時有一個電視節目叫「73劇場」，內容以諷刺社會為主，我於是想到辦一份《73週刊》的趣味性綜合雜誌，刊登較具諷刺及爭論性的社會雜文、怪論及反映現實衝突的通俗的愛情小說，由我與何潮光合作出版，但只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了。後來，我們還共同集資辦了一份叫《電視台》的雜誌，請方亮先生主編，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青霞。

沈：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作家傳略》中的盧文敏介紹，是否盧先生執筆撰寫的？

盧：這篇介紹不是我寫的，也不知道是誰人執筆的，也許是早期認識的文友提供，較缺乏我八十年代後的資料。

沈：今天十分感謝盧先生接受訪問，分享了從事文學工作的種種經歷，對嚴肅和通俗文學的看法，以及《華僑文藝》的編輯和出版情況。謝謝！

盧文敏先生受訪時攝

《學生生活報》「原野」副刊（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

相關文章：〈遺忘與記憶 ──四家談丁平與《華僑文藝》〉

沈舒其他訪問請到：香港文學資料庫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二十一

傑克的《朋友之妻》

近年傑克（1898～1983）一九五Ｏ年以前的小說不容易找，像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朋友之妻》（香港大公書局，1940），在拍賣會上的成交價是二百五十，加上手續等雜費，三百塊少不了。此書為大公書局開店後不久出版的《現代小說叢刊》之一，九十四頁，是個四萬多字的中篇。

《朋友之妻》寫的是五個人，兩對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窮教師莊勝愛上售香水每月受薪十五元的女店員楊梨梨，每月支持她家用二十元，又按了祖屋拿五百元給她父親做生意，結果還是要失戀；魯伯敬教授和太太魯凌淑芳是老夫少妻，教授全力撰寫「元史」而冷落嬌妻，魯太太和百貨公司的主任瞿安之搞婚外情，教授揭破姦情後，竟然割愛，自己離開……。

奇情故事對一般讀者應有吸引力，我則覺得很普通，並無突出。不過，傑克為了強調楊梨梨售貨員之低下階層身份，每寫到她說話時，均用「口語」出之，頗覺特別。如莊勝問她何以多日不肯見面，她說：

「冇嘢！唔得閒啫。」（注：沒有什麼，太忙吧了。）

每次在她所說的本地口語之後，又以書面語重複一次，可見當時大作家用口語寫作並未普及，一般外省人難以瞭解。傑克此舉可說是為方言入小說邁前一步。

《追悼》最後的野草

《野草》重印合訂本

一九四Ｏ年八月，雜文家夏衍、宋雲彬、聶紺弩、孟超和秦似五人，在桂林成立野草社，出版小型雜文月刊《野草》，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五期停刊，共二十九期。至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以叢刊形式在香港復刊，初期僅署書名《野草》復刊號、新二號……，出至第六期起，每期以獨立書名出版，分別為《能言鸚鵡毒如蛇》、《天下大變》、《春日》、《論白俄》、《論怕老婆》和《血書》等幾本，歸納為《野草文叢》出版；其後又改稱《野草新集》，出過《論肚子》和《追悼》。這批野草社所出的單行本，無論稱「文叢」或「新集」，每本都只有幾十頁，其實都是變相的期刊。

《追悼》（香港智源書局，一九四九）是「野草們」最後的文集，全書九十六頁，收杜埃的〈春天的腳步〉、秋雲的〈歲尾年頭隨筆〉、秦牧的〈殺楊貴妃之說〉、雲彬的〈非所宜言〉、蔣牧良的〈「銀湖南，金湘鄉」〉、馬凡陀的〈甲級戰犯和甲級魔術〉……等雜文和新詩十六篇，〈追悼〉則是紺弩在陳佈雷死後，追悼他的一篇雜文，認為他是個悲劇人物。

印二千本的《追悼》出版後，翌年即要再版，字小了，排密了，把九十六頁縮成八十一頁，甚至改名《東北之春》，其實兩書均同一本，不過是用了書內第一篇，江洪的文章作書名而已！

巨型的小說選

由香港中國筆會於一九六八年出版，李輝英和黃思騁合編的《短篇小說選》，是香港最巨型的單一小說選集。全書六三四頁，二十五開本，收一九六Ｏ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作家五十二人的短篇小說各一篇，凡四十餘萬字，厚達三釐米，書前有羅香林的序，書後有編者的後記，對編選目的及經過有詳實的記述。

集中的作家，除了誤選的蔡文甫、司馬桑敦、廖汀等幾位台灣作家外，其餘的都是本港文壇的精英，是老中青三代的混合傑作。老一輩的作家有：黃思騁、李輝英、司馬長風、張贛萍、岳騫、盧森、沙千夢和慕容羽軍等；中年作家最多，有王敬羲、陳其滔、費立、朱韻成、欒復（蔡炎培）、雲碧琳、梓人、雨萍、盛紫娟……；年輕一代的新進有江詩呂、亦舒、陳炳藻、藍山居（古蒼梧）、張愛倫（西西）、盧文敏、蓬草和林琵琶等人。

從這張名單很容易知道編選者是由當年的「綠背文學」：《文學世界》、《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海瀾》及《文壇》等報刊選出來的作品。從政治立場看，沒選侶倫、舒巷城、阮朗、夏易、海辛……是一點不奇的。不過，沒選劉以鬯、徐訏、路易士（李雨生）、徐速、盧因、林蔭，就是缺失！

雖然《短篇小說選》並不完善，卻是如今瞭解一九六Ｏ年代「綠背文壇」小說的最佳選本。

很不風景的秦松

我是透過附文這幅版畫知道詩人畫家秦松的。一九六二年雲碧琳主編的純文學刊物《文藝季》創刊，封底用的就是秦松這幅題為〈沉落季〉的版畫，心裡不禁納悶：《文藝季》就等於《沉落季》？這句疑問和前衛的構圖，很快的深深地埋到那位「文藝少年」的心坎裏。後來知道〈沉落季〉又用作沈甸（張拓蕪）的詩集《五月狩》的插圖之一，於是又買了《五月狩》珍藏。然而，世事的滄桑豈是人所能預料，這些書已不知何時失去了，今天重獲《文藝季》，重覩〈沉落季〉，已是近半世紀後的事了！

秦松（1932～2007）是旅居紐約的詩人、畫家，我手邊有一冊他的《很不風景的人》（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是他畫冊和詩集以外的散文集，書分《很不風景的人》、《散記隨想印象》和《傲慢與偏見》三輯，共收七十篇抒情、記人、記事和隨想的雜記，是瞭解秦松最好的文集。秦松為人謙遜，他自稱「很不風景的人」，是人這種風景中最不好看的一員。但本書的推介頁卻認為「他的作品向來坦率、真誠、直抒胸臆……筆下都情韻飽滿，不受拘束，每每流露出詩人氣質」。

秦松還著有詩集《在中國的東南海上》、《唱一支共同的歌》、《無花之樹》和《秦松版畫集》、《秦松詩畫集——原始之黑》等，都是比較少見的書。

千金難求的《雙城》

自從柳蘇在一九八九年的《讀書》上發表了散文〈你一定要看董橋〉，陳子善編了本董橋的評論集《你一定要看董橋》（上海文匯出版社，一九九七）後，董橋的文名在內地聲名大噪，散文集一本接着一本面世，時至今日總有幾十冊了，他的簽名鈐印本，在拍賣會上拍到過千元一本也是常有的事。如今董橋已是內地讀書界無人不知的香港名家，陳子善說：

如果把台港和海外眾多散文名家比作武林高手，董橋無疑是其中身懷絕技，出招奇特，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位。（見《你一定要看董橋》編後記）

董橋的散文集雖然隨時都可買到，但如今大家見到的，他這本處女集《雙城雜筆》，今天已是千金難求的了。《雙城雜筆》（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七七）收散文五十餘篇，書分《在倫敦寫的》和《在香港寫的》兩輯，收的都是他一九七Ｏ年代初期的作品。慣讀董橋散文的朋友都深愛他「深遠如哲學之天地，高華如藝術之境界」的文風，而《雙城雜筆》中的散文和他後來散文不同之處在於多變，如：〈春日戲筆〉全文三頁不分段；〈有這樣一則廣告〉句句分行似詩；〈不是書話之一〉幾乎不用逗號，全部用句號分隔；〈那天晚上〉用括號跳接過去和現在……，年輕的董橋是很「意識流」、很「現代」的！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五

他燃燒了荊棘

一九六Ｏ年代初，從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回港的文藝青年盧文敏（1939～），在教學之餘決心投入香港這塊「文藝沙漠」，開墾綠洲以惠後來的文藝「發燒友」。他不單自己努力創作小說以作典範，還出版期刊《文藝沙龍》，類似《中國學生周報》的《學生生活報》，後來還加入丁平主編的《文藝》月刊任編委……，可惜幾年後即偃旗息鼓涉海往寶島謀生。

盧文敏擅寫小說，他的短篇曾入選友聯的《新人小說選》和李輝英編的《短篇小說選》，又曾參與《靜靜的流水》和《五月花號》的出版，在《學生生活報》編過小說集《遲來的春天》……，是香港一九六Ｏ年代青年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可惜一直沒有他的消息。近日得好友小說家柯振中引見這位回港度假的文壇前輩，三人相談甚歡，他還贈我一冊《燃燒的荊棘》（台北縱橫詩社，1961），超過半世紀的詩集，珍貴異常。

盧文敏告訴我，除了文學小說，為了謀生他還用多個筆名創作及出版了數十本流行小說，而《燃燒的荊棘》則是他唯一的詩集，收創作四十多首，在書裏他用青春的歲月，唱出了生命的烈火，用詩歌熔解了西伯利亞的寒流，用烈火焚燬了滿途的荊棘，展示出新一代背負着時代的十字架，是一位熱血文藝青年，「以血去呼喊黎明，以淚去凝聚痛苦，以心去點燃火炬」的記錄！

《五月花號》的處女航

《五月花號》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於台灣的一本集體創作集。由於本書的六位作者：余祥麟、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鍾柏榆和張俊英，部是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文藝青年，他們當時在香港青年文壇上早佔有一定的地位。

《五月花號》是一本詩、散文、小說集。還有李樸生、王藍和徐速等人的序。本書裏的文字雖然不是很成熟的作品，但正如徐速所說：「在這書裏，你可以聽到純真的笑，純真的哭，你可以看到青春生命的活動力，在陽光下跳躍，在黑暗中吶喊。」《五月花號》的編排有點類似《向日葵》，亦是作者們各自選好作品，冠以總題目，再合成一本厚厚的二百六十餘頁的《五月花號》。

余玉書（祥麟）是台灣海洋詩社的創辦人之一，他在本書裏的總目是《寒漠的憂鬱》，共有詩作二十一首，以白描及抒情為主。如〈十二月的夜晚〉一首中：

長春籐的手足默默地伸長，
攀上妳院子裏的短牆，
窗外的霧該更濃了，
在這微帶着寒意的初冬晚上。

除了在詩的語言上不夠成熟外，意境已是頗美的了。此外〈蟲聲〉：

沒有星的晚上，
回憶像深秋的涼風，
冷漠地，飄落我心樹苦悶的黃葉。

於是，乃有往事的蟲聲，
從遠處的草叢中曳起。

也是一篇頗為可愛的小詩。至於他用作總目的那篇述蘇武牧羊故事的長詩──〈寒漠的憂鬱〉卻是較弱的一環。對於余玉書，我是喜歡他的散文較詩多些。

朱韻成（人木）曾經得過亞洲出版社亞洲小說徵文獎，曾參加過《靜靜的流水》的出版，同時也是本書裏水準最高的一位。他收在本書《秋月集》裏的有詩、散文、和小說。幾年前我讀《五月花號》時最喜歡他的小說〈狼群〉，那是一篇曾刊登於香港《文壇》月刊的短篇創作，述一位警官單獨到荒僻的雪地去追捕犯人，他捉到犯人回來時的一個晚上，被六、七十隻狼群襲擊，他們合力把狼擊退，而警官在極度疲勞中睡去，他以為犯人一定會趁機逃掉，然而當他醒來時，卻發現那個犯人仍和他在一起，使那位警官大感困惑「他為甚麼不逃呢？」我當時很欣賞他這篇小說，但漸漸發覺他這篇小說雖然含有一些哲理，卻與一些西部牛仔片太接近了，現在再讀，對其創作性不禁打了折扣。

此外，他的〈苦酒〉是一篇較為出色的短篇：主角是一個私生子，母親死了，他努力奮鬥而成了一位醫生，而撫育他的那位神父帶來了他那個窮愁潦倒而軟弱的父親。醫生以送錢給父親時欣賞他的難堪為樂，而父親則以酒精麻醉自己作為對昔往缺憾的補償。朱韻成處理這個故事，頗能扣人心弦，而且洶湧着兩代之間的暗流，寫得着實不錯。

胡振海（古月）的《野火集》以散文為主。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他信仰平等，他同情窮人，同情一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不幸的人們。在本集中，他討論平等，為甚麼人可以霸佔世界，老鼠吃一些他們也生活在的土地上的東西，就會受到人的捕殺，他揭發人的醜惡：

鱷魚在吃人之前，總是要流幾滴眼淚的，但人在吃人之前，卻猙獰地狂笑。
用右手殺人的人，不斷地讚美他左手的清白。

老虎在吞食人的時候，把骨頭棄置在地上，但人在吃人的時候，卻連骨頭也吞進肚子裏去。

他寫得非常激動，為人類伸不平，為小動物呼冤，正由於如此，含有太多的說教味，失去文藝性，不免有點枯燥。

盧澤漢（文敏）的《憂鬱，遠了》有詩、散文，也有小說。他的散文〈別了，香港〉敘述他離港返台升學，船要啓航時的情緒，寫來很真，很切。而〈接船〉一篇則是他回港渡假時，母親接船之情景，慈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由十二時一直等到晚飯時分，在碼頭的豪雨下等愛子的那份親情，感人甚深。至於其〈傳道者〉說傳教士不屈不撓的精神，亦使人起敬，較之那篇說愛的〈秋瑩姐〉要好多了。

鍾柏榆（星辰）的《追尋》主要的是詩和散文。我喜歡他的詩多於散文，有幾首短小精悍的小詩是我所喜受的，如〈爆竹〉

嘆一聲命運，喊一句不平
叫破喉嚨，叫掉生命

灑一地鮮紅的血，碎骨粉身

只聞笑謔，沒人憑弔

很有自由詩的味道。又如〈淚〉：

淚如舟子
自眼睛的港口駛出來

也是一些精鍊的詩句。

張俊英以小說為主，他的《靈泉集》裏除了小部分詩、散文，就是兩個短篇：〈艷遇〉、〈靜靜的愛河〉和中篇〈他鄉客〉。他選擇的題材趨近以適合大眾的社會小說為主，但卻因此而失了一種青春氣息及文藝調。〈艷遇〉是說一個捉狹的小故事，生動可愛而風趣。〈靜靜的愛河〉是一段傷感的愛情故事，或許可能是早期的作品，因此，在人物的安排及情節上實有可商榷的地方，如男女主角在戲院相遇，見過十次面，只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山盟海誓，共訂白頭，未免兒戲。〈他鄉客〉就朱自清的一句話：「你要光明，你自己去找」為中心，述一位女子在華僑家庭裏的悲劇，及一個青年奮鬥成功的經過，他在這裏只做到交待故事，若以小說衡之，則失掉重心，且〈他鄉客〉這個題目頗不切題。以張俊英的三篇小說來說，我還是較喜歡〈艷遇〉。

在《五月花號》的處女航中，我以為收穫最大的還是朱韻成和盧文敏。

──1970年12月

重讀《五月花號》

《五月花號》是一九五九年出版於台灣的詩、散文、小說合集。書中六位作者：余祥麟、朱韻成、胡振海、盧澤漢、鍾柏榆和張俊英，部是由香港去台灣升學的文藝青年。此書的編排是作者們自己選好作品，冠以各自的總目，再合成一冊厚厚的、二百六十餘頁的《五月花號》。書前還有李樸生、王藍和徐速的序。徐速說：「在這書裏，你可以聽到純真的笑，純真的哭，你可以看到青春生命的活動力，在陽光下跳躍，在黑暗中吶喊。」

六位作者中，鍾柏榆和張俊英沒有印象，其餘四位，我都知道或者認識：余祥麟即余玉書，台灣海洋詩社的創辦人，一九六Ｏ年代初從台灣回港，曾鼓吹「中國風文藝」，主編《文藝線》，如今居於温哥華。此中最有才華的是朱韻成（人木），一九五八年，以短篇小說《橋》奪亞洲出版社亞洲小說徵文獎，可惜一九六Ｏ年代赴美後，未見再寫作。胡振海（野火）回港後一直在學校裏教書，課餘熱心寫作，熱心推動香港中國筆會事務。

近年認識久已知道的盧澤漢（盧文敏），原來他的文藝生命最長也最燦爛，大學畢業後的四五十年，在香港教書、寫稿、出版，文藝一直在他的生命中燃燒，創作過千萬字小說。我的《五月花號》在一九七Ｏ年寫過《五月花號的處女航》（載拙著《書人書事》）後遺失了，今日得以重讀，是盧文敏所藏的珍本。

上官竹子的《夢之圓舞曲》

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學習寫作的文社人，能在短期內出版單行本小說集的，除了小清江﹙柯振中﹚外，就數到上官竹子。他們所不同的是柯振中其後不斷創作，出版單行本十多種，成為著名的海外華文作家；上官竹子結集出版其處女小說集《夢之圓舞曲》（台北儒林文社，1966）後，卻似曇花一現人間蒸發，希望只是我孤陋寡聞，他不再創作，卻在另一領域大發光芒，作出貢献。

上官竹子﹙1945～﹚原名朱國能，據說自十六歲開始，即從事寫作，其作品散見於《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文藝線》和《文壇》等報刊。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上官竹子寫作甚勤，經常冠以儒林文社的名號，為《星島》的學生園地撰稿，寫得很不錯。不過，我卻注意到儒林文社似是一人文社，因除了他以外，好像再沒有其他人用這個文社的名義刊登文稿。其後，上官竹子加入《文藝線》團體，鼓吹「中國風」文學。六三年竹子赴台大升學，入中國文學系，學習之餘仍不斷努力創作。到一九六六年元月，在台灣出版其處女小說集《夢之圓舞曲》，由學生書局總經銷，香港則交中國風出版社代理。

《夢之圓舞曲》厚一六二頁，共收十一個短篇創作，據說都是他赴台以後的作品。書前有洪炎秋的〈序〉和作者自撰的〈創作中國風的文學〉﹙代序﹚，書後還有篇〈後記〉，交待出版的始末。關於「中國風」的問題，在六十年代的文社潮期間，曾引起不小的論戰，我不想舊事重提，只想看看竹子的小說。

上官竹子的小說題材，大致可分成兩類：〈南風吻面輕輕〉、〈夢之圓舞曲〉、〈滑過唇邊的吻〉、〈最後一輪落日〉、〈杜鵑花開時〉、〈幽情〉和〈遙遠的呼喚〉等七篇，是談愛情的；〈耶和華的眼淚〉、〈父與子〉、〈長夜〉和〈真〉等四篇，是社會性較強的。

寫這些小說的時候，竹子大約二十歲左右，社會觀察不夠深入，多寫戀愛是必然的事。在幾篇愛情小說中，寫得較好的是〈滑過唇邊的吻〉，這個小說以十四封沉落的情箋組成，是一個年輕人寫給情人的信，從單方面去敘述一段戀情。由他們的邂逅、發展，其中受到挫折、阻撓，最後到女方家長索「高價賣女」為止，處處散發出淡淡的哀愁與無奈。正因為是單方面發出的信，沒有對方的回應，留給讀者思考與擴展的空間，使這篇小說更能引人。年輕人感情豐富，對情愛有不正常的幻想，寫小說濫情，也是無可厚非的事；然而，若透過談情而大發謬論，強讀者看主人翁為自己的理想而辯論，卻是短篇小說的大忌。上官竹子在〈杜鵑花開時〉、〈遙遠的呼喚〉和〈夢之圓舞曲〉中，都犯了這種錯誤。他利用小說中男女主角直接的對話，來討論了：胡適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充滿自由學術研究的學府缺乏寫作自由、中國教育的失敗、寫實主義好還是意識流好……等嚴肅問題，把戀愛的氣氛全搞垮了。談情說愛就談情說愛，何必把這些問題，一點也不婉轉地硬塞進去！

涉及社會問題的幾篇，上官竹子似乎偏愛〈真〉，而把它排在書的最前列。〈真〉寫年輕的周燦四九年由大陸落到香港，因失業而誤入黑社會，被訓練成地下賭場的「荷官」，卻在一次打鬥中受傷，且被關到牢中一月。出獄後，轉做正行；卻因妻子交通失事住院，需要一筆為數不少的醫藥費，被迫跟隨舊日「大佬」去爆竊。終於在得手之時為同黨所殺。

此篇寫得最長，幾佔全書的四分之一。雖然小說的最後，給人意外的結局，然而，年輕的竹子到底是閱歷不足，經驗尚淺，故事發展的環境描述欠缺，而周燦的面目也很糢糊。他給我們的，只是個社會故事而已，談不上具深度的文學作品。

反而，我比較欣賞他早期的〈耶和華的眼淚〉。

〈耶和華的眼淚〉的結尾處，註明「脫稿於五十二年（即一九六三）三月十二日。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晚重寫於竹子樓。」

一個作家為什麼會重寫一篇作品？理由很簡單：他不滿意以前所寫的，卻又偏愛那個題材，重寫是自然的事。很明顯，這是上官竹子在港讀中學時的最愛。故事很簡單：就讀教會中學的孝全，因家裏太窮困，無錢購買學校為擴建校舍而推出的換物券；為了不想在同學面前太難堪，終於從父親的錢包裏，偷了三十塊，以滿足班主任的最低要求。

我不知道上官竹子在港時讀的是哪間中學，但，孝全的遭遇普遍存在於我們那一代中學生的身上，讀來使人產生共鳴；不管是他親自目睹的，或者是聽來的故事，卻很能反映現實。竹子在這個小說裏已灌注了真切的感情，為它賦與了生命！

上官竹子是文社潮時期的代表人物，到台灣升學照道理會更豐富他的寫作生命，可是，我卻沒有再讀到他其他的作品。在〈南風吻面輕輕〉的最後，他有這樣的一段話：

這正像一陣夏天的驟雨，來得急促，也去得匆遽。雨終於會停止，就是下得最長久的雨，也有停止的時候。

只是我覺得：上官竹子的這場雨，是停得太快了！

──二零零零年七月刊於《文學世紀》第四期

盧文敏和他的報刊

盧文敏和他的報刊
許定銘



讀劉以鬯先生編的《香港文學作家傳畧》（香港市政局公共圖書館，一九九六），看刊一些久違了的名字：幻影、朱韻成、余玉書、雲碧琳、盧文敏、盧柏棠……。他們都是一九六Ｏ年代初期，香港文壇上極負盛名的年青作家，然而，時至今日，還有多少人記得他們？雖然他們只是一閃即逝的流星，在漆黑的天空中只留下過點點光芒，但在香港文學史的長河中，實應有其肯定的位置。

此中值得一再提起的，是盧文敏。

首先聲明，我與盧文敏從未相識，而我對他的所知，全是從報刊雜誌所得資料。劉著《香港文學作家傳畧》中，盧文敏一欄十分簡單，相信亦非其本人執筆。

我所知道的盧文敏，原名盧澤漢，是位熱心寫作和搞出版的文藝青年，很早就開始學習寫作，一九五Ｏ年代末赴台升學時，其作品已被收入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年文集《靜靜的流水》中。在台攻讀期間，曾出過個人詩集《燃燒的荊棘》，又曾與胡振梅（野火）、朱韻成（人木）、余玉書、鍾柏榆和張俊英等出過一本合集《五月花號》（一九五九）。在這次處女航中，盧文敏的個人部分題為《憂鬱，遠了》，有詩、散文，也有小說。

一九六Ｏ年代初期，盧文敏回港任中學教師，教餘熱心搞文化工作，曾先後編過《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和《文藝》等刊物。

一九六Ｏ年代的香港學生報，經常被談及的只有《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卻從未見有人提過《學生生活報》，大抵出版的時間太短，影響力弱，知道的人不多吧！記憶所及，這份《學生生活報》是盧文敏主編的，也是周報，其形式、格調與《中國學生周報》和《青年樂園》近似，其社址好像是在土瓜灣海心廟附近。

《學生生活報》究竟是何時出版與停刊的？事隔三十多年，難以記起。不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以《夜之歌》為題，用筆名陶俊和子雲，分別寫了兩篇短文，刊於《學生生活報》第十八期的「新地版」上，那是為初學者提供創作的園地。這兩篇短文，是我第三次在報刊上刊登的習作，印象非常深刻。以日期推算，則《學生生活報》應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尾創刊的。這份周刊只出了二十多期，前後大約半年左右，就因經濟困難而停刊了。《學生生活報》也像《周報》一樣，每期有一篇佔整版篇幅，約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執筆者多為當時稍有名氣的文藝青年，後來還結集出版了一本《遲來的春天》（香港學生生活報社，一九六二）哩！

《學生生活報》停刊以後，盧文敏辮過《文藝沙龍》。這件事，慕容羽軍曾有這樣的記載：

……那時一位文藝青年盧文敏由台灣讀完大學回港當教師，醉心文藝，不斷和我商討，想辦一份文藝刊物，慫恿我來支持。……這位文藝青年說出了真正的要求，用我的居所為社址，每期寫三兩篇稿，指導他作實際編輯工作，可能還幫他拉些稿。……(見慕容羽軍的〈我與文藝刊物〉，刊一九八六年一月，《香港文學》第十三期，頁五十七。）

在慕容羽軍的協助下，盧文敏編的《文藝沙龍》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創刊了。那是一份十六開，僅十六頁的純文藝刊物，只售三角而已。為了增加篇幅，《文藝沙龍》的封面和封底也採用同一種紙張，全部用來發表作品。第一頁刊出的，是代替發刊辭的〈文藝沙龍開卷語〉，標示了這群「沙龍文人」的立場，「……我們站在文藝立場上既不能盲從，亦不能偏激，所以，我們有必要出現一個並不嚴重的而可以白由揮發不同見解的沙龍（Salon），表示了他們「我們沒有功利，我們只有熱忱！」的沙龍精神。

這一期以小說佔大多數，慕容羽軍的〈沙龍飄在夜的曠野〉、盧文敏的〈秋底淚〉、梓人的〈列車〉和雲碧琳的中篇連載〈空白的夢〉，可讀性甚高，水準亦在當時一眾文藝青年之上。散文方面，有李輝英的〈夜與充實〉和趙滋藩的〈美與醜〉，作家群像專欄，由巫非士（慕容羽軍）介紹〈沙龍式文人——徐訏〉；此外，還有辛鬱的詩作，諸家的〈文藝之窗〉，編輯人的手記……真想不到一本薄薄的，只有十六頁的雜誌，居然能包含如此豐富的內容。由一位初出道的文藝青年作編輯的雜誌，能邀到名家助陣，是難能可貴的。

據慕容羽軍說，《文藝沙龍》曾出過六期左右，可惜我手上就只有創刊號這一期，無法窺其全豹。

一九六三年七月，丁平編的《華僑文藝》改名《文藝》，盧文敏加入成為編委，有無實際執行編輯工作則不知道，但盧文敏此時期用心寫小說，在《文藝》上發表過〈愛與罪〉、〈婚筵上〉、〈鬱鬱園中柳〉、〈微波〉和〈爽約的高潮〉等小說。可惜，自《文藝》第十四期（一九六五年一月）停刊後，就很少再見到盧文敏的新作品了。

我認為研究一九六Ｏ年代香港文學，值得提起盧文敏，除了他持續創作了不短的時日外，難得的是，在當時被稱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他肯自掏腰包，不計功利，出版了《學生生活報》、《文藝沙龍》和《文藝》這樣的純文學報刊。

──一九九七年七月刊於《讀書人》

兩本六十年代的小說選集

兩本六十年代的小說選集
許定銘



談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說集，很多人只記得李輝英和黃思騁編的《短篇小說選》﹙一九六八‧香港中國筆會﹚，因此書厚達六百多頁，份量特大之外，所選亦很全面，的確很能代表那年代短篇的面貌。不過，我總覺得手邊所存，兩本薄薄的、同年代的短篇小說集，質量也很不錯，值得一記。

由亦舒等著的《新人小說選》，是友聯出版社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出的一本短篇選集。以「友聯」那麼具規模的出版社，出書竟然不具編者姓名，亦不標出版日期，堪稱一怪！幸好書前有篇由編者寫的代序──〈新人‧新人〉，文後註明寫於六七年八月，而我買書後，也在扉頁順手寫下「購於六九年四月」的字句；總算知道書是期間所出的。編者在〈新人‧新人〉中說「收在本集的十七篇作品，是從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近三年間發表的作品中選出的」，而當年《周報》的編者是畢靈﹙吳平﹚，則《新人小說選》當是由他所編選的了。他在此序中還說：

收在這本《新人小說選》內的十七個短篇的作者，從稿齡方面說，並不全是新人。其中有寫作逾十載的，從事短篇小說創作在數年以上的，也有若干位。

請就藝術創作的特質去了解「新人」二字的含義。在藝術創作的領域裏，每一位作者在他的新一篇作品裏，必須以新的姿態出現。

編者在這裏強調了「新人」的意義。而這十七個新人和他們的作品是：江詩呂的〈饑餓〉、西西的〈瑪利亞〉、林琵琶的〈褪色的雲〉、朱韻成的〈在盲門外〉、陳炳藻的〈籬邊的音樂〉、崑南的〈愁時獨向東〉、亦舒的〈鳶子〉、綠騎士的〈星落〉、盧文敏的〈泥鰍〉、伊曲的〈棚架上的漆匠〉、方端玫的〈新芽〉、欒復的〈煤生〉、蘇念秋的〈兩封電報〉、張心如的〈白鵝〉、古渡的〈丁布先生〉、松青的〈笑〉和桑品載的〈我的幸福〉。

這十七位作者中，自張心如到桑品載的幾位，都是台灣的作家；其餘的大都是當時青年文壇上的中堅分子。最為大家所熟悉的，當然是亦舒、西西和崑南了。那時候亦舒才二十出頭，好像未有流行作品面世。她的〈鳶子〉透過小女孩玩的紙鳶，寫一個農村寡婦的不幸，頗有三十年代鄉土小說的風味，是當時香港青年作者甚少觸及的題材。西西的〈瑪利亞〉曾奪中國學生周報徵文的首名，寫一名法國修女在剛果內戰中所見的慘況，對人類的獸性有深入的刻劃。這是西西從詩轉向小說的早期作品，她獨特的語氣，創新的表達手法，在這篇作品中展示自然，足可視為六十年代本港短篇的代表作。崑南是本港首批用意識流技巧寫小說的作家，〈愁時獨向東〉中，那位浮沉於報界，在《周刊》寫「垃圾稿」而又怕孤獨的主人翁底故事，很可能是他底生活的片斷。

這本書中，被後來某些編者﹙如也斯、馮偉才﹚重視，選進他們的選集，許為六十年代的代表作的，還有江詩呂的〈饑餓〉、陳炳藻的〈籬邊的音樂〉、盧文敏的〈泥鰍〉和方端玫的〈新芽〉。江詩呂是六十年代中突然出現於中國學生周報的，他的詩和小說都寫得不錯。當時我懷疑他是某位青年文壇前輩的新筆名，曾向友儕查問過是誰，可是不得要領。後來不知在那裏見過有介紹他的，好像原名叫陳江文，不過，事隔三十多年，不敢肯定。他的〈饑餓〉寫十二三歲的孩子長期活在貧困與饑餓中，終於抵受不了金錢的引誘而做了家賊的悲哀。孩子為了五分錢一餅的「鑿炮」工作，累得半條人命。對現今的青少年來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然而，對五六十年代從貧民窟中掙扎出來的中老年人來說，那是一塊結了疤，不願也不敢揭開的創傷。陳炳藻是六十年代初的「文社人」，他早期的短篇〈裏外流〉發表於六五年的《芷蘭季刊》，曾大獲好評，顯示其創作才華。〈籬邊的音樂〉寫白俄漢納在香港的異國遭遇，是個溫情洋溢的故事。

盧文敏自台畢業回港後，全力投身文藝工作，不單辦過文藝雜誌、學生報，還寫了不少短篇小說。集中的〈泥鰍〉是很出色的一篇。在酒樓當會計的勞先生，家住徙置區，每日過著刻板式的生活：受部長的閒氣，受同事的白眼，終日擔心柴米油鹽……。某日走過每天必經的污水溝，見到一條在生死邊緣掙扎的泥鰍，「看來溝水雖然是污垢混濁了些，但牠一離開了那死水，竟連生命也要丟了。」勞先生就是那條活在臭水溝裏的泥鰍，人生是如此無奈。這不單是勞先生的無奈，應該是盧文敏的無奈，同時也是六十年代很多青年的無奈與痛苦。方端玫不知何許人，從〈新芽〉去看，不應是個新人，很可能是某人順手拈來的筆名。故事雖然只寫一段少男的暗戀，但清新可愛，少年人情竇初開的心境把握得很好。讀之，如在夏日飲了杯冰凍的「檸樂」。

伊曲是詩人尚木的筆名，此人即後來寫科幻的安宇，寫武俠的南宮宇。〈棚架上的漆匠〉以內心獨白的方式，時空交錯地寫出漆匠和弟弟相依為命的故事，手法新穎。反而早負盛名的朱韻成，當時被稱才女的林琵琶和綠騎士等的三篇，則畧為遜色。但無論如何，《新人小說選》可說是六十年代一本極重要的選集，它不單代表了《周報》的作者群，它是足以代表整個年代的。

盧文敏在六十年代初辦過一份《學生生活報》，其形式極類似《中國學生周報》。像《周報》的〈新苗〉和〈穗華〉一樣，它也有供學生投稿的〈新地〉，和另一版刊登青年作者幾千字短篇小說的。後來還為該版編選了一本短篇小說集《遲來的春天》﹙一九六二‧學生生活報社﹚。

此書共收了十位作者的十三篇作品：盧文敏的〈遲來的春天〉、〈潮水再來的時候〉、〈靈慾之門〉、〈十年離亂〉、梓人的〈假如我有點天才〉、司馬靈的〈英雄之路〉、鄒自能的〈積奇的故事〉、王金羽的〈夜雨〉、葛覃的〈失去的伊甸〉、桑品載的〈姐姐的故事〉、歐陽惕的〈畫像〉、菁蕾的〈懦種〉和嚴閣的〈通過遼闊的大洋〉等。

那時候盧文敏剛從台灣回來不久，在本港的支持不夠，約稿不少是從台灣來的，如王金羽、葛覃、桑品載、歐陽惕和菁蕾，都是台灣的青年作者，至於本港的作家，我只知道盧文敏本人和梓人，其他的有部分很明顯是同一作家的不同筆名。

盧文敏在這裏寫了四篇，作為書名的〈遲來的春天〉，當然是他認為較滿意的。那是寫五十年代從香港回國升學的年輕人底故事。盧文敏同年代的人要升讀大學，除了留在本土，不是北上，就是渡海赴台，他們的遭遇當然各自不同。這只是眾多故事中的一個，平實而不過不失，沒有令人驚喜的地方，較之〈泥鰍〉遜色多了。梓人姓錢，是盧文敏的同代人，五十年代讀中學時已起步的青年作家，寫過不少東西，結集出版過《四個夏天》和《離情》。他的〈假如我有點天才〉寫女學生渴望成為作家的故事，雖然寫得不錯，但遠不及他發表在《好望角》的〈長廊的短調〉。〈英雄之路〉和〈積奇的故事〉，都是寫積奇加入了黑社會發生的故事。黑人物的故事，對年輕人自有其神秘的吸引力。故事吸引而藝術成分薄弱，只能稱之為故事而非小說。作者雖然化成兩個筆名，事實乃同一人所作。全集中我最喜愛的是嚴閣的〈通過遼闊的大洋〉，那是一段發生在遠洋輪船上的，由赴美留學的香港青年和白俄少女發展的異國情鴛戀愛故事。從他們的邂逅、發展，到父親的阻撓，及最後的諒解，雖然來得有點突兀，但他們的情意早就攫去了讀者的理智，那就盲目地認同了吧！

雖然同樣是選自「學生報」最高水準版的作品，《遲來的春天》要較《新人小說選》遜色很多，它只比當時的文社作品畧高而已！

──二零零二年六月刊於《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