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0日 星期五

私語親疏有別

私語親疏有別
劉紹銘

張愛玲平生惜墨如金,不輕易跟別人書信往來。她一生通信最繁密的是宋淇和鄺文美(Mae)夫婦。其次是夏志清先生。最近宋家公子以朗把愛玲和他父母往還近六百多封的信件整理出來,合成其他資料以《張愛玲私語錄》為題出版。

張愛玲一九五二年從上海到香港時,前路茫茫,寄居於女青年會,靠翻譯為生。宋氏夫婦對她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後來愛玲從女青年會搬到宋家附近的一間「斗室」,房子異常簡陋,連書桌也沒有,害得她只好彎着腰在床側的小几上寫稿。宋氏夫婦有空就去看她。 Stephen事忙時 Mae就獨自去。兩人很投緣,碰在一起總有談不完的話。事隔四十年,愛玲還在一封信跟宋太太說:「我至今仍事無大小,一發生就在腦子裏不嫌囉嗦一一對你訴說,暌別幾十年還是這樣,很難使人相信,那是因為我跟人接觸少, 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可知你如何與眾不同)。在我,你已經是我生平唯一的一個 confidante(知己)了。」(註:英文引文的中譯是宋以朗手筆)。 Confidant不是普通的「知己」,其地位有如聽天主教徒告解的神父,聽來的秘密,一生不能外洩。

由此看來,以瞭解張愛玲私隱世界的角度看,張愛玲給 Mae的信和對她吐露的心聲,要比她給夏志清的信更有「發隱」的價值。有一次愛玲給 Mae寫信,說到他們夫婦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稍微有點鋒芒太露,你卻那麼敦厚溫婉。」聽語氣,夫婦二人在她眼中還是「親疏有別」的。大家都是女人,說話比較容易。愛玲跟 Mae較親近,是很自然的事。

《私語》中的「語錄」多是三言兩語。「人生不必問『為甚麼』!活着不一定有目標。」「『人性』是最有趣的書,一生一世看不完」。這類對人生觀察的「雋語」,內容自身飽和。文字淺白,沒有甚麼草蛇灰線,一目瞭然,用不着註釋。但語錄中也有非但要註,還得要「疏」的例子。

聽見我因寫「不由衷」的信而 conscience-stricken(於心有愧)─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你怕她看了信因你病而擔憂,可是我相信她收到你的信一定很高興,因為寫得那麼好,而且你好像當她是 confidante(閨中密友)─,這樣一想,「只要使人快樂就好了。」例如我寫給胡適的信時故意說《海上花》和《醒世姻緣》也是有用意的。

依我猜想,這條語錄需要註釋而沒有註釋,因為說不定宋以朗也弄不清其中的人際關係。「我」是張愛玲、「你」是 Mae,那麼「她」是誰?但雖然沒有 context,以上引文仍有珍貴的參考價值。「人總是這樣半真半假─揀人家聽得進的說。」《秧歌》出版後,作者寄了一本給身在美國的胡適先生,胡適大為欣賞,不斷向朋輩推薦。張愛玲給適之先生寫信時「故意」提到《海上花》和《醒世姻緣》,因為知道他聽得下去。


五十年代宋淇先生替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編審劇本,張愛玲曾給他寫過幾個劇本,其中《情場如戰場》打破國語片賣座紀錄。一九六二年一月張愛玲自美抵港,應宋先生之邀替電懋編劇。從她二月二十日給丈夫賴雅( Ferdinand Reyher)的信中,可知她留港賺錢養家的打算遇到不少波折。且引高全之在《張愛玲學》的譯文:「……我提前完成了新的劇本,……。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每天有生氣的反應。宋淇說我行前會領到新劇本的稿酬,意味他們不會支付另外兩個劇本,《紅樓夢》上下兩集,……。我在此地受苦,主因在於他們持續數月的遲疑不決……。宋淇標準中國人,完全避開這話題,反要我另寫個古裝電影劇本。……我全力爭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個月的勞役,就此泡湯。我還欠他們幾百元生活與醫藥費用,還沒與他們結算,原計劃用《紅樓夢》劇本稿酬支付……。元宵節前夕,紅紅滿月,我走到屋頂思索。他們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高全之落了五條註,可惜無助我們對「宋家認為我趕工粗糙,欺騙他們」這句重話的了解。這句話需要「註疏」,但想來宋以朗也幫不上忙,因為一九六二年他才十三歲。張愛玲給賴雅的信這樣作結:「暗夜裏在屋頂散步,不知你是否體會我的情況,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我可以求助。」

(原刊二0一0年九月十九日《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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