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1日 星期六

三蘇──小生姓高

三蘇──小生姓高
柳蘇

有人在《文藝報》上寫文章,談香港作家,說是「有個筆名叫『小生姓高』的青年作家(已故),寫作基礎本來是不差的,後來轉變成為一個專寫黃色小說的作家。人家形容他寫小說像踏縫紉機一樣,迅速如飛。他的收入確實很高,但開支也比別人大,人品墮落,生活糜爛,結果導致自己短命天亡」。這使我想到,應該寫寫他了。

他,小生姓高,高雄。

「高雄,一九一八年生。原籍浙江紹興,廣州出生。雖讀小中大學皆未畢業,歷任小中大報編輯,現以賣文為生。」這是附在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封底上他寫的幾行自我介紹。

在內地,他知名度很低,低到恐怕幾乎接近於零;但在香港,他卻是大大有名的,屬於所謂「名氣界」中的名作家。

小生姓高,是他早年用得多的筆名,從早年到晚年都用得多的筆名是三蘇。此外還有吳起、許德、史得、經紀拉、但丁、石狗公……等等。經紀拉、但丁、石狗公都是他以第一人稱寫的小說的主角,他就用這些主角的名字做筆名。

一部香港影片是許多人看過的:《新寡》。主角是夏夢,原著的作者就是史得,就是高雄。

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小說》(雙月刊)去年曾經刊出過《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這也是高雄的作品。

但他在香港目睹怪現狀並不止二十年,至少有三十六七年。他一九四四年就從廣州到了香港,一九八一年才從人間到陰世。他活了六十三個春秋,說他「短命天亡」,因此只能是笑話了,人世間哪裏找得到年逾花甲的短命鬼?

他到香港的第二年,就進了一家報紙工作,這家報紙先出日報,後改出晚報,他先編副刊,後做總編輯。後來有一段時期還和梁厚甫(梁寬)輪流做總編輯。

在這家《新生晚報》中,他們兩人可以說是一時瑜亮。做總編輯時兩人都寫過新聞評論(梁寬是從香港移居美國後,才以梁厚甫的筆名替香港、新加坡的報紙寫時事分析的文章而聲名大起的),替副刊寫稿時兩人又都寫怪論和「豔情小說」。高雄的新聞評論寫不過梁寬,當然更寫不過後來的梁厚甫;梁寬的怪論和「豔情小說」就不如高雄的名氣高了。

他們寫的「豔情小說」是每天一篇的千字文,用淺近的文言來寫,寫各種各樣的「偷情」,儘管也是黃色小說,但只是點到為止,並不怎麼繪聲繪影作淋漓盡致的描寫。由於是每天一篇,在日報就叫《日日香》,在晚報就叫《晚晚新》(專欄的名字)。而高雄就在寫這樣的文字時,署上了小生姓高的筆名。這樣的名字容易使人記得,也容易使人對作者產生不怎麼好的印象。他是應「買方市場」的需要,一開始就寫這一類東西的,並不是「後來轉變成為一個專寫黃色小說的作家」。

正相反,倒是後來他轉變成專寫反映香港現實社會的小說,而放棄了那些「豔情」的筆墨。從這個意義來說,這應該是「墮落」的反面吧。

和「小生姓高」同時出現的三蘇,是他寫《怪論連篇》的筆名。所謂「怪論」,就是正言若反的雜文,諷刺幽默的文章。先前一般都是以社會現象做題材,到了後來,才逐漸側重於政治,特別是「文革」以後的一段長時期,差不多完全成了反共的文章(也可以說,其中不少是反「左」)。

這些怪論是用「三及第」的文字來寫的。所謂「三及第」,就是文言、白話加廣東話。香港的居民多數是廣東人,說廣東話,用廣東話寫文章,容易受到歡迎。香港又是長期受到封建文化影響的地方,文言文的遺留也就不足為奇。雖然如此,時代的文字到底還是白話。就這樣,形成了一種文字上特殊的三結合。

這樣的「三及第」就是梁寬、高雄首創的。把梁寬放在高雄的前面,是因為有這樣的事實:《新生晚報》上的《怪論連篇》和《經紀日記》都是梁寬出的主意,怪論是兩人同時寫,後來還加進了別的人;《經紀日記》原來是梁寬先寫的,寫了沒有多久,就不寫了,才由高雄接過來,寫下去。高雄原名高德熊。高德熊和梁厚甫,是《新生晚報》的一對鬼才。

《經紀日記》就是用「三及第」的文字寫的,通過一個在商場上做經紀的小人物──經紀拉每天的活動,反映出香港社會的形形色色。許多時候帶有紀實的性質,頭一兩天的具體事件往往被生動地寫了進去,而不止是乾巴巴的記述,因此很能吸引讀者。從那當中,可以看到市場情況的發展,一些商品和吃喝玩樂的場所也往往被介紹出來。使不少人感到,它的文字有趣,內容有用。

這裏是《經紀日記》中第一日的文字:

「早上七時,被她叫醒,八時,到大同飲早茶,周二娘獨自回家去了。她說自己要買鑽石,恐怕是『水盤』,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來,『猛擦』一輪,揚長而去,真是愈窮愈見鬼也。

「九時半,打電話到貿易場問金價,仍是牛皮市,自從上月被綁,虧去六百元後,真是見過鬼怕黑矣。莫伯到來,邀之同桌,據稱:昨日經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買去,賺價二百元,此人好充大頭簋,未必能獲如是好價,逆料賺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請飲早茶,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算總算中計了……

「披衣到陸羽,途中遇見大班陳,我說等錢將軍,作了他一尺水。到陸羽,周二娘介紹一陳姑娘相見,另細路一名,陳姑娘謂係其弟,細路無意中卻叫起阿媽來……」

這裏的「猛擦」就是大吃,「充大頭簋」就是擺闊氣,「一尺水」就是一百元,「細路」就是小孩,講如此類,都是廣東話。

有人說:「香港有一本名書,在新生晚報連載了四五年,可以說是最通行的了,那便是人人知道的《經紀日記》;香港有一個作家的筆名,他幾乎已成『香港名流』了,這人便是《經紀日記》的作者經紀拉。這篇連載數年不衰的日記體長篇小說,不但為一般讀者所欣賞,文人學士,商行夥計,三百六十行,幾乎包括香港的各色人等,都人手一篇」。這說法是離事實不遠的。

這以外,他又寫了《但丁遊天堂》、《石狗公日記》、《濟公新傳》、《豬八戒遊香江》……都和《經紀日記》是同一類型嬉笑怒駡反映現實的作品。它們由於帶有紀實的性質,就更可以起説明認識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作用。

這些作品以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紀實性就更濃了。它的每一段故事都有一件轟動一時的新聞做背景,而寫出了許多內幕,這些內幕又是新聞報導中不便寫出,或不能寫出的,寫出來就要引來法律上的麻煩。如有人綁架自己的親生的兒子,向岳父勒索钜額的贖款之類。

這些小說用純文學的觀點來看,大概得不到很高的評價,但作為通俗文學的作品,情況就應該不同了。有趣的是,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純文學》月刊(和台灣的《純文學》月刊是聯號)就用過相當的篇幅,刊出了《經紀拉的世界》和對高雄的訪問記(還附錄了高雄寫的《揭開自己的底牌》),對這些小說作了高度的評價,儘管還是只把它看成俗文學,卻認為是在香港可以流傳於後世的文學作品。

高雄自己說,他寫的這些只是通俗小說,不是文學作品。他自己只是一個「寫稿佬」,一個「說故事的人」,而不是作家,一定要說作家,也只是不同於「文學作家」的「職業作家」,寫稿賣錢。

他大概也是首創每一天都要寫稿一萬多字的人。平常一萬二千,最高紀錄一天二萬五。長長短短,每天總有十多篇。一家報紙曾經有過每天刊登他四五篇稿的紀錄。最多的時候每天有十四家報紙登載他的作品。

他說,他每天只工作六小時。這樣,寫稿的速度就非快不可了。他說:「很多朋友都常常笑我,說我寫稿是『車衣式』的……就是左手推稿紙,由上而下,右手楂筆,唔郁,就好像車衫一樣。」所謂「車衣」,就是用衣車(縫紉機)縫衣裳;「晤郁」就是不動,右手拿住筆不動。這就不是「寫稿佬」,簡直有些寫稿機器的味道了。

他承認自己的「車衣式」,卻不承認可以一邊打麻將,一邊寫稿。「傳聞而已」,有點神乎其說了。

並不神乎其說而是事實的,有一家報紙為了和另一家報紙競爭,不僅以高價買他寫稿,還以高價買他不寫稿,要他把原來替另一家報紙寫的稿停了,而由他們照付稿費。這樣他就可以「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這也算得上「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吧。

日寫萬言以上,一年就至少要寫下接近四百萬字,十年就是四千萬字,就算三十年吧(他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六七年),也寫下一億兩千萬字的作品了。他可以說是「寫稿界」中的億萬富豪。就是從數量上來說,也絕對是香港的「大作家」。

但我們這位大作家卻是書產極少的,以成書的著作來說,生前只有兩部三本,就是那使他大大成名的《經紀日記》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這日記至少寫了一百五十萬字以上,印進書裏的只不過十萬字左右,兩本不厚的小冊子。第三本還未出,書店老闆就宣佈不能出了,因為書裏寫到了他生意上大有來往的人,萬萬碰不得!

為什麼就沒有別的書店、出版社願意出這部書或他別的小說呢?因為當年的香港不像現在,出版事業並不發達,書出得很少。他自己對待自己的作品又從不「敝帚自珍」,出不出書,並不在乎,以至後來出書的機會大大增加了時,他也無意使它們和紙張油墨過不去。

但在他身後,他的家人卻以四五個月的時間,就替他出了一本裝幀印刷都比較講究的《給女兒的信》。藍底金字的封面,乍看就像一本雅致的線裝書。四十多封信,從《交友篇》、《那容篇》到《待客篇》、《事親篇》,這目錄使人感到像是出自一位老夫子的手筆,特別是每一封信的開頭,「字付三女(或次女、長女)知悉」,以及最後的「父字」,更使人有十分「老土」之感。但細看內容,就完全和這些形式是兩回事,儘管談的是教女兒做人、立身、處世的道理,卻是並不陳腐,頗為清新的,沒有道學氣,富於時代感,而又很通情達理,既不唱高調,也沒有低調到近於下流。寫給女兒的信就像是寫給朋友似的,一點也沒有「字付」和「父字」似乎應有的那種板起來的面孔。舉一個例,在談「婦德」時,他表示理解婚外情,卻提倡重操守。

他有兩個女兒,都去了美國,先讀書,後定居下來,信就是這樣寫給她們的。但當然不必真是私人信件的原樣公開,實際上這是為一個婦女雜誌寫的專欄,儘管其中不乏父女之間的真情真事。

從文字看,一點也不像出於寫《晚晚新》、《怪論連篇》以至《經紀日記》的同一支筆。從內容看,一個似父如兄的形象,就更加使人會忘去那「豔情」「小生」的「惡形惡狀」。這是一個正面,不是負面。

這些信是他晚年的作品,最後一篇是死前兩個月寫的。這一「後來轉變」也可以證明,並不是「轉變成為一個專寫黃色小說的作家」,並不是「墮落」和「糜爛」,而是相反。至於他青年或中年時代是不是有過,或有過多少「豔情」豔事,那就不是我們需要多所關心的「風化」問題了。

這本書,這些信,憑那些清通平實的文字,是可以使作者贏得散文家之名的。

全面來看,高雄首先應該是文體家,由於他和梁寬首創了那特殊的「三及第」文體,四十多年了,至今還在香港流行。七十年代以後,有人創造了另一種「三及第」──英文、白話加廣東話,那是「書院仔」和大專生的新一代「三及第」,流行得並不廣,遠不如老一代的「三及第」。

高雄當然也應該是小說家,通俗小說家也是小說家。要瞭解四十年代後期以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社會,他的小說儘管未必全面和深刻,但總是很可參考的,是可以看到一些風貌的。遺憾的是沒有印成書本(除了《經紀日記》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而且已不容易找到),要看就只能向舊的報刊去尋找了。

高雄也是雜文家。他那許許多多怪論,他和別人首創的社會性的怪論,用他的話說,真是「論盡香港」,入木三分。「論盡」,在廣東話裏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有麻煩、不好辦……的意思,恕我不能很恰當的表達出來。他後來所寫的反共或反「左」的怪論,有論得對的,也有並不實事求是以至謾駡的。至於末流所及的另一些人寫的怪論,這裏就不提也罷。

最後,還要加上一個:散文家。儘管這方面的文字不多(也不是除《給女兒的信》以外就完全沒有),他自己卻是很重視的。他曾不止一次對朋友說,寫這些文字他要付出加倍的精神,不是「車衣式」所能製造得出來的。高雄是個顯得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但說這話是卻是很正經的。他那些《給女兒的信》也很正經,儘管文字輕鬆活潑。

這裏不妨引一段他的散文:

「香港號稱東方之珠,最多不過二十年光景,大陸成為『紅色中國』之前,香港還不過是一個普通商埠,也是中國官僚富豪的退步之所,以及私運財產出口的第一個站頭,甚至有人說,香港是罪惡的淵藪,逃逋的安樂窩,這且不去說了。然而二十年過去了,多少達官貴人在這裏生了根,也有許多倒了下來,千千萬萬的美金和金條,埋藏在英皇道。有些人從半山區遭到了另一個半山區──從洋房住到木屋;有些人從木屋區爬上了渣甸山。多少一擲千金無吝色的闊少們已經變做伸手大將軍,許多在大陸曾經顯赫一時的真正大將軍們在新界『孵豆芽』,豪門的公子要坐錢債監,左右政局的美人已經改嫁了外國大漢做洋太太,千金小姐下海做舞女,用安眠藥了結她的璀璨的一生。一些名女人把她的未完成的責任交給下一代;有些新的富豪崛起,憑了他父親見不得人的勾當,而他卻用紳士的臉孔見人;有些衰敗了的世家靠賣家當度日。在宇宙運行之中,二十年的光陰實在太短了,仿如一刹那。但在我們短促的生命來說,二十年的日子又實在太長了,使許多青年人白了頭髮,使美女的臉上塗了皺紋。在這些日子裏,香港在玩著滾雪球的把戲,一塊小冰從山口滾下來,越滾越大,結果變成了今天的東方之珠。「(《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楔子)

高雄替電台寫過廣播劇,以《夜夜此時聽》為名播出。他也寫過《十八樓C座》的廣播小說,通過大廈中的一個單元,反映香港社會的人生世相。在一九六七年香港陷入「反英抗暴」的紛亂中時,這一廣播節目對左派天天作無情的攻擊。

他和左派其實是有過良好關係的,整個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的前半期,他是幾家左派報紙副刊的特約寫稿人,一個時期一家報紙每天用他四五篇稿子的就是左派的晚報。他替別的報紙寫的怪論,偶然有點譏刺左邊的聲音,並不經常,「文化大革命」以後,這樣的聲音漸多漸厲,左派報紙就停用他的稿,於是決裂,「反英抗暴」一來,譏罵就更多了。

「文革」過去,他和左派朋友私人間雖然逐漸恢復了來往,但寫稿的關係始終沒有恢復。當他準備重新寫稿時,還沒有來得及替左報「車衣」,就離開了人世。他曾經表示,對正牌左報不「車衣」,是要寫得用心一些的。

他曾經表示,寫小說得力三部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和《阿Q正傳》。

高雄是個玩世不恭的人。他使人想起廣東舊日頗有鬼才的文人何淡如,也使人想起他小說中的人物勞道化(諧音撈到化,意思是「撈世界「的手段已經進入化境)。

但說來說去,他總是幾十年中在香港寫作圈子裏有過很大影響的人──名符其實的香港名作家。

(原刊北京《讀書》1988年第4期,總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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