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吉按：在盧瑋鑾（小思）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於二ＯＯ一年七月成立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小思並義務出任該中心主任、顧問。小思二ＯＯ二年於中大退休後，將個人有關香港文化的收藏包括早期書刊、歷年蒐集的作家資料檔案等，悉數捐贈中心，並協助中心於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建立「香港文學特藏」，「把資料公開，以備作『公器』之用」。中大圖書館二ＯＯ四年着手將「香港文學檔案」電子化，超過一年才完成。為了慶祝，該館於二ＯＯ五年六月十七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中國現代作家簽名本展覽」，還在十八日辦了兩場講座，分別邀請了兩位藏書家，即上海的陳子善和香港的許定銘主講。許的講題為《我和舊書的故事》，現徵得許生同意，首次在本網公開發表，謹此致謝。
當年發言
民國版舊新文學書
今天跟大家談「我和舊書的故事」，最要緊的是先讓大家認識「我」，和明白我口中的「舊書」指的是甚麼？
「我」非常簡單，「愛書人」三字已概括了。不過，我之「愛書」可能和一般愛書人稍有不同：我愛書，先是讀書，繼而買書，後來因怕被書「迫死」、「壓死」，最終要開書店賣書！至今，我的愛書歷史近50年，而與舊書的關係至為融洽，結緣也超過40年。
所謂舊書，廣義來說，即是：別人曾用過的書。但在我們這個圈子中所指的舊書，卻是「絕版舊書」，而不是普通的舊書。至於書要經過多久才能被決定為有收藏價值的「絕版舊書」呢？這個範圍則有不同的說法，有些人認為：書只要不再出版，絕版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便有收藏的價值；也有些人認為：書必定要經過「改朝換代」，起碼有一百幾十年的歷史，才值得收藏。我則認為：書有25年以上的絕版歷史，便值得收藏了。因為25年足可視為新一代人，書缺了一代人那麼久沒面世，而又被人重視的留下來，足見在某些人心中，它是一件值得保存的東西，應該有收藏的價值了！
但，今次我把範圍更縮窄一點，跟大家談的是1919-1949期間的文學書，行內稱這類書為「民國版舊新文學書」。
國內版舊書收藏現狀
在談我和民國版舊新文學書的故事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收藏範圍在國內的收藏現狀。收藏民國版舊書，如今在國內已湧現成一股熱潮，極受收藏者重視。在北京、上海及國內的大城市，自1990年代起經常都有書的拍賣會，民國版舊書的拍賣價可說是突飛猛進，動輒拍到幾千塊一本，價錢直逼明清版古書。民國版舊書不單受拍賣會重視，如果你喜歡上網，你可以到舊書的網站（孔夫子舊書網），瀏覽這類舊書的書目及書衣，甚至可以試試網上拍賣的滋味，很可能還會買到心頭好。你還可以讀讀石家莊出版的《舊書信息報》（後改名《藏書報》）。在那裏，你可以看到有關舊書的書評，各地買賣舊書的資訊，甚至可看到舊書商們按書目標售的各類舊書，有興趣的話，不妨也試試郵購。此外，一些圖文並茂的名家書話集，幾乎變成收藏指南，很多時一面世，即為舊書業者搜購，迅即絕版！
我怎樣和舊書結緣
我六十年代初涉足文壇，先是敲現代詩與現代文學的大門。那時候，我們一群小伙子，讀的是《創世紀》、《現代文學》、《好望角》、《文藝》……參加的是現代文學文社，寫的是風格獨特，形式創新的現代詩和散文，買的、藏的，自然都是這類書。
當年我不喜歡讀中國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是覺得他們太傳統、太老套。後來受朋友影響，介紹我讀施蟄存的《善女人行品》，一翻之下不能釋手。之後又讀了端木蕻良，才知道現代文學不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專利品，三十年代的中國早已有能手了。這是引起我搜集三十年代舊書的原動力。
我的淘書史起步甚遲，大概是六十年代中後期吧，最初只知道去奶路臣街，當年還有域多利戲院和德仁書院，附近的舊書店有復興、精神和遠東，其實也沒甚麼可買的，倒是德仁書院門口有檔地攤，間中可用三兩塊買到心頭好，可惜它不常開檔，常要碰彩。後來才知道九龍城聯合道那間記不起名的舊書店，然後是洗衣街的新亞，西洋菜街的實用，廟街大李和小李的半邊鋪和街邊檔，再過去是中環的神州，荷里活道的康記，天樂里的德記，軒尼詩道的三益和陶齋……啊，還有全九龍搬來搬去的何老大的「書山」，那年代的舊書店一口氣也數不完。
此中最有趣的是何老大的「書山」。何老大是個胖老頭，是書業的老前輩，當年已有六十開外，有人說他以前當過國民大會代表，故此也有人叫他「國大代」的。何老大到香港後賣起舊書來，他的做法是買「舊倉」，原來當時新界有很多封了幾十年的舊貨倉，那是過去大書店的貨倉，藏了不少斷市多年的舊貨。也不知何老大用的是甚麼辦法，把舊倉的貨買到手，幾十本一扎，幾十本一扎的用繩扎好運走。然後到市區旺地，租個空置的舊鋪，不必裝修，一扎扎的舊書胡亂丟到鋪內堆書山。
他的店，一眼望過去，是座十呎八呎高的小山崗。何老大搬張櫈坐在門口，他通常只把店最外的一二十平方呎之地的書扎解開，供你選擇。未解開的，一定要整扎買，不理是甚麼，從不散賣。人客到來買書，何老大永遠是半睡不醒，帶醉的搖晃着，瞥一瞥你的書，胡亂開個價，絕不討價還價。你最好買，不買，他會低聲嘀咕，不知是否在咒罵你，然後把你選的書一手扔回書山，不再睬你。可幸他的書便宜極了，一般只賣「五毫」，最貴也只是一兩塊。印象最深刻的，是五毫可買到一本柔石的《希望》（上海：商務，1933），我買了十來本送朋友。
跟他混熟了，何老大准我爬他的書山，那可樂透了，爬上去把書一扎扎的提起來看。因為不准拆繩，書又不是依書脊對齊的，看的時候得把那扎書翻來轉去，其實也很辛苦。就這樣也得過不少好書，不過，「買豬肉搭豬骨」的情況很嚴重，某次一扎四五十本的書裏，就只藏了一本我要的誼社編的《第一年》（上海：未名書屋，1938），其餘的都是普通貨式，四五十本書的買入價，就是為了要買一本，也算是收穫不錯，那得要看你買到了甚麼。
買舊書的行家最常去的，是荷里活道的康記和灣仔的三益。
康記是間百來呎的小店，賣的主要是嚒囉街式古董，他的書便宜且轉流得很快，因有不少行家是日日到，一般是大批用橙盒買的。賣剩的，他會很快搬到對面二樓的貨倉，他的貨倉約一千呎左右，雖然也是亂擺，但比何老大的書山整齊得多。康記熟客多，個個識貨，流到貨倉的，肯定已是二三流貨式。那貨倉我也去過一次，無收穫，應酬式的買一兩扎。
我說康記書便宜，舉過例：五十年代國內版的《文藝報》，原價好像是二、三角，當時他賣三至五元，若轉手到其他識貨的舊書店要八至十五元，做外埠圖書館生意書店的報價，一般是十五元（美鈔），價錢差距驚人。至於單本進貨，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我只花了十元，其他書店未見過，估計也值三十塊。雖然人人搶着入貨，但康記依然經常有貨到，因他鋪地處的中上環發展迅速，拆舊樓一向是舊書的主要來源哩。
三益是本港的老牌舊書店，戰前已開業，據說葉靈鳳三十至五十年代都是他們的常客。店主老蕭為人隨和，見人總堆滿笑臉，我由六十年代初背着書包去他店裏打書釘，一逛三十多年。九十年代中，老蕭移居紐約，他的侄兒在多倫多也掛起三益的招牌賣舊書，距我家七十公里，我還是每月驅車前往逛兩三趟。
逛三益三十餘年，我大部分藏書來自此店，起先是三幾本的買，後來老蕭知道我要的是甚麼，總替我留起，價錢自然貴得多了。六七十年代我住在九龍，康記和三益都在港島，一周只能過海一兩次，很多時都會「走寶」。到七十年代末，我在灣仔開書店，三益就在馬路的另一邊，距離不足一百米，我每日去兩次，大有「斬獲」，曾試過一次買入六十多本三十年代絕版文學書，興奮得幾晚睡不着。
到普通的舊書店買書，他們不會計書的價值，只按書的厚薄要價，碰到好書，往往廉價即可買到。最怕是跟有學識的人買書，他們對絕版書瞭如指掌，不單知道你要甚麼書，還清楚你付得出多少。某詩人晚年以賣舊書過活，他每天總提一個布包去逛舊書店，買到了好書，會因應各愛書人的需要來訪，他賣給我的好書不少，如鷗外鷗的《鷗外詩集》（桂林：新大地，1933）、冀汸的《走夜路的人》（上海：作家書屋，1951）、杭約赫《復活的土地》，都是一流一的好書，但價錢卻很昂貴。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事，記憶中這些書都是每本一百塊，告訴你，當年我在旺角供一層樓，每月也不過只供四百哩！
另一個對絕版書有深入認識的，是新亞書店的蘇賡哲，他是個高明的獵手，每天都逛齊港九兩地的舊書店進貨。黃昏時分，愛書人總愛齊集到他那半邊鋪等他回來。這群人中，差不多日日出現的，是實用書局的龍先生，黃俊東和我，間中加入的是黃韶生（他是《中國學生周報》的末代老總）、匯文閣的老黃和神州的歐陽。每天傍晚，蘇兄總不叫大家失望，一定會抽着一兩扎書回來。龍先生是大買家，又是前輩，我們自然讓他先選，然後各取所需，非常融洽。有時我到遲了，以為新到的舊書叫人買光了，正懊惱之際，長袖善舞的蘇兄會忽地變法術般從枱底掏出幾本書來，大都是我渴望得到的文學書。蘇兄的可敬之處是不會因客人特別愛書而胡亂開價，尤其文學書，最貴的都不會超過三十，若是港版書，取價更低。他的宗旨是薄利多銷，故此，大部分好書未上架已賣完了。
除了經常性的到舊書店買書，也有突發性約買的。一次是澳門來了電話，一個當地的行家說在待拆的花園洋房裏，發現了一批民國版舊書，我中午一放學立即趕過去，在他的引領下，造訪了那座斷垣殘壁的老房子，迅速翻閱一批塵封數十年，且殘缺不全的老書。儘管如此，一個下午我還是買了好幾扎書，像回鄉客似的又拖又拉乘的士去碼頭，搬得上氣不接下氣。人家個個抽着花生糖、豬油糕等手信，我卻吃力地攬着那幾扎塵封的舊書，人人側目避開，視我如「傻佬」，但我內心的喜悅，又豈是他們能領略的！
舊書從我手中進進出出
和民國版舊書打交道30多年，你一定以為我藏了很多舊書。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我沒有藏書的條件。藏書除了要有書緣，最重要的是有進書的本錢和藏書的地方。我只是個普通的上班族，有間小小的書房，已是萬幸，如何有能力藏書？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是「以書養書」，業餘以經營書店來支持我這個消費極高的「嗜好」。因此，很多舊書是進來了，讀過，或寫過以後，又轉到某些有能力的藏書家的書庫去了。當然，期間還是有些珍品是捨不得流出去的。
讀名家的藏書故事，常會讀到他們因戰亂而失書的悲痛，起初感受不深，因我之「失書」，不過是賣了出去，解決了某次供樓之困而已。但想不到後來竟也領略到他們的「失書之痛」：1995年，我移居海外，將120餘箱新舊藏書託運，豈料到達彼邦，竟發現少了兩箱，幾經交涉亦不得要領，最慘的是那兩箱全是舊書！試想想：兩箱移民託運書，體積近一立方米，那該有多少本？而且還不知道自己究竟失去了甚麼書，每到需要用而找不到時，才又一次重温「失書」之痛，如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確實心如刀割，難怪藏書家們失書之後悲痛欲絕，因為那是無法彌補的苦痛，那些舊書一生可能只見一次，錯失後永不再見！
我的藏書不多，但見過的書卻也不少，比如趙家璧主編的《良友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中篇創作新集》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等，是收藏者的入門書，出版至今已六七十年，不容易得見，除了其中十餘冊，我有幸差不多全見過了。那是因為這些書幾全部在上海出版，而上海與香港間頗有聯繫，49年間不少人移居時把書都帶來了，「良友」甚至改到本港出版，自然也運來不少書，這是香港藏書家的幸運之處。
珍貴的舊書
但有些書是難得一見的，舉個例子：40年代我國文化南移，有文化城之稱的桂林曾出過很多好書，但因為那時候的印刷條件不好，大部分用土紙印，印量少加上土紙難以保存，能在四五十年後流傳到香港的，實在少之又少。譬如我的那本《鷗外詩集》，就是1944年的桂林新大地版，1970年代買到時，已被蟲蝕得千瘡百孔，可幸的是還可閱讀。1987年鷗外鷗應邀到香港參加「四十年代港穗文學活動」研討會時，他就親口告訴過我他也沒有，還在我那本的書名頁上簽名留念，實在難得！
鷗外和我
另外我有一本彭燕郊的《第一次愛》（桂林：山水出版社，1946），也是桂林版，保存得很好。我去年寫了篇《彭燕郊的〈第一次愛〉》，託內地的朋友轉寄彭燕郊，彭詩人寫了封回應的信，說他也沒有這本書，還說連北京專寫書話的大藏書家姜德明也沒有，後來我覺得這本書已讀過、寫過了，再存在我這邊沒多大用，就把它送給彭燕郊，讓他享受分別近60年「人書合一」的樂趣。
除了桂林版，40年代後期的書也是比較少見的，因為那時候物價飛漲，書印了一版賣光後，收回來的錢還不夠買紙，更別說印第二版的印刷費了。故此，那年代的書是比較難得的，但你一找到，大部分都是初版本，十分珍貴，如我藏的許欽文的《風箏》（上海：懐正文化社，1948）便是。
從哪種角度欣賞這種舊書
毛邊本
收藏民國版新文學書，一般人都注重初版本、毛邊本和簽名本。初版本的收藏價值在於其「雛型」，能夠反映出作者的第一意念，再版和以後的版本，很多時都會作出改動，研究者追尋版本的改變，往往能探索得作者的喜好和思想的改變，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專研課題。至於毛邊本，我覺得只是愛書人和藏書家們特意製造的「小玩意」，對研究者來說，反沒有實際的價值，我藏有周作人的《談虎集》（1934）、劉大白的《渺茫的西南風》（1931）和魯迅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1929），都是毛邊本，大家會注意到他們都是20和30年代的產品，以為只是那個年代才流行的玩意，其實並非如此，請看以下的例子：陳子善的《發現的愉悅》（2004）、謝其章的《創刊號剪影》（2004），甚至南京的《開卷》雜誌（2005），一樣都有毛邊本呢！
簽名本
至於簽名本，最普通的是沒有上款，只有作者簽名的出售簽名本；比較有價值的是簽名題贈本，這種書有時候還反映出作者和受書人的關係，是研究的第一手資料。較為難得的是幾個人合著一本書，分別都簽上名，送給他們共同的友人的。在一本書中能找到一群作家的簽名，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就曾經有過一本這樣的簽名本，可惜已失去。我手上的這本《九葉集》（江蘇：江蘇人民，1981），是九葉派九位詩人送給《詩網絡》主編王偉明的合集，但書名頁上卻只有6個簽名，此中穆旦早逝，唐湜和唐祈卻因居住城市偏遠，未能及時簽上，可見一本合集要所有作者都簽上名，不是件容易的事。另外這本《小鬼鳳兒》（上海：新群1949），是聶紺弩的第一個劇本，其有趣之處是同時送給三個人的，哪是在甚麼情況下送出的？該歸誰保存呢？
也有些簽名本不是由作者本人送出的，我藏有吳組緗的《山洪》，在扉頁簽名送人的，不是吳組緗，竟是曹辛之（詩人杭約赫），原來他是本書封面的設計者和發行人，這種簽名本是較少見的。還有些書原本是沒有簽名的，書主在若干年後認識了作者，請他題簽的，我的《鷗外詩集》，就是書出版後40多年才簽上的；我有一本謝青（台灣詩人）《春天的港》（台北：新詩週刊，1953），更是52年後的今天才簽上不久的。這些簽名本，作者有時會寫上幾句話，那就更加珍貴了！
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
我個人喜歡收藏同一本書的不同版本，透過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你會發現它們的內容會略有出入。比如蕭紅的《曠野的呼喊》，我有1940年重慶上海雜誌版，和1946年上海雜誌版兩種版本，此兩版封面不同，內容亦略有增删──前者收七個短篇，後一種則删去第一篇《黃河》，只剩下六篇。對研究者來說，含七個短篇和六個短篇的同一本書，應有其研究價值。
葉永蓁的長篇小說《小小十年》，我見過1929年上海春潮書局和1933年生活書店兩種不同版本。前者為上下冊的初版，後者則為一冊過，而且後面還多了篇〈後記之後〉，並更換增加了不少插圖。
本港作家望雲的散文集《星下談》，我也見過兩種：一種是封面設計優雅的正版本，1949年7月由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32開本，才80頁；另一種則是封面庸俗，內文為適應紙張開度而胡亂删減至64頁的「疑翻印本」。
舉了三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到版本研究的重要，而這也正是舊書受藏書家重視的原因之一。
前任書主的留言
除了比較版本，我也很愛讀前任書主在書內的留言。碧野在戰時寫過一篇小說叫〈烏蘭不浪的夜祭〉，後來收進小說集《三次遺囑》（新新出版社，1947）中，我有幸買到這本書，還讀到前任書主「光仁」1948年在書後留給女友「愛蓮」的留言：
像搜羅古董的，我今天又找到了它，也許算是奇迹。還是用童年的心境再三讀過它，在往昔，我讀過它──烏蘭不浪的夜祭──千百次，可是，每次都像初讀它時的感動。
〈烏蘭不浪的夜祭〉，發表於民國三十年，首刊於《文學月報》，那時，在重慶、在昆明、在桂林、在曲江……千萬人為它轟動，騷動了整個文壇，作者碧野，隨之成名，此篇亦為他的代表作……
此書出於1947年，到1948年已要像搜羅古董般才能買到，暢銷固然是原因之一，亦可見其在戰況紛亂的年代裏留存甚少，同時亦可証明40年代後期的書是很難找的。
我藏的《小小十年》書後，也有一段前任書主的留言：
我很想在讀畢之後說幾句讀後感。因為此書是一自稱革命上進的青年所作的，但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個封建時代的「遺少」，並且許多地方誤解了革命，而實在又不革命；更誤解了什麼是愛情。
透過這些書後留言，往往能增加我們對該書的了解，在研究時幫助不少。前任書主這段話，或多或少亦反映了當時的人，對這位曾受魯迅提拔的國民黨軍官作家──葉永蓁底傑作的評價。
何處可買到、讀到這類舊書
在介紹過那麼多舊書後，大家可能會產生以下的疑問：
如今還能買到這些舊書嗎？
我們可在哪裏讀到這些舊書呢？
由於香港的特殊環境，如今舊書店已大部分為時代巨輪淘汰，剩下來的幾間，貨式較二三十年前相去甚遠，大抵已難買到甚麼好書了。不過，想買好書還是有點門路的，國內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還有不少舊書店，只要你付得起，而又有「書緣」，還是可以買到好書的。去年底我去了一趟上海，就滿載而歸的帶回來三四十本書，不過價錢很貴，平均價在150左右。我經常聽朋友說國內書貴，動輒以百千做單位，本來不甚相信，那次上海之行算是開了眼界，印象最深刻的是滕固的《迷宮》（上海：光華書局，1924），普普通通的一本小說集，姚志敏等的《書影》和張偉的《塵封的珍書異刊》都介紹過，不算罕見，你道書商開價多少？告訴你，是1800，而且無折無扣，鐵價不二，實在驚人！
不買，就讀不到嗎？
非也，非也！近的如中大圖書館，大會堂參考圖書館，都有不少這類精品，只是不能外借，你得要找時間到圖書館去慢慢「磨爛蓆」了。遠一點的有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文學藏書全國第一，你有時間、有機緣，是值得一去再去的。
至於民國版新文學私人藏書家中，藏書最豐富的，是北京的姜德明和上海的瞿永發。
姜德明（1929-）自1940年代開始收藏新文學舊書，50年代初入人民日報當編輯，至90年代以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名義退休，四十年來一直生活於北京文化人及舊書業的圈子內，藏書之多，敢說是唐弢之後第一人。他除了藏書、讀書外，熱愛寫書話，已出書話集數十冊，他的《書衣百影》（北京：三聯書店，1999）和《書衣百影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圖文並茂，資料豐富，被舊書業者奉為寶典，可用作按圖標價，甚受歡迎。
我去年八月赴京，專程探望並訪問姜老，他住在人民日報退休員工宿舍，約千呎的兩房樓層裏，雖然一屋都是書，可幸整理得井井有條，看樣子比我略多，不見得特別突出。豈料打開書柜一看，卻原來密麻麻的排了好幾層，裏裏外外隨手拎一本都是珍品，「書壇祭酒」決非浪得虛名，令人佩服！
上海的瞿永發約50歲左右，由1980年代開始收藏新文學民國版舊書，據說那時候書價還很便宜，三兩塊便能買到好書，十多二十年來竟藏得精品不少。他住在一幢三層高，每層僅三數百呎的平房裏，家具似乎只有一張床，連招呼客人的地方也欠奉，全屋只有書架、書架，還是書架，當然都藏滿了舊書。我們在香港難得找齊的趙家璧的《良友文學叢書》、《晨光文學叢書》和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他的說法是「幾經辛苦才從幾套中揀齊一套品相好的」，令人羡慕得牙癢癢！
瞿永發
書房一角
我問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藏館」中，值百元以上的藏書有多少？他沈吟了一會，答：「總有二、三萬本吧！」這樣的藏書量，足可媲美姜德明了。
南瞿北姜兩大藏書家的民國版新文學舊書，對愛讀這類舊書的愛書人來說，簡直是尋寶者心中的「所羅門王寶藏」！
──寫於200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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