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小生姓高

三蘇──小生姓高
柳蘇

有人在《文藝報》上寫文章，談香港作家，說是「有個筆名叫『小生姓高』的青年作家（已故），寫作基礎本來是不差的，後來轉變成為一個專寫黃色小說的作家。人家形容他寫小說像踏縫紉機一樣，迅速如飛。他的收入確實很高，但開支也比別人大，人品墮落，生活糜爛，結果導致自己短命天亡」。這使我想到，應該寫寫他了。

他，小生姓高，高雄。

「高雄，一九一八年生。原籍浙江紹興，廣州出生。雖讀小中大學皆未畢業，歷任小中大報編輯，現以賣文為生。」這是附在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封底上他寫的幾行自我介紹。

在內地，他知名度很低，低到恐怕幾乎接近於零；但在香港，他卻是大大有名的，屬於所謂「名氣界」中的名作家。

小生姓高，是他早年用得多的筆名，從早年到晚年都用得多的筆名是三蘇。此外還有吳起、許德、史得、經紀拉、但丁、石狗公……等等。經紀拉、但丁、石狗公都是他以第一人稱寫的小說的主角，他就用這些主角的名字做筆名。

一部香港影片是許多人看過的：《新寡》。主角是夏夢，原著的作者就是史得，就是高雄。

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小說》（雙月刊）去年曾經刊出過《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這也是高雄的作品。

但他在香港目睹怪現狀並不止二十年，至少有三十六七年。他一九四四年就從廣州到了香港，一九八一年才從人間到陰世。他活了六十三個春秋，說他「短命天亡」，因此只能是笑話了，人世間哪裏找得到年逾花甲的短命鬼？

他到香港的第二年，就進了一家報紙工作，這家報紙先出日報，後改出晚報，他先編副刊，後做總編輯。後來有一段時期還和梁厚甫（梁寬）輪流做總編輯。

在這家《新生晚報》中，他們兩人可以說是一時瑜亮。做總編輯時兩人都寫過新聞評論（梁寬是從香港移居美國後，才以梁厚甫的筆名替香港、新加坡的報紙寫時事分析的文章而聲名大起的），替副刊寫稿時兩人又都寫怪論和「豔情小說」。高雄的新聞評論寫不過梁寬，當然更寫不過後來的梁厚甫；梁寬的怪論和「豔情小說」就不如高雄的名氣高了。

他們寫的「豔情小說」是每天一篇的千字文，用淺近的文言來寫，寫各種各樣的「偷情」，儘管也是黃色小說，但只是點到為止，並不怎麼繪聲繪影作淋漓盡致的描寫。由於是每天一篇，在日報就叫《日日香》，在晚報就叫《晚晚新》（專欄的名字）。而高雄就在寫這樣的文字時，署上了小生姓高的筆名。這樣的名字容易使人記得，也容易使人對作者產生不怎麼好的印象。他是應「買方市場」的需要，一開始就寫這一類東西的，並不是「後來轉變成為一個專寫黃色小說的作家」。

正相反，倒是後來他轉變成專寫反映香港現實社會的小說，而放棄了那些「豔情」的筆墨。從這個意義來說，這應該是「墮落」的反面吧。

和「小生姓高」同時出現的三蘇，是他寫《怪論連篇》的筆名。所謂「怪論」，就是正言若反的雜文，諷刺幽默的文章。先前一般都是以社會現象做題材，到了後來，才逐漸側重於政治，特別是「文革」以後的一段長時期，差不多完全成了反共的文章（也可以說，其中不少是反「左」）。

這些怪論是用「三及第」的文字來寫的。所謂「三及第」，就是文言、白話加廣東話。香港的居民多數是廣東人，說廣東話，用廣東話寫文章，容易受到歡迎。香港又是長期受到封建文化影響的地方，文言文的遺留也就不足為奇。雖然如此，時代的文字到底還是白話。就這樣，形成了一種文字上特殊的三結合。

這樣的「三及第」就是梁寬、高雄首創的。把梁寬放在高雄的前面，是因為有這樣的事實：《新生晚報》上的《怪論連篇》和《經紀日記》都是梁寬出的主意，怪論是兩人同時寫，後來還加進了別的人；《經紀日記》原來是梁寬先寫的，寫了沒有多久，就不寫了，才由高雄接過來，寫下去。高雄原名高德熊。高德熊和梁厚甫，是《新生晚報》的一對鬼才。

《經紀日記》就是用「三及第」的文字寫的，通過一個在商場上做經紀的小人物──經紀拉每天的活動，反映出香港社會的形形色色。許多時候帶有紀實的性質，頭一兩天的具體事件往往被生動地寫了進去，而不止是乾巴巴的記述，因此很能吸引讀者。從那當中，可以看到市場情況的發展，一些商品和吃喝玩樂的場所也往往被介紹出來。使不少人感到，它的文字有趣，內容有用。

這裏是《經紀日記》中第一日的文字：

「早上七時，被她叫醒，八時，到大同飲早茶，周二娘獨自回家去了。她說自己要買鑽石，恐怕是『水盤』，大概和人家『踏路』是真。王仔走來，『猛擦』一輪，揚長而去，真是愈窮愈見鬼也。

「九時半，打電話到貿易場問金價，仍是牛皮市，自從上月被綁，虧去六百元後，真是見過鬼怕黑矣。莫伯到來，邀之同桌，據稱：昨日經手之透水碧玉，已由一西人買去，賺價二百元，此人好充大頭簋，未必能獲如是好價，逆料賺四五十元是真。余索莫伯請飲早茶，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這算總算中計了……

「披衣到陸羽，途中遇見大班陳，我說等錢將軍，作了他一尺水。到陸羽，周二娘介紹一陳姑娘相見，另細路一名，陳姑娘謂係其弟，細路無意中卻叫起阿媽來……」

這裏的「猛擦」就是大吃，「充大頭簋」就是擺闊氣，「一尺水」就是一百元，「細路」就是小孩，講如此類，都是廣東話。

有人說：「香港有一本名書，在新生晚報連載了四五年，可以說是最通行的了，那便是人人知道的《經紀日記》；香港有一個作家的筆名，他幾乎已成『香港名流』了，這人便是《經紀日記》的作者經紀拉。這篇連載數年不衰的日記體長篇小說，不但為一般讀者所欣賞，文人學士，商行夥計，三百六十行，幾乎包括香港的各色人等，都人手一篇」。這說法是離事實不遠的。

這以外，他又寫了《但丁遊天堂》、《石狗公日記》、《濟公新傳》、《豬八戒遊香江》……都和《經紀日記》是同一類型嬉笑怒駡反映現實的作品。它們由於帶有紀實的性質，就更可以起説明認識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作用。

這些作品以外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紀實性就更濃了。它的每一段故事都有一件轟動一時的新聞做背景，而寫出了許多內幕，這些內幕又是新聞報導中不便寫出，或不能寫出的，寫出來就要引來法律上的麻煩。如有人綁架自己的親生的兒子，向岳父勒索钜額的贖款之類。

這些小說用純文學的觀點來看，大概得不到很高的評價，但作為通俗文學的作品，情況就應該不同了。有趣的是，七十年代初期，香港的《純文學》月刊（和台灣的《純文學》月刊是聯號）就用過相當的篇幅，刊出了《經紀拉的世界》和對高雄的訪問記（還附錄了高雄寫的《揭開自己的底牌》），對這些小說作了高度的評價，儘管還是只把它看成俗文學，卻認為是在香港可以流傳於後世的文學作品。

高雄自己說，他寫的這些只是通俗小說，不是文學作品。他自己只是一個「寫稿佬」，一個「說故事的人」，而不是作家，一定要說作家，也只是不同於「文學作家」的「職業作家」，寫稿賣錢。

他大概也是首創每一天都要寫稿一萬多字的人。平常一萬二千，最高紀錄一天二萬五。長長短短，每天總有十多篇。一家報紙曾經有過每天刊登他四五篇稿的紀錄。最多的時候每天有十四家報紙登載他的作品。

他說，他每天只工作六小時。這樣，寫稿的速度就非快不可了。他說：「很多朋友都常常笑我，說我寫稿是『車衣式』的……就是左手推稿紙，由上而下，右手楂筆，唔郁，就好像車衫一樣。」所謂「車衣」，就是用衣車（縫紉機）縫衣裳；「晤郁」就是不動，右手拿住筆不動。這就不是「寫稿佬」，簡直有些寫稿機器的味道了。

他承認自己的「車衣式」，卻不承認可以一邊打麻將，一邊寫稿。「傳聞而已」，有點神乎其說了。

並不神乎其說而是事實的，有一家報紙為了和另一家報紙競爭，不僅以高價買他寫稿，還以高價買他不寫稿，要他把原來替另一家報紙寫的稿停了，而由他們照付稿費。這樣他就可以「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這也算得上「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吧。

日寫萬言以上，一年就至少要寫下接近四百萬字，十年就是四千萬字，就算三十年吧（他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六七年），也寫下一億兩千萬字的作品了。他可以說是「寫稿界」中的億萬富豪。就是從數量上來說，也絕對是香港的「大作家」。

但我們這位大作家卻是書產極少的，以成書的著作來說，生前只有兩部三本，就是那使他大大成名的《經紀日記》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這日記至少寫了一百五十萬字以上，印進書裏的只不過十萬字左右，兩本不厚的小冊子。第三本還未出，書店老闆就宣佈不能出了，因為書裏寫到了他生意上大有來往的人，萬萬碰不得！

為什麼就沒有別的書店、出版社願意出這部書或他別的小說呢？因為當年的香港不像現在，出版事業並不發達，書出得很少。他自己對待自己的作品又從不「敝帚自珍」，出不出書，並不在乎，以至後來出書的機會大大增加了時，他也無意使它們和紙張油墨過不去。

但在他身後，他的家人卻以四五個月的時間，就替他出了一本裝幀印刷都比較講究的《給女兒的信》。藍底金字的封面，乍看就像一本雅致的線裝書。四十多封信，從《交友篇》、《那容篇》到《待客篇》、《事親篇》，這目錄使人感到像是出自一位老夫子的手筆，特別是每一封信的開頭，「字付三女（或次女、長女）知悉」，以及最後的「父字」，更使人有十分「老土」之感。但細看內容，就完全和這些形式是兩回事，儘管談的是教女兒做人、立身、處世的道理，卻是並不陳腐，頗為清新的，沒有道學氣，富於時代感，而又很通情達理，既不唱高調，也沒有低調到近於下流。寫給女兒的信就像是寫給朋友似的，一點也沒有「字付」和「父字」似乎應有的那種板起來的面孔。舉一個例，在談「婦德」時，他表示理解婚外情，卻提倡重操守。

他有兩個女兒，都去了美國，先讀書，後定居下來，信就是這樣寫給她們的。但當然不必真是私人信件的原樣公開，實際上這是為一個婦女雜誌寫的專欄，儘管其中不乏父女之間的真情真事。

從文字看，一點也不像出於寫《晚晚新》、《怪論連篇》以至《經紀日記》的同一支筆。從內容看，一個似父如兄的形象，就更加使人會忘去那「豔情」「小生」的「惡形惡狀」。這是一個正面，不是負面。

這些信是他晚年的作品，最後一篇是死前兩個月寫的。這一「後來轉變」也可以證明，並不是「轉變成為一個專寫黃色小說的作家」，並不是「墮落」和「糜爛」，而是相反。至於他青年或中年時代是不是有過，或有過多少「豔情」豔事，那就不是我們需要多所關心的「風化」問題了。

這本書，這些信，憑那些清通平實的文字，是可以使作者贏得散文家之名的。

全面來看，高雄首先應該是文體家，由於他和梁寬首創了那特殊的「三及第」文體，四十多年了，至今還在香港流行。七十年代以後，有人創造了另一種「三及第」──英文、白話加廣東話，那是「書院仔」和大專生的新一代「三及第」，流行得並不廣，遠不如老一代的「三及第」。

高雄當然也應該是小說家，通俗小說家也是小說家。要瞭解四十年代後期以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社會，他的小說儘管未必全面和深刻，但總是很可參考的，是可以看到一些風貌的。遺憾的是沒有印成書本（除了《經紀日記》和《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而且已不容易找到），要看就只能向舊的報刊去尋找了。

高雄也是雜文家。他那許許多多怪論，他和別人首創的社會性的怪論，用他的話說，真是「論盡香港」，入木三分。「論盡」，在廣東話裏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有麻煩、不好辦……的意思，恕我不能很恰當的表達出來。他後來所寫的反共或反「左」的怪論，有論得對的，也有並不實事求是以至謾駡的。至於末流所及的另一些人寫的怪論，這裏就不提也罷。

最後，還要加上一個：散文家。儘管這方面的文字不多（也不是除《給女兒的信》以外就完全沒有），他自己卻是很重視的。他曾不止一次對朋友說，寫這些文字他要付出加倍的精神，不是「車衣式」所能製造得出來的。高雄是個顯得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但說這話是卻是很正經的。他那些《給女兒的信》也很正經，儘管文字輕鬆活潑。

這裏不妨引一段他的散文：

「香港號稱東方之珠，最多不過二十年光景，大陸成為『紅色中國』之前，香港還不過是一個普通商埠，也是中國官僚富豪的退步之所，以及私運財產出口的第一個站頭，甚至有人說，香港是罪惡的淵藪，逃逋的安樂窩，這且不去說了。然而二十年過去了，多少達官貴人在這裏生了根，也有許多倒了下來，千千萬萬的美金和金條，埋藏在英皇道。有些人從半山區遭到了另一個半山區──從洋房住到木屋；有些人從木屋區爬上了渣甸山。多少一擲千金無吝色的闊少們已經變做伸手大將軍，許多在大陸曾經顯赫一時的真正大將軍們在新界『孵豆芽』，豪門的公子要坐錢債監，左右政局的美人已經改嫁了外國大漢做洋太太，千金小姐下海做舞女，用安眠藥了結她的璀璨的一生。一些名女人把她的未完成的責任交給下一代；有些新的富豪崛起，憑了他父親見不得人的勾當，而他卻用紳士的臉孔見人；有些衰敗了的世家靠賣家當度日。在宇宙運行之中，二十年的光陰實在太短了，仿如一刹那。但在我們短促的生命來說，二十年的日子又實在太長了，使許多青年人白了頭髮，使美女的臉上塗了皺紋。在這些日子裏，香港在玩著滾雪球的把戲，一塊小冰從山口滾下來，越滾越大，結果變成了今天的東方之珠。「（《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楔子）

高雄替電台寫過廣播劇，以《夜夜此時聽》為名播出。他也寫過《十八樓C座》的廣播小說，通過大廈中的一個單元，反映香港社會的人生世相。在一九六七年香港陷入「反英抗暴」的紛亂中時，這一廣播節目對左派天天作無情的攻擊。

他和左派其實是有過良好關係的，整個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的前半期，他是幾家左派報紙副刊的特約寫稿人，一個時期一家報紙每天用他四五篇稿子的就是左派的晚報。他替別的報紙寫的怪論，偶然有點譏刺左邊的聲音，並不經常，「文化大革命」以後，這樣的聲音漸多漸厲，左派報紙就停用他的稿，於是決裂，「反英抗暴」一來，譏罵就更多了。

「文革」過去，他和左派朋友私人間雖然逐漸恢復了來往，但寫稿的關係始終沒有恢復。當他準備重新寫稿時，還沒有來得及替左報「車衣」，就離開了人世。他曾經表示，對正牌左報不「車衣」，是要寫得用心一些的。

他曾經表示，寫小說得力三部書：《老殘遊記》、《儒林外史》和《阿Q正傳》。

高雄是個玩世不恭的人。他使人想起廣東舊日頗有鬼才的文人何淡如，也使人想起他小說中的人物勞道化（諧音撈到化，意思是「撈世界「的手段已經進入化境）。

但說來說去，他總是幾十年中在香港寫作圈子裏有過很大影響的人──名符其實的香港名作家。

（原刊北京《讀書》1988年第4期，總第1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