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

許定銘:書事雜碎之四

神仙‧老虎‧狗

天地版《曹聚仁卷》中有一篇〈神仙‧老虎‧狗前記〉,說是近期新發現的曹氏舊稿,文章是該書的代序,副題為「一個下級軍官的生活實錄」。

這篇約千字的雜文,先慨歎我國早期沒有徵兵制,很多年輕人因「好男不當兵」的觀念而不上前線打仗,以致上陣殺敵的軍人多是不學無術的老粗;到創辦了「黃埔軍校」,軍人才達到「文化」與「武化」的結合。並說他自己抗戰八年中,多次在前線採訪,經常與中下級軍官來往,對他們的實際生活非常了解,特意為黃埔出身,在戰場上轉戰多年的軍官李鯈底回憶錄寫前記。

我會特別留意這篇短文,是因為我曾與《神仙‧老虎‧狗》(正氣書局,1946)擦身而過,卻失諸交臂:

一九九O年代後期,一次從加拿大返港,到某藏書家家裏看書,他特意容許我從架上選購十種書,說是作為我遠道而來的禮物。年代久遠,當年買了甚麼已記不起了,只記得有好幾冊一九四O年代杭約赫、王辛笛他們辦的《詩創造》;至於《神仙‧老虎‧狗》,因為書名獨特,跟一九六一年邵氏電影公司的名片,陳厚、范麗、林黛、胡金銓等主演的喜劇同名而隨意翻翻,見有曹聚仁的序,卻不知李鯈是誰,沒買!

《曹聚仁卷》的編者曹臻,是曹聚仁的孫女,她在該書的導讀〈讀懂曹聚仁的香港二十年〉中說,《神仙‧老虎‧狗》的作者李鯈是曹聚仁的四弟曹藝(曹聚義),她們家人一直都知道他曾寫過這本書,但家中卻未見有存,如今手上的,是去年才從舊書網站上購得的珍寶。

曹藝(1909~2000)黃埔軍校六期炮科畢業,官至國民革命軍陸軍少將,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學習時開始從事創作,在《芒種》、《太白》、《論語》等期刊發表作品,並協助曹聚仁編《濤聲》週刊。戰時曹藝曾參加過長城保衛戰、河北山西的總退卻中多次血戰,並率部隊遠征印緬抗日,被史迪威親薦晉階少將軍銜。曹聚仁說他的回憶錄《神仙‧老虎‧狗》「乃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實錄,有別於文人的無病呻吟」,據說他還有一部《征輪塵影錄》,可惜在文革中遭毀,未見。

至於「神仙‧老虎‧狗」,網上有很多解說,其中一段頗有趣,錄如下:

不打仗的時候,也不下操,遊遊逛逛,自由自在,沒人敢管,可不是賽如神仙?看見百姓,願殺就殺,願燒就燒,願搶就搶,見大姑娘小媳婦就摟到懷裏,她不肯就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可不比猛虎還兇?一旦打了敗仗,丟盔拋甲,落荒而逃,誰看見就趕,就打,可不是像夾着尾巴的狗一樣?

這是用來嘲諷並醜化舊日軍人的,不知李鯈的《神仙‧老虎‧狗》如何寫法,是否也如此?

──2015年7月
8月16日刊《大公報‧文學》

兩冊老《蕉風》


#82封底

詩人柏雄贈我兩冊老《蕉風》:一九五九年八月的第八十二期和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一O三期,兩冊之間相距二十一個月,對多變的《蕉風》來說,它們難得的是:無論開度、頁數都不變,而且,都應該有附贈的中篇文叢,前者是黃思騁的《荒島行》,後者是端木紅的《賽納姑娘》,可惜都不見了。

對舊期刊我們不能要求過高,事隔五十多年重現的舊雜誌,你不可能奢望它「一期兩冊」能同時存在,就像我手邊現存的,一本王敬羲中篇小說《久違陽光的人》(新加坡蕉風出版社,一九六四),即是當年《蕉風》所附出的單行本,薄薄的,僅三十頁,約二萬字。和前邊的兩冊老《蕉風》相反,它是只有附刊而不見雜誌。從一九五九年八月的第八十二期《蕉風》起,至一九六四年的附刊《久違陽光的人》止,其間的附刊已有四五十種,相當可觀;何況實際數目應不止此,這些期刊及附刊小說,當是星馬華文文學史上一份重要的史料!

這兩冊老《蕉風》沒署編者姓名,都是十六開本,連封面底共二十四頁,每期可發小說、散文及新詩約十餘篇,最奇怪的是竟甚多港台作家的作品,兩冊共三十二篇文章中,屬香港作家的有:王敬羲的小說〈接受施捨的人〉和〈客來前後〉;散文及雜文有羽軍的〈話說雜文〉、桑白的〈秋的留痕〉、徐速的〈人情味〉;新詩則有柏雄的〈寂寞〉和〈黄昏〉、周喚的〈一瞬〉和葉維廉翻譯艾略特的〈荒原〉,所佔份量不輕。台灣方面則有王平陵、朱西寧、蔡文甫、楚戈、瘂弦等的作品,薄薄的一冊,內容卻是沉甸甸的。

柏雄說,如果不是有他的詩作,雜誌不會保留那麼多年。編輯還在〈編者的話〉中特別讚許〈黄昏〉,說是「一首很能發人幽思」的好詩,可見當時的編者很重視柏雄的詩作,難怪他一直給《蕉風》寫詩,直寫到一九六O年代末。

柏雄還說:「我之所以投稿《蕉風》,是黃崖約稿的。」

我曾寫過一篇〈黃崖革新的《蕉風》〉,說:

《蕉風》出至一九六四年九月號的第一四三期,在黃崖主編期間革新,並移至香港印刷,每期擴展至七十六頁,能刊近十五萬字,成為大型的文藝期刊。我藏有革新之第一四三期至一九六七年三月之第一七三期的《蕉風》……。《蕉風》由第一七四期起,將改成小開度本,自然又得調整、改革。故此,我所藏的《蕉風》,可視為黃崖革新版中的一個單元,因黃崖自改為小開本後不久,即不再主編,改由劉戈編輯了。

當時我以為黃崖之主編《蕉風》,是由第一四三期開始的,事實不然,由這兩冊老《蕉風》看來,原來之前幾十期沒註明編者的,也可能是黃崖主編的。

《蕉風》是星馬出版的長壽文藝期刊,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於新加坡創刊,初期是以小型的半月刊姿態出現,由方天主編。一九五七年,馬來西亞獨立後,《蕉風》遷移至吉隆坡出版。一九九九年,《蕉風》出版第四八八期後宣布停刊,至二OO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南方學院馬華文學館的接管及籌備近一年後,《蕉風》正式復刊,以嶄新的風貌及扎實的文學內容呈現,據說如今還在出版,已出至五百多期。

曾主編《蕉風》的姚拓、黃思騁和黃崖,都是先在香港任友聯出版社文藝報刊的編輯,後來才移至星馬任文藝編輯的,他們與香港的青年作者相熟,向他們約稿是順理成章的事,此所以在他們主編期間,發表了不少香港年輕作者的作品,「《蕉風》和香港青年作者」關係密切,是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

──2015年8月
26日刊《大公報‧大公園》

周保松:歷盡苦澀的微笑


八月炎夏,陽光猛烈,在太和一家尋常咖啡店等候女兒放學的間隙,我展卷重讀《教我心醉教我心碎》。作者是關子尹先生,我的老師。每讀數頁,我便不得不放下,靜望街上熙來攘往的人群,以平復心中那份不忍。這是一本悼亡書,悼念關先生早逝的兒子翰貽。那一年,是1996,翰貽十五歲。

我並不認識翰貽,但我們那一輩中大哲學系同學,都知道翰貽,也關心翰貽。我永遠也忘不了,1995年在新亞書院人文館上關先生的康德課時,每每聽到腰間傳呼機的震動,關先生臉上掠過的憂色。我們當時沒人知道具體發生什麼,也不敢問,但人人心裡都暗暗祝禱,願翰貽能大步跨過。

翰貽走後,關先生整個生命一下子崩塌,用他自己的話,是「心毀不用」,數年間沒寫過任何哲學文章,反而用了極大精力去翻譯德國浪漫詩人呂克特的《亡兒悼歌》及其他有關詩作。最最觸動我的,是那首〈當此良夜〉:「我昨夜驚醒,那心坎中的悸動;當此良夜,是揮不去的傷痛,摧毀我心肝。我昨夜戰鬥,那人世間的苦難;當此良夜,鼓一己之餘勇,終無以抵擋。」

1997年,勞思光先生七十大壽,在台北陽明山開祝壽會議。勞先生是關先生的授業恩師,理應前往,但關先生傷痛未癒,託我代讀一篇半完成的文章〈說悲劇情懷:情感的先驗性與哲學的悲劇性〉。在文章中,關先生談及哲學最主要的功能,是善用理性去解人生之惑。而人作為一「與共存在」的存有,在茫茫人海中最為在乎的,是一己至親。當至親遭逢大難,就算自己如何看通看透,亦難以緩和親人的身心痛苦半分。「在這一如噩夢般的歷程中,我們往往發覺一切哲學理性都不奏效,而這就是哲學在生活裏最感到無力的時刻!」我仍然記得,當年在會議中唸到此處時,勞先生眼裏的痛惜。

去到2012年8月,我寫了一封電郵給關先生,邀請他和梁文道為博群大講堂做一場有關「死亡的意義」的對談,地點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時間是11月30日。關先生一口答應,並說「這是我面對這挑戰的時候了。」關先生知我。這確是學生的願望。沒有料到的是,勞思光先生10月21日在台北辭世。我和關先生,聯同哲學系其他師友數十人,同赴台北向勞先生道別。期間,我問關先生,講座之約還繼續嗎?關先生說,繼續。

十一月的香港,按常理,該是秋高氣爽。但很奇怪,講座那天從早上開始即陰晴不定,細雨時斷時續。去到下午兩點,雨竟停了。我鬆了口氣,決定如期舉行。去到四點,天色卻突然逆轉,以至滂沱大雨。關先生打電話來,問是否有應變計劃。那刻我正在車上,不知現場如何,遂只好說,我們先到新亞再看吧。待到新亞,我一下子呆了,整個廣場早已坐滿好幾百人,人人持着傘,在雨中,安靜等待,等待一場關於死亡的哲學對話。

講座開始前,我們請音樂系同學唱了一段布拉姆斯的「搖籃曲」,象徵生命的開始。沒料到關先生開場時,語帶哽咽告訴我們,這正是當年他每晚用德文為翰貽唱的催眠曲。關先生又說,這是他數十年教書生涯中,第一次這樣公開討論死亡,希望能超越一己傷痛,從哲學的觀點探討死亡的意義。


現在回想,當時的情景仍然歷歷:雨在下,關先生站在廣場中間,拿着濕透的講稿,以平穩的語調,一頁一頁討論生死;我和文道站在先生身後,全程輪流為他持傘;而在先生周圍,不同顏色的雨傘,一層一層向外擴散;有人在做筆記,有人在沉思,有人聽到感觸處眼中帶哀傷;待到天色漸暗,遠山隱去,水塔燈亮,思想在雨中跳動,點點滴滴灑落人心。

關先生當天旁徵博引,介紹了不少哲學家的死亡觀,包括西蒙狄波娃(Simone de Beauvoir)、雅斯培(Karl Jaspers)和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等,甚至從甲骨文和金文中去考究「死」字的最初意義。但究其根本,我認為有三點特別重要。第一,他借用海德格的說法,指出人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死亡必然到來卻又無法確定何時到來,是生命中恆存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有限人生中活得完整和活得有意義,遂成個體無法規避的重要問題。就此而言,死既非生的反面,亦非生的終結,而是構成生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二,死亡不僅是自然和人文現象,更是社群現象,因為人並非孤零零活在人世,而總是與他者共存。因此,如何面對他人之死,尤其是至親的離去,遂是我們一生必須經受和學習之事。這種「學習」,不是外在的知性探索,而是事關我們最深的情感和最大的傷痛。如何走出死亡幽谷,是生命的學問,既要以理統情,亦要以情款情。

第三,即使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形軀已逝,卻不表示從此天人永隔,因為通過生者對死者的記憶和懷念,存歿兩方可以共享一個意義的世界,實現雅斯培所說的「跨越死亡的溝通」,達到更為純粹更加刻骨銘心的境界。就此而言,死者活在生者的念掛當中。生者不必刻意忘卻,也不必過度傷悲,因為只要情在思念在,對方便在。

講座結束後,關先生在臉書上說:「死亡問題是一永恆的奧秘,沒有人能三言兩語道盡其中真諦,相比之下,昨夜大家為這問題追索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貴。我最感榮幸的,是這種精神將成為這一代許多中大人的共同記憶。」確是如此。一個人何時死怎樣死,是命限,無法掌控;但人該如何面對死,卻考驗我們的智慧,值得我們努力探索。就此而言,未知死,焉知生。

許多年過去,我相信,我仍然會記得,那一夜,我們在風雨中直面生死;那一夜,我曾為先生持傘;那一夜,我見到先生歷盡苦澀的一縷微笑。

原載《明報周刊》第2440期。插圖:區華欣

(周保松臉書二O一五年八月十六日:https://www.facebook.com/notes/1106215562740443/)

2015年8月30日 星期日

周保松:真正的教者──側記高錕校長


高錕校長在200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迅即成為媒體焦點。除了高校長在光纖通訊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關注的,是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期間和學生的關係,尤其是1993年發生的兩件大事。但觀乎媒體報導,有頗多的不盡不實,部份更近乎傳說。這些傳說,對高校長和學生都不公平。

我當時讀大學三年級,是《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親歷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長做過多次訪問,算是對內情有所了解。現在熱潮既過,我自覺有責任將當年所見所聞記下來,為歷史留個紀錄。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後,我對高校長的教育理念,有了一點新體會。這點體會,無論是對中文大學還是對中國的大學,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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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高錕校長,是1992年八月某個下午,我和學生報其他四位同學去大學行政樓訪問他,一談就是三小時。高校長的粵語不太流利,我們主要用普通話交談。高校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率真誠懇,沒官腔很隨和的人。即使我們有時問得直接尖銳,他也沒有迴避或帶我們繞圈子,而是直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還留意到高校長有個習慣,就是喜歡一邊聊天一邊在白紙上畫幾何圖案,愈畫愈多。

那天我們從中大的人文傳統和教育理想談起,說到學制改變,校園規劃,教學評核和通識教育等。最後,我們問高校長是否支持學生運動。在那個年頭,學生會經常出去示威抗議,有的時候會出現學生在外抗議,校長在內飲宴的場面。校長說他個人很支持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運動,但因為他是校長,代表大學,因此不適宜表態。他甚至說:「我很同情你們的許多行為,覺得是年青人應該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會覺得我不對。如果我不做校長而做教師,那情形就不同。」[1]

那個訪問最後由我執筆,一年後被收進我有份參與編輯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一向有為學校撰史的傳統,每十年一次,從學生的觀點回顧及檢討大學及學運的發展。書出版後,我寄了本給校長。過不了幾天,他在校園偶然遇到我,說讀了書中我的兩篇文章,一篇寫得好,一篇寫得不太好。我當時有點詫異。一是詫異他會讀我的文章,二是詫異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對着這個學生說不喜歡他的文章。我沒有不快,反覺得高校長如此坦白很好。可惜當時人太多,我沒機會問他不喜歡哪一篇及原因是什麼。

這裏要補一筆,談談學生會幹事會和學生報。幹事會和學生報是中大學生會的核心,是當時唯一需要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組織,運作經費來自學生的會費,在組織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校方。學生會總部在學生活動中心范克廉樓,幹事會在地庫,學生報在頂層,彼此關係密切,我們慣稱自己為「范記人」。校長所在的行政樓,與范克廉樓一路之隔,並排而立。中大學生會有很長參與校政和關心社會的傳統,崇尚獨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學時,八九年剛過不久,范克廉樓聚集了大批熱血青年,天天在那裏議論國事。除了學生會,中大還有過百計學生團體,包括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中大社工隊、青年文學獎、綠色天地等。這些團體也是學生自治,每年由會員選舉出我們叫做「莊」的內閣,自行組織活動,學校不會干預。

我特別說明這個背景,是想讀者明白,雖然高校長是國際知名的光纖之父,但我們當時對他不僅沒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為他是校長。對范記人來說,校長擁有龐大的行政權力,代表大學官僚體系的利益。而學生會的職責,是捍衛教育理想,監察大學施政,爭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學權益。所以,校長和學生會之間,存在着某種結構性張力。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樓有強烈的反權威反建制傳統,在我的讀書年代尤甚。這個傳統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發展下來,一代傳一代,從沒中斷過,形成所謂范克廉樓文化。很多人對這個傳統不認識,一見到學生會有抗爭行動,總會習慣性標籤他們為「過激」「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卻很少嘗試理解他們背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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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距九七主權移交,還有四年。那是高錕校長任內最紛擾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糾結在一起。在這年,高校長放棄了一年前親口對我們說過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國政府委任為港事顧問,結果引發軒然大波。

讓我先說點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為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報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會民選議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發展步伐。這個方案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雙方關係陷於破裂,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甚至斥責彭定康為「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於是決定另起爐灶,積極吸納香港不同界別精英為其所用,邀請他們出任港事顧問。

1993年3月27日中國政府公佈第二批港顧名單,高錕校長赫然在名單之上。中大學生會在29日發出聲明,指港事顧問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錕身為校長,代表中大,不宜擔任此職,並要求高校長公開交代事件。高校長當晚回應說,他是以個人身份接受此職,不會對中大有任何影響。事情發展得很快,當天在范克廉樓已出現大字報潮,傍晚電視新聞也以頭條報導此事。在委任名單中,其實也有別的大學的校長,例如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但因為只有中大有反對聲音,所以成為全城焦點。

3月30日中午,學生會在烽火台舉辦論壇,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長沒有出現,但發了一信給學生會,稱他會利用港顧一職,就「學術自由及促進本港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向中國政府反映意見。論壇結束後,有五十多位同學帶着橫額,遊行到中環恆生銀行總行,要求正在那裏參加中大校董會會議的高校長回校公開解釋。傍晚六時許,高校長答應出席第二天的論壇。我們當晚在學生會開會到夜深,並為第二天的論壇作準備。

3月31日早上11時,高校長踏出行政樓,來到數步之遙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師生及全香港所有媒體。高校長那天穿深色西裝,精神看來不錯。烽火台放了一張長桌,高校長坐一端,中間是學生主持,另一端是學生會會長。高校長背對着的,是朱銘先生著名的太極系列雕塑「仲門」,門後面是大學圖書館;正對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師生,師生後面是百萬大道,大道盡頭是俗稱「飯煲底」的科學館,上有「博文約禮」校徽。

論壇氣氛熱烈,學生排着長隊等着發問,用的是標準中大模式:發問者先自報姓名及所屬書院學系年級,然後提出問題,高校長回應,發問者接着可追問或評論,高校長再回應,然後下一位接上。爭論的焦點,是港事顧問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長應否接受這樣的委任。高校長不善言辭,對着群情洶湧的學生,一點也不易應付。但就我觀察,高校長不是太緊張,即使面對發問者的冷嘲熱諷,他也不以為忤,有時甚至忍不住和學生一起笑起來。

高校長當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對政治沒興趣,只是如果拒絕接受委任,會引起對方「猜疑」及「弊多於利」。有學生批評高校長六十歲了還如此天真,竟以為港事顧問可以和政治無關。他回應說:「你們說我太天真了,我說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對香港的將來做一些事情,這是不錯的。香港的將來是大家的將來,可能對世界的影響非常大。」[2] 論壇去到最後,學生會會長將一個紙製傳聲筒遞給校長,諷刺他作為中方的傳聲工具。高校長接過傳聲筒一刻,攝影記者蜂擁而上。這張相片在全香港報紙刊登後,不少人大罵中大學生是文革小將,想威逼校長戴高帽遊街示眾。我們哭笑不得,因為真是發夢也想不到,傳聲筒會變成批鬥高帽。

4月1日高校長和其他港事顧問上北京接受委任,學生會再次帶着標語到機場示威。高校長回來後,接受我們訪問。被問及如何看待學生抗議時,他說學生會對他沒有作出任何人身攻擊,而且「在香港,學生完全有權和有自由這樣做。」[3] 儘管是這樣,學生之間卻很快出現分歧,不同立場的大字報貼滿范克廉樓,引來大批同學圍觀回應。學生報當時做了個民意調查,訪問七百多位學生,發覺支持和反對高校長出任港顧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發生一年後,我再次訪問高校長,問他一年來做過什麼,他說沒有參加過任何港顧的正式活動,也沒表達過什麼意見。我當時為這宗新聞起了個標題叫「港顧徒具虛名,校長一事無成」。[4] 報紙出來後,有個書院輔導長見到我,說你們這樣寫校長,難道不怕得罪大學嗎?我當時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為真的沒想過。我那幾年辦學生報,雖然對學校有許多批評,但從來沒擔心言論會受到限制,也沒感受過來自學校的壓力。當時的中大,百花齊放。除了學生報和大字報,還有許多我們稱為小報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論大膽出位,放在范克廉樓任取。我們自己也知道,校內校外都有聲音,要求學校管制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終沒有行動。

港顧一役後,高校長如常接受我們訪問,每年會親自寫一封信來多謝我們的工作,還從他的私人戶口拿出兩萬元資助學生會有經濟需要的同學──雖然我們不怎麼領他的情。高校長也重視我們的言論。學校公關部職員曾私下告訴過我,每月學生報出版後,如有對大學的投訴,高校長都會叫職員影印一份,寄給相關部門跟進。我當時的感覺,也是許多校園問題報導後,負責部門很快就會回應。我們那時一個月出版一期報紙,每期有好幾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園免費任取,通常幾天內就會派完。那時做學生報很辛苦,白天要採訪,晚上要開會寫稿排版校對,沒有半分酬勞,但我們卻覺得值得和有滿足感,因為相信可以為校園帶來一點改變,並令同學多些關心身外事。

現在回過頭看,港顧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義,不是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什麼影響,而是起了一個示範,就是校長有責任就大學重要事務出來和同學公開對話。之前或許也試過,但論規模論影響,這次千人論壇肯定是歷史性的。從此之後,類似的校政討論逐漸成了傳統。我記得1995年高校長宣佈退休後,學生會曾在烽火台辦了另一次論壇,要求學生有權參與遴選新校長。那次論壇由我主持,高校長不僅自己出席,還帶了好幾位學校高層來一起討論。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有即時成果,但對建立一個問責透明,重視師生共治的校園文化,卻有積極作用。

3

1993年發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開放日事件。所謂開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開放校園給公眾參觀,讓公眾對中大有更多認識。1993年的開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辦得特別隆重。沒料到的是,這個開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長成為全香港的焦點。

開幕禮當天早上,百萬大道會場坐滿了嘉賓,高錕校長被邀到台上致辭。正當他要發言時,突然有十多位學生從兩邊衝出來,手持標語,高叫反對開放日口號,會場霎時亂成一團。高校長一個人在台上,手裏拿着講稿,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與此同時,有學生搶了台上的麥克風,還有兩位爬到典禮正前方的「飯煲底」頂層,用一條長布橫額將中大校徽遮起來,上書「兩天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台下觀眾及負責籌辦開放日的同學,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則對抗議學生不滿,開始起哄,場面混亂。事件擾攘十多分鐘後,示威同學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長才有機會將開幕辭匆匆講完,但整個開放日的氣氛已全變了調。

典禮結束後,高校長打算離開,大批記者立刻上前將他團團圍着。我作為學生報記者,夾在人堆中,高聲問了一句:「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處分?我為什麼要處分他們?他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校長邊走邊答,語氣平靜。我當時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鐘前,高校長剛經歷了人生最難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長,光纖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學生最不客氣的抗議和羞辱。這次和港顧事件不同,學生不是要和校長對話,而是要公開揭露大學之醜相,讓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沒什麼值得慶祝,藉此激起更多對大學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場記者一樣,以為校長一定會大發雷霆,狠狠訓斥學生一頓。但他沒有那樣做,而且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那一幕,留給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後來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設身處地,會不會像他那樣反應?坦白說,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絕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報紙,不用說,鋪天蓋地是這宗新聞,並且一面倒批評學生。在校內,事件也引起極大爭論。那一期學生報社論,叫「不是社論」,因為我們內部徹底分裂,無法對事件有共識。然後我聽說,學校管理層對此十分震怒,認為絕對不能縱容學生。我又聽說,大學收到不少校友來信來電,強烈要求懲戒學生。但過了兩個月,什麼也沒發生。到底大學內部有何討論,我全不知情。直到前兩年,我從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來當年大學曾為此特別開會,會中只有三人不主張處分學生。三人之中,有高錕校長本人──是他硬生生將處分學生的建議壓了下去。

4

我1995年畢業後,就再沒見過高校長。大約是2000年,我在倫敦讀書,香港電台為校長拍攝「傑出華人系列」,導演讀了我大學時代的許多文章,特別來倫敦訪問我,我才將開放日那難忘一幕說了出來。之前我從沒和人提過此事,因為要公開肯定高校長,對我是不容易過的一關。其實當時高校長也人在倫敦,我卻因為可笑的自尊而沒去見他一面,遂成遺憾。

兩年前高校長得諾貝爾獎,傳媒拚命追挖中大舊聞,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兩件事。而得出的結論,往往是頌揚高校長寬大為懷,有雅量容忍我們這些頑劣之徒。而愈將學生描畫成偏激乖張,似乎就愈顯校長的偉大。我對此感到不安。坦白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當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無論對於理念還是行動手段,我們都有過深刻反思,甚至進行過激烈辯論。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無理取鬧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這些同學是我大學生活中見過的最有理想最獨立思考也最關心社會的人。他們許多畢業後一直堅持信念,在不同領域默默耕耘,推動社會改革,並取得不同成就。退一步,如果我們真是頑劣之徒,高校長何必要忍受我們?高校長身邊許多人,就勸過他不要過度縱容學生。例如當時的副校長金耀基教授,便曾公開說過他不認同高校長的做法。我也聽過不少評語,認為高校長軟弱無能,沒有管治權威。可以說,高校長的做法在當年不僅沒受到頌讚,反而遭人嘲諷。

高校長為什麼要那樣做?這些年來,我一直困惑。尤其當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種種轉變,我就更加懷念我的讀書時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長多一點。到了最近兩年,因為閱歷漸深,也因為聽了高校長幾段話,我有了一些新體會。

在「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高校長應導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樓中大學生報會室,打開當年報紙,首度談他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學生一定要這樣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他們表達之後,我們至少有一個反應,知道他們在爭取什麼東西。」2009年高校長獲諾貝爾獎後,高太太黃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講,提及高校長當年和學生激烈爭論後,回家對她說:「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

從這兩段說話,我們清楚看到,高校長和許多人不同,他沒有視學生為敵,更不是在容忍學生,而是暗暗欣賞這些別人眼中的叛逆學生。他似乎認為,中大學生不這樣做,才奇怪才不應該。這真是大發現!我從沒想過,校長會欣賞學生。他欣賞學生什麼呢?我猜想,高校長欣賞的,是學生敢於獨立思考,敢於挑戰權威,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學精神。

我這不是胡亂猜度。高校長在某個電視訪問中說得清楚:「千萬不要盲目相信專家,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譬如我說,光纖在一千年之後還會被應用,大家便不應該隨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高校長不喜歡別人崇拜他,更不喜歡別人盲從他。他要學生有自己的見解。真正的大學教育,應該鼓勵學生自由探索,成為有個性有創造力同時懂得對生命負責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條將學生變得唯唯諾諾服服貼貼。高校長明白,要培養這種人,就要給予學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許學生嘗試和犯錯,並在眾聲喧嘩和不和諧中看到大學之大。這不僅是個人胸襟的問題,更是理念和制度的問題。一所大學的師生,如果看不到這種理念的價值,並將其體現在制度,實踐於生活,沉澱成文化,這所大學就很難有自己的格調。

我漸漸體會到,因為高校長有這樣的視野,所以他能對一己榮辱處之泰然,所以能頂住重重壓力保護學生,也所以才能說出「什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這樣的話──即使學生反對的是他本人。高校長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將這些理念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做校長多年,他並沒有留下什麼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學家,知道真正的學問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樣的環境才能孕育出來。高校長不曉得說,但曉得做。當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問我為什麼要處分學生的時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為此,當年我們這群最「不聽話」的學生,今天才會那麼懷念高錕時代的多元開放和有容乃大。

說來慚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體會這點道理。

5

再次見到高校長,已是十五年後,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園。那天陽光很好,我駕車從山腳宿舍到山頂辦公室。在路上,我遠遠見到,高校長和高太太兩個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車停下來,問高太太要不要載他們一程。這時候,高校長竟自個走到車前,向我揮手對我微笑。校長老了許多,一頭白髮,還留了長長的鬍子,像個老頑童。我大聲說,校長,你好,我是你的學生。校長一臉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驀地就酸了。雖然面對面,由於他所患的病,高校長永遠不會記得我是誰了,我也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向他道一聲謝。十八年前的記憶,在樹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頭。

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着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着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此文將收在作者即將出版的《走進生命的學問》一書之中(北京:三聯書店)。

[1] 《中大三十年》(中大學生會出版,1993),頁15。
[2] 《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3]《中大學生》,第88期(1993年4月)。
[4]《中大學生》,第92期(1994年4月)。

刊於《南方周末》,2011.11.3(http://www.infzm.com/content/64456)刊出時略有刪節,此為全文。

周保松臉書二O一五年八月七日)

2015年8月28日 星期五

倪匡第一本書

《呼倫池的微波》
Ldj Lin


《呼倫池的微波》是倪匡的第一本書,第一本愛情小說,寫於民國四十六(1957) 年。我收藏有民國五十年三月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以及香港博益出版公司2007年七月出版的新版本。這兩個版本,出版相隔四十六年。

亞洲版的《呼倫池的微波》,只有一篇不到兩百字的「編者識」簡單介紹,博益版則有六篇:倪匡2006年十二月七日一百多字的「學步(新序)」、編者的「倪匡的愛情故事」、1984年1月3日倪匡的「自序」、出版公司「博益的話」和「作者簡介」。

在亞洲初版和博益新版之外,我不知道是否還有另一種版本?因為博益新版收入有1984年1月3日倪匡的「自序」,在三十年前,《呼倫池的微波》就有「重新出版」計畫或已「重新出版」?

在博益新版裡,倪匡說《呼倫池的微波》在「亞洲出版社」出版後銷量不好,流傳的是「只賣出了十二本,作者自己買了十本」。「那當然是誇張的說法,究竟賣了多少,也不知道,沒有再印,倒是事實」。出版社送了幾本給倪匡,他為出版第一本書高興莫名,送出八九本,結果剩下的一兩本也不知所蹤,真正成了作者自己也沒有保存的「絕版書」。後來一位買了亞洲版的朋友(倪匡問,是賣出去的兩本中之一本乎?)影印給倪匡,「所以,才能重新出版」。

我竟會藏有倪匡《呼倫池的微波》亞洲版賣出去的兩本中的一本?當然是說笑!不過,如果沒有買新版本,就不會知道這本書的許多背景故事。藏書,初版本要藏,新版本也不要錯過!

Ldj Lin臉書
二O一五年八月廿七日)

倪匡第一本書
傅月庵


倪匡少也賤,為稻粱謀,文思不得不如泉湧,曾創下日寫二萬字驚人記錄。幾十年下來,著作等身,怕不有幾百本了。那,他的第一本書是?

《呼倫池的微波》!愛情長篇,網路都有說,誰都嘛知道。

問題是,初版長什麼模樣?⋯⋯

「《呼倫池的微波》這本書,是我的第一本書,寫在數十年之前。那時候,我才由內蒙古來到香港不久,對內蒙古的草原風光,印象猶新,又想通過小說的形式,表達一些自己的人生觀,所以,就有了這篇小說。」

這是2012年明窗版倪匡新序所言,然則,1984年博益版亦非原始版本。至於1993年台灣風雲時代版,更不在話下了。

前日偶然得一書,本不甚措意,偶然瞄到「倪匡」兩字,牽出「古狗」到處搜尋,方才知是寶。《呼倫池的微波》,香港亞洲出版社,民國五十年三月初版。由時間判斷,當即倪匡所稱「那時候,我才由內蒙古來到香港不久」的真正初版本,倪匡的第一本書。

倪匡到港,落拓江湖,勤工儉學,乃1957年之事。

傅月庵臉書二O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2015年8月27日 星期四

許定銘:新興的收藏品──舊書

幾個月前,梁文道為香港電台拍《打開書櫃》,訪問我談「舊書」,節目中我隨手拿起一本舊書說:「別小看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它買了二百多塊!」梁文道笑笑口道:「原來繼紅酒之後,『舊書』可能成為一種新興的收藏品!」

其實舊書之成為收藏品,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宋版、明版的舊書,早已是收藏界的寵兒,其拍賣價以萬計,甚至以百萬計也不足為奇。不過,我們當時所談的舊書,不是宋、明版的線裝書,談的是民國版新文學平裝書,那的確是「新興的收藏品」,這種新收藏品也真是起步未幾,未到炙熱程度,有意者真可現在才跨此門檻,窺探一下。

所謂「民國版新文學平裝書」,泛指由五四新文學運動,至新中國成立,重點在1919—1949這三十年間所出版的新文學作品,再簡單的說:就是魯迅、巴金、茅盾、徐志摩、朱自清……那一輩文人所出的舊版書。這些書當然也有精裝的,不過比較少,為了和「線裝書」區別,故一律稱為「平裝書」。


我當時拿起的那本,是杭約赫的詩集《火燒的城》(上海:星群出版社,1948),是40開,16.5x10cm,才52頁的小書,拍賣價265元,加上手續費、航空掛號費,約300元。300元買一件收藏品,當然是令人掩口訕笑的「小兒科」,但,當你只是買來「讀」而不是「收藏」或「炒賣」,300元買一本52頁的「掌中」小書,就不算「便宜」了吧?

杭約赫是曹辛之(1917-1995)的筆名,1940年代成名的「九葉」詩人之一,他也是個很有名氣的書籍裝幀家,設計了很多優雅好看的封面,被稱為「藝術之子」。《火燒的城》是上海星群出版社1940年代推出的《森林詩叢》之一,這套《詩叢》共出過以下八冊:方敬《受難者的短曲》、田地《風景》、辛勞《捧血者》、杭約赫《火燒的城》、陳敬容《交響曲》、莫洛《渡運河》、唐祈《詩第一冊》和唐湜《英雄的草原》。這套《詩叢》全是幾十頁的小冊子,60年後的今天難得一見,我如今僅藏三冊。幸好詩人們的名氣不夠響,知道的人少,否則,恐怕500元也拍不到!

最近寫了篇〈杜格靈和他的《秋之草紙》〉,一開首我是這樣寫的:「最近在上海以高價搶購得杜格靈的《秋之草紙》(廣州:金鵲書店,1930),非常高興!」有人即問所謂「高價」究竟是多少?其實所謂「高價」,很難有標準,我之「高價」,可能只是得啖笑,不過,也不妨說說,是:1700!

我去年聖誕節往上海淘書,目的物就是這本《秋之草紙》,事先跟賣家在網上談好了價,然後夫婦倆訂機票往上海五天,旅費一萬元不知是否也該算進去?

五天上海之旅當然買了不少好書,最值得談談的,是杜格靈的《秋之草紙》、楚洪的《愛網》和曙天的《斷片的回憶》。《秋之草紙》和《愛網》來自同一個「素未謀面」的賣家,當天我們約好早上十時,在靜安寺前以手提電話確認,然後橫過南京西路,到對面公園內的露天茶座坐下,他把書掏出來,我仔細的翻了一遍,沒缺頁,書品完好,隨即把準備好的一叠紅色人民幣遞過去,賣家接過那32張令人眼花的「公仔紙」,用拇指按着鈔票邊緣一彈,32張紅色毛主席頭像的「公仔紙」似流星般閃過,也不用數就放進口袋裏。我們再閒談一會,說說拍賣場上的行情,交流了些收藏心得,不用十五分鐘便分道揚鑣了!

《秋之草紙》(廣州:金鵲書店,1930)的作者杜格靈(?-1992)是香港新文學第一代作家,活躍於1930年代,與侶倫、望雲同期,著作甚罕見,我買賣、研究、收藏新文學書40年,僅見此冊。長篇小說《愛網》(上海:北新,1930)的作者楚洪,是1920年代,以劇本《打出幽靈塔》(商務,1928)一舉成名的白薇(1894-1987)底另一個筆名,她的小說甚少,而且封面設計以線條畫勾出裸胸的女體,在當年來說是大膽創新的構圖,頗有研究價值。這兩冊書能賣到三千二,在我來說是有閱讀、研究和收藏的價值;在賣家來說,那是超過70年的舊藏品,罕見的「毛邊本」,肯定有升值的潛力,兩年後起碼有一倍回報。



曙天的《斷片的回憶》(上海:北新書局,1927)購自福州路的舊書市場。

福州路舊稱四馬路,是上海的「書街」。上海文化出版社在2006年初出過一本《書街》,16開本,用粉紙彩色精印,封面和封底是硬皮精裝,內文48面摺叠黏成書型,拉開是幾十呎長的長條,上下是對倒的福州路左右兩面的書店面影,中間則是對全街兩面書店的歷史解說,非常有趣而好玩。讀着、讀着、……人彷彿走到福州路的馬路中央,瀏覽着兩旁書店的滄桑歲月……

在眾多的書店中,最著名的當然是獨立建築,樓高十數層,店面以萬呎計算的「上海書城」,但我卻偏愛只有四層的「上海圖書公司」,因為它的四樓是存放了不少寶藏的舊書市場。這是一所聯營的舊書店,幾千呎的一層樓,由十幾間舊書店分租自成一國,有專營線裝古籍的、歷史的、舊文學的、新文學的、期刊的、雜書的……就像本地分租出去的百貨公司一樣,各賣各的。

我在相熟的店攤裏選了十來本書問價。店主人說:「許老師,不好說!你選的都是好書哩!」

我選的當然是好書啦!但,怎麼「不好說」呢?原來近日新文學書比香港的股市爬升得更快,單2006一年,由年頭到年尾,已經漲價近倍。經我一再追問,店主人才老不願的說:「許老師是老主顧,我們又認識多年了,不瞞你說,書賣了,我再也買不回第二本。這樣吧:不論你要多少,就每本二千好了。」

我暗地裏吃了一驚,去年來才不過五六百,今年賣到二千,明年再來要多少?我左挑右選,看了又看,最後只要了曙天的《斷片的回憶》。

寫《斷片的回憶》的,是山西翼城人吳曙天﹙1903-1942﹚,她是情書專家章衣萍的妻子,在她不足40年的生命裏,還寫過《戀愛日記三種》(上海:天馬書店,1933),編過一本《女子書信》﹙上海:光華書局,1933﹚。《斷片的回憶》只是本32開,47頁的散文集,我肯為它花掉二千塊,是它傳奇的出處和奇特的裝幀。

此書封面蓋有印章,乃係原北新書局圖書館所藏,版權頁注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卻有人用毛筆把「七」字圈改成八字,把「六」字改成四字,把「出」字改成再字,初看不明所以,全句再讀一遍立即明白,原來修改者是要把出版日期改成「一九二八年四月再版」。故事說明:《斷片的回憶》初版賣光了,編輯部要再版,於是便從書局的圖書館裏找來這最後的一本,隨手改了日期,交印刷廠再版。管它再版有沒有印成,此書就此溜了出來,80年後傳到我手裏!

傳統的書籍裝幀,一般都是「直式豎排」本或「直式橫排」本,《斷片的回憶》卻是「橫式豎排」本,即是把普通的書橫放,同樣由左向右揭開,變成「矮矮的、闊闊的」。這種排法只對詩集和劇本有好處,因為可省回很多空白處,少排了頁數,但散文集和小說不能省頁數,只可以給人奇特的「驚喜」,故甚少人採用。這種「橫式豎排」本書,我以前一本也沒有,只在姜德明的《書衣百影》(北京:三聯,1999)中見過夏衍的《賽金花》(生活書店,1937)、俞平伯的《冬夜》(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和《西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三種。

買《斷片的回憶》時,老覺得店主人知道我特別喜愛而抬高了價,一直覺得不忿,直到歲晚時,網上有本《西還》上拍了,起拍價3000元,最後以4050成交,內心才釋然。雖然俞平伯名氣大,理應比吳曙天貴,但也不可能貴一倍有多,我2000買《斷片的回憶》,也不算「被斬」!

這次去上海,除了買書,還去拜訪了兩位藏書家。

家住虹口的上海十大藏書家之一的瞿永發,年約50多歲,由1980年代開始專門收藏新文學民國版舊書,據說那時候書價還很便宜,三兩塊便能買到好書,後來愈買愈貴,到現在要賣幾百塊一本了,他還在買進,二十多年來藏得精品不少。他住在一幢三層高,每層僅兩百呎的平房裏,全屋只有書架、書架,還是書架,當然都藏滿了舊書。瞿永發的藏書室稱為「中國現代文學藏館」,藏品分三類:手稿、舊雜誌和平裝書。手稿也數不清多少份,約四五叠,每叠約三呎高,估計不少於五千種,有作家的稿件、書信、日誌、書賬、交代文件……;雜誌大多配齊,而且品相甚佳,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旅行雜誌》和《萬象》,塞得滿滿的,單兩種已佔了整整一個書櫃。我最有興趣的,當然是他的新文學民國版舊書,差不多我能叫出名來的他都藏有,約有二三萬冊。

趙家璧的《良友文學叢書》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是收藏新文學民國版舊書的入門套書,前者全套40種,初版全是軟皮精裝,外加彩色護封,每本書均有編號,極難齊套。瞿永發不單齊套,而且品相甚佳,是收集了好幾年才湊成的。這套書福州路舊書市場那裏也有一套,沒瞿兄那套好看,市價多少?告訴你:十五萬!能不令人咋舌!

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共160冊,瞿永發也齊,市面上沒聽過有成套的在賣,一般非初版的單價是一百元,初版的要兩三百,難見的更賣到500至800,我如今收了近10年,也只有約140冊,而且不全是初版的,看來不易成套。

瞿永發告訴我一個賣書故事:大約1998年,北京來了個大買家,要全數買下他的「民國版舊書」,條件已經談妥,買家開了張三十萬的支票,立即要把書運走。瞿永發考慮了好一會,還是沒賣。他說:「當年浦東的房子才三兩萬,能買十間八間,你看如今值多少?」也不知是房子升值快,還是他的書升值快,他說現在有某大圖書館在跟他洽商中,他那一屋書,開價五百萬!

另一個藏書家還未到40,是回流的澳洲籍商人,經營時裝、古董及地產生意,家裏只有間約一百呎的書房,也擠滿了書,看來不多,僅約一兩千冊。他最滿意的是那個黝黑的大書櫃,他告訴我那個大書櫃已有百多二百年歷史,是建國前上海的猶太人家族匆忙撤退時遺下的。他知道我是專家,不停搬書給我看:這是三千買的。那是五千進的貨。還有這一套,你看品相多好,十六冊齊了,才三萬六!

你看,有錢多好辦事!我問他是怎樣買書的,他瞪大眼說:「我哪有時間去買書,就讓那些賣舊書的人去作跑腿,他們也不敢賺我太多,我的時間是要用來炒股票及地產買賣的。大家齊齊賺好了。」他告訴我收書才一年多,已存了整間房,我問他共花了多少?他沈吟了一會,說:「總有七八十萬吧!」

近年國內的收藏熱沸沸騰騰,樓宇、股票、古董、字畫、古籍、郵票、毛章、火花、藏書票……收藏家早已炒到無貨可炒,相對於炒樓和炒古董,炒「民國版新文學書」,可以說是小兒科,花一萬幾千即可入門。像我上面提到的炒家,多是從另一個行業或從線裝書轉炒舊平裝書的,新文學民國版舊書價錢能不三級跳?如果你肯花一百幾十萬,即可成為「著名」的藏書家,你也有興趣踏進門檻來玩玩?

──2007年2月

2015年8月25日 星期二

素葉的話

素葉的話(一)
何福仁

一九七八年某一個冬夜,我們好幾個熟人聚集在張灼祥家中,開始為一個小小的出版社命名。我們各有本身的職業,不一定相同的職業;不過大家都喜歡文學藝術,平素的話題就以文學藝術為主,雖然,這方面的看法,也未必完全一致,幸好並不完全一致。我們多少都有過編輯、參與文學刊物的經驗,有的編過《中國學生周報》,編過《大拇指》周報;有的編過《羅盤》詩刊,編這編那,有時這一份才不得不休刊,就想到重新出發,再辦另一份。這一個晚上,我們經過了短暫的休息,在紅酒與咖啡之間,又想到為甚麼不組織起來,變換一種方式,辦一個小小的出版社,出版香港作者的書籍呢?

如果說這是讀書人的不甘寂寞,我想,那麼的一個出版社,出版本地嚴肅的文學作品,不見得就會是很熱鬧很燦爛的事情。最初,從構思、組織到註冊,最積極應推周國偉。國偉是我大學時的書友,──那些浪漫,喜歡高談闊論的日子,他就提出過要辦一個這樣的出版社,注定賠本,然而可以無悔於青春。畢業後他離港到非洲一段時間,再回來,居然舊事重提。我只好唯唯諾諾。於是大家輾轉聯絡朋友,反應都出奇地熱烈。我們最初的成員包括西西、張灼祥、鍾玲玲、辛其氏、許迪鏘、康夫;另外兩位我們唸書時的同學梁耀榮和周麗英。梁周兩位絕少出席大夥兒的聚會,可一直支持、信賴我們。不久,杜杜、淮遠和梁國頤也來了;張紀堂從英唸書返港,自然而然成為核心的人物。過兩、三年,我們又得曹綺雯、俞風、黃襄等人的參與。這晚上,我們一邊聊天,一邊為出版社想一個名字。大家照例東拉西扯,忽然談到李白的出生地素葉水城,已不記得是哪一位靈光一閃,指出「素葉」不就很好麼?我們都喜歡這樸素的名字;我們出的書,恐怕也只是數頁而已。

我們辦過雜誌,但出版書籍,到底是新嘗試。六、七年前,不怕虧本,專出本港作者作品的出版社,可說絕少。但香港分明不是文化沙漠,文學創作的某些表現,甚至優於中國內地和台灣。劉以鬯先生的一篇文章指出,香港現代詩的發展,繼承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傳統,早於台灣,更影響了台灣,馬朗先生編的《文藝新潮》就是證明;至於西西、吳煦斌的小說,就技巧之現代化而言,其實走在當代中國大陸以至台灣之先。又如外國文學的翻譯,也斯等人辦《四季》時,就率先譯介了加西亞.馬爾克斯、波赫斯的作品。然而,作品在刊物上,報上發表了,連隨就在茫茫的文字海裡散失了,搜集不易,對後來研習的人,很不方便。所以,我們偶爾會讀到某些過港的外地詩人、學者,拿著有限的材料,評論香港這香港那,彷彿早知如此,到此一遊,無非某種結論的追認。況且即使我們自己,也會因為作品星散,像失去的記憶,對過去失去通盤、周全的看法。素葉的創辦,──如果早已有人開路,沿路走下去吧了。我們嘗試做當時一般出版商不願意做的工作。這種工作,絕不可能由區區一兩個沒有甚麼財力的業餘出版社完成。近年,資財雄厚,組織完備的出版社多了,顯然也願意出版本地作者的作品,這才是好事。我至今不能忘記當初大家在美孚聚會時興致勃勃的情況,一切都充滿朝氣。那時主人的女兒剛剛出生;後來才不斷遷居。那時我們讀何塞.多諾索(Jose Donnoso)的《拉丁美洲文學的爆炸:個人的歷史》,講六十年代之前在拉美寫作和搞出版的困境,不免連類附比,別有感受。

對於大部分的素葉同人,誠如灼祥所說,辦出版只是生活的另一面,並不是要證明甚麼,因為到頭來,可能並不證明甚麼。在有益的前提,必需同時是有趣的才行。是的,我們既沒有了不起的宣言,也沒有太大的奢望。大家量力而為,並不勉強自己。每人每月按照自己的能力捐付若干作為出版社的基金,儲夠了錢就出書,賣得的書錢,撥入基金去,再出版其他。為了利便編輯的工作,計劃擬定,每一輯出四本,盡可能每輯都包括小說、散文和詩;至於文學評論、劇作等,也在出版之列。每書印數大約一千冊,合排字、印刷、釘裝等開支,從無到有,花費不少,五、六年前是這樣,如今印刷等費用漲價不已,每書仍然只能印千冊左右,然則幾乎要所有書都賣掉才收回成本了。這哪裡是生意?幸好「素葉」本來就是一個不牟利的出版社,並不會因為銷售的數字不符理想而中斷計劃。大家循例付錢。幾年來,某某失去工作,或者經濟變得拮据,暫停捐付就是。大家等待他們重新找到工作,經濟好轉再說。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天曉得,「素葉」中人,素友人也,可沒有一個是有錢人。

當然,書多賣些,收支足以平衡,方是長久之計。這麼一來,可以多出有意思的作品;可以給作者稿酬、版稅,──這是我們的夢想。可惜一直沒能夠做到。書出了,也沒有甚麼宣傳。這樣的出版社,要是連作者支持、諒解都沒有,就難以想像。這是甚麼我們先向比較熟悉的作者入手的緣故。說來慚愧,其中三、兩位更願意自掏腰包。一些作者,或創作,或評論,早犖犖成家,一直有其他出版社邀約出書,比如西西、戴天、董橋、鄭樹森、也斯,可他們倒寧願先「素葉」。又如馬博良(馬朗)、李維陵、古蒼梧、綠騎士、吳煦斌、蓬草、鍾玲玲、淮遠等等,輩份不同,成就都有目共睹,是香港文學史不能抹煞的名字,他們都選擇了「素葉」。尤其可貴的是,其中許多位還是第一次結集。

第一輯四本書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當時一些朋友,出於激勵,笑說我們只是即興的浪漫而已,充其量出版四本,往後就難以為繼了。至目前為止,我們出了二十本書。林年同談中國電影藝術的《鏡游》,辛其氏的散文集《每逢佳節》則在釘裝之中。

八O年六月,叢書的工作稍覺穩定,我們另開一個獨立的財政,再用每月認捐的方法,出版《素葉文學》雜誌。叢書近乎靜態,是個人作品的整理、展現,雜誌則比較動態,可以提供園地,讓不同的作者耕耘。初創的《素葉文學》,形式相當特別,用黃皮紙,十六開,為了盡量利用篇幅,放棄了封面和封底,說來好聽;一開始就呈現一首詩,或者一篇小說。原意是不定期刊,隔四、五個月出版。由第三期起,改成月刊,一鼓作氣,一直到十七期,終於赤字龐大,乃改成雙月刊,及後再改為季刊。至今共出二十五期,分成兩冊合訂本。綜觀二十五期的內容,大抵以創作為主,如果還有一點別於其他文學雜誌的風格,那是逐步走出來的。最近一位朋友對我提及;其他的不算,二十五期登了五十三篇小說,單就量而論,已相當可觀了。其中若干篇,台灣予以轉刊,如西西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堊牆》等,前者更獲得《聯合報》年度小說的推薦獎,入選由周寧編的《七十一年短篇小說選》;後者最近則入選由馬森編的《七十三年短篇小說選》。辛其氏的《真相》,刊於第四期的《聯合文學》。除了創作,我們一直嘗試做好外國文學藝術的譯介,加西亞.馬爾克斯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佈後,我們出了一期專號。此外,灼祥趁遊台之便,曾訪問了陳映真,這位作家一向雄辯滔滔,這是一篇十分精采的創作談話。

《素葉文學》採輪值編輯制,每期的工作人員不盡相同,但芸芸編輯中,不得不提許迪鏘,如果沒有迪鏘的努力苦幹,也許早就垮掉了;差不多每一期的素葉,都經過他的剪剪貼貼。這是多麼磨人的工作呢。

我們的美術顧問是畫家蔡浩泉。叢書的封面固然由他設計,雜誌的版面也參考他的意見。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我們在大會堂高座展覽館為他舉辦畫展,名為《蔡浩泉八二展》。大夥兒投入工作,也獲得其他朋友的幫助,貼海報,出版場刊等,成果美滿。第二年的十一月間再舉行《八三展》,由於人手不足,畫家也實在疲於其他的事務,結果叫人失望。檢討兩次經驗,可說得失參半,俗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類展出是值得辦下去的,但必需經過周詳的籌劃不可。

想來組織不善,效率不高,種種一般業餘出版社的通病,我們統統犯上了。我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兩處甚至三處流動,訊息不易傳遞。至於人人平等是美事,職分有時卻乏人責成,比方對外聯絡,你以為我做了,我又以為你做了,於是出現問題,引起誤會,──不免愧對作者。最要命的是,每月的捐付,也照例會有人拖久,日久積壓下來,就成為無法填補的枯數。幾年來,有一、二朋友退出,同時有兩、三朋友加入,加上若隱若現,身分曖昧的一、二位,這其實是和諧的組合,一直沒有發生甚麼不愉快的爭論。大家意見未必一致,我前面說過,何必絕對一致呢?互相交流、溝通好了。

昨晚,我們又在咖啡與茶之間,擬定了《素葉文學》第二十六期的內容。

(寫於一九八五年)

素葉出版社臉書專頁二O一五年八月廿一日)

素葉的話(二)
許迪鏘

何福仁寫於一九八五年的《素葉的話》,文末提到的素葉第二十六期,要到六年後,即一九九一年才出版。在經濟問題外,主要的還是因為大家做得實在累了。這其實是自然而然的一回事,對我個人來說,行於所當行,不以行之為高,止於其不得不止,不以止之為悲。香港的同人刊物都是這樣,有的只出一兩期,但隨即有其他刊物補上,文學之樹,得以繼續生長。

一九九O年,我由報館轉職到C雜誌社,工作比較清閒,拿起一張紙,左算右算,認為以數頁的篇幅,再出一份雜誌,在經濟上似有可為。跟舊日同人一說,大家又來勁了,乃有復刊一號(總第二十六期)之出版,時維一九九一年七月。仍採集體負責制,美術則由李念慈主理。余非和甘玉貞的加入,也給我們注入了新的力量。初定每月出版,每期二十四頁。也的確依時出版一年左右吧,頁數也越出越厚,由二十四頁至四五十頁不等。那以後,頻密的刊期也無以為繼,去年更交了白卷。

素葉最初是先出書然後出刊物,這次重生,則由刊物開道,到九四年,香港藝術發展局成立,政府有史以來首次資助文學書籍的出版,我們申請資助,一口氣在這 一年出了十本素葉文學叢書,累積至今,已出至第六十五號。雜誌則是第六十八期。路以後怎樣走下去,我也不大肯定,也是那句老話,走着瞧吧。

(寫於二OO二年)

素葉出版社臉書專頁二O一五年八月廿一日)

2015年8月24日 星期一

許定銘:長醉書鄉不願醒──新世代淘書記

我自1960年代起,熱衷搜藏中國現代新文學民國版舊平裝書,那年代香港經濟困難,小市民生活艱苦,不少低下層平民百姓愛在街頭擺賣,而擺地攤賣舊書也是個熱門的行業,港島灣仔、中環荷里活道、油麻地廟街、旺角奶路臣街一帶,都是舊書業的集中地。最初賣舊書的,以地攤或手推車為主,愛書人可蹲在地攤前,左選右翻,看過不亦樂乎,然後跟攤主天南地北的攀談,一再講價,最後花「一個幾毫」,得搜好書而歸,獨磨若干個無眠之夜。那時代舊書不僅便宜,而且還經常能買得珍貴的版本,套句本地話,真是「又平又靚」!

到得戰前舊樓已拆得七七八八的1970年代,舊書貨源愈來愈少,原舊書地攤的攤主多轉業他去,留下的地攤也漸漸入了鋪,發展成舊書店。汰弱留強後,便剩下三益、神州、康記、新亞、實用,這些曾各領風騷的舊書業翹楚。而舊書也因入了書店,成本加上了鋪租人工,忽然跳升至二三十元一本。對愛書人來說,雖然加重了負擔,但還算好,因為間中還可買到好書。但到了1980年代,國內大批新書湧現,不少民國版舊書重印,愛書人因有新書可讀,舊書便一下子被打進冷宮,舊書業日漸式微,像我這樣熱衷舊書的愛書人,即使遠赴濠江,行到路窮,也無法買到精品,那份收藏的狂熱自然冷卻,藏於心底,不再希冀能搜得珍本,書自然束之高閣了!

豈料二十一世紀到來,整個世界有了新的開始,舊書業也拓開了網絡世界,一下子把中國各大城市拉近了,大家透過電腦聯繫溝通,舊書業忽地復甦,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我的書鄉夢又可重温,又能夠買到罕見的珍本了!

當然,現在香港的街頭巷尾還能找到不少舊書店,但,你若想從它們那兒買到絕版的民國版新文學書,那是難之又難了。故此,近幾年來,除了網上拍書以外,我的足迹遍及廣州、上海、杭州、蘇州、北京、青島等各大城市的舊書店。然而,收穫還是少得可憐,即使像上海的文廟,北京的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過去是愛書人聖地的市集,也難以像以往般沙裏淘金,「撿漏」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然則怎樣才能搜得珍本呢?

我的做法是從網絡上聯繫了各大城市著名的舊書業者,讓他們知道我的收藏範圍及水平,他們每收到罕見的好書,便會透過電腦讓我看書樣,然後討價還價,只要售價不是太過份,便可立即交易。若果書太多,或要價太高,而自己又太想要的,就得親身走一趟,再行決定。


近年我從網上拍賣所得的民國舊書數以千計,有不少是我收藏40年來都未見過的,且隨意找些跟大家分享。此中買得最貴的,應該是趙景深(1902-1985)的《荷花》(上海:開明,1928),此書搶拍者甚多,瀏覽人次達870次,我最終以第35次出價1900元投得,加上手續費及郵費,是二千多了。趙景深是現代文壇的多面手,以寫文人軼事及評論為主,創作甚少,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只有一本短篇《梔子花球》(上海:北新,1928)和這本詩集《荷花》。《梔子花球》有幾個文友介紹過,即是他們的手上都有,但《荷花》,我還是首見,一本有80年歷史,而當年只印1500冊的詩集,保存達九品如新,豈是區區一兩千所能替代!

以最高價買進的,不一定是心頭的至愛,最近以800元買到徐仲年(1904-1981)的《陳迹》(上海:北新,1933),使我興奮得徹夜無眠。早年留法的徐仲年是我國著名的學者,建國後已專注於中法文學的翻譯研究,但他1920及30年代曾有不少創作,是我的研究對象之一。我曾經寫過〈徐仲年和他的《双》《双》〉,介紹了他的長篇《双尾蠍》和短篇小說集《双絲網》;又寫過〈徐仲年的一篇手稿〉,談他的一篇未發表過的手稿〈淺草社‧林如稷及其他〉。


在《双絲網》的自序裏,徐仲年談及自己早年的創作,說他自十六歲(即1919年)起,已在《時報》、《京報》、《晨報》等副刊及《淺草》上用過很多筆名發表作品,可惜大部分未保留,能找到的都收進了他的處女作《陳迹》裏。而他當年常用的筆名中,以「徐丹歌」最受注意,魯迅在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卷時也有提及徐丹歌。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陳迹》這本書,沒想到在寫〈徐仲年和他的《双》《双》〉一年後的今天,我竟然買到這本出版於70多年到的小書,得睹徐仲年的處女作!

在搜藏民國版舊書的過程中,我對詩集有偏愛,尤其一些較少人知道,轉瞬即逝,似流星閃過的詩人底創作,更是我搜藏的重點之一,此所以我藏有:李滿紅的《紅燈》(南平:國民出版社,1944)、袁水拍的《向日葵》(重慶:美學出版社,1943)、力揚的《我底豎琴》(昆明:詩文學社,1944)、CF女士的《浪花》(上海:北新,1927)、莊湧的《突圍令》(上海:海燕書店,1947)、柳倩的《生命底微痕》(上海:聯合,1936)、劉廷芳的《山雨》(上海:北新,1930)、蒲風的《六月流火》(東京:內山書店,1935)、史輪的《白衣血浪》(上海:泰東,1933)、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上海:建文,1947)……等罕見的詩集,此中我特別喜愛史輪的《白衣血浪》。

山東邱縣人史輪(1902-1942),原名馬清瑞,1930年代是他詩創作的黃金時代,曾加入西北戰地服務團,後轉去延安,在文化救國會工作,為「戰地社」主要成員,他的詩集只有《戰前之歌》和《白衣血浪》兩種。


《白衣血浪》(上海:泰東圖書局,1933)是本32開119頁的小書,那是首過千行的長詩,詩人以淒美的文字,詩意的情懷,描述了一段封建時代的愛情悲劇,以「白衣」代表愛情的純潔,以「血浪」反映封建禮教之窮凶極惡。書內除了優美的詩篇,還有好幾幅配詩的單線條抽象畫,十分引人。此書封面設計獨特,以紅黃黑三色及圓直曲線交錯,展示了詩人複雜的心態。史輪在〈作者的話〉中,對本書裝幀者有這樣的感謝語──本書蒙叚平右先生作封面,豐子愷先生作扉畫,倪貽德先生作畫像,龐薰琴,周多先生作插畫,並此誠意致謝。當年的裝幀名家盡攬於此,《白衣血浪》不僅是本非常漂亮的詩集,還是一件藝術品!

除了詩集,我還特別關注大作家以少用的筆名所出的書,作家的處女作,和本業非創作類的學者底創作,或詩人的小說、論述等。如張天翼以鉄池翰出的《齒輪》(上海:湖風書局,1932),白薇以楚洪寫的小說《愛網》(上海:北新,1930),詩人王獨清的雜論《如此》(上海:新鐘,1936),語文家劉薰宇的《南洋遊記》(上海:開明,1930),楊蔭深的長篇《哭與笑》(上海:現代,1930),祝秀俠的小說《八月間》(上海:現代,1930)……都是較少人注意,而我比較珍愛的。

在收藏民國新文學創作類書籍這個圈子內,大家除了特別愛毛邊本及簽名本外,引人注目的還有精裝本及線裝本,因這兩類書遠較一般平裝書為少。精裝本中比較常見的,是趙家璧編的《良友文學叢書》40種和《良友文庫》16種,都是軟皮精裝書,且每本均印上不同的編號,尤其前者,還有彩色印製的護封,非常精美。這幾十冊書雖然都出了超過70年,但在收藏市場上,還不算罕見,一般價錢都不會超過一千塊。不過,若書品完好,又存有護封的,則作別論。市場流傳:整套齊全的《良友文庫》,價在八萬;《良友文學叢書》則賣到十五萬了!還有一套商務出的《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是40開的硬皮布面精裝,也比較常見,不過這套書的用料惹蟲蝕,品相多欠佳,通常都是幾百塊的貨式,受歡迎的程度不高。

我比較喜愛的,是良友出的另一批紙面硬皮精裝書,這批書不列叢書,也不知出過多少種,但它們的封面及製作格式一致,初版也有編號,一律印二千冊,我現存郁達夫等的《半日遊程》(1934)、王家棫的《掃帚星》(1935)、大華烈士的《西北東南風》(1935)、林疑今的《無軌列車》(1935)、穆時英等的《浮世輯》(1935)和左兵的《天下太平》(1937)。

此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左兵的《天下太平》。左兵是位不見經傳的無名作家,他這部十四萬字的長篇小說《天下太平》,是參加「良友文學獎金」徵文比賽的得獎作品。作者本身是位生長於農村,對農民生活有深入認識的教師,他在〈題記〉中說:原本希望以二十萬字,描述「五卅慘案」以後「農村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中陷於破潰之形相;並傳出革命勢力相乘地在大眾心裏蔓延生根」(頁3)的情況,可惜因為時間不足,在工作之餘硬擠出了五百個工作小時,完成了這部他自己並不滿意,只視為初稿的傑作。他把《天下太平》視為第一分冊,還「預備從『二七』年代到『三一』年代的『九一八』,寫第二分冊;『九一八』後則寫第三分冊」。(頁3)然而,不知何故,自《天下太平》以後,我們再也見不到左兵的作品,而他的大計相信也未完成。


至於其他零星的精裝本,我最愛的是羅西的《人生底路及其他》(上海:正午書局,1931)。羅西(1908-2000),原名楊鳳歧,湖北荊州人,也即是建國後寫《一代風流》五部曲而聲名大噪的歐陽山。我還藏有他的長篇《蓮蓉月》(上海:現代,1928)和《玫瑰殘了》(上海:大光書局,1935),就只有《人生底路及其他》是珍貴的精裝本。

《人生底路及其他》初版只印了一千冊,我的這冊是精裝本的第628號,出版至今已76年,仍保存得相當不錯,十分難得。這是本32開,201頁的短篇小說集,內含〈中秋節〉、〈再會吧黑貓〉、〈人生底路〉……等六個短篇。最難得的是內頁還表列出當時羅西的作品目錄,原來當時他已出版了長篇七種,短篇小說集四種和散文詩歌兩種,這對研究者來說,是份非常珍貴的資料。


線裝本的新文學書非常少,經常被人提及的是徐志摩的《志摩的詩》(新月,1925)、《愛眉小扎》(上海:良友,1936)、冷紅生(林紓)的《劍腥集》(北平:都門印書局,1913)、于賡虞的《晨曦之前》(北新,1926)、劉半農的《揚鞭集》(北新,1926),而我手上也只有王禮錫的《市聲草》(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和曾仲鳴的《東歸隨筆》(上海:開明,1931)兩種,是未曾有人提及的。

王禮錫(1898-1939)與陸晶清夫婦是1930年代知名度甚高的文人,他1931年在上海創辦了神州國光社編輯部,主編《讀書雜誌》;1939年到重慶,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以團長身份率領李輝英、羅烽、白朗等十多位作家,北上前線訪問,途中因黃疸病在洛陽辭世。

王禮錫的《市聲草》非常罕見,是本窄窄長長的線裝本(28x12cm),乃舊詩與散文的合集,內分〈市聲集〉、〈風懷集〉、〈流亡集〉、〈困學集〉數輯,多為抒情、寫意及記事之作,大多記述與小鹿(陸晶清)間的情事,可惜多情種子早逝,留下恨事綿綿。此書由錢君匋裝幀,書前並有胡秋原、賴維周、陸晶清的序言,及王禮錫的自序,至為珍貴。

曾仲鳴(1896-1939)生於福州,16歲開始到法國留學,獲里昂大學文學博士。1930年歸國時,汪精衛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曾仲鳴與他世交,追隨他從政,曾任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後任汪精衛秘書多年。1939年,汪精衛避居河內時遭特務暗殺不果,卻誤殺曾仲鳴。

曾仲鳴雖一生從政,卻熱愛文學,尤其對中法文學頗有研究,與孫伏園、孫福熙深交,三人曾合著《三湖遊記》(上海:開明,1931),記述三人同遊之事。其後因孫福熙主催,寫了《東歸隨筆》。

我所藏的線裝本《東歸隨筆》,大小恰如大度32開本(19.5x13cm),全書近百頁,分七章記述他自法國啟航回國,途中所見所聞。書前有孫福熙的代序〈朱古力的滋味〉,他說曾仲鳴曾五次經過這條航道,「所見所聞,當然積累很多,而每次季節不同,時代不同,不但事物新頴,還可先後比較,免除以一概全之弊」,還說他最擅長從生活的微細處入手,以「輕淺的態度,產生最嚴重最深刻的人生」。


沒想到一生從政的曾仲鳴,也寫得一手好文章!

讀到這裏,大家一定想問:究竟你那幾千冊書共花費了多少?你的書呆夢難道沒完沒了,何時才會醉醒?

對不起,我沒計算過,也不敢算!我怕認真算過以後,今後再捨不得花錢買書。我只能告訴你:普通書以百作單位,好書則以千計算。但,我得告訴你:若想得天下好書,一定要大破慳囊,此所以經常有國內的舊書業者帶十本八本書,自由行到港訪我,一般都能賺回旅費有多哩!

至於我的書呆夢嘛,恐怕永不會醒了,我今生今世大概都是:長醉書鄉不願醒的了。

──2007年9月

見許定銘《愛書人手記》(天地圖書,2008)。舊書價是日日不同的,文內所談只是當日巧遇時的叫價,如今又是十年八年之後,是倍升了?還是因社會經濟走下坡而跌價了?天曉得!──2015年8月

2015年8月20日 星期四

許定銘:馬靈殊的《昆明之戀》


逛舊書店,見馬靈殊的《昆明之戀》(香港信成書局,一九六一)。這本書在六十年代常見,不過當時對港版書沒有興趣,不曾收藏。但近年興起研究香港文學,很多舊版書都被搶空,已多年沒有見到這本書了。翻開來看看,見最後一頁失去,興趣索然。但翻到扉頁,卻見到有「陳琪先生正之‧作者敬贈」的字樣,而且還有洛美寫的代序,這倒勾起了我的興趣。

「洛美」即是詩人何達,他一向很少為別人寫序,《昆明之戀》居然能邀得他執筆,可見馬靈殊應是他好友。我忽然靈機一動:何達的筆名很多,莫非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馬靈殊,即是其中一個?

洛美在序中說:

馬靈殊的創作條件,比我們這一般職業文人好得多,他不必靠寫作為生,可以有充分的時間構思、觀察生活,及搜集材料。這條件很使我們羨慕。

處處充滿了「真材實料」,大概是馬靈殊的小說的特點。……在這些中篇短篇中,讀者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有些作品,極為樸素,有些作品極為辛辣,有些作品極為幽默,有些作品又極為抒情。

從這幾句話去看,馬靈殊似乎又不似是何達的另一個筆名。於是我打電話請教香港文學專家小思,她也說不知道,但她卻指點我去請教前輩羅琅。羅琅很快就給我回信說:

你問馬靈殊是否即何達,何達即使筆名多,但馬君原姓劉,大名為「錫祥」,他亦是鑪峰故友,年歲比我大,近年少見到他,可能已不在人世了。陳琪是萬里書店創辦人,現移民去澳洲,「信成」前身是大光出版社,大光前身是學文書店,是一家同人書店,前年已結束了,因創辦的一群都已七老八十,有的物故,認為他們的工作已完成歷史任務。

感謝羅琅為我提供了不少資料,可是,對於馬靈殊,我們知道得仍然非常之少。後來讀到老作家甘豐穗先生的一篇文章,裏面有提及到馬靈殊的。我便向他老人家請教。

他告訴我馬靈殊年紀比他還要大,如果還健在的話,總該有八十五以上了。馬靈殊、舒巷城和他三個人在五十年代有陣子經常來往,下班後常一起泡館子。馬靈殊原本是在銀行當職員的,後來加入了香港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當研究員,專教外國人學廣東話。他這個人很有語言天份,還翻譯和寫過不少有關語言的文章,在世界出版社出版過一兩冊有關的書籍。

馬靈殊的生活環境很不錯,不必為生活而寫稿,他搞創作純為興趣,寫作時對資料搜集非常認真。有一次他寫東西時,要寫到怎樣混成三合土,他便親自去訪問一個開建築公司的朋友,請他介紹混土的工人,調查混凝土中水份、英泥和沙石的比例,混土時的實際情況等等。其認真情況可見一斑。

平日無事,他喜歡跳茶舞,捧舞小姐場。你千萬別誤會他對那些舞小姐們有什麼企圖,而事實上他只是喜歡聽音樂、跳舞和同情舞小姐們的遭遇。一般人跟舞小姐來往,很多時都只在舞廳或者上館子、逛街之類,但他卻把舞小姐帶回家裏介紹給妻子,到附近的菜館叫幾個小菜回家招呼她們,把她們作朋友般看待。有一個時期他住在跑馬地,好像間中也跑跑馬。那時候他們走得很近,差不多隔天都會見面,可是後來因為工作太忙,漸漸少聚,已很多年沒有見面了。

《昆明之戀》內有:〈海角冤魂〉、〈杏林怨〉、〈海棉絮的愛情〉、〈賭徒〉和〈昆明之戀〉等五篇小說。洛美認為最具吸引力的是〈賭徒〉,他在代序中說:

馬靈殊兄的〈賭徒〉在報刊上連載時,我就被它吸引了,每日追着看。後來,我自己寫一部有關騙案的小說時,又借了馬靈殊兄的〈賭徒〉來參考。

一般來說,像我這樣以寫作為職業的人,報上的小說是不大看的,許多吸引讀者的手法,大家都會用,誰也騙不了誰。但馬靈殊的小說卻還是要看。

〈賭徒〉的故事從那一年馬季最後一次賽馬天開展:王志高是一間藥行的行街,在五十年代初期西藥禁運前,生意做得很好,曾經狠狠的一次過賺得兩萬塊。於是他頂了一層不錯的房子居住,又給母親和太太買了一些金器傍身,生活過得頗為舒適。

後來王志高認識了賭馬「貼士王」梁俊,他是個專門傍着老細跑馬抽佣的「磅友」,據說因為有馬房貼士,間中會贏大錢的。在一次賽馬中他替王志高贏了三千塊,使他沉迷了跑馬,每逢跑馬日都和梁俊一起到馬場去。這天梁俊告訴他說有特別貼士,要他帶一千元進馬場狠狠的博一手。對月薪只有三四百的王志高來說,一千元不是個小數目,他千方百計都籌不到賭本後,只好向大耳窿借錢去。

在那個馬季最後的賽天中,他們當然是洗袋出來了。後來,大耳窿替他把房子頂了出去,王志高一家就搬到鑽石山的小石屋去。過了不久,梁俊又帶他到俱樂部去玩「沙蟹」。「輸錢皆因贏錢起」,他又因第一次玩沙蟹大勝而沉迷下去,泥足愈陷愈深,最後連母親和妻子的金器也拿出來典當作孤注一擲。當他賭通宵,終於輸光了回到家裏時,兒子卻因急病進了醫院。頭頭碰着黑的王志高最終在友人的勸告下清醒過來了。

像王志高這樣沉迷於跑馬、玩沙蟹的賭徒,在香港比比皆是,甚至有不少連命也輸掉。這種賭徒生涯實在是不錯的寫作題材,相信有不少人也用過。但要像馬靈殊般寫得那麼深入,那麼精采,確實有些難度。由於馬靈殊精於搜集資料,馬迷怎樣落馬纜,磅友怎樣抽佣,開俱樂部者如何經營……他都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使不熟此道者看得津津有味,對於熟悉跑馬或者愛到俱樂部賭博的讀者來說,就感到很有親切感、代入感,讀起來也就更為投入。他不僅把馬場的百態,尤其像梁俊這樣的磅友,描寫得非常細緻,賭徒的心理,更揣摩得非常深刻。王志高在最後的賽馬日,從馬場洗袋出來後,身上只剩下兩塊錢。他走進小輪的三等艙,過海途中從褲袋中摸出那些彩票來,看着那些大部分是五十元和一百元,有些還是二百五十元的彩票時,心裏痛苦萬分:

「假如這些不是馬票而是鈔票,那該多好!」他苦笑了一聲,繼續對自己說,「可是幾個鐘頭以前,這些本來就是鈔票,而且是我的鈔票。我還要整天的站、拚命的擠,才可以拿我的鈔票去換了這些票子回來。可是現在,只要有人肯折價一成收買了去,我也願意給他叩一百個響頭,稱呼他做我的大恩人了……」﹙頁一二一﹚

「這些廢票子就值得我三個月的辛勤工作了嗎?」王志高繼續在說,「三個月工作的報酬,就在一睜眼一閉眼的功夫,憑馬兒一頸一鼻之差的快慢,就要全部化為烏有了?我說出來,人家也會笑我愚不可及呢!」﹙頁一二二﹚

如果你也是一個馬迷,請問每次輸錢之後,你是不是也會有這樣的想法?我不知馬靈殊本身好不好跑馬,但他的這個想法卻是一個馬迷真實的心聲。

王志高最後把彩票撒向黑色的大海裏,在三等艙裏失魂落魄的走來走去,連水手也以為他要投海自盡,這實實在在是香港馬迷一個真實的寫照!馬靈殊把王志高這個馬迷寫活了。五十年代的馬迷如是,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的馬迷也是如此,原來賭徒的心態是恆久不變的。

在〈賭徒〉的前半部,馬靈殊用王志高和梁俊去反映香港馬迷的百態,到後半截,馬靈殊利用王志高帶我們到賭博俱樂部去看。那種小型的俱樂部不過是租用普通樓宇裏人家的一個客廳和走馬騎樓來進行,賭徒也只有十個八個的小型賭局。這裏除了王志高的故事,他還描述了豪賭的窮教員馬老二,在輸到一乾二淨,借無可借時,還要把口袋裏的零錢倒出來,湊足八塊錢也要人家換籌碼給他繼續搏殺;白領老文最後把太太嫁妝的鑽石別針也偷出來押作賭注……,都寫得很真確。賭徒贏了錢,便會覺得那是「街外錢」,於是大吃大喝,坐的士,包「嘩啦嘩啦」過海的亂花一通。輸了錢便乘電車,搭三等艙,買五毫子叉燒啃冷開水混白飯……都不停地在賭徒群中循迴上演。馬靈殊把賭徒的心態活靈活現的寫出來,實在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說。

除了〈賭徒〉,書中的〈海棉絮的愛情〉也是篇值得推薦的小說。

這篇小說用第一身寫法,故事中的「我」,是個喜歡上舞廳,而音樂造詣很高的會計文員。某次他在舞廳裏發現了一個既唱歌又伴舞的舞小姐,她有着一對和他死去的愛人一樣迷人的眼睛,使他對她有了好感。因為對那雙迷人的眼睛有好感,漸漸地他們便走近了。為了教她唱歌,他便走進了她舞廳以外的生活圈子裏。後來他發現自己愛上了她,本來「歡場無真愛」,但這對戀人因為真誠相對,在故事的結局裏似乎找到了他們的幸福。

同樣地,馬靈殊在這個小說裏充分發揮了他精於搜集資料的長處,他告訴我們跳茶舞和晚舞價錢的區別,舞小姐們是如何拿着條子轉檯的,舞小姐和舞小姐間,姊妹情如何深厚,怎樣講義氣,舞小姐們怎樣從一間舞廳跳到另一家舞廳去客串,她們怎樣被客人勸飲……,這些都是生活在舞廳以外的人不容易知道的。甚至在他教她唱歌時,指導她怎樣吸氣、呼氣和運氣,都很深入。馬靈殊肯定花費了一番功夫,才能蒐集到這些材料。從以上兩篇小說,我們知道他去跑馬,去泡茶舞,都有很好的收穫。只是不知道他是為了寫小說才去跳茶舞和跑馬,還是為了寫他最熟悉的題材和生活環境,才把這些環境搬到小說裏去。但無論如何,他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長處,寫成了出色的小說。

在〈海棉絮的愛情〉裏,有一幕寫得相當出色。他初見女主角藍施時,為了討好這個風趣而又有韻味的女人,他便為她看相,而藍施一邊讓他看相,一面:

用手翻開那塊脫了縫線的沙發手靠的套布,把裏面那些軟綿綿的海綿似的物質,從底下一塊一塊的拉出來,然後再一顆一顆的撕碎。她一面撕一面聽我談相。﹙頁三十五﹚

在這個片段裏,作者把藍斯這種無意識的小動作寫得非常細膩,可見作者對女性的觀察力十分強,她們一舉手、一投足,似乎都散發出特別的魅力。也正由於藍施這個小動作,最後她把那些撕碎了的小海綿,偷偷地放在他的口袋裏,到他回家後發現了這些小海棉,才會引發以下一段故事。這個小動作的伏線便來得更有意義,更具吸引力了。對於這個小動作,作者有這樣的看法:

一種無意的小動作,對於某一個人也許是毫無意義的,但同時對於另外一個人,極可能產生很微妙而又很特殊的感覺。藍施把撕碎了的海綿放在我口袋也是一樣,也許這對於別人是不值一笑的,但對於我,卻在我一向平靜的心情中產生很新鮮別緻的意境。﹙頁四十一﹚

對於戀愛的微妙心態,個人內心的矛盾,馬靈殊也掌握得很好。在故事中他說:

情感原是一種微妙的東西。當林南施﹙即藍施﹚堅持要我教她時,我找出許多理由來想拒絕她;當她在家裏等着我去見她時,我已想出些多餘的顧慮遲遲不願成行;而現在當我找她不着時,我的心中若有所失的卻非常渴望見到她了。﹙頁六十三﹚

小說發展到此處時,他仍未意識到自己已墮入愛河,但戀愛中男女那種患得患失,希望見到又不希望見到的矛盾心境活現紙上。

〈海角冤魂〉用鬼魂做主角,透過那些在日治時代餓死,或日軍進攻香港時被炸死、被殺掉的中國人鬼魂,來表達出他要抵制日貨,反對日本經濟入侵香港的情緒。〈杏林怨〉寫在國內畢業的醫生,在香港因為無牌而不能行醫的痛苦,到有機會參加執業醫生考試時,卻又因精神負擔過重而失常,最終以跳樓自盡來逃避。這兩篇小說雖然亦寫得不錯,但和〈賭徒〉、〈海棉絮的愛情〉比,卻相差很遠了。

至於作為書名的〈昆明之戀〉,則是一個淡淡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我」,是戰時聯大畢業的,在銀行裏辦事,喜愛文學、音樂和跳舞。整個故事主要敘述他在舞會中和一位少女一見鍾情,他們互不通姓名,只以浮士德和海倫來互稱對方。他們在這次舞會後,第二天她將會離去。雖然他苦苦哀求,她仍不肯以真姓名見告,和定下重敘的約會,只讓命運去作安排。可惜最終她卻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逝去了。

因為本書失去了最後一頁,這篇沒有明確的寫作日期,但從各小說排列的時序,及小說一開始時,有作者以粗黑邊悼念的形式,寫的:

今天,當我從報上讀到一篇哀悼她的文章,她墮機慘死的消息,再不是假的了。現在我把這個在她離昆明前夕才動筆寫的短篇送去發表,正如一個藉藉無名的樂匠要為她奏一支不為時尚的小曲,雖然此曲從沒機會向她彈奏過。這夠不上說是哀思,而是在我未焚的舊稿中,這不過是燼之餘,不過是一個象徵……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昆明。﹙頁一六六﹚

從這段文字推斷,〈昆明之戀〉應該是馬靈殊四十年代的作品。我們還可以大膽假設:這裏有馬靈殊的影子,有他忘不了的初戀,此所以把書命名為《昆明之戀》?

書中五個小說用寫作時間的倒序來排列,〈海角冤魂〉寫於一九六零年四月,〈杏林怨〉寫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海棉絮的愛情〉寫於一九五七年一月,〈賭徒〉寫一九五三年七月,而〈昆明之戀〉則肯定寫於五三年之前,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之後。從這幾個小說的寫作日期看,我們可以推斷馬靈殊的作品不多,因為他的作品都是講求「真材實料」,全部花長時間去構思,細心觀察生活,全面性的搜尋材料,才開始動筆的。

馬靈殊是個寫作態度非常認真,不可多得的作家。

──寫於二零零二年四月
收入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


後記:若干年後我買到馬靈殊的《桃李劫》(香港上海書局,1978),這是本十六萬字的長篇,寫披了人皮的老師誘姦女學生的故事,是部反映現實的悲劇,可惜事忙,未讀!──2015年8月

2015年8月16日 星期日

許定銘:馬蔭隱的《旗號》


《旗號》內新波的插圖〈苦行放歌〉

馬蔭隱﹙1917—﹚曾用筆名薩克非、火蒂士和浪客。他原名馬壬寅,廣東台山人,是位甚少人提及的詩人,可是他卻有《航》和《旗號》兩本詩集。《航》未曾得見,但從賈植芳‧俞元桂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一九九三‧福建教育﹚中知道,它是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由中國詩壇社出版的,是本由林煥平寫序,只有十九首小詩的詩集。而《旗號》則於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印刷出版,由生活書店總經銷。

馬蔭隱一九三五年涉足文壇,最先從事詩創作,曾參加魯迅倡導的大眾文學運動。抗戰期間積極投入話劇活動,曾導演過《放下你的鞭子》及《夜店》等名劇。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詩壇社,寫過不少詩篇。四零年到香港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其後轉到嶺南大學教書,又曾到東江游擊區工作。期間由寫詩改寫小說及研究民間文藝,在採集民間歌謠方面頗有成績。建國後,曾先後於華南文聯、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及暨南大學等機構任職。重要的小說創作有《開花時節》、《青磚玉石》和《僑眷辦社的故事》等。

《旗號》雖然在香港印刷出版,卻十分罕見。很多詩歌辭典、詩史或談詩人的專着,都很少提到馬蔭隱,即使有,也少見談及《旗號》的。如侯健的《中國詩歌大辭典》﹙一九九零‧作家﹚和徐瑞岳、徐榮街的《中國現代文學辭典》﹙一九八八‧中國礦業大學﹚,都是有提馬蔭隱而無提《航》和《旗號》的;朱光燦的《中國現代詩歌史》﹙一九九七‧山東大學﹚裏面有一個〈成熟時期出版的詩集目次〉的表,幾乎網羅了由戰後到解放前所出版的詩集,此中就只有《航》而沒有《旗號》。

七十年代中,我在舊書店中見到《旗號》,還未看完,已為另一愛書人買去,懊惱不已,心中只牢記了書中的幾幅插畫。此後我從未再見此書,想不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竟然得見另一本,如見故人,興奮之極!

《旗號》是本僅四十五頁的小詩集,只有〈苦行放歌〉、〈穀〉、〈真理的聲音〉和〈旗號〉四首詩,另加作者自己一篇短短的〈跋〉。這本小書雖然很薄,但裝幀精美,封面是一幀作者「青年時代」的玉照:流行的中間分界髮型,貼服地往後梳,更顯得前額飽滿。圓圓的臉龐,配一副圓型的金絲眼鏡,結領呔並穿上時髦的西裝,突顯其知識分子形象。左手曲起支着下巴,雙眼凝視着遠方,深具理想的詩人在思索甚麼?

每首詩的題目都佔一頁,最特別的是都有插畫。為〈苦行放歌〉插畫的是新波;為〈穀〉插畫的是奔騰;為〈真理的聲音〉插畫的是無涯;而〈旗號〉則由溫濤插畫。他們都是四十年代的名家,可見馬蔭隱交的盡是一時俊彥。他在〈跋〉裏說:

幾年來,像冬眠的昆蟲一樣,蟄伏在粉筆生涯裏;幾年來,為了生活,沒有時間去寫過詩,現在拿起筆來感覺到非常吃力,幾乎連嘗試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了。最近,忽然有一種強烈的求生慾望吸引着我,而朋友們的鼓勵又像一服強心藥劑,於此,我才大膽地把這集子刊行出來。﹙頁四十四﹚

且讓我們翻開《旗號》,感受一下他的「強烈的求生慾望」。在〈跋〉中他說〈穀〉是舊作,早於《七日文藝》中刊過。在詩中他默默地訴說:

農民用心血培植成黃金色的穀粒
變成了農民的赤紅色的心肝
多少年代這心肝被虎狼噬食着
征糧和田租剝奪了他們終身的自由哪       ﹙頁十七﹚

這首詩所要表達的,是他為社會的不平底申訴,為農民之被剝削而大聲疾呼,全詩只有二十餘句,遠較其他三首短,亦較單純。
在〈苦行放歌〉裏,我們看到一個曾與伙伴們出生入死、共同進退的愛國者,突然醒覺到自己一直生活在「拿謊言和神話織成金色的夢」中,感到伙伴們:

像一群被牧人的笛子吸引着的羔羊
馴服地,做生活的奴隸
職業的奴隸
和財產的奴隸                  ﹙頁七﹚

完全沒有自我,同時也發覺:

自己依然是一頭牛
──用鞭笞和粗糙食料飼養的動物
生活在龐大的無形監獄裏
這我才明白過去被幻覺騙了            ﹙頁八﹚

於是,不願當奴隸、不甘為牛的他,帶着屈原般的愛國愁緒,自我放逐,實行苦行放歌,唱出垂死般的絕望歌聲,和當局大唱反調。因此他被伙伴們視為叛徒,受到「嘲笑,蔑視,誹謗,恐嚇與陷害」,然而,他卻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決定要走的路,並深信世界將會有大變的一天……從這首詩中,我們看到他「前進」的思想,在四十年代中那段日子裏,顯然受盡攻擊。難怪此詩發表後,馬蔭隱會被當局通緝了。

集中我比較喜歡的是〈旗號〉,詩前有一段引言:

我和你是相知的,相愛的,但總是苦無機會來傾訴胸中的積愫;現在,容我站在距離你較遠的地方,向你打一個旗號吧!﹙頁三十九﹚

馬蔭隱用「旗號」告訴我們的是:「這個隊伍就是偉大的洪流,流過大陸也流過海」。這道歷史的洪流將會改變一切,人民不再痛苦,神權、武力和特務統治全會成為過去。而:

在洪流流過的地方
雄壯的馬達聲伴和着嘹亮的歌唱
健康而舉止敏捷的青年男女
出入於圖書室與科學館
孩子們在遊樂場裏找到歡樂和情趣
孩子們到海邊去放一隻紙船
或拾一些顏色美麗的貝殼
老年人悠閒地在陽光下緩步      ﹙頁四十一至四十二﹚

其實這不單是馬蔭隱的理想國,這是四十年代末,很多熱血青年的理想世界。

〈真理的聲音〉是集中最長的詩,共排十八頁。全詩用了十五處需作註釋的典故去闡明真理,用那麼多的典故,太隱晦了。況且用詩去談道理,往往流於說教味濃而令人煩厭,我覺得是首失敗之作。
馬蔭隱在書的扉頁有這樣一段類似序言的話:

為要使我們能積極而理性地把我們全體從極度貧窮,愚眛,沒有文化和不衛生的狀態中拯救出來,現在,我虔誠地拿這集子來獻給你,我所敬愛的友人。

讀《旗號》,我們是在讀一個熱血青年的心!

──寫於二零零一年六月

2015年8月13日 星期四

許定銘:談《香港文學》的筆記選

我一九七O年代開始搜尋舊書刊,摸索前進的方向是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及二千年以前的香港文學。最初的幾年,我完全不沾手舊報刊,因那年代一般圖書館不流行保存舊報紙的微型菲林,想從民間搜尋機會近乎零;期刊則因多為十六開本,普通書櫃不能豎放,又沒有書脊,也是讀書人不愛保留的。文學期刊一是命短,出三兩期即夭折,在文學史的長河上影響微;一是出版年期長,像盧森的《文壇》,由一九五O出到七四年,二十多年幾百期難以搜集齊全,研究便顯得不夠全面、不過癮。

《香港文學》自一九八五年面世以來,至今已出了近三十年,肯定是香港文學史上最長壽的期刊。起先我很用心保存,然而,到它體積愈來愈龐大,書架讓它佔去近半時,保留的意念自然慢慢淡下去,終於狠狠地把部份淘汰了。雖然《香港文學》在大學的圖書館網站上還可以搜尋得到,但總不及捧着實物看的踏實。大抵《香港文學》主編陶然也有這種經驗,近年着手把期刊中重要的文章編輯,出版一套「《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至今已出了四輯共十六冊,每輯均含小說兩冊,散文和筆記各一冊。《香港文學》選集是大三十二開的書型,可以輕鬆上架,同時解決了期刊太長,難以存放的難題,卻又保留了期刊各時期的精髓,實在太好了!

新近出版的一輯《香港文學》選集中,我比較喜歡的是筆記選《黑夜裏的閃電》,此書厚四五三頁近四十萬字,收論說性質文章四十八篇,可謂洋洋大觀。這些文章二OO九至二O一二年在《香港文學》發表時,被歸納於《逝水流年》、《文藝茶座》、《閱讀筆記》、《真情對話》、《作家印象記》、《史料鈎沉》……等欄目之內,大家可以憑這些欄目大致了解其內容多為珍貴的史料。翻開目錄看看,此中涉及的作家,有內地的聞一多、綠原,台灣的余光中、吳望堯、商禽,本地的梁羽生、黃碧雲、韓麗珠,海外的朶拉、非馬、王鼎鈞、高行健……所涉範圍之廣,豈止單純是香港的,簡直是本世界華文文學的評論及史料選集。

此中我特別要跟大家談談的,是本書內樊善標〈火辣辣的人與文:十三妹和她的專欄〉,及馬朗與鄭政恆的對談〈上海、香港、天涯〉。

十三妹原名方式文(1923~1970),是香港一九五O及六O年代著名的專欄作家。她最成功的兩個專欄,是《新生晚報》的《十三妹專欄》和《香港時報》的《十三妹漫談》。她在越南出生成長,住過法國、香港和中國幾個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通曉英、法文,很有學問,喜歡在專欄內介紹世界文壇上「新的觀點、新的書籍、新的動態、新的消息」。專欄很受歡迎,報館收到的讀者來信甚多,據說有些讀者之所以買《新生晚報》,為的就是要追讀她的文章。十三妹行文潑辣,個性乖僻,不肯與人交往,故此樹敵甚多,一九七O年心臟病發,死在家中也無人知曉。

當年十三妹在香港文壇上是很受注目的,可惜她的文章並無結集,「人一走,茶就涼」,她這號人物,很快的就被遺忘在時代巨輪的背後。幾十年來,除了蔡瀾利用十三妹的孤獨與傳奇,寫過一部上下兩冊的小說《追踪十三妹》,和知道她的人在她過世後寫過一些懷念的文章外,她已完全被人忘記了。

直到樊善標開始研究十三妹,才把她發掘出來。〈火辣辣的人與文:十三妹和她的專欄〉約四千多字,早先發表在二O一O年《香港文學》的三一二期上,主要在介紹十三妹生平和她的專欄。事實上,樊善標之研究十三妹,並不是單單寫了一篇〈火辣辣的人與文:十三妹和她的專欄〉,早在二OO七年,他已在《香港文學》的二七三期上,發表了篇近萬字的〈當胡蘭成遇(不)上十三妹〉,探討這兩位有多次書信聯繫,卻又從未見過面友人之間的交往。二OO八年,他在《現代中文文學學報》上,還寫過篇近兩萬字,副題為〈十三妹作為香港專欄作家〉的〈案例與例外〉,更是全面研究十三妹專欄及成就的傑作。

自一九七O年十三妹過世,到三十多年後,才有隔了一世代的知音樊善標全情投入撰文研究,不單寫了論文,還在盧瑋鑾主編的《舊夢須記》系列中,編了本厚達四百頁的《犀利女筆──十三妹專欄選》(香港天地圖書,2011),不單收錄了九十篇十三妹專欄的文章,還有她的手跡、遺照,和他自己那幾篇論文。十三妹泉下有知,也應感到安慰!

原名馬博良的馬朗(1933~),是香港重要的詩人,他在本港出過詩集《焚琴的浪子》(香港素葉出版社,1982)和《江山夢雨》(香港麥穗出版有限公司,2007)。其實,他對香港文學最大的貢獻,是一九五六至五九年出版了十五期《文藝新潮》,這本純文學期刊向讀者介紹世界文壇大勢,編過法國、意大利、日本、台灣等文學專號,又辦過《三十年來中國最佳短篇小說選》,選刊並推介沈從文、端木蕻良、師陀、張天翼和鄭定文的短篇……。它是香港現代文學的起點,後來的《新思潮》、《文藝季》、《文藝》、《好望角》,作家李維陵、貝娜苔、盧因、崑南……均受此刊的影響而走上創作之途。

馬博良的文學生命起步甚早,他在接受鄭政恆的訪問〈上海、香港、天涯〉中說,他十歲八歲的時候已在上海文壇上初露頭角,「從事文學、文藝、電影的活動……起手寫文章,進入報界,跟電影發生關係」。

我二OO二年讀到馬博良十四歲時出版的小說集《第一理想樹》(上海正風文化社,1947),驚訝於這位文學天才的早熟,寫了〈神童馬博良的《第一理想樹》〉(收入拙著《醉書室談書論人》)評介這本由少年人寫的文學作品;二OO九年,我有幸買到幾冊馬博良一九四四年在上海出版的文學期刊《文潮》,把它和後來由張契渠編的《文潮月刊》,合寫了篇〈老上海的《文潮》〉(發表於《香港文學》二O一O年二月號)。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有關馬博良的生平,都是從各種工具書中苦苦搜尋組合而成的二手資料,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上海、香港、天涯〉那麼精彩的訪問。

鄭政恆與馬朗的對談,是二OO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嶺南大學進行的,不知何故,竟要到二O一一年九月才發表於《香港文學》。這篇訪問稿長達萬五字,〈上海、香港、天涯〉正好顯示了馬朗一生走過的三個重要階段,對「焚琴的浪子」馬朗的文學生涯有最全面也最正確的史料,是研究馬朗的一份重要文獻。

出了四輯的「《香港文學》選集系列叢書」,都只包含小說、散文和筆記,近年的《香港文學》上,曾多次組織過張錯、盧因、綠騎士……等的個人專輯,和即如馬朗與鄭政恆對談的〈上海、香港、天涯〉、杜家祁與淮遠〈寫詩的淮遠和創建學院〉……等的訪問,如果這些專題能出本專書,這套「系列叢書」也就更全面更完美了!

──2012年10月

刊《香港文學》11月號

2015年8月10日 星期一

許定銘:求實出版社的文學書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本港出版新文學書籍的出版社,較為人注意的是人間書屋、海洋書屋、新中國書局、智源書局……,而忽略了一向慣出醫藥書籍的求實出版社,其實他們也出版過不少文學書的。

求實的主持人龍良臣先生(1917~2013)是湖南人,與張天翼同鄉,年輕時熱愛文學,文學界朋友不少。抗戰時他曾編過兩種文學期刊,好友張天翼、蔣牧良均為他的刊物撰稿。他四十年代到港,辦求實出版社,原意出版實用性書籍,後來他熟悉的文化人紛紛南下,大多無工作,生活困苦,龍先生有見及此,便把求實社址闢出一角,供他們暫住及寫作,並為他們的作品出版,以解燃眉之急。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求實出的文學書有:

聶紺弩的《天亮了》(文集‧1949年2月)
黃藥眠的《論走私主義的哲學》(文學理論‧1949年5月)
聶紺弩的《元旦》(詩集‧1949年7月)
聶紺弩的《二鴉雜文》(雜文‧1949年8月)
適夷的《四明山雜記》(報告‧1949年12月)
于逢的《論〈蝦球傳〉及其他》(文藝批評‧1950年3月)
秦似的《在崗位上》(雜文‧1950年3月)
聶紺弩的《海外奇談》(雜文‧1950年10月)
秦黛等的《婆媳争光》(劇本‧1950)
嚴冰兒編的《兒童劇選》(劇本‧1950)
聶紺弩的《寸磔紙老虎》(雜文‧1951年3月)
黃繩的《文藝與工農》(論文‧1951年5月)
蔣牧良的《老秀才》(小說‧1951年6月)
宋喬的《江南舊事》(1952年7月)
司馬文森的《新中國的十月》(1952年10月)
力克的《花街皇后》(1952年11月)
高旅的《鑽窗記》(歷史小說‧1953年6月)

求實的書,我大都見過或擁有過,無奈近二十年多次搬遷,或售出,或遺失,剩下來的不多。有些則如洛風的《人渣》及《孟姜女》,在求實的書目上有見,但手邊無書,不能確定是他們所出,還是代理的,現僅就手邊所有談談:

紺弩的《天亮了》

求實為聶紺弩(1903~1986)出過《天亮了》、《元旦》、《二鴉雜文》和《海外奇談》四本書,其中《元旦》是本詩集,《二鴉雜文》和《海外奇談》是雜文,《天亮了》則是本多種文體的文集。

《天亮了》是1949年2月初版的,我藏的這本,是50年8月的再版,32開,200頁。聶紺弩在序中說它是本集演義、故事、童話、寓言、劇本和小說於一身的文集。初版本較厚,再版雖多了篇〈再版序〉,卻删掉了〈毛遂〉、〈季氏將伐顓臾〉和〈獨夫之最後〉等三篇。

本版所收的9篇是〈第一把火〉、〈德充符〉、〈鬼谷子〉、〈奇遇〉、〈天亮了〉、〈兔先生的發言〉、〈韓康的藥店〉、〈殘缺國〉和〈夢〉。其中〈第一把火〉是以盜火者普羅美休士來紀念魯迅的,因此,由黃永玉設計的封面,也以普羅美休士的木刻作主角,可惜書的歷史太久了,連盜火者也褪色、模糊了。

聶紺弩的《二鴉雜文》

《二鴉雜文》(香港:求實,1949年8月)32開本,182頁,書分兩輯,上輯《歷史的奥秘》,收〈歷史的奥秘〉、〈父親〉、〈論《封神榜》〉、〈論通天教主〉……等17篇,下輯《蛇與塔》,收〈蛇與塔〉、〈女子教育一文獻〉、〈母性與女權〉、〈賢妻良母論〉……等16篇。他在序中說:

在桂林的時候,出版過兩本小冊:《歷史的奥秘》和《蛇與塔》。湘桂大撤退之後,似乎連那出書的書店都沒有了,書自然早絕版了。這本小冊分兩輯……但並非那兩本原書的重版合訂。《歷史的奥秘》裏有幾篇删去了,有幾篇收入另一本叫做《血書》的集子裏去了,剩下的只有六七篇;其餘的都是以後寫的。《蛇與塔》裏保存的篇數稍多,但也有半數是新加的。

書何以叫《二鴉雜文》呢?

原來他曾用過「二鴉」做筆名,是由他另一個筆名「耳耶」的諧音演化而成的,這點較少人知。文章結尾有段話頗能反映聶紺弩的性格,錄下供大家參考:

……所以偏愛(銘按:指「二鴉」這個筆名),無非因為未被別人用過,這是我取名的一點癖好。但如果解為「老鴉笑豬黑,自己不覺得」,一向叱罵黑暗,自己的思想也正有黑暗成分,乃至雙倍那種成分;或者這本小冊分為兩輯,恍如兩隻既不美麗也不為人所喜悅的烏鴉;都未嘗不可,只是不是本意。(見《二鴉雜文》序)

至於原版本的《歷史的奥秘》是1941年6月,由桂林文獻出版社初版的,《蛇與塔》也由桂林文獻出版社初版於1941年8月,兩書均屬《野草叢書》。

適夷的《四明山雜記》

樓適夷(1905~2001),筆名樓建南,是浙江餘姚人,1925年已在《創造日》及《洪水》上發表作品,後加入太陽社。1929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從事左聯刊物的編輯工作,曾代茅盾主編《文藝陣地》。重要的作品有小說《掙扎》、《她的彷徨》等。

1947年適夷到香港,與周而復創辦《小說》月刊,在求實出版了《四明山雜記》(1949年12月),那是本32開117頁的報告文學,收〈帶路的孩子〉、〈路上〉、〈一個縣政府〉……等13篇,內容主要叙述解放軍在四明山上作戰的情況,是作者親歷及目睹的事實。

秦似的《在崗位上》

原名王揚的廣西博白人秦似(1917~1986),是40年代著名的雜文家,1940年與夏衍、宋雲彬、聶紺弩、孟超等人在桂林創辦並主編《野草》文藝月刊,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雜文刊物。1946年9月起遷到香港,以叢刊形式出版。除了編《野草叢刊》,秦似在香港曾當過《循環日報》文學副刊的編輯,《華商報》的英文電訊翻譯和《文匯報》的副刊編輯。期間寫過不少短小精悍的雜文,編成《在崗位上》(香港:求實,1950年3月)出版。

《在崗位上》是32開本,281頁,書分8輯,前7輯收他歷年所寫的雜文47篇,第8輯則標列為〈「吻潮微語」五則〉(1947)、〈「芒花小集」十則〉(1948)和〈「豐年小集」四十八則〉(1949),都是有關時事、雜感,每則幾百字的短文。

書分8輯,必有其用意,但作者沒有前言後語交代,令人摸不着頭腦。除了第8輯可以看出目的是編年外,其餘各輯,既非編年,也不是依性質分類,編者似乎有所疏漏了!

蔣牧良的《老秀才》

蔣牧良(1901~1973)原名蔣希仲,湖南漣源人,曾任《力報》和《昭報》等副刊編輯,新華社特派隨軍記者。30年代開始創作小說,題材以農民的鬥爭和小市民的生活苦況為主。主要的作品有《銻砂》、《夜工》和《旱》等。

他的《老秀才》(香港:求實,1951年6月)初版印3000本,是求實文學叢書中最常見的一種,32開本200頁的短篇小說集,收〈從端午到中秋〉、〈老秀才〉、〈稀牛屎塗不上壁〉、〈渡口〉、〈休息休息〉〈挖了下去〉和〈車上〉7個短篇。

韓萌編的南洋文學書

49年末,南洋作家韓萌過港,為求實編了些有關南洋的文學書,以「赤道出版社」的名義出版:

韓萌的《七洲洋上》(中篇‧1950年1月)
韓萌、班俊等的《第一次飛》(1950年4月)
韓萌的《在古屋裏》(短篇‧1950年8月)
郁達夫等的《南洋散文選》(1950年9月)
黑嬰的《紅白旗下》(1950年12月)
米軍的《熱帶詩抄》(1950年12月)
方作斌的《每天死千人的古城》(1951年2月)
韓萌的《紅毛樓故事》(中篇‧1951年7月)
韓萌的《再會,馬來亞》(詩集‧1951)
韓萌的《海外》(短篇‧1951)
林參天等的《頭家與苦力》(短篇‧1951)
蕭村的《椰子園裏》(1952年8月)

韓萌編的《南洋散文集》

韓萌編的《南洋散文集》(香港:求實,1950年9月),我的這本是1952年2月的第三版了,以當年求實慣於每版印3000本算,兩年內可銷近萬冊,算是很暢銷的了。但大家可別高興得太早,以為當年百多萬人口的香港,一本散文集銷量竟達萬本,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嗎?錯了!其實當年香港出的文學書均以南洋各地為主銷市場,這近萬冊書,主要出路都是南洋,留在本地的,只是極少數而已,這種現象一直維持到60年代,不單香港出版的文學書外銷南洋,甚至星馬各地的中文書、雜誌(如《蕉風》),有不少都是在香港出版,才運到當地的。這就是為甚麼60年代香港的舊書攤上堆滿星馬各地的文學書及雜誌的原因。

《南洋散文集》是32開本,160頁,內收郁達夫、杜運燮、林林、馬寧、韓萌……等34位作家的散文各一篇,根據內容分成遊記、回憶錄、雜感、抒情小品、人物素描、生活特寫等6輯,都以南洋各地的人物、風物做背景,極富地方色彩。

韓萌戰後由生活了多年的祖國回到他出生的馬來西亞去,見到當地文藝運動歷程坎坷,前途暗淡,便下定決心編一套《南洋文藝作品選集》。經過幾年的努力,他終於編成了《南洋散文集》、《南洋短篇小說集》、《南洋獨幕劇集》、《南洋詩集》和《南洋報告文學集》等6冊,而《南洋散文集》正是這套巨著的第一冊。我的藏書中甚少南洋文學,不知其餘各冊曾否出版?

《紅毛樓的故事》

韓萌的《紅毛樓的故事》1951年7月初版,我的這本是52年8月的再版,是本32開124頁的中篇小說,作者在〈後記〉裏說:

南洋的華僑,很多人把歐洲人叫做「紅毛人」,歐洲人住的西式樓房,叫做「紅毛樓」。但我這本《紅毛樓的故事》,所述說的「故事」,卻與「紅毛人」無干,它只不過是一個住居在「紅毛樓」裏的華僑家庭底悲喜劇罷了。(頁123)

作者企圖透過這個故事,寫一個半封建、半洋化又充滿市儈色彩的華僑家庭,並告訴讀者們,這些新一代的華僑是怎樣生活的。

從以上所列求實的書目,可以看到其出版時段集中在1949-52年間,五十年代初,南下文人大多回國,而求實的出版事業亦停頓下來,龍先生把求實改成實用書局,在西洋菜街開業,專營醫藥書籍及冷門學術性專書。一直到七十年代,實用書局都還有很多求實的書出售,可是,不知何故後來卻突然消聲匿跡了。問龍先生,才知道原來他們的貨倉被爆竊了,求實的書,一夜之間全失。如今還在彌敦道開業的實用,一本求實的書也找不到了!

──2004年7月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周保松:當春風吹過

圖:區華欣

許多年過後,我再次見到小思老師,是在中文大學劉殿爵先生的追思會上。那是2010年初夏,相思開盡蟬聲初起的日子。劉先生是中文系教授,蜚聲中外的翻譯家,《道德經》、《論語》、《孟子》的企鵝圖書英譯本皆出自他的譯筆。

還記得那天,追思會結束後,我在擁擠的人群中,覓到小思的身影,趨前,怕她記不起我這個十餘年未見的學生,遂想自我介紹。誰不知老師見到我,卻馬上捉緊我雙手,說,我有留意到你的工作,你要努力。我頻頻點頭,一時不能言。人散後,室外滂沱大雨,我一個人持著傘,在校園行走,走著走著,眼淚就止不住掉下來。老師一句「留意」,讓我覺得就算天下所有人不知我,也沒所謂了。遂不能自已。

初識小思,是1992年暑假。我和《中大學生報》幾位同學,有意辦個香港文學讀書組,想聽聽她的意見,因為她是研究香港文學史最有名的教授。小思請我們去范克廉樓飲茶,還將當時仍然健在的黃繼持先生也拉了來。小思很熱情,告訴我們這本要讀那本要看,這個時期重要那個作家精彩,黃先生話倒不多,但一開口自有威嚴,小思老師對他簡直言聽計從。我後來才知道,黃先生在許多中文系同學眼中,是高山一樣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魯迅和尼采研究。

那年暑假,我們讀了侶倫、劉以鬯、西西、鍾玲玲和黃碧雲等,我甚至為劉以鬯的《酒徒》寫了一篇上萬字的評論。我從那時開始,對香港文學產生興趣,認識到這個小島不僅不是文化荒漠,而且一直活水不斷,出過許多好作家好作品。現在回想,這種不自覺培養出來的文化自信,對我影響極大,因為香港處在中西狹縫之中,非中非洋,總覺事事不如人,崇西方崇中原遂成常態。在這種大環境下,中文大學倒是異數,因為它是香港唯一一所可以使用粵語來學習的大學,直到今天仍然如是。而中大有小思這樣的老師,用純正的粵語和扎實的研究,數十年如一日教導我們要對我城的文學文化有一份溫情與敬意,甚至要主動承擔起繼往開來的責任,實在是潤物無聲地陶冶了我們的識見和心靈。 


接著下來,我修讀了老師的〈現代散文〉,當年中大口碑最好的課。小思素不喜人遲到,但我因為做慣夜貓子,十時半的課往往十一時半才入課室,同學都為我捏把汗,因為據說老師會用最嚴厲的眼神瞪著遲到者。也許我睡眼惺忪,對此倒沒多大感覺,但每次坐下沒多久就得下課,時間確是過得特別快。那門課的小組導修,由小思親自帶,在聯合書院上。我們跟著她,一篇一篇,從周作人、豐子愷讀到許地山和梁遇春。我是「問題」青年,有時下課,還會纏著老師在課室外大草坪散一會步,甚至在黃昏中陪她步行回馮景禧樓中文系。那些時光,現在回想,都是金色的。

小思是新亞人,而且恐怕是新亞書院校史上,最為堅定非入新亞不可的學生。1960年報讀大學時,小思將六個志願全部清一色填上新亞書院,因為她要做唐君毅先生的學生。唐先生是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新亞哲學系創辦人。據小思自述,她讀初中三年級時,生命陷於困頓危難之境,但在偶讀唐先生的《人生之體驗》後,大受啟發,竟「撥開雲霧,得睹天清地寧」,因此決心追隨。小思得償所願,無論是在新亞四年還是其後的人生道路,皆深受唐先生影響。

我上世紀九十年代入新亞,對於什麼是新亞精神,不甚了了,甚至還在圓形廣場寫過大字報,嘲諷那是陳舊腐朽之物。直到後來,我才漸漸明白,所謂精神,不在紙堆文物,而在活著的人身上。小思就是用她一生的言行,活出一種新亞人的格調,讓我們這些後輩耳濡目染,慢慢知道人原來可以這樣活,也值得這樣活,並明白《新亞學規》第一條所說的「求學與作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的道理。唐先生1978年逝世,小思寫了一篇很短的悼念文字,結句是「老師,請放心,您的學生願永遠承擔這種悲痛!」坦然承擔悲痛且願意永不放下,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懷?!

2002年4月19日,老師在中大上最後一課。我後來在香港電台拍的一個電視特輯中看到,那天課到尾聲,老師說:「我昨晚一夜未眠,因為我真的好喜歡教書。」語未畢,人哽咽,數十年教書生涯劃上句號。小思是作家,是學術研究員,但她最珍惜的身份,是教師。那年九月,我從英國回到中大任教,第一課也是在聯合書院上。站在講臺上,看著台下一張一張年輕的臉,我開始明白,什麼是薪火相傳。

2012年秋天,我為中大籌辦第一屆博群書節,主題是「燃起那一路的燈」。我們從校友處募得逾萬冊舊書,免費送給中大同學。小思不僅捐了書,還特別回到邵逸夫堂,和數百師生夜話,分享多年淘書心得。香港的愛書人都知道,小思堪稱書界最癡狂的「拾書者」,終年流連大大小小舊書店,搜集香港不同時期的書籍文獻,趁在一切尚未消失之前為香港文學研究保存多一點點原始資料。小思退休後,更將畢生所藏數萬件資料慨捐中文大學圖書館,成立「香港文學檔案」。她當時引用了弘一法師幾句詩來表達她的心願:「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還記得當晚夜話開始前,全場掌聲響起,小思向大家鞠躬,輕輕說了句「我回來了」,眼中有淚光。而我做夢也沒想過,二十年後,我會有機會在我的學生面前,和我的老師燈下夜談,細說種種讀書舊事。

去年10月11日,香港處於最為驚心動魄的時候,小思在《明報》副刊專欄寫下最後一篇文章,以〈浴火鳳凰〉為題,裡面說到:「我病了三個星期,沒想到會遇上令人身心俱傷的事件。在嗅覺味覺全失的病態中,方知平常習以有之的感覺失去的難受。自由,也只有失去才知道寶貴。」再後來,十二月金鐘清場後,我收到老師電郵:「清場那天,我目睹你在隊伍中,心裡百般滋味,深知你日後歷練之路長且艱難。本想立刻電郵給你,可是不知從何說起。這運動以後,香港身世已急轉彎,必須用新的方法策略應變。」

早兩星期,我打電話給老師,老師問,找我什麼事啊。我支吾了一會,說,恭喜你的書《香港文化眾聲道》得了今年的「香港書獎」啊。老師不禁失笑,說,這算得什麼啊。我掛上電話,心裡真想和她說,我的《政治的道德》也得了獎啊,而重點不在於你得了獎,也不在於我得了獎,而在於我們一起得了獎啊。

其實什麼也不用說,一如當春風吹過,萬物沐浴其中,自會生機勃勃,綠滿人間。

刊《明報周刊》第2438期,此為完整版。相片:朝雲

周保松臉書專頁二O一五年八月四日)

2015年8月5日 星期三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十二

《第五號情報員》


仇章(?至一九五一)是一九四O年代任職於廣州及曲江《環球報》的報人,他以寫間諜小說馳譽文壇,最重要的作品是兩冊「遠東間諜戰實錄」:《第五號情報員》(曲江正光書局,一九四三)和《遭遇了支那間諜網》(曲江圖騰出版社,一九四三),這兩冊書分別得軍事家林薰南中將及張自忠將軍寫序,一紙風行,非常暢銷。其後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分別再版,是極受歡迎的戰時讀物。著名播音員李我曾將小說改為播音劇在電台播出,一九四八年袁叢美也曾編導與原著略有出入的《第五號情報員》電影,由陳天國和歐陽莎菲合演。那年代,「第五號情報員」是個家傳户曉的人物。


《第五號情報員》約十萬字,小說寫中央特派外號「第五號情報員」的諜報人員,到香港及廣州一帶進行間諜工作。他與女助手十三號兩人,經常進出香港及廣州,在一眾同志的掩護下,暗殺日軍將領,爆炸敵人的軍火庫,與川島芳子及稻田芳子、土肥原等日方特務鬥智……。此書寫於一九四三年,其時抗戰已接近尾聲,日本敗象早呈,民間同仇敵愾,對日本人恨之入骨,《第五號情報員》的故事大受歡迎,暢銷是必然的。

我的這本《第五號情報員》,是一九四六年上海遠東圖書公司的二版,不知一九四三年的曲江(韶關)初版是怎樣子的?

仇章的創作


出版流行書的製作人最會賣廣告,他們往往會在書的封底列出同作者的其他著述以作招徠。我手邊另有仇章的《香港間諜戰》和《無聲的收音機》,都是沒有出版年份,製作馬虎的流行版,封底印了大量仇章的作品:《上海間諜戰》、《東京玫瑰》、《飛天間諜》、《偵探王》、《征服者》……等十多種,可信度雖然不高,不過,我卻憑這些資料知道,《第五號情報員》、《遭遇了支那間諜網》、《香港間諜戰》和《東京玫瑰》(即《川島芳子》)等,仇章的幾部重要作品,都曾各分拆成幾本,甚至有連環圖本出版,可見其暢銷的大眾化。

其中最特別的,是廣州大中書店版的《無聲的收音機》。此書估計是一九四O年代末至五O年代初之間所出版,其分銷處有:廣州李明記、香港馬錦記、澳門黎雄記和柳州柳新書店,可見其網絡之廣。短篇《無聲的收音機》另附《兩條海岸線》、《榴花時節》、《無法投遞退回原寄》和《神秘劫案》共五篇。此書與仇章其他的書有很大不同,前面四篇文藝味甚濃,《無聲的收音機》記他曾參加諜報通訊員的妻子,《兩條海岸線》寫在日本留學,戰事一開始即回國抗敵的父親,《榴花時節》記養病,《無法投遞退回原寄》寫一文藝青年到上海任編輯期間淡淡的愛情。這些含自傳味的散文,是仇章間諜小說以外的另一面。


仇章的書,香港版甚多,他好像一九五O年代初在香港離世。

含淚讀《殺人王》

《殺人王》是周白蘋在1940及50年代撰寫的驚險傳奇系列小說,這種小說也能令讀者流淚?當然不能!

1958年我讀小學五年級,已熱愛課外讀物,周白蘋筆下的《中國殺人王》系列,寫殺人王「詫利」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行俠仗義,為華僑出頭的故事,最為我所熱愛。

某日清晨五點多,父親推醒我,說四弟病倒了,叫我到「九龍醫院」為他排街症。那年代醫療落後,無論是早上九時或十時開診,病人一律得摸黑去輪籌,否則必定輪不到你。

我匆匆携了本殺人王去排隊,席地坐到龍尾,靠微弱的街燈,陶醉於殺人王的鋤強扶弱中。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天開始發亮,有上學的同學經過,好事的跑過來,嚷道:「呀,你逃學!」我才猛然醒覺:我今天錯過上課了!咬咬牙,仍舊看書,不知何故,淚便串串的落到《殺人王》上!

幾個月前我在舊書拍賣網站上,以二百五十元搶得上下冊一套的《中國殺人王大戰巫人國》,書友均嫌我拍得太貴,當時笑語:我是買一段回憶!

沒看《殺人王》五十年了,故事的內容早已褪色,但,在微弱的街燈下,含淚讀《殺人王》這幕,經半世紀仍歷歷在目!

廣州版《殺人王》


少時所讀的《中國殺人王》,是1950年代,由香港新光出版社所出的,有《中國殺人王大戰扭計深》、《中國殺人王大破迷魂黨》、《中國殺人王大戰芝加哥》……等十多種,這套書曾斷版一段時間,六、七十年代由馬錦記書局重印過,事隔二、三十年,馬錦記版的已似鳳毛麟角,新光版的更是難得一見!

我拍得《中國殺人王大戰巫人國》非常高興,在某愛書人網站上和網友分享時,有人傳來短信,說他手上也有幾本《中國殺人王》,信來信往後,他終於答應把那幾本書讓給我。書到手後,拆開郵包一看,那是《中國殺人王大戰倫敦》、《中國殺人王大戰原子賊》和《中國殺人王大戰阿根庭》,三套共七冊,頗有點失望,除了印製粗劣以外,每本都很單薄,只有四五十頁,弱不禁風的樣子,非常可憐!比較意外的是這幾本書居然是一九四零年代廣州達聰書社出版的,作者竟然是周遊而不是周白蘋。

周白蘋原名任護花,是甚少人研究的港粵通俗小說家及報人,是否曾用過筆名「周遊」,存疑!買到這幾本周遊的《中國殺人王》,最大的收穫是:原來《中國殺人王》系列早在1940年代已面世了!

細閱手上這幾本廣州版《中國殺人王》,我大膽地作出推斷:這幾本劣質貨是老「盜版書」!

女飛賊黃鶯故事


魏力(倪匡)的俠義系列小說「女黑俠木蘭花」是這類書的長青樹,由一九五O年代一直出版至今。其實,在「女黑俠木蘭花」出現以前,早就有了形式非常接近,小平的「女飛賊黃鶯」故事。

據羅斌的回憶錄《一筆橫跨五十年》中說,小平姓鄭,是他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出版《藍皮書》時的作者之一。據說小平是雙脚癱瘓,平日足不出戶的人。他筆下的「女飛賊黃鶯」走遍大江南北劫富濟貧,對付日本鬼子的故事,都是憑空想像,然後由羅斌替他搜集資料,合作而成的。因小平的「女飛賊黃鶯」當時在上海很受歡迎,有大量讀者,此所以羅斌在香港復刊《藍皮書》時,便把「女飛賊黃鶯」移到本地繼續,在雜誌連載以外,更出版單行本,也非常暢銷。後來因小平仍遠在上海,溝通不便,才由「女黑俠木蘭花」延續了女俠鋤強扶弱的使命。

港版的「女飛賊黃鶯」系列全部由「環球圖書雜誌社」出版,不知出過多少種,在如今大家見到的《魔爪》封底,有一排書目,標列出這個系列由《除奸記》起,到《春宵的糾紛》止,共計二十種,不知是否齊全?《魔爪》是一O五頁,約七萬字的中篇,寫外號「女飛賊黃鶯」殷鳳,大破「魔爪案」及「七朵花血案」的故事,是系列的第十四種,一九五二年港初版,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已出到第四版,可見甚受歡迎,銷量可觀!

貓頭鷹鄧雷奇案

香港的流行作家寫奇情驚險小說時,總喜歡塑造一個英雄人物型的主角,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現,這樣才可以像特務OO七般長寫長有,才可以名利雙收。像中國殺人王、牛精良、財叔、衛斯理、原振俠、龍約翰、浪子高達、女飛賊黃鶯……等,都是我們戰後出生,在香港成長一代所熟悉的人物。

我對「貓頭鷹鄧雷」的系列故事有偏愛,因為他和「中國殺人王」一樣,都是我兒童時期接觸到,印象深刻的英雄人物。「中國殺人王」到一九七O年代還可買到,現時的舊書拍賣會上間中還會出現,但,「貓頭鷹鄧雷」早就人間蒸發了。

在我的記憶中,晝伏夜出的「貓頭鷹鄧雷」是一九五O年代的三毫子小說,是龍驤創造的英雄,他風流倜儻、刧富濟貧……,是十歲、八歲時的我仰慕的人物。事隔近六十年,終於讓我重見這本三十二開本的《飛簷走壁》(香港環球圖書雜誌社,一九五一),是龍驤用另一筆名「盧森葆」創作的,書內包括了:〈精彩鏡頭〉、〈飛簷走壁〉、〈刀口舐血〉和〈春情熱舞〉四個萬言短篇,這裏有捉「黃脚雞」、飛賊、賊阿爸和少少鹽花的擄人勒贖,都是一九四O年代末以香港為背景的故事。

半世紀後重讀「貓頭鷹鄧雷」,橋段是落後得太遠、太遠了,只留下一段褪色的回憶!

2015年8月2日 星期日

許定銘:從書影看香港文學之十一

《一筆橫跨五十年》


《一筆橫跨五十年》這個書名很豪氣且具霸氣,誰有這個能耐?告訴你:是羅斌!

羅斌(1923-2012)是出版家,一九四O年代在上海與馮葆善合辦環球出版社,出過《藍皮書》、《宇宙》、《春秋》、《西點》、《上海灘》、《環球電影》等雜誌。一九五O年到香港,再辦環球出版社,復刊《藍皮書》、《環球電影》和《西點》,出版《武俠世界》、《新文摘》、《黑白》、《文藝新潮》……等十多種期刊,創辦《新星日報》、《新報》,還辦過仙鶴港聯電影公司,出品電影不少。羅斌是香港出版界的奇人,提拔過魏力、馬雲、杜寧、伊達……等作家,貢獻頗大。

幾年前已聽說羅斌出過本傳記,市面上完全不見出售,輾轉託人尋找,終於得到這本由羅斌口述,陳國燊執筆編寫的《一筆橫跨五十年》(温哥華9297 Enterprise Inc. 2006),書為十六開彩色精裝本,僅印五百冊的非賣品,一百三十多頁,分《傳媒王國現香江》、《豹隱蛟龍卧楓林》和《羅斌剪影話當年》三部份,叙述羅斌的成功史,雖然多是歌功頌德的記錄,不過,羅斌一九五O至八O年代,對香港文化發展的功蹟是絕對不能輕視的,尤其若有誰要編寫香港流行文學史的話,此書《傳媒王國現香江》的那部份,記錄相當詳盡,是非常重要的一手資料!

最紅說書人


盧瑋鑾主編的「舊夢須記」系列中,有一冊熊志琴編、經紀拉著的《經紀日記》,這是一九四O年代後期開始在《新生晚報》上連載多年而大受歡迎的本地通俗小說,自大公書局在一九五O年代初出過兩冊後,五十多年來絕跡香港書店,今次重編出版,使有志研究香港文學人士及讀者得益不少。

經紀拉原名高雄(1918~1981),同時也是三蘇、史得、許德、旦仃、石狗公、小生姓高 ……,是香港最紅的說書人,最受歡迎的暢銷作家,日產萬多言,首創「車衣寫稿法」:右手執筆狂寫之際,左手按着稿紙慢慢推前,此舉可使右手不必每寫一個字,即提起向下移動就位,快了很多。

如今大家見到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香港文藝書屋,1972)署名三蘇,也是他的銷書之一。此書內含八篇本地社會小說,有走私漏稅,請軍眷授英文的學店,借公司宿舍尋歡,綁兒子的票呃老婆錢,買頭獎馬票送給高官行賄……等太平山下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都是生活香港幾十年市民見過的、聽過的,由三蘇用淺白、通俗的本地話寫出來,自然大受歡迎!

《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先刊於王敬羲的《純文學》,結集後連印多版,我這本已是一九八二年的第六版,書後有劉紹銘《經紀拉的世界》和訪問,沙翁、白韻琴等的附錄,不能錯過!

通俗以外的三蘇

三蘇在香港寫作近四十年,日產萬言,算一算是超過千萬字,實在驚人。不過,不知何故單行本不多,據說有很多在報上的連載,至今還未出書,實在可惜。希望在熊志琴編的《經紀日記》後,有心人會把高雄的著作陸續出版,功德無量!

除了通俗小說,三蘇還寫些甚麼呢?

在他回答劉紹銘的訪問中,三蘇說過「你寫通俗小說可以賣錢,寫文學作品却只有餓死」的話,所以,他雖然愛周作人兄弟、沈從文、白先勇、余光中,卻從來不肯寫文學作品。他寫過很多類型的小說,連武俠小說也寫過一次。我手邊的資料顯示,他以筆名史得及許德寫過的三亳子小說即有《偷情》、《喜相逢》、《笑聲淚痕》、《賊美人》等。

三蘇最嚴肅的文字,就是如今大家見到的《給女兒的信》(高黃舜然編,1981),這是三蘇死後,他太太黃舜然收集他一九六九年起,在《幸福家庭》雜誌上專欄《給女兒的信》百多篇組成的。這些信件都是三蘇指導兩位女兒成長的教導,跟她們談做人做事的道理,充份顯露出三蘇作為慈父的另一面。

一九八O年代中的某天,小思告訴我三蘇太太要搬家了,帶我到她家去搬書。除了大量的文學書外,還有一套二十冊十六開精裝的英文版百科全書,可見三蘇在通俗以外還是很「博」的。

兩岸三地同醉書




二O一一年六月,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我出版了書話集《醉書札記》,連同香港三聯書店一九九O年的《醉書閑話》和山東畫報出版社二OO六年版的《醉書隨筆》,終於完成了我兩岸三地同「醉書」的夢想。

一九八O年代,好友書痴杜漸在香港出版專門談書的雜誌《開卷》和《讀者良友》。在他的鼓勵和推動下,即使我忙甚,資料貧乏,還是寫了不少有關中國新文學的書話和作家研究。後來,他為三聯書店編了套《讀者良友文庫》,我敬陪末座,以《醉書閑話》濫竽充數,排在名家趙家璧、吳其敏、黃繼持、杜漸、古蒼梧……等背後叨光,是我的第一本書話集。

二OO六年,華東師範大學陳子善告訴我,山東畫報出版社想出一套《書虫系列》的叢書。對內地讀書人的口味我不大了解,給他們寄去了我的書話集《醉書閑話》、《書人書事》和《醉書室談書論人》,最後由徐峙立編輯選編了排版相當美觀的《醉書隨筆》。

二O一O年十月,台北書友秦賢次和蔡登山過港,為「秀威」約出有關人物的選集,於是從過去出版的書中選了二十多篇,加上交稿近年多仍未出版的《舊書刊摭拾》中選了十來篇,定名《醉書札記》交稿。想不到《醉書札記》後發先至,六月已經面世,而《舊書刊摭拾》則要遲至八月末稍才出。

融入文化的老店


「陸羽茶室」是香港無人不知的老牌名茶室,但它是何時創辦的?一直都開在中環士丹利街的現址嗎?這些具歷史性的問題恐怕不易找到答案。

如果你對「陸羽」有興趣,不妨翻閱一下這本《陸羽茶室歷史回眸》(香港陸羽茶室酒樓有限公司,二O一O),這本十六開彩色精裝,八十多頁百多幅圖的「藝術品」,我最初捧進手裡以為是一般宣傳品,翻開即愛不釋手,驚嘆現代印刷之精美,宣傳手法早已融入歷史資料、藝術與文學之中。

《陸羽茶室歷史回眸》收文二十餘篇,首篇《陸羽茶室歷史回眸》即介紹了茶室由馬超萬和李熾南一九三三創辦於永吉街,到一九七六年遷到現址的歷史,使人對這間與我們共同成長的名茶室有較深入的了解。至於《陸羽茶室與茶聖陸羽》、《一度成為粵劇名伶的聯絡處》、《文化界怎樣看「陸羽」》、羅琅的《陸羽茶室的文化味》……和唯靈、韋基舜、王亭之等人的印象,記錄著陸羽不單單是一所茶室,還是培育香港文化的溫牀。

讀《陸羽茶室歷史回眸》,不僅看到它的文化味、珍藏的藝術品,我最愛的,是它印得比實物還要漂亮吸引的:釀豬膶燒賣、杏汁鮮奶卷、蛋黃合桃蓉包、上湯片兒角、古法金錢雞……能不垂涎欲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