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港日文字緣──日譯劉以鬯《對倒》

港日文字緣──日譯劉以鬯《對倒》
沈西城

三十八年前的耶誕,冬日的太陽柔柔弱弱,朔風吹臉,砭骨生痛。我從居處松原町轉乘了兩回車子,到達御茶之水,再徒步十餘分鐘,來到神保町書城。舟車勞頓,目的是尋訪「內山」書店。

我是從魯迅先生的「日記」裏,初耳「內山」書店之名,知道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在上海時期,幫過魯迅不少忙,包括「一二八」淞滬戰禍中,轉移居所,避過日軍炮火。

解放後,上海「內山」書店歇業,回歸東京。基於對魯迅和內山的尊敬,一到日本,就想着去看「內山」書店,可由於種種原因,到整裝上道,已是我到東京之後的第三個月了。

「內山」書店蜷縮在一條名叫「鈴蘭里」的小巷裏,門面毫不起眼,店堂面積約五十米,兩邊牆壁靠着一排四格高樺木書架,放着各式各樣的中文善本。

週末下午,店裏空蕩蕩,只有一個客人,矮個子、穿着黑色西裝、佝僂着背、手上捧着一本書,站在書架前,正在聚精會神地翻看。

由於「內山」書店素以售賣中文書籍名聞日本,我下意識地以為那個先來的客人定必是「同胞」了,「他鄉遇故知」,心情激盪,於是冒昧地走過去打招呼。才開了口,立刻深悔自己的孟浪,呈現在眼前的那張臉孔,活脫脫的是典型東洋臉孔,他一聽我說國語,連忙伸出右手擺了兩下,示意聽不懂,我這才知道對方是一個日本人,只好改用非常蹩腳的日語跟他聊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是二松學舍大學的中文教授本橋春光,此番到「內山」書店來,是為了搜尋有關中國近代作家的小說,準備翻譯成日文,結集成書,在日本出版。

我看他手上捧着的是魯迅的《吶喊》,知道他想從中取經,於是告訴他「魯迅」的作品,大抵已給日本文學家翻譯殆盡了,與其集中介紹魯迅,倒不如選擇性翻譯別的中國作家。

本橋春光那時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卻不以我這個黃毛小子信口雌黃為忤,立刻拉我到附近的喫茶店坐下,要我為他介紹近代中國作家。
我那時正為《快報》寫「日本雜記」,立時想起了劉以鬯先生,他是《快報》副刊的主編,同時也是香港有名的作家,對五四時代的文學,有着深邃的認識。

回家後,立刻寫信給劉先生,詳告經過,並請他代為搜尋有關作品。很快就接到了劉先生的信,大意是「提議甚好,五四漏網的作家甚多,當會盡力搜尋奉寄」。

劉先生古道熱腸,兩個星期內,就寄上不少作品,沙裏淘金,最後選定了魯迅的《藤野先生》和《孔乙己》;師陀的《期待》;七等生的《跳遠選手退休了》;王文興的《缺點》;劉以鬯的《對倒》;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稭》。這裏頭的中港臺老中青作家,除了魯迅和劉以鬯外,那時大多不為人知,可見劉先生挑作品,是重質不重名。我把作品交給本橋翻譯,本橋卻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我充當助手,原來本橋怕在翻譯時,萬一遇上晦澀不明的俗語,字典解不了困,就寄望我這一個小友援手。坦白說,那時候我只讀了三個多月的日文,程度不高,可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業,只好硬着頭皮騎上驢背。從此每個週末,一老一少伏案於神保町的喫茶店枱子上,專心一致地展開翻譯工作,每遇本橋不明的處所,我就用有限的日文作出解釋,有時候詞不達意,就輔以繪圖解厄。本橋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有時候所提問題,超越了我認識的範疇,逼不得已,只好寫信麻煩百忙之中的劉以鬯和書話家黃俊東兩位先生。承蒙他們不嫌麻煩,屢屢以長信賜教,解決疑難,令本橋跟我感激涕零。

過了一年,我因家事輟學回港,翻譯尚未完成,本橋便獨挑大樑,艱辛地完成翻譯。可難題又湧現了,這又回到出版的問題上。

日本的出版事業雖然蓬勃,翻譯近代中國作家小說的書,卻難有獲得出版的機會。本橋一連接洽了幾家有名的出版社(包括了專門出版近代中國小說的岩波社),都給打了回頭,百般無奈的本橋寫信向我訴苦,我看了心酸,覆信說「萬一沒辦法,那就請放棄出版吧!」本橋賜示:「沈先生:我務必要把書出版,這樣既維繫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同時也促進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放心吧!你們一定會看到書的出版。」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七五年某天,我收到了郵差送來的特掛郵件,拆開一看,赫然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並附一信──「西城先生:我最後動用了自己的積蓄,拜託榮光社印製了這本小書。劉先生和黃先生處已另封奉寄了。謝謝你的賜助,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在神保町喫茶店裏並肩奮鬥的光景。希望我們再會有合作的機會。春光謹拜。」

如今本橋春光教授早已作古,而劉以鬯先生仍然一如蒼松翠柏,在文壇上持續發光發熱。最近書展頒發了首屆「年度作家」的榮譽予劉先生,他的名作《酒徒》也經由黃國兆導演拍成電影,快將公映。看到劉先生的創作成就獲得肯定,足以讓我相信本橋春光教授三十八年前的辛勞並無白費。

(原刊二0一0年十月三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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