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細心梳理資料，又發現六、七十年代文青，確有某些不同於今日：我們當時除了追求文藝外，還喜歡結社，出版油印和鉛印的刊物，互相交流。最熱鬧時文社逾百間，中學生佔大多數，大學生佔少數，成為香港文學一方獨特的風景。風景之構成，查實與報業蓬勃有著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為了吸引文青，大部分報紙都有學生園地，部分甚至有「詩之頁」。當時文青的作品內容主要有三個：一是愛情，二是鄉愁，三是孤獨。至七十年代初，因為釣魚台事件影響，文青開始介入政治。而70年代雙周刊的出版，更推動了保釣運動。猶記雙周刊公開呼籲維園集會示威，我與阿藍都去了，最後導致威利警司指揮血腥鎮壓，鍾玲玲便成為香港第一個被捕的著名文青女詩人。提到鍾玲玲，不能不提創建學院旗下的「詩作坊」。「詩作坊」的創辦人是戴天和古蒼梧，一個長於西學，另一個關注傳統，兩人成為導師，真是絕配。「詩作坊」奉行平行教學，打破師生的隔膜，開創了香港民間詩教的先河，功不可抹。受到「詩作坊」啟發的詩人有：李國威、鍾玲玲、淮遠、癌石（張國毅）、麥繼安……而我也算半個「詩作坊」人吧，明朗口語化的流風還影響了還包括李金鳳等一大群的詩作者。
回說文青的社會身份，並不被主流接受，很多時更被視為不事生產者，「頹廢」是詩人的代名詞，星島同事也曾詢問我：「你就是那個頹廢的詩人關夢南嗎？」部分不堪受壓，馬覺失常、詩人童常（趙國雄）自殺，雖是一些例子，卻不常見。查實六、七十年代文青，很大部分不如外界所言，是一群孤高的離群者。正正相反，他們好讀書、視野寬闊，前衛、並帶有濃厚文人的氣質。他們的戰鬥力和生存意志普遍都很強烈，不容易被現實擊倒。這主要因為文青的團體十分龐大，人數估計成千上萬，所以能夠自成風氣，且有蓬勃的報業副刊搖旗吶喊。另一個有利陣地是電媒及文教界，予文青提供了不少工作的機會。故當時文藝精英，不少是報紙編輯、專欄作家和中文教師，我自己最忙時，一日跑三間私校，教了12年，文藝精英日後晉身商界管理層的更不在少數。
另一點與今日不同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青，有很大的一個版塊是失學或與大學無緣的青年，如：江詩呂、阿藍、馬若、葉輝、李家昇、李國威、鍾玲玲、李金鳳、關夢南……我記憶中有兩個例子很是有趣：一個是就讀聖保祿的李家昇，中二、三開始獨力辦一份油印詩刊，名叫《火鍔》，及後離家出走住在我的天台……另一個是李金鳳，也大概是十四歲左右吧，有一日跑上我天台銅器雕刻工作間，發覺所謂的「秋螢詩社」，不過是一個空中樓閣，有點失望地撤退了。以上兩位文友後來都寫出了個人風格的文學作品，李家昇更二十歲左右與同時文青的女詩人黃楚喬創立了自己的攝影公司。
社會富裕了，如今文青，絕大部分是大學生吧！早熟如李家昇及李金鳳者甚少，此其一；其二是今日文青再無自掏腰包結社的習慣。「文社」也許轉化成網的形式，實體刊物可由手機替代，此其二；報紙平台消失，文學雜誌不多，且多為月刊、甚至雙月刊，難以吸引急於發表的文青練筆，致今日文青質素相對低落，此其三；六十年代文青喜讀書，更愛買書，支持了純文學的出版。今日文學書，尤其詩集，的的確確成了票房毒藥，此其四。
這並不是說今日文青比昔日不如，只是想點出，今日之文青起步維艱，必需要有更大的勇氣，承受更大的壓力。但無論如何，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青是一種很好的浸淫與生活歷練，如果不急攻近利，沉得住氣，未嘗沒有發揮才華之一日。留意：是「發揮」，不是「發達」。故我常說：「不文藝，日子同樣過。既如此，還是文藝快樂些！」
（Kwan Muk Nam臉書二Ｏ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洛楓：認得的有也斯、顧城夫婦、關夢南、鍾玲、黃繼持、胡燕青、戴天！
Derek Chung：還有古蒼梧、何達、白樺。
Kwan Muk Nam：今日應邀談文青，翻查古物跌出這一張相片，小樺僅識二三。洛楓好眼力，認得我身旁的顧城夫婦。當年顧城夫婦經港赴紐西蘭定居，我敬陪末座送行。其他前輩文友，亦有三位（黃繼持、何達及也斯）作古，不勝唏噓。
（圖片、留言見《學生文藝》臉書專頁二Ｏ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Kwan Muk Nam臉書二Ｏ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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