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玲「原罪」說

愛玲「原罪」說
劉紹銘

張愛玲以小說和散文知名。有一段時期為了生活，也做過翻譯和編寫電影劇本的工作。就我們所知，〈中國的日夜〉（1947）應該是張愛玲生平唯一發表過的詩作。如果作者不是張愛玲，這樣的一篇新詩實在沒有什麼看頭：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國土。
亂紛紛都是自己人；
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
補釘的彩雲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興曬着太陽去買回來
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

譙樓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嘈嘈的煩冤的人聲下沉。
沉到底。……
中國，到底。

這首詩其實是散文〈中國的日夜〉的結尾。文章開頭說「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買菜。有兩趟買菜回來竟做出一首詩，使我自己非常詫異而且快樂。」在市場內她看到上海小市民的眾生相。她看到一個抱在媽媽手裏的小孩，穿着桃紅假嗶嘰的棉袍，「那珍貴的顏色在一冬日積月累的黑膩污穢裏真是雙手捧出來的、看了叫人心痛、穿髒了也還是污泥裏的蓮花。……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彷彿我也都有分；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

熟悉張愛玲作品的讀者看了上面引文，一定也會覺得「詫異」。這太不尋常了，這位在胡蘭成眼中「從來不悲天憫人，不同情誰，……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的作家，怎麼寫出漾着「民胞物與」、迹近「愛國宣言」的表態文章來？胡蘭成敗德，他的話我們很難不以人廢言。不過，張愛玲「清堅決絕」、不近人情的性格，倒是有案可考。最少她自己就說過：「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看見什麼，就有本事看不見」（〈打人〉）。 她在美國因職務關係多次搬遷。有一次要從柏克萊移居洛杉磯，房子是我老同學莊信正幫她找的，一進公寓的大門，她就一本正經的對女管理員說：「我不會說英文。」信正夫婦幫她把細軟安頓好後，「臨別時，她很含蓄地向他們表示，儘管她也搬到洛杉磯來了，但最好還是把她當成是住在老鼠洞裏，她的言外之意就是『謝絕往來』。」

以張小姐這種脾氣，很難想像她會寫出〈中國的日夜〉這樣的文章。身居敵偽時期的上海固然是不能寫。1947年國土重光，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些特別事故，「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這種話聽來實在有點做作。〈中國的日夜〉因此得跟〈有幾句話同讀者說〉參照來看。這篇用作《傳奇》增訂本（1946）序言的短文開頭就說：

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什麼津貼。想想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登出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序文還說到她受到許多無稽的謾罵，有些甚至涉及她的私生活。她說私生活就是私生活，牽涉不到她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除了對自己的家長，她覺得沒有向別人解釋的義務。話雖然可以這麼說，不能否認的是，在「孤島」時期的上海，胡蘭成有一段日子是張愛玲「私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對張愛玲來說，國家民族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

難怪她回憶日本攻打香港時可以這麼說：「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燼餘錄〉）。漫天烽火中，她跟炎櫻「只顧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舖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如果她不曾「附逆」，張愛玲的脾氣再怪，諒也不會被劉心皇這種「政治正確」的史家貶為「落水」文人。劉心皇認為張愛玲雖然在文字上沒有為汪偽政權宣傳，「但從政治立場看，不能說沒有問題。國家多難，是非要明，忠奸要分」（〈抗戰時代落水作家述論〉，1974年）。張小姐雖說沒拿過什麼津貼，在文字上也沒有顛倒黑白、為虎作倀的紀錄，改變不了的是：她一度是胡蘭成的老婆。在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者的信念中，這就是「原罪」。要救贖，就得認罪、悔改。張小姐不吃這一套，也因此斷斷續續的承受着「原罪」的後遺症。過去十多年，台灣和香港分別召開了兩個大型的張愛玲研討會。事隔沒多少年，陳子善教授等一批張愛玲「粉絲」學者也策劃在大陸召開一個國際會議，名單、場地、日期等細節都安排好了，忽然「有關方面」出了煞車指示，理由想與張小姐的「原罪」有關。

高全之在《張愛玲學》有言，抗戰勝利以後出版的《傳奇》增訂本序言〈有幾句話同讀者說〉，應該可以撇清漢奸疑。「〈中國的日夜〉發表於《傳奇》增訂本，了解這篇散文出現的客觀情勢，我們或能體會作者藉此強調自己的中國性，為抗戰勝利興奮與驕傲，也為抗戰期間不能公然表態抗日而懊惱。」

這些話原教旨主義者顯然聽不進去。何滿子生前曾對張興渠說過，張愛玲雖有文才，「但她卻失去了做人的底線。在那國難當頭，有志之士奔走抗日救國之時，她卻投入汪偽政權一個大漢奸，宣傳副部長胡蘭成的懷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日本投降後，汪偽解體，在聲討漢奸罪行的聲浪中，她不但不知悔改，在漢奸胡蘭成逃往溫州時，張愛玲亦癡情趕往溫州，終因胡某另有新歡而被棄。如此的張愛玲，在人格、氣節都成問題，又怎能如此得到吹捧，豈不咄咄怪事？」（張興渠，〈憶何滿子先生〉，《萬象》6月号。）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通緝胡蘭成，因為他是漢奸。如果他落網，命運會不會像陳公愽一樣判死刑？或周作人那樣判十年徒刑？這些都不能瞎猜。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流放」日本的胡蘭成時來運轉。國民黨為了拉攏「國際友人」的支持，居然在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設了講座，恭請漢奸到台灣講學。由此可知「忠」、「奸」之辨，很多時候都是由誰掌握「話語權」來決定。張愛玲1955年赴美，後來嫁了美國人賴雅（Ferdinand Reyher）。以當時的國際形勢來評說，台灣的「國府」應說她在「友邦」找到夫婿。但那年頭，美國卻是大陸政權的「美帝」、「紙老虎」。

南方朔說得好，「在歷史上，張愛玲選擇的是偏離了主流的叉道。她不會被同時代的多數人所喜歡，但歷史卻也有它開玩笑似的殘酷，當它的發展跳過了某個階段，依附於那個時代的迷思也就會解體，一切事務將被拉到同一平面來看待，誰更永久，誰只是風潮，也將漸漸分曉。……許多人是時間愈久，愈被遺忘，張愛玲則是愈來愈被記得。」（〈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

幾十年來，張愛玲的創作和私生活，「愈來愈被記得」。抗戰期間「落水」的作家不單只張愛玲一人，但只有她一人教人念念不忘。她人不可愛，但作品確有魅力。不是盛名之累，不會有人一天到晚給她翻舊賬。

（原刊二０一０年九月十八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