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影看香港文學

從書影看香港文學
許定銘

《燕語》呢喃的力匡

力匡（1927～1991）是香港一九五Ｏ年代影響力很大的詩人。他是廣東人，原名鄭健柏，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一九五Ｏ年到香港，在各大報刊上發表新詩，深受年輕人歡迎，文藝青年爭相仿效，形成風氣，甚至有人稱那年代的詩歌為「力匡體」。力匡除了寫作，還當過《人人文學》和《海瀾》的編輯，大力扶植新人，對香港文壇貢獻甚力。

力匡的第一本詩集是《燕語》（香港人人出版社，1952），屬《人人文叢》之二，之一是黃思騁的小說《當春天再來的時候》。《燕語》是三十六開本，四十六首新詩分為《燕語》、《和平》和《幸福》三輯。研究者張詠梅在《北窗下呢喃的燕語》（香港自印本，1997）中，總結力匡早期的詩時，說他的「詩風温婉純淨，主題明朗，絕不晦澀」，還說他的詩作雖不算上乘，但在香港新詩史上，應佔有一席位置。

力匡一九五八年移居新加坡當教師、圖書館主任，直到退休、終老；但他念念不忘香港，一九八Ｏ年代還有新作及回憶文章寄回本港發表。他在香港出版的詩集還有《高原的牧鈴》（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除新詩外，力匡還用筆名百木寫小說，出過《長夜》、《阿弘的童年》、《諸神的復活》和《聖城》；文集《北窗集》、《談詩創作》等書。

香港最暢銷的小說

徐速（1924～1981）是香港著名的作家，是「高原出版社」和《當代文藝》月刊的創辦人。他的著作甚多，最為人所知的是凡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此書在一九六Ｏ年代由電懋公司改編成電影，菲律賓話劇團改編成話劇，香港電台改編為長篇廣播劇；一九八Ｏ年代又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甚受歡迎。《星星月亮太陽》初版於一九五三年，現在市面還有售，也不知印過多少次，據黃南翔一九九六年的資料顯示，已銷了超過五十萬冊，應該是香港最暢銷的文藝小說。如今大家所見的是一九六二年經修訂後的新版，書前附了〈自序〉、〈書成贅語〉、〈再版題記〉、〈四版小記〉、〈新版附記〉和〈本書主要人物表〉，是早期版本中最完善的一冊。

《星星月亮太陽》主要寫徐堅白、阿蘭、秋明和亞南，一男三女的戀愛故事。徐速把三位女性比擬為星星月亮太陽，故事又發生在抗戰時期，和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九六Ｏ年代末，有某些報刊發表了攻擊性的文章，說《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徐速非常氣憤，隨即撰文反擊，還找來《春暖花開的時候》，由高原出版社於一九六九年重印出版，讓讀者們自己印証。想不到這本《春暖花開的時候》也賣個滿堂紅，成了「高原」的暢銷書之一。

《桂林底撤退》

廣東梅縣人黃藥眠（1903～1987）是現代著名的學者，他主要從事文藝理論、教育及美學研究，還有不少創作。黃藥眠早年留學日本，一九二七年加入「創造社」，在《創造週刊》及《流沙》等報刊上發表作品，出版詩集《黃花崗上》（創造社，1928）。戰時黃藥眠在重慶、成都、桂林及香港等地從事文化抗日工作，勝利後在香港住過好幾年，是「達德學院」創校者之一，在港出版過：《抒情小品》、《暗影》、《再見》、《論約瑟夫的外套》、《論走私主義哲學》……。

如今大家見到的《桂林底撤退》（香港群力書店，1947）是一首逾千行的長詩，共二十九章各具標題，寫桂林撤退的史詩，是黃藥眠的代表作。他在書名頁後有短詩〈獻詞〉：

我願意自己
變成一個巨大的豎琴
為千萬人的悲苦
而抒情！

明確地表達了此詩創作的目的。《桂林底撤退》一開始即指出桂林原本是幸福的搖籃，是無憂之城。然而，戰爭破壞了一切，原本生活在樂土的人民，為逃避戰禍而大逃亡：流離失所的難民，痛失兒女的父母，隻身求生的孤兒……，他們在饑餓、恐懼中忍痛逃離家園，種種人間的慘景，在黃藥眠細膩的筆下呻吟，構成了一幅黑暗、悲壯的畫卷，向侵略者提出了強烈的控訴！

的《熱帶詩抄》

《熱帶詩抄》扉頁及插圖

米軍（1922～）本名林紫，是馬來西亞出生的廣東普寧人。他對新詩很有興趣，一九四二年在桂林參與《詩創作》月刊的編輯工作，抗戰勝利後受當權派的壓迫，回到馬來西亞，在中學教書，課餘創作不少詩篇，最初結集的，是韓萌所編《赤道文藝叢書》中的《熱帶詩抄》（香港赤道出版社，1950）。

《熱帶詩抄》僅四十頁，收〈跳「瓏玲」〉、〈印度老人〉、〈巴生港口〉、〈夜車〉、〈不叫「多隆」〉、〈悲歌〉、〈告別〉、〈禮物〉和〈控訴〉等九首，都是他寫於一九四七至四九年的。這幾首詩中，最著名的是寫民族融和，齊跳馬來歌舞，尋求歡樂與愛戀的〈跳「瓏玲」〉，曾被編入馬來西亞中學的華文課本中。

米軍《熱帶詩抄》的詩篇充滿愛國熱誠，他往往在詩句中流露出流浪異國的詩人對祖國的嚮往。在〈巴生港口〉，他見到從北方俄國來的船隻，就想起了「失去自由與幸福的中國人民」；在〈告別〉和〈禮物〉裏，詩人時刻都想像著要告別南洋，回到祖國，歌唱着「中國呵，/我以我所有的一切，/獻給你！」

終於，米軍在一九四九年回國，為新中國獻出個人力量，創作了小說《戰癌記》，電影小說《藝海流芳》、《渡海追情》和回憶錄《重回馬來亞行跡》……。

東方文學叢刊

一九六Ｏ年代，香港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屬下新設的東方文學社，出過一批十餘種的《東方文學叢刊》。這批書在純創作方面有：郭良蕙《戀愛的悲喜劇》、梁園的《鬼湖的故事》、艾鳴的《淚湖》、趙之誠的《喜從天降》、童真的《黛綠的季節》、蔡文甫的《解凍的時候》、王晶心的《古樹春藤》、王潔心等的《美蓮姐姐》……。這套書有個特殊的現象：作者多為外地的作家，如郭良蕙、童真等來自台灣，梁園則是南洋作家。郭良蕙、童真、蔡文甫等當年已薄有名氣，應該可以贏得本地讀者，但，梁園、趙之誠和艾鳴等的書，銷量大概不會很好。

蔡文甫寫過十多本小說，後來還辦了「九歌出版社」，專門出版文學書，是著名的文化人。一九六Ｏ年代初，他常為香港的《文壇》、《中國學生周報》等報刊寫小說，《東方文學叢刊》中的《解凍的時候》（香港東方文學社，1963），是他第一部小說集，收《生命之歌》、《寂寞的世界》、《草帽、襪子與黃瓜》、《圓舞曲》……等十四個短篇。蔡文甫的小說着重心理描寫，刻劃細膩以外，還很着意把主人翁的幻想訴諸筆墨，使現實與想像的畫面，在文字上交織成片段，突顯了他和她內心的矛盾。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的《小飯店裏的故事》、《放鳥記》和《解凍的時候》，是集中最出色的幾篇。

從《詩朶》看《新思潮》

從《詩朶》看《新思潮》
──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一鱗半爪
盧因

一九五四年後，《人人文學》帶給香港文壇的高潮開始退卻，詩人鄭力匡掀起的風雨熱鬧，也跟着逐漸消散；儘管徐訏和曹聚仁仍擁有不少讀者，記憶中，似無法滿足像我這一類追求文學理想的、以宗教家事奉上帝的熱情、轉而事奉文學的年輕一代的渴求。當時我和崑南、王無邪、葉維廉、蔡炎培，已成了經常會面的文學知音。彼此先後競讀，《漢園集》、《刻意集》都一一讀過了。一天晚上，崑南和我約好，在王翊華羅便臣道家裹會面。無邪這個筆名，還不怎麼響噹噹。我們滿懷理想，一腔奉獻文學的熱血，甘願灑在腳下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們先在星島日報的《學生園地》投稿。一九五二年屬周刊性質，後來出版頻密，一周面世幾次。這座毫不起眼的園地，正是培養日後本土作冢的溫床，許定銘所指的五十年代中出現的《學生文壇》（詳見本刊去年第十期〈亞洲出版社的徵文比賽〉），大概是指那個時期以星島日報〈學生園地〉為主的香港文壇新血。王敬羲是其中之一，王無邪更不待言，他自《淺水灣》以後，忽然棄詩從畫，似乎也曾跟我講過「退出江湖」的原因，可惜日後善忘，再無法記起來了。六Ｏ年代末自美歸來不久，和他夫人吳璞輝，仍暫住羅便臣道，曾以美式自助餐，答謝幾位老友，從此醉心繪畫，以抽象圖畫問鼎國際畫壇。拜師呂壽琨，我也因無邪介紹，和呂壽琨成為莫逆，那便是後來的事了，從此發現無邪決絕文壇，撫今追昔，有幸有不幸。他詩畫雙絕，頭腦冷靜，論文不必反覆徵引，文氣自成論證，屬艾略特那一派能文善詩的學院名手。但我至終發現他畫比詩更好，頗折服他的先見之明。

那晚崑南約我夜訪羅便臣王府，說是要實現一個理想。我立刻乘船登車，直趨半山，蔡炎培先我而至。葉維廉當時在深水涉的崇真英文書院攻讀，天天拾級上山。也許山路傾斜，未克赴約，翌年買棹去台，此後極少會面。前事如夢，那晚談理想的細節，怎也記不起了，只記得他架上眼鏡，渾身充滿詩神細胞（三十幾年前，他的外型和神態最像徐志摩），鄭重表示要辦一本詩刊，定名《詩朶》。《詩朶》的理想，只是崑南個人理想的實踐，我無可無不可，沒發表甚麼意見，蔡炎培卻首先響應。那時候，他用杜紅筆名發表詩作，極力模仿梁文星、何其芳、馮至和卞之琳。學粱文星最神似，「前緣未了，又進入後面的糾纏」，終而創出一己風格，獨步詩壇。《學生文壇》能產生蔡炎培這麼一位（當然不止一位）詩家，的確史未曾有。又惜他品性比我更衝動，唯其如此，右手的繆斯才永遠眷顧。羅便臣雲影月色、桃花柳絲，早已完全忘記，唯獨炎培振臂高呼──「崑南，你的理想很了不起。我願意為《詩朶》流最後一滴血！」──這兩句話，知道的人甚少，在我卻是記憶猶新。無邪為人忠厚，崑南面對傷心事，休重提。我也絕口不提，當今香港文壇新秀，前恭後踞，稱他蔡老先生，恐怕更不知他和我三十九年的交情。

《詩朶》遲到一九五六年才出版，原定月出一冊。既是崑南自己理想的實現，而我一開始就缺乏了甚麼詩家必須具備的憂時傷國的情懷，所以沒有流下最後一滴血，只出了三期。在《詩朶》上發表新作的，似乎只有崑南、王無邪和蔡炎培。葉維廉已入台大外文系，好像也發表遇一兩篇，因已散失多年，重價搜求無着，僅憑我殘斷記憶縷述，自然不會準確。過了不久，崑南自資出版的詩集，也是他的處女作《吻，創世紀的冠冕》面世，未曾哄動，讀過的文學中人，大概不會多。他送了一本給我，十年前仍珍藏書架一隅，和《杜少陵集》並列。來加以後，才發覺不翼而飛。我無意為老友撐場面，但求清心直說。如在《吻，創世紀的冠冕》裹的詩，如今要是重讀，相信崑南自己一定臉紅，和一年後他在《文藝新潮》上發表的、一系列經過感情過濾的《布爾喬亞之歌》《賣夢的人》，自是不可同日而語。崑南擅長寫詩，受艾略特和無名氏影響極深。散文筆觸亦見真情，小說自然不是他的看家本領。六十年代中也是自資出版的《地的門》，嚴格說，應當是一篇詩體小說。他和我此刻天各一方，千水流復去，萬山環抱，滿圈孤寂擺在眼前。雖無緣碰面，但在他的心坎裹，決不會失去這位昔年的親密戰友。至於我，當然沒齒難忘，因為我們都是飲同一江清水長大的。

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崑南始終童心未泯，詩才與日俱增，對文學的執着與熱誠，無時稍懈，那種一往情深的精神，迄今仍令我佩服。可惜《詩朶》未曾面向大眾，只是一次個人的浪漫歷程，缺乏實質的內容，因此活像貧血病人，也好像沒有母乳便養不起來的嬰兒，註定早年夭折，結果我們都眼巴巴望着它無疾而終，當時我們那個小圈子，沒一人後悔。幾個月後，《文藝新潮》面世，崑南成了旗下支柱，但真正讓他拿着「夢與證物」雙雙登場的，卻是《文藝新潮》結束，《淺水灣》開始之前，驀然光臨的《新思潮》。

《新思潮》半月刊是崑南、王無邪和我三人合辦的，一九五九年創刊。我們並肩吃過苦，捱過難，也一同分享過生產時的痛和樂。崑南負責每期編務，最初以十六開形式面世，由北角一家印刷廠承印，公開發售，但銷路欠佳，似乎也不大引人注意。出了幾期，因經濟條件所限，僅靠三人（事實上崑南付出最多）辛苦節省下來的稿費拼湊，前途未容樂觀。逼於形勢，我們決定改版，由十六開縮小至大卅二開。今天身在北美，《新思潮》散失殆盡，無法參考，實際出了多少期也逐漸淡忘了。那時我們幹勁沖天，每期又譯又寫，約是三十來頁，刊登的文章，篇篇保持一定分量。以當時的欣賞水平推斷，堪稱鏗鏘有聲；雖然難與名家並駕，總算不遑多讓。回顧五九至六Ｏ年間，《新思潮》的出現，可以說是代表現代主義運動過渡期業已告終，現代主義後的新時期正踏步降臨。到目前為止，三十年間我寫過幾十篇形形色色、字數不一的短篇小說，全部難登大雅，自問無法和當今短篇小說名手一較高下；儘管這樣，卻寫過一篇自己到今天仍印象難忘的短篇《佩槍的基督》。小說以意識流上下縱橫新技巧，在崑南慫恿鼓勵下，一氣寫成的，刊於改版後的《新思潮》。

小說篇幅僅四千字左右，寫一名械劫銀行大盜得手，困處斗室的寂寞心境。當時社會安定，人口未到五百萬，銀行械劫少之又少。適逢那時窮極無聊，空懷壯志，卻不甘受經濟環境支配，奈何蒼天難動，不甘也只好默默承受了。小說題材成於偶然，腦裹天天充滿種種幻想，竟然幻想械劫銀行，更以身作則，將自己幻成大盜，為解救家庭困局，自願敢死無畏。各各他山上的基督，縱有神的一面，仍要大喊一聲斷命，人性貴乎這麼一叫。主角持槍械劫，別無含義，更不是救世主，只因題目別緻，很能製造和小說內容配合的特殊氣氛，遂寫下了《佩槍的基督》。那時候，絕未想過廿幾年後械劫銀行會形成風氣。但願現在的銀行劫犯，不是從我那篇拙作獲得靈感的。

還有一點，必須在此一提，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成立，也是崑南個人的構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向政府登記成立，屬不牟利非政治性團體，註冊證號碼SR-1798，《新思潮》以協會的機關刊物姿態出現。一九六三年三月，在李英豪會長任內，我們以英文出版遇一本《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會員名錄，發表協會四大任務：一、推展香港文學藝術運動，二、發揚現代文學藝術的真正價值，三、與香港各文學藝術團體緊密合作，共同推動文運，四、聯絡全港職業及業餘畫家及文學工作者。

會員名錄共三十人，當中不乏今天飲譽港台文壇的詩人名家。畫家作家平分春色，各領風騷，例如劉國松、張義、文樓，廿三年後的今天，已然取得國際地位了。呂壽琨雖已作古多時，但首創禪畫，以鬯兄的小說《酒徒》初版，扉頁用他一幅水墨，北美畫人受他影響甚深。此外，《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更主辦過幾次國際沙龍和個人畫展，轟動一時，因與文學無涉，不贅。我擔任過一屆助理秘書，也是李英豪會長任內，葉維廉任副會長，崑南任秘書，金炳興任助理秘書，現居北美的林鎮輝任財政。

「猛一回頭，竟是一條朦朧美的彩紅」。讀舊友葉維廉詩句，不禁悵然。伴隨身邊的歲月湮沒了，多少事，已無痕跡。幾縷輕煙焚掉少年的夢，人說都遠去了，不必追懷前箋。舊頁也無可奈何，寫滿了歪斜字體，何必念念不忘呢？遙望三千里，舉步未算維艱，再看看盡頭的風景吧。很好，讓我暫時歇歇，猛回頭，或許彩虹在上，朦朧是夠朦朧的，畢竟仍然美，直透無盡深處。

八五年十月九晚於溫哥華楓葉書齋

（《香港文學》一九八六年一月五日第十三期，轉貼自《香港文學資料庫》）

俊東舊藏兩題

俊東舊藏兩題
許定銘

剪報

愛書人讀報，發現好文章或喜愛的專欄，總會把它們剪存，甚至貼成剪貼簿，以留作資料或他日重讀。這種剪貼簿大致可分兩類：一是同一作家的作品，經剪存後，就成了他的專著，方便研究；一是報上的專版，剪存後重讀，可以知道該版在某一時段內的風格，甚至可了解那段時日內文壇的走勢。

以往香港的報紙，得圖書館青睞，願意珍藏原本或微型膠片的不多，研究者只能靠前人的剪報以協助。不幸的是，這種剪報也甚少機會流到舊書店去，因為每當清理舊物時，剪報就會被當作廢紙處理掉。不過，近日讀書界已漸開始注意到剪報的價值，像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製作精美的剪報──《香港時報一九六Ｏ年的一個周刊〈讀書生活〉》合訂本，就是從拍賣會拍回來的！

這本剪報是藏書家黃俊東的舊物，保持了他一貫作風，製作認真以外，喜歡留下墨寶，內頁錄了綠原譯蘭多的詩句：「我不與人爭，勝負均不值。我愛大自然，藝術在其次，且以生命之火烘我手。它一熄，我起身就走。」俊東真豁達！

時報的《讀書生活》是半張報紙的版位，每周一次，以新舊作家的評介及新書評論為主，俊東以筆名克亮及新園在此寫了不少文章，後來多收進他的《書話集》中。其餘經常執筆的，有陳實、余非、靜園、余生晚、譚娉婷、顧樹型、孫煒……

三百拍得珍本

最近一次舊書拍賣會上有一本百木的小說《阿弘的童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標價一百元。

今次拍賣會的舊書有一千七百種，起拍價最低三百，以後每口價一百，直搶到拍賣員三叫，無人再加價，扑錘作實。但因為書太多，兩天都無法拍完。 主事者定下規矩：開價不足三百的書，全部不作正規叫價拍賣，而採「暗標」搶書：即是要買書者在「暗標」表格上自己定個價，投到標書箱內，由主事者另日揭封，再接觸最高價的中標者。

正規的拍賣很簡單，只要你財力雄厚，又覺得那本書有價值，舉高牌不停的搶，打低一眾對手，書就是你的了。「暗標」最難玩，像這本百木《阿弘的童年》，主事者標價一百，即是對它不寄厚望。你很可能只出一百即可因沒對手而搶到書，也或許你出價太高，拋離次標太遠而做了「羊牯」；不過，如果遇到識貨的對手，他可能出五百，甚至一千（曾試過「暗標」過萬的，主事者大嘆「跌眼鏡」）。因為大家都只能在「暗標」表格上出一次價，不中，便無法再追。

出多少？真是費煞思量！

「百木」是詩人力匡（1927～1991）寫小說時所用的筆名。力匡在一九五Ｏ年代的香港，名氣響噹噹，曾編文藝雜誌《人人文學》和《海瀾》，他的詩集《燕語》和《高原的牧鈴》，年輕朋友爭相捧讀、模仿，當年甚至流行「力匡體」新詩。前輩好友小說家盧因，在《記詩人鄭力匡》中說，他和崑南都是力匡的「粉絲」，當年他的詩集《燕語》出版時，盧因買了三本，跑到出版社找力匡簽名，見門前排了條長長的人龍，可見其受歡迎，影響力之大。

力匡署名百木的小說不多，只有《聖城》（香港自由出版社）、《阿弘的童年》和《諸神的復活》（香港自由出版社，1958），都是一九五Ｏ年代出版的，距今近六十年，相當罕見，說來慚愧，我一本也沒有！

文藝書在拍賣會上一向不是寵兒，以前我搶拍「暗標」的書，一般出一兩百，大多得手；今次搶《阿弘的童年》，我最後出了三百，是標價的三倍，兵行險着是估計大部分人不會留意名氣不大的「百木」！

蒙幸運之神眷顧，我的「暗標」得手了。書到手時，更是喜出望外，封面上居然有手寫的「百木自存」。一般作者自存的書，可視為簽名本，而且書內多有作者親自修訂、改錯的痕跡，是舊書行內的珍本。打開這本珍品，發現原來是藏書家黃俊東的舊藏，鈐印以外，書名頁及版權頁密麻麻的寫了過百字的題記，提到書後另剪貼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外，還引述了力匡早年的一首詩作：

半途歇息於簡陋的客店，
店伴端上一盞黯淡的油燈。
正計算着沒有走完的旅程，
窗外又起了綿綿的細雨。

力匡的好友齊桓說，這是他晚年寂寞路途的寫照。

俊東的藏書，除了他的私章和手迹外，最難得的是他常收集與作者有關的剪報貼在書後，本書後即貼有百木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可惜並未註明是剪自哪本雜誌的。

《阿弘的童年》是本五萬字的中篇，以《蓓蕾》、《回鄉》、《跟祖父過年》、《蟋蟀》、《勇敢的小狼》、《別》、《灰色的屋子》、《姑姑》和《紅鞋子》九章，講述主人翁勞士弘的童年。阿弘忘不了生活在珠江之涯的日子，和他生活圈內的，有慈祥的爺爺，有愛護他的姑姑和素素老師，有他的童年摯交竹平和送他蟋蟀的大哥哥……。阿弘的童年原本是温暖而親切的，但他卻生活在錯誤的年代裡，他必須接受離別的打擊，再次站起來，邁向他另一個階段……。

百木在後記中說，他是在一九五四年初開始寫這個小說的：每當夜人靜的時候，他就抬張可折叠的桌子到厨房去，泡一杯濃茶，苦熬整整一夜爬格子，然後把小說拿到《人人文學》去發表，到一九五四年八月，《人人文學》第三十六期停刊時，小說剛完成了《紅鞋子》，足夠結集出版了。百木對他自己這篇小說的看法是：

……為了使讀者們閱讀方便，我把每一篇寫成了一個可以獨立的短篇小說，但連起來却是一個整體，雖然每篇的寫作隔了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的時間，然而對情節的安排，氣氛的感受是不會改變的，一拿起筆，一些熟悉的場面，一些熟悉的人就都出來了，那些色彩，那些聲音，是再過很久很久也不會矇矓暗晦了的。（見後記）

香港中文大學的張詠梅是力匡專家，她的《北窗下呢喃的燕語》（香港自印本，1997）是探討力匡的專著，在評論《阿弘的童年》時說：

……通篇由這些生活片段交織而成，雖有一定的敘事成份和人物描寫，但並沒有戲劇化的情節和結局……（頁47）

因此把《阿弘的童年》界定為難以區分為小說或散文的作品。後來她還發現百木在《阿弘的童年》以外，在《星島晚報》寫了：《爺爺和粽子》、《秋晨》、《在行散學禮時說的》、《搖籃曲》、《夏夜》、《爺爺的教訓》等一系列文章，文內的主人翁同樣是阿弘，還有竹平和爺爺，可視為《阿弘的童年》的補充（頁49）。這些文章全發表於一九五四年末至一九五五年《阿弘的童年》出版前，從《阿弘的童年後記》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文章是早就構思好的，只是《人人文學》停刊了，書也編好了，這批文章只好單獨發表。

《阿弘的童年》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但貼在我書後的《阿弘的童年後記》卻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完稿的，其時書已出版，自然不能收進書內，而且，此書又未曾再版，眾多《阿弘的童年》中，相信只有我這本有《後記》，加上百木和黃俊東的手迹，珍本地位穩固！幸好拍賣前我沒有去看預展，否則，見到這樣的無價珍本，真不知該怎樣下「暗標」！

──2014年7月
8月刊《大公報‧文學》

力匡

力匡的《海瀾》
許定銘

詩人力匡（一九二七至一九九一）一九五Ｏ年代在香港編過文藝雜誌《人人文學》和《海瀾》。《人人文學》創刊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停刊，共出三十六期；《海瀾》則由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至一九五七年二月止，共出十六期。力匡在這兩份期刊中均大力扶植新人，對香港文壇貢獻甚力，蔡炎培、區惠本、梓人、陸離……等當年都曾在此寫稿。

《海瀾》是十六開本，每期約三十頁，一九五Ｏ年代活躍於香港文壇的思果、黃思騁、齊桓、姚拓、黃崖、力匡 ……等作家均大力支持供稿。此中最特別的：黃思騁在此發表小說時，每每署名「黃思村」，甚至短篇小說集《獨身者的喜劇》在此賣廣告時，也署名「黃思村」，他這個筆名少見，很多傳記也未提及。我未見此書，不知一九五六年友聯出版時，究竟署何名？

一般談《海瀾》，都會說是由力匡編，徐速的「高原」出版。事實上，翻開《海瀾》的版權頁，我們會發現：鄭力匡督印、海瀾雜誌社出版、高原出版社發行的字樣，此中關係微妙。

力匡念念不忘編《人人文學》時「學生文壇」的成功，在《海瀾》中，他也撥出大量篇幅，設「學苑」專刊供年輕學生發表創作，後來甚至成立「學生通訊組」出版附刊《新帆》，可惜《海瀾》最終仍逃避不了厄運，出十六期即壽終正寢！

（大公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力匡與徐速
許定銘

一九五Ｏ年代初，力匡與徐速非常友好。《人人文學》停刊後，徐速不單邀力匡到高原出版社主編文學月刊《海瀾》，還為他出版詩集《高原的牧鈴》（香港高原出版社，一九五五）。

此書是力匡繼《燕語》（香港人人出版社，一九五二）後的第二本詩集，書分四輯，收力匡慣寫的十四行詩創作共四十多首。其時力匡的詩深受年輕人歡迎，文藝青年爭相仿效，形成風氣，甚至有人稱那年代的詩歌為「力匡體」。著名小說家盧因在他的《記詩人鄭力匡》（見他的華漢文化事業版《一指禪》一九九九）中，說他當年也很喜歡力匡的詩，買了詩集去請他簽名，見出版社前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簡直視力匡為文壇巨星。徐速在書前替《高原的牧鈴》寫了篇近四千字的長序，發表了他的新詩觀之餘，還把力匡的詩與蘇曼殊、陸游的詩相比，推崇備至！

一九八六年，旅居新加坡多年的力匡，在劉以鬯的《香港文學》發表了回憶性質的文章《〈人人文學〉、〈海瀾〉和我》，在談到他和徐速的交往時，說《海瀾》停刊後，他十分不滿徐速，直到多年後徐速到新加坡旅遊時，在餐廳巧遇力匡，徐速使人邀力匡過枱叙舊，詩人仍拒不同桌。表面看來，力匡是氣量褊狹，但兩人之間的過節又豈是外人所能理解？如今兩位名家俱已成為過去式人物，在另一空間再偶遇時，不知會否握手言和？

（大公報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李聖華與香港的第一本詩集

李聖華與香港的第一本詩集
關夢南

七八十年代，香港新詩的起源流行兩種講法：其一是不源於本土，源於南來詩人；其二是五六十年代台灣詩大盛，香港詩人寫詩學詩，沒有不受紀弦（路易士）、周夢蠂、洛夫、瘂弦、余光中等人影響的。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香港新詩因為資料匱乏，當時最早可追溯到五十年代的《文藝新潮》，以及當時極受歡迎的力匡與徐速。1938年8月1日戴望舒在《星島晚報》編「星座」，也不是沒有人知道，但看看作者群，感觀上好像那是大陸詩頁的香港版。

其實我們錯了，「星座」中的陳江帆、馬御風、李育中、彭耀芬等就是香港詩人。彭耀芬1941年3月因在新加坡發表〈香港百年祭〉新詩被港府遞解出境。淪陷時再返回新界參加東江游擊隊，不久病逝，死時年僅十九歲，可說是香港第一個短命的詩人。另一個馬御風，原來就是柳木下，他的〈大衣〉堪稱早年香港新詩的佳作。

《星島晚報》的「星座」是否就是香港新詩的源頭呢？當然不是，因為三十年代還有《詩頁》與《今日詩歌》，一先一後在1934年出版；1924年黃守一主編的《小說星期刊》內，補白的詩人就有羅灃銘、L. Y.、灞陵、許夢留、競明、余夢蝶等十七位，新詩逾五十首。其中L. Y.寫得最多，L. Y.是誰？至今仍是一個謎。

談到詩集，本來最早的是侯汝華的《海上謠》，1936年4月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但最近《和諧集》「出土」，侯汝華《海上謠》的「最早」要讓位了。李聖華1930年在香港出版的《和諧集》，收新詩三十二首、散文八篇、小說一篇。最早一篇寫於1922年，或是目前所見香港最早的一本詩集了。《和諧集》的出現，除了佐證香港新詩源於本土外，更把新詩歷史推前十多年。

《和諧集》的發現可以由1998年說起：當年住在加拿大多倫多的蘇賡哲託友人送了一詩集殘本給葉輝，這就是《和諧集》的孤本。葉輝讀後大吃一驚，因為它寫於1922至1930年，詩藝可媲美當時的京滬作品。2004年，葉輝寫成《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新詩─從〈小詩星期刊〉到李聖華的〈和諧集〉》一文，並發表於翌年的嶺南學報上。但《和諧集》還存在一些疑惑：一是作者生平；二是與香港的關係；三是未見足本，不好最後定論。

2009年，培英一百三十周年校慶在香港會議中心設宴，我忝陪末座。得聞致詞者提到校友李聖華，遂託沙田培英邱校長查探，輾轉約見其子李華斌，談其父李聖華生前舊事。得知他生於1903年6月6日，1986年6月11日在廣州過身。廣州淪陷前（1937年），他隨培英遷校南來香港，最早住在道風山三號，後住在西營盤羅便臣道六十四號，培英對面。他的一子一女都在香港出世。其子女只知他寫過哲學方面的書，如《基督教與太平天國》，不知他有詩集。甚至如今百歲高齡、與李聖華熟稔的香港前輩詩人李育中也不知《和諧集》三十年代初曾經面世，更遑論其他人了。

《和諧集》不可能只有殘本，於是透過大陸的書網，終於查到還有另一本《和諧集》完好無缺、現藏於廣州文德路的廣東文獻館。我與飲江上去拍照影印時，發現文獻館把此書歸入「海外欄」，可見他們也認為詩文集不在內地印刷。算來《和諧集》由出現到重印，不經不覺就過了十二年。相對於以前寂寞塵封的大半個世紀，十二年又算得了什麼？

《和諧集》的研究價值，既在於它是香港的第一本詩集，更因為它的文學性。我們且讀其中的一首—《生命哪裏是寂寞》：「我有滿案的詩詞，／我有一風琴，／我有一臨河的小窗，／生命不算寂寞了。」五四早期的新詩，失諸直道與說理，很多未能擺脫散文化的影響。三四十年代新詩開始注重意象、簡潔與含蓄。這詩藝的進步，在《和諧集》作品中，見到不少類似的嘗試，令人眼前一亮，如〈失眠時的懇求〉與〈詩人〉：

〈失眠時的懇求〉

我的妹妹！
天快亮了
我還未入睡。
請用你的嘴唇
像雌鳥般孵伏着
我的眼蓋。
靜待我的眼睛
像雛鳥般
自破卵殼，振翼出來。

〈詩人〉

詩人是神秘的蜘蛛
在宇宙黑暗的角落上
布滿了心的網羅。
一切隱藏的悲哀
一切秘密的快樂
慣在角落上飛翔，
一觸動了心網，
便被詩人捉到了。

這兩首作品堪稱詩集的壓卷之作。其一是詩歌的意象，現在讀來，仍然心跳與叫好：「請用你的嘴唇／像雌鳥般孵伏着／我的眼蓋。／靜待我的眼睛／像雛鳥般／自破卵殼，振翼出來。」「詩人是神秘的蜘蛛／在宇宙黑暗的角落上／布滿了心的網羅。」這樣的比喻，若放還當時大陸整個詩壇，或與二十年代像陸志葦、劉大白、宗白華、朱自清、徐玉諾、劉延陵、冰心等相比，也難掩它的超前性。詩說完即走的收筆，不留下一條新文學的感情尾巴，實在是充分發揮了詩歌文類的獨特含蓄性。

李聖華的詩為什麼寫得這樣好？其中的一個原因也許是織入了宗教的元素。宗教的包容、張望與想像，極大豐富及積厚了內容，好像這一首《晚禱》，就寫得頗為有趣：「主啊，寬恕我罷！／常暗黝危懼的深夜臨到時，／我說︰主啊，我交託我整個靈魂給你保守，／太陽剛出，／我從你手中奪回我的靈魂，／卻一聲不道謝。」最後兩句，轉從人間的角度去思考，深化了主題。

早年的李聖華雖受宗教的熏陶，但仍生活在浪漫、活潑與禪的意境中。有心研究李聖華的學者，不妨深入一點讀一讀他集中的一篇小說《回到人間去》。裏面提到一個入山修佛的人，最後還是離開寺院，回到人間去。小說中的李聖華，我看就是現實中李聖華的影子。據其子描述，李聖華1947年去美國俄亥俄州都柏林大學讀書，1949年急於經香港回國報效，當時港大有意請他留教，他也沒有答應。

1950年爆發韓戰，大陸宣傳美國是紙老虎，李聖華說美國不是紙老虎，是真老虎，於是被批鬥。同年入獄，1953年獲釋。但李聖華無怨無悔，國家打開大門後也不外流，一直在廣東致力教育，為社會儲才。在詩人心中，一定有些什麼，比個人與家庭更重要。宗教不是要博愛眾生麼？博愛不是議論，是實踐，李聖華餘生以另一種形式寫詩。

（原刊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六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