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語親疏有別

私語親疏有別
劉紹銘

張愛玲平生惜墨如金，不輕易跟別人書信往來。她一生通信最繁密的是宋淇和鄺文美（Mae）夫婦。其次是夏志清先生。最近宋家公子以朗把愛玲和他父母往還近六百多封的信件整理出來，合成其他資料以《張愛玲私語錄》為題出版。

張愛玲一九五二年從上海到香港時，前路茫茫，寄居於女青年會，靠翻譯為生。宋氏夫婦對她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後來愛玲從女青年會搬到宋家附近的一間「斗室」，房子異常簡陋，連書桌也沒有，害得她只好彎着腰在床側的小几上寫稿。宋氏夫婦有空就去看她。 Stephen事忙時 Mae就獨自去。兩人很投緣，碰在一起總有談不完的話。事隔四十年，愛玲還在一封信跟宋太太說：「我至今仍事無大小，一發生就在腦子裏不嫌囉嗦一一對你訴說，暌別幾十年還是這樣，很難使人相信，那是因為我跟人接觸少， 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可知你如何與眾不同）。在我，你已經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個 confidante（知己）了。」（註：英文引文的中譯是宋以朗手筆）。 Confidant不是普通的「知己」，其地位有如聽天主教徒告解的神父，聽來的秘密，一生不能外洩。

由此看來，以瞭解張愛玲私隱世界的角度看，張愛玲給 Mae的信和對她吐露的心聲，要比她給夏志清的信更有「發隱」的價值。有一次愛玲給 Mae寫信，說到他們夫婦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稍微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聽語氣，夫婦二人在她眼中還是「親疏有別」的。大家都是女人，說話比較容易。愛玲跟 Mae較親近，是很自然的事。

《私語》中的「語錄」多是三言兩語。「人生不必問『為甚麼』！活着不一定有目標。」「『人性』是最有趣的書，一生一世看不完」。這類對人生觀察的「雋語」，內容自身飽和。文字淺白，沒有甚麼草蛇灰線，一目瞭然，用不着註釋。但語錄中也有非但要註，還得要「疏」的例子。

聽見我因寫「不由衷」的信而 conscience-stricken（於心有愧）─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你怕她看了信因你病而擔憂，可是我相信她收到你的信一定很高興，因為寫得那麼好，而且你好像當她是 confidante（閨中密友）─，這樣一想，「只要使人快樂就好了。」例如我寫給胡適的信時故意說《海上花》和《醒世姻緣》也是有用意的。

依我猜想，這條語錄需要註釋而沒有註釋，因為說不定宋以朗也弄不清其中的人際關係。「我」是張愛玲、「你」是 Mae，那麼「她」是誰？但雖然沒有 context，以上引文仍有珍貴的參考價值。「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秧歌》出版後，作者寄了一本給身在美國的胡適先生，胡適大為欣賞，不斷向朋輩推薦。張愛玲給適之先生寫信時「故意」提到《海上花》和《醒世姻緣》，因為知道他聽得下去。


五十年代宋淇先生替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編審劇本，張愛玲曾給他寫過幾個劇本，其中《情場如戰場》打破國語片賣座紀錄。一九六二年一月張愛玲自美抵港，應宋先生之邀替電懋編劇。從她二月二十日給丈夫賴雅（ Ferdinand Reyher）的信中，可知她留港賺錢養家的打算遇到不少波折。且引高全之在《張愛玲學》的譯文：「……我提前完成了新的劇本，……。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每天有生氣的反應。宋淇說我行前會領到新劇本的稿酬，意味他們不會支付另外兩個劇本，《紅樓夢》上下兩集，……。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於他們持續數月的遲疑不決……。宋淇標準中國人，完全避開這話題，反要我另寫個古裝電影劇本。……我全力爭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我還欠他們幾百元生活與醫藥費用，還沒與他們結算，原計劃用《紅樓夢》劇本稿酬支付……。元宵節前夕，紅紅滿月，我走到屋頂思索。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高全之落了五條註，可惜無助我們對「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這句重話的了解。這句話需要「註疏」，但想來宋以朗也幫不上忙，因為一九六二年他才十三歲。張愛玲給賴雅的信這樣作結：「暗夜裏在屋頂散步，不知你是否體會我的情況，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我可以求助。」

（原刊二０一０年九月十九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